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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谜】
文革中期读书笔记选 (1969~1972)
何 蜀
录入说明:我在文革中期,曾在日记之外另记有一些读书笔记。当时正是“大革文化命”中的知识荒芜年代,而自己却又正值求知若渴的青年时代,特别是在1969至1972年间(21岁到24岁),群众性造反运动结束,自己先后处于在家待业、短期做临时工、进工厂当正式工的人生转折期,在彷徨苦闷中总要千方百计地到处借书来读,读后有时会写下一点笔记,或是读后感,或是对书的章节结构分析,或是书中内容片断或某些词语的摘录。 笔记中的读后感,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对于我这样一个文革前只读完了初中就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继续升学权利的青年,虽然爱好文学也有当作家的梦想,但却因缺乏正规学习,文化素质差,又受时代“主旋律”思潮影响,加上在群众造反运动中受到“打倒一切”、“批判封资修”等极端思维方式的浸染,自以为当时真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纪元”,无知者无畏,因而总想能在读书笔记中多少有些“新思想”、“新认识”,但却又长期受到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难以自拔”,因此在这些读书笔记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是庞杂、混乱的,有的是自以为高明实际上幼稚可笑的。从中可以看到那时的一部分青年——不同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是城市里的“社会青年”(当时对失学、无业的城市青年的统称,简称“社青”)和青年工人思想的一些侧面。 从我这些读书笔记中,也可大致了解到在文革中期的某些地区(如我所居住的重庆市主城区),某些民间社会群落(如城市待业青年、青年职工)中流传着怎样一些文学书籍——当然,笔记中提到的书并非当时所读书的全部,有不少书读后没有留下笔记或只作了一些摘录而没有写读后感。尽管经过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扫荡,但在民间留存或经过抄家、武斗之后失散于民间的中外文学书籍还是不少的,而且在青年中大量流传。我读的这些书,大都是从不同的朋友处借阅的。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到处借书看是难于主动选择的,一般只能是找到或碰到什么书就借什么书看。在这些书中苏联作品较多,这是在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中大量出版的结果,当时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许多实际上水平不高的苏联作品也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并且大量发行。 我读的这些书中,有一小部分是我自己“拥有”的,但不是买的,因为那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书卖——从文革前的文艺界“整风”之后,文艺书籍的出版就逐渐枯竭了,到了文革中更是只剩下马列著作和各种毛泽东著作与《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最多还有一两本《金日成选集 》或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之类。中外文学书几乎全部绝迹。我自己“拥有”的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都说来有趣: 一个来源,来自外婆。那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外婆和一些街道妇女被动员到街道纸盒厂工作,厂里经常要从废品站购进大量旧书,由她们拆成纸片后糊纸板纸盒,外婆见我爱读书,又无钱买书,就从家里收集了我和三个妹妹用过的旧课本旧作业本之类,拿到厂里去大致等量地换回一些文学书。外婆识一点字,能戴上老花眼镜读书,不过她并不知道哪些书是我想要的,只能估计着大概是小说或诗歌,给我换回来(我不要的她又带回去另换),她为我换回的书除了我笔记中提到的《旅顺口》、《起义者》外,深受我喜欢的还有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卢那察尔斯基的《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袁可嘉教授译得很有诗味的《彭斯诗抄》等,当然还有五十年代发行量极大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我的儿子》(青年近卫军负责人奥列格•柯歇伏依的母亲的回忆录)、《普通一兵》等。 我的自有书的另一个来源,来自即将送造纸厂的新华书店书库。我1969年初回到重庆后,与初中时在少年宫美术组一起学画的几个老同学恢复了联系,其中一位小杨当时在新华书店工作。有一天他来我家告诉我,新华书店清理库存书,已经清理出一大批不能出售也不再需要库存的,准备送造纸厂,现在推放在中华路的一个地方,要我跟他一起去选一点书,“抢救”出来。于是我就随他去进行了这次自称为“抢救文化遗产”的行动。到了那个不知是不是新华书店库房的不起眼的老房子里,在进门左手一间空屋地上堆放的几大堆书中挑选了一些,捆好提出来(当时有个老职工喝问了一句“哪里的”,小杨说别理他,也就没事了),回到我家后“瓜分”所得,小杨只选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等很少几本,我就收获了《古代汉语》(王力教授主编的四卷本大学教材)、《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五卷 政论、讲演、特写)》等好几本书,其中就有笔记中提到的《扮演列宁的演员——史楚金传》、《考涅楚克选集(下)》。后面这两本书被朋友借去后没有归还,大约也就进入了民间的流传渠道。 笔记中写到的一些书中人物姓名,因字迹潦草,又无原书可查对,可能录入时会辨认有误,敬请指正。原笔记中写作日期在每篇的后面,录入时提到了前面。有的同一天里写了读两本以上书的笔记,但这些书并不是在这一天里读的,而是在此前读了,到这一天才集中写的笔记。
1969年6月23日 (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
说明:这是文革前出版的萧珊、巴金翻译的那个版本。我在文革前就读过,非常喜欢。这是重读时的感想。
读屠格涅夫的几个中短篇,感受很深。那细腻入微的笔调很能打动人的心。我眼前展现出一片农奴制下面的悲惨情景。 《僻静的角落》给我的印象最深。玛莎和威列季叶夫的悲惨命运(当然,这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相比,是另一种悲惨命运),使你对当时黑暗的社会产生无比的愤怒。那万恶的旧社会不知摧残了多少有才华的青年。出路何在?屠格涅夫没有看到。 《雅可夫•巴森可夫》,当时社会中平民知识分子中的高尚美好的形象。可惜,巴森可夫那样高尚美好的灵魂当时也找不到出路。他的命运激动着我的心。 阿霞(《阿霞》)和齐娜伊达(《初恋》)都使人深深地同情。 《草原上的李尔王》的人性味较多,我不喜欢。 每次读屠格涅夫的作品,每次惊叹他那深沉有力的、动人心弦的描写,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创作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大大超过他的作品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啊!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何等的壮丽,这一点就是最好的条件。
1969年6月24日 (乌克兰)谢甫琴柯《音乐家》、《美术家》(中篇小说)
重读谢甫琴柯的《音乐家》、《美术家》,仍很受感动。通过这两个农奴的悲惨命运,有力地鞭笞了罪恶的农奴制社会,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体会,写下了这些发自肺腑的诗一般的感人的故事。 《音乐家》中的那个歌唱家的悲惨命运可以算一个独立的故事。它对那个农奴主的控诉是很有力的。她的悲惨命运真要使人掉泪。 由于局限性,作者美化了一部分上层人物,即使当时有这么几个人,也不应作为典型来写,特别是《音乐家》的结尾,将使人感到,农奴的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一部分“明智的”、“有人性的”上层人物。 关于美术、音乐方面,作品使人明白,在当时那种社会制度下,只能产生一些避开现实斗争的作品。而在今天,我们却可以大量创作反映伟大时代伟大斗争的作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超过前人,用大批光彩夺目的文艺作品占领阵地? 《美术家》中关于“特权化美女”的几段论述有一定意义,我是从它对旧习惯势力的批判来理解的。不幸,这些旧习惯势力,这些卑陋、庸俗的市侩习气,至今还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有影响——而且是顽固、根深蒂固的影响。
1969年6月25日 (苏)《旅顺口》(长篇小说)
说明:文革结束许多年之后读到蓝英年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周恩来曾在去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火车上读了《旅顺口》(陈昌浩翻译、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后,说这是一本坏书。原因是此书宣扬了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把无理霸占的中国领土当成自己的领土,把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当成他们的正义战争。但是在文革前中苏关系尚未恶化的时候出版这部小说时,只考虑到它是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的优秀作品。我在文革中读这书时当然也不会有后来蓝英年那样的认识。
斯捷潘诺夫的《旅顺口》,使人想一口气读完。读完后头脑中一个最鲜明的概念是:人民是历史上的真正英雄。 书中宝贵的就是塑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使人愿意同他们共命运的群众中的英雄,俄军的低级军官、士兵中的英雄,这是一批光彩夺目的形象。 作者以惊人的魄力,历史地重现了日俄战争中旅顺口战役的悲壮图景,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处理是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 感到不满意的是作者也许为了怕公式化,把几个反面人物的个性写得比较复杂,有点使人感到不可捉摸,有时让一些正确的意见也由反面人物说出来,使人感到不舒服。 从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魄力是使人钦佩的。
(俄)冈察洛夫《悬崖》(长篇小说)
说明:这一则笔记中引用了列宁有关恋爱的一段话,不是列宁著作中的,而是克拉拉•蔡特金的《列宁印象记》里写到的,她这本薄薄的小书曾在中国大量出版,对我们那一代青年影响极大。
冈察洛夫的《悬崖》使人很不喜欢。故意把每个人的性格写得很复杂,复杂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特别是薇拉,她同马克的争论中,她对爱情的责任的强调是对的,列宁说过,恋爱牵涉到两个人的生命,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才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而马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诡辩,都不过是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而已。马克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如果说薇拉出于好奇心而接近马克,那么她爱上这个无赖却是莫名其妙。祖母的个性也是使人无法理解的。作者通过这些使人摸不着头脑的复杂描写宣传什么说教呢?书的结构也怪,前头几章用那么多笔墨写莱司基,后面大半部分中又把他退到次要地位。
1969年6月27日 (法)莫泊桑短篇小说
说明:这是读的一本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但记不起书名了。
莫泊桑实在是一个无聊文人,不知为什么把他吹捧得那么高。他的作品有多么好的思想性呢?妓女一面向侵略者卖淫,一面又爱国,与其说是歌颂,不如说是讽刺。他的作品才真正是“诲淫”的作品。艺术性也不见得有多高,不少作品中还把劳动人民丑化得不成样子。
1969年7月2日 (苏)戈尔巴朵夫《不屈的人们》(长篇小说)
说明:这是一篇典型的文革“大批判”评论,尽量上纲上线挑毛病,跟文革中批判文艺界各种“大毒草”一个腔调。文革样板戏之一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将原歌剧和电影中喜儿的父亲杨白劳被强迫卖女儿还债后服毒自杀的情节改成奋起反抗被打死,以表现革命人民的斗争精神。这一修改成为经典范例和衡量文艺作品革命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凡是真实反映普通百姓痛苦生活的作品,都会遭到“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斗争”的指责和批判。
大量的篇幅描写的是“屈服的人们”,恶毒地把苏联人民丑化成在德寇面前束手无策、俯首听命、任其宰割的人,他们不但不敢于斗争,甚至连想都没想到应该怎样斗争,只想着怎样活下去。书中大大渲染了战争的苦难,以同情和歌颂的笔调写了胆小鬼、懦夫、变节者。
1969年8月25日 (俄)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长篇诗体小说)
说明:严格说来这不算读书笔记,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认真读这本书,只随便翻了几页,读不进去,就放下了。这可能与诗歌的翻译也有关,因为不同语种的诗歌经过翻译后其音韵、节奏甚至一些意象方面的美感都很难转换过来。在后面1972年5月7日的一则笔记中重读此书的感想就没这样极端。
《叶甫根尼•奥涅金》,鬼话连篇,有几个人能领会其中的感情呢?
