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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九十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28, 2017 8: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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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九十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8月30日第96期


本期目录

阅史漫笔

王 芳 近十年来中文世界文革史研究概述
阎长贵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是“错误选择”吗?

史林一叶

刘庆丰 少先队与红领巾在文革中的命运
舒 声 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
——从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的变化看造反派领袖的结局

生逢乱世

徐联群 我是死里逃生人——半个世纪的记忆

书海泛舟

阎长贵 《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目录
何 蜀 为“江青学”奠一片基石——《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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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近十年来中文世界文革史研究概述

王 芳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发表于《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12月号(总第17辑),现发表前又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王芳,女,1983年2月生,湖北潜江人。本科、硕士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目前的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文革史为主),已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复旦政治学评论》、《青年学报》、《书城》等发表作品若干。现居上海。Email:wangfangfang420@163.com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中文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内容涉及这一时期的精英政治、群众行为逻辑、经济、军队、外交、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文革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在制度与结构研究、非政治史、地方史等几个维度亦产生了一批成果,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对近十年文革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概述,认为目前学界可在搜集与整理史料、拓展研究内容、进行区域史研究等方面继续努力,以推进文革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1966年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政治需要到真正学术化并逐步深入、扩展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尽管由于某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及档案资料的不完全开放导致文革史研究成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最为薄弱的领域”, 但细心检索,便会发现学界对文革史的关注热情一直未曾退却,且每隔(文革结束)十年就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近十年来,关于文革研究的学术会议分别在北京、 上海、 安徽 等地召开。2016年,在德国科隆大学与美国加州河滨分校分别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中亦有不少华人学者参加。 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国内已有一些学术机构在从事相关工作,如复旦大学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近几年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史料。 此外,研究者们还有意识地进行了上海文革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 北京的中学、高校在史料搜集、回忆录的出版方面亦颇有建树。 辽宁锦州的渤海大学历史系设有文革史展馆及文革史资料室。 2014年,由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出版,该资料库有多达三千五百万字的第一手中文资料, 是开展文革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资料。除此之外,官方、民间等搜集、出版的资料(包括回忆录、口述材料等),在数量上亦颇为壮观。 《记忆》、《昨天》、《华夏文摘》等电子杂志、地方文革史交流网、中国文革研究网等亦在资料的汇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十年来,在通史方面,有几部重要著作亦值得关注。200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并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其中两卷属文革史,即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与史云、李丹慧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 2009年,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翻译出版,被认为是近十年来文革研究的最有影响的力作之一。 地方性通史中,关于武汉、内蒙古和上海的研究值得关注。 此外,专题著作与论文,其成果也颇为可观。
就笔者所知,学界至今积累了一些专题性的文革研究综述, 对国外的研究成果亦有一些介绍。 不过,近年来,有关中文世界的文革研究成果,较为系统的综述性文章似乎仅有陈建坡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该文完成于2009年,如今,学界新成果迭出,故而需要继续梳理。有鉴于此,笔者将试图展现近十年来学界的学术成果及动态,且有意关注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情况。因检索手段及能力有限,难免有所疏漏,尚祈读者谅解。

一 几个研究面向

(一)精英政治

对精英政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革和中国政治运行的内在机制。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与其他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研究,少数成果涉及其他。

1.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
欲了解文革发生的原因,必须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沈传宝指出:“继续革命”理论是文革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观点的总概括。这些观点尽管看似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面特征,实际上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不当解读是文革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具体而言,毛泽东错误地把官僚主义现象定性为“资本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广大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在文革之初,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的手段以遏制官僚主义,这使得“大民主”的破坏性作用发挥到顶点。这种局面与毛泽东本人的民主观直接相关。“在他看来,群众是民主生活的天然要求者,他本人是群众民主权利的天然保障者,除阶级敌人外,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者或组织都有可能是民主生活的破坏者。”由此,顶层的个人高度集权与底层的无政府主义泛滥现象可以并存共生。 陈宇翔、薛光远考察了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产生与变化,并指出: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毛泽东始终将民主视为手段,不曾将民主精神和制度放在等价的天平上。如此,民主作为最高目的的崇高性就失去了,也一并失去了其最为重要的稳定性。
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不言而喻。陶文昭分析了毛泽东对苏联“既爱之深,又恨之切”的情结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影响, 为我们深入理解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过程尤其是文革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是复杂的,除受西方世界影响外,是否有来自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面呢?翟志民以明代历史文化为例,认为其经由毛泽东创造性的转化之后,已变成毛泽东打天下、治天下或乱天下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文革的发动、“斗私批修”以及后期全国各大城市的“深挖洞”上都能看到毛泽东对明代历史文化的吸取及应用。
历经近十年文革起伏之后,中国社会心理发生巨大变化。金民卿通过讨论毛泽东与1975年整顿的关系,认为毛泽东晚年既看到了文革造成的危害,又渴望维护文革的基本理论和决策。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毛泽东成为此次整顿的首倡者,但又最终中断了这一整顿。表面上看,中断是因毛泽东与邓小平对文革评价上的不同,而实质上是两位政治家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 韩钢在扎实的考辨基础上,结合毛泽东晚年“两件事”的谈话版本、谈话时间、对象及谈话内容,试图窥测毛泽东的晚年思想,认为毛泽东最终发现,理解文革的人还是少数,这也是他在最后一轮党内政治斗争中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攻势而不再锐利和激烈的动因。

2.毛泽东与中央高层其他领导人的关系
高华系统阐释了毛、林相互关系的本质,他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解释了“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认为林彪长期追随毛,新中国成立后,林彪对毛泽东既有尊崇的一面,又对毛泽东早有提防。这种心理影响了他的行为方式。而毛泽东发动文革,需要争取林彪的支持,但在提拔林时,又对林彪颇为怀疑。最终,毛泽东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在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可以探讨。譬如:林彪身体不好,深知“鸟尽弓藏”的道理,但似乎对权力又有所留恋。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党内的政治生活对林彪的行为特征有什么影响?
史云通过考察1973年基辛格访华及随后的“帮周会议”风波,认为毛泽东对周恩来既离不开,又觉得周的思想太“右”。当然,毛泽东的态度和江青集团上纲上线打倒周恩来是不同的,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 文章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着墨较多,但在为什么“绝不会打倒周”上却分析不够。刘林元分析了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期间的关系,认为毛泽东对江青在文革中的肆虐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毛泽东对江青的野心和帮派活动又进行了批评和遏制,使“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没有得逞。

3.其他
除以上研究外,以下论著值得一提。史云、李丹慧主要集中于高层政治研究,认为1966~1968间,总体上是潜在地、被动地抵制文革,而1969~1976年,抵制、纠正文革路线和坚持、维护文革路线的斗争形成两军对垒。 陈东林考察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认为张春桥虽然在历史上有疑点,但并非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文革中,林彪集团、康生等借张春桥的“叛徒”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阻止毛泽东对张春桥的信用,皆为当时特定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即阻止毛泽东将最高权力托付给张春桥。而张春桥的产生,实际上是在“左”的环境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并非个人早期活动经历所必然决定的。 史云在《张春桥姚文元实传》中亦持类似观点。当然,其著作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利用过去许多“不为人所知”的材料为张、姚专书作传,且在认知上突破了一些历史结论。
总的来说,有关精英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例如:众所周知,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话语具有较大的模糊性,这一特征对文革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此外,毛泽东与“文官”集团及军队的关系、“文官”集团内部以及军队内部的关系、文革中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央高层的权力变迁规则、精英政治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运作机制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所谓“四人帮”的形成过程、中央高层的领导个体在文革中的角色扮演,尤其是与地方文革的关系、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如何实现,如此等等,尚缺乏有深度且有实证材料支撑的研究。

