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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八十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4月30日第89期
本期目录
热点研究
孙言诚 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
——兼评《王力反思录》、《戚本禹回忆录》
生逢乱世
张 比 “红八月”冤魂陈彦荣一家三代的命运
谢声显 空向青山问逝川——我所知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钟裕华
研余杂记
何 蜀 莫将记忆付秋风——记重庆地区147位文革亲历者口述录制工作
附录1 参加口述录制的文革亲历者名单
附录2 原重庆两派群众组织口述者当年职业身份分类
本刊特稿
徐小青 塔园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兴亡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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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
——兼评《王力反思录》、《戚本禹回忆录》
孙言诚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
当年被中共中央和两报一刊吹捧到天上的红卫兵的丰功伟绩——“红八月”，于今已是尽人皆知的一场对政治贱民的血腥屠杀。不少学者把它比作纳粹时代的“水晶之夜”。其实，它比“水晶之夜”要恐怖得多，也残忍得多。“水晶之夜”总共打死91人，而“红八月”打死的，仅官方公布的数字便达1772人。至于红卫兵杀人手段的残酷、冷血，更是纳粹冲锋队所望尘莫及的。
是谁制造了这场屠杀？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仍然是一笔讳莫如深的糊涂账。“水晶之夜”的罪责是清楚的。街头烧杀的冲锋队员固然有罪，但罪魁祸首却是纳粹党及其党魁希特勒、戈培尔、海德里希。“红八月”呢？到目前为止，承担罪责的只有抽象的“红卫兵”。近年来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公开作了真诚的反思和道歉，但多数是没打人、甚至还制止打人的，只有极个别是打过人的，当场打死人的则一个也没有。根据当时打死人的凶手往往多于被打死者的人数来推算，打死1772人，凶手应有几千人。这几千人是彻底在历史上消失了。
尤其令人惊诧的是，当年领导红卫兵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在他们的《反思录》、《回忆录》中，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坚决反对红卫兵“破四旧”、打人。不仅他俩反对，据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甚至谢富治，都坚决反对打人、杀人。在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几千凶手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多日而不是像“水晶之夜”那样一个夜晚，而且杀死了一千多人，这不是嘲弄十几亿国民的智商吗？
本文拟从分析王力、戚本禹的回忆入手，揭示“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形成过程，探明这场大屠杀的真正责任人。
王力如此“反思”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这样说：
“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做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
“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类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
“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
按照王力的说法，从红卫兵走上街头，他就不赞成“破四旧”。毛泽东也不赞成，林彪、陈伯达也没号召，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鼓动红卫兵干的，罪魁祸首是主管宣传的陶铸。这个谎编得实在离谱。
“破四旧”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来的。“十六条”的第一条就指出，文化大革命首要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四旧”。它说：
“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即“破四旧”。
“十六条”据王力讲是毛泽东要陈伯达搞的，陈伯达找了王力、关锋等人在钓鱼台十四楼着手起草。言下之意，陈伯达和王力是主要起草人。对此，戚本禹还因为没提到他而颇为不满，说起草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
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制定并经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号召“破四旧”，而参加起草的王力，三十年之后竟然说他和毛泽东都不同意“破四旧”，这不是公然撒谎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依据的就是“十六条”。他们先是剪裤管、改路名、砸招牌，很快便发展成抄家、打人、打死人。他们之所以能为所欲为，无人敢管，就是因为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有“十六条”作依据。
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和走向社会，是在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大会之后。接见前，红卫兵只是个别中学的学生组织，活动也限于校内。接见后，红卫兵组织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并迅速冲向社会。那次接见，毛泽东戴上了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献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名声一下子便如日中天。毛泽东又问了宋彬彬的名字，鼓励说：“要武嘛！”表面上看，“要武”只是对名字中“彬彬”二字的调侃，实际上，毛是在用“十六条”教导红卫兵。“十六条”第四条提出：“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段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话，下文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整个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都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奉为圭臬。“红八月”的暴烈行动，更是与此直接相关。
王力说，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是“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仿佛毛泽东不知道红卫兵在杀人。这又是弥天谎言。8月是文革再发动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文革进程，连细节也不放过，一切都在毛的掌控之中。8月20日，林彪向毛泽东转送了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简报》。他显然是对红卫兵的暴行感到不安，想提请毛泽东注意。不料，毛泽东在转送文件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我们无从得知那份简报的内容，但从批语来看，决不会是剪裤管之类。那种小事，林彪是不会转送的。简报反映的很可能就是抄家、打死人的事。
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回忆录中也记下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态度：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这段回忆把三个人对待“破四旧”的态度，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作为市委书记，吴德深感承担不起这场屠杀的历史责任，所以他决心说服毛泽东结束“混乱局面”。所谓“混乱局面”，指的就是血腥屠杀。他想不到他的“期望落空”。他用“雄才大略”、“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来形容毛泽东的回答，其实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也是要向后人厘清这场屠杀的责任。
（上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左1〕、江青〔右1〕等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狂热的红卫兵在一起，向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
林彪明显也不赞成打死人。他先用“这是个伟大的运动”抽象肯定“破四旧”，但话锋一转，他说“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联系前边的转送简报，他其实是在规劝。他的话和当年刘少奇说的“饿死人是要上书的”，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说法更婉转而已。
只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对这场屠杀毫不介意。他对吴德汇报的回答是：“破四旧”动了几代遗老，“这样也好”。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革命思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何况，只是打死几个遗老！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破四旧”中放纵红卫兵虐杀“黑五类”所造成的恐怖景象，正是毛泽东震慑“反革命派”的重要手段。