(下图:读书笔记局部。)
1969年9月7日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长篇小说)
说明:阿•托尔斯泰这套三部曲(《两姊妹》、《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我读过多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感想,这一则笔记是最极端否定的一次。后面有1972年7月的另一则笔记就没这样偏激,那时还抱着学习的态度用另外的纸对其章节结构进行了分析。再后来当然就有更不一样的认识了。
咬着牙读完了《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作者以仇恨的感情来歪曲地写了布尔什维克、红军、工人、农民等形象,又以赞美、同情、热爱的感情来写了几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大群白卫军官、反动头目的“英雄形象”。在书中只看到十月革命带来的灾难、混乱、恐怖,看不到出路和希望。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在书里是那样的脱离群众,那样的不得人心,几个白卫头子是那么的勇敢、英明、忠诚。看不出他们同红军作战是出于什么样的反动的动机。几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反革命走向革命,从双手沾满红军的鲜血到变成红军的军官,思想的转变是生硬的。莫名其妙的,不能使人相信的。书中看不到列宁的光辉思想和革命路线的胜利,专门写了一个列宁决定炸毁黑海舰队的情节,完全是通过群众、党员、其他领导人的各种意见来诋毁了列宁的光辉。一点看不出列宁意见的正确性。
1969年10月29日 (苏)兹洛宾《斯捷潘•拉辛》(长篇小说)
比较可以,但不该写一个羽林军的妻子在里面,大大地削弱了拉辛形象的光辉,增加了浓重的讨厌的人情味。另外最后谢尔杰同拉辛的冲突也没处理好,使人感到不舒服。因为谢尔杰一直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拉辛的心理描写有个别地方显得不真实。伊万的形象是感人的。沙皇在两个重臣吵架时对上帝说的话不好,完全不符合他的阶级本质和前边的大量叙述。特别是和那个工人对拉辛讲的沙皇形象相矛盾。
读(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长篇小说)摘录
说明:本则笔记未写日期,但接在前一则之后,未写读后感,只摘抄了书中的五段议论,另一笔记本中还摘抄了书中有关爱情的几段话。当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此书中所描述与歌颂的纯洁、美好而且浪漫的“新人”的爱情十分向往。
谁都知道,在从前,这一类事情——丑恶的家庭中会有一个出色的姑娘——是怎么收场的:别人强迫她接受的未婚夫是她所不喜欢的俗物,他本来没有多大出息,而且越往后越不会有出息,但是他硬要赖在她身边,事事听从她,于是他慢慢地变得像个普通人,虽然不好,但也不坏了。那姑娘最初不肯嫁给他,可是她已经逐渐习惯于把他放在自己支配之下,她相信拿两种不幸——这样一个丈夫和这样一个娘家——比较起来,还是丈夫带给她的不幸小些,所以她跟她的爱慕者结了婚;起初,当她领略了没有爱情的结婚的滋味时,她感到厌恶;不过丈夫是百依百顺的:“惯于忍耐,就会相爱。”她终于变成一个通常的好太太,即是一个本来很好,可是同流合污,结果只是活在世界上虚度光阴的女人。——从前出色的姑娘们的下场是这样,从前出色的青年男子的下场也是如此,他们也都变成了只是活在世界上虚度光阴的好人。
什么才是热烈的爱?热爱跟普通的感情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力量上。那末,如果普通的感情,比热爱淡薄得多的感情都能使您对人抱这个态度,使您说:“我宁愿死,也不愿给他带来痛苦。”如果普通的感情都能使您这样说,比它强烈千倍的感情会使您怎样说呢?它会使您说:“我宁可死,也不允许——不是要求,也不是请求——这个人为我做他自己不高兴做的事,我宁可死,也不允许他为了我的缘故勉强他自己,压制他自己。”这种热爱,使您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才是真正的爱。如果一种热情不是这样的,那末它只是情欲,完全不是爱。
青年人只要有一点点鉴赏力和些微的感情,在谈起姑娘的时候,竟对她们的脸孔不感兴趣,还合乎常情吗?他们当然是毫无艺术感觉(审美才能)的俗物。还有一种人,比我们那批美学家更富于美感,照研究他们性格的专家看来,青年碰到这样的场合,甚至一定要从整个肉体方面去谈论女人呢。那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可不同了,先生们;现在也有这种情形,但是在被称为现代青年的那一部分青年当中却没有了。这是些奇怪的青年啊,先生们。
做一个正直的人吧,也就是说,做一个会打算盘的人吧,你不要打错算盘,你得记准总数,记住总数大于总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的人的天性,比你的任何个别的欲望更重大、更要紧,与其对你的个别的欲望有利,宁可对你的天性有利,假如这两者发生抵触的话,——如此而已。干脆地说,人一正直,就什么都好了。这一条简明的原则便是科学的全部成果,便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法典。
只有社会上的观念和习惯改变了的时候,你我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才能实现。社会应该经过一番再教育,这是对的,它也正在从生活的发展中受到再教育。受过再教育的要帮助别人,这也是对的。但是,在社会还没有受完再教育,还没有彻底变革的时候,你可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
我在另一个笔记本上摘抄了《怎么办》书中有关爱情的几段话:
爱情赐予万事万物的魅力,其实决不应该是人生中的短暂现象,这一道绚烂的生命的光芒,不应该仅仅照耀着探求和渴慕——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求爱或者未婚吧——的时期,不,这个时期其实只相当于一天的黎明,黎明虽然可爱、美丽,但是,在接踵而至的白天,那光和热都比黎明时分更大得多,白天的光和势历久不息地增长着,不断地增长着,热的增长尤其长久,晌午过后很久还在增长。从前可不然,一对爱人结了婚,爱情的诗意便飞快地消逝了。今天的所谓现代人完全不同,爱情使他们结合以后,他们在一起生活越久,从爱情的诗意中所获得的光和热也越多,一直到黄昏已深,对成长中的子女的照应极其有力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为止。那时这种照应超过了他们本身的欢爱,比它乐趣更大。可是,在那个时候以前,它却是不断地增长着的。早先的人只能领略短短几个月的东西,现代人却能长年长年地保持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头有一个秘诀,我可以泄露给你们,那是一个很好的秘诀,实地运用起来更好,而且也并不难,只要你有一颗纯洁的心和诚实的灵魂,具有现代的人权观念,能够尊重跟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如此而已——此外并不有什么秘诀。
谁要是没有体验过爱情对人的一切力量的激发作用,他就不懂得真正的爱情。 爱情的意义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 …… 只有帮助所爱的女性提高到独立地位的人,才算爱她。 只有因为爱而变得思想明豁、双手矫健的人,才懂得爱。
(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
说明:《青年近卫军》一书对文革前的中国青年影响之大,是今天的人们难于想象和理解的。文革中湖南长沙有个名气很大的群众组织就叫“青年近卫军”,我当时做临时工的四川石油筑路处,也有五大队(来自重庆的临时工)的一个群众组织起名“青年近卫军”。仅此即可见该书影响之一斑。
不知是第几次重读《青年近卫军》了,仍然很受感动。那些可敬可爱的、英勇、纯洁、正直的青年形象,即使是今天也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 这是一部生活教科书。 书中有些经过多少人流血、牺牲得出的经验是值得很好重视的。
笔记中摘抄了几段该书中的抒情议论:
你有没有夜里迷失在密林里,或是孤零零地流落在异乡,或是单独地遇到危险,或是遭到了这样的灾祸,甚至亲人都避开了你,或是在探索一种人们所不知道的新事物中久久不为大家所了解和承认?如果你碰到生活中的这些灾祸或是困难中的一种,你就会了解当一个人遇到一个朋友,他的言语、忠诚、勇敢都是始终不渝时,会有多么使人振奋愉快的喜悦、多么难以表达的由衷的感激、多么难以克制的汹涌澎湃的力量攫住他的灵魂!你已经不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在你身旁还有一个人的心在跳动!
他们的感情是内藏的,好像灰烬里面炽热的炭。到了那些生活考验、社会动荡、痛苦和欢乐的日子里它就会突然发出熊熊的火焰。啊,那时候在记忆中就会多么有力地浮起了他们在鲁干斯克公园里最初几次的相会、在城市上空的这种浓郁的槐树花香、展开在他们欢乐的青春上面的布满繁星的夜空、青年时代的无拘无束的梦想、第一次肉体接触的欢乐、第一个孩子降生时感到的幸福、以及因为性格不同而产生的最初的酸涩的果实,不过这仍旧是多么美好的果实啊!吃了这种果实,只有脆弱的灵魂才会分离,坚强的灵魂是会永远在一起的。 对爱情说来,严峻的生活考验以及爱情是怎样开始的那种生动的回忆,都是同样必需。前者把人联系在一起,后者使人不老。共同道路的把人联系起来的力量是伟大的。假如可以用“你可记得?……”寥寥四个字表达的感情永远能使你们感到激动。这甚至不是回忆,这是永恒的青春的光辉,是到下一程路、到未来的召唤。把它保存在自己心坎里的人是幸福的……
这些年头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不仅仅落在顿聂茨的土地上,而且落在整个被破坏的、被焚烧的、沾着血的苏维埃土地上。在这些眼泪中也有由于无力、恐惧、直接的难忍的生理痛苦而流的眼泪。但是也有多少崇高的、神圣的、高贵的——人类历来未流过的最神圣最高贵的眼泪呀!
