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一叶】
少先队与红领巾在文革中的命运
刘庆丰
在一个网站上发现,居然有毛泽东历次检阅红卫兵的全部视频可以下载,都是当时公映的新闻纪录片,虽然清晰度较差,但作为资料来说是相当珍贵的。 本来是打算作资料用的,不料细看时却意外发现,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有一个相当有趣的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领袖,全部镜头都是不伦不类地戴着红领巾!(下图为镜头之一。) 其实毛泽东戴红领巾这并不是第一次,文革前有多次戴上红领巾跟少年儿童们在一起的镜头。不过那些时候给他戴红领巾的都是少先队员,而这次却根本与少先队无关! 文革前的少先队,作为党、团、队这三大“先锋队”之一,拥有一整套完善的体系。具体模式基本是从苏联借用过来并进行了“本土化”的,比如苏联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是横着打结左右分,而中国则是竖直打结让两根布带下垂。另外少先队的队旗队鼓队号都是自成体系的,很多不够完善的小学都只普及了队旗,而没有队鼓队号这些装备。 给成年人戴上红领巾,就是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礼仪。文革前我就读的重庆小龙坎小学的那个班是全沙区著名的模范班,少先队活动搞得特别丰富活跃,经常都要去给各类“校外辅导员”戴红领巾。其实现在想来,那只是一种表达尊敬的仪式,就跟藏族的献哈达差不多。 跟其他领域一样,文革前夕的极左与反苏也影响到了原有的少先队。大概是1964年底或1965年初,宣布取消少先队干部的臂章,也就是左臂上那表示小、中、大队长(委)的一、二、三根杠。当时我们几个“队委”还自发聚到某同学家中搞了个仪式,取下臂章全部烧掉,表示彻底和“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告别。当然心中还是不太舒服的,直到随后解放军也取消了军衔制才彻底释怀。 其后不久,我们全家因父亲的“政治面貌”(右派)问题被遣送外地乡下。环境的巨变当然使人极不适应,连接过去的纽带就只剩下了《中国少年报》。但这时发现少先队的体制也正在发生大变异,少年报上每期都有半个版来讨论和赞颂这些新举措:把入队年龄从9岁改到7岁,入队率要求普及到100%而不再是“先锋队”(如今小学里的少先队就是如此,已无“先锋”的意味),并且少先队的组织要从学校改到街道。我非常反感这些方案,差不多每次见到都要跟过去的队日生活作对比,并在心里暗骂,所以印象特别深。好在文革随即爆发,这些没能继续施行。 当时为何要对少先队进行这种变革?写此文时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份1965年8月9日《邓小平彭真听取团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的插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里面邓小平有这样几段话,看来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开始进行改革的:
……少先队也是这样,不要使小孩入不了队。 ……到年龄时就编进来,不要再搞什么手续了。过去入少先队是一关,现在要取消这一关。 ……过去,校外的活动没人管,学校的活动时间与校外的活动时间不同。看来,还是学校比较熟悉学生。学校的少先队,还是学校的。再把校外的儿童组织起来。
文革爆发以后,少先队这个组织实际上和原有的党、团组织活动一样陷于停顿。不过作为其标志的红领巾,却仍然保存着“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原有定义,仍是革命的象征。但在一片红海洋中,红领巾的地位已十分微弱。 就在这个狂热的时候,红领巾突然获得了它整个历史中最显眼的地位:它被戴在毛泽东的脖子上了,让戴着红领巾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文化革命大军”长达若干小时。而且,这次根本就不是少先队员们给他戴的,而是两个红卫兵! 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检阅以外地学生为主的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他先是与同僚们乘坐敞篷车到学生中检阅,然后又登上天安门城楼。红领巾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女生一左一右挤到了他面前,其中一个给他戴上了红领巾。 这很可能不是有组织的事先安排,而是小女生的即兴发挥。就是在戴红领巾的时候,两个女生背后都有只手在不断地想把她们推开。这两个学生其实自已也并没有戴红领巾而是戴的红袖章。就这样,整个检阅大会仪式中,毛泽东就始终戴着这不太正常的红领巾直至终场。而全片中,除了系红领巾这个镜头后紧跟着的一个少先队员镜头,就再没见过有其他任何人佩戴红领巾。 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去和最高领袖紧密接触的,肯定不会是等闲之辈。从背后试图推开她们的那只犹豫的手能够感到,毛泽东是乐意戴这红领巾的,而且很可能跟她们本来就是熟识的。但不同于宋彬彬给毛泽东戴袖章事后被大力宣扬,这两个小女生却未得到任何宣传,就连她们的姓名都没被提起过。不知她们今天在何方?能否讲述一下当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被戴红领巾的镜头之后,就是在室内接见来访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即使在这种场合,毛泽东也没有取下那被戴上的红领巾,这说明他对此并不反感。 红领巾的地位就此达到了顶峰,但随后几年里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根本没有再沿袭“旧一套”的红领巾,在整个红色震荡中,红领巾根本就没有任何地位。 在重庆的“破四旧”中,望龙门码头被改名为“红领巾码头”,但没人记住也基本上没人使用过这一新名字,而码头上的来往过客中则基本上没有了红领巾。那时候,在街头佩戴红领巾会被认为头脑不太正常。比如在1967年8月22日重庆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路口为劫车而开枪射杀解放军的,就是三个莫名其妙戴着红领巾的家伙,各方面都很不正常。 少先队完全停止活动之后,1967年2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第三条就是“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 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从此,红小兵正式取代了少先队。 进入70年代,在连续不断的“批清”、清查516运动中,红卫兵、造反派的地位一落千丈,红袖章这种形式也基本被官方抛弃。