王力自诩是在和毛泽东接触中了解到毛对“破四旧”的态度的，但他既没讲具体时间，也没讲毛泽东是如何表述的，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无从判断。而林彪和吴德跟毛泽东的接触，都是在“破四旧”进行之中，他们所反映的毛对“破四旧”的态度，清晰而又明确，决非王力的谎言所能否定得了的。
王力把“破四旧”的罪责推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在“破四旧”中，官方舆论确实起了煽风点火、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但那绝不是“具体工作人员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指使他们这样做的。
8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唐平铸（《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解放军报》代总编）时说：“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领导，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从8月26日到9月1日，是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据王友琴统计，26日打死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8月29日正是高潮的顶峰。社论把被红卫兵殴打、屠杀的人冠以“寄生虫”、“吸血虫”、“人民的仇敌”，强调了红卫兵行动的正义性质，又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分明是为大屠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这可是奉毛泽东之命而撰写的社论。有学者说，撰写、修改该社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知王力是否参与其中。不管是谁撰写的，该社论是奉旨行事殆无可疑。
文革结束后，“红八月”的残酷真相陆续曝光，红卫兵杀人手段的残忍，惊世骇俗。王力为洗白自己，罔顾事实，竟然说他和毛泽东都反对“破四旧”。这既表现了他推脱罪责的无耻，也流露出他对深重罪孽的恐惧。他说是毛泽东，其实正是他自己“没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
戚本禹机关算尽
王力“反思”问世十五年之后，《戚本禹回忆录》出版了。和王力一样，戚本禹也竭力洗刷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罪恶。那罪恶毕竟太大，责任人谁都想切割。最好的切割办法就是把罪责推给别人。王力推给了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戚本禹则推给了叶剑英、万里和首都工作组。
和王力不同，戚本禹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罗列“事实”，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在《后记》中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果然，2017年1月《红色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被称作“中右”人士的东夫写的文章《不可不读的〈戚本禹回忆录〉》，副题是“你可以不同意他讲的道理，但必须面对他摆的事实”。文章说，读了戚本禹讲述的查抄东风市场、写报告阻止大兴屠杀的事实，才知道原来“破四旧”是叶剑英和万里搞的。经历过文革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说法的荒唐。但戚本禹的“事实”，确实迷惑了相当多的人。到文革一代逐渐故去之后，戚本禹描述的“事实”说不定真还就成了“信史”。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分几个小题目，看一下戚本禹的观点和他回忆所涉及到的具体事实。
（一）红卫兵和破四旧
戚本禹说：“否定文革的人，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他首先把红卫兵和“破四旧”作了一个切割。按照他的说法，把红卫兵和“破四旧”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是否定文革的人的别有用心。但是“破四旧”毕竟是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没有红卫兵就没有“破四旧”，直接切割于理不通，所以戚本禹用了一句含糊的话：“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复杂就复杂在“破四旧”上。前面说过，红卫兵敢于肆无忌惮地“破四旧”，就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对此，戚本禹并不否认。他说：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既然“破四旧”的活动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么“破四旧”的罪责理应由中央文革承担。但是，戚本禹话锋一转，轻轻的一句话，就把责任推掉了。他说，虽然“破四旧”是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的非法行动。”是什么权势人物呢？“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这里，戚本禹又进行了一次切割———切割“破四旧”。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破四旧”本来是革命行动，后来在叶剑英唆使下才演变成了红色恐怖的非法行动。因此，打死人的责任应该由叶剑英和王任重承担。（按：王任重和首都工作组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和江青有矛盾，戚本禹就把他也拉上了。）这种切割，只能骗骗没经历文革的年轻人。
（下图：毛泽东在审定林彪将要代表中央宣读的支持红卫兵的讲话稿。）
红卫兵走上街头是8月19日，当天就打死了人。8月24日打死人的数目上升为两位数，26日上升为三位数，9月1日打死人的高潮结束。前后不过十二天，何来演变？在这十二天中，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人民日报》狂热地吹捧红卫兵，从未间断，吹捧的内容正是他们的抄家、打人。8月31日，正值“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检阅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破四旧”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检阅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作最后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
当然，叶剑英、王任重也吹捧红卫兵“破四旧”。那段时间。举国上下无人敢不吹捧，就连最敢讲话的陈老总，也说：“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吹捧，是因为都在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脸色行事。现在始作俑者不承担责任，却拉追随者垫背。戚本禹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了对红卫兵“破四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可是却一点不反思自己的罪孽，还用垫背者来洗清自己，手段未免低下。
（二）关于首都工作组
戚本禹把“破四旧”的责任推给叶剑英，主要根据就是首都工作组主持了“红八月”的遣返。他说：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
“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管，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
首都工作组确实实施过一次遣返，但不是在“红八月”，而是在它刚成立的1966年5月。周恩来在1967年1月曾对此事作过说明：
“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有些不稳定的人也调一调。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但又担心扩大，有点踌躇。请示主席，主席指示，除个别劳改犯外，其它自己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也不要把矛盾下放。”
“六月十日我请示过主席，六月十三日回来，传达主席指示，这个工作就停了。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
这次遣返和“红八月”红卫兵的遣返是两回事，它根本不是由“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出面执行的，那个时候中学生还在上课呢。据张民讲：“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 具体遣返了哪些人，由于看不到档案材料，不得而知。
戚本禹把首都工作组5月实施的遣返挪到8月来，目的就是洗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纵容红卫兵的罪责。他以为把事情推给首都工作组，罪责就可以让叶剑英承担了，因为叶是首都工作组的组长。其实首都工作组所做的一切事，第一要负责的是毛泽东，其次是周恩来，叶剑英不过是具体执行者。关于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周恩来在1967年讲过：
“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得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原来因为毛泽东感觉北京不安全，不敢回来，所以指示林彪解决这个问题。林彪提议成立北京工作组，于是周恩来着手筹备，然后再由毛泽东批准，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由毛、林、周共同策划的神秘机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事无巨细均由毛泽东拍板的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机构。戚本禹把“破四旧”的责任推给首都工作组，以为这样毛泽东就洗白了，结果恐怕适得其反。5月指示首都工作组遣返和8月纵容红卫兵遣返，主意都是毛泽东定的。