(二) 群众的行为逻辑
与精英政治视角不同,社会史、地方史视角一般关注社会公众(包括地方上中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央号召的反应和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派系冲突和社会动荡。
以往的研究中,农民“造反”是一个较少被关注的现象。赖正维对福建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农民“造反”组织建立的过程中,红卫兵大串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参与者之所以投入这场运动,除响应“毛主席号召”外,也夹杂着诸多其他因素。总的来说,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的利益诉求颇不相同,前者更侧重政治,后者更重视经济层面。 陈意新对安徽大坦公社的研究表明,受“四清”工作队影响下的文革前老知青与农民造反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在另一份研究中,他进而指出,“四清”过度整治并撤职了一批农村的大队和公社干部,“四清”工作队尚未对这些干部的问题作结论即于1966年底匆忙撤离,使这些干部产生怨恨,以致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农民抓住文革的机会,成立了以翻案为目标的造反组织,并与“四清”上台干部所组织的派别相对抗终致武斗发生。至于普通农民(非“四清”下台干部)之所以造反,更多的与当地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传统的宗族矛盾有关。说到底,农村的文革造反是由其领袖基于利益所推动的一场运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和经济能力的欠缺,普通农民不可能过深过久地卷入文革,因此农村的造反和文革也就无法持续下去。
至于群众组织何以会出现分裂,学界流行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文革期间的群众派性冲突与文革前的社会分化和身份认同有关,并认为“军管”时期“拥军派”和“反军派”之间的矛盾是此前“保守派”和“造反派”冲突的变态延续。 如王绍光关于武汉的研究即明确指出:“十年文革中发生的派性斗争,植根于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存在着的社会分歧。” 周伦佐、李逊等人的研究,尽管在观点上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派性与人们对个人利益(政治利益或社会地位)的追求有关。
董国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通过总结南京地区三个不同类型单位的共同点,作者认为运动中群众的派性冲突与文革前单位内部的固有矛盾有关,且强调群众派性冲突之所以持续存在与干部派性冲突(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干部群体到军队干部群体)有关。 作者着重考察了外部因素对群众组织之间持续斗争的影响,但在群众组织分化的本源问题呈现上,似稍显笼统。王芳对上海柴油机厂的研究发现文革前厂党委的分裂及党委中两派人物背后的政治力量的较量才是导致该厂两个对立派组织——“联司”和“东方红”产生的直接而根本的原因。换言之,官僚体系内部的派系斗争才是群众组织分化的本源。
“非正常死亡”(自杀身亡、被迫害致死以及武斗死亡等)是文革中的另一重要现象。王友琴依据大量口述访谈考察了文革初北京大学的63名受难者,并指出1966年红卫兵运动时期和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是两个死亡高峰年。 唐少杰概述了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人员情况、发生的时间分布及特点,指出:“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程度与群众运动的态势息息相关,亦折射出从群众文斗到武斗,从“群众专政”到专政群众的转换或交替。
在所有暴力事件中,集体屠戮是一个亟待关注的现象。严飞试图从制度层面解释暴力发生的原因。作者利用全国公开出版的县志所制作而成的县志数据库和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认为文革时期的极端暴力之所以大规模出现并扩散,根本原因在于极权主义政治制度所构建的一套政治身份框架,使处于不同政治地位中的人具有差异性的政治待遇。这一政治激励机制,“迫使人们在政治运动中不断通过积极的暴力表现,以期获得政治奖励,或求取自我保存”。 相较而言,宋永毅的研究显得更为深入,他考察了广西“吃人风潮”的地理范围、数量和规模,并对广西实权派人物有所着墨,认为这些恶性事件是由“政权的代表人物策划和推动的,是有组织的群体暴力”。当然,这些群体暴力事件也显露了人性的缺陷和兽化。
基层运动除受中央高层的政策影响外,地方省市级干部的行为对地方文革无疑亦起了较大作用。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这一层级干部的行为逻辑及影响的专题论述并不多见。 此外,还有一些话题值得讨论,譬如:文革中的一些干部为什么会参与造反?地主、富农等“劣势”群体在文革中有什么行为表现及遭遇?文革中有哪些外国人参加了这一运动?文革对儿童的成长发生了什么影响?一些人为什么会转为“逍遥派”?文革期间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是什么?文革工作小组、工宣队的来源、任命标准、人员结构、人员名单及分布情况、内部矛盾、具体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新近的研究中,有学者讨论了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下放与文革的整体关系、下放的主要动因、理论根据、动员政策以及与知青有关的案件等。 除此之外,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值得重视:
知青安置经费。有研究者以北京为个案,利用北京市档案馆及其他史料,呈现了该市知青安置工作的运行情况,并认为安置经费不足及其衍生问题从侧面反映了这一运动的不可持续性。 金光耀、金大陆则依据多地域的新编地方志,发现知青安置经费的实际支出、人均经费及具体使用在各省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使在一个省区内,各县间的经费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
知青与农村经济发展。与知青安置经费相关联的是知青输出城市对知青接收地区的物质支持,这是知青史研究中的新亮点,同时也是研究文革期间城乡经济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目前仅见韩起澜、赵晓剑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们再现了知青旨在改善农村生活水平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地方干部如何借助知青的存在以获得设备与技术培训,并运用他们的技术与教育来促进乡村工业的发展,认为知青或自觉或主动地创造了超越毛泽东时代的城乡二元分割以及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跨区域交易限制的关系网。在这一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许呈现为一段被隐蔽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史。
知青的精神世界。有研究者主要依据知青的传记或回忆录,展现了压抑的政治环境下,男女知青们是如何沟通交往、谈恋爱的,从而试图窥探知青的情感生活面向,并初步展现了政治局势(如“林彪事件”)对知青恋情的影响。 金光耀、金大陆通过对新编地方志的爬梳,发现浙江省知青婚姻情况与其他省区有明显不同,是知青结婚率最高的省份。究其原因,这一现象与浙江省知青被本省甚至本县安置得多有关。亲戚关系、熟人关系、城镇与乡村间的经济水平、生活方式等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些都是浙江知青结婚率高的重要因素。 关于知青的业余时间安排,孙沛东考察了文革时期京沪知青阶层化的个人阅读,发现: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书籍报刊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由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两个精英阶层向工农阶层扩散的现象。
老知青。邓鹏关注在上山下乡运动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文革前老知青,并概述了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文革结束后的命运。 陈意新则以安徽省祁门县大坦公社为个案,探究了老知青与农村文革运动的关系,指出“四清”工作队对老知青的指示和利用导致急于投身文革的老知青组织起红卫兵并带动了农村的造反运动,而“四清”中受到伤害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则成立了与老知青相对立的组织,并最终击败对方。这实质上意味着拒绝了国家欲打倒农村“走资派”的文革政治目标。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止。一些学者从执政者的政治理性或功利性目的出发予以解释, 这一看法仍未跳出最高层领导的政治智慧说。陈映芳认为这种解释难以真正理解社会转向的政治复杂性,并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对当时政府出台的以家庭为主题的政策群的分析,说明“家庭人伦需要”作为“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是知青回城运动的最重要的道德资源,社会转折的发生是以当时人们普遍渴望改变生活的共同情绪和诉求行动为背景,以上上下下对共享的社会道德资源的挖掘、动员为重要方式的。
总的来说,继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知青史学书写的高潮后,到现在为止,虽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但总体上进展缓慢。在研究类型上,还应更加多元化。

(四) 文革时期的经济
宏观层面,叶青等人概述了文革时期福建经济的“三落两起”,揭示其波动与政治动乱、社会动荡之间的内在关联。 杨继绳介绍了全国国民经济的概况,呈现文革时期经济指导思想的几大特点及其导致的后果,并表示:十年间,国民经济三起三落,其中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的投入形成的,投入产出比例很不合理。群众极度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削减了市场,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
文革时期,全国形势陷入十分混乱的局面,但全国粮食总产量仍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唐正芒认为这与周恩来“苦心孤诣的精心筹划”密不可分。 邹华斌则认为学界对毛泽东“以粮为纲”的方针在文革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还不够重视。他指出,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一再叮嘱全党,要把粮食工作抓紧。这使得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粮食工作常抓不懈,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科技工作者。不过,负面作用在于令很多地方过度开发土地,破坏了林、牧、副、渔等行业的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最终于文革结束后终止了这一政策。
邹华斌的另一份研究指出,虽然多种积极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有“缓慢的提高”,但人口的增加却使人均粮食产量提高得并不多,也即文革十年中“缺粮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吕志茹《集体化时期大型水利工程中的民工用粮》一文则使这种缺粮情形更为具象,且再次反映了在统购统销体制下粮食供给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取向及农村与农民的边缘地位,彰显出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无处不在。
粮食只是农村经济的一个方面,文革期间,农民造反派组织多次进入各县市参加造反运动,导致大量劳动力长期脱离生产岗位,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此外,各造反派组织纷纷向当地政府强行索取经费,给当地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农村集体资产大量受损,加剧了社会动荡及农村经济的衰退。
在工业领域,林柏探讨了文革时期工业建设中引进技术基础上的创新。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于1969年“九大”之后启动了一次经济“放权”改革,这是继1958年“大跃进”运动后的又一次探索。有学者以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为例,具体考察了这次放权改革对于经济的影响,认为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工业生产等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更倾向于发展地方工业,乃至促进了东北“五小”工业的大发展,但总的来说,是一次由收到放的“不成功探索”。
一般认为,浙江省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不过,其省内各县市民营经济发展却存在较大差异。刘明兴等人试图从非正式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地方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具体而言,浙江不同地区的革命传统塑造了不同地区基层政权不同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大体上,解放前建立游击队武装的地区,本地干部在基层政权影响力大,但他们与控制上级政权的南下干部的非正式联系疏远,且始终面临来自南下干部的政治打压。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他们有动力推行保护群众和市场的经济政策,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文革期间,群众运动削弱了南下干部的政治影响力,且从1970年开始,中央开始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社队企业,这些都为地方干部创造了更大的政策自主空间,以致浙江乡镇工业和民间商贸市场在文革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
上述刘明兴等人的研究使我们知道地方干部的行为倾向和经济政策的选择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带有市场经济特征的商业活动的发展是否还有其他促进因素呢?郑谦关于商业改革缘起及影响的探讨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面向。商品的短缺和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提高了商业和从业人员的地位;此外,商业改革的“抑商”之举使得人们为了满足日常需求不得不违反禁令从事各种地下商业活动,因而商业改革乃成为当时地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五) 军队文革情况及军队在文革中的角色
军队文革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徐金洲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军队文革如何发动这一过程,指出文革发动时期,军队的运动经常在积极发动与怕乱两方面权衡,反映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领导人以一种矛盾的心态谨慎地指导着军队的运动。 但对于军内高层的矛盾以及毛泽东关于军队文革的真实态度,似乎还需要探究。
关于军队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唐少杰指出,1967年9月至1968年8月,毛泽东曾前后十多次接见共计10万余名人民解放军团职(包括副团级)以上的干部,并认为这种接见反映了毛泽东在文革进入第二年后,力图有效地取得解放军的全力支持,从而保证文革的顺利进行。
徐金洲的系列成果为我们了解军队文革提供了新的视野。作者分析了1969年中共九大时新的中央军委的组成情况,认为其蕴含着毛泽东多方面的深刻用意,是毛泽东与林彪集团斗争的最初表现。 而中共十大后没有产生并确立新的军事委员会,当时的中央军委只是一个名义,并无具体的组织实体。这是文革长期混乱导致的结果,即多年来中央军委非正常运行的方式使其组织变得可有可无,此外,该现象也反映了林彪事件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叶剑英等军队老干部与“四人帮”等之间的矛盾。 除应对内政外,军队还需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1969年3月,中国与苏联在边境地区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为此,同年10月,全军开始进入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战备指导方针的临战状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反映了这一指导方针的缘起、在文革中的发展变化以及临战状态是何时结束的。

