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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九十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1, 2017 10: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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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九十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9月30日第98期


本期目录

〖云南文革专辑〗

生逢乱世

黄肇炎 在云南“三线”厂的一些文革记忆
刘光华 云南第二次大规模武斗

书海泛舟

熊景明 同一目标下势不两立(《家在云之南》选读)
丁龙嘉、听雨 惊心动魄的“滇西挺进纵队”假案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选读)
周孜仁选录 鲁瑞林回忆云南军管工作(《西南三十年》选读)

故纸堆

周孜仁录入 云南“摧资兵团”的申明和组织章程
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炮兵团”派出的“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

浩劫墓碑

渔歌子整理 云南文革武斗及“划线站队”死难者部分记录

编读往来

北大校友章铎、李棉生就97期一文的来信及樊能廷、樊立勤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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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在云南“三线”厂的一些文革记忆

黄肇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三线遗梦——我在云南山沟国防厂的十八年》。本刊曾在第15期发表的《“革命化”的春节》和第41期发表的《当年在三线国防厂有关伙食的记忆》均是此回忆录中的片断。

作者简介:黄肇炎,男,1943年生,籍贯上海,出生于四川合川(今重庆市合川区)。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文革中曾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编辑。毕业后长期在云南三线国防企业工作,曾任总工程师。后进入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退休前任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书记、副院长,高级工程师。著有长篇回忆录《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


我于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五年制),本应在1967年7月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延迟到1968年底才由学校分配到云南省国防工业办公室报到,再分配到了陆良县山沟里的云南燃料一厂。我就在这里亲历了云南文革的中、后期。

“划线站队”的血腥洗礼

1969年初,云南的文革运动,正在进行所谓“划线站队”。“划线站队”,即是以谭甫仁为首的省革委会确定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具体说就是以对前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中央定性为云南省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是第一书记阎红彦,因对文革不满,于1967年1月8日自杀身死)的态度来划清云南文革中的“路线是非”。凡是打倒赵健民的,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站合(云南古语“对”的意思)了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凡是保赵健民的,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站错了队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一来,八二三派(下简称八派)是正确的,站合了队。炮兵团派(下简称炮派)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八派掌权,炮派倒霉。
“划线站队”的实质,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阶级斗争”。其理论根据就是毛泽东发出的“最新指示”中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谭政委已经下了定论:八派站合了队,那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炮派站错了队,那就等于是“国民党反动派”,是“阶级敌人”。在省革委坚决领导、支持和纵容下,八派打击镇压炮派就用不着客气,用不着“温良恭俭让”,只管下死命斗就是。
“划线站队”,着重在“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潜伏特务组”和批判炮派“反军乱军”这几个问题。谭政委接二连三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
我们在昆明时见到有的单位批斗炮派,对炮派人员罚跪、戴高帽、喷气式、挂黑牌、剃阴阳头、把脸和手涂成黑色(黑帮、黑手之意)。有的手段,我在重庆没有见过。后来,到厂后才知道这些都只算毛毛雨,小儿科,我们厂里批斗的手段那才真是“刺刀见红”。
那时我厂还在建设中,没有搞生产。职工成天都在搞运动,也即搞“划线站队”。我刚到厂的第七天——1月27日,滇东北陆良片区小三线七家厂在燃料一厂召开“砸烂军工二分部誓师大会”。所谓“军工二分部”的罪行,因为刚到,我们没有弄清楚。
这次大会,说简单点,就是七家军工厂的八派集体批斗各厂炮派头目的大会。燃料一厂有一块很大的草地,具备几千人开会的会场条件,所以得此殊荣。因有分到其他厂的同学来,我主要是和老同学见面,互相谈谈各自工厂的情况。但也参加了大会,见到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前的地上,跪着一大片批斗对象,有七八十人,地位最高的是原国防工办的领导杨德讲、刘光华(都是老红军)。有各厂属于炮派的书记、厂长,有参加“武斗”、抢枪的“干将”等,统称为“牛鬼蛇神”。燃料一厂是东道主,挨批斗的人最多,有二十多人。这些人跪在地上,双手在背后绑着,脖子上挂着牌子,上写各人的“罪名”和姓名,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黑干将×××”等等,姓名上无例外地打上红叉。这块牌子是用1厘米厚的钢板做的,有20来公斤重,往脖子上挂的不是绳子,是一根1毫米粗细的铁丝,勒进肉里很深,可以想见有多么遭罪。“武斗黑干将”更吃亏,还挂着用废钢铁焊成的机关枪、迫击炮等,又有几十公斤重,想想人怎么能受得了?会上不停地有人在斗志昂扬地发言,到狂热处有人领着高呼口号:“打倒×××!”“砸烂×××的狗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这时下面就动手动脚,有打耳光的,有脚踢的,有用旗杆打的。最厉害的是用枪托打,一枪托下去,顿时就有血流出来。我看见那些人的脸上、身上、牌子上都有好多血,地上还有好多滩。担任押解“牛鬼蛇神”的是各厂八派的武装队伍,有转业军人,也有年轻的工人。打人的主要就是这些人。为了保卫军工厂的安全,各厂都是配备了枪支弹药的。一派掌了权,这些武器就成了他们对另一派“专政”的工具。
云南的气候这时是旱季,没有雨水。一两个月后,草地上的草棵根部都还有斑驳的血迹。
后来我才知道,我厂那几个被打得最厉害的“牛鬼蛇神”,有原来的党委书记辛烨允(转业前是正团级),党委委员、组织科长王宪章,党(厂)办主任李培埠,行政科副科长张长年,干部刘兴泉、孔广严、郭潮海等。他们都是转业军人,有干部也有战士。
当时工厂的领导机构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为安金章、李盛春、高云靖、刘兴泉。全部是部队转业干部。革委会设有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安金章转业前是正团级干部,原任厂长,三结合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李盛春可能属于中间派,很少见他管事。高云靖属于八派,分管政工组,当时是权势最大的人。刘兴泉属于炮派,名义上分管后勤组,实际上关押在“牛鬼蛇神”“专政队”里挨批斗。
车间一级设有革命领导小组(简称革领小组),负责行政工作。还有一个斗批改组,负责组织运动,并领导革领小组。
我当时被分配在401(冲压)车间,斗批改组组长是李国华,副组长白正洪,革领小组组长是罗兴良,副组长王化武,都是八派。每天运动的内容就是他们组织学习,搞大批判。
批判的内容有哪些呢?只要站错了队,不管什么问题都要批判:陶仁杰家庭出身地主,尽管他本人是学生成份,被说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批判过几次,还挨过打。李文有原是武警,文革前刘少奇出国访问,归国途中在石林游览和休息,李参加过保卫工作,很偶然和刘少奇握过一下手——这就被批判是“刘少奇的黑爪牙”。晏晓留懂一点草药,他帮龙潭村的农民扯了点草药,人家请他吃甜白酒(醪糟),还给了一点钱。这是“投机倒把”。李玉林是抚顺474厂来的老工人,冲压技术非常好,他在老厂和老婆(不能生育)离了婚,来云南的目的是为年青漂亮的新老婆找一个工作。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多次连续地批判。有一天晚上,他被斗得站立不住,面色苍白,晕倒在会场的地上。耿兴隆在上下班的队列唱歌时唱了一句:“我们走在大路上,汽车来了都不让……”这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也要批判。
当时厂里的批斗,就是叫被批斗者站或跪在台前,面对群众。有人在台上高呼口号,有人出来揭发或批判,时不时有人发声喊:“×××不投降,怎么办?”就有人答:“捆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人冲上去,在口号声中用绳子把被批判者五花大绑地捆个严严实实。捆人者多是转业军人,他们捆人的动作非常麻利,好像受过专业训练,我连看都没有看清楚,他们就把人捆好了。捆人者和绳子都是预先准备好的,只等着一声信号,就一拥上台动手。然后又有人上去拳打脚踢。
一天早上,刚上班,女青工小周去上厕所,突然见她哇哇叫着跑下来,说厕所里吊死了一个人。我和下放车间劳动的胡福信医生连忙去看。厕所不大,建在工房背后的山坡上,只有小路,约有四五十米远。我们到时,那人已被解下来,平放在地上。胡医生扳动了一下僵硬的尸体,从袖套上取下一颗别针刺人中,然后说:“不行了,看样子已经死去好长时间了。”我见这是一个50来岁的男人,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有人说是来厂搞建筑安装的省建安公司的技术员,过了一会,省建来人把尸体抬走了。后来听说这人有点“历史问题”,又站错了队,被斗被打得厉害,不得已选择了自行了断。
按照在文革运动初期的经历和表现看,八二三派与我们八一五派相似。但厂里的八派沉浸在掌权的成就感中,威风得很,看不上我们。而他们的那一套做法,我更是极其反感,甚至感到恐惧,时刻提防着,担心这些疯狗会不会来咬一口。所以,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

红卫队队长手枪走火造成的悲剧

地处山沟的国防厂为了安全保卫的需要,建有配了真枪实弹的警卫队。警卫队成员也就是本厂的职工,多是转业军人,他们政治可靠,且都有一定的使用枪支的技能。八派掌权后,燃料一厂组织了派性武装“红卫队”,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队伍,枪支就归了“红卫队”。队长是沈阳724厂(东北机器制造总厂)来的张国清,一支手枪也就归了张队长。此人30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从来没有拿过枪的人,手里有了手枪,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队员有二三十人,多是转业军人,由于占了派性的优势,大多有点得意忘形。他们负责关押“走资派”、“牛鬼蛇神”和“五类分子”,每天押着这些人从关押地点到食堂打饭,监督他们劳动等,耀武扬威,动辄打骂训斥。我们刚到厂,凡事低调处理,不去与他们发生接触,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向为之侧目。
一天夜晚,在厂办公室四合院大门边第一间的红卫队值班室(原是收发室),几个人围着中间的方桌打扑克,张队长在门边单人床上坐着摆弄手枪。扑克打了好半天,枪也摆弄了好半天。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了!打中了对面打扑克的肖官德,因距离近,枪弹从肖的右肩下穿通出来,又打中靠在肖肩膀上看打牌的何学多,正钻进了左胸。这次枪弹没有能出来,何当场死亡。肖经过抢救,活了下来。据《9824厂志》记载,此事发生在1969年5月3日。
一死亡一重伤,人命关天,张国清一下子吓瘫了。他知道罪责难逃,便在厂大门“忠字墙”下跪着向毛主席画像磕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但万能的毛救不了他,县公安局来把他逮捕了。厂里还专门通知他的妻子从沈阳赶来,见了一面。最后张被判处了十几年徒刑。
红卫队出的事故,认为丢脸,不愿处理后事,推给车间。何学多原是401(冲压)车间的人,车间也不想管。拖了两天,尸体已经开始腐败,受伤部位产生的气体把胸部鼓得高高的。红卫队的架子大,车间惹不起,只好先装殓尸体。李玉林老师傅来问我:“黄——啊(东北人叫人时喜欢在姓后加一个尾音)!你也来一个,怎么样?”我那时年轻,出于急公好义,便答应了。我、胡医生(下放干部)、几个老师傅、何的几个战友,一道就来处理后事。有人去附近农村买好一具棺材,在底部垫了一床何的被子。我们给何换了一身他的比较新的军装,抬着往棺材里放。棺材窄了一点,何的肩膀搁在棺材边下不去,胡医生便对着何的胸脯猛地一按,一股强烈的臭气冲出来,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用手扇着鼻子。尸体下去了,但两只手却交叉着伸出了棺材,我们把棺材盖硬盖上,把蝴蝶榫敲好——云南固定棺材盖是用木头做的蝴蝶榫,不用铁钉,说铁钉埋在土里容易使棺材腐烂。蝴蝶榫是白颜色,阎进堂师傅拿来墨汁,涂成黑色,装殓完成。
安葬的事又扯皮,拖到深夜,仍然叫车间去埋。我们七八个人抬着沉重的棺材,往生活区的小湖大马塘东边山上挖好的坟圹走。乌黑的夜,有人打着手电筒,有的地方有小路,有的地方只好在乱石荒草树丛中艰难地走。到了地点后,把棺材放下去,填土,然后胡乱起了一个坟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动手安葬死者,所以记忆比较清楚。
后来,厂里的墓地改建在生活区西边比较高敞的山坡上,马塘东边就没有再埋过人。几年后,我曾经去找过这个坟,但忘记了原来的路径,没有找到。
因用了大力气,回来后,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叫。我们到食堂,叫醒值班的炊事员给我们煮面条。山沟里没有佐料,便舀了一瓢豆腐乳,云南叫卤腐,切了姜,烧了一锅汤。卤腐汤面条,算是加班餐。
何学多好像没有结婚,没有看到有家属来厂谈抚恤赡养等事情。

进人保组整“牛鬼蛇神”的材料

1969年的“七一”,厂里要开庆祝大会。因为听说我能写一点东西,厂政工组的徐从政(空军飞行员转业,原是厂办秘书)来找我,叫我帮他写一份大会上领导的讲话稿。我写好交上去,在会上领导作了宣读讲话。大家认为稿子写得有点文才,评价不错,所以叫我到政工组下辖的人保组(人民保卫组的简称,相当于原来的保卫科)材料组去整材料。因为厂里“走资派”、“反军乱军分子”、“牛鬼蛇神”等太多,要整很多材料,人保组人手不够,需要补充。我本来不愿意去,不想去干这类整人的事。但在那时被认为是受重用,我又是初来,没办法拒绝,所以就去了。
人保组的组长叫张志学,原是沈阳724厂的工人。别看是工人,专起权来一套一套的。他管着专案组、材料组、红卫队、警卫班。材料组里还有两个大学生,一个叫杨松,昆明人,毕业于昆明工学院,机械专业。另一个叫董存芝,文山人,云南大学化学专业毕业。他们二人都是66级的。张志学叫杨当材料组组长,负责管我们。董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大学生,为人诚恳、和蔼。杨就比较世故,对张唯唯诺诺,对我们却摆出一番架子。但他没有太大的本事。
我们只有一间办公室,和张志学在一起。但张一般不和我们直接说话,他只向杨发指示,然后由杨再来使唤我们。张的这种做派,是为了显示他比我们高得很多,我们和他之间的级别差得很远。张志学看我们的时候,是斜扬着脸,一只眼睁,一只眼半闭,故意装出一副了不得的神态。
在人保组整材料,说起来好像很受重用,很荣耀。但实际上在里面很不舒服,精神上非常压抑,紧张得不得了。成天怕这怕那,生怕出什么问题就要挨骂,犯错误。看见人保组的其他人员或开些神秘的会议,或者叫上红卫队的人拿着枪进进出出,不知要出什么事,似乎总有些阴谋在进行着。
拿整材料来说,那些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但上边非要你把材料中的罪行整得非常严重,个个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最后的处理统统是送去劳改。具体的事实我们不能造假,因为那是需要旁证材料来说明的,没有旁证材料的不能瞎编。那就只好上纲上线,往形容词上动脑筋。于是这些词汇就成了常用的了:“丧心病狂”、“恶毒攻击”、“死不改悔”、“妄想翻案”、“贼心不死”等等。
不久,军代表进厂来主持工作,首先抓的就是克服派性。人保组的工作就停了下来,原来所整的材料统统成了废纸。这里要附带说一下,幸好我们所整的材料最后没有用上。不然的话,我还真该为所整材料的那几个人深切地、诚恳地道歉呢!