小学生的组织虽然还是叫“红小兵”,但又恢复了戴红领巾的传统。具体的恢复时间大概是在林彪事件以后。 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底,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部分,正式废除“红小兵”而恢复少先队。红领巾、队旗等也恢复原样,只是少先队的队歌把原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改换成了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因为原队歌的曲作者马思聪这时还戴着“叛逃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帽子没有平反。正如当时《国歌》因词作者田汉还戴着“叛徒”帽子没平反,就把歌词也作了修改或者开会需要唱《国歌》的时候时不唱歌词只奏乐曲一样。 平心而论,老的少先队队歌乐曲也很好听,不过不如后者铿锵有力,歌词也不如后者通俗易唱。搞笑的是,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作为少先队的队歌以后,成人们自己却开始抛弃“共产主义”而走“特色”道路了。 2017.5.25 —————————————————————————————————— 【史林一叶】
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 —从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的变化看造反派领袖的结局
舒 声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一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八七期(zk1707c),在本刊发表前又略有修订。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聂元梓只是北京大学一个系的总支书记,如果不是1966年5月25日那张大字报,毛泽东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聂元梓;而正是那张大字报,让毛泽东找到了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机会,并把聂元梓抬到了文革造反派领袖的高位,让她闻名全国。然而,两年后,又是毛泽东本人,把聂元梓等一帮造反派领袖拉了下来。1968年后,聂元梓等人逐渐失宠,不仅失去了权力、地位,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 本文旨在记述毛泽东对聂元梓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的过程,并对其原因进行探讨分析。
得到毛泽东大力支持,聂元梓成为文革新宠
1966年5月,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受到挫折的聂元梓心情很郁闷,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区怀柔县搞农村四清,中间回学校取衣物,在火车上感冒了,因为治病休息,没有及时回到怀柔,正赶上传达“五一六通知”,该文件点了彭真的名,撤销了“二月提纲”,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政治敏感性很强的聂元梓受到了“五一六通知”启发,知道彭真已经倒了,陆平和彭真是一条线上的,肯定保不住,彭真后面也许还有更大的。她先后找到哲学系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和党员教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豸,讨论写大字报,并通过张恩慈联系,到友谊宾馆向曹轶欧做了请示,得到曹的同意。5月25日午后,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大饭厅的东墙上。这张大字报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响,反对者甚多,当晚李雪峰来到北大,强调“内外有别”。大字报抄件由张恩慈送交中央文革 。6月1日,毛泽东在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印的 《文化革命简报》13期上批示 :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聂元梓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聂元梓等三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问了我的经历什么的,他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还指示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我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即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将其作为向刘少奇开火的一颗炮弹。毛泽东兴奋地写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之后,笔锋一转“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矛头转向刘少奇和地方的 “走资派”,称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何其毒也!”并“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老账新账一起算。一褒一贬,在这张文字不多的大字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显。 1966年8月中旬,当选了北大校文革主任的聂元梓春风得意,公然请毛泽东给改版了的北大校刊题写刊名,毛泽东也真给面子,连续两次题写了“新北大”三个大字,并谦虚地在信里写道“如不好,可再写”。消息传到北大,校园里锣鼓喧天,热烈庆祝,最高领袖给一个学校的校刊题写刊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毛泽东不仅支持聂元梓,还十分关心北大的文革,派女儿李讷来北大和聂元梓联系。 1966年11月 12日上午,李讷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元梓,正好聂不在,李讷说下午两点再来。下午李讷准时来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工作人员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陈葆华、傅治文等一起和她见面。