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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九十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07, 2017 8: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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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九十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7月30日第94期


本期目录

〖“支左”专辑〗

史林一叶

余汝信 十二军入皖
一、周恩来交代任务
二、十二军在皖“三支两军”态势
三、十二军主皖:从省军管会改组到省革委会成立前后

生逢乱世

刘家驹 文革鼙鼓动江淮——在安徽制止武斗的回忆
叶大明 谁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枪?——忆1970年底一次特殊的京西宾馆会议

书海泛舟

张光渝 吴、李、邱、王笔下的“七二○”事件——为武汉事件五十周年而作

热点研究

何 蜀 “支左”就是支派——80年代前期军队反思“支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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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十二军入皖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本篇为作者写作中的《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一书未定稿中的一节。

一、周恩来交代任务

1967年7月29日,周恩来将部署在江苏北部地区的陆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 召至北京,交代中央决定十二军进入安徽“三支两军”的任务。在场的有李富春、杨成武、姚文元。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1月26日夺权后,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G派);“反夺权派”则称“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P派)。两派互相指责,上下串连,武斗不断,全省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使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同时,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中央决定十二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十二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周恩来指示的核心,是“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唯有吸取武汉“七二○事件”的教训,以国防军去控制局面。
李德生回忆又称,在场的杨成武,“主要讲了12军到安徽后,兵力部署的基本要求,部队开进的顺序和方式,并规定只带轻武器,重型武器装备暂时留在苏北,组织留守处看管营房和武器装备,继续抓好农副业生产和管理好家属子女。同时明确了将安徽省军区独立1、2师划归12军指挥;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由12军统管;安徽的‘三支两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他还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内军外团结。”
陆军第十二军时辖陆军第三十一、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师,军工区及军直炮兵第一一四团、高炮第三十七团。入皖前,在苏北地区担负海岸防御任务。军领率机关位清江市,代号6408部队。军长李德生,政委张文碧,副军长官俊亭、李长林,副政委王翀、张春森、宋佩璋,司令部参谋长娄学政,政治部主任李宝奇。
陆军第三十一师担任军的三线防御,师部位泗阳县城,代号6424部队。师长成冲霄,政委尹忠尉,副师长权银刚、甄申,副政委平昌喜,司令部参谋长冀少之,政治部主任马魁鸾。下辖步兵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团,炮兵第三一四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六团。
陆军第三十四师担任军的二线防御,师部位涟水县城,代号6430部队。师长张季伦,政委李天茂,副师长任保裕、张双春,副政委崔发育、陈德惠,司令部参谋长崔松山,政治部主任徐钧。下辖步兵第一○○、第一○一、第一○二团,炮兵第三一五团,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九团。
陆军第三十五师为一线防御,师部位滨海县城,代号6445部队。代师长赵金来,政委于永贤。下辖步兵第一○三、第一○四、第一○五、第一○六团和炮兵第三一六团。
军工区原辖工程建筑第一三九、第一四○、第一四一团和船舶运输大队,并代管南京军区汽车运输营。1966年5月,工程建筑第一四○、第一三九团先后调军区工程兵司令部。
李德生回忆称,“第二天,我就离开北京返回部队,首先向军党委常委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然后召开了有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传达任务,统一思想,部署行动计划;同时紧急收拢部队,边作思想动员,边作行动准备。”
十二军奉命赴皖,守备苏北的任务,交予江苏省军区和陆军第六十军第一八一师接替。军船舶运输大队,调归一八一师领导。坦克自行火炮第二三六团、第二三九团,此前(1967年7月)已奉命调归新组建的坦克第九师建制。
李德生回忆称,“从8月6日开始,除留守部队外,分别采取铁路和摩托输送的方式,向安徽开进,进驻安徽各主要地、市以及武斗最严重的地区。31师分别进驻蚌埠市、淮北市 和宿县地区;34师分别进驻淮南市和六安地区;35师分别进驻芜湖市、马鞍山市和安庆地区;独立1师驻阜阳地区;军区后勤14分部驻铜陵市;12军工区驻合肥市。12军的各部队以及原驻皖的二炮、60军、68军的部队,分别负责该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军部进驻合肥市组织领导全省的‘三支两军’工作,并成立了由军参谋长林有声 负责的‘三支两军’办公室。军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军机关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投入了‘三支两军’工作。”
李德生回忆称: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来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汽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二、十二军在皖“三支两军”态势

安徽辖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濉溪五省辖市,阜阳、宿县、滁县、六安、安庆、巢湖、芜湖、徽州、池州九专区及铜陵特区。除濉溪市由陆军第六十八军二○三师负责、阜阳专区由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负责、滁县专区由陆军第六十军一七九师及坦克第九师负责、巢湖专区由巢湖军分区负责、徽州、池州专区由第二炮兵五十二基地(代号总字121部队)及南京军区后勤十四分部(代号南字331部队)负责、铜陵特区由后勤十四分部负责外,其余四市(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四专区(宿县、六安、安庆、芜湖)的“三支两军”,由十二军所属部队直接负责。另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二师主要担负内卫任务。
(一)军领率机关、工区在合肥市
8月8日,十二军前指率步兵第九十一团、军工区及工程建筑第一四一团到达合肥市,负责省直属机关暨合肥市的“三支两军”。军领率机关驻合肥市内省委党校(后移驻安徽农学院),原拟改代号为南字126部队,后决定代号6408部队不变。军工区代号改为南字124部队。十二军抵合肥后,改组原省军管会合肥工作委员会,由军工区主任李全贵任工作委员会主任。
(二)第三十一师在蚌埠市和宿县专区
据该师师史称:“八月六日至九月十日,师先后分兵两路,由驻地出发开赴安徽,八月八日,91团徒步行军至新沂,后改乘火车沿陇海、津浦、淮南之线,随军部先行抵达合肥;九月六日,师直和炮团乘汽车沿洋河、泗洪、泗县、灵壁、宿迁之线到达蚌埠;九月十二日,93团沿师直路线进至宿县。”“师进驻安徽后,先后在合肥市、蚌埠市、宿县地区及长丰、全椒、淮北市 、蚌埠铁路分局等县市实行‘三支两军’”。
第三十一师入皖后,师部代号改为南字133部队,步兵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团代号依次改为南字134、135、136部队,炮兵第三一四团代号改为南字137部队。
1968年1月30日,南京军区党委第255号电示,对蚌埠市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第三十一师师长成冲霄为市军管会主任。
(三)第三十四师在淮南市和六安专区
第三十四师入皖后,师部代号改为南字127部队(短时间内仍使用6430部队的旧代号)。该师师史在“在奉命开赴安徽,参加制止武斗”一节中称:

八月七日,师机关、直属队由副师长任保俗率领,乘汽车从涟水出发,经淮阴、洪泽、盱眙、滁县、全椒、合肥,于九日晨抵达淮南市洞山。第一○○团(欠重炮连、第二营机枪连)从阜宁县益林镇乘车,经涟水、灌南至连云港海州车站,换乘火车经徐州、蚌埠、水家湖,于八日上午十点到达淮南田家庵地区。第一○二团(欠第二营炮兵连)从连云港海州乘火车,经徐州、蚌埠、水家湖,于八日凌晨三点抵达淮南蔡家岗地区。九月五日,炮兵第三一五团分别由涟水、灌南出发,经泗阳、泗洪、宿县至蚌埠,完成收缴流散在群众中武器任务后,于二十五日同师直喷火连,在副师长张双春、副政委陈德惠率领下,由蚌埠乘汽车,经定远、合肥至六安地区。第一○一团除抽部分同志配属师机关参加“三支两军”外,部队仍驻淮安范集农场,执行战备生产任务。
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各单位到达指定地域后,及时进行了动员教育,师对具体任务做了区分:师机关、直属队在淮南市委及矿务局机关;第一○○团在田家庵和大通地区;第一○二团(包括师直工兵营)在蔡家岗和八公山地区;师机关部分同志和炮兵第三一五团在六安地区机关、六安县、肥西县。
八月十日,我师接替安徽省独立一师组成淮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师长张季伦任军管会主任,政委李天茂、副师长任保俗任军管会副主任。
当时淮南、六安两地的群众分裂成严重对立的两派,经常发生武斗,工矿停产,学校停课,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我师各部队进驻后,组成各种小分队,深入到煤矿、工厂、学校、街道、公社等基层单位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复工、复职、复课。广大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制止武斗。八月十九日凌晨,淮南李一矿的两派群众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第一○二团三营九连、炮兵连干战闻讯出动,在团、营领导的指挥下,插入两派“阵地”之间进行说服教育,迅速制止了武斗。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水家湖地区发生了抢夺我师第一○○团四连武器弹药事件,四连干战坚持耐心说服,严肃批评,保住了枪支弹药。九月五日夜,淮南两派群众在九龙岗以东地区严重对峙,第一○○团三机连部分干战首先赶赴现场说服劝阻,两派头头不听,于九月六日发生武斗。我师领导立即率机关和第一○○团三营赶到现场,插入两派群众之间做工作,有的同志负了伤仍然坚持。经过一天一夜的说服动员,两派终于停止武斗,撤出现场。十二月四日,六安地区两派群众在上街游行过程中发生冲突,炮兵第三一五团指挥连、重炮营、榴炮营和师直喷火连的干部战士立即赶到现场,耐心劝解,平息了武斗。

师史在“收缴武斗凶器,动员恢复生产”一节中称:

武斗歪风刹住后,我师组织“三支两军”人员深入到严重对立的两派群众中去耐心说服,还派人带上逃离到寿县、凤台、长丰、合肥、蚌埠、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群众工资、衣物,逐个做工作,动员他们回城。同时组织力量,发动群众,收缴各种武斗凶器。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在淮南共收缴各种枪支五千余支、土炮二十七门、迫击炮四门、土坦克三辆、子弹十二万八千余发、手榴弹一百四十二枚、炸药一百九十公斤、雷管七百六十三个,及其它凶器六百余件。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淮南、六安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淮南煤炭生产由过去日产二万五千吨下降到日产二、三千吨,严重影响了华东地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为恢复生产,我师派出干部战士深入到生产第一线,边宣传,边劳动。师团领导带领机关、部队下到矿井和煤矿工人一起采煤。广大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多生产煤炭而日夜苦战。第一○○团二机连战士汪福林在参加夺煤大战中遇到塌方,他临危不惧,为抢救一名老矿工脱险而牺牲,被师党委追记二等功。指战员的行动,赢得了群众赞扬,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作用。
九月六日,毛主席邀请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淮南。当代表团在李先念副总理陪同下来到时,受到了淮南市人民的热烈欢迎。代表团和李副总理听了我师关于淮南情况的介绍,参观访问了谢三矿。

在“完成护路任务,‘三支两军’结束”一节中称:

由于武斗,津浦线上时常发生炸桥破路,抢劫列车,造成交通中断,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九六八年二月初,我师第一○○团(配属第一○一团一营、第一○二团八、九两个连)奉命执行护路任务。
二月五晚,第一○○团团长吕全金、政治处主任孙燕生率领全团及配属部队,在军区汽车第三十二团的配合下,由淮南出发,经宿县、符离集至夹沟地区;配属行动的第一○一团一营在副团长秦成新率领下,由江苏淮安范集农场出发,乘汽车经宿县至符离集。护路护桥,捕捉不法分子。
任务完成后,第一○○团、第一○二团八、九两个连返回淮南市,第一○一团一营返回淮安范集农场。

(四)第三十五师在芜湖、安庆两专区和马鞍山市
8月9日,第三十五师(欠第一○五团,该团留苏北陈家港担负守备任务)抵达芜湖、安庆和马鞍山地区。师指挥机关位芜湖市,代号改为南字130部队。步兵第一○三团(代号南字131部队)进驻安庆市,步兵第一○四团(代号南字132部队)进驻马鞍山市。第三十五师负责芜湖、安庆两专区和马鞍山市的“三支两军”,并抽调少数人员去池州和徽州地区。12月,芜湖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三十五师政委于永贤和芜湖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王均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五)促进两派联合的努力
8月9日,在十二军主持下,P、G两派达成协议。协议称,“从9日晚8时起,任何一方不得开枪,不得首先进攻对方,谁先挑起武斗,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谁负完全责任。”惟实际上两派仍严重对立,武斗不断。
9月5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安徽双方赴京代表团时作了讲话。康生称,“我再讲一讲,有些群众组织对国防军的态度问题,党中央相信六四○八部队能够搞好安徽的支左工作,领导好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相信六四○八部队,相信六四五三 部队,相信一二一部队,相信省军区绝大多数同志,特别是六四○八部队,去了不久,就起了很好的作用,六四○八部队已经去了,而且还要增加,还要再去,(众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组织,特别是好派的组织,要紧紧跟上,掌握这个大方向,丝毫不能怀疑,一点也不能动摇,稍为动摇,就要犯错误,甚至要犯方向错误,所以,我刚才宣读了你们的电报,电报是好的,但能不能贯彻执行呢?还有一个过程,我不敢保证六四○八部队不犯某些错误,但不能动摇大方向,我们相信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同志和六四○八部队,现在又有人说,他们支持保守组织,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据他们说,淮南好派冲了六四三○部队,你们要调查研究,打电话回去,要执行拥军爱民的口号,不能从宗派的利益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要看大局,无论在合肥也好,在安庆也好,在马鞍山也好,在芜湖也是去的六四○八部队,不要认为他们不支持你就不好,不要认为对我不利我就不相信他,应当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看问题,当然,不是说军队中间某些干部不会犯错误,不是说批评军队中的某些人、某些干部,就叫矛头指向解放军,应当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标准。”
9月20日,安徽P、G两派赴京代表召开首次联合会议,在李德生支持下,双方代表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旧账不记,老账不算,责任不追”,在此基础上双方代表考虑联合。
9月23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
李德生回忆称,“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经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各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10月10日,由十二军直接负责“三支两军”的合肥、淮南、安庆、芜湖、蚌埠、马鞍山、六安等七地、市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周恩来主持下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两派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实现大联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安徽省(地、市)的代理人。

三、十二军主皖:从省军管会改组到省革委会成立前后

9月17日,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划归第十二军代管。
根据中央关于安徽的支左工作应以十二军为主的精神,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提出安徽省军管会应作相应改组的建议,并且提出省军管会改组的人选。10月26日,中央批示: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张文碧、李长林、宋佩璋、林有声、李宝奇、廖成美 、杨广立 和安徽省军区一名(暂缺)组成改组后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廖成美、杨广立为副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整个安徽省的支左任务。
11月11日,李德生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任省军区政委。
1967年底至1968年初,据李德生称,“从这时起,全省各地两派联合的速度加快,我们也加快了解决安徽问题的步伐,即进入第三步,酝酿‘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三结合’的难点是解放干部。进行这项工作,对于军队来说,不存在什么阻力,12军到安徽后,没有打倒一个地方干部,关键是一些群众组织认为,解放干部是否定他们的成绩,‘前功尽弃’,又担心干部会报复他们。有的地区为了解放一个干部,一直争论不休。如果一个一个地解决,进展肯定很慢,我们决定在合肥举行‘万人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最突出的矛盾,把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解放出来。群众组织联合后,两派最关心的是本派中,谁能进入革委会,对方进了几个,哪些干部进革委会?等等,这是保持局势稳定的关键步骤,也是最容易引发派性斗争的时候。我们将全省各地、市、县的三方人员全部集中到省里来。让省里的有关头头分别解决各自的矛盾。这一措施,起到很好的作用。”
1968年3月15日,马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副师长狄循任主任。这是安徽第一个专、市级革委会。
3月24日,经南京军区和省军管会批准,铜陵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后勤十四分部副政委张翅任主任。
3月26日,经省军管会批准,淮南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第三十四师师长张季伦任主任。
4月16日,六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四师副师长张双春任主任。
4月18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德生任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张家云 任副主任。省革委会常委39名,其中军队干部七名,除李德生、廖成美、宋佩璋外,其余四人为程业棠(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娄学政(十二军原参谋长)、熊玉坤(巢湖军分区第二政委)及李康(空军蚌埠基地政治部主任)。
4月18日,合肥市革命委员会与省革委会同时正式成立,由十二军工区主任李全贵任主任。同日,经南京军区党委批准,巢湖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熊玉坤任主任。
5月1日,蚌埠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一师师长成冲霄任主任。同日,宿县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一师副政委平昌喜任主任。同日,芜湖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政委于永贤任主任。
6月26日,芜湖事件爆发。据李德生回忆称,“从6月26日开始,有四五百人冲击驻芜湖部队的领导机关。27日全面抢枪,殴打解放军,两派群众分别占领制高点,将部队分别包围。28日,打死解放军司机一名。29日,冲击电台,砸开监狱,放走犯人。以后,又冲击海军驻芜湖机关,抢走机密海图。还先后聚集2000多人,冲击空军雷达站和导航台。我们派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带工作组去做工作,那些闹事者根本不听劝阻,而且不让工作组接近,继续冲击部队和抢枪。一周内共抢走各种枪支800多支,子弹、炮弹近10万发,抢走和砸毁汽车34辆。部队1300多名干部、战士被打,其中被打伤200多人。驻芜湖部队的所有大小单位基本都遭到砸抢。”
驻芜湖第三十五师急电请示处理办法。李德生接报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考虑到芜湖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李决定亲到芜湖去解决。李到芜湖后,有的组织武斗行动有所收敛,有的反而更加活跃,而有一派最好斗的组织头头,竟提出一个“强硬要求”,称要李军长亲自接见,只要军长一个人来,不准任何人同行。
李德生决定“单刀赴会”,上到该武斗据点二楼去做工作。李德生回忆称,“我的吉普车开到楼底下了,同行的干部看到这种架势,更不让我上去,我不听他们的劝阻,要警卫员王楚林喊他们把梯子放下来,那些武斗头头原估计我不会答应前往,想提些苛刻条件。他们作了错误的判断,没想到我真的去了,而且同意一个人上去。一时间搞得他们手忙脚乱,不得不放下梯子。我沿着竹梯,到了窗口,他们赶忙将我连拉带扶,从窗户翻进屋里。我的警卫员也跟了上来。这时我倒变得很主动,而他们却被动缺理了。我上去坐下后,很严厉地批评他们抢枪搞武斗、违反中央规定的行为。他们没有什么理好讲,只好说当地驻军有偏向,使他们受压,向我诉起苦来。我对他们说,如果对部队有意见,可以坐下来谈,部队真有错误、缺点,可以改正嘛,怎么能抢枪、武斗、冲击部队呢!你们现在先要交出武器,承认冲击部队、抢枪的错误,再坐下来讨论问题。经过我的批评、教育,他们表示:‘我们听李军长的,愿意交出抢夺的武器。’我看他们有认错的表示,原来一些挥舞枪支的人,也悄悄地将枪藏到身后了,我就表扬他们知错能改,改了就好。随后,由他们带着‘参观’了他们的据点。我边看边批评他们的行为造成工厂不能生产,学生上不了课,市民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严重后果。他们无理可说、不再申辩,都一一认账。在据点里转了一圈,我又从窗口竹梯上下到地面。他们向我告别,还喊:‘我们听李军长的!’第二天,他们就开始交枪。”“接着一两天内,我带着工作人员,查看了一个个最突出的武斗据点。……有一次我在途中,遇到两派正在武斗,有的同志提出绕道走,避免无谓伤害,我说不行,必须前去制止。随行的同志说让他们去,要我留在车里,我告诉他们,在这种时候,最需要我去。我就叫警卫员将吉普车的帆布篷推到车后,让车子敞开来,我站在车上,举着喇叭,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当他们认出是我,都感到十分惊讶,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更没有想到会在这样武斗的现场来讲话,两派都停止了武斗,围在我汽车旁边听我对他们讲话。”
在紧接着到来的全省性舆论和强大的宣传队伍双重压迫之下,未动一枪一弹,使芜湖的形势迅速改观。7月27日,安徽省革委会和十二军党委联名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并南京军区报送了《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毛泽东阅后,以中央名义批转全国。
7月2日,阜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政委苗扶中任主任。7月10日,徽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二炮兵第五十二基地政治部副主任龙安任主任。7月16日,滁县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坦克第九师政委包可悦任主任。7月21日,池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军队干部高英任主任。8月18日,濉溪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二○三师副政委赵鹏程任主任。8月23日,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第三十五师副政委张友复任主任。至此,安徽14个专、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第一把手均为军队干部。其中由十二军(包括代管的独立一师)干部任第一把手的专、市共九个,占64%。
1968年9月,李德生被提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仍保留十二军军长及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职务。10月,列席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议开幕那一天,毛泽东表扬李德生称,“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毛问李:“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李答:“就是大造舆论。”毛笑了之后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半年后,1969年4月,李德生被毛有意破格安排为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他的四方面军背景,使之成为毛着意插进军队高层中几近一方面军——四野一统天下的一个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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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鼙鼓动江淮
——在安徽制止武斗的回忆