1969年11月7日 (苏)格布里罗维奇《共产党员》(电影剧本)
说明:这个剧本应该是从《苏联电影剧本选集》(第一卷)中读到的。当时《苏联电影剧本选集》出版了三卷,第一、二卷都是反映“十月革命”及之后的内战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电影,第三卷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电影,都是当年苏联电影中对中国观众影响很大的一些影片的文学剧本。 我对《苏联电影剧本选集》第一卷中的《列宁的故事》、《伟大的公民》,第二卷中的《乡村女教师》等剧本都很喜欢,特别对第一卷中的“马克辛三部曲”(《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马克辛的归来》、《维堡区的故事》)崇拜得五体投地,还希望能像苏联电影中塑造了马克辛这样一个工人革命家经典形象那样,也能塑造一个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形象。我在另一本子上摘抄了《列宁的故事》和第二卷中的《在十月的日子里》的一些片断,对《伟大的公民》和“马克辛三部曲”的情节结构作了分析,但都没有写读后感,只写了这篇对《共产党员》的“大批判”式的读后感。其实我文革前读到格布里罗维奇的这个剧本时很感动,很欣赏(没看过电影,因电影放映时年纪还小)。但经过文革,受到当时“主旋律”思想的影响,这次重读时就有意识地以“批判修正主义”的眼光来进行重新分析批判了。
这一次读苏联电影剧本《共产党员》,才发觉里面令人不能容忍的修正主义毒素,竟然如此地歪曲了共产党人的形象,歪曲了十月革命后艰苦斗争的年代,歪曲了广大工农兵的形象,把群众写成群氓,党组织是那样混账,对困难是那样束手无策,仿佛一切都只有这样一个同有夫之妇乱搞的所谓“共产党员”在起作用。而最后却被打死。谢妙在人们离开工地时对工地负责人说的那几句话十分恶毒,意思是说人们吃够了苦,甚至眼看着亲生的儿子饿死,也在工作,但现在没有办法,只有离开了。责任归于谁呢?很显然,作者在这里恶毒地攻击了新生的政权,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党。费多尔也几次说:“怎么赶上了这个世界革命!”仿佛一切乱子,一切困难,都是革命带来的。古班诺夫的“爱”上费多尔的老婆,根本不是什么“爱情”,纯粹是为了同女人乱搞,竟还想从马列主义里边找证据,简直无耻极了。作者还安排了一个细节:在古班诺夫死后,济姆尼打电话问列宁,列宁记不起这个人了,只说了一句要安排好他的家属。作者在这里隐晦地咒骂列宁,咒骂革命,让别人作牺牲,宣扬革命的残酷性。
1969年12月11日 (苏)《勇敢》(长篇小说)
说明:苏联小说《勇敢》是五十年代对中国青年影响极大的长篇小说,该书描写苏联青年克服许多困难在条件恶劣的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当时中国的共青团中央推荐青年们读这本书,江西一支青年志愿者垦荒队开辟的一片地方还被命名为共青城,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曾去参观,他去世后还安葬在江西共青城,可见苏联小说《勇敢》的影响。我文革前读此书时是很感动的,但经过文革,就以“批判修正主义”的眼光来重新分析它,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了。这书是一位曾跟我一样参加过“四川石油大会战”做临时工的朋友读到后,知道我想写石油会战的经历,特地把书给我从邮局(因相距较远交通不便)寄到家来的。归还时我怕邮寄丢失,是亲自送回去的。
以前读《勇敢》(薇拉•凯特琳斯卡娅著),很受感动。这一次读,却感到不舒服。作者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爱情问题上,歪曲了社会主义青年的形象,那些人只能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蜕化变质分子。 难道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是由这些为着争女人而打架、乱调情、不学习政治的青年来完成的吗?
1969年12月31日 (苏)《扮演列宁的演员——史楚金传》(传记)
说明:文革中反复放映的两部苏联电影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列宁的扮演者就是史楚金。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留下更多的银幕形象。我读此书后曾十分激动地向一个朋友讲述书中的一些内容,竟使朋友产生了“你是不是也想尝试当演员”的错觉。我把此书推荐给一个朋友看,结果书没有还回来,大约从此进入了民间流传渠道。
读《扮演列宁的演员——史楚金传》,极为感动。史楚金,一个有着多么强大的意志力的战士啊!对工作无比的热爱,对自己严格的苛求,对艺术为无产阶级、为革命服务的伟大抱负和为此而产生的忘我劳动,忘我到了惊人的程度的劳动,等等,无不使人从内心中受到震动,受到启发。
以下是书中内容的摘抄:
他写道:“使我感到兴趣的,只是那些反映出时代思想的角色,那具有重大思想内容的角色。我想要扮演那些震动我国的人们的形象。”他梦想着扮演“新生活的创造者——共产党的领袖、社会主义祖国的优秀儿子的形象”。 作品的真实和纯朴是他的美学基本法则。 他为艺术的真实性而奋斗。他的这种真实性从来不是冷淡的观察家所有的那种冷淡的真实性。史楚金的现实主义是有深刻思想性的,是充满着炽烈的热情的,是有倾向性的,是有党性的。史楚金的作品是乐观的,是热望向前的,是贯彻着对生活、对自己的人民、对人类的极伟大的爱的。 工作是史楚金生活中有机的必需品。他之需要工作,正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醉心于工作的他忘却时间,忘却休息,忘却健康。 他那种严于要求自己、对自己苛刻的精神是无限的,他永远是在探求着。他无穷尽的幻想永远是跑在他那演员实践的前面。 史楚金是非常谦逊的人。在演员身上很少能遇见这种品质,似乎是这样谦逊的人不能做演员。特别是在艺术工作者中间时常可以看到的各种毛病:自我中心主义、奔放不羁的精神、追求廉价的荣誉,是和史楚金绝对无缘的。史楚金从来没有强调过“自我”,从来没有热望过占“第一”位,从来不知道嫉妒。在演出、排演或授课的时候,他都是聚精会神、衣冠整齐、遵守时间的模范。……他从来没有提高过声调,无论对剧院的经理或制片厂厂长,无论对道具管理者、灯光师或女佣,他是同样地有礼貌。 他耐心地、非常细致地和那些没有经验的或经验很少的伙伴们工作,从来没有发过怒。
1970年4月18日 (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长篇小说)
说明:文革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就成为中国进行“反修”教育的一本推荐书,因为该书在苏共已经否定斯大林之后还公开歌颂斯大林。当时重庆市话剧团还排演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不知是谁的编剧)进行“内部演出”,我上初中时的老师们就曾被组织去观看。这部《州委书记》是柯切托夫的又一力作,比《叶尔绍夫兄弟》的场面更大,视野更开阔,涉及社会生活面更广。
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一口气读完,又认真地重读了一遍。 其中许多思想都是正确的,是走在当时时代的前头的。书中塑造的一大批正面人物是感人的,有血有肉的,合情合理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尤莉亚和符拉迪钦,这是很使人喜爱的幸福的一对。 赋予索尼亚身上的小缺点(高跟鞋等),反而使人感到她的可爱、真实、亲切。这决不是故意把英雄人物写上一些落后地方的那种拙劣手法,这是很恰如其分的。 对生活场景的描写,人物心理的刻划,大大地使人对书中人物、故事产生了“身历其境”的感觉,增强了感染力。 对话是组织得巧妙的,看得出有灵感所致之处。 从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作者的本质是好的,正直的,向上的。书的涉及面很广,反映的社会问题很多,而且重大,这不仅需要魄力,而且需要的是思想高度,只有站得高,才能写得广。 作者的知识是渊博的,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农业生产、化学、社会工作等等,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从事自己劳动的热情,是不能具有这些知识的。
1970年4月25日下午 (苏)高尔基《福玛•高尔杰耶夫》(长篇小说)
看了使人很不舒服,全书找不到一个正面人物,全是些使人生恨或生厌的、歇斯底里似的人物,那些冗长的、充满哲理味的、教诲式的、神经分裂者的独白,使人受不了,读不下去,难于领会。当然,高尔基是塑造了这些资本主义没落时的形象,但使人不舒服的是他总是要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赋予这些反面的、丑恶的人物以一些正直的品质和正确的见解,这就使人读着很不舒服,很恶心。描写的技巧倒是高的,但有些心理描写却很不好,精神分裂似的,病态的,使人厌恶。大量的隐喻、暗喻,也使人讨厌。
1970年4月26日晨 王宗元《惠嫂》(短篇小说)
说明:短篇小说《惠嫂》,曾被改编为电影,影片名《昆仑山上一颗草》,我是先看了电影连环画(没看电影),很喜欢其内容,以后才读的原小说。
偶然重读《惠嫂》,像读第一遍一样,这么短小的篇幅,这么简单的情节,却容纳了这么深厚的内容,塑造了这么高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形象,使人如此地感动! 写作水平是高的,对细节的处理十分细致、经济,几个人很活。看这种短篇,远比看欧洲的名作家的短篇好得多,那些什么莫泊桑、都德等等的短篇,有哪一点比这些朴实清新的作品高呢。
1970年6月15日 (法)雨果《九三年》(长篇小说)
说明:《九三年》这个书名最初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当我听说一个女同学能够生动详细地讲述《九三年》的故事情节时,引起了我的好奇,才想法借到此书,一读就受到吸引和震撼。
雨果《九三年》气势磅礴,“在巴黎”和“国民公会”几章,特别精彩地再现了当时的时代面貌,这是别具一格的浪漫主义为主的笔法,与内容相适应。情节的曲折起伏倒有点像中国的章回体,许多警句增加了魅力。 此书却也暴露了雨果对保皇党人同情的态度,不惜笔墨地把朗德纳克侯爵塑造成了一个无比英雄的形象,对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三人的描写也过分夸张了斗争的一面,而使人无法相信这三个如此互相仇视的人能够领着法国革命向前发展。
1970年6月20日上午补 (苏)高尔基《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长篇小说)
说明:十余年前,我读到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8月第一版)时,曾写过一篇读后感《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其中写到:“在读这部日记的许多篇章时,我都忍不住会发出惊叹,发出感慨,会恍然觉得是在回顾自己过去的心路历程,尽管当时我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宋柏林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但宋柏林日记中的许多文字,却像是我当年写下的一样,我当年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就是这样认识社会的,就是这样‘清教徒’似地鞭策自己力求‘革命化’的,就是这样站在‘革命批判’的立场上评价文艺作品的……”宋柏林在1967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写的一篇长篇,是最脏的书之一。我只翻了一点。”我读此书的时间比他晚近三年,但我这个“黑五类”子弟的感想与他这个高干子弟完全是一样的。可见我们那一代青年所受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喝的是同样的“狼奶”。
高尔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是一部无聊透顶的甚至非常有害的小说,整个作品的灰色的压抑人的气氛,大量的变态心理、性生活的描写,无意义的啰嗦的记叙,充斥全书的隐喻、借喻,对革命家的丑化,对时代的歪曲,通过多个灰色人物口中说出的令人厌腻的说教,等等,这一切使人无法读下去。 对高尔基应正确地估价,不能过高地看待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过去把他捧得那么高,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有些东西迎合了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作家们的心理。
1971年1月11日 (俄)列夫•托尔斯泰《家庭的幸福》(中篇小说)
惊人的大师手笔,特别是在心理上,异常细腻而真实,他再现了一个贵族小姐的心理活动,捕捉到了不少微妙的心理活动,运用了恰当的语汇,整篇的风格朴实而抒情,娓娓动人地在叙述,鲜明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掩卷沉思,想到我们今天决不能再拜倒在这些作品的面前,尽管它有多高的艺术性,但它的内容是渺小的,无价值的,不能在社会发展史中起到推动作用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比它万倍地有意义,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写出新的东西,从各方面去压倒它。它这样的作品,可以打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灵,但激起来的却大多是无意义的忧郁症。我们要写出这样的作品:它要能打动所有革命战士的心灵,激起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底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长篇小说)
越读到后头越厌烦,大量的说教,宗教的哲理味让人头痛。 描写的手法是高的,观察生活的眼力是敏锐而细致的,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穿插进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是值得借鉴的手法。 不过,我不承认安娜的所谓“爱情”,这决不是爱情,这是性欲,疯狂的变态,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而且,我坚决地认为,在她(他)们那一类人当中,决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
(苏)波列伏依《大后方》(长篇小说)
