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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九十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07, 2017 8: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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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九十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7月30日第95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4〗

大事记

张运钧 李颖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前言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重大事件
北大大字报引起震动
地院党委进行文革动员
地院文革刚开始就出现至少两种不同观点
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工作队党委宣布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
工作队让高元贵院长作检查
工作队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
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
李贵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
地院“6•20”事件
宣布撤销高元贵院长职务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工作队就“反干扰”作自我批评
朱成昭等人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队
朱成昭等去北大找聂元梓
地院师生去清华听周恩来讲话
工作队撤离北京地质学院
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地院“斗批改兵团”成立
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
地院召开两派辩论大会
神秘人物肖力来到地院
地院东方红发起成立首都三司
二进地质部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与北京第一次武斗——争夺地院广播台
又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走进地院
王大宾、聂树人等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首都三司召开誓师大会
三进地质部
四进地质部
地院学生参加全国大串联
地院“东方红”与揪彭德怀事件
孟繁华文章得到毛泽东赞赏
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和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改组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民族宫事件引发天派、地派分歧公开化
“朱叶反革命集团”及朱成昭、叶向真被捕入狱
地院“东方红”与“揪刘火线”
地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地院66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周永璋的被抓与被放
地院自己动手建成毛泽东塑像
地院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打倒“高安郑”事件
杨雨忠自杀事件
地院67届学生毕业分配
地院的整党建党与聂树人、王大宾入党
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东方红公社宣布解散
地院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地院教职工到江西五七干校
地院清查“五一六”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
(二)地院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
(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
(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
(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
(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的政治思维
(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结束语
参考文献

浩劫墓碑

蔡新平收集整理 北京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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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张运钧 李颖

前 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至今已是五十多年了,半个多世纪啊!当年朝气蓬勃的年青人,都已是“古稀”老人了!“讲真话”是古稀人应有的品格,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把真实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奉献给世人。尽管年代太久远,尽管现存的、当年的、文字档案记载资料少而又少(仅有《东方红报》、《首都红卫兵报》、《动态报》、《大字报汇编》等),但是我们这些当年文革运动的亲历者,还是尽全力来回忆和记述当年的文革运动。尽管每个人的回忆会有错位、遗漏,我们选用多人的回忆录,找更多人来回忆证实,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展现当年红遍中国的“地院东方红”的兴起、发展、灭亡的兴衰沉浮和曲折过程。看看我们这些年青人如何从天真单纯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地信奉个人迷信,成为最为狂热的崇拜者,再到派性膨胀、再到……我们既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执行者,我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同样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曾在错误路线的执行中加害于他人,以至于为此受到了惩罚,付出了青春大好年华的代价。我们想:人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五十多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再思考,反思、再反思。
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当年参加了文革运动又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些就是我们这代人晚秋的沉思!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重大事件

1966年6月1日
北大大字报引起震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名教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们纷纷放下课本,走出课堂,涌向北京大学。由此,开始了北京高校的停课闹革命。
6月1日晚上,针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地院党委开会,决定立即派地院党委书记王焕、党委委员聂克去北京新市委,迫切等待新市委对下一阶段文革运动的安排意见和指示。直到晚上十二点,王焕书记回来向院党委传达了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的指示,并讨论了地院下阶段文革运动的安排意见。(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6月2日
地院党委进行文革动员
上午先召开了地院全体党员大会,然后召开全院师生大会。会上周守成副院长代表院党委做动员报告。首先对学院前一阶段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用“学习不够”、“跟得不紧”、“力度不大”之类的套话做了检查。然后对学院下阶段运动作出了安排,规定了“由上而下,由外到内”,“大字报要集体写,按单位写,不要个人写”等等。(详见参考文献 1)
地院最初的大字报内容大多是转抄北大的大字报和北大见闻,或是笼统地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批判院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突出政治,重用资产阶级教授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 2)
6月2日周守成副院长代表党委作了动员报告后,地院出现了一次大字报高潮,群众纷纷对院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矛头大多针对周守成副院长,其次是高元贵院长以及陶世龙老师等人。(详见参考文献 1和2 )
此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是:11622班聂树人、沙丁茂、孟繁华三位同学,以“聂沙华”名义写的题为“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的大字报,不足一千字。其主要内容是对周守成副院长宣布的“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不满,希望院党委紧跟革命形势,正确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详见参考文献1和29)

1966年6月3日
地院文革刚开始就出现至少两种不同观点
早晨,地院突然出现一批新贴的大字报,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为周守成副院长昨日的检查唱赞歌,坚决拥护周副院长的讲话,坚决拥护院党委对下阶段运动的安排。并警告:防止“右派翻天”。号召:要听党的话,坚决按党的指示办,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同时一些系党支部开始把给院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内定为“右派学生”,组织批判。地院从此开始了由院党委领导下的“反干扰”活动。(详见参考文献 1)
后来有人把6月3日出现的与6月2日大字报观点相反的政治观点的大字报等现象,称之为“6•3反扑事件”(详见参考文献1、2、3、4)。实际上,在针对地院党委和工作队问题上,广大师生“分化”为两派的基本政治背景从此形成;这也许就是后来文革中“造反派”和“保皇派”产生的由来。
6月3日,党中央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派李雪峰接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同时公布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撤销彭珮云北大党委副书记职务。(详见参考文献 1 )

1966年6月8日
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
地质部派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约二三百人(详见参考文献 1),分别进驻到各个系和班级。工作队队长是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副队长是地质部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边固,工作队员绝大部分是在政治学校培训的地质部野外地质队干部。(编者注:也有的材料说,实际上地质部的文革工作队早在1966年5月12日就悄悄进驻北京地质学院了。)

1966年6月13日
工作队党委宣布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
工作队党委宣布,工作队党委代行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职权。同时宣布,地院院长高元贵和党委副书记聂克做检查,地院党委书记王焕任工作队副队长。(详见参考文献1)
工作队进院后规定了“内外有别”,“大字报不得上街”,“在规定地方贴”,“对院领导的大字报要经过批准后才能贴”等等。

1966年6月14日
工作队让高元贵院长作检查
工作队召开全院师生大会,让高元贵院长就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问题做检查。(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6月16日
工作队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
高元贵院长在地院深受师生敬重,而工作队拿不出高元贵有什么问题的材料,只是说他“三年不进地质部”。部分师生对工作队只让批判高院长,不让批判其他人,对工作队的做法表示不满。

1966年6月15日~25日
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
这段时间,地院开始出现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有:地院探工系青年教师王大来、宋翔雁、陆炎德、戎信、吴力文、许高燕、钱天宇、金希华、周秉义、张希浩、刘大权、白明义等联名写的《这是为什么?》。这是探工系部分教职工第一张矛头指向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在东饭厅和大饭厅之间的马路边。与此同时,还在旁边贴有岩石教研室李明哲等人针对工作队的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3,1和32)
除了上述二份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字报之外,6月16日,地院团委书记安静中也贴出了《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号召17级以上干部勇敢站出来向地院党委常委开火的大字报。后来工作队将这一呼吁书定性为“叛党宣言”(详见参考文献1和30)
安静中后来还与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青年教师陆炎德、宋翔雁、唐振权等四十余人,或以个人名义,或多人组合写了《质疑工作队党委》、《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我院黑线究竟伸向何处?》等重磅大字报。他们还同时上书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地院和地质部文革情况。(详见参考文献2, 3,1和32)
此外还有安静中和岩石教研室及地质系江祖如老师联名写的《一定要把保皇党主将周守成及其一伙揪出来》,岩石教研室写的《致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公开信》、江祖如写的《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等大字报。(详见参考文献31)
这些大字报,矛头都是指向工作队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地院的师生就针对院党委和工作队的认识和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工作队提意见的人认为,工作队在地院文革中,舍“高”保“聂”与其他人,做法不对,其中必定有文章。而保工作队的人认为,对工作队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对党不满,是立场问题。双方僵持不下,争论在继续。

1966年6月19日
李贵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
晚上,地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李贵,教辅处教导员王瑄堂,岩石教研室教师李明哲、莫宣学,实验员邰道乾等到国务院接待室上访,一起反映地院文革开展以来的情况。他们反映:地质部工作队和院党委一些成员采用打击、“抛出”高元贵院长的办法,来镇压群众运动,地院的文革运动发展不健康。要求中央派人到地院调查,纠正地质部工作队的错误。国务院接待站人员表示:可以请国务院工交党委派人到地院了解情况。

1966年6月20日
地院“6•20”事件
这一天,地院发生了著名的“6•20事件”:地院师生自发组织起来,向工作队反映群众对地院文革运动的意见和希望。事件经过是:
上午十时左右,王瑄堂在学九楼(当时的院办楼)旁发表演讲,介绍昨晚他为什么与李贵等人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当前地院文革的情况,指出学校近来已揭发出党委中聂克、周守成、刘普伦、李武元、王良和王克昌等同志的许多较严重的错误。但是,工作队突然要求大家只批判高元贵,企图何在?工作队的一位负责人曾找李贵谈话,要求他:关于高元贵的大字报可以贴,聂克等人的问题写成材料交给工作队就可以了,这又是为什么?在批判聂克的会议上,工作队高××出点子、递眼色,帮聂克的忙,这又是为什么?他又指出:1957年何长工部长曾在全校大会上说:你们地质学院的学生都是“何家兵”。王瑄堂说,谁是你的兵,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他还说,李贵同志是贫农,扛过长工,至今还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家的床单补了又补……我们要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要保护好李贵同志。(详见参考文献1,4)
稍后,李贵也在大饭厅前的桌子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工作队只准我揭发高元贵的问题,不让我揭发周守成、聂克。他们鼓动群众斗了不少基层辅导员。工作队还说:文化大革命可以随便斗,随便打。李贵还指出:至今没揭发出高元贵有什么大问题,就让高元贵停职检查,让大家专门去批判高元贵,这是为什么?李贵还表态:我豁出去这二十多年的党龄,准备好明天就牺牲。(详见参考文献1,2和4)他还提出“夺回地院文革领导权”的口号。(详见 参考文献1)
王瑄堂和李贵的讲话得到了当时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和拥护,起到了重要的发动群众的作用。再加上有几位到李贵家访问过的同学,当场就把从李贵家拿来的一条有好多个补丁的床单,站在桌子上向大家展示。许多同学都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位老干部竟然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大家都为地质学院有这样廉洁奉公、敢于坚持真理的工农好干部而深受感动,深受鼓舞。
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群情激奋,许多同学都表示应该马上向工作队、向邹家尤反映我们的意见,让他回答我们的疑问。
午饭后,此事引来更多同学的自发参与和关心,于是在西一楼北侧集合,决定一起去找工作队反映意见。为了扩大影响,在田春林等一批同学以及李贵和王瑄堂的带领下,敲锣打鼓,扛着一面红旗,开始了游行。先到校园西部的家属区,后到中部的学生宿舍区,然后到校园南部学12楼工作队驻地。在游行队伍行进中,地质系蔡新平和物探系郭侃等同学也分别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加入其中,游行的声势很快就越来越壮大。蔡新平组织的游行队伍高举大字标语:“坚决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游行群众自动地排列成每横排4人,显得整齐而有序;沿途除了有响亮的锣鼓声之外,许多同学还自发地高呼:“坚决拥护党中央!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等口号。(详见 参考文献1 ,2和4)
这次游行的参与者从几十人扩大到了好几百人(也有人回忆说达到千人)。当游行队伍到达工作队驻地学12楼前边,由周永璋、蔡新平、孟繁华、庄一龙和吉让寿等六位同学进楼去,把工作队长邹家尤请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概括起来主要的提问和要求如下五点:
1. 坚决要求党中央重派工作队;
2. 坚决要求工作队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
3. 坚决要求广播李贵的揭发材料;
4. 坚决要求保卫李贵同志的安全;
5. 坚决要求今天立即派车让我们的代表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
邹家尤副部长当时对大家的提问和要求表现得很紧张,也很为难。最后以答应立即派车送大家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化解了当时的困境,结束了“6•20事件”。(详见 参考文献1,4和2)

1966年6月21日
宣布撤销高元贵院长职务
地质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义,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李人林等专程来到地质学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为工作队撑腰。同时,在会上他们宣布撤销高元贵的院长职务,副书记聂克停职反省。会上还告诫地院的师生员工:是否站在工作队一边,是否站在革命师生和工人一边,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详见 参考文献 2和1)
这次大会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在以后的几天,师生们对工作队的怀疑与意见继续在发酵,对工作队的做法质疑和反对的呼声一片,不断有这方面的大字报贴出。

1966年6月25日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午饭时间,地院广播台反复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6月22日对北京地质学院“6•20事件”所作的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去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队去行使党委职权,这就是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给工作队随便加上什么“保皇派”之名称。
薄一波 6月22日