(六) 文革期间的外交
中美关系。文革期间,中美关系解冻是一重大历史事件。目前,学界围绕中美关系的转变问题,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分析约翰逊时期美国政府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决策的诸因素,来透视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之变化)。 王朝晖的研究显示,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革爆发之前,已完成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文革的爆发在总体上也没有使约翰逊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性举措发生大的改变。中国对美国也作出了相应的积极回应,但由于两国长期彼此敌视、缺乏信任及两国国内政治、国际局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般认为,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对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对华缓和政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有研究者指出,边界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美中接近,“似乎是苏联在冲突中愈加表现出的侵略意味招致了尼克松政府对其远东战略意图的猜疑”,从而使美国政府加快启动对华缓和的进程。 不过,詹欣认为尽管中苏边界冲突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核因素才是加速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催化剂。 贺艳青着重分析了1966~1969年美国情报机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中国认知的改变,即认为中国将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且指出这种认知为美国尼克松政府对华关系大步走向缓和奠定了心理基础。 另有研究者试图挖掘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发展的历史逻辑,并从中发现中美基于亚洲尤其是印度支那地区的合作对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张静在学界以往的动因研究基础上,围绕反劫机国际公约会议,提出美国需要中国积极参与由其主导的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性威胁是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动因。
那么,为缓和中美关系,美方主要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具体执行过程及影响又是怎样的?一些学者探讨了美国为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对华贸易、旅行限制等政策上作出的调整与让步。 张静概述了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过程,认为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国务院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内容的强烈愿望。 除此之外,美国国务院还在放松对华管制、逐步从台湾撤军等方面为缓和中美关系做了积极的推动工作。1970年初,美国国务院再次筹划中美大使级会谈,但与此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北京建立了秘密联络,最终以秘密的个人外交方式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突破。这实际上为中美关系开辟的是一条极不平坦的缓和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詹欣的研究展现了中美在核军控问题上的对话与交锋,探索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核军控政策的进程与演变。 董大亮初步探析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尼克松、福特政府为制衡苏联,试图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之计划的形成、发展和最终搁置的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体现了美国“功利主义”特征的外交传统。 鉴于学界就美中缓和初期双边防务关系的分析“还不充分”,忻怿对尼克松执政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缘起、发展及其遇到的困难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认为这一时期的美中防务关系本质上乃是因抗苏而起的权宜表现,不具备全局性战略意义,不应对其就双边关系的促进作过高估计。
在中美关系的转变问题上,中国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尤其是中共高层是如何决策的呢?宫力等人指出:周恩来和外交部、军方、新华社等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参考材料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毛泽东具有最终决策权。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即代表着中国外交方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陈少铭分析了1969年“国际形势座谈会”在中国外交政策转向及缓和中美关系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张静的研究则具体考察了1971年7月中美北京密谈中于台湾问题上的复杂互动,着重展现了周恩来等以其外交智慧最终迫使美方进一步作出反对日本军事实力进驻台湾地区、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承诺。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转变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所产生的影响在于:国际层面,因中国选择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其结果是,“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且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负面影响,刺激苏越联盟的巩固。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实现世界革命与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在国内方面,有学者专门考证了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与随后的“帮周会议”风波,指出基辛格的“核保护伞”建议伤害到了文革时期中国领导人的自尊心,而周恩来对这一重大问题在程序上处理失当,事后没有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以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等人。之所以发生这场风波,归根结底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基本判断在起作用。最终,国际形势成为国内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陈兼主要通过对照审读美方的解密文件及中方的相关资料,并结合与基辛格本人就此事的对话,指出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期间,确实同周恩来讨论了中美之间秘密军事情报合作的问题,并认为周恩来是向毛泽东汇报过“秘密热线”一事的。
中苏关系。张建华研究了中苏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指出文革初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在冷战日益加剧的国际背景下,在中美苏三国于亚太地区外交博弈的区域背景下,苏联将中国台湾作为对付中国、牵制美国、染指亚洲的特殊对象,且与台湾当局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试探性的秘密外交。台湾当局希望借此阻碍中美关系发展,苏联则希望借台湾问题牵制中共并将此影响折射至美国。 李丹慧详细分析了1969年中苏双方在处理边界冲突问题时苏方步步紧逼,中方不断被动回应的特色。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 吴铭结合国内政治环境,重点阐述了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战备疏散、“第一个号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起因,并认为自尊与自卫是“要准备打仗”的前提,中国国内迅速掀起的战备高潮对于避免发生中苏大战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中,双方亦有缓和的努力。艾苏指出:文革时期,中苏关系极度恶化,两国交流轨道关闭,而有着官方背景的苏中友好协会却继续发挥其民间性优势,尽量表现两国民间的友好姿态,并维持对华宣传工作,成为两国间非正式联系的渠道。
中缅、中越关系。范宏伟梳理了1967~1971年间,中缅关系从分裂到最终实现正常化的过程,并认为两国关系的“破镜重圆”,除了主要源于双方各自利益的需要外,还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有关。 潘一宁梳理了在国际冷战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中越关系的演变,指出由于中越两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不对称性及关注点的差异,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 文革开始后,培训外国实习生被视为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颠覆了长期以来外国实习生培训中以技术学习为主、思想政治教育为辅的模式。游览在具体层面考察了文革期间中国在越南实习生培训工作中对越生政治思想施加影响及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政策演变过程,呈现了对越生培训工作的矛盾重重状态以及越南实习生的态度转变。这些实际上反映了中越内政及两国与美苏两国关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在培训实习生方面中国理想主义和越南现实主义目的之间的冲突。
其他关系。 在争取“两个中间地带” 的外交政策下,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中国与许多非洲新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70年代初,中国从文革热潮中冷静下来,对外政策更加务实,对欧洲的双边外交也日趋活跃。 陈弢分析了在中苏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复杂关系,认为从1969年初开始,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逐渐脱离了文革以来的完全敌对状态,中国对其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以分化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后来,因民主德国因素在中国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阻碍作用,中国乃不顾民主德国的反对,与联邦德国建交,事实上是化解了“区别对待政策”所导致的同联邦德国之间的矛盾,也化解了这一政策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矛盾。

(七) 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及民间社会思潮
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对现存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进行解释、辩护或对某种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改造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阶级性和利益性、实践性和理论性、独立性和继承性。 众多研究展现了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并解读其在实践层面的运作及其影响。
一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下简称“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其被宣传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有学者认为文革时期,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遇了巨大挫折和严重倒退,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现实层面,“继续革命”理论所展现的理想社会模式则可以从“斗、批、改”运动中找到蓝图。 随着文革的发动,“斗、批、改”的概念逐步被提出,成为一个无所不包但又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概念集群。其思想发展逻辑,反映了文革的发展进程;其最终命运,也正是文革的历史命运。
“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的模式是“抓革命、促生产”,但文革期间所抓的“革命”是带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斗争,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革命与生产的对立。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口号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概括性表述,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发展起来后形成的一种基本治国理念。因其高度抽象、模糊的特征,为各种立场和观点的人提供了极大的解释空间。 郑谦着重指出商业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阶段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经济层面的深入与完善, 从而丰富了我们对“继续革命”理论内涵的认知。
综上可见,“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时期坚持了这一理论,但在内涵上引入发展生产力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理论被中共中央彻底否定并与毛泽东思想相区别。 其用意实际上是为接下来的中共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其命运的转变恰恰表明中共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时代。
文革是以“大民主”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参与为前提的。为什么在如此看重“人民”的时代,人的权利反而得不到保证呢?付子堂、任懿概述了文革时期“人民”一词的内涵,并试图从法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人民”被视作一个与“敌人”对立的整体,在法律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使得法律的权威难以树立,规则秩序失效,权力不断膨胀,以致作为个体的人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此外,还有研究者考察了文革中的巴黎公社情结,分析了上层宣传与民众诉求的异同,并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深层问题的反映。 李逊全面细致地考察了“巴黎公社”原则的内容及具体实施情况,认为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
“资产阶级法权”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共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概念,康闪金考察了这一政治术语的概念演变史及语义转换缘由,并指出其为文革的发动和深入起了“廓清道路的作用”;在文革后期又被毛泽东用来反击那些对文革持怀疑、否定的思潮。 有研究者考证了文革期间黑体字语录从出现到逐步“规范”最终形成惯例的过程,认为其编排模式更多的是自发形成而非命令一致,这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曲青山对文革期间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的来龙去脉及影响作了分析。
以文革中的思潮而言,有别于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成长于专制氛围下的民间批判性思潮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北京大学的学者印红标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一书中,其根据历史文献、口述回忆等资料,梳理了文革后续阶段(1968~1976)社会动荡之下民间思潮的自主性与多样性,并认为这些思潮在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是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滥觞。 该研究较为详细地体现了文革中的青年思潮,具有开创性意义。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呈现这些思潮之间的关系或互动,还有一些问题亦值得追问,譬如为什么这些青年的诸多见解或观点只停留在“思潮”的水平,而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
王海光对一份署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传单的分析表明,中共党内一般党员中质疑文革的声音在1967年2月即已出现,该传单以其内容的深刻性和尖锐性,将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王永魁研究了1967年8、9月间北京市一些中学内署名“星星之火”的传单,并认为其主要反映了中学老红卫兵及其家长们的认识和判断,这些家长应该是与中央高层有或多或少联系渠道的干部群体。 作者的研究使这一思潮得以被学界甚至更多的人所知晓,但作者在史料的解读方面似稍嫌不足。

(八)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文革对中国农村医疗的影响。一般而言,学界对文革是一场灾难的认知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岳宗福在概述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时指出,文革时期这一体制逐步被破坏,但由于毛泽东于1968年做了“合作医疗好”的批示,使得合作医疗不但未受冲击,反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张满和董国强根据江苏地区的档案资料及其他文献,从社会史的角度阐述了1965~1967年乡间医药卫生人员培养工作,认为这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并在传播卫生知识、发展农村妇幼保健等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文革对教育的影响。有学者根据相关数据和实证资料重新评估了文革时期的教育发展情况,认为现有研究对文革教育的负面评价是不公正的,未充分认识到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及其对后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者指出: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收入差别,以及要成为干部须先受教育,是使教育发展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1970年前后,由于权力下放导致干部队伍的大幅扩张,同时小工业的发展引发招工热潮,这些导致劳动力迁移的概率大大增加,受教育的预期收益随之增长。此外,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分配体制导致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两者共同促成了文革中后期的教育扩展。 李风华、陈湘林意识到文革中官方引导的关于“学校下放”的公共讨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为集体供给初级教育产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让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农村适龄儿童获得了教育机会。
文革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将文革与改革开放相联系,实则从侧面表达了文革的积极意义。王海光即认为文革的失败,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资源、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且正是因为文革惨痛的反面教训,使中国改革具有强劲的社会动力。 在具体层面,有研究者以浙江民营经济为例,指出“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改革前形成的保护群众的经济政策在改革后得到了强化,这不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促进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发育”,而这种经济政策却与文革对地方政治的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冲击以及中央政策在1970年前后的变化息息相关。 郑谦则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的知青思想上的解放为中国第一轮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是中国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改革大推进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至今我们对这种影响的认识还不够”。
文革与世界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文革不仅造成日本学术社群的分裂,同时也因中国政治的混乱与转向,使得很多学者对社会主义失望而离开中国研究界。有学者认为,在这些负面因素之外,文革恰恰带给日本研究界一个对中国重新思考的机会,亦是对日本主体的“再定位”契机。背后的意义是从关注“我(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为何?”转变为直接研究“中国是什么?”。 马场公彦以文革时期日本综合性杂志的有关中国报道为素材,围绕日本论坛(含学界)的“中国论”的变迁过程,探讨了文革尤其是红卫兵运动和“林彪事件”对日本的影响和冲击。作者认为,研究文革之于日本的影响,“要不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中国的成果总结来认识,还要将其置于战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进行认识”。
文革之于世界的影响不止于日本。有学者认为文革特别深入地影响了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法国到秘鲁,文革不仅在理念上提供了“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同时在实践上也提供了激进变迁的经验。 然而满永指出这只是一种表象,法国乃至西方的激进运动看似与毛主义有着丝缕般的联系,但其内容却与毛主义直接影响下的中国学生运动有着根本的差别。譬如法国“五月风暴”的典型特征在于社会与政府的对抗,是一场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而文革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政治运动。因此,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与文革之间实质意义上的关联需要深入挖掘,而不能视作文革的简单翻版。中国文革的世界影响不能被无限放大。