说明:苏联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是五十年代在中国影响极大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和短篇集《我们是苏维埃人》、《斯大林时代的人》都是当时发行量很大、读者众多的书,文革前和文革中我都反复读过多遍,但都未写读书笔记,只对《斯大林时代的人》作过各篇写法特点的分析和摘录过一些人物描写方面的词语。我上初中时,大约1963年,有一次去教师办公室交作业本或是办什么事,听几个老师在议论:“波列伏依的斯大林奖金被取消了……”当时我听到后很是吃惊,但不好意思打听是怎么回事。
比他以前的作品有了大大的退步,已经很难感觉到充满在《真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斯大林时代的人》中的火一般的革命激情,语言也流于一般化,失掉了他的许多优秀的特色。对于索尼亚的死的处理是完全不必要的,受了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安娜的形象写得不很成功。安娜的大姐姐和她的娇宠的女儿这一对形象设计得很有意义,有很强的思想性。关于那个德国俘虏的情节,比起用同一题材写的短篇《法兰克福的来信》差多了,那个短篇是很精彩的。
(印度)泰戈尔《戈拉》(中篇小说)
很难用心读下去,它的思想、人物、情节和语言都不能吸引住我,对戈拉这个人物我不喜欢。他的那些长篇说教我简直不想读。
1971年3月14日 (苏)维什涅夫斯基《乐观的悲剧》(话剧剧本)
思想性上有许多应当批判的,艺术上这种对舞台剧的探索——朗诵者的设计,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既增强了情绪感染力,使舞台剧结合进了诗的因素,又加强了观众与舞台的联系,使剧情的发展不枯燥,场次之间的转换不露痕迹。好几段朗诵词是写得十分出色的。
(苏)巴甫连柯和列文的《斯维尔德洛夫》(电影剧本)
说明:我读的这本书是电影剧本的单行本(带剧照的)。这部影片文革初期曾在成都的电影院作为旧片放映过(见1966年6月7日《四川日报》的电影广告栏)。斯维尔德洛夫在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文艺作品中一般都只是个在列宁身边的陪衬人物,人们很少知道他到底跟列宁一起做过什么,在苏维埃政府首脑的职位上又起了些什么作用。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但影片的影响不大。我在文革前读过斯维尔德洛夫的夫人写的《斯维尔德洛夫传》,应该是在苏共否定斯大林之后出版的,书中写斯维尔德洛夫与斯大林关系不好,甚至在被沙皇流放时在流放地两人就互不来往。这给我很深的印象。
巴甫连柯和列文的《斯维尔德洛夫》总的说来有激情,有一定的气魄,但没有很好地概括斯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担任苏维埃政府领袖时的伟大作用没有得到表现,就是说没有把握好人物一生的重心,艺术技巧上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巧妙的虚构手法,对人物的虚构,情节的虚构,这方面我是很差的。
张庆田《葵花儿》(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集)
很有特点,清新,生动,其中最喜欢《红砖》、《父子篇》、《父女篇》,体裁很活跃,思想性强,结尾含蓄隽永,语言优美朴素。短篇小说的形式应像他这样作多种探索。
王杏元《绿竹村风云》(长篇小说)
说明:我在笔记里说“周立波之流”,是因当时周立波已经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打倒。几十年过去,当年我赞赏的《绿竹村风云》写的是什么已经毫无印象,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我却反复读过多遍,越来越认为那是真实反映农民在合作化运动时的心态和当时农村的所谓“阶级斗争”真相的一本重要著作。
很不错,语言丰富多彩,生动有力,富于生活感,许多地方的描写都别具匠心,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都很浓。运用民间语言并不像周立波之流那样怪诞、生硬、难读。对各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很经济而深刻。
1971年8月5日 (苏)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长篇小说)
很好。不足的是个别地方讲生产、技术等方面问题多了点。这样要少掉一大批读者。作者眼光敏锐,学识丰富,心理研究很有成绩,政治热情高。艺术手法在好几个地方达到了高峰。人物是有血有肉的。 将来如果让我来写一个工人家庭,应该在哪些地方超过它?
(俄)契诃夫《食客集》和《农民集》(短篇小说集)
读了很不高兴,从这几篇东西中看不出契诃夫的出色之处,只令人感到庸俗、无聊、灰暗、低沉,到处是自然主义的描写,作品没有一个打动人的主题,没有思想,只有一篇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还有些思想性和生动性,人物还算典型。但一写到农村,就只有乱糟糟的东西,看来契诃夫也并不是那么不得了的。
(法)儒勒•瓦莱斯《起义者》(回忆录)
说明:作者是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并当选为公社委员的法国记者。 笔记中提到的该书结尾时的几句话,是作者在起义失败后的大屠杀中逃离法国: “我刚穿过作为国界的河沟。 “他们再也逮不住我了!有一天,人民被赶在街上,被逼作战的时候,我还可以跟他们站在一起。 “我抬头望了望我认为是巴黎的那个方向。 “只见深蓝色的天空里朵朵红云,活像一件巨大的工人服,染满了鲜血。”
很动人的历史记录。开头不易读进去,因为手法不是我们习惯的,具有浪漫的、跳跃式的结构,从历史中截取一些片断的对话、场景、思想等,读下去过后,你会被作者的放荡不羁的思想、忠于无产阶级的愿望,辛辣、犀利的笔法,大量信手拈来的比喻、发人深省的警句式的感想……所吸引。事件的具体经过是不清楚的,但你可以感受到事件中的气氛。读到最后结尾时那几句,你会感到心弦久久地震响着,像一曲终了时的最后一组和弦。两手一齐击在琴键上,滚珠般的琴声在空间久久地轰鸣着,这时你再回头来掩卷深思,会更感到此书的精彩。 这个结尾,是如此自然、有力、深刻、朴素、余味无穷!
1971年8月25日 (苏)冈察尔《旗手》(长篇小说)
说明:上初中时就曾在政治课(不是语文课)教材上读到冈察尔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写一个受伤后复员的苏军士兵回到大学去继续学习,像在战地行军中不能掉队那样,在课堂学习中也决不掉队(不知是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小说的思想和写作技巧当时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记住了“冈察尔”这个名字。那时中苏论战已经开始,但中学政治教材中仍然选有一些苏联作品,印象深的还有叶•德拉伯金娜的回忆录《黑面包干》的节选。 《旗手》长篇三部曲包括《阿尔卑斯山》、《蓝色的多瑙河》、《黄金的布拉格》,写苏军反击德国法西斯战争后期一路打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故事。冈察尔在苏联时期被列入“各民族作家”中的乌克兰作家。
充满了颂诗般的笔调,色彩鲜艳、浓烈,金光灿烂,许多地方动人肺腑,生活气息很浓,真实性很强,有很多作者亲身体会到的真实感受。但不少地方却又过于“写真实”,过于渲染战争的残酷性,不断地让重要人物死掉,而且都死得突然。性格较鲜明的是沙加达、霍麦、丹尼斯和罗曼兄弟、勃朗斯基、马各凡楚克。巴基多夫在后部失去了作用,西维尔采夫在受伤前的描述太少,差味道。丘尼希也许是作者的化身,书生气太多,不很生动。 风景描写很好,真实、生动、鲜艳、多样化。 有些地方浪漫手法过重,显得书生味多些。还有点接近自然主义(或印象主义)。
1971年9月11日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长篇小说)
细腻的抒情笔触,深刻感人的心理描写,冷静而辛辣的讽刺,人物性格的典型和真实。 用词稍嫌华丽,某些地方略为轻浮,但仍不能掩住内容的光彩。 结尾是扣人心弦的钢琴和声。
1971年10月10日 (苏)特瓦尔朵夫斯基《瓦西里•焦尔金》(长诗)
说明:此书我十分喜欢。除了原作就好外,还因为飞白的翻译好。有趣的是,我读这塑造了典型的苏军普通士兵形象的长诗后,竟忽发奇想,认为应为当代下乡知青塑造一个类似的典型形象,可见我当时对知青情况完全不了解,而只听信了官媒的虚假宣传。读后感中提到的“语言可用陆棨式的”,是指文革前出版的重庆诗人陆棨那本下乡参加“四清”所写的诗集《重返杨柳村》那种语言风格。
非常喜欢。生动的形象,风趣的语言,朴素的场景,浓郁的生活气息,扣人心弦的抒情味,活泼的结构。 值得认真学习、研究、借鉴。 如果能从我们广大的下乡知识青年中提炼出这样一个动人而亲切的形象,我想是可以写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的。语言可用陆棨式的。
1971年12月 (俄)屠格涅夫《前夜》(长篇小说)
动人心弦的,细腻的心理描写,感人的正面形象,充满诗意的叙述。 翻译较差。
1972年1月24日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文学评论)
有许多新见解,突破了前人的定论,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遗憾的是,对诗的分析评论太少,考据过多,有个别语汇生涩,不合乎今天群众的习惯。有些地方稍嫌片面,说服力不强,对“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新见解较好,对“剗却君山好”的分析太牵强。
1972年5月7日 (俄)《叶甫根尼•奥涅金》(长篇诗体小说)
说明:重读的感觉与前一次不一样。这可能与林彪事件之后,再加上自己有了正式的工作,思想不再那么偏激有关。而在四十多年后的2017年3月2日的日记中,对普希金的小说的评价更为不同:“这段时间,既为了调节思想,也为了‘补课’,抽了点时间看过去没好好看的名著。这次重读普希金的中短篇小说,有很强烈的新的感受。过去看这些小说时年纪不大(大约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时期),只注意到故事情节。这次看,特别是《上尉的女儿》和《杜布罗夫斯基》,真有震撼的感觉,更明确了普希金绝不仅仅是一个抒情诗人,他的小说不仅故事吸引人,而且有那样丰富的细节,那样深刻的思想,特别让我惊讶的是,他那么年轻,却对世事人心了解那么多,对不同阶层的生活情况那么熟悉,上流社会生活、军队生活、乡间地主生活,甚至一些民间底层的生活,都能写得那样生动细致,真不敢相信是一个抒情诗人能写出来的。我们今天的诗人,别说抒情诗人了,哪怕是写叙事诗的诗人,能写出来吗?我怀疑。”当然,这次没有重读《叶甫根尼•奥涅金》,不知道重读会有什么感想。
这次出于研究,较认真地读了一遍,初步了解了为什么说它是“百科全书”,当然它的许多感情是我们今天无法感受的,也不应该去迎合它,不过可以使人了解一些过去时代的一部分人们,了解他们的一些感情。艺术手法上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的。 如果今天的青年还迷醉于它,还会背诵它的一些章节,那是完全不必要的,荒唐的,甚至有害的。
1972年7月 (法)儒勒•瓦莱斯《起义者》(回忆录)
再读《起义者》,仍十分感动。大量的辛辣的语句之后,突然出现那么一段平易而深藏炽热感情的叙述,真要使人热泪盈眶。 作者富于诗人的联想,善于捕捉一些精彩的形象,有漫画家的夸张才能。 有些地方锋芒太露。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长篇小说)
《两姊妹》、《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这次重读,发觉文笔的浪漫主义味较多,达莎的思想也许是符合身份的,但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作者为何对贝索洛夫寄予那么多同情? 书中对列宁的刻划是不成功的,比较对反动头目的刻划,显得苍白无力得多。 索洛金所占份量太重,以致会使人对整个红军看法变坏。 对话的史诗味重,有些地方缺乏性格,缺乏真实,有些地方抽象哲理味太浓。 作者过多地注意和描写了“乱”的一面,而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很少描绘,即使有些,也带上了一种嘲讽的、滑稽的味道。 抽象的爱国主义贯穿全书。 在主要人物之外,另外用了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片断来烘托时代气氛,是可以借鉴的手法
1972年?月?日(原文未写日期,应在前一则时间之后) (苏)包哥廷《带枪的人》(话剧剧本)
大师手笔。诗意的概括,大胆的虚构,广阔的背景,简洁的个性化(对话)。14场: 一、在前线战壕中,反战,拥护列宁的号召。 二、革命前夜,富豪家里,垂死阶级的表演。 三、谢德林与契比索夫。 四、敌人的阴谋。 五、同亲人们的见面,自觉的参加革命。 六、到斯莫尔尼宫。短小而寓意深刻的一场。 七、在革命战士当中。 八、同列宁对话。质朴而扣人心弦的一场。 九、革命领袖和群众,革命在进行中。最长的一场。 十、列宁打电话。最短的一场。 十一、斯莫尔尼宫门前,新的队伍开上前线。 十二、在革命中学习,准备谈判。 十三、瓦解敌军,用列宁作号召。 尾声、列宁的讲演。 (我在另一个专门摘抄话剧、电影剧本片断的本子上摘抄了此剧本中一些台词。)
1972年10月13日 (苏)阿扎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长篇小说)
说明:这部曾荣获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的长篇小说,五十年代在中国出版后曾十分畅销,据蓝英年先生回忆,五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谁没读过这本书,当年从北京西直门到清华园的公交车上都有青年们在对书中人物的不同看法展开争论。直到世纪之交,蓝英年先生写文章介绍了此书的真实情况,原来书中所写的那些在远东艰苦环境里铺设输油管道的人们,从总工程师到工人,全是劳改犯!整个工程工地实际上是一个劳改营,小说的作者本人当时也因冤案受到诬陷而劳改,获释后不准回到莫斯科……(详见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2月4日)如果我读此书时就了解这样的内情,也就不会产生笔记中写到的一些感想了,比如我把书中所写的局长对下属的粗暴态度理解成是因为他们搞“一长制”,完全没想到这是劳改营长官对劳改犯人的态度。令人感慨的是,在斯大林时代,一个“劳改释放犯”(这是毛泽东时代对劳改刑释人员的通称)以劳改营工作为题材(当然没有写明书中人物的真实身份与单位的真实情况)写成的小说,能够出版甚至获最高文学奖,作者因此还被选为全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这在毛泽东时代,可能吗?