李讷说要和聂元梓单独谈。李讷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主席问我见到聂元梓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她呢?今天,主席特地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聂元梓请李讷代她向毛主席表示感谢,并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 第二天,即11月 13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讷又到校文革办公室找聂元梓,并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到了聂家后,李讷对聂元梓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展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联,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联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 毛泽东亲自派李讷来北大,指示聂元梓去上海串联,表明他当时对聂元梓是多么信任,多么倚重,也是利用北京的造反派去冲击运动相对落后的上海的一步棋。聂元梓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务,带领亲密助手孙蓬一等人,11月 19日到达上海,直到12月 16日回到北京。在上海期间他们支持上海造反派炮打陈丕显、曹荻秋,在华东师大批斗常溪萍(后常溪萍被迫害致死),并见到了张春桥和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支持他们反对上海市委,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聂元梓利令智昏,毛泽东对她失望
1967年初,受到“一月风暴”的鼓动,聂元梓也企图在北京夺权,先后和蒯大富、王大宾等联系,准备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还和外国专家造反派李敦白等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夺权联络站,拉着李敦白做游说工作,让别人拥护她为核心,以为只要通过电台广播,北京夺权就大功告成。同时,她指派北大学生到华北局、高教部、民委、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等单位到处活动。 在夺权活动中北大和其他高校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争斗,逐步形成所谓的“天派”、“地派”,聂元梓与中央文革某些成员和毛泽东派到北京的谢富治也逐步产生矛盾。 4月12日晚,由她的得力助手孙蓬一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公开炮轰谢富治是“摘桃派”。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聂元梓成为副主任,但她并不满足,经常和谢富治“斗法”,争吵,这些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使毛逐渐对聂元梓有了看法。 早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就说:“去年12月,今年1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 表现出对聂、蒯的怀疑态度。 1967年3月,由于聂元梓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意见,打击排挤不同意见的干部教师甚至校文革内部的成员,北大校内逐步出现一些反对她的群众组织,到8月17日,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而聂元梓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差,她的外号“老佛爷”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年夏天,毛泽东突然说要让陈伯达去当北大校长,这也许是句开玩笑的话,但反映出毛对聂已经不信任了。 到了1968年3月,聂元梓和校文革看到校内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大,决定用武斗的方式镇压和消灭之,3月29日凌晨,他们组织武斗队伍手持长矛、棍棒将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骨干——化学系学生从居住的31楼强行赶出,打伤多人,开创了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的先河。接着,蒯大富有样学样,在 4月份发动了清华大学的武斗,以后还使用了枪支、手榴弹、土坦克等,两派在武斗中死亡十多人,受伤数百人;而北大有 3名无辜学生被聂元梓手下打手活活打死。毛泽东先是静观其变,直到7月27日,才派出3万多名工人进入清华制止武斗……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五大领袖”。 关于这次召见时的记录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里摘录毛对北大和聂元梓的有关讲话(根据韩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的记载)。 在蒯大富未到之前,毛说:“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笔者评:毛为什么说工人恨北大不恨清华呢?恨北大实际上是恨聂元梓,因为她是北京高校武斗的始作俑者,在北京市群众中影响恶劣,这点毛很清楚。) “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 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笔者评:可见毛不同意聂元梓消灭反对派,主张两派共存)。 “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您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笔者评:毛泽东批评聂、蒯搞武斗不得人心,讽刺老佛爷是“哲学家”,事实上聂元梓并不是一统天下,新北大公社和校文革里反对聂元梓的人也很多,这点毛说得很准。) “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笔者评:毛也知道聂、蒯在社会上不得人心,说他们的炮灰不多,实际上聂的炮灰也就是几百人,武斗期间大部分师生都离校了。) “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行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炖羊肉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轻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到会打起来呢?……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笔者评:毛的记忆力很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名字都知道,还记得杨克明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认为北大分成两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再次讽刺聂元梓是哲学家。) 聂元梓说:“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笔者评:聂元梓在毛泽东面前说谎毫不脸红,但毛不信她的谎言。)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 (笔者评:聂元梓不是一贯标榜自己不搞血统论吗?在这里污蔑樊立勤,牛辉林和侯汉清,并涉及到家庭。说侯的父亲搞投机倒把,是什么意思?与侯汉清本人有什么关系吗?) 毛泽东说:“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污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的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笔者评:可见聂元梓已经给毛泽东和中央递送了很多关于牛辉林和侯汉清的黑材料,并当面污蔑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纯属无中生有,幸亏毛泽东没有轻信聂元梓的谎言,否则牛、侯等早就被抓起来甚至枪毙了,聂元梓身为一个高校干部,竟然诬陷本校的学生,其心何其毒也!) 聂元梓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泽东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炖羊肉。牛可以耕田嘛!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笔者评:江青本来就是个经常歇斯底里的人,聂元梓故意在江青面前挑拨,说北大井冈山有人要油炸江青,引起江青愤怒,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手段何其卑鄙!即使井冈山有人骂过江青,聂元梓又是怎么知道的?还不是靠“二组”使用特务手段偷听的。把偷听的情报送到中央,这就是聂元梓校文革干的事!) 从以上毛泽东的讲话来看,他对北大文革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也没有听信聂元梓谎报的情况,对聂元梓、蒯大富不按照他的战略部署搞斗、批、改十分不满,对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失去信心,决定派工人和军队进驻学校。这次召见,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红卫兵造反派开始走下历史舞台。 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接管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权力。聂元梓的命运从此发生重大改变。
毛泽东对聂元梓彻底否定、抛弃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特别是1969年春8341部队进驻后,在北大组织群众揭发批判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问题,包括挑动派性、对干部学生逼供信、挑起武斗等,两派群众都认为聂元梓和校文革问题严重。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 据谢静宜回忆:毛主席对聂元梓他们少数人的不服,非常生气,有针对性地批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人—— 主席气愤地说:“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主席越讲越气愤,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主席当时气愤地从坐着批评,到站起来批评。他在厅中来回踱步,坐下对我说:“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我吃惊地抬头望着主席说:“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的话呀,我怎么能去讲啊?” 主席说:“能讲的,你变成自己的口气说就是了。” 不几天,在北大东大操场召开的几万师生员工大会上,我作为其中一位发言,讲出了毛主席批评的原话。 之后,来自各系的同志反映说:对此群众反应强烈,高兴,出了气。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勇气,灭了“老佛爷”的威风。
中共中央中发〔1970〕17号文件《批发北京市革委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入了: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语句。 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1969年)对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已经持否定态度。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了体现文革的成绩和造反派的代表性,还是把聂元梓选成了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时,聂元梓又到处串联,紧跟林彪、陈伯达,在陈伯达被点名批判后,聂元梓也被迫检查,受到批判。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曾一度担任过北大“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的北大副校长周培源陪同接见。