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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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3月30日第87期


本期目录

〖纪念徐勍专辑〗

忆旧思亲
何 蜀 一位评书艺术家的独特文革经历——追忆徐勍老师

生逢乱世
徐勍 原著 何蜀 校订、注释 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
徐勍 原著 何蜀 校订、注释 武斗队囚徒历险记

编读往来
朗钧、朱克俭谈“十五区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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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徐勍专辑〗说明

如今许多人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时，多是带贬义的、不屑的口气。然而，他们或是忘记了，或是不了解，在半个世纪之前，中国大陆曾一度有过“全民造反”的“盛大”景观——当时“造反有理”是党媒天天鼓噪的“最高指示”和时代主旋律，除去被剥夺了权利的走资派、“黑五类”以及极少数出于政治或经济的原因而不愿投身毛主席、党中央发动领导的这场“大革命运动”者之外，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大小城市，几乎人人都参加或自行组建了打着各种“造反”旗号的群众组织，满街是红袖章，到处是“司令部”、“联络站”（就像九十年代遍地开花的“公司”一样）。谁要是没戴红袖章，走在街上都会被人怀疑是不是“黑五类”或正被批判的什么对象。不过，在那种“全民造反”的时代大潮中，参加造反的人绝非同一类型，而是各有不同的动机或原因。前不久病逝的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先生，就属于其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类型：因反对造反派而成了造反派。本刊特编此专辑对此作出介绍，并以此作为对徐勍先生的纪念。
徐勍（1936～2017），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人。11岁开始学说评书谋生，22岁获四川省首届曲艺汇演三等奖并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曲艺团评书演员，演出队队长。文革前以评书说现代革命故事《王若飞在狱中》、《红岩》等，影响极大。文革初期被作为“修正主义苗子”、“文艺黑线人物”批判。保守派组织不让他参加，造反派组织他又不愿参加。后因对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等人积极造反不满，愤而成为罗、杨的反对派。当重庆造反派分裂，罗广斌遭到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一派批判后，徐勍以他的“名嘴”参加了八一五派的批罗宣传活动，进而成了造反派内战中一派的舆论喉舌，这导致他遭到外县敌对派别武斗队的绑架，险遭杀害……动乱结束后，他很快重操旧业，又在评书领域大显身手。1995年获全国曲艺牡丹奖。1998年被中国文联授予名家金牌。曾应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之邀出演邓小平。2008年获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授予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著有回忆录《口舌人生》（重庆出版社1998年出版）。2017年2月16日在重庆病逝，终年81岁。
（上图：徐勍说评书时演出照。原载《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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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一位评书艺术家的独特文革经历
——追忆徐勍老师

何 蜀

今年（2017年）春节期间，我打电话给徐勍老师拜年，从声音听起来还很精神。当时他说住在医院里，老年病，无大碍。他感叹了一句：“唉，我搬家搬远了，都难得见面了……”我也没在意，几年前他因癌症住院时我去看他，当时听说还是比较凶险的癌症，他都顺利过关了，一般的老年病就更不会有什么了。过了两天，因我平时都没用手机，在家里座机接到一个电话，拿起来后，对方问：“你是哪个？”我有些奇怪：“是你打来的，怎么问我是哪个？你是给哪个打的电话？”对方忙说：“对不起，我老眼昏花打错了……”我听声音像是原文化局退休的蒋老师，忙问：“是蒋老师吗？”他说：“我是徐勍……”“啊，徐老师！”我笑了。原来他也是在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拜年，按手机上储存的号码按错了。我们又简单聊了两句。
我估计春节过后不久他就会出院回家了吧。可是没想到突然在2月17号的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
这个消息的大标题让我感叹了好一阵，因为标题既没写“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也没写“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徐勍”，而是写了个“凌淋的师傅徐勍走了”，可见，报纸的年轻记者和编辑都不知道徐勍在上一两代人心中的影响和地位，为了吸引读者，居然抬出一个他们认为很有名气的徐勍的弟子来作为徐勍这个名字前边的“广告”修饰语。
不过，那报道中引用的徐勍这位弟子的话说得倒是不错：“徐勍就是四川评书。四川评书就是徐勍。”
诚哉斯言！徐勍的离去，标志着四川评书这一传统曲艺类型历史性的谢幕。在徐勍生前的最后几年，实际上四川评书就已经没落。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坛》曾邀请徐勍去录制节目，他作了一番认真准备，但去到北京后，却被要求用普通话讲四川评书，这当然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宁可失去在中央电视台露脸的机会，也决不让四川评书变味。此后，四川评书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时代舞台，只剩下几个讲所谓“散打评书”者靠一些庸俗的插科打诨在勉强博得一些廉价的笑声。
除了对评书艺术的贡献，对于我来说，徐勍老师还是一个重要的文革亲历者、见证人。我在写《重庆造反派百人分析》时，把他归入“为反对造反派而成为造反派”一类中。这是个十分特殊的类型，徐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因说评书《红岩》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徐勍以评书征服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听众，是在那个不但没有网络，而且没有电视，看一场电影或戏剧就是最高档的文艺享受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才二十多岁就已经说了十余年传统评书的徐勍，不甘心于听众的日益老化与后继乏人，勇闯新路，说起了现代革命故事，特别是他根据回忆录《王若飞在狱中》和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评书，简直倾倒了千百万听众，年轻的评书演员徐勍就成了重庆及周边的四川方言区家喻户晓的明星。我就是那时成为他的“粉丝”的。我本来不喜欢听评书，甚至可以说瞧不起评书。小学时候，我住家和学校附近的几家茶馆里就经常有人说评书，但听众多是老人或文化不高很少读书的底层劳动者。我有同学常去住家附近的茶馆听评书，听后还把一些评书的内容拿来作为摆龙门阵的资料。但我不喜欢那些关于剑仙武侠昏君忠臣的故事。我喜欢新文学，而且接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思想上也很“革命”，认为传统评书说的都是些“不健康”、“不科学”的东西。有一次跟一个常听评书的同学争论武则天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位同学根据他听过的评书，说武则天坏得很；而我则根据当时从《人民文学》上读到的郭沫若写的话剧《武则天》，认定武则天是个好人而且是个了不起的伟人。这样的争论当然没有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是徐勍老师改变了我对评书的看法。第一次听徐勍老师说《王若飞在狱中》，是学校组织的。我听得如痴如醉，热血沸腾，完全没想到评书讲现代人物和故事竟能讲得这样精彩。从此我对评书不再抱成见了。当时我上初中一年级，受命要到学校组织的故事会上讲故事。尽管我在班上都从未上场讲过故事，但作为班主席和少先队大队宣传委员，必须带头。我选了《红岩》中的一段“许云峰赴宴”。为了讲好，特地自己买票（平时是舍不得花钱看一场电影的）去山城曲艺场听徐勍讲《红岩》中的《暴风海燕》和《红岩青松》。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暴风海燕》中讲到江姐在江边码头上船赴合川去联络华蓥山游击队那一场，他就凭一张嘴，把江边的浪涛声、轮船声、船工号子声、码头上的小贩叫卖声……模仿得惟妙惟肖，让听众如临其境，甚至还能感受到早晨江边的蒙蒙雾气……那时真让我感受到了评书语言的魅力。当然，我那次在学校故事会上所讲的那段《红岩》故事是失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哪有听上两场评书就能轻而易举讲好故事的呢？
徐勍老师后来告诉我，在讲江姐坐船去合川这一节时，他还有一个重要改动：小说《红岩》写的是江姐在朝天门码头上船，他发现不对，去合川应该是走嘉陵江而不是长江，从来都是在千厮门码头上船。他就按照实际情况改了。因为他讲得太好，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慕名来听，听后也称赞他改得好。他也就与罗、杨成了朋友。
然而，也就是因为罗、杨这两位小说《红岩》的署名作者，徐勍在文革中再次“暴得大名”，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