对妇孺刑讯逼供的“反动标语”案

1969年10月份,厂里出了一桩“反标案”,有人在一间小厕所里写了一句反动标语。
山沟里的职工和家属要自己种菜,为了积肥,每家都搭盖有简陋的小厕所。到底写在哪一家的厕所里我没闹清。写的什么?开始时他们很神秘,所以我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后来,杨松给我看了实物,他们叫“罪证”。一块土基(云南人用泥土掺草、松毛等物用水拌合,打成的有三块标准砖大小的土坯,晒干后用作建筑物砌墙用)上用钢笔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蓝墨水字,写得歪歪扭扭,每个字有2厘米大小。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公安六条”规定的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头条“反革命大罪”。
人保组组长张志学和政工组的一些人认定是刘春贤的9岁女儿写的,便把刘的老婆和女儿分开关起来。他们对小姑娘恐吓威逼,甚至拿出手枪来拍打。对刘的老婆刑讯逼供,用皮带抽打等。我亲眼见过她拉开裤脚,小腿上被打的一条条血痕,身上其它地方是否有伤没有脱开看。人保组的“红色恐怖”搞了好多天,我不知道母女俩是怎么交待的。刘春贤便去找安金章,说“要弄出人命来你们要负责任,而且是你负责任”。安毕竟是正团级的转业干部,主持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多少懂点政策,想想这话也有道理,便给张志学等人打了招呼,没有继续胡搞下去。但他们认为已经可以定案了,于是就派人去刘春贤的老家调查刘的历史情况。这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外调”。
刘春贤也是从沈阳724厂来的,是干部身份,他们来云南的原因是为了解决老婆孩子的农转非和就业问题。我猜测刘、张是否在老厂有些过节?人保组决定派同是724厂来的刘瑞昌去外调,他肯定是八派。因为按规定外调必须两个人,他们就想到了我,要我去协助刘瑞昌。
厂里开的介绍信写的是“兹介绍我厂刘瑞昌、黄肇炎二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前来你单位了解刘春贤的政治历史问题,请大力协助配合为感。云南燃料一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公章)”。刘师傅是工具钳工,40来岁,不是党员。我那时还没有考虑入党的事。张志学也不是党员,但他就可以这样办,说这样写“方便工作”。我们就因公冒充了一回中共正式党员。
我们出发是11月11日,那时的规定到北京必须要县革委开证明,我们先到陆良县转介绍信。我这就第一次到了陆良县,一个很破旧,只有一个“牛”字去掉那一撇的三条街的小县城。县革委在东门街,很好找。第二天到曲靖,坐(没买到卧铺)火车到北京。到京后先要在火车站外的一个小窗口登记,开住宿介绍信。有好几行上百的人排着队,等了半天,是住上了。然后经天津到刘的老家乐亭县会理公社。
我们到农村人民公社调查全是步行,因为不通汽车。到大队后,找了几个大队干部进行问答式的调查,我作记录,也问过几个问题。然后再到公社革委会去盖章。晚上回不了城,住在北方农村的大车店。一大排炕,但没有烧火,晚上很冷,盖的是脏得乌黑的被子。才11月,北方已经下了大雪,田野里和房屋上白雪皑皑,冷风刺骨。我没有大衣,只穿一件棉衣,就感冒了。
在回城的路上,我们路过李大钊烈士的陵园,进去看了一下。文革期间,有人管理,不收票。记得是一个院子,院里竖有一块碑,一座较大的坟茔,几间房子。因雪下得大,都被雪掩盖着,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
刘瑞昌要回沈阳老家办私事,叫我独自把调查材料带回厂。到北京时,我想着离家快一年了,何不也借机回重庆一趟,因为我确实非常想念所爱恋的女友。于是就买了到重庆的车票,经郑州、西安、成都到重庆,查铁路里程表,绕了98公里。在女友处呆了两天,再到曲靖回工厂。
回厂后,把材料交给张志学,我以为就完成了任务。结果张大发雷霆,责备我无组织无纪律,臭骂了一通,还不给报销差旅费。有人悄悄告诉我,他发火的真实原因是对外调材料太不满意,认为根本不能证明刘春贤有历史问题,反而说刘的好话:年青时就离开家,参加国防工厂建设,很早就入了团,入了党,提了干,经常有奖状寄回家等。张很生气,便不要我在人保组干下去了。正好我也不愿干这种整人的事,就又回到401车间。从此,我与张志学等人彻底决裂,再没有发生过交往。
一个多月后,徐从政帮我找张志学说了话,叫我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才把出差的费用报销了。对我们刚参加工作的学生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数。
不久,军代表进厂主持革委会工作。反标案就被挂了起来,最后是不了了之。但刘妻在刑讯逼供的威吓下,从此便患上了轻度的精神分裂症。
但是,为了我去调查过刘春贤,刘对我始终抱有成见,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其实碰到我这样的人去外调,是他的运气,换一个人可能不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刘春贤后来当了401(冲压)车间主任,成了我的顶头领导,对我当然是冷若冰霜。幸好我在他手下的时间很短,就调到了405(机加)车间。再过几年,刘到厂生产计划科当了科长。
我离开人保组后,厂革委会副主任高云靖(分管政工组)见我能写能画,通知我去厂政工组宣传组当干事。我没有表态。他又亲自找我谈话,我明确告诉他:“当宣传干事哪有搞技术工作好!”我再也不愿去革委会机关了。
这段时间,我的心情是非常暗淡悲凉的。为远离城市,远离外界社会,远离亲人,也为在极左的红色恐怖中生活,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

我亲见的“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初,在全国有过一场中型的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三反”运动的目标,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
“一打三反”运动的高层背景,我不清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指导下,随时都说要警惕阶级敌人搞破坏,就要对阶级敌人发起不断的攻击。
1月至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3份中央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文件的开头都是:“毛主席批示:照办。”文件的上部是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语录为:“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很快,一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军代表组当然是闻风而动,按照中央的部署,迅即在厂开展了这场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
军代表组组长常祯祥是革委会主任,负责全盘工作,事情多,忙得很,所以由负责政工的军代表孙明建全权领导“一打三反”运动。不管在当时,还是到现在,几乎全厂的人都认为“一打三反”就是孙代表,孙代表就是“一打三反”。孙明建,年龄40岁上下,个子不高,人偏瘦,白脸,大眼睛。我见到的他始终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还有那双任何时候都带着狐疑神情的眼睛,流露出这个世界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是可疑分子的神色。
那时的运动,都有一套基本固定的程序:首先是召开全厂大会,传达中央文件,进行思想动员,作出战斗部署,成立领导小组,发动群众,大批判,整理材料,组织处理等。
厂里的“一打三反”要打击谁呢?那就要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同时进行内查外调。
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实际上就是让群众互相拱,互相咬,互相大告密、大出卖。有四种方式,一是开会进行揭发,于是分车间开了许多次会,动员和听取人们揭发。但这种形式效果不太好,大多数人不愿面对面地揭老底。二是设立接谈室,听取人们揭发检举,安排有政工人员值班,做记录,还说要保证为揭发人保密等。三是挂检举箱,在厂里各处地方挂了20多个箱子。箱的上方开有一个指头长宽的口,箱门有锁。钥匙由“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只有他才能打开箱子取出揭发材料。据史书记载,唐朝武则天发明了铜匦,广泛号召人们告密。她没有想到的是,在1300多年后,她的这项发明竟然用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上来。四是贴大字报,但工厂里的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太高,大字报的数量不多,效果不那么显著。
内查外调的内查,主要是翻档案。不是每个人都有档案吗?那就从档案里查,查祖宗三代有没有问题,查本人有没有历史问题;外调是根据查出来的和群众揭发的问题,派人到事发地进行调查,找对方革委会开出有关情况的证明。
经过以上程序,哪些人有问题,有什么问题,领导小组大体上掌握以后,就开始了运动最关键的程序——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学习班,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学习的场所,但实际上是把人隔离起来,关押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进行逼供的地方。被关押的人们自嘲是“犯人”,说起码是“犯了错误的人”。我姑且借用这个名词。
这样,在厂生产区腾出一大一小两间仓库,和旁边的几间房子。大库房住男“犯人”,小库房住女“犯人”,另外的房子作运动办公室和住监管人员。“犯人”都是打地铺,在地上铺一块塑料布,自带被褥,男监房睡了几大排。大库房还留有一块地方作为开会用,摆了几排木桁条(做檩用的方木条)供“犯人”坐,前面有一张桌子,当讲台用。
我们每天可以看到监管人员背着枪,押着几十个“犯人”沿着厂里的主要大道,从山上下来到生活区食堂打饭,打开水。那段时间,我们都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少说话多做事,生怕出点什么毛病,也被弄进学习班去。
这些人有什么问题呢?我车间的情况是:某老转(对转业军人的戏谑性俗称)采草药给附近龙潭村的农民治了病,收了一点钱,属于“投机倒把”;某人唱歌时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汽车来了都不让”,是思想反动。这些事以前搞“划线站队”时就批判过,现在又翻出来打击一番。此外,有收听敌台的,家庭出身有不好的,本人历史有问题的,小偷小摸的,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吵嘴打架的,爱喋二话(云南方言,意为发牢骚,讲怪话)的,所管库房丢了材料器材的等。反正只要被认为有问题,或看起来不顺眼,就要进学习班。据《9824厂志》记载,自装半导体收音机进学习班的最多。本来这是热爱科学技术的好事情,但在那时被认为目的就是要听敌台。一间宿舍只要有一人装收音机,同宿舍的六七人都有听敌台的嫌疑,不容分说,统统关进学习班。
学习班每天的日程,是学文件报纸,听训话,开批判会、斗争会,交待问题,写检查等。
“犯人”进学习班的时间不等,有的几天,有的呆了一两个月。随时有人出来,随时又有人有新的问题被弄进去,学习班经常保持着50多人的规模。
学习班搞了一个多月,就发生了“张晓静事件”。
张晓静,20来岁,是从曲靖东山煤矿招来的青工,矿工子弟,初中文化,在厂405(机加)车间当磨工。他是因同宿舍的一个青工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受到牵连进来的。张进学习班后,认为自己又没有装,有什么问题?所以不大在乎,有点抵触情绪,被监管人员认为是个刺头。
有一天中午,孙代表在训话。时间已过12点了,大家都已饥肠辘辘,但孙代表好像谈锋正健,没有结束的意思。云南由于农业不发达,粮食比较匮乏,许多人有只吃两餐的习惯。在县及以下的地方更是普遍,甚至连党政机关都是如此,这个现象直到80年代初才开始逐步改变。我们厂里是开三餐的,但许多人不吃早餐,学习班的监管人员图省事,就只押着“犯人”打两次饭。大家没吃早餐,这时确实很饿了。
张晓静这天坐在前排的木桁条上,他面前有一个监管人员坐在椅子上,因有事起身出去了。张见椅子上有一张垫坐的报纸,就拿出钢笔在报上画起来。人在无聊的时候,喜欢写写画画,本来是很寻常的习惯。他画了一小会儿,因为肚子饿,就随手在报纸的白边上写了一些字,其中有“腹中饥来上餐”6个字。
孙代表看见自己训话还有“犯人”不专心听,胆敢乱写乱画,又是张这样的刺头,心中大光其火,便大步走上前去,抓起那张报纸就准备撕。他本想就此教训一下张,结果拿起报纸一看,还写有字。张的文化程度不高,“腹”字没有写偏旁,成了“复”。孙代表注意到三个字,“餐”字写得很潦草,他看成了“蒋”字,这就有了“复”、“来”、“蒋”。好!这下抓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公然想要蒋介石反攻大陆,恢复蒋家王朝的统治,这还了得!马上叫人把张扣在一间小房子里,突击审问,张当然不承认,说写的是肚子饿了想早点吃饭。但孙代表发了话,定了性,张的辩解有谁听呢?
孙代表怎么会想到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呢?因为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国民党台湾当局曾经派飞机到大陆撒传单。云南地处边疆,中缅边境有国民党残余部队活动,所以是撒传单的重点地区。当时在陆良等好几个县境内,都有发现大量传单的。有人看见过传单,说是用道林纸印的,文和图都印得非常精美。其内容可想而知,不在此说了。还有农民在山林里见到飞机抛下的副油箱,那薄铝板光灿灿的,既轻又结实,找人抬回家用来存储粮食。当然后来被公安机关派人来没收了。为此,公安部门向辖区单位下发过内部通报,所以孙代表一下子就想到这一点。
于是,对张进行专门处理,大会小会批判斗争,还开了全厂的批判大会。大斗小斗,七荤八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攻心”。张的意志崩溃了,只得按照批斗会的口径,承认自己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为蒋介石招魂。
有了张的“认罪”,孙代表便布置向县公检法革命领导小组报案,递送材料,要求予以逮捕判刑。为什么又有了一个公检法革命领导小组呢?那是因为在文革中,认为公、检、法三家互相制约,互相牵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把三家合并,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一元化领导进行一条龙办案。这时,正是运动的高潮阶段,公检法部门面临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的单位,报来了那么多的案子,他们正在应接不暇。另外,可能也看出这个案子存在较多的问题,所有的证据,也只是那张报纸上的几个字,不太像是反动文字。照现在的说法,是“证据不足”,所以就压了下来。孙代表见公检法不批,便动用行政权力,以革委会的决定,开除了张晓静的厂籍。那时正是“政治挂帅”“政治可以压倒一切”的时代,孙代表分管政工,要开除一个“反动分子”,革委会很容易就通过了。
与张同时被开除厂籍的还有一个人,这人是昆明市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在405车间当车工。技校生懂得一定的加工理论,又有实践经验,技术是不错的。小伙子模样清俊,现在的说法是个“帅哥”。他和一个女青工谈恋爱,据揭发两人多次发生两性关系,被以“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予以开除。
燃料一厂的“一打三反”运动最后被组织处理的人员除这两个人外,装收音机“收听敌台”的有9人分别被处以留厂查看、行政记过、警告等处分。
七八年后,适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这位技校生来到厂里,要求为其落实政策。这时军代表早已回了部队,厂领导已经换了几茬人。现任领导考虑到他在昆明的就业难度较大,对人还是要给出路,便撤消了当时的处分,让他回来上了班。这个小伙子回厂一年左右,就又谈上了一位漂亮的女青工。并且故态复萌,刚恋爱就要投入“实际行动”。一天又被发现,成为全厂公知的新闻。厂里根据当时的纪律规定,对男方再次予以除名,给了女方行政记过处分。
几年后,我有一次到昆明出差,在街上偶然碰见这位“帅哥”,他说在一个绿化园林小公司里搞管理,有碗饭吃而已。
奇怪的是,我没有见过张晓静回厂来要求平反,估计是回到煤矿找到比较好的出路了吧。
运动进行了三个来月,看看再也揪不出更多的问题了,孙代表也就没有多少心思来过问学习班了。班里还有20来个不痛不痒的人,把人放掉好像是运动不彻底,不放就在那里干耗着。
这时又有了一股新的风潮,那就是普及革命京剧样板戏。全国其它地方搞得怎么样我不清楚,反正在云南比较风行。众所周知,京剧样板戏是江青“旗手”的“伟大创举”。这次普及样板戏,与江青有没有直接关系?我不知道。只见昆明、曲靖的专业京剧团,陆良县县办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在排演样板戏。国防工办有几家厂也在跃跃欲试,我厂政工组宣传组的干事赵安家(后来当了燃料一厂的厂长)就提出要排演《沙家浜》。迫于形势,厂革委也同意了。排戏就要有人,正好学习班剩下的这些人大多是各车间的文艺人才,唱歌、跳舞、器乐都比较在行。这样的人平时的作风比较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所以要弄进学习班“修理”一下。赵安家提出要人,孙代表就顺势下了台阶,宣布学习班结束,除了参加排戏的以外,还剩下几个人回了各自的车间。
几十年后,我见到当年学习班最后的几个“犯人”,说起此事,他们都说:“要不是赵安家,我们不知道还要在学习班呆多长时间哟!”
燃料一厂的“一打三反”运动,实际上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缩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的真实写照。现在看起来,这种运动,问题多多。我只把其中三个较大的问题,分析如下:
其一是无限扩大阶级斗争的打击面。据《9824厂志》记载,厂里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先后进学习班的有256人。在“划线站队”、“一打三反”(原文未分开)中整有88人的材料,共1216份,5467页。而运动开展前一两个月的1969年末职工总数为521人。按这个人数计算,全厂职工中有49.1%的人进过学习班,也即是近一半的人可能是阶级敌人。本来,如我们这样的国防厂,进厂时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家庭出身一般来说比较好,本人也不会有大的问题。结果还有这么多的人进学习班,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其二是任意限制人身自由。搞政治运动,任何单位都可以用组织的名义,成立类似监狱的小机构。不需出示任何书面通知,只要一个电话,打声招呼,就可以把人关押起来。关押的名称多种多样,如停职反省、隔离审查、监护、进“牛棚”、办学习班等等。这个机构可以私设公堂,对被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审讯,斗争,批判,整材料,装档案,直至送公检法,关监狱……充分反映了对人权的侵犯是何等的严重。
其三是肆意编造罪状,栽赃陷害。在政治运动中,主持者可以不顾事实真相,捏造罪状,罗织罪名,构陷良民。而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由组织来进行的。也许有人说,这只是某个军代表的个人行为,没有更多的代表性。我们的确不能说所有的案件都在诬陷好人,但可以说有相当多的案件存在着严重问题。远的不讲,就拿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来看,哪一次不是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这类例子,太多太多,举不胜举。可以说,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普遍手法。
那时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贯彻过一段最高指示:“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燃料一厂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这段最高指示的最好注脚。

