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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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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11月30日第100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5:外地串联专辑〗
生逢乱世 伏庆是 我所知道的北京地院东方红驻外联络站
丁育民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楔子
事件一:上海安亭事件 一、走进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二、安亭事件的由来 三、参与解决安亭事件 四、安亭事件后续问题的解决 事件二:新疆乌鲁木齐八楼事件 一、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 二、赴新疆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 三、参与解决八楼事件和建立三司驻新疆联络站 陈永迪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一、大串联到成都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三、参加对军区静坐示威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五、逃回北京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附录:成都军区“红纵”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5月) 张华府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对广州、桂林的好印象 在贵阳斥退抄家的中学生 平静的思茅 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见闻 上海之行 南下广州 返校后又随朱成昭南下 游了杭州再去广州 警备区军官陪同到从化参观领袖“行宫” 南京印象 到海边去 在大连看到武斗死者 太阳岛的奇遇和哈尔滨的机枪声 编读往来 刘建业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 【生逢乱世】
我所知道的北京地院东方红驻外联络站
伏庆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回忆录《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全文详见本刊第101期。作者时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办公室主任。
1966年10月1日,国庆17周年。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总部所在的教四楼,张灯结彩,门口有东方红“战士”站岗守卫。10月8日后,总部人员开会到深夜时,东方红食堂还会送来热腾腾的面条。这短暂的几天,是我自文革开始以来最轻松、最舒心的日子。 不过这种情况没持续几天,东方红开始自我整风。总部人员下到各系各战斗队听取意见,站岗和夜宵很快就取消了。 我看到东方红已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彻底平反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学校里没什么事可干了,就想去看望在鞍钢工作的我的三哥。那时,已有全国各地大批红卫兵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也有北京的红卫兵和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都可免费坐火车。 10月15日,我离开学校,前往鞍山。当时主要是外地学生来北京,进京的火车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而离开北京北上的火车几乎空无一人,所以我坐上了软卧。到了鞍山,三哥见到我时是又惊又喜。自文革开始,我就没给家里人写信,他们听说北京又打又闹,乱得很,都在为我担心。我向三哥讲述了我的情况,并说学校里已无事可干,打算从鞍山直接回上海家中休息,等学校复课了再回北京。三哥是党员,他严肃地对我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劝我回校继续参加革命。他带我参观了鞍钢,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准备串联穿的鞋,把我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 我从沈阳到了天津,在天津火车站徘徊了许久。是南下去上海还是西行回学校,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听三哥的,回校继续闹革命。 10月20日,我回到学校。此时很多同学都外出串联了,学校显得很冷清。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向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兵”学习,进行徒步串联。大串联由此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 北京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大多都介入到地方的运动。当地各类群众组织往往因为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的支持而士气大振,从而加剧了地方各派组织的争斗。地院同学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该地联络站。虽说是打着东方红或三司的旗号,但几乎都不是东方红或三司委派的,而是在那里串联的同学即兴成立的。不过在建立后,大多都得到了东方红总部或三司的认可。 “首都三司”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的跨校组织。“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地质系11632班的周永璋同学,以地院东方红的名义串联了北京工大、农大、邮电学院、政法学院、农机学院、清华大学、外语学院等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于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为“三司”或“首都三司”。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已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总部”,分别称为“一司”和“二司”,所以排名第三。三司的成立壮大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地院东方红的威望,扩大了地院东方红的影响。 我曾记录了部分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驻各地联络站的负责人名单。这些人也不是固定的,很可能干了几天就离开了,另有他人接替。名单不全,我把他们列出来,只是为了说明文革中确实有联络站这么回事。 驻沪联络站:江涛、朱德瑜、鲁雷(鲍国熙) 无锡联络站:李海容(探工系71621班) 苏州联络站:施国飞(?) 南充联络站:朱莜丽(水文系) 萍乡联络站:徐忠树(?) 河南联络站:李洛根(地质系15631班) 山西联络站:刘占生(水文系) 内蒙联络站:曹敏九(探工系71654班) 新疆联络站:何汉贻(勘探系) 其中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在支持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反对“经济主义妖风”等事情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从而带动了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即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其负责人江涛当时在上海是位显赫人物,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常委。而他在学校却默默无闻,无人知晓。我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我有一份上海人民公社早期印制的通讯录,是用一张纸片对折而成的。上面有王洪文、徐景贤、江涛等人的电话号码。应该是那个时候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人给我的。 朱成昭和我等总部一伙人也想外出串联。朱是安徽人,他的父亲是位高干,曾是新四军的干部,后任上海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所以他家也在上海。我们打算从上海出发,经江西,过湖南,入贵州,进四川,沿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爬雪山、过草地、赴延安,然后再由延安返回北京。朱让我先回上海准备一些锅碗瓢勺之类的野炊用具,等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就正式出发。 10月底,我与颜宽回到上海。颜是地质系一年级学生,也是上海人。他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朱成昭的弟弟朱成华是中学同学,所以早就认识朱成昭。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的串联活动,应该算是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颜宽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属“黑色”出身,不宜出头露面,所以没担任总部的任何职务,只做些具体工作,敲敲边鼓。朱成昭曾对我说,等形势好了以后,要提拔颜宽。我将这话告诉颜,他当时没吭声,但看得出来他还是挺感动的。 1966年10月的上海,群众还没发动起来。虽然有些单位已出现了在工作队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之争,但尚未波及全市。但是红卫兵的抄家、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活动已开展了好几遍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等社会名流以及1949年后存留下来的大大小小资本家不计其数,如今都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傍晚我跟着一伙人去到一处住宅,为什么去那里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上楼的时候,从一扇窗户望见里面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小圆桌,低头悄然无声地吃晚饭。他们听到我们上楼的脚步声,惊恐地抬起头看我们,那目光里流露出的惧怕、乞怜、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这种眼神,是德国犹太人见到搜捕他们的纳粹党卫军的眼神,是美国黑人见到手举火把,身着长袍,头戴面罩的三K党徒的眼神。这种眼神我过去只在电影里见到过,如今却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我们那次并不是去抄家的,我们也从没抄过家。只因为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就引起人家那么大的恐慌。我像做了贼似的,感到羞愧难言,无地自容。 我住在家里,没事就到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看看。联络站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311号,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洋楼。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在造反之初,得到三司联络站的支持,因此这栋房子被看成是王洪文的起家之地。