刘家驹

《昨天》编者按:本篇是刘家驹老人抱病整理旧稿时提供给本刊的。因重病缠身,他已无法重返旧地对记忆中的一些细节逐一进行核实。若有发现某些细节与史实有出入的知情者,敬请指正。(左图:重病中的刘家驹先生没有合适的近照,这是他2006年留影。)
作者简介:刘家驹,1931年生,重庆人。1949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以“志愿军”身份参加朝鲜战争。1962年由炮队训练队副队长调十二军军部政治部宣传处专事革命回忆录的采访、写作、整理工作,并在此职位上参加了文革前期安徽省的“支左”。以后以宣传处副处长职称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任《解放军文艺》编辑组副组长。后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文革进入第二年,毛泽东号召兴起的造反派全面夺权,掀起了“一月风暴”,《人民日报》1月22日号召造反派夺权的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然而,夺权却引发了群众组织的大分裂、大混战,各地的造反派因夺权而分裂,变文斗为武斗。
与此同时,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批示给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于1月23日发出,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军队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但同时又因“支左”而“支派”,激化了群众中不同派别的矛盾,导致了新的动乱。
安徽的两派冲突,是从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省委大权开始的,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一派认为夺权没有搞大联合,坚决反对,说成是“好个屁”,人称“屁派”,各自简写为G派和P派。
造反派中的P派中有一支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的红卫军,冲劲大,影响大,还有几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的老干部支持他们。1966年12月3日,毛泽东、林彪批示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意见,要求“一切复员、转业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革组织”。1967年1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时也特别强调“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安徽的红卫军遂被认定为非法甚至反动组织。1月25日,红卫军的发起人之一、省民政厅老干部于得水遭到逮捕,不久死于省公安厅看守所。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九条意见中专门写道:“逮捕于得水同志……是错误的。”“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央在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还强调:“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安徽局势进一步混乱,对立的两派都认定自己是“左派”,对方是“反革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相继在淮南、蚌埠、芜湖、安庆摆开了战场。黑云压城,生产停顿,交通中断……
华东是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地,几千家大厂要开动机器,都在急待安徽的煤炭发电……
因前一个省军管会已经无法应付复杂局面,7月底,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驻苏北的十二军入皖全面军管,并任命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主持安徽省军管会,军委又任命李德生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令在安徽的各军、兵种驻军,都听从李德生统领。李德生像当年朝鲜战争中出任上甘岭前敌总指挥一样,以战斗的姿态排兵布阵:
令属下的第三十一师进驻安徽的津浦铁路线,一个连进驻一个车站,南来北往出入境的客货列车,都要上去一个荷枪实弹的战斗班保护;
芜湖到安庆是长江水运的要冲,由第三十五师把守航道,每艘客货船都派出一个武装排护航;
第三十四师全力集中在淮南煤矿的十个矿区,每个矿放一个营,干部战士都轮班到井下掘煤的掌子面“抓革命促生产”,确保每天产煤两万吨送往宁沪杭;
马鞍山钢铁厂生产的特种钢,是国防工业的急需品,不得须臾停产,从车间到班组都有军人跟班;
大别山里给未来战争储存了大量战备物资的几百座库洞,是我军的“小三线”,由省军区的独立二师组成几十支警卫分队去看管;
城市交通、治安,基层企事业单位新建革委会,均由省军区的独立一师管理……
仅几天时间,8万军人遍布安徽城乡,一个士兵管控一个农村生产大队,一个班长主管一家千人工厂,佛子岭水库、皖西林场、九华山庙宇、黄山景区都列入了军管范围,军人无处不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人政权出现在江淮大地。许多地方生产恢复了,交通也通畅了。
然而社会仍然无法安定,“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两大派依旧是你死我活枪炮相向。
8月4日,十二军部队进入安徽指定的各个地点后,李德生迅即召来两派头领、干部代表、新闻记者、群众代表座谈,他向与会者宣读了中央对安徽的处理政策,表明十二军支左的态度,说,十二军是毛主席派来的——他给大家亮出了毛泽东签署的军委命令,明确宣布:主席讲,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G派、P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你们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双方放下武器,共同协商建立大联合、三结合的新政权。我们保证对G、P两派一碗水端平……
群众组织毕竟不是有组织纪律约束的军队,不会对李德生的讲话令行禁止,而且已经打红了眼,都自认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渴望自己的枪杆子能打出个新政权,与对方联合、平起平坐就是搞阶级调和。况且,两派在争斗的战场上已有几百人牺牲,几千人流血,不报仇雪恨,死者不瞑目,生者也无地自容。他们对李德生的口谕根本不予理会。
8月8日,两派在合肥又展开了一场浴血的搏斗。
傍晚时分,合肥城北突然枪声骤起,我从枪声的密度和使用的枪种判断,应是相当于营的战斗规模。枪声就是命令,我分管的宣传车即刻出动,政治部和司令部值班人员二人跟车,广播中不停地发出呼喊:
“我们是6408部队(十二军的代号),是毛主席派来的,坚决反对武斗!”
广播车循着枪响方向开到肥河大堤,流弹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嗤嗤掠过。我站立在车厢前头眺望,看到六安路路南的一家机关大院,和路北的市第六中学的屋顶上,都有沙袋垒成的掩体,射孔的火舌正在喷吐,相互对射的机枪、自动枪子弹在暮色里像无数的火绳在空中飞舞。
司令部的刘参谋指挥宣传车开到六安路中央,这一果敢行动迫使双方的枪声稀落了下来。我们跳下了车,进了路南的机关大院,院落很大,已挤满了人,我发现坐在地上的,是些被反绑的学生,一见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都放声哭喊开了:“解放军啊,快救我们,他们要杀人啊!”
我问一个持枪的看守:“他们是哪一派的?”
看守回答:“P派的。”
“你们抓了多少人?”
“一百多吧。”
“怎么处理?”
“带回总部。”
“总部在哪里?”
“合工大。”(合肥工业大学,是G派的大本营。)
这时,一个头头站立在场地中央发话:“马上撤走,各班看好自己的俘虏,缴的枪都让他们扛上。”在头头的指挥下,看守从地上拾起散乱的枪支,退下了弹仓的子弹,把枪支挂在俘虏的脖子上,俘虏排着队,在吆喝声中被押出南院门。
楼上G派的战斗人员,正被我们上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下赶,一个小青年扛着挺轻机枪来到我跟前,用手指做了个V字,小青年告诉我:“有人被打死了。”他带我来到大院的东北角,这里有个石灰坑,坑里浸泡着一具蜷曲的尸体,我让小青年放下枪和我一起各拽一只脚,把死者从坑里拉到坑沿。尸体浑身是石灰浆,白糊糊的,在夜暗中,还能辨出是个学生模样。小青年说:“我们G派攻进这座大院,他是被俘后给处决的。”围观的人告诉我:死者是P派的敢死队员,外号叫小福子。
此时路北枪声又响起,我顾不上处理尸体,领着我们放映队的两个战士奔出大院,穿过马路,跑到了枪响的六中教学楼跟前,屋顶上的枪声骤然停了,有人向下喊话:“解放军同志哟,快救我们!”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两头的楼梯间正烧起大火,我近前一看,烧的都是课桌,椅子,我认定是守楼P派搞的防御性措施,自己放的火。我找来根木杆一件件往外拨拉,两个战士把燃烧的桌椅用脚往楼前的草地上踢,忙活了一阵,终于掏开了一个通道,我不顾余烬的高温冲上了二楼,二楼没人,又上到三楼,也未见到人影。我仰头向屋顶高喊:“解放军来了,你们都下来!”
稍停,顶层的天窗洞开,探出个脑袋来,说:“我们下不来,还有负伤的。”
我和两个战士拉来几张书桌叠在一起,我爬上天窗,到了屋顶的平台,一伙人都拥过来紧紧搂住我,感激的话变成了一片呜咽。我安抚了他们一阵,清点了人数,一共15人,有三人是腿和胳膊负伤的。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小头头:“你们守楼的有多少人?”头头说:“一百多。”“怎么还剩下你们十几个?”“他们刚撤走了。”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把一根长长的木头支搭在楼后一棵杨树杈上,刚才枪响,可能是退路被G派切断,这十几个人才给截留下来的。我马上站到平顶的边沿向楼下喊话:“门诊部的医生护士快上来,这里有伤员。”
回过头,我和两个战士把能走动的从天窗一一送了下去,留下一个小青年照顾伤员,我和他聊起来,他是六中高二学生。他告诉我,他们参加战斗的都是成份好,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的。我问:“为什么都挑成份好的?”
小青年答:“亲不亲,阶级分,成份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铁骨红心。”
我又问:“誓言有些什么内容?”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
“你们刚才还在喊救命,为什么不打到底,杀身成仁?”
小青年有些发窘,说:“让你们来解救我们,就是要得到你们的保护,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再战斗的。”
我在想,年轻人思想如一潭清水,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他们都会义不容辞去赴汤蹈火的。
医生护士上来包扎了伤员,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三个伤员送到楼下,我看了看表,已过晚上9时。返回时,我特意让宣传车从市中区穿过,合肥最热闹的长江路,已是一片萧疏,见不到车辆和行人,空落落的街道上,只闪现着稀稀落落的街灯。



第二天,我们把两派武斗的战况向李德生作了详尽的汇报。李德生说,我们不能等待了,天天都在死人, 必须要两派马上交出武器,释放俘虏。他要我们去找两派头头吹风,先礼后兵。
晚上,我随刘参谋来到P派的武斗指挥部,地点在民政局的大院内,总指挥叫程明远,是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50年代曾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曾希圣被调走以后得到平反。
P派指挥部警戒森严,我和老刘到达民政局门前,哨兵用手电对我们从脑袋晃到脚下,验明正身才放进大院。在办公楼前,一个彪形大汉在等候,在他引导下,我们走过长长的过道,两侧房间是审讯室,从一扇虚掩的门缝能清楚看到审问者在吊打俘虏,殴打声伴着惨叫声撕心裂肺。
我问引导:“你们审问的是些什么人?”
引导说:“昨天俘来的。一般的小萝卜头都关到了农学院,在这里关的都是好派的大头目,程司令要亲自审问。”
“你们这样的吊打不好吧?”
“对这帮人可不能温良恭俭让,他们抓住我们的人,整得还惨,阶级斗争嘛,不能心慈手软。”
我们上到楼的二层阳台,见到一个光头大肚像罗汉般的人物,正躺在席子上摇动着蒲扇,见我们来了,才缓缓地起身坐起来。他就是程明远,这个当年在鄂豫皖拿大刀片子杀出来的老红军,现已掌握了P派的百万武装力量。我们刚到他跟前,他身后就闪出十多个提着自动枪的卫士,对我们虎视眈眈。程明远没让人给我们设座,只顾摇动手中的蒲扇一言不发。
老刘蹲下身子对程明远说:“程司令,李主任问候您,让我们来传达他对两派的希望和要求。”
程明远很敏感地说:“你们来就是要我们缴枪,是吧?”
老刘说:“我们不会偏向哪一派,将来会在规定的地点让双方同时放下武器。”
程明远马上说:“这是李主任的意思,还是中央的指示?”
老刘说:“中央早在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中就说过了。我来之前,李主任请示了中央,中央要求你们交出武器,释放俘虏。”
程明远说:“康老表态了吗?”
我们已经听说过,去年底,程明远等一批老干部联名发表紧急呼吁书,支持造省委的反,随后程明远又与于得水等发起成立了红卫军。于得水被捕后程明远遭到通缉。今年3月中央解决安徽问题时,由康生宣读的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写上了:“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所以程明远对康生有感恩之心。老刘说:“李主任请示过康老,康老同意的。”
程明远说:“既然中央文革有指示,我们坚决照办。”他又反问:“你们对两派有些什么武器都清楚吗?”
老刘说:“我们刚介入支左,确实不清楚,我们可以向你们作出书面保证,如一方留下一枪一弹,我们就要追究领导者,他们必须承担欺骗中央的责任。”
程明远说:“马上要我们交出武器,可能办不到,我们还要开会研究。”
老刘说:“李主任说,只给两派20天的期限。”
“同志哥,”程明远带着几分傲气说,“缴枪给你们不光是合肥,我们P派要在全省统一行动,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下面有数百万人,百万条枪,又分散在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通知,要说服,得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工作啊。”
程明远当年在鄂豫皖苏区,手下兵力是一支三十多人的小游击队,如今已雄师百万,武器又精良,他最懂得政权只能来自枪杆子,放下枪杆子,靠吐唾沫夺权,是竹篮子打水。
刘参谋进一步告诉他说:“各县市都有部队的人,我们有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行动,下面的工作由我们派人去做。”老刘站起身来又说:“就这样定了,我们告辞,请司令保重。”
刘参谋在我们中间都被叫作“刘铁嘴”,在返回的车上,我说:“老刘,你那张嘴起到了一个师的作用。”老刘嘿嘿一笑,对这伙人,就是要靠吹靠唬。
一个月后,程明远还在拖着,但在江青和康生的“九五讲话”中公开宣布程明远是叛徒,是P派后面的“黑手”,我们就趁宣传贯彻“中央首长九五讲话”之风,以“叛徒”罪把程明远抓起来了。
就在见程明远的第二天,我们又去到G派设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指挥部。G派的头头是大学助教,他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事,地面有,屋顶上有,战斗队员都在工事里严阵以待。头头告诉我,他们的工事都是请复员军人来指导设置的,每个工事设计费给50至30元不等。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这样干?G派人数最多,难道就没有军事人才?”
头头说:“我们参加战斗的成员,以学生为主,还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出身不好的、五类家庭的坚决不用,我们使用的解放干部也是如此,凡有涉嫌走资派的都不启用。”
“那为什么?”
“将来大联合三结合,我们政治上干净,会处在有利地位,P派的人能打,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出身地富和国民党的反动力量。”
这位唯成份论的大学助教还告诉我:“G派在全省五千万人占多数,全省的新政权应以我们为主,我们不排斥P派,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大联合、三结合。”
强烈的派性促使这些头头不识时务,战火只会延续,收缴双方武器已迫在眉睫。
1980年代末,有人来京告诉我,这位G派的头头,已是深圳商界的显赫人物,他很有经济头脑,买下不少当地的原始股,已是千万富翁,他敢向身边的人说,修正主义才是我向往的道路。



就在合肥“八八”事件的同时,淮南的两大派数十万人马,在八公山下列阵,准备打一场“小淮海”。当年谢安和苻坚的淝水之战,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我到淮南时,武斗已停下来,青葱的八公山看不到“草木皆兵”,浩浩的淮河上,也看不到“血流漂杵”。这里绿水青山依旧,到处却是一片死寂。
三十四师师部住洞山镇,接待我的是支左办公室主任李科长和张干事,他俩向我介绍了淮南的情势。
淮南煤矿有10个矿区,分布在150平方公里的一块淮河冲击平原上。文革开始,50万矿工因夺权分成两大派,三十四师到达淮南之前两派已势不两立,大小战斗已打了十余次,就在我来淮南的前三天,两派正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兵力,从洞山到田家庵的十多公里地段上挖壕筑垒,准备展开一场生死决战。师领导分头劝说已不奏效,师长张季伦集合了指战员四千人,亲自带队插到两派几十万人正待厮杀的阵地前沿,组成一道人墙,一边手摇《毛主席语录》本,一边高喊口号:“停止武斗,和平谈判!”这场面很具有威慑作用,谁敢开枪射杀解放军呢?两派在我们强大的和平攻势下,撤离了战场。此举还得到中央文革的表扬。
李科长赞扬师长的坚毅果敢,他更欣赏两派的武装力量,建制都是按班、排、连、营、团……编成,战斗成员是工人, 骨干是复员退伍军人,号令统一,步调一致,真正像是在打“人民战争”。
他要我去见见P派头头张家祥,此人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侦察排长,复员回到淮南开了家大车店。文革开始,他第一个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公安局抓了他,放出来又上北京上访,冲过中南海。他用红卫军的旗帜聚集了数十万人马,身边有四个精锐的战斗团,依托农村为根据地,随时准备打进淮南。
张干事对张家祥的看法决然不同于科长,他说:“张家祥匪气十足,他们一伙打砸抢烧淫掠,无恶不作,要是让他们来坐天下,我们就得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李科长用电话通知了P派,要他们对我做好安全接待,又用他的工作车把我送到长丰县(水家湖),这里是南去合肥,东到蚌埠的铁路交叉点,P派的指挥部就设在县郊的一家拖拉机厂。接待我的是P派总指挥部的李参谋长,他人很瘦小,脸上有枪伤,年纪约50开外,话语练达,不卑不亢,还保持着军人的仪态。让我惊讶的是室内的布置,几乎和我们一个师的作战指挥所一模一样:墙上有巨幅军用地图,图上贴的红蓝纸条区分出两派的军事分界线,双方防区还注记有番号和兵力,标识清晰细致。房间的一侧有五部电话通向外界,几个守机女孩子在记录,屋中央七八平米的沙盘内,微缩的地物地貌精巧逼真。
参谋长把我让到会议桌前坐下来,一位似参谋人员的过来为我沏茶。参谋长自报家门,姓李,原是晋冀鲁豫军区七纵的,和我们十二军前身六纵曾在攻打羊山集时并肩作战过。那是1947年,国民党宋瑞珂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坚守羊山,六纵攻击了三天,伤亡了三千人才爬上半腰,七纵上来继续往上攻,代价更惨重,这位李参谋长当时是连长,连队给打掉了一半。他形容是踩着遍山的尸体上到羊头的。地上死人的脑袋,像地里长的西瓜,一不留神就让你踏上一脚。1954年他转业来到淮南。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昨天我为党的事业活下来了,今天我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我是敬佩的,他已多年没经历战火,党文化的传承,让他还存留有一颗忠诚毛泽东的心和坚定的战斗精神。
正说话间,有人来报:“张司令到!”出于礼貌,我随李参谋长到门厅前恭候。
放眼一望,厂门口正跑步过来一支步伐齐整的队伍,一身军装,肩挎自动枪,头上戴的俨如钢盔样的矿工帽,一到办公楼前就自动分列两旁。
张家祥出现了,他从侍卫的行列中大步走过来,尾随他身后的是一个女兵班,人人腰上别有59式手枪,身着灰色军装,俨然红色娘子军模样。
张家祥来到我面前,参谋长迎上前介绍说:“这位是6408部队的首长,从合肥来,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看望您的。”张家祥威严的脸上现出笑意,伸出的右手只显露出两根指头,他的傲慢让我激灵了一下,我很快恢复常态,伸出手握了握他那中指和食指。他没有谦让就先进了屋。落座后,李参谋长可能见我有些不愉快,忙给张家祥做了补白:“刘同志是李德生主任身边的高级参谋,是来了解两派情况的。”
我无须辩说,这种虚妄的身份对造反派有着特殊的作用。我马上说:“我带来李德生司令对张司令的问候。”我有意把两位不相称的“司令”的称谓并列,给对方一种满足。
张家祥微微起身说:“岂敢岂敢,祝李司令身体健康。”
我开始介绍合肥的制止武斗情况,用劝导的口吻,希望淮南两大派都放下武器,听从中央部署,搞好大联合。张家祥没有正面回答我,大讲淮南你死我活武斗的来龙去脉,说P派已伤亡好几百人,此仇不报对不起淮南的革命群众,还向我表示,政权必须用枪杆子取得,他有决心把G派赶出淮南,赶过淮河。
我来这里仅是观察些感兴趣的人物,没有带来官方解决派性的任务,面对这位眷恋战场的派头头,只是逢场作戏地说说。
我问:“你们将怎样执行中央关于停止武斗的指示?”
张家祥说:“江青同志最近有个讲话,主张文攻武卫,江青的话代表了毛主席,现在阶级不分,阵线也不明,怎么能联合?”
我说:“你们这么打下去,谁也消灭不了谁,后果是什么?”
张家祥提高了嗓门说:“我们不是打了22年的战争么?内打老蒋,外打小日本,后果就是革命者的胜利。我请您转告李主任,淮南炮轰派(G派)举手投降,我就交出武器。”他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闪出一股杀气。
我又问:“你要打进淮南,你准备出动多少人?”
“四个兵团,一百万人!”
我知道张家祥是在吹嘘他的军事实力,我再和他对话也无意义。告辞时,我调侃说:“安徽凤阳出了个朱皇帝,你要是像你老乡一样,中国就归你了。”
“哪能这么说?”他不懂我的揶揄,还谦让道,“天下永远是毛主席的,我是他的马前卒。”
有评论家说,共产党能冲杀的军事干部,大都出身游民阶层,张家祥实实在在就是这一类型。三年解放战争的生死搏杀,他成为了侦察排长,造反半年,混成了十万造反大军的总司令,为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又在奋不顾身。
我在淮南待了两天,到各个矿井去转了转。炮轰派十分注重政治影响,他们的旗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一切听从部队安排”,以此得到了三十四师官兵上上下下的好感。我看到井上的机械修理车间、发电厂,井下巷道的运输,掌子面的掘煤都有人在生产,军人在跟班,确保了每天两万吨煤的生产。
第三天,刘参谋突然来淮南,他才是真正代表李德生来的。李德生得知了淮南武斗的新动向:张家祥已秣马厉兵,即将攻打淮南。去年张家祥率部攻进淮南,洗劫了市委大楼,损失尚小,这次要是打进去,死人多且不说,各个矿出不了煤,华东三省工业停产的后果不堪设想。
李德生派出刘参谋是来劝谕张家祥的,同时要求三十四师防患于未然。张师长十分警觉,马上调动两个团,在进入淮南的大通矿一线部署了一道阻断P派进攻的防线。
我关注刘参谋战前的未雨绸缪,跟随他去了水家湖。
这里已是一片忙乱的出征景象:在火车站的各个附线停车道上,七八列运煤的车皮里已挤满了整装待发的战斗人员,大约有两万来人。
车皮里的斗士们,一见军人到来,马上举起手中枪对空鸣放,枪支如林,似在向我们显示力量。
刘参谋令小车开到正待出发的第一列车的轨道前停下来,他跳下车,对着列车上的人高喊:“我是6408部队的刘参谋,我恳求你们通通下车,不要进入淮南!”
坐在车头的张家祥从车上跳下来,指着刘参谋:“你是什么人?敢来堵我的车?”他见我站在刘参谋身后,缓了缓口气说:“我们是回老家闹革命,保证不打第一枪。”
刘参谋说:“你们回去可以,等全省的造反派都交完枪,再回去也不迟。”
“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战士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给炮轰派赶出来的,要回去恢复自己的家园。”
“不答应也要执行,这是中央的命令!”
“你说的中央不是毛主席的,是刘少奇的!”张家祥态度转为强硬,他转身一挥手:“车开过来,向淮南前进!”
车头喷发出一股白烟,突突叫了两声,拉响了几声尖利的汽笛,车轮启动了,缓缓地从铁轨上碾过来,顶住了我们的小车。刘参谋气急了,喊道:“张家祥,你有本事从我身上碾过去!”他走到小车后的轨道中央躺了下来。
张家祥怔了一下,猛然间,他恶向胆边生,高喊:“开!压过去!我的命抵他的命!”
刘参谋横躺在轨道上,闭着眼,火车头挤兑了小车两下又停下了。正在这时,他们那位李参谋长出现了,他附在张家祥身边一阵耳语,张家祥愤然走开了,李参谋长过来蹲下身子对刘参谋说:“请起,请起,我们让火车停下来,有话到我们指挥所去说,你是军人,躺下影响不好。”
刘参谋坐起身来说:“那请你们武斗兵团通通下车,列车开到附线,我们不进你的指挥所,就在这里谈。”刘参谋很有心计,这是他和造反派打交道积累的经验。
在李参谋长的张罗下,两万多战斗成员骂骂咧咧下了列车,张家祥再没出现。
刘参谋告诉李参谋长说:“我们在大通矿部署有两个团,谁先动武,我们就还击谁。”
这话有绝对的威慑力,军人出身的李参谋长懂得,一群乌合之众,是不可能对抗正规军的。
这场大规模的武斗终于被及时制止下来,李德生进一步作出部署:交枪的同时,清理两派的坏头头。淮南的张家祥首先被清理出来。第二年军管会决定枪毙他时,我特地赶到淮南去看他,为他“送行”。
张家祥被关在田家庵我一○○团司令部驻地的后院,是团的金干事陪我去见他的,金让担任看守的团警卫排的班长把张家祥从小屋里带出来,没有给他戴戒具,我和他站在院中央说话。
我观察他身体依然很壮实,似乎也没感到死刑对他的威胁。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
张家祥点了点头。
“你知道自己的下场吗?”
“知道,定了我死罪,已上报中央了,等待吃枪子。”他回答得很平静,对自己的结局无怨无悔。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犯罪,我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的,罪行是他们强加的。”
“我看到你的罪行上说你在卢桥拖拉机厂抢了20公斤铂金,枪杀了六条人命。”
“抢铂金是下边人干的,已如数交还了。杀人是在双方枪战中打死的老百姓,谁杀的,不清楚,都算在我的头上了。”
“你的手下还奸污上百的妇女,是事实吧?”
“吹牛不犯死罪,梁山泊好汉的旗帜是‘替天行道’,我的旗帜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张家祥是抗日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兵,绝不会让我的战士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是总指挥,你就得承担首要责任。”
“你们怎么说都占理,就是为了要我的命。我告诉你,枪毙我那天,我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他已视死如归,毛的“革命路线”把他推向浪尖,现在又把他摔到谷底,明天,他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我向他挥了挥手算是送别。
第二天,市军管会在大通矿召开临刑前的万人声讨大会。张家祥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被三十四师警卫连的一个班带到一座石矸子小山跟前,他仍然昂着头,没有下跪,我们的一位警卫排长用枪顶住了他的后脑勺。解放战争中,他的战友大都倒在中原战场,文革的这场搏斗,他也是在浴血,他得到的不是胜利,是一个解放军的排长对他扣动了扳机,枪声响处,脑浆迸出,他一头栽倒在矸子堆里。
淮南平静了,大联合了,权力都集中在军人手里,造反派都回归矿井、工厂,他们得到的权力就是努力高产出煤。
历史会对张家祥作出怎样的评定?40年后,刘参谋对我说,我们是为了淮南的社会安定,把他杀鸡儆猴的。