自费上京告《红岩》作者和造反派的状

文革爆发时，正值而立之年的徐勍是重庆市曲艺团演出队队长，重庆市先进工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重庆市社教工作总团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是青年曲艺演员中受到各级党政领导重视的培养对象。按照他当时的情况，当然应该是保守派。可是文革是从批判“文艺黑线”开始的，尽管他走红是因为讲革命故事而不是讲“封资修”，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他仍然被作为“修正主义苗子”、“文艺黑线人物”批判。曲艺团所在的山城曲艺场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保守派组织当然就不让他参加。他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黑帮黑线人物”，也为了表示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不落人后，独自成立一个人的“星火战斗队”，不过也只是写了成立宣言贴出表态而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造反”行动。当重庆文艺界的一些造反派聚在离曲艺团不远的文艺俱乐部商讨成立文艺界造反司令部时，有朋友请他赴会，他去听了一会儿就走了，认为“水太深”，实际上是他不赞同那些造反观点，他认定一条：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反对的。因此不管别人说了多少造反的理由，他都不愿介入。因此，从思想上说，他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保守派。但是，“保皇组织”又不让他参加，他就只有当逍遥派了。
然而，发生在1966年底的一件大事，却使他按捺不住，不能“逍遥”了。
1966年12月4日，重庆爆发了造反派强行冲击保守派的工人纠察队等组织在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引发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有数万人参与，数百人受的“一二·四”事件。冲突爆发后，马上就传出了“工纠打死了造反派”的谣言。在三个月之前，得到官方支持的保守派曾大肆造谣，将发生在江北区的一次小小摩擦宣传为造反派制造的“八二八惨案”，编写出耸人听闻的传单，诬蔑重庆大学学生组织“八一五”是“暴徒”、“反革命”，官方批准精印的造谣传单满天飞，到处抓“八一五”请罪、“消毒”，逼得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上京告状……而这一次，统称八一五派的重庆造反派也如法炮制，抓住机会大肆传播保守派打死了造反派的谣言，甚至从火葬场抢来几具尸体充作“造反派烈士”——后被查明都是车祸或病死者，其中甚至有病死的劳改犯，大搞展览，还抬尸冲进重庆市委大院……力图一举压垮“保皇四军”及其后台“黑市委”。
徐勍对此十分反感，更让他反感的，是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当时以罗、杨为首的造反派已经在重庆市文联机关夺权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文联文革筹备小组。“一二·四”事件刚刚发生，还没有得到任何能证实确有造反派被打死的依据，罗广斌实际领导的文联文革小组就率先召开了“烈士追悼会”，制作了花圈，印发了悼念“烈士”的传单，并在12月5日八一五派召开的大会上，罗广斌发表了沉痛悼念“死难烈士”、声讨“黑市委”的讲话。他们还支持举办造反派“烈士”尸体展览，向市委施压。罗广斌又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重庆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去向中央控告重庆“黑市委操纵保守派血腥镇压造反派”的罪行……
到底死人没死人，可不同于小说里江姐去合川到底是在朝天门码头还是千厮门码头上船，写得不对一般人也不会注意。这可是“人命关天”，不能含糊的大是大非问题。眼里夹不得沙子的徐勍因此对他曾经崇敬的罗广斌、杨益言在所谓“一二·四惨案”的宣传中所起的作用极为不满。当他得知罗广斌率造反派“控告团”上京告状后，他更是义愤填膺，毅然与一位好友，重庆文化宫的工人业余文艺演出骨干、消防器材厂工人龚联建一起，自费上北京告八一五派和罗、杨等人的状，踏上了公开反对造反派之路。当时全国各地上京告状的人不计其数，但多是告当权派、工作组的状，敢于告造反派状的则不多，像徐勍这样的文艺界名人控告造反派则更是罕见。
罗广斌在北京告状，得到首都三司等红卫兵大力支持，并参加了首都三司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罗广斌当着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中央领导人的面，发表了慷慨激昂控诉重庆“黑市委”操纵保守派打死造反派的发言，还高呼了“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的口号。这是罗广斌以造反派的身份向全国、向中央的“亮相”。而徐勍他们不合时宜的告状，则被告知应该回去找西南局的文革接待站调查处理。
凭着中央文革接待站开给西南文革的介绍信，徐勍二人先去了成都，以造反派名义“提审”已经被西南局和省委打成“四川三家村黑帮”之首的马识途，逼马识途交出了罗广斌跟他的通信——他们知道罗广斌与马识途关系亲密，小说《红岩》的写作成功与马识途的热心帮助扶持有很大关系。既然马识途已经是“黑帮”，那就以此为突破口，查查罗广斌与“黑帮”的关系。他们从马识途那里找到的罗广斌的信，后来确实在八一五派批判罗广斌时派上了用场，成为罗广斌与“文艺黑线”、“黑帮”有亲密关系的罪证。
回到重庆，徐勍就在本单位遭到造反派批斗，文联造反派闻讯也来抄他“整造反派的黑材料”，但他已经把有关材料全部交给了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而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正是最先发起批判罗广斌的组织，在他们所写的第一张公开批判罗广斌的大字报中就引用了徐勍交去的罗广斌致马识途信中的文字。

陷入造反派内战险些丧命

1967年1月底，重庆八一五派因夺权而激化了内部矛盾，正式分裂，罗广斌被重大八一五为首的一派点名批判为“政治大扒手”、“埋藏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随即于2月5日被抓走，10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徐勍受好友龚联建之邀，随同由一些业余文学作者和文艺演出骨干组成的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一起“杀进”文联，向罗广斌一派的文联文革——此时已被称为“罗氏文革”夺权。
以后两派围绕罗广斌之死及其历史问题展开争论。1967年4月，徐勍听说逃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杨益言在京津等地到处作报告，讲罗广斌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被重庆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谋杀，徐勍就针锋相对，应邀到市中心解放碑旁边已改名为“工农兵市场”的群林市场，重庆一中八一五派学生设立的“痛打落水狗广播站”，讲《我所知道的罗广斌》，针对杨益言在北京讲“罗广斌是个好同志”，徐勍就大讲“罗广斌不是个好同志”，大讲罗广斌“投机造反”、“祸乱山城”……许多话从他那说书人的嘴里讲出来自然就不同凡响。
从此，他这个最早自费上京控告八一五派的“铁杆老保”，就因为反对罗广斌等人的造反行为，站到了批判罗广斌的八一五派一边，被传为“八一五的广播员”。以后八一五派另有声调极像徐勍的广播员，都是他当年说评书时的“粉丝”，也被认为是他在广播。以至有一天他父亲回到家里，见他坐在家里，还大惑不解：明明在街上听到你在那里广播嘛，怎么又在家里？而这一名声，以后差点给他引来杀身之祸。
1967年7月，重庆两派武斗急剧升级，有反到底派的徐勍“粉丝”悄悄告诉徐勍：反到底派中有人扬言要抓住他割掉他的舌头，劝他外出暂避。正好这时八一五派要去北京举办一个《叛徒罗广斌罪行展览》以抵消杨益言等人在北京所做的宣传，八一五派的文艺界造反司令部邀徐勍参加，他就借机离开危机四伏的重庆，去了北京，在那个批判罗广斌的展览中担任解说员。他们这个展览是将纸板上贴好图片与文字的展板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街边流动展出，在北京航空学院、天安门广场旁边、中央广播事业局楼外等地都展出过。展出时，重庆建工学院学生小陈，在罗广斌被关押时担任过“看守”，这时就向观众讲解他亲眼所见的罗广斌借上厕所之机跳楼自杀的情况，说明罗并非遭到谋杀；徐勍则讲“我所知道的罗广斌”——由于对罗广斌、杨益言在重庆文革中所起作用的反感，他从此对小说《红岩》也不再欣赏甚至抱强烈的拒斥态度，文革结束之后，有领导希望他能再讲评书《红岩》，就被他婉言拒绝了。
1967年9月，得知重庆大规模武斗结束后，他们回到山城。不久，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因与四川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闹矛盾而且在省革筹内感到孤立，跑到重庆，住到五十四军军部，半公开地形成了与成都对立的四川“第二中心” 。在梁兴初和五十四军领导人的暗中支持下，1967年底，八一五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刘张”——即打倒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副政委刘结挺和省革筹组成员张西挺夫妇的高潮，宣称“八一五派加油干，打倒刘张过元旦”。徐勍这时纯粹以对待军队（实际是当地驻军领导人）的态度来判断是非，坚决站在五十四军支持的八一五派一边。他应邀到解放碑旁边红旗糖果商店楼上的八一五派红旗广播站去宣传“打刘张”。当时在成都八二六派控制下的《四川日报》11月11号发表了一篇社论《喜看大好形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被八一五派批判为“大毒草”。对这篇社论的发表日期“11·11”，一般人是读作“幺幺幺幺”，徐勍则按音乐上简谱“多来咪”的读音把“1”读成“夺（多）”，说那是篇“夺夺夺夺社论”，它要夺什么？要夺党权夺军权夺财权夺政权，要把四川搞成刘氏独立王国……他在广播里按八一五派批判刘张的调子，以他说书人的语言大加发挥——后来他对我讲到此事时，坦然承认“当然不免有信口雌黄之处”。这就使他更深地卷入了他根本无法了解的军政上层矛盾影响下的造反派内战。他这个“八一五的广播员”的名声就更响亮了。
1968年9月，重庆两派都再一次上交了武器，武斗渐趋平息，省、市革命委员会也都已经成立，形势应该走向安定了。徐勍受友人之邀，到邻水县乡下赶场，为单位职工采购猪肉。不料恰遇当地与重庆反到底派同一观点的武斗队入场抢劫，徐勍一行外来人员遭到绑架。当绑架者发现抓到的竟是已被传说为“八一五派的宣传部长”徐勍时，更是不能放过他，既出于派性的仇恨心理，又企图给他强加罪名以便为抢劫乡场一事开脱罪责。徐勍被关押50天，辗转多地，饱受折磨，险些丧命。后经重庆警备区和重庆两大派负责人反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李大章督促，达县军分区出面要人，徐勍才好不容易获释脱险。这成为他文革中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

把独特的文革经历都写下来

我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通过杨世元老师的介绍与徐勍老师相识的。徐勍与杨世元在文革前便是情兼师友的关系，那时杨世元是重庆市文联的业余组组长，经常与专业和业余的文学作者联系，作一些创作上的帮助和辅导，徐勍小时候没读过多少书，对文联的文化人都十分尊重，视为师长，因此与杨世元和文联的编辑部主任张继楼成为朋友。杨世元在文革初期因《重庆日报》“三家村”案受到牵连——因他曾在《重庆日报》副刊组工作，这时副刊组已经被打成了《重庆日报》的“三家村”，杨世元就被市委工作组当作批判审查对象。罗广斌等人在文联造反、夺权后，并未将杨世元等人“解放”，而是继续作为“黑帮爪牙”监督劳动。徐勍那次上京告罗广斌的状，所带的材料中就有杨世元在被罚打扫卫生时在文联会议室捡到的工人造反军头头黄廉与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夜谈密商如何开展对“一二·四惨案”宣传活动的一些纸片，包括黄廉衣袋里掉出来的一封信，杨益言为学生起草的所谓“烈士尸体展览”说明文字所做的修改等等。当罗广斌自杀，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进驻文联夺权时，按当时的流行做法，将文联的大小批判对象全部抓来下跪“向毛主席请罪”，徐勍跟着去后发现杨世元、张继楼也在被罚下跪者中，就告诉“工农兵”的人，把他们解脱了。因此他们的友谊可以说是经过文革风雨的考验。2016年2月杨世元老师病故后，我知道徐勍老师刚安了心脏起搏器回家休养，家又搬得较远，就没有马上告诉他，直到杨世元老师的告别追思会之后我才打电话通知了徐勍老师。
我第一次与徐勍老师见面交谈，是在当时还没有改建的重庆老城区人民公园中那个民国时代就有的长亭茶馆。他刚出版的回忆录《口舌人生》还放了些在茶馆代销——当时出版社常有这样的规矩，他们认为不好销的书，都要由作者代销部分以抵稿费。徐勍去拿来两本送给杨世元老师和我，并工工整整地签上名字，盖上特地为赠书带在身上的私章。
《口舌人生》是先由徐勍口述，张继楼整理成文，然后再由徐勍修改审定交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有两个美中不足处，一是张继楼是上海人，随军南下的西南服务团干部，不熟悉四川方言，而徐勍的语言特点正是把四川方言运用得非常娴熟生动，因此整理稿在这方面少了些韵味；二是出版社出于顾虑——因小说《红岩》是重庆在长篇小说方面唯一拿得出手的“红色经典”，要顾及两位署名作者的声誉，便将徐勍原稿中有关罗广斌、杨益言在文革中的造反表现及他与罗、杨之间发生的矛盾，也就是他为什么会成为“八一五的广播员”的原因，基本上都删掉了。这就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很难看明白那部分内容，也很难理解徐勍怎么会从一个被批判的“文艺黑线人物”、一个非常反感造反派的保守派，变成了造反派舆论喉舌的独特思想轨迹了。
我读过《口舌人生》后，找徐勍老师要来未经出版社编辑删改处理的原稿，先把回忆录中有关他在邻水县被武斗队绑架那50天惊险经历的内容摘选出来，略加编辑处理，起名为《武斗队囚徒历险记》，在我供职的《红岩春秋》杂志2003年第三期上发表了。随后，我又向他提议：把书中删掉的有关与罗广斌、杨益言文革中的矛盾及为什么上京告状、怎样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等内容重新整理出来，我给他推荐发到网上去，他欣然同意了。我把原打印稿中的那部分内容摘出来，重新为他录入电脑，并按他的讲述作了修订整理，起名为《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推荐给海外朋友华新民，在他主编的《华夏文摘增刊58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19期》（2007年7月4日出版）上发表了。
在那前后，我和杨世元老师一起与徐勍老师还聊过几次，在南滨路一茶馆（那次有张继楼老师一起），在石坪桥徐勍老师家里，反复追忆文革中那些往事。在2011年我应邀协助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重庆市图书馆录制文革亲历者口述的时候，我又请了徐勍老师，在那年的12月9日为他录制了口述。随后我根据录制的视频为他整理出文字稿，交他修改审定。前前后后十余年间，我可能是他讲述文革时期独特经历的最忠实、最认真、记忆最清楚的听众了。
值得庆幸的是，徐勍老师那段独特的、因反对造反派而成为造反派的文革经历，总算都形成文字保留了下来。如果缺少了对他那种类型人物独特经历的了解，对文革、对造反派的了解都会是不完整的，残缺的。

