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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九十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8月30日第97期(增刊)
本期目录
〖樊能廷北大文革研究专辑〗
史林一叶
樊能廷 北大校文革与江青 樊能廷 文革校刊《新北大》起讫
附录 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
樊能廷 北大文革期间学生对学生施酷刑二例
樊能廷 《新北大》三打朱老总
附录1 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附录2 朱德为老娘树碑立传 附录3 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 附录4 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 〖樊能廷北大文革研究专辑〗说明
在民间文革研究者中,现年72岁的樊能廷可算是“后起之秀”,因为他是从年近古稀之时才全力投入文革研究的。本刊从2015年底以来已经陆续发表过他的《北大“刺聂”真相》(62期)、《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76期)、《检视北大文革3•29、4•26武斗》(86期)。现再集中发表他的几篇文章及他转录的相关资料。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以自己最熟悉的本单位文革历史为研究对象,不断进行挖掘;二是重视史料的搜集与使用,并且肯下“笨功夫”——大量转录有关资料。为了研究的需要,他不仅把那本《北京大学纪事》中1966年6月至1968年8月的大事记扫描转录为电子文本,还查阅、抄录了不少当年史料,转录了多篇当年较有代表性的“大批判”文章……他的这种研究精神及方法,应能对民间研究者有所启发。 樊能廷简介:1945年生,江苏南京人。1963年从南京一中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文革中在北大因一次偶然的围观而被诬为“刺杀聂元梓”的“反革命凶杀犯”,遭到全国通缉和北大校刊《新北大》的点名批判声讨,险遭不测,其家庭亲人也为此遭到株连迫害。文革之后,1978年由工厂技术员考取首批硕士生;1982年国家设立博士学位制度后由大学助教考取首届博士生。此后在教学、科研方面均有成果,还陆续取得《有机合成事典》、《英汉精细化学品辞典》、《马铃薯抑芽保鲜剂氯苯胺灵》等著作权和几种发明专利权、注册商标权;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近年热心北大文革史和早期北大的研究,出版了《北京大学•一九一七》,参与校友著述编辑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诗集》副主编。 (上图:樊能廷近照。) —————————————————————————————————— 【史林一叶】
北大校文革与江青
樊能廷
文革初起,全国五百多所高等院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不知凡几。其中多数,是当作“群众组织”成立,不久之后就被新起的红卫兵造反派冲击而沦亡。 北京大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北大出了个“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了个聂元梓。校文革的产生,自是不凡。
江青点名要聂元梓筹建北大文革委员会
1966年7月26日晚7时半,康生、陈伯达、王任重、江青、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曹轶欧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等再次来到北大,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大会继续由江青主持。 会议开始前,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排着纵队,打着红旗走进会场,会场响起一片掌声。 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问题 。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他说:“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他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大胆地自己起来闹革命。他建议北京市委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江青说:“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小组长王任重同志,副小组长刘志坚同志,副小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 “我们今天来继续昨天的调查,继续听你们的发言,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能说说,这很对。什么意见都听,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希望你们百花齐放,最后,达到在毛泽东思想上万众一心。有同学递条子说‘让陆平、彭珮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现在请同学们发言。”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首先上台讲话,她揭发附中工作组压制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 这时,江青插话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 当彭小蒙说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江青说:“你们是太阳,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从此以后,彭小蒙被戏称为“小太阳”。 彭小蒙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她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当她准备走下讲台时,江青把她拉回来,热烈握手,久久不放,最后还热烈地拥抱了她。 彭小蒙和台上诸位领导一一握手。后来,江青把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 这时,法律系一年级的刘昆林走上台,控诉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讲着讲着,由于过于激动,讲不下去了。 接着,技术物理专业的刘青华作了题为《彻底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发言,并控诉技术物理系工作组对他的迫害。 康生说:“有人送条子给我,叫我说一下,叫各种意见上台来讲,我们一万多人可以达到千言万语,可以达到万花齐放,达到万众一心。” 江青说:“有人建议今天的辩论会应将专题出一下,我们今天就辩论张承先进校后所犯的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赶走他还是不赶走他?同志们讲活要短,不要长篇大论。下面是聂元梓同志讲话,她昨天很谦虚,很想听一听大家讲活,放在下面好不好?” 台下众人答:“好!” 江青接着说:“反对聂元梓的贺晓明、雷渝平可以上台来讲,哲二有五个同学想发言,可以派一个代表,把你们鲜明的观点精炼地摆出来。” 这时,工作组组员、秘书处的孔立明上台说:“张承先是不革命的,应该赶走。” 康生说:“一个同志写血书说《我有苦、我要诉》。” 江青说:“一个写血书的同学,叫耿佩荣,叫她优先上台讲话。” 东语系越四班的耿佩荣来到台上,揭发工作组在“6•18”向题上对她错误的处理。她最后说:“张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要踢开他。” 她刚一讲完,台上的首长们就热烈鼓掌。耿佩荣走下台时,首长们招手目送。 接着,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拉下马》的作者、西语系法语一年级的宋晓明作了发言。 这期间,也有不同的意见上台发言,如生物系一年级的学生申叔南就说:“工作组成绩是主流,犯了错误正在改。” 另外,地球物理系二年级的同学崔建昆提出,不同意罢官论,对千篇一律一边倒的发言进行批驳。他认为,工作组安排坐下学文件是必要的。错误是由于没有经验,结论是:成绩是主流,还是有缺点的。 法律系牛忠林针对申叔南和崔建昆的发言上台反驳说:“我反对上述意见,我要控诉工作组对法律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的迫害。”他读了《告北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公开信》,最后说:“张承先不是我们的领导,让他滚蛋。” 这时,江青说:“有人建议把工作组领导介绍一下。” 台下一片反对声:“不同意!” “6•18事件”后,北京大学有31名干部子女组成的讨论会。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北京大学张承先工作组是“延安”(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西安”(国统区),不应当使用暴力,应该拥护工作组。 他们听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支持北大工作组,于是这天开会时,她们几个女同学悻悻地躲开,没有去参加。当她们正呆在宿舍里时,一位女生突然急急忙忙骑车从会场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江青说有不同意见,希望也上来阐述,她特意让人找我们去发言。” 这几个女生顿时精神焕发,以为江青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呼啦一下都跑进东操场。其中李扬扬和雷渝平被推举为代表,十分兴奋地走上台去,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她们意见的要点是: 1. 工作组犯的不是路线性错误,只是严重的右倾思想; 2. 工作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更不能说是反对,突出政治不够; 3. 初步发动了群众,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说是镇压运动。工作组夺权夺得好。 4. 斗陆平问题,工作组是犯了战略步骤上的错误,一直拖延是由于客观原因; 5. 工作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党,不是保皇党; 6. 错误的根源,认识与实践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现了老问题。 发言结束前,李扬扬还郑重地念出她所代表其他29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与江青的儿媳张少华(即邵华,毛岸青妻子,当时是北大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和她的妹妹张少林。 李扬扬刚走下台,江青就站了起来,她向会场问道:“同志们,同志们!刚才那个李扬扬,把‘工作组’当成救世主,我们需要救世主吗?” 台下纷纷喊道:“不需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打倒工作组!” 江青接着念条子:“郭来舜、刘昆林要与李扬扬辩论。” 台下有人喊:“好!” 物理系的石小阳上台说:“不能把陆平与张承先同志一起相提并论。” 东语系日语专业二年级的郭来舜上台表示:“反对李扬扬的讲话,要求罢张承先的官。” 彭小蒙上台表示:“反对李扬扬的讲话,坚决要求罢张承先、张德华、沈宁的官。” 康生手里拿着纸条说:“好,请大家先看看这张条子,说,张承先妄图控制北大的革命师生,妄图把北大当作自己的根据地,可是,张承先!我们要告诉你,你想错了,我们早已看清了你的真面目,坚决把你这个‘保皇派’——人民的敌人赶下台,张承先滚出北大!滚出去。” 7月26日白天,张承先出席北京市委召开的各工作组组长会议,听取了李雪峰传达毛泽东24日至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讲的都是大学工作组要不要撤退、要不要改变工作组的政策的问题。李雪峰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搞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吗?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要改变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在谈到北京大学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回到北京的前四天(毛泽东于7月18日回京),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当有人谈及工作组是从全国调来的,多数是好的,有的还是从解放军抽调来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指与会者)我也不行。”在有人谈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中现有四五人反对聂元梓现在的行为,并出现了分裂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张承先听完报告往回赶。路上,张承先觉得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地解决问题。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张承先觉得应当改变北大工作组前一段强调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争取得到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然而,他没有想到,回到北大后才发现,江青等人正在组织召开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万人大会,他刚到会场,就遭到了一阵猛烈的口号的声讨。张承先不知所措。 此时,张承先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额头上沁出的冷汗顺着脸颊向下流淌着,如同雨淋一般。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教授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康生说着,挥臂呼喊,吓得张承先浑身颤抖、形如筛糠,失血的脸上汗流如泉涌。另外,有学生在会后议论,看起来,共产党内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康生一拍桌子喊道:“张承先,你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 张承先诚惶诚恐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主席台有两排高大的台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发言者都站在最高一层的主席台上,张承先就站在下边台阶的北端,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和另一个女学生突然走过去,居高临下,举起皮带抽打张承先的头。 “你,你怎么可以打我?!”张承先一下子懵了,他用右手捂着自己的额头,左手指着彭小蒙质问道。 “打的就是你!怎么?你还不服气?”站在一旁的另一个“红旗”的女生大声说,然后,她振臂一呼: “打倒张承先!” “张承先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接着,几个“红旗”小将上来,将张承先两个胳膊向后架起,让他坐了“喷气式飞机”。 张承先沉默了。他不敢再说一个字。 彭小蒙开了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当着中央文革全体领导的面。 后来,毛泽东听说张承先在北大被打的消息后,即对吴德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队一块出来(出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死,市委有错误,但不要过多责备市委,也不要过多责备工作组。”此后,在北大的批斗会上,张承先都没有再挨打。 哲学系二年级的代表董小结上台提了两个建议:一、保留工作组;二、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 接着,江青念下面递上来的条子,她说:“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我从早到晚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有见到他呢。我了解,他没有来。但是同学们的每个条子,每个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不是装了一包吗?” 全场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江青接着说:“有同学递条子说‘首长同志们’,我们不是什么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个条子是错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都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候就不鼓掌了。” 康生也说:“有人写条子写‘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不是你们的首长。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双方的意见都鼓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叫我们都鼓掌是不行的,我们对双方都鼓掌,岂不成了中庸主义了吗?” 这时已经是晚上23时10分了,江青说:“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他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点休息。伯达同志昨天一夜没睡觉,今天又来了!” 场上群众激动不已。 江青接着说:“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我讲几点事实好不好?” 众人答:“好!” 江青说:“关于‘6•18’是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代表我们小组发表了意见,这是革命事件。” 