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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1967年成都“五六”事件死者名单
王锐 提供 林洛 录入
《昨天》编者按：原载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兵》报、川医《九•一五战报》编辑部合编《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专刊》，1967年5月27日出版，第一版。系《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中的“光荣牺牲的革命战友统计表”。据该调查公告中总结：光荣牺牲共五十四人。其中枪伤致死四十一人，火器爆破（弹片）伤致死四人，钝器伤致死九人。统计表列出五十二人，表后注中另外提到二人。
“五四”“五六”大血案，指的是1967年5月4日、6日分别发生在四川棉纺织一厂（简称川棉一厂）和成都一三二厂（制造飞机的国防工厂，对外称国营峨嵋机械厂）的大规模武斗。自当年4月开始“反击二月逆流”后，一度被镇压的成都造反派重新抬头，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展开激烈争斗，成都这两个厂的产业军力量较强，与造反派的冲突最为激烈，特别是在5月6日造反派冲击一三二厂时遭到保守派以“护厂”为由开枪阻拦，伤亡惨重，引起全国震动。在次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中特地加上了最后一条即第十条（原决定只有九条）：“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但随着各地大规模武斗愈演愈烈，对此事件的调查处理也不了了之。
赵宗纯，女，成都十八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6岁。
唐万生，男，单位为青苏公社，死亡诊断为头颈部枪伤，38岁。
蒋应庭，男，成都水力发电学校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火器爆破伤，19岁。
程代弟，男，成都大学学生，红成，成大八•三一成员，死亡诊断为腹部枪伤，22岁。
李信言，男，西昌，东坪青年农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22岁。
冉超凯，男，成都十六中学生，东方红公社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20岁。
余全操，男，市政工程处六队工人，兵团外西分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26岁。
潘美德，男，成都五中学生，红成，成电东方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8岁。
陈庆松，男，饮食公司半工半读训练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4岁。
吴安富，男，四川大学学生，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0岁。
候显亮，男，四川师范学院学生，红成，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亡诊断为头部火器爆破伤，21岁。
李海滨，女，成都无线电机校，东方红11•26战团中学教工，死亡诊断为头部火器爆破伤，35岁。
秦劲松，男，成都无线电机校，红成，工院十一战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9岁。
胡兵，男，成都二十四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6岁。
倪修全，男，成都二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7岁。
谭平富，男，劳动人民新村小学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13岁。
谢德明，男，眉山中学学生，东方红造反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18岁。
钟桂元，男，一三二厂工人，一一•一九派成员，死亡诊断为腹部枪伤，28岁。
谢乾隆，男，铁路三局六处工人，成铁“二七”造反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2岁。
邓德成，男，成都二十九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6岁。
王国清，男，市人委财贸修建办公室学工，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1岁。
张绍瑜，男，西南电建三公司工人，内江工人造反司令部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20岁。
许敏，女，工农兵相馆职员，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5岁。
贺莉，女，成都一中学生，红成，成电东方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9岁。
陈永德，男，低压开关厂工人，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23岁。
范培瑾，女，502厂子弟小学毕业生，五湖四海造反团红色堡垒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3岁。
李全华，男，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北地东方红公社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2岁。
何正玉，女，成都十五中学学生，红成，川医九•一五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5岁。
戴祖国，男，成都九中学生，红成，川医九•一五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19岁。
刘庆中，男，蔬菜公司职员，兵团财贸分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3岁。
口口口，男，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15岁。
程其逸，女，成都二十六中学生，红成，成地解大成员，死亡诊断为腹部枪伤，16岁。
傅长松，男，一三二厂工人，一一•一九派四•一战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20岁。
李德光，男，四川师范学院学生，红成，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胸部枪伤，26岁。
张金木，男，龙舟路小学学生，死亡诊断为胸腹部枪伤，14岁。
彭霓云，女，川师附中学生，红成，东方红战团成员，死亡诊断为颈部火器爆破伤，15岁。
邓运昌，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8岁。
康忠志，男，成都水利发电学校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颈部枪伤，19岁。
陈明富，男，红卫兵成都闯将革命造反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5岁。
王长久，男，冶金建筑安装公司第三工程安装公司工人，兵团，街道工业分团成员，死亡诊断为胸部枪伤，34岁。
王惠明，男，西南送变电工程公司工人，死亡诊断为全身多数性钝器伤，17岁。
杨正业，男，峨眉中学学生，红成，成大八•三一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汽车碾压伤，15岁。
谢云祥，男，成都自来水公司工人，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钝器伤，40岁。
蹇忠贵，男，小天竺肉类供应店工人，兵团成员，死亡诊断为颈胸部枪伤，23岁。
曾向东，女，成都二十三中学生，红成，工院十•一战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右下肢枪伤，16岁。
屈德安，男，成都十七中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枪伤，15岁。
杨自强，男，成都二十三中学生，死亡诊断为颈部枪伤，18岁。
李文君，女，红成小闯将成员，死亡诊断为头部汽车碾压伤，11岁。
杨文柏，男，九四信箱工人，红卫东九四纵队成员，死亡诊断为全身多处钝器伤及锐器伤，31岁。
程遵华，男，四川大学学生，八•二六成员，死亡诊断为盆腔枪伤，22岁。
唐福，男，铁道部建厂工程局第二建筑处工人，红卫东五三纵队成员，死亡诊断为全身多处钝器伤，35岁。
徐建民，男，成都机车车辆厂工人，兵团，外北分团成员，死亡诊断为全身多处钝器伤，38岁。
注：
一、本表系自五月六日至五月十六日送到川医病理科的革命造反派同志的遗体五十二具，均系被产业军直接杀害。另有盲哑学校、红成战士潘水金同志（男，十五岁），因产匪在土桥抢粮，前往护粮时不幸从车上撞下，头部破裂光荣牺牲；成都十七中、红成战士朱用金同志（男，十七岁），在川棉事件中被产匪毒打头部受伤后合并败血症光荣牺牲。此两名均未列入表中。