毛对周说:“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快呜呼哀哉了吧?”又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培源说:“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因为陈伯达是她的后台。”毛泽东紧接着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 中共中央中发〔1976〕4号文件传达《毛泽东主席1975年10月-1976年1月间的指示》中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另一句是:“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把聂元梓、蒯大富彻底否定了,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有关聂、蒯的最后一次指示。 从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后到1978年,聂元梓一直处于被隔离审查的状态。1978年4月19日,她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1983年3月16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变化原因简析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 1.毛泽东对聂元梓的态度为什么前后变化 毛泽东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他善于利用小人物,“以小制大”,例如1954年,利用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65年利用小人物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矛头都是指向更大目标的。文化大革命是他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但选择什么机会点火,需要捕捉时机,聂元梓的大字报让他捕捉到了机会,他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就是把聂元梓当成了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或者说是打向刘邓的一颗炮弹,那时他需要聂元梓这个工具,对聂元梓十分支持,又是让她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又是给校刊题字,又派她到上海煽风点火,就是利用这个小卒子往前冲。到了1967年全国全面夺权后,造反派的作用降低了,而且不那么听话了,反而经常给他制造麻烦了,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不但对他们不信任,而且可能会引导他们犯错误,然后让工人、军队进驻学校取而代之。这不但是聂元梓的下场,也是蒯大富和全国所有造反派领袖的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1968年夏季,毛泽东和造反派领袖的蜜月期已经过去,聂元梓、蒯大富等还指望毛对他们信任、宠爱,只是可笑的一厢情愿而已。毛泽东生前,聂、蒯等已经失宠,被审查,监督劳动,毛泽东死后,痛恨他们的当年的“走资派”掌权,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要否定这些文革时期的代表人物,收拾他们当然更不会手软。 2.聂元梓自不量力,走向反面 聂元梓出身于河南滑县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文化程度,1937年在其兄聂真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有一定的经验;但由于她素质差,人品差,水平低,又有投机心理和政治野心,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泥潭中,她自不量力,头脑膨胀,以为有毛的支持,便得意忘形,自以为是天字第一号造反派领袖,在校内镇压反对她的干部群众,在校外到处伸手,得罪了许多单位和群众组织;在她的身边还有一些抬轿子的人,无原则地吹捧她,使她看不清形势,利令智昏,竟然在首都这个全国政治中心发动武斗,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引得天怒人怨,使自己的形象越来越糟,这些信息通过各个渠道传上去,使得毛泽东对她的看法也越来越差。毛泽东在观察她和蒯大富等人一段时间后,认为他们已不符合他的要求,甚至影响到自己的战略部署,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所以决定将其抛弃,这是聂元梓们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 文化大革命前期,聂元梓、蒯大富作为造反派领袖风光一时;可是仅仅两年,就从天上跌倒了地下,从文革的宠儿变成了被抛弃的垃圾,直到文革结束后成为阶下囚。他们的表演使自己从“英雄”变成了小丑,这是政治斗争残酷的体现,也是文革从盛到衰的一个标志,值得文革研究者深入研究。 —————————————————————————————————— 【生逢乱世】
我是死里逃生人 ——半个世纪的记忆
徐联群
一九六七年孟夏时节到来时,悄然从“二月镇反”高压下恢复活动的万县市赤旗派学生组织,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日渐活跃。 五月七日,中发(1967)1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中,第二条指出:“……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第五条要求省革筹要对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一律平反,一律释放……”,文件传达后,我们这一派天天游行示威,与另一派学生组织四处辩论,不断发生摩擦、冲撞…… 六月二日下午,胡宗模(赤旗总部成员,我们市商校赤旗分团团长,后校革委会主任)召集我校分团负责人开会布置总部关于第二天揪斗“二月镇反”黑干将、市公安局局长王杰的行动。根据总部安排,由万县市一、二、三中,解中,人中等学校高中部的男生负责揪斗王杰的行动;卫校、财贸校、商校、幼师等女生较多的学校负责上街游行示威、刷标语、造舆论配合行动。 六月三日上午九点左右,碧空如洗,炽热的阳光洒满大地。我带着我校刷标语的一行二十几人从学校出发,出校门沿着郊区公社田埂土路,到孙家书房马路边,由电影公司上高笋塘,再折回顺倒拐黄葛树下反修路(电报路),一路上张贴“为二•二二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揪出二月镇反黑干将----王杰”、“王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标语。