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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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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11月30日第101期（增刊）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6：伏庆是专辑〗
生逢乱世
伏庆是 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一、缘起
二、6．20
三、反干扰
四、东方红
五、朱成昭
六、革委会
七、审查
八、解脱
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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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伏庆是
作者简介：伏庆是，1944年出生，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文革中曾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办公室主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委会办公室主任。1968年5月至1986年10月被审查。2004年从湖南省地质研究所退休。
一、缘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名教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领导，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公开向全国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用当时的话说，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京高校的学生们纷纷放下书本，走出课堂，涌向北大。此时的北京大学已是一片沸腾，大字报铺天盖地。同学们认真地将北大的大字报以及各种见闻记录下来，回校后再抄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北大的“革命火种”由此形成燎原之势，北京高校停课闹革命由此而始。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3年级11631班学生，22岁。我是6月2日早餐后，在食堂去教室上课的路上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广播的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听到广播后，立刻就有许多同学结伴去北大看大字报，有的则回寝室准备写大字报。
下午，校园内已出现了不少大字报。最初大字报的内容大多是转抄北大的大字报和北大见闻，或是笼统地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突出政治，重用资产阶级教授和反动学术权威的。
不料第二天出现了大批给院领导歌功颂德和“警惕右派翻天”之类的大字报。这显然是当权派在幕后支持，压制文化革命，后被称为“6•3事件”或“6•3反扑”。学校由此形成了揭批院领导和维护院领导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不久，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大多又参与了反对地质部派来的工作队的活动，持后种观点的人大多又力保工作队，从而有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
与当权派的意愿相反，“6•3事件”激起众怒，针对院党委和院领导的大字报反而更多了。大字报的矛头大多指向副院长周守成。周副院长五短身材，肥头胖脑，恰似漫画里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他曾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院党委表态，提出大字报要划分区域、各个系要成立编辑组审查大字报稿子、不能超出报纸上已经点到的人的范围等5条规定，给学校的文革定了条条框框。很多人因此认为他是“6•3反扑”的幕后操手。其次是院长高元贵。高院长原本是院长兼院党委书记，是一位睿智而又慈祥的干瘦老人。他与胸无点墨纯粹吃政治饭的领导不同，是一位饱学之士，能与那些资深教授吟诗联对、谈笑风生。据传高院长还是个爱才的人，保护过所谓的“右倾”和“反动”学生。1964年，高院长在一次批判“毒草电影”《早春二月》的大会上，公开宣称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早年也干过类似影片男主角肖涧秋干过的事情（片中孙道临扮演的青年知识分子、小学教员肖涧秋，因同情和帮助他班里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上官云珠扮演的一位贫苦的年轻寡妇而遭人非议，愤然出走，投身革命），引起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文革前夕，地质部派了王焕来地院任党委书记，免去了高院长党委书记职务，不少人为其感到不平。那些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高院长的。
那时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可以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社会上不时传来“阶级斗争新动向”，简直是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说什么《中国青年》杂志某期的封底画上暗藏着反动标语，某刊物故意将一幅图片中的匕首对准毛主席的画像等等。其实都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事。我班同学张绍宗在食堂吃饭时，随口说了一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不准确，毛泽东思想是可以发展的，如果是顶峰，就不能发展了”，立刻遭到众多同学的围攻，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几乎当场就要批斗他。幸亏张反应快，马上纠正说顶峰也是可以发展的，珠穆朗玛峰不正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抬升吗？这才幸免于难。院办公室主任刘普仑，因自家客厅公然挂着一幅裸体女人油画被揪了出来。我看到不知哪个班的一些同学拖着他往大操场走。刘也算是一位老革命，曾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此时的他，像是瘫痪了一样，任人拖曳着，低垂着头，鼻涕流到了胸前的衣服上，狼狈极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批斗人，非常震撼，心惊肉跳。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有个十分温暖的大家庭。我是家中最小的一员，上面有1个姐姐和4个哥哥，倍受父母和姐姐哥哥们的呵护照顾。我在学校也是个老师喜欢的听话学生。我的小学、中学时光是在幸福、温情、无忧无虑中度过的。我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和课堂中得来的。凡书本上写的和老师讲的，我都信以为真，完全没有生活经验，不知社会的复杂。进入大学后，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教室和宿舍，不过问身外的是是非非，与世无争。我是个不喜欢主动与人打交道的人，跟老师们也很少接触。回想起来真是惭愧，至今我都不知道我们班女同学的宿舍在哪，许多老师的名字也没记住。6月2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由于我对院领导以及老师们的事情一无所知，写不出大字报，所以不知该干什么，除了非参加不可的集体活动外，其余时间便无所事事。直到“6•20运动”爆发，我才真正卷进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之中，并且差点被淹死
。
二、6•20
6月13日，地质部文化革命工作队大队人马开进地院，进驻到各个班级。不久，在工作队主持下，成立了以那些维护院党委和院领导观点人员为主的全院和各个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以为地院的文化革命从此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改变目前的乱象而步入正轨，便决心积极投入运动。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希望在运动中锻炼自己，争取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出人意料的是工作队在14日就把高院长推了出来，让他在全院大会做检查。同时，工作队热衷于组织教师和干部揭发、批判各教研室和各行政部门17级以上的中层干部，据说还给其中一些人戴了高帽子，动手打了人。大家认为是“6•3反扑”幕后人的周副院长等却与工作队打得火热，安然无恙。
地院17级以上的中层干部为数众多，很多人认为工作队把矛头指向他们，是为了保护周副院长等人。还有人认为院级领导中，大家对高院长的意见相对较少，工作队唯独要高院长做检查，明显带有偏向性。于是院里又出现了怀疑、质疑甚至反对地质部工作队的言论和大字报。
6月20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正在宿舍里闲聊，田春林从外面进来，对大家说：“刚才李贵登台讲话了，讲得好极了！”他把李贵的情况讲述了一番，说李贵是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是一个出身贫苦的老干部，不满院领导和工作队的所作所为，决心豁出20年党龄，挺身而出，公开向院党委和工作队开炮了。田春林提议我们去拜访一下李贵，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我们走出房门，在楼道上看到我们年级的一些同学，拿着声援和支持李贵的大字报急急忙忙奔下楼去张贴。
来到院办公楼（九楼）117室李贵的办公室，看到里面已有不少人，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在激动地讲着话。问了先到的人，才知道他是教辅处副处长王暄堂。他讲话的详细内容记不清了，隐约记得他把地院的文化革命分为4个阶段，把院党委内部的派系称为“三驾马车”，工作队偏袒周守成，打击高院长。他还介绍了当日早晨他和李贵等人到国务院上访，反映工作队问题的情况。说李贵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等。
王讲话过程中，不断有人挤进来，屋里塞满了人，后到的只能站在办公室窗外听。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个个表情庄严，神态肃穆。王讲完了，院图书馆馆长见秋紧接着说：“我是见秋，我了解李贵。李贵是个好同志，我支持他，他过去很苦……”说到这儿，他用手掩面，抽泣起来。听讲的人大多跟随他哭了。肃静片刻后，不知谁带头呼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坚决支持李贵!”“化悲痛为力量！”……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田春林说道：“现在首要的是要保障李贵的安全。”这句话让大家冷静下来，几乎人人都举起手，要求加入保卫李贵的行列。
此时，挤在窗外的人群要求王暄堂再讲一遍，王就站在窗台上讲起来。有人提议室内的人到别的房间去，这儿让王演讲，于是大家就转移到对面的109室。到了109室，田春林说：“我们这样太乱，是不是愿意保卫李贵的人把名字留一下，以便统一安排。”大家就把名字和班号、宿舍写在纸片上，临时推举了几个组长负责收集这些名单。名单共有四十多人，除了各系的同学，还有几位学院里的工人。田春林自然成了保卫李贵的召集人和负责人。有一位叫万天丰的普地教研室老师，自告奋勇愿和田春林一起负责。不久，除了田、万、李贵及几个临时选出来的组长和我，其他人都各自回去吃午饭了。留下来的人中，有人说李贵已经好几天没休息了，田春林就让金同恩等4人护送李贵到万天丰的宿舍休息，让我和另外几个人把王暄堂的演讲记录整理一下，出个大字报。我说我不去，我在这里帮你出出主意。田春林就让段会恩、陈铭及物探系的杨菱等人整理。当晚，他们编写了大字报《李贵、王暄堂访问记》，贴出去后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屋子里只剩下各系几个组长时，我向田春林建议：“工交党委来我院调查情况的同志不是已经到了吗？我们下午可请他们与李贵见见面，让李贵把他的意见都反映上去，我们这些人也旁听一下，一方面可以做记录，一方面也可进一步了解李贵的观点。”我还建议晚上找个时间让各系组长再来碰个头，把今天的情况讨论一下，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田春林根据我的建议决定下午三点半请工交党委的同志到办公楼403室接见李贵，晚上凡报名参加保卫李贵的人都来碰头开会。他布置完毕，将写有报名人员名单的纸片交给已经吃了饭的物探系同学余久芗，让他整理一下，我们便也去吃午饭了。
我在饭厅吃饭时，顺便问了食堂大师傅李贵这人如何，他们都说此人不错，很朴素。此时，只见食堂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不少人，高呼着支持李贵之类的口号，准备游行。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聚集起来的，只是觉得群情激昂、场面激动人心。
饭后已是下午三点钟，我来到办公楼403室参加与工交党委来地院调查的两同志的会晤。在场的除李贵、王暄堂、田春林外，还有我们年级的姚瑞林、勘探系21641班的王北宁等。王暄堂本想将他上午的演讲重复一遍，但工交党委同志没听完就打断他的话，说是时间有限，让他说得简单些。王只好粗略地讲了一下。李贵接着也讲了几句，大意是说工作队和院党委自运动以来，批斗了不少人，但只斗小的，不斗大的等等。李贵文化程度不高，他的原意大概是说工作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但他没能说清楚。工交党委同志似乎有些不耐烦，未作任何表态就离去了。
我从九楼走回宿舍时，看到许多人围在十二楼前高呼口号。原来是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在发表演讲。他说他受李贵、王暄堂的委托，代他们向支持他们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后来又说了一大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话。我在人群中看到11632班的黄占起，问道：“运动以来江老师一直没出头露面，今天怎么登台了？”黄说江老师始终对运动很关心，觉也睡不着，每天坚持学毛选3小时，终于发现了工作队的问题。
我听后十分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我们算是有了依靠，可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运动了。于是跑回宿舍，不假思索，提笔写了一张号召同学们“团结在李贵和江祖如同志周围，揭穿一切阴谋诡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书”，署上我和田春林、黄占起的名字贴了出去。围观的人说，只能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怎能团结在李贵、江祖如周围？我马上醒悟过来，吓得半死，立刻做了纠正。当时幸亏没人再追究，不然可是不得了的大罪过。
当晚，因为工作队组织各班讨论真假左派的问题，原定报名保卫李贵的人员碰头会推迟到10点钟才开始。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余久芗介绍了物探系讨论的情况。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这些人成立一个保卫李贵的组织，这组织没有党的领导，属于什么性质呢？勘探系的于众发言，也是这个意思。田春林要我讲讲。我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因保卫李贵的共同心愿而碰到一起的，并不存在一个组织，也不可能成立什么组织。于是，保卫李贵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当我们这些人在为保卫李贵而费心劳神、纸上谈兵的时候，校园内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支持李贵、反对工作队的游行。我下午在十二楼前看到江祖如老师演讲的时候，示威游行已接近尾声。