对人的认识比较辩证,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较强组织能力。 开头稍嫌枯燥了点,在这方面比柯切托夫差:在如何从一个人的多方面来塑造他的手法上。有时光在工作上打转,使人感到沉闷一点,有些地方描写较差。 然妮亚性格较鲜明生动,娥斯嘉也写得较好。第一部最后对巴特曼诺夫的悲痛的描写似乎分寸欠妥。党委书记分量弱了些。有些地方同局长的作用没多大区别,而且比局长小得多。看来,他们那时搞的是“一长制”。 作者的魄力不够大,本来可以写得更广阔些。 结局比较差,情节组织得不够好。写一个人就死盯着他写,写一件事也是这样,不能放开一些,气势不够,没有奔马行空之感。看来作者还缺乏短篇小说和剧本的练习。 对爱情的处理和描写都差,对个人生活都写得差,苍白无力。书的结构缺乏气魄,很少使人感受到伟大卫国战争的时代背景,本来这是应处理好的。 巴特曼诺夫的官架子大了,不很使人喜欢。他何必要做得那么严厉呢?作者写的不少人物,如卡尔希波夫、赫马拉、西林、慕霞……都没写好,都没起到典型代表作用。有些人物只是个影子。 党组织的作用写得太少,泽尔肯特出场是很使人喜欢的,但后头用的笔墨太少了。当然,这与他们当时搞“一长制”有关。 作者选材太差,不精炼,看得出来是新作。想一口气把许多生活写出来,不冷静,这方面不如柯切托夫。柯切托夫善于选材,并善于在必要时穿插进信手拈来的生活琐事,但都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1972年12月18日 (苏)《盖达尔选集》第二卷(中短篇小说与散文集)
作者扣人心弦的抒情笔触深深地打动了我。 甜蜜的少年时代,美好的幻想,可爱的大自然……这一切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下放射出多么奇异的光彩。 《少年鼓手的遭遇》最使我激动。当然,在今天,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糊涂的孩子了——从典型意义上来说。铁木儿的故事很好,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中间难道就没有这样能鼓舞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动人事例吗?作家们,应当向盖达尔看齐啊! 《蓝色的杯子》、《林中烟》,这样的抒情散文我也喜欢。充满了生活气息,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的爱,对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爱。 《军事秘密》太松散,儿童们的形象是刻划得成功的。 盖达尔的语言流畅,婉转,充满诗意。很适于朗诵。应该学习。
(苏)伏尔科夫《我们切身的事业》(长篇小说)
作者对所写的事物很熟悉,看得出来是亲身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才能得到这些感受。 列娜、依里奇等人形象刻划得很好,真挚感人,使人高尚。对爱情的描写很真实。 写作技巧不高,不像小说,像特写。结构不严密,疏密度配置不当,对素材不善于取舍。 像这种描写商业战线斗争生活的作品是不多的,因此更可贵,更值得推荐。
1972年12月31日 (苏)《考涅楚克选集(下)》(话剧剧本集)
说明:这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在苏联时期被列入“各民族作家”中的乌克兰作家)的话剧剧本选集。被一个外地来的朋友借去在旅馆里看,又被旅馆的女服务员借去看,朋友走时忘了要回来,可能从此便进入了民间流传渠道。 笔记中提到“贝利亚这个细节值得批判”,是指其中一个剧本(《翅膀》?)里写了一位领导干部(市委书记?)的妻子曾被诬陷下狱,后获释平反,剧中说当年的冤案是因为“贝利亚毒化了政治空气”而给国家带来灾难,我当时认为批判贝利亚是在暗示斯大林的问题,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
读了《翅膀》、《马卡尔•杜勃拉瓦》、《前线》,作者的技巧是高的,主要是能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生活气息浓,充满激情和浓郁的抒情味,能从平凡生活中发掘出诗一样的地方,性格刻划是成功的,第一幕都写得比较好,人物作了介绍,交代了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人多的场面特别好,每人都充分表现着不同性格。 写的是“公事”,而不落入“公式”,这是要水平的。 贝利亚这个细节值得批判,但是不可苛求于作者。这是他所处的时代条件造成的。 农庄开报告会那一场很值得学习。
我在另一个专门摘抄有关爱情的言论、诗文的笔记本上摘录了考涅楚克剧本《马卡尔•杜勃拉瓦》中的几段台词:
马卡尔:我只要对你们说一点,你们在彼此相爱,但是你们要记住,家庭——这是最大的幸福和愉快。但是为了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光有爱情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最大的友情。 奥里加: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有友情。 马卡尔:不,奥里加,我一生中看见过不止一次了——人们也彼此相爱,可是他们不能建立生活。为了家庭应该奋斗。要互相扶持。如果一个人失了足,就不让他跌倒。眼看要倒下去的时候,把他扶住,不要让他倒下去。
我在另一个读书笔记本上,摘抄了1972年“内部发行”的苏军将领什捷缅柯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有关考涅楚克(该书译作科尔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的一段文字(未写读后感):
1942年……(9月到10月间) 我们到了莫斯科以后,就看到了A•E•科尔涅楚克的剧本《前线》,这个剧本出人意料地登在《真理报》上,在军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在我们总参谋部,每一分钟都是十分珍贵的,但即使那些最忙的人也读了这个剧本。我们毫无保留地站在年轻的奥格涅夫一边,坚决反对戈尔洛夫。 正如俗话所说:有常规就有例外。无论是在总参谋部还是在其他地方,甚至在一些很有威望的将领中间,也有人认为《前线》这一剧本是对红军的恶意攻击。最高统帅部收到几封电报,要求停止在《真理报》上连载此剧本,要求禁止此种“绝对有害的”剧本在前线上演出,对于其中的一封电报,最高统帅(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 “你对这个剧本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个剧本对红军和红军指挥员将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本正确地指出了红军中的缺点,面对这种缺点,闭眼不看是不正确的。应当具有承认缺点和采取措施改正缺点的勇气。这是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唯一途径。” 我们这些总参谋部的青年(如果对我们这种中级领导干部,年龄还不算老的人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认为《前线》剧本是党的政策的体现,是党发出的号召,号召提高我们的军事艺术水平和改善指挥军队的方法。
2017年9月27日录入并加注说明修订完毕 ————————————————————————————————— 【书海泛舟】
陈白尘干校日记 (《缄口日记》选读)
陈 虹 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缄口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969年
十一月卅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半赴咸宁干校的人集合开会。12时到达北京站。行李由站外送到月台,但上车时秩序大乱,有如逃难的难民。下午1时半开车,对北京站作最后一瞥。1966年的年初被刘白羽之流排挤出京,曾有难以再返之叹,不曾想当年9月即被揪了回来;如今这一去,恐怕真的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车上有硬席卧铺,但只能轮流使用。下午2时去卧铺休息了两小时,即换张天翼去,但他一去不返了。终夜枯坐,以待天明。
十二月一日 星期一 晨6时,始得再去卧铺睡二小时,极酣。 中午11时车抵咸宁。车站极小,特快列车均不停靠的。干校派卡车来接,但公路颇差,颠簸不堪,两个小时才到达五连连部(即作协连部)。许以、王朝垠帮助运行李,是我们的班长;孙琪璋、潘德润均为排长,他们拉来板车帮着运输。我被编在二排六班。 1时半午餐,煮虾,米饭,伙食不恶。2时迁往老乡家暂住,与我同宿者均是四班的人。4时整理完毕,睡片刻,5时半晚餐。今、明二日均休息。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二 连部和一排、三排均在邻村;此处名鲁家湾,仅二排和食堂在。村中房屋只七八所,居民不过二十户。三个班分别住在四所房子里。村旁湾子内一片汪洋,是夏天大水时所蓄聚,其尾闾被大堤所拦,堤内即干校的垦田所在,约有二万亩面积。 晚间参加“日查”,批评雷奔。据说雷来此后不老实,与革命群众开玩笑,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云。会后,许以以班长的身份,介绍连、排、班情况,并问我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我要求给南京家中写信,许说要交北京的中央专案组寄发。我告以在京时候聚元已把干校的地址告诉了我并令转告金玲,这说明是允许通信了。许答应再请示。到干校后第一件事就不如意,真不如留在北京了。
十二月四日 星期四 上午劳动如昨。工宣队老李与小周明来外调张天翼的历史,令写书面材料,10日交。 下午与杜麦青抬行李,他的木箱奇重,5时半始整理完毕。 再问许以通信一事,说已请示,尚无答复。我与光年二人同属中央专案组,故情况相同、待遇相同由来已久了,为何到达干校以后竟有了变化?不解。况且专案组也从未完全禁止过我与家中的通信啊!
