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 天》第九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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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7月30日第95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4〗
大事记
张运钧 李颖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前言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重大事件 北大大字报引起震动 地院党委进行文革动员 地院文革刚开始就出现至少两种不同观点 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工作队党委宣布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 工作队让高元贵院长作检查 工作队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 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 李贵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 地院“6•20”事件 宣布撤销高元贵院长职务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工作队就“反干扰”作自我批评 朱成昭等人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队 朱成昭等去北大找聂元梓 地院师生去清华听周恩来讲话 工作队撤离北京地质学院 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地院“斗批改兵团”成立 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 地院召开两派辩论大会 神秘人物肖力来到地院 地院东方红发起成立首都三司 二进地质部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与北京第一次武斗——争夺地院广播台 又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走进地院 王大宾、聂树人等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首都三司召开誓师大会 三进地质部 四进地质部 地院学生参加全国大串联 地院“东方红”与揪彭德怀事件 孟繁华文章得到毛泽东赞赏 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和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改组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民族宫事件引发天派、地派分歧公开化 “朱叶反革命集团”及朱成昭、叶向真被捕入狱 地院“东方红”与“揪刘火线” 地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地院66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周永璋的被抓与被放 地院自己动手建成毛泽东塑像 地院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打倒“高安郑”事件 杨雨忠自杀事件 地院67届学生毕业分配 地院的整党建党与聂树人、王大宾入党 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东方红公社宣布解散 地院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地院教职工到江西五七干校 地院清查“五一六”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 (二)地院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 (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 (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 (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 (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的政治思维 (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结束语 参考文献
浩劫墓碑
蔡新平收集整理 北京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 【大事记】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张运钧 李颖
前 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至今已是五十多年了,半个多世纪啊!当年朝气蓬勃的年青人,都已是“古稀”老人了!“讲真话”是古稀人应有的品格,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把真实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奉献给世人。尽管年代太久远,尽管现存的、当年的、文字档案记载资料少而又少(仅有《东方红报》、《首都红卫兵报》、《动态报》、《大字报汇编》等),但是我们这些当年文革运动的亲历者,还是尽全力来回忆和记述当年的文革运动。尽管每个人的回忆会有错位、遗漏,我们选用多人的回忆录,找更多人来回忆证实,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展现当年红遍中国的“地院东方红”的兴起、发展、灭亡的兴衰沉浮和曲折过程。看看我们这些年青人如何从天真单纯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地信奉个人迷信,成为最为狂热的崇拜者,再到派性膨胀、再到……我们既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执行者,我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同样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曾在错误路线的执行中加害于他人,以至于为此受到了惩罚,付出了青春大好年华的代价。我们想:人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五十多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再思考,反思、再反思。 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当年参加了文革运动又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些就是我们这代人晚秋的沉思!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重大事件
1966年6月1日 北大大字报引起震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名教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们纷纷放下课本,走出课堂,涌向北京大学。由此,开始了北京高校的停课闹革命。 6月1日晚上,针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地院党委开会,决定立即派地院党委书记王焕、党委委员聂克去北京新市委,迫切等待新市委对下一阶段文革运动的安排意见和指示。直到晚上十二点,王焕书记回来向院党委传达了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的指示,并讨论了地院下阶段文革运动的安排意见。(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6月2日 地院党委进行文革动员 上午先召开了地院全体党员大会,然后召开全院师生大会。会上周守成副院长代表院党委做动员报告。首先对学院前一阶段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用“学习不够”、“跟得不紧”、“力度不大”之类的套话做了检查。然后对学院下阶段运动作出了安排,规定了“由上而下,由外到内”,“大字报要集体写,按单位写,不要个人写”等等。(详见参考文献 1) 地院最初的大字报内容大多是转抄北大的大字报和北大见闻,或是笼统地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突出政治,重用资产阶级教授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 2) 6月2日周守成副院长代表党委作了动员报告后,地院出现了一次大字报高潮,群众纷纷对院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矛头大多针对周守成副院长,其次是高元贵院长以及陶世龙老师等人。(详见参考文献 1和2 ) 此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是:11622班聂树人、沙丁茂、孟繁华三位同学,以“聂沙华”名义写的题为“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的大字报,不足一千字。其主要内容是对周守成副院长宣布的“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不满,希望院党委紧跟革命形势,正确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详见参考文献1和29)
1966年6月3日 地院文革刚开始就出现至少两种不同观点 早晨,地院突然出现一批新贴的大字报,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为周守成副院长昨日的检查唱赞歌,坚决拥护周副院长的讲话,坚决拥护院党委对下阶段运动的安排。并警告:防止“右派翻天”。号召:要听党的话,坚决按党的指示办,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同时一些系党支部开始把给院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内定为“右派学生”,组织批判。地院从此开始了由院党委领导下的“反干扰”活动。(详见参考文献 1) 后来有人把6月3日出现的与6月2日大字报观点相反的政治观点的大字报等现象,称之为“6•3反扑事件”(详见参考文献1、2、3、4)。实际上,在针对地院党委和工作队问题上,广大师生“分化”为两派的基本政治背景从此形成;这也许就是后来文革中“造反派”和“保皇派”产生的由来。 6月3日,党中央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派李雪峰接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同时公布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撤销彭珮云北大党委副书记职务。(详见参考文献 1 )
1966年6月8日 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地质部派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约二三百人(详见参考文献 1),分别进驻到各个系和班级。工作队队长是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副队长是地质部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边固,工作队员绝大部分是在政治学校培训的地质部野外地质队干部。(编者注:也有的材料说,实际上地质部的文革工作队早在1966年5月12日就悄悄进驻北京地质学院了。)
1966年6月13日 工作队党委宣布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 工作队党委宣布,工作队党委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同时宣布,地院院长高元贵和党委副书记聂克做检查,地院党委书记王焕任工作队副队长。(详见参考文献1) 工作队进院后规定了“内外有别”,“大字报不得上街”,“在规定地方贴”,“对院领导的大字报要经过批准后才能贴”等等。