据参与者叙说，游行的有几百至一千人。游行队伍沿北五楼前的林荫大道西行至家属区，往南经游泳池转向东，再沿南五楼前的林荫大道东行，最后停留在工作队驻地学十二楼前，要求工作队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出来与大家见面。最初邹不愿出来，要大家推选代表与他谈。地质系的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物探系的庄一龙和吉让寿等6位同学进到楼内，经过说服，将邹副部长请了出来。有几个同学立即从就近的物探系食堂搬来一张桌子，请邹副部长登上桌子与大家对话。
同学们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求广播李贵的揭发材料并保证李贵的安全，还要求派车让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邹家尤进退两难，哆哆嗦嗦的很是紧张，无奈之下，答应立即派车让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意见，这才解了围。
这就是1966年6月20日发生在北京地质学院校园内的“6•20运动”。
“6•20运动”不但是文革中出现的首例“惊世骇俗”之举，恐怕也开创了中共执政以来青年学生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求的先河。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它是自发的，或者说是即兴的，完全没有预谋策划、事先组织，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真实情绪；
其次，它是有序的，游行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游行队伍，也有不少人围观看热闹，但没有嬉笑打骂、出言不逊的，可谓秩序井然；
第三，它是和平的，游行自始至终没有超出和平请愿的范畴，没有肢体冲突，没有“挂黑牌、戴高帽、坐飞机”之类的“革命行动”。
在“6•20运动”影响下，北京的高等院校接二连三掀起反工作队的浪潮。一些高校的工作队不得不撤离，还有一些高校的工作队虽然没撤离，但实质上已处于瘫痪状态。然而，地质部派驻北京地院的工作队却采取高压政策，对反工作队的师生员工实行清算。凡参与“6•20”游行、贴工作队大字报、给工作队提意见，包括我这样参与了流产的保卫李贵活动的人，都成了网中之鱼。
三、反干扰
21日，地质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义，国务院工交口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等专程来到地院，为工作队撑腰。他们宣布撤销高元贵的院长职务，副院长聂克停职反省，称这是“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同时告诫地院的师生员工，“是否站在工作队一边，是否站在革命师生和工人一边，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他们组织拥护工作队的积极分子开会，给保守派鼓劲，还安排了一场游行，意在表明他们深受广大师生员工的拥护爱戴。但是因为绝大多数师生不愿参加，只好动员一些工人家属、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凑数。
“6•20运动”让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也知道了学校上层的一些信息。譬如地质部工作队早在大队人马进驻之前就有小股人员来到地院了，并且与院领导勾结得很紧，“6•3事件”就是工作队与周守成等共同策划和操纵的；工作队在组织揭批中层干部时，没有制止戴高帽和打人的行为，邹家尤还说“动一下手也没关系”之类的话；何长工与高院长很早就存有芥蒂，何长工说高元贵“三年没进地质部的门”，以示对高的不满；周副院长等有事没事就往地质部跑，向何长工等部领导汇报，从而得到部领导的信任，所以工作队是有意识的“打高保周”，等等。因此，尽管何长工等千方百计维护工作队，但大家对工作队的怀疑却有增无减，质问工作队的大字报越来越多，问题越提越尖锐。我也写了《回忆与对比》一文，把当前的情况比作新一轮“6•3事件”。
“6•20运动”的导火索是李贵和王暄堂的演讲，其实在“6•20”之前，就有不少教职工对院党委和工作队提出质疑。院党委委员、原院团委书记安静中在6月13日及以后数天里在多种场合向院党委和工作队提出意见，16日发出《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号召：“17级以上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向顽固堡垒——院党委常委会开火！”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离校后任北京市房山县官道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的王大来，返校参加文革。安静中与王大来串联了陆炎德、宋翔雁、唐振权等40余人，或以个人名义、或多人组合，写了《质疑工作队党委》、《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我院黑线究竟伸向何处？》等重磅大字报，还上书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地院和地质部文革情况，阐述对文革如何进行到底的看法。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计划建立材料组、出版组等。薄一波批示后，他们被压制下去，不然，北京地院的文革，很可能就由这些老师主导了。
工作队对质疑和反工作队的人和大字报又气又恨，除了由保守派出面与造反派辩论或谩骂、围攻外，还派人悄悄抄下大字报，备案存档，留待秋后算账。时至今日，这些档案便成了文革的史料。
6月25日，学校的广播喇叭突然反复播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6月22日对北京地院“6•20事件”作的批示：“如果再有人非赶工作队不可，即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这实际上是将“6•20”定性为“反党夺权”。保守派听了这个批示欢欣鼓舞，扬眉吐气，造反派则如晴天霹雳，万分惊愕。
薄一波的批示使地院的形势急剧逆转，使文革运动变成“反干扰”运动。所谓“反干扰”，就是把“6•20”游行、贴工作队大字报、给工作队提意见说成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从而打着捍卫文革的旗号对积极投入文革的师生员工实施全面围剿。（下图：2016年两位老友在武汉留影，右为伏庆是，左为田春林。）
我和田春林成了班里“反干扰”的重点对象。工作队把“6•20”比作“匈牙利事件”，把那天我们商量如何保卫李贵的活动比作“裴多菲俱乐部”，组织全班同学批判我俩，要我们老实交代反工作队的问题。我俩若稍作解释，便被斥为“狡辩”、“负隅顽抗”，批判就会升级。田春林在“6•20”干的事比我多一些，“知名度”比我高一些，态度也比我强硬一些，所以对他的批判就更严厉一些。
在薄一波批示和“反干扰”的强大压力下，我不得不做了违心的交代和检查，前后写了4次检查和交代材料，共2万余字。我在交代和检查中将“6•20”前后见过的人、干过的事一一做了梳理，从“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根源”、“错误的严重性”几个方面做了检查。为了让检查显得深刻，按当时通行的做法，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无限上纲，但实际上却是华而不实、空洞无物，就像如今的许多商品一样，西瓜大小的华丽包装里面，只有鸡蛋大小的实物，所以总也过不了关。工作队的最终目的，是要我承认主观上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好像我天生就是反革命，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们是典型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大多是四五岁的孩童，从小就受到共产党正统的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是无时无处不在的，甚至在初中的英语课本里也充斥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式的课文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的政治词汇。1960年，在大家都吃不饱饭的时候，通过参观“忆苦思甜”展览，听“忆苦思甜”报告，吃“忆苦饭”，使我们虽然饿着肚子，依然觉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1960年代以来，林彪在军队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3年，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在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文，开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这一切，让我们这代人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担负着“反修防修”、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历史使命。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文化大革命正是在共产党长期教育下听党的话、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表现，怎么反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工作队如此对待我们，实际上就是硬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后来据工作队成员揭发，当时工作队确实已拟定了一批反革命人员名单，准备运动后期押送农场劳改。所以要不是后来工作队撤离了的话，我们这些人无论如何检查交代，都逃脱不了当“反革命”被劳改的命运。
就全院而言，对我和田春林的批判还算是温和的，不少人受到了更严酷的对待。李贵、安静中、江祖如、陆炎德等13位干部和老师被多次批斗，被限制行动自由或被盯梢监视。李贵首当其冲，被人按住头，拳打脚踢。那时候，如果你被列为批斗对象，那么你过去的一言一行也都变成了反革命言行。一个往日被江祖如老师作为入党对象重点培养的学生，在江的批斗会上揭发江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原来，该学生为争取入党，积极表现，夜晚熄灯后，还在楼道昏暗的灯下学毛著。有次被江老师看到，对他说：“楼道灯光太暗，别把眼睛看坏了。”这就成了反革命言论：学毛著只可能越学眼睛越明亮，怎会把眼睛看坏呢？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知道前途在何处。许多同学整日以泪洗面，夜不能寐。当时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挨不完的批斗，请不完的罪。”整个地院如同毛泽东在他8月5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所说的那样，笼罩在死气沉沉的“白色恐怖”之中。
然而思想是不能压服的。有天晚上，我偶尔走到办公楼附近，突然看见路旁的大字报席棚上有一幅醒目的巨大标语：“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这是鲁迅的名句，用在此时此处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幅标语没有署名，显然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贴上去的。像是在黑夜里见到一丝光亮，我心头为之一热，压抑的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
7月18日晚上，工作组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邹家尤和国务院工交口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先后讲话。他们虽然依旧说“反干扰”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承认前一阶段工作队民主作风不够。这是破天荒的。工作队向来是一贯正确，怎么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呢？在讲到李贵等人的问题时，调子也缓和了许多。他们还表示绝不整学生，要把主要矛头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宣布周守成停职反省。凭直觉，我感到形势有了变化。果然，此后工作队似乎不怎么管我们了，也不要我们继续写检查做交代了。据传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对派工作队的做法提出批评。虽然这一传言尚未得到证实，但我确信是真的，因为我实在太希望是真的了。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与会的大多是受工作队压制的学生。我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探工系一年级学生张华府等人也被通知参加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队。刘少奇、邓小平讲话，承认工作队有缺点错误，但同时宣称“派工作队是中央决定的”。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这证实了前些天的那些传言。全场立刻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此后人们便认定，工作队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未经毛主席同意，冒以中央名义派出的，他们才是工作队的后台。饱受工作队压制的人们自然就迁怒于他们，这就给以后打倒刘少奇埋下了伏笔。
然而刘少奇其实也没错。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南方的一个山洞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按照惯例派工作队下去并把“反工作队”的人打成“反革命”，应该说是顺理成章、有据可依的，以往的运动不都是这样干的吗？不过刘主席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这一招不灵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刘主席更没想到的是，这次他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而且下场比以往那些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人更悲惨。
如今看来，这是毛泽东的一步妙棋。这步棋让刘少奇戴上一顶“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帽子，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让毛泽东获得了打倒刘少奇的群众基础。毫无疑问，这步棋只有毛泽东才敢走，才能走，因为他是“绝对权威”。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历史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少奇等同志鼎力相助、积极推崇的功劳。不知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那凄风苦雨的最后岁月，在那弥留之际，有没有想过这些？无独有偶，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林彪副统帅最后也落了个机毁人亡的下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四、东方红