在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被作为文革纪念地保护起来,供人瞻仰。“四人帮”垮台后,这里应该算是“反革命巢穴”了吧?2014年10月,我从长沙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在逛街时偶尔走到愚园路,便想去看看这栋小楼,却没能找到。 我在联络站里很少看到江涛,倒是看到水文系的徐娟娟、勘探系的方柄尧以及与我同系同年级古生物专业的彭善慈等人。另外还有一些借大串联之机回上海探亲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女孩子。她们是文革前未考取大学或高中的学生,在学校动员下主动报名进入建设兵团,成为兵团“战士”,不属于文革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她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在联络站里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方柄尧不久离开了联络站,回家乡浙江金华介入了当地运动,在一次武斗中打死了人,判了死缓,后改为无期。据方自己说,其实当时很混乱,究竟是谁给了那人致命一击,根本讲不清楚,他只是个替罪羊。徐娟娟毕业后在湖南长沙工作期间,也受到审查。彭善慈不介入任何造反行动,只是跟着大家一起玩。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学会了开车。有天晚上,我坐着他驾驶的吉普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上海的街道错综复杂,他来上海不久便能穿行自如,而且是在晚上,真不容易。他毕业后先分配在湖南四一七地质队,不久调至湖南地质研究所,后又调至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他对三叶虫的研究很有造诣,在湖南建立了两个金钉子(全球标准层型剖面及点位),是我认识的同学中学术成就最高的。 这期间我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徐娟娟串联的一个单位的两派进行辩论。徐说你是东方红总部的,就由你主持吧。具体是哪个单位,辩论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辩论会是在一座大楼内一个很大的礼堂举行的。我按照地院8•24大辩论的模式,让双方代表轮流交替发言。辩论过程中不时有人从下面递条子到主席台,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我当众把条子读给大家听,做出解释,表示无论有什么意见,都要遵照规则一个一个发言。辩论会顺利结束。许多参会的人说我公平公正,但徐娟娟怪我没能偏袒她串联的那一派。 第二件是与上海市长曹荻秋会谈。会谈是在上海展览馆的一间房间里进行的。上海展览馆原先叫中苏友好大厦,是位于南京西路一座带有俄罗斯风格的皇宫式建筑,比北京展览馆气派多了。 为了与曹荻秋会谈,我事先写了个会谈提纲,内容主要是希望他给联络站提供一些通讯、交通、办公等方面的便利,同时也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提出一些问题,让他发表看法。这些都是以协商口气提出的,没有强加于人的条款。曹市长个子不高,身体微胖。我与他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特别柔软。他答应了给联络站提供方便的所有要求,对于其他问题的回答,我已记不起来了。总之,虽然会谈中有几个同学讲了一些激烈的话语,但总体是平静和谐的。 我和颜宽久等朱成昭不来,在上海呆着又没什么意思,大约在12月中旬,在三司联络站弄了两辆自行车,骑车去杭州游玩。妈妈烙了几张饼,煎了一些咸带鱼,让我们带在路上吃。骑车途中有很长路段一边是浩瀚的大海,一边是无际的田野,不由人不感叹祖国山川的锦绣壮丽。一路上我们超过不少扛着红旗步行串联的红卫兵,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是机械化,他们回答说就是不够革命化。 我们在杭州玩了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后朱成昭还是没来,于是在12月下旬,我和颜宽又回到北京。这一回去,便与“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沾上了边,被当做该集团的一员,经受了18年无休止的审查。 —————————————————————————————————— 【生逢乱世】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丁育民
作者简介:丁育民,上海人,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63级学生,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成员,首都三司住沪联络站办公室主任。1966-1967年间,参与了上海“安亭事件” 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八楼事件”的处理全过程。
(右图:作者近照。) 楔子
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回忆起来,还犹如昨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被偶然的机遇,推到了当时一些重大事情的风口浪尖上。事件经过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当时却是震惊全国,震惊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大事件!尤其是前一个事件,它的结果多多少少影响了中国以后十年的局势。我亲历介入了那两个大事件。久有用文字记下来之意,但却因种种顾虑而没动笔。今蔡新平和田春林等老同学发起写回忆录活动,他们动员我把那段历史写下来,我觉得再不写下来以后可能就没人知道了,所以也就欣然动笔了。 我是一个愿过世外桃源式生活的人,却卷入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也不知老天爷是怎么安排的。 书归正传吧,那两个事件,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相继发生的上海的“安亭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八楼事件”。这两个事件是文革开始以来的两个第一:第一次几千工人卧轨拦火车,第一次几千学生静坐继而绝食示威(也许是解放后的两个第一)。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却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都让我碰上了。事件中的高层机密我当然不清楚,我只是就我亲历亲为的事实照实叙述罢了。
事件一、上海安亭事件
一、走进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发扬革命大串联精神,让青少年到全国各地熟悉社会,经受锻炼。那时留在各高校和中学里的学生已经很少,基本上都已到全国各地搞“串联”去了,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内也已是学生寥寥。反正早已不上课了,学校的运动在群众中已显得平静多了,留在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无所事事。到了十月二十六日,我在学校感到无聊,也就乘上火车(反正那时学生坐车也不用花钱)回到了上海家中。 十月二十八日我去一个老同学家,得知我们一个同班同学也在上海。到了十一月三日,我联系到了那位同学,他原来和一些北京地院同学在上海静安寺愚园路311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刚成立了几天,站长是北京地院勘探系的江涛,后来我得知他原名姜金柱。十一月四日,我见到了那位同学,他告诉我联络站刚成立,缺少人手,动员我到联络站去帮忙。十一月五日我和那位同学到了愚园路311号,那是路边的一座带院子的独立的三层楼小洋房,是江涛等与上海市委作了一番争取后上海市委划给联络站的房子,市委同时拨给联络站一辆吉普车,一辆摩托车和几辆自行车,两架打字机及油印机和电话机等,还拨了两三千元活动经费。这个联络站开始是北地东方红发起,以后陆续又有三司其他学校和北航红旗等学生来加入。因属初创,联络站里显得比较混乱。我去的时候大约有二三十人,当天江涛就让我去接待上海各界的来访者,来访者还真多,联络站虽是初创,却已有不少人来访,我第一天就接待了五批来访者。我这个“散人”第二天就被江涛任命为联络站的办公室主任,站里的这些车和经费等都交由我管理,每天还继续接待各路来访者。因此天天也就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有时甚至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 我记得我刚接管钱财那天下午,江涛带来两个人对我说:“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代表,他们没有经费买纸和笔,站里先借给他们二百元钱吧。”我拿出了二百元钱,并让他们写一张借条,他们中的一个约三十来岁的长得比较清秀文雅的男人给我写了一张借条,并在下面签下了他的名字:王洪文。就是这个王洪文,几天后和我以及张春桥等进行了一场较量!但那天我根本没太注意到这个人。这张借条在我以后去新疆时随其它钱物一起转给了接手办公室主任的彭善慈同学。 这样一直忙碌了近一个星期,到十一月九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
二、安亭事件的由来
在我到上海的前后几天,上海的一群人,主要是一些工人,也有一些工厂的基层干部,酝酿成立了一个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组织,他们的负责人有后来扰乱了上海甚至全国的著名人物王洪文、王秀珍、潘国平和陈阿大等。开始他们由几十个人很快联系发展到了几万人。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些要求,尤其是要求上海市委正式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上海市委一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在十一月九日强行分乘了三列火车出发去北京,声称有一万多工人要去北京向中央告状。中央得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认为绝不能开启工人串联的先例,命令立即将这三列火车就地停驶,结果这三列火车分别停在了南京、苏州和上海西面的安亭。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停在安亭的这列火车上,这些人进而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们让一些工人坐卧在铁轨上,有几个人站在路中间挥舞着大红旗,并让人用红布包住了火车通行的绿色信号灯,致使正要快速通过安亭车站的14次特快列车紧急刹车,因14次特快在安亭是不停车的,所以车速很快,紧急刹车造成了车窗玻璃碎裂,车内物品乱倒乱飞,乘客一片惊慌,车上还有人受了伤,而且车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外国朋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从九日早晨起,上海西行的铁路一直就不能通行,严重影响了京沪线的交通。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安亭事件”的大事件。