令人敬佩也值得研究的人生

许多人不知道徐勍为什么要起个一般人都读不上来的“勍”字为名。他曾告诉我，他父亲（亲友们都说他是家族中读书最多的一人）给他起这个名，是希望他能够终生以“勤”为本（“勍”字本应读作“情”，但川语中没有后鼻韵母，“情”与“勤”同音）。我想，他父亲以这个生僻字给他起名，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希望他与众不同。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通过勤学勤练，业精于勤，确实取得了与众不同的艺术成就。可惜，要不是文革，要不是那些文艺家必须时时配合的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他本应有更大的艺术成就。等到后来他可以自由讲说久违的传统评书时，已经时过境迁，不但他和他的评书，整个传统曲艺都已步入了“夕阳红”……
在我和徐勍老师接触中，最让我感慨和敬佩的，是他作为一个幼年丧母，父亲当壮丁远离家乡的“留守儿童”，下力挑不起担，做生意拿不出本钱，为生活所迫，从11岁就开始“跑滩”学说评书，“浪迹江湖”，长年在乡场茶馆、河滩茶棚靠口舌挣钱谋生。中共执政初期参加戏曲改进学习时，他是被集中起来的民间艺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十四五岁的未成年人。此后他先是参加民间草台班子，后进入正规曲艺团，仍然经常是跑乡镇演出，都是在“水流沙坝”的环境中生活。但他却没有沾染一点社会恶习，甚至言谈中不带一句不雅言词，始终是那样知书识礼、温文尔雅，同时又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在某些大学教授都以言行中的痞子气为时髦的现实里，他这个小学都没毕业就“闯江湖”的人却显得很有书卷气。我一直在想，他的学识、教养，他的一身正气，满腹经纶，是从哪里来的？这或许值得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们好好研究。我想，他从小所熟读背诵的那些《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传统启蒙读物，和他后来所听所学所讲的那些传统评书里蕴含、传播的，民间艺人口传心授的，民间传承而非官方提倡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他经年累月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应该对他的思想、性格和人生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这种曾经遍布民间社会、一代代薪火相传的熏陶、影响，如今还有多少？
我曾编发过徐勍老师的一篇回忆评书老前辈王秉诚的文章《学者风度的说书人王秉诚》（载《红岩春秋》杂志2000年第四期），其中讲到他十几岁时曾在说评书的间隙中跑去听王秉诚先生说书，“偷师学艺”，对王秉诚先生的艺术水平与学识人品十分敬佩。文章最后写道：“王秉诚的评书通俗而不庸俗，幽默而不油滑。虽是社会底层的‘开口生’，但无江湖恶习，书卷气十足。说书人有学者之风，重庆就是王秉诚。”
其实，这也正是徐勍老师的自我写照。
2017年3月23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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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

徐勍 原著 何蜀 校订、注释

说明：本篇原载《华夏文摘增刊58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19期》（2007年7月4日出版），现重新作了校订，为便于理解，酌加了注释。

在我11岁开始说评书的“口舌人生”中，有一段插曲，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 、杨益言 有关的。因为这段插曲，我曾自费上北京去告他们和重庆造反派（当时叫“八一五”派）的状。也因为这段插曲，我后来又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
还在文革之前的1962年，小说《红岩》刚出版的时候，因为我把小说改编为评书，与罗广斌、杨益言二位作家认识了，那时对他们是很尊重的。我在山城曲艺场的首场演出，他们带新华社记者来听，听完后来到后台，对我的改编大加赞赏，说了不少好话，罗广斌说：“江姐上华蓥山这一章，用《暴风海燕》作标题，很好！”还对我把原书的某些细节加以变动，如江姐在朝天门上船改成了在千厮门上船，这样更增加历史的真实感，听众也会更加信服，还有我为增加生活气息而作的一些场面渲染等等，他们都认为很好。总之他们非常满意。新华社记者还给我们照了合影。
后来到了文革初期，庆祝“十六条”游行时，我和他们又在文化局外面的街道上碰到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一阵，罗广斌眉飞色舞地谈起他们在北京受到江青接见的事，说江青同志对他们的创作很重视，正在组织把《红岩》改编成京剧，改编的剧本都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下一步还要把《红岩》拍成彩色电影……
但是，想不到那场文化大革命风暴，把我和他们的命运都改变了……

鼻子不让别人牵

1966年5月，我们重庆市曲艺团还在四川省安岳县为农村抗旱的农民作慰问演出，突然接到指示，紧急调回重庆。原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全团集中学习后，开始发动大家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我十分积极，写了曲艺团第一张批判团长孙巧麟的大字报，大字报没有内容，只有一个标题《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巧麟》，我的理由是：我们全身心投入曲艺事业，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奋斗。而孙巧麟身为团长，却告诉我：明天的事情我都没想。试问，国家尚有个“五年计划”，孙巧麟却这样领导全团，哪里黑哪里歇，这样下去，谁对我们的青春负责？
万万没有料到，后来遭到大字报围攻最多的，不是孙团长，而是我这个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文革前夕，我是重庆市先进工作者，学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还出席过社教工作总团召开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过代表，领过奖状，在曲艺团作演出队长。谁知到了7、8月份，一夜之间，我就成了“文艺黑线”上的重要人物。上至中央，下到地方，上挂周扬，下连任白戈，再牵到曲艺团就是我，我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三名三高 人物”。我从运动初期党支部划的“一类”，下降成了“三类”，本人荣幸，批判我的大字报数量超过了当权派孙团长。全团就数批我的大字报多，足足有七八十张。连续五十天，天天批判。
自从1961年深秋，曲艺团被重庆市文化局吸收为直属单位，从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一跃而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剧团，旱涝保收，不劳也收。加上每天观众来往不绝的大众游艺园撤销后，我们的演出场地改在山城曲艺场，观众锐减，演出江河日下。一次开会，孙团长说：“除了评书坚持演出，综合场这么多人耍起怎么办？难道就吃《红岩》吗？”他一句话惹恼了众人。但那并非我的意思。“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六只眼。”有人振振有词：“我们吃啥子《红岩》？我们靠的是国家发工资，辛辛苦苦挣个全民所有制，图个啥？不就图个盖章拿钱吗？”我却不满足于“盖章拿钱”混日子，总想创新，当然就是“叫花子进药铺——自讨苦吃”了。于是，大字报混战的时候，我就成了众矢之的。
我知道，有的人总觉得艺术名份上我“压过”了他们，该遭他们骂骂。我本着《毛主席语录》本上那一句：“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是真心诚意相信了的。被斗五十天，腿上长了个大疮，我也没叫一声。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外来鸡，到了这群鸡里，天天挨啄，除了没遭啄死，周身的毛是被啄得一根不剩了，成了个“光胴胴”鸡公。
文革烈火越烧越猛。自从《人民日报》穆欣的文章点了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戈的名 ，任白戈就“靠边站”了。红卫兵起来后，又把他的住宅说成是“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生活如何如何腐化，还办起了展览。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从我过去与任白戈的接触，我认为任白戈纵有不是，也绝不是腐化之人，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1年，我25岁，立志创新，“舍命说新书”，白天晚上为大众说《王若飞在狱中》，一天只吃七两粮，一场书要一口气讲两个半小时，中午只吃三个死瘪瘪小馒头，拖到下午３点以后学校下课，才能去为学生们专场演出。我是饿饭人出身，本来不怕饿，但是在三十中演出时，却突然休克了。在江北织布厂演出又休克一次。我当时工资三十九元，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说书的收入，每场84块，每天两场168块，全归团里，我只有晚上说书超过11点半，才能报销1角钱的夜餐补贴。后来任白戈知道我工资低，亲自批示给我和另一位青年川剧演员各提了三级工资（我是从三十九块五套成四十五块，然后再加三级）。一个生活腐化的“走资派”，能这样体察下情，关心我们穷演员吗？
这时，社会上的学生已经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得到市委支持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群众称之为“思想兵”，另一派是造反派，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文艺界也成立了一个跟“思想兵”一派的文艺革命军。我认为他们是保卫党的，想参加，找到文艺革命军中的熟人，过去多熟的人，要来曲艺团时还找我帮腔：“大师兄多帮助！”现在见了我却避之犹恐不及。显然，我已被“打入另册”了。我这才明白过来：文艺革命军成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算啥？是文艺黑线上的“毒瓜”，人家不愿吸收，我也不用苦求。
有一天，在重庆宾馆外边人行道上，一个学生对周围听众侃侃而谈：“重庆文艺界如果不打倒张德成、徐勍这些反动艺术权威，等于文化革命没搞！”我戴顶草帽，站在人群之中，听到他这样的话，从心里苦笑说：同学哥，这么恭维我，只怕是遭不住啊！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会上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我团有些不能参加文艺革命军的非党、团员，就到社会上去参加串连，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造反就光荣。我不去参加，难道就成了“狗屎堆”？我当然不服气。抱定宗旨：按“十六条”办事，自己成立一个“星火战斗队”，连夜写好《宣言》，贴在山城曲艺场太平门上面墙上，“星火”不归八一五，不属革命军，队长队员都是我，也不牵连其他人，一颗小小的星火。“十六条”号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就背了块鲁迅的语录牌，大摇大摆到各个剧团去“游泳”了！
一天，我们曲艺团的谭柏树 叫上我，到大众游艺园文艺俱乐部去，歌舞团的李光亨 、李天鑫 ，群众艺术馆的王以时 ，话剧团的王戎 、刘志成 ，他们在那里开会，筹备成立文艺界造反司令部。我听了诸位的高论后，悄然离开。
事后有人问我：“他们讲得如何？”
我回答：“玄学。”
“你不想参加？”
“社会上水太深，我篙竿短，打不透底。”
他们不理解我，我也不明白他们。有人劝我造反，说我出身好，又在“五十天”里受了迫害，是当然的造反派，还鼓励我不要怕被打成“反革命”，我说我就怕当“反革命”，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可以，但是叫我准备当“反革命”，那我就不得干。我的鼻子不拿给别人牵。反正我一个人，哪个组织都不去参加，不听别人指挥。看准了才干，拿不稳不干。错了自己好总结。伙着闹，不扯票，糊里糊涂，挨了刀还不知道是怎么遭弄死的，太划不来！