1966年6月14日 工作队让高元贵院长作检查 工作队召开全院师生大会,让高元贵院长就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问题做检查。(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6月16日 工作队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 高元贵院长在地院深受师生敬重,而工作队拿不出高元贵有什么问题的材料,只是说他“三年不进地质部”。部分师生对工作队只让批判高院长,不让批判其他人,对工作队的做法表示不满。
1966年6月15日~25日 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 这段时间,地院开始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有:地院探工系青年教师王大来、宋翔雁、陆炎德、戎信、吴力文、许高燕、钱天宇、金希华、周秉义、张希浩、刘大权、白明义等联名写的《这是为什么?》。这是探工系部分教职工第一张矛头指向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在东饭厅和大饭厅之间的马路边。与此同时,还在旁边贴有岩石教研室李明哲等人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3,1和32) 除了上述二份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之外,6月16日,地院团委书记安静中也贴出了《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号召17级以上干部勇敢站出来向地院党委常委开火的大字报。后来工作队将这一呼吁书定性为“叛党宣言”(详见参考文献1和30) 安静中后来还与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青年教师陆炎德、宋翔雁、唐振权等四十余人,或以个人名义,或多人组合写了《质疑工作队党委》、《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我院黑线究竟伸向何处?》等重磅大字报。他们还同时上书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地院和地质部文革情况。(详见参考文献2, 3,1和32) 此外还有安静中和岩石教研室及地质系江祖如老师联名写的《一定要把保皇党主将周守成及其一伙揪出来》,岩石教研室写的《致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公开信》、江祖如写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等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31) 这些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工作队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地院的师生就针对院党委和工作队的认识和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工作队提意见的人认为,工作队在地院文革中,舍“高”保“聂”与其他人,做法不对,其中必定有文章。而保工作队的人认为,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对党不满,是立场问题。双方僵持不下,争论在继续。
1966年6月19日 李贵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 晚上,地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李贵,教辅处教导员王瑄堂,岩石教研室教师李明哲、莫宣学,实验员邰道乾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一起反映地院文革开展以来的情况。他们反映:地质部工作队和院党委一些成员采用打击、“抛出”高元贵院长的办法,来镇压群众运动,地院的文革运动发展不健康。要求中央派人到地院调查,纠正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国务院接待站人员表示:可以请国务院工交党委派人到地院了解情况。
1966年6月20日 地院“6•20”事件 这一天,地院发生了著名的“6•20事件”:地院师生自发组织起来,向工作队反映群众对地院文革运动的意见和希望。事件经过是: 上午十时左右,王瑄堂在学九楼(当时的院办楼)旁发表演讲,介绍昨晚他为什么与李贵等人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当前地院文革的情况,指出学校近来已揭发出党委中聂克、周守成、刘普伦、李武元、王良和王克昌等同志的许多较严重的错误。但是,工作队突然要求大家只批判高元贵,企图何在?工作队的一位负责人曾找李贵谈话,要求他:关于高元贵的大字报可以贴,聂克等人的问题写成材料交给工作队就可以了,这又是为什么?在批判聂克的会议上,工作队高××出点子、递眼色,帮聂克的忙,这又是为什么?他又指出:1957年何长工部长曾在全校大会上说:你们地质学院的学生都是“何家兵”。王瑄堂说,谁是你的兵,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他还说,李贵同志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家的床单补了又补……我们要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保护好李贵同志。(详见参考文献1,4) 稍后,李贵也在大饭厅前的桌子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工作队只准我揭发高元贵的问题,不让我揭发周守成、聂克。他们鼓动群众斗了不少基层辅导员。工作队还说:文化大革命可以随便斗,随便打。李贵还指出:至今没揭发出高元贵有什么大问题,就让高元贵停职检查,让大家专门去批判高元贵,这是为什么?李贵还表态:我豁出去这二十多年的党龄,准备好明天就牺牲。(详见参考文献1,2和4)他还提出“夺回地院文革领导权”的口号。(详见 参考文献1) 王瑄堂和李贵的讲话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和拥护,起到了重要的发动群众的作用。再加上有几位到李贵家访问过的同学,当场就把从李贵家拿来的一条有好多个补丁的床单,站在桌子上向大家展示。许多同学都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位老干部竟然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大家都为地质学院有这样廉洁奉公、敢于坚持真理的工农好干部而深受感动,深受鼓舞。 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群情激奋,许多同学都表示应该马上向工作队、向邹家尤反映我们的意见,让他回答我们的疑问。 午饭后,此事引来更多同学的自发参与和关心,于是在西一楼北侧集合,决定一起去找工作队反映意见。为了扩大影响,在田春林等一批同学以及李贵和王瑄堂的带领下,敲锣打鼓,扛着一面红旗,开始了游行。先到校园西部的家属区,后到中部的学生宿舍区,然后到校园南部学12楼工作队驻地。在游行队伍行进中,地质系蔡新平和物探系郭侃等同学也分别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加入其中,游行的声势很快就越来越壮大。蔡新平组织的游行队伍高举大字标语:“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游行群众自动地排列成每横排4人,显得整齐而有序;沿途除了有响亮的锣鼓声之外,许多同学还自发地高呼:“坚决拥护党中央!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等口号。(详见 参考文献1 ,2和4) 这次游行的参与者从几十人扩大到了好几百人(也有人回忆说达到千人)。当游行队伍到达工作队驻地学12楼前边,由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庄一龙和吉让寿等六位同学进楼去,把工作队长邹家尤请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概括起来主要的提问和要求如下五点: 1. 坚决要求党中央重派工作队; 2. 坚决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 3. 坚决要求广播李贵的揭发材料; 4. 坚决要求保卫李贵同志的安全; 5. 坚决要求今天立即派车让我们的代表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 邹家尤副部长当时对大家的提问和要求表现得很紧张,也很为难。最后以答应立即派车送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化解了当时的困境,结束了“6•20事件”。(详见 参考文献1,4和2)
1966年6月21日 宣布撤销高元贵院长职务 地质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义,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李人林等专程来到地质学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为工作队撑腰。同时,在会上他们宣布撤销高元贵的院长职务,副书记聂克停职反省。会上还告诫地院的师生员工:是否站在工作队一边,是否站在革命师生和工人一边,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详见 参考文献 2和1) 这次大会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在以后的几天,师生们对工作队的怀疑与意见继续在发酵,对工作队的做法质疑和反对的呼声一片,不断有这方面的大字报贴出。
1966年6月25日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午饭时间,地院广播台反复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6月22日对北京地质学院“6•20事件”所作的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去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队去行使党委职权,这就是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给工作队随便加上什么“保皇派”之名称。 薄一波 6月22日