十二月六日 星期六 晨,学习有关下放劳动的社论,继听连长李季传达干校领导的报告。报告言前一阶段的清队运动是健康的,深挖“5.16分子”是有成绩的。又言连队以上要建立大队,共四个,五连(作协连队)属第四大队;将来电影口的人下来,为第五大队。以后则取消星期日休息制度等等。 下午和光年、天翼担水浇菜地。 晚,收到金玲2日来信。
十二月七日 星期日 晨,将金玲来信交许以检查,即还,未说什么。继听王朝垠、刘小珊的讲用。 天阴,欲雨。上午翻土,下午种菜,手指僵硬。 晚,参加联欢会,迎新也。周明通知我,我的存款已交许以保管。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二 昨日因说了一句有关“劳动权利”的话,天天读时被点名批评。以后只好少说话。 上午与冯牧抬水浇菜地,共11桶。 下午臧克家于大会检查。 晚,参加点名,全连进行周评。我们六班受到表扬,以班长善于抓阶级斗争也。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三 专案组张金禄等人返京,令光年转告我,对我俩的一切制度如旧,稍感放心。 上午松土、浇地如前。11时提前收工。 下午到452高地(校部)参加全干校的“继续深挖5.16匪团动员大会”。文化部机关已抓出陈某、赵某,并依革命群众的要求予以隔离了。大会号召要继续向纵深发展。 晚,全班座谈“5.16匪团”问题,动员大家揭发。“5.16”到底是什么东西?谁是“5.16”?茫然无所知也。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连续数日召开斗私批修会。昨天刘小珊、毛承志检查;今天朱行检查。曝日开会,倒很暖和。 下午干校举行审判大会,大出意外:张××、蒋××因破坏军婚,由北京市法院各判处一年徒刑,监外执行(由群众监督劳动)。大会后分组座谈,人人表态。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休息。改两餐。 早饭后约冯牧同去甘棠公社,集镇也。10时始出发,11时40分返回连部,极紧张。往返十余里,只为了偷发一封家信。 12时去食堂帮厨,晚餐吃饺子。饭后召开大会,布置全年总结。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上午在菜地劳动。下午王朝垠令我与杜麦青看菜园子。商之徐贻庭:天翼身体不及我,仍由他去看管;我回菜地劳动。 晚饭时许以通知我:12日那天交给她检查的家书,尚未寄出,正在商量云。张金禄等人又在说空话了。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昨晚今晨思考思想汇报的内容,今日写出。对于下放的问题,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在能够回到群众中来;忧在怕艰苦,怕斗争。至于令我检查交代的问题,苦无准备的时间。 上午粉碎牛粪,下午挑草木灰。全排在四班开讲用会,不许我参加。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上午捣牛粪,下午盖土。 晚许以来,命令安心劳动,改造思想,其他的事情不必多想。又言检查交待一事到时候会给时间准备的;与家中通信事则仍在与专案组联系中。一个通信问题,到今天还未解决,关键何在呢?
十二月廿日 星期六 晨,替天翼看牛二小时,早饭后他来接班。继而去菜田翻地,下午种土豆。 为盖土事,小李子又刺我一顿,其后则去刺王真、丁力,大不快。此人在京时曾接受××贿赂性的借款,被批,现在极力摆出“左”的姿态了。 晚,全连召开大会,再次动员深挖“5.16匪团”。王朝垠令我写揭发材料,答曰一无所知。他则说可以写得虚一点。可笑。
十二月廿四日 星期三 上午铲地皮上的剩余牛粪,仅得4挑,以关节疼痛也。下午铲完地皮,又上牛粪5畦。劳动强度愈来愈重,只好咬牙坚持。 晚,日查,以为批评我,落空。日查后继续开会,令我退场。
十二月廿七日 星期六 上午与光年去九队抬粪,三次出危险,他都几乎摔倒。下午于坑中挖粪,然后埋土。 晚,点名,在传达总理讲话时,令退席。 宣布新年放假时间:从31日起至元月3日晚止。但天天读不停。
十二月廿八日 星期日 早晨宣布开总结会,先未让参加,但后来许以又来通知。什么会能参加,什么会不能参加,实在搞不清楚。 上午抬粪,但出工之前先摔了一跤。下午在菜地挖粪坑。极冷,达零下4度。 此间农民的房屋虽是瓦房,但椽上仅敷瓦一层,无望砖,更无天花板。烧饭时炊烟自瓦缝袅袅而出,屋顶如在云雾中。晚间寒风则四处入侵,为避之,以麻袋一条悬于床头之上。
十二月卅一日 星期三 别人已经放假,而我仍得出工。上午挖土,打农药;下午到菜地值班。大队部中的联欢演出直至晚6点半仍未结束。 晚听《元旦社论》广播。许以来,令订明年的个人改造计划。
1970年
一月三日 星期六 休息。拟去甘棠镇,先向潘德润请假,已允,但王朝垠说不合制度,则重新自下而上(向许以——孙琪璋)一一请假,答以向连部请示。其后回答我说:与别人同行方可,不许单独行动。专案组并无此项规定! 10时随丁力同去甘棠,在镇上分手,偷发信,然后理发。遇陈仲篪,“北图”下放者。告知有人曾到“北图”借我的作品——《石达开的末路》。与丁力饮啤酒一瓶,并以该酒瓶购煤油归。1时抵连部,光年尚在地头值班。 下午洗衣。4时群众去九队联欢,与麦青在家对坐。晚上点上新购的风灯,可以写字读书了。
一月六日 星期二 晨,列队时动作迟缓,几迟到。班长去开会,副班长王朝垠领七人作“四好计划”,而我则作“改造计划”。10时后我谈了几点,王说不够,没有说到要害处,并指出我的问题主要是“改变立场”。又说,是否敢于暴露群众看不见的活思想,是考验我的标准云云。这就是要我硬说自己有反动思想了。 交饭费,每月12元,粮票28斤。众人一律。
一月九日 星期五 晨宣布:明后两天自学“老三篇”,以解决生死观、苦乐观问题。 全日去沙场铲石子,装车,极疲劳。下午下班前几不支,咬紧牙关,才撑到最后。 傍晚,冰心等人始从北京来到干校,较我们晚了一个多月。 晚,军宣队的张喜再次动员深挖“5.16匪团”。
一月十四日 星期三 连部政工组的吴桂凤通知我:交许以审查的家信已代发了。过去我的信件均转北京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后直接交政工组即可。通信的事,至今总算有了一个定章——一个半月了! 上午雷奔交代检查,下午继续,至晚餐时仍未结束。未让我参加。
一月十七日 星期六 天又阴沉,腰腿均不灵便。终日在沙场劳动。 五连的主要任务是为基建工程挖沙子,我和光年等老弱病残竟然都算是主要劳动力了。 中央慰问团至各连进行慰问,4时半即收工。但王朝垠却布置我写自来干校后一个半月来的思想汇报,至晚9时半才完成初稿。闻慰问会颇为热闹,且有电影,参加者直至11时半方回。
一月十八日 星期日 大礼拜,休息。晨赶抄思想汇报,8时半完。 请假去甘棠,又令与光年同行。在北京时令我陪光年,今则反之,莫名其妙。发信,买香烟,12时返。 收金玲来信及粮票,即转吴桂凤。 班会上吃批评,说我在地头抽烟,天天读时与房东闲谈,闲逛,在批判张天翼的会上不发言等等,无从申辩。
一月廿二日 星期四 上午仍去各处寻找牛粪。天气突热,敞衣而行,失落围巾一条。盖穿林而过时被挂去了。下午出门即雨,雨过去九队,又雨,在仓库廊下避至4时,归。麦青途中晕倒,他身体不好,而村中道路难行,雨后有如滑油山。
一月廿六日 星期一 上午在沙场筛沙,是较有技术的活儿,也认为非壮劳力不可者,其实较挖沙子为轻。 下午冒雨筛沙,衣衫尽湿,仍不停工。其实沙子打湿了是筛不好的。3时,去大堤劳动的人均收工回来了,才止筛。形式主义的积极性!生产队农民对干校的劳动编有歌谣:“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出太阳不干(开会也)。”一针见血的批评,但就是不改。 晚,又令看电影,因有写外调材料的任务,拟请假,不准。其实人多秩序乱,什么也看不见,只在人丛背后枯坐数小时而归。班中多数同志并未去。
一月廿七日 星期二 上午挖沙时,见郭小川在吸烟,不禁瘾发,为领队的郝芬所面阻。下午收工时被批评了一顿。 晚上连部开会,说沙场将交给文联,五连改为农业连,并且要与文联对调住处,搬往“农中”云。沙场原属于基建部门的。
一月卅日 星期五 8时去沙场筛沙子。臧克家于上午作交代检查,但审查对象均未让出席。 下午去河对岸运白菜,然后参加大会,听对克家的批判。但中间两次来卡车,又令去为之装沙,等于什么也没听到。 晚,写陈烟桥等人的外调材料。9时突然召开紧急大会,宣布《文艺报》的大周明是“5.16骨干分子”。
二月六日 星期五 大年初一。这是离开南京后的第四个春节了。终日落雨,阴沉甚。 下午,麦青的爱人李滨携儿女来看他,煮红枣饷之。 5时晚餐,革命群众大联欢。我与麦青、王真小聚餐,菜极丰盛。饮剩酒一杯;食堂有酒未购——非不敢醉,连求醉的心情都没有了!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将家信交至政工组审阅,同时收到南京寄来的包裹。 全日在大堤劳动,极疲。左手关节不能伸屈。收工后请胡德培针灸,无大效。胡说须治疗多次,但无条件。 晚饭后召开全连大会,动员深挖“5.16”。发言中提到,有人参加其匪团的活动是全家出动的,众人猜测是指尹一之。
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天天读时,正副班长针对昨日胡淑的批评作了检查,但胡淑的发言反而退了一步。胡对许以是有意见的。 上午在大堤劳动,休息时对阎纲进行批评,此人亦有“5.16”之嫌? 午饭在大堤上吃,又落雨。饭后提前上工,冒雨劳动。雨不止,乃收工。 回连部休息片刻,3时起召开大会,张天翼作第二次检查。
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阴。大堤完工。被指派到大堤内的新菜地里锄地,很愉快——居然被视为中上等的劳动力了。 许以告:金玲又汇来50元,共存有90元了。又说,钱太多,以后要少汇。既已被限制了用款,这岂不是废话! 为绿化环境,令捐树苗,交2元。