7月29日之后，校园又热闹起来，围绕工作队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保守派认为工作队“为革命而来”，即使要撤离，也是“为革命而去”，始终是革命的；造反派则认为工作队压制群众，转移文化革命的大方向，是不革命的。许多大字报以自身经历控诉了工作队的迫害。我写了篇名为《“反干扰”的伟大成绩》的大字报。所谓“成绩”，实为反话，如“成绩之一：工作队七斗八斗，终于发现被斗的人都不是反革命”；“成绩之二：工作队放手发动群众，终于没人再写大字报了”等等。也有文学爱好者，填词写诗挖苦工作队。如：“天地转，烈火燃。风雷激荡地院乱。为解何府春江愁，家犬披甲镇变叛。”“凄惨，凄惨，三伏只恨衣单。进院坏事刚干，竟起巨澜翻船。船翻，船翻，家兵赶我滚蛋！”（何长工曾说地院学生都是“何家兵”，故词中“家兵”是指地院的同学。）我很是佩服这些同学的诗词功底，没想到地院还有如此高手。
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为工作队问题争论不休之际，北京的中学和高校相继出现了“红卫兵”和各类“战斗队”组织。
红卫兵首先在中学兴起，由“红五类”子女组成。“红五类”是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红五类”子女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他们的优越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些中学生红卫兵最早在社会上“破四旧”、“斗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有时也称自己是“造反派”，不过他们的“造反”方式是砸庙宇、毁文物、焚书、抄家、打人、罚跪、戴高帽、挂黑牌、剪裤腿、剃阴阳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批早期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服，左臂佩戴着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据说袖章的宽窄，决定于他们父母官职的大小。当时有个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老红卫兵”奉为信条。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称他们的“革命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8月18日，毛泽东佩戴了师大女附中学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1966年8月成为老红卫兵历史上的“红八月”。
老红卫兵中有一小部分高、中级军官和干部子女，成立了一个“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以纠察队自居，对社会上他们看不惯的事情进行“纠察”。大约在1966年底，老红卫兵们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专与造反派作对。后来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抓了一些“联动”成员。探工系一年级学生陈广智在担任“东方红”办公室副主任的时候，曾协助公安部长谢富治抓捕和看管被关押的“联动”。他向我诉说了部分“联动”成员的暴行，如剥光被抓人的衣服，用带有铜头的皮带抽打，往他们身上撒尿等等，令人发指。
后来，红卫兵组织不再局限于中学，在大专院校、机关单位、工厂农村甚至街道里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遍及全国。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后来的红卫兵已不像老红卫兵那样“正统”，与普通的群众组织相差无几。所以文革过后很长时间中，人们讲起文革的事情或观看含文革内容的影视，认为戴红袖章的都是“红卫兵”或“造反派”，也不无道理。
所谓“战斗队”，最初只是大字报的一种落款和署名，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战斗队。后来逐渐有了观点相同的人凑在一起统一参加文革活动的战斗队，但也只是三五人或十几人的自由结合，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地院造反派战斗队的名称多取自毛泽东诗词，如“丛中笑”、 “红烂漫”、“从头越”、“只争朝夕”等，既有战斗精神，又富有诗意，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意味。也有自创的，如“高旗无畏”、“红色尖兵”、“永向前”等，还有火药味十足的，如 “爆破”、“大喊大叫”和“打狗队”等。我还听说外校有个“朝三暮四”战斗队。这可能带有自嘲性质，也可能是暗示当时形势多变，不可捉摸。
诸多战斗队中，水文系“爆破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可谓“言如其名”，在学校里引发了“爆破”，从而书写了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新篇章。
一天晚饭后，田春林告诉我北五楼前的大字报棚有一篇署名“爆破战斗队”的大字报，内容是要“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因为当时还没人能认识到，更没人敢于提出工作队犯了路线错误。我既惊奇又兴奋，便随田春林一起去拜访大字报的作者朱成昭。
我和田春林在北五楼4层水文系学生寝室见到了朱成昭。他的房间里人来人往很热闹，都是看了他的大字报后来串联的。朱向我们讲述了北大的情况，说是最近这几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多次去北大了解情况，开座谈会，认为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聂元梓等北大师生批判工作队的革命行动。我觉得朱成昭在向我们讲述的时候，虽然语气很平静，但内心还是承受着很大压力的。因为派驻北大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不能说明所有工作队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万一地质部工作队不在此列，他放的“爆破”那一炮就成问题了，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他那大字报刚一贴出来，就遭到众多大字报的批判和围攻了。我们认为应该把北地的情况向聂元梓反映一下，请她帮我们分析地质部工作队是不是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不久后某日上午，我们一行人前往北大。我已完全记不起同行的是哪几个人了，模糊印象里有田春林、王大宾等。我们在北大哲学系教学楼前见到了聂元梓。她被人们包围和簇拥着，不停地讲着话，像是演讲，又像是回答人们的问题。我在一旁仔细端详她，想看看这位“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究竟是何等人物。当时正直盛夏，聂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大约40多岁年纪，面色白皙，短发，戴一付浅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地道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模样。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仿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我们挤到她身边，说明来意，她让我们到哲学楼一层的一间办公室详谈。她具体讲了些什么现已记不清，只记得她向我们透露，毛主席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从北大返回学校后，我们一方面继续写批判工作队错误路线的大字报，一方面加强了串联工作。此时的北京地院依然是“保守派”的天下，因为工作队撤离前，把地院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完全移交给了院文革委员会。他们对工作队感激不尽，敲锣打鼓地欢送走工作队，然后更加卖劲地给工作队歌功颂德，向写工作队大字报的人施压。院文革的头头坐着高元贵院长的吉姆牌轿车，穿梭于地质部与学校之间，向邹家尤汇报地院的一举一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串联是悄悄进行的，具有半地下活动的色彩。活动地点大多在教四楼的教室里，有时也在朱成昭的宿舍里，但参加的人员要少得多。
我保存着两份当年串联会的发言记录，都是记在薄薄的用来写大字报的纸上的。一份是1966年8月1日上午9时40分，在教四楼209室；另一份无时间地点，从发言内容看，也是在此前后。在这两份发言记录上记录着朱成昭、蔡新平、周永璋、田春林、颜宽、程希平、刘万恩、林小湫、贾维谦、黄占起、刘文德、李振海和我共13人的发言。串联会肯定不止这两次，人员也不只是这13人。因为当时既无组织又无纪律，愿者参加，所以有时这几个人凑在一起，有时那几个人凑在一起，无法确定谁先谁后和准确的人数。串联会几乎都是讨论形势和联合起来建立组织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广泛发动群众，让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观点，但是否建立组织，意见就不完全一致了。有人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存有顾虑。
大约在8月5、6号左右，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和我（另外可能还有周永璋、蔡新平等，但记不清了，不能确定）在朱的宿舍开会。朱认为不必等大家意见统一，我们几个可率先成立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张华府提议叫“东方红战斗队”，大家一致认可。我自告奋勇写“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我写好后拿给朱看，朱说不行，太软，让张华府改写。张的父母都是老干部，在郑州担任厅、局级领导。他根红苗正，敢作敢为，是“打狗队”这一名称不雅的战斗队的队长。他人也长得帅，身材匀称，面目清秀而不失男子汉的威严，是女同学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按理说他应该是“老红卫兵”的料，但当时他却成了反工作队的造反派。后来他被当作“朱成昭、叶向真反革命叛国集团”主要成员，坐了大牢。2016年我与他在长沙会面，他已年近70，并不显老，只是变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当年那股冲劲已荡然无存。
张华府改写的《宣言》其实是重写，调子比我写得高八度，是向邹家尤工作队执行的错误路线的宣战书。朱成昭看了大为满意，决定抄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8月7日晚，勘探系女同学、院美工队的万慧祥连夜在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伏在用几张课桌拼起来的大桌子上，用口杯大的黑体字一笔一划地把《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抄写完毕。我至今还记得她专注抄写的情景并深为感动。
8月8日晨，张华府和王琦等几个探工系一年级学生架着梯子，把《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贴在办公楼面向学生食堂的西墙上，立即引起围观。《成立宣言》只署了8个人的名字，除朱成昭、蔡新平、张华府、田春林和我外，另外3人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似乎是周永璋、颜宽、万慧祥，但不敢确定。为什么只有8人署名？有两种可能：一是那天在朱成昭宿舍开会时这8人都在场，共同决定成立东方红战斗队；二是在万慧祥抄写《宣言》时，我凭印象觉得这8人都同意成立东方红战斗队，就让万将他们的名字写上去了。“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得比较仓促，没有充分的讨论和认真的计划。由8人署名的《成立宣言》更像是一份“号召书”，与平常联名写大字报的形式差不多。后来地院流传“东方红”由8人发起之说，即源于此。
据庄一龙回忆，朱成昭、庄一龙、蔡新平、殷维侯、田春林、伏庆是、王大宾等7人（可能还有杜金山）走访北大后联名写了一份大字报《声明——走访北大归来》，贴在学院保卫科墙壁上，后来这7人或8人便被称为“东方红”的发起人。
另据程希平回忆，《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由田春林、伏庆是起草，签名的有朱成昭，吕才发、郑文卿、汤鸣皋、田春林、伏庆是、蔡新平、周永璋、程西平、颜宽、杜金山、任克亚、滑振本、张华府、陈广智、曹敏久、万慧祥等共17人。签名是各人自己手写，不能代笔。最后由万慧祥抄写成大字报。
此外还有各种说法，不一一列举。如今恐怕很难说请哪一种说法更准确了。大家之所以对“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过程记忆模糊，是因为“东方红战斗队”很快就被“东方红公社”取代了。“东方红战斗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闪即逝，被人遗忘了。
8月8日晚，也就是《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贴出当晚，中央电台播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讲了16个问题，故又称“十六条”。其中第七条，在“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条款下说道：“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者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第二条“主流和曲折”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话简直就是针对我们学校的情况讲的。反干扰中受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校园里，欢呼“十六条”发表，欣喜若狂、彻夜难眠。
“十六条”证实了朱成昭“爆破”大字报和《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观点的正确性和远见性，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有了很高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地院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许多学生甚至一些教师和行政干部都来找朱成昭串联，希望加入东方红战斗队。8月11日，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突然现身中南海文革群众接待站，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消息，前往朱成昭处串联的人就更多了。朱成昭和一些先期加入“东方红战斗队”的人认为到了建立全院统一组织的时候了，就让各系来串联的人先把各自所在系的同学联合起来，然后再以系为单位组成全院性组织。大家认为全院性的组织应与“巴黎公社”相似，同时又是以“东方红战斗队”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于是就定名为“东方红公社”。
8月17日，由地质系“红普联”、勘探系“红勘联”、水文系“红水联”、物探系“红物联”、探矿工程系“探工战斗联队”、院广播台“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革命造反队”、地院附属中学“东方红支队”联合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我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之初及酝酿成立“东方红公社”的阶段就负责筹建办公室，公社成立大会的会场布置自然是办公室的差事。我为了拿几面红旗摆放在主席台上，和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入团介绍人、院学生会干部韩洪文争抢了起来。她紧抓住旗杆，我拉着旗杆的另一端，两人都不肯松手。相持了一会儿，不知谁先放开手，总之我是拿到旗帜了。2004年我出差郑州，同班同学刘明臣请我吃饭，也请了在郑州工作的韩洪文作陪。我与她笑谈起这段往事，她说她已完全不记得了。可见有些事，在当时如果上纲上线，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但事后想起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简直就像小孩打架玩耍一样。