我所知的“沙甸事件”

1975年8月初,厂里传达了一份中共云南省委的紧急文件,大意是:经中央批准,解放军对沙甸回民反革命武装叛乱实施平叛,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有部分叛乱分子逃亡各地,图谋新的反革命活动。文件要求各地党委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教育群众,积极支持平叛工作。各地的旅馆、饭店不得接待不明身份的人员,人民群众不得收留来自沙甸的回民,有探亲访友的要向组织报告,发现可疑人员要扭送公安机关等等。
沙甸,其全名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鸡街公社沙甸生产大队,是一个回民聚居的村落,滇南著名的回乡。地处开远至个旧的公路边,距昆明230公里(公路里程),离我厂200公里左右。有回民1500多户,7200多人。其周边还散落着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小的回民村。回民在云南比较特殊,不管在城市或农村,都有聚居的现象。昆明就有一条街,叫顺城街,那里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回民。在农村就更普遍了,几乎每个县都有回回哨、回子营之类的村落。我在四川没有见到这类现象,四川的回民一般都是在汉族中间散居的。
早在1974年1月,就传达过中央文件,指称沙甸回民“闹事”,在昆明拦截火车,在街上贴大标语,出动宣传车等。我们还从其他的渠道不断地听到一些有关沙甸的传闻,说沙甸是回民“反革命叛乱”黑窝点,妄图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他们抢枪,搞武斗,不准解放军进村,甚至杀害解放军。
再以后,“平叛”的消息更多地传来。大抵的情况是:1975年7月29日,解放军出动几个团的兵力,层层包围了沙甸和周边的几个回民聚居村子,先用重炮长时间轰击,然后进村围剿。部队进入村庄时,村内处处断壁残垣,尸横遍野。这次行动持续了七天八夜,共计打死回民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摧毁房屋4400余间。回民领导人马伯华、郑全书等人被打死。平叛结束后,判处死刑和重刑的达数十人,强行关进学习班的几百人。这就是云南文革中闹得沸沸扬扬的“沙甸事件”。
据事后进入的工作组队员的回忆,沙甸和茂克等村落,到处是血迹斑斑的房屋废墟,到处是死伤者家属在哀哀地痛哭。工作组的一项工作,就是从别的地区迁移回民来填补沙甸显得空旷的村庄。
此后,我在昆明看到了名为“沙甸武装叛乱罪行展览”。展览把沙甸回民说成是一伙丧心病狂的暴徒,妄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罕指奔拉协”,派人与苏修联系,妄图背叛祖国,私藏新式武器等等。现在记得很清楚的是,展品中有枪支弹药,还有一个一米大小的、铁皮焊制的星月徽标,说是“伊斯兰国”的国徽。
“沙甸事件”,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在和平年代调派军队镇压群众的事件。而且是在离我住地这么近的地方发生的,原因是回民“反革命武装叛乱”。回民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以卵击石的后果,是谁都知道的,他们不是傻瓜。一个小小的村落,区区数千号人,竟敢于与执政党叫板,使人不敢相信。我总觉得有些将信将疑,觉得此事背后必有隐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有戴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帽子,才有了血腥镇压的理由。清剿之后,还不准逃跑,有侥幸逃亡的,也不准社会收留接待,只能乖乖地呆在原地束手待毙或者就范,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
云南回民给我的印象是,人心齐,讲道理,遇到不平事一般能够忍让。但有一定的限度,也可说是底线。如果超越底线,反抗起来则非常暴烈。这个底线一个是生存权,另一个是信仰权。
清咸丰七年(1857),就有因南安(今双柏)银矿纠纷,云南总督恒春、巡抚舒兴阿密令“痛加剿洗”、“聚众杀回”,而引起的回民大起义。起义坚持了数年,占领了滇中十数县城,三次围攻省城昆明,逼得恒春自缢身死,造成数万人死伤。
随着时间的流逝,“沙甸事件”的若干真相逐渐明朗,并通过各种渠道透露了出来。其实质,就是在文革的极左路线和错误政策下,漠视回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借派性对回民进行政治打击,直至残酷镇压。主要表现在:
违背中国共产党一向宣传、执行的宗教政策。以“破四旧”为名,封闭清真寺,禁止回民做礼拜;宣称信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把教长、阿訇说成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借“批林批孔”批判伊斯兰教;不尊重回民生活习惯,支左部队和工作组在清真寺里吃猪肉,乱丢猪骨头。例如云南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金桂仙(回族)回乡时,为了表现她的“革命”,大破“四旧”,发动捣毁清真寺等。
利用派性,在政治上打击回民。谭甫仁到云南后,提出以拥护还是反对赵健民作为“划线站队”的依据,拥赵的炮派成了反动组织,反赵的八派成了革命群众。沙甸回民大多数倾向炮派观点,被认为站错队,受到派性的严重打击。另外,回民有收留救助族民的习俗,其他地方遭受迫害的炮派回民,纷纷来到沙甸避难,都得到良好的接待。总数达500多人。这就更引起八派派性掌权者的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谭甫仁遇刺身亡、周兴上台后继续坚持谭甫仁的错误,打一派、拉一派,在政治上继续打击迫害沙甸回民。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也有不少回民受到政治上的伤害。
在回民的几次上访中,提出的诉求仅仅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纠正“划线站队”的派性错误,为被批斗的群众平反;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队干部;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这些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要求,居然被周兴等省委领导人看作是“宗教复辟”,“否定文革”,“反攻倒算”,以各种手段继续打压。错误的处置激起更大的反抗,把错误引向更大的错误,最终升级为武装镇压。在好端端的地方,在没有外国入侵的和平年月,人为地制造出这样的大惨案、大悲剧。
“剿”平了,就开始“抚”的一手。于是派出了工作组,埋尸、治伤、盖房、给种子、送耕牛、重建清真寺,花了大笔的钱。当然,秋后算账,追查“黑手”、“幕后高参”,抓人,关“牛棚”,判刑等等,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我因出差曾经几次路过这条公路,每到沙甸附近,望着一两公里外的一大片村庄屋舍, 同车的人都会指着说:“呵!那就是沙甸……”
对于这样的冤屈,沙甸回民心中始终难以平复,一直在不停地抗争。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问题,采取各种办法进行申诉。
文革结束后,中央派出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落实,认定“沙甸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1979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了[19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一九六八年以来,由于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一派、压一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1974年5月,中央作出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1975年7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的‘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但这次的平反仍然带有一些尾巴。到了1987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发布[1987]31号文,再次对“沙甸事件”予以全面、彻底的平反。文件指出:
“一、关于‘非法秘密组织’,是指‘罕指奔拉协’,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搞起来的一个宗教性组织,不应作为罪行。
“二、关于‘妄图背叛祖国’问题,查无实据。所谓背叛祖国的罪行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三、关于打砸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打砸抢是错误的。鉴于‘沙甸事件’这一特殊情况,不再追究。”
但官方文件的说辞却把“沙甸事件”的罪责推在“四人帮”头上,说是王洪文下令“打土围子”、“武装平叛”。王洪文有权决定动用军队“武装解决”吗?他有权调动军队吗?他调得动吗?找替罪羊是专制统治者常用的手段,真正的决策者和批准者被保护了下来。
之后的1989年12月,在沙甸兴建了“沙甸事件舍西德纪念碑”(舍西德是阿拉伯文“殉教牺牲”之意)。
沙甸回民是极其不幸的!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抗争,最后终于平了反。不然的话,回民心中的伤口还将继续流血,1600多个冤魂还要在天空中久久地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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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云南第二次大规模武斗

刘光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录自作者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第二十七节。
作者刘光华,1944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农民家庭,1964年考入昆明工学院。文革中曾任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派负责人之一,昆明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兼采选系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任东川市委宣传部新闻报道科副科长。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1978年被云南省东川市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现居昆明。