场上再度沸腾。 “我到北大有四次了,我们认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张承先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也不签名,也不是亲笔。这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其事的。21号我到了北大,找了聂元梓、郭兴福(东语系朝鲜科)谈了一个钟头,有5个同学在外面听着,后来这5个要找我谈话,说聂元梓、郭兴福不能在座。我说,刚才他们讲话,你们听了,现在你们讲不让他们听,这民主吗?最后聂元梓、郭兴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们代表31人就是今天李扬扬代表的29人。20日张承先给他们开了会。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还以为张承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当。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她们赶走了护士,跟他结婚!是骗他和她结婚的。”说到这里,江青又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她边说边哭,气得说不出话。 这时,下面有人喊:“把张少华揪出来示众!” 张少华当时就在会场边上,她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悄悄地离开,接着和妹妹张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北大。后来,还是刘松林(毛岸英之遗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保护了张文秋和张少华母女。 此时的北京大学辩论会上,江青还在台上讲她的家事,陈伯达走到她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充耳不闻,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遗孀刘松林。刘松林是张少华的姐姐。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眼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还有一个郝斌,是现代史支部书记,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个人到乡下搞社教两个月搞不起来,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讷给另外一些人提意见,前市委派人攻李讷,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毕业后,我叫她作自我批评,对郝斌讲清楚,郝斌嚣张得很,李讷作检讨时他竟不见,他们说我的孩子态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要不要我说一说?” 台下众人答:“要!” “那天谈话的5位同志,贺晓明、雷渝平,我讲得对不对?贺晓明来了没有?我们的子弟不能盛气凌人。我们的子弟如果不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工农子弟可以批评,但不能笼统地对待。我痛心,这是张承先搞的鬼名堂!这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 江青虽然是在讲她的家事,但她讲得声泪俱下,让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尤其是听说居然有人敢在毛泽东家中装窃听器,这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见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很多人觉得江青到底是毛泽东的夫人,她能和群众坦诚相见,一般人还作不到哩。当然,也有另样的议论,化学系63级姚同学和张同学,议论江青的事,后被对立派报料给63军军宣队,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把姚张二人当作“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好几个月,直至8341军宣队进北大,才把他们解除隔离。另外,李海文在《1966年夏北大见闻》中说:“散会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年青人少不更事,毛主席号召造反,谁的反都可以造。更主要,那时还没有后来的红色恐怖,将议论中央文革小组,议论江青都打成反革命。再说中央文革刚亮相,江青更不为人知,她的讲话说历史系迫害她的女儿,点了历史系两位教师的名字,还说阶级斗争搞到她家里来了,点了她的儿媳妇。多有不当之处。引起同学们议论,有人说:江青刚登台,就报私仇。哪像个政治家,哪有政治家的风度。” 陈伯达说:“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请一位翻译。” 他请王力出来为他翻译。 他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应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学生有一种终于拨开云雾见太阳的感觉,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人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北大的学生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再次兴起。工作组压制运动造成的50天“冷冷清清”至此结束。 陈伯达接着说:“这里好像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可以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些迷信,就是说得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进行革命了,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你们的盖子,我建议北京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 “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 陈伯达接着说:“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产生这样一些新事物,新东西,新问题,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才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的。 “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是文革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它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我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成员都是你们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些成员、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 “……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建议。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们有同学递条子说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现在关于‘6•18’事件还在争论,有人说‘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错误的。反过来说,‘6•18’事件是一件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我们党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重要的,谁代表党的领导呢?党中央。同学们说‘6•18’就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最后由康生做总结发言。 这次大会之后的次日,1966年7月27日,聂元梓趁热打铁,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哲学系推选聂元梓为代表。 1966年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确定筹委会由21人组成,常委会由7人组成:主任委员聂元梓(干部),副主任委员白晨曦(干部)、聂孟民(学生),常委牛皖平(附中学生)、徐运朴(学生)、廖淑明(学生)、戴新民(干部)。 很清楚,北大校文革由中央文革一手栽培,形同“敕建”,主任聂元梓由江青亲自提名,身份特殊。
聂元梓校文革始终效忠和谄媚江青
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既是江青和中央文革下令“敕建”,自然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仅举校文革主持的《新北大》校刊中对江青表示效忠和谄媚的若干言论为例。 1967年7月28日,《新北大》第一版发表《江青同志重要讲话——7月22日凌晨在接见河南代表团会议上》;第二版发表《纪念七二六 永远忠于毛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建立了新北大红色政权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在七二六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给我们指明了文化大革命前进的方向。” 1967年9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江青同志的指示,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死刑,从此,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67年11月29日,《新北大》第二版,《把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纪念江青同志11•28讲话一周年》。 1968年3月27日,《新北大》第二版,以“本刊编辑部”名义提出:《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8年3月27日,《新北大》第三版高唱赞歌:《革命的硬骨头 毛主席的好战友——学习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并提出“新北大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和江青同志心连心”。 1968年5月13日,《新北大》第二版,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别出心裁地提出:《谁反对江青同志,就让他人头落地》。同版,《牛辉林猖狂攻击江青同志必须镇压》。 1968年7月1日,《新北大》第二版,《江青同志赞》,盛赞江青“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旗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毛主席这首震撼山河的千古绝章,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 1968年7月5日,《新北大》出版了堪称歌颂江青专辑的一期,第一版发表独树一帜的社论《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以散文诗的笔调纵情讴歌: “江青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是毛主席最好最好的学生。她光辉的名字永远彪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史册,她英雄的业绩在耸入云天的中国革命丰碑上永远放射着不可磨灭的战斗光芒! “无私才能无畏,大勇来自大忠。从与鲁迅先生一道横扫上海文坛的鬼魅,到陪同毛主席赴重庆,入虎穴,与蒋介石英勇斗争;从批判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到受林彪同志委托把《纪要》写成,三十七年革命史,处处都凝结着江青同志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 “胸中跃红日,笔下起东风。文化革命,江青同志又挥动蘸满革命豪情的彩笔,使古老的京剧舞台换新天,起宏图,红烂漫,尽朝晖!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的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江青——这响亮的名字,永远和青春连系在一起,永远和战斗连系在一起,永远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系在一起,永远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连系在一起!想起您,我们就激情如潮涌;听到您,我们就力量百倍增! “江青——这响亮的名字,使魑魅闻之丧胆,使魍魉见到心惊,让敌人去诅咒,去发抖,去死亡吧!您就像那暴风雨中岿然屹立的劲松,云雨过后,彩练当空,您更加英姿飒爽,您更加青翠峥嵘! “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亿万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我们的最高红司令! “战火纷飞染征程,天塌地陷仍从容。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向您庄严宣誓——我们誓死保卫您,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 同日,《新北大》第一版刊发《向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第二版刊发《红灯颂》、《鲜花和园丁——赞江青同志》、《点点心血 凝成革命花——江青同志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斗争事迹》,还刊发新北大公社“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战斗团”呈献吹捧江青的歌曲《向江青同志学习》;第三版刊发《彭真破坏京剧革命、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第四版刊发《芭蕾舞台上的风雷》:江青同志说“现在西方的芭蕾舞都颓废了,走向没落了。芭蕾舞革命的红旗要由我们来扛了。” 1968年7月26日——校文革离被工宣队夺权的死期已经没多少日子的时候,《新北大》第二版刊发《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当天,校文革召集了全校大会,聂元梓首先发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誓死捍卫您!捍卫您,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保护亿万革命群众!我们要严正警告校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谁胆敢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和他拼到底!我们就叫他人头落地!”同一版面还有《纪念敬爱的江青同志亲临北大两周年》:“每当年青的红色政权遭到逆流冲击,什么王任重、谭震林的颠覆,王关戚的围剿,杨余傅的武装夺权,北大池深中的王八出水,老保翻天,九级风暴十级浪,毛主席、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关怀我们,我们无所畏惧。”第三版刊发《刘邓陶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除了笔者耐着性子摘抄的这些文字以外,《新北大》中的类似言论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江青集团”土崩瓦解,他们和“林彪集团”成为清算“文革”的对象。聂元梓被庭审判处17年徒刑。 2005年,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聂元梓回忆录》,其中148页《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聂元梓一变腔调,装扮自己1966年7月就对江青“产生了怀疑”。聂元梓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对江青是尊重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后来产生了怀疑。这怀疑首先还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人品上的。 为什么会对江青产生怀疑呢?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下旬,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次来北大,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且于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晚上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应该不应该撤离。江青和陈伯达都在辩论会上讲话。陈伯达一口福建方言,他说话人们都听不懂,他请王力给他当翻译,讲了撤工作组的问题,讲了为“六一八事件”翻案的问题。江青也在大会上讲话,她的讲话让我有些反感。 这么严肃的大会,全北大上万人参加,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文化革命运动怎么搞,朝哪里发展,你倒是讲出些水平来啊!没有想到,她在会上婆婆妈妈,讲了很多她的家务事,讲她的儿媳妇张少华(韶华)怎么怎么不好,还讲到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么怎么不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讲这些家庭琐事干什么!我本来对江青的印象就不够好。当年在前方,听说毛主席在延安和一个电影演员结婚,大家心里就嘀嘀咕咕的,党组织专门发了通知,不许议论这件事,这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了。在延安,我又听说江青对警卫员,对照顾她的“小鬼”都那么不好,颐指气使,随意斥责,对她就更没有好感了。在北大听她胡扯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讲,关于运动怎么发展,你也不讲,你到北大是干什么来了?!这样,首先是从情绪上,我对江青就有点看法。