6月22日薄一波对地院“6•20事件”的批示,之所以未及时公布,现在来看,很显然是一个预谋:工作队根据薄一波的批示精神,秘密开始对地院师生的政治态度进行摸底排队,把师生分成三类。把积极拥护工作队的划为第一类,这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把大部分中间状态的或认为可争取的划为第二类;把对工作队积极提意见、反工作队的划为第三类,这些人就是工作队认为的“右派”“游鱼”。随后,工作队分别在大饭厅召集了第一、第二类师生开会,分别由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和下一步“反干扰”的具体安排。但第三类人,是由工作队个别通知,约有二三百人在教工之家听工作队副队长边固的训话,对这些被工作队认定的“右派”,边固警告:“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称为“万吨水压机”的薄一波批示,使得地院的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开始了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的白色恐怖时期。凡是“6•20事件”的骨干分子、贴工作队大字报的、给工作队提意见的,统统是“干扰”,工作队组织对这些人进行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分别在院、系、班上大小会进行批判。还有内部消息:这些“右派分子”要送到沙河劳动改造。据部分班级的统计,在68个班2040名学生中,被迫检查者435人,占总人数的21%,被整理材料者125人,占总人数的6%(详见参考文献1)这其中有:朱成昭、蔡新平、田春林、周永璋、孟繁华、伏庆是、万天丰、王大宾等等。(详见参考文献1、2、4、5)有人后来见到过从木工房地下挖出二包由工作队整理的“朱成昭材料”、“蔡新平材料”。(详见参考文献13) 另外地院17级以上干部和教师中,相当多人被“反干扰”运动划为重点对象,其中有十三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全院受到大会批斗: 1. 李贵: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党员 2. 王大来: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党员(注:当时作为干部培养对象,调到京郊农村公社任职) 3. 安静中:院团委书记,党员 4. 郑伯让:地质系副主任、岩石教研室主任,党员 5. 江祖如:地质系政治辅导员,党员 6. 张海涛: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7. 刘万翔: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8. 沈孝宇:教师,党员 9. 王瑄堂:教辅处干部,党员 10. 陆炎德:探工系总支副书记,党员 11. 陶世龙:院教务处干部 12. 李明哲:岩石教研室教师 13. 傅昭仁:区地教研室教师,党员 (详见参考文献 1) 这场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运动,一直持续到7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撤销全国各地工作队为止,才慢慢地结束。当时,不仅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文革在“反干扰”,整个北京及全国的高校文革运动都在“反干扰”。
1966年7月18日 工作队就“反干扰”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突然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时传出:毛主席对派工作队一事加以否定。于是1966年7月18日晚,北京大学工作队长张承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就文革中“反干扰”一事作了检查。无独有偶,地院工作队也在当晚召开全院师生大会,邹家尤以总结和动员之名,对文革中“反干扰”一事作了自我批评。(详见参考文献1和2)
1966年7月27日 朱成昭等人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地院水文系朱成昭等人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在校园里引发了轰动,同时遭受到持不同观点者的大字报围攻。(详见参考文献 2,1和33)
1966年7月29日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队 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宣布中央撤销所有工作队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承认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详见参考文献2和1)从此,整个文革运动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1966年8月初 朱成昭等去北大找聂元梓 根据多人回忆,8月初某日上午,朱成昭、庄一龙、蔡新平、殷惟侯、田春林、伏庆是、周永璋、王大宾、杜金山等同学去北京大学找聂元梓。经过联系,聂元梓接待了他们,他们向聂元梓反映了地院的情况,请她把地院的材料转交给中央文革。聂元梓介绍了江青、陈伯达到北大参加大辩论,支持批评工作队的行动,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等等。(详见参考文献5,2,6 和1) 他们回校后,由殷惟侯执笔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声明——走访北大归来》,贴在北五楼东头地院保卫科的墙上。
1966年8月5日 地院师生去清华听周恩来讲话 晚上周恩来等人参加了清华大学大操场的大辩论,周恩来最后讲话,给蒯大富平反。地院不少人事前得知消息后,去了清华大学,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并连夜把周恩来讲话抄成大字报和油印小报在院内散发。
1966年8月13日 工作队撤离北京地质学院 8月12日工作队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何长工出席了大会。邹家尤代表工作队向全院师生作了检查。尽管他在会上发言申明反工作队不能说是反党,并向在“反干扰”运动中受打击、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给他们“平反”,但是仍然激起广大革命师生的愤怒,顿时响起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详见参考文献 1) 8月13日午饭后,地院工作队乘坐近十辆大卡车撤离。有人给邹家尤戴大红花,院文革还组织敲锣打鼓欢送。而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战斗队,给卡车上贴了谩骂的标语,以至于卡车队伍开出大门演出了南辕北辙的笑话。
1966年8月17日 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在文革开始时,各班观点相同的人常以某某战斗队名义署名写大字报,在地院有名气的战斗队有:“打狗队”、“高旗无畏”、“红岩”、“东方红”、“红色尖兵”、“赤卫兵”等等。而其中“东方红战斗队”是由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伏庆是、蔡新平、周永璋、万慧祥、曹敏久、颜宽等17人率先发起的跨班级、年级和系的战斗队。8月7日由伏庆是起草,张华府修改,万慧祥抄写的《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于8月8日早上贴在办公楼面向学生食堂的西墙上。立即引起围观和轰动。(详见参考文献2和1) 就在“东方红战斗队”宣布成立的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地院相当多的师生认识到:先前朱成昭等人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写的“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大字报,其观点是正确的和有远见性的。从而使得朱成昭等人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地院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这时,地院许多师生都表达了希望加入“东方红战斗队”的愿望。就在“东方红战斗队”的政治观点不断宣传,人员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地院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意识到,成立全院统一组织的时机到了。于是,经过各系的相互串联,按系、年级、班成立的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全院统一组织,仿效巴黎公社,叫做“东方红公社”。 8月17日,“东方红公社”由地质系“红普联”、勘探系“红勘联”、水文系的“红水联”、物探系的“红物联”、探工系的“探工战斗联队”、院广播台的“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的“革命造反队”、地院附中的“东方红支队”等组织联合成立。(详见参考文献2)成立之初就有上千人,后来又逐步联合扩大,“东方红公社”最后成为占地院人数绝对多数的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北京高校中是最强的、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 8月17日在教工之家举行了东方红公社的成立大会。地质系宫保军上台讲话,还朗诵了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敢》,孟繁华上台念了一首“啊,红日跃出……” 的诗。 《东方红公社的宣言》由陈学明等人起草,后经修改定稿。该宣言后来印制在1966年毕业(1967年分配)的纪念册上。(详见参考文献1和34) 东方红公社成立之初,经过选举,产生了核心领导成员,他们是朱成昭、蔡新平、蒋良朴、田春林、王大宾、周永璋、陈学明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总负责。当时暂时没有让李贵等教员担任公社的职务。公社先后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等,还办了《东方红报》。 地院“东方红公社”对外简称“地院东方红”;再后来1967年,北京高校出现“天派”(指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及政治观点的派别)和“地派”(指以地院东方红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及政治观点的派别)的称呼,可能也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1966年8月21日 地院“斗批改兵团”成立 8月4日勘探系二年级学生程关林、祝天惠发起成立了红五类子女的“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战斗队,接着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地质系“红星”、探工系“火炬”等战斗队相继成立。成员皆为“红五类”出身。 1966年8月中旬,勘探系红卫兵(程关林)、水文系八一队(李维宇、王庆山)、物探系红旗(王洪超、王震亚)、地质系红星(毛炎超)、探工系火炬(苏椿)、研究生造反队(刘益康)以及工人赤卫队(胡守安、刘强)等人在院木工厂召开联席会议,商量成立全院性质的联合组织“斗批改战斗兵团”。斗批改兵团内的红五类子女合并为“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红卫兵”。8月21日宣布正式成立。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负责人为毛炎超,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红卫兵负责人为程关林。(详见参考文献2,13) 地院的“斗批改兵团”与地院“东方红”的政治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斗批改兵团死保工作队,认为只有他们是真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是在按“十六条”搞“斗、批、改”的,而地院东方红是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不搞“斗、批、改”,热衷于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和国家机关(地质部),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详见参考文献 1)这是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政治观点上的根本分歧所在,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政治势力争斗和分歧,把国人分化利用为二派的结果。 “斗批改兵团”除了与地院东方红在政治观点上针锋相对之外,在文革中同时犯下了较为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组织领导了“抄家”行动。所幸的是,斗批改的抄家都有完整记录,所查抄物品没有散失。根据1967年12月30日北京地质学院编写的《关于原红卫兵查抄财物的处理及查账工作的总结报告》(这是根据中央文件要求进行的)中得知: 1.地院的抄家活动,全部为“斗批改兵团”中的红卫兵所为,与地院东方红无关。 2.“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共查抄了地院104户人家,列出了被查抄人员的名单;其中有三户为外单位的被我院所查抄。 3. 主要被查抄人员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如冯景兰、杨遵义等知名教授,也还包括高元贵等领导干部。(详见参考文献 1、13)