云南第二次大规模动枪动炮武斗,从1967年12月中旬开始,直到1968年3月结束。
我从北京回到昆明时,昆明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刚好结束,正值贯彻中央“九五命令”,停火交枪。我认为,造反派应该无条件服从中央,相信中央,在交枪问题上不能打折扣。于是我配合兵团所有负责人,全力动员交枪。
在叙述第二次大规模武斗之前,需要简单回顾一下昆明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情况。
1967年8月8日中央“八八批示”下发后,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张力雄增补为省军管会副主任,炮派“打倒大叛徒李成芳”的风浪越发不可收拾,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的省军管会主任虽然未免,但终因无法工作,只有以到北京养病为名离开了云南。此时云南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就是陈康和张力雄了,云南的武斗也开始由用梭标、木棒、石头、拳头升级为动枪动炮,使云南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8月21日晚,炮派武装占领了省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五华山(也称新华山),赶走省军管会设在这里的办公机构。此处是昆明城区最高地,可鸟瞰全市,历来是云南政府所在地,解放后,省政府一直设在这里。炮派为什么要突然占领这里呢?三天后,炮派发表了《关于进驻并占领五华山的声明》,声称省军管会变成了“李成芳的御用组织”,“为保证省军管会的大权不致被李成芳司令部篡夺,采取了革命行动,占领新华山”,还说要“用积极的武卫消灭侵略性的武攻,彻底揭露李成芳反革命防线的阴谋诡计”。
8月24日,炮派组织上千人、几十辆卡车到云南省军区部队守卫的小麦峪军械库拿枪。拿着枪的炮派人员在回城的路上沿途开枪射击,以显威风。炮派怎么能够从部队守卫的军械库中拿走枪支弹药?省军管会的执勤部队为什么没有设法阻止?与此同时,属省军区管辖的各地军分区、武装部也向当地炮派发枪,最典型的是东川、曲靖、巧家、会泽武装部发枪武装了“滇东北游击军”,文山军分区发枪武装了文山州“农民革命军”,红河州军分区发枪武装了“滇南挺进纵队”这些炮派的武斗组织。
这次武斗我在北京,没有亲历。武斗时间不长,但武斗期间昆明市立即分成了“八管区”和“炮管区”。从五华山开始,沿正义路、三市街、巡津街,到南坝路,以东的狭小区域是“八管区”,以西大半个城是“炮管区”。9月10日,在中央的强行干预下,省军管会主持两派达成停火协议,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但炮派一直坚守着五华山,并以五华山为根据地向八派发动武力进攻。
云南的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和前一次武斗就不一样了。这是一次全省性的大规模武斗。当时全省的格局是:昆明和各地州市县的城市里,八派人数上占优势,但没有武器;炮派人少,但手中不仅保留有大量枪支弹药,而且云南地方部队大多支持炮派。
1967年10月至12月中旬,由八二三派掌权的昆明工学院正在复课,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12月中旬,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的炮派,首先用机枪扫射昆明工学院校园,打破昆明工学院的平静生活,学生潮水般离开学校。我站在校门口眼见学生离去,也只是泪流滿面,无法劝阻。
当时校內驻扎着一个连的执勤部队,也看不下去了。午饭时,连长给我们说:吃饭时,我把部队全部带到食堂吃饭,枪支都留在宿舍内。意图十分明显。中午,部队吃饭去了,我带着二三十人去部队驻处拿枪。刚去一会儿,吃饭的战士又赶回来,同我们争夺枪支。战士爱枪如命,可以理解。结果我们只拿到没有枪栓的十来支枪(战士平时就把枪身和枪栓分开保存)。下午我就组织十多人背着十来支没有枪栓的枪在校园内来回游行,以展示武力,给同学们壮胆。但无济于事,最終一个四五千人的学校只剩下了一百多人愿意死守学校。两天之中,所有的枪栓也由学校的实习工厂配齐。
由于形势严峻,昆明城里“炮管区”内的八派人员纷纷往东边跑,“八管区”内的炮派人员纷纷往西边跑,双方开展了拉锯战。为了阻止炮派控制马街,地处西线滇缅公路咽喉要道上黑林铺的云南汽车厂“11•30战斗兵团”不撤,坚守黑林铺,为了接应他们,昆明工学院虽处“炮管区”之中,也坚决不撤。八派大联合指挥部同意我们的计划,两个单位互为依存。
12月21日炮派切断了昆明工学院的电源,晚上学校一片漆黑,更便于小分队巡逻和防守。不管枪声如何紧密,我都白天抓紧睡觉,晚上坚持到各哨点查哨。
从12月24日开始,昆明全城到处是枪声,西郊黑林炮派拔除“11•30战斗兵团”这颗钉子的攻击也在紧张地进行着。炮派除组织上万人进攻外,还动用10多门炮轰击。三天的攻防战,“11•30战斗兵团”死伤严重,到12月29日弹尽粮绝,无法再坚守,决定撤出,马街片区失守。
12月29日凌晨两点,兵团突然接到黃兆其电话:黑林铺弹尽粮绝,指挥部决定“11•30兵团”天亮前撤进八管区。昆明工学院现有100多人,是兵团的精华,天亮前你们必须把100多人带进“八管区”。他同时告诉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我派到他身边当警卫员的李聪,可能在八派攻打云南砖瓦厂中牺牲了。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
李聪,云南呈贡县人,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进入12月形势吃紧以后,我几次去大联合指挥部找黄兆其,发现黄兆其在社会上活动,身边都没有人,很是为他的安全耽心。12月中旬我征得黄兆其的同意,就选派李聪去当他的警卫员。12月28日,眼看西郊黑林铺“11•30兵团”难于抵挡炮派的强大攻势,八派大联合指挥部开始作出撤出昆明的准备,且只能从东边撤离。但从东边撤离的最大障碍是在东边凉亭火车站位置还有一个炮派武卫队守护的云南砖瓦厂卡着去路。于是大联合指挥决定由刘殷农指挥,带小分队拔除这颗钉子,指挥部设在关上。12月28日晩黄兆其叫李聪给刘殷农送封信到关上,交待李聪信送到必须立即返回,黄兆其也在给刘殷农信中交待,看信后督促李聪返回大联合指挥部。可能是刘殷农的疏忽,李聪把信送到后,跟着小分队就上战场了,结果身中五弹,死在云南砖瓦厂大门口的壕沟內……
经兵团决定:凌晨四点半小分队集合,由石峰带队进入“八管区”,我留待天亮再组织学校的老人和小孩进入“八管区”。
送走我校撤离的小分队之后,我立即挨家挨户通知老人和小孩早上天亮前的六点半钟在学校后大门集合,沿国防公路(现学府路)进入“八管区”。队伍集合完毕天也亮了,我把老人和小孩集合在莲花池路口等着,交待说:我先过去,如果不出意外,大队里全部是老人和小孩再跟进安全些。我和熊志章(革委会副主任)、杨维纲(我的级主任)、张国辉(武斗中一直跟在我身边的同学),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出发了。
当沿公路走到民族学院北院围墙外时,围墙上突然架起了机枪,跳出十几个提步枪的人冲到公路上,用枪对着我四人,大声问:“干什么的?”
我沉着回答:“昆工的,我们买了火车票,今早坐火车回家。”
又问:“是不是搞武斗的?”
我答:“我们四人从来不参加武斗,你们看我们像是搞武斗的人吗(搞武斗的人衣服都较脏)?”
我们在他们的枪口下被盘问了十多分钟,然后又检查了我们的包,搜查了我们身上,一样东西没有,就用枪一指叫我们走。我们就沿公路向“八管区”的方向自由自在地走了。
后边的老人和小孩见我们都被放走了,就沿着公路前进了。这十多条枪就拦下人群,大声问:“谁是头?”一个小男孩说了句调皮话:“头被你们抓着都放走了,我们这里哪还有头!”
这时,十多条枪又调头向我四人射击,大喊:“站住!”
我四人跳下公路,凭着土坎和路边大树的掩护,一口气跑过油管桥,进入“八管区”。那些人也不敢再追了。
进入“八管区”,我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走到省军区门口,一屁股坐在一个大石头上走不动了。这时我才想到我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到了位于南屏街的昆明百货公司,在那里见到从“炮管区”的黄土坡搬来的杨陆生(军医学校造反派“红总”负责人)的父母带着杨陆生的弟弟妹妹六个人在那里,看到我的到来,他们也很高兴。当得知我没吃饭时,立即把那六个小孩碗中所剩的一口饭汇总起来,热给我吃了——我对这家人的感激之情伴隨了我一生。放下碗,我就开始去找李聪的遗体了。
根据大联合指挥部的安棑,昆明工学院小分队进城后,接管市中心百货大楼的守卫任务。由于李聪牺牲,我开始了紧张处理后事的工作,离开了小分队。
寒冬腊月,天空飘着雪花,李聪的遗体在什么地方并不知道。我带着人找遍昆明各大医院停尸房,最终在市人民医院找着了。李聪身中五弹,最致命的一弹是弹头从后脑穿入,从前额穿出。僵硬的尸体还保持着趴在雪地上的姿式。我们是离校之人,一样东西没有,甚至身无分文。好在医院的八派头头马崇恩派人给我们送来擦布、开水和一卷新白布。我们含泪反复用热水清洗尸体上的血迹,并校正了尸体的姿式,又由熊志章老师拿钱买了一套新衣服,新帽子给李聪穿戴上,到深夜才处理就绪。
李聪的家在呈贡县,距昆明三十二公里,第二天我们才通知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兄弟妹子一下来医院八九个人,不要说吃住,单是十来个人整天哭哭啼啼,也让我够伤心的了。我一个小伙子,也找不出更多的话安慰他们。遗体是不能长时间放在医院的,我只能说服李聪父母,先买口棺材把遗体处理了。而李聪父母则提出没有地方葬。我只能答应,等武斗停止后,再搬回学校葬。李聪父母同意,暂不下葬,先安放在李聪家野外的草坪上,本地人叫“楸起来”。 为了这口棺材,李聪父亲带着我在呈贡县一位农民家找着了。那个农民似乎有点趁人之危,要四百元。我大胆应承下来,并以昆明工学院的名义给农民写了个欠条(这四百元直到1968年3月武斗结束后才付清)。
到1968年1月5日总算是把李聪遗体搬到他老家去了。1968年5月我们又把李聪遗体搬回学校,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葬在校内的虹山顶上(毛主席去世后的“揭批查”运动中,该墓被炸掉了)。
从1968年1月以后,我的主要经历都是在昆明至呈贡之间穿梭,尽量给其家人做工作,不让黄兆其为李聪的事情分心。我常常被搞得精疲力尽——直到1990年5月的一天,经过云南“揭批查”运动,我已经坐完牢之后,还组织大学的同班同学十多人,去到呈贡李聪家,看望其父母。
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12月31日晚是元旦除夕夜,我躺在自来水公司的地铺上,由于饥饿,怎么也睡不着。12点我就同该公司小分队去威远街巡逻。威远街是“八管区”和“炮管区”结合部,两派的小分队都会来这里巡逻。大约12点半,我们发现在没有行人的街边上有两个人在急行,一个挑担,一个背背箩。我们拦下两个人问:“干什么的?”答:“我们是曲靖马过河地区的红炮手,今天过年,我们来慰问五华山的红炮手。”
当时我们发现那挑的是鸡,背的是大米,就说:“谢谢你们,我们就是,跟我们走吧!”我们带他们到了自来水公司,让他们走,他们说要个收条,回去好交账。我写了一张收条,盖上八二三的公章。他们一看我们是八派的,吓得一溜烟就飞快地跑掉了。
天还不亮,这些鸡和大米都进了几十个人的肚中,算是过了一个元旦节。天亮以后,我去大联合指挥部见黄兆其,谈起这件事。黄兆其说:“啊!吃肉就把我忘记了?”此时,我才知道黄兆其也是饿着肚子的。
几天之后,我时不时回到学校小分队守卫的百货大楼。昆明百货大楼是面对五华山炮派的前沿阵地,12月中旬就停止营业,里面存放着各种商品,出于保护人民财产的责任,昆明百货大楼负责人同意将大楼交昆明工学院小分队守卫。那里主要由石峰、汪守学负责。开始时,小分队是驻在五楼顶上,一到晩上,五华山上打来的机枪子弹常扫到五楼墙壁上,很不安全。后来小分队就把从二楼到五楼的门全部锁起来,人员全部在一楼打地铺,单守位于正义路上的一个小侧门,炮派小分队是攻不进来的。营业大厅的货柜里,摆放着各种名贵商品,各种食物,既要保护大楼安全,也要保护商品安全。小分队有严格的纪律:任何人不准动用货柜内的任何一件商品,即使肚子再饿,也不许动用柜内的一个面包,一颗水果糖。
直到1968年3月武斗结束,小分队撤离大楼时,经百货大楼营业员清点清楚,货柜内无论是名贵商品,还是一般商品都一件不少,包括柜内的面包全部都发霉了,数量也不少一个。售货员纷纷赞扬说:这真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好大学生,单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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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同一目标下势不两立
(《家在云之南》选读)

熊景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熊景明著《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170~175页。

作者熊景明,女,40后人,出生于昆明。文革爆发时为云南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学生。1979年移居香港,曾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1988年起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历时二十年。其间参与多项大陆贫困地区的国际农业援助项目,2007年夏退休后兼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收藏及相关网站工作。

云南势不两立的两大造反派,“炮兵团”和“八二三”,分别以云南大学和隔壁的昆明工学院为大本营。全省大大小小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无论在学校、机关还是厂矿,都与其中一派挂上关系,为了同一个目标: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斗个你死我活,各自证明自己一派对党和毛主席无限忠诚,对立的一派如何受阶级敌人蒙骗、利用。赴军垦农场前,云南大学的学生都灰溜溜的,因为中央文革表了态,“八二三”派代表正确方向,那是不容分说的终极裁判。
“文革”开始不久,云南两大派各找到在军中和党内的靠山,这些关系又七拉八扯连到北京,不惜用热血和生命去捍卫心中伟大的什么什么的革命小将,不会想到本身是被人操纵的木偶。有位当年北大的学生,当时是北京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多年后回忆起他与中央领导同堂议政的辉煌、其后沦为阶下囚的冤枉时说,我不过是一个小虾,因缘际遇,爬到龙背上,在水中翻滚,一时高高在上,一时沉入水底。云南的“炮兵团”派和“八二三”派和全国各地两大派一样,轮番得势,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来的一派毫不留情地打压、报复对方。
云大几乎是清一色的“炮派”。校园每个角落里都躲不过高音喇叭传出来的两派斗争的最新战况。例如“八派”打死了多少我们的同志,手段如何残忍。如果你不被打动,不义愤填膺,对“八派”激起满腔仇恨,简直就没良心。
当然,围墙那一边,住在昆明工学院的师生也对“炮派”的恶劣行径,对阶级敌人已经控制了“炮派”深信不疑。
1966年初秋,武斗尚未开始,两所学校的同学到对方校园去游行,呼口号。我在工学院的队伍中看到我表弟,前去愉快地打招呼,心想过几天就会真相大白,双方言归于好。
事情的变化完全和我天真的想法背道而驰,表弟和他那就读云大的姐姐不久就吵得不可以同桌吃饭了。全昆明市的人似乎都卷入热烈的辩论之中,街上贴满大字报,列举各派揪出不同的省市要员,也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行,许多原先坐在高位上堂而皇之的人物,原来都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多年来他们深深地隐藏在党内。最吸引人的大字报自然是揭露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生活多么腐化——各种贪污腐化的行径,和今天的贪官相比,都微不足道。例如有官员曾经收下整整一只火腿作为礼物;一位高官的太太,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叫警卫员替她将蚊帐里的蚊子打干净。这些八卦新闻,给物质匮乏的生活平添了许多趣味。
昆明的市中心地带近日楼,每天挤满一堆堆高声辩论的人群。通常,辩论双方互不相识,本着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对毛主席、对党的忠诚,试图开导对方被蒙骗的群众。贴大字报是最主要的革命手段,这一派才贴上精心制作的大字报,另一派设法用自己的新作将之蒙盖,常常引发打斗,双方斗智斗勇,给年轻的红卫兵带来无穷的刺激、乐趣。
当两派都分别在军队中找到同盟者之后,造反派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就不再只是夸张的口号,两派之间的对骂和小打小斗,在有了从同盟者那里“抢”来的武器之后,升格为危险的游戏。我至今不明白何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一道成长的同学中,激起如此强烈、可以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
物理系与我同级的一个男生,活泼开朗,是学校的体操队成员。物理系女生很少,他们班和我们班“文革”前做课间广播体操站在一起,想来是为了吸引我们系女学生的注意力,他常常在操场上打侧手翻,说些笑话。他老穿一套邮政绿的衣服,我曾开玩笑对他说:“有我的信吗?”“今晚就写给你!”他答道。此刻,他成了云南大学造反派的总司令,腰间别着武器,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身边随时一大班人跟出跟进,变成一个我完全不认得的人。武斗进入高潮的一天晚上,这位司令在我们系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我路过,好奇地走进去,听到他说,见到“八派”派来的奸细,对方不举手投降就开枪。我觉得他简直疯掉了,整个学校、整个社会都疯掉了。
我们宿舍几位女生,对任何关于“八派”残酷作为的宣传深信不疑,善良的小草果一边看传单一边落泪。有张传单上面,一位“炮兵团”的战士讲述在某大礼堂集会受到“八派”的恐怖袭击。我接过传单看后对她说,除非此人同时身处大礼堂台上、台下、屋顶上、会场外,否则怎么可能目睹所有打斗的细节?她丝毫没被我说服,反而觉得我中了“八派”的毒,不可救药。
两派动不动就在市中心检阅台人民广场上举行大会,控诉对方的罪行,鼓舞本派的士气。检阅台原本是省市领导每年“五一”、“十一”向游行的群众挥手的至尊位置,如今造反派的头头神气地站上去,对千万部下发表演说。有一位老婆婆站在检阅台上,声泪俱下地讲述她如何在路边捡到“炮派”女战士的头颅,包在头巾里,走了一截,又看到一只手。故事荒唐之极,广场上又是鼓掌,又是愤怒的口号,许多人随她流泪,事后不少机构的“炮派”邀请她去做报告,她被称为“炮派老奶奶”。
因为在家中听到父亲和几个长辈私下对“文革”、对领导人物的批判,我开始逐渐明白所有这一切疯狂后面的政治。但是哪怕后来读到许多对“文革”研究的书,仍不能理解为何这么多人在政治运动中会突然地失掉判断力、良知和同情心。
武斗高潮中,有一天我在宿舍看书,天黑了,没有一个同学回来,走出去一看,四层楼的女生宿舍一片漆黑,所有人都失踪了。我以为又是“炮派”紧急集合,到哪里进行革命去了。第二天才知道,当晚得到消息,“八派”要来进攻云大,故所有人接到疏散的指令。当大家都以为留下来就会被打死、打伤,或者被俘虏时,所有的同学、朋友竟然没有一个来警告我离开。

“文革”过去四十年,中国大陆尚没有一部记录这场灾难的历史片。我手中有一份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外语系分团翻印的《集会誓词》,原作者应该是北京的红卫兵。为了给将来写“文革”电影或电视剧本的人留下一点真实材料,特抄录如下。读者若要领略当时的情景,可以想像几百大学生,戴着红卫兵袖套,如面临敌人的军人一般严肃,在列队操练,大声呼叫以下口号,做敬礼或挥拳等动作。

一、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礼!
二、首先敬祝人类的大救星,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此刻才留意到惊叹号的多少也许意味声调的高度。)
三、高声歌唱《东方红》。
四、我们对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五、我们坚决做到以林副主席为榜样: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六、我们最坚决地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七、我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真正做到: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坚决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八、我们一定要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九、我们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坚决做到:
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

接着是“集体列队生活革命化”的指令,即用革命口号来回应领队的操练口令。今天这些都是相声的好素材。

集合:(众人大声呼应道)招之即来!
立正: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立场坚定!)
向右看齐:打倒刘、邓、陶!
向前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向右转:要斗私批修!
向左转:向林副主席学习!
向左看齐:心向毛主席。
齐步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遍)
跑步走: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
稍息:提高警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解散: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进行间口号:

1.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2.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可重复)
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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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惊心动魄的“滇西挺进纵队”假案
(《康生与“赵健民冤案”》选读)