二、本表中名单的排列顺序，并不代表死亡的先后顺序。
三、表中空白处，尚未查明。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协助我们核实。
四、表中杨文柏同志于五月六日晚，自一三二厂经小路回九四信箱途中，被产业军绑架、活埋，壮烈牺牲；唐福、徐建民同志于五月五日被产业军绑架，次日晨在成都机车车辆厂俱乐部发现遗体。
五、表中“红卫东”指“红卫东成都部队”；“兵团”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成”指“红卫兵成都部队”；“八•二六”指“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
六、以前公布的初步调查材料，如与本公告有出入时，以本公告为准。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支队 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斗团
川医附院革命造反总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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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1967年万县市“六三”惨案死者名单
王锐 提供 渔歌子 摘录
录入者说明：1967年2月下旬开始，四川省万县专区（今属重庆市）按全省统一部署开始了针对造反派组织的“镇反”运动，万县市职工组织“主力军”被打成“反动组织”，学生组织“赤旗战团”被打成“帮凶组织”，大批人员被抓捕入狱。4月开始“反击二月逆流”后，被捕入狱的“主力军”头头熊道生、“赤旗”头头钟嘉钰等被中央点名送去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5月7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否定了此前的“镇反运动”，要求给被打击的造反派“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万县地区的平反工作迟迟未能进行。6月3日，“赤旗”的上千学生列队前往公安局，欲揪斗公安局长王杰，遭到事先得到消息后有准备的公安消防队员突袭，导致学生在惊慌外逃时发生严重踩踏事件，当场死亡30人，伤近80人（后有送往重庆救治的伤员经抢救无效死亡1人）。当晚20时至4日2时在万县专区医院外科对当场死亡的30具尸体进行了验尸。
此名单根据“万县地区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四川万县市“六•三”大血案专刊》（1967年6月10日出版）中公布的《验尸纪实》及《烈士简介》等文中的内容摘要录入，略去了验尸情况记录等文字。原记录中大多死者无年龄记载。据该报记载，此次尸检由十五个单位的代表参加，各代表签名是：中国科学院何关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王斌，重大“8•15”赴万调查队张应田，首都红代会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徐茂云，首都红代会北医8•18战斗团袁德群，万县专区防疫站毛泽东思想红卫战斗团余子杰，首都红代会北京外贸学院燎原公社赵晓蓝，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站刘尔淮，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县军分区张广、刘元敏，万县专区人民医院“白求恩”战斗团周伦、毕礼华，万县专区公安处、专区政治“星星之火”造反团宁江，中国人民解放军7799部队王合中，万县市公安局政法造反军李燕君、李丰寿，万三中红旗公社程文伦，万县卫校赤旗王尚志。
30名死者身份简介如下（另据谢声显提供的《江城战报》1968年6月1日出版的“纪念六三惨案一周年”专刊刊登的31人照片专版上的简略记载补上了全部死者的年龄）：
1. 万迪胜，男，北山路小学高小二年级小闯将，14岁。
2. 李泽润，男，万三中赤旗战团，19岁。
3. 方小元，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9岁。
4. 黄家富（《江城战报》作“黄家福”），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5岁。
5. 罗大志，男，万三中赤旗战团，18岁。
6. 万世才，男，万一中赤旗战团，20岁。
7. 陈忠厚，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9岁（《江城战报》上年龄为18岁）。
8. 潘中国，男，市商校赤旗战团，22岁。
9. 张道培，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6岁。
10. 幸前普，男，市商校赤旗战团，16岁。
11. 何明中（《江城战报》作何明忠），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9岁。
12. 张承云，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5岁。
13. 李国良，男，万一中（校徽1416）赤旗战团（袖章00013），18岁。
14. 周小夫，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4岁。
15. 杨永东，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9岁。
16. 刘林逐（《江城战报》上作“刘宁筑”），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8岁。
17. 赵隆渊，男，万三中（《江城战报》注明为赤旗成员），14岁。
18. 张明先，男，万三中赤旗战团，共青团员，20岁。
19. 周依华，男，万一中赤旗战团，共青团员，18岁。
20. 张跃富，男，万三中赤旗战团“八一”，18岁。
21. 陈克新，男，万三中赤旗战团“八一”，17岁。
22. 张勇，男，万三中赤旗战团“七一”，18岁。
23. 张德礼，万二中赤旗战团“农奴戟”，16岁。
24. 陈启华（《江城战报》上作“程启华”），男，电校赤旗战团，17岁。
25. 晏文永，男，二中赤旗战团，19岁。
26. 李大刚，男，万三中赤旗井冈山，18岁。
27. 胡泽祥，机械厂半工半读赤旗战团，17岁。
28. 陈开建，男，万二中赤旗战团，14岁。
29. 何伟，男，建华机械厂赤旗战团，18岁。
30. 何帮发，男，万一中赤旗战团，17岁。
《江城战报》上的介绍多出一人，估计是送到重庆后抢救无效死亡者：
邓世坤，男，万三中赤旗战团，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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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永川两派武斗死亡人员名单
叶大明 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叶大明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中的附录。叶大明文革时为四川省国营永川化工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曾任永川红旗派一号负责人、永川三代会勤务组组长、四川省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据廖益书（当年与红旗派对立的永川工农派学生领袖，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永川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为叶大明回忆录所写的序中说，《永川县志》记载（583页），在文革时期1967至1968年的几期武斗中，永川两派群众非正常死亡345人。这里只是叶大明在写作回忆录时搜集到的不到半数的一部分（其中许多还不知姓名、身份），还望知情者订正、补充。
永川文革武斗中的两派为红旗派和工农派（专联司）。红旗派得到以张国华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的支持，被认定为革命左派，并由成都军区报请中央批准后发给红旗派枪支弹药，成立了川东民兵师，将工农派打出了永川；工农派后来得到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因与张国华闹矛盾而跑到重庆另立中心）的支持，在重庆八一五派武装支持下又打回永川。两派武斗一直持续到1969年才结束。
红旗派死者
1967年7月26日永川第一次动枪死亡人员
李瑞新：永化中学学生；
张锦奎：女，汽车二十五队会计；
赵松祥：汽车二十五队驾驶员；
廖兴柱：汽车二十五队修理工；
杨正荣：运输二社工人。
1967年8月21日红旗派攻打工农派占据的地区大楼死亡人员
叶代光：永川化工厂一车间副主任。
得知工农派已经败逃，时驻铜梁的五十四军7801部队安排军车送此前撤至铜梁的红旗派人员回永川。因路上遭遇武斗冲突耽误了时间，直到天黑才从成渝公路向永川城驶来。守卫在西北公路前线的红旗派人员见有车队开来，以为是工农派杀回马枪打回来了，急用机枪扫射阻拦，误将头车驾驶员两位军人打死。