与此同时,芜湖的两派打得也很激烈。李德生带着苏参谋单枪匹马去了,他坐一辆苏式吉普车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车头上有好几处弹孔,说明他制止武斗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两派头头都把精力集中在战场,根本不理会李德生上门传达中央的紧急指令和苦口婆心的劝说,两派拼尽全力大打了三天,实力强大的“三筹处”,把“联总”赶出了芜湖,一万多人去了上海、南京流浪,两千人上北京告状。李德生求助于中央,康生出面把军代表和造反派的头头50人召到北京谈判,周恩来到会讲了话,强制两派签署协议,保证“不打架”,“不抓人”,被打出芜湖的“联总”由十二军护送回城搞大联合。
“联总”要报仇雪恨,集中了一千多人到滁县瑯琊山建立了武装训练基地。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葱葱,当年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就在这里写出名篇《醉翁亭记》,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欣赏山青水秀,明朱元璋却看它是夺取政权的根据地,从这里练出了精兵打倒了元军。如今造反派找来一批复员军人担任骨干,在峰回路转的山涧溪边安营扎寨,为杀回芜湖开展了大练兵。
三十五师师政委赵元昇告诉我,为说服“联总”回芜湖,他们派出了20多人的工作组到瑯琊山。令他们惊讶的是,这里真有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的阵势,沿山沟溪边是几百座小茅屋,战斗组织一律按军队编制,军事管理,三餐野炊,24小时的作息号起号落,射击训练、土工作业、战术演习都有统一的进度。标语满山满涧,有“卧薪尝胆”“杀回老家去”“练兵场就是战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牺牲……”等巨幅标语,都用石灰刷在石壁上。
为迎接工作组到来,他们专为工作组安排了训练成果的汇报表演。
第一组出场的是几队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人像靶设置在山缝或树丛间,让射手体现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用立、跪、卧三种姿式快速射击,命中率达90%。
第二组是展示他们在山野的战斗技能, 一百多人同时攀缘十多丈高的悬崖。只见他们抓住葛藤,贴身绝壁,在半空中举枪指向山上的活动靶,枪响靶落,让打过仗的行家们也禁不住拍手叫绝。
最后是在基地摆出了营进攻的战术演练:三个连成品字形交替掩护攻击前进,射击、拼刺动作规范,不亚于部队用郭兴福教学法教练出来的机动灵活水平。
基地头头们骄傲地说,他们已具备打回老家的实力。
工作组赞扬他们的训练成果,是军队名副其实的后备兵源,也推心置腹地劝导他们放下武器,有军队的保护,两派平心静气地坐下谈判,搞好大联合。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开导,“联总”终于有条件地接受了工作组的意见:
一、两派放下武器必须在行动上对等;
二、确保“联总”人人生命安全。回芜湖后,住地由军队派兵24小时保护。
三、接受他们中间热爱解放军的年轻人入伍。
这天晚上,醉翁亭下开起了联欢会,有歌有舞,每个节目都是对伟大领袖的歌颂。女孩子联唱的《红军想念毛泽东》,如泣如诉的歌声,引发台上台下工作组为之动容。一个小青年唱起《红灯记》中的“狱警传”片断,有板有眼,声音高亢,感情投入,宣传科长最为感动,召来小青年询问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小青年十分敏感,第二天交来一份他咬破手指写的血书:“参军报国!”
赵政委对这场精心安排的晚会评价说,如果他们上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就是战前最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支武斗队伍在工作组带领下回到芜湖,又在部队的保护下在大街上游行了一圈,他们在P派群众欢呼中得到了满足。
庆幸的是,他们不是用枪炮杀回老家的,否则这千把人肯定有许多会抛尸芜湖街头。
李德生从北京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接见了他,毛对李德生和平解决芜湖事件很欣赏,并引用古典说:“明其为贼,贼乃可服。”
这是《汉书》上的话,意思是制止了武斗,别忘了阶级斗争,还要向群众公布坏头头的罪恶,群众对党的怨恨才会得到消除。
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8月下旬,安庆G派集结市下属八个县的十万民兵,把这座江城团团围住,声言不投降就破城。P派一边倾城坚守,一边向省军管会告急。李德生迅即组成工作组前往解围,成员有十二军副政委宋佩璋,副军长李长林,司令部政治部各出一名处长再配上参谋、干事、助理共七人,干事就是我。
李德生召集我们开会告之,安庆武斗所以热闹非凡,两派背后都是军队站在第一线组织指挥,城郊有十多家大工厂,是海军、空军的军工企业,工人都追随G派,手中武器全由军队工厂和人武部供给,G派最大的战斗力是民兵,班排连营的骨干几乎全是复员军人,总指挥是转业到地方的一个师参谋长,他是经历过抗日战场洗礼的老兵。P派也不弱,它的核心力量是由南京军区第二工程团和军分区独立营,以及市民学生混编的20个战斗营,他们在安庆城内筑起街垒,高楼墙垛都设有机枪和火炮的工事。这场攻防战要是拉开架式打起来,安庆将是人亡城毁。李德生看到了它的巨大危害,亲自出马,决心从源头开始扑灭这场正在燃起的战火。
李德生带领我们赶赴安庆。他在安庆已布下了十二军的一○三团(当时我们都习惯于简称为“○三团”)。他知道,仅靠两千人的武力是镇不住造反派的,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所以派出一个高级别的工作组,意图是用组织和行政束缚住军队这只看得见的手。
工作组进入安庆外围的月山,我看到公路上岗哨密布,山头上到处是堑壕和盖沟,这里已是G派重兵的集结地。到了安庆城下,我们进入了P派的防区,到处是明碉暗堡,个人的掩体全是用沙袋垒成,战斗员们脸上都布满硝烟,蹲在工事里转动着两只眼睛盯住我们。十多间房屋余烟未烬,像是刚刚战斗过。城门口有几个P派正等待的联络员,过来查看了我们的车辆,确认了是十二军的工作组,才热情地引领我们入城。满街是路障和街垒,我们的车从他们跟前驶过时,都跳出工事,举起枪高喊:“向6408部队学习!向6408部队致敬!”
一○三团已为我们安排好住地,地点是人去楼空的专区行署。我们还没解开被包,李德生就告诉一○三团团长,说他马上要见当地友邻驻军领导和两派武斗的总指挥。团长熟悉两派和各家驻军,半个小时就通过电话安排就绪。
会见地点设在临江的一座大楼上,那里是两派交火的前沿,团长已安排了警戒,保证来人的安全进出。
我们随李德生来到这座有四层的楼房,站在屋顶,滚滚长江一览无余,楼下是一条沿江的长街,没有行人,街角街口都是砦障,各个住家的楼房窗户里还伸出黑森森的枪口。我陡然间想到,60年前(1907),徐锡麟在这里举行反清起义,枪杀巡抚恩铭,战斗场景仅是几百人,如今已是数万武装的对峙。我是战争的过来人,我知道一场蓄势待发的惨烈战火即将燃起,战前的沉寂气氛让人不寒而栗。
召来谈话的头面人物都是单独进行,由团长引领。第一个上来的是南京军区某军副参谋长宗书阁。他是李德生的老部下,一见到老首长忙举手敬礼,李德生对他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地说:“我要你来,是要你约束你们在安庆的几家工厂三万多工人,必须执行军队的统一号令,不得和地方造反派搅和在一起,发放的武器立即收回,也不要再支援地方造反派任何物资,这是我代表军委向你下达的命令!”
宗副参谋长身材短而圆,他一边擦拭头上的汗珠子,一边嗫嗫嚅嚅地承诺:“我做工作,我做工作,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后来得知,在解放战争攻打大杨湖的恶战中,他的团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还突不破口子,李德生命令他带上炊事班和能走动的伤员上,无论如何也要突进去!用宗副参谋长的话说,战争就要靠死磕才会有胜利。
李德生又告诉他:“在安庆我派出了领导小组,你都熟悉他们,一○三团又是你带过的,你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向他们提出。”
宗副参谋长表示:“是,是,我会全力以赴。”
临走,宗副参谋长和我们一一握手,他拍着团长的肩说:“都是丘八,有事我们就关起门来说。”
送走了宗,团长带来东海舰队的后勤部副部长。尽管南京军区管不了他们,一见面,李德生也是像对宗副参谋长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已瘫痪,许司令给造反派赶进了大别山,军委任命我为军区的领导,又接管安徽省党政军的全权。安庆不能乱,如长江航运中断,华东地区老百姓的吃穿用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军委要我明确向你们表示,军工企业不得参与地方造反派的武斗,收缴你们发放的武器,只能在自己院内闹革命。你们必须执行!”
这位副部长听着李德生说话,脸上的愁云越聚越密。他也是抗日老兵,虽不是李德生的老部下,深知在军事首长面前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最后表示,坚决服从军委决定。
他是下基层巡视工厂的,不想介入派性,蜻蜓点水就开溜,团长约他来,是想给他脖子上套根绳索。他是老后勤出身的部门首长,政治能力远不如宗副参谋长,造反的工人派性一发作,连老爹老娘也不买账。团长说他怎么也有几十年部队政治斗争的经历,又有来自军委的巨大压力,责任感会逼他找出应对各种困难的办法来。
接着G派的作战总指挥来了,此人中等个头,40多岁,粗眉大眼,一股虎气,他原是我二十军六十师的师参谋长,1960年代初转业到安庆来当粮食局长。他身着汗衫短裤,头戴钢盔,身后还跟一个班的贴身警卫,都携有长短家伙,他一见李德生,不卑不亢地致举手礼。李德生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总指挥很健谈,告诉李德生,他是1942年在苏北入伍的兵,参加过苏中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眼下安庆市和属下八个县的G派民兵都归他指挥,八个县的P派都被他统率的G派武装包围,只要他一声令下,指日就可进入安庆城。
李德生平静地借着他的大话问:“你们得了安庆,安徽其它区还有P派的几百万人,又有湖北‘三新’、‘三钢’的支持,他们都来对付你,你怎么应对?”
这位总指挥没有品出李德生话中的滋味,仍然高声大气地说:“了不起就三分天下。毛主席就高兴天下大乱,他老人家的斗争哲学是用大乱来达到大治的,我们坚决紧跟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到底!”
李德生说:“你们有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农民的造反派不得进城是中央的明确规定,谁要不执行,一意孤行,我们就坚决制止。我来这里就是要求你们交出武器,和P派一起解决你们的夺权问题,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没问题!”总指挥表态干脆,“我们的武器已清点好了,说交就交,不会留下一枪一弹的,绝不违抗中央的命令。”看得出他比一般人富有社会阅历,他知道,派战不会持久,收了枪炮他还有个自身的出路问题,李德生对他的单独召见,或许使他看到了这方面的希望。
总指挥最后说:“只要李司令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我是坚决拥护中央的。”他干脆的表白,决不是虚与委蛇,确实是出于自信。人多势众的好派在安庆地区,就是放下武器,依然是绝对优势。
当他离开时,由我送他下楼,楼下街道两旁都是他的警卫分队,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地在巡逻戒备,显然是担心李德生摆下“鸿门宴”。总指挥平安下楼上了指挥车,百多名警卫才放心地爬上了四辆卡车,向东郊飞驰而去。
已到中午时分,安庆军分区宣传科的杜科长来了,他是P派的总司令,轻装简从,只带了个警卫员。他一见李德生就掀开衣襟、撩起裤腿,露出浑身累累的伤痕,含着泪控诉军分区对他惨无人道的刑讯。李德生安抚他一阵说,有血债的,我们都要算账的。李德生问他P派的现状:“你们武斗的力量有多少?”
杜科长答:“有20个战斗组织,13000多人,南京军区的工兵二团3000人和军分区独立营500人是我们最有力的后盾。如果没有军队的武装,P派几乎没有战斗力,比起G派,P派人数上差了一百倍。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武装斗争的。”
李德生又问:“听说你们的武器还是新式的,谁提供给你们的?”
杜科长毫不讳言说:“我们的武器确实精良,都是武汉‘钢二司’造反派车载船运支援来的,全是汉阳兵工厂制造,有的还没有装备给部队,如57式冲锋枪,1962年出厂的火箭筒,都是最新式的。”
李德生说:“他们给了你们多少?”
“我没有计数,都发给了个人,仓库存放了一批,各县的P派组织只要提出要枪要炮,我们都给予支持。”杜科长的表述是坦率的。
李德生告诫他:“军分区抓你是错误的,中央已为你们做了组织纠正,你现在仍是个军人,应听命军委。大联合是中央的大方向,你要让P派放下武器,要是再打下去,想从战场上得到胜利,两派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还首先要问罪于你这样穿军装的人,你要三思。”
杜科长似乎已悟出李德生谈话中对自己有利的成分,说:“大家坐下来平等谈判,这是我们P派的共同愿望,有您李主任的支持,我坚决拥护,坚决听从您的命令!”
最后来的是军区工程兵二团政委,李德生直截了当命令他,马上把工程团撤出安庆市区,支左干部也撤离。政委两眼发直,半晌才说:“我们和P派一直战斗在一起,已亲密无间,再说G派正在攻城,让我们离开,干部战士不会同意,造反派更不会答应。”
李德生说:“恐怕是你们舍不得,你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给你们7天时间,撤不走部队,就撤你们团长政委的职!”
政委讪讪地说:“我回去先开个会传达你的指示,再……”
李德生不由他分说提高了嗓门:“我是军区副司令,我是代表军区向你下达命令。”他缓了缓激动的情绪说:“毛主席在处理芜湖问题时教导我,要我公示坏头头的罪行,我不希望看到军队有坏人,你们的派性已陷得很深,再不拔出来,你政委就要承担起违抗中央指示的全部责任。”李德生又说:“P派的安全由我们一○三团全力负责,G派已向我作出保证,不再攻城。”
政委无话可说,在威严的顶头上司跟前,他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向李德生表示:“我三天内撤走,不会留下一兵一卒。”
李德生像是在战场上雷厉风行地指挥,他抓住了安庆的主要矛盾,制服了两派运筹帷幄穿军装的人。当天晚上,他又风风火火回了合肥,由我们7人小组留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当晚,宋佩璋给我们作出分工,由政治部徐处长带上李助理进驻G派,司令部韩处长带上我到P派,任务是监控武斗组织,为收缴武器宣传群众,做好舆论准备。
P派武斗指挥部在百货大楼的顶层,我随韩处长带上自己的行李,住进了他们的隔壁,老韩几乎24小时和杜科长形影不离,我就着手处理当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一、验尸。
市人民医院存有武斗死亡的尸体,法医惧怕派性,要我去处理。尸体放在医院的地下室,大热天,没有冷冻设备,满地浇井水降温。房间虽大,一个房间放了三具尸体,一股腐尸味袭来,让我干呕了一阵。我向医院工作人员要了一瓶酒,洒在毛巾上把鼻嘴捂住,掀开一具尸体的白盖布,死者是个年轻人,停尸房的工人说他是月山地质勘探队的。我用手指去触动尸体的腹部,轻轻一碰就是一个窟窿。这具尸体有两处是子弹洞穿的,一处在头部,一处在胸口,腐味让人窒息。我看了一具尸检就不得不离开了。三具尸验用了半个多小时,医生拿来死者登记表,无名无姓,有几张照片,都是子弹洞穿的部位。我当即签署火化,骨灰保留。
他们已为文化大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往后会有谁来祭奠他们?还有谁会记得他们的“献身壮举”?
二、遣返战俘。
P派把俘获G派的人关在一所小学里,宋佩璋要我找来两派的头头,双方谈妥无条件交换被俘人员。我的任务是把P派的俘虏带出城去,换回G派的俘虏。
我来到已停课做战俘营的一家小学,看到被俘的男男女女关在十几间教室里,有的坐地靠墙,有的躺在书桌上,有伤口疼痛的在不住呻吟。我找到学生模样的战俘营负责人,他给了一摞纸的名单,我点了点数,243人。我把俘虏查看了一遍, 有二十多人腿脚受了枪伤,严重的是骨折裂,有的大腿骨露出血肉模糊的腿肌之外。我要负责人派人把重伤员马上送医院,他怎么也不干,我只好叫来一○三团的一个排,自制担架,把二十多重伤员抬到市人民医院。余下的两百多人,由我领着,打上一面红十字旗,出城走了三公里,来到一家砖瓦厂,这里是G派设置的交换地,他们把战俘关在十几座砖窑里。我清点了人数,95名,凡伤重的,由没负伤的抬着、背着、搀扶着原路回城。
刚进入市区,霎时锣鼓、鞭炮齐鸣,欢迎人群的口号声响彻街头巷尾。P派的几个头头站在台阶上向被俘者发表的慰问词,满口是“血债血还”“战斗到底”的檄文,俘虏们感动得落泪,都呼喊起口号回应。
我没想到头头们会借此大做文章挑起派性,又把仇恨火焰燃起,我马上跳上台阶,高声对大家劝说:“请造反派战友们一定要冷静,把你们要回来,不是再让你们枪对枪地打下去,是为了和平,不要再计较前嫌了,齐心协力搞好大联合,三结合……谁胆敢动你们身上一根毫毛,我们人民解放军就和你们战斗在一起……”
我的话还管用,大家屏息静听,没人站出来反驳。大街上的众多亲属战友都围过来安抚。我也为自己完成一项光荣任务感到欣慰。
三、接回夏司令。
安庆军分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50多岁,已是一头白发,造反派叫他夏白毛,他支持G派,整过杜科长。我们来之前,P派头头组织一支小分队夜袭军分区,把夏司令绳捆索绑拉过墙头,关到一处库房的楼上。宋佩璋已关照过P派放人,要我去接回夏司令。
程卫东是安庆一中学生,当地P派的一号勤务员,由他带领我来到藏人的仓库,路上,我问程卫东:“你今年多大了?”
程答:“18岁了。”
“这么年轻就当了安庆地区的一把手了,除了打仗,你还得管全市的经济、行政、治安,是吧?”
“我可没这么大的本事,都是杜科长在操持,开会,我只表个态,讲话稿都由他们拟定。”
“那你不成了傀儡了?”
“不能那么说,杜科长在培养我掌权。”
我又问:“夏司令是老红军,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关他?”
程卫东说:“他反对造反,还镇压杜科长。”
小程思想单纯,有冲冲杀杀的能量,如若权力再分配,斗争远比战场激烈,肯定不会有人再把他高高举起。
上到楼上,一间小屋由两个造反派把守。我随程卫东进了门,夏司令员一见我就下跪,我赶紧把他扶起。老头白发苍苍,衣衫不整,说话语无伦次,他边哭边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罪该万死……”
我看他已经糊涂了,劝说了一阵,扶他下楼,交给了军分区来接他的一个干部,并关照说:“夏司令回去以后,别上班了,在家休息。”
小程像是升起一股怜悯之情,补充说:“先送116医院(驻军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在那里多住些天。”
夏司令员送走了,程卫东像有准备地对我说:“你看不看我们的战备物资?”
我说,“你们还有什么物资是战备的?”
他把脚下的一块木地板掀开来:“你看看吧。”
我俯身一看,吃惊不小:几百平米的地下室堆满米面!我问:“有多少?”
小程说:“有15万斤!”
“你们从哪弄来的?”
“粮食局仓库。”
“谁的主意?”
“杜科长,当年他大别山打游击,就这么储集战备粮的。”