“一二·四”事件前后

11月初，一天晚上，听说罗广斌、杨益言把市委工作组牛文他们弄到解放碑台子上去“辩论”，实为批斗，解放碑下人山人海，看《红岩》作者亮相造反。我没有挤过去看。但我对罗广斌、杨益言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你们这样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公众人物”，也来凑什么热闹，造什么反？
后来，有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说罗广斌从白公馆出狱的事，一直有人怀疑。市里审查了几次，他自己讲的，和一些特务交待的，大有出入，而他不同时间在各单位作报告时讲的，内容也有出入。因为市委审查他，他就有怨气，认为受了迫害。趁文革之机，就起来造反了。
转眼到了1966年12月4日。纸糊山城，墨泼重庆。上午11时左右，全市人心惶惶，都在传说：大田湾体育场，工人纠察队、思想兵这一派利用星期天开大会，批判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八一五说他们是假批判，去冲会场，二十来万人发生冲突，打起来了，发生了“惨案”！
下午，我走到观音岩外科医院门前，只见一支杀气腾腾的造反派队伍，人人横眉怒目，高呼“还我战友”、“讨还血债”之类口号。街上行人见之无不惊恐。也有人流露出疑问的目光，我也感到疑惑不解：这是建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吗？工人纠察队、思想兵，这些以党、团员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真的比国民党杨森的兵还凶恶吗？听说主持今天大会的还有全国劳动模范黄荣昌这样的老工人……我心中涌上一连串问号。
我干脆跟在游行队伍旁边，跟着看热闹的人流，边看边走。走到七星岗，一些工人从兴隆街里出来，肩上还扛着卷起的旗帜，看样子是一些从体育场撤出来的基层工厂的“工纠”。八一五的游行队伍发现了，一声吼：“打死那几个老保！”当场把他们抓住，旗帜撕了，人也打得鼻青脸肿，又听得一片嚷：“弄回去！弄回去！关起来再说！”冲上去一群八一五的中学生，听说是六中的，把这几个“老保”抓起就走。
这就是“讨还血债”？
类似这样的事，从七星岗到解放碑，沿途还不止发生一两起。我很不理解。即使是报复，也不应该如此，冤有头债有主，封建社会兴诛连，也要沾亲带故。而像这样平白无故满街抓打普通工人，还要整得个半死，这算什么？
第二天晚上，我团八一五派的战斗队“马前卒”们，一个个慌忙火急往外跑。我问：“你们慌慌张张跑啥子？”
“老保在黑市委操纵下打死了我们战友，现在要转移尸体，毁尸灭迹。司令部通知，要赶快去医院太平间、火葬场，把尸体抢回来！”
我听了觉得真是荒唐。怎么也不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庆市委，会做出他们所说的那种事。
我在曲艺团门口徘徊，从街角临江门方向转弯走来一位朋友龚联建，他是消防器材厂工人，业余文艺骨干，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演员。只见他脸色铁青，说起话来满腹怒气。他告诉我，上午会场上打死人的说法完全是假的，现在是颠倒黑白，打人的成了"受害者"，挨打的反而成了“凶手”，这一切都是文联罗广斌、杨益言他们要打倒市委的一次演习。
龚联建没有参加“工纠”，我也不是八一五，社会上两大派，都没有我们的份。但我们都不愿轻信街上的流言，为了弄清真相，相约马上行动，分头进行调查。我决定去文联，看看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在搞啥子名堂。
过了几天，我一早到了重庆市文联，走进院子，迎面见到杨益言，他笑了笑，说：“你来了？里面坐。我这会有点忙……”
“你忙你的，我是来学‘游泳’的，随便看看。”
“你也造反了？很好！很好！”
几个外地红卫兵，忙着与杨益言到小会议室里面去谈话。我也不跟他多说，各自去拜访老友、文联原《奔腾》双周刊副主编张继楼，还没走到张家门口，就见继楼的好友、平时侃侃而谈声震四座的文联业务组长杨世元，提着扫把，匆匆从礼堂内出来，我像往常一样用他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招呼他：“甘犁同志……”
他不答，直摆手，又示意手中的“武器”。我明白他已成了“神”——牛鬼蛇神。我问继楼，他手一指，不再说话，匆忙“劳动改造”去了。
文联院内笼罩着一种恐怖气氛。继楼也显得神色紧张，因此我在他家不便久坐，只简单说了我家地址，约他上我家去摆谈。他表示：“一定来。”
当我走出这令人不安的文联时，心想，这往来尽鸿儒之所，怎么一下就成了令人毛骨悚然之地呢？
一回首，才发现大门口两边贴着已被雨水冲烂、褪色的对联：

想当初无辜系狱似青松迎风立
看而今横遭诬陷犹红梅傲霜开

横批是簸盖大的五个字：“革命老前辈”。
这当然是歌颂罗广斌、杨益言的了。我十分反感。你们二人年纪并不很大，怎么就成了“革命老前辈”？还不说省里、中央，就在重庆也有这么多老红军、老八路，他们该怎样称呼呢？你们那本小说《红岩》要不是一些真正的“革命老前辈”扶持、帮助，能写得出来吗？就连小说的名字，也是任白戈这样的“革命老前辈”画龙点睛拍板定下来的嘛！
过了两天，继楼来到我家，摸出一样东西给我看，那是杨世元打扫卫生时，在文联会议室沙发旁捡到的，是某女士写给造反军头目黄廉 的一封信。黄廉在沙发上睡觉时不慎掉出来了。为了打倒市委，罗广斌、杨益言与黄廉等造反派头目在文联经常彻夜开会，特别是在“一二·四”事件前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怪事接连发生了，造反派冲会场，抓“凶手”，抢尸体，从火葬场抢来的尸体中居然还有劳改犯人，他们放在体育场里办展览，当作造反“烈士”祭奠！并在红旗上头吊白花，毛主席像前摆花圈，要求前去参加追悼的人向尸体默哀，人人还必须摘下胸前的毛主席像章……
继楼还告诉我，运动初期，工作组进入文联后，发动大揭发大批判，搞大字报混战，文联的人全都被贴过大字报，罗广斌、杨益言他们也贴过别人的大字报，而他们自己被贴大字报很少，总共大约只有六张，主要是要他们交待和马识途、沙汀的关系，因为马识途、沙汀都已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黑帮” 。另外就是对他们在《红岩》稿费的使用上有些意见。他们后来就说是受了迫害，要造市委的反（我想，我一人在曲艺团就遭写了七八十张大字报，你们三个人才六张，算个什么？）。他们利用小说《红岩》的影响，南下红卫兵的势力，先批工作组，再批“黑市委”，一时间成了造反派的头面人物。继楼还告诉我，罗广斌已经带一些人上京告市委的状去了，正在北京等待江青接见呢。