杨万模：54军7801部队驾驶班长；
李茂林：54军7801部队副驾驶。
1967年9月9日按永川支左小组安排支援荣昌造反派武斗死亡人员
陈勇：永川中学学生。
1968年2月9日红旗派大逃亡时死亡人员
刘和：新华书店经理，被泸州红联站在兆雅抓到，交给江津军分区，转交给工农派后，在医药公司被打死。
□□□等2人：重庆反到底派学生，姓名没有留下来。
□□□等6人，重庆反到底派，在武装部抢枪被打死，姓名没有留下来。
1968年4月22日参加隆昌保卫战死亡人员
四川省革筹组批准隆昌县于1968年4月25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对立的泸州红联站、重庆八一五等组织认定这是一个单方面的“派革委”，不能让其成立造成既成事实（因当时按中央规定革命委员会一旦成立就“只能补台，不能拆台”），调集重兵向隆昌大举进攻，致使隆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完后即被迫扛着牌子逃亡自贡成为“流亡政府”。永川红旗派的川东民兵师接受隆昌县武装部指挥参加了隆昌保卫战。
张昌维等7人：永川运输社职工，其他人姓名不详。
1968年5月9日打安岳龙台死亡人员
舒全勇 ：地区川剧团，乐师；
吴云生：川东民兵师二营一连排长，四川汽车制造厂工人；
黄□□等3人：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通讯员（黄□□系重庆九龙坡区中学生），三人均安葬在自贡市。
1968年5月16日打大足贯顶坡死亡人员
周光全：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弹药手；
余从来：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机枪副射手；
万荣福：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机枪手；
贺光涛：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一排战士；
李祥国：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战士。
（五人均安葬在大足县贯顶坡。）
1968年6月16日第二次打高平死亡人员
张长行：川东民兵师二营五连副指导员；
唐明中：地区柏林酒厂职工。
1968年9月9日返永川后被打死人员
殷熙：大安区粮站副站长。
1969年5月16日双石事件死亡人员
周中汉：农技校教师。
杨维邦：农技校学生。
据事后统计，红旗派在四期武斗中，死亡人员共计70人。其中农民35人，工人、干部15人，学生7人（重庆学生4人，永川3人），教师1人，解放军战士2人,重庆等外地人员10人。当时在红旗派一派掌权的情况下，由永川三代会作出决定，对农民、城镇居民及无单位的牺牲者，每人一次性发给人民币300元抚恤金（等于当年三级工的一年工资）；有单位的死者，按单位职工工伤死亡条例办理，发放不得低于人民币300元的抚恤金;当时有专人审核名单，专人负责发放。实在找不到单位或亲属领取的抚恤金最后如数上缴。全部名单由我签字。但后来因我在被清查中遭到多次抄家，名单已被抄没，其中许多人（特别是农民和外地人员）的情况已无法回忆。
工农派死者
1967年7月13日
蔡锡之：在树上观察武斗情况逃跑时从树上跳到房顶后摔在地上死亡。
1967年7月29日在军分区武器库抢枪被打死
刘殿模等14人。
1967年8月23日
蔡昌凡等34人，在铜梁西泉武斗时死亡。
1968年7月31日在大足武斗中死亡
□□□等46人。
工农派武斗死亡人员，是根据当时的告状和上访材料以及有关头头回忆而来，因从未做过统计，许多姓名不详，资料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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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周伦佐书中写到的西昌文革
（《“文革”造反派真相》选读）
渔歌子 摘录
摘录者说明：已故文革研究学者周伦佐，文革时期是四川省西昌地区造反派骨干。在他的文革研究专著《“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多处以西昌地区的文革情况为实例来说明一些问题。现将这些片断摘录出来，以供研究地方文革者参考。本篇系从周伦佐生前提供的电子文本中摘录的，未与印刷成书后的内容进行逐字对照。若需引用，请注明摘自该书稿电子版。小标题是摘录者另拟的。
文革初期的政治迫害
我所在地区的西昌县县级机关当时有干部543人，划为“三类”的51人，占百分之九点三，划为“四类”的33人，占百分之六，打击面达百分之十五点三；副县级领导干部5人中2人划为“四类”；对划为“三、四类”的人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我所在的西昌县星火青年农场有知识青年163人，定为“三、四类”20多人，打成“阴谋集团”10多人，两个分场的团支部书记都姓蒋，又都是农场最漂亮的姑娘，仅仅因为是“黑五类”子女，便被定为“篡权”，都被批斗致疯。
——第二篇第六章第一节
“‘文革’中的三次政治迫害”
官方领导的“破四旧”
我所在城市1966年6月19日成立了官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之后，又于1966年9月5日正式组建了官方“破四旧”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当时县图书馆，由城关镇主任和武装部长负责指挥“破四旧”的全部工作。“破四旧”办公室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分别由公安局、银行、卫生局、商业局、文化局派人组成。
“破四旧”运动涉及范围很广，重点很多，不仅涉及了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发行界、工商界、宗教界，而且还涉及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用品。从“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结束，所有的活动，都由地委宣传部和县委宣传部指挥的官办红卫兵一手实施，并由公安、宣传、文化等部门协助。
1．把1950年“土地改革”到1963～1965年“小四清”和“大四清”期间，历次政治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以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四不清”干部、被公检法列为“内专”的人和在旧中国任过“军、警、宪、特”的人，全部划入“牛鬼蛇神”范畴作为“破”的重点。先由公安部门提供嫌疑人名单，再由官办红卫兵对这些人搞突然袭击进行抄家。抄出问题的，便挂黑牌、戴高帽、游大街、站高凳、跪硬地，白天黑夜交代，大会小会批斗，甚至进行捆绑吊打或拳脚相加。很多人不仅被触及肉体和尊严，而且还被“绳之以法”并株连子女及亲属。一个小小的县城，直接受害者超过千人。
2．把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当作封资修的“黑据点”来破。破法有四：一是停止各教会的一切活动；二是将教会活动的庙宇、寺观、教堂等进行查封或改作他用，例如县境内的清真寺，有的被生产队用作保管室，有的被用作牛马羊厩，被毁坏不堪；三是直截了当拆除庙宇及其设施，例如泸山上的道教庙宇“文昌宫”、“玉皇殿”、“青羊宫”、“五祖庵”，佛教庙宇“光福寺”、“三教庵”、“观音阁”、“瑶池宫”等的佛像、菩萨、经书、挂匾、楹联、碑碣等宗教文物，连同寺庙一并毁坏；四是没收道教长老、佛教仲尼、伊斯兰教阿訇、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师及其他教会人员念经、诵佛、礼拜、祈祷活动时穿戴的服饰和其它用品，如经书中的《佛经》、《古兰经》、《圣经》，用品中的器乐、乐谱等。
3．把文化事业单位列为“破”的重点。运动一开始就把县电影管理站、县文化馆、县图书馆等单位宣布为宣传贯彻“封资修”文艺黑线的“据点”。首先将县电影管理站放映过的影片全部宣布为“反动影片”，并连同影片剧照一齐封存。其次是命令县文化馆封存“文化大革命”前为农村、厂矿、学校所购置的器乐、道具、服饰、文房四宝等物品以及文艺宣传作品。县图书馆被宣布为封资修的“黑窝”，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之外的图书杂志，全部被封禁。勒令新华书店、桃园书店和各个租书点停业清理“坏”书。
4. 把县城所有街道、商店、单位的传统名称当作“四旧”来破。原来的上西街、下西街、顺城街、南街、北街和西昌酿造厂、北街幼儿园、西昌群众报等名称，本来与“四旧”无关，但为了立“四新”，也分别改为东风路、向阳路、红旗路、东风酿造厂、红旗幼儿园、新西昌报。
5. 把人们的发型和穿着当作“四旧”来破。男性的发型只要不是光头、小平头、大平头、学生头，都被视作“四旧”。女性的发型只要不是女式军人短发、学生短发、农民短发、长辫子、小辫子的，都是“四旧”。男性和女性服装，只要不属于军人式、干部式、工人式、学生式的，都为“四旧”。
官办红卫兵两个多月的“破四旧”，使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成千的家庭被抄，上万的个人被破，原来的社会秩序被全部打乱，所有的人都过上了一律化的生活。