成立大会宣读并一致通过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宣言》指出：“6•20好得很！反干扰糟得很！以邹家尤同志为首的原工作队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宣言》阐述了“公社”的方针政策：“东方红公社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实行巴黎公社的大民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谦虚谨慎，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革命坚持真理，为革命修正错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反对逼、供、信，反对以力服人，要用文斗，反对武斗。”
东方红公社在后来的活动中，除个别人员或个别战斗队外，总体上可以说是恪守了《宣言》精神的。公社自始至终都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推行人，没有“破四旧”，没有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学术权威”，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东方红”掌权后，也没对保守派实施报复。甚至在受中央文革之命，去四川抓彭德怀的过程中，听了彭的一席话，反倒赞同彭的观点并对其表示同情，因而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这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即使今天，恐怕也少有人能做到。
与此同时，保守派也在筹备建立组织。7月底或8月初，勘探系二年级21643班的程关林、祝天惠贴出大字报，号召“全院红五类子女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8月4日，程、祝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稍后，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地质系“红星”、探工系“火炬”等战斗队相继成立，成员皆为“红五类”出身。8月21日，这些战斗队及胡守安、刘强等人的“工人赤卫队”联合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
“斗批改”是“十六条”所阐述的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
“斗批改兵团”专与“东方红”较劲，死保工作队。正如程关林的回忆录所说：“反正在这期间，‘东方红’到处去造，我们跟着到处去保”。他们也斗了一些人，不过斗的是学校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查抄了几位老教授的家，没收了高跟鞋、连衣裙之类“奇装异服”及摄有外国场景的照片等“封、资、修”物品，销毁了一批“反动”和“黄色”书籍。地质系主任、古生物学家杨遵义教授的出国护照和1949年以前一些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证照也被他们没收了。他们中还有极个别人学习中学红卫兵，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一位“右派”老师剃了“阴阳头”。
“地、富、反、坏、右”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统称“黑五类”，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产物。他们与“红五类”相反，处在社会最底层，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人欺凌而不能有丝毫抗争。“黑五类”在以往的多次运动中已受到处罚，是“死老虎”，但只要运动来了，他们不论好歹都还是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因此又称为“老运动员”。“黑五类”的子女也受到歧视。共产党的政策公开宣传的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花钱捐了门槛，任人践踏，还是没能洗清其寡妇身份带来的“原罪”。绝大多数“黑五类”子女无论表现如何好，在升学、就业、入党、提干、参军，甚至婚姻等方面，依然壁垒重重。
“斗批改”批斗死老虎，既具革命性，又无任何风险，何乐不为。
“东方红公社”初期，已逾两千人。后又有教师的“红教联”、党政干部的“红干联”等组织加入，队伍更为壮大。公社没有“社长”之类的官衔，唯有朱成昭这个“总指挥”是大家公认的。所谓“总指挥”也不过是在向外人介绍“东方红”的时候才会提起。如果有人问“谁是你们的头头？”一般都会回答：“是朱成昭，他是总指挥。”而在内部，我从未听人称其为“朱总指挥”。我们都是直呼其名，与他走得较近的低年级同学也喜欢称他为“朱头”。
原“东方红战斗队”的主要成员和各系的负责人组成公社核心组，或称公社“总部”。实际上，“核心组”或“总部”也不是固定的，来去自由。与朱成昭经常接触的人，碰到开会的时候自然也就参会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核心组”或“总部”会议。公社总部设办公室、作战部、政治部等，都在教四楼各自找间教室立足。各部门负责人的任命大多是朱成昭的一句话而已。有的没有任命，只是在那儿干得久了，自然也就成了那儿的负责人，并没经过推举、投票之类的程序，更没有任命书。我那时虽然是公认的“东方红”办公室主任，其实也没有正式的任命。早在商议成立“东方红战斗队”的时候，朱成昭让我去搞间办公室，我就在教四楼的一间大教室内（具体哪间教室已忘记）将几张桌子拼起来，贴上“接待组”、“秘书组”之类的字条，便成了“东方红”办公室，后来一段时间内也就成了“东方红公社”办公室，我自然成了“办公室主任”。各部门工作人员大多是毛遂自荐，主动参与，很随意，时有变动。那时候，一个头头的话，大家可以不听，而一个不是什么头头的话，反倒可能有很多人响应，全凭个人的号召力、威信和人们当时的情绪。有些人既不是“东方红”的早期成员，也不是总部任何部门的负责人，反倒“后来者居上”，脱颖而出。后来成为“东方红副总指挥”的蒋良朴，成为作战部“部长”的杨雨忠，成为后勤部“部长”的朱德瑜，即如此。
不久，“东方红”也建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都成了红卫兵。“东方红”是反对血统论的，无论家庭出身如何，都一视同仁。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一是大势所趋，二是可以和保守派红卫兵抗衡。保守派红卫兵，尤其是“西纠”、“联动”，动辄便问：“你是什么出身？”先声夺人，非红五类出身的便矮了半截，败下阵来，弄不好，还要被毒打一顿。有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遇到这种情况，就可挺身而出，针尖对麦芒，硬碰硬。“东方红”红卫兵成立的时候，朱成昭让张华府总负责，但因为“东方红”从不单独以红卫兵名义行动，都是打着“东方红”的旗号，所以张华府这个红卫兵负责人的头衔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张对此也毫不在乎。
我父亲曾是上海某区政府民政科的一名办事员，我在档案里填写的家庭出身是“职员”。我不是红五类出身，但因为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所以破例也成了红卫兵。我至今还保留着红卫兵证呢。我想，这也与中共“一大”时，与会的没一人是真正的工人出身，却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同一道理吧？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发起人，也就不必考虑你的出身了，你自然就成了这一出身的代表了。
按照“东方红公社宣言”的精神，“公社”的首要任务，是批判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路线”（那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8月12日，在工作队撤离之际，邹家尤就工作队问题做了一次检查，“东方红”认为邹的检查纯属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于是8月23日，“东方红”一进地质部，要求邹回地院做深刻检查。“斗批改兵团”也闻风而动，前往地质部阻止“东方红”的行动。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造反派前来支持“东方红”，“西纠”前来支持“斗批改”，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行动我没参加，不了解详情。我只知道北京市委为此做出指示，要“东方红公社”与“斗批改兵团”按照“十六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精神，回学校开辩论会。同时决定由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主持辩论会，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和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邹家尤、胥光义参加。于是“东方红”与“斗批改”两派人马都撤离了地质部，回校准备辩论。
24日晚，辩论会在学校大操场举行。“东方红”与“斗批改”双方成员各自带着凳子排队进入操场。许多两派都没参加的和外校人员围在四周，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我陪伴肖力站在操场北侧大马路的白杨树下观看辩论。
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坐在主席台正中，左右两侧分别坐着“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蔡新平和“院文革”、“斗批改”负责人任士田、程关林、胡守安等。按事先约定，双方派等量代表轮流交替上台发言。
开始时，辩论基本按商议的程序进行。“东方红”首先发言的是“红教联”的负责人贾振远老师，接着是“斗批改”的毛炎超，然后是“东方红”代表、地质系11622班的殷惟侯，再接着又由“斗批改”代表发言。贾老师和殷惟侯都是早期的东方红成员，同时也是东方红中的“策略派”或“温和派”，惯于以理服人。他们引用“十六条”等中央文件和中央文革等“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说明邹家尤8月12日的检查过于肤浅，应该做更深刻的检查。殷惟侯还分析了工作队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没处理好如何对待群众与群众运动的问题。毛炎超的发言，首先肯定邹的8•12检查完全通得过，接着列举了“斗批改”批斗“黑五类”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业绩，最后表示要与院内高元贵、聂克、周守成等院内走资派斗争到底。毛的发言，归根结底就是保邹家尤过关。毛是我和田春林的同班同学，是“斗批改”的负责人之一。他平时是个随和、活泼、很可爱的人，同学们给他起了个“二癞子”的外号，他也不生气。我与田跟他虽然是对立两派的头头，但从未发生过正面冲突。2002年，我们班同学在校庆50周年的时候，在分别34年后首次返校聚会，大家见了面都很亲热。他毕业工作后走的主要是仕途，官至江西省九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正处级领导。他给大家带来了景德镇产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瓷人，开玩笑说送每人一个“小姐”。想当年他们抄家时把高跟鞋、连衣裙都作为“封、资、修”没收，如今也“与时俱进”，开起“小姐”的玩笑来了。我也给大家带了礼物，是产在浏阳河河床下石灰岩中的菊花石。毛炎超不幸于2013年病逝，享年69岁。田春林还专程去九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起初几人发言后，一个外校红卫兵打破既定发言顺序强行上台大骂东方红。朱成昭等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虽然恢复了依次发言的顺序，但每当蔡新平、田春林、宫保军等东方红一方发言时，台下斗批改人员便责问、吵闹、起哄。台上也出现了为争夺麦克风而相互拉扯的场面。工人赤卫队、外校红卫兵接二连三上台声讨东方红，要把东方红这些“资产阶级的混蛋们杀个人仰马翻，叫他们鸡犬不宁。把他们打翻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已不是辩论，完全是叫嚣和恐吓了。“斗批改”一位工人代表发言，因保工作队心切，情急中居然说“邹家尤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位家属代表向东方红发出“最后通牒”：“严重警告东方红这群混蛋，闯进地质部，抢文件。强烈要求立即没收东方红公社的旗帜。”台上台下的斗批改、红卫兵全都站立起来，齐声高喊：“把旗子交出来！交出来！” 这时，只见主席台上的朱成昭走到台沿边，举起右臂，向着台下的人群高声朗诵：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他念最后一句时，台下的东方红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伴着他的节奏齐声朗诵起来。
“斗批改”们又唱起“老子反动儿混蛋”、“滚他妈的蛋”等“红卫兵战歌”。
东方红的同学们坐在凳子上，不慌不乱，一遍又一遍地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可能是经过调停，台上又恢复了平静。代表“东方红”发言的一位水文系女同学讲述受工作队迫害情景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包括“斗批改”在内的全场人员都为之动容。一位同学发言说，他是“红五类”出身，因为给工作队提意见也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人发言，说他既不是“东方红”也不是“斗批改”，但看到今天辩论会上“东方红”不卑不亢，纪律严明，所以决定加入东方红。许多外校和外地旁听辩论会的人，也上台谴责“斗批改”横蛮无理，扰乱会场，支持“东方红”并要求加入“东方红”。甚至有“斗批改”的成员，当场表示退出“斗批改”，参加“东方红”。之后，台上的发言和台下人群的情绪几乎是一边倒，“斗批改”已无招架之力。辩论会以“东方红”的胜利告终。
此时已是25日黎明，东方露出一线曙光。田春林站在主席台前，面向冉冉升起的红日，挥动双手，指挥大家唱起了《东方红》。
起初，我们一直认为工作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邹家尤还是革命同志，并不想一棍子将他打死。可是在8•24大辩论之后，何长工、邹家尤等依然抱成一团，与“东方红”死磕到底。“东方红”因此提高了批判的调子，决心将他们拉下马。
“东方红”因此又二进、三进、四进地质部。其间曾把邹家尤揪到地院，但又给“斗批改兵团”抢了回去。后来“东方红”联合地质部机关的造反派，抓住何长工长征时期曾在张国焘的“伪中央”当过“组织部长”、邹家尤参加过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组织的辫子，将他们作为“三反分子”和“国民党特务”揪了出来。何、邹的这些罪名在毛泽东仙逝后，自然也就像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一样，获得平反。
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就是四进地质部。当时公社总部人员大多都在地质部“前线”上，我独自留守办公室，对现场情况不甚了解，只留下亲身所见不完整的片断记忆。
片断一、绝食
9月5日，“东方红”二进地质部。“西纠”和“斗批改兵团”照例又来“保卫”地质部。“东方红”在地质部张贴的大字报被撕毁，人员遭到有组织的围攻。“西纠”根据“斗批改”人员提供的“东方红”中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名单，把他们拖出来辱骂、殴打。学校连续3天不给送饭，逼迫“东方红”自动退兵。然而，“东方红”不但没退兵，反而提出“要革命，不要馒头”的口号，干脆以绝食表示抗议。“东方红”的同学们忍着饥饿，在地质部院内举办联欢会，相互鼓舞斗志，并向对“东方红”表示同情支持和围观的及路过的人们宣讲我们的观点，控诉工作队的迫害。
我听说进驻地质部的“东方红”战友绝食了，马上叫人将这一消息写成布告，号召留校的“东方红”成员也绝食，以示对“前线”战友的支援，同时也为了表明“东方红公社”步调一致。布告张贴在各学生宿舍楼和各学生食堂的门口。不少“东方红”同学已走到食堂门口，看见布告，又转身默默离去。有的“东方红”同学没注意到布告，已经进入食堂开始吃饭了，“斗批改”的人讥讽说，你们不是绝食了吗，干吗还吃饭？“东方红”同学听到此话后便丢下碗筷走了。那时的情景，既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