（三）查抄东风市场
查抄东风市场是戚本禹所谓反对红卫兵打人的铁证，《回忆录》对此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戚本禹讲，红卫兵走上街头乱打、滥杀后，“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于是就有了查抄东风市场的精彩一幕。
笔者曾面对面听戚本禹讲过这段经历，有些细节比《回忆录》所写还要血腥。用不着怀疑这段史实的真实，那种血淋淋的场面，非亲历者编不出来。但是这件事绝对不是发生在“红八月”，而是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之后，即66年的11月下旬。
关于这份通告的出笼，吴德曾经这样讲：
“那时（是）武斗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了。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戚本禹正是根据这个通告才去查封的东风市场。陈伯达取缔六中劳改所也是这个时候，《陈伯达遗稿》同样用这事说明自己反对打人。殊不知9月6日陈伯达还去六中支持红卫兵，那时六中劳改所已经打死人了，陈走后，六中红卫兵又打死学生王光华。
吴德的回忆是真实的，直到10月份中央文革小组还在维护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不准压制红卫兵的决策，连一份制止打死人的通告都不准发布，怎么可能在“红八月”开会研究红卫兵打人问题，还派戚本禹去查抄东风市场呢？戚本禹说是周恩来派他去的，我们不妨看看文革中周的讲话：
“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
这是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的讲话，目的是婉劝红卫兵不要设点打人。直到9月下旬，周荣鑫和雍文涛都对东风市场的打人据点束手无策，周恩来的规劝也透着苦涩和无奈。如果“红八月”周恩来就派戚本禹抄了东风市场，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
戚本禹说，红卫兵乱打滥杀的情况，是记者反映给中央文革的。“红八月”之后，确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采访过东风市场，他在叙述了目睹的惨状后，说：
“回到报社，对东安市场（按：文革中改名东风市场）红卫兵发生的过火行为，我连夜写出情况反映送往中央文革。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就传来，要记者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专门宣读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语录。”
这才是中央文革在“红八月”中的真实态度！诚如戚本禹所说，他们完全知道红卫兵的乱打滥杀，他们不缺乏了解情况的渠道。但是，在毛泽东不准压制红卫兵的指示下，在中央出台《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形势下，他们不会也不敢开会研究制止红卫兵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他们不仅自己不制止，还坚决反对别人去制止。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解放军报》记者的采访反映，都是例证。类似的事还有不少。直到9月2日，周恩来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要求红卫兵不要打人，拘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讨论的时候，中央文革的人还坚决反对，致使该意见胎死腹中。
或以为戚本禹毕竟查抄了东风市场，这不也能证明中央文革反对老红卫兵的乱打、滥杀吗？笔者拟借用戚本禹的一句话：“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查抄是11月下旬，也就是冬天进行的。1966年的冬天和夏天，那可是乾坤大转移。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了。” 这部分人就是夏天“破四旧”、冬天“刮黑风”的老红卫兵。夏天，他们在学校里造反，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殴打校长、老师，打死人；冲上街头“破四旧”，抄家、批斗，打死“黑五类”；革命豪情高万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百般呵护、怂恿、支持。冬天，他们保爹、保妈、保工作组，上街贴大字报，刮“黑风”炮打中央文革，变成了“反革命”，招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严厉镇压，部分老兵甚至被关进监狱。东风市场打人打了三个多月，为什么没人敢管？11月下旬，中央文革为什么又查抄了它？道理就在于此。戚本禹把他冬天镇压老红卫兵的事搬到“红八月”来，企图以此掩盖他们夏天的罪行，心机虽深，但骗不了从文革走过来的人。
其实，王力也好，戚本禹也好，一直到关进秦城监狱，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歌颂。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记录红卫兵“破四旧”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竟然是会议文件之一。也是在那个时候，林彪指示办《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筹办工作。1967年春末夏初，筹办就绪，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在陈伯达带领下到展览馆接见工作人员。据当事人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 不知道那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戚本禹是否像他在回忆录中说的，认为“破四旧”是“随意抄家、打人、打死人”的非人道行为？这个展览办了两年，一直到1969年初才结束。到那时为止，社会上一直无人敢对“破四旧”说半个不字，而王力、戚本禹其时已经在秦城监狱了。
（四）.关于大兴“八三一”事件
大兴屠杀“黑五类”，是“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巅峰。谈“破四旧”，这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笔者曾和戚本禹交往一年多，关于文革的经历，他曾系统地对笔者谈过。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最关心的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和大兴“八三一”事件。前者他向笔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而后者，除了说他曾经到过大兴之外，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在《回忆录》中，戚本禹却把自己描写成大兴事件的亲历者和终结者。他这样说：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
经过调查了解，加上时任大兴团委书记的康生孙女的帮助，他俩终于弄清了情况，然后——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于是，大兴的屠杀停止了。
故事编得很好，可惜不是事实。他没说他和王力是哪一天去的大兴，但马力去大兴是9月1日清晨，按戚本禹所述推算，他和王力去大兴理应是8月31日。8月31日是大兴屠杀最疯狂的一夜，亲历者有具体描述：
“我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后被机关群众推选为‘文革组长’。‘八三一’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
“9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个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锨、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我们的位置在村子的东侧。我们对拦截者说单位、亮身份、谈目的，一直乞求到金鸡报晓也没让进村。这时，北京卫戍区的张益三同志驱车而来，又进一步与阻拦进村者晓以利害，他们仍坚定不移，任你说破嘴舌，只能听到四个字：‘不准进村’。”
张益三是和马力一起被市委派去大兴的（不是戚本禹打电话叫去的）。此事，吴德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人……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 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
8月31日的夜晚，大兴县的恐怖气氛远非“水晶之夜”可比。村内杀人，村外布岗，严禁出入。县委书记带十几个人、市委派卫戍区政委去，都进不了杀人现场。他们不断地冲锋，直到9月1日的黄昏时分，才冲至第三道防线，王根亢厉声吼叫：“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站岗的民兵经过请示，这才放他们进去。现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而戚本禹说他和王力一到大兴，“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尤其荒唐的是，戚本禹还说他为制止大兴屠杀打过报告：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
“8月29日下午，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们）特别谈了在大兴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故事编得有声有色，时间逐日排列，毛、周、谢的讲话口吻逼肖，不由得不令人叹服。可惜故事有悖常理。大兴县杀人是8月27日开始的，戚本禹居然在26日写出了报告。中央29日研究了大兴的问题，大兴县却在31日大规模杀人。离奇的是，戚本禹、王力那晚还赶到大兴把杀人者吓跑了。