6月22日薄一波对地院“6•20事件”的批示,之所以未及时公布,现在来看,很显然是一个预谋:工作队根据薄一波的批示精神,秘密开始对地院师生的政治态度进行摸底排队,把师生分成三类。把积极拥护工作队的划为第一类,这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把大部分中间状态的或认为可争取的划为第二类;把对工作队积极提意见、反工作队的划为第三类,这些人就是工作队认为的“右派”“游鱼”。随后,工作队分别在大饭厅召集了第一、第二类师生开会,分别由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和下一步“反干扰”的具体安排。但第三类人,是由工作队个别通知,约有二三百人在教工之家听工作队副队长边固的训话,对这些被工作队认定的“右派”,边固警告:“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称为“万吨水压机”的薄一波批示,使得地院的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开始了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的白色恐怖时期。凡是“6•20事件”的骨干分子、贴工作队大字报的、给工作队提意见的,统统是“干扰”,工作队组织对这些人进行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分别在院、系、班上大小会进行批判。还有内部消息:这些“右派分子”要送到沙河劳动改造。据部分班级的统计,在68个班2040名学生中,被迫检查者435人,占总人数的21%,被整理材料者125人,占总人数的6%(详见参考文献1)这其中有:朱成昭、蔡新平、田春林、周永璋、孟繁华、伏庆是、万天丰、王大宾等等。(详见参考文献1、2、4、5)有人后来见到过从木工房地下挖出二包由工作队整理的“朱成昭材料”、“蔡新平材料”。(详见参考文献13)
另外地院17级以上干部和教师中,相当多人被“反干扰”运动划为重点对象,其中有十三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全院受到大会批斗:
1. 李贵: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党员
2. 王大来: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党员(注:当时作为干部培养对象,调到京郊农村公社任职)
3. 安静中:院团委书记,党员
4. 郑伯让:地质系副主任、岩石教研室主任,党员
5. 江祖如:地质系政治辅导员,党员
6. 张海涛: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7. 刘万翔: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8. 沈孝宇:教师,党员
9. 王瑄堂:教辅处干部,党员
10. 陆炎德:探工系总支副书记,党员
11. 陶世龙:院教务处干部
12. 李明哲:岩石教研室教师
13. 傅昭仁:区地教研室教师,党员
(详见参考文献 1)
这场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运动,一直持续到7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撤销全国各地工作队为止,才慢慢地结束。当时,不仅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文革在“反干扰”,整个北京及全国的高校文革运动都在“反干扰”。

1966年7月18日
工作队就“反干扰”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突然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时传出:毛主席对派工作队一事加以否定。于是1966年7月18日晚,北京大学工作队长张承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就文革中“反干扰”一事作了检查。无独有偶,地院工作队也在当晚召开全院师生大会,邹家尤以总结和动员之名,对文革中“反干扰”一事作了自我批评。(详见参考文献1和2)

1966年7月27日
朱成昭等人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地院水文系朱成昭等人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在校园里引发了轰动,同时遭受到持不同观点者的大字报围攻。(详见参考文献 2,1和33)

1966年7月29日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队
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宣布中央撤销所有工作队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承认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详见参考文献2和1)从此,整个文革运动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1966年8月初
朱成昭等去北大找聂元梓
根据多人回忆,8月初某日上午,朱成昭、庄一龙、蔡新平、殷惟侯、田春林、伏庆是、周永璋、王大宾、杜金山等同学去北京大学找聂元梓。经过联系,聂元梓接待了他们,他们向聂元梓反映了地院的情况,请她把地院的材料转交给中央文革。聂元梓介绍了江青、陈伯达到北大参加大辩论,支持批评工作队的行动,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等等。(详见参考文献5,2,6 和1)
他们回校后,由殷惟侯执笔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声明——走访北大归来》,贴在北五楼东头地院保卫科的墙上。

1966年8月5日
地院师生去清华听周恩来讲话
晚上周恩来等人参加了清华大学大操场的大辩论,周恩来最后讲话,给蒯大富平反。地院不少人事前得知消息后,去了清华大学,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并连夜把周恩来讲话抄成大字报和油印小报在院内散发。

1966年8月13日
工作队撤离北京地质学院
8月12日工作队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何长工出席了大会。邹家尤代表工作队向全院师生作了检查。尽管他在会上发言申明反工作队不能说是反党,并向在“反干扰”运动中受打击、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给他们“平反”,但是仍然激起广大革命师生的愤怒,顿时响起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详见参考文献 1)
8月13日午饭后,地院工作队乘坐近十辆大卡车撤离。有人给邹家尤戴大红花,院文革还组织敲锣打鼓欢送。而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战斗队,给卡车上贴了谩骂的标语,以至于卡车队伍开出大门演出了南辕北辙的笑话。

1966年8月17日
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
在文革开始时,各班观点相同的人常以某某战斗队名义署名写大字报,在地院有名气的战斗队有:“打狗队”、“高旗无畏”、“红岩”、“东方红”、“红色尖兵”、“赤卫兵”等等。而其中“东方红战斗队”是由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伏庆是、蔡新平、周永璋、万慧祥、曹敏久、颜宽等17人率先发起的跨班级、年级和系的战斗队。8月7日由伏庆是起草,张华府修改,万慧祥抄写的《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宣言》,于8月8日早上贴在办公楼面向学生食堂的西墙上。立即引起围观和轰动。(详见参考文献2和1)
就在“东方红战斗队”宣布成立的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地院相当多的师生认识到:先前朱成昭等人以“爆破战斗队”的名义写的“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大字报,其观点是正确的和有远见性的。从而使得朱成昭等人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地院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这时,地院许多师生都表达了希望加入“东方红战斗队”的愿望。就在“东方红战斗队”的政治观点不断宣传,人员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地院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意识到,成立全院统一组织的时机到了。于是,经过各系的相互串联,按系、年级、班成立的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全院统一组织,仿效巴黎公社,叫做“东方红公社”。
8月17日,“东方红公社”由地质系“红普联”、勘探系“红勘联”、水文系的“红水联”、物探系的“红物联”、探工系的“探工战斗联队”、院广播台的“高旗无畏战斗队”、研究生的“革命造反队”、地院附中的“东方红支队”等组织联合成立。(详见参考文献2)成立之初就有上千人,后来又逐步联合扩大,“东方红公社”最后成为占地院人数绝对多数的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北京高校中是最强的、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
8月17日在教工之家举行了东方红公社的成立大会。地质系宫保军上台讲话,还朗诵了一首即兴创作的诗《敢》,孟繁华上台念了一首“啊,红日跃出……”
的诗。
《东方红公社的宣言》由陈学明等人起草,后经修改定稿。该宣言后来印制在1966年毕业(1967年分配)的纪念册上。(详见参考文献1和34)
东方红公社成立之初,经过选举,产生了核心领导成员,他们是朱成昭、蔡新平、蒋良朴、田春林、王大宾、周永璋、陈学明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总负责。当时暂时没有让李贵等教员担任公社的职务。公社先后设立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等,还办了《东方红报》。
地院“东方红公社”对外简称“地院东方红”;再后来1967年,北京高校出现“天派”(指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及政治观点的派别)和“地派”(指以地院东方红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及政治观点的派别)的称呼,可能也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1966年8月21日
地院“斗批改兵团”成立
8月4日勘探系二年级学生程关林、祝天惠发起成立了红五类子女的“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战斗队,接着水文系“八一”、物探系“红旗”、地质系“红星”、探工系“火炬”等战斗队相继成立。成员皆为“红五类”出身。
1966年8月中旬,勘探系红卫兵(程关林)、水文系八一队(李维宇、王庆山)、物探系红旗(王洪超、王震亚)、地质系红星(毛炎超)、探工系火炬(苏椿)、研究生造反队(刘益康)以及工人赤卫队(胡守安、刘强)等人在院木工厂召开联席会议,商量成立全院性质的联合组织“斗批改战斗兵团”。斗批改兵团内的红五类子女合并为“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红卫兵”。8月21日宣布正式成立。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负责人为毛炎超,北京地质学院斗批改红卫兵负责人为程关林。(详见参考文献2,13)
地院的“斗批改兵团”与地院“东方红”的政治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斗批改兵团死保工作队,认为只有他们是真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是在按“十六条”搞“斗、批、改”的,而地院东方红是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不搞“斗、批、改”,热衷于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和国家机关(地质部),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详见参考文献 1)这是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政治观点上的根本分歧所在,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政治势力争斗和分歧,把国人分化利用为二派的结果。
“斗批改兵团”除了与地院东方红在政治观点上针锋相对之外,在文革中同时犯下了较为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组织领导了“抄家”行动。所幸的是,斗批改的抄家都有完整记录,所查抄物品没有散失。根据1967年12月30日北京地质学院编写的《关于原红卫兵查抄财物的处理及查账工作的总结报告》(这是根据中央文件要求进行的)中得知:
1.地院的抄家活动,全部为“斗批改兵团”中的红卫兵所为,与地院东方红无关。
2.“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共查抄了地院104户人家,列出了被查抄人员的名单;其中有三户为外单位的被我院所查抄。
3. 主要被查抄人员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如冯景兰、杨遵义等知名教授,也还包括高元贵等领导干部。(详见参考文献 1、13)

1966年8月23日
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
8月23日,“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组织了第一次集体行动——一进地质部上访请愿。起因是:“东方红公社”总部核心组成员在朱成昭主持下,连续开会和学习文件、社论精神,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工作队犯下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批评工作队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工作队撤离后,对在“反干扰”运动中错误而残酷地迫害十三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数百名定为“反干扰”重点对象的“右派学生”,并未真正平反和赔礼道歉,整人的黑材料并未销毁……这不公平也不公正。我们应该要求工作队承认方向路线错误;交出迫害整人的黑材料;给这些师生们平反、道歉;工作队应回地院给全院师生讲清楚,并作出大家满意的检查。于是,总部核心组决定:到地质部去上访请愿,到地质部去请回工作队长邹家尤,回地院检查。
为组织领导到地质部上访请愿,总部领导分工,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和后方留守部。前线指挥部由朱成昭为总指挥,蒋良朴、杨雨忠、蔡新平等为总指挥部核心组成员,王大宾负责留守部,同时,出发前对东方红公社战士作了思想动员,宣布纪律。(详见参考文献 5)
在准备安排就位后,一个当时震动北京城的地院东方红千人上访地质部的行动,就开始了。
8月23日清晨,地院东方红的千名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纸制的标语旗帜,从地院徒步两个多小时,走到了位于西四的地质部大院。队伍进入地质部大院后,静静地站着,朱成昭等人去找部领导,希望领导接见,听取我们的申述和请求。但是,面对京城首次发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群众集体上访请愿事件,地质部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应对的预案,显得束手无策,只好回避,不予理睬。造成朱成昭等人在地质部连接待的人都找不到。
站了两个多小时等不到结果后,东方红战士改为静坐请愿。整个地质部上班的干部,抱着不同的心态,站在办公楼的各层窗户旁,观望着楼下大院上访请愿的学生,谁也不敢过问或与学生接触。
中午,派回地院为上访请愿学生打饭的同学,遭受到学校食堂以“过了开饭时间”为由拒绝提供午餐的对待,只好空手而回到地质部大院。被激怒的东方红战士,被迫宣布绝食请愿。(详见参考文献5和1)这期间,地院斗批改红卫兵和西纠红卫兵被调集来围攻请愿的地院东方红学生。这期间东方红方面表现极为克制,没有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下午3点左右,肖力持中央文革介绍信来到地院东方红总部,恰好蔡新平从地质部回到学校接待了肖力,肖力了解了东方红在地质部的情况和东方红此次行动的目的,了解了东方红的组织状况,表示了对东方红斗争的支持,给出了三条指示意见。蔡新平立即到地质部做了传达,极大鼓舞了东方红的斗志,地院斗批改红卫兵受到了挫折。(详见参考文献12)
23号晚,北京市委召集地质部负责干部、东方红和斗批改等各派代表在北京市委开会,谈判解决方案。会议由陶鲁笳主持,蔡新平代表东方红参加谈判,达成了8月24号晚,由陶鲁笳主持,地质部领导和工作队负责人到场,听取学生双方意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的决议。8月24日凌晨四点钟左右,陶鲁笳到地质部宣布了这个决议:
1.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 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3. 地院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于是,地院东方红结束了在地质部的首次上访请愿,坚持步行走回地院。(详见参考文献1、12)

1966年8月24日
地院召开两派辩论大会
8月24日凌晨,地院东方红队伍回到学校,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当晚就在地院大操场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听取各方群众代表对工作队的意见。实质上就是东方红和斗批改的两方大辩论会。
大辩论只有短短一个白天的准备,推选了双方发言代表。操场会场中间画了一条白线,地院东方红的队伍坐在白线的一边(北边),斗批改兵团则坐在白线另一边(南边)。其他人与外校师生大多站在会场周边。当时地院斗批改的人数多于东方红,但是东方红的队伍整齐,精神饱满。
晚上八点左右,何长工、胥光义、邹家尤在陶鲁笳的陪同下,在主席台就坐。在主席台右边是斗批改的代表任士田、程关林、胡守安;左边则是东方红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贾振远。
大会由陶鲁笳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地院东方红代表贾振远老师。他以具体事实,有理有据地揭露、批评以邹家尤为队长的地院工作队在领导地院文革运动中违背毛泽东思想,压制不同意见,打击镇压批判工作队的革命师生,围剿革命派,反干扰,抓游鱼,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邹家尤必须为受工作队打击的革命师生平反,并道歉。
接着发言的是斗批改兵团的代表、11632班的同学毛炎超,他为工作队评功摆好,说一个多月来,地院在工作队 领导下,斗了多少黑帮,写了多少批三家村的文章,斗了多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抄了多少家,写了多少大字报,批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他反复强调:工作队是好的、比较好的,对工作队不信任,就是对党的不信任,反对工作队的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再接下去是轮到东方红代表蔡新平发言。他的发言精彩、鲜明,很有战斗力。他还现场回答了“斗批改兵团”代表的提问,博得了在场人员的赞美之声。
整个辩论会,除了在谁主持大会以及激动时争夺话筒有争吵外,应该说总体是有序、平和、理性和理智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地院斗批改兵团负责人程关林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述: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
大辩论当天,中央文革派肖力在会场边上观察辩论会进展情况,陪同肖力在会场后面的有地院东方红田春林、伏庆是和刘长风。(只是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详见参考文献1、5、12、13)