三、参与解决安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十一点,三司驻沪联络站里的其他人都在上海各个地方进行活动,主要是在了解安亭的情况,站里就我一人留守。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他是张春桥的秘书,现在张春桥刚从北京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是专为解决安亭问题而来的。这位秘书要求我在联络站里等着,他们马上派车来接我去虹桥机场,以便和张春桥一起去安亭车站,协助解决安亭的问题。 当时站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之前从没见过张春桥或他的秘书,他们大概只要有三司的学生陪同去安亭就行,可见当时是如何的倚重三司。张春桥当时不仅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而且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在当时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站里回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地院的徐娟娟,一个是新北大的董新中。我就简要地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让他们等着跟我一起去虹桥机场。 大约半小时后,张春桥派来接我们的那位秘书乘上海牌小车到了联络站,我们上车后立即开向虹桥机场。 我们的车一直开到了虹桥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门口,下车后那位秘书领我们直接进了休息室。张春桥过去我只在新闻片里见过,但见了面还是能认出来的。当时他坐在休息室正中的沙发上,披着军大衣,夹着香烟的手指被烟熏得蜡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尖削的脸显得有点严肃,他周围围坐着一些领导模样的人,后来经他介绍我才知道是上海市的一些领导。他见我们进来,立即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跟我们说:“我是张春桥,欢迎同学们!”我也说:“我是三司联络站的丁育民,见到你很高兴!”几句寒暄和相互介绍了其他人后,他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我们立即进入了正题。张春桥拿出了一张约5厘米宽、15厘米长的字条递给我,上面用铅笔很潦草地写了一句话:“不解决安亭的事情就别回北京”,张春桥告诉我,是毛主席亲自让他来的,当天北京飞上海的班机已没有了,毛主席派了一架专机送他来上海。他离开北京时,当时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了这张字条给张春桥。他并把十日和十一日陈伯达打到安亭的电报手稿让我们过目。他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工人同志立即回上海,不能去北京,一切问题在上海解决,以免影响生产和交通,也以免开创工人串联的先例。”我们当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表示愿意立即去安亭协助解决那里的问题。我们立即起身出来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小汽车,张春桥坐在后排的中间,他让我和董新中坐在他的两边,徐娟娟坐在副驾驶位上,车子就立刻开往安亭,我们的后面跟了一溜十几辆车,那是上海市的一些领导和随行工作人员。 这里我要插几句题外话:二十多年前我看了上海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写的“四人帮传”,其中《张春桥传》里有一章专门写安亭事件,那里面写的东西有一些与事实有出入,比如说,他写是包炮陪同张春桥坐车去安亭的。包炮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当时是以首都一司成员的身份来上海的,但是也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加过活动,因为当时来上海的学生还不大注意一司、三司的区分,反正是北京南下学生就在一起活动。正是他鼓动了上海工人去北京“告状”,他这时正和那些工总司的头头在安亭。我在这里为叶永烈先生作个更正。 话说我们在车上,张春桥和我们说了好多与安亭无关的话。比如,他谈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二月份左右毛主席在上海的情况,北京目前的情况,十一日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七次接见一百七十万革命师生的情况,有关上海市委的问题,等等。他甚至指着他脚上穿的一双咖啡色的皮凉鞋对我们说:“今年夏天中央召我到北京,一直忙碌工作到现在,连买双鞋子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天冷了还穿着凉鞋。”真奇怪他当时怎么没有说我们到了安亭怎么行动的问题。 当车行到离安亭不太远的地方时,只见对面疾驶过来一辆轿车,向我们闪着车灯,似乎是在向我们发信号,我们的车队就停了下来,那辆车停到马路对面,从车上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急匆匆跑到我们车旁,我们的司机打开车窗,那位男子急急地说道:“安亭车站外围聚了很多手持铁棍的工人,形势紧张,为了安全,请你们暂时不要到车站去。” 当时张春桥简单问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到工人中间去,不怕!马上去安亭车站!”于是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行,很快就到了安亭车站外。这时已是十二日凌晨一点多钟了,我透过车窗见到许多工人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齐肩长的铁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从车站铁栏杆上卸下来的铁条),围站在车站前和马路上,气氛显得非常紧张。 这时很多工人围了上来,车队停了下来,张春桥让我们都下车,那些工人见张春桥下了车,可能有人认出了张春桥,就大叫着“春桥同志来了”、“春桥同志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就被他们半簇拥半推挤地弄到了附近的安亭无线电电器厂里,拥进了一个有着一条长会议桌的会议室里。 会议室里乱哄哄的。不一会儿,进来了一小群人,自称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当时他们也都很热情很激动地叫着“春桥同志”,张春桥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双方在长条桌前坐了下了。他们工总司的人坐在桌子的南面一排,张春桥让我和徐娟娟及董新中在他左右坐在桌子北面,然后市里的那些领导也在我们两边坐了下来,俨然形成了隔着桌子的谈判双方。 双方作了自我介绍,对方工总司的人员(好些名字是我后来记下的)有:潘国平、陈阿大、王洪文(就是那个借钱的)等,还有北京一司的包炮也和他们坐在一起。 接着,张春桥传达了中央对安亭问题的指示精神,指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发生的事情,工人们无论如何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办,迅速回上海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在上海就地解决。中央授权给张春桥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工人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在场的上海市领导和张本人可以和工人代表们当场协商解决,如实在解决不了的,可以马上请示中央,问题总是能解决的。 张春桥说完后,会场上静止了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张春桥也在静静地等着对方回答。 突然,潘国平(当时给我的印象,无论在穿着或气质上潘国平和陈阿大是典型的大老粗,看着他们总让我想起电影中的地痞流氓,可后来他们竟成了上海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声音很高地叫了起来,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上北京,向中央当面要求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一万多人,我们绝不回上海!”他也不说为何不行,总之,就是要去北京!这就是无赖的逻辑。接着,对面一些人以及后来陆续挤进来的一大群工人都七嘴八舌地高声附和及支持着潘国平,陈阿大还拍着桌子叫道:“不行,我们要去北京!”有人甚至举起手中的铁棍挥舞着。会议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我也急了,站起来高声对大家说:“大家静一静,好好考虑一下中央指示的精神,千万不要冲动!”但我的声音完全被那些喧嚣掩没了。当时市里的一些领导都面面相觑,后来都站起来说:“大家静一静,听春桥同志说!”慢慢地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张春桥。 张春桥站了起来,神情还显得非常镇静,他当时讲的话我清楚地记得,他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要去北京,这不是小事情,如果你们去了,那么江苏的工人也要去,浙江的,江西的也要去,全国的工人都要去北京,你们想想,这将是什么样的情景?这可要全国大乱呀!工厂没人做工,弄不好农民也要去,那怎么办?所以千万要冷静,不能因为你们而影响了全国的局势!”这下子,工人们渐渐静了下来,好像有所醒悟,都在互相低声议论起来。 但没几分钟,那个包炮的几句话又点燃了工人们的激烈情绪,包炮看上去很文静,一张白净的脸,一双机灵的大眼睛,他说:“说这些没用,我们是下了决心要去北京找中央面呈我们的意见的,我们是下了决心要去北京的。”他这几句话说得很轻松,脸上很平静,但就是这几句话,刚刚有点安静的工人和潘国平,陈阿大们又都大叫大嚷起来,无论上海市委的人如何摆手让大家静一静,都不起作用。那个王洪文当时在我印象里好像显得很镇静,自始至终没叫嚷过,只是不停地和包炮、潘国平他们窃窃私语。 乱了好一阵子,我实在忍不住了,也许那时年轻气盛,也许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我突然学着陈阿大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叫道:“你们想违抗中央命令?你们想违抗毛主席?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会是什么结果吗?包炮你是什么居心?”没想到经我这么一声断喝,会议室里登时鸦雀无声,很快静了下来。过了一小忽儿,包炮才慢慢说道:“我们不敢违抗中央的命令,我们只是想让中央直接听到我们的声音。”王洪文、潘国平他们低语了一阵后,潘国平站起来粘粘的说:“我们服从中央的指示。”刚才那嚣张的气焰一下子都没了。 后来想想,这也是以蛮制蛮的方法吧。被那么多手持铁棍的工人们包围着,我竟没有丝毫害怕,还拍桌怒斥,真是年少不知天高地厚啊。 这以后才开始进入了比较心平气和的谈判。经过几轮的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张春桥代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的各项要求等回到上海后逐条协商解决。工总司方面同意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立即返回上海,由市委方面组织车辆接回上海,并商定了由我们三司联络站派出一些学生,会同工总司的一些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也派几名有关负责人,一同赶赴南京和苏州,劝说停在那里的上海工人立即返回上海。 事情有了着落,我即由接我来的车子送我回联络站向站里汇报,并准备组织去苏州和南京的学生代表。到上海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了,可是我刚到联络站和江涛说了没几句话,又接到张春桥亲自从安亭打来的电话,说工人代表和包炮在去车站内的路上,突然改变了主意,又重新回到了会议室,仍旧要求去北京!安亭的情况又紧张起来了,张要求我们多去些学生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并说已派车来接我们。这样我和江涛及在站里的好几位同学一起又回到了安亭。 到了安亭的那个会议室,张春桥向我们介绍了我离开后的情况,要求我们立即到车站现场去做工作。我们马不停蹄地到了火车站内,几个人分头向他们的头头和工人群众陈说利害,反复宣传中央指示精神,这才将那些在场的头头和工人说动同意马上返沪。正在这时,另外一部分工人用大卡车把张春桥从会议室拉到了车站内的列车车厢旁,当时在场的工人们突然激动起来,大家都高呼起“毛主席万岁”来。此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都淋着雨,围在张春桥站立的卡车周围。当时记得有一个小插曲,有人在车上给张春桥撑起了一把伞,张春桥却推开说:“工人同志们都在淋雨,我不要撑伞!”这就感动了工人群众。张春桥站在卡车上重申了中央的指示,反复劝说大家返回上海。我们的同志也散在工人当中极力说服动员,最后大多数工人上了几十辆由市政府派来的大客车和大卡车离开了安亭驶回上海。 雨停了,但还有二三百名工人留在车站里不同意回上海,他们在一名叫“左坚”的北京化工学院学生的煽动下,开始向张春桥进行围攻,他们把张围在卡车上不让休息,并不准我们开来的几辆汽车离开车站,也不准我们的任何人离开车站。当时张春桥让我上了卡车,低声叫我马上回上海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他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叫我电话向中央汇报安亭的情况。 我和他的秘书马上准备出站回上海,但车不让开出,人也不让出站。我绕了一个圈子,找了个空档一人出了车站,正好一个北京中学生开着我们的摩托车到了站外,我立即让他带我回到了联络站,此时已是下午三点来钟了,我立即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小组,一位姓钱的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他告诉我文革小组成员都在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开会,不能来接电话,我将安亭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他说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汇报。 我紧接着又把电话打到了三司总部,是田春林接的电话,我把情况也向他详细说了。打完电话,我这才感到了饥饿,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三点多,我还没吃过东西,所以我马上到附近小店买了包饼干,回站里和着开水吃了。 到了傍晚,江涛他们才从安亭回来,告诉我,我们的人和张春桥等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又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打来的电报,留下的工人才答应全部返回上海,等工人全部离开安亭后,我们的同志和张春桥才回到了上海。