二月廿日 星期五 仍阴。上午批判臧克家,未完;下午继续到4时,无新内容。 晚6时半开大会,军代表张喜作第八次“深挖5.16匪团”的动员报告。会后座谈一小时。明日全天搞运动。
二月廿一日 星期六 上午全排座谈昨日的报告,下午分班谈敌情,至4时止。 收玲17日来信。王朝垠交信时指着信封说:“金玲至今对你还未划清界限——称你‘同志’!”我这才恍然于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居住时,每逢收到来信,信封上都被打上了××,大概就是这“同志”犯禁了。其实既然已被告知尚未定性,那么“同志”不能称,动辄以“叛徒”、“黑帮”相加,难道又合法么? 晚写信给玲,令免“同志”之称。
二月廿三日 星期一 阴,不能出工,改两餐。 7时至9时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谈敌情。饭后10时至13时半继续谈,插不上嘴。王朝垠点我的名:“你也要写小字报,不要躺在床上抽烟!” 既然是非写不可,就只好炒冷饭,把过去已经汇报过的事情再摘几条。1968年国庆后一日,时李震住我隔壁,早晨上班锁门,听她的嫂子在埋怨说:“我把你抚养大了,你现在是党员干部了,我倒是个地主分子……”颇似戏剧对话,则录之以交差。
二月廿五日 星期三 阴有小雨,闻此种天气将延续到27日。 天天读时批评雷奔,言其两次违反纪律。上午讨论干校《通知》及《人民日报》文章,但谈不下去。下午继续摆敌情。我无意中扯到“二流堂”问题,崔道怡大感兴趣,王朝垠则令写出小字报。其实我对“二流堂”的看法还是有保留的,以“二流堂”与“5.16”相提并论,怕是别有用心。
二月廿六日 星期四 中午被派去修猪圈,泥深及踝,行动困难。 下午2时,军宣队张喜作第九次深挖“5.16”的动员报告。接着由张会武交代他参加“5.16”的经过,泣不成声,极为震动。张,贫农,转业军人,来作协后为交通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造反派,我由南京揪回北京时,即是他伴送的。批判资反路线后,他和冯振山都一度消沉,难道即因此而堕进“5.16”的圈子?他如果是“5.16”,则“5.16”这个匪团组织也太可怕了。 会后全排座谈,晚间班上又谈了一小时。因心情沉重,未发一言。 晚餐时正在洗刷雨裤,又被指派了任务——背稻草,垫猪圈。
三月一日 星期日 今天全体去大田劳动,是第一次。我本派往菜地,临时因人少,又被拖去大田。新开的道路泥泞不堪,过沙场,翻大堤,一小时后方到达杨排洲——湖中高地也。湖田区内一片荒芜,去年开垦的田地并不多。休息片刻,又用半小时走到五连地界,大半是沼泽地,间有小块零星稻田,是当地生产队开辟的。李季带头,先挖了一条小渠,以排水,然后众人以铁锨翻地,至一小块。 中午,回到河边的一块空地上——即未来的工棚所在地休息。遇雨,无可避处,午餐时立雨中,和雨水拌饭而食,如有冷餐。 饭后收工返去,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许以见状,令我离队缓行。不愿接受怜悯,反激起一股冲劲,拖着两条各重十斤的泥腿,终于挣扎着回到连部。途中摔跤者甚多,天翼跌得遍体泥污,半小时后才归来。 (上图:陈白尘在干校放鸭时留影。)
三月五日 星期四 晨,将信交给眭燕萍审查。吴桂凤调校部工作,眭接替吴。 开月查会。我谈了三点,主要为劳动态度尚未端正,如昨日去甘棠镇背粮食还不够量云云。许以肯定我劳动有进步,并表扬能主动暴露背米中的问题。其实昨天如果列队而行,我就是背20斤也是难以跟上的,此事无法开口。
三月九日 星期一 昨晚,李季作生产动员报告,且规定自今日起作息时间改为5时半起床,6时半出工。 整日在大田挖渠翻地,劳动强度极大,手指不能伸屈也。两次落水,极为狼狈。毛袜及裤脚均湿透,足冷如冰。没有长统雨靴,几寸步难行。 闻南京寄来的包裹已到达,但未交我。
三月十一日 星期三 去大田,在沼泽地打田塍。每人平均10米长,我得以八折计。泥土含水,松软如膏,有人贪求数量,中间未夯实,只求表面平滑,遗患不小。 晚补天天读,又传达连部的任务,要求大战十天,开出105亩水田云。
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晨起雨雪霏霏,但仍然出工。坚持到下午3时,衣衫鞋袜尽湿,才收工返去。未整队,各自奔跑,我落了单。路上油滑难行,过浮桥时几乎落水;上大堤更是一步三滑,跌倒二次。堤上举目四顾,只有去农中的路上有人,追去,却是十四连的人;急由抽水站再回大堤,幸遇王真,乃同行。我已迷不识路了,王又误引至电影口五大队,绕道而返。此时雷鸣风吼,雨雪交加,身如飞蓬,足如蹭油,失足者再。5时才回到连部。 里外四条裤子以及棉袄、背心、罩衫等等都已湿透,短统雨鞋灌水已满,大为狼狈!洗脚换衣后,生火烤湿衣至10时半。还有许多同志怕连换的衣服都没有了,不知如何度此寒夜?……屋外大雪如棉,又铺天盖地地下起来了。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全日休息。 下午斗阎纲,一小时。过去斗他,他一再说:“我坚决相信我没有参加过‘5.16’,我坚决相信我不是‘5.16’!”如今他却说:“我现在坚决相信我参加过‘5.16’,坚决相信我是‘5.16’!”大家问他为什么过去不承认而现在又承认了,他则再次重复过去所说的两个“坚信”和今日所说的两个“坚信”都是对的。语中有刺,令人深思。大家哄叫不已,于是押到各排去轮番批斗。 王朝垠今天才把包裹交给我,立即写信告诉玲。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早晨于连部邮筒内偷发一信。 据统计,至昨日止二排平均每人已翻地一分四厘左右。今日改派工种——先去向阳工地扛大竹竿两趟;继之去大田,同侯金镜一起在田野里搭女厕所,至晚始成。 晚间自学,乃赶写思想汇报,未及誊写。
三月十九日 星期四 昨日发一信,信封上写的是大嫂的名字——陈王氏收,下款未注地址。今日开邮筒者持信追问发信人,要求补写地址,未敢应。信中虽无不可告人的内容,但追究起来后患无穷,只装充耳不闻。 全日在大田筑埂,翻地。
三月廿日 星期五 全日仍在大田翻地。但出工者颇少,进度缓慢。中午食堂送来包子,难以下咽,众人均不满意。 晚饭时,眭燕萍在食堂门口宣读我给大嫂的信,以寻发信人。幸而无任何政治内容,只是索要一些东西,未引起注意。我不敢抬头,闷声吃饭,汗流浃背。
三月廿一日 星期六 仍去大田翻地,终日心绪不安。我的信虽然无甚内容,而且作了伪装,但我的笔迹眭燕萍和许以是能够认得出的;尤其是许,来干校后所有的家信几乎都交她检查,万幸的是当时许不在。直至收工时仍无事,略微放下心来。 返回宿舍时,发现我和杜麦青的铺盖与行李均被移到了外间的空床上,大惊,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问杜,杜急摇手示意,原来内间为小周明办了“学习班”——隔离审查了。“5.16分子”越来越多,令人不解。
三月廿五日 星期三 继续修女厕所,是第三天了,完毕。 晚开大会,杨五铭交代自己参加“5.16”的罪行,并说是由×××、×××[注:原文如此。]介绍的。军宣队张喜作第十二次深挖“5.16”的动员报告。看来牵涉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会后,班里继续开会座谈。
三月廿八日 星期六 全体出发去大田锄麦,但途中即雨。到工棚后无事可做,竟心血来潮,令冒雨去麦田撒尿素。过路农民见而劝阻,说此时不能追肥了。领队人半信半疑,不敢决定,经众人坚持,乃止。但已撒去化肥一袋。 2时始午餐,饭后返去。不再列队,自由行动。以一小时又十分钟到达连部。
四月三日 星期五 去大田锄麦。二位班长不在,劳动劲头都不大了。 收到包裹单二张,令我自取。请假去咸宁,又不许。无已,崔道怡明日进城,托其代取。晚许以来,批评说二包裹有20斤重,叫人家如何带!苦笑无以应。允先取其一。对于包裹里有酱菜及长统雨靴均提出质问。难道沼泽地中是不需要长靴的?无理取闹!
四月五日 星期日 清明。上午在麦田锄草。下午去筑田埂,因无雨靴而赤脚著单鞋,以绳索绑之下水——水中处处有铁菱也。但不到半小时,鞋内塞满了小螺蛳,刺痛甚,难以行动。孙琪璋等排长们,靴长及膝,高视阔步,往来于沼泽地中,而许以却要以家中寄雨靴于我为非,宁有是理? 晚,被王朝垠叫去,对已经拆开的大包裹里的一堆东西大肆批评,且问我对什锦酱菜罐头(四瓶)、肉酱(二小瓶)、大头菜等怎么处理。我明白他的意思,忙说:“这是家里主动寄来的,我决不吃,听任领导的任何处理。”王说,送给干校幼儿园如何?我回答道当然好。王将半高统雨靴、雨衣、挎包、水壶等物交我,这都是我去信索要的。食品中只有味精、辣椒粉漏网,已很满足了。 据闻崔道怡因包裹太重,买了根扁担挑回,本应向他表示感谢的,也只好默然。
四月十日 星期五 连部通知不出工,但审查对象除外,仍去大田劳动。12时到湖,4时收工,归来已6时矣。 听冯牧说,针对我的“罐头事件”,各班、排都已议论过了,但因购买罐头者极多,嘴都不硬云。“只许州官放火”,自古已然。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三 终日在沼泽地劳动,极疲。 从工棚至田头距离日远,泥泞难行,是大苦事。日前文联一大胖子陷泥潭中,深至腰际,四个小伙子才将他救出来。当时我正在远处的泥潭边上,也几陷其中。闻过去社员放牛,也常有陷死于此中者,至今每见牛骨成堆,即因此故。 晚写思想汇报完。购辣油,食无味也。
四月廿一日 星期二 终于安排了一天休息。于沼泽地中足足干了半个多月,所有人都喊吃不消了。晨洗衣六件;10时去八队供销社购物,归后又洗衣十二件。 下午5时召开班会。王朝垠批评我说,思想汇报写得不深刻,须重写。因为对罐头一事,我说是家中主动寄来的,非我去信索要,而信件又都是经过审查的,许以可以作证。但王却说:“你虽未索取,可你的一个暗示、一个眼神,金玲都会懂得,还需要开口吗?”人隔两地,如何暗示?又如何使眼神?唯心主义者最不负责任,是可以随嘴瞎说的。
四月廿六日 星期日 今日仍在大田修田埂。有小雨。 晚写思想汇报完,言不由衷,至为痛苦。作为一个审查对象,是无权作合理的申辩的;要申辩,便说是反扑。如此焉能有是非?我不相信党的政策应该如此!