1966年8月~9月
神秘人物肖力来到地院
根据田春林、蔡新平、殷惟侯、伏庆是、王大宾、聂树人等人的回忆录,都提到肖力多次来地院,了解地院文革情况,与他们有多次接触。
肖力首次到地院的时间,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比较多的回忆是:1966年8月上旬,工作队快要撤离时,那时东方红战斗队刚成立。肖力自称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来地院看大字报时,向地院学生提出:要找地院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成员见面。然后在东方红战斗队(教四楼)伏庆是接待了肖力,并找来朱成昭、田春林、刘长风等人与肖力见面。肖力拿出一张32开白色便签,纸上写着:“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落款签名为陈伯达。
从此之后,肖力便多次来到地院,包括到地质部。
据蔡新平回忆,8月23日一进地质部时,他中间曾回校,肖力来地院找地院东方红,蔡向肖力汇报了东方红在地质部十分困难的情况。肖力当时说:“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是党的一贯方针,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要进一步发扬,团结更多的同学,包括工人、教员,要努力壮大队伍。”还叮嘱蔡赶快回地质部去,把她的意见告诉总部同志,告诉大家斗争才刚刚开始,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有利有节;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大家。她说很快会有人来解决问题的,要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详见参考文献12)
肖力还去找过地院校文革调研,找过东方红对立组织了解情况。以后还与朱成昭等人接触频繁,1966年底还与朱成昭、王大宾等人去京西煤矿搞调研……
在二进地质部期间,肖力也去地质部了解情况,最后,建议东方红撤离地质部。(详见参考文献5,6,2和12)
肖力来地院多次,但一直不知她的真实身份,直到1966年9月15日朱成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肖力,神秘人物的面纱才揭开。当晚,在地质部的小礼堂里,朱成昭兴奋地向全体东方红战士传达了这一大好消息,说明我们“通天”了!大家群情激昂。
除此以外,肖力也非常关心清华的文革情况。据蔡新平回忆:“有一天肖力来地院,朱成昭和蔡新平都在,她很直接地问有没有清华的同学到这里来串联,知不知道蒯大富的消息。我估计她是刚去过清华,没有找到蒯大富。朱成昭说蒯大富就藏在地院,我当时也一愣,我说我还不知道老蒯躲地院了。朱成昭说,老蒯让保密,知道的没几个人。肖力一听后就说快把他找来。朱成昭向一个同学交代了后,很快就把老蒯找来了。我是第一次见蒯大富,瘦脸尖下巴,戴副眼镜,事后我还说过,怎么长得像我们班的杨文魁(我班的团支部书记)。老蒯激动地与肖力握手,肖力却很平静地看着他。她对老蒯说,在清华找不到你,说你躲起来了,原来你跑到地院来了。相互没有什么寒暄介绍,感觉好像他们可能已经认识。老蒯说清华的老保红卫兵疯了,到处在抓人,学校现在比工作队时还恐怖,叫他们逮着就没命了。清华没有我藏身之处。肖力说,蒯大富你不要忘记,你的阵地在清华,你要尽快回到清华去。老蒯说我在清华臭的很,没有战斗队敢要我。肖力说你要向地院东方红学习,没人要你,你自己不会拉队伍?朱成昭,你们要帮帮他。朱成昭说一定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时只管来找我,找老蔡和总部其他人都行。谈的时间不长,肖力就和蒯大富一起离开了总部,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谈话就不得而知了。”
“蒯大富是怎么到地院的?清华鲍长康在地院有一个老乡同学,是他把老蒯带到他这个老乡那里住下的。这个同学就是勘探系63级红色尖兵战斗队的奚戌。”
“可能是二进地质部期间,有一天蒯大富来找我们,说他正在筹建“井冈山红卫兵”,他谈了他的处境和进展情况,要我们给他助威壮声势,朱成昭让我去安排一下。当天我们派了几支战斗队,夜里从地院出发,差不多上百人,几部平板车,拉着大字报纸,胶水浆糊墨水,一晚上清华主要大字报的席棚区就糊满了支持蒯大富的标语口号,那晚我跟着去了,顺便看了看他们的大字报,确实感到老蒯在清华还没有火起来。到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开成立大会时,可能是9月23号,地院那天正好发生了抢广播台的事件,总部几个主要头头都没有去,但还是派了几个战斗队去助威。”(详见参考文献 12)
肖力的出现,及后来关锋、戚本禹多次来地院,周恩来总理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多次来地院,以及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来地院,这说明当时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通天”的群众组织,有后台与靠山。这极大地鼓舞了地院东方红的“革命”积极性。类似现象在北大、清华、北航等也有,外省市也有。但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意义?说明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至今未解之谜,值得今后人们去深思。

1966年9月6日
地院东方红发起成立首都三司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这个时刻,各高校里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战斗队和群众组织都自发地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共同战斗,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1966年8月27日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高干子女为主导,受工作队支持和操控的北京各高校文革委员会领导下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地院斗批改兵团参加了一司。
1966年9月5日,又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告成立,简称首都二司。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和部分高校红卫兵组织参加在其中。
地院东方红没有参加上述两个红卫兵司令部。很显然,地院东方红与一司红卫兵的政治观点是对立的。至于二司,地院东方红认为:二司领导层的政治观点偏向保守,且参加二司的高校造反派组织不够多。因此,这时地院东方红总部决定:由地院东方红牵头,重新建立大联合的组织。由核心组成员周永璋带领邱世涛、赵国柱等同学去串联了北京邮电学院、中央财金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建工学院等十六所高校的造反派,一致同意由地院牵头联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经过两次筹备会议的准备,聂树人执笔起草了“三司宣言”。1966年9月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刘志坚、戚本禹、杨成武、郑维山等领导到会,刘志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对三司的成立表示支持,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宣读了大会开幕词。三司成立之初已有红卫兵3000多人。
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上,最后由清华大学蒯大富带领参会红卫兵宣读了誓词,全文如下:
誓词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是您最最忠实的红卫兵,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跟着您,革命造反是我们的天赋!
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造反,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
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誓词是由聂树人执笔起草的。当时(9月5日)朱成昭带领地院东方红正在二进地质部,所以未能参加首都三司的成立大会。当时,蒯大富还没有队伍,但由于中央文革让地院支持蒯大富,这可能是让蒯宣读誓词的原因。
首都三司成立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地院东方红周永璋为首都三司第一任负责人,一个月后,朱成昭派田春林接替。首都三司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由地院东方红聂树人负责,随后又派了孟繁华、黄平稳到首都三司参加宣传部工作。
首都三司的成立,周恩来十分关心与支持。9月22日晚上十点到次日凌晨二点,由周恩来的联络员宋皋具体安排,在中南海西花厅专门接见了首都三司的代表,其中有地院东方红聂树人、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30多人。周恩来对首都三司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关怀和支持。(详见参考文献 15)
正是由于周恩来最支持首都三司,所以三司成立后,组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月2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首都高校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亲自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966年9月5日
二进地质部
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的成果,就是地质部的领导何长工、胥光义,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还有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同意8月24日晚上到地院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听取各方群众代表对地院工作队的意见。这个听取意见的大会,实质上变成了以支持地院工作队的地院斗批改兵团为一方,和以批评工作队的地院东方红为一方,各自就如何评价工作队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辩论(后面有专门的详细叙述)。至于工作队应承认错误、做检查,给受迫害的师生平反,销毁黑材料等请求,根本未得到任何兑现。
地院的文革运动,仍是在工作队扶植的“院文革”领导下,继续执行原工作队的方针政策,地院东方红继续受到打压,处于少数派地位。相反,地院斗批改兵团受到“院文革”的支持。事实上,陶鲁笳、李人林等人多次接见斗批改兵团,一直在背后支持他们。(详见参考文献 13)
在这种形势下,地院东方红总部商定,再次进军地质部上访请愿,决心要请邹家尤回地院真正认错、认输,给受迫害的师生平反与道歉,并销毁黑材料。
二进地质部,总部分工与一进一样。二进地质部的时间是1966年9月5日下午一点从地院出发。由朱成昭率领1000多名东方红战士徒步走到地质部大院。蒋良朴代表东方红向在场的何长工提出要求:
1. 把邹家尤交给地院东方红,回校听取意见,我们保证他的安全。
2. 要求地质部党委给我们革命串联的方便。
3. 把工作队的高治平叫回学校,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
(详见参考文献 5, 1,13,和14)
二进地质部共计十三天,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各派力量都在参与进来,除了地院东方红外,还有西纠来捣乱,有地院斗批改兵团在记录东方红的行动,或支持何长工;有地院东方红的战友“八八战斗队”来地质部支持东方红并表示马上加入东方红大家庭;有同情东方红的同学来声援的;有地质部机关各派的人员了解情况的或表示支持、或谩骂反对的;还有外校与外地学生来声援东方红的……总之,这次行动在北京城影响颇大。地院东方红的学生也经历了被围攻、食堂不给送饭而被迫绝食数天,晚上大家就一起挤在西楼的楼道里等等。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记录的:
1. 地质部的干部对地院东方红的态度开始分化,通过与学生交流,不少人同情支持学生,还有人在主楼窗户上贴上“坚决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标语。
2. 地质部调动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来围攻地院东方红,大肆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论调,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人;而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坚持“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为了保护出身不好的学生免遭西纠伤害,安排出身好的同学坐在外圈,保护坐在内圈出身不好的同学。
3. 地质部偷装窃听器,引起东方红内高层互相猜忌,加之几位领导者在策略上有不同观点,从而导致东方红高层内部分歧的开端(地院东方红内部“朱派”与“蔡派”由此而产生)。
4. 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全过程,肖力一直在了解情况、密切关注,还亲自到了地质部现场,与朱成昭、蔡新平等人谈话。
历时十三天的二进地质部,最后以迎接国庆、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为理由,同时地院东方红接受了肖力(最初不知道她是谁,有关神秘人物肖力,将在后面叙述)的意见,于9月19日将队伍撤回地院。(详见参考文献 5和1)
在这十三天中,何长工坐镇地质部党委,调兵遣将,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不同政治意见的各派群众的相互恶斗……同时保护了犯有错误的邹家尤和高治平等人。邹家尤则奉命深居地院,与地院斗批改兵团暗中策划,暗中指挥地院的文革运动,拒不承认错误与赔礼道歉,受到斗批改兵团的保护。
对二进地质部,在《王大宾回忆录》、《聂树人文革回忆录》《东方红报 第三期1966-10-13》都有记载。这里引用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与《何长工的回忆录》对当时情况从另一角度的记载:(详见参考文献35和14)
(一) 9月5日晚上九点左右,孔丹带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大批老红卫兵来到地质部大院。事态激化,演变成西纠和地院东方红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四十八年后,在孔丹的上述书中写道:
“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的反应。”
“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
“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与地院东方红的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编者注:薄熙来、邹家尤的女儿等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孔丹当时还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
西纠最后在地质部大院坚守了三天,最后孔丹母亲许明(曾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给孔丹电话,强制要求西纠立即撤离地质部,他们才撤离了。孔丹在回忆录里说,认为他妈妈的话就是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详见参考文献35)
(二) 何长工当年曾说:“我们过去流血汗打江山,现在他们(指地院东方红)还没有接班就来专我们的政了。”
在何长工文革回忆录里,他对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是这样写的:
“九月五日至十七日,还是地质学院的那个群众组织,一千多人第二次来地质部‘请愿’。为了机关保密档案材料的安全并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请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都是中学生)来机关维持秩序。同时,地质部党委的同志们和机关广大干部、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来部机关闹事的大学生们的工作,并且在地质学院停止给进驻地质部的学生送饭时,部党委一边做工作让地院给学生送饭,一边组织机关食堂做饭给学生吃。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已不能进行了。”
“当时,我就感觉到:学生们这种做法肯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背后策划,其目的是首先把地质部搞垮,然后推波助澜,冲垮其他部委,最后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副总理们。在那紧张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几次打电话给我,并派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机关或找我去开会,要求我一定要做好各方面工作,不能让机关瘫痪。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部,对国务院几十个部都很有影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我终于顶住了压力。我后来才知道,在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的时候,关锋等人受陈伯达、康生、江青委派,曾秘密来到地质部观察事态的发展并暗中支持造反派,火上加油。十月八日还是地院那派组织第三次来冲击,大闹地质部机关,召开了长达九小时的批判大会,到深夜十二点才离去。”
“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编到西北局小组。康生在西北局的小组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你知不知道地质部有人写信给《红旗》杂志社,追查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的人。他说,这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在追查我和陈伯达。康生这两句话 道破了天机。原来恰恰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
“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毛主席和林彪告黑状,使得我和薄一波、汪锋、李范五同志受到了点名批评。”
“刘澜涛同志在西北局小组会上传达毛主席在小组汇报会上的指示时,说毛主席讲:除薄一波、何长工、汪锋、李范五这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外,你们其他人在运动中都不要承认这个问题。林彪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恶狠狠地说:何长工对党有刻骨仇恨,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凶狠。我们不向他进攻,他就要向我们进攻。”(详见参考文献 14)
在“二进地质部”中,特别要提到一事:
有一天大雨,大家都在院子里淋着,后来地质部让同学们去院子东面的礼堂避雨。过了一天,就说这个小礼堂可以归东方红使用。在礼堂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朱成昭等头头经常在里面开会,商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成昭是激进派,蔡新平是策略派,二人意见常常相左。有一天,总部召集各战斗队负责人开会,朱成昭说,我们中间出现了托派,总部八个人开会商定的下一步行动,地质部都知道了。一定有人告密了,要求严查。朱并把矛头对着蔡新平,这也是朱、蔡分歧的开始。若干年后,才知道,当时地质部政工组办公室蔡××伙同张××,连夜在小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把东方红的动向知道得一清二楚。(详见参考文献1)