二 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经历了研究范式的变革,即从精英政治转向一般社会大众。 新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文革研究领域。目前来看,有以下三个方面较值得注意:

(一)制度与结构研究
制度与结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运作机理。王爱云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子女顶替制度的形成、发展及消亡过程,指出文革开始后,正常的退休、退职工作被中止,子女顶替工作也陆续自行停止。1973年以来,该就业政策在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等“四大行业”得以恢复。一些城市则突破了“四大行业”的限制。 计划外用工作为另一种劳动就业方式,在文革后期曾一度增多,有研究者对此作了概述并分析了之所以增多的原因所在。
吴超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信访制度,并概述了文革期间信访机构的情况。 有学者回顾了新中国60年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指出在文革期间,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劳动保险制度于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的“国家——企业保险”模式受到极大冲击,蜕变成单一的“企业保险”模式,劳动保险制度从而成为各企业的内部事务,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 李爱勇梳理了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历史,反映了文革期间上海市政府没有重视住房建设,而是将解决住房问题的视线转向没收和紧缩私有住房。红卫兵和造反派掀起的“抢房风”逐渐从非组织化向组织化、合法化方向发展,当然,这遭到了私房房主、普通民众等的“隐性而强烈的反抗”;“三支两军”的开展又使私有住房遭到进一步挤占。这种忽略住房建设的做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的历史影响。
王志嵩的硕士论文概述了文革时期的中央军委会的变迁情况。 彭厚文认为中共高层一线二线制度的模糊性是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革的发生。 另有学者就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沿革、运作方式及其存废原因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并认为该机构是在发动文革的过程中,毛泽东为解决与中央一线领导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也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产物。 徐金洲则对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时间进行了考订。 也有研究者从中共入党志愿书式样入手考察党的组织发展制度的变异,发现文革期间入党志愿书式样变化最大、最频繁,严重破坏了入党程序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不利于中共的自身建设。
其他机构也受到了关注。陈明明考察了文革初期地方权力机构名称从“公社”到“革命委员会”的演变,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和逻辑推理,认为这一演变反映了毛泽东对地方政权建制的连续性与党在新权力机构中地位的考虑,显示了毛泽东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反官僚体制的革命激情与回归传统体制的理性思考二者之间的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 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清晰地呈现了文革期间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演变历程,并认为其演变结果(老干部复出并主导地方国家机关)实际上表明了文革的失败。 耿化敏考察了文革时期妇联组织从受冲击到整顿、重建的情况。 有研究者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产生、运行、撤销和恢复给予了理论性解释,并展现了其在文革期间的发展轨迹。 刘玉东阐述了文革不同阶段社区治理的结构及功能变化,指出单位制和街居制两种管理方式相互配合的社区治理模式,始终是保障和平衡政权的政治需求与居民社会需求的有效机制。

(二)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
文革时期的性别研究。一些研究者考察了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原因及影响,为我们理解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等关系问题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如金一虹通过对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考察了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塑造女性新的劳动角色,并着重分析了文革时期中国劳动分工达到“去性别化”顶峰、“铁姑娘”在全国“遍地开花”的成因,认为所谓“女做男活”,“多是面对现实矛盾的务实之举”。 吕志茹、刘洁聚焦水利战线根治海河运动中的女民工,发现根治海河是由农村社队按劳动力比例出工,完全不存在男性民工不足和妇女难以安置的问题。 黄薇的博士论文更加细致全面地考察了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多种因素,除“铁姑娘”外,还呈现了女红卫兵、女知青、女战士等类型及特征,并分析了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和女性的多维面向。
文化与政治。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如文学、艺术等)被更多地用于社会改造和制度认同建设,因此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顾铮概述了文革期间摄影的宣传和政治动员作用以及在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雷颐试图通过“贝多芬”乐曲在文革中的命运来折射当时的意识形态和高层政治斗争。 另有研究者揭示了文革期间的邮票发行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赵法发以环县道情皮影戏为考察对象,展示了文革不同阶段皮影戏及艺人的生存概况,表明尽管艺术服从政治的原则在文革期间得到极端化表现,但在文革中后期,地方戏曲因积极主动地移植革命样板戏进行演出,从而获得了合法地位和一定的发展空间。 该研究为我们认识文革期间国家与乡村的互动问题提供了一种视角。
另一些学者注意到文化与政治间存在国家控制与社会反控制的一面。李公明以广东省为例,分析了文革期间美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指出在保持社会意识高度统一的同时,广东省的部分美术家展现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与创造性,在文革期间的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独特鲜活的一面。 不过,笔者注意到作者所列举的“另类”绘画作品大都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2年及以后),这是否与文革期间的政治局势变化有关尚需进一步分析。另有研究者概述了木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等在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时期的概况,指出毛泽东时代的艺术存在“鲜为人知的创新和进步”,且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新艺术的起点。 还有学者考察了一些普通工人在日常劳作之余从事的地下艺术——无名画会,指出这种私人艺术是对国家于文革期间摧毁私人领域的一种“内心叛逆”。
日常生活与政治。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全面入侵日常生活领域。张太原、孙沛东注意到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消费限制等对民众着装的严重干预,呈现了国家权力及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和规范。 忻平、赵凤欣以上海为例,探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化春节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试图揭示国家权力与民俗变革之间的关系。 尤游以湖南S村为例,梳理了毛泽东时代大众传播体系在农村的建立过程、运作情况及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精彩地呈现了文革期间极端政治化的“单向传播”机制下农民的回应。指出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对广播信息是分门别类采取不同态度的。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如刘少奇被视为“大叛徒”等),农民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而持保留态度。不过,即便不能理解,为避是非,“所有的农民都学会了沉默”。相较于广播,农民在观看电影时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农民对电影的狂热与国家意欲表达的主观目的并不相符,如影片中展现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态度、措施等,并没有被农民照搬到实际生活中来。 此文提醒我们,关于文革农村研究任重而道远。满永从物质、精神、社会关系三个层面论述了文革对城乡日常生活的冲击,且认为这些论述还“只是城乡社会生活变化的冰山一角”, 亦证明文革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尚大有可为。
教育与政治。胡耿、李兴韵发现文革时期广东中小学的教材同其他省市一样,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内容的选取和编写上变更频繁,这不仅割裂了学科的系统性、科学性,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段发明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文革期间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体系和编排体例,从革命话语的角度探讨了其“红专化”的产生机制。 关注文革期间中小学教师遭遇的研究值得一提。 耿化敏详细梳理了中共中央改革开放前编撰党史教科书的来龙去脉,亦对这一工作在文革中的进展情况有所涉及, 但有些疑问尚未解答,譬如毛泽东为何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几次提出要编党史?中央高层的其他领导人(如谭震林)对这一活动的表态反映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陈伯达为何一再推脱这一项工作?等等。
此外,一些研究作品还关注“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联或裂缝。杨小滨通过出色地解读中国当代前卫艺术作品,向我们呈现了文革如何影响了前卫艺术家的创作。在这类艺术中,革命与狂欢、英雄与蛮痞、痛感与快感、激情与厌倦等混杂在一起,形成对创伤性记忆的反讽式表达。 陈雨、陶东风即探讨了官方如何透过主流媒体制作的献礼片对文革记忆加以建构,以实现“去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的规训效力。

(三)地方史研究
武汉、上海地区。一般认为,作为“具有超凡魅力”领袖的毛泽东发动了文革,但他并没能完全掌控住运动方向。王绍光以武汉文革(1966~1976)为例,运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认为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是理性的,其在个人和集体行动中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毛泽东的失败。 徐海亮的著作基于丰富的资料,以大事记的方式回顾了“七二〇事件”的来龙去脉,书中含有大量口述采访,作者还探讨了周恩来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以及该事件在文革进程中的地位。
关于上海的研究亦颇有影响。李逊“更多地侧重于底层的群众运动”,其意在通过一系列重要事件与运动考察文革参与者背后的行为逻辑,认为试图提高身份(体制身份、政治身份),改变境遇,是文革能够发动起众多民众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讲,作者较为系统地呈现了1949年后中国的各种等级身份,并将之分为体制与政治两大类。其中,“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份、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前者更多体现着经济利益的分配,后者更多体现着政治权利的分配。”而两种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形成了独特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是1949年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能量来源。 作者的观点推进了前人的研究,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度。不过,笔者认为读者还应重视本书在史实梳理方面的贡献。不足之处在于:书中的一些表述缺少史料出处,易令读者产生困惑,部分章节与本书构建的理论联系得不够紧密,似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此外,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研究,金大陆呈现了上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达了社会发展进程中“变”与“不变”的逻辑。 值得一提的还有复旦文革史研究。譬如樊建政、董国强梳理了复旦大学文革初期“黑材料”风潮的来龙去脉,展现出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层、基层党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复杂互动,并认为围绕“黑材料”而发生的社会冲突,本质上是不同群体对彼此“社会身份”重设权的争夺。 不过,这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各级党委或红卫兵之所以卷入“黑材料”风潮或许还有其他因素。
内蒙古、重庆、江苏(南京)、福建、宁夏等地区。吴迪凭借大量详实的资料包括很多内部资料、口述访谈等,较为全面客观地描绘了内蒙古文革历程,并剖析了中央、地方、基层群众的互动,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等。作者认为内蒙古存在着“先在性”的民族矛盾,文革破坏了缓解这一矛盾的“三大法宝”,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且从蒙汉两方面放大、强化了这一矛盾。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重庆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使用了重型武器如坦克等,武斗的手段、规模、后果在全国都颇有影响。“重庆武斗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厉害?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何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毛泽东、武斗和造反派三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第一部研究武斗的专著”(启之语)。 此外,董国强等对南京文革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福建地区的文革研究亦颇具规模; 一些学者的研究使我们得以了解宁夏、湖南文革时期的概况。
综上所述,近年来的文革研究呈现出一种从精英政治转向普罗大众、从政治史转向非政治史(以社会史为主)的趋势。这种转向既与社会科学向人文研究领域的渗透有关,又受史料的来源及内容影响。 不过正如学者王海光所指:目前的文革史研究存在许多不平衡的方面,譬如重城市,轻农村;重异态,轻常态;重特殊,轻共性;重非常,轻日常;重成功,轻边缘等。 被轻忽的实际上即是今后需要引起重视的方向。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其一,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亲历者们渐渐老去甚至消逝,民间资料甚至官方档案的流散现象亦较严重。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向西方国家譬如美国、德国等地的教育机构学习。不过,相应于文革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而言,小范围的资料搜集还远远不够,这需要各学术单位与民间学术团体、民间收藏者的共同努力。
其二,研究内容的拓展。除已有研究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重视,譬如文革时期的宣传与动员的关系;宣传品(传单、小报)的生产机制;批判“三家村”运动、文革时期的抄家行为、文革时期的大联合与“三结合”、各地革委会的具体运作;“五七干校”、“清查五一六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革对各单位在文革结束后的影响;文革对当年参与者及其家庭的影响;普通群众对文革不同阶段的理解;文革时期的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政治生活之外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与休闲娱乐活动;等等。
其三,区域史研究。区域史并不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 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因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以及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这一理论又导引着两个思考方向:一方面是区域比较研究,注重区域与区域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是区域与整体史相结合,注重与国家的关系,强调中央与地方的相互作用,从而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知。 区域史更加关注不同区域间的关联或异质性,区域史研究方法的引进,不仅有助于揭示文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的历史发展逻辑与国家的政治、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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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是“错误选择”吗?