四、安亭事件后续问题的解决
虽然在安亭的上海工人全部`回沪了,但在苏州和南京还有不少上海工人留在那里,我们从安亭回上海后已派了几个人去那两个地方做工作,已劝说了一部分工人返回了上海,但还有一部分工人不肯回来。到了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八点,我和江涛等八位同学一起到当时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和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上海市负责工业口的周璧,上海市委的梁国斌,《解放军报》记者刘占玺,以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丁学雷(即后来的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开了一个会,讨论解决了当时上海的一些问题,并研究决定,我站再派出九位同志,会同市委的两位同志,明天分头开车去苏州和南京,劝说尚留在那里的少数工人回上海。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十一点才结束。 这次会议上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会议开始前,我们同去的一位北京中学生,叫李民华,发现市长曹荻秋穿了一双长长的黑色尖头皮鞋,这位同学有点气愤地指着曹说:“你怎么还穿这种资产阶级的尖头皮鞋?”曹市长当时显得非常惊慌,甚至有点唯唯诺诺地回答道:“你批评得对,我今天回去马上换掉!”两天后在另一个会议上,我注意到曹市长果然已换了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他都穿着这双布鞋。一个堂堂的上海市长,对一个普通中学生,竟如此态度,在现在简直不可想象。 第二天一早,派去苏州和南京的人就出发了,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终于将留在南京和苏州的上海工人全部接回了上海。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多,张春桥在上海红都剧场(离联络站很近),接见了刚从南京和苏州回来的及部分从安亭回来的共一千多名工人代表,市长曹荻秋也参加了接见。我也被通知去了。坐在主席台上往下看,我发现前排座位上坐着一个好像面熟的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姚文元,他为什么坐在下面,他什么时候来的上海,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见到姚文元。 下午三点,张春桥到我们联络站来会见了在站内的全体同志,感谢我们在安亭事件的解决上做出的努力,和我们举行了座谈,用写大字报的毛笔和纸给联络站题了词。刚从南京回来的我院朱德瑜为座谈会拍了好多照片,至今我仍保留着一张当时他照的照片。 从那以后,除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见过一次张春桥外,我再也没见过张春桥。 大约在十一月二十五号左右,我们征得了上海市委的同意(当时上海市委派了一位处长叫沈宗平的专门做市委和我们之间的联络员,沈经常和我见面联系。还有一位叫周璧的上海工业口的负责人也经常和我见面联系。我好几次帮他们参加一些群众大会等),由周璧签署了一张字条,让《解放日报》的总编马达负责帮我们印发两份当时最新的《首都红卫兵》报,我拿着这张字条和那两份《首都红卫兵》报到解放日报社找到了马达总编,他已经接到了上海市委的通知,所以马上答应付印。我为了尽快出报,当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马达说:“你可得开足你的这台马达尽快把报纸给我印出来!”他笑着说:“后天保证把报纸送到你们站里!” 果然,他按时把报纸送到了我们联络站。每份20000张,一共40000张。当天下午我就发动了在站里的所有同学分头拿着报纸上街去卖,每份卖3分钱。没想到上海市民都排队抢着买!到第二天上午除留下的一小部分分送有关单位外,全部都卖完了。收回了大约1000元钱,我把这钱交到了解放日报社财务科,财务科给的收据我一直保存着,时间长了,认真找的话可能还能找出来。 十二月三日,联络站和上海市委派我和朱德瑜同学陪同工总司的十二名代表乘十四次特快列车去北京,这十二名代表中有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北京后,由朱德瑜联系这些工人代表去见中央文革负责人。我在北京待了两三天,就乘车回上海了。 让我以一首打油诗结束这段回忆吧:
张春桥深藏不露蛇蝎心 王洪文貌似文静实狰狞 上海滩二人联手乱中国 和江姚四人结帮风浪兴
事件二、新疆乌鲁木齐八楼事件
一、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七点左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里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其他的人大多数去参加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上海市委写作班丁学雷(即徐景贤为首的写作班的化名)起来揭发上海市委问题的大会了。前两天夜里近12点钟徐景贤派人把我和江涛等三四个人接到他们写作班驻地,向我们通报了他们要起来揭市委盖子,我们那天凌晨两点才回联络站。 这时联络站里进来了两个人,和我握手后,其中较年轻的一位对我说:“这位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他想和你们认识一下,我是他的秘书。” 魏文伯我没见过,但是知道他是当时华东局的书记。我当时很客气地请他们在一楼的一间房间里坐下,并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他们站里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刚说了没几句,挂在楼梯旁墙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起身去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先问是首都红卫兵三司联络站的同志吗?我刚说了一句是,那声音就说:“你好!我是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激动地连声叫起来:“总理你好!总理你好!我叫丁育民。” 周恩来接着说道:“丁育民,好。丁育民同志,有件要紧的事情想请你们帮助办理。” 我连忙说:“总理你请说!” 听到我激动的叫声,魏文伯立即过来站在我身边。周恩来在电话里继续说:“最近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万名群众静坐示威,新疆自治区有关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静坐的人愈来愈多。我想请你们那里派一些学生火速赶赴乌鲁木齐,去协助新疆自治区人委妥善解决这次群众运动。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赶忙说:“请总理放心,我们马上组织同志去新疆!”稍停了一下,我又迟疑地说道:“总理,只是距离太远,现在火车很难上去……” 我话还没说完,身旁的魏文伯抢过话筒大声说:“总理,我是魏文伯,他们去新疆的车票我负责马上解决,请总理放心!”接着周恩来在电话里对魏文伯说了一些话,我只见魏文伯一边说好,一边点着头。 然后,魏文伯把话筒又递给了我,周恩来在电话里继续对我说:“你们到了乌鲁木齐,自治区有关方面会和你们见面并向你们介绍情况,请你们好好配合他们,务必要妥善解决问题。” 我向总理大声说道:“保证完成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 周恩来说:“好!祝你们成功!再见!”就挂了电话。 之后魏文伯匆匆地说道:“丁育民同志,我们已经认识了,以后再找时间联系,我先回去为你们办理去新疆的火车票,明天一早给你们送来。请你遵照总理的指示组织好去新疆的人员。”说完他就握手和我道了再见,匆匆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魏文伯,我也不知道周总理为什么从北京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我们让去新疆,反正我们毫不犹豫地准备明天立即去新疆!
二、赴新疆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
十二月十九日一早,魏文伯派昨天来过的那位秘书给我们送来了二十多张去新疆的火车票,一半是卧铺票一半是坐票。我和江涛等几个人挑选了十二名各校的学生,其中北京地院五名(我,钱XX,邱锡华,殷志山,还有一位我忘了),清华大学三名青年教师(蒙国庆,曹维涤,另一名也忘了)和一名学生顾元德。还有三名我记不得他们的学校和名字了。另外还有上海的三位学生以及一名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初中学生,维吾尔小姑娘阿斯娅,她可以当我们的维语翻译。还有新疆兵团医学院的十来名学生,组成了二十多人的队伍,由我带队,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乘52次特快同赴新疆。在车上我们轮流在卧铺上睡觉,因时间太长了。上海联络站办公室的事情我交给了我的同学彭善慈。 列车载着我们过长江,越平原,向西出潼关,走河西走廊,再出嘉峪关,穿山洞,走戈壁,往西一直开了七十多个小时,于二十三日北京时间凌晨零点三十分抵达乌鲁木齐车站。
三、参与解决八楼事件和建立三司驻新疆联络站
一下火车,就感到这儿的气氛有点异样。经我们跟车站工作人员了解,才知道在八楼静坐的人中有近两千人已绝食两天多了,两天来有几十万人次游行支持绝食学生。有少数工人也加入了绝食行列,已有几十家工厂开始罢工,公共汽车也罢工了,致使大冬天没有公共汽车可乘。水电厂的工人也声称要参与罢工,但现在还没有实施。静坐的学生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和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丁盛等和学生见面解答学生的问题,而王恩茂和丁盛迟迟不出来见学生。这两天,出乌市的火车被学生拦住开不出去,电报和电话都已封锁不让打,所以学生想以阻止火车开出的方式让中央知道新疆的事情,听说已有几个绝食学生晕倒了 我们在来接我们的汽车开到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后,扔下行李就立即驱车前往八楼。 八楼,在乌鲁木齐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直到歌手刀郎特红的90年代,也在他的歌里唱到“八楼前的二路公共汽车”。八楼在当时是乌鲁木齐最有名的宾馆,是地标性的建筑。当时绝食的学生都在八楼,我们到那里时,看到楼前和楼里面到处都是静坐的人,好多民族的人,绝食的学生都在二三楼。我们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分散到静坐和绝食的人们中间,跟他们说,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慰问大家的,周总理要求大家爱护身体,结束静坐和绝食,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一定尽快和自治区领导联系解决等等。 当时静坐的人也很激动,认为终于让中央知道了他们的斗争。好多人发出了欢呼声。 我们在那里连续工作了近三个小时,这时自治区有人来接我们,把我们领到一家工厂传达室后面的一间大房子里。