在校的同学绝食后，我只身去地质部，把这信息告诉在地质部绝食的同学，表达对“前线”战友的声援，给他们鼓劲。来到地质部，只见同学们横七竖八地坐在空地上，显得很疲惫。在地质部礼堂内的一间小房间里，我见到了公社总部与各系的负责人，大家正在商量下一步如何办。我印象中，勘探系的胡乐成等人激烈地表示要将绝食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有人表示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如果何长工、邹家尤对绝食挨饿的学生置若罔闻，死扛着不答应“东方红”让他们回地院作检查的要求，难道我们真的要绝食至死吗？看到这种情况，我也感到进退两难，无可奈何。我向屋内的一人要了根烟。这是我第一次抽烟，加上是空腹吸烟，抽了一口就难受得要命，脑袋晕眩，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我看商量无结果，坐了一会儿便回学校了。后来如何停止了绝食，我就不知道了。
片断二、肖力
前述我曾在8•24辩论大会时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观看辩论，但我还有另一个与肖力初次见面的记忆。
那是在绝食期间，我在教四楼公社总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来访者。来者是位女同志，自称是《解放军报》记者，名肖力。她看上去年纪比我稍大一些，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双排扣列宁装，脚穿一双黑色有搭扣的布鞋。我站着与她讲话时眼睛平视，正好对着她的眼睛，说明她和我差不多高，1.66米左右。我瞧着她的脸庞，总觉得在哪里见过。我向她详细介绍了地院的文革情况及“东方红”为什么要去地质部，再三说明我们不是向党绝食，是为了让工作队做检查迫不得已而为。我说到激动处几乎是热泪盈眶。肖力认真听我诉说，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只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下去。我望着她渐渐离去的背影，既觉得有所宽慰，又觉得若有所失。
不久我便从朱成昭和田春林那里知道肖力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怪不得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因为她的脸型和神态很像毛泽东。我得知后既高兴又惊奇。高兴的是我有幸认识了毛泽东的女儿，没想到她是如此简朴；惊奇的是文革以来，江青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如今李讷也出来活动。毛主席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居然连妻子和女儿都出动了，觉得有点不寻常。
以上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应该不会有错，但细想起来，又与前述我在8•24大辩论时陪同肖力观看辩论的情况不符。8•24大辩论在二进地质部之前，如果那时我已认识肖力，为什么我记忆中第一次见肖力是在二进地质部绝食期间并含泪向她解释我们不是向党绝食呢？50年过去了，实在是无法回忆起来了，只能如此了。
片断三、何长工
大约在10月中旬，何长工被带到地院接受批判和交代问题。“东方红”同学让他住在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还让他带了一个小勤务员照顾他，给他打水洗脸洗脚，端茶送饭。同学们并没怎么难为他，只是让他在学校东大门发放和检查出入校门的自行车牌。待遇比当时那些被关进“牛棚”的“走资派”好得多。没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何长工一瘸一拐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方头大耳，面色紫里带黑，低声下气地对我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要他参加，能不能让他给地质部打个电话要辆车来接他。我说你打吧。他颤抖着手拿起电话打过去。不一会儿地质部来车将他接走了。所以可以说是我放走了何长工。
片断四、邹家尤
我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见到邹家尤是在他被抓到地院接受批判的时候。那天我从大食堂往办公楼方向走，看见两位同学分别架着邹的左右两臂，按着他的头，押他到大食堂开批判会。大食堂里已坐满了等待开会的同学。只见一个大个子同学走到邹的面前，顺手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邹的脸上立刻留下一个血红的手印。邹家尤仪表堂堂，面色白里透红，保养得很好。那记耳光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他无任何表示，依然倔犟地往前走。
“东方红”虽然在批判工作队和大辩论中取得节节胜利，但院文革、“斗批改”依然把持着地院大权。他们控制了广播台、车库、食堂、印刷厂等部门，处处钳制“东方红”。这让“东方红”认识到必须要掌握文革的领导权。院办公楼前的大字报席棚出现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巨幅标语。我不记得这标语是如何产生的了，但这标志着地院的文革由此进入夺权阶段。
我偶尔保存了一份1966年9月21日在教四楼301室召开的“东方红”核心组扩大会议记录。在会上发言的有朱成昭、蒋良朴、王大宾、田春林、朱德瑜、汤鸣皋、程希平、庄一龙、杜金山、李海魁、李珍及物探系和探工系各一人（他俩没记下名字）。蒋良朴主持会议，我记录。会上研究了形势，也谈到了夺权问题。探工系的一位负责人（没记下名字）发言，主张尽快夺权，重点是广播台。他表示如果总部再不做决定，探工系便单独干。
北京地质学院广播台在北京高校中久负盛名，音量、音质和播放技术在当年都属一流。播音员的水平几乎能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媲美。文革开始后，广播台中造反派占多数，组成了“高旗无畏战斗队”，主要成员有黄瑞华、刘万恩、刘梅、郁秀荣、林小湫等。他们得天独厚，利用广播台这一阵地，播发了大量批判工作队、支持造反派的稿件，影响力是其他战斗队无法比拟的。“高旗无畏”因此能以一独立单位加入东方红公社。其负责人，物探系三年级的黄瑞华也成为公社核心组成员，后又成为院革委会成员。“反干扰”之后，台里的保守派“红色宣传员”要把“高旗无畏”赶出广播台。“高旗无畏”发表声明，表示以革命利益为重，为避免冲突，主动退出广播台。所以，“东方红”夺回广播台，势在必行。
23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朱成昭突然跑了进来，对我吼道：“你们还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去夺广播台！”我从未见朱成昭发这么大的火，赶紧叫了办公室的五六个人，下楼向广播台跑去。
广播台在北五楼底层的西头。我赶到时，底层已挤满人，水泄不通。“东方红”同学还在拼命往里挤。我也想挤进去看个究竟，刚挤进楼道口，就觉得楼道里空气浑浊、闷热无比、让人窒息。同学们个个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我再往里挤，无论如何也挤不进去了，不得已退了出来。楼外“东方红”的人在呐喊助威，也有“斗批改”的人在说三道四，骂骂咧咧。有几位支持“东方红”的老师或干部买了冰棒，从楼道口一根一根传递到挤在最里面的人手中，边递边叫：“冰棒是给东方红的，老保不能吃！”
我觉得我在这里起不了什么作用，看了一会儿，又回到办公室。
据探工系71653班同学、广播台报道组的林天民叙说，是王大宾指定他担任“前敌指挥”，由他们班组成“突击队”首先采取行动的。在相互拥挤中，一名“东方红”女同学突然窒息晕厥，大家将她举过头顶，慢慢往外移动，好不容易才移到楼外。林还说，王大宾爬上一根安有高音喇叭的水泥电线杆，用钳子把广播线剪断，大喇叭一下子就哑了。围困在播音室里的“红色宣传员”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无法向他们的人求救。“东方红”不断向他们喊话：“不要当保皇派的喉舌，要当革命造反派的先锋！”相持了2小时左右，里面“斗批改”的人丧失了斗志，“东方红”夺取了广播台。从此，地院广播台改称为“东方红广播台”。
夺广播台是发生在学校内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最大规模的肢体冲突，除相互拥挤之外，还出现了人员昏倒、保守派（主要是“斗批改”的工人赤卫队）拉扯、打人的情况。如果说这算是武斗的话，那么文革中发生在地院内部的武斗，仅此一例。
夺广播台的行动惊动了中央文革。当晚，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来到地院，在大操场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关、戚先念了一个条子。条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写的，大意是“派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去北京地院做观察员”。然后，关、戚二人便以中央文革观察员的身份宣布：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
那天之后，“斗批改兵团”一哄而散，土崩瓦解，其成员纷纷脱离“斗批改”总部的领导，要求加入“东方红”。有想不通，不愿参加“东方红”的，也随其自然，不强加于人。“东方红”由此成为全院唯一组织，掌握了学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各个班级的东方红战斗队负责人，成为事实上的班长。
10月8日，“红物联”又夺了物探系食堂的“权”。事情的起因是他们食堂的大师傅大多是保守派的，声称不愿做饭给造反派吃。物探系造反派于是便接管了食堂，学生们自己动手做饭。物探系食堂也就称之为“东方红食堂”。
地院东方红进驻国家机关、绝食、夺权等行动，能够全身而退，逢凶化吉，成为统一全院的唯一组织，在全北京和全国都是一枝独秀，被视为文革的一面旗帜。朱成昭因此享有盛名。后来被称为“五大学生领袖”的清华大学蒯大富、航空学院韩爱晶等，也都对朱成昭深表钦佩。蒯大富当初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还是借助地院东方红的支持才有所起色。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走资派”后来也称赞起朱成昭了。然而，这都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有毛泽东幕后撑腰。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文革这一特定阶段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早就要把牢底坐穿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事实上，造反派的头头们后来确实不是坐牢，就是被审查，几乎无一幸免。
“东方红”成立时与我争夺旗帜的韩洪文，在9•24之后，主动向我做检查，说她“站错了队”等等。她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在争取入团时，向她做过思想汇报。因为无论入党或入团，都要向组织交心，取得组织信任才有可能加入。如今反过来她向我汇报思想，我很不习惯，很尴尬，不知说什么好。我含含糊糊地说，什么站错队不站错队，我们是同学，用不着这一套。说老实话，我之所以成为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是“站对了队”，其实纯属偶然。如果6•20那天我不跟田春林去听李贵、王暄堂演讲，就不会挨工作队整，也就不会找朱成昭串联，不会参与发起成立“东方红”，不会有以后那些事。我认为，正像工作队整我的时候我不是“反革命”一样，现在的我也不是什么“路线觉悟高”的“革命闯将”。我还是原来的我。我只是个懵懵懂懂的学生。我所做的，只是为了从工作队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得到彻底平反，像正常人一样平平安安地毕业，分配工作。至于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者有何根本区别，我至今都没弄明白。
1966年10月1日，国庆17周年。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总部所在的教四楼，张灯结彩，门口有东方红“战士”站岗守卫。10月8日后，总部人员开会到深夜时，东方红食堂还会送来热腾腾的面条。这短暂的几天，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最轻松、最舒心的日子。
不过这种情况没持续几天，东方红开始自我整风。总部人员下到各系各战斗队听取意见，站岗和夜宵很快就取消了。
我看到东方红已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彻底平反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学校里没什么事可干了，就想去看望在鞍钢工作的我的三哥。那时，已有全国各地大批红卫兵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也有北京的红卫兵和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都可免费坐火车。
10月15日，我离开学校，前往鞍山。当时主要是外地学生来北京，进京的火车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而离开北京北上的火车几乎空无一人，所以我坐上了软卧。到了鞍山，三哥见到我时是又惊又喜。自文革开始，我就没给家里人写信，他们听说北京又打又闹，乱得很，都在为我担心。我向三哥讲述了我的情况，并说学校里已无事可干，打算从鞍山直接回上海家中休息，等学校复课了再回北京。三哥是党员，他严肃地对我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劝我回校继续参加革命。他带我参观了鞍钢，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准备串联穿的鞋，把我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我从沈阳到了天津，在天津火车站徘徊了许久。是南下去上海还是西行回学校，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听三哥的，回校继续闹革命。
10月20日，我回到学校。此时很多同学都外出串联了，学校显得很冷清。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向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兵”学习，进行徒步串联。大串联由此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
北京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大多都介入到地方的运动。当地各类群众组织往往因为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的支持而士气大振，从而加剧了地方各派组织的争斗。地院同学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组驻该地联络站。虽说是打着东方红或三司的旗号，但几乎都不是东方红或三司委派的，而是在那里串联的同学即兴成立的。不过在建立后，大多都得到了东方红总部或三司的认可。
“首都三司”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的跨校组织。“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地质系11632班的周永璋同学，以地院东方红的名义串联了北京工大、农大、邮电学院、政法学院、农机学院、清华大学、外语学院等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于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为“三司”或“首都三司”。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已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总部”，分别称为“一司”和“二司”，所以排名第三。三司的成立壮大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地院东方红的威望，扩大了地院东方红的影响。
我曾记录了部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各地联络站的负责人名单。这些人也不是固定的，很可能干了几天就离开了，另有他人接替。名单不全，我把他们列出来，只是为了说明文革中确实有联络站这么回事。