1966年9月中旬~9月24日
“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的提出与北京第一次武斗——争夺地院广播台
当地院东方红9月19日从二进地质部撤回地院后,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作队撤走了,我们仍然受到压制?“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为何随时还会强加在我们的头上?工作队为什么还没有真正赔礼道歉、平反和销毁黑材料?
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工作队操纵下建立的校文革手上。于是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与目标,下决心一定要争得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详见参考文献 5 和1)
地院东方红总部首先组织策划了“夺院广播台”、“查封校文革办公室”的行动。
首先东方红发表声明:不承认校文革对学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它是工作队一手操纵建立的,不合法,应予解散。随即东方红派人查封了校文革的办公室。
至于地院广播台,原是由地院斗批改兵团和地院东方红达成协议共同使用的,后来双方有冲突,东方红为了顾全大局退出广播台。这时东方红作出了接管广播台的决定,9月23日,由探工系71653班的东方红战士任 “突击队”,王大宾带头爬上一根安有高音喇叭的水泥电线杆,用钳子剪断了广播线,使得大喇叭哑了。整个夺取广播台的行动,双方僵持了近十个多小时,双方都派出了很多人,在狭小的空间过道里,双方发生了你推我拉的肢体冲突,互有抓伤、撕破衣服的情况,也有人因闷热、空气混浊窒息……
这是文革以来,在地院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斗,其中东方红受伤达170多人。事情惊动了周恩来、中央文革、北京市委。夺取广播台事件从23日白天一直持续到24日凌晨才结束。
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先赶到地院处理这事件。但吴德不能平息事件,无法解决双方的对立冲突。随后中央文革陈伯达派关锋、戚本禹到地院处理这一事件。在地院现场,吴德向戚本禹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说:“他们根本不听。”戚本禹则说:“这个办法不行,你们要支持东方红,他们是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
凌晨在地院大操场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由吴德主持大会,中央文革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了大会。关锋首先代表他和戚本禹宣读了陈伯达手书的纸条“兹派关锋、戚本禹作为地质学院观察员”。然后说:
1. 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讨。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当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时早已说清楚了的。
2. 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当去检讨。
3. 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于工作组没有意见,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持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去检讨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扰他们这样做。如果你们采取阻扰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4. 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讨的行动,不能说是错的,是对的。
吴德后来讲话说:“我表示完全拥护关锋和戚本禹同志的意见。”
关锋和戚本禹还把地院东方红和斗批改兵团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关说:“学校的广播台是大家的,不能由一派掌握,可以规定时间,轮流广播嘛!”
关还说:“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东方红’靠拢。”
两派接受了关锋、戚本禹的意见,达成了协议后,双方队伍撤离了广播台。从此地院东方红的“高旗无畏”战斗队重新回到广播台。(详见参考文献5、1和2)
因中央文革表态“地院‘东方红公社’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他组织应向 ‘东方红’靠拢”。在此强大政治压力下,地院“斗批改兵团”一哄而散。从此地院东方红成为全院文革中唯一的群众组织,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详见参考文献2和13)
多年后,吴德在其口述文革往事《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提及此事件,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该事件的过程:
“市里第一次武斗在地质学院,大概有‘东方红’这一派参加,我忘记另一派是什么组织。一派保地质部的何长工,另一派反对。发生武斗后,因为是北京市内发生的首次武斗,大家都惊得什么似的,我们就火急火燎地报告周总理了。周总理找我、郑维山、丁国钰去,让我们三人出面与二派谈判,传达周总理停止武斗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总理还派地质部一位副部长邹家尤和我们一起去,他做‘东方红’对立面一派的工作,我们做‘东方红’这一派的工作。”(详见参考文献 5)
地院东方红除了组织抢夺广播台、查封校文革办公室外,还领导组织了接管物探系学生食堂。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物探系食堂曾经在另一派的干扰和破坏下,连续三天拒绝给在地质部请愿的东方红学生送饭。地院东方红在回到学校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0月9日由东方红组织接管了物探系食堂。
从此开始,地院东方红在夺权的道路上逐步向前推进。整个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及其管理权逐步由东方红控制。

1966年9月~10月
又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走进地院
继肖力之后,又一位神秘人物来到地院,她就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五年级学生,中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
朱成昭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叶向真的?据朱成昭自己说大约是在1966年9月,在江青主持的一次中央文革接见中,江青把叶向真介绍给朱成昭认识的。由于他们的观点一致,非常谈得来,关系发展迅速,最后成为恋人,这在地院东方红是公开的秘密。因此,东方红总部成员都认识叶向真,由于经常见面,熟悉以后,大家就直呼其名,甚至叫她的小名“牛牛”,有时也乱开玩笑,叶向真也都不在意。东方红总部的一些人在背后称她为“郡主”,而称肖力为“公主”,还有人背后说“公主”没有“郡主”漂亮。(详见参考文献 5 ,2 和1)
叶向真在地院的出现,对朱成昭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导致了1967年初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的改组。

1966年10月1日
王大宾、聂树人等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
国庆节前夕,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在首都三司的聂树人,还有地院斗批改的一位女同学分别收到请柬,邀请参加国庆日庆典活动,并住进了中南海、登天安门城楼观礼。应邀参加活动的红卫兵约有1000多人,除北京外,还有外地的;有保守派组织的红卫兵,也有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大家一视同仁。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也应邀参加。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也在应邀之列,但请柬被贺鹏飞、刘涛扣下了,未能出席。其他还有大庆铁人王进喜、大寨的陈永贵、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等等。红卫兵代表都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其他英雄模范代表住在国务院招待所、国防部招待所等地。
红卫兵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江青及周恩来的接见。然后国庆节那天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
据说,这次国庆日庆典活动邀请名单是国庆日庆典活动筹备组吴德、丁国钰和周恩来他们商定的,按名单发送的请柬。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地院东方红一把手朱成昭未被邀请?为什么首都三司负责人周永璋未被邀请?为什么地院斗批改兵团头头程关林未被邀请?这个谜至今也未能解开。(详见参考文献1,5和15)

1966年10月6日
首都三司召开誓师大会
由地院东方红主持的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等首都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出席了大会。周恩来和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立场鲜明地支持了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还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在大会发言的还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代表、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代表、清华大学代表陈育延、北京地质学院代表王大宾等。

1966年10月8日
三进地质部
由于二进地质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地院东方红总部决定,10月8日仍然由朱成昭负责组织了二千多人第三次进驻地质部上访请愿。此次除了学生外,教职员工也踊跃参加了行动,声势要比前二次进驻地质部大得多,带着乐队、开着广播车,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仍然是徒步从地院走到地质部大院。(参见 1966年10月13日《东方红报》)
下午三点,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公布两周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发言揭发了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迫害师生、镇压群众、制造白色恐怖等等罪状,揭发了何长工在一进、二进地质部时压制、造谣等罪状。
三进地质部的行动,还得到来自西安、宣化、旅顺等地以及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医学院、地质科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的支持。在整个大形势下,何长工、邹家尤被迫答应回地院接受检查,同意按中央的指示精神交出黑材料……
大会到当晚十一点结束,师生们步行返回地院,把何长工和邹家尤一同带回地院。

1966年10月27日
四进地质部
此时,地院东方红已掌握了地院文革的领导权。10月27日又组织了四进地质部,受到了地质部机关的支持和欢迎,并与部机关职工联合起来,开展了地质部的文革运动,还在部机关大楼成立了“地院东方红驻部联络站”,作为地院东方红指挥全国运动的指挥部,朱成昭、蒋良朴、田春林等人常驻那里。

1966年10月
地院学生参加全国大串联
1966年10月起,在全国掀起了学生大串联高潮。很显然这是中央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和促进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措施。
在这种形势下,地院东方红的师生也奔向了全国各地,当时地院校园几乎倾巢出动。这样地院东方红也就在全国各地以“地院东方红”或“首都三司”的名义成立了若干联络站。比较著名的有: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地院东方红驻青海西宁联络站等等。
这些联络站在促进各地文革运动的开展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得到了当地造反派的好评和中央文革的肯定与支持。例如,三司(主要是地院东方红的人员)驻沪联络站协助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支持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从而带动了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的全面大夺权,及“一月风暴”的掀起。又例如,地院东方红驻蓉联络站,在完成中央文革下达的揪彭德怀回京的任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驻青海西宁联络站为中央调查处理“青海2•23事件”提供了积极的协助。但是也不得不说,在大部分人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埋头苦干或“冲锋陷阵”时,也有少数学生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更有个别人在三司、地院东方红盛名下,利用权力挥霍金钱、贪图享乐……(详见参考文献1、2、5、6、7和8)

1966年12月13日~27日
地院“东方红”与揪彭德怀事件
现在的资料已经很明白了,揪彭德怀的决定与指示来自于当时的中央。据聂树人回忆录:1966年12月13日晚,聂树人参加了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一小会议室接见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真等人。接见中,江青突然认真而激动地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江青的这番话虽未直呼彭德怀的名字,但大家都清楚知道,这个“海瑞”指的就是彭德怀。
又据《王力反思录》一书对此事的回忆:“我(王力)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根据《戚本禹回忆录》(香港2016年4月出版)一书证实:揪彭德怀是中央的决定。
根据王大宾回忆录: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员)告诉王大宾,1966年12月14日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叫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12月14日下午,阎长贵到了地质部的地院东方红联络站,找到了朱成昭。阎长贵向朱成昭转达了戚本禹要求地院东方红派人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任务。朱成昭当即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他有事去不了,地院东方红在四川成都设有联络站,他会安排人完成这个任务。
朱成昭后来告诉王大宾,阎长贵给他转达戚本禹指示后,还接到周恩来对此事的电话指示,要地院东方红负责把彭德怀从成都安全护送回北京,并给了三条指示,如下:
1. 北京地院东方红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地把彭德怀护送回京;
2. 为确保安全,只能坐火车,不能乘飞机;火车途中,随时向中央报告;
3. 不允许在成都开会批判彭德怀;此事要秘密进行安排,不声张。
(以上详见参考文献5 和1)
朱成昭接到这项任务后,首先打电话给在四川南充串联的王大来,传达中央揪彭德怀的指示精神,要求王大来带人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然后又给在重庆的地院东方红联络站打电话,让转告王大宾马上赶到成都,负责集合地院东方红在四川成都的同学,完成中央交给的揪彭德怀的任务。
王大宾于1966年12月18日从重庆到达成都。与15日从南充到达成都的王大来等人会合。然后王大宾在地院东方红驻成都的西南联络站召集会议,首先听取王大来等人这几天执行任务的进展情况。王大来等人汇报说,已经设法找到了彭德怀的住地,见到了彭德怀本人,还与彭德怀作了多次交谈,了解他目前的状况。谈话从15日晚开始,和16日上午、下午共三次。王大来等人把这三次谈话做了50多页的记录(记录稿当时就交给王大宾)。王大来等人当时的观点是:彭德怀现在的思想状况说明他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批判刘少奇,建议现在不应该再揪彭德怀。
而在此前的16日晚上,王大来把他们了解的情况和上述意见打电话向朱成昭汇报了,朱成昭在电话中批评王大来右倾,并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中央叫抓,你就去抓。我看你们右倾。”此时王大来仍坚持己见,朱成昭就说:“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通知王大宾马上到成都来负责这个任务。”
王大宾在听取王大来等人的汇报后,仔细阅读了王大来等提供的50多页的谈话记录,然后决定18日下午再去亲自会见彭德怀,了解真实情况,然后再做决定,是否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王大宾等人与彭德怀又共叙了一个下午。王大宾最后被彭德怀的言行所感动。王大宾决定:支持王大来等人的意见,暂不揪彭德怀,并立即向朱成昭电话汇报。但朱成昭说:“你口说无凭,也难以相信你谈的情况,我不好汇报。你还是应先执行中央的指示。”在王大宾的坚持下,派王大来和郑文卿第二天坐飞机立即回京汇报。在他们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刚开始时,朱成昭发火了,臭骂了他们一顿:“你们把宝贵的战机失去了。”“不管如何,要先把他弄回来再说,后面的事不是你们考虑的。”后来朱成昭又耐心地听完了王大来和郑文卿的汇报,并阅读了他们与彭德怀的谈话记录稿后,朱成昭认为王大来、郑文卿的意见有道理。朱成昭担心王大来说话太冲,于是决定由杨雨忠代表总部去向中央文革戚本禹汇报。
戚本禹说:“你们立场动摇,你们上了彭德怀的当了!”“你们赶紧再派人去成都,将彭德怀揪回北京.”“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你们要管这件事,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要不你们就别管了。”
事后,朱成昭派东方红作战部胡乐成赴成都督办揪彭德怀任务。朱成昭对胡乐成说,江青已批评朱成昭:“你这也能那也能,一个反党分子彭德怀都揪不回北京。”朱成昭心中有气,朱成昭让胡乐成还带去周恩来对揪彭德怀的三点指示(前已述),并交代:“这次一定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来。有什么意见也要将彭德怀揪回北京再说。”
12月22日胡乐成到达成都后,向王大宾作了汇报。然后地院东方红驻西南联络站立即与成都军区联系,成都军区表示已接到周恩来指示,安排负责配合地院东方红安全护送彭德怀回北京。在成都铁路局安排好的火车专用车厢挂在特快车上,以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就在这段时间,彭德怀被北航红卫兵抢先一步藏到成都地质学院,地院东方红又在成都地质学院从北航手中抢回彭德怀。然后,王大宾组织地院东方红在成都的100多位同学,全部上火车护送彭德怀回京。1966年12月25日安全将彭德怀送上火车,12月27日安全到达北京,完成了护送彭德怀回京任务。(详见参考文献5、7和8)当晚地院东方红安排彭德怀在地院休息了3-4小时,周恩来就派北京卫戍司令部来人将彭德怀接走。