丁龙嘉、听雨

《昨天》编者按:本篇系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八章(该书75~87页)。

1968年1月,动乱中的云南,某些人正在编织着一桩令人震惊的政治陷害案。编织者的目的十分明显,那就是陷害赵健民及陈康、张力雄等人,打击“炮派”。
新的一年之初,大理地区的“八派”与“炮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双方连续发生武斗事件,且都有伤亡。
1月5日,下关市“八派”的“四二○”组织攻打住在苍山饭店持“炮派”观点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致使七人死亡,其中一人被残忍地用炸药捆在腰部炸死。事件发生后,引起工八团部分住在昆明西山云南省委党校等待退役回山东的人员的关切。经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与工役制部队五个团负责人商议,决定由李国贞带领七十七人前往下关,把留在那里的工八团六百余人全部接回昆明,退役回山东。他们下定决心,决不能让一个人丢在云南。
工八团是当时云南工役制工程部队的五个团之一。工役制工程部队成立于1964年。
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马多克斯”号侵入北部湾,越南进行了自卫反击。8月5日,美国借口两艘军舰前一天再次在北部湾遭到越南鱼雷艇的攻击,突然出动大批飞机,连续轰炸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电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总参谋长文进勇,建议“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表示了对越南人民的坚决声援。
8月7日至11日的五天中,中国各地二千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痛斥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罪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与越南接壤的云南,成为援助越南的前哨阵地。为了有效地援助越南,云南省委向国务院建议,在省内修建国防公路,使南、北、东、西成网状。周恩来批准了这一计划。鉴于云南省劳动力缺乏,阎红彦提出从山东、河南两省征调一部分人,组成工役制工程部队,担负国防公路的修筑任务,也得到国务院同意。云南同山东、河南就此签订了合同,其中规定:工役制工人完成任务后仍回山东、河南。山东、河南十分重视工役制工人的征调工作,均按征兵标准放宽了三岁年龄征调,配备的干部也都是优秀的。两省共征调了一万七千人,组成了五个团。其中,山东组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团。这是一支素质较好的队伍。1964年下半年,当这批精壮的小伙子开到云南时,省委领导十分高兴,设想在完成任务后留下这批工人。经征求山东、河南两省同意,决定:完成任务后,按“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办理。当时,省委分工赵健民负责援越工作,所以工役制工程部队即归赵健民领导。当赵健民同省长周兴、副省长史怀壁向工役制工人宣布这一决定时,各团工人都一致表示拥护。在此后艰苦的开山筑路中,工人们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吃大苦耐大劳的作风,工效很高,获得了各方面的赞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役制工人也卷入了进去,并且大部分持“炮派”观点。1967年,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出于派性,认为工役制工人留在云南问题很多,就以军管会的名义致电国务院:“工役制工人留下问题很多,还是按合同规定,由哪里来回哪里去。”国务院批示同意。这样,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就不顾山东、河南劳动力富余而需要输出劳动力,云南劳动力缺乏而需要引进劳动力的实际情况,更改了三省决定的“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将一万七千名精壮青年一律遣送回山东、河南。这一改变,势必引起愿意留在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人的强烈反对。1967年8月29日,部分工人找到赵健民,纷纷进行质问。赵健民认为应该向省军管会和中央反映实际情况,就向主持军管会工作的陈康讲述了工役制工人的情况,陈康明确表示同意“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10月,赵健民在北京专门向交通部反映了工役制工人的情况。交通部确定派人前去昆明征求工人意见,然后再报国务院决定。同时,赵健民向副总理李富春写了专题报告。显然,围绕工役制工人问题的不同意见同派性斗争混在一起,斗争复杂化了。“八派”和支持“八派”的省军管会负责人把赵健民、陈康以及张力雄、王银山诬蔑为工役制工人的后台。
工八团一行七十七人,从1968年1月10日离开昆明西进,13日到达下关,历时四天,途经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没有发生武斗事件和打砸抢等越轨行为。这时的下关,空气甚为紧张,武斗正处在一触即发的境地。“八派”已建立了统一的武斗指挥机构“八二三滇西联络站”,“炮派”也组织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滇西指挥部”。两派都在积极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1月16日,“炮派”分三路向“八派”发起攻击,17日就把“八派”赶出下关。这次武斗,双方死亡一百零四人,其中“八派”七十七人,“炮派”二十七人。在武斗中,李国贞任副总指挥,工八团有三百多人参加。
1月21日,工八团在下关的全部人员离开下关去昆明。这时,他们谁也不曾料到,这支为支援云南边疆建设应征而来的、多是贫下中农子弟组成的队伍,正被诬陷为“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从此开始遭受到灾难性的政治迫害。
1月19日,当地驻军的有关领导人从派性出发,向昆明军区党委报告了所谓“滇西挺进纵队”问题,其中称:

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当地“炮派”个别坏人干的),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这样,一个完整的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假案就此形成。
在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对这一报告,未经核实,就上报中共中央。1月21日,康生、谢富治接见在京的昆明军区领导干部时说:“滇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他们的行为完全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1月22日,中央领导人根据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22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某部相遇。但部队没能堵住,工八团人员冲开部队,继续往昆明方向行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23日,昆明军区派出部队对工八团进行包围,同时,向军队各单位发出了《关于处理昆明“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的问题》的通知。25日,在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报告。未得到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浪)待命。”这时,“炮派”要求已无济于事了。谢富治批评部队没有堵住工八团是“右倾、怕死”,指示鲁瑞林负责处理“滇挺”问题。
25日,云南省军管会向全省发出了通告。通告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好。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刻,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协议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第八团一部分人组成“滇西挺进纵队”,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来自各方面的多次劝告,于元月一、二日,全副武装,从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向滇西挺进,煽动当地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的部分人员,配合他们的行动,仅仅十八天时间,先后攻打了一平浪、楚雄、下关等重要城镇,抢夺国防仓库,破坏滇西工业生产,打死打伤许多革命群众,危及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他们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动。
“滇西挺进纵队”的行动,是受了走资派的操纵的,是混进他们组织里的极少数坏人从中挑动的,这个组织里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
为了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副统帅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立即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地、积极地、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坚决规劝和制止“滇西挺进纵队”的错误行动。
我们希望他们: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交出指挥武斗的坏头头,坚决与走资派和坏头头划清界线,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是能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我们一定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把坏头头、混进群众组织的极少数坏人和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
要把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和没有参加武斗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
要把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参加武斗的“滇西挺进纵队”和其他没有参加武斗的工役制工程团区别开来;
要把“炮兵团”派“滇西挺进纵队”和“炮兵团”派其他组织及广大革命群众区别开来。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条条落实,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斗私批修,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26日上午,鲁瑞林等从北京飞赴昆明。当天下午,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反革命‘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
26日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受命向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住下的工八团人员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27日下午六点十分,部队攻占了甘海资煤矿。这时,才宣读了云南省军管会的《通令》。
《通令》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饪何时候都好。”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一个接着一个成立,出现了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高潮。云南同全国一样,也是一片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努力学习和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为夺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但是,就在这样大好形势下,出现了所谓“滇西挺进纵队”。
“滇西挺进纵队”自一月一、二日以来,在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少数坏人的挑动、操纵下,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是把枪口对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革命群众。“滇西挺进纵队”在滇西大搞武斗,破坏生产,抢夺国防仓库,危害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这是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犯罪行为。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保证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根据中央指示,特发布如下通告:
一、“滇西挺进纵队”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你们必须立即猛醒,赶快觉悟,同阶级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少数坏头头,划清界线,反戈一击,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了。
二、“滇西挺进纵队”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用物资。
三、立即撤出矿区,迅速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好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和斗批改。
四、所有人员不能以任何借口破坏煤矿;矿区的一切设施和国家财产,必须予以保护。
五、矿区炮派革命群众,要积极协助军管会贯彻上述各条。
以上各条,希望你们立即执行。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据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负责人1968年12月28日在各工宣队汇报工作会上讲,这个《通令》是他起草的。“写了送中央看后,说不行,我说转去重写,中央首长说就在这里写,一个小时写好,后来逼了三个小时才写出来。”写出后送中央,中央加上了“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武装围剿结束后,又挨户搜捕,将100多名“俘虏”捆绑着集中到中心食堂关押起来。“围剿”中,工八团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丧生;工八团四百八十人被捉。然而,他们的罪名全都是别有用心编造出来的。
文件称,“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事实是,工八团的人员从来没有使用过“滇西挺进纵队”这个名称。至今,除军队的文件外,找不到使用这个名称的任何依据。“滇西挺进纵队”的名称,竟是捏造出来的!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事实是,工八团部分人员是元月十日下午从昆明出发,十三日夜间三时到达下关。为什么把出发的时间前提八九天?目的是要同枪杀省煤炭管理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的时间吻合起来,嫁祸于工八团。郭顺兴是1月3日在禄丰被纠缠他的人枪走火打死的,与工八团毫不相干。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沿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事实是,工八团部分人员所经路线是: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下关,没有经过禄丰。为什么编造出经过禄丰?因为郭顺兴是在禄丰被枪杀的。只有说经过了禄丰,才能将郭顺兴之死安在工八团头上。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一路攻占了“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事实是,工八团部分人员从昆明到下关,一路没有攻占过任何城镇,也没有破坏沿途的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更没有打伤过群众。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事实是,郭顺兴被害的时间、地点都与工八团风马牛不相及。真是赤裸裸的陷害!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和军事机关”。事实是,早在1967年12月上旬,下关的“八派”和“炮派”就开始抢枪。1968年1月14日,下关的“炮派”到军用仓库去抢枪,原在下关的工八团人员和从昆明刚来到下关的工八团的二十多人也参加了这次抢枪。2月11日和12日,住在下关的工八团人员到下关的通讯枢纽部去抢枪,抢去了二支步枪、一箱手榴弹,后经过做工作,又将枪支和手榴弹如数归还,而且没有影响通讯工作,更无破坏通讯设备。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事实是,和修华不是在抢救受伤群众中遇害的,而是被下关总站第一车队驾驶员谢福有杀害的,与工八团没有关系。的确,曾为另一位解放军战士陶兴同与和修华先后召开过追悼会,但陶不仅仍活在人世间,而且还被提拔为干部,1978年转业到宜良拖拉机修配厂任副厂长。
文件称,“滇西挺进纵队”攻打“八派”和其他革命群众,“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事实是,工八团七十七人在从昆明到下关途中,并没有参与武斗,到达下关后,确曾与原在下关的工八团人员参加了“一•一六”两派武斗。在武斗中,“八派”死亡七十七人,“炮派”死亡二十七人。哪里打死二百多人,又哪里抓扣一千多人?
捏造,无中生有的捏造!
夸大,漫无边际的夸大!
陷害,千方百计的陷害!
真是惊心而动魄!

工八团被围歼后的第九天,鲁瑞林等得意洋洋地去京汇报。
汇报会上,闻知打死“滇挺”二百多人的谢富治,有所惊悸地说:“中央没叫你们开枪,没有授予你们开枪权,为什么你们打死这么多人?这件事对外不要讲了。”鲁瑞林汇报时,公开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幕后策划者”,“陈康、张力雄,王银山也参与了幕后策划”。当中央军委派去云南的联络员罗元发插话制止他时,他竟说,“赵健民是叛徒,是三反分子,已很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和他混在一起”。诽谤、攻击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
1968年2月13日,云南两大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的协议》。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即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于当晚接见两派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人员。接见中,康生、江青肆无忌惮地进行法西斯式的诬陷。江青首先宣布工八团是反革命匪帮,接着煞有介事地说:“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办法,要剿匪了。”康生说:“补充一点,如果走到对立面,就是反革命匪帮。在云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平浪。”就这样,工八团被定为名闻全国的“反革命匪帮”。康生、江青同时诬陷赵健民是“滇挺”的黑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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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九十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1, 2017 10: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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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鲁瑞林回忆云南军管工作
(《西南三十年》选读)

周孜仁 选录

说明:本篇节选自鲁瑞林著《西南三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165~175页。鲁瑞林在所回忆的这一时期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军管会负责人之一,分管生产指挥部和制止武斗工作。

军管会改组始末

(一)

(1967年)大约6月上旬的一天,昆明街头出现了“打倒叛徒李成芳”的大标语。我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惊奇,觉得太离谱了,李成芳同志怎么会是叛徒呢?他既能打仗,又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同国内外敌人斗争了几十年,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徒”?我与李成芳同志是老战友,战争年代曾在同一战区的不同部队工作,彼此是了解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居然把组织曾经派他参加“秋林受训”那段历史同“叛徒”这一罪名连在一起。
秋林是位于陕西省宜川县黄河边上的一个镇子,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吉县。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大片国土沦陷后,山西军阀阎锡山曾一度退居这里。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党坚决予以回击。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动用他在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的全部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亦称“新军”)和八路军。蒋介石在中条山的几个军也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坚持自卫原则,英勇抗击,打退了阎锡山、蒋介石的进攻,并使整个晋西北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压住蒋、阎的反动气焰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肖劲光、王若飞同志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阎锡山的“秋林受训”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搞的,当时,新军为了积聚力量,扩充抗日实力,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经党中央批准,曾派一部分干部到秋林受训。李成芳同志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参加了受训。这是党组织派他去的,怎么能是“叛徒”呢?即便是“秋林受训”中有什么问题,那也早有党组织作出的历史结论,“叛徒”两字根本沾不上边。
我想,造反派队伍中知道“十一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至于“秋林受训”,除了与李成芳同志资历相当又在军内外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几个人,或者同李成芳同志一起参加过这次“受训”的人外,不会有什么人知道那段历史。造反派中的年轻人,更不可能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单独把李成芳同志说成是“叛徒”呢?用心何在?目的何在?做人的基本准则(不要说做共产党员了)又何在?

(二)

大约到了6月中旬,当欲把李成芳同志当成“叛徒”打倒的喧闹甚嚣尘上之时,造反派中传出个消息,说谢富治要来云南解决问题。对这样的小道消息,要在“文革”前是不屑一顾的,但在“文革”中,许多后来成为事实的小道消息,往往最先从造反派队伍中传出来。所以对谢富治将来云南解决问题之说,我持半信半疑态度。我想,如果谢真的来了,李成芳同志是不是叛徒,他最清楚。长期以来,他是李成芳同志的直接上级,李成芳同志就任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也是他力主的。他一句话,就可以澄清别有用心的人对李成芳同志的政治诬陷,从而使省军管会工作不再受冲击。
十多天后,造反派中传出的消息得到了证实。6月27日,中央、中央文革派出的以谢富治为首,有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余立金(空军政委),还有李再含(贵州省军区政委)组成的小组视察西南,来到昆明。
他们来之前,昆明军区党委和省军管会都没有接到通知,对他们来的目的自然不清楚。但我们认为,他们在“五三○”中央来电之后不久赶来,可能是为了贯彻中央来电精神,使云南这个边疆省份和负有国防、援外繁重任务的昆明军区机关保持稳定而来做工作的,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也想趁上面来人的机会,向中央澄清一下所谓“五•二八”“五•二九”死了几百人,伤了几千人的“报告”不符合事实,也想通过他们给造反派做工作,使李成芳同志不再被无端攻击和诬陷,使省军管会的工作得到支持。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同我们的希望完全不一样。
谢富治等人到昆明后,一下飞机,就先与云南两大造反派中的一派直接接触,找人谈话。军区党委和省军管会却接触不到他们。相反,在军队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谢富治借军队院校两派的场地之争,当众对李成芳同志大发脾气,制造难堪,使李成芳同志下不来台。他们讲话中还影射李成芳同志“不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无权指挥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部队”。后来,谢富治等在昆明体育馆接见昆明地区造反派代表时,讲了许多话,却连一句支持省军管会工作的话都没有讲,反而口口声声强调“云南的问题,交给云南群众解决”。与此相前后(录入者注:原文如此),昆明街头的火药味骤然浓厚起来,“打倒李成芳”的舆论不仅有增无减,还出现了“改组省军管会”、“把黎锡福、张子明踢出省军管会”的要求。特别是当有的造反派组织集体高呼“李成芳是大叛徒”、“打倒李成芳”时,谢富治居然充耳不闻,连句话也不说!这不是默许搞垮李成芳同志吗?我当时想,谢的这种做法,不仅对李成芳同志不公正,而且不符合“五三○”中央来电明确表示的“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昆明军区党委”的精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实在令人费解。
7月4日,谢富治等人在“李成芳是大叛徒”、“打倒李成芳”、“改组省军管会”的浓重气氛中离开昆明,飞往成都。

(三)