驻沪联络站：江涛、朱德瑜、鲁雷（鲍国熙）
无锡联络站：李海容（探工系71621班）
苏州联络站：施国飞（？）
南充联络站：朱莜丽（水文系）
萍乡联络站：徐忠树（？）
河南联络站：李洛根（地质系15631班）
山西联络站：刘占生（水文系）
内蒙联络站：曹敏九（探工系71654班）
新疆联络站：何汉贻（勘探系）
其中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在支持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等事情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从而带动了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即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其负责人江涛当时在上海是位显赫人物，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常委。而他在学校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我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我有一份上海人民公社早期印制的通讯录，是用一张纸片对折而成的。上面有王洪文、徐景贤、江涛等人的电话号码。应该是那个时候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人给我的。
朱成昭和我等总部一伙人也想外出串联。朱是安徽人，他的父亲是位高干，曾是新四军的干部，后任上海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所以他家也在上海。我们打算从上海出发，经江西，过湖南，入贵州，进四川，沿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爬雪山、过草地、赴延安，然后再由延安返回北京。朱让我先回上海准备一些锅碗瓢勺之类的野炊用具，等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就正式出发。
10月底，我与颜宽回到上海。颜是地质系一年级学生，也是上海人。他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朱成昭的弟弟朱成华是中学同学，所以早就认识朱成昭。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的串联活动，应该算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颜宽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属“黑色”出身，不宜出头露面，所以没担任总部的任何职务，只做些具体工作，敲敲边鼓。朱成昭曾对我说，等形势好了以后，要提拔颜宽。我将这话告诉颜，他当时没吭声，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挺感动的。
1966年10月的上海，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虽然有些单位已出现了在工作队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之争，但尚未波及全市。但是红卫兵的抄家、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活动已开展了好几遍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等社会名流以及1949年后存留下来的大大小小资本家不计其数，如今都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傍晚我跟着一伙人去到一处住宅，为什么去那里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上楼的时候，从一扇窗户望见里面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小圆桌，低头悄然无声地吃晚饭。他们听到我们上楼的脚步声，惊恐地抬起头看我们，那目光里流露出的惧怕、乞怜、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这种眼神，是德国犹太人见到搜捕他们的纳粹党卫军的眼神，是美国黑人见到手举火把，身着长袍，头戴面罩的三K党徒的眼神。这种眼神我过去只在电影里见到过，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我们那次并不是去抄家的，我们也从没抄过家。只因为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就引起人家那么大的恐慌。我像做了贼似的，感到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我住在家里，没事就到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看看。联络站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311号，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洋楼。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在造反之初，得到三司联络站的支持，因此这栋房子被看成是王洪文的起家之地。在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被作为文革纪念地保护起来，供人瞻仰。“四人帮”垮台后，这里应该算是“反革命巢穴”了吧？2014年10月，我从长沙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在逛街时偶尔走到愚园路，便想去看看这栋小楼，却没能找到。
我在联络站里很少看到江涛，倒是看到水文系的徐娟娟、勘探系的方柄尧以及与我同系同年级古生物专业的彭善慈等人。另外还有一些借大串联之机回上海探亲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女孩子。她们是文革前未考取大学或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动员下主动报名进入建设兵团，成为兵团“战士”，不属于文革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她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在联络站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方柄尧不久离开了联络站，回家乡浙江金华介入了当地运动，在一次武斗中打死了人，判了死缓，后改为无期。据方自己说，其实当时很混乱，究竟是谁给了那人致命一击，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个替罪羊。徐娟娟毕业后在湖南长沙工作期间，也受到审查。彭善慈不介入任何造反行动，只是跟着大家一起玩。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学会了开车。有天晚上，我坐着他驾驶的吉普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上海的街道错综复杂，他来上海不久便能穿行自如，而且是在晚上，真不容易。他毕业后先分配在湖南四一七地质队，不久调至湖南地质研究所，后又调至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他对三叶虫的研究很有造诣，在湖南建立了两个金钉子（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及点位），是我认识的同学中学术成就最高的。
这期间我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徐娟娟串联的一个单位的两派进行辩论。徐说你是东方红总部的，就由你主持吧。具体是哪个单位，辩论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辩论会是在一座大楼内一个很大的礼堂举行的。我按照地院8•24大辩论的模式，让双方代表轮流交替发言。辩论过程中不时有人从下面递条子到主席台，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我当众把条子读给大家听，做出解释，表示无论有什么意见，都要遵照规则一个一个发言。辩论会顺利结束。许多参会的人说我公平公正，但徐娟娟怪我没能偏袒她串联的那一派。
第二件是与上海市长曹荻秋会谈。会谈是在上海展览馆的一间房间里进行的。上海展览馆原先叫中苏友好大厦，是位于南京西路一座带有俄罗斯风格的皇宫式建筑，比北京展览馆气派多了。
为了与曹荻秋会谈，我事先写了个会谈提纲，内容主要是希望他给联络站提供一些通讯、交通、办公等方面的便利，同时也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以协商口气提出的，没有强加于人的条款。曹市长个子不高，身体微胖。我与他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特别柔软。他答应了给联络站提供方便的所有要求，对于其他问题的回答，我已记不起来了。总之，虽然会谈中有几个同学讲了一些激烈的话语，但总体是平静和谐的。
我和颜宽久等朱成昭不来，在上海呆着又没什么意思，大约在12月中旬，在三司联络站弄了两辆自行车，骑车去杭州游玩。妈妈烙了几张饼，煎了一些咸带鱼，让我们带在路上吃。骑车途中有很长路段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无际的田野，不由人不感叹祖国山川的锦绣壮丽。一路上我们超过不少扛着红旗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是机械化，他们回答说就是不够革命化。
我们在杭州玩了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后朱成昭还是没来，于是在12月下旬，我和颜宽又回到北京。这一回去，便与“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沾上了边，被当做该集团的一员，经受了18年无休止的审查。
五、朱成昭
1966年12月下旬回到北京后，朱成昭见到我，说我在家吃胖了，脸上胖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又说他们在北京累得要命，说我回来得正好，可以帮他一把。他郑重其事地把办公室和总部有关人员叫来开会，说“东方红”的老办公室主任回来了，说我是他的左膀右臂，以后办公室的事就由我管，不用再找他了。我就这样又“上岗”了。
此时“东方红”总部已迁到院办公楼，总部办公室设在二楼最东头原先高院长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套间，里面是会议室，摆着一张长条会议桌，沿墙摆满沙发；外间靠窗是一张黑色大办公桌，桌上有两部电话。我就在外间“办公”。当时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安排他们的吃、穿（当时北京已是严冬，南方来的学生穿得少，冻得发抖，要给他们发放棉衣）、住、行。同时，还负责处理外地、外单位群众的来信来访，要为各种各样的会议做准备、发通知。这些都是大量的、细小繁琐的事情。此外，我还要参加一些会议和首长接见，解决一些突发事情。我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夜深了就合衣睡在里间的沙发上。
有一次，已是深夜，中央文革办公室来电话，说是京棉二厂有一些纺织女工绝食，要我们派人去劝劝她们。我和田春林到了北京东南郊的京棉二厂，受到工人们的夹道欢迎。他们激动地呼喊着“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向地院东方红学习、致敬”、“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我跟在高大魁梧的田春林身后，低头缩颈，右手不停地摇晃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那模样与林彪跟在毛主席后面畏畏缩缩的样子差不多。不知为什么，面对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反倒有种底气不足、心里发虚的感觉。田春林对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的几十位绝食的纺织女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首先表示地院东方红和首都三司的革命造反派与红卫兵小将坚决同她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等，接着就说要吃饱饭，养好身体，才能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长期斗争等等。这些空话、套话很管用，她们决定停止绝食，我们也圆满完成了任务，皆大欢喜。
又一次，也是夜深人静时分，电话铃突然响起，是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的，说你们学校有个干部赖在公安局接待室不走，要我们把他接回去。原来此人是学校保卫处的一名干部，与学校放电影的工人师傅的妻子有染。该师傅身材瘦小，暴牙齿，两颗大门牙露在外面，形象确实不敢恭维，而他妻子却年轻貌美，娇小玲珑。他妻子是农村的，嫁给他纯粹是为了进城。工人师傅与保卫干部同住一个楼，他老婆就与保卫干部勾搭成奸，而且多次被抓，仍难舍难分。放电影师傅惧怕娇妻离婚，只能忍气吞声。文革来了，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他将此事告诉了造反派，保卫干部便挨了一顿打。保卫干部居然是个讲法律的人，说自己与他人妻子通奸固然不对，但造反派打人是违法，就到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声称不解决就不走。这种事我完全可以不管，但考虑到保卫干部赖在公安局也不是个事，就要了一辆车去接他。开始时他还不肯回去，我说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没打死你就算你运气，你还摆什么谱，你不走我就回去，不管你了，他才上了车。车子送到他家楼门口，他千恩万谢地下车了。此后我再没见到他，也不知他的姓名。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忙乱着，突然我的堂兄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我堂兄是转业军人，在上海水泥厂当供销科长。他是保守派，是来京告造反派状的。他希望我帮他见一次中央首长，他要把告状信直接送交给中央文革。我说没问题，只要这期间有中央首长接见，我一定安排他参加。他说他有地方住，就没住在学校里。我给他找了一件带毛领子的棉军大衣，给了他一张公共汽车月票。因为那期间没有小范围的首长接见，我让他参加了一次在大会堂举行的大规模会议。虽然那次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和周总理都出席了，但都坐在主席台上，我堂兄只能远远望着，无法靠近。不过堂兄已经很满足了，总算见到了中央首长。他临走时把军大衣和汽车月票还给我，又给了我10元钱。这应该算是我的一次“以权谋私”吧。
还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接电话，有个面熟但不知姓名的同学突然闯进办公室，不知为了何事对我大发脾气，说我们这些头头如今是当官做老爷，变修了等等。我刚放下电话，又一电话铃响了。我对他说：“好好好，我当官做老爷，我变修了。我不干了，行了吧？现在电话来了，你去接，你去处理吧！”这同学一下愣住了，红着脸，愣了一会儿不声不响地走了。
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东方红总部几乎只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顶着，不清楚朱成昭、将良朴、王大宾、杨雨忠等人在干些什么。听说把彭德怀元帅从四川抓回来了。这事发生在我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前，所以我没见到彭老总，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后来才逐渐听说是中央文革要地院东方红去四川抓彭，王大宾他们通过与彭接触，觉得他的“万言书”没错，对他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表示不解和同情，本不想抓他，经不住中央文革的压力，才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回北京。为此，戚本禹批评说：本让你们去控制彭的，你们反倒被他控制了。