难道说是戚本禹记错了日子？不是。因为戚本禹和关锋确曾在8月26日给毛打过一个报告，毛批了，而且专门于29日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了该报告。此事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上有记载。29日的常委扩大会，在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上也有记述。但那报告肯定不是关于大兴屠杀的，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始屠杀。戚本禹为了证明确实写过关于大兴屠杀的报告，就把这个报告拉来顶差。殊不知他并不清楚大兴屠杀的来龙去脉，本想移花接木，反而弄巧成拙。
关于大兴“八三一”事件的经过，笔者在《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一文中曾有论述。 事件起因于榄杆市事件。8月25日，小房产主李文波砍伤了抄他家的女红卫兵。在举国上下视红卫兵为天兵天将的时候，李文波的行为无疑大逆不道。尽管他被当场打死，事情却并未了结。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周恩来、谢富治立即发表公开讲话，把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讲话尤为出格，他竟然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于是整个北京市刮起了复仇的旋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说：“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 红卫兵由打“黑五类”，发展到打狗崽子，“破四旧”每天打死人的数目由两位数跳升到三位数。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
这次恶性屠杀事件，起因于爱护、支持红卫兵，直接导火索则是周恩来、谢富治的讲话。据《北京日报》社1985年2月编的《宣传手册》）讲，大兴县公安局8月26日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各派出所纷纷行动，27日就展开了屠杀。“有的人造谣说：这事（指杀人）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
戚本禹显然也知道一些内情，所以他在《回忆录》中竭力撇清周恩来和谢富治的责任，却把罪名按在万里的头上。他说“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明明是县公安局会议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戚本禹却说是万里的指示。明明是派出所利用基干民兵联手村干部杀人，戚本禹却说“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如此信口雌黄，目的只有一个：洗清有罪的“左派”，把污水泼在主张改革的叶剑英、万里身上。
红卫兵如何走上杀人道路
王力、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反对“破四旧”，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破四旧”所针对的地、富、反、坏、右，不是文革斗争的大方向，而他们是始终把握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的。“破四旧”是走资派为转移斗争方向挑动、引导红卫兵去搞的，王力点了陶铸的名，戚本禹则举出叶剑英、万里。
走资派，或者说一切当权派，当然欢迎“破四旧”。在“炮打司令部”的形势下，当权派人人恐慌，巴不得把祸水引向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在地方上表现尤其明显。各省的方面大员，接过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旗帜，纷纷组织官办红卫兵，让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典型的如西南局的李井泉、中南局的王任重、西北局的刘澜涛、湖南的张平化、上海的曹荻秋、杨西光……一段时间里“捉黑鬼”、“斗鬼风”甚嚣尘上。偏远如青海，王昭也把佛教大师喜饶嘉措拉出来，鼓励红卫兵去破他的四旧。
但是，北京的“破四旧”却不能用这个理论去套，因为北京的红卫兵是毛泽东支持的。毛泽东支持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正确。北京红卫兵打死人，不始自“破四旧”，而始自中学生斗黑帮。第一个打死的，是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此后不断有学校领导和教师死于“左派”学生、红卫兵之手。是几十名、上百名的教育工作者的牺牲，刺激起红卫兵运动的恐怖狂潮。有个北京红卫兵这样描述他们当年的经历：
“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最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
“破四旧”打死“黑五类”，不过是打死教育工作者的延伸。到8月下旬，二者合流又互相激励，遂愈演愈烈。校长老师都敢打死，地富反坏右又岂在话下。
余英时曾提出，“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间断过。”“为什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他认为这是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其实，这问题说大很大，说简单也简单，红卫兵不过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文革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斥教育界，有些话说得很严重。例如：
“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
“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叫改造，他们不听你的。”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只要读读这些讲话，红卫兵对师长们痛下黑手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是身边的校长和老师，这对那些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而又急于当革命接班人的干部子女们意味着什么？请看两位干部子女的对话：
马（笑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维丽）：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7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中学生的会。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青少年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
这批杀气腾腾的干部子女如何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倒真是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巴金说：“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不谈长期的狼奶教育，单就“红八月”看，“孩子们”杀人也不是一夜之间练成的，他们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8月初，即文革再发动之始。高潮的推手是撤销工作组。
早在1964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高干子弟，从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知道了毛对教育战线的不满，他们遵从“学校应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的教导，以不贯彻阶级路线为名攻击学校领导，是为“四、六、八学潮”。学潮被北京市委化解。
1966年6月，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组织红卫兵，仍以相同理由造学校领导的反，他们遭到工作组的抵制。
两次学潮，都是遵从毛的讲话闹教育革命，文革发动，他们自然代表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北京市委、刘邓工作组站在他们对立面，自然就是反动路线。其实，工作组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搞教育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校长和老师。不同的是斗争方式，一个要放手发动群众，让学生大闹天宫，一个则想用传统搞运动的方式。7月29日，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又撤销了禁止乱斗的1966年310号文件，学生们彻底获得了解放。
很快，把阶级路线推向极致的“对联”出现了，“红五类”学生（其实是高干子女）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开始动手了。8月4日，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用皮带抽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座的中央文革大员无一人出面阻止。江青还当众拥抱彭小蒙，称她“小太阳”，说中央文革和“革命小将”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点名赞扬了北大附中红旗和彭小蒙。这无异于给造反学生的野蛮行为火上浇油。
从此，中学生放开手脚批斗黑帮了。典型案例如四中和八中的游斗，师大女附中的“八四”殴打校领导和“八五”游斗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其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高层斗争惊心动魄，谁也不敢管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卞仲耘被打当晚回家对丈夫说：“她们打死我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胡志涛去了西城区委，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区委根本不管。回到家，她丈夫说：“怎么打成这样？”她说：“工作组走了，没人管了。”第二天早上，她去北京市委求救，市委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她们不敢不回学校，结果那天胡志涛惨遭毒打，卞仲耘被打死。