进去一看,里面坐了好多人,有穿便装的,有穿军装的,经介绍才知是以自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武光为首的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有武光(他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刚调新疆不久,有一张和善的脸),有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丁盛,有军区副政委柴达诺夫,有自治区副书记祁果和任戈白等。互道辛苦后他们立即给我们介绍了新疆的一些情况,他们要求我们到静坐者中间去多做工作,中央也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我们刚才在八楼的活动情况,向他们说明了周总理的关心,是周总理派我们来新疆的。他们说他们知道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配合协调,尽快解决问题,让中央放心,让周总理放心。接着又商讨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最后他们让我们回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休息一下,他们将向总理报告我们的情况。 我们回到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时已是北京时间凌晨七点多,但新疆时间只有五点多。我们和衣睡到天亮,已是北京时间九点多了,吃了点东西后立即分头去了自治区党委,新疆地质局和八楼。去地质局的同志向地质局的孙副局长借回了一些棉衣棉裤、皮衣皮帽之类的御寒衣物,因为乌鲁木齐太冷了,夜里温度近零下四十度,我们这些从上海赶来的人穿着太单薄了,实在抵御不了这里的严寒。刚到那里时我们这几个人走在马路上就不时有人滑倒,因为路面不是冰就是雪。这些衣物我们回学校后都交还给了学校后勤部门。去自治区党委的是和有关人员协商学生提出的问题如何解决以及打电话到国务院办公室报告具体工作情况,去八楼的是继续对静坐和绝食的学生做工作。 一直到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多钟(新疆时间),中央来电表示支持静坐群众的革命行动,并命令自治区党委接受学生提出的五个条件,令王恩茂立即出来接见群众代表,静坐和绝食的行动请立即结束。 向群众宣读完中央的电报后,现场一片欢呼,学生们决定下午三点半停止绝食,但还有一小部分学生一直到六点王恩茂来了后才开始进食。静坐的群众也停止了静坐。 我们接着又忙着给复食的学生安排休息的地方,在人民饭店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房间,又让兵团医专的有关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我们忙到很晚才回到休息的地方。 以后的两天是处理善后事宜,经各方协商,新疆的各派群众组织选派了代表,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经中央电话批准,代表团乘一架专机去北京见中央领导反映新疆的情况。我们到新疆的任务到此也就圆满完成。 我前几年看过武光同志有关八楼事件的回忆录,但里面一句也没提到周总理派我们去新疆协助解决八楼事件的事情,不知是出于政治家的什么考虑呢还是有意无意间把这事忘了,我觉得这本应是武光可以好好描写的一个过程。 之后,我们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一次总结大会,本意只是在乌鲁木齐最大的剧院人民剧院召开,但要参加的人太多了,只好将乌市所有的剧场的有线广播连在一起,但所有剧场又都涌满了人,还有不少人要参加而进不去,当时乌鲁木齐市的负责人建议将全市的有线广播全开通,原来乌市全市都联有有线广播,这才解决了问题。这次会议新疆的很多领导如丁盛等都参加了。 顺便说几句: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初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新疆联络站”(事先取得了总部的同意,是我打电话到三司总部,由聂树人接的电话),我被选为站长,清华的顾元德为副站长。我立即与国务院办公室通了电话(因为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新疆的,在新疆的情况理应向总理汇报),报告了我们在新疆的情况,并说明了建联络站的事。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总理给自治区人委来了电话,让转告我们,他同意建联络站,但人要少些。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了,联络站只有十来个人。 就我们这次来新疆一事,就可以明显感到周总理处理事情的细致和有始有终。 到了元月十八日上海联络站来电让我回上海,我就乘火车回上海了。新疆联络站的站长就由顾元德接替。我从此再也没去过新疆。 也以一首打油诗作为结束吧:
大西北新疆八楼风云起 千万里总理指示急行西 报国家风雪严寒何所惧 排忧难小小学子心头喜
—————————————————————————————————— 【生逢乱世】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陈永迪
作者简介:陈永迪,1943年5月生,四川广安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石油物探专业。1967年分配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先后在地调处、科技处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左图:作者近照。)
文革时期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的学生,也是北地东方红的一员。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6月,我的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经历了成都的“二月镇反”,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一、大串联到成都
1966年11月下旬,我和几位同学踏上北京到成都超级拥挤的火车,煎熬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四川省地质局将机关大食堂改成接待站,用稻草铺在地上形成一个大通铺,我们就住在那里。我妈在成都军区机关作军医,军区机关北较场离地质局很近,所以我是两地轮流住,大多数时间住在地质局。 北地东方红在地质局设了一个联络站,主要作用是提供食宿,交流信息,组织活动。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联络站的负责人经常变更,我都闹不清楚有哪些人,比较固定的负责人是我们同系同年级的谭宝华,有什么事总是他通知我。联络站不是一级组织,负责人就是接接电话、动员大家参加活动,我们在外边代表北地东方红表态,讲话也从来不向联络站请示、汇报。我来成都以前,发生了导致成都红卫兵分裂的11•13事件,据说我们联络站的人参与了冲击红成主持的大会进行造反。但我来成都后的印象中,我们对红成内部两派没有明显的倾向,只是略偏向8•26,真正对红成不满是在“二月镇反”后。我们与红成勤务组主要负责人、成都地质学院学生武陵江关系很好,有重大活动都事前协调。 我到成都想实现一个雄心壮志:步行到革命圣地井冈山。我约了4个同学,两位大学同学,两位中学时的同学,“朝圣”路线是重庆——遵义——韶山——井冈山。12月7日从成都出发。 串联中遇到不少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有两件。 12月8日从龙泉驿到简阳石桥铺,要翻越龙泉山,这座山不高,但中间有一段异常陡峭,对我们这些走惯了平路的城里人是不小的考验。就在大家筋疲力尽时,前面响起了悦耳的童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很提神哦!走了不久,又听见童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小男孩。我和一位同学停下来称赞他:“小朋友,真了不起!这么晚了还在学毛主席著作,我们要向你学习!”他说:“是公社干部要我们来这里守到,看到红卫兵过来就大声读毛主席语录,守半天记一天工分。” 12月10日到达铜梁,铜梁是邱少云烈士的故乡,在一处可以俯视全城的高坡上建有《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晚上我们慕名而去,正在名人题词室参观时,突然来了几位戴红袖套的中学生,进门就乱砸,把放有金日成题词的展柜砸得稀里哗啦,纪念馆的两位女服务员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我们赶紧上前拦住,这几个中学生看袖套认出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停止了打砸。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砸,其中一位眼睛一瞪振振有词:“金日成是修正主义头子,忘恩负义的家伙!” 走了5天到重庆。在重庆大学接待站住了一天,那里条件太差,14日又搬进城里。表哥在重庆医学会工作,他们单位在邹容支路有一个接待站,吃住很方便,地处解放碑,是信息集散地与活动中心。从重大搬到解放碑后不久,看到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4位同学陆续离开重庆各奔东西。 送走4位同学后,我在临江门沧白路重庆市政协内的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遇到王大宾。我和王大宾都是四川老乡,大一的时候还一起上过大课,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告诉我,接到中央文革的任务: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我和王大宾以及驻渝联络站的一群同学紧急赶回成都。在成都听取已经和彭德怀有接触的同学汇报情况,他们和彭德怀进行过深入的交谈,认为彭德怀反对刘少奇、拥护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他。王大宾也同意这个意见,还派了郑文卿和王大来飞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几天后东方红总部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宣布:王大宾犯了右倾错误,必须把彭德怀揪回北京!12月23 日,我们将彭德怀从成都地质学院抢回地质局,12月 25 日成都铁路局安排专列将彭德怀、成都军区派的押送部队一个排和我们学校的同学送回北京。(有关详情见拙文“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很遗憾,由于专列上的人太多,我没挤上去,没能与彭德怀同车去北京。 在成都过了元旦,有几位已经参加工作的好友要我带路去北京,他们要到中央部委告状。1月2日我和好友们又踏上去北京的路程,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天。好友们都住在我们学校,那时,学校内部有一条“潜规则”,出去串联的同学不能收铺盖卷,人走了要将宿舍的钥匙交给留在学校的同学,以便接待外地进京的学生和群众。我们每天奔波在学校和部委之间,好在取得了好友们比较满意的结果,他们提前回蓉,我大概是1月25日回到成都。 回到成都已是“二月镇反”前夕,1月28日下达《军委八条》,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此事被定为“冲击公安机关”的“反革命事件”,开始抓捕有关人员,气氛已经开始紧张。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为了说清成都“二月镇反”的来龙去脉,有必要交代成都军区领导的变动情况,因为他们是“二月镇反”的主角(有关情况都是我在驻成都联络站期间了解到的)。 1966年10月15日,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在大会上传达军委指示:成都军区机关从即日起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大会成了埋葬他和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的动员会。军区的“四大”开展不久,矛头就直指黄、郭,不久黄、郭被停职,6个月后就被定为“党内最大走资派的顽固追随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 据秘书揭发,黄新廷到北京开会从不去看望林副主席,带去的四川特产只送贺龙、罗瑞卿。贺、罗到四川视察时,黄新廷陪他们钓鱼、看戏、打牌。