阎长贵

文革后,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并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说:“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引文中的粗体为引者加)
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很(或:最)有权威,但我认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正确的,其影响也不好。谨陈鄙见,求教方家和广大读者。
所以说“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因为涉及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江青在20世纪的30年代的表现?——无疑,这无论如何不能从感情出发,要全靠证据说话。
江青出身低微,她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从家庭(她是庶出。她出生时,她母亲才40岁,父亲已60多岁)到社会,她都属于边缘人物。江青自幼性格不安分。她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大潮,希望出人头地。说实话,江青在30年代,主要活动在上海,她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绯闻频出,但总的来说,当时的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我认为,江青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李辉先生在《郁风与蓝苹》一文中指出:从1935年秋天起,一个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策划、组织的外围组织——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有声有色地活动着。这个俱乐部的创办者陈波儿等,都是与共产党有着直接联系的人。蓝苹——后来的江青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她因在话剧《娜拉》中扮演女主角而倍受赞誉,一炮打红,成为明星。这个俱乐部,表面上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的一部分,公开宣传抗日,宣传妇女解放,但实际上也悄悄地从事着在劳工妇女中宣传阶级斗争的工作。比江青小两岁的郁风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她和江青接触很多,很亲近,她两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活跃人物”。郁风评论江青说:“我印象中她非常敏感,求知欲很强,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说话,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于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按:应为1938年——笔者)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该文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辉文章中郁风的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将该书译成中文)中说,江青在30年代是她的“黄金年代”。特里尔这样说完全正确。不论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相比,江青在30年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江青(应该说明,这时她还不叫江青,而叫蓝苹)离开上海去了延安(到延安后,蓝苹改名江青)——这是从比较舒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并坚持了下来, 这无疑是江青革命和进步的表现。对比一下,不是也有奔赴延安的青年,因吃不消延安的苦而又离开延安的吗!?
1938年11月,在延安,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说这是毛泽东的“错误选择”,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青在“文革”中成为历史的罪人(姑且不问原因是什么),毛泽东在30年代选择江青做伴侣就是“错误选择”吗?我认为,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和江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是革命领袖(如果当时还不是一位唯一的领袖,即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也是主要革命领袖之一),江是进步和革命的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和江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青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青的过去,毛泽东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青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据江青的一个护士讲,江青说,有一次演出后,毛泽东曾到后台看她,见她衣服穿得单薄,毛泽东还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给她披上。毛泽东喜爱京剧。他对江青演的《打渔杀家》垂青,可能是事实。在为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诞辰演出的《延安颂》电视剧中,也有“毛泽东”(由唐国强扮演)看“江青”(由庄庆宁扮演)演《打渔杀家》的镜头。1967年一次看电影时,江青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她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青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济南、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有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
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谈到,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泽东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对江《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青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才到延安去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也不只江青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和江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
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理解?
所谓给毛泽东的生活“带来不幸”,人们会问,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她没有担负起照顾毛泽东生活的责任吗?1940年江青生下孩子后,她没有尽到“相夫教子(女)”的义务吗?特别值得指出的,在1947至194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时,她作为唯一的夫人身份的女干部,担任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其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所谓给毛泽东 “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这是什么意思?而所谓“毛泽东晚年极大的不幸”,我认为(我想这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的共识),就是他晚年犯了极大的错误,即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持续十年多,给中国人民和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难道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江青?——而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比如最显著的例证,就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粗体为笔者所加)
我们先对这个关于文革的“定义”说点意见。这个定义虽然仅有42个字,但它的职责和使命重大,因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它又是回答对文革评价的根本性质问题,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具有政治权威的结论,需要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但这领导者是谁,它并没有点明(或“点名”),这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以来历次中央文件和领袖们的说法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见《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是承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危害后果,人们还经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来表述。
以上所说文革“定义”的两层意思,或“定义”的两个短语,在多数人中没有什么争论;而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或“定义”的另一个短语,即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谁都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指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这就是文革“定义”的这层意思,或这个短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真正含义。
关于文革的“定义”,这样说符合文革的历史实际吗?能够说服人和站得住吗?
已故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先生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时说:“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迫害某个人,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的吴法宪也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
十分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或者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如果不是出于“政治实用性”,而是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不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问题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归罪于江青,并由此得出毛泽东和江青当年结婚是一个“错误选择”的结论。
以上看法是否妥当,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退休干部,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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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九十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28, 2017 8: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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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少先队与红领巾在文革中的命运

刘庆丰

在一个网站上发现,居然有毛泽东历次检阅红卫兵的全部视频可以下载,都是当时公映的新闻纪录片,虽然清晰度较差,但作为资料来说是相当珍贵的。
本来是打算作资料用的,不料细看时却意外发现,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有一个相当有趣的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领袖,全部镜头都是不伦不类地戴着红领巾!(下图为镜头之一。)
其实毛泽东戴红领巾这并不是第一次,文革前有多次戴上红领巾跟少年儿童们在一起的镜头。不过那些时候给他戴红领巾的都是少先队员,而这次却根本与少先队无关!
文革前的少先队,作为党、团、队这三大“先锋队”之一,拥有一整套完善的体系。具体模式基本是从苏联借用过来并进行了“本土化”的,比如苏联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是横着打结左右分,而中国则是竖直打结让两根布带下垂。另外少先队的队旗队鼓队号都是自成体系的,很多不够完善的小学都只普及了队旗,而没有队鼓队号这些装备。
给成年人戴上红领巾,就是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礼仪。文革前我就读的重庆小龙坎小学的那个班是全沙区著名的模范班,少先队活动搞得特别丰富活跃,经常都要去给各类“校外辅导员”戴红领巾。其实现在想来,那只是一种表达尊敬的仪式,就跟藏族的献哈达差不多。
跟其他领域一样,文革前夕的极左与反苏也影响到了原有的少先队。大概是1964年底或1965年初,宣布取消少先队干部的臂章,也就是左臂上那表示小、中、大队长(委)的一、二、三根杠。当时我们几个“队委”还自发聚到某同学家中搞了个仪式,取下臂章全部烧掉,表示彻底和“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告别。当然心中还是不太舒服的,直到随后解放军也取消了军衔制才彻底释怀。
其后不久,我们全家因父亲的“政治面貌”(右派)问题被遣送外地乡下。环境的巨变当然使人极不适应,连接过去的纽带就只剩下了《中国少年报》。但这时发现少先队的体制也正在发生大变异,少年报上每期都有半个版来讨论和赞颂这些新举措:把入队年龄从9岁改到7岁,入队率要求普及到100%而不再是“先锋队”(如今小学里的少先队就是如此,已无“先锋”的意味),并且少先队的组织要从学校改到街道。我非常反感这些方案,差不多每次见到都要跟过去的队日生活作对比,并在心里暗骂,所以印象特别深。好在文革随即爆发,这些没能继续施行。
当时为何要对少先队进行这种变革?写此文时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份1965年8月9日《邓小平彭真听取团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的插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里面邓小平有这样几段话,看来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开始进行改革的:

……少先队也是这样,不要使小孩入不了队。
……到年龄时就编进来,不要再搞什么手续了。过去入少先队是一关,现在要取消这一关。
……过去,校外的活动没人管,学校的活动时间与校外的活动时间不同。看来,还是学校比较熟悉学生。学校的少先队,还是学校的。再把校外的儿童组织起来。