我只见过黄克诚大将。黄被带到学校后，住在办公楼三层靠西头的一间屋子。我安排了两个同学在楼梯口守卫，不准别人随意进入。这样黄克诚大将还可以在三楼西头的楼道来回漫步而无人干扰。至于他为何被带到学校和如何被带到学校的，我一无所知。
在这期间，我还隐隐约约觉得朱成昭有所变化，好像心事重重。有天晚上，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告诉田春林，如果田再干涉他与叶向真的事，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才知道他与田有了很大的矛盾。叶向真是中共元老级人物叶剑英元帅的千金，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那时我和田春林虽然同住在办公楼四层最西头南边的房间里，但却是各忙各的，很少有时间在一起。我只知道田作为首都三司文艺部负责人，与中戏来往密切，但并不知道朱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决定不把这个电话告诉田，免得刺激田，加深他们的矛盾。直到2011年3月12日，我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餐厅和蒋良朴、田春林一起吃饭时才讲了这事。可是田却说我当时就对他讲了。这真是说不清了。总之，朱、田、叶之间的恩怨情仇，田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专门叙述，我不了解具体情况，自然也就不便作何评论。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从朱成昭与叶向真牵上线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变化。这一变化，终于在1月19日的东方红总部会议上公开了出来。
大约在1月10日前后，中央文革来电话要我们去人大会堂开会。晚上9点多钟，我带了几个人到了人大会堂北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王广宇在台阶上等着我，把我们带到里面。当时首长们正在接见外地来京的造反派，让我们在一个大厅里等候。大会堂的走廊、大厅都铺着厚厚的地毯，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室内温暖如春，卫生间有热水洗手。我们坐在沙发上与大会堂年轻的女服务员们聊天。等到12点左右，首长们还没出来。服务员用手推车给我们送来夜宵。手推车上下2层，上面是一大盆内容丰富的炒饭，下面是一大盆汤，估计是剩饭剩菜做成的，但是味道鲜美，我们吃得很香。
我们吃饭的时候，首长们从开会的房间里出来了，说是他们的会还没完，这是利用会间休息来看看大家。我站起来边吃饭边与王力说话，将一颗饭粒溅到了他的嘴角边。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他却转身走了。
我参加过多次大会堂的首长接见会，这次是与首长们距离最近的一次。首长接见有三种情形。大范围的接见是在大会堂开大会，中等范围的接见是在某个会议厅里，参加的人往往有近百人到数百人。小范围接见就像这次，首长的人数与被接见的人数几乎一样多，有时首长的人数甚至多于被接见的人数。当然还可能有更小范围的接见，具体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所谓首长接见，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周恩来总理大多时候也在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话大家听不懂，就由王力当翻译。陈矮胖，戴眼镜，像是一对金鱼眼。王力中等身材，总是笑眯眯的。关锋瘦小，沉默寡言。顾问康生，干瘦威严。高大魁梧的戚本禹和矮胖的姚文元很少讲话。唯有副组长江青最活跃，不但话多，还时常打断别人的话。记得一次中等范围接见会上，有个小女孩（可能是个中学红卫兵）当场站起来，说“江青同志，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就有两名军人请她出去。江青连忙说不要带她走，可还是被带出了房间。还有一次，也是中等范围的接见。散会时一群人围着陈伯达，要他解答问题。周总理连忙过去给他解围，大声说道：“伯达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我们要爱护他的身体，请你们让他回去休息，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陈伯达趁机溜了。当时我很惊讶。在我的心目中，周总理的形象是高大的，是受人敬仰的。他这一做法可以理解为对下属的悉心关照，体贴入微，但又使我觉得有点讨好陈伯达的意思，有点过分，有失总理的身份。
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被带进会议厅，在一张大的长形会议桌前坐下。不一会儿首长们鱼贯进入，坐在我们对面。江青拿起一份名单看了看，突然说：“伏庆……伏庆什么？”我连忙站起来，说：“是，伏庆是。”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就坐下了。我正好坐在江青的对面，她穿一身军服，没戴帽子，有一头浓密的头发，面色微黄。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她有多漂亮。我在三司上海联络站看到过她30年代的照片。她身穿一件白色毛绒大衣，戴一副墨镜，侧卧在雪地上，年轻、美丽、时髦、风流。很难想象她这样的人会成为穷苦人的救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老婆。
接见我们的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周总理外，还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及几位军队领导。说是中央决定对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实行军训，北大、清华、北航、北地、北京矿业学院5个学校作为试点首先开展。还说将会派解放军到学校具体领导军训，要我们回去后与各组织负责人好好商量一下，做好军训的思想、组织准备，与帮助军训的解放军处理好关系，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好。
1月19日下午，东方红总部在办公楼的大会议室（309室）开会，研究军训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成昭、蒋良朴、李贵、贾振远、宋云、刘佛兴、汤鸣皋、徐川和我等总部人员，可能还有王大宾和张海涛，但不能肯定。来我院帮助军训的解放军第六十五军的首长也在场。蒋主持会议。开始时，讨论了有关军训的一些问题，当朱成昭发言时，他却谈起了形势问题。他主要说了以下几方面的事：
1. 大串联搞早了。1966年10月份，正当《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把北京的人都放出去了，还怎么能批资反路线；
2. 现在中央文革动辄就召开几万人的大会，参会的群众只会跟着举手喊口号，根本搞不清批判对象到底有什么问题，该批什么，该怎样批。这是把群众当阿斗，不是搞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
3. 联动都是不懂事的中学红卫兵，只会大喊大叫，胡闹一通，抓那么多，有什么用？越抓越多，越压越多，牢里都放不下了；
4. 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坐火车不要钱，如此下去，国家如何受得了？经济如何发展？人民如何生活？
朱成昭的这番话，后来被人们概括成“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4个短句，称之为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观点”。
朱成昭还说，他准备将这些看法写成大字报公布出去，但又考虑到地院东方红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了，公布出去会造成混乱，运动至少会推迟半年，所以还没有最后确定写还是不写。
朱成昭的发言让大家始料不及，人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朱成昭究竟怎么了。李贵很快就清醒了，说：“这可是大事，不能胡来。”汤鸣皋则表示同意朱的看法。我看了看六十五军首长，他们面无表情，纹丝不动。我在总部办公室的这些日子里，不断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告急信”、“求救信”，接触到来校串联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深感一个“乱”字，乱得不可开交。我特别看不惯动不动就让批斗对象下跪、戴高帽、挂黑牌，所以很赞同朱成昭对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的看法。当时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便小声对他说，如果写大字报，我也签名。
研究军训的会议，因朱成昭突如其来的发言而不了了之。
朱成昭是在公开场合讲这些话的，很快就传到中央文革那里。1月23日，陈伯达的秘书张光有传达了陈对朱成昭问题的批示。批示说，听说你要同我们干，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如果你要这样做，就会掉到茅屎坑里。朱听了这批示，很不服气。他对我说：“都说薄一波的6•22批示是万吨水压机，陈伯达的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要厉害。”他还说他只不过是想写大字报，考虑到影响太大，并没有写，陈就要一棍子打死他。中央文革过河拆桥，他准备坐牢等等。
我们总部几个人，也觉得陈伯达的批示太过分，就决定去找肖力解释一下，看看她的态度。一天晚上，蒋良朴、杨雨忠和我等几个人坐了辆吉普车，到北京近郊的门头沟煤矿找肖力。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肖力便下到工人中去了。我记得我们抵达门头沟时已是深夜，肖力是披着军大衣，从一间平房中匆忙出来与我们见面的。我们在寒冷的室外与她交谈，具体怎么讲的已无法记起。我印象中她好像已知道了朱成昭的事，因为我们告诉她朱的情况时她并没有惊讶的感觉。她说朱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要我们回去做朱的工作。
陈伯达的批示很快在学校传开了，就有一些人要揪斗朱成昭。我至今不知这是哪些人，估计应该是“斗批改”那帮人吧。朱成昭和蒋良朴躲了起来，躲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有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楼下的一阵躁动惊醒，隐约听到朱、蒋的说话声，好像在与人争论什么。我正犹豫是不是下楼看看，声音却远去了，可能是他俩被带走了。次日，我思来想去，觉得“东方红”已散了架，没有主心骨了，我还留在总部办公室干什么，还是回家当逍遥派吧。
我于1月底再次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与三个月前我第一次回来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王洪文等人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控制了上海局面，到处可见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和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的大字报和标语口号。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致敬电说：“我们，上海和外地在沪的全体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全体指战员，含着激奋的热泪，捧着红彤彤的语录本向您老人家报喜来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彻底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不久，毛泽东指示，“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上海人民公社因此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成立大会都只向毛主席个人发致敬电，仿佛我们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了。
我对这些已毫无兴趣，熟视无睹。我在家里看看书，与家人聊聊天，走访一些中学时代的同学，也是自得其乐。不过我还是时不时地到三司联络站转转，打探一下学校的消息。有一天恰巧遇见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也来到联络站。张先将他的小车停在距联络站大约200米的地方，然后独自步行到联络站。他披着棉军大衣，斜靠着椅背与我们聊天。看似闲聊，其实有个主题，就是要学生到工人中去，发动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张讲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从容不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月中旬，我听说朱成昭回到上海，就去他家找他。那时朱成昭的家在杨浦区四平路一带，离我家不是很远。在朱成昭家里，我见到很多人，至少有十几个。其中有跟朱一起从北京过来的，也有早先就来到上海串联的人。但我能清晰记得的，只有张华府和童隆裴，好像还有王北宁，其他人都记不清了。我们七嘴八舌地述说着“东方红”早期斗争的艰苦和胜利后的喜悦，尽情地发泄对陈伯达批示和中央文革的不满。朱成昭说，现在我们是无官一身轻，不用再对东方红公社负责了，可以实现我们早就提出的宏伟的长征计划了。于是话题就转到长征串联上。不知谁说，有不少红卫兵到越南参加了胡志明领导的北越人民军，抗击美国人，我们不如也到越南打仗去。张华府说，他串联到过云南，亲眼见到红卫兵越境去了越南，从云南边界越境去越南很容易，很随便。后来，又讲到只要到了越南，就可以再到其他国家去，就可周游世界了。大家围绕周游世界的话题漫无边际地聊起来，作了种种设想，其实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最后决定先到云南再说，如果能出去就出去，出去不了，游览一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也是件美事。
第二天，三司联络站传达戚本禹打来的电话，说戚本禹要找朱成昭谈话，让他马上回京。朱临行前，要我们留在上海的人做好去云南的准备，如果他与戚谈崩了，我们还是要去云南，如果谈好了，大家就都回北京。
游山玩水、周游世界，一直是我向往的事，用现在的话说，是我的一个中国梦。我之所以报考地质学院，很大程度上是以为地质工作能游山玩水，走遍全国。我们家在1950年代订了《旅行家》杂志，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主编的。我三哥曾给侯教授去信，表达了我们爱好旅行的愿望。侯教授回信鼓励了我们。1957年，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三哥带着我和四哥步行到川沙江镇海边看日出（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就是那个出“赤脚医生”的地方）。走了一整天，晚上在靠近海边的一个小学借宿。因为太疲劳，年纪又小，睡得很死，第二天醒来太阳已到头顶，日出没看成。1960年，我初中毕业那年暑假，三哥又带着我和四哥徒步旅行到苏州，走了两天，晚上抵达苏州，在玄庙观的屋檐下露宿。所以，那天我们在朱成昭家里关于周游世界的设想和议论，很对我的胃口。我是真心实意想出去的，完全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更没想到我们这些议论，后来成了“叛国”的证据，我也就成了“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的成员。
3月初，还没得到朱成昭的消息。我们几个决定先到云南，在云南等候朱成昭。我、张华府、戴良吉及一个非要和我们一起走的北京中学生，通过三司联络站，与来往于上海武汉之间的《东方红号》客轮的造反派取得联系，坐他们的船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从武汉到云南。船上的造反派安排我们住在二等舱，2人1个房间，有单独的浴室，可在船员餐厅用餐。轮船出了吴淞口，在长江逆水行驶了3天3夜72个小时。电影《上甘岭》里郭兰英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曾引起我对长江美好的遐想。可眼下虽已开春，依然无比寒冷，万木凋零，天低云暗，使人压抑。
船到武汉，得到朱成昭消息，要我们回北京。我们就从武汉坐火车回到学校。