四月廿七日 星期一 去大田。上午修理旧田埂,下午改去筑新埂。天热,路滑,跟不上队,而且心脏绞痛。去年在西新城量血压时,为180/110mm Hg,颇高,恐近顷又增高了。收工返回时能勉强跟上队了,但胸部仍疼痛不已。 晚,开大会,由阎振纲、许敏岐交代自己的“5.16”罪行。这是连里召开的第五次坦白交代大会了,听后颇有可疑处。从会议的内容看,也似与前日所传达的中央精神不一致。
五月三日 星期日 因需提早起床,夜眠不安,12时及2时醒了两次。4时起床,又通知改为5时,更不敢再睡了。 去四连秧田拔秧。其拔、涮、捆都大有技术,赶不上女同志。终日弯腰,至晚腰酸痛甚,强忍之。 晚饭后召开第六次“5.16分子”坦白交代大会。如今“5.16”越来越多,而坦白者多心情平静,再无痛哭流涕的了,大概是“虱多不痒”了吧。
五月五日 星期二 上午仍去四连拔秧,至全部拔完。下午转至本连工棚附近的秧田继续拔秧,近6时才收工。洗刷完毕天色已昏暗了,双足疲软,行极缓。途中遇许以、崔道怡,护送回连,已8时了。食堂里只剩冷饭冷菜,胡乱吃下。 饭后倒头便睡,全身动弹不得了。
五月六日 星期三 全日在大田拔秧。天气渐热,汗流不已。赤足在田埂上行走,几次都几乎滑倒。而田埂上各人衣物罗列,颇难跨步,为此污了马肇元的衬衣,大为不满。而肖德生的态度尤为恶劣,此二人大概都是因“5.16”的问题而满腹怨气,无从发泄吧?能够理解。 晚,又开动员大会,要求再苦战三天。
五月八日 星期五 大雨终日。选精壮劳力45人去翻地,以完成最后的15亩。我被留下,去向阳工地背稻草,为下一阶段拔秧时捆秧把子用。这可正应了“雨天背稻草”之讥——真是越背越重。然而能用者又甚少,得不偿失也!其实农民捆秧用的都是一种叫做“龙须草”的野草,极富韧性,池沼边颇多,我们却不知利用。知识分子搞生产,笑煞农民。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雨。全天休息。洗衣三件,无晾处。室内湫隘甚,霉气熏人。 晨讲用,指令发言。发言后又遭批判,说是言不由衷——这倒很恰当。 晚开会,总结第三战役工作,并部署第四战役的任务。会上军代表张喜点名批评陆苇,说他政治上有什么问题,颇“左”。继之,全排开会讨论。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继续被派往向阳工地作小工,好像是受到照顾,其实除了免于往返外,劳动强度更大。 晚,全连召开大会,杨匡满、王文迎均坦白交代自己是“5.16分子”。军宣队的张喜则借此动员开展大批判。如今所有的“5.16分子”,除一二人外,都称自己是由×××所介绍的,而×××则暗指李基凯,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李基凯本人却至今未承认自己是“5.16”,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二 继续去大田翻地。归时甚晚,过桥后在生产队稻田旁突然失足,上身扑入水田中,不知何故。岂所谓美尼尔氏综合症欤? 晚,又进行大批判。
五月廿四日 星期日 仍去大田翻地。天热,中午增加了一小时的休息。衣衫湿透,想洗涤,见天气将变,未敢,乃午睡。下午果雨。 6时返,途中突起风,乌云翻滚,大雨骤至。 晚,在广播中听到下期《红旗》的目录,有批判我的《石达开的末路》的文章,[注:题目为《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英雄汉——批判反共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署名“钟岸”。]这倒是在意料之中。但冠以“反共历史剧”的帽子,颇吃惊。作品有错误,我已检查过了,但何至定以“反共”之罪?四年前大字报上虽有此“恶谥”,却总以为是革命群众过火的提法,而今中央党刊的文章也如此相提,实出意外。 涂光群故意问我:“这是你的剧本么?”笑颔之。想来他是心中有底的了。震惊之余,也还坦然。仍然睡我的大觉!
五月廿九日 星期五 今日二排全体去向阳工地作小工。我被分配提泥浆,工作虽累,但中午可以回连部略事休息了。在大田劳动,虽有休息时间却无休息之地也。 晚间连部召开大会,军宣队张喜作报告,说文化部干校将委托给湖北省军区代管了,原先由北京部队派来的人都要撤回,另由武汉派人来接替云云。工宣队的人是早就抽光了,而现在军宣队的作风又大不如前(本来就不及工宣队与群众的关系),尤其是“深挖”以来,和群众的关系更为紧张,这一走,则不知未了的事情该如何办了!
六月一日 星期一 去向阳工地,又转去452高地运土坯。装车、卸车极紧张而累人,劳动强度颇大。 收玲挂号信,寄来转粮油关系的证明,又收汇款50元。将证明交吴雯霞时,偶而提及工资关系并未转来,她竟恶语相加,令人气愤难忍。如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踩我几脚的,这就是我近来的生活常态! 晚,听传达,有关总理的指示。其中有“历史问题作内部处理,先解放,后作结论”云云,且对“二流堂”、第三厅等问题作了解释,闻之大慰。
六月四日 星期四 再去工地。上午筛沙子,下午拌泥浆。大队则去湖中收割小麦,且作夜战。 晚,宿舍无人,乃信。
六月五日 星期五 晨,将昨晚给玲写的信偷偷发出,担心《红旗》上的批判文章一发表,将会给家庭、子女带来无穷灾难也。 在工地劳动。先拌泥浆,又改供浆,极紧张。下午大雨,因未着雨衣,改在室内铲土。该房屋为了赶工程,先砌墙盖顶,而地却未平。现在转而清理室内泥土,极费力费事,劳动无计划也。闻昨日收割小麦也是如此,当时已有雨意,农民说不能割了,却仍猛割不已。蛮干的结果,使得小麦均未运出,今日大雨,怕都要烂在地头了。生产瞎指挥类皆如此!
六月六日 星期六 去向阳工地劳动。上午继续在室内铲土,以雨未止也。下午雨止,改至室外劳动,我因不知道,遭田野的大声训斥。她是工地上的小组长也。 下午工休时,田野令大家均到工棚集合,原来是派人朗读第6期《红旗》上的批判《石》剧的文章。未完,仅及半。听时全身沸腾,几欲发狂,但极力镇静自己,未动声色。向田野借杂志,拟读完全文,不允。这竟也“奇货可居”? 把石达开的失败说成是影射红军,咒骂红军,这真是罗织人罪!主观唯心主义的批评!
六月七日 星期日 雨,在工地做杂活。地滑,又摔了一跤。 向冼宁借阅《红旗》,读完批判文章,心痛欲裂。作为中央的党刊,对一个党员作如此批判,其势有如泰山压顶,是无从分辩的了。默然接受这样的错误批判,置真理于不顾,难道不是对真理的背叛?那又是什么共产党员!申辩,将说我是反对党中央;不申辩,也同样是欺骗党中央。我将何去何从? 下班的路上,王朝垠问我对批判文章作何想,漫应之。
六月八日 星期一 在工地终日提石灰桶,两臂几不能抬,双手被石灰灼伤,痛甚。但每念及批判文章,心痛更甚。作者署名“钟岸”,显然是在暗示由中央专案组集体所写了,更加重压迫感。 下午,涂光群通知我,要我明晨在班里谈对于批判文章的看法,似在套我的“活思想”。因故意透露一句:“实非我的本意!”
六月九日 星期二 晨天天读时,果要我对批判文章表态。我只简单地说了几句门面话,也透露出想不通的地方。于是王光、田野等人群起而攻之,说我是根本不认罪。——不过,对于这篇批判文章来说,也的确是实情。 又去工地提石灰浆,田野突作关心状,颇感奇怪,与此人平日作风不类也。但细细一想,不觉失笑——此人不过是被指派来做戏的,怕我受不住打击而寻短见耳。可惜却派错了角色,也太小看了我! 晚,王朝垠来,略示责难,说我早晨的交代不好,令明日起自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改造世界观的部分以及《红旗》上的纪念文章,以解决思想问题。文不对题,只好点头求其速去。
六月十日 星期三 奉命读书,但读不进去,对于在文艺黑线指导下所犯的错误,我曾在《讲话》中求得了解决;但现在我应该读的,不是这一著作。 去年老友张慕韩曾对我说:“你的问题就看《宋景诗》和《鲁迅传》二剧——它们没问题,你就没问题了。”现在却又突然抛出一个《石达开的末路》来狠批,这说明他们在主观上是一定要打倒我,一定要把我“批倒批臭”而后已。去年秋冬之际,专案组向天翼等借过《石》剧,陈仲篪也说他们去“北图”找过此书,更证明这是组里几个人搞的了。既然主观上是要打倒我,夫复何言?一个人的政治结论,尚要经过本人的签字同意,而这样的文章则可以片面地“判决”,而且是“不得上诉”的,真是轻便得很了!——然而一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如此定论么?我不信! 晚,小涂又来探听我的口气,不愿多谈。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天天读时闻林元在作发言演习,想来是针对我的。——批判大会近在眼前了。 晚写思想汇报,只好半真半假凑成一篇,透露出思想上想不通、其作品并非影射红军,以及党刊的批判是定性的而自己不敢反对等等。
六月廿二日 星期一 上午仍然出工,全排去向阳工地。中午食堂内贴出了打倒叛徒陈某某、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某某的标语若干张,像是召开斗争我的大会的模样了。 下午2时,在食堂前的空场上开大会。形式上很文明,让我坐而记录,也不检讨,只简答一二句问话而已。发言者六人——毛承志、林元、许翰如、谢永旺及叶遥五人是针对我的;最后沈一珍的发言则是批判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是“陪绑”。前四人对《石》剧的批判,都是重复《红旗》上的论点,毫无新的内容;唯谢永旺偏重《虞姬》一剧,且加以引申,说项羽一角是影射红军的。许翰如亦问:“你反对洪秀全,是影射谁?”置之不答。 这两个“影射”,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但是一般来说,在创作上搞影射,均是于黑暗统治下对当权者不敢直言而采取的手法。而当时的红军处于不利的地位,我要反对红军,又何必采用如此手法?《虞姬》一剧,当时倒确实是以项羽来影射蒋介石的,但我于此种场合又怎敢申辩?且又何必去争这无法争辩的是非!我没有反共,没有影射,这是可以用我一生的历史和作品来证明的,将来的历史家也会给我以公平结论的。而且我仍然在相信党,相信群众,运动后期定会有水落石出之一日的!为此,我于会上倒坦然了起来,随手拾了根柴棒子抠除鞋底上的泥巴,以作表态。 会,两小时毕。晚饭后再去菜地劳动,8时始归。
六月廿三日 星期二 天天读时,被班上人围攻,追问。许以喝斥:“在会场上抠鞋泥,是什么态度?”这倒是比大会上的批斗更难对付了。只好软磨硬泡以应付之。 全日劳动,在工地当小工。 晚写信给玲,告以大会情况,婉言慰之。
六月廿四日 星期三 天天读时再度被追问,仍以半真半假态度作答——此时更是说不得真话的。 上午仍去向阳工地劳动。下午开大会,宣布解放郭小川等五人。我被指定参加,为受教育也。 晚写思想汇报,苦难下笔。
六月廿六日 星期五 今天亦没再追问,看来风暴过去了。 去菜地开荒。下午6时又去卸石灰,7时再装沙子,8时始返,疲极! 原在专案组工作的侯聚元今天来到干校,看样子是来下放锻炼的,不知何故。一般来说专案组的人都不下来,若为我的事而来,则大会已经开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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