谢富治等人在昆明时,对如何解决云南问题,除留下他们口口声声所谓的“要交给云南群众解决”的指示外,没有对军区党委作过任何具体交代。但他们到成都后,却要求军区党委提出一份解决云南问题的“建议报告”,特别指出要给省军管会增补两名副主任,将增补的具体人选写进去,还要求报告写好后派一名军区领导人送到成都去,并当面汇报情况。
这个“建议报告”怎么写?军区党委感到不了解谢的意图,不好写,但又必须写。党委讨论决定,以有利于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给的军管任务,有利于军区机关部队的稳定,有利于边境的安定,有利于稳住全省大局,促进工农业生产,保障援外任务的完成为立足点,来提建议写报告,并把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全面衡量,反复研究后提出的增补两名省军管会副主任的建议人选,也写了进去。报告定稿后,党委决定让军区一位副政委(录入者注:指王砚泉)亲自送到成都去,当面向谢汇报军区党委讨论报告的情况。
这位副政委把军区党委的建议报告呈给谢富治后,谢还没有看完,就生气了,冷冷地说:“这个报告不行,要重写!”但怎么写法,谢讲来讲去,就是不明确讲具体意见。这位副政委只好从谢的谈话中,揣摸他的意图,反复了几次,才领悟到关键似乎在增补的两位副主任的人选上,党委提出的人选,似乎不合谢富治的意。这位副政委便从成都给军区打电话,说谢对建议报告不满意,要党委重新研究,认真讨论,一定要写好;对两位副主任的人选对象,要多方考虑……接电话的李成芳同志说:党委的报告不是经过反复研究,多次讨论,慎重考虑后才定下来的吗?重大问题都说清楚了,具体人选也提出来了,还要怎么写呀?这位副政委对谢富治要求重写的真正意思,似乎心里清楚,但又不便直说,便含蓄地说,据他的理解,关键是不是在人选问题上?这一说,李成芳同志终于明白了,他立即召开常委会,再次讨论建议报告。常委们对此理所当然地表示了不同看法,有的常委同志说:原来的报告把问题都说清了,具体人选也写上了,如果上面认为哪个不行,就换掉,哪个行,就添上,我们还怎么讨论?尽管话这么说,常委们在李成芳同志的主持下,还是再次讨论了建议报告。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常委们违心地改变了原来提出的人选对象。这次讨论的情况和更换的人选,从电话上传过去以后,谢再没有表示不满意。
7月l2日,按谢的意思修改后的报告《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建议报告》,以昆明军区党委的名义,正式上报中央。
8月8日,中央正式批复同意昆明军区党委的报告(简称“八八批示”)。批复中说:为了增强两级军区和部队内部的团结,保持部队的稳定和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增补陈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力雄(云南省军区政委)为省军管会副主任。
原来的副主任黎锡福同志离开了军管会领导岗位,另一位副主任张子明,按照“五•三○”中央来电精神,接受对历史问题的审查,也离开了军管会领导岗位。李成芳同志虽未被免去军管会主任职务,但在谢富治等人昆明之行的影响下,所谓“李成芳是大叛徒”、“打倒李成芳”的喧闹,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火趁风势,一发不可收拾,他也相继去北京作寓公了。
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云南省军内外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是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康同志。

(四)

被人们称为“改组省军管会”的事,算是结束了,但在我头脑里却留下了个问题:谢富治为什么一定要搞掉李成芳同志呢?是他过去对李成芳同志参加“秋林受训”的事全然不了解?还是担任省军管会主任后的李成芳同志“变”了?变得不胜任这个职务了?直到1980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谢富治变了,变得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中央转发中纪委审查报告的“批语”说:根据确凿证据,谢富治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对于谢富治的“政治品质表现恶劣”,我是有深切感受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谢富治担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训处主任的时候,我在他直接领导下,担任该处组织股股长;后来他调任三八五旅政治委员,我又任该旅组织科长,仍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从没有当面听到过他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或对我作过什么批评,但他背后却向师组织部反映,他们指挥不了我,要师长把我调走。我一直弄不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1959年,阎红彦同志调云南工作后,有一天,听说阎红彦同志在谢富治家,我便与秦基伟同志相约,去谢家看阎政委。在谢的家门口,正好遇到谢陪阎红彦从另一方向走来。一见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候阎政委,谢富治就突然指着我说:“鲁瑞林,你的问题要重新审查!”我一点也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便问:“谢政委,我有什么问题,审查我什么?”谢一句话也不再说了.后来这事也再没有提起过。我当时对此很想不通,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再一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种害人的诡计,要先在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面前,给我挂一个“有问题、需要审查”的号,想使我处境困难,不好工作,但也使我对谢富治的思想品质有了新的认识。
李成芳同志去世前,我曾去看望他。他当时讲话已感到困难,但还是谈到军管期间我支持他工作的情况,说:“抓生产,搞稳定,没有错,云南的老百姓不会忘记你。”当涉及到他在省军管会主任岗位上受到谢富治的不公正对待时,他感慨万千地说了八个字:“人心叵测,人言可畏!”
是的,谢富治的心在“权”上,为了权,他追随林彪、江青,利用“文革”,利用派性,加剧制造混乱,以便乱中夺权,谢富治的这种心境,是李成芳同志万莫能测的。
据我所知,李成芳同志担任省军管会主任时的心思,主要放在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避免和减少混乱,使工农业生产能正常进行,使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方面,所以他很注重稳定局势,力求一个“稳”字。
谢富治要“乱”,李成芳同志力主“稳”,这样水火不容,谢富治就利用“可畏”的“人言”,迫使李成芳同志不得不离开省军管会主任的岗位。

军管工作的艰难时刻

从“八八”批示下来之后,到1968年元月,是云南“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人民群众遭受了许多苦难。
在江青的“文攻武卫”、谢富治的“砸烂公检法”和林彪的“砸烂总政阎王殿”一类言论的蛊惑下,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社会渣滓纠合在一起,煽动和操纵一些群众组织,有恃无恐地大搞打砸抢抄抓活动,屡屡制造武斗流血事件,伤害无辜群众,堵截援外物资,甚至伏击部队,枪杀军队干部,使军管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一)

1967年8月21日晚,一派武装占领了省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办公驻地,使负有组织指挥全省工农业生产任务的一个重要军管职能部门,一下子失去了工作条件。这个办公驻地名叫五华山(后称新华山),是昆明市的最高处之一,可以鸟瞰全市,历来为云南省地方政府机关驻地,解放后云南省人民政府也一直设在这里。
五华山的骤然被占,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也震动了整个昆明市人民,甚至在这一派造反组织中的群众,也产生了对他们领导这一举措的不同看法。
本来,一段时间以来,这一派造反组织的斗争矛头是对着李成芳同志的,现在李成芳同志已经离开省军管会领导岗位,新增补的副主任也已就职司事,省军管系统的工作理应不再受到冲击,而获得一个较好的工作条件,怎么一下子又占领了军管会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的办公驻地呢?三天后,这派《关于进驻并占领新华山的声明》(以下简称“占山声明”),使人们头脑里的这个疑问有了答案。
在“占山声明”中,“李成芳”变成了“李成芳司令部”和“李成芳的御用组织”。声明”说:“李成芳不得不到北京检查”,但“李成芳司令部里的大小干将也不因‘八•八’批示而悬崖勒马,仍反其道而行之,变本加厉地大反特反中央文革,与毛泽东思想大唱反调。”“为保证军管会的大权不致被李成芳司令部篡夺……采取了革命行动,占领新华山。”还说:“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李成芳的御用组织……妄图和李成芳一同实现篡党、篡军的罪恶目的。”并表示:要“用积极的武卫消灭侵略性的武攻,彻底揭露李成芳第二道反革命防线的阴谋诡计”。看来,五华山是要被长期占下去的。
就我而言,五华山被占后,一开始并没有把情况估计得那么严重。我一方面在山下找了两间旧房子,和一些同志坚持着工作;另一方面也回想到,军管以来生产指挥部的工作困难不少,又遇到人为的冲击和干扰,现在连个办公的地方也没有了,真是雪上加霜!我心头还曾冒出过一个希望:能不能通过新增补的军管会主要负责同志,给占领五华山这派的头头做做工作,让他们赶快撤出来,使我们能够正常办公,也好把眼看要到来的秋收大忙季节抓好。但是,几天过去了,等来的却是这派的“占山声明”。事态的发展使我觉得自己的想法近乎天真!但也促使我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搞军管工作的同志,被看成是“李成芳司令部的大小干将”,就别指望今后的工作不再受他们的冲击和干扰,应该适应这种情况,想办法完成上面交给的“三支两军”任务,努力做到坚守岗位,坚持工作,大力维护生产秩序,减少损失,使群众有饭吃,有衣穿,少受点苦。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生产指挥部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我们又逐级给各部门负责人和全体工作人员做工作,统一大家的思想行动,要求做到不论多困难,机构不能瘫痪,生产指挥不能间断,这样,我们的办事机构又运转起来。此后,虽然武斗多次升级,我们的工作人员即使出入武斗双方的枪林弹雨中,也坚持完成各项任务。
正是由于得到全省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对“三支两军”工作的支持,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奋斗,使云南省的经济建设在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的情况下,仍有所进展。
从省军管会成立到1973年9月我被调离云南“三支两军”工作岗位的六年间,云南省的粮食产量,由“文革”前的年产一百二十亿斤,达到一百六十亿斤,库存贸易粮二十一亿斤,战备粮三亿斤。农田水利建设,完成了蒙自、祥云、南桥
大坝水利工程,灌溉面积达一百多万亩。生猪产量,由“文革”前的年产六百万头,增加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头。这就是说,全省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自给有余,不再吃国家的返销粮;猪肉产量增加了近百分之五十,这在当时的全国
也算增产较多的省份。
在工业战线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昆明钢铁厂,年产铁达到六十万吨,钢五十万吨,钢材四十万吨,比“文革”前年产钢不足二十五万吨增加了近一倍。煤炭产量,由七百万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吨。在轻工方面,卷烟产量由二十万箱达到三十万箱。还推出一些新产品,如“云烟”就是那个时候搞出来的。因为云南的烟叶得力于产地的良好自然条件,质量非常好,当时国家的一个重要创汇产品——上海的“中华牌”香烟,主要靠云南烟叶来生产。国务院要求云南省必须全力保证“中华牌”香烟生产对云南烟叶的需求。那时,云南优质烟叶的年产量也不高,几乎全部调给了上海。后来,我们一方面努力增产优质烟叶,一方面同上海有关方面商量,除保证“中华”烟生产需要外,我们也要使用一部分,开
发高档名牌卷烟。达成共识后,我们就着手组织研究生产云南的名牌卷烟,不久,“云烟”便问世了。开头是内部试销,很受欢迎,上市后,一下成了全国有名的紧俏货。还有“云南白药”,虽然是海内外久负盛名的传统产品,但产量不大,当时又值连年战备,对白药的需求量很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曾到昆明白药厂同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商量扩大白药产量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在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云南白药的产量大大增加。电子工业从无到有,能制造电视机、收音机、电子管。农机工业也是从无到有,能制造中、小型手扶拖拉机。水电建设方面,建成了绿水河、西洱河、以礼河的水力发电站和宣威电厂,架设了两条二十二万伏高压线路。交通建设方面,完成了支援成昆铁路建设的繁重任务,还在本省建成了羊场、八街、罗茨煤炭基地的铁路,以及东川铜矿、罗茨铁矿、海口磷矿专用线一百多公里。修筑新公路三万多公里,使全省所有县城和百分之七十的公社都通了公路,通向边防、内地的国防战备公路也相继建成。此外,还支援了西藏和民族地区的公路建设。全省的财政收入达五十亿至七十亿元。
大、小三线建设也得到恢复,建成海军五所、试验基地和工厂;贵州的011工程、083工程、061工程也建成;还建成了祥云、蒙自、平远街的战备机场,二炮基地和试验基地;云南的小三线也建成工厂十几处。
在援外工作方面,完成了援越抗美的高炮部队、工程队(第五、第六支队、空军总队、铁一师、民工大队等)十几万人的给养、弹药等物资供应和各项后勤保障任务,还无偿援越南的老街、河江、莱州三省大量物资。
以上这些数字,只是说明“三支两军”工作人员,在全体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支持下,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依靠全省人民群众的奋斗,同时自己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而减少了由于“文革”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而给云南工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
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云南的情况也是这样。

(二)

自从生产指挥部驻地五华山被占领之后,一方面是一些造反派组织的某些头头和支持他们的别有用心的人,策划抢枪、抢粮、占地盘,接连制造武斗事件,另一方面是省军管会制止武斗领导小组的工作人员和部队,冒着武斗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甚至冒着激烈的炮火,频频出动,制止武斗,收缴枪支。我兼管制止武斗领导小组工作,既为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出入险境担心,又为他们不惜个人安危、努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勇气和精神自豪!通过他们周密的工作和坚决、得当的措施,使得被昆明市民称为“第一次武斗高潮”的混乱局面,到9月上旬大体平息下来,武斗双方达成停火交枪协议,收缴的各类武器达九万多件。但是,正当人民群众准备迎接国庆十八周年的时候,那些妄图在混乱中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人,又在策动、制造另一次大规模的抢枪和武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次电话指示,使一场可能发生在庆祝大会期间的严重武斗灰飞烟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为了筹备国庆十八周年的庆祝大会,省军管会于9月26日召开了驻昆明地区各党、政、军机关和两个造反派组织头头参加的负责人会议。我在会上就庆祝大会的有关事宜作了布置,并议定9月29日对各项筹备工作的落实情况做最后检查。
一切准备工作有序地进行着,特别是基层单位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庆祝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热情、积极,排节目,练歌舞,扎彩车,摆队形,一片欢腾!
9月28日,在工役制部队(“文革”前,有组织地从外省征集来参加修路的民工部队)“五团联合指挥部”负责军管工作的张培武同志,派参谋武兴洲来向我报告说:“五团联合指挥部造反派负责人,私下紧急通知在滇南的工役制第七、第八两个团,必须在9月30日下午全副武装赶回昆明,任务是担任昆明国庆大会纠察队。要求有汽车的坐汽车,没有车的跑步也要按时赶到。”
“这是怎么回事?谁让他们担任昆明庆祝大会的纠察?”武兴洲参谋的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9月29日,我和军区政治部主任雷起云同志,按照26日会议上的规定,又召集军内外各大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检查庆祝大会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会议结束前,中央特派云南的记者曾康同志要我和昆明空军指挥部主任刘懋功同志会后先别走,说有重要情况向我们通报。
曾康对我们说,他得到确凿消息,一派造反组织要在庆祝国庆大会时,制造一次大的流血事件,打算在混乱中把鲁瑞林和周兴打死,打不死也要把事情的责任加到他们身上。
曾康等同志的报告,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又把近日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联系在一起,感到必须认真对待。但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不允许我们再把在昆明的军内外负责同志请到一起研究处理办法。于是,我和刘懋功同志商定,当晚直接向周总理报告,请求指示。
晚九时许,电话挂通了,接电话的是周总理办公室的周家鼎秘书,他听完我的汇报后说:“总理正在参加外事活动,请你在保密电话机旁等着,总理一回来,我即报告。”
9月30日凌晨二时,总理的电话来了。显然,总理已从周家鼎同志那里知道了我报告的主要情况,他简单地问我几句,平静而明确地说:“你们不要开庆祝大会了,也不要搞游行,由各基层单位自行搞庆祝活动吧。”
我们迅速将周总理的“由各基层单位自行搞庆祝活动”的指示传达下去。善良的群众是难以想到个中原因的,他们一时想不通,好在人们对自己的总理是非常信任的。通过做工作,包括那些表示执行总理指示的造反派组织对自己的成员做工作,使大家很快把对国庆的炽热感情倾注在搞好本单位的庆祝活动上。周总理的指示,使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严重流血事件被防止于未然。

(三)