黄新廷警告那些不听话的高干时常将两句话挂在嘴边:“老子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你!”“老子到罗总长那里去告你!”以炫耀他与贺老总、罗总长有不同一般的关系,这才是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贺老总在毛、刘之间站错了队,已不被毛信任。毛要打倒贺龙,采取“剥笋策略”,由外向内逐层剥离,黄新廷等将军就是被剥掉的第一层。 黄、郭被军委召到北京隔离审查后,主持成都军区日常工作的首长换成甘渭汉和韦杰。甘渭汉1965年11月从总政干部部部长任上调成都军区任第四政委,韦杰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甘渭汉新来乍到,与黄、郭没有历史渊源,因而上阵一身轻。韦杰论资历论能力不在黄新廷之下,但他在朝鲜战场吃了败仗,他领导的志愿军60军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被美军围歼(据说,毛泽东曾对韦杰讲责任不能完全由他负),文革前在成都军区一直受排挤。此二人上任时形势险恶,地方上西南局、省、市委已处于瘫痪状态,李井泉被斗得东躲西藏,属下“揭竿而起”纷纷向造反派靠拢。甘、韦接手时,军区班子已残缺不全,原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共10人,已有4人被打成“黑帮”,他们是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主持业务工作的副司令何正文,主持政治工作的副政委余述生。问题还在于此时甘、韦说话不灵权威下降,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抓住把柄,打上门来批斗、抄家,主持工作如履薄冰。 甘、韦上台初期很少公开表态,他们对文革不满但没有胆量直接反对,他们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但没有拿到尚方宝剑。 1月28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尚方宝剑不请自来。 1月29 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八条”时说:“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 1月3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将在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的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的第五部分,专门讲镇反,指出:“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受此鼓舞,韦杰在2月5日召集成都公安负责人说:“现在牛鬼蛇神出来了,就是要他们暴露,暴露出来才好打。” 2月8日,韦杰敦促省公安厅成立“镇反”领导小组。 2月10日,韦杰正式向公安部门下达镇反命令:“打击重点是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的反坏分子。” 2月11日凌晨2点,军区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红色造反军”被逮捕30多人;上午9时,北较场内逮捕了空字028部队(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造反派16人。 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公告》称:“凡冲击军事机关的,都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三、参加对军区的静坐示威
2月11日下午,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开始上街游行,要求成都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 当天下午,我正在地质局北地东方红联络站睡觉,文革以来我们都成了“夜猫子”,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已成常态。联络站负责人谭宝华来把我们叫醒,他简单介绍了形势和任务,听说要去北较场东营门静坐,我还傻呵呵的高兴。为了壮声威,把地质局一辆客车装上高音喇叭改成宣传车,我们一行人喊着口号向北较场进军,到了东营门,将宣传车堵在门口。静坐的这条街叫白下路,一条东西走向、长约百米的死胡同,街西头是军区东营门,街北面是军区大院围墙,街南面是民房,街东头与人民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静坐者唯一的出口,一旦被封锁即成瓮中捉鳖之势,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 静坐初期气氛宽松,没有整齐的队伍,有人站有人坐,我还常回家看看。当时脑子里完全没有危机感紧迫感,1967年“一月风暴”以来到处“夺权”,我们都“战无不胜”,头脑里充满一种虚幻的“成就感”。“军委八条”下达了,对八条的警示麻木不仁,也没把军区抓人当回事,那时候抓人、放人很常见。 我还到距东营门大约一两公里远的东通顺街去看过,那里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驻地,昔日大作家巴金的祖居,小说《家》描写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东通顺街静坐的人比白下路的还多,打着红旗和横幅的队伍排列整齐,许多大叔大妈模样的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这些人就是成都人叫的“居民老孃儿”,看样子他(她)们已经做了长期准备。战旗文工团的大门被桌椅板凳堵死,谁也别想进出,这场景使我想起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打出的横幅辨认,大部份人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2月11日晚,军区派部队去战旗文工团抓人,有人大喊:“老保抓人了!”喊叫声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人们闻讯赶来堵住了大门,抓人的部队只有一个排,被困在大院内动弹不得。街道分团派代表与部队谈判,提出立即放人,部队方拒绝放人,街道分团方拒绝撤离,由此双方僵持不下。 2月11日以后,军区大院出奇的安静,没有继续抓人,也没有镇压静坐示威的群众。平静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像以往一样,只要把横幅一打,人往那儿一坐,当权派就会乖乖地投降。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2月17日晚大约十点,突然传来了《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简称:2•17信件),信中严厉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后来知道此信是由叶剑英批准下发的。 这时军区东营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反复播放信件的内容,有军人从东营门出来向我们散发印有2•17信件的传单。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张,就在我埋头读传单时,静坐队伍中突然冒出一些人,大喊大叫:“抓反革命!”原来是产业军埋伏的卧底乘机制造混乱。再看白下路东头静坐者唯一的出口,已经有产业军组织的队伍手挽手组成方队喊叫着压过来…… 形势异常危急,所幸我方还有不少人,他们迎着产业军的方队冲上去混战一场。这时有同学提醒开车冲出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开车的师傅了。危急时一位高个、腿有点微瘸的同学宣称他会开车,在我们怀疑的眼光中,他已爬上司机座位将宣传车开动起来了,车子像巨大的推土机将挡路的人群推开,我们紧随其后往外冲,刚冲过路口,大伙一哄而散,各奔东西。 我正顺着文殊院街往东走,准备去一位最可靠的中学同学家里避难,突然听见从北边万福桥方向传来汽车的轰鸣声,转瞬间十几辆摩托车开道的军车杀到白下路,从车上跳下大批带枪的士兵,杀气腾腾地将路口封锁。好险!幸亏冲出来了。我继续往东走,只见大街小巷已经有戴袖标的人在巡逻,不时盘查行人,一张大网正在向我们罩下来。 2•17信件拉开了四川地区镇反的序幕。 据《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这次“镇反”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向群众组织开枪的流血惨案。
五、逃回北京
深夜到了同学家里,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叫我放心休息。同学一家人还帮我出主意,商讨怎样回北京。回北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直接从火车北站乘车直达北京,这条路省事方便,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谁都想得到火车北站一定重兵把守,对乘客严加盘查,火车北站的广场上还有许多“点水”的人(成都人对告密者的贬称),走这条路是找死;另一条路走重庆顺长江经武汉回北京,这条路绕道,但是安全也方便。我在重庆有表哥,他们的接待站也还在运行,武汉也不陌生,一年前我们在湖北省地质局搞“四清”,住过地质局黄浦路招待所。为了避开火车北站,计划先出城到龙泉驿,再步行到简阳石桥铺上车,只要避开公路上的盘查点就可行。朋友也认为此路线为上策。 2月18日上午,朋友将我送到九眼桥,看着我坐上九眼桥到龙泉驿的班车。车到一个叫大面铺的地方时出现了险情,大面铺的路口设了检查站,有带枪的民兵把守,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接受检查。民兵旁边站了几个“点水”的,他们的魔爪指向谁,谁就必须出列,出列后立即五花大绑。说实话,轮到检查我时心里很紧张,检查的民兵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龙泉看亲戚。”民兵手一挥,放行!估计刚才被“点水”的几位是川师和本地的兵团、八二六的人,他们不认识我。 经过一番折腾,下午到了龙泉驿镇,找到两个月前步行串联时的接待站,进去倒在厚厚的草堆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2月19日出了龙泉驿镇,我沿着步行串联时的小路往简阳石桥铺方向走,昏头昏脑走迷了路,走到一个叫五风溪的小站上了到重庆的慢车。2月20日早晨终于到了重庆,表哥的接待站还在运行,表哥替我买了6天后(2月26日)到武汉的船票,还给我妈发了一封报平安的信。解放碑真热闹,每天晚上都有摆擂台辩论的,因为我对重庆的情况不熟,不知道他们在辩些啥,感觉重庆的气氛比成都好,五十四军还没有对本地造反派实施大规模抓捕,从大字报上还看到一些消息: △重庆革联会得悉“2•17信件”后,要求下属把川大八二六和兵团的人抓起来,并布置砸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成都保守组织“三军一旗”抄了兵团总部。 △川大八二六的学生在人民南路广场跪成一片,以示请罪。 △2月23日,八二六负责人江海云在成都19中被捕,全城贴出《特大号外》。 ………… 2月26日晨,我在朝天门码头上了东方红33号,那是一艘大型客轮。当晚12点驶到万县码头,船上广播:“东方红33号船要在万县码头停2小时……”坐了一天船,想上岸找点吃的,我沿着长长的陡坡石梯气喘吁吁地爬上码头,一条阴暗狭窄的小街呈现在眼前,街两边店铺的大门紧闭,行人稀少,枯树在风中像鬼影摇晃,寒风吹得我直打冷战。我注意到墙上的大字报被撕扯过,好奇心驱使我走近观看,大字报字迹依稀可辨,上面写着:2月22日在万县××(字迹不清,后来在资料上查到是个教堂,叫“真元堂”)军队开枪打死了××名群众,“主力军”组织了抬尸游行,已有许多人被抓捕……怪不得,万县码头如此阴森恐怖。 经过2小时停靠,早晨6点船进夔门,两岸悬崖壁立气势磅礴,江涛怒吼仿佛愤怒的控诉。出了南津关,船平稳地行驶在江汉平原的河道上,下午5点到了沙市。 在沙市码头要停靠半小时,我远远看见码头上有一群人,正打着旗帜不停的喊叫:“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刚靠上码头,那帮家伙蜂拥而至,像“鬼子进村”一样冲进船舱,对着房门咚咚乱敲,不开门或开慢点就用脚踹,通道里只要挡路的一掌推开,嘴里喊着要“抓反革命”。船上的乘客对此极为气愤,有的乘客和他们大声争吵,有的还打起来。我站在船的前舷看着这场闹剧,只觉得这帮混蛋太过分了。不远处一个人背对着我,看得出他是指挥者,喽啰们不时跑来向他请示。当他转过身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们北京地院的同学,同为“北地东方红”的战友,我一激动叫不出他的名字了,我们都在物探系,他是四年级我是五年级,在学校里常碰面彼此认识。