1967年

1967年1月25日
孟繁华文章得到毛泽东赞赏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进入1967年时,造反派队伍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极端民主化、自由化、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等等充分暴露出来。针对这些现象,地院东方红孟繁华起草了《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一文,作为《首都红卫兵》报的社论刊登在1967年1月25日的报纸上。该文章经毛泽东阅后批准,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详见参考文献11, 15)
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引起了轰动,并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此事也把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的影响推到了一个高峰。
此文作者孟繁华,后来被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1967年1月~3月
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和地院东方红领导核心改组
自1966年9月朱成昭与叶向真认识后,逐渐在思想上受到了一些重要影响,影响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1. 1967年1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大规模抓捕“联动”分子,这些主要是中学生里的干部子女,朱成昭认为,中央文革不该把他们往死里整。
2. 1966年底揪彭德怀一事,对朱成昭思想有影响。朱事后说:“现在看来,我批评王大宾的话是错误的,你们的看法是对的。”“我看了你们从成都带回彭德怀的文件和资料,老头子当时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彭德怀根本就没有反毛主席。”
3. 1967年 1月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江青、陈伯达点了陶铸的名,说陶铸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朱成昭对此很有意见,他认为,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的,而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
4. 更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叶向真向朱成昭透露了叶剑英元帅及党政军高层内部抵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潮(即事后发生的“二月逆流”思潮)的内幕,从而加速了朱成昭思想变化的发展。
朱成昭认为:过去中央文革是正确领导,我们当然拥护,如果中央文革是错误的领导,我们不应当无条件接受,甚至应当坚决抵制。
5. 朱成昭在上海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批判了,这加深了他对文革的质疑与的思考。
朱成昭的思想认识公开,首先是在1967年1月初地院的文革运动形势分析内部会上。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忧。“中央文革叫干啥就干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另一个。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老干部被打倒得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的左倾错误?大家思考、分析。中央文革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符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真有那么多坏人吗?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希望大家多分析、多思考。”(详见参考文献1)
朱成昭的内部讲话,很快被传出去了。有人贴大字报揭发朱成昭等人有攻击和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炮打中央文革,应该彻底揭发批判。也有人整理成材料,报送中央文革。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奉命到地院朱成昭办公室,向朱成昭一个人宣读了陈伯达1月23日写给朱成昭的信。主要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的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了,变成了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
据王广宇回忆,这封信是可以不公开,不用传达的。但朱成昭公布了这封信。这就把他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化了。这在当时被视为反党、反中央文革、反毛主席的重大事件,引起很大震动。(详见参考文献 5,2和1)
后来,王广宇回忆说,“陈伯达写给朱成昭的信,是不要让朱成昭有压力,是规劝性的批评和爱护他。”“如果朱成昭冷静想想,不固执己见,给中央文革、给陈伯达写一个回信,承认错误,写个检讨信,这事就完了。”
朱成昭就是不认错,后来戚本禹来找朱成昭谈话,阎长贵奉命也找朱成昭谈话,再后来,江青让人转告朱成昭,要他检查归队。最后戚本禹让朱成昭“闭门思过”。(详见参考文献5,2,1)
此时,地院批判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不断,逼朱成昭表态,在巨大的压力下,在1967年1月29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三人联合发表了《关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表面表态承认某些认识错误,表示要紧跟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详见《东方红报》 第10期 1967年1月31日)
而在同时,朱成昭等人秘密开会,会上叶向真介绍了1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剑英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他们认为老帅与中央文革矛盾尖锐,我们要坚定站在老帅们一边。在会上总结出了“八个观点”。(详见参考文献 20,1)
1967年2月4日晚上,在地院东方红整风领导小组的要求下,朱成昭在地院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他以检查为名,抛出了他们的“八个观点”:
1. 大串联搞早了;
2.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
3. 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
4. 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搞早了;
5. 关于联动问题,抓人太多;
6. 关于坐牢问题,不怕坐牢、杀头;
7. 聂元梓问题;
8. 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详见参考文献1)
在这期间,地院东方红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王大宾仍在北医三院住院治疗,此时,江青让阎长贵代表中央文革和江青多次去北医三院做王大宾的工作,要王大宾和李贵站出来主持工作,地院东方红这面大旗不能倒!
1967年2月8日,阎长贵代表中央文革,在地院召开了“反朱成昭派”和“保朱成昭派”的座谈会。其中阎长贵说:“地质东方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东方红的红旗不应倒,也不能倒。对朱成昭有什么问题要调查,有错误要检查。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即使朱成昭的问题是反革命,东方红还要继续战斗下去。东方红和朱成昭要分开,应把东方红办得更好。”(地院东方红《动态报》30期1967年2月10日,详见参考文献 5,1)
1967年2月18日,朱成昭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作了第二次检查,检查仍未能通过。
1967年3月5日,戚本禹,北京市革委会筹备组组长周景芳,(王大宾回忆录中说还有谢富治),在政协礼堂召集地院东方红内部不同意见派别代表开会,解决地院东方红总部领导问题,包括朱成昭等有四十多人到会。
戚本禹在听取了各方争论意见后说:“陈伯达同志的批示,是爱护性的,并没有把谁打成反革命。伯达同志的批示是规劝性的,是听说你们反对我们,劝你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很忙,没有见你们,正在与一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艰苦斗争中,你们内部却在搞二派斗争。我们太忙,顾不上和你们谈话。江青同志派阎长贵同志多次到地院帮助你们,东方红大旗不能倒。阎长贵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文革的,代表江青同志的。希望你们团结,而不是分裂。在当前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时候,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小错误,搞大分裂犯罪。要搞好团结,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全院性的领导机构,是你们当前重要的要做好的大事。要尽快复课闹革命,搞好斗批改。”
“地质东方红这面旗不能倒,要团结。朱成昭先不要当头,只当战士,‘闭门思过’。地质东方红由王大宾负责,把这面大旗扛起来。李贵同志,你是南征北战的老革命,要支持王大宾的工作,和他一起扛起这面大旗。杨雨忠检查得较好,照常工作。还有写‘打倒私字,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孟繁华同学,也到总部工作,以打倒私字,实现地院的大联合。王大来是已调出地院的干部,他就回管道公社去抓革命促生产。”(详见参考文献 5 )
戚本禹讲话后,谢富治接着讲:“你们要把地院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尽快搞好。东方红公社在新的领导班子的领导下,要坚决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搞好斗批改,复课闹革命。今天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不是他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文革,是上面决定的。”
会议结束后,戚本禹、谢富治、周景芳又把朱成昭、蒋良朴和东方红公社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留下,又谈了近二个小时。戚本禹在再次听取朱成昭的意见后,对他说:“你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不都是错误的,有些还是有道理的。东方红的功绩是不能否定的,你有功绩也是不能否定的。小将犯错误,认识改正了就好,你要好好闭门思过,认识检讨错误。”(详见参考文献 5)(编者注:王大宾回忆有误,戚本禹3月5日在政协礼堂的接见,只有戚和周景芳,没有谢富治。当场的会议记录和其他参加会的回忆中都没有出现谢富治,没有谢富治的讲话。参见《昨天》54期:戚本禹“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等)
就这样,中央文革让朱成昭“闭门思过”,王大宾正式成为了东方红的第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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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九十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07, 2017 8: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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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月3日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院革委会成立前,先成立各系的革命委员会分会,首先是探工系分会成立,然后是物探系、地质系、勘探系、水文系分会相继成立。4月3日院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北京市委周景芳、丁国钰到会祝贺,周景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我是受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委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的,中央文革非常关心你们,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完全拥护,坚决支持。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把东方红的大旗越举越高,越举越红,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王大宾代表革委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从此,地院革委会行使了地院党、政、财、文的一切大权。当时革委会的名称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后来顺应全国大潮流,改为:“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
当时,地院东方红总部议定:新成立的革委会就是地院东方红总部,其常委会成员就是东方红总部核心组成员。为了应对社会上的需要,保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名称,由常委田春林分管。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成员名单:
第一任期: 1967年4月3日~6月底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常委:聂树人 黄振群 孟繁华 杨雨忠 朱德喻 贾振远 张海涛 田春林

第二任期: 1967年7月~10月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常委:聂树人 贾振远 黄振群 杨雨忠 张海涛 田春林 高元贵 王焕
(此时,孟繁华已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朱德喻已毕业分配,不再担任常委)

第三任期: 1967年10月~1968年底
主任:王大宾
副主任:李贵 聂树人
常委:贾振远 侯力平 李益民 刘佛兴 任云堂 刘家齐

五个系分会主任:
地质系 刘佛兴
勘探系 陈玉新
物探系 陈连成
水文系 任云堂
探工系 吴坤正
(以上详见参考文献 1)

1967年4月8日~12日
民族宫事件引发天派、地派分歧公开化
1967年4月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发生了轰动全市的“民族宫事件”。事件起因是:以聂元梓为首,并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与保守的“民族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一起,以民族宫展览有问题为由,要进馆造反,将部分展览材料拿走。此时民族宫已掌权的“民族文化宫东方红公社”请示上级,中央文革指示:“民族宫展览先不要动,待后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拒绝北大学生进馆,北大学生就用钢锯锯断了反锁住的展览馆综合馆大门,冲进馆内,从而挑起了事端。
民族宫东方红公社的人少,无力阻止北大学生进入,于是就求救于地院东方红。总部得知后,就派人前往,强行将北大学生赶出宫外。但事后“新北大公社”立即又派大批人员前往增援。随着事态的发展,支持“新北大公社”的部分高校红卫兵和支持“地院东方红”的部分原三司的高校红卫兵都派人前往民族宫增援。双方僵持到第二天凌晨,中央文革派人来调停,北大和地院的人陆续撤离现场,并未发生武斗。
这是地院成立革委会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当时,地院革委会包括王大宾在内几个负责人都先后到现场,在现场指挥的是杨雨忠。
1967年4月9日王大宾与唐咸正、陈宝堂等去北大会见聂元梓,并向她说明真相。双方以“误会”平息了事端。但是北大校园里却展出了“4•8事件”中被撕破的衣服等实物,及文字材料,极力扩大事态。地院东方红得知情况后,“高旗无畏”战斗队开着宣传车进入北大,进行反驳和说明真相。结果地院广播车被北大的人砸了,人被打伤了。
为了不使事态扩大,4月11日下午,王大宾与陈宝堂等人再次去北大,想和聂元梓商谈平息这事。他们不仅没找到聂元梓,反倒被“新北大公社”的人包围起来。陈宝堂冲出包围,回到学校,将王大宾被扣的消息带回地院。这事激怒了地院东方红和原首都三司的院校。地院、农大、农机、邮电、政法、北工大、林学院等院校立即派出广播车和人去北大增援地院。一开始,北大东门关闭,不欢迎他们进入北大。后来这些人进入北大后,双方又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流血事件。(详见参考文献 16)
此事一直延续到4月12日下午,由谢富治、傅崇碧派代表向双方传达经中央文革批准的紧急通知才平息下来。紧急通知全文如下:
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新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十一日夜间和十二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到自己的学校。(详见参考文献 16)
从民族宫事件到天派、地派的争斗,说明学生运动派性的大爆发,也是越来越走向反面。
王大宾就这事在回忆录上写道:“1967年4月,在民族宫展览问题上,发生了地院东方红支持一派群众,与北大新北大公社支持一派群众的严重对抗肢体冲突,首次引发了北京红代会内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学校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此事,作为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我一直深感愧疚。”“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详见参考文献 5 第165-167页)

1967年7月
“朱叶反革命集团”及朱成昭、叶向真被捕入狱
在朱成昭被要求“闭门思过”之后,江青、关锋、戚本禹多次催促朱成昭检讨,写个检查交上去,但是朱成昭始终不这样做,并于1967年7月初与叶向真、蒋良朴、颜宽、张华府、梅建明等人到了广州。中央得知后,周恩来立即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将他们分别带回北京,接受批评教育和专案调查。在地院由革委会监管期间,并没有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据蒋良朴回忆,这期间朱成昭和蒋良朴都曾经离开学校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在外游玩,10月12日才返校。最后是在11月2日,朱成昭、蒋良朴、叶向真等人被中央文革宣布为“朱叶反革命集团”,由公安部正式逮捕收监。(编者注:来源蒋良朴回忆录提纲,载《昨天》2016年7月30日第73期“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
1970年底,叶向真被释放。1975年5月朱成昭从监狱释放,又被送到农场劳改,直到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分配到江苏水文地质二队工作。其他有关人员在1975年被释放。(详见参考文献20)
后来,在经济大潮中,朱成昭在上海办过公司,但是以失败告终。1998初到北京,在朋友帮助下住在十三陵的思陵一乡间寓所,欲专心著述文革回忆录,但天不假年,不幸于当年的9月25日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年仅57岁。(详见参考文献 5)


1967年7月中旬
地院“东方红”与“揪刘火线”
“揪刘火线”是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发起的,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时间发生在1967年7月13日~8月5日。
文革初期,北京建工学院是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试点单位。刘少奇还带领刘澜涛亲自去建工学院蹲点,找工作组谈话等等,企图开小会来解决矛盾。但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仍是“阶级斗争”、“引蛇出洞”、“抓右派”那一套,却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不符。所以当时就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说,从而造成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
7月,“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北京街头,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纷纷前去中南海西门声援、支持北京建工八一战斗团的行动。(详见参考文献 1 和2)
在“揪刘火线”现场,以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群众组织成立了“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到8月初,这个联络站参加单位达到700多个。另一派则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参加单位达到1500多个,还有外地来京人员参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或帐篷,安装了500多高音喇叭,竖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到处人山人海。(详见参考文献1)
地院东方红对“揪刘火线”行动有不同看法:认为毛主席不在北京,揪斗刘少奇没有毛主席批准是不可能的,而且揪斗刘少奇时机不成熟。但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是地院老战友了,不去支持也不行。因此,地院东方红在揪刘火线事件中,迟迟没有行动,只派了地质系韩文彬带十多人前去安营扎寨,然后7月20日组织了3000多人从地院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揪刘火线现场,表示声援和支持。(详见参考文献 1和2)
“揪刘火线”行动延续到8月4日晚上,戚本禹、谢富治通知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商定“揪刘火线”撤走事宜,第二天宣告行动结束。

1967年7月8日
地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67年7月8日,地院革委会作出决定:“复课闹革命”,并决定复课闹革命分二步走。1967年7月和8月为过渡阶段,9月1日以后,全面复课。
1967年7月8日,召开全院师生参加的“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北京市革委会周景芳、李冠英和中央文革的王广宇、王道明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从此地院开始转入正规的“复课闹革命”和“教育革命”。(详见参考文献 1)

1967年7月
地院66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7月中旬到7月末,66届大学生(地院为五年制,文革开始时为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大学生)开始毕业分配。66届学生中的革委会常委朱德瑜分配离校。革委会主任王大宾留校。个别学生被关押扣留而没有分配,如陈家庚(因为和郑公盾的亲属关系和帮郑公盾往上送信被谢富治点名,革委会就将其定为“反动学生”关押起来)。