笔者赞成叶维丽的看法：“这一阶段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威慑作用，具有其他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
第二次高潮是8月中旬到8月25日前。标志性事件是8月13日的批斗小流氓大会和8月19日的批斗黑帮分子大会。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则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批斗小流氓大会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的。由于在会上残酷殴打批斗对象，对中学生震动很大。请看两个中学生的回忆：
“那次在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是在傍晚开的……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
“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刀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座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 等没一人制止。”
批斗会后各中学掀起打流氓的狂潮，红卫兵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抓进学校，严刑拷打，校园暴力增加了新内容，关押黑帮老师的劳改所、教育室扩大了收容队伍。这次是往死里打。人大附中因打死“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师大女附中打死周围饭店的一名女服务员。两名被打死者都不过18岁。各中学红卫兵打死流氓的事时有所闻，这为几天之后冲上街头打地、富、反、坏、右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头。
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黑帮分子，是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彭真内弟、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和市教育局长李晨，四、六、八中的校领导陪斗。会上，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激昂，不断有红卫兵冲上台抡起铜头皮带抽打批斗对象。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拉回后台冲洗后再押回批斗。八中校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当场昏厥。
这次批斗会后，校园暴力急剧升级。当晚，北京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从19日开始连续被打三日三夜，于22日被打死。此后陆续被打死的有八中支部书记华锦、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白纸坊中学支部书记张冰洁、北师院附中教师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师杨俊、第十五女子中学支部书记梁光琪……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有一个讲话：
“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已经打死那么多人了，毛泽东还认为乱得不厉害。“呼吁书”号召红卫兵不要打人，毛泽东却认为太文明了，是惊慌失措，对打流氓倒有些不以为然，对暴力批斗黑帮却不置一辞。这大约就是“掌握斗争大方向”吧。
第三次高潮是8月25日，也就是榄杆市事件之后。由于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红卫兵掀起红色恐怖复仇狂潮，大量的人被打死。新凤霞在《绝唱》一书中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市“打全堂”的日子，她听到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最后，终于引发了昌平、大兴的大屠杀。
“红八月”的乱打人、打死人，是在一片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中公开进行的。据卞仲耘的家人回忆，他们去火化卞遗体的那天，城里到处红旗飘舞、锣鼓喧天，和他们的悲戚心情形成极大的反差。整个十年文革，“红八月”一直是革命的象征，是红卫兵引以自豪、官方媒体反复赞颂的“丰功伟绩”，谁胆敢否定“红八月”，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而王力、戚本禹却在几十年之后说他们当时就反对“破四旧”。当年他们的革命表演有目共睹，他们会在那个时候充当反革命？
不能否认，毛泽东、中央文革确实都说过不赞成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十六条”也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打死这么多人的事呢？问题出在，他们认为推动运动发展、实现革命目标远比打死人（何况是打死阶级敌人）重要得多。红卫兵打死人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出面阻止，反而鼓励红卫兵继续革命。他们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恐怖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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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红八月”冤魂陈彦荣一家三代的命运
张 比
2015年1月6日，我到清华东区看望了分别57年的小学同班同学陈书祥。
1951年到1957年，我们在清华附小同学6年。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101中学，他被保送上了清华附中。1963年高中毕业后，他留校当教师，我则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由于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打听着对方的消息，却始终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我们都非常高兴，谈了许久。如今都年过古稀，执手话当年，不胜唏嘘。陈书祥的名字与“书香”谐音。是他那从农村出来到清华当锅炉工的爷爷为孙子起的名字，希望他读书成才，改变门风，1966年“红八月”时，一些中学红卫兵，打死了陈书祥的父亲陈彦荣和许多无辜者，而后来并未受到追究，还一直佑护着他们成为“革命接班人”。我和陈书祥等劫后余生，幸存至今，对往事不堪回首，但仍然要在回忆中反思，以平民的身份，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历史的记忆。
陈书祥和他家族的故事，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历史学者王友琴做过调查，2014年12月，共识网记者又对他有过访谈。在学者侯宇燕的帮助下，陈书祥写出了回忆录《记住爷爷，记住清华》。这次，我和他交谈，了解了有关他家族的更多事情。我们都和清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父亲1934年入清华读书，至今80年；他祖父则于1917年进清华当工人，快100年了。百年风雨，有过多少平淡如水或惊心动魄的故事……
（上图：老同学难得的聚会。左为张比，右为陈书祥。张从摄影。）
祖父陈仲芳的“书香梦”
陈书祥的祖父陈仲芳，出生于1893年，家境极为贫寒。原籍是河北省大兴县采育镇再城营村。1952年全国行政区划时划为北京市，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再城营村。虽说是家中的独子，可没有念过一天书。家中没有土地可种，陈仲芳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打工，职业是摇煤球。地点可能是现在的通州区马驹桥一带，或是大兴区青云店、安定一带，离家少则二三十里，多则五六十里，只能在夏种、秋收、春节时期回家，帮人家打短工，换些粮食。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外漂泊了十几年，汗没少出，累没少受，但家中依然是一贫如洗，只有两间半又低又矮的土坯房。无意中听工友们说，北京西郊的清华学堂招锅炉工。于是陈仲芳只身前往清华学堂。这一年是1917年，当时他23岁。
正是凭着年轻力壮、诚实、肯干，不惜力，在清华学堂立住了脚，不久还成为清华学堂的一名正式锅炉工，主要从事烧锅炉、抬煤、水暖安装维修等工作。
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陈仲芳一辈子辛辛苦苦，靠摇煤球、烧锅炉，从牙缝里挤出一点点钱来，用了几乎半辈子的时间，把老家住了几辈子的两间半土坯房翻建成砖房，仍无能力给房顶铺上瓦，只能用白灰加青灰再加麻刀和在一起抹成灰顶房。此外，还购置了十几亩地和一辆有两个木轱辘的农用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攻华北，清华大学被迫迁到云南的昆明，与兄弟院校合办西南联大。陈仲芳离开被敌寇占领的清华园，拒绝给日本人干活，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陈仲芳又应清华大学之邀，再次回清华大学工作，这一干又是九年。（下图：陈仲芳遗像。）
1955年国家实行退休制度，陈仲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退休人员。至今陈书祥依然保留着由清华大学签发的退休证书。上面写着：“陈仲芳，男，系河北省大兴县人，现年六十一岁，为我校工程科技工，工作已达29年，因年老不宜工作，准其退休养老。特此证明。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这时清华大学的规定就不像民国时期那样有人性了。在民国时期，陈仲芳虽然一度中断了清华大学的工作，但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复员回到北平后，依然顾念先前的老员工，把他们都重新招回来。而陈仲芳退休后，根据学校当时的政策，却要求退休人员把居住的住房腾退出来。陈仲芳当时住的是清华大学校内的职工宿舍，为清华大学工作了29年却要被扫地出门，因此他非常生气，一开始不肯搬迁，但到了1956年春节，最终还是从清华大学搬出去了。搬家那天，他还当着清华大学房管科的工作人员狠狠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搬出去，我的儿子也不在清华大学工作了；又指着陈书祥说了第二句话：将来我的孙子会回来。