《聂元梓回忆录》中称述自己对于江青的态度,跟1968年7月26日的大会发言,相去何止万里!聂元梓当年的大会发言,大喊“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胆敢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和他拼到底!我们就叫他人头落地!”,白纸黑字、笔酣墨饱,刊印在校刊《新北大》上,2005年海外出版《聂元梓回忆录》的自说自话,掩盖不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依照常识,公众应该采信哪一个? —————————————————————————————————— 【史林一叶】
文革校刊《新北大》起讫
樊能廷
1968年6月14日星期五,北大“新生红色政权”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第四版,刊出署名“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的通栏标题文章,是一篇“口诛笔伐”的檄文(全文见附录)。 这篇“檄文”把笔者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标题之外的正文1653字,数了数,给我扣上的罪名共49款,已然超过年羹尧罪名款数之半(雍正皇帝胤禛杀年羹尧,不嫌费事,罗列了92款罪状): 1)反革命凶杀案的凶手主犯、2)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3)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4)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5)现行反革命分子、6)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7)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8)恶毒之极、9)反动透顶、10)发洩他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的阶级仇恨、11)用下流无耻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2)用极下流的语言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属、13)造成了一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14)反革命气焰嚣张已极、15)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16)无比留恋旧社会、17)对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18)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和学校中的反动落后学生、19)进行投机倒把活动、20)破坏社会主义经济、21)消极怠工、22)勾结投机倒把分子和坏分子、23)发洩对新社会的不满、24)死心塌地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25)死保刘邓司令部、26)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7)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28)歇斯底里、29)保皇丑象、30)恶毒攻击红卫兵运动、31)咒骂红卫兵小将、32)咒骂“军训是培养奴隶主义”、33)疯狂的向工农同学反攻倒算、34)公然为陆平黑帮开脱罪责、35)直接对抗主席教育革命最新指示、36)渴望陆平黑帮卷土重来、37)死心塌地地追随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38)极力制造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舆论、39)妄图毁我长城、40)流氓成性的打人凶手、41)罪恶累累的阶级复仇分子、42)刺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43)反革命阶级本性的大暴露、44)“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45)直接反抗中央、46)反抗中央文革、47)反革命嘴脸、48)反革命分子凶杀犯、49)“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 众所周知的一个汉语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制统治者给“治下、臣下”加罪,无须多言——宋高宗赵构杀岳飞于风波亭,三个字“莫须有”,就足够了。近世杀刘少奇于开封黑牢,则用了“叛徒、内奸、工贼”,六个字。1968年,北大文革中,“老佛爷”要“镇压”樊能廷,居然在校刊《新北大》上用572个字、罗列49款罪名,真够费劲的。 笔者是2014年得到友人传送的一个电子邮件,才得知自己大名早在1968年6月14日载入校刊《新北大》口诛笔伐的檄文。很久以后,想《新北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机会览其全貌才好。 北大校刊,在1953年校刊《北京大学》创刊之前,有《北大周刊》。1953年起叫做《北京大学》,刊头用的是毛泽东专门为北大校徽题写的四个字 ,正是北大西校门蓝底金字匾额上的那个字体。我们上学的时候,人人都有黄铜质的长条形校徽,一年四季别在胸前,直到文革大串联还佩戴着出远门。文革前的北大,学生的校徽白底红字,教工和研究生的校徽红底白字,都是这个字体。校徽“北京大学”这四个字,没有注册商标,可能是涉及“宸翰”的知识产权归属,无法操作。如今在北大“物美”纪念品商店,一枚文革前的铜质长条形校徽,要价60元,似乎有点儿“文物”的意思。想当年我们毕业离校,如果不缴回(入学报到领取的)校徽,需要赔付5毛钱——敢情,校徽不是“发”的,而是“借”的。我们住31斋的井冈山男同学,在1968年3月29日凌晨,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突袭、驱赶,“净身出户”,没有校徽可缴,自不待言。 1949年12月12日,经北大校委会主席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同意,校委会秘书汪子嵩给毛泽东起草信件,请文书刘椿年楷书誊清后,送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处。信中邀请毛主席在北大51周年校庆纪念日(12月17日,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个校庆)之际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制作新校徽之用。信中附寄了一张纸,纸上有文书刘椿年画的一个长11厘米、宽3.1厘米的长方形框,框下标注“北京大学”四个字,供毛主席写校名时作尺寸参考。195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秘书室将毛主席为北大校徽的题字放在一信封内送给北大,附言:“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收查。”毛泽东的题字原件现存于北大档案馆。 以此题字为刊头的校刊《北京大学》,创刊于1953年10月1日,半月刊,繁体字、竖排,没有发刊词,单个版面尺寸376mm×262mm,应该算作八开,属于小报。第一期第一版,有马寅初校长《庆祝国庆,为完成新学年的各项工作计划而努力》。1966年6月2日,校刊《北京大学》出版至第531期,通栏标题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被张承先工作组决定停刊。 文革校刊《新北大》创刊之前,有临时刊物《北大新校刊》,总共出了两期。《北大新校刊•临时第二号》出版于1966年8月15日。 毛泽东应承为校刊题名,历数当年全国五六百所高校,仅见1966年8月17日,为北京大学题写刊名“新北大”三个字。1966年8月22日,套红印刷的校刊《新北大》创刊号正式出版,版面开本和校刊《北京大学》一样。刊头用的是毛泽东题写的“新北大”三个字。 《新北大》是校文革的机关报,校文革是陆平校党委垮台到革委会成立之间的政权机构,《新北大》被现在(北大官方)认可为正儿八经的“校刊”。 在北大,无论档案馆或者图书馆,把十年文革期间的档案材料、书刊资料都冰封冻结,唯独《新北大》还在图书馆419室开架阅读,可谓“天网恢恢、百密一疏”。 文革校刊《新北大》总共二百期,都干了些什么?笔者简括,一“捧”,二“斗”。 “捧”必捧到天上,捧得无比肉麻——聂元梓的5•25大字报,每个月做一次寿,屡有“周月纪念”!1966年10月29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发扬“五•二五”革命精神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我校集会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月》,报道称:“五•二五”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作者之一宋一秀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讲了话。(笔者注:国之兴也,视民如伤。作为长校之人,当务保护师生,做到蔡元培先生的十分之一也好。聂元梓缺乏“民本”基本理念,只顾自我拔高。) 1966年11月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我校与外地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月》,第三版刊登《聂元梓同志在纪念“六•一”五周月大会上的讲话 建议将“六•一”这个光辉的日子定为我校校庆纪念日》。 校刊《新北大》对于江青,用尽美好赞词,捧到“誓死”——当然,实际上,到“四人帮”被抓的时候,信誓旦旦叫喊“誓死”的人,没有一个真的为了江青去慷慨捐躯。多年后,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改口声称自己一直是反江青的!(笔者注:时移世易,苍狗白云,多么虚伪!多么讽刺!“红太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聂元梓也这样。) “斗”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派性斗争,四面出击、大张挞伐。“斗”,肯定是斗别人,不是斗自己,“斗”则必欲置人于死地,及至荼毒生灵、动辄暴力杀人,笔者试述如下。
攻击老一辈革命家、党政军领导人
校刊《新北大》大量刊登“揭发”、“批判”党、政、军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文章,被它单列点名的(按照姓名的汉语拼音顺序)有:邓拓、邓小平、冯基平、傅崇碧、贺龙、胡乔木、黄新廷、李井泉、李雪峰、廖汉生、廖沫沙、刘仁、刘少奇、陆定一、罗瑞卿、吕正操、彭德怀、彭真、齐燕铭、荣高棠、谭震林、陶铸、万里、王恩茂、王任重、吴晗、习仲勋、徐向前、杨成武、杨述、赵凡、周荣鑫、周扬、朱德……其中不少人被《新北大》点名的时间,都抢在其他林林总总文革小报的前面。 最早被校刊《新北大》点名的是李雪峰。1966年10月29日第三版刊登《李雪峰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笔者注:同日,校文革召开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5日第三版刊登《李雪峰是镇压北大“六•一八”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11月21日第三版刊登《李雪峰六月三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一株大毒草》;第四版刊登《李雪峰的“六•二三”讲话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 1966年11月8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早在1956年,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大反所谓个人崇拜。”“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上,曾对当时的文化革命作了这样的描绘: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兵,只演打战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彭真只是一帅,帅上还有一帅,就是彭真后台之一邓小平。”(笔者注:聂孙此举又抢先一步,洋洋得意,自诩此大字报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大尽人皆知。) 《新北大》11月5日为第20期,11月21日为第21期,其间断档15天。究竟是因为主编杨克明和几位编辑,被孙蓬一携红卫兵二十多人到哲学楼《新北大》编辑部当面斥责、夺权,然后换将为刘国政、陈影为主编,还是因为11月12日发生“砸校刊”事件,致使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刊登在校刊上? 1966年11月12日下午,二十多个“衔恨”的“北京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编辑部“砸校刊”,把印出的当期纸本《新北大》,避开纸上印着的毛主席像,全部用剪刀剪碎、损毁,然后贴了一些“革命标语”——据说没有发生人身冲突,也没有破坏、拿走财物。如果该期《新北大》刊载了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无意之中帮助聂元梓、孙蓬一等人销毁了大量物证。 1967年1月10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揭穿刘少奇的一段黑话》。 1967年1月20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聂元梓署名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万岁》;刊登《打倒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家贺龙》。(笔者注:这就是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自我标榜的“一贯拥军”!) 聂元梓署名文章点了邓小平、彭真、李井泉、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等人的名。(笔者注:1967年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陶铸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1967年1月16日,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对聂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1月17日,聂元梓根据江、陈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等任夺权指挥部指挥。1月18日,聂元梓召开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聂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人委各部进行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连夜出动大批人到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夺权。其中去高教部夺权的人员进行了“四抄”:抄了一些处以上干部的家;抄了各办公室;抄了“黑材料”;抄回了十个部门的大印。伸手校外夺权,手伸得很长。) 1967年1月20日第四版,《新北大》刊登《看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 1967年1月23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笔者注:2月3日,聂元梓接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决定“中国作协造反团”和“新北大”联合组织批判班子,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从而批判朱德委员长。现在还有为聂孙一派辩护的人说,1966年11、12月,他们就看出北大有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自吹“一直抵制和反对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且慢!这个时期正是聂孙-校文革头脑膨胀、利令智昏,发力“把朱德揪出来”的时候。难道这不算“极左”、不算“无政府主义思潮”?不管今天怎样把“聂元梓反极左”的论调高唱入云,举世闻名的北大文革期间,集“极左”之大成、集“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大成,就是聂孙。聂孙-校文革是北大最大的“极左”,是北大最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1967年1月2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陶铸跳出来以后》和《打倒头号保皇派》。(笔者注:同日,《新北大》刊出“红旗兵团”文章说:“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这就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奉行的“反聂即反动”逻辑之滥觞。) 1967年2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王任重破坏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勾当》。 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陶铸跳出来以后》和《打倒头号保皇派(续完)》、《科技界斗争彭真》。 1967年2月10日《新北大》第一至第四版刊登《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少奇——调查报告之一》。 