1966年8月23日 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 8月23日,“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组织了第一次集体行动——一进地质部上访请愿。起因是:“东方红公社”总部核心组成员在朱成昭主持下,连续开会和学习文件、社论精神,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工作队犯下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批评工作队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工作队撤离后,对在“反干扰”运动中错误而残酷地迫害十三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数百名定为“反干扰”重点对象的“右派学生”,并未真正平反和赔礼道歉,整人的黑材料并未销毁……这不公平也不公正。我们应该要求工作队承认方向路线错误;交出迫害整人的黑材料;给这些师生们平反、道歉;工作队应回地院给全院师生讲清楚,并作出大家满意的检查。于是,总部核心组决定:到地质部去上访请愿,到地质部去请回工作队长邹家尤,回地院检查。 为组织领导到地质部上访请愿,总部领导分工,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和后方留守部。前线指挥部由朱成昭为总指挥,蒋良朴、杨雨忠、蔡新平等为总指挥部核心组成员,王大宾负责留守部,同时,出发前对东方红公社战士作了思想动员,宣布纪律。(详见参考文献 5) 在准备安排就位后,一个当时震动北京城的地院东方红千人上访地质部的行动,就开始了。 8月23日清晨,地院东方红的千名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纸制的标语旗帜,从地院徒步两个多小时,走到了位于西四的地质部大院。队伍进入地质部大院后,静静地站着,朱成昭等人去找部领导,希望领导接见,听取我们的申述和请求。但是,面对京城首次发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群众集体上访请愿事件,地质部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应对的预案,显得束手无策,只好回避,不予理睬。造成朱成昭等人在地质部连接待的人都找不到。 站了两个多小时等不到结果后,东方红战士改为静坐请愿。整个地质部上班的干部,抱着不同的心态,站在办公楼的各层窗户旁,观望着楼下大院上访请愿的学生,谁也不敢过问或与学生接触。 中午,派回地院为上访请愿学生打饭的同学,遭受到学校食堂以“过了开饭时间”为由拒绝提供午餐的对待,只好空手而回到地质部大院。被激怒的东方红战士,被迫宣布绝食请愿。(详见参考文献5和1)这期间,地院斗批改红卫兵和西纠红卫兵被调集来围攻请愿的地院东方红学生。这期间东方红方面表现极为克制,没有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下午3点左右,肖力持中央文革介绍信来到地院东方红总部,恰好蔡新平从地质部回到学校接待了肖力,肖力了解了东方红在地质部的情况和东方红此次行动的目的,了解了东方红的组织状况,表示了对东方红斗争的支持,给出了三条指示意见。蔡新平立即到地质部做了传达,极大鼓舞了东方红的斗志,地院斗批改红卫兵受到了挫折。(详见参考文献12) 23号晚,北京市委召集地质部负责干部、东方红和斗批改等各派代表在北京市委开会,谈判解决方案。会议由陶鲁笳主持,蔡新平代表东方红参加谈判,达成了8月24号晚,由陶鲁笳主持,地质部领导和工作队负责人到场,听取学生双方意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的决议。8月24日凌晨四点钟左右,陶鲁笳到地质部宣布了这个决议: 1.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 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3. 地院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于是,地院东方红结束了在地质部的首次上访请愿,坚持步行走回地院。(详见参考文献1、12)
1966年8月24日 地院召开两派辩论大会 8月24日凌晨,地院东方红队伍回到学校,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当晚就在地院大操场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听取各方群众代表对工作队的意见。实质上就是东方红和斗批改的两方大辩论会。 大辩论只有短短一个白天的准备,推选了双方发言代表。操场会场中间画了一条白线,地院东方红的队伍坐在白线的一边(北边),斗批改兵团则坐在白线另一边(南边)。其他人与外校师生大多站在会场周边。当时地院斗批改的人数多于东方红,但是东方红的队伍整齐,精神饱满。 晚上八点左右,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在陶鲁笳的陪同下,在主席台就坐。在主席台右边是斗批改的代表任士田、程关林、胡守安;左边则是东方红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贾振远。 大会由陶鲁笳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地院东方红代表贾振远老师。他以具体事实,有理有据地揭露、批评以邹家尤为队长的地院工作队在领导地院文革运动中违背毛泽东思想,压制不同意见,打击镇压批判工作队的革命师生,围剿革命派,反干扰,抓游鱼,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邹家尤必须为受工作队打击的革命师生平反,并道歉。 接着发言的是斗批改兵团的代表、11632班的同学毛炎超,他为工作队评功摆好,说一个多月来,地院在工作队 领导下,斗了多少黑帮,写了多少批三家村的文章,斗了多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抄了多少家,写了多少大字报,批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他反复强调:工作队是好的、比较好的,对工作队不信任,就是对党的不信任,反对工作队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再接下去是轮到东方红代表蔡新平发言。他的发言精彩、鲜明,很有战斗力。他还现场回答了“斗批改兵团”代表的提问,博得了在场人员的赞美之声。 整个辩论会,除了在谁主持大会以及激动时争夺话筒有争吵外,应该说总体是有序、平和、理性和理智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地院斗批改兵团负责人程关林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述: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 大辩论当天,中央文革派肖力在会场边上观察辩论会进展情况,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的有地院东方红田春林、伏庆是和刘长风。(只是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详见参考文献1、5、12、13)
1966年8月~9月 神秘人物肖力来到地院 根据田春林、蔡新平、殷惟侯、伏庆是、王大宾、聂树人等人的回忆录,都提到肖力多次来地院,了解地院文革情况,与他们有多次接触。 肖力首次到地院的时间,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比较多的回忆是:1966年8月上旬,工作队快要撤离时,那时东方红战斗队刚成立。肖力自称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来地院看大字报时,向地院学生提出:要找地院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成员见面。然后在东方红战斗队(教四楼)伏庆是接待了肖力,并找来朱成昭、田春林、刘长风等人与肖力见面。肖力拿出一张32开白色便签,纸上写着:“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落款签名为陈伯达。 从此之后,肖力便多次来到地院,包括到地质部。 据蔡新平回忆,8月23日一进地质部时,他中间曾回校,肖力来地院找地院东方红,蔡向肖力汇报了东方红在地质部十分困难的情况。肖力当时说:“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是党的一贯方针,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要进一步发扬,团结更多的同学,包括工人、教员,要努力壮大队伍。”还叮嘱蔡赶快回地质部去,把她的意见告诉总部同志,告诉大家斗争才刚刚开始,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有利有节;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大家。她说很快会有人来解决问题的,要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详见参考文献12) 肖力还去找过地院校文革调研,找过东方红对立组织了解情况。以后还与朱成昭等人接触频繁,1966年底还与朱成昭、王大宾等人去京西煤矿搞调研…… 在二进地质部期间,肖力也去地质部了解情况,最后,建议东方红撤离地质部。(详见参考文献5,6,2和12) 肖力来地院多次,但一直不知她的真实身份,直到1966年9月15日朱成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肖力,神秘人物的面纱才揭开。当晚,在地质部的小礼堂里,朱成昭兴奋地向全体东方红战士传达了这一大好消息,说明我们“通天”了!大家群情激昂。 除此以外,肖力也非常关心清华的文革情况。据蔡新平回忆:“有一天肖力来地院,朱成昭和蔡新平都在,她很直接地问有没有清华的同学到这里来串联,知不知道蒯大富的消息。我估计她是刚去过清华,没有找到蒯大富。朱成昭说蒯大富就藏在地院,我当时也一愣,我说我还不知道老蒯躲地院了。朱成昭说,老蒯让保密,知道的没几个人。肖力一听后就说快把他找来。朱成昭向一个同学交代了后,很快就把老蒯找来了。我是第一次见蒯大富,瘦脸尖下巴,戴副眼镜,事后我还说过,怎么长得像我们班的杨文魁(我班的团支部书记)。老蒯激动地与肖力握手,肖力却很平静地看着他。她对老蒯说,在清华找不到你,说你躲起来了,原来你跑到地院来了。相互没有什么寒暄介绍,感觉好像他们可能已经认识。老蒯说清华的老保红卫兵疯了,到处在抓人,学校现在比工作队时还恐怖,叫他们逮着就没命了。清华没有我藏身之处。肖力说,蒯大富你不要忘记,你的阵地在清华,你要尽快回到清华去。老蒯说我在清华臭的很,没有战斗队敢要我。肖力说你要向地院东方红学习,没人要你,你自己不会拉队伍?朱成昭,你们要帮帮他。朱成昭说一定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时只管来找我,找老蔡和总部其他人都行。谈的时间不长,肖力就和蒯大富一起离开了总部,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谈话就不得而知了。” “蒯大富是怎么到地院的?清华鲍长康在地院有一个老乡同学,是他把老蒯带到他这个老乡那里住下的。这个同学就是勘探系63级红色尖兵战斗队的奚戌。” “可能是二进地质部期间,有一天蒯大富来找我们,说他正在筹建“井冈山红卫兵”,他谈了他的处境和进展情况,要我们给他助威壮声势,朱成昭让我去安排一下。当天我们派了几支战斗队,夜里从地院出发,差不多上百人,几部平板车,拉着大字报纸,胶水浆糊墨水,一晚上清华主要大字报的席棚区就糊满了支持蒯大富的标语口号,那晚我跟着去了,顺便看了看他们的大字报,确实感到老蒯在清华还没有火起来。到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开成立大会时,可能是9月23号,地院那天正好发生了抢广播台的事件,总部几个主要头头都没有去,但还是派了几个战斗队去助威。”(详见参考文献 12) 肖力的出现,及后来关锋、戚本禹多次来地院,周恩来总理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多次来地院,以及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来地院,这说明当时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通天”的群众组织,有后台与靠山。这极大地鼓舞了地院东方红的“革命”积极性。类似现象在北大、清华、北航等也有,外省市也有。但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意义?说明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至今未解之谜,值得今后人们去深思。