我问他,你们到底要干啥?他说抓沙市军分区通缉的反革命!我说我们在成都是军队要抓的“反革命”,你在这里帮军队抓“反革命”,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整自己人吗?劝他不要被别人当枪使。他听了后觉得有理,于是一声令下,撤!那帮横冲直闯的家伙还真听他的,立马撤离。可是船上的乘客不答应了,在撤离的混乱中乘机扣了他们几个人。船又启航了,那帮人到岸上才发现少了几个同伙,立马又挥动旗帜高喊:“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长不予理会,东方红33号在长长的汽笛声中扬长而去。 2月28日下午3点到达汉口,下船后在码头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在去火车站购票的路上,看见全副武装的军车在大街上巡逻,墙上贴满“反革命××被捉拿”的消息,一张大字报上写着:“今天凌晨,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命令,逮捕武汉军区高级步校反革命分子××多人!……”有人正在地上书写大标语“长江日报的××社论好得很!”……武汉已成为一个恐怖的城市,来了就想尽快离开。 3月3日终于回到北京。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回到北京,心在四川,那些不幸深陷牢笼的同学和朋友们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3月11日上午,“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组”在我院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翼楼401室,我也参加了其中的工作。这个联络组除了接待四川来京申诉、告状的朋友外,还成立了资料组,所谓资料组就是收集甘渭汉、韦杰的“罪行材料”,资料组下设甘渭汉、韦杰、李文清等小组,我参加了甘渭汉小组,负责的同学给了我一大堆甘渭汉的讲话,总政的揭发材料,叫我摘抄甘的“反动言论”。 归纳起来甘渭汉的材料有这样几类:红军时期的表现,甘渭汉是一方面军三军团彭德怀的部下,证明他是彭、黄死党;在总政主管干部工作期间的表现,证明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成都军区主政的表现,证明他以造反派为敌,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 材料整理一段时间就开小组会讨论,组长叫大家谈看法。有一天,讨论甘渭汉的“反动言论”时,有一位同学说,看到甘渭汉文革前在全军干部会上的报告,甘说“我军高级干部年龄偏大,军长、军政委的平均年龄51岁”。这位同学据此发挥:“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毛主席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甘渭汉居然嫌他们老了!这不是反动言论什么才是反动言论!”我提出不同意见:“甘渭汉是总政主管干部的负责人,向与会代表报告干部的状况是他的职责,他说的是客观情况,没有说超过50岁的军级干部一律免职。这一条加在‘甘渭汉的反动言论集’里有点牵强。”可是,大多数同学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坚持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材料,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垃圾,当年我们就是垃圾制造者。 由于我的精力完全放在整理资料上,没有参与西南联络组的其它活动。记得谭宝华告诉我周总理见过他: 3月中旬的一天,东方红总部通知谭宝华到中南海北门等候,大约1点钟工作人员将他引到一个小会议室,一会儿周总理从里屋走来,和他握手问好,问他怎样到的四川,四川镇反的情况,周总理用铅笔在一张纸上认真记录。谭宝华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周总理没有作任何表态,临走时将他用的铅笔送给谭宝华。这件事对我们鼓舞很大,虽然周总理没有对四川镇反表态,但是四川镇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听取被镇压一方的意见本身就说明问题。 3月14日,中央文革记者站收到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的来信,记者摘编后冠以“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的标题,刊登在3月26日《文化革命简报》435期上,分别呈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阅。毛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 此后,解决四川问题的步伐明显加快。 △4月3日,成都军区发出电令:放人、平反、销毁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赔礼道歉。 △4月4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平反。154号文件的发出标志解决四川问题的基调已经形成,天平向“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倾斜。 △4月 8日,川大八二六勤务组被捕成员全部释放。 4月12日,关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员被释放。 4月18日,关押在成都市大监的人员集体出狱…… 我们曾在四川串联过的同学又开始跃跃欲试了,邀约再次“杀”回四川去。因为中央在3月8日、3月18日两次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次回成都不敢大张旗鼓。4月22日,我和清华的一位同学(中学的老同学)坐火车回到成都。刚回成都时仍住在地质局,已经有几位同学先到了,负责人还是谭宝华。地质局没有接待经费,也没有专人管理,不能名正言顺地接待我们,能住在那里全凭已经翻过来的造反派的老关系。大约一周后我就回家住了,但是经常到地质局,有事就去找谭宝华,平常独自活动。 此时的成都已今非昔比天翻地覆了,“二月镇反”时关在监狱里的军内外“反革命分子”绝大部份已释放,他们像凯旋的英雄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刚到成都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到朋友家去。这位朋友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姓刘,一起在军区大院长大的“铁哥们”,他是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造反派的头,“二月镇反”时被产业军抓进了市大监。“2•17”信件公布后,产业军天天抓人往市大监送,市大监对产业军送来的人来者不拒,一律照收。朋友的父亲是军区的二级部长,我叫他刘叔叔,镇反时被派到成都市邮电局当军管会主任,刘叔叔白天在单位理直气壮抓人,晚上回到家里垂头丧气挨骂,王阿姨(朋友的母亲)哭着向他要人,说:“你天天在外面抓人,你儿子被抓到哪儿都不知道,你把人给我找回来!”王阿姨曾经到所里打听,人家回答:“他是反革命,已经抓到监狱里去了,具体在哪里我们不晓得!”朋友的父亲也很为难,自己的儿子是“反革命”本不是光彩的事,若去要人更有立场站错的风险。有一天,刘叔叔终于鼓起勇气,给他的老战友、成都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打了电话,说:“我儿子被你抓起来了,抓到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你给我打听一下。”对方大吃一惊,说:“怎么你儿子也成了反革命?我赶快给你查!”几天后回话:“查到了,关在市大监,我下令马上放人!”就这样朋友有幸提前出狱,出狱后在家休养。我每天晚上都去看望他,他给我讲了监狱里的一些黑幕,进去先“退神光”,几耳光打在脸上让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犯人”了,不服再打,打到你不敢喊冤叫屈为止。初次进监狱的还要排成纵队通过产业军的人墙,产业军以打人为乐,比赛谁打得凶、谁打得狠,打晕打残在所不惜。朋友的右手已被打成骨折。粮食供应不上,饿饭是常事,监狱里关的人实在太多,多到睡觉都不能翻身。朋友从小在优裕的环境长大,从没吃过这份苦,说起来失声痛哭。刘叔叔在旁边静静地听儿子诉苦,一声不吭,王阿姨则情绪激动,痛骂产业军不是个东西。 “红十条”下达后,市邮电局军管会办公室每天都有造反派光顾,他们来帮助军管会转变立场。刘叔叔表示坚决执行“红十条”,向他们赔礼道歉,造反派依然拍桌子打巴掌不依不饶,有一天,刘叔叔忍不住了,使出杀手锏:“你们不要这么凶嘛!你们是造反派,我儿子也是造反派,你们坐过牢,我儿子也被抓到市大监!”造反派听了很惊讶!原来军管会刘主任和我们一样都是“二月镇反”的受害者,从此不来闹了。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平反后的造反派怨气冲天,产业军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成都陆续发生了几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5月4日,川棉厂武斗事件…… △5月6日,132厂武斗事件(简称“五六”事件)最为惨烈,双方直接参与的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2000多人的大血案。 下午3点左右,北京地院勘探系二年级学生李全华,跟随6名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宣传车从正门开进厂区,宣读厂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关于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据守大楼的产业军枪手向宣传车开枪,李全华被一颗子弹击中喉部并从后颈穿出当即身亡,他成了“五六”事件的第一个死难者。 当天,我去见一位因造反在“二月镇反”中被关进市大监的朋友,请他加入我们联络站。在路上听说132厂发生了武斗,立即搭车前往,一路上见到不少救护车拉着警报飞跑,有人从窗口将血衣伸出,我们的车在人民公园附近被堵得动弹不得,错过了去现场的机会。 当晚,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中科院等80多个单位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为地院学生李全华等“死难烈士”报仇誓师大会。“五六”事件惊动了中央,也促进了四川问题的迅速解决。 5月7日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文件共有十条,因此简称“红十条”。 5月16日,成都军区新任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到达成都。当天早晨,听说张、梁要到,我们都兴奋地来到北较场等候,空军派来的雷达指挥车几天前就驻扎在那里,几天来直升机反复演练起降,预示有大人物要降临。 大约十点过,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可是从机舱里走出来的不是张、梁。后来听说,张、梁坐车从危机四伏的被产业军武装控制的机场路直接到达市区,他们受到造反派和产业军双方的热烈欢迎,赢得了双方的赞扬。 张、梁到成都后,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发表讲话、大张旗鼓宣传“红十条”,为“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和群众平反,道歉。当时,成都军区不少干部战士对“二月镇反”被否定想不通,而社会上受压的产业军也跑到军区大院来出气,产业军在大院内横行霸道,抄家、打人、砸车、撕大字报。他们抄了副司令员李文清的家,在他家海吃海喝赖着不走,因为他宣布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左派”,有人甚至叫嚣:“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5月20日晚上,即梁兴初到达成都的第四天。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张、梁当时的住地)围住梁司令,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对不对?” 