自费上京告造反派的状

我把所了解到的“一二·四”事件前前后后的怪事怪现象，向文化局组织科一位干部作了反映，希望他能向上级反映。我跟他是文革前在先代会上认识的，大家都是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谁知他对我的义愤不置可否。这时，重庆的党政领导机关都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龚联建也在社会上搜集到不少揭露“一二·四”事件及“烈士”真相的传单。市里无人管，怎么办？于是我二人买了火车票，自费上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罗广斌和造反派的状。
在火车上，龚联建问我中央文革在哪里，我说不晓得，到了北京现去找，嘴是江湖脚是路，总会问得到的。
到了北京，我二人跟着一些串连的学生队伍走，被汽车拉到左家庄接待站，我脸上捂着个大口罩，头上戴顶小皮帽，穿件“皮猴”式的蓝大衣，别人认不出来。我们住下后，不轻易和这些学生娃娃搭腔。龚联建悄悄告诉我，他发现这里住有重庆八一五的人。我说：“今夜暂住，天亮就转移，不能让他们认出我来。”我因为文革前到处说评书《红岩》，重庆人大多认识我。
天亮后，我二人起床就走，进城去到处逛，想住个没有重庆人的接待站。难！难在重庆来的人多，跑了几个接待站，几乎都有重庆来的学生或其他人员。最后，我想到了去中国文联大楼，据说那里也是接待站，加上我有熟人。结果，我们去了也没敢住，一是看见原曲艺家协会负责人陶钝在打扫院子，二是我团“马前卒”的谭柏树等先已住在这里了。他们见到我，十分惊奇：“你怎么也来了？”“学习嘛，大家来圣地取经嘛！”
我二人很快就甩脱了他们。所以后来批斗我时，说我到北京行踪诡秘，在搞“特务活动”。
怎么办？长安街上的交警，穿着皮衣都冷得直哈气。天黑了，又下着雪，这景象四川人实在少见。我忽然心生一计：“我们住旅馆怎么样？”
“串连的人旅馆不接。”
“我们不是来串连的。”
“办事？要出差证明，你有吗？”
“嘿嘿，我没有，未必你有？”
“冷得遭不住，你还‘讪谈子 ’，快点设法，找个屋子住下来再说。”
龚联建人高马大，刀子似的雪风，快把耳朵割掉了一样，直催我快点设法。我们此行，一不是串连，二不是上访，提了一大包材料，就是要交给“关火”的人看，为“一二·四”真正受害的人说句公道话。当时是冒风险的，若是被罗广斌他们的人发现了，“瞎子算”（命）都可能除脱。所以离开重庆之前不能声张，当然开不了介绍信。
“走！我们上派出所，说明来意，我想在所里烤一夜火总可以吧！”
“你想得出来！派出所他管你？”
“敢不管？冻死在北京街头，他吃罪得起？”
我们进了前门派出所，所里的人正围在一起烤火，问情况，我们如实相告，说了罗广斌怎样利用“名气”蒙蔽群众，打着造反旗号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伪造“一二·四”血案欺骗中央……因为他们表示不介入重庆两派矛盾，我们就声明，自己不是哪一派，只是本着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公民的良心，自费来京反映情况，我还掏出我1964年出席四川省政协和列席四川省人代会的代表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坏人。我说，接待站我们不敢住，想住旅馆又无介绍信，反正，旅馆属你们管辖，望介绍一下，好孬不论，我们私人掏钱……
经我这说评书的口舌一番游说，派出所总算被说服，介绍我二人住到了大栅栏一条小巷里的小旅馆。
栖身问题暂时解决了。又怎样上告？到哪里去告？
我又异想天开，告诉龚联建，我们明天上外交部找陈老总。一，他是四川人，应当关心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二，他是国务院副总理，有权管；三，他听过我说评书：1964年他随周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市里通知我去成都金牛坝为他们演出过。再说他三弟陈季让先生是我的朋友。仅此几条，我们就可以去登门求见。
北京严寒，满天风雪。外交部前大街的地上，尽是刷的白石灰标语，街有多宽，字就有多大：“炮轰外交部！火烧陈老总！”
龚联建手提一大包材料，望着地上的标语发呆。我说：“走，他写他的，我们干我们的！”
两个全副武装的门岗，见我们两个一高一矮的老百姓对直向大门走来，立即上前：
“你们干什么？”
“会人。”
“会谁？”
“陈老总。”
门岗看看我们，瞟一眼地上的大标语，不作答复。我说那不妨碍我们来拜访他。龚联建粗喉大嗓说：“他是我们的老乡，炮轰也要来拜会他！”
门岗退了一步说：“你们会他什么事？”
我说：“关于家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
“那你们上政治部去好了。”
在门岗指引下，我们进入政治部的传达室，一老同志把炉子的火加得很旺，满屋子暖烘烘的。内外温差之大，重庆人很不习惯，我们忙脱衣服。老同志见是门岗带来的，也特别关照，忙着要倒开水，龚联建还在客气喊不倒开水，我却问老同志有无茶喝。说书职业，使我懂得了“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老同志不明底细，忙为我沏茶，我则请他抽烟，大有一见如故的派头。
我俩摆谈起文化大革命的事，听说是会陈老总，老同志实言相告，陈老总不住外交部，他是副总理，住新华门里面，详细地址，他也说不上来。他认为我们应当上中央文革接待站去。我们说不知道地方，他说在月坛。
休息一阵后，我们按老同志指点，乘几路几路车，到什么什么地方转，再上几路车，顺利到了月坛，找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
接待站外，虽不是人山人海，却也说得上是人墙林立，告状的，上访的，造反派押着走资派，红卫兵揪着老干部，大字报，小传单，五颜六色，从大门外到小院里，楼上楼下，凡是可以张贴之处，无一漏缝，贴得满满的。我们一看，要登记接待，预约时间，如果按常规排轮子，轮到我们，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我和龚联建决定：不登记，不预约，趁进进出出的这股乱劲，直捣中心。我们一层一层楼上，一处一处看，好在每个接待室外都挂有牌子：“上海组”、“华东组”、“华南组”、“东北组”……一眼看见“西南接待组”的牌子，我俩就直进屋里。
这是一间大办公室，有几个办公桌，每桌前都有人。负责接待的都是军人，被接待的人，有的在控诉，有的在低语，还有的正泣不成声……我看见左前方，靠墙角那张接待桌前，只坐有似母女般的两个人。心想，这一桌生意差点，就找他。我在前，龚联建在后，我俩走过去，我靠桌站起，听他们说。
那位军人接待员作好了笔录，又告诉对方：“这情况，我不能马上回答你，待研究后，过三天你来听结果。”
从谈话中，我猜测是申诉冤案。那妇女还想再说，我立马插话：“你还没明白？这同志已经明确回答了你。你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必须研究后才能作出圆满的答复。三天后你来听结果。清楚了吧？该走了。”
这母女以为我是接待站工作人员，站起来边走边说：“好，好，好！”弄得这位军人莫明其妙。他正想站起来收拾桌上的东西，我和龚联建已经坐到被接待的位子上了。
“你们登记了吗？”
“没有。来不及登记，事关重大，十万火急！同志你看我们这副打头，就能估计我们是干什么的了。此地不是详谈之所，希望换个地方，我们把带来的材料交给你看好吗？”
我把说书那套经验拿出来，制造了悬念，又做得很神秘的样子，使这位军人不容多想，马上就让我们进到里面一间很小的屋子。我一边说，龚联建就一边从包包里拿出各种资料交过去。这位军人粗略看过之后说，罗广斌的名字他熟悉，但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他还告诉我们，12月17号，据他所知，罗广斌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发言控诉重庆市委时，总理和江青都是退了场的。看到传单上印的罗广斌发回重庆的电报，介绍那天大会的情况，军人觉得明显与事实真相不符。他问我们的想法，我说想见陈老总反映这些问题。他面露难色，只答应两件：一，给我们两位入场券，是近日在东郊召开的批斗彭、罗、陆、杨大会；二，开一张给西南文革 的介绍信，让我们回川请西南文革接待。我们对这位同志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深感满意，留下我们的姓名、住址，离开了中央文革接待站。
回到旅馆，经过商量，我们决定看了东郊的批斗大会后再回成都。
这天，我俩手执入场券，进去站到会场的最后一排。我正面对主席台。当看到罗瑞卿大将被造反派用箩筐装着抬进会场，绑着绷带和夹板的腿在箩筐外翘起老高，抬到主席台下，一下把人倒在地上，硬逼将军伤残的腿下跪……我的眼泪包不住了。在场的何止我一人心里难过，龚联建暗暗碰我，示意看不下去了，快走吧！
走出来，我俩好久都没说话。直到上了去成都的七次列车，他才骂了句：“到底格老子是革哪个的命？！”