“文革”期间,曾把云南军内外一度搅得天昏地暗,并长期留下严重恶果的,是所谓“肃薄(一波)”的无妄之灾。。
1967年6、7月间,曾同谢富治等人一起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的李再含被提升为昆明军区副政委(仍兼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主管贵州工作)之后,于同年11月22日,以他个人的名义,从贵州给昆明传来一篇《对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这篇千多字的“指示”,喋喋不休地谈了“要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要时时刻刻不忘……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干部“要先揭发、批判”,以及“军队的问题”等等。然而,它的要害,是要在云南掀起一场所谓“肃清薄一波影响”的风浪,迫害战争年代曾在薄一波等同志带领下投入抗日烽火的一批山西爱国青年。
这篇“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云南肃清薄一波的影响,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比如刘、邓、李(成芳)、阎(红彦)的流毒,当然要批判,要肃清,也要注意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有的人跟薄一波有特殊感情,有不寻常的往来,今天提醒你们,要特别注意肃清薄一波的影响。薄一波是刘少奇死党,也可以说是刘少奇的左右手。”
什么是“跟薄一波有特殊感情,有不寻常的往来”?这“有的人”又指的是谁?又怎么“特别注意”?
为了揭开李再含说这段话的不良用心,需要回顾一下作为昆明军区部队前身一部分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争取和推动阎锡山抗战,派薄一波同志等人配合山西地方组织,帮助阎锡山建立属晋绥军建制的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亦称新军)。1937年8月,决死队第一总队(相当于团)宣告成立,随后又组成第二、第三、第四总队。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朱德同志的指示,并取得阎锡山同意,决死队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决死队发展很快,到1938年上半年,已由四个总队发展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相当于旅)。另外还组成了工人武装自卫旅(简称工卫旅)、政治保卫队第二○九、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和暂编第一师等部队。到1939年底,新军共约七万余人。这支在共产党影响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军队,是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其成员大多数是抗日爱国青年,相当一部分是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学生。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政工干部,和从八路军派去的军事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薄一波同志就曾是决死队第一纵队的纵队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成芳同志是由八路军派去先担任决死队军政干部学校的游击教官,后又担任决死第一纵队三团团长和纵队参谋等职。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的反革命“晋西事变”,被八路军大力支持下的新军粉碎后,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和政治保卫队的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序列,其余编入八路军第一二○师序列。从此,决死队(新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
编入第一二九师的决死第一纵队,同陈赓同志长期率领下的第三八六旅曾并肩战斗,后来这两支部队和第二一二旅先后编组成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又经过编制序列上的若干次变化,而成为第四纵队、第四兵团、直到建国后的云南军区、昆明军区。陈赓、薄一波等同志,则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统帅下,直到全国解放前一直担任这些军区、纵队乃至晋冀鲁豫大军区的领导职务。这支部队在他们长期率领指挥下,在战争年代不仅战功赫赫,而且锻炼成长起来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到“文革”前,这批干部中相当部分处在师职以上领导岗位,一部分担任了军以上领导职务,还有的成为大军区一级的领导。这批干部中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担任了地、局、厅乃至省一级的领导职务。军内外的这些干部,对带领和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陈赓、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自然有深厚革命感情和直接间接的工作交往。这种革命感情和正常的上下级交往,在那个“指示”中,竟变成了“特殊”和“不寻常”的东西,他所说的“特别注意”,就是要支持他的那些造反派,趁康生、江青诬陷薄一波同志为“叛徒”的时候,把曾经是薄一波部属的云南军内外这一批高级干部也牵扯进去,并搞下台来,以便扫除他们夺取更大权力的障碍。他所谓的“有的人”,就是指这些同志,特别是其中的军以上高级干部。
“指示”传到昆明后,使这里一些造反派组织及其支持者搞的“彻底揭露李成芳第二道反革命防线阴谋诡计”的浪潮如火上加油,以“积极武卫”为由的抢枪、武斗也再次升级,还出现了抢占粮仓,妄图以断粮酿成更大混乱之类的事情。更严重的是,这个“指示”直接妨害了军区机关和部队对中央11月14日发出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简称“一一•一四通知”)的贯彻执行,严重影响了机关部队的稳定。
本来,军区机关干部因对地方上两大造反派所作所为的不同看法和其他一些因素,在观点上就已有分歧,但还只是认识上倾向上的差异,并没有行动上的对立。当“一一•一四”通知在军区传达后,机关的同志都表示要按照通知精神办,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也都正常。约一周后,李再含的“指示”来了,机关的一部分人因有副政委“指示”的支持和鼓舞,以多种形式开展了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薄一波死党李成芳”的活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种做法有背“一一•一四”通知,不参加那些活动,坚持按照通知精神组织学习。从而,这两部分同志便由观点、倾向上的差异,变成了行动上的各行其是——对立的两派。前一部分人自称为“昆明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们简称“无革派”),后一部分人与前者相比较,没有正式组织名称,人数也少得多,人们就称他们为“少数派”
“无革派”当时的活动激烈而频繁,在人们眼里似乎是很“革命”的。11月23日,他们揪斗了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雷起云同志,说雷是薄一波、李成芳的死党。过了几天,他们又查抄了一些领导同志的家,我的家也在查抄之列,也是说我们这些领导人是“薄一波、李成芳死党”。12月5日,“无革派”正式发表了《关于彻底揭发批判薄一波死党李成芳罪行的声明》(简称“军区机关无革派声明”),表示要“把昆明部队领导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12月8日,他们又在军区国防剧院召开了“打倒李成芳誓师大会”。据当时一张名叫《军工战报》的小报报道这次“誓师大会”的消息说:昆明军区“三大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和革命的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发了言……并指出:云南省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武斗不断加剧……部队不稳定,‘三支两军’光荣任务难以完成,根子就在混进军区党委的叛徒集团,祸首就是李成芳……不打倒李成芳誓不罢休。”
无革派这些活动,虽然在军区三大机关进行,却很快波及到军内外,引起连锁反应。在军内,“军区机关无革派声明”刚发表,云南省军区司、政、后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省军区无革派”)支持这个声明的《公开信》,紧接着也出来了;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同志也遭到省军区机关“无革派”的揪斗,理由同样称他是“薄一波、李成芳死党”。就连紧张从事“三支两军”工作的一些同志,此时也以“驻昆部队部分支左干部战士”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最最坚决支持”军区机关“无革派”声明的“声明”。在军外,上述这些“声明”、“公开信”、“声明的声明”被广为传抄,张贴,印成传单散发,大大助长了那种名为反对“李成芳司令部”,实则冲击、干扰省军管会工作的气焰。而且,实际上形成了军队和地方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呼应与配合,使派性进一步侵袭部队。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李再含的“指示”,在云南军内外起了加剧迫害高级领导干部,加重地方混乱局面,妨害军队稳定,影响“三支两军”工作的坏作用,造成了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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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云南“摧资兵团”的申明和组织章程

周孜仁 录入

说明:云南的“摧资兵团”,全称为“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成立于1967年8月,是一个以干部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云南省、昆明市两级部分中上层干部和一些厂矿、学校、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地、州、市、县观点相同的干部,当时在昆明约有四千多人,后来发展成为全省性的群众组织,约有万人以上。这种以领导干部为主体的全省性群众组织,当时在全国其他地方都是很少见的,成为云南文革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1967年云南全省的群众组织分化为“八派”与“炮派”两大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般干部、群众均在两派之间选择支持其中一派,“摧资兵团”是支持“炮派”观点的。后因该组织坚决支持的原省委领导赵健民被中央定性为“中国赫鲁晓夫在云南的代理人”,该组织即遭到灭顶之灾,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该组织被打成了“反动组织”,其负责人被关押审讯,刑讯逼供,广大成员惨遭迫害。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摧资兵团”更被列为重点“清挖对象”,大批成员被长期关押,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
彻底摧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
申 明
(1967年8月25日)

战鼓频催,军号嘹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新动员令,一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打响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进入关键时刻!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云南革命人民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干将阎红彦,阎王殿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到处呈现一派大好革命形势。
正当这个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对云南文化大革命“八•八”指示下达了。这个光辉的文件照亮了我省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进的道路。
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为了挽救他们垂亡的统治,采取各种卑鄙险恶的手法,向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朴。以李成芳、周兴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组成了新的反革命防线,正猖狂地对抗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挑动武斗,屠杀革命造反派,妄图扼杀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云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关头,我们昆明地区省、市级干部,成立了“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为了保卫伟大统帅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彻底摧毁云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坚决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与党内一小撮凶恶敌人决一死战,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庄严宣告:
1. 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陶、李、阎及其在云南的死党,不仅从组织上把他们打倒,而且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臭。不论他们伪装得如何隐蔽,如何巧妙,也不管他们采取多么阴险毒辣的反扑手段,我们一定要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把他们消灭掉;
2. 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彻底批判和肃清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团结所有革命的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都要欢迎他们立功赎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火力,打倒阎、周、孙(孙雨亭)一小撮死党,夺取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3. 我们深知斗争道路是曲折的,必然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时时刻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我们队伍的思想性、组织性、科学性。提高革命警惕性,从政治上,组织上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到群众中去,和红卫兵小将、革命造反派一道,为彻底摧毁刘、邓在云南的黑司令部,为建设一个毛泽东思想照耀的红彤彤的新云南而奋斗。
打倒刘、邓、陶、李、阎!(以下十条口号略)

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
彻底摧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
组织章程

一、 本兵团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李、阎及其在云南的死党阎、周、孙黑帮,不仅从组织上把他们打倒,而且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誓死捍卫伟大统帅毛主席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支持革命干部站出来造反,团结干部大多数,坚决支持革命干部赵健民同志,坚决拥护中央和军委任命陈康,张力雄同志为军管会副主任。
二、凡参加我兵团的战士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遵循林彪副主席的教导:既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又要把自己当成一份革命力量,参加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改造自己。
2. 认真并坚决贯彻执行本兵团的声明和组织章程。
3. 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而又坚持不改的干部都可申请参加。
三、参加手续:
1.本人申请。
2. 经团队批准。
四、各单位战斗兵团、队组织,需经兵团团支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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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炮兵团”派出的
“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 《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两军、云南省军区、空指、总字一二二部队、各师,民族一、二支队,各分区,军区直属各大单位:

(一)

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沿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祿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事代表郭顺兴同志(当地炮派个别坏人干的),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死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的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在全国人民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在昆明两大派进行谈判并初步达成停止武斗的情况下,工役制工程八团一部受走资派和某些坏头头的挑动和指挥,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听多次警告,不听沿途驻军的多次耐心劝阻,继续进行武斗,严重地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破坏了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生命安全。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恶劣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行为。

(二)

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了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特宣布:“滇西挺进纵队”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立即承认错误,改变立场,放下武器,释放被抓人员,交出坏头头,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全区部队,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派性,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必须明确干了这些坏事是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和指挥的,要把走资派、少数坏头头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区别开来,把参加武斗和不参加武斗的区别开来,把“挺进纵队”和整个炮派区别开。决不能利用这件事作文章,压制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工役制部队和“炮兵团”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要把这笔账记在走资派和少数坏头头身上。
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和“三支、两军”人员,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教育当地革命群众组织,立即进行谈判,停止武斗,恢复交通,立即停止挑动民兵、农民进城武斗,立即停止破坏国家财产和危害人民生命的行为,立即停止违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系列指示的行为。全体同志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各单位应把这一精神,向全体干、战、职工、家属和当地群众组织负责人,立即进行传达教育,并将教育情况即时上报。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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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云南文革武斗及“划线站队”死难者部分记录

渔歌子 整理

说明:本记录中死者人数、有姓名的死者身份及事件简介等均出自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每条内容注明原书页码,文字有精简,按死亡及事件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武斗中的死者
1967年8月1日,昆明海口298厂两派武斗,死三人。(51页)
1967年8月24日,“八派”围攻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双方死九人。(51—52页)
1967年8月27日,356厂两派武斗,死二十人。(52页)
1967年8月31日,“炮派”攻占省博物馆,双方死八人。(52页)
1967年9月3日、7日,昆明电机厂两派在两大派支持下武斗,死六十八人。(52页)
1967年11月22日,昆明市粮食局第一直属库两派武斗,当场死一人,一人重伤后死亡。(56页)
1967年12月10日,“八派”攻打昆明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死一人。(56页)
1967年12月13日,“八派”攻占昆明钢铁公司桥头钢厂,死十七人。(57页)
1967年12月18日,“八派”人员击毙出国援越抗美部队战士周继强。(57页)
1967年12月22日,“八派”攻打预料管厂,死十四人。(57页)
同日,“八派”进攻驻元宝山的“炮派”,死十五人。(57页)
1967年12月27日,“八派”在小麦峪设伏,击毙过路群众十人。(57页)
1967年12月27至29日,“八派”攻打云南砖瓦厂,死二十一人。(57页)
1967年12月27至29日,“炮派”攻打云南汽车修理厂,这是双方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武斗,死六十六人。(57页)
1968年1月3日,云南省煤炭管理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在禄丰被纠缠他的武斗人员枪走火打死。(85页)
1968年1月5日,下关市“八派”的“四二○”组织攻打住在苍山饭店持“炮派”观点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致使七人死亡,其中一人被残忍地用炸药捆在腰部炸死。((75页)
1968年1月16日,下关“炮派”分三路向“八派”发起攻击,17日就把“八派”赶出下关。这次武斗,双方死亡一百零四人,其中“八派”七十七人,“炮派”二十七人。(78页)

1968年2月27日及之后
云南“滇西挺进纵队”大冤案中的死者
1968年1月27日,云南省军管会请示中央后派部队向被诬为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的工役制工程部队第八团群众发起武装围剿,围剿中打死工八团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84页)
被诬为“滇西挺进纵队土匪武装”的工八团被围歼后,在云南开展的“划线站队”运动中,仅下关市在追查所谓“滇挺分子”中就打死逼死700多人。在临沧地区,追查所谓“慰问‘滇挺’”一案中打死逼死600多人。(153页)

1968年5月23日开始
巧家县大屠杀死者与吃人肉事件
巧家县两派群众组织,“红派”属云南“八派”,“六二九”属“炮派”。县武装部支持“红派”,镇压“六二九”,调集各乡三千多人进县城屠杀“六二九”,进军途中枪杀“六二九”五人。全县性的杀人从此开始,在大寨区枪杀十四人。在蒙姑区,从5月25日至6月12日枪杀六人。(178页)从6月12日到24日,又杀死打死三十五人。这一时期全县无辜被杀二百七十七人,其中机关干部、教师、学生、贫下中农二百二十四人,地富反坏分子五十三人。
其间发生了两起吃人肉事件。
6月10日,巧家县新店区农民周明太,被“贫下中农审判大会”宣判死刑,当场处决,并挖出心脏,砍开脑袋,取走脑髓,割去舌头、生殖器、睾丸。生殖器还被人煮着吃了。
6月14日,巧家县农民丁万开,复员军人,在被批斗时活活打死,次日尸体又被放在胸部的土手雷炸得粉碎。还被人割下腿肉三块约三斤,拿到生产队炒着吃了。(179页)

1968年8月15日之后
中央“八一五会议”期间及之后的死者
从1968年8月15日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国防、冶金等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参加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团长是支持“八派”、压制“炮派”的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军管会负责人之一鲁瑞林。会议中和会议后,“炮派”观点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干部遭到了严厉打击。
沐家云,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被诬陷为参加武斗的“武装队队长”,遭到残酷批斗,不堪折磨,从前门饭店跳楼自杀。死后鲁瑞林宣布其是“在毛主席身边对抗中央,跳楼自杀。他的火化费由他家负责,骨灰不准带回去。”(146~147页)
刘家邦,298厂汽车驾驶员,“炮派”负责人,厂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委员,在“八一五会议”中遭批斗后押回原单位,遭枪杀。(147页)
高堂文,云南356厂工人,“炮派”负责人,革委会副主任,在“八一五会议”期间被诬陷为“开黑会统一口径,压制揭发,是会议的绊脚石”,“忠实执行赵健民反革命计划的黑爪牙”等。在会议期间批斗会上被打掉了下巴,押回原单位后在批斗中被铁丝活活勒死。(147页)
王原衡,云南《冶金报》记者,被诬陷为在“八一五会议”期间搞“反革命”的“场外指导”,被抓去残酷批斗,严刑拷打,武装押回云南后折磨致死。(147页)
李忠考,云南省会泽铅锌矿政治部副主任,被诬为“会泽炸毁公路反革命事件”假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活活打死。会泽铅锌矿在追查此案中批斗、打伤打残100多名干部、群众。(147页)
阎书田,云南省298厂厂长。“八一五会议“期间由鲁瑞林11月1日亲自签发的第67期会议简报将阎诬陷为“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忠实执行赵健民反革命计划”、“攻击解放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赤膊上阵参加武斗”等,在会议中残酷批斗后押回云南原单位,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146页)