我住的百货大楼顶层,有个宽敞的阳台,约四十平米,每天晚上,一群来自北京的学生喜欢在这里谈天说地。正是酷暑天,我弄来十几张凉席给他们过夜,一是预防他们挑动武斗,更想听听他们传播外界的小道消息。
他们中有北大“东方红”的,清华“井冈山”的,还有“红旗公社”的。这帮人都自称是江青派来的,P派聘他们当了政治顾问,长住不走。我向他们打听全国的武斗情况,一个北大的学生去过重庆,他说,那里已进入了立体战争,除飞机没出动外,兵舰、大炮、坦克都用上了。刚从广西来的学生说,广西的一派把对立派的俘虏罚跪在南宁街头,掰开他们的嘴当痰盂,让过路人往俘虏嘴里吐痰……一个北京部队“新三军”的成员认为,全国的武斗发端于军队。他讲述了今年5月13日北京的军队造反派“新三军”、“老三军”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大打出手的故事,对我说:“你们有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全国武斗是我们北京学生到处煽风点火引起的,其实是军队带的头。毛主席要军队支左,就是支持我们造反派在全国武装夺取政权。”
这个年轻人讲的是实在的,我相信,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就是要用枪杆子改造世界。



10月2日,天未明,安庆长江航运站一个年轻人跑来向我报告,说武汉造反派钢二司送来一船武器,正准备靠岸。听口气年轻人属G派观点的。
我和年轻人来到江岸的大堤上,果然有艘大型登陆舰停在长江的主航道上,舰身有海军军用舰艇D字头编号,尾舱顶上有人正打出旗语。小青年懂行,翻译给我,说对方带的武器量大,是箱装,接船提货要用起吊机。我马上让小青年找来一名会旗语的水手,用缓兵之计告诉对方,说我们正准备接船,要他们停一个小时再靠岸。
我立即去见宋佩璋。宋说,让一○三团去处理,要他们坚决阻止船靠岸。我又赶到一○三团团长住处通报,团长要派出一个步兵连,我说,最好把炮兵营也拉出去威慑一下对方。团长问我:“这是宋副政委的意见?”
我谎说:“我跟他说过,他要你决定。”
“好吧。”团长召来参谋部署。半小时后,12门火炮的炮口高扬在长江的大堤上。我让旗语手警告对方,登陆艇如靠近岸边300米,驻军就炮击。
对方接到我们的信息,甲板上出现了一阵混乱,十分钟后,放下了一条小舢板,载上十多个人向岸边驶来,靠到长江客运的趸船边,我迎过去喊:“你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一个中年人答:“武汉‘钢二司’派来的。”
“你们来干什么?”
“支援安庆P派,他们正面临G派的屠城。”
我把他一行14人让到趸船的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我是驻军代表,绝不允许你们的船靠岸。”
一个带队的中年人说:“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别说是解放军,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们!”
说罢,中年人把他腰上的手枪拔出,叭的一声扔到我的桌前,几个造反派跟着亮出了匕首,直楞楞地插在桌面上。中年人傲然说:“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这种吓唬人的方式来自电影,纯属土匪的招式,他们以为我被震慑住了。我拿起中年人丢过来的手枪,是57式的,和我佩带的一样,我用拇指压下卡子,身管给弹簧弹出的一瞬间,我迅速抓住护壳,手一松动,枪给分解了,我把卸下的部件丢到桌上,全过程仅三秒,14个人看我玩枪玩得那么谙熟,个个目瞪口呆,我说:“我打美国人还没用过这么好的武器,你们为什么要拿来打自己的同胞?”
他们中一个年轻人喊开了:“这个解放军是老保,是反毛主席的!”
我说:“革也好,保也好,就不支持杀人。”
中年人见我不好对付,改口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军代表。”
“我们要见你们最高领导。”
我说:“我就代表驻军的最高领导。”
“不对!”站在我身后的P派小头头说,“他们的最高领导是十二军的副政委宋佩璋。”
我想,他们见不到我们的领导人是不会罢休的,便说:“可以让你们去见见。”
我带领一行人来到一○三团团部。路上,我悄声问一个年轻人:“你们送来多少武器?”
“一千多条枪,三百万发弹药,还有几十门火炮。”小青年毫不避讳。
“谁要你们来支援的?”
“安庆P派已到生死关头,要我们来救急。”
“你们还动用了海军的登陆艇?”
“毛主席让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军代表特许的。”
看来,各地的战火纷飞,陆海空三军大都已经卷入,成了各自支持的那一派的后盾。
来到一○三团团部,我先安顿他们坐到会议室。我当然不会去找宋副政委,只能让一○三团领导出面处理。我来到政治处找到政治处主任徐贵,徐贵给我发火:“我们只管安庆,外来势力你们领导小组不管谁敢管!”我也发火:“这是宋副政委交办的,你不管你就去给宋副政委说清楚。”
徐贵收敛了火气,跟随我来到会议室。我介绍:“这是安庆驻军的徐主任,你们有话就对他说。”
在场有几个安庆P派小头头,都认识徐主任,一个头头发话:“他是个团政治处主任,官不大,不管用。”
我马上解释,徐主任是代表宋副政委接见大家的。十几个“钢二司”的代表骂开了解放军在安庆支右不支左。
我陡然想起一个救星——康生的联络员,是康生派到安徽来收集社会动态的,他原是上海警备区的文化干部,我们同行,又有交情,他调北京新华社后成了康生的耳目,我来安庆前,他告诉过我,有抹不开的事就找他。
我转身出了会议室,到隔壁的办公室给合肥打电话,找到了这位姓杨的联络员,我向他通报了眼下紧迫的情况,他让我把“钢二司”的头头叫来接电话,我马上到会议室,告诉那位中年人说:“康老的联络员在电话里找你。”
他们不信,我说:“他人在合肥,要和你说话。”
他疑惑地来到办公室拿起话筒,对方声音很大,口气也大,说他请示了康老,要“钢二司”来安庆的人和船全部返回,不得留下一枪一弹。
这位头头从未遇到这么个代表中央的人给他打电话提要求。他从对方那种首长口吻判断,不会是假的。他只好说:“我们马上开会,把你的意见传达给大家,听中央文革的。”
头头慑服了,放下话筒,转回会议室喊开了:“大家静一静。”等大家平静下来,他说:“刚才康老指示我们马上回去,如果安庆问题不解决,G派还在攻城,我会马上回来。”后面的话是他为自己下台阶添加的。
十几个造反派的气焰受到抑制,叫骂的声音放低了,一个年轻人说:“那我们先不走,就在船上等着。”
我马上说:“请大家相信,我们在处理两派问题上会一碗水端平的。”
他们几个碰了碰头,决定撤离。我又送他们回到小舢板。
这时,P派的一大批武斗人员荷枪实弹地集结在大堤上,他们知道了武汉来船被强令返回,来向他们表示敬意。当“钢二司”一伙人的舢板离岸时,大堤上P派的几千条枪高高举起,对空鸣放,大江在枪声中震荡。
我长舒了一口气。



有了李德生在解决安庆问题时的擒王效应,宋佩璋趁热打铁,提出马上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为收缴两派武器大造舆论。
我们充分考虑到两派的严重对立,一颗火星子就可能把战火重新燃起,大会组织必须缜密。宋佩璋提出:由一○三团政委牵头,我和李助理、余参谋参与,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班子。我们研究决定:
一、一○三团全体出动担负警戒,维持秩序;
二、对与会两派群众作出若干纪律规定,违纪者由头头承担主要责任、切实管好自己所在的群众组织;
三、凡是入场的都由支左干部带队。
四、大会由李副军长讲话。
李副军长是战争年代从大别山杀出来的,又是全国的战斗英雄,历史上安庆属鄂豫皖苏区,李的历史会让当地群众感到亲切。
我们找来两派头头宣布我们的决定,强调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规定双方不得携带武器入场,不得辱骂、呼喊口号攻击对方,不得散发传单挑动派性……还要求两派头头上台表态,讲话内容将印发全省,上报中央。头头们是敬畏中央文革的,都表示坚决执行我们的一切规定。
李助理勘察了会场场地,精心部署一个营在场外维持秩序,一个营在场内四围警戒,一个营组成丁字形人墙,隔出两派参加大会群众的位置。
李助理告诉我说:“但愿安庆从此无枪声。”
他出身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最不愿看到两派的流血厮杀。有一年他回家探亲,陪老妈去了一趟教堂做礼拜,回来后受到组织的警告处分,党员是不允许顶礼膜拜耶稣的。这次,他是本着博爱精神来安庆的。
仅两天,安排就绪。
开会的时间是上午,在高音喇叭播送《东方红》的乐曲中,9时整,G、P两派群众组织,各自从东西两个入口处进场到指定位置。李助理特别尽力,把G派进场的人指挥得秩序井然。最爱找事的P派,也老老实实地听从军代表的号令,没有出现任何骚乱,两派都在显示政治热情和自己的实力,十万人把偌大的广场挤得满满的。
大会9时开始,一○三团政委主持,他用五分钟讲了开会的宗旨和程序。接着由两派头头上台讲话,他们都是照稿子念,遣词用句十分斟酌,高调讲团结。各派还推荐了一名革命干部上台讲话,也是照本宣科,用语都是摘自报纸上现成的。
轮到李副军长上台了,两派拼命鼓掌,像是在比拼他们对军队支持的热度。足足鼓了三分钟。满口四川话的李副军长一走上台就敞开心怀,没有一般人讲话的客套。他说:“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们造反派,别再打了,有什么鸡巴好打的?”
我一听,心发紧了,场内出现一阵嗡嗡声。
“为什么不把子弹留着去打蒋介石?你们你死我活地打了半年,今天你杀我一坨,明天我杀一你堆,杀来杀去都死光了,你们老子娘靠谁养去……”
李助理生怕大会砸锅,跑过来问我:“你们怎么不给李副军长准备个讲话稿?”余参谋也过来说:“是我忘了。”他转身对主持会议的政委说:“你想法先让副军长的讲话停下来,我们马上想办法。”其实我没有忘,我的注意力在台下,只要10万群众和平共处两三小时就是胜利。台上的表态都是些形式。
政委站到李副军长身边对公众插话说:“我们李副军长是老红军,当年他就战斗在鄂豫皖苏区,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毛主席接见过他,说他了不起……他是四川人,说话不好懂……”
在政委打圆场的时候,刘参谋赶紧从他皮包里掏出一摞白纸,就动手起草李的讲话稿,他快速写了两页开场白,我就快步送到李副军长手里,趁政委还在对群众说话之机,我嘱咐副军长说:“我们正在给你起草讲话稿,你就照着慢些念。”
要是平时,李副军长也许会不顾盛大场面大光其火,这回他已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妥,不得不按我们临时抱佛脚的稿子念。
我和余参谋你一言我一句凑句子,几句话就写出一页纸,我就不停地往李副军长那里送。他的嗓门大,念得一字一顿,很有气势。
我们心中有个大纲,先让他讲中央精神,强调毛主席对安徽问题的关切,第二层意思,就说我们6408部队保证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端平一碗水处理一切问题,要求安庆的两大派放下武器,通过谈判促进新生政权的建立……
尽管李副军长念稿不成章法,群众知道副军长是老红军,工农干部,文化不济,但都能静心倾听。他一气念了我们写的五十多页讲话稿,念完还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乐声中结束。从此,我对余参谋的智慧很是赞赏, 改称他余高参。
把两派打得分外眼红的广大群众群集在一起,平平和和相处了两个小时,成效迅速显现,群众对军队增强了信任,想要坚持打下去的派头头,受到舆论的抑制。我们得出一条经验:要争取主动,就得学会掌握群众,运动群众。
会后,武斗降温,却没有平静,两派依然在对峙,枪声天天有。



安庆下属太湖县的P派,从造反开始就势单力薄,他们想在大联合中能得到对等的席位,利用夜间突袭进城,包围了支持G派的人武部,抢走了全部枪支。人武部告急,住G派的军代表徐处长,马上从一○三团抽出一个连,由他带去太湖。P派见军队压境,仓皇逃离,徐处长带着连队一直追到靠近湖北的宿松,打死打伤二十多人。徐处长回到安庆就向宋佩璋汇报,我们也去听会,随同徐处长征讨的李助理放声大哭,他阻止自己连队开枪,徐处长骂他,说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韩处长当着宋佩璋的面也指责徐处长,说他不该动用军队力量去武力干预,死伤这么多人,破坏了大好形势。徐处长说,两派已有口头协议,必须令行禁止,谁乱来我就镇压谁。
我们争执了半夜,用徐处长的名义向李德生发报,说这次镇压行动是天经地义的,李德生当即回电,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我和韩处长回到住地,韩处长说,看来又要大打了,我们管不住了,让老徐一个人去擦屁股。
一天清晨,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我迅速赶到现场。这里是城外,激战双方之间有一道高高的土埂,都利用埂里埂外楼房的窗户为依托对射。这时,我见到一个身着军装的人,正站在土埂上高喊:“你们打吧,朝我开枪!”
他的军装已撩开,袒露出了胸膛。我从声音听出他是李助理,我放声喊他:“老李,你不要命啦,快下来!”
他不理会我,继续高声呼喊:“你们谁有种,就朝我这里打!”
两边的射手们像是被他的行动镇住了,枪声稀落下来,我不顾一切地爬上了土埂,拽住他往下拉,他怎么也不干,我连推带搡才把他弄下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哭开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打死这么多人谁知道?……”我劝了一阵,他听不进,大骂中央出了坏人。我怕他骂娘的话给造反派听见,召来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行署领导小组的住地,让他心里的话给宋佩璋说去。
我分别找两派的前线指挥调查,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打的第一枪,我发出警告说:“我还要查,查出谁,谁得承担责任。”
晚上,我去到领导小组住地看望李助理,他躺在宋副政委的床上,见了我,两眼愣愣的,我在他眼里仿佛成了陌生人。我连叫他几声都没回应,眼珠子一动不动,身体是僵直的。我出得外间来,宋佩璋正在和合肥通话,他在向军管会汇报今天的武斗情况,等他放下电话,我才问:“李助理怎么啦?”
宋佩璋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他不能留在安庆,马上回合肥住院去。”
在一旁的余参谋在我身边悄声说:“他精神失常了。不吃不喝,还尿在裤裆里。”
我心里一沉,说:“他经历过朝鲜战争,眼前死几个人就承受不起了?”
余参谋说:“他从不杀生,见不得血,见到死人几天几夜都不安宁。”
十分钟后,一辆救护车来了,车上下来的医护人员七手八脚把李助理料理上车。他躺在车里的担架上,我给他拉了拉手,算是告别。
后来,我回到合肥去看望他,他人都瘦了一圈,语言正常了。他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让他转业,他选择去贵州山区,他的小舅在那里种植药材,他的后半生可以用药济世。
宋佩璋很有耐心,穿梭似地找两派头头谈话,可两派间的兵戎磨擦还是没有停止。我突发奇想,组织第三势力。我找来了以五纺兵团为首的13个和G、P两派不同观点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他们属下有七八万人,知识分子多,要他们甩开两派先联合。这当然不现实,我在会上谴责两派的讲话,很快传给了G、P两派的头头,他们都来找宋佩璋,指责我在釜底抽薪,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我向两派公开检讨,否则他们联合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宋佩璋批评我事先不请示,让领导小组处在被动地位。我说,我惹了祸,做了错事,我马上撤离。宋佩璋当即同意。
第二天,我离开了安庆,回到合肥。

10月下旬,李德生部署缴枪行动,两派武斗组织,在统一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当地驻军交出全部武器。我们在全省21个市,57个县收缴了40多万条枪、数十门炮,弹药以亿万发计。热兵器的武斗总算得到平息。随后,曾经势不两立的两派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实现了“大联合”。
1968年4月18日,在合肥市隆重召开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李德生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宣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胜利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经过反复的较量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这篇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的又一条“最新指示”:“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在这两个“继续”的思想指导下,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江淮大地上又刮起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血雨腥风……

1995年2月初稿
2017年5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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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九十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07, 2017 8: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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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谁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枪?
——忆1970年底一次特殊的京西宾馆会议

叶大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选自叶大明正在修订中的长篇回忆录书稿第三十一章。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永川,文革爆发时是四川省江津专区专署和中共江津地委所在地(现为重庆市永川区)。成都军区1967年7月28日宣布成立的永川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按照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精神和成都军区的指示,支持当时被认定为左派的红旗派,并由成都军区报经中央批准,按照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于1967年8月15日给红旗派发枪,组建了川东民兵师,对当时被视为保守派的“专联司”(工农派)进行打压,直至将其主力驱赶出永川县城,使永川成为红旗派的一统天下。1967年10月下旬,四川省革筹小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因与省革筹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政见分歧,跑到重庆,住进负责重庆及川东地区“支左”的五十四军军部,在四川形成了“第二中心”。1967年11月15日,梁兴初在重庆宣布成立江津专区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以五十四军135师为主,军分区为辅,反过来支持工农派,打压红旗派。从此永川县城内出现两个支左小组并存局面,各办各的公,各支各的“左”,各爱各的民,两派群众组织也各拥各的军,甚至两个支左小组各批各的基层革命委员会,永川县50个农村人民公社中就有30多个公社建立了两个对立的革委会。这样由“支左”激化的严重对立使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成为四川省最后一个成立(1969年9月29日批准成立)的地级革委会。1969年底,中央将四川动乱不止的罪责归于省革委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但刘张倒台后四川动乱依旧,张国华与梁兴初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于是有了这样一次特殊的京西宾馆会议。
作者简介:叶大明,1935年生,南京人,文革爆发时为四川省国营永川化工厂技术干部,自备发电厂(中国首座天然气发电厂)工段长、电气技师,中共党员(1962年入党)。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曾任永川红旗派主要负责人、永川工代会勤务组组长,永川三代会勤务组组长,永川化工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厂党委委员,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清查,1987年按“上级指示”由其所在党支部将其作为所谓“三种人”开除中共党籍(但从未按党章规定在支部大会上讨论通过也未公开宣布,以致多年后还有党员奇怪叶大明怎么不参加党组织活动)。退休后在民营企业任监理工程师,重庆市建筑智能化专家。

突然通知我这个“审查对象”到北京开会

1970年11月10日下午,永川化工厂厂军管会突然接到十三军通知:马上请叶大明到到成都开会,30分钟后车到化工厂来接,请他做好准备。
军管会聂干事匆匆忙忙跑到我正被关押审查的旧厂房,说军管会接到上面通知,要你马上做好准备,有车来接你到成都开会,也可能要到北京开会,多带点衣服。
我问:“哪个‘上面’通知的?”
聂说:“是分区领导通知的。”
我又问:“我一个人去?他们呢(指身边办学习班的监管人员)?”
聂说:“别再问了。车子快到了,别再为难我了……”
我说:“哪敢,哪敢。我要求回家拿件衣服。
聂干事同意。
我的“尾巴”——看守人员消失了。回到家里,见到老婆,孩子,相顾无言,唯有泪汪汪。还没有来得及话家常,小车已到,喇叭催。拿了一件毛衣,就上路,匆匆忙忙上车一看,只见于新民(原副专员,红旗派推荐结合的地革委副主任),陈其武(地革委副主任中的工农派代表)两人在车上,仿佛我头上的“地革委副主任”帽子还在。三个副主任如同陌生人,大眼看小眼,互不招呼,一路无语。
但是我一路上思潮万千,前路是祸还是福,是车到山前疑无路,还是柳柳暗花明又一村?翻肠倒肚,思前想后,久久不能平静。
到了成都,住进东方红宾馆,我才悄悄问于新民怎么回事,于新民摇摇头,他也是刚刚从学习班放出来,一无所知。
晚饭后,通知明天早饭后乘飞机到北京开会。我心想,这一下,事情弄大了,要惊动中央来解决问题,这一定不是你我“群众代表”的事情了。可能又有好戏看了。
到了北京,下榻京西宾馆,一看,来开会的人很少,只有成都军区首长张国华、梁兴初,已升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的十三军政委何云峰,十三军军长顾永武,加上我们江津地革委的三个副主任,共计七人,别无他人。军区首长张、梁,连秘书都没有带,这说明会议的保密程度很高。
晚上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问寒问暖,这是周总理待人接物的一贯作风。再忙,也不会忘掉他请来北京开会的客人,当晚总是要和客人见见面,打个招呼。
我和陈其武同住一间房,首长各住单间。我问陈,开什么会?陈说:不知道。我心里想,我昨天是阶下囚,今天是座上宾,明天是什么?思前想后,折腾了一晚上,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何云峰破题

第二天开会,会议室是个三套间,正中是长方形会议桌,两边是休息室。张梁首长分坐会议桌两头,张国华面对着门,梁兴初背对着门。右边坐着十三军顾军长,何政委,于新民,左边坐着陈其武和我,我的身旁还空着一把椅子。
会议由张政委主持,张政委说:十三军入川支左以来,取得很大成绩,也有一些意见,今天来到中央,在毛主席身边,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会得到圆满地解决。
成都军区副政委何云峰首先发言。他声色俱厉地,以质问的口气道:我十三军接过五十四军老大哥支左的班,真心诚意地想要把四川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支左工作搞好。可是,问题太多太大,比如,一个小小的永川,我们派了副军长、师长、参谋长那么多人去整了一年多,还是武斗不断,派性不减,积怨很深,表面联合,实际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根据我们了解,永川之所以成为老大难,还这样乱,还在搞武斗,根子就在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不在永川。
说到这里,何云峰提高嗓门,怒气冲冲地敲着桌子说:如永川的发枪发弹,永川的武斗,永川的留军,永川的两个支左小组……特别是永川发了那么多枪,那么多子弹,根子就在成都军区!刘、张算老几(指已经被打倒的刘结挺,张西挺)?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擅自给红旗派发了那么多枪,造成武斗不息,派战不断,使永川成了老大难。难道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一、二把手能推卸责任吗?不该负责吗?难道我十三军不该问个清楚吗?难道这样糊里糊涂地支左行吗?我十三军没有别的请求,就是请成都军区一、二把手,把永川的问题讲清楚,以便我们十三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支左任务。
张政委心平气和地回答:可以,可以。但是,一定要请中央首长到场,我一定把永川的重要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把永川发枪发弹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
会议的主题,何云峰点明了。原来是要追查是谁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枪发弹的,要追究是谁批准给红旗派发枪发弹的责任问题。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何云峰的发难,矛头所指,就是张国华。叫我们来开会,无非是要我们当见证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批准给我们发枪发弹的,只知道是永川支左小组给我们发的。
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将军斗法,我们群众代表、地方干部完全是被绑在战车上的。张、梁的斗争,官司打到中央来了,非要中央首长来评判不可。
中央首长不出场,会议无法进行。这个严肃得要命的会议,大家又是各怀鬼胎,谁也不敢东扯西拉闲聊,只好抽烟,喝茶,望天……无聊地打发时间。