1966年9月6日 地院东方红发起成立首都三司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这个时刻,各高校里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战斗队和群众组织都自发地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共同战斗,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1966年8月27日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高干子女为主导,受工作队支持和操控的北京各高校文革委员会领导下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地院斗批改兵团参加了一司。 1966年9月5日,又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告成立,简称首都二司。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和部分高校红卫兵组织参加在其中。 地院东方红没有参加上述两个红卫兵司令部。很显然,地院东方红与一司红卫兵的政治观点是对立的。至于二司,地院东方红认为:二司领导层的政治观点偏向保守,且参加二司的高校造反派组织不够多。因此,这时地院东方红总部决定:由地院东方红牵头,重新建立大联合的组织。由核心组成员周永璋带领邱世涛、赵国柱等同学去串联了北京邮电学院、中央财金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建工学院等十六所高校的造反派,一致同意由地院牵头联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经过两次筹备会议的准备,聂树人执笔起草了“三司宣言”。1966年9月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刘志坚、戚本禹、杨成武、郑维山等领导到会,刘志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对三司的成立表示支持,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宣读了大会开幕词。三司成立之初已有红卫兵3000多人。 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上,最后由清华大学蒯大富带领参会红卫兵宣读了誓词,全文如下: 誓词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是您最最忠实的红卫兵,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跟着您,革命造反是我们的天赋! 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造反,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 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誓词是由聂树人执笔起草的。当时(9月5日)朱成昭带领地院东方红正在二进地质部,所以未能参加首都三司的成立大会。当时,蒯大富还没有队伍,但由于中央文革让地院支持蒯大富,这可能是让蒯宣读誓词的原因。 首都三司成立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地院东方红周永璋为首都三司第一任负责人,一个月后,朱成昭派田春林接替。首都三司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由地院东方红聂树人负责,随后又派了孟繁华、黄平稳到首都三司参加宣传部工作。 首都三司的成立,周恩来十分关心与支持。9月22日晚上十点到次日凌晨二点,由周恩来的联络员宋皋具体安排,在中南海西花厅专门接见了首都三司的代表,其中有地院东方红聂树人、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30多人。周恩来对首都三司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和支持。(详见参考文献 15) 正是由于周恩来最支持首都三司,所以三司成立后,组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月2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首都高校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亲自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966年9月5日 二进地质部 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的成果,就是地质部的领导何长工、胥光义,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还有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同意8月24日晚上到地院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听取各方群众代表对地院工作队的意见。这个听取意见的大会,实质上变成了以支持地院工作队的地院斗批改兵团为一方,和以批评工作队的地院东方红为一方,各自就如何评价工作队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辩论(后面有专门的详细叙述)。至于工作队应承认错误、做检查,给受迫害的师生平反,销毁黑材料等请求,根本未得到任何兑现。 地院的文革运动,仍是在工作队扶植的“院文革”领导下,继续执行原工作队的方针政策,地院东方红继续受到打压,处于少数派地位。相反,地院斗批改兵团受到“院文革”的支持。事实上,陶鲁笳、李人林等人多次接见斗批改兵团,一直在背后支持他们。(详见参考文献 13) 在这种形势下,地院东方红总部商定,再次进军地质部上访请愿,决心要请邹家尤回地院真正认错、认输,给受迫害的师生平反与道歉,并销毁黑材料。 二进地质部,总部分工与一进一样。二进地质部的时间是1966年9月5日下午一点从地院出发。由朱成昭率领1000多名东方红战士徒步走到地质部大院。蒋良朴代表东方红向在场的何长工提出要求: 1. 把邹家尤交给地院东方红,回校听取意见,我们保证他的安全。 2. 要求地质部党委给我们革命串联的方便。 3. 把工作队的高治平叫回学校,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 (详见参考文献 5, 1,13,和14) 二进地质部共计十三天,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各派力量都在参与进来,除了地院东方红外,还有西纠来捣乱,有地院斗批改兵团在记录东方红的行动,或支持何长工;有地院东方红的战友“八八战斗队”来地质部支持东方红并表示马上加入东方红大家庭;有同情东方红的同学来声援的;有地质部机关各派的人员了解情况的或表示支持、或谩骂反对的;还有外校与外地学生来声援东方红的……总之,这次行动在北京城影响颇大。地院东方红的学生也经历了被围攻、食堂不给送饭而被迫绝食数天,晚上大家就一起挤在西楼的楼道里等等。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记录的: 1. 地质部的干部对地院东方红的态度开始分化,通过与学生交流,不少人同情支持学生,还有人在主楼窗户上贴上“坚决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标语。 2. 地质部调动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来围攻地院东方红,大肆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论调,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人;而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坚持“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为了保护出身不好的学生免遭西纠伤害,安排出身好的同学坐在外圈,保护坐在内圈出身不好的同学。 3. 地质部偷装窃听器,引起东方红内高层互相猜忌,加之几位领导者在策略上有不同观点,从而导致东方红高层内部分歧的开端(地院东方红内部“朱派”与“蔡派”由此而产生)。 4. 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全过程,肖力一直在了解情况、密切关注,还亲自到了地质部现场,与朱成昭、蔡新平等人谈话。 历时十三天的二进地质部,最后以迎接国庆、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为理由,同时地院东方红接受了肖力(最初不知道她是谁,有关神秘人物肖力,将在后面叙述)的意见,于9月19日将队伍撤回地院。(详见参考文献 5和1) 在这十三天中,何长工坐镇地质部党委,调兵遣将,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不同政治意见的各派群众的相互恶斗……同时保护了犯有错误的邹家尤和高治平等人。邹家尤则奉命深居地院,与地院斗批改兵团暗中策划,暗中指挥地院的文革运动,拒不承认错误与赔礼道歉,受到斗批改兵团的保护。 对二进地质部,在《王大宾回忆录》、《聂树人文革回忆录》《东方红报 第三期1966-10-13》都有记载。这里引用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与《何长工的回忆录》对当时情况从另一角度的记载:(详见参考文献35和14) (一) 9月5日晚上九点左右,孔丹带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大批老红卫兵来到地质部大院。事态激化,演变成西纠和地院东方红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四十八年后,在孔丹的上述书中写道: “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的反应。” “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 “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与地院东方红的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编者注:薄熙来、邹家尤的女儿等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孔丹当时还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 西纠最后在地质部大院坚守了三天,最后孔丹母亲许明(曾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给孔丹电话,强制要求西纠立即撤离地质部,他们才撤离了。孔丹在回忆录里说,认为他妈妈的话就是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详见参考文献35) (二) 何长工当年曾说:“我们过去流血汗打江山,现在他们(指地院东方红)还没有接班就来专我们的政了。” 在何长工文革回忆录里,他对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是这样写的: “九月五日至十七日,还是地质学院的那个群众组织,一千多人第二次来地质部‘请愿’。为了机关保密档案材料的安全并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请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都是中学生)来机关维持秩序。同时,地质部党委的同志们和机关广大干部、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来部机关闹事的大学生们的工作,并且在地质学院停止给进驻地质部的学生送饭时,部党委一边做工作让地院给学生送饭,一边组织机关食堂做饭给学生吃。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已不能进行了。” “当时,我就感觉到:学生们这种做法肯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背后策划,其目的是首先把地质部搞垮,然后推波助澜,冲垮其他部委,最后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副总理们。