——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
“保守红卫兵：特权阶层子女的恶性表演”
保守派加入造反派
除了北京和那些造反派与保守派一直对峙到革委会成立的省份之外，全国各地的保守红卫兵，后来多数都加入了分裂为两派的造反红卫兵组织。例如：重庆官办的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因倾向造反而于1966年9月20日被市委强行取消之后，多数成员纷纷赴京告状并加入到造反队列中去；我所在地区第五批赴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中等学校官办红卫兵，就于1966年10月18日检阅完毕后的当天，在北京的接待站里批斗了官方派去带队的地委宣传部宋某，宣布集体造反——成立了名为“一○一八”的造反红卫兵组织。
——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
“保守红卫兵：特权阶层子女的恶性表演”
造反派不歧视“走资派”子女
反之，造反派对“走资派”子女却从不歧视，甚至还把他们的“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视为本派“阶级成份”纯正的资本。我所在地区卫校学生L，其父为某地级市副市长，运动初期被作为“走资派”打倒，本人在校期间不仅一直担任造反红卫兵组织“炮打司令部”战斗团团长，而且还被推选为地区造反红卫兵司令部二把手，直到毕业离校。前面提到的那位现任某中央级刊物副主编的著名诗人也属此类实例：其父母均为从延安鲁艺出来的“三八式”老干部，因与文艺沾边，运动之初被作为“黑线人物”打倒。他不仅首批参加了造反红卫兵，而且长期担任地区最大中学生造反红卫兵组织“一一八”战团的宣传部长。我所在地区当时被打倒的几位地委主要“走资派”的子女，1967年“二月镇反”被否定后都参加了所在学校的造反红卫兵组织。他们不仅从未受到歧视和打击，反而对于这些造反红卫兵组织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某种微妙的缓冲作用。这要算造反派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员成份缺乏自信的另一种表现。
——第一篇第三章第三节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
造反派数例
……我所在地区：西昌县政府干部冼某，“红五类”出身，但岳父岳母都是“专政对象”，人生的理想不是入党当官而是成为一名诗人，已发表不少作品，运动初期被打成“小邓拓”并定为“四类”，遭受上百次批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率先造反，后任县造反激进派总部一号负责人。地区农业局干部郝某，“黑五类”子女，运动初期因“言论问题”联系到家庭出身而挨批斗，1966年11月最早起来造反，后任地区农业系统造反组织司令和地区造反稳健派总部三号头头。地区电影公司放映员曾某，“麻五类”家庭，上高中时因“反动标语”问题被开除学籍，运动初期以“言论问题”批斗，1966年11月带头造反，并任地区文化系统造反稳健派组织司令。西昌星火青年农场小H，“黑五类”子女，酷爱书法艺术，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运动初期被定为“阴谋集团”成员，1966年12月与其兄一起领先造反。西昌县河西公社知青才某，“黑五类”家庭，上高中时因组织“友谊社”被定为“思想反动”，1966年12月最先造反，并成为当地知青造反组织头领。盐源县国营农场知青雷某，“红五类”出身，读初中被定为“思想落后”，高中时被定为“思想反动”，1966年12月为首造反，1968年任农场革委会副主任。
我亲历过这样一件事：1969年3月，我所在地区造反派两大派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在造反激进派的战前布置会上，总头目特别强调：别让出身不好的人上前线，以免被对立派抓住把柄说不清楚。这种变相的保护不是个别现象。
1968年8月，我所在地区造反激进派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对立派，不惜抓住对方已经辞职的原总部一把手X的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在军分区的支持下，他们到劳改监狱提讯X过去的同学，千方百计诱使其提供X曾经参加袍哥和参与土匪叛乱的证据。随后在整理上报四川省革委的材料时，又将证词中所有“大概”、“可能”、“好像”之类的关键性字眼一概删掉，终于骗得看了这份材料的成都军区司令员兼省革委副主任梁兴初在接见两派时轻率表态说“X是个历史反革命”。尽管如此，X所属的造反稳健派出于派别利益考虑仍然对其实行保护，使得支持造反激进派的军分区也无可奈何。同样，稳健派也在大整对立派有家庭问题和历史问题人员的“黑名单”，或张贴或广播或上报；但激进派对所涉及的成员也是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保护，从不落井下石。
——第一篇第四章第一节
“造反派的构成”
1969年4月，我所在地区造反激进派在一次大规模武斗中抓了对立派一批头目，临时关押在地区邮电局。总部指派负责宣传的黑色子女王某前去审讯，以便获取反戈揭发材料。王某见武装看守人员对俘虏大施肉刑，于心不忍，立即严厉禁止，并安排他们洗漱、吃喝，随后又清还随身物品；在写了反戈声明后，将他们一律释放回家。此事被迅速告到曾为某地质队保守组织头目外号“李老保”的总部武斗司令那里。司令大怒，向王某要人。王某自恃造反资格和社会名气，据理反驳，最后不了了之。
——第一篇第四章第二节
“造反派的分裂”
造反派的全盛时期
1967～1968年，在保守派彻底瓦解的省份，造反派的队伍扩展到什么程度？几乎包容了每个城市、每个乡镇的绝大多数人口。我所在地区当时有二百多万人口，大约百分之八十参加了造反派两大派。支持两派的军队和带有两派倾向的当权派不算，再除去无权参加组织的“黑五类”、在押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和不愿参加组织的“逍遥派”，从城市到农村，几乎很少有人没有参加两派造反组织和不带派性倾向。
我至今忘不了所在地区造反派发生分裂前的壮观场景，时间是1967年5～10月。地区首府——西昌的造反派，成立了“地区联合总部”，按地质系统、邮电系统、运输系统、工业系统、冶金系统、地委系统、专署系统、财贸系统、农业系统、文化系统、学生系统、知青系统，建立了八个司令部和四个兵团。所辖十个县也分别成立了统属于“地区联合总部”的“县联合总部”。造反派编制之规范、秩序之井然、行动之整齐、势力之强盛，令人震慑。从基层单位到地县一级，军队和干部都争着表态支持联合起来的造反派，各级“支左”部队和临时负责维持正常生产的领导干部要作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经过造反组织同意才能畅行无阻。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万象更新的面貌，连小偷都几乎绝迹。“文革”十年，小偷绝迹这类现象只在三个时候出现过：1966年冬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1967年夏季否定“二月镇反”时，1976年春季“四五运动”时。与其说是革命的铁拳吓破了小偷的贼胆，不如说是革命的气氛感动了小偷的良知。
——第一篇第四章第三节
“造反派的成份演变”
造反派的分裂
造反派分裂为两派，自然不是在“解放革命领导干部”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造成的。
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提出“保”哪一位领导干部并尖锐对立，是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必然发生的事。例如四川的“红成”和“八二六”在“刘、张”问题上的打与保。在造反派如日中天的时候，保哪一位当权派，更多是两派出于派别利益需要采取的一种手段，领导干部不仅不可能成为两派分裂的导火索，反而往往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我所在地区的原地委第一书记杨新，曾是华国锋任游击大队政委时的搭档，1964年从中央某部临时下放到地方支援工作。他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工作扎实，深受干部群众好评，因“文革”爆发而滞留地方。1967年底，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准备“解放”他，不料稳健派抢先一步贴出了“解放”他的声明。从此，他变成了激进派攻击稳健派的政治口实，也变成了激进派批斗“走资派”的头号对象，不仅未能进入地区革委会，反而受尽了迫害和凌辱，最后病死北京。政治不择手段，造反派也学会了此道。
……1967年9月，首都“三司”所属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钢铁学院“红旗”和四川大学“八二六”的红卫兵来西昌串联。他们凭着显微镜一样的观察力，很快发现“地区总部”领导班子不是工人阶级掌权、思想和行动都过于右倾等问题。在他们的积极煽动下，地质系统、邮电系统、专署系统、知青系统的全部和学生系统、文化系统、财贸系统的一部分，终于从“地区总部”中分裂出来自成一派。西昌地区造反派从此陷入两大派严重对立甚至杀声震天的自残局面。两派武斗持续到1969年6月，两派对立甚至延续至1976年。这期间，为了寻求军队和干部的支持，造反派不得不让出分裂前曾经掌握的主动权；而水火不容的对立和枪炮相见的武斗，更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和人民生活的巨大灾难，逐渐将造反派推到了民众利益的对立面。