1967年2月1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刘少奇漫画集——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1967年2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造反团”、“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联合编写的《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加印50万份向全国散发。(笔者注: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此举,骇人听闻,不愧为“尖兵”中的“尖兵”,极左派中的超级极左派。) 1967年2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关于第二批材料的按语》;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刘少奇反革命嘴脸的一次大暴露》。 1967年2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刘少奇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新北大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愤怒声讨刘、邓滔天罪行》;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把邓小平从黑窝里挖出来示众》。 1967年3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 1967年3月7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铲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株大毒草》、《一本反对毛主席的黑书》、《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标本》。 1967年3月1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揭开铁杆保皇派的画皮——陶铸丑事几则》、《一本反对毛主席的黑书》、《宣扬资产阶级人身观的标本》。 1967年3月1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续)》、《陶铸“七•一”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 1967年3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新北大公社声明003号——把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臭》、《谭震林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笔者注:近年有“拥聂”者称,聂元梓当年是反对“反二月逆流”的、是反对“打倒谭震林”的。那么,这些直指谭震林的文章竟作何解?不止于此,下文还有聂元梓-校文革攻击、打倒谭震林的大块文章甚至“套曲”可资研判。) 1967年3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1967年3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续)》、《痛击谭震林在农科院的反攻倒算》。 1967年3月2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续完)》。 1967年3月25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打倒谭震林》(笔者注:“拥聂”者怎么解说“新北大是反对‘打倒谭震林’的”?);第五版至第六版刊登《揭穿资本家代理人刘少奇的反动面目》;第七版至第八版刊登《刘少奇、邓小平是周扬文艺黑帮的后台老板》。 1967年4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总攻击的进军号》、《红代会新北大公社举行万人集会 愤怒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热烈欢呼戚本禹同志发表重要文章》;第二版刊登《彻底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三版刊登《刘少奇的狼子野心》、《刘少奇镇压革命群众的“理论”》;第四版刊登《控诉刘少奇委曲求全论对我的毒害》。 1967年4月4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月 向刘邓发起总攻 掀起斗批新高潮 聂元梓、蒯大富、李敦白等同志在万人大会上发言》、聂元梓文章《大批、大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4月8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铲除修正主义总根子刘少奇》;第四版至第五版刊登《〈论修养〉是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第五版刊登《揭露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第六版刊登《从大右派章乃器的“心得”看〈论修养〉的反动本质》;第七版至第八版刊登《刘少奇和冯定——“名师”与“高徒”》;第八版刊登《一仆二主——从冯友兰看刘少奇》。 1967年4月11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斗臭王光美 打倒刘少奇》、《进一步动员起来,批倒批臭黑〈修养〉》;第二版至第三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4月18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修养〉是反革命复辟的黑纲领》;第三版刊登《同仇敌忾,打倒刘邓陶;满腔怒火,斗争王光英》;第五版刊登《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六版至第八版刊登《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 1967年4月22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愤怒控诉彭真黑帮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滔天罪行》;第四版刊登《彭真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录》。 1967年4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摧毁旧市委,斗倒刘少奇》、《彻底砸烂旧市委》;第二版刊登《控诉彭真黑帮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行》;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修养〉是大叛徒刘少奇的自白书》;第五版刊登《彻底批判黑〈修养〉宣扬的叛徒哲学》;第六版至第八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5月2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刘少奇全民文艺论必须彻底批判》;第四版刊登《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文艺思想若干例》。 1967年5月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打倒刘少奇的叛徒哲学》;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是最大的卖国主义者》。 1967年5月9日《新北大》第五版至第七版刊登《评〈修养〉的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第八版刊登《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把反共老手大叛徒潘梓年揪出来示众》。 1967年5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再揭潘梓年的反革命嘴脸》。 1967年5月19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反革命两面派的自白——批判彭真六四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刘少奇文艺黑话套曲》。 1967年5月20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把反共老手翦伯赞斗倒斗臭》、《向翦伯赞、潘梓年之流猛烈开火》;第二版刊登《打倒武训的吹鼓手潘梓年》、《潘梓年为什么吹捧武训?》;第三版刊登《潘梓年与翦伯赞》、《潘梓年反动立场的又一次大暴露》、《潘梓年的哈巴狗哲学》、《看,潘梓年是如何吹捧武训的!》;第四版刊登《反共老手翦伯赞是刘少奇叛徒哲学的辩护士》。 1967年6月10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不夜城〉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艺术标本》;第四版刊登《彭真反革命集团同刘、邓的黑关系》。 1967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燎原〉是刘少奇篡党篡政野心的大暴露》;第四版刊登《彭真反革命集团同刘、邓的黑关系(续)》。 1967年6月17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周扬是庇护反共老手朱光潜的大黑伞》;第四版刊登《彭真反革命集团同刘、邓的黑关系(续完)》、《〈四郎探母〉与刘少奇叛徒集团》。 1967年6月2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铁证》;第四版刊登《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 1967年6月2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续)》。 1967年7月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不许刘少奇的黑手篡改我党光荣历史——批判胡乔木的大毒草〈三十年〉》。 1967年7月5日第三版刊登《打倒陆阎王(陆定一)》;第四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续完)》。 1967年7月7日第四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续)》。 1967年7月12日第四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待续)》。 1967年7月16日第二版刊登《评刘贼假认罪》、《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第三版刊登《痛打落水狗刘少奇》;同一版面《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第四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未完待续)》。 1967年7月19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彭真——地主资本家的帮凶》、《戳穿彭真“水晶石、玻璃板”反动口号的实质》、《老反革命刘少奇套上新绞索》;第四版刊登《刘邓对冯定的假批判、真包庇》、《打倒吴传启,打倒潘梓年》。 1967年7月21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打倒刘少奇,打倒陈再道》。 1967年7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打倒陈再道,解放大武汉》;第二版刊登《打倒刘少奇》;第三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续完)》;第四版刊登《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1967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社论《彻底砸烂彭真》;第二版刊登《打断彭贼的脊骨》;第三版刊登《看落水狗彭真的垂死挣扎》;第四版刊登《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未完待续)》。 1967年7月27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彻底粉碎刘邓黑司令部的一个反革命复辟大阴谋》;第三版刊登《刘邓黑司令部包庇〈刘志丹〉反党案件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第四版刊登《声讨反党小说〈刘志丹〉篡改历史,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第五版刊登《〈刘志丹〉是为反党罪魁高岗翻案的大毒草》;第六版刊登《从反党小说〈刘志丹〉看大阴谋家习仲勋的狼子野心》;第七版至第八版刊登《反党小说〈刘志丹〉是为形形色色牛鬼蛇神树碑立传的代表作》。 1967年7月2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1967年8月2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5•16通知前半年间彭真反革命集团在幕后干了些什么》;第二版刊登《彭真丑史》、《彭真又放毒箭》;第三版刊登《刘少奇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刘少奇与奈温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 1967年8月5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把刘少奇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臭》、《彭真丑史(续)》;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彻底批判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谬论》;第四版刊登《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罪行》。 1967年8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打倒老牌反革命彭德怀》;第三版刊登《彭真丑史(未完待续)》;第四版刊登《徐向前——张国焘的干将》、《刘少奇吹捧奈温反动政府的谬论》、《刘贼的黑手遮不住金色太阳》。 1967年8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我的残酷迫害》;第三版刊登《打倒老牌反革命彭德怀》;第四版刊登《彭贼复辟旧法罪该万死》、《“红色买办”和咖啡馆的座上宾——邓小平》。 1967年8月19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刘少奇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最大叛徒》。 1967年8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人的阶级性〉和黑〈修养〉是一路货色》;第二版刊登《把肖华的反革命嘴脸拿出来示众》(三版续完)、《刘贼为赫秃三呼万岁》;第三版刊登《看陶铸的狼子野心》、《陶铸的假共产主义和田汉的“十三陵畅想曲”》。 1967年8月26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彭德怀的海瑞精神是什么货色》;第二版刊登《彻底砸烂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第三版刊登《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彭罗在国防科研上的卖国投降路线》、《罗贼的“十无”黑货》、《罗瑞卿吹捧谁?》。 1967年8月31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三版刊登《刘少奇“全民国家论”的破产》。 1967年9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论党〉是刘少奇叛党纲领》;第三版刊登《质问刘贼到底剥削有什么功?》。 1967年9月10日《新北大》第二版至第三版刊登《打倒老反革命大叛徒大保皇派陶铸》;第四版刊登《陶铸和南三家村黑店》;第五版刊登《陶氏〈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刘记黑〈修养〉》、《陶铸对抗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罪该万死》;第六版刊登《陶铸的黑爪牙穆欣、吴传启往哪儿逃?》。 1967年9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刘少奇取消党内斗争就是为了篡党》;第三版刊登《砸烂陶铸的功德碑》。 1967年10月7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奈温的社会主义》;第四版刊登《大叛徒陶铸的自我写照》。 1967年10月1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阶级投降的黑纲领——批判刘少奇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第四版刊登《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落网记》。 1967年10月19日《新北大》第二版至第三版刊登《评王任重的〈读书笔记〉》。 1967年12月2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彻底揭露刘邓出卖党在文教科技界领导权的罪行》。 1967年12月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揭开迷雾万千重,还我历史真面目——从“一二•九”运动看刘少奇的老反革命嘴脸》。 1967年12月9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批臭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党内和平论”是刘少奇篡党的烟幕弹》。 1967年12月20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刘少奇的好人党就是资产阶级党》。 1968年1月27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从冯至入党看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全民党”》。 