1968年11月18日之后
云南省公检法学习班炮制的“反革命审讯团”冤案死者
冤案涉及到各单位二百多人,其中公检法干部七十多人。省第二监狱监狱长梁白文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杀人凶手”,关进监狱迫害致死,后尸骨都未能找到。(174页)学习班里九人被逼疯,八人被迫自杀(其中三人死亡)。(175页)

1968年12月中旬
梁汉湘,玉溪地区物资局长,在“划线站队”中批斗时被毒打得声声惨叫,肝脏被踢破,晚上继续批斗毒打,拖回家时已经含冤死去。(176页)

1968~1969年间
“政治边防”与“第二次土改”死者
云南省革委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大搞所谓“政治边防”和“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光,组织上搞垮”的“第二次土改”,重划“阶级成份”,导致的冤死者——
刘文杰,云南省巍山县庙街公社新华大队新庄生产队农民。原成份为中农,被重划“阶级成份”为“漏划富农”,抄走全部家产,封了房子,并遭捆绑吊打,被逼自缢身亡。(204页)
盘金贵,瑶族 ,云南省富宁县城关公社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被重划“阶级成份”为“富农”,并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毒打致死。(204页)

1969年1月底之后
巧家县“划线站队”死者
巧家县革委主持的“划线站队”中打死逼死七十五人。(181页)

1969年2月14日
李永康,云南省法院干部。1968年底被关进云南省公检法学习班后,被诬“内外勾结,把一百多支手枪送给‘炮派’”,不承认即遭到残酷批斗、刑讯折磨。1969年2月9日,李托人给妻子带去一封信,带信人一看是遗书,便交给学习班领导人,希望能采取措施防范其自杀,但学习班却反而加剧对李的批斗和逼供,13日晚李再次惨遭毒打,14日凌晨投井自杀。(172~173页)

1969年3月7日
杨荣芳,云南省新平县手工业管理局下属职工(铁匠)。1969年1月8日在县革委召开的“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誓师大会”上被作为“阶级敌人”、“特务”(其兄在台湾)遭到批斗、毒打,随后又带着重伤到“划线站队”学习班接受批斗,3月6日在县革委召开的“狠反右倾、鼓干劲、向阶级敌人刮起二十四级台风誓师大会”上再次遭到毒打,次日又遭毒打濒危,医院拒绝救治,当晚含冤去世。3月9日其尸体已装棺待葬,被诬为“服毒自杀,对抗群众”,仍被抬到批斗大会上召开“斗尸大会”。(188~189页)

1969年3月13日
覃淑贞,女,云南省新平县医院职工,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毕成之妻。因毕成被诬为“国民党特务”打倒,覃被诬为“特务组夫人集团”成员,1969年3月初遭到批斗、逼供,并诬其在家中给特务发报,逼其承认,从3月12日开始进行酷刑折磨一天一夜,至13日凌晨5时45分含冤去世。死后被诬为“服毒自杀”,并先后在尸体口腔、阴道搜寻“发报机”,再打开腹腔解剖各脏器搜寻“发报机”。(191页)

1969年3月14日
杨家发,云南省新平县戛洒区副区长。1969年“划线站队”中被打成“特务”、“土匪”,遭到残酷逼供。3月13日被毒打后不能行走,只能爬着离开,爬到二楼楼梯口时被一脚踢下楼,当场昏死。数小时后才被人搀扶回宿舍。14日早被发现“失踪”。15日在江面发现尸体。还不准用棺材或木板抬尸,只准用绳子拖走。(192~193页)

1970年8月20日
昆明铁路局“抢劫旅客列车”冤案死者
1968年1月16日18时45分由昆明开出的202次旅客列车行至东郊金马村站时,因上下旅客十分拥挤,无法打开车门,车下部分旅客破窗而入,引起骚乱。混乱中有人开枪,引起乱枪齐发。李长年等闻讯前往车站维持秩序。事后发现车中一军人家属、孕妇李云素中弹身亡,小女孩李念华头部负伤。此事件被当时支持“八派”压制“炮派”的云南省军管会、昆明警备区诬为“炮派”袭击旅客列车的“反革命事件”,冤杀多人——
李长年,昆明铁路局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中共党员,曾多次被评为局、省先进工作者。文革中任云南“炮派”东线指挥部负责人。1969年9月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决定将李诬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集团案首犯”,报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省革委通过后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未获批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7月8日获准执行死刑,8月20日在拓东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李死刑立即执行。李当场喊冤,被刺刀捅穿嘴巴,在押赴刑场途中含冤去世。终年33岁。
孙智鹏,昆明铁路局汽车队技术员,转业军人。被诬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8月20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终年45岁。
谢光亮,昆明铁路局驾驶员,复员军人。被诬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集团案同案犯”,判处死刑,8月20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终年30岁。
周明忠,昆明铁路局工人,复员军人。被诬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集团案同案犯”,判处死刑,8月20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终年40岁
李海清被判处无期,关死狱中。
此案在调查逼供中还打死二人,被逼自杀一人。(193~196页)

其他无具体日期的死者——

云南省省级机关学习班中制造的粮食局第一直属库“‘关仓停粮逼民造反’反革命政治事件”冤案,以十七种酷刑进行逼供,将受刑者打昏后强行在事先写好的假供上按手印……此案牵连到军队和地方干部及群众二百多人,两名军代表被毒打致死。(167页)
云南大学“划线站队”中清查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被迫自杀三人。(177页)
昆明铁路局“划线站队”中揪斗被打成“赵健民之流”的干部、群众,一百七十七人死于非命,二人失踪。使用的刑罚有四十八种之多。(178页)
昆明市“划线站队”中迫害死亡一千四百八十六人。(177页)

云南“滇东北游击军”大冤案中的死者
所谓“滇东北游击军”是完全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反革命组织”,云南省军管会、省革委会将滇东北地区“炮派”观点的群众组织诬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政治土匪”,据文革后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仅曲靖和昭通地区在此案中就逼死二百多人,打死一百多人。(158页)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民革命军反动组织”冤案中的死者
1968年,滇南支左负责人将文山州群众组织“农民革命军”打成官办组织、军事化组织、武斗主力。“划线站队”运动中进一步打成“坏组织”、“反动组织”,其负责人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全州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中共党员干部、工人、农民被诬为“站错队”,全州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22649期,遍设公堂、监狱,大搞严刑逼供,五百三十四人被打死逼死。(159页)二百六十八人被判死刑,实际杀害六人。(160页)

云南省玉溪地区“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死者
据文革后不完全统计,打死逼死一千零八十九人。(177页)

云南省保山、德宏地区清查所谓“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死者
打死逼死七百多人。(177页)

云南省江川县追查所谓“农民革命造反军反动组织”案死者
打死逼死二十三人,被吓死病死四人。(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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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北大校友章铎、李棉生就97期一文的来信及樊能廷、樊立勤的答复

章铎9月4日来信

偶尔看到了贵刊2017年8月30日出版的第97期刊登的樊能廷的文章。为了探究历史的真相,作为北大文革的亲历者,我有责任向你们告知我所了解的相关情况:樊能廷所写的《北大文革期间学生对学生施酷刑二例》一文,有严重的不实和抄袭之处。
樊能廷是化学系的,而他所写的两个例子都不是化学系的:陈一谘中文系,樊立勤生物系。客观条件决定了樊能廷不可能是亲历者和知情者。那么,他所写的材料是怎么来的呢?以“七死八活陈一谘”为例,我用自己的“笨功夫”,将《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和樊能廷所写的文字作了认真的对照,发现樊能廷不但为了某种需要不惜阉割历史,而且大量抄袭了陈一谘书中的文字。
三年前,我读了《陈一谘回忆录》后,对他的才华、他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所作的突出贡献,表示十分钦佩。同时,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深表同情。但鉴于他的特殊经历,也限于个人记忆会有误,他的书也会有些纰漏,如:1967年2月24日下午……刚一走进校门,就被两手倒架了起来,中文系的人站在路两边,高喊口号:……“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一谘!”……
1967年3月7日,才出现“二月逆流”的名词,不可能在2月24日喊出“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一谘”这样的口号,这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合——而樊能廷基本照抄原文,存在同样的错误。
樊能廷最大的硬伤在于阉割历史。他写道:1965年秋冬,好学深思的陈一谘,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根据自己参加农村“社教”的感受和认识,写出三万字的《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书》),亲手交给时任北大社教工作组组长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对于陈一谘的意见,上级没有任何回应。
陈一谘的《意见书》是1965年秋冬写的吗?《意见书》仅仅是交给张磐石了吗?《意见书》交上去以后,真的是“上级没有任何回应”吗?否!樊能廷在这几个关键问题上都对原著作了阉割,歪曲了事实真相。其目的就是为了误导读者:陈一谘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意见书》毫无关系,完全是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对他的迫害。
事实真相是:陈一谘的《意见书》写于1965年2月,写成后先送张磐石,然后在张磐石指点下直接送到中南海西门,并获得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图章的回执。8个月后,陈一谘受到了批判,《意见书》被批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党万言书”。显然,他的《意见书》被转回了北大。我们无法知道上层对《意见书》有什么样的批示,但直接开展批判陈一谘的,无疑是北大党委,或许还有北大社教工作队,但此时张磐石早已被免职了。
陈一谘对这一过程有详细的描述:
(编者按:此处略去一些具体经过)……1965年10月组织了对我的系统批判,说我写的《意见书》是“反党万言书”……。(第96页)
从陈一谘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意见书》被批转回来后,于1965年10月就组织了对陈一谘的系统批判。
在文革前那个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像陈一谘这样的情况,被打成“反动学生”是毫无疑问的。陈一谘受到了系统批判,但似乎并未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被留校充当“反面教员”的右派学生(年龄不小但仍住在学生宿舍里),以及文革前就成了“反动学生”的人,在文革群众运动一开始都受到了冲击,遭到殴打。但是,陈一谘并未受到这种待遇。
陈一谘在文革开始后,与广大青年学生一样,参加了几次串联,外出时间还很长。那么,为什么直到1967年2月24日才把他骗回来对他进行批斗呢?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文系发生的许多事情(比如“高吕之争”等),我们这些外系的学生是不可能清楚的,希望中文系的知情人能站出来介绍事情的真相。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樊能廷的抄袭情况。(编者注:以下举例略)不难看出,樊能廷所写的关于陈一谘被批斗的情况,基本上是抄袭了陈一谘的回忆录。现在回顾、反思、研究北大文革,如果大家都像樊能廷博士这样去抄摘别人的文字,改头换面后变作自己的文字发表,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亲历北大文革的人如今都已年过古稀,但是大部分人还健在,还有比较清醒的头脑。给后人留下一些研究北大文革真相的材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了。
祝《昨天》越办越好!

樊能廷9月5日来信

读了转来的章铎意见信。
陈一咨是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出力甚巨的人物,或者说也是北大老五届中,对于改革作出数一数二重大贡献的人。我虽与他在北大不同系,不是他的文革经历的“亲历者”,但作为朋友(他在《回忆录》122页中引我为友),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知情者。陈一咨在文革中受过残酷迫害,我的小文,讲述1967年春天这一段,当然以他自己的回忆文字为依据。章铎的意见信,适足证明我没有编造任何一点事实。对于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既不夸大,也不无中生有,点了一些仗势作恶的人名。我无愧于心,自认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亡友。
也许当年的校友更应该反思:仗势作恶、绑架、刑求、武斗、杀人为什么会出在当年北大这样“高等学府”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组织”中?为什么同窗学子竟能下得了如此毒手?

李棉生9月15日来信

拜读了贵刊第97期(增刊),其中“死去活来樊立勤”一文叙述了樊立勤在北大文革中的一些遭遇,令人吃惊的是该篇文章竟然把赵恩普、李棉生、高占民的名字直接点出,甚至说这三人是“最早的组织者”。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樊能廷是化学系的,我们是生物系的,和樊立勤同班。关于文革期间围绕樊立勤所发生的事情,不知樊能廷找我们班的哪一位同学调查了解了?是哪一位同学向你提供了相关的材料?你核实了吗?樊立勤从1966年7月26日在北大东操场登台讲话之后一直都没有参加过班级的活动,我们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毕业离校都未见到过樊立勤。说我们“是最早的组织者”真是抬高我们了。至于樊立勤被打致残,我们也是后来才陆续从两派相互揭露的材料中得知,对于他的这些遭遇我们表示同情。
北大大规模武斗之后,大概是1968年4~5月份,校文革成立了东方红专案组,考虑到我和高占民是和樊立勤同班,系里便指派我和高占民到专案组去协助整理了一段时间的材料。在这期间我们从未与樊立勤有过接触,也从未见到过赵恩普。据我们所知,赵恩普和该专案组根本没有关系。
1979年10月,我和高占民由陕西调回福州。大概是1980年或者是1981年上半年,有北大的两位同志来福州外调了解东方红专案组的情况。交谈完毕后,那两人说:没来之前,想着李棉生一定是个高大健硕、很威风的人物,谁想到来了一看,却是个瘦瘦小小、毫不起眼的这么个人,了解的也都是些皮毛的东西,徒有虚名啊。哈哈大笑了一场。这是后话。
研究总结北大文革,必须尊重事实。不是自己亲历的事情,却要添油加醋地乱说,是对历史的亵渎。赵恩普已离世多年,死无对证了,但我觉得,像樊能廷博士这种无中生有、信口开河地把问题都放在他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道德的。同时希望《昨天》能慎重刊登此类文章。
祝《昨天》越办越好!

樊能廷9月16日来信

收阅了转来李棉生的《读者来信》,答复如下:
李棉生的同班同学樊立勤,文革中因为“炮打康生”和“反对聂元梓”,很早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成立专案。李棉生和赵恩普、高占民即是北大“东方红反革命小集团”(樊立勤)专案组成员。
小文《北大文革学生对学生施酷刑》中《死去活来樊立勤》全部资料和所有提法,直接来自受害当事人樊立勤本人。
这样,李棉生的几个提问,只要她不否认樊立勤是同班同学,就全都解答了。我不大可能找文中提及的每一个人去“调查了解”。
樊立勤本人也给你们写了个信,说明这层关系,附于文后,以资参考。
我写东西,还是很注意“据实而陈”的,引起不同意见者、有愧于心者的不安,也在意料之中。

樊立勤9月16日来信

见到樊能廷博士转来李棉生2017年9月15日致贵刊《读者来信》,我简单说几句。
樊能廷博士曾跟我商量,写一点我文革受摧残的事情,我欣然同意,给了他一些打印文本。请他酌情采用。他的文章在贵刊第97期刊发后,樊能廷博士迅即转给我,我看后觉得很好。作为当事人,很满意。
文中点了“专案组”赵恩普、李棉生、高占民的名字,是我原文点的。说这三人是“最早的组织者”,是我说的。樊能廷博士的文字,没有任何“添油加醋地乱说”,更扣不上“对历史的亵渎”的大帽子。
当年参与整人的人,至今不肯认错、不肯忏悔的,比比皆是,我早就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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