在那紧张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几次打电话给我,并派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机关或找我去开会,要求我一定要做好各方面工作,不能让机关瘫痪。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部,对国务院几十个部都很有影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我终于顶住了压力。我后来才知道,在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的时候,关锋等人受陈伯达、康生、江青委派,曾秘密来到地质部观察事态的发展并暗中支持造反派,火上加油。十月八日还是地院那派组织第三次来冲击,大闹地质部机关,召开了长达九小时的批判大会,到深夜十二点才离去。” “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编到西北局小组。康生在西北局的小组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你知不知道地质部有人写信给《红旗》杂志社,追查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的人。他说,这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在追查我和陈伯达。康生这两句话 道破了天机。原来恰恰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 “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毛主席和林彪告黑状,使得我和薄一波、汪锋、李范五同志受到了点名批评。” “刘澜涛同志在西北局小组会上传达毛主席在小组汇报会上的指示时,说毛主席讲:除薄一波、何长工、汪锋、李范五这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外,你们其他人在运动中都不要承认这个问题。林彪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恶狠狠地说:何长工对党有刻骨仇恨,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凶狠。我们不向他进攻,他就要向我们进攻。”(详见参考文献 14) 在“二进地质部”中,特别要提到一事: 有一天大雨,大家都在院子里淋着,后来地质部让同学们去院子东面的礼堂避雨。过了一天,就说这个小礼堂可以归东方红使用。在礼堂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朱成昭等头头经常在里面开会,商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成昭是激进派,蔡新平是策略派,二人意见常常相左。有一天,总部召集各战斗队负责人开会,朱成昭说,我们中间出现了托派,总部八个人开会商定的下一步行动,地质部都知道了。一定有人告密了,要求严查。朱并把矛头对着蔡新平,这也是朱、蔡分歧的开始。若干年后,才知道,当时地质部政工组办公室蔡××伙同张××,连夜在小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把东方红的动向知道得一清二楚。(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9月中旬~9月24日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与北京第一次武斗——争夺地院广播台 当地院东方红9月19日从二进地质部撤回地院后,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作队撤走了,我们仍然受到压制?“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为何随时还会强加在我们的头上?工作队为什么还没有真正赔礼道歉、平反和销毁黑材料? 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工作队操纵下建立的校文革手上。于是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与目标,下决心一定要争得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详见参考文献 5 和1) 地院东方红总部首先组织策划了“夺院广播台”、“查封校文革办公室”的行动。 首先东方红发表声明:不承认校文革对学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它是工作队一手操纵建立的,不合法,应予解散。随即东方红派人查封了校文革的办公室。 至于地院广播台,原是由地院斗批改兵团和地院东方红达成协议共同使用的,后来双方有冲突,东方红为了顾全大局退出广播台。这时东方红作出了接管广播台的决定,9月23日,由探工系71653班的东方红战士任 “突击队”,王大宾带头爬上一根安有高音喇叭的水泥电线杆,用钳子剪断了广播线,使得大喇叭哑了。整个夺取广播台的行动,双方僵持了近十个多小时,双方都派出了很多人,在狭小的空间过道里,双方发生了你推我拉的肢体冲突,互有抓伤、撕破衣服的情况,也有人因闷热、空气混浊窒息…… 这是文革以来,在地院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斗,其中东方红受伤达170多人。事情惊动了周恩来、中央文革、北京市委。夺取广播台事件从23日白天一直持续到24日凌晨才结束。 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先赶到地院处理这事件。但吴德不能平息事件,无法解决双方的对立冲突。随后中央文革陈伯达派关锋、戚本禹到地院处理这一事件。在地院现场,吴德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说:“他们根本不听。”戚本禹则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 凌晨在地院大操场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由吴德主持大会,中央文革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了大会。关锋首先代表他和戚本禹宣读了陈伯达手书的纸条“兹派关锋、戚本禹作为地质学院观察员”。然后说: 1. 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讨。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当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时早已说清楚了的。 2. 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当去检讨。 3. 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于工作组没有意见,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持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去检讨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扰他们这样做。如果你们采取阻扰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4. 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讨的行动,不能说是错的,是对的。 吴德后来讲话说:“我表示完全拥护关锋和戚本禹同志的意见。” 关锋和戚本禹还把地院东方红和斗批改兵团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关说:“学校的广播台是大家的,不能由一派掌握,可以规定时间,轮流广播嘛!” 关还说:“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 两派接受了关锋、戚本禹的意见,达成了协议后,双方队伍撤离了广播台。从此地院东方红的“高旗无畏”战斗队重新回到广播台。(详见参考文献5、1和2) 因中央文革表态“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 ‘东方红’靠拢”。在此强大政治压力下,地院“斗批改兵团”一哄而散。从此地院东方红成为全院文革中唯一的群众组织,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详见参考文献2和13) 多年后,吴德在其口述文革往事《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提及此事件,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该事件的过程: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人出面与二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总理还派地质部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详见参考文献 5) 地院东方红除了组织抢夺广播台、查封校文革办公室外,还领导组织了接管物探系学生食堂。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物探系食堂曾经在另一派的干扰和破坏下,连续三天拒绝给在地质部请愿的东方红学生送饭。地院东方红在回到学校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0月9日由东方红组织接管了物探系食堂。 从此开始,地院东方红在夺权的道路上逐步向前推进。整个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及其管理权逐步由东方红控制。
1966年9月~10月 又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走进地院 继肖力之后,又一位神秘人物来到地院,她就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五年级学生,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 朱成昭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叶向真的?据朱成昭自己说大约是在1966年9月,在江青主持的一次中央文革接见中,江青把叶向真介绍给朱成昭认识的。由于他们的观点一致,非常谈得来,关系发展迅速,最后成为恋人,这在地院东方红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东方红总部成员都认识叶向真,由于经常见面,熟悉以后,大家就直呼其名,甚至叫她的小名“牛牛”,有时也乱开玩笑,叶向真也都不在意。东方红总部的一些人在背后称她为“郡主”,而称肖力为“公主”,还有人背后说“公主”没有“郡主”漂亮。(详见参考文献 5 ,2 和1) 叶向真在地院的出现,对朱成昭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导致了1967年初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的改组。
1966年10月1日 王大宾、聂树人等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国庆节前夕,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在首都三司的聂树人,还有地院斗批改的一位女同学分别收到请柬,邀请参加国庆日庆典活动,并住进了中南海、登天安门城楼观礼。应邀参加活动的红卫兵约有1000多人,除北京外,还有外地的;有保守派组织的红卫兵,也有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大家一视同仁。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也应邀参加。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也在应邀之列,但请柬被贺鹏飞、刘涛扣下了,未能出席。其他还有大庆铁人王进喜、大寨的陈永贵、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等等。红卫兵代表都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其他英雄模范代表住在国务院招待所、国防部招待所等地。 红卫兵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江青及周恩来的接见。然后国庆节那天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 据说,这次国庆日庆典活动邀请名单是国庆日庆典活动筹备组吴德、丁国钰和周恩来他们商定的,按名单发送的请柬。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地院东方红一把手朱成昭未被邀请?为什么首都三司负责人周永璋未被邀请?为什么地院斗批改兵团头头程关林未被邀请?这个谜至今也未能解开。(详见参考文献1,5和15)