文革爆发以后,少先队这个组织实际上和原有的党、团组织活动一样陷于停顿。不过作为其标志的红领巾,却仍然保存着“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原有定义,仍是革命的象征。但在一片红海洋中,红领巾的地位已十分微弱。
就在这个狂热的时候,红领巾突然获得了它整个历史中最显眼的地位:它被戴在毛泽东的脖子上了,让戴着红领巾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文化革命大军”长达若干小时。而且,这次根本就不是少先队员们给他戴的,而是两个红卫兵!
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检阅以外地学生为主的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他先是与同僚们乘坐敞篷车到学生中检阅,然后又登上天安门城楼。红领巾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女生一左一右挤到了他面前,其中一个给他戴上了红领巾。
这很可能不是有组织的事先安排,而是小女生的即兴发挥。就是在戴红领巾的时候,两个女生背后都有只手在不断地想把她们推开。这两个学生其实自已也并没有戴红领巾而是戴的红袖章。就这样,整个检阅大会仪式中,毛泽东就始终戴着这不太正常的红领巾直至终场。而全片中,除了系红领巾这个镜头后紧跟着的一个少先队员镜头,就再没见过有其他任何人佩戴红领巾。
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去和最高领袖紧密接触的,肯定不会是等闲之辈。从背后试图推开她们的那只犹豫的手能够感到,毛泽东是乐意戴这红领巾的,而且很可能跟她们本来就是熟识的。但不同于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事后被大力宣扬,这两个小女生却未得到任何宣传,就连她们的姓名都没被提起过。不知她们今天在何方?能否讲述一下当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被戴红领巾的镜头之后,就是在室内接见来访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即使在这种场合,毛泽东也没有取下那被戴上的红领巾,这说明他对此并不反感。
红领巾的地位就此达到了顶峰,但随后几年里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根本没有再沿袭“旧一套”的红领巾,在整个红色震荡中,红领巾根本就没有任何地位。
在重庆的“破四旧”中,望龙门码头被改名为“红领巾码头”,但没人记住也基本上没人使用过这一新名字,而码头上的来往过客中则基本上没有了红领巾。那时候,在街头佩戴红领巾会被认为头脑不太正常。比如在1967年8月22日重庆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路口为劫车而开枪射杀解放军的,就是三个莫名其妙戴着红领巾的家伙,各方面都很不正常。
少先队完全停止活动之后,1967年2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第三条就是“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
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从此,红小兵正式取代了少先队。
进入70年代,在连续不断的“批清”、清查516运动中,红卫兵、造反派的地位一落千丈,红袖章这种形式也基本被官方抛弃。小学生的组织虽然还是叫“红小兵”,但又恢复了戴红领巾的传统。具体的恢复时间大概是在林彪事件以后。
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底,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部分,正式废除“红小兵”而恢复少先队。红领巾、队旗等也恢复原样,只是少先队的队歌把原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改换成了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因为原队歌的曲作者马思聪这时还戴着“叛逃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帽子没有平反。正如当时《国歌》因词作者田汉还戴着“叛徒”帽子没平反,就把歌词也作了修改或者开会需要唱《国歌》的时候时不唱歌词只奏乐曲一样。
平心而论,老的少先队队歌乐曲也很好听,不过不如后者铿锵有力,歌词也不如后者通俗易唱。搞笑的是,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作为少先队的队歌以后,成人们自己却开始抛弃“共产主义”而走“特色”道路了。
20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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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
—从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的变化看造反派领袖的结局

舒 声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一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八七期(zk1707c),在本刊发表前又略有修订。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聂元梓只是北京大学一个系的总支书记,如果不是1966年5月25日那张大字报,毛泽东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聂元梓;而正是那张大字报,让毛泽东找到了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机会,并把聂元梓抬到了文革造反派领袖的高位,让她闻名全国。然而,两年后,又是毛泽东本人,把聂元梓等一帮造反派领袖拉了下来。1968年后,聂元梓等人逐渐失宠,不仅失去了权力、地位,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
本文旨在记述毛泽东对聂元梓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的过程,并对其原因进行探讨分析。

得到毛泽东大力支持,聂元梓成为文革新宠

1966年5月,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受到挫折的聂元梓心情很郁闷,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区怀柔县搞农村四清,中间回学校取衣物,在火车上感冒了,因为治病休息,没有及时回到怀柔,正赶上传达“五一六通知”,该文件点了彭真的名,撤销了“二月提纲”,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政治敏感性很强的聂元梓受到了“五一六通知”启发,知道彭真已经倒了,陆平和彭真是一条线上的,肯定保不住,彭真后面也许还有更大的。她先后找到哲学系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和党员教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豸,讨论写大字报,并通过张恩慈联系,到友谊宾馆向曹轶欧做了请示,得到曹的同意。5月25日午后,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大饭厅的东墙上。这张大字报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响,反对者甚多,当晚李雪峰来到北大,强调“内外有别”。大字报抄件由张恩慈送交中央文革 。6月1日,毛泽东在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印的 《文化革命简报》13期上批示 :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聂元梓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聂元梓等三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问了我的经历什么的,他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还指示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我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即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将其作为向刘少奇开火的一颗炮弹。毛泽东兴奋地写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之后,笔锋一转“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矛头转向刘少奇和地方的 “走资派”,称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何其毒也!”并“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老账新账一起算。一褒一贬,在这张文字不多的大字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显。
1966年8月中旬,当选了北大校文革主任的聂元梓春风得意,公然请毛泽东给改版了的北大校刊题写刊名,毛泽东也真给面子,连续两次题写了“新北大”三个大字,并谦虚地在信里写道“如不好,可再写”。消息传到北大,校园里锣鼓喧天,热烈庆祝,最高领袖给一个学校的校刊题写刊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毛泽东不仅支持聂元梓,还十分关心北大的文革,派女儿李讷来北大和聂元梓联系。
1966年11月 12日上午,李讷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元梓,正好聂不在,李讷说下午两点再来。下午李讷准时来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工作人员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陈葆华、傅治文等一起和她见面。李讷说要和聂元梓单独谈。李讷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主席问我见到聂元梓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她呢?今天,主席特地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聂元梓请李讷代她向毛主席表示感谢,并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
第二天,即11月 13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讷又到校文革办公室找聂元梓,并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到了聂家后,李讷对聂元梓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展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联,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联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
毛泽东亲自派李讷来北大,指示聂元梓去上海串联,表明他当时对聂元梓是多么信任,多么倚重,也是利用北京的造反派去冲击运动相对落后的上海的一步棋。聂元梓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务,带领亲密助手孙蓬一等人,11月 19日到达上海,直到12月 16日回到北京。在上海期间他们支持上海造反派炮打陈丕显、曹荻秋,在华东师大批斗常溪萍(后常溪萍被迫害致死),并见到了张春桥和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支持他们反对上海市委,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聂元梓利令智昏,毛泽东对她失望

1967年初,受到“一月风暴”的鼓动,聂元梓也企图在北京夺权,先后和蒯大富、王大宾等联系,准备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还和外国专家造反派李敦白等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夺权联络站,拉着李敦白做游说工作,让别人拥护她为核心,以为只要通过电台广播,北京夺权就大功告成。同时,她指派北大学生到华北局、高教部、民委、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等单位到处活动。
在夺权活动中北大和其他高校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争斗,逐步形成所谓的“天派”、“地派”,聂元梓与中央文革某些成员和毛泽东派到北京的谢富治也逐步产生矛盾。 4月12日晚,由她的得力助手孙蓬一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公开炮轰谢富治是“摘桃派”。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聂元梓成为副主任,但她并不满足,经常和谢富治“斗法”,争吵,这些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使毛逐渐对聂元梓有了看法。
早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就说:“去年12月,今年1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 表现出对聂、蒯的怀疑态度。
1967年3月,由于聂元梓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意见,打击排挤不同意见的干部教师甚至校文革内部的成员,北大校内逐步出现一些反对她的群众组织,到8月17日,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而聂元梓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差,她的外号“老佛爷”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年夏天,毛泽东突然说要让陈伯达去当北大校长,这也许是句开玩笑的话,但反映出毛对聂已经不信任了。
到了1968年3月,聂元梓和校文革看到校内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大,决定用武斗的方式镇压和消灭之,3月29日凌晨,他们组织武斗队伍手持长矛、棍棒将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骨干——化学系学生从居住的31楼强行赶出,打伤多人,开创了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的先河。接着,蒯大富有样学样,在 4月份发动了清华大学的武斗,以后还使用了枪支、手榴弹、土坦克等,两派在武斗中死亡十多人,受伤数百人;而北大有 3名无辜学生被聂元梓手下打手活活打死。毛泽东先是静观其变,直到7月27日,才派出3万多名工人进入清华制止武斗……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五大领袖”。
关于这次召见时的记录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里摘录毛对北大和聂元梓的有关讲话(根据韩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的记载)。
在蒯大富未到之前,毛说:“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笔者评:毛为什么说工人恨北大不恨清华呢?恨北大实际上是恨聂元梓,因为她是北京高校武斗的始作俑者,在北京市群众中影响恶劣,这点毛很清楚。)
“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 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笔者评:可见毛不同意聂元梓消灭反对派,主张两派共存)。
“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您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笔者评:毛泽东批评聂、蒯搞武斗不得人心,讽刺老佛爷是“哲学家”,事实上聂元梓并不是一统天下,新北大公社和校文革里反对聂元梓的人也很多,这点毛说得很准。)
“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笔者评:毛也知道聂、蒯在社会上不得人心,说他们的炮灰不多,实际上聂的炮灰也就是几百人,武斗期间大部分师生都离校了。)
“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行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炖羊肉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轻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到会打起来呢?……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笔者评:毛的记忆力很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名字都知道,还记得杨克明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认为北大分成两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再次讽刺聂元梓是哲学家。)
聂元梓说:“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笔者评:聂元梓在毛泽东面前说谎毫不脸红,但毛不信她的谎言。)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
(笔者评:聂元梓不是一贯标榜自己不搞血统论吗?在这里污蔑樊立勤,牛辉林和侯汉清,并涉及到家庭。说侯的父亲搞投机倒把,是什么意思?与侯汉清本人有什么关系吗?)
毛泽东说:“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污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的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笔者评:可见聂元梓已经给毛泽东和中央递送了很多关于牛辉林和侯汉清的黑材料,并当面污蔑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纯属无中生有,幸亏毛泽东没有轻信聂元梓的谎言,否则牛、侯等早就被抓起来甚至枪毙了,聂元梓身为一个高校干部,竟然诬陷本校的学生,其心何其毒也!)
聂元梓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泽东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炖羊肉。牛可以耕田嘛!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笔者评:江青本来就是个经常歇斯底里的人,聂元梓故意在江青面前挑拨,说北大井冈山有人要油炸江青,引起江青愤怒,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手段何其卑鄙!即使井冈山有人骂过江青,聂元梓又是怎么知道的?还不是靠“二组”使用特务手段偷听的。把偷听的情报送到中央,这就是聂元梓校文革干的事!)
从以上毛泽东的讲话来看,他对北大文革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也没有听信聂元梓谎报的情况,对聂元梓、蒯大富不按照他的战略部署搞斗、批、改十分不满,对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失去信心,决定派工人和军队进驻学校。这次召见,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红卫兵造反派开始走下历史舞台。
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接管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权力。聂元梓的命运从此发生重大改变。

毛泽东对聂元梓彻底否定、抛弃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特别是1969年春8341部队进驻后,在北大组织群众揭发批判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问题,包括挑动派性、对干部学生逼供信、挑起武斗等,两派群众都认为聂元梓和校文革问题严重。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
据谢静宜回忆:毛主席对聂元梓他们少数人的不服,非常生气,有针对性地批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人——
主席气愤地说:“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主席越讲越气愤,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主席当时气愤地从坐着批评,到站起来批评。他在厅中来回踱步,坐下对我说:“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我吃惊地抬头望着主席说:“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的话呀,我怎么能去讲啊?”
主席说:“能讲的,你变成自己的口气说就是了。”
不几天,在北大东大操场召开的几万师生员工大会上,我作为其中一位发言,讲出了毛主席批评的原话。
之后,来自各系的同志反映说:对此群众反应强烈,高兴,出了气。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勇气,灭了“老佛爷”的威风。