从激进思想看，首都“三司”提出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类口号，除了观点偏激，毫无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言。从激进行为看，成都“八二六”1966年11月13日在人民南路广场批斗李井泉大会上的造反，1966年12月大动干戈对《四川日报》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查封，1967年1月与重庆、内江造反派对四川省轻工厅转存于球溪河糖厂四十三箱文书档案的抢夺，无一不是以极端化方式演出的无意义闹剧。
——第一篇第四章第三节
“造反派的成份演变”
我所在地区造反派分裂的直接导因浅显而深刻：1967年10月之前，造反总部的一、二把手都是地委机关最早起来造反的两位中层领导干部。在首都“三司”和成都“八二六”串联红卫兵的鼓动下，一些工交企业的造反组织提出一、二把手必须由工人担任，其他行业更多的造反组织却坚持认为地委中层领导干部也可以担任此职。于是以此为导火线在1967年10月25日正式分裂为两大派。后来还爆发了历时一年多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武斗。
——第一篇第四章第二节
“造反派的分裂”
军队与武斗的关系
造反派分裂后所进行的武斗，无疑是造反派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篇章。我所在地区造反派两大派的武斗，从1967年12月30日开始到1969年6月正式结束，历时一年零六个月。武斗中，各支一派的军队，不仅将枪支弹药明抢暗送给两派群众组织，甚至亲自出面参与策划和指挥武斗。武斗最疯狂时，两派拥有的常备持枪参战人员竟达2000多人。据武斗结束后的不完全统计，两派死于非命者达1200多人，伤残者超过此数，误死误伤无辜者100多人。至于生产设备、生活设施的毁坏和停工、停产造成的经济损失，那就只能用难以数计来形容了。
我所在地区的军分区之所以支持从老造反派中分裂出来的造反激进派，是因为“二月镇反”时整了老造反派与之交恶在先，铁道兵之所以支持老造反派，是因为军分区已经支持了造反激进派。不同的选择，除了情感上的亲疏，自然不排除军队之间在对象认知及权力关系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造反派分裂为两派的原因，但对两派由文斗升级为武斗，的确起到了无法否认的推动作用。
——第一篇第四章第二节
“造反派的分裂”
革委会实际由军人掌权
……我所在地区：地革委由25人组成。两派造反派共占16个代表席位，每派8人（其中副主任2人、常委2人、委员4人）。两派共推荐干部代表6人，每派推荐3人（其中副主任2人、常委1人）。军队代表3人：军分区1人担任主任，铁道兵八八一五部队1人担任第一副主任，铁道兵八七八五部队1人担任第二副主任。如果只看名额，军队代表不仅在委员中占绝对少数，就是在常委和副主任中也只能分别占到接近六分之一和略高于四分之一。然而在党的核心小组——这个由5人组成的决策圈里，军队代表就占3人——还是组长和副组长，干部代表占2人——仅为一般组员，没有一个造反派代表。
——第二篇第五章第二节
“军人掌权时期”
文革中最后一任地委书记的命运
我所在地区1976年10月之前的最后一任地革委主任和地委书记辛易之，就是这样一个无辜受害者。他曾任重庆市“文革”前的市委书记处书记，一介知识分子，“文革”中被打倒，在1967年4月中央解决四川省问题的专门会议上，遭到过江青点名指责（编者注：此说有误，应是1968年4月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时的讲话）。1972年调西昌地区担任党政一把手。上任之后，他顶住尚未回营的军人政要们的巨大压力，积极为此前被军人政权错捕、错判、错戴帽的造反派和其他干部、知识分子及普通群众落实政策，并解决各种涉及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具体问题。几年中，由他亲自督促而落实政策的受害者不下百人，其中甚至包括：运动初期被官方打成“黑线人物”的原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Z，因为“历史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财贸校教师X、县林场老工人W，被军人政权错误枪决的乡村教师J。他生活简朴，作风深入细致，看人从不死盯“家庭出身”，对造反派中有书卷气的青年特别关照。1976年遭到造反派冲击时，仍不计个人恩怨，尽力为各种受害者解决多年遗留的问题。这么一位“文革”中罕见的正派干部，却在1976年10月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被他的副手——地委副书记L以“支持造反派篡党夺权”的罪名向上报告，受到省委“公开点名批判”并撤职的处理，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第二篇第五章第三节
“干部掌权时期”
历史记忆的恢复
1999年和2000年，四川省西昌市政协先后编辑出版了《西昌文史》第十五辑和第十六辑，主题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西昌”。二十多位撰写者中，有当年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干部，有当年戴着“右派”帽子的教师，有当年的造反红卫兵和保守红卫兵，有当年的转业军人和逍遥派，也有今天的地方文化工作者。这些回忆文章虽然免不了体制话语习惯，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比较理智，能够客观地看待当时的人和事。当年的领导干部在诉说自己挨批斗经过的文章中，有的坦率承认：运动初期把不少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三、四类”，伤害了许多群众；有的客观叙述：运动初期的保守红卫兵和他们的“破四旧”行动，是由官方一手策划、组织和指挥的；有的清楚记得：保守派兴起后主要是斗“黑五类”为标志的“阶级敌人”，造反派兴起后主要是斗“走资派”而放松了斗“黑五类”，造反派分裂并发生武斗后主要是他们两派互相斗，而放松了斗“走资派”和“黑五类”。对于西昌的武斗，事件的目击证人——当年的激进造反者和稳健造反者，在回忆文字中都一致给予了谴责并深表忏悔。甚至前面提到的那位某学院中文系的华教授，在专写自己“文革”初期被赶下农村之事的文章中，也再没有一个字提到所谓“受造反派迫害”。
读了这两本小册子，我有一种欣慰之感。因为其中不仅隐含了社会心理的某种变化，而且还显现了普通人士社会良知的逐渐苏醒和历史记忆的缓慢恢复。
——第一篇第二章第三节
“良知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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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四川各地、市、州革命委员会成立简况
渔歌子 整理
整理者说明：文革时期，四川省下辖成都、重庆、自贡、渡口（攀枝花）4个市，温江、绵阳、内江、宜宾、乐山、江津、涪陵、万县、南充、达县、雅安、西昌12个专区，阿坝、甘孜、凉山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专区均改称地区。以下按各地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时间先后排列（各地举行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的庆祝大会时间都在批准时间之后）。
除王茂聚、天宝在军分区的职务是非现役军人的军内兼职外，四川十九个地市级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职由现役军人担任的有十七个，所占比例为85%。
本篇在整理中得到余汝信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自贡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12月26日批准成立，主任李宗白（自贡市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
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3月7日批准成立，主任林长修（五十军一四九师师长）。
渡口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3月23日批准成立，主任徐驰（原冶金部副部长兼中共攀枝花〔渡口〕特区党委书记、建设总指挥部总指挥）。
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4月18日批准成立，主任王茂聚（原宜宾地委副书记，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
成都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4日批准成立，主任孙洪道（五十军副军长，成都警备区司令员）。