1967年8月
周永璋的被抓与被放
周永璋是地院最早当成“五一六”分子抓起来的人,比全国抓“五一六”分子的时间要早。地院革委会成立后,周永璋是“蔡派”骨干成员,自然被革委会视为异己。抓周永璋是在聂树人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1967年7月间,北京钢院有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专门反对周恩来。8月,随着王力、关锋的倒台,“五一六兵团”的极左思潮遭到批判,于是北京一些学校开始抓“五一六分子”。聂树人带人去北师大,拜访了师大井冈山的第二把手董连猛。董向他介绍了北师大抓“五一六”的进展情况,说在“五一六兵团”组织部长李芳的笔记本上有周永璋的名字。除周之外,有其他人名字的学校已开始抓他们了。你们地院还没抓。据此,聂树人回校后,开始策划抓周永璋的行动。一天聂树人亲自将周永璋抓住,秘密地隔离关押在钢铁学院,然后又转移到市内的一所中学关押,审问及批斗。据江祖如老师夫人钱佩娟写的回忆录叙述:通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周永璋的关押地点后,钱老师等人通过地质部红线电话,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周恩来让谢富治打电话给聂树人放人,但聂树人并没有行动。二团的人,通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周永璋的关押地点后将周永璋接回学校。(详见参考文献9)
聂树人在回忆录里专门有一节“捉放周永璋”,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组织抓周永璋的经过。钱佩娟、殷惟侯、蔡新平等人的回忆录也有详细的叙述。(详见参考文献18、9、17、和12)

1967年9月30日
地院自己动手建成毛泽东塑像
1967年年初,不少单位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开始建造毛泽东的塑像。地院东方红也不甘落后,决定自己动手,建造毛泽东塑像。地院东方红成立了美工队,通过到外单位学习、观摩,决定了自己的建造方案。当时成立了翻模组、木工组、瓦工组,经过师生员工通力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日日夜夜艰苦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建造成底座高4米,像高8.5米的毛泽东塑像。学校约有100余人参加工作,主要参加人员有方长乐等人。1967年9月30日举行了毛泽东塑像的落成典礼,从此,该塑像就耸立在地院东门广场上。后来,好几个学校都让地院帮他们建造毛泽东像。

1967年底
地院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11月,中央部署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精神;1968年1月15日,地院革委会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通告》。从此,地院开始全面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阶段。(详见参考文献1)
于是,在地院就连续发生了“打倒高安郑”和杨雨忠自杀等事件。

1968年5月
打倒“高安郑”事件
革委会成立后,随着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1968年5月在革委会领导下,地院内部开始了一场打倒“高安郑”(指地院前院长高元贵、前团委书记安静中、前岩石教研室党支部书记郑伯让三人)运动。有些人认为“高安郑”三人是社会上右倾翻案风在地院的典型代表,是反革命集团,他们三人是“蔡派”的后台,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以王大宾、李贵、聂树人为首的革委会的,目的是夺取革委会大权,犯有颠覆地院革委会罪。于是革委会决定首先批斗高元贵,批斗中称高元贵为反革命两面派,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地院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同时批斗安静中并游街示众,称安静中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伴随高、安批斗的同时,也批斗郑伯让,称郑伯让密谋颠覆地院革委会,大耍资产阶级两面派手法。
毫无疑问,打倒“高安郑”是完全错误的,是以王大宾、李贵、聂树人为首的革委会所犯的严重错误。聂树人在回忆录《地院东方红兴亡史》第563页第三十一章“打倒‘高安郑’”中,详细记录了打倒高安郑的全过程。在570页还说:“在打倒‘高安郑’的事件中,我和王大宾、李贵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存在谁左谁右的问题。”
聂树人在520页说,“当时,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在小汤山住院疗养。他临行前留下话,由我协助李贵负责学校全面工作。李贵是个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台前的工作和校外工作的责任实际上全由我来承担。从种种迹象看,从‘发展’前途看,从事实上所起的作用看,不仅‘蔡派’,校内外的人也大都将我视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蔡派’的挑拨离间是,我想取王大宾而代之,想当第一把手。”
在该书570~571页,他还说:“‘二团’对革委会及其领导人的攻击和下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将他们的行为说成是‘颠覆革委会’也有些言过其实。”“无论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打倒高安郑’,都是毛泽东体制下的政治运动,无论王大宾掌权,还是我掌权,都离不开一个‘左’字。”“因此,地质学院的‘打倒高安郑’运动,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对于错误的方面,我应该承担责任。”“我的最大错误是,以正统自居,以多数自居,以革委会自居。”
在“打倒高安郑”事件中,还涉及“蔡派”中“二团”等一批师生被整、挨批、挨打、挨斗、被关押抄家等事。例如,江祖如、殷惟侯、孙司权、余久芗等。在蔡新平、殷惟侯、钱佩娟等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详见参考文献1、17、18、9、和12)

1968年5月30日
杨雨忠自杀事件
1968年5月30日午后,探工系71621班杨雨忠,在毕业分配前夕,突然从北五楼东头顶层,靠近王大宾宿舍附近的北面阳台上跳楼,立即送医院后已无法抢救,宣告死亡。这是轰动地院的一件大事。事后杨雨忠的父亲从上海立即来到地院,由负责杨雨忠案件的王焕书记(代表革委会)和探工系7162级政治辅导员及71621、71622班的党支部书记接待、处理此事,并派人送杨雨忠的父亲回上海。
此事当时是保密的,不让同学参与或过问。到底是什么事,使得杨雨忠选择了自杀的路?至今仍是一个谜!当时知道杨雨忠留下了三份遗书,一份给家人,一份给王大宾、李贵,一份给他专案组的人。但到底是什么内容,至今没有公布。据有人了解一点:院方对杨雨忠的父亲说,受院革委会王大宾的指示,对杨雨忠立案审查,让杨雨忠讲清楚与朱成昭的关系(当时朱早已被捕),不讲清楚,就不让毕业,讲清楚了,可以与大家一起分配。
据伏庆是回忆录中说,当时他与杨雨忠一样被审查,他认为同样是因为朱成昭的问题而被审。
聂树人的回忆录中有杨雨忠跳楼自杀的章节,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吴德就此事对王大宾和聂树人说:‘年青人能有什么大问题,怎么这样想不开,走上绝路?’”聂树人回忆录中也提到杨雨忠的遗书问题,他说他知道有给王大宾,李贵和家人的遗书,但这三封信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公开,他一直不知其内容。至于为什么审查杨雨忠?谁下的指令?聂树人回忆录说: “他被班上同学软禁起来,要他交代与朱成昭的关系问题。这个情况,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我想,杨雨忠是革委会成员,没有革委会的决定,他班的学生怎么如此大胆,敢对革委会成员进行软禁?显然,这样做是有上面的背景的,是公安部专案组,还是其他人?”聂只有一个猜测,而王大宾回忆录中则对此案只字不提,完全回避。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几十年过去了,大家为杨雨忠的死惋惜,但是没有当事人站出来,此事怎么就集体失声呢?(详见参考文献 1 ,5, 13和2)

1968年7月
地院67届学生毕业分配
7月上旬,67届大学生(地院为五年制,文革开始时为四年级大学生)开始毕业分配。67届学生中仅革委会常委聂树人留校。部分同学先分到解放军农场。

1968年7月~8月
地院的整党建党与聂树人、王大宾入党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凡是成立革委会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于是地院开始了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1967年12月2日下午,地院革命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了地院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并决定:
一、宣布我院临时党委会筹备小组从12月2日起解散。
二、决定成立以李贵为首的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李贵、王大宾、聂树人、柴文栓、贾振远、王焕、侯力平、李一民、刘家齐等九位同志组成,并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审批;
三、中共北京地质学院核心小组负责我院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处理党员的工作;
四、会议建议发展王大宾、聂树人同志入党,不要预备期。
在这个决定中,还不是党员的院革委主任王大宾和副主任聂树人被选入了地院党的核心小组,这是当时提倡的“群众整党”中的“新鲜事物”。
经过对王大宾、聂树人二人的大量内查外调,并请求中共北京市核心小组批准,在1968年7月2日召开的有地院各系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政宣组党支部扩大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有表决权的党员一致通过同意聂树人入党。随后,8月9日,王大宾被全体党员表决通过,成为中共党员。8月18日出版的地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特地发表评论《做彻底的革命派》,其中说:“我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王大宾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王大宾同志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两年来的斗争证明了,他是我院广大东方红的典型代表,是一个真正的忠实于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代表,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
但他们的入党后来并未得到工、军宣队的承认。他们毕业分配工作后,军宣队并不承认此事,也不给转组织关系。(详见参考文献1)

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高校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地院五个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头头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时间长达5个小时。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张春桥等人。
毛泽东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也有不少的插话。王大宾回校后向全校师生进行了传达。由于这次召见的讲话内容非常精彩、丰富,是研究文革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且这次讲话已有书籍专门发表了,此处就不再重述。(详见参考文献 10 和5)

1968年9月
东方红公社宣布解散
1968年7月底,中央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总人数达500人。从此,军宣队、工宣队接管了地院革委会的一切权力。地院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开始了内部的整风运动。李贵、王大宾、聂树人、陶世龙、赵鹏大等人被列为首批整风对象。
1968年9月的一天,军宣队说:大联合了,革委会成立一年多了,“东方红公社”也该停止活动了。(详见参考文献1)于是借着“东方红公社”成立二周年之际,由黄平稳写了一个“地质东方红”解散宣言,在北五楼北边放电影的广场上开会,由黄平稳宣布“地质东方红”解散。

1968年12月
地院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
68届毕业生至12月底基本都离开了学校。当年分配由于社会环境动荡,有些省市不予分配,如北京一个不留(而66-67届均分配了不少)。和67届相同的是都有一部分先分配到部队农场,一年后他们再重新分配。全校约有百名左右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包括应在7月份分配的67级部分学生,没有参与正常分配,被继续留校“办学习班”。目前尚无具体统计资料,基本上各系各年级都有一两个。被留校“办学习班”的学生情况因人而异,有的是因文革中在校外活动有问题要查清楚,有的是因为某些言论被认为思想“反动”需要教育反省,有的是因为有海外关系要审查,有的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需要修理……被留校办班学生名单,前期是由革委会定的,后期是由校军工宣队定的。
革委会中前期已留校的王大宾、聂树人也都在这个时间内离开学校了,与正常分配略有不同,但与当时的毕业生待遇一样。军宣队领导对各派头头的毕业离校都分别礼送,王大宾、聂树人是官方的,在车站送行,蔡新平是军宣队一把手牛润五设家宴饯行。
69-70届学生继续留校“复课闹革命”,或组织到地质队、矿山参加生产劳动,美其名曰“半工半读”教改试点。

1969年底
地院教职工到江西五七干校
地院军宣队大约是和地质部军代表(当时中央各部委均已被军管,由军代表主持工作和运动)商议后,各自分别在江西峡江县仁和镇龙陂原“共大”旧址和隔江相望的水边兴办了自己的五七干校。在对待教学人员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的动员过程中,一些政策不仅不近人情,而且近乎残酷。如对于“双职工”家庭,一般都要求全家老小前往干校安置。如若不愿一起同迁,则老小在京的照料问题需自己解决,组织上或留守处均不负责任。更有甚者,对不同行的孩子原来享有的统筹医疗福利,也就随即终止。军宣队正是利用这类不近人情的措施,迫使教师举家同迁。在“双职工”家庭中,若另一方为非本校的在京职工 ,则双方可自己选择举家同往对方干校安置。该措施被在京中央单位普遍采用,以减少同迁干校的阻力。若另一方为京外职工时,也允许京外职工随地院职工同迁江西干校,但工资、人事关系不变,今后根据学校教改的情况,可优先考虑解决两地分居的调动问题。
1969年初冬,是地院广大教职工群体,特别是被驱往干校的教职工群体在文革中最为寒冷的季节。军宣队毫无人性的恶劣作法,使他们完全处于任人摆布而又求助无门的悲惨境地。他们不得不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背井离乡,而且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和至亲也要随之浪迹异乡。干校学员中,宋翔雁老师夫妇被迫将未满周岁的孩子留京托人照管,不料三个多月后孩子即被烫伤,并险些送命,为了抢救孩子生命,仅花销的医疗费用就达一千余元;原体育教研室主任刘冠军教授就猝死于干校的劳动中;原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而自尽于深山老林。(参考资料3)