中共中央中发〔1970〕17号文件《批发北京市革委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入了: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语句。
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1969年)对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已经持否定态度。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了体现文革的成绩和造反派的代表性,还是把聂元梓选成了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时,聂元梓又到处串联,紧跟林彪、陈伯达,在陈伯达被点名批判后,聂元梓也被迫检查,受到批判。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曾一度担任过北大“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的北大副校长周培源陪同接见。毛对周说:“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快呜呼哀哉了吧?”又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培源说:“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因为陈伯达是她的后台。”毛泽东紧接着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
中共中央中发〔1976〕4号文件传达《毛泽东主席1975年10月-1976年1月间的指示》中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另一句是:“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把聂元梓、蒯大富彻底否定了,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有关聂、蒯的最后一次指示。
从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后到1978年,聂元梓一直处于被隔离审查的状态。1978年4月19日,她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1983年3月16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变化原因简析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
1.毛泽东对聂元梓的态度为什么前后变化
毛泽东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他善于利用小人物,“以小制大”,例如1954年,利用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65年利用小人物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矛头都是指向更大目标的。文化大革命是他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但选择什么机会点火,需要捕捉时机,聂元梓的大字报让他捕捉到了机会,他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就是把聂元梓当成了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或者说是打向刘邓的一颗炮弹,那时他需要聂元梓这个工具,对聂元梓十分支持,又是让她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又是给校刊题字,又派她到上海煽风点火,就是利用这个小卒子往前冲。到了1967年全国全面夺权后,造反派的作用降低了,而且不那么听话了,反而经常给他制造麻烦了,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不但对他们不信任,而且可能会引导他们犯错误,然后让工人、军队进驻学校取而代之。这不但是聂元梓的下场,也是蒯大富和全国所有造反派领袖的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1968年夏季,毛泽东和造反派领袖的蜜月期已经过去,聂元梓、蒯大富等还指望毛对他们信任、宠爱,只是可笑的一厢情愿而已。毛泽东生前,聂、蒯等已经失宠,被审查,监督劳动,毛泽东死后,痛恨他们的当年的“走资派”掌权,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要否定这些文革时期的代表人物,收拾他们当然更不会手软。
2.聂元梓自不量力,走向反面
聂元梓出身于河南滑县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文化程度,1937年在其兄聂真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有一定的经验;但由于她素质差,人品差,水平低,又有投机心理和政治野心,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泥潭中,她自不量力,头脑膨胀,以为有毛的支持,便得意忘形,自以为是天字第一号造反派领袖,在校内镇压反对她的干部群众,在校外到处伸手,得罪了许多单位和群众组织;在她的身边还有一些抬轿子的人,无原则地吹捧她,使她看不清形势,利令智昏,竟然在首都这个全国政治中心发动武斗,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引得天怒人怨,使自己的形象越来越糟,这些信息通过各个渠道传上去,使得毛泽东对她的看法也越来越差。毛泽东在观察她和蒯大富等人一段时间后,认为他们已不符合他的要求,甚至影响到自己的战略部署,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所以决定将其抛弃,这是聂元梓们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
文化大革命前期,聂元梓、蒯大富作为造反派领袖风光一时;可是仅仅两年,就从天上跌倒了地下,从文革的宠儿变成了被抛弃的垃圾,直到文革结束后成为阶下囚。他们的表演使自己从“英雄”变成了小丑,这是政治斗争残酷的体现,也是文革从盛到衰的一个标志,值得文革研究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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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是死里逃生人
——半个世纪的记忆

徐联群

一九六七年孟夏时节到来时,悄然从“二月镇反”高压下恢复活动的万县市赤旗派学生组织,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日渐活跃。
五月七日,中发(1967)1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中,第二条指出:“……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第五条要求省革筹要对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一律平反,一律释放……”,文件传达后,我们这一派天天游行示威,与另一派学生组织四处辩论,不断发生摩擦、冲撞……
六月二日下午,胡宗模(赤旗总部成员,我们市商校赤旗分团团长,后校革委会主任)召集我校分团负责人开会布置总部关于第二天揪斗“二月镇反”黑干将、市公安局局长王杰的行动。根据总部安排,由万县市一、二、三中,解中,人中等学校高中部的男生负责揪斗王杰的行动;卫校、财贸校、商校、幼师等女生较多的学校负责上街游行示威、刷标语、造舆论配合行动。
六月三日上午九点左右,碧空如洗,炽热的阳光洒满大地。我带着我校刷标语的一行二十几人从学校出发,出校门沿着郊区公社田埂土路,到孙家书房马路边,由电影公司上高笋塘,再折回顺倒拐黄葛树下反修路(电报路),一路上张贴“为二•二二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揪出二月镇反黑干将----王杰”、“王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标语。行至反修路小学校门前,刷标语的同学便直行下反修路,我与潘××几个男同学急着要去揪王杰(本来赤旗总部安排揪王杰是没有我们市商校的,我们却主动前往),便由影剧院飞奔疾走,由和平广场大梯子过反帝桥(万安大桥)去追早已出发的揪斗大队伍。
一路上看到不断有人汇入奔向环城路公安局方向的人流。当时,从西门粮店、公安局到法院整条街及人行道上都站满了赤旗派学生和围观的人群。
公安局大门是老式的石门框八字大门,从人行道进大门有一道用青石铺成的石梯,爬上十几步石梯,便进至大门内一个约近百平方米的倒“凹”型院坝,院坝前面石坎上是会议室,左、右两面是办公室房间,左前方有一条约一米五宽的窄石梯路,可以向上通往后面的办公楼和看守所。当时我仗着人高力大,和几个同学一起硬是从已站满人群而拥挤不堪的公安局大门口的石梯子挤了上去,只见院坝站满的约两百多名赤旗同学拳头高举,口号震天,同时正缓慢地向左前方窄石梯路方向移动,试图上去揪出在后面办公室的王杰。
我随着人群才向左前方刚刚移动了几米,突然从院坝左、右两边屋顶上一下子冒出十几名头戴钢盔,身着消防服或便装,手持钩镰长枪的消防兵。他们快速翻揭屋顶上的瓦片,并用早已准备好的砖头、石块、开水瓶居高临下狠狠地向院坝内的学生砸来。同学们惊叫着,能迅速闪开的,地上便出现一小块空白,随即便像池塘扔下一块石头之后,水面又恢复平静似的又拥挤在一起。因人多地窄,更多的同学无法躲闪而被砸得头破血流。手无寸铁的我们一边大声叫骂,一边慌乱地向后退,而院坝下面和大门外面的同学不知上面情况,还不断向里向上涌,再加上大门狭窄而形成的瓶颈,这就阻滞、延缓了我们撤退的行动。
起初,虽然我们有些恐慌地在撤退,但还没有生命之忧,因屋顶上的消防兵离我们较远,且手上的凶器尚不会立即令人毙命。但后面发生的事就令人始料未及了。突然,我看到在左前方窄梯子上的同学们像潮水般地退卷下来,同时恐怖地惊叫着:“打起来了,快跑啊!”因为他们是近距离地面向对手,只有真切感受到即将迫近的生命威胁,才可能发出如此惊恐的呼叫。只见动作快的同学转过身来就向院坝冲,而在最上面的和动作慢的同学只得背对我们向院坝后退。
院坝本来就很拥挤的人群经这一喊一冲,顿时混乱不堪。为了逃命,胆子大的就从院坝临街的石栏杆上翻过去朝人行道上跳,更多的人群便向大门外拼命地冲。因逃生而激发出来的人的潜能汇集成强大的推力,裹挟着滚滚人流冲向狭窄的通道,并迅速从上面将在石梯下段和台阶上的人群推倒,挤压成一堆……
当我被巨大的推力推倒在大门内的台阶时,戴的眼镜被挤掉了,我还试图去抓,但根本不可能(后眼镜不知去向),我便拼命向着大门口爬,双肘被磨得鲜血淋沥而不觉痛,至今右肘还留有三个、左肘还留有一个疤痕。在求生时,人的潜能会发挥到极致,我拼死地向大门口爬去,但只爬了几步便无法动弹了,胸部以下被死死地压住,因源源不断的人体迅速将台阶、石梯塞满、填平至上面的院坝——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因踩踏挤压窒息死31人,重伤72人(72人里有一部分还是外伤),那么除我们最底层台阶被压的人以外,上面至少还层层叠叠地压了80个人以上。厚厚的人体重压,加上被挤压的肢体摩擦增大,你纵有天大力气也实难移动半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是平卧在台阶上,而且双手已死死抠住了台阶朝大门的外沿,虽然不能将自己的身体向大门外挪动丝毫,但我的头离大门外沿只有十五公分左右,这救命的十五公分足可以使我用双掌托着下巴以双肘作支点将头部和胸腔上部撑离台阶地面,面向街上并维持了基本的呼吸。同时我也能看到和听到外面的一些情况:我听见上面的喊叫声,不断有同学从人堆上面摔下时着地的闷沉响声,砖头、瓦块砸地时的砰砰声,看到他们砸下来到处流淌的开水冒着的热气。我们这些压在最下面且头部靠外尚能呼喊的同学不断大声呼救,站在大门外的赤旗同学们一边哭着跺脚向里高声叫骂,一边不断地用双手抓住我们被压在下面同学的手用力向外拉,无奈根本拉不动。渐渐地,我觉得胸口难受,头胀发热,大口大口地喘气。当时上面一只后跟磨穿了的胶鞋掉在我的头前面,我缓缓地伸出一只手,将它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推开,唯恐阻挡了我的呼吸。这时我的双手已无力支撑头部,耷拉的右脸贴着台阶的青石地面,心里充满了恐惧。我绝望地伸出左手,死死地抓住了一个站在大门外的同学的一只裤脚,这是一位女同学,她立即弯下腰来,我看见她泪流满面,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左手,嘴里不断地在说着什么,但我却什么也听不见了……
不知昏迷了多久后,我似乎感觉到自己背上的衣服、皮肤、肉像被一层一层地剝开一样,清新的空气好似从背部沁入了整个胸腔。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喊:“这个还是活的!”马上就有几个赤旗同学前来,将我扶起拖到街上,准备让我自己站立,谁知他们一放手,我便瘫软下去。我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根本不听使唤。他们才赶紧将我抬上了一辆架架车,马上拉走。
一路上人流如潮,哭声、谴责声、叫骂声不绝于耳,由于极度虚弱,我在架架车上又昏睡过去。醒来时,我已躺在专区医院病床上了。经检查,除我双肘有明显创伤外,骨盆内坐骨支因重压骨折,双腿因长时间重压血流不畅导致腿部肌肉萎缩(而且当时左腿未检查出任何毛病,出院回校后方感觉左腿行走不适,不知是韧带伤了还是其它什么伤了,一直未查明原因,至今走路左脚还显得不协调)。我短时间内根本不能下床,只能通过药物和针灸、按摩慢慢恢复。直到八月十四日我派反攻“解放万县市”后,我仍未痊愈,只得随我校赤旗枪班回校驻守。
住院治疗期间,卫校赤旗的护士和专区医院白求恩战团的医生、护士们给了我精心的治疗和细心的护理。由于双脚不能动,每餐吃饭都是在床上,由人扶起来可以自己坐着吃。大、小便只能由那些护士协助方能在床上完成。当时天气渐热,病房又无空调。每天打针、吃药、输液、针灸、按摩……真够他(她)们忙乎的了。因坐骨支骨折未愈,不能下床活动。我的脚稍一恢复知觉,她们就帮我在床上摇脚、抬腿、弯腿。当我能下床后,她们就扶我在病房里慢慢挪步。再好一些了。就扶我到走廊外锻炼腿部肌肉,直到放手让我自己能慢慢走…… 所有这一切,倒真切地应了当时一句流传很广的口语:“爹亲娘亲不如观点亲”。
“六•三”过后,万县市的文革运动,两派的争斗形式便由以前用标语、大字报、辩论的文斗形式升级为用钢钎、枪炮、手榴弹屠杀的武斗形式。从此,更大规模的杀戮,无数的生灵便在“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最高指示中消亡、消亡……
“六•三”惨案的情况,我是在住院的第二天才知道的:
学生死三十一人,我的一个同学万××的弟弟死时才十四岁多(北山路小学六年级,因前往看热闹被逃命撤退的同学压死)。最大的是与我同去的我校高66级的潘××,死时二十二岁,我校还有一位初中同学幸××死时才十六岁。三十一条鲜活、稚嫩的生命,就在这出自内心的“忠于”、“保卫”的“运动群众”中被扼杀、夭折。这就是长期以来虚假的奴化教育和洗脑、换脑的强大威力。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至死也不明白死于何因。其实,所谓的《红十条》早已埋下了挑起一派斗另一派的伏笔。这也是历次运动中屡屡奏效的“上整下”和“发动下整下”的惯用手段之一。
重伤七十二人,我的另一位同学刘清和也同我一样幸运,虽被压在最底层,但因头在外尚能勉强呼吸,能坚持一段时间而幸存下来。只不过,我俩成了七十二名重伤中住院治疗时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两个。不幸的是他的双腿当时被压断。不得已,双腿只能靠安钢板来恢复站立、行走功能,然效果并不理想。手术后双腿膝关节向外侧弓,两脚并拢后中间膝关节无法靠拢而呈椭圆形。几十年来,每当我一看见刘同学蹒跚而行的步态,心里便涌起阵阵无名的痛楚。
“六•三”事件死伤一百多人,当时盛传是公安局放的毒气所致,我认为:一、如若公安局放毒气,那些从房顶上、从里面跑出来追打赤旗同学的消防兵们应戴防毒面具,但他们没有戴;二、我们压在最下面且压的时间最长,也是最后被救起来的,如若放毒气,我们一定吸毒最多而不能幸免;三、如若放毒气,那么多赤旗同学和围观群众,在那么长的时间应该看见毒气弹之类毒物,而且他们在围观时亦有可能中毒。故我判断死者系挤压、窒息而非中毒而亡。
“六•三”及之前之后的历次“运动”,给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伤痛至今未消——“六•三”之后几十年,每当在空间狭窄的场所如影剧院、会堂等出入场通道人多拥挤时,我便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总想迅速离开,至今阴影未散。但它却促使了不少人的觉醒和反思,可能这就是社会进步需付出的代价吧!我曾与朋友言:我们这一代人以自身不同的遭遇和经历,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各个侧面的政治生态环境,展示了亿万民众真、善、美的基本人性,从而成为社会的健康因素和绵绵不绝的呐喊之源。
我们这一代虽历经坎坷,饱经磨难,却执着不变,期盼人类共同文明的“普世价值”希望不灭。“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幸存者也多已步入古稀之年。我常常在想,我一生中三次死里逃生,竟有二次发生在一九六七年。虽身临绝境,然冥冥中似有神明护佑,故方能遇难呈祥,幸免于难,亦令吾于人于事常怀敬畏感激之心,以报神明护佑、拯救之恩。
五十年后我能以此文祭奠五十年前冤死之亡灵,幸乎?悲乎?
在此,谨以虔诚敬畏之心祈祷神明:愿上苍垂怜,佑我中华,让以往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普世价值”的阳光永远普照华夏子民!
(时隔数十载,记忆中难免有不准确之处,请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知情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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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目录