1968年2月12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三版刊登《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1968年3月19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中央首长康生同志、江青同志谈当前形势》、《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谭震林,彻底粉碎反革命右倾翻案风》;第二版刊登《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向右倾翻案风进攻!进攻!》;第三版刊登《打倒谭震林,谁为二月逆流翻案就打倒谁!》。 1968年4月8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我校召开声讨刘邓陶死党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大会》;第二版刊登《戳穿方面两面派杨成武的画皮》;第三版刊登《反革命小爬虫傅崇碧是怎样把黑手伸进新北大的》。 1968年5月15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砸烂彭记国民党黑窝》,点了彭真、刘仁、邓拓、赵凡、冯基平、杨述、廖沫沙等人的名。(笔者注:同在第四版刊登一展“才华”的《为谭老板画像(套曲)》,分为:《开篇》、《感皇恩》、《哭岳翁》、《吹赫秃》、《悲自己》、《叹自己》、《煞尾》。终结语:任谭贼耍尽花招,费尽心机,施尽诡计;也无非螳臂挡车,苍蝇碰壁。到头来,变成一堆臭狗屎,啵罗嘧!) 1968年6月1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笔者注:历史无情——文化大革命可悲地失败,遗臭史册。)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社论《誓将“三反一粉碎”斗争进行到底》。(笔者注:社论说“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把陆平、戈华之流揭深批透、斗倒斗臭;把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彻底摧垮、彻底砸烂。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这就是我们学习门合同志,‘一切紧跟毛主席’的实际行动。”) 1968年7月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第二版刊登《举红灯,颂江青》、《鲜花和园丁——赞江青同志》、《点点心血,凝成革命花——江青同志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斗争事迹》;第三版刊登《彭真破坏京剧革命,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刘邓陶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1968年8月3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砸烂贺龙反党篡军集团》、《罗瑞卿“军事即政治论”的反革命实质》。 1968年8月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就是五次叛变的大叛徒》。 从以上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新北大》在文革的1966~1968两年中,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部门负责人的攻击是十分全面的。这类文章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影响之广,在文革报刊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它不仅对当时已经被公开点名的领导人连篇累牍地大肆攻击,而且《新北大》对还未被公开点名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朱德、徐向前、习仲勋等人和革命烈士刘志丹,一一点名攻击,这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中是十分罕见的。 从《新北大》刊登的以上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聂元梓-校文革之极左,也为研究北大文革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聂元梓-校文革打击迫害广大干部与教师
北大校文革成立以后,轻视民意、加强专制,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和教师,设立了劳改队、劳改大院(俗称“牛棚”),关押数百名干部、教师,在《新北大》上不停地点名批判。据不完全统计,被《新北大》先后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按照姓名的汉语拼音顺序)有:陈守一、陈仲夫、程庆民、程贤策、董少青、冯定、冯友兰、冯至、傅鹰、甘雨沛、高望之、高秀芳、戈华、管玉珊、郝斌、侯仁之、黄一然、季羡林、翦伯赞、金志广、孔繁、蓝芸夫、李同孚、李同一、李宪之、李原、陆平、罗荣渠、吕遵谔、倪孟雄、彭珮云、荣天琳、史梦兰、苏士文、王力、王晓秋、王学珍、魏建功、武兆令、谢道渊、谢义炳、宿白、杨克明、杨勋、伊敏、阴法鲁、游国恩、张群玉、张侠、张学书、张仲纯、周培源、周一良、朱光潜等,其中有北大校党委和校级领导人,各部门和系级负责人,也有著名学者和教授,还有一些普通教师。 1966年8月26日,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英语系二级教授俞大絪,女,在6•18燕园乱斗事件中,被揪到“斗鬼台”,强令跪下批斗,俞不堪凌辱。8月24日被中学“老红卫兵”抄家打斗,25日在燕东园家中服毒去世,时年61岁。(笔者注: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先生次年也在武汉大学受迫害亡故。曾昭抡是曾国潢的曾孙,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嫡亲幼弟。曾昭抡解放后任北大化学系教授、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降级降薪”,调到武汉大学。《民盟历史文献•传记丛书》有戴美政著《曾昭抡》。) 1966年9月5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校文革筹委会发布的《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专题斗与系统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相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相结合等。 1966年9月17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本刊讯《我校革命师生员工向陆平黑帮猛烈开火》。 1966年9月22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愤怒声讨陆平黑帮的滔天罪行》;第二版,《陆平黑帮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第五版,《控诉陆平黑帮对我们工农同学的政治迫害》;第六版,《陆平黑帮和修正主义前市委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梁的滔天罪行》。 1966年9月27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陆平黑帮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第二版,《控诉陆平、石幼珊反革命黑帮集团对我的迫害》;第三版,《控诉陆平用放射性物质残害工人的血腥罪行》、《控诉陆平包庇孙宗鲁残害群众的滔天罪行》。 1966年10月8日《新北大》第一版,刊发《欢呼这场大辩论》的社论,提出就校文革执行了什么样的路线“是非”开展路线大辩论。同期发表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种是肯定校文革的,一种则认为“校文革压制群众,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新北大》刊登杨勋的文章《新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处于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8月5日的广播讲话》。 1966年10月13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校文革常委廖淑明、杨学祺12日贴出的《整常委的风》的大字报。(笔者注:1966年10月16日晚间,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口号,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1966年10月底,聂孙决定历史系62级学生刘国政取代教师杨克明为主编,校刊《新北大》对于聂元梓的异见日渐减少,很快就完全消失。廖淑明、杨学祺这两位校文革常委被清除。在北大这个“局域”,聂孙个人崇拜、专制上升,“阶级斗争”范围日益扩大。) 1966年12月24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校文革常委会的号召书,《号召全体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号召书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同一版面刊登《斗争反革命分子杨炳章、乔兼武,批判“虎山行”的反革命言论》。(笔者注:这就是拥聂派曾经引为功勋的“反击十二月黑风”。) 1967年1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说要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反动逆流”,号召“立即行动”,从对立组织中抓“反革命分子”,揪“反革命的幕后指挥”,说“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校文革抓捕了杨炳章、乔兼武和经济系教师、校文革委员杨勋等人,押送公安部。 1967年1月10日,《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等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笔者注:“井、红”组织被摧垮,被批斗的师生竟至200人之多。) 1967年1月31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孔繁是人还是鬼》、《打掉“温”字,斗倒孔繁、杨克明》、《控诉孔繁杨克明在物理系的滔天罪行》。(笔者注:从5•25“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才8个月,聂元梓的“社教战友”孔繁、杨克明此时成为“敌人”,从人变成鬼。) 1967年2月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孔、杨有罪,罪该万死》、《揭穿孔繁的狼子野心》。(笔者注:孔、杨是聂元梓校文革的成员,有意见分歧,居然沦为“罪该万死”的“敌人”。) 1967年2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校文革2月10日《重要通告》,宣布2月7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把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笔者注:从此,校文革一步步走上聂孙-新北大公社“派文革”的道路,成为聂孙专制统治和派斗工具。)同一版面,刊登《热烈欢呼校文革胜利改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凯歌——评孔繁、杨克明下台》。 1967年2月18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把反革命分子杨勋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笔者注:杨勋与聂元梓同为北大“社教”反陆平的“战友”,此时沦为“敌人”。) 1967年3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从路远周闯大字报的出笼看杨克明的野心》、《资产阶级两面派杨克明罪责难逃》、《杨克明和反革命分子杨勋一鼻孔出气》。(笔者注:聂元梓气量狭窄,认定自己的“社教左派战友”杨勋、杨克明“站队站错了”、“反对自己”,是“敌人”。) 1967年4月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翦伯赞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1967年5月20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把反革命老手翦伯赞批倒批臭》;第四版刊登《反共老手翦伯赞是刘少奇叛徒哲学的辩护士》。(笔者注:翦伯赞可是个著名的“马列主义史学家”、毛泽东点名保护的对象。) 1967年6月17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周扬是反共老手朱光潜的大黑伞》。 1967年6月2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把大叛徒黄一然批倒批臭》。 1967年7月19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邓对冯定的假批判真包庇》。 1967年8月15日,聂元梓校文革筹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负责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人一律挂黑牌。(笔者注:聂元梓动不动就召开十万人大会,好大气势。) 1967年9月30日《新北大》第七版刊登《决不许右派翻天,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开大会斗争陆平黑帮》。 1967年10月7日《新北大》第五版至第八版刊登社论《打倒戈华》、《揪斗戈华好得很》、《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笔者注:戈华发表批评聂元梓的言论,参加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7年10月15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罪恶事实之二)》。 1967年10月29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把反共老手侯仁之揪出来示众》。(笔者注:侯仁之参加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7年11月2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撕破反共老手周一良的画皮》。(笔者注:周一良参加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同一版面,刊登《把反共老手侯仁之揪出来示众(续完)》。 1967年11月25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斗争叛徒张仲纯(中文系副主任)》、《牛辉林之流的大方向就是错了》。(笔者注:张仲纯参加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7年12月14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粉碎孔杨牛侯挑动武斗的阴谋》;第三版刊登《活捉戈华,气死牛辉林们》;第四版刊登《戳穿北大井冈山黑高参戈华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1967年12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斗臭戈华》。 1967年12月20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北大井冈山是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混合物》。 1967年12月31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砸烂陆平黑帮推行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1968年1月7日第四版刊登《揭开反共老手季羡林的罪恶历史》。(笔者注:季羡林参加反聂派“井冈山”,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8年1月11日第四版刊登《十七年黑线卫道士“孔杨牛侯”的新伎俩》。 1968年1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陆平黑帮怎样把大小王八拉入党内的》,点了陆平、张学书、史梦兰、谢道渊、张群玉、王学珍、伊敏、季羡林、冯至、周培源、侯仁之、周一良等人的名。(笔者注:周培源参加“反聂”的井冈山兵团,当然是“敌人”。)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再揭反革命两面派季羡林的三反罪行》;第四版刊登《坚决把红旗飘里的坏人统统揪出来》。 1968年2月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从陆平傅鹰狼狈为奸看旧北大资产阶级党阀学阀联合专政》。(笔者注:傅鹰声援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8年2月29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陆平黑帮反对毛主席罪恶滔天》。 1968年4月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设在北大的桥头堡,坚决揪出井冈山兵团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笔者注:“反对中央文革”,这顶“桂冠”这么早就给井冈山戴上了,井冈山从来没有用这顶“桂冠”回敬。可今天聂元梓却在写回忆录时把这顶帽子抢来给自己戴上。) 1968年4月15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刘少奇铁案翻不了,井冈山兵团休想反夺权》、《陆平黑帮想翻天,我们坚决不答应》。 1968年4月18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文革”就是好》。(笔者注:该文称井冈山兵团为“北大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代表、陆平保皇党以及北大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形左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总代表——北大老保井冈山。”) 