“提审”沙汀、马识途

坐落在成都北部的西南文革接待站，乱哄哄一片。到处是糊得满满的大字报专栏，谁在接待？鬼都找不着！我领龚联建来到布后街四川省文联，迎面看见《四川文学》负责人李累在扫地，想招呼又不敢，我和他只好默默相视。
在省文联见到老友邹志成，他是《四川文学》编辑，1963年我在成都参加“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专题座谈会，应邀在曲艺晚会上说评书《夺印》 ，省长李大章、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等领导听了都说好，李亚群当即指示要《四川文学》在这一期上发表，但我没有文字稿，当时就是邹志成根据现场录音帮我整理成文字后发表的。还好，这时他不是“牛鬼”。看样子我们只叙友情不谈观点是可以的。他告诉我，目前省文联已进驻了工农兵业余作者造反团，有写诗的白杨树，还有写小说的火笛等。
通过他的介绍，我知道了省文联的变化，得知老作家沙汀刚从雅安游街批斗回来，记得文革前有一次，沙汀到重庆，重庆市文化局安排他听逯旭初 的书，那时我还没资格上“果”呢！
我出于慕名，想一睹名家风采，龚联建亦不例外，在省文联工农兵造反团的“战友”陪同下，由省文联保卫干部领路，我俩来到沙汀的住处。我们用的是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绍信，所以介绍人说：“沙汀，这两位是中央文革来的同志，他们来看看你，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准耍花招！”
沙老的住处，一间房，空荡荡，一张床，无蚊帐，床头牵一根绳，挂了张毛巾，床侧一张条桌，想必是写“交待”的书案了。我与龚联建二人都是大衣加口罩，沙老根本看不出我们的真面目。保卫干部给我们搬来板凳，我们坐下，没问话，只想看看这位四川文坛老人。沙汀很瘦，两手扶着床沿坐着，仍有颤颤巍巍之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龚联建是个工人党员，平时说话大声武气，此刻说话也像没底气似的：“我们是中央文革介绍到四川，还有别的任务。听说你从雅安回来，特别来看看你，想听听你近来反省得如何？”
沙老似有所惊，立即站起来，龚联建忙去扶他：“你坐下说，没关系，坐下！”
我发现沙老那下垂的眼皮，突然上扬，眼神如镁光灯一闪，把我也“摄”在他镜头里了。
保卫干部端来三杯茶，沙老摆手，表示不想喝。我们边喝边听他说，听得我想笑又不敢笑。沙老像演戏一般诉说近况，语音清晰，节奏缓慢，说一句，停一停，真如“秋水闲中味”，话入人耳咀嚼深。
“哎，本来这次下去接受批斗，我事前估计不充分，以为最多一天，所以我洗脸帕都没带。”说着，他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从床头绳上取下毛巾，擦了擦手和脸，又挂回原处，手扶床沿坐下又继续说：“我简直没想到会那样闹热，批判的人才多啊！就是再批一天，哪里批得完？结果连着开了两天，我以为差不多了，想不到雅安的人些晓得了，无论如何都要弄到雅安去，不然，人些不依教……唉，好嘛，我又去雅安嘛。对我来说哪里都是一样：斗倒，斗臭，批倒，批够，其实雅安过去不晓得去过好多回，都没得这回印象深刻，去的时候呢是在解放台，大会批斗，好多人看啰，完了还说要游行，唉，这回我真是开眼界了，雅安的大街小巷，头一回彻彻底底走交了 ！”
沙老说得轻松，我们听得酸楚。走出省文联大门时，正碰到一群受审查的老作家挤在一屋，我怕他们中有人认出我，急忙忙冲在前头，躲开他们的目光。回到旅馆，我与龚联建心情一样，不明白这场“大革命”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到成都，找不到西南文革反映情况，就想找点罗广斌与“文艺黑线”有关系的材料，来说明他造反“动机不纯”。马识途和他是同乡，马识途属“黑线”无疑，若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物证，说明罗广斌也属“黑线”，那也不虚此行。
我们凭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绍信，到了马识途家里。
“虎死不倒威”，马识途虽然从文革初就被西南局抛出来打倒，几经批斗，但在我们面前仍不失“领导干部”的风度，叫他家属立即把晾在屋里的湿衣服收了。自己先坐到饭桌上方，又叫爱人沏茶，尽量装出一副处之泰然的架势：“你们二位是中央文革的？需要我谈哪方面的问题？只要知道的，决不含糊。运动嘛，当然是要把一切问题搞清。”
估计龚联建是把他与沙汀比较，觉得马识途态度很傲慢，立马打他的威风，手往桌上一拍，操一口“焦盐味”太重的“四川普通话”：“马识途，你站起来！现在不是你训话，是你应当规规矩矩接受审查的时候，你要搞清楚，老老实实交待罪行，站起来！”
马识途立即现出尴尬的神情，站又不情愿，不站又怕招来麻烦，似站非站弯腰立在方桌后面，一手撑在桌沿，一手理着胡须，看来这胡须是他在被批斗的日子里才蓄起来的。他自负的目光透过眼镜，不住地打量我们，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搞运动嘛，是应有点火力，老实说，过去我就是长期运动别人的人，你们还年轻！”
“晓得你是文艺黑线重要人物，今天要你交待与罗广斌的关系！”
我这话使他一怔，似大出意外：“咦——罗广斌不是红线吗？江青同志都接见过的嘛。”
“管他是哪样，你交待与他的关系。”
“我同罗广斌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是同乡，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有过接触。解放后，他在重庆工作，很少有什么交往。只是我有时去重庆出差去过他家，但次数也很少。他现在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你不用打听。没有问题，不会来找你。”
马识途慢慢坐下，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龚联建突然起身，走到马识途身边，一派“逼王要印”的架势：“你把罗广斌给你的信交出来！”
“最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
“过去写的呢？”
“那些年我们通过信。这一年没来过信。”
“凡是罗广斌写给你的，不管哪一年，统统拿出来给我们看。”
马识途无奈，只好将书桌抽屉打开，把收存有序的一叠信件——是几封我已记不清了——交给我们。我们当场一封封看过，内容多半是有关出书稿件的处理问题。为了说明罗广斌是“文艺黑线”人物，这是“物证”。罗广斌无中生有，我们也就无限上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报还一报！
我们把这些信件装入口袋，扔下满脸困惑的马识途，扬长而去。
今天，应当说句公道话，那次冒犯了马老，但他不咎既往，1974年请龚联建去省里讲故事《号声嘹亮》，马老还对龚联建的表演备加赞扬。

“跳梁小丑”受保护

1967年元月8日，我与龚联建回到重庆。我把材料寄放到我妹妹家中，回到曲艺团。这时我才知道，团里的造反组织“马前卒”内部发生分歧，社会上“老保”组织彻底垮台，八一五派统一山城。但是，在八一五派内部又发生矛盾，打起了内战，重大八一五与工人造反军之间矛盾特别突出，于是，以罗广斌、黄廉和首都三司的南下红卫兵为一方，以重大八一五、北航红旗 、哈军工 为一方，各不相让，争吵激烈。重庆市文联是“廉罗”（联络）站 的指挥部，罗广斌、杨益言成了大忙人。
看到重庆这个混乱形势，我想那些材料放在妹妹家也不保险，我就赶紧把它们交到了离妹妹家不远的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的北京之行已经引起了我团一些人的注意。一个说相声的演员，人年轻，嗓音好，但艺术功底较差，人却十分自负，认为水平应在我之上，但观众不买账，因此忌妒我。听说我去了北京，就怀疑我干了什么不利于造反派的事，于是造反派组织要开我的“辩论会”，重庆市文联还派了罗广斌他们那个红卫兵战斗小组的杨甦 、孙士平 来参加。山城曲艺场当时是接待串连学生的接待站，临时作为会场，但一点不像辩论会的样子，大标语从楼上往下挂：
“徐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打倒假造反真保皇的跳梁小丑徐勍！”
我心里好笑，量视你几爷子搞不出什么名堂。但把我老婆孩子们是吓倒了。他们没见过这种场面。我在北京体育场见过大场面的。莫说小小曲艺场，就是揪我到解放碑台子上去，也只不过那么回事，说书人还怕打花脸？
“辩论会”一开始，就叫我“交待上北京干什么”，从这提问，我就知道他们在黑处，我在亮处，心里一点不虚。干脆，大家“讪谈子”！我把两手放在大衣口袋里，一副说《渡乌江》政委讲话的语调：“同——志——们！”
下面马上吼：“打倒徐勍！”
“手拿出来！这不是你作报告，是你坦白交待问题！”
我把手拿出来，抱在胸前，采取川剧表演的指爪手法，说“我”，就指鼻子：“我（一手指鼻子），这次（两手指左前方）上北京……”
下面有的人忍不住笑，有的笑起吼：“不准比！”
我也十分生气的样子：“我是艺人，搞表演的，不比说不出来！”
“手依还放回包包去！”
“那我又喊‘同志们’……”
会场乱了，一片哄笑声，说啥的都有。有人上楼拿稻草 ，有的又拿高帽子，要把辩论会变成批斗会。我忙喊：“各位，你们拿啥都行，请务必端根高凳子来，我马上站上去。”因为我怕几爷子按拢来，我人又矮，人堆堆里挨了打是“黑打”，别人看不见。我说：“要打可以，明来，我站在高处挨打，看得见哪些人出的手，老子是要以牙还牙的！”
会开不下去了。杨甦、孙士平他们主要是想找我从北京带了什么“钢鞭”回来。于是他两个同我们团的李敏康一路，三人押起我去家里搜，把屋里书架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搞着。我就对他们说，北京带回来的材料在我妹妹家，杨、孙二人不信，李敏康就证明我妹妹是住在七星岗上面，他们就把我押起走。
走到我妹妹住家那个巷口，我说尿胀了，上个厕所再说，要不放心，让李敏康跟着我。杨、孙二人不疑，就站在那里等。
厕所在马路对面邮局隔壁。进了厕所，我抓住李敏康：“你信不过我，北航红旗你信不信得过？”
李敏康木了一阵：“你这是啥意思？”
“如信得过北航，你就跟我一起甩掉杨、孙，三两步就进北航联络站，材料已经交到他们手中，但现在要保密，懂吗？”
李敏康同意了。杨、孙二人被我“安了灵官”（定了位不能动），站在巷子口，何时离开的不得而知。
我带李敏康到了北航红旗联络站，一个戴眼镜的人接待我们，他比一般的学生年纪稍大 ，他对李敏康说：“罗广斌是个搞阴谋的人，他打着造反的旗号混水摸鱼，可以说，他现在是个危险人物！”他还正告李敏康：“你们应当保护徐勍同志！”
李敏康保证一定保密。回到曲艺团后，宣布将我“隔离反省”，这是采取的保护性措施。我这个“跳梁小丑”，落了个外紧内松的管制。
龚联建就惨了。消防器材厂的造反派组织，认为他力大汉子粗，特选了一块几十斤重的生铁板作“黑牌”，用铁丝挂在他颈子上批斗，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铁杆保皇派龚联建”。名字还用红笔打了叉。
我闻讯后，立即奔赴该厂，见他们正在龚联建身上刷浆糊，背上、裤腿上都贴满了“罪状”。我过去在上清寺红园说了几个月的书，红园就在这个厂门旁边。厂里不少工人是我的老听众。现在虽然成了造反派，但是和我没有利害冲突，见面还显得友好。我找到他们头头，一本正经地说：“北京之行有十分重大的保密性，现在不能告诉你们，多则两月，少则一月，将会真相大白，你们不能这样对待龚联建，否则出了一切不测后果，你们谁也承担不起责任。再说，此行主要责任在我，要斗就斗我，你们提问题，我来回答吧。”
本来参加批斗会的人就不多，听我这么一说，有的人就走了。只有几个造反小头目，对社会上的事又搞不清楚，见我介入后他们也虚了，马上从龚联建身上取下铁牌，龚联建平时是厂里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在文化宫话剧队也是专演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今天受此人格上的侮辱，心里十分气愤，当场质问出面的头头：“你们今天斗我，到底为啥子？我是走资派？是牛鬼？”
“龚师傅，今天是不是……”
“呃，不说清楚，我不依教！”
忽然，有工人来报告，说龚联建的妻子在家里昏倒了。我劝龚联建不要和他们争了，马上回家。同时我也告诉造反头头们：“你们也得跟着去看看，如果出了人命，是因为你们乱批乱斗引起的，你们要负责任。”
于是有两个造反头头陪同一路，到了龚联建家。龚联建家在人民大礼堂侧边，枣子岚垭下面马路边上，是厂里的宿舍。我们到了他家，他妻子罗曼君已苏醒过来了。罗曼君一个青年女教师，哪里能承受这种精神打击！听说厂里揪斗龚联建，就吓晕过去了。当龚联建回到家里，她还是泪流满面，半天说不出话。我安慰她：“这是一场误会，厂里造反组织对我们北京之行的真相不明，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已把真实情况给他们说了，你放心，我和龚联建办的这些事，我以人格担保，不是什么坏事，退一万步说，纵然今后有个什么，责任由我承担，不会连累你们。”
罗曼君见厂里有人在场，没有多说什么。只讲了一句：“我们龚联建是个耿直人。”等厂里的人走了以后，她才问龚联建：“你遭打着没有？要是遭他们整成个残废怎么办？”
我打趣说：“好在龚联建身体素质好，要是我这个小把把，单是那块铁牌，只怕颈子都要遭挂断！”
幸而不久，为了夺权，八一五派发生分裂，以罗广斌、黄廉为代表的“联络站”，与重大八一五打起了内战，罗广斌被重大八一五这一派抓起来了，消防器材厂的造反派，再也不去追究龚联建北京之行的事了。