这样，他们全家就搬到了离清华大学不远的蓝旗营住下来，租别人的房子，当时的租金特别贵，每月要12块钱，几乎占去了退休金的三分之一。陈仲芳自认为身体很好（其实他患有高血压，高压有时达180-200），又加之家中孙子女多，儿子的工作不稳定，经济压力太大，便又找到白石桥附近的中国气象局，重操旧业烧锅炉。但工作不到一年，就在1956年冬季的一天突发脑血栓，摔倒在工作岗位上。虽然清华大学、国家气象局出面多方救治，生命保住了，但从此患上了半身不遂。开始拄着拐棍还能遛遛，后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1959年阴历正月初三，不幸逝世。三天后安葬在原籍陈家墓地里。
陈仲芳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可是过年一定会在门柜上贴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表达了他的美好愿望：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老实，好日子才能过长远。他还时刻盼望着他的子孙，改变命运靠读书，只有脑子里有知识才能兴旺发达。1943年，他的大孙子出生，陈仲芳为孙子起名“书祥”，与“书香”谐音，为的是希望孙辈通过读书，改变家族命运。
父亲陈彦荣不幸成为血腥“红八月”的冤魂
陈书祥的父亲陈彦荣生于1929年，13岁的时候，经人撮合，娶了亲，女方比陈彦荣大4岁。第二年就生下了陈书祥，所以，父亲只比陈书祥大14岁。
陈彦荣只有小学文化水平。1952年，全家迁到了清华大学，陈彦荣也在清华大学做了锅炉工。
陈彦荣父亲退休后，他们全家被迫搬出了清华大学，陈彦荣也从清华大学退出，托人在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找了一份烧锅炉的临时工作。
1966年，陈彦荣只有37岁。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遇事不会转弯子，不会见风使舵和随机应变，只认死理。
1966年8月27日，那一天是周六。陈书祥有些不舒服，在学校的医务室检查了一下身体，所以回家比较晚。等到离家不远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位街坊女邻居在向他挥手，示意他快跑，他隐约看到一群红卫兵围着他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感到家里有事情发生，扭头就往学校的方向跑，进南门之后，又围着清华左绕右绕，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晃悠了几个小时。还是对家里的情况不放心，于是，到了晚上九点多，又偷偷地回到家里。这时他才知道父亲和母亲都被红卫兵带走了，家中的弟妹不知道他们把父亲母亲带去了哪里。
第二天上午，母亲回来了。她蓬头垢面，脸上血迹斑班，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后背裸露着，背上伤痕累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她带回来噩耗，告诉孩子们父亲昨天晚上被那些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 。她被放回来，是要筹集28块钱火葬费，红卫兵威胁她必须在当天下午之前把28块钱火葬费送过去。
陈书祥马上又回到学校，找到一位老师，借了28块钱，赶回家交给母亲，事实上，回到家的时候，红卫兵已经来过了，他们是专门来讨火葬费的。母亲从邻居那里借了28块钱，交给了红卫兵，他们拿着钱就走了。
8月29日，要收尸。陈书祥找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开了一个证明，中午，借了一辆自行车，拿着这个证明去找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一路骑到北大附中的门口，只见北大附中的大门紧闭，附近的街道也几乎没有行人，死一般的寂静，门口有几个人在议论纷纷，说前天晚上这个学校打死了两个人，据说是一男一女，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陈书祥没敢进北大附中的门，又折返回来，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父亲的尸体、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并且，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陈书祥手上，至今还保留那张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具的证明材料。
据陈书祥母亲说，那天下午来的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他们将陈书祥的父亲、母亲一块捆绑起来，在成府路上截了一辆大卡车，将二人扔在大卡车上，先是拉到清华园中学，把人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用军用皮带和塑料绳编成的麻花绳狠狠地抽打，最令人发指的是，到后来，他们干脆连军用皮带都不用了，直接用铁栅栏上的钢筋抽，打了一顿之后，这些红卫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开车把陈彦荣夫妇拉到了北大附中。陈书祥母亲甚至连什么时候被拉走的都不知道，到了北大附中，仍然把他们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又是一顿毒打。因为母亲年龄较大，又是女性，被打得轻一些，而陈彦荣不服气，顶撞了红卫兵，被打得特别狠，直到被打死。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人世。
北大附中红卫兵为何要闯入工人家庭抓人并打人致死呢？据说是红卫兵听说陈书祥的爷爷当年积攒了数年的工资后在老家买了些土地，土改时在家里的奶奶就被定为“富农”成分。“破四旧”抄家时，街道派出所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红卫兵，于是到他家来搜查黄金。陈彦荣不服，以工人的身份与他们争执，被残忍地毒打致死。
当时陈家有八口人，父亲陈彦荣一死，生活顿时就陷入了困境，家里只有陈书祥一个人参加工作，一个月只有37.5元的工资，是没有办法支撑整个家庭的，而弟弟妹妹都还小。清华附中核心组负责人事工作的韩志学老师几次三番地为陈书祥争取困难补助，在学校的会议上据理力争，说：不管他父亲如何，他的子女都要吃饭。最后，清华大学补助了陈家每个月51.5块钱的困难补助，这笔困难补助加上陈书祥的工资，八口人正好是人均11块钱，达到北京当时的最低人均生活标准，这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76年以后，给陈彦荣的最后结论，说是“被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致死”，而那些打死陈彦荣的北大附中红卫兵们，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人到陈家来过，更没有人向陈书祥的母亲和全家表示过任何的歉意，陈书祥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骨灰、遗体落在何处，仿佛从此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孙子陈书祥的艰难选择
陈书祥，1943年6月生。1951年7月被爷爷领进了清华园，同年9月1日上清华附小。1957年7月被保送上清华附中初中。1960年7月又被保送上扩建后的清华附中高中。1963年7月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曾先后做过共青团、少先队辅导员、宿舍管理等工作，还担任过总务处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等学校中层领导职务。担任过年级组长、班主任。1993年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北京大学、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共同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1996年被清华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02年10月退休之后又被学校返聘两年。至此，他在清华附小学习6年。在清华附中学习6年、工作42年。若从1951年爷爷领进清华园算起，至今在清华园已学习、生活了64年。
陈书祥最初在班上并不起眼，刚从农村来，同其他同学比显得土里土气的，连电灯、汽车都是第一次看见。但随着年级的升高，他表现得越来越懂事，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好。他不但表现好，而且学习也很好，大小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57年7月被批准不参加升学考试，直接保送清华附中的初中。
到了清华附中，他仍然是一个好学生。就在初二这一年，他是班上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作为班长，几乎就跟一个小班主任似的，什么都要协助老师管，如考勤、纪律、学习、课外活动，甚至家访，做一些同学的思想工作等等。
1960年，清华附中扩建高中，陈书祥又被保送升入高中。一上高中，由于是本校保送生，学校知根知底，就让他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如高604班团支部书记，学校团总支组织委员。那时的学生干部工作的内容不仅多，而且范围很广。当学校有较重大活动时还要跑前跑后。有时还要利用周日或寒暑假对个别同学进行家访。
升入高中，学校非常清楚他家的经济情况，班主任老师秦永志提醒他应该填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很快学校就批准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8元，并免交学费。
高中毕业前的1963年4、5、6三个月，是他生命旅途中最难熬的日子，思想斗争特别激烈。念大学是盼望已久的理想，现在就要实现了，怎能不珍惜呢？念大学也就实现了爷爷的遗愿，“书香”真的进入陈家，以告慰爷爷在天之灵。但是面对眼前家里的现状，他真的不敢再想什么升学的事儿了。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最后还是责任担当占了上风，虽不情愿，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考，直接参加了工作。