1968年4月29日《新北大》第八版刊登《假党员陆平现原形》。 1968年5月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请看井冈山六纵教工支队的国民党杂牌军》,点了历史系教师周一良、荣天琳、宿白、罗荣渠、李原、高望之、吕遵谔、陈仲夫、郝斌的名。(笔者注:在历史系,凡是不立场鲜明地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人,不管是否组织上参加了井冈山,都划入“井冈山六纵教工支队”,当作“敌人”斗争。) 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井冈山反动小集团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罪行》;第三版刊登《北大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的黑高参、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的罪行》;第四版刊登《打倒井冈山兵团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现行反革命分子樊立勤》、《粉碎孔杨牛侯的谣言战术》。 1968年5月21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陈守一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守一休想翻案》、《从一首黑诗看陈守一的翻案阴谋》;第二版刊登《让冯友兰的复辟美梦见鬼去吧!》。(笔者注:在聂元梓5•25大字报之前,康生妻子曹轶欧找陈守一,动员他写陆平的大字报,被陈守一峻拒。) 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打倒假共产党员、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北大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的黑高参张侠》、《打倒井冈山兵团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反革命分子张景元》;第三版刊登《打倒井冈山兵团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反革命分子俞启义》。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毒蛇并没有冻僵》,点了李同一、董少青、甘雨沛、李同孚、程庆民、高秀芳、管玉珊、蓝芸夫、金志广、谢义炳、李宪之等教师的名。(笔者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大群教师成为“毒蛇”。)第四版刊登《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操纵井冈山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抗中央文革必须坚决镇压》;第四版刊登《反革命小丑郝斌休想翻天》。(笔者注:郝斌两年前,1966年7月26日在东操场大会被江青点名——“迫害李讷”,立马成为“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劳改三年,怎么“翻天”啦?) 1968年8月8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自掘坟墓的井冈山牛侯之流》。 1968年8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砸烂古典文献专业这口活棺材》,点名批判“反动文人”魏建功、阴法鲁和程贤策、王力、游国恩等教授。 (笔者注:上述被《新北大》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中,戈华是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在社教运动和张承先工作组时期都是依靠对象,他不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就被校文革打成“三反分子”,派人到南口“避难居所”抓捕,进行残酷斗争,打断肋骨。孔繁、杨克明都是聂元梓的“社教战友”,杨克明还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执笔起草者,孔杨分任校文革副主任和委员。他们与聂元梓有不同意见,就被打成“资产阶级两面派”,被清除出校文革,并且遭到无情打击和斗争。著名学者、教授周培源、季羡林、侯仁之、周一良等人和一些普通教师,因为对聂元梓的极左行为和恶劣的个人品质表示不满,都被翻腾历史老账,强加罪名,受到残酷打击迫害。)
聂元梓-校文革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学生
在文革中,北大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潮、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和镇压群众、专制独裁的黑暗势力,另一种是广大师生中存在的怀疑、抵制文革极左思潮、抵制个人崇拜,抵抗压迫、追求科学民主进步的正义力量。聂元梓和校文革,对于抵制他们倒行逆施的孱弱群众组织和干部、教师、学生,疯狂镇压,凶狠打击,毫不迟疑地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有些还被抓进监狱。 1966年11月起,在北大出现了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的怀疑中央文革、反对聂元梓的小组织,很快就遭到聂元梓-校文革的残酷镇压,陷入灭顶之灾。 1967年1月23日《新北大》第三版,刊出陈伯达《调查康生同志联络委员会的活动是反动的》讲话,生物系63级学生樊立勤立即被“紧跟中央文革”的聂元梓-校文革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头目”。 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 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三版刊登《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教师杨勋和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第四版刊登快讯《我校斗争“虎山行”》。 1967年2月17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聂元梓《祝新北大公社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笔者注:巨大的反讽——正好半年后,拥聂的新北大公社中杀出了3000人的反聂“新北大公社造反总部”和3000人的“北京公社”抵抗力量。) 1967年8月17日,北大校内反对聂元梓的五个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并被接受为“首都红代会”成员。参加“井冈山兵团”的有干部、教师、职工、学生7000余人,从此,北大出现跟聂元梓-校文革相持的强大反对派。聂元梓-校文革十分惶惶不安,依仗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新北大公社的拥戴和江青、中央文革的支持,使用一切手段,竭力搞垮“井冈山兵团”。 1967年9月10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牛辉林的诡计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1967年9月2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杨绍明之流老实点!》。 1968年3月30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 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把学生牛辉林打成“反动小集团坏头头”、把学生樊立勤打成“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把老干部戈华打成“反动小集团黑高参”。(笔者注:“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不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井冈山兵团”多承抬举,愧不敢当。) 1968年5月13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牛辉林猖狂攻击江青同志 必须坚决镇压》、《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叫他人头落地》。同期第三版刊登《北大老保〈井冈山〉的十黑》。(笔者注:聂元梓-校文革把井冈山的“黑纲领”精炼为“为刘邓翻案,为陆平黑帮翻案……”。井冈山的“黑报纸”则是,“在反动小集团的操纵下,井冈山的“1•15”反动小报明目张胆的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国内外阶级敌人提供了攻击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炮弹。对此,江青同志下令:‘认真追查,严肃处理’。井冈山兵团在傅崇碧的包庇、纵容下,公开对抗江青同志指示,进行反攻倒算……”。) 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第二号公告》,把老干部张侠、学生张景元、俞启义打成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第四版刊登《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点了学生谢世扬、胡伯安、胡振礽、王海、王培英、何维凌、胡定国、余水荣、臧希文、杨作森、乔兼武、魏秀芬、赵长占、刘立炎、范永奇和教师苏士文、杨勋以及杨勋弟弟杨炳章的名。同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反动的流派 反动的理论——评北大井冈山兵团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同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的大本营》,批判笔者所在“井冈山慨而慷战斗队”提出的“要周培源”口号,胡说“周培源是一个喝美国牛奶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竟被他们吹捧为‘革命老前辈’,当上了井冈山兵团第一任寨主。‘要周培源’,就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我们的学校”。(笔者注:1924年秋,周培源先生22岁,从清华学堂高等科毕业,考取“庚款”赴美留学,何曾“喝美国牛奶长大”?“要周培源,不要聂元梓”的口号,好像有点儿用“大菩萨”抗衡“老佛爷”的意思,不算高标,也算不得大不韪。)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把化学系1963级学生樊能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8年7月5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批斗井冈山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 1968年7月17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言人关于老保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 1968年7月23日《新北大》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我校首次公审操纵北大井冈山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徐运朴》,把学生牛辉林、王忠林、牛泰升、李怀进、王明德、屈长江、徐运朴、何本芳、唐竞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笔者注:暴力批斗、严刑拷打、致人死亡,都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常伎,他们黑暗统治时期,残害了多少无辜生命!) 1968年7月2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从高校学习班看傅崇碧与井冈山兵团的黑关系》、《北大井冈山保谢(指谢富治)是假,反谢是真》。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操纵井冈山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抗中央文革,必须坚决镇压》。(笔者注:呵呵,抽丝剥笋,探究到井冈山“反抗中央文革”,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贯紧跟中央文革”,怎能不视井冈山为敌?总之,聂孙校文革越是“斗”,“敌人”越是多,越是“镇压”,中央文革越是被“反抗”。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历史的嘲弄。)
派校刊、极左校刊《新北大》的停刊
办刊初期,《新北大》由杨克明负责。这时,《新北大》还有少许述及国计民生的内容。1966年10月5日,《新北大》第三版社论《秋收去》,说:“我校广大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为了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组织的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的号召,正在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敢打敢闯的革命精神和毛主席在国庆节给予的无限鼓舞和关怀,已经或即将登程去农村了。”这和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84页的叙述,时间、地点、内容能够互相印证起来。郝斌说:“1966年国庆日,又有二十多位历史系教师来到太平庄。秋季将过,地里有一些该收获的东西,如蓖麻之类的小作物。活儿不重,耽误不得季节;耽误几天,成熟的果实散落在地里,等人再到草丛里去寻捡,那就费工费力了。这个活计有个名称,叫‘小秋收’。新到太平庄的人,就是来参加‘小秋收’的。” 1966年10月31日,校文革改组以杨克明为主编的《新北大》编辑部,改由刘国政、陈影负责。(笔者注:实际是趁杨克明本人不在,夺办公室、夺位。)历史系62级学生刘国政这个人极左,受聂孙的重用,后来又主管全校的“牛棚”事务、主管“监管人员”。他“能文能武”,校刊急速“左”转,“牛棚”里的“黑帮”、“牛鬼蛇神”从十八层地狱,落入了十九层。“黑帮”、“牛鬼蛇神”在刘国政主掌下的“监改”,季羡林《牛棚杂忆》、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郑培蒂《云卷云舒》、周一良《毕竟是书生》,都有记述。校文革把学校一百三十余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劳改大队也是这个刘国政总负责。除了“新北大公社炮兵营”高海林之外,历史系62级还出了个著名的摧残“专政对象”为乐趣的恶人聂玉海。 1968年3月29日凌晨1时,临湖轩晚间会议上聂元梓拍板,校文革属下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有组织、有预谋地突袭31斋学生宿舍,把赤手空拳的“井冈山兵团”学生驱赶出去,引发了北大的大规模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新北大公社紧紧围困着反抗他们的“井冈山兵团”学生据守的6座学生宿舍楼,长达4个月,企图把“井冈山兵团”彻底打垮、剿灭。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指派8341部队和3万多名工人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京各高校。 北大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于1968年8月19日正式进驻。新北大公社总部抓紧使用校刊《新北大》这个舆论工具,对“井冈山兵团”进行攻讦。新北大公社总部在7月30日《新北大》第二版的声明中,狂妄地“再次命令井冈山兵团总部侯汉清等人,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以立功自赎,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必将从严处理。”(笔者注:“新北大公社总部”不过是聂孙校文革的鹰犬走卒,颇不自知!) 比较而言,创刊和停刊都在文革极左时期,坚持出了二百期——在彩云易散的文革小报中,校刊《新北大》算是“长寿”的。 工宣队正式进校前,8月17日,《新北大》第200期,也是最后一期,第四版为“伟人挥翰图”和《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文章。从此,《新北大》再也不能“桀犬恣雌黄”(笔者注:此为陈寅恪语)。聂孙惯于“紧跟”毛泽东、江青,惯于“紧跟”中央文革,此时,“纵有无比深厚阶级感情,更与何人说”?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四版,“口诛笔伐”笔者的檄文《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和《井冈山为什么要死保樊能廷》,用陈寅恪先生所言“桀犬恣雌黄”五个字尽可评说尽,笔者就不着一语辩了。可怜的署名者“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五十年后,集体失忆,矢口赖账。现在说这篇“檄文”不是他们写的——算是“知耻近乎勇”乎?
附录
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