行至反修路小学校门前,刷标语的同学便直行下反修路,我与潘××几个男同学急着要去揪王杰(本来赤旗总部安排揪王杰是没有我们市商校的,我们却主动前往),便由影剧院飞奔疾走,由和平广场大梯子过反帝桥(万安大桥)去追早已出发的揪斗大队伍。 一路上看到不断有人汇入奔向环城路公安局方向的人流。当时,从西门粮店、公安局到法院整条街及人行道上都站满了赤旗派学生和围观的人群。 公安局大门是老式的石门框八字大门,从人行道进大门有一道用青石铺成的石梯,爬上十几步石梯,便进至大门内一个约近百平方米的倒“凹”型院坝,院坝前面石坎上是会议室,左、右两面是办公室房间,左前方有一条约一米五宽的窄石梯路,可以向上通往后面的办公楼和看守所。当时我仗着人高力大,和几个同学一起硬是从已站满人群而拥挤不堪的公安局大门口的石梯子挤了上去,只见院坝站满的约两百多名赤旗同学拳头高举,口号震天,同时正缓慢地向左前方窄石梯路方向移动,试图上去揪出在后面办公室的王杰。 我随着人群才向左前方刚刚移动了几米,突然从院坝左、右两边屋顶上一下子冒出十几名头戴钢盔,身着消防服或便装,手持钩镰长枪的消防兵。他们快速翻揭屋顶上的瓦片,并用早已准备好的砖头、石块、开水瓶居高临下狠狠地向院坝内的学生砸来。同学们惊叫着,能迅速闪开的,地上便出现一小块空白,随即便像池塘扔下一块石头之后,水面又恢复平静似的又拥挤在一起。因人多地窄,更多的同学无法躲闪而被砸得头破血流。手无寸铁的我们一边大声叫骂,一边慌乱地向后退,而院坝下面和大门外面的同学不知上面情况,还不断向里向上涌,再加上大门狭窄而形成的瓶颈,这就阻滞、延缓了我们撤退的行动。 起初,虽然我们有些恐慌地在撤退,但还没有生命之忧,因屋顶上的消防兵离我们较远,且手上的凶器尚不会立即令人毙命。但后面发生的事就令人始料未及了。突然,我看到在左前方窄梯子上的同学们像潮水般地退卷下来,同时恐怖地惊叫着:“打起来了,快跑啊!”因为他们是近距离地面向对手,只有真切感受到即将迫近的生命威胁,才可能发出如此惊恐的呼叫。只见动作快的同学转过身来就向院坝冲,而在最上面的和动作慢的同学只得背对我们向院坝后退。 院坝本来就很拥挤的人群经这一喊一冲,顿时混乱不堪。为了逃命,胆子大的就从院坝临街的石栏杆上翻过去朝人行道上跳,更多的人群便向大门外拼命地冲。因逃生而激发出来的人的潜能汇集成强大的推力,裹挟着滚滚人流冲向狭窄的通道,并迅速从上面将在石梯下段和台阶上的人群推倒,挤压成一堆…… 当我被巨大的推力推倒在大门内的台阶时,戴的眼镜被挤掉了,我还试图去抓,但根本不可能(后眼镜不知去向),我便拼命向着大门口爬,双肘被磨得鲜血淋沥而不觉痛,至今右肘还留有三个、左肘还留有一个疤痕。在求生时,人的潜能会发挥到极致,我拼死地向大门口爬去,但只爬了几步便无法动弹了,胸部以下被死死地压住,因源源不断的人体迅速将台阶、石梯塞满、填平至上面的院坝——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因踩踏挤压窒息死31人,重伤72人(72人里有一部分还是外伤),那么除我们最底层台阶被压的人以外,上面至少还层层叠叠地压了80个人以上。厚厚的人体重压,加上被挤压的肢体摩擦增大,你纵有天大力气也实难移动半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是平卧在台阶上,而且双手已死死抠住了台阶朝大门的外沿,虽然不能将自己的身体向大门外挪动丝毫,但我的头离大门外沿只有十五公分左右,这救命的十五公分足可以使我用双掌托着下巴以双肘作支点将头部和胸腔上部撑离台阶地面,面向街上并维持了基本的呼吸。同时我也能看到和听到外面的一些情况:我听见上面的喊叫声,不断有同学从人堆上面摔下时着地的闷沉响声,砖头、瓦块砸地时的砰砰声,看到他们砸下来到处流淌的开水冒着的热气。我们这些压在最下面且头部靠外尚能呼喊的同学不断大声呼救,站在大门外的赤旗同学们一边哭着跺脚向里高声叫骂,一边不断地用双手抓住我们被压在下面同学的手用力向外拉,无奈根本拉不动。渐渐地,我觉得胸口难受,头胀发热,大口大口地喘气。当时上面一只后跟磨穿了的胶鞋掉在我的头前面,我缓缓地伸出一只手,将它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推开,唯恐阻挡了我的呼吸。这时我的双手已无力支撑头部,耷拉的右脸贴着台阶的青石地面,心里充满了恐惧。我绝望地伸出左手,死死地抓住了一个站在大门外的同学的一只裤脚,这是一位女同学,她立即弯下腰来,我看见她泪流满面,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左手,嘴里不断地在说着什么,但我却什么也听不见了…… 不知昏迷了多久后,我似乎感觉到自己背上的衣服、皮肤、肉像被一层一层地剝开一样,清新的空气好似从背部沁入了整个胸腔。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喊:“这个还是活的!”马上就有几个赤旗同学前来,将我扶起拖到街上,准备让我自己站立,谁知他们一放手,我便瘫软下去。我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根本不听使唤。他们才赶紧将我抬上了一辆架架车,马上拉走。 一路上人流如潮,哭声、谴责声、叫骂声不绝于耳,由于极度虚弱,我在架架车上又昏睡过去。醒来时,我已躺在专区医院病床上了。经检查,除我双肘有明显创伤外,骨盆内坐骨支因重压骨折,双腿因长时间重压血流不畅导致腿部肌肉萎缩(而且当时左腿未检查出任何毛病,出院回校后方感觉左腿行走不适,不知是韧带伤了还是其它什么伤了,一直未查明原因,至今走路左脚还显得不协调)。我短时间内根本不能下床,只能通过药物和针灸、按摩慢慢恢复。直到八月十四日我派反攻“解放万县市”后,我仍未痊愈,只得随我校赤旗枪班回校驻守。 住院治疗期间,卫校赤旗的护士和专区医院白求恩战团的医生、护士们给了我精心的治疗和细心的护理。由于双脚不能动,每餐吃饭都是在床上,由人扶起来可以自己坐着吃。大、小便只能由那些护士协助方能在床上完成。当时天气渐热,病房又无空调。每天打针、吃药、输液、针灸、按摩……真够他(她)们忙乎的了。因坐骨支骨折未愈,不能下床活动。我的脚稍一恢复知觉,她们就帮我在床上摇脚、抬腿、弯腿。当我能下床后,她们就扶我在病房里慢慢挪步。再好一些了。就扶我到走廊外锻炼腿部肌肉,直到放手让我自己能慢慢走…… 所有这一切,倒真切地应了当时一句流传很广的口语:“爹亲娘亲不如观点亲”。 “六•三”过后,万县市的文革运动,两派的争斗形式便由以前用标语、大字报、辩论的文斗形式升级为用钢钎、枪炮、手榴弹屠杀的武斗形式。从此,更大规模的杀戮,无数的生灵便在“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最高指示中消亡、消亡…… “六•三”惨案的情况,我是在住院的第二天才知道的: 学生死三十一人,我的一个同学万××的弟弟死时才十四岁多(北山路小学六年级,因前往看热闹被逃命撤退的同学压死)。最大的是与我同去的我校高66级的潘××,死时二十二岁,我校还有一位初中同学幸××死时才十六岁。三十一条鲜活、稚嫩的生命,就在这出自内心的“忠于”、“保卫”的“运动群众”中被扼杀、夭折。这就是长期以来虚假的奴化教育和洗脑、换脑的强大威力。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至死也不明白死于何因。