回校后才知道朱成昭奉戚本禹之命，在学校“闭门思过”。同时还听说，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全院大会上以做检讨为名，大肆宣传他的“四大观点”，并且又增加了“北京市夺权时机未成熟”等观点，形成了“八大观点”。上海夺权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不能落后，也在酝酿夺权。朱成昭认为，上海一月风暴夺了权，是因为上海工人阶级力量强大，进行了全市性的大搏斗，“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而北京市的工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阵线不清楚，所以还不到夺权的时候。这就被看作是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夺权，成为朱成昭的又一个大罪名
朱成昭在西三楼327房间“闭门思过”。房门上贴着“本人闭门思过，恕不接待来访”的字条。这当然是摆摆样子的，其实天天有人去看他。我是常去看他的人之一，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常到他那儿去，但我与他们很少碰面，只记得黄瑞华给朱送过方便面。那时方便面还很稀罕，所以我有印象。我到此时才见到叶向真，之前没见过。叶面色苍白，眼睛很大，身材瘦长，我和朱成昭讲话时，她像猫一样蜷着身子斜躺在床上，从不插话。
在这段时间里，朱成昭对我说了很多话，但并不系统，陆陆续续说的。他说他与戚本禹谈了三四个小时，戚辩不过他，无法批驳他的观点，只能让他闭门思过。说叶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争论，拍桌子把手指都折断了。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对我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三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他说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
自1966年7月我认识朱成昭后，发觉他总能把一些问题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分析讲述，而且他目标清晰、行动果断、意志坚定、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正因如此，中央文革才树起了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东方红”很早就掌控了地院，不像其他一些学校那样分裂成多种派别，武斗不断，地院因此保持了相对稳定。“东方红”不主张批斗“牛鬼蛇神”，客观上保护了一批“老运动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学校里很多人对朱成昭怀有好感，有的甚至怀有感激之情。在对待中央文革的问题上，我虽然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但并不希望他同中央文革对抗，惹祸上身。我希望他向中央文革服一下软，认真作个检讨，这样我们大家就还可以在一起干。戚本禹也说过，朱成昭还在犹豫，拉一把，还可能拉过来。我拿了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给他。斯特朗在那本书里说，1930年代斯大林对苏共大清洗，枪毙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央委员，从而保障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我想以此说明，目前打倒老干部的做法，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希望朱不要耿耿于怀。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幼稚可笑。
不久，院革委会成立，我参加了革委会工作，就逐渐不到朱成昭那里去了。我到革委会工作，是跟朱成昭打了招呼的。我对他说：“现在要成立革委会了，你看我是进革委会还是不进？”朱成昭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不会出卖他，但也不会跟着他干一些过激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他不会反对我进革委会。我之所以问他，是不想让他认为我为了“当官”就抛弃他们。朱很善解人意，他说：“你去吧，你进革委会，对我们也有好处。”他的回答，使我得到很大宽慰。
后来听说他和叶向真、蒋良朴、梅建明、张华府、颜宽等跑到广州，公安部于桑副部长亲自将他们带回北京等等，对这些我一概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被逮捕关进监狱，我也不清楚。
上海“一月风暴”后，反文革思潮有所显现。朱成昭等人在造反成功，名声显赫之时，毅然反水，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虽经多方规劝仍不妥协，锒铛入狱也无怨无悔，实属难得。上海复旦大学的造反派领军人物，最初坚决反上海市委，“安亭事件”后转而反张春桥，受到严酷镇压，与朱成昭等如出一辙。
反文革思潮逐渐蔓延全国，既有造反组织的集体转向，也有个人的奋力抗争。更多的则表现为文革热情的衰退，逍遥派的骤增。
保守派的所作所为实际也是与文化革命宗旨相抵触的，但他们始终不敢旗帜鲜明的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因此与那些转向的造反派有实质性的差异。文革中，转向的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惩治，可是文革全盘否定后，他们反中央文革、反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虽已平反，却依然被边缘化。保守派则受到信任。这就造成了朱成昭的悲剧。这也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添上了悲壮的一页。
我再次见到朱成昭，已是十二年之后。
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就预感朱成昭他们将要平反了。1978年，朱成昭他们出狱回到学校等候落实政策和分配工作。那时北京地院已迁到武昌，叫武汉地院。朱成昭让蒋良朴写信告诉我这一情况，可是信寄到我当时所在地质队的那天上午，我就回上海探亲了，所以直到半个月后我从上海回到队上，才看到那封信。我马上又请假，次日上午就到了武昌。
进入武汉地院，到处都是要求把学校迁回北京的标语。我见到了朱、蒋和张华府。颜宽好像是已分配工作或是回上海探亲，没在学校。大家受尽磨难后久别重逢，自然唏嘘不已。我一直想问他们究竟干了什么，以至于判刑坐牢，我还想知道他们在牢里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吃了很多苦……但不知为什么，不知他们是不是有意回避，总没有形成谈论这些话题的机会。我看到学校负责落实政策的老师到朱这儿来，朱向他们发脾气，他们都是笑脸相对，好言宽慰。那时，很多64、65年入学，69、70年毕业并已分配工作的同学，又回到学校补课，叫做“回炉”。他们午饭时在食堂门口看到我们，高兴地把我们围住，争着和我们握手。有认识的就相互叫着名字问好，不认识的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哪个系哪个班或那个战斗队的。那情景真是感人极了。
我在武汉地院住了一晚，在招待所遇到张海涛，他也是来要求落实政策的，显得很憔悴，我们随便聊了几句。因为朱成昭落实政策和分配工作问题一时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能久等，决定回去。当时，张华府的女朋友从广州来陪张，他们住在一起，算是有个家，所以临别那天中午，就由张做东，给我送行。张向人要了一些肉票（那时还有粮票、布票、油票之类），弄了几个菜。饭后朱、蒋二人把我送到珞喻路上的公共汽车站，就此一别，往后便失去了联系。
1993年4、5月份，我到广州出差，通过一位叫梁小荦的勘探系同学（他姐姐梁小牧是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女子羽毛球单打冠军）联系到了陈广智。陈住在天河区体育场附近，房子很好。在他家我与朱成昭通了电话，又与朱取得了联系。陈广智是探工系一年级学生，曾是东方红办公室副主任。1966年底和1967年初的一段时间，他在公安部配合谢富治抓捕和看管“联动”分子，当时可以说是他点名抓谁就抓谁，他因此也认识了许多高干子女红二代。他是个坐不住的人，从未好好在办公室呆过。他虽说是办公室副主任，但我从没管过他，也管不了他。朱成昭出狱等待分配和后来在北京十三陵那段日子，陈都给朱邮寄过生活物品，可见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我在广州见到陈的时候，他因为不服从单位领导，丢了工作，身上没钱，当晚为了请我喝夜茶，把他弟弟叫来替他买单。后来我又到过几次广州，去看他，他的工作问题一直没解决。可惜他已过早去世，不然，有关“联动”的情况，他会叙述得很清楚的，他也很善于叙述。
我与朱成昭联系上后，于8、9月份租了一台钻机，带了一个钻工，到了上海，在朱成昭那里住了40天。
朱成昭分配到江苏省地质局水文地质二队，队部在苏州。不久，他被队上派到上海从事工程地质工作。在上海有了一定基础后，他开始单干，挂靠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属下的四海工程公司，任该公司三处处长。那时上海正在大规模建楼房，修高架路，全国各地的施工队伍云集上海。朱成昭有四海工程公司的招牌，又有他父亲在上海建工局的一些关系，干得顺风顺水。他在上海西郊公园附近的一个老干部休养所租了一个单元，大约有七八间房间，作为他的“三处”机关所在地。我到那里的时候，朱还在浦东工地上，晚上才赶回来与我见面。当晚颜宽知道我来了，骑自行车从他家过来。他出狱后经过一番周折，最后调到上海港务局工作，回到了上海。我和他二十多年没见了，我俩紧握双手，久久没有松开。谈到深夜，他说朱成昭“当家不理财，不是搞经济的料”。他说，起初，朱成昭认识了一个三流女演员，两人同居，让那女人管理财务。后来朱又有了新欢，带着新欢去老家安徽巢湖游玩。那位三流演员又妒又恨，席卷了资金，带了两台钻机跑了。最要命的是她还到处讲朱成昭的坏话，卡断了朱的一些业务来源。此后，朱成昭又如此重复一遍，再次遭受了同样的损失。现在的这位小蜜，已是第三个了。颜宽告诫我，朱成昭经过这两次变故，元气大伤，现在只是勉强维持，恐怕很难翻身了，叫我不要陷得太深。我说我已带了台钻机过来了，看看再说吧。
第二天，朱成昭召集了他的全班人马一起吃饭，有出纳、会计、保卫和他的小蜜、他的堂弟及从工地回来的几个管施工的共十来个人。那些管施工的都是他安徽老家的亲戚，都姓朱。饭菜是自己弄的，只在外面买了几瓶啤酒。朱成昭正式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我是他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是杀头的朋友，今后我的话就是他的话，让他们都要听我的。那些人听朱这么说，但看我又是个不起眼的人，不知我有什么来头，都很惊奇。饭后，朱成昭说我不熟悉工程施工的事，不用去工地，就在这里替他管好这个家吧。
这个家其实没什么可管的，经常在这里的只有三四个人，由那个女出纳买菜做饭。有时那小蜜没出去，也在这里吃饭。小蜜二十多点年纪，很白，但也说不上有多漂亮。她摆出一副贵妇的派头，养了条哈巴狗。这畜牲喜欢咬人，被咬的人敢怒不敢言。有一次这狗在我脚下磨蹭，我狠狠一脚将它踢飞出去，那小蜜也没敢作声。财务的账上根本就没钱，实在没钱买菜做饭了，就向小蜜要个一二百块维持几天。小蜜不在的时候，只好我拿钱给他们救急。其实当时朱成昭还有几十万老工程款没收回，他也就不去讨要了。因为朱挂靠在四海工程公司，工程款不直接打给他，而是打给四海公司，四海公司不及时下拨，朱成昭就发不出工资。有一回我和朱成昭一起到四海公司的办事处去催工程款，办事处在延安西路的延安饭店内。办事处的人不但不给钱，反把朱成昭数落了一番，朱只能尴尬地笑着。我心想朱成昭何时受过这样的气？过去都是他训别人，哪有别人训他的，他连中央文革都敢顶撞，如今却要在这个既不像军人、又不像商人的人面前陪笑脸，真是难为他了。由此可见经济的力量要大于政治的力量，政治上可以喊喊口号应付了事，经济上却是实实在在能否有饭吃的问题，所以经济因素更能改变人。
朱成昭不愿低声下气求人，就不知从哪找了个女的替他讨账，答应讨回后按比例给她提成。那女人三十多岁，一脸横肉，我看她就像是社会上的那种女混混。后来据颜宽说，这女人确实讨回了一些工程款，但都进了她自己的腰包，朱成昭一分钱也没得到。
朱成昭常在浦东工地上，我也不经常见到他。有一天我们终于有时间做了一次长谈。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人利用了，失败了。第二战役是经济战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经济战役是为第三战役做准备、打基础的。第三战役是文化战役。中国只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改变。他还说，等我们赚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就在巢湖边上盖座小别墅，把大家召集起来，读书、学习、讨论、写作，开展文化运动。
朱成昭的这一席话，使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没想到他还有如此长远的打算。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这么久，不像欧洲那样挣脱中世纪宗教神权的桎梏后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欧洲的那场文艺复兴运动。关于这些问题，朱成昭有更深入的看法。我们又回到现实问题上。我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公司和施工资质，哪怕是三级资质也好，不能长期挂靠别人的公司，受人钳制。我还建议朱从他的办公地腾出几间房间作为招待所，凡地院同学出差来上海或途经上海，都请到招待所免费吃住。北地同学遍布全国各地，有许多搞工程的，还有不少有一定职权的，不愁没有施工队伍，不愁没有业务来源。长此下去，就可以建立起我们“东方红”的工程公司。
几天后，朱成昭可能是通过他那小蜜的弟弟联系到浦东陆家嘴一带一家乡镇企业（小蜜家在浦东，我去过她家）。这家乡镇企业有三级基础工程施工资质，有几百平米的平房做办公地点和仓库，说是只要先预付2万元定金，资质和房子都可以给我们用。我和朱成昭去看了现场，很满意。可是朱始终没能拿出2万元，此事便告吹。
我在朱成昭那里已住了一个多月，不能不回湖南了。离开上海前，我约颜宽和庄一龙在火车北站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见面，通报了朱的情况。大家无可奈何，我乘车离去。
1996年前后，我再次来到上海，让颜宽带我去见朱成昭。那时朱已住到徐汇区他的前妻那里。颜宽说朱成昭已经完全垮了，因为他付不起工资，他的那些亲戚就翻了脸，将他办公地的电视机等值钱东西一抢而空。小蜜自然也离开了他。朱的堂弟朱成树由朱成昭担保，借了20万元开公司做生意，将20万花个精光，一件生意也没做成。因为是朱成昭担保的，人家就向他要这20万。朱成昭没钱，被派出所带去关了起来。上海的一些同学和亲戚朋友凑了一点钱，才把他保出来。颜宽带我到了朱成昭前妻家里，我说走，到外面吃饭去。朱说他没钱。我说又不要你请客，我来买单。我们三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前的衡山路上的一家饭店吃羊肉火锅。此次午餐，成为我和朱成昭的永别。
1998年3月，朱成昭应邀赴京，居十三陵悼陵监村北极山庄，潜心思虑编写“东方红”史及回忆录等事宜。9月26日早上，我突然接到朱德瑜电话，告知朱成昭病逝，并号召北地同学捐款，以料理后事。我随即邮去300元。中国地质大学组成“地大同学朱成昭治丧小组”，蒋良朴从武汉赶到北京主持和处理善后。数日后朱德瑜又给我一信，内有《朱成昭生平》、《朱成昭在京的最后经历》函件各一，另有朱成昭遗照、追悼会照片等。现将地大同学朱成昭治丧小组写的《朱成昭生平》抄录如下，也算是我对他的祭奠吧：
朱成昭生平
1942年1月20日生于上海。1960年在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后就职于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66年6月至1967年春在地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接受审查。1978年恢复自由后，分配到江苏地质局第二水文大队工作。1979年10月平反。此后经商写作，多所筹划。三十年来载沉载浮，艰苦备尝，瞑目以念东方，翘首以望北极。眠食无节，心力憔悴，于1998年9月25日晨在北京昌平十三陵北极山庄溘然长逝。终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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