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冲破了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及其黑后台所设置的重重阻力,把三•二九刺杀聂元梓同志打伤李钟奇同志的反革命凶杀案的凶手主犯樊能廷揪出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凶杀犯樊能廷是一个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却恶毒地说:“谁掌权,谁就是真理。”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我们学习林副统帅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光辉著作时,他竟然狗胆包天的叫嚣:“什么人民战争,反正老百姓倒霉,当官的都不往前!”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真是恶毒之极,反动透顶!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对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比仇视,他恶狠狠地说:“你们学毛著,还不如我讲一堂课。”为了发泄他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他还经常用下流无耻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甚至和几个混蛋一起用极下流的语言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属。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去年三月十八日,我们纪念“六•一八”九周月的时候,这个反动家伙按捺不住他的反动本性,居然把二十九楼前花台边上“谭震林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大标语的前六个字完全盖掉,造成了一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反革命气焰嚣张已极! 樊犯就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他无比留恋旧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他胡说“中国农民的生活不如西方”!早在中学时期就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和学校中的反动落后学生,多次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经常流窜南京、马鞍山一带,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个家伙不但消极怠工,而且勾结投机倒把分子和坏分子,经常在一起喝酒密谈,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樊能廷一直死心塌地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死保刘邓司令部,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 当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自批发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鼓舞下,直捣陆家王朝时,这个反革命小丑吓得胆战心惊,他惶惶不安的给家里去信说:“我现在的态度是不说话,尽管如此,我还担心运动后期要把我当成白专典型批判!”真是不打自招! 当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批判反革命工作组时,他找上门去咒骂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是“投机”,是“发了疯”,当工作组面临彻底崩溃的时刻,他歇斯底里的叫嚷:“张承先,你膀大腰圆可得顶住啊!”一副十足的保皇丑相。 樊能廷恶毒攻击红卫兵运动,甚至在蚊帐里都贴满了咒骂红卫兵小将的诗和对联。他咒骂“军训是培养奴隶主义”,在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他拼凑了臭名远扬的“慨而慷”战斗队,疯狂的向工农同学反攻倒算,说什么“陆平拉拢的大多数是工农同学,过去工农同学压制了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要把工农同学“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公然为陆平黑帮开脱罪责,他还刷出“要周培源”的大标语,直接对抗主席教育革命最新指示,渴望陆平黑帮卷土重来。 去年七、八月份,他死心塌地地追随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极力制造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舆论,妄图毁我长城。 樊能廷还是一个流氓成性的打人凶手,罪恶累累的阶级复仇分子,在3月29日,他又跳了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同志,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是樊能廷反革命阶级本性的大暴露,是“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直接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嘴脸的大暴露。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现行反革命分子凶杀犯樊能廷已经落入广大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捕归案!“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也难逃灭顶之灾! —————————————————————————————————— 【史林一叶】 北大文革期间学生对学生施酷刑二例
樊能廷
酷刑——残暴凶狠的刑罚。历史上,酷刑不绝于书,现实生活中,则普遍发生于“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酷刑高发时期。仅就我们北京大学说,称得上酷刑的,不下百起。更可怕的是,当时在北大对学生施以酷刑的打手,也是学生,甚至是受刑者的同系同班同学!他们怎么会变得这样凶残,这样没有人性? 五十年来,这些史迹被漠视、被掩盖、被湮没、被消失,泰戈尔说:“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笔者仅就北大文革期间陈一谘和樊立勤两个学生遭受酷刑的案例,作一叙述。
一、七死八活陈一谘
陈一谘,1940年7月20日生于成都。乃父是水利工程师,在汉中工作。陈一谘出生半年后,为节省家用,母亲带他从成都到汉中,和父亲住到一起。从四岁开始,母亲对他进行了严格的童蒙教育,把他送进了私塾。1946年,他6岁,父亲、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弟弟前往北平。读小学到1949年底,随母亲转回原籍陕西三原。陈一谘1953年考入北京二十二中学读初中;1956年考入北京六十六中学读高中;1959年6月,行将高中毕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一谘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学系。他1962年申请转系,经批准,又服从组织安排,“为党做些工作”,转入中文系一年级(1962级)。按理1959年入学物理学系,本应该转入中文系四年级的。 1965年秋冬,好学深思的陈一谘,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根据自己参加农村“社教”的感受和认识,写出三万字的《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书》),亲手交给时任北大社教工作组组长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对于陈一谘的意见,上级没有任何回应。 1966年文革发生,陆平校党委、张承先工作组、聂元梓校文革,你方唱罢我登场,群众造反组织、各色红卫兵山头林立。陈一谘没加入任何群众组织。 1966年10月上旬,陈一谘外出大串联后回北大,发现学校聂元梓“红色政权”当政以来的独霸局面被打破,一些学生成立了反聂的“井冈山”、“红联军”,各种看法的大字报贴满燕园,他在校内溜达、观望了几天,又出去串联了一个月。再回北大时,“北航红旗”的几个人找到陈一谘,要把他“社教运动”中写的《意见书》印发传播。他说:“现在大家都很狂热,这个东西如果传得太广,一旦到了江青手里,我就没命了!”这样,劝阻了“北航红旗”的人。 中文系冯隆、郭庆山和张自修等几个有正义感的同学把陈一谘写的《意见书》油印出来,以便为他伸张。恰在这时,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写了批评林彪鼓吹“顶峰论”、“绝对化”的大字报,冯隆立即写大字报支持,大字报还没贴出,被陈一谘劝阻。他悄悄对冯隆说:“从林彪大谈政变到现在权势熏天,毛不支持,他怎么敢?千万不能往枪口上撞!”其实,当林彪“政变经”的讲话传出后,很多人都对林彪讲话有看法、有微词。 见北京各个大学两派围绕“工作组”和“资反路线”争论正酣,陈一谘就又外出串联了。这一回,他和几个同学去了大连,先到造出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的大连造船厂,又到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的大连机车车辆厂。看到这两个大工厂一闹文革,生产几乎陷于停顿,他们觉得这对国家损失太大,决定发电报向周总理汇报。函电交驰,很快得到回音,说是2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和工人代表。陈一谘他们兴冲冲回到北京,住在铁道部招待所,整理和准备给周总理的汇报材料。 1967年2月24日下午,陈一谘千不该万不该,给同学高运安打了个电话。两小时以后,同班同学、南通人氏黄介山带着高运安等五六个人,突然来铁道部招待所找他。黄介山骗他说:“系里辩论吕乃巖的问题,请你发言。”要陈一谘立即回校。陈一谘说:“大连的事关系国计民生,明天给周总理汇报完,我马上回校。”黄介山继续骗他说:“晚上全系开会,就等你了。会开完你就回来。”陈一谘看看高运安,高运安似乎很惶遽,含含糊糊地说:“你就回校一趟吧。” 不料,陈一谘听信黄介山此番谎言,从此落入网罗,坠入阿鼻地狱。 随同黄介山、高运安等人刚一走进南校门,不由分说,陈一谘就被两手倒架了起来,中文系的人布列在甬路两边,呼号动地:“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一谘!”“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一谘!”“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陈一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你一拳、我一脚,不住气地殴打陈一谘,只要稍一挣扎,胳膊就被拧得更紧。路上围观的人众也跟着喊口号。 陈一谘被押上了32斋中文系男生宿舍。楼梯两边站满了人,一边喊口号,一边打他。进入楼道以后,两边的拳脚像冰雹般砸来,把陈一谘从楼梯这头打到那头,从那头又打到这头,直打了三个来回,打得他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失去知觉,瘫倒在地。 这是陈一谘第一次被打得昏死过去。 直到第二天下午,从不省人事中醒来,陈一谘全身疼痛,动弹不得。他强烈抗议遭受到的这种法西斯暴行,要求见聂元梓,并宣布绝食。 绝食的第二天,中文系领导华秀珠来看他,华秀珠态度和蔼,她曾经是上海纱厂的女童工,陈一谘感谢她的好语如珠。但是,陈一谘坚决表示:“聂元梓不来不复食。”绝食第三天下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之一、校文革办公室主任夏剑豸来了,他说:“聂元梓同志很关心你,担心你身体出问题,特别委托我来看你。不要绝食了,有话慢慢讲。”陈一谘有声无气地说:“黄介山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十六条》,要允许申辩、允许看大字报、允许读报纸。”夏剑豸都答应了,还让人端来一碗米汤,看着陈一谘喝完才走。 陈一谘又躺了两天,勉强下床。他走出楼外,看见黄介山、任喜贵署名的大字报,题目是“死鬼陈一谘又活了!”陈一谘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怎么会变得如此没有人性呢?岂不知,聂元梓校文革借批“反中央文革”和“二月逆流”之机,把“井冈山”、“红联军”打成了“反动组织”,又在反对她的师生中大抓“反革命”,搞得北大到处在抓人、斗人,学校呈现出一片森严恐怖的局面。 文革初期乘势而起的这个黄介山,借北大“红色恐怖”之势,把反对校文革聂元梓、系文革吕乃巖的冯隆等五个人打成了“222反革命集团”。凭借着把自己同班同学打成“反革命分子”的赫赫之功,黄介山当上了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从铁道部招待所诓骗陈一谘回校前,冯隆等人支持高运安揭发系文革主任吕乃巖的一些问题,高运安已被打成“反革命嫌疑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陈一谘被押着上厕所,看见冯隆被剃光了头在扫厕所,冯隆神态坦然,眼神的表露毫无惧色。 1967年3月初,“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连续两次组织人马批斗陈一谘,仍是驾着“喷气式”,边喊口号,边对他连踢带打,让陈一谘揭发冯隆“反江青”、“反林彪”的罪行。陈一谘明瞭,冯隆去年7月、11月先后写过不同意江青、林彪言论的大字报,都没有贴出,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揭发冯隆的人很可能恐慑于政治压力,那么,冯隆若承认了,肯定已经斗得很惨。在大环境不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如果陈一谘说出冯隆写过林彪、江青大字报的真相,等于是落井下石。陈一谘一口咬定没这个事,任凭拷打,也不松口。 陈一谘的“顽固”使黄介山气急败坏,指挥“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抄掳了陈一谘所有的东西,用以凑集把他打成反革命的材料。黄介山等人从他的日记、读书笔记和来往信件中,先后摘录并印发了三批《反革命分子陈一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 1967年3月上旬,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中文系文革、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把陈一谘“开除党籍和学籍”的声明。 3月17日下午,陈一谘被八个人从32斋押到第二教室楼,脖子上挂了一个沉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谘”的牌子,两个彪形大汉反剪他的双臂,让他“坐飞机”,连踢带打把他押入了102教室。大教室坐满了中文系师生,由任喜贵带领着高喊:“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谘”、“谁反对聂元梓就打倒谁”、“陈一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 黄介山主持会议,杀气腾腾地讲了几句上纲上线的话,走过来揪住陈一谘的头发让他“认罪”,他刚说了一句:“我没罪!”就遭到一阵毒打。接着,新北大公社的骨干轮番揭发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恶毒攻击活学活用”、“恶毒攻击反右派”、“恶毒攻击反右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聂元梓和新北大红色政权”的罪行,说几句就打一顿,头发一缕一缕揪下来,汗水和血水染湿了地面。 刚开始,陈一谘还能有些反抗,高喊着:“党员向党中央反映意见何罪之有!”“你们实行法西斯专政!”“聂元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照亮新北大!”……但十六个人分四组轮换,不断地把陈一谘倒架双臂、压弯上身、揪住头发、仰头向上,还不断殴打、脚踢,四个小时的酷刑折磨,使他渐渐失去了知觉。恍惚中,凶悍的马西沙大喝一声,把陈一谘右臂给拧断了,任喜贵又把他左肋肋骨踢断。陈一谘瘫倒在地上,昏死过去,这是陈一谘第二次被打昏死。 昏死中他被几条大汉架出会场,倒拖着拉到32斋,扔到了宿舍的床上。陈一谘依稀中感到自己还有一丝游息,只要停止呼吸就可以死去。活着是那么艰难,死却非常容易。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可是又怎么能就这么死去呢!在大家的心目中,在战场上牺牲是个英雄,在刑场上就义是个烈士,自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算个什么?何况还要背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太不甘心了,不能死。 混沌中,似乎听到楼下高喊“沈达力畏罪自杀,罪该万死”的口号,陈一谘心中吃了一惊。再细听,果然是知心女友沈达力自杀了!他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动弹不得,泪水从眼角不由自主流了出来,不觉又昏迷过去。 陈一谘再次醒来,脑子里不断闪动着古人受苦受难不屈不挠的画面,忍着浑身剧痛驰想,上天让人类降生了,上天让人类受苦了,上天让人类死去了,这就是历史。但我陈一谘不能死,不能枉作游魂,有一口气就要坚强地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含污忍垢也要活着,活下来才能给沈达力、给自己洗刷清白,活下来才能最终伸张正义,活下来才有实现报国夙愿的机会。朦胧中陈一谘想起1960年在广州,父亲教给他的“龟息功”和“不终之药”,舌上放一粒米顶在上颚,吸气到丹田循环运行而不呼出,这样七日水米不沾仍可维持生命。他试着做,做着做着,就又昏迷过去了。 这样,陈一谘在床上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时,看见同屋的高运安、朱殿庆、刘镇伟、张崇巖都眼睛红红地看着他。刘镇伟说:“我们都以为你活不过来了!”张崇巖端过一碗粥说:“喝点吧!”朱殿庆愤愤地痛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法西斯!”流下了热泪。陈一谘想上厕所,高运安赶忙把他扶起来,全身疼痛得无以忍受,拧断的右臂肿胀、不能动,左肋也奇疼无比。他的脚刚一踩到地上,又疼得缩了回去。才知道,把陈一谘从第二教室楼批斗会现场拖回宿舍的时候,脚趾头和鞋袜都磨破了,血肉、泥土和鞋袜粘在了一起,疼痛钻心。高运安扶着陈一谘,一步一挪,到了厕所,尿出的都是红黑色的血尿。后来医生告诉陈一谘,是右肾被踢坏了。回到房间,陈一谘左手按着左肋,往床上一躺,又是钻心的痛,医生检查说是左肋被踢断了四根肋骨。 正应了泰戈尔所说“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的箴言。多年以后,几个老同学说起“3•17”批斗陈一谘的场景,不约而同都说那是他们参加过的“北大最残酷的批斗会”。2006年,陈一谘的胳膊和腿脚突然先后不能动了,中国科学院顾问郭德纯医生给他诊治时说:“你四十年前,身上留下了十几处断伤和瘀伤,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 从1966年12月聂元梓借着批判“反中央文革歪风”,肃整反对派,假“反二月逆流”之名,狠斗各系对她有异议的师生,北大出现了“红色恐怖”的一统局面。