其实,所谓的《红十条》早已埋下了挑起一派斗另一派的伏笔。这也是历次运动中屡屡奏效的“上整下”和“发动下整下”的惯用手段之一。 重伤七十二人,我的另一位同学刘清和也同我一样幸运,虽被压在最底层,但因头在外尚能勉强呼吸,能坚持一段时间而幸存下来。只不过,我俩成了七十二名重伤中住院治疗时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两个。不幸的是他的双腿当时被压断。不得已,双腿只能靠安钢板来恢复站立、行走功能,然效果并不理想。手术后双腿膝关节向外侧弓,两脚并拢后中间膝关节无法靠拢而呈椭圆形。几十年来,每当我一看见刘同学蹒跚而行的步态,心里便涌起阵阵无名的痛楚。 “六•三”事件死伤一百多人,当时盛传是公安局放的毒气所致,我认为:一、如若公安局放毒气,那些从房顶上、从里面跑出来追打赤旗同学的消防兵们应戴防毒面具,但他们没有戴;二、我们压在最下面且压的时间最长,也是最后被救起来的,如若放毒气,我们一定吸毒最多而不能幸免;三、如若放毒气,那么多赤旗同学和围观群众,在那么长的时间应该看见毒气弹之类毒物,而且他们在围观时亦有可能中毒。故我判断死者系挤压、窒息而非中毒而亡。 “六•三”及之前之后的历次“运动”,给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伤痛至今未消——“六•三”之后几十年,每当在空间狭窄的场所如影剧院、会堂等出入场通道人多拥挤时,我便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总想迅速离开,至今阴影未散。但它却促使了不少人的觉醒和反思,可能这就是社会进步需付出的代价吧!我曾与朋友言:我们这一代人以自身不同的遭遇和经历,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各个侧面的政治生态环境,展示了亿万民众真、善、美的基本人性,从而成为社会的健康因素和绵绵不绝的呐喊之源。 我们这一代虽历经坎坷,饱经磨难,却执着不变,期盼人类共同文明的“普世价值”希望不灭。“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的幸存者也多已步入古稀之年。我常常在想,我一生中三次死里逃生,竟有二次发生在一九六七年。虽身临绝境,然冥冥中似有神明护佑,故方能遇难呈祥,幸免于难,亦令吾于人于事常怀敬畏感激之心,以报神明护佑、拯救之恩。 五十年后我能以此文祭奠五十年前冤死之亡灵,幸乎?悲乎? 在此,谨以虔诚敬畏之心祈祷神明:愿上苍垂怜,佑我中华,让以往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普世价值”的阳光永远普照华夏子民! (时隔数十载,记忆中难免有不准确之处,请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知情者指正。) —————————————————————————————————— 【书海泛舟】
《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目录
阎长贵
《昨天》编者按:阎长贵著《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一书已于2017年6月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
序:为“江青学”奠一片基石 一、总论 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 评汪文风先生两本书对江青的叙述和描写 一本客观记述江青的独立著作 ——评维特克《江青同志》兼与张颖同志商榷 附:也谈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江青做噩梦 二、江青和毛泽东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问题 毛泽东和江青“政治夫妻”析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 毛主席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毛泽东为什么没实行火葬? 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进政治局 ——读《邱会作回忆录》的一点感想 关于毛泽东要江青在他身后当政治局常委的传闻 三、江青成为“旗手” 江青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操盘者 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 ——剖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1967年一步也没离开北京 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 “旗手”风波 四、江青与其他中央领导人 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内情 江青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 江青在打倒陶铸中的作用 1966~1967年江青同林彪和叶群的关系 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说江青1966年9月授意蒯大富点总理的名乃谎言 ——为厘清这件史实和韩爱晶的通信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五、江青出身及和子女与亲属关系 江青:“轮人之女”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李讷怎样到《解放军报》 毛泽东:“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墓地 朱旦华眼中的江青 六、我与江青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 我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也和我聊过天 江青诬我为“坐探”关我八年 难忘西洞庭 澄清一个事实 附录:关于名誉侵权案的几个材料 后记 —————————————————————————————————— 【书海泛舟】 为“江青学”奠一片基石 ——《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序
何 蜀