阎长贵

《昨天》编者按:阎长贵著《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一书已于2017年6月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

序:为“江青学”奠一片基石
一、总论
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
评汪文风先生两本书对江青的叙述和描写
一本客观记述江青的独立著作
——评维特克《江青同志》兼与张颖同志商榷
附:也谈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江青做噩梦
二、江青和毛泽东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问题
毛泽东和江青“政治夫妻”析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
毛主席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毛泽东为什么没实行火葬?
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
——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点感想
关于毛泽东要江青在他身后当政治局常委的传闻
三、江青成为“旗手”
江青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操盘者
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
——剖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1967年一步也没离开北京
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旗手”风波
四、江青与其他中央领导人
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内情
江青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
江青在打倒陶铸中的作用
1966~1967年江青同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说江青1966年9月授意蒯大富点总理的名乃谎言
——为厘清这件史实和韩爱晶的通信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五、江青出身及和子女与亲属关系
江青:“轮人之女”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李讷怎样到《解放军报》
毛泽东:“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墓地
朱旦华眼中的江青
六、我与江青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
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也和我聊过天
江青诬我为“坐探”关我八年
难忘西洞庭
澄清一个事实
附录:关于名誉侵权案的几个材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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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为“江青学”奠一片基石
——《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序

何 蜀

评说文化大革命,评说毛泽东,都绕不开一个人:江青。邵燕祥曾在《建立“文革学”刍议》(载《文汇月刊》1986年第4期)中说:“‘文革学’要对‘文革’作多层次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在‘文革学’中,对于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江青,不仅要专章立传,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
自“四人帮”倒台以来,写江青的书和文章可谓多矣,但许多都是按一个既定调子在写:将江青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其实,在给江青定下的种种罪名中,“反革命”这个罪名是最荒唐、最不靠谱的,因为江青不但不是什么“反革命”,而且应该说是“太革命”、“最革命”、“极端革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选中她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让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露峥嵘,权倾朝野,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用本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诚然,给江青这样的人定一个“反革命”的罪名,是民众最解气、最拍手称快的,最能达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快感的。不过,这就跟江青当年把许多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打成“反革命”一样,毕竟不是事实。
历史研究不是政治博弈。要创立“江青学”,把江青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严肃的研究,就得对江青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还得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而这两方面,都正是阎长贵老师的长处。他既担任过江青的首任专职秘书,与江青有一段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了解,又长期从事学术研究,有严格的学术素养和严谨的求实作风,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本人虽曾遭到江青的诬陷而蒙冤系狱八年,但他并未因此而在历史研究中对江青采取敌视、报复、以牙还牙的态度,仍然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人云亦云,更不官云亦云,始终把江青当成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冷静客观的评说,绝不对其进行妖魔化或戏说。而且,他这个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从1989年为林青山那本戏说历史的《江青与她的机要秘书》而打的那场官司,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编成这本书,都是如此。如果读者只读到本书中“对江青也要实事求是”、“‘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等篇文章里为一些有关江青的不实之词所作的辩护和澄清,很难想到作者会是一个曾被江青诬陷下狱的受害者。
阎长贵这个名字,我最早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从报上的几篇署名批判吴晗、邓拓、翦伯赞等人的文章上看到的,文革造反运动开始以后,又从红卫兵、造反派的传单、小报上披露的“中央首长讲话”中不时看到,那时我只是一个18岁的青年造反派,社会底层的临时工,而他当时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和江青的秘书,上访群众眼里的“中央首长”了。许多年后,我通过王年一老师的介绍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经常对文革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写了文章相互征求意见。他对我的文稿总能认真地指出我所忽略的一些问题,逐条写出很诚恳很实在的意见和建议,在交往中,使我得到许多教益和启发。2006年春,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民间的文革研讨会时,才在北京的朋友、民间刊物《往事》主编李宇锋那里与阎长贵老师第一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正如他的文章和书信所表现的那样:严谨,谦逊,诚恳,朴实。
去年(2012年)底,我读到阎长贵老师发来他的《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征求意见稿时,想到他前前后后已经写了不少有关江青的回忆和论述文字,就建议他将所写的这些文章集中起来,编成一书,为江青研究提供一册内容充实而富有见地的参考,也可作为贡献给“江青学”的一片基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同意了我这个建议,把有关文章集中编成了这一本书。以前这些文章我大多读过,现在集中到一起,仍然感到新鲜,有分量。特别是在对江青的研究上,既有具体的史实,又有深刻的分析评论,确实可以为“江青学”的研究起到开拓、奠基的作用。
阎长贵老师诚恳地称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当然,作为一个人的探索,肯定还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不可能在一本书里就面面俱到。比如,对江青与毛泽东的夫妻、家庭关系,这种关系对文革历史有什么影响和多大影响,江青在政坛的浮沉是否能代表女性在文革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和需要拓展的空间。
研究文革,研究江青,而且是不按官方的既定调子去研究,是一条吃力不讨好的荆棘路。阎长贵老师在退休之后,在身体并不太好的情况下,仍然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埋头苦干,令人感动,令人敬佩。
邵燕祥关于开设“江青学”的建议,和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自提出以来都同样遭到冷遇。然而,中国从来就有民间修史的传统,事情总是有人做的,阎长贵老师的这本书,就是对邵燕祥和巴金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回应。

2013年6月2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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