1970年起
地院清查“五一六”
军宣队在地院掌权后,1970年3月起,在全国范围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并又一次开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地院的师生以及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当然也成为了被整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地院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挨整的师生达到了数十人。当年地院东方红的积极分子无一幸免。尤其是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被整得自杀,这在地院不是唯一挨整自杀的案例。
王大宾在1971年3月9日从成都被抓回北京,关押在地院,进行有关“五一六分子”的审查,在这时期,王大宾关押审查了四年之久。文革结束并遭到否定之后,“五一六”罪名已不能成立,于是王大宾又被改换罪名,于1978年4月29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正式逮捕王大宾。至1983年8月18日根据陈云“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指控:“王大宾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王大宾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就是王大宾带领地院部分学生,将彭德怀挟持,押到北京,“使得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为此,王大宾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详见参考文献 5)
聂树人在1970年10月~1973年4月,被地质学院认定为“五一六”上层骨干分子,在青海省地矿局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79年12月,又以“整理周总理黑材料”、“绑架周总理”等罪名被青海省公安局逮捕审查,后以“不构成犯罪”而被释放。
除此以外,地院东方红总部李贵、贾振远、田春林等等都受到关押、审查,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通过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梳理,为我们反思、研究和再认识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为地院东方红的兴衰与沉浮,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平台。为我们理出一条清晰的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脉络,从脉络中很可能看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生态特色的缩影。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史,不仅是全国高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它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个性特色,这是其他许多单位所不具备的。这些特色就是:地院东方红成为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战斗队”,同时成为了党内高层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利用的对象。
清华大学的杨继绳先生在其《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段论述,对文革运动进行了极为深刻准确的总结和评价,他代表了我们当年参加文革运动的这一代人,在经过对文革的认真反思之后,对文革的再认识。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正因为如此,我们当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参加文革的一代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民,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地院的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
自从一个神秘人物——肖力,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走进北京地质学院、走进北地东方红之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从此就具有了“通天”的特色。在当时的情况下,地院的广大师生,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广大师生得知此消息都是欣喜若狂,以此为荣,感到骄傲和自豪!继此之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关锋、阎长贵、王广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人也先后走进了地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在他们后面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也不同场合接见过地院东方红代表,发表讲话,表示对地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地院东方红(也有斗批改兵团)的关怀和支持!这样,地院东方红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战斗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当时,我们是不明白的。
五十多年后,当我们再看文革,从聂元梓、蒯大富、万润南等人写的文革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与布置的。清华大学的文革是刘少奇、薄一波、王光美蹲点的单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一时禁止中央文革小组介入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详见参考文献21和25),改派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文革运动中发生的各类事项。而北京大学的文革,则是派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去介入的。很显然,肖力等人走进地院,是受毛泽东、江青的指派。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这样策划与布置,在清华大学编辑的文革回忆录中,虽然已有多人对此提出了分析和解释,但是至今仍耐人寻味!
北京地院东方红也正是由于“通天”,得以迅速壮大、发展,助推了原来不出名的“何家兵”(何长工之语)——迅速地红遍北京市、红遍全中国。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当时走在了北京各高校的前列,成了北京高校的典型代表和榜样之一,许多院校的战斗队,都集聚在地院东方红的大旗下。地院东方红也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而后,另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也走进了地院东方红,这是东方红的另一条“通天”之路。
这两个神秘人物先后走进北京地院、走进地院东方红,既给地院东方红“增光添辉”,同时也飞来了“横祸”,更增加了耐人寻味和不解之谜!显然,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成为了党内高层不同政治势力争夺与利用的对象!
地院的广大师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平民与底层,农村出身的学生尤多,高干子弟极少,于是地院的学生具有朴实、单纯、忠厚的特质,这与北大、清华学生的成分结构形成了明显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成为神秘人物选定地院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样,地院的文革与北大、清华的文革有很多不一样之处。相对而言,地院文革运动简单,较为平和,二派斗争并不激烈,也没有出现大型武斗。尤其在肖力身份公开,表示支持东方红后,几乎一边倒,地院东方红占据了绝对多数及领导地位。
今天回头看这个问题,神秘人物之所以选择地院,实质是党内高层政治势力尖锐权力斗争的需要。从肖力、叶向真、周荣鑫介入地院文革运动,目的就是争夺和利用学生的政治热情,为其政治目标服务。
以神秘人物方式出现在文革运动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历史局限性,说明共产党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化。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具体体现。

(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
1. 1966年6月20日,地院发生了著名的“6•20事件”。广大师生自发组织近千人的游行队伍,到工作队驻地,向工作队反映群众对地院文革运动的意见和希望。这是首都高校第一个自发组织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没有发生任何不文明的争斗事件,以和平方式开始,以和平方式结束,获得了成功。
2. 1966年8月17日,北京地质学院全院性的组织——“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这在首都高校中,北京地质学院第一个实现了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
3. 从1966年8月23日至1966年10月27日止,为期两个多月,地院东方红组织了上千名师生先后四次进驻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要求地质部党委让地院工作队回校承认错误,交出整人的黑材料,给师生平反、道歉。地院东方红的行动获得最后胜利。这四进地质部的行动,开创了造反派第一个进驻国家部委机关的先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极其广泛。
4. 1966年9月19日,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和目标行动计划,下决心一定要争取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来改变造反派组织当时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在北京高校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夺权口号。
5.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报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详见参考文献11)。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他批准,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并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地院东方红的孟繁华同学。这清楚地表明:地院东方红的广大师生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高校中,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造反派队伍中存在许多问题,所以率先提出:必须打倒“私”字,实现大联合,才是唯一的出路,从而也获得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6. 1967年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实际上,是地院东方红掌握了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切领导大权。
7. 地院革委会成立后,一切校园秩序与管理恢复正常,于是也是高校中第一个接待外国来宾的。先后接待的有:越南副总理黄文欢、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日本和非洲国家的民间团体等。(详见参考文献2)
8. 1966年12月14日下午阎长贵受戚本禹委托,向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下达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指示。这也是地院东方红第一次接受中央文革直接下达的任务。地院东方红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先是在成都的北京地院东方红具体负责人给朱成昭电话,阐述了不同意揪彭回京理由;朱认为执行不得力,为此发火,而在成都的地院东方红派代表飞回北京,向朱成昭说明观点与理由,强烈要求向中央文革汇报情况。这在当时完全是大胆的、出格的行为,因而受到戚本禹的严厉批评。转而,戚本禹表示,你们地院东方红不干,我就找北航去干。无奈之下,朱成昭派总部人员赴成都监督执行揪彭行动。五十多年后,重新认识这件事,证明:当时地院东方红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是正确的。
9. 1967年3月5日,由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谢富治和周景芳等人向地院东方红代表宣布,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闭门思过”,不再担任头头,宣布了由王大宾、李贵、杨雨忠、孟繁华等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还明确表态:“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不能倒!”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受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命令改组领导班子的造反派组织。
10. 1967年1月开始,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在各种不同场合,提出他对当前文革的思考与看法,后来总结为“八大观点”,为此,他最终坐了八年监狱。朱成昭是当时第一个敢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提出怀疑与反对的造反派头头。今日重新认识,应该承认,朱成昭当时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不完全盲从、不完全狂热崇拜的年轻人。当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他的思考与精神最终还是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11. 1967年底,地院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将当时还不是党员的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和副主任聂树人也选进了核心小组,这在全国当时的“群众性整党”中是首创性的“新生事物”。1968年7、8月,聂树人、王大宾相继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了吸收造反派负责人入党的先例。但后来此事未得到军宣队的承认。

(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
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和全国一样,不停地有人整人,不停地有人挨整、被打倒。从文革运动开始,是工作队整了给他们提意见的师生,把他们定成“反革命”、“右派”;学生开始造反,然后是反过来批判与批斗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何长工等当权派;再后来,地院革委会把高元贵、安静中等人打成“高安反革命集团”;最后到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王大宾、聂树人、田春林、伏庆是等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挨整,甚至坐牢,无一幸免……再看全国的文革运动更是如此,从中国最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到各级当权派无一幸免的挨斗、挨整、入狱,包括林彪、江青“四人帮”都是如此命运。
如此看来,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而争斗。这可能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中国特色的浓缩,也是中国政治生态中民主与法治的大倒退的典型范例。
正如王大宾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在幕后。此次他亲自安排制止清华大学的武斗行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借此进一步让高校的学生退出政治舞台。事先不打招呼,工人与学生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流血,都是毛泽东事前想好想到的。……随后而来的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镇压,更有一场所谓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将我们五个头头一网打尽。”(详见参考文献5)
王大宾的回忆录第165-167页还写道:“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所以到1976年,毛主席说老中青三结合,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聂树人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我也在‘反思’。我反复回顾文革中我有什么错,值得反思?想来想去,在文革中,我好像没什么大错,我该反思什么?文革一开始,我因对学校党委、工作队提了点极为善意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
“为了这个不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我奋起与专制者进行了斗争,要求他们为我们平反。经过长期较量,我们才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
“我唯一的错误,就是不敢对毛泽东的专制公开提出批评,还违心地执行之。如不执行,我就有可能成为朱成昭第二。”(详见参考文献18)
田春林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以我一个文革中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五一六’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1949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1957年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参考文献 6)
再来看地院一位普通教师宋翔雁老师在他的文革回忆录中的叙述:“在文革结束近50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的造反派群体,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坦诚道出的:‘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
“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详见参考文献 3)
地院学生古宝琳(王大宾的前妻)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是这样认识的:“这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任,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详见参考文献 22)
以上是当年北京地院文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50年后对文革的反思。接着,看当年的风云人物清华大学蒯大富50年后对文革的反思:“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们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力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详见参考文献 23)
我们最后还看参与文革的一般群众,清华当年的研究生黄瑞和对文革的看法:“纵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带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一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详见参考文献 24)
综上所述,看到亲历者心中发出的呐喊:文革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

(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
文革中,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受毛泽东的极端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的鼓动,很快就狂热起来,盲目地投入疯狂的运动中。而后,迷惑了民众的认知,颠覆了传统道德,丧失了人类的理性,把野蛮、粗暴、残忍看作为革命行动。只要是伟大领袖发出的号召,人们就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去执行,去做各种荒唐的事,甚至愿为它献出一切,包括生命。政治狂热、绝对盲从就是当年参与文革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幼稚、无知的真实写照。
正如清华大学万润南在其文革回忆录中所说:“在1966年12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详见参考文献 25)
上海复旦大学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安文江在回忆录中说:“迷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
“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详见参考文献 26)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赵慧中在回忆录中也说:“现在可以说真相基本清楚,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欺骗,当然毛泽东不是欺骗了我一个人,而是欺骗了全国人民。……”(详见参考文献 27)
当年清华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孙怒涛在文革回忆录中这样说:“回顾历史,我们不仅了解到事实真相,明白了当年的造反派只不过是一群被领袖玩弄于股掌,后又被抛弃清算的小卒子,而且更懂得要在有生之年为民族、为民众尽最后的历史责任。”(详见参考文献 28)
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在没有搞懂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谁是中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问题的情况下,凭着狂热的革命热情,盲目服从,投身运动。五十年后,再回首此事,深感可笑与可悲!当年拼命冲锋陷阵是为了什么?今日终于明白,我们的激情、狂热,我们为之付出的宝贵青春年华,就是被人利用了。我们为年青幼稚、无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也丰富了这一代人的人生阅历与宝贵精神财富。

(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的政治思维
在文革中到处充满了极端政治思维,也有人取了一个专用名称——文革思维。尤以极左的政治思维充斥全国,上至中央高层,下至普通百姓,文革思维无处不在。极端政治思维最具代表性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和理论,在其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大民主和极端的集权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处于极端政治思维的疯狂之中。
“造反有理”、“怀疑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行动,比比皆是,再现了“湖南农民运动”。
“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造神活动,全国上下遍地开花。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充斥全国。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的口号与行动随时随处可见。
还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口号,在当年却被人们奉为神明,指导着千万热血、狂热革命青年的斗争行动。
今日反思,回首当年,是多么幼稚可笑,也非常可悲,完全是封建的“愚忠”。
在地院的文革中,同样充斥着这些极端的政治思维。当年我们就被这极端的政治思维的掌门人所利用,不管是哪派,都是其受害人。即地院的各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这极端政治思维下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甚至在执行错误路线时,伤害自己的亲人、同学、战友、老师及不同意见者。当然,自己也成为了文化革命“政治恶斗”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时至今日,当年参与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已进入了老年,更应该勇敢、深刻地反思自身在文化革命中的得失、对错,吸取教训,忠告后人,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众所周知,文革思维——这种极端政治思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色:
1. 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真理化身,凡是持不同观点的都认为是谬误;
2. 强调一元化的统一认识,排斥思想多元;
3. 非黑即白,两极对立,缺乏平和包容精神;
4. 把不同观念碰撞看作是思想领域里你死我活的斗争;
5. 把一切社会事物都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6. 把政治妥协视为投降、背叛;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这种用阶级定性的极端政治思维的存在,有某种合理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政府,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理应发生变化,要从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思维,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转变。因为,这时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执政,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得到大多数公众拥护的问题。仅此,就强烈地需要执政党从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从革命党的阶级定性的极端政治思维方式走向执政党的淡化意识形态的政治思维方式。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证明:党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变,相反,文革将极端政治思维方式发展到了顶峰阶段。
从以上极端政治思维的六个特点,对照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整个文革运动中的极左极右,狂热、盲从行动,以及“天派”、“地派”,地院的“保守派”、“造反派”,东方红的“朱派”、“蔡派”派性斗争等的政治恶斗,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极端政治思维在作祟。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是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受历史的局限,文革中各派组织,都同是这一错误政治思维的受害者,以至于在掌权后,也带着这种政治思维,不断重演、重犯“政治恶斗”。一旦极端政治思维与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伴生,这种极端政治思维伺机就会超越政治红线、法律红线,演绎出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的政治事件。
地院东方红的“朱派”、“蔡派”的派性争斗就是案例之一。这里的“朱派”,是指拥护朱成昭政治观点的人,“蔡派”是指支持蔡新平政治观点的人(公开并固定的人数为8人)。朱成昭是东方红的一把手,蔡新平是地院东方红成立初期的核心组成员,二人最初的政治观点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策略上有不同意见。朱成昭很激进、胆大;蔡新平偏温和,讲究策略。所以后来朱成昭称蔡新平是东方红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派”。本来,在同一群众组织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在极端政治思维作祟下,二派分歧日趋严重,以至于完全对立……。(详见参考文献 1)
“朱派”和“蔡派”的分歧起源于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当时,处境困难,朱成昭还是要高调继续留在地质部,而蔡新平主张策略地撤回,这些是东方红核心组成员会上的讨论意见,而随即被地质部的人截获,并扬言要支持蔡新平等等。于是,朱成昭开始怀疑“蔡派”人员泄露机密,造成朱成昭对蔡新平的极度不信任,并称“蔡派”为“托派”,将蔡新平排斥在东方红核心组之外。由于“蔡派”认为不公,双方的对峙有增无减,以至于成立革委会时,仍将“蔡派”成员排斥在外,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件事在若干年以后才真相大白,事实是,地质部政治部的人当年在东方红核心组开会的小屋,偷偷安装了窃听器,他们完全掌握了当时东方红的所有动态,故意制造东方红分裂。而地院东方红这二派,越来越对立,“朱派”要把“蔡派”打下去,“蔡派”在朱成昭被捕后,也有一些过激行动,如新建广播台,强烈要求院革委会中“朱派”代理人下台等等。双方的派性斗争持续地进行,不断升级。但是当时的极端政治思维占主导,极左思潮盛行,极左的口号与行动会有更大多数的拥护与支持,而温和偏理性的思想,拥护者则少。“蔡派”在地院一直为少数派,好在他们始终未从东方红中分裂出去,避免出现重大分裂与武斗的事端。而在1968年初,在王大宾、聂树人主持革委会时,终于对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等人下手了,认为他们是“蔡派”的后台,把他们打成“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组织批斗。而对周永璋、孙司权等人进行关押、拷打等残酷的迫害。这些行动触碰了政治红线与法律红线,其性质也发生质的变化。这些当事人在极端政治思维下,不仅伤害了其他人,最后自己也都成为错误路线的“替罪羊”和政治恶斗的牺牲品。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新中国成长的,从小接受的“听党的话”“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思维教育。正是这种党化、奴化教育,我们的头脑已被清洗,使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文革思维,表现出政治狂热、盲从、崇拜、走极端的政治思维和行为。这正是极端政治思维对我们的毒害,也是我们满腔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最后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深刻吸取的教训之一。