1966年10月6日 首都三司召开誓师大会 由地院东方红主持的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等首都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出席了大会。周恩来和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立场鲜明地支持了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还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在大会发言的还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代表、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代表、清华大学代表陈育延、北京地质学院代表王大宾等。
1966年10月8日 三进地质部 由于二进地质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地院东方红总部决定,10月8日仍然由朱成昭负责组织了二千多人第三次进驻地质部上访请愿。此次除了学生外,教职员工也踊跃参加了行动,声势要比前二次进驻地质部大得多,带着乐队、开着广播车,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仍然是徒步从地院走到地质部大院。(参见 1966年10月13日《东方红报》) 下午三点,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公布两周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发言揭发了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迫害师生、镇压群众、制造白色恐怖等等罪状,揭发了何长工在一进、二进地质部时压制、造谣等罪状。 三进地质部的行动,还得到来自西安、宣化、旅顺等地以及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医学院、地质科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的支持。在整个大形势下,何长工、邹家尤被迫答应回地院接受检查,同意按中央的指示精神交出黑材料…… 大会到当晚十一点结束,师生们步行返回地院,把何长工和邹家尤一同带回地院。
1966年10月27日 四进地质部 此时,地院东方红已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10月27日又组织了四进地质部,受到了地质部机关的支持和欢迎,并与部机关职工联合起来,开展了地质部的文革运动,还在部机关大楼成立了“地院东方红驻部联络站”,作为地院东方红指挥全国运动的指挥部,朱成昭、蒋良朴、田春林等人常驻那里。
1966年10月 地院学生参加全国大串联 1966年10月起,在全国掀起了学生大串联高潮。很显然这是中央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和促进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措施。 在这种形势下,地院东方红的师生也奔向了全国各地,当时地院校园几乎倾巢出动。这样地院东方红也就在全国各地以“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的名义成立了若干联络站。比较著名的有: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地院东方红驻青海西宁联络站等等。 这些联络站在促进各地文革运动的开展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得到了当地造反派的好评和中央文革的肯定与支持。例如,三司(主要是地院东方红的人员)驻沪联络站协助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支持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从而带动了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大夺权,及“一月风暴”的掀起。又例如,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在完成中央文革下达的揪彭德怀回京的任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驻青海西宁联络站为中央调查处理“青海2•23事件”提供了积极的协助。但是也不得不说,在大部分人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埋头苦干或“冲锋陷阵”时,也有少数学生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更有个别人在三司、地院东方红盛名下,利用权力挥霍金钱、贪图享乐……(详见参考文献1、2、5、6、7和8)
1966年12月13日~27日 地院“东方红”与揪彭德怀事件 现在的资料已经很明白了,揪彭德怀的决定与指示来自于当时的中央。据聂树人回忆录:1966年12月13日晚,聂树人参加了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一小会议室接见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真等人。接见中,江青突然认真而激动地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江青的这番话虽未直呼彭德怀的名字,但大家都清楚知道,这个“海瑞”指的就是彭德怀。 又据《王力反思录》一书对此事的回忆:“我(王力)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根据《戚本禹回忆录》(香港2016年4月出版)一书证实:揪彭德怀是中央的决定。 根据王大宾回忆录: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员)告诉王大宾,1966年12月14日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叫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12月14日下午,阎长贵到了地质部的地院东方红联络站,找到了朱成昭。阎长贵向朱成昭转达了戚本禹要求地院东方红派人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任务。朱成昭当即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他有事去不了,地院东方红在四川成都设有联络站,他会安排人完成这个任务。 朱成昭后来告诉王大宾,阎长贵给他转达戚本禹指示后,还接到周恩来对此事的电话指示,要地院东方红负责把彭德怀从成都安全护送回北京,并给了三条指示,如下: 1. 北京地院东方红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地把彭德怀护送回京; 2. 为确保安全,只能坐火车,不能乘飞机;火车途中,随时向中央报告; 3. 不允许在成都开会批判彭德怀;此事要秘密进行安排,不声张。 (以上详见参考文献5 和1) 朱成昭接到这项任务后,首先打电话给在四川南充串联的王大来,传达中央揪彭德怀的指示精神,要求王大来带人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然后又给在重庆的地院东方红联络站打电话,让转告王大宾马上赶到成都,负责集合地院东方红在四川成都的同学,完成中央交给的揪彭德怀的任务。 王大宾于1966年12月18日从重庆到达成都。与15日从南充到达成都的王大来等人会合。然后王大宾在地院东方红驻成都的西南联络站召集会议,首先听取王大来等人这几天执行任务的进展情况。王大来等人汇报说,已经设法找到了彭德怀的住地,见到了彭德怀本人,还与彭德怀作了多次交谈,了解他目前的状况。谈话从15日晚开始,和16日上午、下午共三次。王大来等人把这三次谈话做了50多页的记录(记录稿当时就交给王大宾)。王大来等人当时的观点是: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他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彭德怀。 而在此前的16日晚上,王大来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和上述意见打电话向朱成昭汇报了,朱成昭在电话中批评王大来右倾,并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中央叫抓,你就去抓。我看你们右倾。”此时王大来仍坚持己见,朱成昭就说:“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通知王大宾马上到成都来负责这个任务。” 王大宾在听取王大来等人的汇报后,仔细阅读了王大来等提供的50多页的谈话记录,然后决定18日下午再去亲自会见彭德怀,了解真实情况,然后再做决定,是否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王大宾等人与彭德怀又共叙了一个下午。王大宾最后被彭德怀的言行所感动。王大宾决定: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暂不揪彭德怀,并立即向朱成昭电话汇报。但朱成昭说:“你口说无凭,也难以相信你谈的情况,我不好汇报。你还是应先执行中央的指示。”在王大宾的坚持下,派王大来和郑文卿第二天坐飞机立即回京汇报。在他们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刚开始时,朱成昭发火了,臭骂了他们一顿:“你们把宝贵的战机失去了。”“不管如何,要先把他弄回来再说,后面的事不是你们考虑的。”后来朱成昭又耐心地听完了王大来和郑文卿的汇报,并阅读了他们与彭德怀的谈话记录稿后,朱成昭认为王大来、郑文卿的意见有道理。朱成昭担心王大来说话太冲,于是决定由杨雨忠代表总部去向中央文革戚本禹汇报。 戚本禹说:“你们立场动摇,你们上了彭德怀的当了!”“你们赶紧再派人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你们要管这件事,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要不你们就别管了。” 事后,朱成昭派东方红作战部胡乐成赴成都督办揪彭德怀任务。朱成昭对胡乐成说,江青已批评朱成昭:“你这也能那也能,一个反党分子彭德怀都揪不回北京。”朱成昭心中有气,朱成昭让胡乐成还带去周恩来对揪彭德怀的三点指示(前已述),并交代:“这次一定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来。有什么意见也要将彭德怀揪回北京再说。” 12月22日胡乐成到达成都后,向王大宾作了汇报。然后地院东方红驻西南联络站立即与成都军区联系,成都军区表示已接到周恩来指示,安排负责配合地院东方红安全护送彭德怀回北京。在成都铁路局安排好的火车专用车厢挂在特快车上,以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就在这段时间,彭德怀被北航红卫兵抢先一步藏到成都地质学院,地院东方红又在成都地质学院从北航手中抢回彭德怀。然后,王大宾组织地院东方红在成都的100多位同学,全部上火车护送彭德怀回京。1966年12月25日安全将彭德怀送上火车,12月27日安全到达北京,完成了护送彭德怀回京任务。(详见参考文献5、7和8)当晚地院东方红安排彭德怀在地院休息了3-4小时,周恩来就派北京卫戍司令部来人将彭德怀接走。
1967年