当时有三个单位抢着要他：中央党校，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清华大学附中。他没有犹豫，就选择了清华附中，于是成了清华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留校工作的第一人。选择留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争口气，爷爷退休后被迫搬出清华园，今天他的孙子又回来了；二是留校离家最近，便于照顾这个家。
三代人的命运折射了怎样的历史
从陈书祥的爷爷来清华工作的1917年，到今天已经整整100年了。他在1959年去世时，不会想到，他的儿子陈彦荣会在七年后就惨死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手下；也不会想到，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孙子陈书祥经历了那样的恐怖时代，走过了那样曲折的道路。
我从1946年一岁时随在清华大学当职员的父亲来清华，直到1968年清华大学毕业，和清华大学里的教授子弟、职员子弟、工人子弟多有交往。陈书祥，无疑是工人子弟中非常优秀的一位。他不仅天资聪明，学习刻苦，而且十分懂事，要求上进，具有社会工作能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不是爷爷和父亲干着重体力劳动却拿着那么低的工资，他完全可以考上大学，实现祖辈的梦想。如果不是父亲被红卫兵残忍地打死，8口人的家庭生活全要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他还有机会深造，展现自己的理想。在清华这个高等学府里，受到文化熏陶又有较好天资的工人子弟，如果在太平年代，本可得到培养，进入精英阶层。我作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本是非常羡慕他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这个工人子弟也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在陈彦荣被抓走的前两天，清华园里也发生了“红色恐怖”的“8•24”事件，抓人打人，抄家批斗……许多领导干部、教授和家属中的所谓老地主、老资本家，被打伤甚至打死的都有。
在这样的形势下，几乎没有人是安全的。连几代工人的陈书祥家也未能幸免。所以陈书祥说：文革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也越来越少，而且还有人在故意不断地篡改、掩盖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说出自己的个人经历，还原历史的真相，去完成巴金老先生的遗愿——建立“文革博物馆”，也希望我们的后人能过上真正有尊严、没有恐惧的生活。
我常常想，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以及诚实的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并有畅通的管道，上升到更高的阶层。陈书祥的祖父，凭借自己的双手，干着烧锅炉的艰苦劳动，攒钱买了点土地，怎么就有罪了？土地被剥夺、瓜分了不说，为何又在十几年后把他的儿子打死？陈书祥的父亲，土改时不到20岁，一直在外做工，一直是工人，凭什么要被抄家，在37岁的盛年被活活打死？死后，因为是临时工，没有一个单位过问他的后事，抚恤他的家属（清华、北大和他工作的钢铁学院都不管）。陈书祥，那么淳朴的工人子弟，清华附中的优秀教师，为什么竟然有如此坎坷的命运？
现在，我周围的有些人还在说，否定毛泽东和阶级斗争观点的都是被整过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后是翻身做了主人的。我要说，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的，不少勤劳致富的农民，被划为地主、富农，他们的子弟成了政治贱民；曾经的同盟者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转眼间成了“右派”；毛身边的亲密战友，一个个也成了反革命、叛徒、工贼和野心家。工人、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弟，如果反对了毛的思想理论和“继续革命”的实践，同样也会成为“阶级敌人”。老实巴交的工人家庭如陈书祥一家，因“阶级斗争”的需要，不就遭到飞来横祸了吗？不抛弃这罪恶的理论，不清算那些随意夺取普通人财产和性命的暴行，整个社会就充满了痞气、戾气，你整我，我整你，斗来斗去，只有走向共同毁灭。
如今，文革发生50年了，执政者只是从他们在文革中一度受到过冲击的角度来否定文革，而没有彻底否定造成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和社会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幌子下，权贵势力大发其财，并垄断性地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社会阶层的固化更加严重。仅仅凭借个人诚实劳动、努力学习来上升到较高阶层的通道几乎被堵死，陈书祥们后代的读书梦、大学梦更加难以实现。而实现了“血缘资本的代际转移”的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富二代占据着高层社会地位，压榨小民的状况越来越难以改变，这不仅与民主宪政的目标相距甚远，与古代曾经有过的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优良传统相比，也是一种历史的退步。
陈书祥和我，都是古稀老人了。我们在清华园长大，经历极其简单，思想非常单纯，本希望读书成材，为国效力，度过平安的一生。哪知道，我们却都有那样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经历。作为幸存者，我和陈书祥一样，愿意把我们的经历写下来，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曾经有过那样荒唐而残酷的年代，曾经有过那样泯灭人性的施暴者；也曾经有过那样善良无助的弱者，或被草菅人命而死于沟壑，或受尽侮辱，挣扎辗转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愿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尽管这样含着眼泪的写作是极其痛苦的，但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能够剥夺。
2015年2月初稿，2017年2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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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空向青山问逝川
——我所知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钟裕华
谢声显
1971年，在持续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有一个人检举我曾私下对他说过林副统帅脸上的倒八字眉生得像奸臣。为此，关了我半年“学习班”，没找到任何旁证。6月底，我却因为这一“现行反革命”罪被抓进四川省万县市（现重庆万州区）看守所。被捕时我24岁，是国营万县市肥皂厂司炉工。
我进监才两个多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突然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民公敌（甚至在批判时都不能直呼其名而只能称之为“林贼”）。我的“罪行”自然就不成立了。
不过，当时有句俗话说中国的监狱：“风都吹得进去，雷都打不出来。”我便在万县市看守所16仓（万县市看守所称牢房为仓）泡着，直泡了两年十个月，1974年4月25日，才被无罪释放。
40多年过去了，我现已进入古稀之年，一些往事却时时浮现在眼前：
1972年春的一天上午，我被看守提到预审室。来了一个穿便衣的“一科”干警。“一科”就是政治保卫科。当时还没有“国安”、“国保”，公安局的一科就承担着“国安”、“国保”们现在的工作。
他对我进行“外调”：你的朋友熟人之中，有哪些人符合以下条件：1. 家庭出身不好；2.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 爱好文艺；4. 爱读报，有剪报保存的习惯。
我被押还仓内之后，马上向狱友们报告了出去接受“外调”的内容。大家判断：外面又出现了“现行反革命”的匿名信或传单、标语，当局正在尽力找线索。
没几天，便听外出劳动的人犯说：又有人深夜在背街小巷张贴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说“又”，是因为不过才一两年之前，曾有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署名“忠义救国军”的反革命传单，深夜在国本路、广场一带张贴。公安局就布置了精干警力，天天晚上在那一带进行艰苦的蹲守。果然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抓住了正在墙上粘贴传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冉瑞华。
据时在4仓的老犯黄嘉馨说，冉瑞华是个年轻农民，在三正公社也算是个“秀才”，擅长竹琴，曾经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冉瑞华的主罪是“反革命集团案”，但被抓现行时只有他一个人。审讯中，冉没有交待任何同伙。在监里，冉对狱友们说过：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反革命集团”结案时被处理的只有冉瑞华一个人，他被执行了死刑。
当时有人认为冉瑞华集团案未挖彻底。这才过去多久，小小的万县市又出现了反革命传单！据说就引起了省里的重视，定为大案要案，派了刑侦专家下来，组织了专案组，责令限期破案。
外面查得天翻地覆。关在铁窗里的人肯定都没有嫌疑。我们也就未放在心上，过了几天，便将此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约是秋凉后的一天下午，看守所的杨所长突然来到第10仓，把仓里的13个人犯带着行李全赶了出来，命令大家将空仓简单地清洁了一番，便将12个人犯分散安插进几个早已人满为患的仓室。却将其中那个久关未判的桂赌棍又关了回去。
在万县市看守所内，只有第5和第10两个仓是坐落于一层台阶的南北两头，门对门相距约30米，与任何仓都不相连接而孤立独处。就桂赌棍那点屁事，即使判刑也不过两三年，他凭什么一个人享受那么宽敞的单间？全监的人犯都愤愤不平。就有关得很久的老犯分析，可能新查出了桂赌棍有什么能判死刑的大问题，才将他单独关押？
但在半夜，一位戴着手铐略显清瘦的新犯被投进了10仓，我们心中疑问都解开了：他才是腾空10仓安顿的要犯，而那桂赌棍，是当局精心安排的线人。