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8日批准成立，主任黄鹤寿（工程兵五十四师副政委，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
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16日批准成立，主任高恩堂（万县军分区第二政委）。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5月29日批准成立，主任蓝亦农（五十四军政委）。
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7月1日批准成立，主任陈崇礼（内江军分区司令员）。
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7月2日批准成立，主任张金省（五十军一五○师政委）。
达县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2日批准成立，主任王俊洪（达县军分区代政委）。
甘孜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2日批准成立，主任天宝（原副省长兼甘孜州州长，康定军分区第一政委）。
阿坝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3日批准成立，主任周子珍（茂县军分区司令员）。
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4日批准成立，主任徐广生（茂县军分区副政委）。
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26日批准成立，主任张示心（五十四军一三○师政委）。
西昌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8年11月16日批准成立，主任杜林（西昌军分区政委）。
凉山彝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
1969年1月2日批准成立，主任王民英（凉山军分区政委）。
南充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9年1月6日批准成立，主任李普爱（五十四军一三四师政委）。
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9年9月29日批准成立，主任耿忠贤（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后十三军副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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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王锐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成都红三司九中八二六、九毛（注：“九毛”系九中毛泽东主义兵团简称）《反修》主办《反修之声副刊》第二、三期合刊，1968年6月15日出版。这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时的委员名单，以后多有变动。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名单另见《记忆》2009年第二期（总第十二期）。
孟广涵，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47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莱芜人
张兆泉，西南局财贸政治部主任，52岁，雇农出身，雇工成份，党员，安徽六安人
李克，省电管局代局长，53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衡水人
姚振声，前省邮电局局长，49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莱城人
吴挺进，省邮电局副局长，45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灵石人
刘志华，省物资厅副厅长，46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西黎人
薛华文，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副局长，5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南新县人
岳纪纲，省交通厅副厅长，45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钜鹿人
方清生，省粮食厅副厅长，56岁，贫农出身，雇农成份，党员，湖南平江人
陈少山，省农业厅副厅长，53岁，中农出身，自由职业成份，党员，山西定襄人
周云峰，省计委处长，50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东海阳人
吉杰，西南局农办秘书处长，50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临崎人
岳林，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52岁，贫农出身，学徒成份，党员，江西吉安人
夏丹亭，成都农水局长，市革委副主任，50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掖县人
冯金璋，自贡市委副书记，现自贡市革委副主任，49岁，经营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肥乡人，
苏新，省委候补委员，阿坝州副州长，49岁，羌族，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茂汶人
阿登，阿坝州州长，35岁，藏族，贫牧，牧民，党员，四川红原人
郭林川，前宜宾地委组织部长，现宜宾地革委副主任，47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肥乡人
刘海清，开县县委书记，现万县地革委副主任，44岁，中农出身，渔民成份，党员，山东无棣人
张九山，江津地委副书记，49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东莱芜人
苏毅，涪陵监察组副组长，现万县地革委副主任，女，50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沂县人
桂竹清，乐山专区公安处副处长，女，38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沁县人
霍九锡，甘孜州委副书记，43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西临县人
罗开文，凉山州副州长，38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冕宁人
欧本文，783厂党委书记，现783厂革委会主任，51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江西会昌人
谢殿举，雅安汽运公司党委负责人，48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西桂平人
刘青发，西昌地委农工部副部长，47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西洪洞人
郭一民，原宜宾专区农业银行行长，42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南永城人
秦中朝，省林业厅副厅长，61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平昌人
金苗，安岳县供销社副主任，女，47岁，贫民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安岳人
杨子成，65厂工人，26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彭县人
丁亚芳，719厂技术员，女，27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上海人
谢国辉，毛巾床单厂工人，40岁，下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四川安岳人
杨柱盛，420厂保管员，35岁，中农出身，转业军人，党员，四川西充人
陈孝仙，65厂工人，26岁，贫民出身，工人成份，党员，福建人
谢其才，65厂工人，29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四川人
张利，省邮车总站司机，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大同人
曹守训，建一局三公司计安员，37岁，中农出身，工人成份，浙江海宁人
宋德成，成都饮食公司厨师，28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四川成都人