(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通过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全过程的反思,又纵观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得出以下的认识:
人们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胜利者。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激进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管是红卫兵,还是走资派;不管是文革的参与者,还是对文革持有不同意见者;无论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四人帮”,还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曾经或最终被抛入“地狱”,文革真是一部“人肉搅拌机”,所有人都失败了,没有胜利者。
文革没有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但它确实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以全民疯狂和苦难为代价,付清了一笔厚重的历史孽债。
文革以中国为舞台,以亿万人民为试验品,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改造人性的社会实验,想像要创造出一代无限忠于、无私奉献的人,但实验失败了,新人未出,旧人不在了。
当年响应号召,积极跟随毛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政者都没有好下场;反过来,有独立思考精神,对文化革命持有不同意见的议政者,同样也没有好下场。在这种“政治恶斗”“群众专政”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失去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勇气和路径,被推到了政治之外;唯有的选择是:远离政治、自我保护,保持“沉默”、“等待”……。“一切为了权力”、“一切向钱看”的政治生态奇观逐渐出现。这也许就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酷的现实。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失误和损失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1. 文革摧毁了长期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
2. 文革摧毁了对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3.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
4. 一切为了权力而奋斗的、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既伤害了广大百姓,也伤害了官僚集团;
5. 整个国家的管理、治理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正如杨继绳所说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个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详见参考文献 36)。
这里,我们不是希望要重新恢复和重塑过去的时代,这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应该正视目前严酷的政治现实,去重建中国新的政治生态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心理上深深的创伤,要予以抚平谈何容易,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大智慧。

结束语

回顾五十多年前,我们都是抱着忠于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信念,走进了文化大革命,可是谁也无法意料到最后的结果:包括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运动头头在内的一大批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惩罚、批判以至于坐牢。我们为年青、政治上狂热、盲从、崇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是,我们也感到幸运,在我们的一生中能赶上这样一段非常时期,亲历了这么多的政治斗争,历练了我们,收获不少的教训。
至少,我们懂得了:要认真读书;要实事求是;不盲从、不狂热、不崇拜和不迷信;要有独立思考精神。我们学会了:要不断追求真理,求真摒假;我们懂得了:人要有高尚的人格,有大爱之心;我们懂得了:要敬畏生命、尊重人性,要有法治;我们不会对整我们的人以牙还牙冤冤相报,我们要对被我们伤害的人,心怀愧疚、道歉赔罪。我们也看到:人在春风得意、目空一切时,就是犯错误的开始……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怀念我们敬爱的高元贵老院长。当年工作队进驻地院,就是带着“舍高保聂”的目标。工作队进驻短短几天,高院长就被迫做检查,被批判、撤职。而在以后批斗“走资派”时,他又是被批、被斗。而我们走近老院长时,没听到过一声埋怨。迁校时,是他决断选定校址,才有美丽的武汉校园;朱成昭释放后,他承担了给朱成昭等人平反的工作。整“五一六”结束后,他尽力去帮挨整的学生平反。他对地院充满着爱,对地院学生充满着爱。不管是到他家抄家的学生,还是批斗过他的学生,他都那么平和、亲切。他总说,地院的学生对他好,批斗时从不动手,外单位人批斗他、打他,都是地院学生在护着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高院长不接受高教部安排他去南大或南开当校长,他在等待,等哪一天北京地质学院恢复了,他继续当北京地质学院的校长……
我们还要缅怀安静中等一批已离开我们的老师。正是有这样的校长、干部与老师,培育了一大批朴实、认真、爱思考、有独立思考精神、有爱心品质的地院学生,才会在文革的大潮中表现出与其他学校明显不同的结果。
我们要永远怀念地院所有在文革中因各种原因而逝去的老师、同学!
最后感谢地院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你们奉献出你们对地院文革的回忆,或献出珍贵的历史文献,让我们依据那些资料,编写完成了本文,这是我们给世人、给后人奉献上的,我们亲历的文革历史记录,以作为了解这个非常时期的参考史料。

2016年6月5日 初稿
2017年3月1日 定稿

参考文献

1. 聂树人:《地院东方红兴亡史》 2011年12月香港出版
2. 伏庆是:“我与北地文革”
3. 宋翔雁:“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
4. 万天丰:“回忆六二〇事件”
5.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 2015年10月香港出版
6. 田春林:《田春林文革回忆录》
7. 陈永迪:“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8. 谭保华:“北地东方红抓彭德怀进京纪实”
9. 钱佩娟:“忆江祖如和地院文革”
10. 张运钧、李颖:《晚秋沉思》 2012年12月香港出版
11. 孟繁华:“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首都红卫兵》报1967年1月25日)
12. 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13. 程关林:“被遗忘的群体”
14.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5.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 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16. 聂树人:《北京天、地派的争斗》 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17. 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18. 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亲历记》2014年香港出版
19. 周永璋:“关于文革中有关问题”
20. 梅建明:“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21.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2011年3月香港出版
22. 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23. 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 2011年3月香港出版
24. 黄瑞和:“文革、清华、人性”(《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25. 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2007年12月
26. 安文江:“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1999年3月
27. 赵慧中:“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2016年2月
28. 孙怒涛:《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后记 2015年香港出版
29. 11622班“聂沙华”大字报:“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
30. 安静中大字报:“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
31. 江祖如等人大字报:“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
32. 王大来、陆炎德等24人大字报:“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
33. 朱成昭等人(爆破战斗队)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34.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年8月17日
35. 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 2013年10月香港出版
36.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革的思考”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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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北京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蔡新平 收集整理

前言:根据前一段时间向校友征集“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信息”在各校友群推出后,得到了部分校友的反馈信息。据此重新补充订正后又整理了一份统计名单,并在此向校友及有关知情者再次征集意见和新的信息。

一、文革开始,工作队进院之前
光开敏,物探系老师,文革初期工作队进院前卧轨自杀,原因不明。

二、工作队在校时期(1966年6月8日~8月13日)
暂未查到有非正常死亡事件。

三、工作队撤离到地院革委会正式成立的权力空白期(1966年8月13日~1967年4月3日)
(这期间工作队建立地院院文革掌管行政事务,无权过问运动。造反派“东方红”和保守派“斗批改”两派争斗,在对学校的控制上各有千秋,1966年8月~10月保守派占优势,10月后到1967年4月东方红独大。)
刘彩云(?),女。东方红大队成立不久,工作队刚撤离后的某一天(具体时间待查),东方红去地安门地质部干校找工作队副队长卞固,一名参与行动的女生因车祸致死。东方红本来准备搞纪念活动的,但她们班保工作队的人在她遗物中发现了她与彭真有照片,还有有很多丝袜。这同学本是学校的优秀共青团员,北京市的模范青年,现在被说成是彭真的修正主义黑苗子,为此有人大做文章。纪念活动作罢。

四、地院革委会时期(1967年3月~1968年9月)
(一)与串联和外地武斗有关的死亡
卢福田(一说叫卢布田〔音〕),男,水文系三年级(63级),武汉人,我的老乡,我们同一天入学。1967年8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大型渡江活动中因组织不善发生大规模踩踏溺水事故中意外死亡。
李全华,男,地质系二年级,地院东方红广播台编辑,1967年5月6日,成都132厂发生武斗冲突,造反派冲击该厂、保守派产业军开枪“护厂”造成打死48人,打伤127人的流血惨案,李全华在前去声援造反派的宣传车上头部中弹身亡。
杜金山,男,15632班学生,和我同班、同宿舍上下铺。他父亲是南京大学职工,姐姐在北京邮电学院任教。文革前我们最要好。文革初期他是我班少有的几个一直支持我的同学,和我一起参加了串联发起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是东方红最早的成员。我和朱成昭发生分歧后,他站在朱成昭一边。朱成昭1967年被中央文革罢免东方红负责人后南下广州,是杜金山打的前站。从广州回校后我曾和他长谈,他心灰意冷,决意出走。1967年8月,在去江西的轮船上,因下舱有人玩枪走火,打中腰部,到岸后因流血过多,到医院已抢救不及死亡。我帮助他姐姐处理了后事。
(二)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时期
王鸿、薛挺华夫妇:王鸿,男,地史研室教员;薛挺华,女,古生物教研室教员。夫妻俩才华出众,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地史、古生物教研室也分为两派,他们与以湘江队为代表的倾向“二团”(蔡派)的老师更接近。在革委会掌权期间,通过整王鸿、薛挺华以整蔡派。王、薛夫妇是分开隔离审查批斗的。薛不堪折磨,先上吊自杀。王鸿被单独关在西一楼一层、锅炉房对面的小屋,得知妻子自杀后,在骼架床的竖柱上用他四岁左右儿子王磊的背带裤背带上吊自杀。现场暖气片上粘着不少头发,估计是他先打算撞死,未遂,又改为上吊。他脚前整齐地摆放着儿子一双小鞋,可知他多么想念儿子。听说在隔离期间,曾让他去幼儿园接儿子回家过周末。革委会在王、薛夫妇死后,对死者展开了新一轮批斗,广播上说他俩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王鸿留给儿子的《示儿》诗是抄录陆游的原诗,也批判为是“反攻倒算”、“不甘心失败”的证据。
胡德润,男,外语教研室教师。死因待查。
杨雨忠,男,探工系71621班学生,东方红核心组成员,地院革委会常委,在受到专案审查迫害中于1968年5月30日午后在地院北五楼东头顶层跳楼自杀,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家里,一封给专案组组长王焕(地院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三结合干部);一封给革委会主任王大宾。这三封遗书内容至今没有公开,王大宾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杨雨忠之死留下了最多的谜。聂树人回忆录中揣测是因为审查朱成昭问题造成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后煤炭部副部长孔勋在1983年曾当面向我提到杨雨忠之死,似乎与平顶山文革中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事件有牵连(孔时任平顶山特区党委书记)。因当时没有询问孔勋说法的来源,多年后有关人员多已离世,近年再作调查,迄无结果。

五、军宣队控制地院和迁校时期(1967年9月~1977年上半年)
李明哲,男,岩石教研室老师。文革初期反工作队,参加东方红后是驻国家经委联络站负责人。在江西五七干校军宣队抓五一六期间屡遭严刑逼供,遭残酷殴打后失踪后,在山后发现遗骸,军宣队宣布是逃走后自杀。死因成谜。
于丕休,男,构造教研室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在教研室工作。文革中革委会掌权后,大约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自杀死亡。(陶世龙老师提供)
孙明哲,男,在军、工宣队控制期间,约1969年自杀死亡。死因或与病痛有关(据说患了脑癌)。
刘冠军,男,老教授,地院建院时即任体育教研室主任。与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等老一辈知识分子齐名。文革开始后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去五七干校时已届高龄,单身前往“接受改造”,并在“清查五一六”中受到追查,身心交瘁,在劳动中不幸猝死。

六、其他与文革有关的死亡
李洛根,男,15632班学生,和我同班。他是1962年入学的,学习期间体检发现肺结核,休学一年后1964年分到我班。可能因插班,和大家生疏,文革前在班上很不活跃,基本是旁观者。但他到河南串联后,支持二七公社,成为郑州文革的活跃人物。二七公社遭到镇压后,他也被捕,后虽平反,但在清查五一六时又受到审查。听说还遭到过两次陪杀场,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得了自闭症。毕业分配到河南地质局十八地质队,后并入地质二队,因干不了活,大队让他病退回老家河北,没过几年就病故,终生未婚,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虽然死在文革后,但绝对与文革中的恐怖遭遇有关。
杜洪涛,男,古宝琳日记摘抄里提到:“1967年11月29日 追悼刘彩云、卢福田、杜洪涛三烈士。不用低着头默哀,昂起头,直视着前方,继续战斗……”,刘彩云和卢福田已经有记载了,但杜洪涛尚无人提供信息。
李仲学,男,探工系64级学生,与古宝琳同班,毕业后分配在陕西,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受到专案组迫害,本想到华山去自杀,买了去华山的火车票,但被专案组从火车站抓回,最后无奈选择了以触电方式自杀。(古宝琳回忆录有专章写李仲学之死。)

其他
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和军宣队抓五一六期间还有多名自杀未遂者,我记得的有:煤田教师李思田(朱成昭专案组负责人),岩石教研室一个教员,还有地质系一个干部。
传说在福建三明地区武斗中有地院三人死亡,但无具体信息,征求知情人提供。地院学生和老师在文革后期抓“五一六分子”期间,虽然不一定在地院,特别是学生分配离校后,如与抓“五一六”有关的有非正常死亡,都应算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除了李明哲、李仲学等,是否还有其他人?期待大家提供信息。

2017年7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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