这期间北大被整肃、批斗、抄家、殴打、伤残、自杀、冤死的人真是不知有多少,像沈达力这种红颜薄命、被迫害致死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放眼全国,被逼被整至死的冤魂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 聂元梓是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作者,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她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之初,师生们还对她寄予希望。但她很快就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对持不同意见的师生排斥打击,甚至弄出“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聂即反动”的逻辑,借口“反二月逆流”,把批评她的“井冈山”、“红联军”打成“反动组织”,残酷迫害,在北大师生员工中广招仇怨。 当时,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一批“极左派”在校园里为所欲为,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持异议者随意抄家、搜集材料,而后批斗、殴打,以酷刑迫其认罪。昔日聂元梓的“战友”孔繁、杨克明、郭罗基、张侠、杨勋等人给她提意见,也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阴谋家”、“野心家”,遭批判、殴打,甚至送进监狱。几乎各系都在师生中不断抓出各种“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搞得人人畏忌,敢怒而不敢言。 中文系在系文革主任吕乃巖掌控下,“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更是无法无天地随意批斗不附己意的人,在各个年级乱抓“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人们见到他,都噤若寒蝉,道路侧目。 陈一谘被押回北大后,开始的几次批斗会,主要目的是为核实他反对毛主席、林彪、江青的材料。陈一谘矢口否认,吕乃巖、黄介山等人一时还凑不够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证”,而“3•17”批斗会,是要搞臭他、孤立他、肉体上摧垮他,杀鸡儆猴。陈一谘若“低头认罪”,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也只有对抗到底才有活路。“新北大公社红七团”声言要将陈一谘送交公安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表示“欢迎,可以少挨打了”,但却不见下文;又说要将他送交“校文革劳改队”(俗称“牛棚”),也没有了下文;对他实行“强制劳改”,他硬是一天都不去。 系里不少人被迫去“劳改”,而陈一谘这个“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却一天也没有去。于是,“新北大公社红七团”就用轮番批斗折磨他,企图让他从肉体到精神都垮掉。他的一言一语,都会招致批斗,陪斗更是家常便饭。任何“把柄”都会拿来大作文章,陈一谘看《三国演义》,被指为“寻找对付革命人民的阴谋诡计”,斗一场;看《红楼梦》,说他“对封建贵族情有独锺”,再斗一场;他有一本《圣经》,就说他是“真基督教、假共产党”,又斗一场……就这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陈一谘先后被批斗了一百多场,有时一天一场,有时一天两场,甚至三场。 1967年4月份,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等人煽动、组织新北大公社人马冲击公安部 ,陈一谘说:“这么做是犯罪行为!”他立即被黄介山等人给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押到大饭厅批斗,而后又全校“游斗”,一边喊口号:“坚决打倒恶毒攻击新北大红色政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边听任众人你一拳我一脚打个没完。半天下来,他又气息奄奄地被扔到床上,几天都动弹不得。这是陈一谘第三次被打昏死过去。…… 陈一谘拒绝参加令人作呕的“早请示,晚汇报”,说:“我们又不是宗教,干吗搞这一套!”又遭到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事后,他倒奇怪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全国都成了红海洋,人人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到处都在“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只有他这个“傻子”,宁可皮肉受苦,也不做这些应时权变之事。陈一谘很自豪自己文革中没参加过这类群氓活动。 1969年初冬,在“一号令”下达,施行“战备疏散”的时候,全校师生经过大饭厅大会动员,一两天内,北大上上下下,几乎走空了,笔者当时在校医院住院做扁桃腺手术,没跟班级集体走。 彼时,陈一谘住在二十八斋一层、窗户向西的一间寝室“等待处理”,没有随同中文系同学疏散下乡。二十八斋和所有学生宿舍楼一样,空无一人,陈一谘每天手不释卷攻读马列和文史哲,笔者常去陪他,亲见他读文革前的多卷本《中美关系史》。有时,数力系维吾尔人托林也到陈一谘宿舍串门儿。托林列身北京大学校乒乓球队,身板称得上魁梧,很怕烟味,进了陈一谘的房间,一定先把门窗洞开,对流通风。陈一谘抽烟,抽得很勤,细瘦的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黄。那时,陈一谘全靠周济度日,日子过得极端艰辛,三餐不继是常有的事情,唯有香烟和书卷是不释手的。他年轻的时候,视力好,不戴眼镜,那么不惜力地看书,眼睛怎么保护住的,不禁叫人纳闷。看他老来客居美国的照片,戴眼镜,脸色红润,像是颐养天年的模样。 1984年秋天,笔者在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从杜岩那里听说陈一谘经常在友谊宾馆办公。北京工业学院和友谊宾馆只隔一道铁栅栏,两边合用一支警卫部队,警卫部队驻营在北京工业学院院内的“禁区”。笔者约同杜岩一起去友谊宾馆看望陈一谘,欢愉一晤,这时候看陈一谘的气色和气象,跟北大文革期间,是大不相同了。
二、死去活来樊立勤
樊立勤,北大生物系遗传专业1963级学生。白净的长脸儿,细高挑的个头,身高约一米七六,体重一百挂零儿。外表一看,就是一副文弱身子骨。在北大见他第一面,到现在,总是梳一个“领袖头”的发型。老家世世代代在密云县城里开一家中药铺。樊立勤说起话来,您呀您的,就是从小养成的规矩。 樊立勤的家里处世之道是不偏不倚,无党无派,既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组织,亦不加入任何道门、教派会党。从满清到民国,到共产党,谁当权都服从谁领导,谁当领导给谁完粮纳税。这种家庭也有所恨,也有所怕:最恨的是外国入侵、军阀混战;最怕的是动刀动兵、打仗流血;而1949年后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搞运动。他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这么一个家庭里长大的。 樊立勤是北大最早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不是“闻风而动”,是凭着感觉,自发的、与生俱来的“不待上命而行”。 1966年7月25、26日,中央文革在北大东操场主持两次全校万人“辩论会”,樊立勤两次发言,有理有据,反工作组态度鲜明,得一时之专美。 樊立勤1966年底开始反对聂元梓,把康生视为聂的“后台”,参与十六所高校“炮打康生”的活动。“炮打康生”和“反对聂元梓”,这两件事,当时在北大,无疑都是“老虎头上捉虱子”,所以,樊立勤立即被“红色政权”校文革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 1968年3月27日,恰巧赶上北京发生了公布“杨余傅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在东郊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午10时许,聂元梓、孙蓬一派人在校园里突然强行绑架,抓走了樊立勤。他被关进黑牢,受到两天两夜的酷刑逼供,致使终身残疾。 樊立勤在《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写道:
他们逼我承认破坏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些指控和诬陷。他们连续对我施以酷刑。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之外,还用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左腿,又往我右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之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 他们是用麻袋把我先蒙住、盖住拉到刑讯室的。到了那里,拉下麻袋,然后给我头上蒙了两层手巾,挡住眼睛,在手巾外又绕了一二十圈绳子,他们把我从楼梯上往下踢、往下踹时,因为我的左右腿均已打断,站不起来了,他们就一层一层往下踢,这时身上已经没有麻袋了。 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的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
《燕园风云录•四》196页,艾群《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说,艾群亲自查到聂元梓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中记载,1968年3月28日夜,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各战斗团头目在临湖轩会议,会议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于是,聂元梓亲自拍板,1968年3月29凌晨1时,在北大发起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夜袭攻占31斋化学系男生宿舍,妄图以武力击垮反对她的井冈山兵团广大师生,武力解决反对派,武力统一北大。但是干这种事不占理,不但“武统”梦灭,还要担责任——开衅不义,开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之先河,自己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的被告席上。以后的北大局面,就是聂元梓收拾不了的,她就剩下乖乖等着别人收拾她这一条路了。 新北大公社成员田建行在1968年3•29凌晨新北大公社武装偷袭31斋,驱逐对立派学生时,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恐中翻窗跳楼外逃,在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被新北大武装人员拦住,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被发现是“自己人”后,被送往43楼“野战医院”治疗。他在这里看到了樊立勤。 田建行说樊立勤被新北大公社囚禁在43斋,应该不会记错。樊立勤自己说是关在44斋,那是公社总部所在地。而樊立勤被绑架,黑布套头,又早被毒打得不知东南西北,差点儿断了气。所以,樊立勤的囚禁地,应该是新北大公社清醒的田建行同学指称的43斋靠谱。据田建行回忆:
处置完伤,我该休息一下了,可是又怎能睡得着呢?此时天已微亮,北大校园乱成一团。两派的大喇叭死命嚎叫。于是我出了病房在43斋内到处看看。我走到一间屋前,只见屋门敞开,窗户上蒙着黑布,里面亮着个蓝灯泡,地上躺着个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人。这时过来个人,告诉我这是樊立勤。一句话就够了。怪不得井冈山前几天嚷道樊立勤被公社绑架了,果然如此,不知为什么我这时竟想到父母惨遭毒打时的情景……正在此时只听得楼下一阵人声和棍棒声。“打死樊立勤!”有人狂吼。我见事不好,随手抓起楼道里放着预备武斗用的一根粗约4cm、长约两米的铁管,往小黑屋门前一堵。一群人冲了上来,被我手持铁管挡住。有人说:公社的×××被井冈山抓住打得快死了。打死樊立勤为×××报仇!(自己的人还没死就要打死对方的人“报仇”,什么逻辑!)我说:“樊立勤就真是反革命,该枪毙,也要由法院判。不能随便打死人。”他们想硬冲又有所顾忌:一则与这几位相比,我可算身高体壮、棍粗力大,二则能进到这里肯定是公社的“自己人”。再加上包了一头纱布,肯定刚从“战场”下来的,像个亡命徒。他们也不敢乱来。谁知道我是被公社武斗队打伤的“逃兵”!双方僵持了几分钟。这时来了一个头头说:“不能打死樊立勤,要和井冈山交换俘虏。”(只有战争才会产生俘虏,两派争斗是战争?)那伙人这才罢休。我看没事了,也就扔掉铁棍走开。这件事我“保密”30年。当时樊立勤反江青、聂元梓,“罪大恶极”,救了他也该罪大恶极,我当然不敢声张。后来又去和谁说!要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樊立勤是北京人,又比我低一级,称之为师弟亦不为过。一个并无背景的普通学生敢和“大人物”唱对台戏,尽管见解不尽相同,也让我佩服。我不能让我父母遭到的惨祸在我眼前重演。这也是他的缘分,如果我不想出跳楼逃跑的馊主意,如果我不让公社武斗队抓到打伤,如果我不在43楼内到处看看,如果不是恰好有那么一根铁管凑手,如果我的动作稍有迟缓放过哪怕一个人到身后,他必死于乱棍之下。我干了一件一辈子不后悔的事。30年来想到当年闹派性之事我时时感到内疚,但有此经历我的心理也得到一些平衡。5月2日晚我和邱守鹏提到此事说:田某当年对井冈山的朋友们多有得罪,但有这件事也可将功折罪了。我已年过半百,但如此使粗动武就这么一次。“该出手时就出手”!后来双方交换“俘虏”之后井冈山的大喇叭讲樊立勤如何英勇不屈,造反精神如何强,听了后我偷着乐:你们可不知道公社中有人暗中相救呢!3•29之夜我的奇特经历使我认识了聂元梓之辈的真实面目:武斗蓄谋已久、残暴已极!
关于聂元梓之辈的真实面目,田建行点睛之笔,切中肯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田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樊立勤说,其实他自己是北大3•29唯一“捡便宜”的人,不然他死定了。 新北大公社把樊立勤打到行将毕命,不想担这个人命干系,在3•29这天,把他从43斋的黑牢里弄出来,扔到女澡堂门口。 当樊立勤经抢救,从昏迷中醒来时,医生告诉他:“我们以为你没救了,因为抢救时,已经量不到血压,摸不到脉搏,瞳孔已经散光,竟还活过来了;真悬呐,是奇迹。” 教师颜品忠说:
1968年3月29日下午5时许,在28斋4层一房间内,韩琴英(何青)和冯美云听到“新北大公社”大喇叭广播说:“反革命分子樊立勤逃跑了”,消息震动全北大。韩琴英、冯美云,还有谢佐平、黄世强,4人一起出来寻找樊立勤,寻到女澡堂门口,见躺着一个人,正是樊立勤,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口吐白沫。谢佐平立刻把樊背起,韩、冯、黄3人扶着,直奔28斋,在过道上急忙找一些稻草铺好一席之地,让樊躺下,樊仍口吐白沫不止。这时一位老工人过来,蹲下观看樊的瞳孔已放大,脉搏全无。他说:只出气,无进气,看样子是活不成了。 韩琴英等人把樊送到北医三院,医生先给樊拍片,看后说樊的“生命现象太弱”。查手指,见每一手指肚儿都有一针头大小的小孔在出脓,医生说:“不知是什么刑具造成的。”医生又说:“还有从指甲到第一关节,不是从指甲下,而是从指甲上方钉入竹签,这如果不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构‘渣滓洞’里专业施刑打手所为,一般人就没有这种本事,更没有这样的残忍之心。”见其手指、脚趾均呈紫黑色,膝盖骨已碎,胸部、腹部被烟头烫得密密麻麻,像蜂窝煤一样。
2016年5月初,定居美国的北大地球物理系63级关汝贤、王棉棉回北京探亲,与笔者见了面。聊了不多时,关汝贤谈起他夫妻共同的老朋友樊立勤。笔者告诉关汝贤,1968年的3•29在北医三院,笔者亲眼看见遭受非刑折磨的樊立勤,孤零零仰卧在北医三院门诊楼门外(柱廊里)直接贴着水泥地的帆布担架上,颜面土灰、脉息全无,全身刷白、形同死人。看到樊立勤手指被钳子夹断并用竹签钉伤,淤血结痂,左膝盖被大铁钉钉碎、肿胀,赤身裸体(只穿个棉织、带花点的三角裤衩),骨瘦如柴,肚腹及大腿根儿被烟蒂烧伤六七十个黑疤,惨不忍睹。 关汝贤说自己肯定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关汝贤问笔者,如果是你,你受得了吗? 笔者默然良久,摇了摇头……
樊立勤这个“反革命集团”,是聂元梓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伙同樊立勤所在班级的学生干部一手制造出来的。校文革成立了专案组,主要由生物系、技术物理系、地球系、哲学系、数力系、西语系的人员组成。专案组的组长为陈乃斌(数力系)、副组长为赵恩普(生物系),成员有宴懋洵(地球系)等人。赵恩普、李棉生、高占民三人与樊立勤同班,是最早的组织者。其中打人最凶的是陈乃斌、赵恩普、宴懋洵。 樊立勤同班同学赵恩普既是这个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又是物理大楼监狱的主要监管人,他与宴懋洵是直接动手抓人、打人的。 樊立勤第一次被抓、被拷打致残,就是赵恩普带人干的,关押和拷打的黑牢地点就是被称为“白公馆”的43斋。 军宣队进校,这个专案组又递送材料,由军训队决定,第二次把樊立勤抓起来,关在物理大楼。所以1968年的国庆节,樊立勤是在物理大楼黑牢的地板上度过的,这次又是赵恩普带人把樊立勤抓走的,后来许多同学向军宣队抗议,军宣队才不得不再次释放樊立勤。 文化大革命中,樊立勤是北大学生中“头号要犯”,他自认命当如此;孤独一人,无依无靠,既无后台,也无背景,又与当局大逆其道。 赵恩普这些整人的人,搞“阶级斗争”、整人,就是他们的专长、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时时处处寻机整人。同是赵恩普这一批人,对樊立勤下手,一进黑牢、二进黑牢,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得逞,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
2014年82岁的北大教授谢冕《把日子过成诗》中,有与研究生的一段对话: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谢冕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 谢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为太震惊,之后我多次向别人转述他的这个观点,经历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认同:“怎么这么想?我完全就不想经历‘文革’!”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谢冕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 谢冕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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