况大志，涪陵动力厂工人，26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团员，四川涪陵人
唐天秀，灌县森工机械厂工人，女，25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射洪人
罗文俊，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成都人
唐大炎，铜梁县庆龙公社社员，23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团员，四川铜梁人
程思杰，双流县白家公社大队团支书，24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双流人
牟其清，忠县平山公社大队党支书，51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忠县人
向文鼎，巫山县白水公社民兵连长，32岁，下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四川巫山人
熊天高，南川县南扬公社大队民兵排长，26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南川人
傅国清，武隆县七场公社民兵连长，23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武隆人
荣家琪，川西森工局工人，36岁，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乐至人
李荣，四川省水文总站助理技术员，29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长寿人
苟天宜，旺苍邮电局邮递员，26岁，雇工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资阳人
陈永发，自贡市广播电台修理工，27岁，手工业者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江苏人
骆华凯，凉山州人委总务科小车司机，33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三台人
张文准，四川汽车二十队驾驶员，30岁，下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四川会理人
何考文，平昌县尖山公社社员，21岁，下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平昌人
谢文清，自贡市自流井凤凰公社社员，27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自贡人
海采木又哈，凉山美姑牛牛坝乡社员，女，22岁，彝族，半奴隶出身，半奴隶成份，四川美姑人
罗昭容，重庆南桐公社社员，25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人
吴国民，重庆江北区公社社员，3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四川人
石昌民，重庆南坪公社社员，3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重庆人
民苏，平武县白马公社社员，女，27岁，藏族，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平武人
邓芳芝，中江县继光公社社员，女，75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中江人
陈荣，成都工学院学生，25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三台人
钟加钰，万县二中学生，19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万县人
崔庆山，重庆綦江齿轮厂工人工程师，52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人
张丽珍，重庆纺织五厂工人，女，38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团员，四川人
王文芹，重庆新华印刷厂工人，女，26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北京人
蔺习廉，重庆长江机床厂工人，26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团员，重庆人
杨大渝，重庆人交修理厂工人，25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四川南充人
胡云，成都刃具厂工人，33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江苏武进人
韩定志，重庆纺织一厂工人，女，45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四川巴县人
田常信，绵阳肉联厂工人，25岁，小商出身，工人成份，团员，四川江油人
瞿福祥，泸州255厂工人，26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陕西洋县人
李先德，宜宾电厂工人，26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人
刘志兴，乐山沫江煤矿工人，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山西临县人
杜仲民，内江锻压厂工人，30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南部人
段守章，资中硫酸厂化验员，26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湖北武汉人
周康林，乐山肥皂厂工人，23岁，小贩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乐山人
陆伦智，成都龙泉公社社员，39岁，下中农出身，下中农成份，四川成都人
王正忠，成都金牛区社员，29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成都人
陈素英，温江涌泉区涌泉大队社员，女，23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温江人
罗昌秀，宜宾凤仪公社民兵连长，女，4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四川宜宾人
李祥禄，泸县奇丰公社大队贫协主任，女，44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泸县人
王正海，乐山一区通江公社民兵连长，23岁，小贩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乐山人
邓元江，开江县先锋公社一大队社员，27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开江人
刘陵川，重庆市运输公司汽车保修工，28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湖南常德人
王天源，石油化工厂工人，31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绵竹人
廖素芬，自贡市公汽公司革委会主任，女，31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四川自贡人
杨杜珍，达县专区农机厂工人，女，23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辽宁黑山人
黄廉，重庆市木材公司办事员，33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四川铜梁人
邓万禄，重庆二钢工人，28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人
李贵全，重庆天府煤矿工人，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人
肖向东，永川中学学生，22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永川人
王道昆，成电学生，22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团员，云南昆明人
黄东升，成地学生，25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垫江人
羊绍兴，三台中学学生，20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三台人
周叙生，宜宾四中学生，20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宜宾人
潘民举，自贡市九一五战校学生，20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自贡人
胡学爱，四川农学院研究生，26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江苏阳州人