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 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 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 有人说:“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 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 梁对待造反派的态度和他的前任甘渭汉、韦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不过,梁兴初也有令人起敬的另一面。梁刚到成都不久,在军区第一招待所3号楼会议室与成都各派群众组织见面,当时我也在场。开会前大家围着他闲聊,有人问他:“梁司令,听说在朝鲜彭德怀把你骂惨了!”我们都以为梁兴初会对彭德怀痛加斥责,以显示他正确并与彭划清了界限,可是梁兴初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打完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向我道歉,他表扬三十八军是‘万岁军’!”梁兴初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三十八军军长,三十八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打好,彭在总结会上大拍桌子。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表现英勇顽强,在关键时刻卡住了美军的脖子,为围歼联合国军立下重大功劳。志愿军总部通电表扬,彭德怀在电报上亲自写下:“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的美名传遍天下。文革期间,彭德怀已“臭名昭著”,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说他的好话?梁兴初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令人肃然起敬。 以后的事实表明,张、梁、刘、张四个人三种态度:刘、张二挺和兵团、八二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梁兴初同情保守派,支持红成,利用他和五十四军的老关系在重庆另立中心;他们表面喊团结,实际搞分裂,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一把手的张国华是骑墙派,两边和稀泥,人称“八级泥水匠”。张国华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与梁有区别,他吸取了在西藏差点被打成走资派的教训,坚决按照中央“红十条”,以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态度支持造反派,支持刘、张,不像梁那样与造反派和刘、张格格不入,由此而与梁产生分歧,梁怒而出走到重庆另立中心。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回到成都后,谭宝华派我联系军内造反派。我和川大八二六、清华井冈山以及西安的老同学商量成立了一个联络站,联络站设在离军区东营门不远的省民委机关大院内,因此称为“民委联络站”,主要任务是支持军内造反派,向军区机关的干部战士宣传“红十条”。我们印了一些传单在军区大院内散发,办了一张小报《红雷达》。后来又增加了八二六派的中学生,5月中旬来了几位中国科学院红旗派的人,他们和中八二六逐步替代我成了联络站的骨干。 在民委联络站期间,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下图:1967年成都民委联络站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1为中科院老王,右3为本文作者。) 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物理所的老王带来两位女士,老王介绍其中一位气度不凡的女士是徐向前元帅的女儿徐鲁溪,另一位陪同者姓乔,乔女士也学历不凡,是莫斯科大学物理学博士,她们想了解成都军区的文革情况,我请来曾是军区司令部造反组织“红纵”勤务组的负责人徐耀明向她们作介绍,我当时作了详细的记录(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的记录见附录)。 5月30日,中央文革致电成都军区,请转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在四川的同学,“四川省革筹已成立,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川同学,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6月初,我回到北京,结束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附录: 以下是1967年成都军区“红纵”勤务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根据我当时笔记整理:
2•11突然抓人起于军区作战部的王××,他是红纵的成员。“军委八条”(1月28日)下达后,军区机关的形势逆转,围攻红纵的现象频频发生。2月10日王××在老保的围攻下写了一个材料(也可能他没有写过材料,而是被逼供的记录),说红纵的办公室设在黄新廷(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家里,在黄家里开过黑会,要成立什么“治安治乱委员会”,保黄、郭过关。根据这个材料,当天晚上军区党委决定抓人。从2月11日上午开始,陆续在军区机关、空字028部队、战旗文工团抓了许多人,被抓的人大部分属于军艺西南造反队(成员主要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干部)、红纵(军区司令部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军区政治部千钧棒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抓战旗文工团的人时遇到了阻力。战旗文工团的驻地孤悬在北较场外的正通顺街,2月11日晚,军区派了一个排去抓人。被抓的人当时大喊大叫:“老保抓人了!”喊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居民们自发地赶来堵住战旗文工团的大门,那一排战士被居民们围得无法动步。居民们提出不放人就不准走,围了4天,直到2月15日军区派部队增援才解围,可见镇压造反派不得人心。后来,兵团、826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也组织了大批造反派战士将军区大营门和东营门围住,要求放人,由此而引来了2•17信件。 3月21日王××被拉到司令部批斗,在场的有军区司令部朱副参谋长、温副参谋长。王拒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当场将王打翻在地,逼他承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军区开展“四大”后,有大字报说黄新廷是军区一霸,称之为“黄霸天”)。从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在军区机关广为流传,直到“红十条”下达后也没有消毒。张、梁到四川后,红纵曾给梁司令汇报过这个情况,梁始终不表态。 军区的形势总的是好的,表现在有部分干部的立场已转变或正在转变,认识有了提高。军区原来的领导不管心里怎么想,表面上还是说红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还说徐耀明同志态度好,我们要给他平反,向他学习……有的领导表示向徐耀明同志道歉,愿意诚恳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且随叫随到!中央的“红十条”下达及时、打中要害,打乱了他们的部署。 但是,张、梁到成都军区后,我们的困难处境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向。究其原因,中央决定下达后反动的东西必然要垂死挣扎;其次老保要给张、梁首长制造麻烦,打乱他们的部署,还有走资派也会在暗中耍阴谋放暗箭。 张、梁首长在公开场合姿态很高,刚到时张政委表示成都军区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为时不久态度就变了。特别是梁司令单独接见红纵的谈话,接见前梁的秘书通知红纵的人说梁司令要先听汇报,然后请红纵的同志谈点对工作的建议。但是,当晚一见面梁就说:“红纵还在活动吗?再活动就是违反八条了,你们要注意团结,不要搞分裂!”好像分裂是红纵搞起的。红纵汇报完后,梁承认红纵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调子很低。接下来就开始数落红纵的枝节问题,还把战旗文工团指责得一塌糊涂(5•19晚上梁接见战旗文工团全体干部,有两个人企图给他戴高帽)。那次谈话红纵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5•20晚上,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当时张、梁住地)围住梁司令,控诉红纵的“罪行”。梁叫人打电话给徐耀明,要他来听听群众的意见。那些人“控诉”:红纵是黄、郭一手扶持起来的保皇组织,还在搞“四大”、和地方搞串联,参加支持宜宾造反派的大会等等,应该取缔、解散。梁听后武断地宣布:“你们红纵搞‘四大’就是非法的,要派人去查一查。”又说:“军委命令机关一律不搞四大!”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的口号对不对,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有人向梁司令反映:“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正在这时有人来汇报说,火车南站武斗,有战旗文工团的人受伤,梁说:“谁叫他们去的?”谈话到此结束。 从5月20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5月21日当晚就传红纵是非法组织,要取缔,要砸烂红纵的狗头。在军区大院凡支持兵团、826的人都被骂成红纵,砸汽车,打人(也有产业军混进来的人搞打砸抢),撕大字报,凡揭发二月逆流的大字报都被撕,而红成贴的大字报就不撕。老保们20日前还比较谨慎,20日后(即梁接见后)就敢公开活动,如:政治部几个主任的通讯员公开组织“支产战团联络站”,很猖狂!成电红旗 在军区大院的办公区、家属区、二营门等地到处刷标语:“三军一旗 好得很!”成电红旗出了小报《战线火报》,北较场内有专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散布:梁司令说红纵是非法的!红纵要血洗北较场,要与司、政、后干战血站到底!中和场、火车南站的武斗就是红纵挑起来的,要集中力量把红纵搞下去。 张、梁来之前,相当大一部分干部向红纵靠拢,现在反而不敢了。5月23日下午,军区机关召开大会,政治部的董秘书长说:“有战士给我打电话:‘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过去我们提着脑袋斗黄、郭,现在居然成了老保,你们说怪不怪,我们要打倒真正的保皇派!”他说的“真正的保皇派”实际上是暗指红纵。 总的来说,张、梁来后情况更恶化,原来的希望变为失望。但是造反派不能拆台,还要看下去。现在要警惕老保分裂造反派,我们也担心造反派打内战,还担心张、梁受原班子的影响。张、梁的工作班子要看几个关键部门:张梁办公室、省革筹办公室、支左办公室的组成人员的立场。张梁办公室(除了梁从广州军区带了两个秘书和一个作战部长外)工作班子里没有一个造反派,这些人先投靠黄、郭,后投靠甘、韦,如:谢×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提拔的黒干将,张××是政治部副秘书长,紧跟余××(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贴心豆瓣。省革筹办公室由张西挺筹办,她提出要红纵的人,军区党委不同意,估计是甘、韦继续发挥影响的结果。支左办基本是原班人马,我们称它为支保办,只增加了青年部副部长刘××。这样的班子组成,我们很担心造反派的声音反映不上去。 红成的立场很成问题,他们在街上刷大标语“决不能抹杀红卫兵小将在镇反中的功劳”,红成认为韦杰的镇反要否定,但是群众的主观愿望是好的,问题是人抓多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对甘、韦说,他们(指兵团、826)要打倒你们,我们(红成)不打倒你们。军区的老保到处散布红成和他们观点是一致的。
以上是根据徐耀明当时谈话的记录整理的,由于时间久远,加上笔记本字迹不清,可能有个别错漏之处,但是,可以肯定基本信息是准确的,其中反映出的观点当然都是当时形势下才有的,不等于是正确的,但它是那段历史中讲述者的经历和思想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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