评说文化大革命,评说毛泽东,都绕不开一个人:江青。邵燕祥曾在《建立“文革学”刍议》(载《文汇月刊》1986年第4期)中说:“‘文革学’要对‘文革’作多层次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在‘文革学’中,对于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江青,不仅要专章立传,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 自“四人帮”倒台以来,写江青的书和文章可谓多矣,但许多都是按一个既定调子在写:将江青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其实,在给江青定下的种种罪名中,“反革命”这个罪名是最荒唐、最不靠谱的,因为江青不但不是什么“反革命”,而且应该说是“太革命”、“最革命”、“极端革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选中她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让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露峥嵘,权倾朝野,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用本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诚然,给江青这样的人定一个“反革命”的罪名,是民众最解气、最拍手称快的,最能达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快感的。不过,这就跟江青当年把许多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打成“反革命”一样,毕竟不是事实。 历史研究不是政治博弈。要创立“江青学”,把江青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进行严肃的研究,就得对江青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还得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而这两方面,都正是阎长贵老师的长处。他既担任过江青的首任专职秘书,与江青有一段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了解,又长期从事学术研究,有严格的学术素养和严谨的求实作风,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本人虽曾遭到江青的诬陷而蒙冤系狱八年,但他并未因此而在历史研究中对江青采取敌视、报复、以牙还牙的态度,仍然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人云亦云,更不官云亦云,始终把江青当成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冷静客观的评说,绝不对其进行妖魔化或戏说。而且,他这个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从1989年为林青山那本戏说历史的《江青与她的机要秘书》而打的那场官司,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编成这本书,都是如此。如果读者只读到本书中“对江青也要实事求是”、“‘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等篇文章里为一些有关江青的不实之词所作的辩护和澄清,很难想到作者会是一个曾被江青诬陷下狱的受害者。 阎长贵这个名字,我最早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从报上的几篇署名批判吴晗、邓拓、翦伯赞等人的文章上看到的,文革造反运动开始以后,又从红卫兵、造反派的传单、小报上披露的“中央首长讲话”中不时看到,那时我只是一个18岁的青年造反派,社会底层的临时工,而他当时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和江青的秘书,上访群众眼里的“中央首长”了。许多年后,我通过王年一老师的介绍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经常对文革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写了文章相互征求意见。他对我的文稿总能认真地指出我所忽略的一些问题,逐条写出很诚恳很实在的意见和建议,在交往中,使我得到许多教益和启发。2006年春,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民间的文革研讨会时,才在北京的朋友、民间刊物《往事》主编李宇锋那里与阎长贵老师第一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正如他的文章和书信所表现的那样:严谨,谦逊,诚恳,朴实。 去年(2012年)底,我读到阎长贵老师发来他的《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征求意见稿时,想到他前前后后已经写了不少有关江青的回忆和论述文字,就建议他将所写的这些文章集中起来,编成一书,为江青研究提供一册内容充实而富有见地的参考,也可作为贡献给“江青学”的一片基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同意了我这个建议,把有关文章集中编成了这一本书。以前这些文章我大多读过,现在集中到一起,仍然感到新鲜,有分量。特别是在对江青的研究上,既有具体的史实,又有深刻的分析评论,确实可以为“江青学”的研究起到开拓、奠基的作用。 阎长贵老师诚恳地称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当然,作为一个人的探索,肯定还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也不可能在一本书里就面面俱到。比如,对江青与毛泽东的夫妻、家庭关系,这种关系对文革历史有什么影响和多大影响,江青在政坛的浮沉是否能代表女性在文革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等方面,都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和需要拓展的空间。 研究文革,研究江青,而且是不按官方的既定调子去研究,是一条吃力不讨好的荆棘路。阎长贵老师在退休之后,在身体并不太好的情况下,仍然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埋头苦干,令人感动,令人敬佩。 邵燕祥关于开设“江青学”的建议,和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自提出以来都同样遭到冷遇。然而,中国从来就有民间修史的传统,事情总是有人做的,阎长贵老师的这本书,就是对邵燕祥和巴金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回应。
2013年6月2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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