王三四，达县中学学生，21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渠县人
曹兆琪，成都十二中学生，女，21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江津人
但开莲，成都无机校学生，女，19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泸州人
张闯，西师学生，24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人
钱世忠，重庆河运学校学生，22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四川人
王朝富，重庆29中学生，22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安徽人
熊加南，重庆六中学生，20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璧山人
王西尧，西师学生，24岁，贫民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人
彭期远，重庆机制学校学生，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重庆人
廖益书，永川中学学生，女，20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永川人
赵宴之，盐亭县委宣传部干事，县革委副主任，32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盐亭人
蒲月连，中科院西南分院生物系见习研究员，28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成都人
姚梦如，成都卫生学校教师，女，职员出身，学生成份，成都人
马泽林，涪陵公安处化验员，33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丰都人
鲁长发，阿坝州计委科员，35岁，工人出身，工人成份，湖北宜昌人
蒋一德，内江农校团委委员，26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内江人
格桑曲批，甘孜报社藏文版编辑组长，26岁，藏族，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巴塘人
吴欢迎，省歌舞团演员，23岁，革干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山东黄县人
康志忠，建工部一局一般干部，37岁，雇工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秀山人
吴学恩，西南科分院研究所技术员，39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四川人
洪韵珊，西南局办公厅干事，女，37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内江人
唐月华，成都中心小学教师，女，23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岳池人
沈旭蓉，重庆市人民银行营业员，女，24岁，小商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浙江人
段炳森，重庆市体委运动员，25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人
印仁祥，重庆市物资回收公司人事处办事员，28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人
吕炎，重庆661指挥部，33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湖北汉口人
彭道英，重庆朝天门民小教师，女，26岁，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团员，四川忠县人
张继堂，重庆市中区人委科员，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江津人
张容英，万县公安局帮助工作，女，2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团员，万县人
甘炳慧，重庆市北碚区支阳公社社员，女，24岁，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预备党员，重庆人
朱玉庭，成都军区副参谋长，64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湖北巴东人
韦统泰，54军军长，50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东复程人
刘瑞玲，54军134师400团政委，39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迁安人
陈代富，54军130师390团政指，26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安岳人
曲竞济，50军政委，49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南巩县人
杨增彤，50军副军长，47岁，小商出身，小商成份，党员，江苏盐城人
陈震宇，50军`49师446团班长，27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南人
唐兴盛，重庆军分区司令员，52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阆中人
霍烈坤，成都军分区司令员，54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建平人
李宗白，自贡武装部第一政委，47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赞皇人
蒋赞鹏，铁道兵五师政治部副主任，42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北定县人
郭全政，康定军分区副司令员，43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南孟县人
廉签功，西昌军分区副司令员，43岁，雇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山西平遥人
赵景文，凉山军分区副司令员，44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琛县人
董崇仁，雅安军分区司令员，45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西冀城人
徐广生，茂县军分区副政委，40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河北长垣人
何伏，温江军分区副司令员，54岁，中农出身，店员成份，党员，浙江安吉人
韩赓，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45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河南新安人
叶书尧，乐山军分区司令员，45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安徽桐城人
成锋，宜宾军分区政委，44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江苏盐城人
陈崇礼，内江军分区司令员，53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安徽金寨人
姜世安，江津军分区司令员，52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党员，湖北礼山人
黄鹤寿，工程兵54师副政委，43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
高恩堂，万县军分区政委，50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党员，山西稷山人
何志远，达县军分区司令员，47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旺苍人
刘福聚，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39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山东荣城人
梁善计，军区司令部军务部参谋，36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党员，陕西长安人
贾本维，军区空指副主任，53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党员，四川渠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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