罗广斌的被揪和自杀

造反派的内战，在1967年1月底越打越闹热了。
1967年1月31日晚上，解放碑地区停电。日常灯明火亮的市中心，一下子成了一团漆黑，连解放碑都耸立在黑夜中。街上的人流，黑压压一片，没有人高声说话，尽都悄悄地听着宣传车上的广播，很多人自动跟着缓缓行驶的宣传车，宣传车头上的牌子写着“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宣传车”，四个高音50瓦的大喇叭，广播起来，地皮都在颤动。广播员是男女二人对说朗诵，一声声震撼人心：
“老罗和老杨，整天工作忙，一个想当书记，一个想当市长……”
人们默默听着这些“南下钦差”们揭露罗广斌、杨益言在造反中所干的勾当。因为停电，看不清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但能感受到人们心中都不平静。
同时，在解放碑一侧的美术公司墙上，贴出了一长溜大字报，字迹清楚，文笔犀利，一些人用手电筒照着大字报醒目的标题：《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 。大字报落款是“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旁边还有一张大字报《罗广斌何许人也？》，落款是文艺“轻骑兵”。尽管是黑夜，站在大字报前打起电筒看的人还真不少。
据说，此时此刻，罗广斌一点也没想到城里已经开始对他点名批判，还在重钢以造反派领袖的身份，给工人作报告，大讲他的北京告状之行、如何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发言、“中央首长接见”之类的话。
几天后，罗广斌被北航红旗为首的红卫兵从文联抓走了。
罗广斌被抓的第二天，以一些业余文艺宣传骨干为主的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团，进驻重庆市文联“夺权”，“工农兵”中的几个朋友，都是以前就认识的，约我和龚联建一起去看闹热，我想，正好去看看罗广斌被抓后文联的情况，就跟着去了。到了文联，发现“工农兵”的人把文联机关一大批干部抓起来罚跪，其中包括杨世元、张继楼，我就去给“工农兵”的人说：这两个人又不是当权派，还受过罗广斌的迫害，怎么把他们也抓来下跪？经我说情，他们就把杨世元和张继楼放了。
那时杨益言已经跑到北京找江青告状去了。“工农兵”去抄了他的家，我也跟着去看了。从他家抄出的录音带，是罗广斌给红卫兵作报告的，搬回来在曲艺团放了两天，后来我说这些东西不能放在团里，公安局派人来取走了。
我也不晓得罗广斌被抓到哪里去关着，我只想到，他这回造反跳得这样高，怎么下得了台呢？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逃跑，一条是自杀。不过千万别让他自杀了，不然许多问题说不清楚。
不料，2月10日，就传出了罗广斌在关押他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跳楼自杀的消息。
造反派的内战越打越厉害，以后发展成为“全国之冠”的山城大武斗，除了没使用飞机，陆、海大战的一切常规武器都用上了，打死了多少人？毁坏了多少工厂、房屋？这段历史谁来评说？怎么结论？罗广斌是“受害者”，后来还给他个人平了反，但在“一二·四”挑起的群众斗群众的战火，后来死于武斗的无辜工人、学生们，谁又为他们平反呢？

我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

当“二月镇反”，4月平反，抓人放人，满城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我在龚联建处借了根鱼竿，在红崖洞下面，嘉陵江边，看江河日下，等鱼儿上钩。从来无此雅兴，临时冒充渔翁。如此消磨时光，搞了半把个月，一条鱼没钓着，人倒晒得黑了。
大约在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从曲艺团回家，路经交电大楼，见有人在散发小册子，标题是《罗广斌是个好同志》。我去拿了本，翻了翻，上面印的是他的“光辉业绩”，无非是说《红岩》一书，是他对人民的贡献，尤其把他跳楼身亡，说成是“黑市委”的谋害。上面还印了杨益言在北京为罗广斌开的控诉会，声讨重庆驻军支持下成立的革联会是“伪革联”，在重庆搞了“资本主义复辟”，“谋害”罗广斌"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中的一大罪状。看来他们不把重庆再翻个底朝天是不会甘休的。
我一生就是个“气棒”，是个一戳就跳的角色，当场就对散发小册子的人说：“杨益言为什么不在重庆正南齐北为罗广斌开追悼会？发生在重庆的事，拿到北京去说，北京人又不了解情况，不是听他一面之词吗？”
对方振振有词：“说明重庆太黑暗了嘛！”
我跟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围听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干脆建议：到解放碑台子上去说，大家都听一下。
解放碑这个地方，仰起鼻子揩鼻涕，都会围上一大堆人看。何况事关重庆的大是大非。人群中认识我的又还多，有的还帮我提劲，告诉对方：他就是说《红岩》评书的徐某人。对方是几个南下来的学生 ，普通话说得很流畅，并不了解我的口才，自认为与我辩论不在话下。
当大家把我们拥向解放碑台子时，忽然从会仙桥方向过来了一群青年，为首的是个中等个子，留的平头，戴副眼镜，穿件白衬衫，他一来，立即插入我们的辩论：“谁说罗广斌是好同志？”
这小伙子声音宏亮，谈锋犀利，出场就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式。我本来不认识他，旁边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重大八一五的周家瑜 。那还消说，造反派大头目，从1966年起就天天练辩论，早已操出来了。我这样的说书人也自愧不如多矣！周家瑜出场，我就退场。
但我还是退不了场。晚上，群林市场八一五派广播站一个姓杨的电工，以前是我的听众，找我去广播站谈谈“我所知道的罗广斌”，我应邀前往，在广播上大讲“罗广斌不是好同志，是个野心家”。于是，我就出了名，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对方反到底派在友谊商店的广播站，从此天天骂我：“徐勍这个牛鬼蛇神！”
八一五造反，制造“一二·四惨案”的时候，我反对八一五，自费到北京去告他们的状。现在，我又成了“八一五的广播员”。主要是在对待军队的问题上，我赞成八一五听军队的招呼。党、政、公、检、法都瘫痪了，只有军队还没乱，如果再把驻渝部队搞乱，那重庆的社会秩序、人民生活，不堪设想！

二上北京办“批罗”展览

这时，得知杨益言一伙在北京大开控诉会，宣传罗广斌之死是黑市委的谋害，宣传重庆在驻军领导下已经搞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为反击杨益言一伙的谣言，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决定组织一批人，去北京办“罗广斌自杀真相”的展览，曲艺团八一五派的“轻骑兵”，派李敏康和我参加这一工作。
盐无我，醋无我，二上北京干什么？自己是“文艺黑线”上的“苦瓜”，一个靠工资养家活口的“三名三高人物”，参加哪派都不要的。人家是“革命小将”，犯错误等于游泳喝两口水。我若是参加造反，对了是他们的功劳，略有风吹草动，我便是垫背的“黑手”。羊肉吃不到，反惹一身骚。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想走也得走。
1967年7月，重庆武斗大规模展开，开始是钢钎战，肉搏拚杀。我在群林广播站楼上亲眼看到过两派在解放碑周围用钢钎厮杀的情景，《骑兵进行曲》的音乐一响，两边的武斗人员端着钢钎，慢慢接近，快逼近对方时，一阵呐喊冲上去，戳一枪就跑，也不管戳到对方没有……
武斗很快就发展到小口径步枪打死了人……形势严峻，大战不可避免，我的处境险恶。回家住都不保险。
我有个听众邹爵华，后来是巴渝五交化公司经理，他当时是反到底派。一天在街上碰见我，悄悄对我说：“你快走，我听说已经有人在打你的主意了，说要剪除你的舌头……”
为避险，7月8号，我终于答应，和李敏康一起买了火车票，二上北京。

　　从家里去火车站，我都提防着被对方的人抓。我换了件旧劳保服，戴顶破草帽遮住脸，穿小巷，走背街，从大阳沟、大梁子、文华街，下储奇门，沿河边走到菜园坝火车站……
一路上的风险就不说了。到北京后，我们住在矿院，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八一五派的一些大、中学生一起，上街办“叛徒罗广斌”的展览，展览是流动性的，一张张贴好照片和说明文字的纸板，用绳子牵起，在街边挂出来，在北京航空学院、天安门广场旁边、广播局门口，都去展览过。重庆建院的陈大泽，是看守过罗广斌的，他就对观众现身说法，讲解罗广斌跳楼的情况。我就讲有关小说《红岩》的一些情况。总之是让首都群众了解罗广斌不是被谋害死的，是自杀的，戳穿杨益言等人制造的谣言，同时还介绍些罗、杨在文革中的表现。
有一次，有清华井冈山的学生来看了，对我们说：“你们敢不敢把展览办到清华去？”
我说：“只要你们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就敢去。”
但是他也不敢保证，我们也没有去。
到8月份，听说重庆武斗打得很厉害，我们担心家里的情况，再也没心思在北京呆下去了。到了9月，一听说武斗稍有平息，我们就赶紧回到重庆。我回来后，就在团里参加搞大联合，然后又和新华书店的人一起送毛选下乡……
我与罗广斌、杨益言的“交道”，就此划上了句号。
不过，我那个“八一五的广播员”的臭名，不久后却使我在外县遭武斗队绑架，山寨惊魂，险些死于非命，当然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重庆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拙著《口舌人生》和《红岩春秋》杂志2003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拙稿《武斗队囚徒历险记》。