难堪的等待

在这样的等待中,陈其武看到梁司令员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一下午,两三包中华香烟没有了。陈就问:梁司令员一天要抽几包烟?梁答:四五包吧。
陈其武惊奇地说:哇!你的烟钱,比我一个月工资还要高许多!
梁司令员不高兴了,板着脸说:你怎么能这样比呢?我打国民党的时候,你在哪里?抗美援朝的时候,你又在哪里?梁兴初伸出手给陈其武看:我有九个指头,你有十个指头,能比吗?同志,不能比!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把陈其武弄得狼狈不堪。我每次到成都、北京开会,都给自己规定:多听、多记、多想、少问,不点名不发言,发言谨慎小心。
北京京西宾馆会议照样进行,按照中央会议的习惯,每天下午两点至夜里五点为开会学习时间,其它为休息时间。
这几天安排学习毛主席著作,以自学为主,打发时光。等待中央首长到来解决问题。不过还是要按时到会议室学习。
一天,总参谋长黄永胜来了,黄总长说:我今天来看看大家,听听大家的意见。何云峰重复了第一天会上所提的永川发枪发弹等问题,请求军区首长把永川发枪发弹问题说清楚,使我们做到心中有数,以便我们更好地完成在永川的支左任务。
黄总长听后,没有说什么。张政委也没有答话,其他人也不敢多言多语,就这样张丞相看着李丞相,相顾无语。我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静静地读毛主席的书。大家默默地过了一段时辰。
黄总长知道他解决不了问题,坐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

周恩来终于到会

1970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正在学习,突然,进来四个人,围绕会议桌巡视一圈,就分别退入两侧的休息室。随即周恩来总理提着一个公文包,进入会议室。张政委见周总理到了,立刻起身。梁司令员因背向大门,还没有反应过来,周总理已走到我的身边,顺手拉开椅子坐下。我有幸坐在周总理的左手一侧。
周总理请大家都坐下。周总理说:这几天有点忙,让大家久等了,对不起。
周总理说:张政委,梁司令员,顾军长,何政委,我们都是老熟人了,你们也都是朝夕相处,不用介绍了,那三位呢(指我们三个地革委副主任)?
张政委一一介绍,指着于新民说,是江津地革委副主任,老干部。
周总理问:哪年参加革命的?
于新民答:三九年,以后随军南下到四川。
张政委介绍陈其武:江津地革委副主任,群众代表。
周总理问:哪里人,做什么工作?
陈其武答:四川永川人,在县委做秘书工作。
张政委介绍我:叶大明,江津地革委副主任,群众代表。
周总理问:哪里人,做什么工作?
我答:江苏南京人,永川化工厂发电站工段长。
周总理说:那我们还是老乡呢!
梁司令员马上插话:此人很会蒙蔽群众。
我顿时大吃一惊,心想,从未与梁司令员打过交道,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总理面前,告我的状!真想不通。
张政委说:他很会做群众工作。
周总理说:噢,会造舆论。
好在由张政委、周总理给我解了围。
周总理说:大家开了一个多星期的会,讨论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何云峰以很谦虚的语气发言:我们接过五十四军老大哥的班,到永川地区支左,发现永川问题很多,如给一派发枪发弹,成立两个支左小组,特别是永川的发枪发弹,发了几千条枪,几十万发子弹,武装了三四个团,直到去年七、八月份,还发生大规模的武斗,造成长期武斗不断,永川成了有名的老大难地区,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十三军,入川支左不久,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想请军区首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永川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做好支左工作,完成党交给我们光荣的支左任务。
张国华政委接着发言,他打开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念道:最高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爱护左派,支持左派,武装左派……
我听张政委念到“武装左派”时,心中吃了一惊,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最高指示。
接着,张政委继续念道:成都军区党委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研究决定同意武装永川红旗派,并报请中央批准后,我们才开始给永川红旗派发枪发弹。中共中央……
张政委还未念完,周总理就叫张政委不用再念下去,把文件要过来,自己看。周总理是把文件折着,一行行推起看的,可能是以防被邻坐的我看到文件内容。
周总理看完文件后,一招手,休息室出来一个随从人员,接过周总理交给的文件,听周总理低声交代了什么,该人就离开会议室,可能是去查证吧。
从张政委念的那几句文件中,我得知是成都军区报请中央批准后才武装永川红旗派……我当时又惊又喜,惊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有武装造反派的指示,喜的是永川红旗派的枪是党中央批准发给的,永川发枪是通天的,是合理合法的。
周总理就问何云峰十三军入川支左的情况和重庆搞得怎么样。
何云峰说:重庆两派武斗是停止了,两派对立的情绪还没有消除,还有许多思想工作要做。
周总理说:九大都开过了,再闹对立是不符合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的。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哗的一声巨响,惊得大家不知宾馆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总理就叫随行人员出去查看。
我就说:这是锅炉安全阀动作的声音。
梁司令员说:你怎么知道?
我答:我们热电厂经常会遇到安全阀动作的事情。这个响动,很像锅炉安全阀动作的声音,很可能是供暖的锅炉安全阀动作发出的响声。
随行人员回来向周总理汇报后,周总理说:他(指我)说得对。
周总理叫我:你来说说永川情况。
我向周总理汇报:我们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教导。
周总理立刻插话说:只能提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要提我。
我继续汇报:我们一度当了败家子,永川四期武斗,一次发枪,一次送枪,一次抢枪,一九六七年的“八•二一”,一九六八年的“七•三一”,都是我们主动进攻惹的祸。仅我们一派,在历次武斗中,造成死伤共一百零三人,其中死四十八人,都是血的教训,很后悔。我们应该……

周恩来指出四川问题的关键

这时,查证文件的人回来了,递给周总理一张字条。周总理看完后说道:清楚了,清楚了。永川发枪是我们批准的,是中央批准的。责任不在成都军区,也不在军分区,更不在他们(指着我)。责任在上面,不在下面。此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提了。
周总理接着指明:中央认为,四川的关键问题,是张、梁团结问题,不是其它什么问题。周总理又对顾永武、何云峰说:你们十三军就是要争当张、梁团结工作的促进派。张、梁团结了,四川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团结就是力量嘛!团结才有战斗力。
顾军长,何政委立即表态:我们一定当好促进派,绝不当促退派,请中央放心,请总理放心。
周总理又说:四川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后来居上嘛。毛主席说过“四川很有希望”。开了十多天会议,总结一下,四川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们回去处理。
周总理起身对我说:对不起,打断你的话,没有让你把话讲完,扫了你的兴。
我忙说:总理日理万机,百忙之中,听我的汇报,已经很幸运了。
大家起立,欢送周总理离开会场。

受命起草会议纪要

在张政委主持下,当夜大家讨论会议纪要,因为张、梁首长都没有带秘书,就叫陈其武和我两人,先写出稿子,交给领导定稿。
张政委交代:文字要短,问题要说明,但不要把周总理的原话全部照搬。
梁司令员说:张、梁团结的问题,不要写进纪要。
何云峰说:问题说清楚了,话明气散,写不写纪要,无关紧要。
散会后,陈其武对我说:他头痛得很,需要先休息一下,叫我先写个初稿,我们再来研究研究。
我一人正在会议室苦思冥想,为怎样写好会议纪要初稿犯愁时,张政委走进会议室,进一步交代:题目,就叫四川省京西宾馆会议纪要。内容,一是张、梁团结的重要性,二是永川发枪发弹,但都不能点名道实,文字上一定要有内含,一定要把周总理说的永川发枪发弹,“责任在上面,不在下面”写进纪要里,但不要写“发枪发弹”,就写“永川问题”,就行了。
我心中有底了,根据张政委的几点指示,很快写好纪要初稿,交给陈其武修改。我写的初稿是:

我们一行七人,来到首都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认真学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重要指示,对照总结了前段四川省工作的经验教训,深深地认识到,我们的领导班子没有完全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得不够坚强,没有完全起到火车头作用,辜负了四川八千万人民的希望,也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深感不安。
我们深深认识到领导班子团结是四川的首要问题,中央给我们指明了四川问题所在,我们认真地清理了思想,清除了障碍,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团结起来,发奋图强,迎头赶上,把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大三线建设各项工作搞上去,请中央放心。
关于永川老大难问题,拖了四川前进的后腿。永川的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责任在上面,不在下面。我们都应该向前看,我们充分相信十三军三十七师一定会把永川问题处理得更好。
四川京西宾馆会议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陈其武看后,提出光提永川的问题,没有提出问题实质,别人看不懂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说,这是上面的意图。文字上他改了一点,我们就交上去,就算完成任务。
1970年11月24日,张政委传达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四川省京西会议纪要。
25日,我们飞回成都。何云峰问我回哪里,我答:回学习班。何云峰说:好好学习,争取早点毕业,出来工作。我答:学习无尽头。我有一个梦想,想到大学去学习哲学,好好改造自己。何答应:有机会,我一定推荐。
26日,我回到永川。三代会的头头还是关在地县委学习班,化工厂造反派头头五六十人,还是关在厂里学习班交代问题,我这个一号头头却在外面自由自在,我心头确实感到不舒服,但也无可奈何。我要求到电站去上班,吴军管说:上级对你有安排,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在家好好休息,等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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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吴、李、邱、王笔下的“七二○”事件
——为武汉事件五十周年而作

张光渝

随着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回忆录的先后出版,加上更早出版的《王力反思录》,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的一手素材丰富起来,成了四人双方对案:吴、李、邱三人为一方,王力一人为另一方。在武汉事件五十周年的时候,将他们的回忆对比阅读,可以更清晰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
王力的角色非常重要,没有王力,也许就没有“七二○”事件。另外,吴、李、邱三人表面上是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解救王力的,但却对王力十分不满,因为王是中央文革的人,属于支持造反派的,而吴、李、邱则是反对造反派的。这种关系就使得四个人对该事件的回顾很有看头。

一、“七二○”事件的大背景

1967年夏,全国范围的夺权方兴未艾,一片派性厮打之声。毛泽东提出文革运动“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的设想,希望理出头绪,实现地方政权的更新与稳定。他于6月下旬派出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的问题。以谢富治为首,因为谢曾在西南工作过,又几乎是邓小平、贺龙“西南帮”的硕果仅存者。
7月,毛泽东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实际上除了这类个人目的外,是要亲自出马解决武汉问题。这是毛泽东自正式发动文革群众运动一年以来的首次离京。外地形势混乱,为了保障毛的安全,周恩来带李作鹏等于7月14日早些时候乘飞机先行到达武汉,名为布置长江游,实为落实安全措施。14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汉。这些背景,王力、李作鹏都在回忆录中写到了。 这两个人自始至终参与了武汉事件全过程。
李作鹏说,他跟着总理到武汉,主要任务是安排毛主席游泳 。大概是因为和“水”有关,所以动用海军。而王力一行是7月13日晚在重庆接到周恩来电话指令,紧急赶往武汉的。他们的到达晚于周恩来、早于毛泽东。周恩来召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一行开会,李作鹏在场。王力说,周恩来告诉他们,“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
湖北省委已经瘫痪,武汉军区执掌大局。以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压制“三钢”等造反派,对立严重。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汪东兴、王力、余立金等中央党政军大员齐集武汉,为“七二○”大剧的上演敲响了开幕钟声。王力说,要谢富治以公安部长身份到武汉护驾,指定武汉空军负责主席的安全,而不让陈再道参与,“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
这就是“七二○”事件发生之前武汉的基本情况。

二、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

李作鹏说,7月16日,毛听取周恩来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汪东兴、余立金、王力等主要随行人员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当时被打成反军乱军的冲派),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的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李作鹏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明显地支持和袒护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的冲派”。但因为毛已经定了调子,而且李作鹏的任务又不是直接参与解决武汉问题,只是安排游泳,所以他“一直一言未发”。
王力说,总理奉命向军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主席指示精神,从15日开到18日,与会者在三十人以内。“他(总理)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这个总结有三条要点:
——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三钢”等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其他组织;
——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对比王版和李版,中间最大的差别是将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要以“三钢”造反派为核心。王力强调:“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
王力的这段话是可信的。如果毛泽东的话只是如李作鹏转述的那样平和,两派对立大概不会那么激烈。要知道,在文革环境下对立的两派,一派的头头走出监狱,就意味着另一派的头头可能进监狱。把百万雄师说成保守组织,其“极少数头头”就会有牢狱之灾。
王力又说,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随行官员和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把话讲到顶点,又反过来说另一面。”“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他(毛泽东)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会议开完,周恩来于当晚九点半飞回北京。
“主席的讲话向来如此” ,却苦了执行者。当时的形势,“三钢”肯定是高兴的,武汉军区肯定是憋屈的,最受不了的是“百万雄师”——他们想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称号而不得,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保守组织,要起了“变化”才能成为“联合”对象。他们不可能理解毛泽东那套“说到顶再反过来说”的“政治艺术”。他们愤怒了。

三、王力的讲话和武汉军区的态度

李作鹏作为旁听者,7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武汉军区党委会,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汇报。李作鹏说:“汇报时,总理再次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总理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但陈再道仍表示想不通。”李又写道:“会上,王力对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谢富治也同意王力的批评意见。王力的讲话引起武汉军区领导人强烈的不满情绪。”“依我旁听者对两天会议的感觉,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与武汉军区领导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正因为“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才有18日晚毛泽东亲自出面给陈再道等人做工作的事情。在这种场合,把“说到顶”的话再说回来,但精神实质不变,是毛“向来如此”的做法。“陈、钟在毛主席讲话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决定,并做好部队的说服教育工作。” 看到主席出面,陈、钟松口,周于18日当晚返回北京。谁都不知道,真正的大戏刚刚开始。
王力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自己在军区汇报会上讲话的事,只说7月19日下午到晚上,在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谢富治和王力分别作了讲话,王力称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要求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
在这几天中,谢富治、王力等一行先后去了属于造反派的“新华工”、“钢工总”总部和属于“保守派”的“百万雄师”总部,王力自称,在这些场合他们“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 即使王力说的是实话,这些活动也足以激起两派对立情绪。更别说王力的讲话还有很大煽动性。
王力对造反派们说,百万雄师是保皇派,军区支左支持保皇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支持你们,“你们受打击的现象不允许存在,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一去不复返。”“‘三钢’造反组织播放了王力讲话实况录音,同时,武汉军区汇报会上王力严厉批评军区的讲话,也很快传播出去,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极大愤慨。”
群众运动的真谛是什么?毛泽东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些话都说得天衣无缝。但是,真的纯粹要群众自己“运动”起来,其自身的利益就会高于一切。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文革大环境下,夺权失利的一方将会何等下场,是不言而喻的。“百万雄师”有军区做后盾,人多势众,奋力一搏,将满腔怒火发泄到谢富治、王力身上,是完全正常的。这才是地道的货真价实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说,实际上是“运动群众”说。另一方面,如果王力只在武汉讲了些“理论问题”,大概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王力的这些话不可信。
军区是什么态度呢?李作鹏说,王力被造反派抓走后,周恩来要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当时李作鹏在场。陈再道答:“我找不回来。”“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的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作为亲历者,李作鹏的叙述是可信的。从倾向上说,李同情陈再道。但是,周恩来说的并不错。群众组织做事过杠,可以理解,一个高级将领意气用事,如此表态,无论于公于私,都确实不妥。
相反,作为受到百万雄师冲击和绑架的王力,却在回忆录中没有说陈再道、钟汉华一句不是。他写道:“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拥护的,主席要他们检讨,他们也没有任何抗拒。” 这话有些言不由衷。如果真的是这样,武汉军区的汇报会不需要开上好几天还没有结果;王力也不需要讲话严厉批评武汉军区,以至于弄得天怒人怨;陈、钟也不会等到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才表示服从,结果还捅了大娄子。至于王力为什么要这样说,人们会有自己的结论。
这是对案的好处。

四、王力的被扣和获救

“七二○”事件事发突然。李作鹏在写到“周总理回北京”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7月20日拂晓前,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冲破警戒线,突然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破窗而入,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同时数千人冲进武汉军区领导机关,逼迫军区领导对王力讲话表明态度。”
李作鹏的回忆说明:一、“七二○”事件事前没有征兆;二、军区领导机关是被逼表态的一方,被动的一方;三、王力的讲话绝不止是“理论问题”,而是需要军区表态的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调子是毛泽东定的,但它出自王力之口。这叫“清君侧”。
王力留下了自己被“揪走”的全过程记录,这是一份很珍贵的材料。他说:“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主要是穿海军制服的。”来人声称要把王力带去“辩论”,弄上一辆大卡车开到军区大院。此时的武汉军区机关已经被百万雄师占据,“每个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进入一座楼房以后,王力挨了打,“打得一塌糊涂”。王力说:“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是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毛泽东下令找回王力,此时住在东湖宾馆的陈再道在混乱中被误认为王力而受伤,钟汉华在讲台上向百万雄师磕头,请他们放回王力,但无济于事。谢富治到军区要人,并自报家门,把门的百万雄师却说,你要敢进来“就把你宰了!”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不知毛泽东是否真的喜欢?
百万雄师质问王力为何把他们打成反动组织,王力否认;对方转而勒令王力书面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咬文嚼字,“坚持原则”,称自己没有权力签这个字,要中央召开各派群众组织的会议讨论决定。这个会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我认为(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 现在看来,这样的“原则”真是荒唐得很。但当时,对于百万雄师来说,却被视为命运攸关的大事。
一个胆大包天敢于从毛泽东驻地旁绑走中央文革成员的组织,冒这么大风险,目的只是要王力签一个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的保证,令人哭笑不得。这就是 “群众运动”的特征——偏激而盲目。
后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将王力转移至二十九师,然后又藏到小洪山。从北京返回武汉的周恩来见到被找回的王力,与他贴面拥抱,流了眼泪。 无论是军区还是中央高层,无论是何种立场和派别,王力的安危都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事情总有底线,百万雄师等组织的行为超越了底线。王力的下落决定许多人的命运,能安全返回,虽然伤了一条腿,还算是最好的结果。
关于王力的获救,李作鹏说,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刘丰听说王力在二十九师,秘密将他转移到空军的一个部队保护起来,并于21日下午报告了周恩来。王力被掠走不超过48小时。当晚,周恩来令李作鹏和刘丰带空军部队将王力接到武汉山坡军用机场,22日上午送回北京。李作鹏说:周总理“表扬刘丰立了大功,不久就升任为武汉军区政委。” 后来的进程证明,这次越级提升并没有给刘丰带来好处。
王力和李作鹏两个人的叙述,将王力获救的过程及主要参与者串联了起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做了叙述。他应当是听刘丰报告的。

五、保护毛泽东

百万雄师等冲击东湖掠走王力,威胁了同住东湖的毛泽东的安全,这才是头等大事。因为这件事,邱会作和吴法宪参与了进来。
实际上,毛泽东并未受到直接冲击,所谓的“危险”是需要防范的因素。李作鹏说,“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否还要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紧张。”毛泽东“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完成了转移行动,21日早打破出行不乘飞机的惯例,飞往上海。
自20日凌晨到21日凌晨的24小时,毛泽东的安危牵动了中央高层的神经。与李作鹏的简要叙述不同,从北京奉命赶来“救驾”的邱会作有更详细的回忆。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吴、李、邱和王力在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此期间和百万雄师共同行动的,还有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军人的参与使事件的性质显得格外严重。
武汉事发,江青非常紧张,要求林彪亲自去武汉保护毛主席安全。7月20日上午,林彪决定派邱会作携林彪和江青各自写的两封信去武汉面交毛泽东,劝毛立即离开武汉。当天下午,林彪在人大会堂召见临行前的邱会作,对他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毛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在武昌固守待援。”林彪指着地图向邱会作交待:“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主席安全,防止发生流血事件。邱会作走时,还根据林彪的吩咐带上了一个医疗小组。
应对武汉事件,林彪是尽力的,妥当的。
邱会作于7月20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与周恩来取得联系。21日凌晨三点多,杨成武到机场将邱会作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杨对邱会作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也就是说,毛泽东已脱离了险境。邱会作向毛泽东递交了林彪和江青的信件,转达了林彪的话。毛完全同意林彪对全国形势的分析,并要邱会作带回口信。邱会作在机场向林彪报告了情况,也给吴法宪打了电话。 邱的任务圆满完成。
毛泽东是在21日早七点半左右乘伊尔18飞机离开的。临行前,杨成武搂着邱会作连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 在如此危难时刻,多见一次主席,应当是可以加分的。所以邱会作感谢杨成武。其实杨成武在武汉为维护毛泽东的安全出力更大,邱会作表示要向杨成武“学习”,那句话并不完全是应景的。
邱会作还说,毛泽东本不坐飞机,此次临时决定派飞机,起先是由飞行团长王进忠做驾驶员。空军政委余立金认为副团长潘景寅技术更好,临时将王进忠改为副驾驶,潘任正驾驶。潘景寅正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专机的驾驶员。
令人扼腕的是,毛泽东从武汉脱险的几位有功之臣:杨成武、余立金、刘丰、潘景寅,再加李作鹏、邱会作,在之后的几年中竟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仅存的谢富治死而不能盖棺,又在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杨成武、余立金在“杨余傅事件中”因祸得福,林彪事件后获得解放。文革的荒谬,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专机是吴法宪派出的,不过吴法宪将毛泽东从武汉起飞的时间说成是21日凌晨三点,又把邱会作到达武汉的时间说成20日下午两点。 对比之下,作为武汉之行的亲历者,似乎邱会作所说的时间更为准确。李作鹏说毛泽东“上午顺利安全地到达上海”,也证明了毛是早上而不是夜间离开武汉的。