1967年1月25日 孟繁华文章得到毛泽东赞赏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进入1967年时,造反派队伍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极端民主化、自由化、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等等充分暴露出来。针对这些现象,地院东方红孟繁华起草了《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一文,作为《首都红卫兵》报的社论刊登在1967年1月25日的报纸上。该文章经毛泽东阅后批准,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详见参考文献11, 15) 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引起了轰动,并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此事也把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的影响推到了一个高峰。 此文作者孟繁华,后来被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1967年1月~3月 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和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改组 自1966年9月朱成昭与叶向真认识后,逐渐在思想上受到了一些重要影响,影响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1. 1967年1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大规模抓捕“联动”分子,这些主要是中学生里的干部子女,朱成昭认为,中央文革不该把他们往死里整。 2. 1966年底揪彭德怀一事,对朱成昭思想有影响。朱事后说:“现在看来,我批评王大宾的话是错误的,你们的看法是对的。”“我看了你们从成都带回彭德怀的文件和资料,老头子当时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彭德怀根本就没有反毛主席。” 3. 1967年 1月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江青、陈伯达点了陶铸的名,说陶铸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朱成昭对此很有意见,他认为,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的,而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 4. 更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叶向真向朱成昭透露了叶剑英元帅及党政军高层内部抵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潮(即事后发生的“二月逆流”思潮)的内幕,从而加速了朱成昭思想变化的发展。 朱成昭认为:过去中央文革是正确领导,我们当然拥护,如果中央文革是错误的领导,我们不应当无条件接受,甚至应当坚决抵制。 5. 朱成昭在上海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批判了,这加深了他对文革的质疑与的思考。 朱成昭的思想认识公开,首先是在1967年1月初地院的文革运动形势分析内部会上。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忧。“中央文革叫干啥就干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另一个。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老干部被打倒得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的左倾错误?大家思考、分析。中央文革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符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真有那么多坏人吗?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希望大家多分析、多思考。”(详见参考文献1) 朱成昭的内部讲话,很快被传出去了。有人贴大字报揭发朱成昭等人有攻击和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炮打中央文革,应该彻底揭发批判。也有人整理成材料,报送中央文革。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奉命到地院朱成昭办公室,向朱成昭一个人宣读了陈伯达1月23日写给朱成昭的信。主要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的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了,变成了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 据王广宇回忆,这封信是可以不公开,不用传达的。但朱成昭公布了这封信。这就把他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化了。这在当时被视为反党、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的重大事件,引起很大震动。(详见参考文献 5,2和1) 后来,王广宇回忆说,“陈伯达写给朱成昭的信,是不要让朱成昭有压力,是规劝性的批评和爱护他。”“如果朱成昭冷静想想,不固执己见,给中央文革、给陈伯达写一个回信,承认错误,写个检讨信,这事就完了。” 朱成昭就是不认错,后来戚本禹来找朱成昭谈话,阎长贵奉命也找朱成昭谈话,再后来,江青让人转告朱成昭,要他检查归队。最后戚本禹让朱成昭“闭门思过”。(详见参考文献5,2,1) 此时,地院批判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不断,逼朱成昭表态,在巨大的压力下,在1967年1月29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三人联合发表了《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表面表态承认某些认识错误,表示要紧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详见《东方红报》 第10期 1967年1月31日) 而在同时,朱成昭等人秘密开会,会上叶向真介绍了1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剑英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他们认为老帅与中央文革矛盾尖锐,我们要坚定站在老帅们一边。在会上总结出了“八个观点”。(详见参考文献 20,1) 1967年2月4日晚上,在地院东方红整风领导小组的要求下,朱成昭在地院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他以检查为名,抛出了他们的“八个观点”: 1. 大串联搞早了; 2.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 3. 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 4. 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搞早了; 5. 关于联动问题,抓人太多; 6. 关于坐牢问题,不怕坐牢、杀头; 7. 聂元梓问题; 8. 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详见参考文献1) 在这期间,地院东方红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王大宾仍在北医三院住院治疗,此时,江青让阎长贵代表中央文革和江青多次去北医三院做王大宾的工作,要王大宾和李贵站出来主持工作,地院东方红这面大旗不能倒! 1967年2月8日,阎长贵代表中央文革,在地院召开了“反朱成昭派”和“保朱成昭派”的座谈会。其中阎长贵说:“地质东方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东方红的红旗不应倒,也不能倒。对朱成昭有什么问题要调查,有错误要检查。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即使朱成昭的问题是反革命,东方红还要继续战斗下去。东方红和朱成昭要分开,应把东方红办得更好。”(地院东方红《动态报》30期1967年2月10日,详见参考文献 5,1) 1967年2月18日,朱成昭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作了第二次检查,检查仍未能通过。 1967年3月5日,戚本禹,北京市革委会筹备组组长周景芳,(王大宾回忆录中说还有谢富治),在政协礼堂召集地院东方红内部不同意见派别代表开会,解决地院东方红总部领导问题,包括朱成昭等有四十多人到会。 戚本禹在听取了各方争论意见后说:“陈伯达同志的批示,是爱护性的,并没有把谁打成反革命。伯达同志的批示是规劝性的,是听说你们反对我们,劝你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很忙,没有见你们,正在与一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艰苦斗争中,你们内部却在搞二派斗争。我们太忙,顾不上和你们谈话。江青同志派阎长贵同志多次到地院帮助你们,东方红大旗不能倒。阎长贵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文革的,代表江青同志的。希望你们团结,而不是分裂。在当前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时候,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小错误,搞大分裂犯罪。要搞好团结,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全院性的领导机构,是你们当前重要的要做好的大事。要尽快复课闹革命,搞好斗批改。” “地质东方红这面旗不能倒,要团结。朱成昭先不要当头,只当战士,‘闭门思过’。地质东方红由王大宾负责,把这面大旗扛起来。李贵同志,你是南征北战的老革命,要支持王大宾的工作,和他一起扛起这面大旗。杨雨忠检查得较好,照常工作。还有写‘打倒私字,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孟繁华同学,也到总部工作,以打倒私字,实现地院的大联合。王大来是已调出地院的干部,他就回管道公社去抓革命促生产。”(详见参考文献 5 ) 戚本禹讲话后,谢富治接着讲:“你们要把地院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尽快搞好。东方红公社在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要坚决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搞好斗批改,复课闹革命。今天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不是他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文革,是上面决定的。” 会议结束后,戚本禹、谢富治、周景芳又把朱成昭、蒋良朴和东方红公社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留下,又谈了近二个小时。戚本禹在再次听取朱成昭的意见后,对他说:“你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不都是错误的,有些还是有道理的。东方红的功绩是不能否定的,你有功绩也是不能否定的。小将犯错误,认识改正了就好,你要好好闭门思过,认识检讨错误。”(详见参考文献 5)(编者注:王大宾回忆有误,戚本禹3月5日在政协礼堂的接见,只有戚和周景芳,没有谢富治。当场的会议记录和其他参加会的回忆中都没有出现谢富治,没有谢富治的讲话。参见《昨天》54期:戚本禹“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等) 就这样,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王大宾正式成为了东方红的第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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