从第二天始，第10仓就与全监所有仓室隔绝了。里面的两人非但不参加所里的任何劳动、放风，洗漱用水和饭菜都是专人送进去，就连每天两次各仓出来倒夜壶马桶之事，也是全所倒完都进仓关门之后，才由桂赌棍一人出来完成。看守所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与10仓的人交谈半句。连老犯们都说，从未见过管得这般紧的人犯！
但没过几天，我们还是从火钩（犯人炊事员）的口中打听到，10仓的要犯姓钟，是城北举人关上面护城人民公社的社员。他就是张贴反革命传单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现在，正在追查他的同伙。
姓钟的从进监的次日始，每天早饭后便被提出去审问。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高大概1米70，属于精瘦那种体型。他五官端正，肤色较白，不像是个长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提审时路过天井，他没流露出半点新进监者常见的畏瑟，却显得神态自若步履从容。
那些天，每当钟被提审出去之后，桂赌棍也会被叫出去。在钟回来之前，桂赌棍肯定会先一阵子进来。
有自作聪明的老犯就说，那桂赌棍会冒充政治犯，以“老资格”的身份在精神上开导钟、生活上照顾钟，千方百计骗取他的信任，利用两人闲聊时，套取钟不肯交待的材料。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时代虽然出过许多残暴的事，但在文革后期我们那里抓进去由公检法人员进行的审讯，还真没搞过刑讯逼供。有老犯说，在1967年大规模武斗时，为何公检法的人有那么多被枪杀或被打残？多半都是原来爱搞刑讯逼供的人遭受到残酷的报复。血淋淋的教训就在眼前，这才是现在的审讯者不敢用肉刑的原因。
钟每天早上都是干干净净地出去，午饭之前整整齐齐地回来。我们都有目共睹，他非但未受过刑，连疲劳审讯也未经历。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自己不相信“坦白从宽”，就很难有口供，桂赌棍的任务就很重了。
每天钟被先提出去后回来，桂赌棍后出去先回来地搞了十几天，钟就不再被提审了，只有桂赌棍隔三差五地还被叫出去。
长期关在里面无所事事的人，好奇心都非常强，何况是省里关注的案子！人犯们天天都盯着10仓。一个月过去了，我们非但不知这大案要案审得如何，那反革命传单究竟写了些什么，就连钟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些仓里都无人知道。
钟抓进来大约两个月左右，就被判了死刑。过了3天的上诉期，他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记忆中，在执行那天，钟被叫出仓，披镣戴铐孤独地站在仓门外的石坎子上，他脸色苍白，身形略显单薄，却腰背笔挺，平静地注视着下面的监区，等待看守来取下镣铐捆上死囚的“背绳”。他冷静从容的神态，深深地镌刻进了目睹者的记忆深处。
原来被疏散出去的12个人犯又搬回了10仓，桂赌棍被调整到第6仓。当局好似忘记了立过功的赌棍，不放不判地又将他泡在仓里了。
再后来，就看见轮到桂赌棍倒马桶时，有时会鼻青脸肿走路一瘸一拐。有一天下午，杨所长刚走进监区，桂赌棍便从牢门上的风门洞里猛地伸出半个脑袋大叫：报告，黄嘉馨天天唆使王石匠打我……话未喊完，他就被人强拉了进去。看不见桂赌棍的头，却听见他的声音传出来：……他们要打死我呀……
这样闹了两次，杨所长就将桂赌棍调出了第6仓。
两年后，看守所里的少数人无罪释放了，多数人送进了劳改场，几个人被枪毙了。
文革结束，全国都平反冤假错案，但没听人提起过钟，也没听到过那大案有什么平反昭雪的信息。这位因写过几张传单，用文字表述自己真实想法而付出了生命的男子，在他的故乡已经被人们忘却了。
我从未与钟交谈过一句话，更不知道他做过些什么想过些什么，但许多年来，我脑海里却不止一次地浮现出钟临刑前的身影。碰到当年的狱友，就偶尔问起他来。直到新世纪都开始了，原先在10仓关过的郑嘉林，才告诉我：他叫钟裕华。
又听后来与桂赌棍同过仓的黄嘉馨说；钟裕华不管是在预审室面对威严喝斥，或是在仓里受到照顾呵护，他在涉及同伙之问时，一直守口如瓶。但当提审结束之后，只有两人天天面对，桂赌棍终于获得了钟的信任。有一天，他对桂赌棍说：你以后出狱了，去流水村找曾乾明，就说那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没牵涉任何人。
过了没几天，钟就看见曾乾明被抓进来了。他从那天起，便不再吃饭，不同桂赌棍说一个字。当局就每天强制给他输液，一个多星期后执行死刑时，他的身体早就很虚弱了。
“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钟裕华被执行时，同案曾乾明被判了20年徒刑。
转眼就45年过去了。2017年春节，一位改革开放后结识的开发商朋友章清华从成都回来了。我意外地发现，在文革时，他是万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钟裕华是他乐队的队员。他说，钟不光会演奏多种乐器，还能作曲，他的书法也不错，宣传队的标语、海报他全包了。连社会上时兴木刻毛主席像时，他只去看了一阵，找齐工具也能刻了！多大张的木刻画贴上大街，许多人都称赞刻得好。章感叹：真是个见啥会啥的聪明人！我就想到专案组仅凭罪证定下的几条线索，还真准确。就问，他是你们宣传队的骨干？章清华却说，他没在宣传队干上几个月，上面便命令我清退了他，因为他父亲是地主。清退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歧视，从实惠上来说，因为在宣传队里干，不光比干农活轻松，所在生产队还要记全劳力的工分；宣传队的伙食也比在家里好得多，顿顿白米饭管饱，隔三差五还有肥大块吃。所以，谁都不想走……章清华说，我至今都还记得，钟裕华离开宣传队时那沮丧萎靡的样子！章说，曾亁明也是宣传队的演员，长相很像后来红极一时的赵本山，能唱能跳，还会编些小品即兴表演，插科打诨地很有点效果，他还会乐器，也是个多面手。
正月十五，艳阳高照。我同章清华一起到了举人关上的护城村，参加他们部分老宣传队员的聚会。东道主刘兴富是一位六十多岁带几分书卷气的男子，将我们迎进了他的家，一幢两楼一底别墅式的小洋楼，客厅、书房里挂满了主人的书法作品和多种乐器。
我观赏了书法，聆听了二胡演奏，都有一定功底，就问刘兴富跟谁学的。众人便笑：他就是“钟疯儿”的徒弟！
“钟疯儿”就是钟裕华，同是这护城村的人。为何叫他“钟疯儿”？众人异口同声：他每发议论，总是出人意料离经叛道，农民朴实，便认为他神经有点毛病。
民国时，钟裕华的父亲是本村一个小地主，“毛泽东时代”成了专政对象，在1960年大饥荒时饿死了。钟的母亲很能干，性格开朗和善，还会接生，村里许多人都是她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一共生了2男3女，钟裕华上面有个哥哥，下面3个妹妹。他哥哥是1967年大规模武斗快结束时，被特别强调阶级出身的那一派溃败时抓去抬阵亡“烈士”，而后被他们枪杀了。
刘兴富说，当年在生产队干农活，强劳力每天评10分，值1角钱左右。若有手艺，经生产队同意合法外出打工者，只要每月给集体交25元钱（城里面一个普工的月薪），队上便给记250分，分给当月的口粮。钟裕华就想出去打工，虽然当时他已在教我乐器和书法了，但他却什么能挣钱的手艺都不会。他就买了几件木匠工具到我家来，将一张木床折散了比划一番，就买木料来依样画葫芦，做出了一张新床。嘿，还真是那样子。而后他就到处去当木匠，样样木器都敢做。从此，他每月交25元钱给生产队，就很少在家做农活了。但大队（村）在路口墙头的标语口号，还是他义务劳动。连专案组初次上山来，看见那些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都夸这毛笔字写得漂亮！
钟裕华只读过4年书，便因父亲被划为地主而失了学。我问了在座的几个人，都肯定地说，多才多艺的“钟疯儿”就是个初小学历！
钟裕华案发被捕时，是他新婚第七天。
他的死刑是在横贯全市的那条苎溪河干枯的河床上当众执行的，就在摩岩石刻燃灯古佛下面。
钟裕华被处极刑之后，妻子远嫁他乡。
宣传队的朋友们都因钟裕华的关系而受到过审查。但40多年后，他们都还不知道，“钟疯儿”究竟在传单上写了些什么！
丈夫早亡，两个儿子都被杀，钟裕华那性格开朗的母亲竟然还活到了90多岁，前几年才寿终。
改革开放之后，平反冤假错案，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全国许多因思想言论获罪的，都平反昭雪了。钟裕华呢？
老宣传队员们异口同声：钟家剩下的都是没有文化被管制了几十年，夹着尾巴过日子的农村女人，敢去找政府的麻烦？
几天后，我和狱友黄嘉馨在一起喝茶。他出狱之后马上报读电大，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成为本地一位颇有成就的建筑工程师。他在看守所里与“立功”后的桂赌棍同过仓，判刑后在磺厂（劳改场）服刑时，又与曾亁明成了至交，黄嘉馨告诉了我以下的情况——
黄嘉馨与曾亁明是在磺厂相识的。曾乾明比黄先进磺厂几年，编在四大队一中队劳改。曾亁明原本是城里人，家庭出身不好，文革前，才十六七岁的他就被“动员”到护城公社流水大队作了农民，曾亁明虽然只读过小学，但很聪明。在农村学了一手砖工手艺，会拉二胡、能唱能跳、也会编些小品即兴表演。
在劳改队，黄嘉馨和曾亁明一起向原军统川东站站长高慕超、留场就业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王双荣两人学习建筑理论。曾亁明在工程实践上能学以致用，在劳改队的处境比黄强些，他也常帮助黄。黄和他应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感情颇深。坐了18年牢出狱之后，曾亁明无家可归，经人介绍，到一家有3个孩子的寡妇家“上门”，除了干些体力活儿外，他费尽心思，想办防水材料之类的小厂，但都不顺利。曾亁明重获自由不到5年，便郁郁而亡，还不足60岁。
曾亁明对黄嘉馨说过：他们张贴出去的传单都是油印的。案发后抄他家时，搜到了一架油印机。那是在公社搞宣传时用的，以前用它印过歌单，用烂了扔在家里，大家都忘了。专案组将它充作了物证，其实根本就不能使用。真正作案的“油印机”是自己做的：先做一个木框，用圆钢做轴固定在桌面上，油墨调好之后，不用纱网窗也很少用滾筒，而用自己刮好的竹片。钟裕华和曾亁明都是手巧的人，很快便操作熟练了，印出的传单质量比油印机还好些。蜡纸、白纸就用以前在公社搞宣传用来印歌单剩下的，字体都是用的仿宋，内容主要攻击江青、针对文革，说江青有野心，文革革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攻击林彪的只有一次，主要说他有篡权野心，搞兵变；还有就是说批孔孟有错，要挽救文化，挽救传统……自造的“油印机”用一次之后就毀掉，又没有去买过蜡纸、白纸，字迹又无特点，就不容易被发现。
在那十年浩劫之中，竟敢以自由和生命作代价，将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形成文章并公之于世的，竟是两个加起来不到12年学历的社会最底层的青年农民！
我仰望蓝天白云，和风丽日，举人关遥屹在天际，那几个年轻人没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痕迹，不由得想起了一句宋诗：
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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