六、欢迎和批斗

送走毛泽东后,邱会作即回京复命,21日晚八时起飞。 而李作鹏被周恩来留在武汉,协助他做些具体工作。李作鹏说,总理20日返回武汉后,为了安全,他搬入周恩来的房间睡觉,按总理的作息规律开关电灯,总理则住到李作鹏的小房间。
周恩来于7月22日上午送谢富治、王力一行返京,然后周接着起飞。王力说:“到北京后,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周恩来心思缜密由此可见。他送谢富治、王力先走,以最终完成解救他们的任务;他不与王力等同机,一方面不想让外界知道他到了武汉,也不愿意自己成为被欢迎的一员;他比王力等人先到,出现在欢迎队伍中,又避免了外界对他的缺席产生猜测。
李作鹏、王力、邱会作都未谈及周恩来在毛泽东走后做了些什么,说到这个问题的反而是不在武汉的吴法宪。周恩来对陈再道和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临时主持工作。周恩来“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
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为首,党政军和各界群众代表数千人隆重欢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回京。7月2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一小撮党内军内走资派”。林彪出席了这个大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此叫响,又引出一场是非公案,不表。但李作鹏没有在回忆录中说到这个有林彪参加的群众大会,邱会作则带了半句话:“林彪除了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和对曾思玉、刘丰有个‘八九’讲话外,他并没有参加对陈再道的具体处理工作。” 只有吴法宪说到:“这个大会,本来林彪不想参加,但江青打电话给叶群说:‘这样的大会,林彪同志不出来不好。’这样,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门。”
王力对这个大会是另一个说法:林彪对大会有“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的批示。毛泽东通过康生传达了他对群众大会的三点指示: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代之;“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中间加几个字,称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同意上天安门的名单中有聂荣臻而没有徐向前、叶剑英。这个名单是在北京讨论通过后报毛泽东的。
有聂而无徐、叶,不读《王力反思录》,这个细节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都是“二月逆流干将”,为何厚此薄彼?徐有陈再道“后台”之嫌,叶呢?
在文革的大环境下,陈再道、钟汉华的下场令人提心吊胆。两人被召到北京,接受审查和批斗。这是高层批斗,但却把群众大会上的批斗办法搬到了京西宾馆,搬到了中央和军队高级干部出席的会议上。邱会作说:“陈再道被押上台之前,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的秘书和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教练’了一番并坐了‘喷气式’,总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陈再道等人站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斗。”
陈再道的“站”,有了三种说法。邱会作说,他听到陈再道嘟囔自己站不住了,就乘总理上厕所的机会跟了出去,在厕所门口对周恩来说:“陈再道有些站不住了,要求坐下。”“总理有些不高兴,可能嫌我多嘴,瞪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总理回到座位,他自己没有坐下,就用命令的口气说:‘陈再道坐下!’总理这句话,同样对会场震动很大。”
王力说,起初陈再道是站着,后来被迫弯腰。“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党中央开会这样弯腰合适不合适?总理递给江青,江青说就是要叫他们弯腰。他把条子撕了,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王力说,他在这个批斗会上一言未发。
吴法宪则在会议火药味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冲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吴法宪说,他是想到总理在返回武汉途中,预定机场被百万雄师人员占领无法降落,被迫改降安全条件较差的机场。“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什么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他在会场上当面训斥陈再道:“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这无论如何不成体统。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吴法宪,在第二天会议上,又点了吴法宪的名。吴法宪说“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后来轮到吴法宪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
站着挨批,间或被责骂、弯腰、坐“喷气式”甚至挨打,有时则被允许坐下。这就是陈再道被批斗时的“待遇”。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没有写到京西宾馆批斗会的事。他在7月27日被周恩来派往上海,再次准备安排主席游泳。
在中央的会议上尚且如此受折磨,要是按走资派反党分子的“待遇”落到群众组织手中,陈再道、钟汉华的遭遇不知要比彭德怀惨多少。但是,他们两人却被“藏”起来了,没有交到群众手中。在文革初期,犯下如此“重罪”却没有受到群众大会批斗,陈再道是一个异数。这完全是毛泽东的态度决定的。所谓“态度决定一切”是也。

七、态度和立场

王力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恼火过后,毛泽东做出了较为冷静的判断——“七二○”事件“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等等。不过是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武汉问题的方针。” 毛泽东清楚,如果真是兵变兵谏,人群就不会冲向王力的住所,他也走不出武汉,西安事变就会重演。毛当然也不愿意把自己说成兵谏的对象,而且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也没有人敢于直接对毛泽东动手。
不过毛泽东吸取了武汉的教训。以后解决各省市的领导机构建立问题,不再把“中央代表团”派往当地,钦差大臣满天飞,而是把地方主要派别的头头及有关党政军干部调到北京办“学习班”,谈妥了再回去。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邱会作分析毛泽东的态度比较到位。他说:“毛主席离开武汉实际是不情愿的,他知道他在武汉是最大的败家。”虽然他后来发表了“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最高指示”,但这不过是“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群众运动”的另类滋味。
邱会作认为,毛泽东对陈再道的宽大,是正确的,是领袖式的。“陈再道的福气在于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主席对陈再道的处理已经超过对他本人错误的处理,是针对四方面军的政策来的。如果陈再道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政治生命早就掉了。肖华、杨成武,以至后来我们几个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话说得有道理。毛泽东当时曾做过批示,指出凡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吴法宪说:“这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有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这真是陈再道、钟汉华的福气。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允许刘少奇改正错误,但那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其他参与了“七二○”事件的人,也有自己的态度。
全程经历了“七二○”事件的李作鹏认为,“七二○”事件起因是毛泽东批评武汉军区压制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对抗总理指示,抓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威胁主席安全。“但我认为,‘七二○’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所致,是中央文革一伙人,妄图通过全面内战达到阴谋夺权所致,是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问题做了不正确的判断,确定了不正确的调子和采取了不正确的处理办法所致。”
把“七二○”事件的爆发说成毛泽东的错误所致,是有道理的;说成中央文革一伙人阴谋夺权所致,听起来顺理成章,实际上比较勉强。正如王力所说,他在武汉的讲话没有脱离毛泽东的调子。百万雄师把不满发泄在王力身上,并不证明王力或中央文革对武汉的事情另有与毛泽东不同的打算。
邱会作从武汉返回北京,对吴法宪说:“我的看法,倒是革命派反击造反派的。陈再道不听周总理的话是纪律问题。” 这个态度与李作鹏一致。他们同情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不愿意为反军区的“造反派”平反,但又显然不赞成百万雄师采取过激行动威胁主席安全。邱会作说:陈再道反对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我是拥护的,但毛主席到了武汉,“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陈没有把这个大前提摆好。”“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尤其是情绪激动的群众,为了揪王力他们,冲进了毛主席的驻地东湖宾馆,主席的安全毫无保障时,武汉军区又束手无策。”
邱会作的评议是正确的。
当邱会作对吴法宪介绍武汉形势和自己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认为“是革命派反击造反派”时,吴法宪说:“不管什么派,我们倒要真的按照李文忠所说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话办事,否则就会犯错误。” 如果吴法宪真的说了这句话,这就是吴法宪当时的态度。吴法宪写回忆录时的态度是:“现在看来,‘七二○’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
因此可以说,吴、李、邱三人对武汉事件的态度是一致的。
王力的态度比较隐晦。他除了不断表明自己在武汉一直按毛、周定的口径行事,并未说错话,做错事之外,只表态说:“虽然当时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值得研究的,但主席是必须保卫的。主席当时确有危险,这个危险决不是来自陈再道、钟汉华或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也绝不是来自百万雄师的广大群众及其负责人,而是因为两派中都难免掺杂有个别的坏人。”
第一,王力在写回忆录时仍不认为处理武汉的方针是错误的,而是“值得研究”。且这个方针是“中央”的,不提毛泽东。第二,王力将威胁毛泽东安全的责任安在“个别”的“两派坏人”身上,不仅排除了陈再道的责任,而且排除了百万雄师负责人的责任;不仅涉及百万雄师的“坏人”,还涉及了对立面“三钢”等造反派的“坏人”。看起来,王力作为武汉事件被冲击和绑架的受害者,摆出了一副超脱的高姿态。但实际上,这样的分析完全是避重就轻,把如此性质的严重事件说成“个别坏人”所为,实际上是用空话掩盖实质问题。不言而喻,被“坏人”绑架的人,当然就是“好人”。
把王力与吴、李、邱三人的态度相对照,王力的言不由衷甚至有苦难言的窘状十分明显。这要从王力写反思录时的处境和心态说起。
王力在文革结束后获得释放,没有像戚本禹一样被判刑,但却丢了党籍。王力写的一些东西送上去,引起邓小平的注意,认为此人可用。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说,王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的东西“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 这就给了王力一丝期待,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党籍,政治翻身。为此王力还在1990年1月20日就建议宽大处理犯错误的原四野老干部致信邓小平,“顺便”提到自己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作为一个老党员来退休,并继续为党贡献自己最后一点微薄力量。” 但是因为陈云等人的极力反对,王力的愿望至死没有实现。陈云的态度是,王力不是“三种人”,就没人是“三种人”了!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为此表示了对王力的同情,说可能是“有关负责方面”的同志“另有考虑”或“工作太忙”,才出现了这个“应该解决而没有能解决的问题。” 陈云的表态应当就属于李庄所说的“另有考虑”。即使如此,王力晚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恢复党籍这一目标进行的。
因此,王力在写反思录时,不仅对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而且在写到有关人物时非常注意其人当时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非常注意“分寸”,为自己留下后路(包括死后恢复名誉的可能)。比如,从“七二○”事件的章节中看,王力点名批评和指责的人都是“反党集团成员”,包括林彪、叶群、江青、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而陈再道、钟汉华等,因为已经是获得平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王力一味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说半句责备之语,反而不断为他们讲好话。
相反,吴、李、邱在武汉事件中都是保卫毛泽东安全的有功之臣。虽然他们支持武汉军区的立场,都认为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处理不正确,但也不回避武汉军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是因为比起王力来,他们没有太多患得患失的想法。
最后要说一说武汉事件的“正确”和“错误”,“革命”和“反动”。吴、李、邱的立场都倾向于“百万雄师”,因为他们支持武汉军区,是军队将领心目中的“革命派”。而王力站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立场,坚持认为“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是“两派的坏人”干扰了处理过程。五十年后回头看去,武汉事件是在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中,地方两派政治势力出于各自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仅仅是由于牵涉了中央文革成员甚至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安全才显得格外严重。
实际上,它不过是全国各地在所谓“夺权斗争”中爆发的派系冲突的组成部分。如同不能说清华井冈山是错误的,就证明清华四一四是正确的,不能说“九一六”是造反派,就证明“九一五”是革命派一样,武汉“钢工总”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既不能证明他们正确,也不能证明他们“反动”;“百万雄师”绑架王力,对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决策,既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说他们“革命”。被认作是“拥护省委”的“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在其公开发布的口号中也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宋侃夫”的内容 。没有造反对象和造反行动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军队支左时期,军队支持的一派与军队压制的一派对立严重,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是一个普遍现象。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地方部队和野战部队支持不同派系的群众组织,不同军兵种支持不同派系的群众组织,形成更严重的对立和武装冲突。如果今天仍然以与军队的关系如何判定当年群众组织的“革命”或“反动”,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然要对文革运动中本派组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负责,而参加造反行动的各派别群众,既是文革的参与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遗憾的是,笔者看过多本武汉文革两派组织负责人写的回忆录,很多人的立场仍然是坚持自己派别的“革命”和对方派别的“反动”,意识不到自己是被文革发动者利用的工具。但愿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王力等人的回忆录在内的文革史料,能够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文革和派性斗争的错误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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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支左”就是支派
——80年代前期军队反思“支左”的共识

何 蜀

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的80年代前期,军队中普遍开展了一次“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运动,并结合这一运动,曾经在文革中担负“支左”等“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部署,纷纷派出走访组,回到文革中曾经在那里进行“三支两军”的地方,去向当地干部、群众征求意见,检讨错误,赔礼道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些走访组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军队在对待“支左”问题上达成的一种共识。现仅就笔者所接触到的三个材料为例。
一个材料是在1984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全军整党办公室”写的长篇总结《军队整党一定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全军第一期整党单位学习文件阶段的情况》。当时全军参加第一期整党的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海军、空军、二炮、各大军区以及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共二十二个单位的党委和机关。根据军委的指示,全军第一期整党的单位,都集中一段时间,重新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篇总结中说:

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从总体上讲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产生和进行活动的。两派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拥护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因此,总的说来,无是非可言,无高低之分。

总结中举了一个具体单位对“支左”进行反思的例子:

沈阳军区机关许多同志深深感到“三支两军”带来的消极后果确实很大:一是“支左”助长了派性;二是伤害过干部和群众;三是把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东西带到地方,危害甚广;四是一些“支左”人员办了错事、坏事,直接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

沈阳军区机关总结的“支左”这4点“消极后果”,基本上概括了文革中“支左”的主要问题,经全军整党办公室写入总结,再由《人民日报》刊登,自然对其他部队进行反思、总结起到了启发、示范作用。至少,在以下两例中就都是按照这4点进行总结的。
一例是曾经在重庆及川东地区“支左”的五十四军,该军党委派出的走访组,于1985年3月返回已经离开十六年的重庆,向重庆的干部、群众报告了他们总结的教训。当年《重庆日报》曾在第一版上有过报道,标题是:《文革期间曾在我市支“左”的某部党委/专程来渝看望受迫害受冲击的老干部》,全文内容如下:

本报讯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重庆市进行过支“左”工作的某部党委,联系实际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最近,由党委负责同志带领走访组,专程来我市看望了当时受到冲击的部分老同志、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这个部队党委联系在重庆支“左”的实际,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的专题讨论。为了在思想上、感情上彻底否定文革,进一步搞好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部队党委决定,由党委书记李九龙带队,来重庆听取地方老同志的意见。在三月十六日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李九龙同志首先介绍了部队党委进行的彻底否定文革教育的情况。他说,部队当时在重庆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搞所谓“大批判”,办所谓“集训队”、“管训队”,伤害了地方一些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搞“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东西,给地方经济、文化建设造成了不良后果;个别“三支两军”人员,以权谋私,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代表部队党委向当时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表示歉意。
市委、市顾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以及一些部门、单位的老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三月十七日,李九龙等前往医院看望了孙先余,并到家中看望了段大明、鲁崇义和廖苏华同志的家属。

另一例是曾在湖南“支左”的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李振祥所写专著《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一书中的总结。1984年冬,四十七军党委根据中央军委和军区党委的部署,贯彻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定,在整党工作中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并派出走访组,于1985年3月9日至25日间专门走访了已经离开十五年、曾经在那里承担“三支两军”工作的湖南省。书中写道:

47军走访组,通过走访,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三支两军”的消极后果,加深了对彻底否定“文革”和消除“三支两军”消极后果的重要意义的理解,增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走访也使47军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统一了对47军在湖南“三支两军”工作问题的认识,较好地消除了“三支两军”工作的消极影响,增进了47军和湖南省的相互了解,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通过走访,47军清楚地看到了“支左”实际是支派。由于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举办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斗所谓“走资派”中,部分支左人员的极“左”思想和过火行为,不仅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身体,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伤了他们的心。在“抓革命,促生产”中,积极推行了一些“左”的东西,干扰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有的支左人员,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以“军代表″自居,在生产业务上搞瞎指挥,使一些地区、部门的工作和生产受到了损失。极少数支左人员以权谋私、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声誉,破坏了军政、军民关系,等等。以上事实,使47军走访组确实看到“三支两军”工作给地方和军队建设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三支两军”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的消极影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军政、军民关系,妨碍部队建设。军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整党中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主动走访地方,消除不良影响,是很有必要的,军委、总政和军区的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的。

以上三例中,对“支左”问题都总结了共同的4条教训,概括起来就是:
一、“支左”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群众的矛盾冲突;
二、搞“大批判”,办“学习班”,伤害了一些地方干部和群众;
三、把“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东西带到地方,给经济、文化建设造成严重危害;
四、个别“支左”人员以权谋私,败坏了军队声誉,破坏了军政、军民关系。
回顾当年的军队“支左”工作,这几条教训总结得是比较准确的。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80年代前期,参加过“支左”的军队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确实难能可贵。
其中特别是第一条,“支左”就是支派,是最重要的总结,一针见血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支左”这一“史无前例”的“战略部署”。
本来,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或者划分一二三四类,进行政治排队,以便确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是中共历来搞政治运动所必须采用的手法。但在文革初期批判所谓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已经对这一套手法进行了批判,认定其为“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反动路线”。但是,到了1967年初,毛泽东却变本加厉地要求军队“支左”,即所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这就比此前被批判的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划分左中右更加荒谬绝伦,不仅把群众划分成了左、右派,而且竟然命令军队出面以武力支持其中的“左派”。“刘邓路线”时期还只是由工作组或上级党委对划分为“右派”的群众进行“专政”,而毛泽东的“支左”则是要军队以武力对群众中的一大派进行“专政”。
提出“支左”却又不明确到底怎样划分左、右,于是许多军队都支持了保守派即毛泽东当时所认为的“右派”,以后又逼着各地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即毛泽东当时认为的“左派”,全国更是乱得一塌糊涂,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于是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全面内战”……
当初批判“刘邓路线”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毛泽东的“支左”则成了命令(还不仅仅是“挑动”)军队斗群众、镇压群众,岂不成了一百步笑五十步?
“支左”的荒谬性,大概毛泽东自己也很快就发现了,善于文过饰非的毛泽东便在他发出“支左”指示仅仅半年之后,就在乘坐警卫森严的专列巡游的所谓“视察大江南北”时的指示中改口了,说群众中的两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实行大联合。既然如此,那么群众中就不存在什么左派、右派之分了,军队还有必要“支左”吗?但毛泽东是不会认错“下罪己诏”的,因此“支左”一词仍然继续使用而且始终要吹嘘其对保证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林彪向“支左”部队作出的“一碗水要端平”的指示 ,实际上已经不动声色地对“支左”进行了否定和消解——既然“一碗水要端平”,那么就不能支持或偏向哪一派了。“支左”部队的任务就不再是支持哪一派,而是要千方百计逼着不同派别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了。
1968年春“杨余傅事件”后就任军队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在当年9月16日的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中批评在地方上奉命支持造反派(左派)的军队人员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叫你们支左,你们支持一派压一派。毛主席的哪一个指示让你们支一派压一派?” 黄永胜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故意这样说,毛泽东的这个“支左”的指示,不就是明确叫军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吗?
当然,站在今天人类文明的高度,反思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史无前例的“支左”,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与认识。最根本的是要认清,国家军队的本职应该是也只能是保卫国防,而不能成为领袖或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2017年7月3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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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九十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07, 2017 8: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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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谁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枪?
——忆1970年底一次特殊的京西宾馆会议

叶大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选自叶大明正在修订中的长篇回忆录书稿第三十一章。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永川,文革爆发时是四川省江津专区专署和中共江津地委所在地(现为重庆市永川区)。成都军区1967年7月28日宣布成立的永川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按照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精神和成都军区的指示,支持当时被认定为左派的红旗派,并由成都军区报经中央批准,按照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于1967年8月15日给红旗派发枪,组建了川东民兵师,对当时被视为保守派的“专联司”(工农派)进行打压,直至将其主力驱赶出永川县城,使永川成为红旗派的一统天下。1967年10月下旬,四川省革筹小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因与省革筹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政见分歧,跑到重庆,住进负责重庆及川东地区“支左”的五十四军军部,在四川形成了“第二中心”。1967年11月15日,梁兴初在重庆宣布成立江津专区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以五十四军135师为主,军分区为辅,反过来支持工农派,打压红旗派。从此永川县城内出现两个支左小组并存局面,各办各的公,各支各的“左”,各爱各的民,两派群众组织也各拥各的军,甚至两个支左小组各批各的基层革命委员会,永川县50个农村人民公社中就有30多个公社建立了两个对立的革委会。这样由“支左”激化的严重对立使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成为四川省最后一个成立(1969年9月29日批准成立)的地级革委会。1969年底,中央将四川动乱不止的罪责归于省革委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但刘张倒台后四川动乱依旧,张国华与梁兴初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于是有了这样一次特殊的京西宾馆会议。
作者简介:叶大明,1935年生,南京人,文革爆发时为四川省国营永川化工厂技术干部,自备发电厂(中国首座天然气发电厂)工段长、电气技师,中共党员(1962年入党)。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曾任永川红旗派主要负责人、永川工代会勤务组组长,永川三代会勤务组组长,永川化工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厂党委委员,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清查,1987年按“上级指示”由其所在党支部将其作为所谓“三种人”开除中共党籍(但从未按党章规定在支部大会上讨论通过也未公开宣布,以致多年后还有党员奇怪叶大明怎么不参加党组织活动)。退休后在民营企业任监理工程师,重庆市建筑智能化专家。

突然通知我这个“审查对象”到北京开会

1970年11月10日下午,永川化工厂厂军管会突然接到十三军通知:马上请叶大明到到成都开会,30分钟后车到化工厂来接,请他做好准备。
军管会聂干事匆匆忙忙跑到我正被关押审查的旧厂房,说军管会接到上面通知,要你马上做好准备,有车来接你到成都开会,也可能要到北京开会,多带点衣服。
我问:“哪个‘上面’通知的?”
聂说:“是分区领导通知的。”
我又问:“我一个人去?他们呢(指身边办学习班的监管人员)?”
聂说:“别再问了。车子快到了,别再为难我了……”
我说:“哪敢,哪敢。我要求回家拿件衣服。
聂干事同意。
我的“尾巴”——看守人员消失了。回到家里,见到老婆,孩子,相顾无言,唯有泪汪汪。还没有来得及话家常,小车已到,喇叭催。拿了一件毛衣,就上路,匆匆忙忙上车一看,只见于新民(原副专员,红旗派推荐结合的地革委副主任),陈其武(地革委副主任中的工农派代表)两人在车上,仿佛我头上的“地革委副主任”帽子还在。三个副主任如同陌生人,大眼看小眼,互不招呼,一路无语。
但是我一路上思潮万千,前路是祸还是福,是车到山前疑无路,还是柳柳暗花明又一村?翻肠倒肚,思前想后,久久不能平静。
到了成都,住进东方红宾馆,我才悄悄问于新民怎么回事,于新民摇摇头,他也是刚刚从学习班放出来,一无所知。
晚饭后,通知明天早饭后乘飞机到北京开会。我心想,这一下,事情弄大了,要惊动中央来解决问题,这一定不是你我“群众代表”的事情了。可能又有好戏看了。
到了北京,下榻京西宾馆,一看,来开会的人很少,只有成都军区首长张国华、梁兴初,已升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的十三军政委何云峰,十三军军长顾永武,加上我们江津地革委的三个副主任,共计七人,别无他人。军区首长张、梁,连秘书都没有带,这说明会议的保密程度很高。
晚上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问寒问暖,这是周总理待人接物的一贯作风。再忙,也不会忘掉他请来北京开会的客人,当晚总是要和客人见见面,打个招呼。
我和陈其武同住一间房,首长各住单间。我问陈,开什么会?陈说:不知道。我心里想,我昨天是阶下囚,今天是座上宾,明天是什么?思前想后,折腾了一晚上,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何云峰破题

第二天开会,会议室是个三套间,正中是长方形会议桌,两边是休息室。张梁首长分坐会议桌两头,张国华面对着门,梁兴初背对着门。右边坐着十三军顾军长,何政委,于新民,左边坐着陈其武和我,我的身旁还空着一把椅子。
会议由张政委主持,张政委说:十三军入川支左以来,取得很大成绩,也有一些意见,今天来到中央,在毛主席身边,可以把问题提出来,会得到圆满地解决。
成都军区副政委何云峰首先发言。他声色俱厉地,以质问的口气道:我十三军接过五十四军老大哥支左的班,真心诚意地想要把四川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支左工作搞好。可是,问题太多太大,比如,一个小小的永川,我们派了副军长、师长、参谋长那么多人去整了一年多,还是武斗不断,派性不减,积怨很深,表面联合,实际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根据我们了解,永川之所以成为老大难,还这样乱,还在搞武斗,根子就在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不在永川。
说到这里,何云峰提高嗓门,怒气冲冲地敲着桌子说:如永川的发枪发弹,永川的武斗,永川的留军,永川的两个支左小组……特别是永川发了那么多枪,那么多子弹,根子就在成都军区!刘、张算老几(指已经被打倒的刘结挺,张西挺)?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擅自给红旗派发了那么多枪,造成武斗不息,派战不断,使永川成了老大难。难道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一、二把手能推卸责任吗?不该负责吗?难道我十三军不该问个清楚吗?难道这样糊里糊涂地支左行吗?我十三军没有别的请求,就是请成都军区一、二把手,把永川的问题讲清楚,以便我们十三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支左任务。
张政委心平气和地回答:可以,可以。但是,一定要请中央首长到场,我一定把永川的重要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把永川发枪发弹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
会议的主题,何云峰点明了。原来是要追查是谁批准给永川红旗派发枪发弹的,要追究是谁批准给红旗派发枪发弹的责任问题。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何云峰的发难,矛头所指,就是张国华。叫我们来开会,无非是要我们当见证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批准给我们发枪发弹的,只知道是永川支左小组给我们发的。
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将军斗法,我们群众代表、地方干部完全是被绑在战车上的。张、梁的斗争,官司打到中央来了,非要中央首长来评判不可。
中央首长不出场,会议无法进行。这个严肃得要命的会议,大家又是各怀鬼胎,谁也不敢东扯西拉闲聊,只好抽烟,喝茶,望天……无聊地打发时间。

难堪的等待

在这样的等待中,陈其武看到梁司令员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一下午,两三包中华香烟没有了。陈就问:梁司令员一天要抽几包烟?梁答:四五包吧。
陈其武惊奇地说:哇!你的烟钱,比我一个月工资还要高许多!
梁司令员不高兴了,板着脸说:你怎么能这样比呢?我打国民党的时候,你在哪里?抗美援朝的时候,你又在哪里?梁兴初伸出手给陈其武看:我有九个指头,你有十个指头,能比吗?同志,不能比!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把陈其武弄得狼狈不堪。我每次到成都、北京开会,都给自己规定:多听、多记、多想、少问,不点名不发言,发言谨慎小心。
北京京西宾馆会议照样进行,按照中央会议的习惯,每天下午两点至夜里五点为开会学习时间,其它为休息时间。
这几天安排学习毛主席著作,以自学为主,打发时光。等待中央首长到来解决问题。不过还是要按时到会议室学习。
一天,总参谋长黄永胜来了,黄总长说:我今天来看看大家,听听大家的意见。何云峰重复了第一天会上所提的永川发枪发弹等问题,请求军区首长把永川发枪发弹问题说清楚,使我们做到心中有数,以便我们更好地完成在永川的支左任务。
黄总长听后,没有说什么。张政委也没有答话,其他人也不敢多言多语,就这样张丞相看着李丞相,相顾无语。我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静静地读毛主席的书。大家默默地过了一段时辰。
黄总长知道他解决不了问题,坐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

周恩来终于到会

1970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正在学习,突然,进来四个人,围绕会议桌巡视一圈,就分别退入两侧的休息室。随即周恩来总理提着一个公文包,进入会议室。张政委见周总理到了,立刻起身。梁司令员因背向大门,还没有反应过来,周总理已走到我的身边,顺手拉开椅子坐下。我有幸坐在周总理的左手一侧。
周总理请大家都坐下。周总理说:这几天有点忙,让大家久等了,对不起。
周总理说:张政委,梁司令员,顾军长,何政委,我们都是老熟人了,你们也都是朝夕相处,不用介绍了,那三位呢(指我们三个地革委副主任)?
张政委一一介绍,指着于新民说,是江津地革委副主任,老干部。
周总理问:哪年参加革命的?
于新民答:三九年,以后随军南下到四川。
张政委介绍陈其武:江津地革委副主任,群众代表。
周总理问:哪里人,做什么工作?
陈其武答:四川永川人,在县委做秘书工作。
张政委介绍我:叶大明,江津地革委副主任,群众代表。
周总理问:哪里人,做什么工作?
我答:江苏南京人,永川化工厂发电站工段长。
周总理说:那我们还是老乡呢!
梁司令员马上插话:此人很会蒙蔽群众。
我顿时大吃一惊,心想,从未与梁司令员打过交道,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总理面前,告我的状!真想不通。
张政委说:他很会做群众工作。
周总理说:噢,会造舆论。
好在由张政委、周总理给我解了围。
周总理说:大家开了一个多星期的会,讨论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何云峰以很谦虚的语气发言:我们接过五十四军老大哥的班,到永川地区支左,发现永川问题很多,如给一派发枪发弹,成立两个支左小组,特别是永川的发枪发弹,发了几千条枪,几十万发子弹,武装了三四个团,直到去年七、八月份,还发生大规模的武斗,造成长期武斗不断,永川成了有名的老大难地区,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十三军,入川支左不久,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想请军区首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永川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做好支左工作,完成党交给我们光荣的支左任务。
张国华政委接着发言,他打开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念道:最高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爱护左派,支持左派,武装左派……
我听张政委念到“武装左派”时,心中吃了一惊,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最高指示。
接着,张政委继续念道:成都军区党委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研究决定同意武装永川红旗派,并报请中央批准后,我们才开始给永川红旗派发枪发弹。中共中央……
张政委还未念完,周总理就叫张政委不用再念下去,把文件要过来,自己看。周总理是把文件折着,一行行推起看的,可能是以防被邻坐的我看到文件内容。
周总理看完文件后,一招手,休息室出来一个随从人员,接过周总理交给的文件,听周总理低声交代了什么,该人就离开会议室,可能是去查证吧。
从张政委念的那几句文件中,我得知是成都军区报请中央批准后才武装永川红旗派……我当时又惊又喜,惊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有武装造反派的指示,喜的是永川红旗派的枪是党中央批准发给的,永川发枪是通天的,是合理合法的。
周总理就问何云峰十三军入川支左的情况和重庆搞得怎么样。
何云峰说:重庆两派武斗是停止了,两派对立的情绪还没有消除,还有许多思想工作要做。
周总理说:九大都开过了,再闹对立是不符合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的。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
就在这时,突然听到哗的一声巨响,惊得大家不知宾馆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总理就叫随行人员出去查看。
我就说:这是锅炉安全阀动作的声音。
梁司令员说:你怎么知道?
我答:我们热电厂经常会遇到安全阀动作的事情。这个响动,很像锅炉安全阀动作的声音,很可能是供暖的锅炉安全阀动作发出的响声。
随行人员回来向周总理汇报后,周总理说:他(指我)说得对。
周总理叫我:你来说说永川情况。
我向周总理汇报:我们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教导。
周总理立刻插话说:只能提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要提我。
我继续汇报:我们一度当了败家子,永川四期武斗,一次发枪,一次送枪,一次抢枪,一九六七年的“八•二一”,一九六八年的“七•三一”,都是我们主动进攻惹的祸。仅我们一派,在历次武斗中,造成死伤共一百零三人,其中死四十八人,都是血的教训,很后悔。我们应该……

周恩来指出四川问题的关键

这时,查证文件的人回来了,递给周总理一张字条。周总理看完后说道:清楚了,清楚了。永川发枪是我们批准的,是中央批准的。责任不在成都军区,也不在军分区,更不在他们(指着我)。责任在上面,不在下面。此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提了。
周总理接着指明:中央认为,四川的关键问题,是张、梁团结问题,不是其它什么问题。周总理又对顾永武、何云峰说:你们十三军就是要争当张、梁团结工作的促进派。张、梁团结了,四川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团结就是力量嘛!团结才有战斗力。
顾军长,何政委立即表态:我们一定当好促进派,绝不当促退派,请中央放心,请总理放心。
周总理又说:四川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后来居上嘛。毛主席说过“四川很有希望”。开了十多天会议,总结一下,四川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们回去处理。
周总理起身对我说:对不起,打断你的话,没有让你把话讲完,扫了你的兴。
我忙说:总理日理万机,百忙之中,听我的汇报,已经很幸运了。
大家起立,欢送周总理离开会场。

受命起草会议纪要

在张政委主持下,当夜大家讨论会议纪要,因为张、梁首长都没有带秘书,就叫陈其武和我两人,先写出稿子,交给领导定稿。
张政委交代:文字要短,问题要说明,但不要把周总理的原话全部照搬。
梁司令员说:张、梁团结的问题,不要写进纪要。
何云峰说:问题说清楚了,话明气散,写不写纪要,无关紧要。
散会后,陈其武对我说:他头痛得很,需要先休息一下,叫我先写个初稿,我们再来研究研究。
我一人正在会议室苦思冥想,为怎样写好会议纪要初稿犯愁时,张政委走进会议室,进一步交代:题目,就叫四川省京西宾馆会议纪要。内容,一是张、梁团结的重要性,二是永川发枪发弹,但都不能点名道实,文字上一定要有内含,一定要把周总理说的永川发枪发弹,“责任在上面,不在下面”写进纪要里,但不要写“发枪发弹”,就写“永川问题”,就行了。
我心中有底了,根据张政委的几点指示,很快写好纪要初稿,交给陈其武修改。我写的初稿是:

我们一行七人,来到首都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认真学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重要指示,对照总结了前段四川省工作的经验教训,深深地认识到,我们的领导班子没有完全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得不够坚强,没有完全起到火车头作用,辜负了四川八千万人民的希望,也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深感不安。
我们深深认识到领导班子团结是四川的首要问题,中央给我们指明了四川问题所在,我们认真地清理了思想,清除了障碍,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定团结起来,发奋图强,迎头赶上,把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大三线建设各项工作搞上去,请中央放心。
关于永川老大难问题,拖了四川前进的后腿。永川的问题是个历史问题,责任在上面,不在下面。我们都应该向前看,我们充分相信十三军三十七师一定会把永川问题处理得更好。
四川京西宾馆会议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陈其武看后,提出光提永川的问题,没有提出问题实质,别人看不懂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说,这是上面的意图。文字上他改了一点,我们就交上去,就算完成任务。
1970年11月24日,张政委传达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四川省京西会议纪要。
25日,我们飞回成都。何云峰问我回哪里,我答:回学习班。何云峰说:好好学习,争取早点毕业,出来工作。我答:学习无尽头。我有一个梦想,想到大学去学习哲学,好好改造自己。何答应:有机会,我一定推荐。
26日,我回到永川。三代会的头头还是关在地县委学习班,化工厂造反派头头五六十人,还是关在厂里学习班交代问题,我这个一号头头却在外面自由自在,我心头确实感到不舒服,但也无可奈何。我要求到电站去上班,吴军管说:上级对你有安排,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在家好好休息,等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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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吴、李、邱、王笔下的“七二○”事件
——为武汉事件五十周年而作

张光渝

随着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回忆录的先后出版,加上更早出版的《王力反思录》,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的一手素材丰富起来,成了四人双方对案:吴、李、邱三人为一方,王力一人为另一方。在武汉事件五十周年的时候,将他们的回忆对比阅读,可以更清晰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
王力的角色非常重要,没有王力,也许就没有“七二○”事件。另外,吴、李、邱三人表面上是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解救王力的,但却对王力十分不满,因为王是中央文革的人,属于支持造反派的,而吴、李、邱则是反对造反派的。这种关系就使得四个人对该事件的回顾很有看头。

一、“七二○”事件的大背景

1967年夏,全国范围的夺权方兴未艾,一片派性厮打之声。毛泽东提出文革运动“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收尾”的设想,希望理出头绪,实现地方政权的更新与稳定。他于6月下旬派出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的问题。以谢富治为首,因为谢曾在西南工作过,又几乎是邓小平、贺龙“西南帮”的硕果仅存者。
7月,毛泽东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实际上除了这类个人目的外,是要亲自出马解决武汉问题。这是毛泽东自正式发动文革群众运动一年以来的首次离京。外地形势混乱,为了保障毛的安全,周恩来带李作鹏等于7月14日早些时候乘飞机先行到达武汉,名为布置长江游,实为落实安全措施。14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汉。这些背景,王力、李作鹏都在回忆录中写到了。 这两个人自始至终参与了武汉事件全过程。
李作鹏说,他跟着总理到武汉,主要任务是安排毛主席游泳 。大概是因为和“水”有关,所以动用海军。而王力一行是7月13日晚在重庆接到周恩来电话指令,紧急赶往武汉的。他们的到达晚于周恩来、早于毛泽东。周恩来召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一行开会,李作鹏在场。王力说,周恩来告诉他们,“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
湖北省委已经瘫痪,武汉军区执掌大局。以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压制“三钢”等造反派,对立严重。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汪东兴、王力、余立金等中央党政军大员齐集武汉,为“七二○”大剧的上演敲响了开幕钟声。王力说,要谢富治以公安部长身份到武汉护驾,指定武汉空军负责主席的安全,而不让陈再道参与,“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
这就是“七二○”事件发生之前武汉的基本情况。

二、解决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

李作鹏说,7月16日,毛听取周恩来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杨成武、谢富治、李作鹏、汪东兴、余立金、王力等主要随行人员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当时被打成反军乱军的冲派),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的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李作鹏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明显地支持和袒护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的冲派”。但因为毛已经定了调子,而且李作鹏的任务又不是直接参与解决武汉问题,只是安排游泳,所以他“一直一言未发”。
王力说,总理奉命向军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主席指示精神,从15日开到18日,与会者在三十人以内。“他(总理)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这个总结有三条要点:
——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三钢”等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其他组织;
——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对比王版和李版,中间最大的差别是将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要以“三钢”造反派为核心。王力强调:“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
王力的这段话是可信的。如果毛泽东的话只是如李作鹏转述的那样平和,两派对立大概不会那么激烈。要知道,在文革环境下对立的两派,一派的头头走出监狱,就意味着另一派的头头可能进监狱。把百万雄师说成保守组织,其“极少数头头”就会有牢狱之灾。
王力又说,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随行官员和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把话讲到顶点,又反过来说另一面。”“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他(毛泽东)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会议开完,周恩来于当晚九点半飞回北京。
“主席的讲话向来如此” ,却苦了执行者。当时的形势,“三钢”肯定是高兴的,武汉军区肯定是憋屈的,最受不了的是“百万雄师”——他们想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称号而不得,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保守组织,要起了“变化”才能成为“联合”对象。他们不可能理解毛泽东那套“说到顶再反过来说”的“政治艺术”。他们愤怒了。

三、王力的讲话和武汉军区的态度

李作鹏作为旁听者,7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武汉军区党委会,听取陈再道、钟汉华的汇报。李作鹏说:“汇报时,总理再次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总理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但陈再道仍表示想不通。”李又写道:“会上,王力对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谢富治也同意王力的批评意见。王力的讲话引起武汉军区领导人强烈的不满情绪。”“依我旁听者对两天会议的感觉,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与武汉军区领导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正因为“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才有18日晚毛泽东亲自出面给陈再道等人做工作的事情。在这种场合,把“说到顶”的话再说回来,但精神实质不变,是毛“向来如此”的做法。“陈、钟在毛主席讲话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决定,并做好部队的说服教育工作。” 看到主席出面,陈、钟松口,周于18日当晚返回北京。谁都不知道,真正的大戏刚刚开始。
王力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自己在军区汇报会上讲话的事,只说7月19日下午到晚上,在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谢富治和王力分别作了讲话,王力称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要求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
在这几天中,谢富治、王力等一行先后去了属于造反派的“新华工”、“钢工总”总部和属于“保守派”的“百万雄师”总部,王力自称,在这些场合他们“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 即使王力说的是实话,这些活动也足以激起两派对立情绪。更别说王力的讲话还有很大煽动性。
王力对造反派们说,百万雄师是保皇派,军区支左支持保皇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支持你们,“你们受打击的现象不允许存在,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一去不复返。”“‘三钢’造反组织播放了王力讲话实况录音,同时,武汉军区汇报会上王力严厉批评军区的讲话,也很快传播出去,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极大愤慨。”
群众运动的真谛是什么?毛泽东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些话都说得天衣无缝。但是,真的纯粹要群众自己“运动”起来,其自身的利益就会高于一切。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文革大环境下,夺权失利的一方将会何等下场,是不言而喻的。“百万雄师”有军区做后盾,人多势众,奋力一搏,将满腔怒火发泄到谢富治、王力身上,是完全正常的。这才是地道的货真价实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说,实际上是“运动群众”说。另一方面,如果王力只在武汉讲了些“理论问题”,大概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王力的这些话不可信。
军区是什么态度呢?李作鹏说,王力被造反派抓走后,周恩来要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当时李作鹏在场。陈再道答:“我找不回来。”“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就生了气,‘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的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别了总理。”
作为亲历者,李作鹏的叙述是可信的。从倾向上说,李同情陈再道。但是,周恩来说的并不错。群众组织做事过杠,可以理解,一个高级将领意气用事,如此表态,无论于公于私,都确实不妥。
相反,作为受到百万雄师冲击和绑架的王力,却在回忆录中没有说陈再道、钟汉华一句不是。他写道:“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拥护的,主席要他们检讨,他们也没有任何抗拒。” 这话有些言不由衷。如果真的是这样,武汉军区的汇报会不需要开上好几天还没有结果;王力也不需要讲话严厉批评武汉军区,以至于弄得天怒人怨;陈、钟也不会等到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才表示服从,结果还捅了大娄子。至于王力为什么要这样说,人们会有自己的结论。
这是对案的好处。

四、王力的被扣和获救

“七二○”事件事发突然。李作鹏在写到“周总理回北京”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7月20日拂晓前,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冲破警戒线,突然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破窗而入,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同时数千人冲进武汉军区领导机关,逼迫军区领导对王力讲话表明态度。”
李作鹏的回忆说明:一、“七二○”事件事前没有征兆;二、军区领导机关是被逼表态的一方,被动的一方;三、王力的讲话绝不止是“理论问题”,而是需要军区表态的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调子是毛泽东定的,但它出自王力之口。这叫“清君侧”。
王力留下了自己被“揪走”的全过程记录,这是一份很珍贵的材料。他说:“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主要是穿海军制服的。”来人声称要把王力带去“辩论”,弄上一辆大卡车开到军区大院。此时的武汉军区机关已经被百万雄师占据,“每个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进入一座楼房以后,王力挨了打,“打得一塌糊涂”。王力说:“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是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毛泽东下令找回王力,此时住在东湖宾馆的陈再道在混乱中被误认为王力而受伤,钟汉华在讲台上向百万雄师磕头,请他们放回王力,但无济于事。谢富治到军区要人,并自报家门,把门的百万雄师却说,你要敢进来“就把你宰了!”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不知毛泽东是否真的喜欢?
百万雄师质问王力为何把他们打成反动组织,王力否认;对方转而勒令王力书面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咬文嚼字,“坚持原则”,称自己没有权力签这个字,要中央召开各派群众组织的会议讨论决定。这个会的“日程已经安排好了”。“我认为(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 现在看来,这样的“原则”真是荒唐得很。但当时,对于百万雄师来说,却被视为命运攸关的大事。
一个胆大包天敢于从毛泽东驻地旁绑走中央文革成员的组织,冒这么大风险,目的只是要王力签一个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的保证,令人哭笑不得。这就是 “群众运动”的特征——偏激而盲目。
后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将王力转移至二十九师,然后又藏到小洪山。从北京返回武汉的周恩来见到被找回的王力,与他贴面拥抱,流了眼泪。 无论是军区还是中央高层,无论是何种立场和派别,王力的安危都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事情总有底线,百万雄师等组织的行为超越了底线。王力的下落决定许多人的命运,能安全返回,虽然伤了一条腿,还算是最好的结果。
关于王力的获救,李作鹏说,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刘丰听说王力在二十九师,秘密将他转移到空军的一个部队保护起来,并于21日下午报告了周恩来。王力被掠走不超过48小时。当晚,周恩来令李作鹏和刘丰带空军部队将王力接到武汉山坡军用机场,22日上午送回北京。李作鹏说:周总理“表扬刘丰立了大功,不久就升任为武汉军区政委。” 后来的进程证明,这次越级提升并没有给刘丰带来好处。
王力和李作鹏两个人的叙述,将王力获救的过程及主要参与者串联了起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做了叙述。他应当是听刘丰报告的。

五、保护毛泽东

百万雄师等冲击东湖掠走王力,威胁了同住东湖的毛泽东的安全,这才是头等大事。因为这件事,邱会作和吴法宪参与了进来。
实际上,毛泽东并未受到直接冲击,所谓的“危险”是需要防范的因素。李作鹏说,“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否还要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紧张。”毛泽东“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完成了转移行动,21日早打破出行不乘飞机的惯例,飞往上海。
自20日凌晨到21日凌晨的24小时,毛泽东的安危牵动了中央高层的神经。与李作鹏的简要叙述不同,从北京奉命赶来“救驾”的邱会作有更详细的回忆。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吴、李、邱和王力在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此期间和百万雄师共同行动的,还有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军人的参与使事件的性质显得格外严重。
武汉事发,江青非常紧张,要求林彪亲自去武汉保护毛主席安全。7月20日上午,林彪决定派邱会作携林彪和江青各自写的两封信去武汉面交毛泽东,劝毛立即离开武汉。当天下午,林彪在人大会堂召见临行前的邱会作,对他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毛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在武昌固守待援。”林彪指着地图向邱会作交待:“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二十九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主席安全,防止发生流血事件。邱会作走时,还根据林彪的吩咐带上了一个医疗小组。
应对武汉事件,林彪是尽力的,妥当的。
邱会作于7月20日晚十一时左右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与周恩来取得联系。21日凌晨三点多,杨成武到机场将邱会作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杨对邱会作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也就是说,毛泽东已脱离了险境。邱会作向毛泽东递交了林彪和江青的信件,转达了林彪的话。毛完全同意林彪对全国形势的分析,并要邱会作带回口信。邱会作在机场向林彪报告了情况,也给吴法宪打了电话。 邱的任务圆满完成。
毛泽东是在21日早七点半左右乘伊尔18飞机离开的。临行前,杨成武搂着邱会作连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也很激动,我对他说:‘你无限忠于毛主席,我要向你学习!’说完他又拉着我上机去看主席。实话说,杨成武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我能多见到毛主席。” 在如此危难时刻,多见一次主席,应当是可以加分的。所以邱会作感谢杨成武。其实杨成武在武汉为维护毛泽东的安全出力更大,邱会作表示要向杨成武“学习”,那句话并不完全是应景的。
邱会作还说,毛泽东本不坐飞机,此次临时决定派飞机,起先是由飞行团长王进忠做驾驶员。空军政委余立金认为副团长潘景寅技术更好,临时将王进忠改为副驾驶,潘任正驾驶。潘景寅正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专机的驾驶员。
令人扼腕的是,毛泽东从武汉脱险的几位有功之臣:杨成武、余立金、刘丰、潘景寅,再加李作鹏、邱会作,在之后的几年中竟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仅存的谢富治死而不能盖棺,又在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杨成武、余立金在“杨余傅事件中”因祸得福,林彪事件后获得解放。文革的荒谬,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专机是吴法宪派出的,不过吴法宪将毛泽东从武汉起飞的时间说成是21日凌晨三点,又把邱会作到达武汉的时间说成20日下午两点。 对比之下,作为武汉之行的亲历者,似乎邱会作所说的时间更为准确。李作鹏说毛泽东“上午顺利安全地到达上海”,也证明了毛是早上而不是夜间离开武汉的。

六、欢迎和批斗

送走毛泽东后,邱会作即回京复命,21日晚八时起飞。 而李作鹏被周恩来留在武汉,协助他做些具体工作。李作鹏说,总理20日返回武汉后,为了安全,他搬入周恩来的房间睡觉,按总理的作息规律开关电灯,总理则住到李作鹏的小房间。
周恩来于7月22日上午送谢富治、王力一行返京,然后周接着起飞。王力说:“到北京后,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周恩来心思缜密由此可见。他送谢富治、王力先走,以最终完成解救他们的任务;他不与王力等同机,一方面不想让外界知道他到了武汉,也不愿意自己成为被欢迎的一员;他比王力等人先到,出现在欢迎队伍中,又避免了外界对他的缺席产生猜测。
李作鹏、王力、邱会作都未谈及周恩来在毛泽东走后做了些什么,说到这个问题的反而是不在武汉的吴法宪。周恩来对陈再道和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临时主持工作。周恩来“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
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为首,党政军和各界群众代表数千人隆重欢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回京。7月2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一小撮党内军内走资派”。林彪出席了这个大会。“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此叫响,又引出一场是非公案,不表。但李作鹏没有在回忆录中说到这个有林彪参加的群众大会,邱会作则带了半句话:“林彪除了参加天安门的大会和对曾思玉、刘丰有个‘八九’讲话外,他并没有参加对陈再道的具体处理工作。” 只有吴法宪说到:“这个大会,本来林彪不想参加,但江青打电话给叶群说:‘这样的大会,林彪同志不出来不好。’这样,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门。”
王力对这个大会是另一个说法:林彪对大会有“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的批示。毛泽东通过康生传达了他对群众大会的三点指示: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代之;“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中间加几个字,称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同意上天安门的名单中有聂荣臻而没有徐向前、叶剑英。这个名单是在北京讨论通过后报毛泽东的。
有聂而无徐、叶,不读《王力反思录》,这个细节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都是“二月逆流干将”,为何厚此薄彼?徐有陈再道“后台”之嫌,叶呢?
在文革的大环境下,陈再道、钟汉华的下场令人提心吊胆。两人被召到北京,接受审查和批斗。这是高层批斗,但却把群众大会上的批斗办法搬到了京西宾馆,搬到了中央和军队高级干部出席的会议上。邱会作说:“陈再道被押上台之前,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的秘书和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教练’了一番并坐了‘喷气式’,总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陈再道等人站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斗。”
陈再道的“站”,有了三种说法。邱会作说,他听到陈再道嘟囔自己站不住了,就乘总理上厕所的机会跟了出去,在厕所门口对周恩来说:“陈再道有些站不住了,要求坐下。”“总理有些不高兴,可能嫌我多嘴,瞪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总理回到座位,他自己没有坐下,就用命令的口气说:‘陈再道坐下!’总理这句话,同样对会场震动很大。”
王力说,起初陈再道是站着,后来被迫弯腰。“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党中央开会这样弯腰合适不合适?总理递给江青,江青说就是要叫他们弯腰。他把条子撕了,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王力说,他在这个批斗会上一言未发。
吴法宪则在会议火药味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冲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吴法宪说,他是想到总理在返回武汉途中,预定机场被百万雄师人员占领无法降落,被迫改降安全条件较差的机场。“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什么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他在会场上当面训斥陈再道:“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这无论如何不成体统。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吴法宪,在第二天会议上,又点了吴法宪的名。吴法宪说“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后来轮到吴法宪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
站着挨批,间或被责骂、弯腰、坐“喷气式”甚至挨打,有时则被允许坐下。这就是陈再道被批斗时的“待遇”。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没有写到京西宾馆批斗会的事。他在7月27日被周恩来派往上海,再次准备安排主席游泳。
在中央的会议上尚且如此受折磨,要是按走资派反党分子的“待遇”落到群众组织手中,陈再道、钟汉华的遭遇不知要比彭德怀惨多少。但是,他们两人却被“藏”起来了,没有交到群众手中。在文革初期,犯下如此“重罪”却没有受到群众大会批斗,陈再道是一个异数。这完全是毛泽东的态度决定的。所谓“态度决定一切”是也。

七、态度和立场

王力说:“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恼火过后,毛泽东做出了较为冷静的判断——“七二○”事件“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等等。不过是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武汉问题的方针。” 毛泽东清楚,如果真是兵变兵谏,人群就不会冲向王力的住所,他也走不出武汉,西安事变就会重演。毛当然也不愿意把自己说成兵谏的对象,而且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也没有人敢于直接对毛泽东动手。
不过毛泽东吸取了武汉的教训。以后解决各省市的领导机构建立问题,不再把“中央代表团”派往当地,钦差大臣满天飞,而是把地方主要派别的头头及有关党政军干部调到北京办“学习班”,谈妥了再回去。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邱会作分析毛泽东的态度比较到位。他说:“毛主席离开武汉实际是不情愿的,他知道他在武汉是最大的败家。”虽然他后来发表了“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最高指示”,但这不过是“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群众运动”的另类滋味。
邱会作认为,毛泽东对陈再道的宽大,是正确的,是领袖式的。“陈再道的福气在于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主席对陈再道的处理已经超过对他本人错误的处理,是针对四方面军的政策来的。如果陈再道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政治生命早就掉了。肖华、杨成武,以至后来我们几个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话说得有道理。毛泽东当时曾做过批示,指出凡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吴法宪说:“这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有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这真是陈再道、钟汉华的福气。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允许刘少奇改正错误,但那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其他参与了“七二○”事件的人,也有自己的态度。
全程经历了“七二○”事件的李作鹏认为,“七二○”事件起因是毛泽东批评武汉军区压制造反派,过程是百万雄师对抗总理指示,抓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威胁主席安全。“但我认为,‘七二○’事件的根源是毛主席的方针、路线所致,是中央文革一伙人,妄图通过全面内战达到阴谋夺权所致,是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问题做了不正确的判断,确定了不正确的调子和采取了不正确的处理办法所致。”
把“七二○”事件的爆发说成毛泽东的错误所致,是有道理的;说成中央文革一伙人阴谋夺权所致,听起来顺理成章,实际上比较勉强。正如王力所说,他在武汉的讲话没有脱离毛泽东的调子。百万雄师把不满发泄在王力身上,并不证明王力或中央文革对武汉的事情另有与毛泽东不同的打算。
邱会作从武汉返回北京,对吴法宪说:“我的看法,倒是革命派反击造反派的。陈再道不听周总理的话是纪律问题。” 这个态度与李作鹏一致。他们同情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不愿意为反军区的“造反派”平反,但又显然不赞成百万雄师采取过激行动威胁主席安全。邱会作说:陈再道反对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我是拥护的,但毛主席到了武汉,“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陈没有把这个大前提摆好。”“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尤其是情绪激动的群众,为了揪王力他们,冲进了毛主席的驻地东湖宾馆,主席的安全毫无保障时,武汉军区又束手无策。”
邱会作的评议是正确的。
当邱会作对吴法宪介绍武汉形势和自己对武汉事件的看法,认为“是革命派反击造反派”时,吴法宪说:“不管什么派,我们倒要真的按照李文忠所说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话办事,否则就会犯错误。” 如果吴法宪真的说了这句话,这就是吴法宪当时的态度。吴法宪写回忆录时的态度是:“现在看来,‘七二○’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
因此可以说,吴、李、邱三人对武汉事件的态度是一致的。
王力的态度比较隐晦。他除了不断表明自己在武汉一直按毛、周定的口径行事,并未说错话,做错事之外,只表态说:“虽然当时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值得研究的,但主席是必须保卫的。主席当时确有危险,这个危险决不是来自陈再道、钟汉华或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也绝不是来自百万雄师的广大群众及其负责人,而是因为两派中都难免掺杂有个别的坏人。”
第一,王力在写回忆录时仍不认为处理武汉的方针是错误的,而是“值得研究”。且这个方针是“中央”的,不提毛泽东。第二,王力将威胁毛泽东安全的责任安在“个别”的“两派坏人”身上,不仅排除了陈再道的责任,而且排除了百万雄师负责人的责任;不仅涉及百万雄师的“坏人”,还涉及了对立面“三钢”等造反派的“坏人”。看起来,王力作为武汉事件被冲击和绑架的受害者,摆出了一副超脱的高姿态。但实际上,这样的分析完全是避重就轻,把如此性质的严重事件说成“个别坏人”所为,实际上是用空话掩盖实质问题。不言而喻,被“坏人”绑架的人,当然就是“好人”。
把王力与吴、李、邱三人的态度相对照,王力的言不由衷甚至有苦难言的窘状十分明显。这要从王力写反思录时的处境和心态说起。
王力在文革结束后获得释放,没有像戚本禹一样被判刑,但却丢了党籍。王力写的一些东西送上去,引起邓小平的注意,认为此人可用。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说,王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的东西“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 这就给了王力一丝期待,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党籍,政治翻身。为此王力还在1990年1月20日就建议宽大处理犯错误的原四野老干部致信邓小平,“顺便”提到自己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作为一个老党员来退休,并继续为党贡献自己最后一点微薄力量。” 但是因为陈云等人的极力反对,王力的愿望至死没有实现。陈云的态度是,王力不是“三种人”,就没人是“三种人”了!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为此表示了对王力的同情,说可能是“有关负责方面”的同志“另有考虑”或“工作太忙”,才出现了这个“应该解决而没有能解决的问题。” 陈云的表态应当就属于李庄所说的“另有考虑”。即使如此,王力晚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绕恢复党籍这一目标进行的。
因此,王力在写反思录时,不仅对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而且在写到有关人物时非常注意其人当时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非常注意“分寸”,为自己留下后路(包括死后恢复名誉的可能)。比如,从“七二○”事件的章节中看,王力点名批评和指责的人都是“反党集团成员”,包括林彪、叶群、江青、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而陈再道、钟汉华等,因为已经是获得平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王力一味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说半句责备之语,反而不断为他们讲好话。
相反,吴、李、邱在武汉事件中都是保卫毛泽东安全的有功之臣。虽然他们支持武汉军区的立场,都认为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处理不正确,但也不回避武汉军区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是因为比起王力来,他们没有太多患得患失的想法。
最后要说一说武汉事件的“正确”和“错误”,“革命”和“反动”。吴、李、邱的立场都倾向于“百万雄师”,因为他们支持武汉军区,是军队将领心目中的“革命派”。而王力站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立场,坚持认为“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是“两派的坏人”干扰了处理过程。五十年后回头看去,武汉事件是在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中,地方两派政治势力出于各自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仅仅是由于牵涉了中央文革成员甚至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安全才显得格外严重。
实际上,它不过是全国各地在所谓“夺权斗争”中爆发的派系冲突的组成部分。如同不能说清华井冈山是错误的,就证明清华四一四是正确的,不能说“九一六”是造反派,就证明“九一五”是革命派一样,武汉“钢工总”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既不能证明他们正确,也不能证明他们“反动”;“百万雄师”绑架王力,对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决策,既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也不能说他们“革命”。被认作是“拥护省委”的“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在其公开发布的口号中也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宋侃夫”的内容 。没有造反对象和造反行动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军队支左时期,军队支持的一派与军队压制的一派对立严重,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是一个普遍现象。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地方部队和野战部队支持不同派系的群众组织,不同军兵种支持不同派系的群众组织,形成更严重的对立和武装冲突。如果今天仍然以与军队的关系如何判定当年群众组织的“革命”或“反动”,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然要对文革运动中本派组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负责,而参加造反行动的各派别群众,既是文革的参与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遗憾的是,笔者看过多本武汉文革两派组织负责人写的回忆录,很多人的立场仍然是坚持自己派别的“革命”和对方派别的“反动”,意识不到自己是被文革发动者利用的工具。但愿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王力等人的回忆录在内的文革史料,能够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文革和派性斗争的错误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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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支左”就是支派
——80年代前期军队反思“支左”的共识

何 蜀

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的80年代前期,军队中普遍开展了一次“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运动,并结合这一运动,曾经在文革中担负“支左”等“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部署,纷纷派出走访组,回到文革中曾经在那里进行“三支两军”的地方,去向当地干部、群众征求意见,检讨错误,赔礼道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些走访组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军队在对待“支左”问题上达成的一种共识。现仅就笔者所接触到的三个材料为例。
一个材料是在1984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全军整党办公室”写的长篇总结《军队整党一定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全军第一期整党单位学习文件阶段的情况》。当时全军参加第一期整党的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海军、空军、二炮、各大军区以及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共二十二个单位的党委和机关。根据军委的指示,全军第一期整党的单位,都集中一段时间,重新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篇总结中说:

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从总体上讲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产生和进行活动的。两派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拥护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因此,总的说来,无是非可言,无高低之分。

总结中举了一个具体单位对“支左”进行反思的例子:

沈阳军区机关许多同志深深感到“三支两军”带来的消极后果确实很大:一是“支左”助长了派性;二是伤害过干部和群众;三是把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东西带到地方,危害甚广;四是一些“支左”人员办了错事、坏事,直接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

沈阳军区机关总结的“支左”这4点“消极后果”,基本上概括了文革中“支左”的主要问题,经全军整党办公室写入总结,再由《人民日报》刊登,自然对其他部队进行反思、总结起到了启发、示范作用。至少,在以下两例中就都是按照这4点进行总结的。
一例是曾经在重庆及川东地区“支左”的五十四军,该军党委派出的走访组,于1985年3月返回已经离开十六年的重庆,向重庆的干部、群众报告了他们总结的教训。当年《重庆日报》曾在第一版上有过报道,标题是:《文革期间曾在我市支“左”的某部党委/专程来渝看望受迫害受冲击的老干部》,全文内容如下:

本报讯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重庆市进行过支“左”工作的某部党委,联系实际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最近,由党委负责同志带领走访组,专程来我市看望了当时受到冲击的部分老同志、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这个部队党委联系在重庆支“左”的实际,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的专题讨论。为了在思想上、感情上彻底否定文革,进一步搞好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部队党委决定,由党委书记李九龙带队,来重庆听取地方老同志的意见。在三月十六日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李九龙同志首先介绍了部队党委进行的彻底否定文革教育的情况。他说,部队当时在重庆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搞所谓“大批判”,办所谓“集训队”、“管训队”,伤害了地方一些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搞“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东西,给地方经济、文化建设造成了不良后果;个别“三支两军”人员,以权谋私,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代表部队党委向当时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表示歉意。
市委、市顾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以及一些部门、单位的老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三月十七日,李九龙等前往医院看望了孙先余,并到家中看望了段大明、鲁崇义和廖苏华同志的家属。

另一例是曾在湖南“支左”的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李振祥所写专著《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一书中的总结。1984年冬,四十七军党委根据中央军委和军区党委的部署,贯彻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关于整党的决定,在整党工作中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并派出走访组,于1985年3月9日至25日间专门走访了已经离开十五年、曾经在那里承担“三支两军”工作的湖南省。书中写道:

47军走访组,通过走访,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三支两军”的消极后果,加深了对彻底否定“文革”和消除“三支两军”消极后果的重要意义的理解,增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走访也使47军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统一了对47军在湖南“三支两军”工作问题的认识,较好地消除了“三支两军”工作的消极影响,增进了47军和湖南省的相互了解,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通过走访,47军清楚地看到了“支左”实际是支派。由于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举办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斗所谓“走资派”中,部分支左人员的极“左”思想和过火行为,不仅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身体,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伤了他们的心。在“抓革命,促生产”中,积极推行了一些“左”的东西,干扰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有的支左人员,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以“军代表″自居,在生产业务上搞瞎指挥,使一些地区、部门的工作和生产受到了损失。极少数支左人员以权谋私、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声誉,破坏了军政、军民关系,等等。以上事实,使47军走访组确实看到“三支两军”工作给地方和军队建设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三支两军”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的消极影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军政、军民关系,妨碍部队建设。军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整党中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主动走访地方,消除不良影响,是很有必要的,军委、总政和军区的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的。

以上三例中,对“支左”问题都总结了共同的4条教训,概括起来就是:
一、“支左”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群众的矛盾冲突;
二、搞“大批判”,办“学习班”,伤害了一些地方干部和群众;
三、把“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东西带到地方,给经济、文化建设造成严重危害;
四、个别“支左”人员以权谋私,败坏了军队声誉,破坏了军政、军民关系。
回顾当年的军队“支左”工作,这几条教训总结得是比较准确的。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80年代前期,参加过“支左”的军队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确实难能可贵。
其中特别是第一条,“支左”就是支派,是最重要的总结,一针见血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支左”这一“史无前例”的“战略部署”。
本来,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或者划分一二三四类,进行政治排队,以便确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是中共历来搞政治运动所必须采用的手法。但在文革初期批判所谓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已经对这一套手法进行了批判,认定其为“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反动路线”。但是,到了1967年初,毛泽东却变本加厉地要求军队“支左”,即所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这就比此前被批判的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划分左中右更加荒谬绝伦,不仅把群众划分成了左、右派,而且竟然命令军队出面以武力支持其中的“左派”。“刘邓路线”时期还只是由工作组或上级党委对划分为“右派”的群众进行“专政”,而毛泽东的“支左”则是要军队以武力对群众中的一大派进行“专政”。
提出“支左”却又不明确到底怎样划分左、右,于是许多军队都支持了保守派即毛泽东当时所认为的“右派”,以后又逼着各地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即毛泽东当时认为的“左派”,全国更是乱得一塌糊涂,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于是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全面内战”……
当初批判“刘邓路线”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毛泽东的“支左”则成了命令(还不仅仅是“挑动”)军队斗群众、镇压群众,岂不成了一百步笑五十步?
“支左”的荒谬性,大概毛泽东自己也很快就发现了,善于文过饰非的毛泽东便在他发出“支左”指示仅仅半年之后,就在乘坐警卫森严的专列巡游的所谓“视察大江南北”时的指示中改口了,说群众中的两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实行大联合。既然如此,那么群众中就不存在什么左派、右派之分了,军队还有必要“支左”吗?但毛泽东是不会认错“下罪己诏”的,因此“支左”一词仍然继续使用而且始终要吹嘘其对保证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林彪向“支左”部队作出的“一碗水要端平”的指示 ,实际上已经不动声色地对“支左”进行了否定和消解——既然“一碗水要端平”,那么就不能支持或偏向哪一派了。“支左”部队的任务就不再是支持哪一派,而是要千方百计逼着不同派别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了。
1968年春“杨余傅事件”后就任军队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在当年9月16日的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中批评在地方上奉命支持造反派(左派)的军队人员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毛主席叫你们支左,你们支持一派压一派。毛主席的哪一个指示让你们支一派压一派?” 黄永胜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故意这样说,毛泽东的这个“支左”的指示,不就是明确叫军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吗?
当然,站在今天人类文明的高度,反思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史无前例的“支左”,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与认识。最根本的是要认清,国家军队的本职应该是也只能是保卫国防,而不能成为领袖或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2017年7月3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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