【生逢乱世】

武斗队囚徒历险记

徐勍 原著 何蜀 校订、注释

说明：本篇原载《红岩春秋》杂志2003年第3期。现重新作了校订，为便于理解，酌加了注释。

讹传恶名埋隐患

1967年7、8月，山城两派激战，全系现代化装备：战车、战舰、大炮……单发射的炮弹，一天不下1万余发 ，为重庆历史上所罕见的激烈战争。
战斗中两派的广播站，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相互攻击，激化矛盾，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火上加油。当时重庆人普遍传说的两派的广播员有两个，一是“反到底”的“谢掰掰 ”，一是“八一五”的“徐勍”。
其实，在两派的广播站上，担任广播员的多为学生，只有个别凑闹热的“油嘴”之徒，传说的“谢掰掰”和“徐勍”两大名嘴，都是背了黑锅。
为什么山城留下了“谢掰掰，你不要跳”的传言呢？据我所知，“谢掰掰”并非广播员，乃是民族路（原“皇后”）餐厅一职工。1967年3、4月份，两派分裂之初，在餐厅对面有一家文具商店，店中有个小李自称“钢杆八一五”，在店子楼上安了个喇叭，天天广播“砸派”（即“反到底”派）的“过失”，攻击指责对方。大喇叭正对餐厅，一天到晚放，餐厅的职工曾向李提过意见，而李认为自己是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不予理睬，反加大功率，更刺激神经。餐厅这位谢师傅惹毛了，手提铁壳话筒，站在餐厅门口，向对方一阵臭骂。由于谢的脚有毛病，小李便在广播上还击：“谢掰掰，你不要跳嘛！”这句话后来被“八一五”广播站的广播员普遍采用，把“反到底”的广播员统称“谢掰掰”。
“反到底”对“八一五”的广播员，亦找了个代表，就是本人——说书人“徐勍”。本人曾在广播上作过一次众所周知的关于《红岩》作者罗广斌的讲演，对罗广斌等人在文革造反中的活动表示了反对，就被认定为“八一五”派的代表，加上“八一五”广播站上，确是有会说书的人，在广播时的音调、口吻，颇似本人——我从1961年起，在全市各中学、大专院校去说过评书《王若飞在狱中》、《红岩》等，学生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少人摹仿我，有的甚至可以乱真。于是，全市乃至全川都知道“八一五”有个广播员徐勍。这一讹传，几乎给我招来杀身之祸。
1968年，两派武斗继续发展。一个曲艺团搞业务只剩下几个人，为了不白吃人民血汗，我们想法开展活动，与市新华书店联系，为他们当送“毛选”下厂的宣传队。6月初成立了市革委，我们被市革委“毛办”看中，正式成为 “御用”工具了。在这些活动中，我们未领取任何报酬，无非是能常演出，不使本行丢生，不至荒废了业务技能，仅此而已！
“七一”前夕，经市革委文卫委“毛办”同意，我们组建一支演出队，为书店赠送《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宣传演出。任务是送到哪演到哪。当时是安排先到五十四军部队所在的各个地方，进行慰问演出。日程由市里统一安排，负责人是谭柏树，我是演员兼管舞台节目安排，抓节目的组成。凡五十四军部队所在之璧山、铜梁、渠县、大竹、邻水等地，我们都去慰问演出，受到指战员的热情欢迎。不料在邻水演出后，竟发生了我九死一生的蒙难遭遇。

自投罗网

“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偏自寻。”这本来是说书人惯用的陈词旧话，不料竟成了我1968年9月3日的真实写照。
送《去安源》的油画及慰问演出，8月底返渝休整。9月2日，山城又特别热闹：两派的武斗人员，在驻军的监督下，实现交枪停火。上午，两大派的战车云集，开展声势浩大的“交枪游行”。“勇士”们全副武装，亮出一色半自动步枪、四管连发高射机枪，车连车排成长队，到了解放碑，一齐朝天鸣放，过最后的打枪瘾。
我看了一阵游行，又在团里与谭柏树为翻改旧演出服的事，意见不一，争执了几句，提前下班回家。中午，几杯闷酒下肚，睡得迷迷糊糊。突然，两个人来访。一个是旧友，原邻水剧团同事刘绍东，另一个姓王，是刘的同乡，在西南电建一公司后勤行政科任采购。他们说今下午有车去刘的家乡邻水丰禾区复胜场。刘特别吹嘘，大洪湖风光如何之好！王说他去为公司采购副食、猪肉、鸡蛋、菜油等伙食团必需之物，并说今下午去，明上午赶复胜场，下午就原车返回来。
我妻子听说有车，来去方便，争着也要去。刘又说，他家有小渔船，划起打鱼，现吃现弄，最新鲜的吃法。我说能不能买条整猪回来？二人异口同声，回答完全可以。当时一条猪，约值60元，百多斤重。若能买条猪回来杀，全团40来人，平均一人3斤，对于当时每人每月只能凭票购买半斤猪肉的人们来说，岂不是大喜事？我打电话告诉谭柏树。他说当然好啊，只是会计出纳都不在，没法取钱。王说，他带有上千元的现款，借条猪的钱小意思。我还是犹豫，可妻子急于想去。这样我全家四口人(两个小女儿，徐峥5岁多，徐嵘4岁多)，毅然在沧白路我家门口上了电建一公司的一架翻斗车，直奔邻水大洪湖边的复胜场。
　　我妻子带着两小女儿坐驾驶台，我和刘、王及他们公司的几个人，同坐在翻斗车厢里。天气好，敞车兜风，十分凉爽。驾驶员姓邓，是电建公司革委会成员。因妻将临产，自告奋勇开车赶场，为产妇准备点物资。
　　前几天才到邻水去演出过，见到的是两派联合欢迎我们，在邻水车站的欢迎仪式上，两派的头头都讲了话，口径是已经实现了“大联合”。在我心中完全没有想到邻水还会有武斗发生，何况“武斗之冠”的山城两大派都已缴了枪，万不料还有更大的反复。
进入邻水县境，到了合流水场口，车子出故障，一修就是两个多小时。原定天黑可到，这下不得不推迟，延至深夜12点过才到复胜场小河这边。我俩女儿在车上已睡熟了。隔条小河，车开不到街上。刘与王都是本地人，在停车的就近处，他们的一家亲戚家里，安顿了我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住下。其余的人，踏着中天的月色过桥，到复胜街上旅馆去住。明日赶场，起晚点也没关系。
谁也没料到，这桥几乎成了我们一行人的“奈何桥”……
深夜，月光下的复胜场特别宁静，我们敲开了属于供销社办的餐厅的门。老王说，他已有几年没回家了，今夜他就回乡下去，一切由刘绍东负责安排我们食宿。因时间太晚，只是请店里下了两把干面，大家吃了就睡。
大约清晨5点左右，店里有人惊惶地叫醒刘，说：“糟了，山上的人下来了！”从他们对话中，我听出是指邻水“反到底”派的武斗队，从山上下来了。我问刘：“这街上有无‘八一五’的据点？”刘说：“街背后是复胜中学。”
我并未料到对方是来“劫场”，还以为像重庆，无非袭击对方据点“端掉窝子”，达到缴对方武器的目的。于是告诉刘，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到场外去躲躲。
　　天麻粉亮，我们几个从街中小巷穿出，跑过一湾正沟田坎，在小小山岗下，一竹林湾里农家屋躲避。这农户家中只有青年弟兄两个。哥哥不过20来岁，弟弟最多十五六岁。我们一行人突然到来，弟兄俩莫明其妙。我告诉他们：我们是重庆上来赶复胜场，现在场上可能要发生事情，我们在你家暂时躲一躲，待场上的事情结束，我们立马就走。这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俩没有拒绝，我们就暂时歇下了。年小的弟弟，在哥哥的示意下，忙跑出去看动静。忽然他急匆匆地跑回来喊道：“不得了！几个端转盘机枪的人，朝我们湾里跑过来了！”
原来，我们从街上跑出来时，一行几人目标很大，穿着打扮又不像农民，早被“反到底”的前锋部队发现了，引起了怀疑。当我们进村时，他们已经控制了这竹林湾后的山头。正当大家十分惶恐时，屋后已传来凶恶的吼声：“刚才进屋去的几个，马上出来！再不出来，就连房子一齐炸掉！”
年长的农民直端端地望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年小的吓得哭起来了，说：“你们快出去啊，不是他真的要炸房子怎么办？”当此危急关头，我见同行的有两个吓得往堆草的楼上爬。我问刘绍东：你这些朋友们身上干不干净？意思是他们身上有武器没有？哪怕是匕首，现在都是危险的“罪证”。他说，他身上绝对没有。外面威胁之声，越吼越凶。我告诉大家：“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走前头，要死死在外面去，不要牵连无辜的农民弟兄。走！”为了安全，我紧靠墙的这端，大声向外解释：“请别误会，不要开枪。我们是来赶场的。”边说边将手先伸出墙外，示意没有家伙，空手一个。
“手举高点！”
后面几位，依次挨着我出来。我见迎面一抱转盘机枪的人，满脸蜡白，双眼血红。不知是冒夜袭击疲劳造成，还是杀红了眼的本色。他见我个头小，又空着双手，且后面的人，手都举过头顶，才松弛下来。我说：我们是外地人来赶场买东西，并把工作证交给他看。
“我姓徐，现在重庆市曲艺团，是个演员。过去也在邻水剧团，这一带都来演出过的。不信，问问上了年纪的人，就可能知道。”
正当我和这位交谈时，他身后一个“战士”挨个搜我们一行人的身上，没有发现有任何可进行武斗的工具，他们的态度就有所缓和。不料从竹林湾后面下来个持枪的农民，指着我后面的刘绍东一声大叫：“他就是刘绍东，是个七星党 分子！”抱机枪的人一听，立马端起枪身，意思要打。我忙抢上一步，用身体挡住枪口：“你不能开枪！”
“让开，他是七星党，是反革命组织！！”
“就算你说的对，他是反革命，也应当由公安局抓起来。你是群众组织，不能代替司法机关，更不能开枪！”
后来我打听到这位机枪射手姓孔。1985年我开车到丰禾区去购香肠，他已当上了区供销社的干部了。见面我提起往事：“你当初若不听我劝告，恐怕就没有今天了！”他亦十分赞同地一笑回答了我。
可当时他态度是凶恶的，尽管没有开枪，却命令手下的人，三人抓一个。将刘绍东押起，往屋后坡上去。命令我们退回农家屋里，原地休息。
我们刚进屋坐下，坡上传来清脆的枪声，接着又是一阵乱枪。我心想：完了，刘绍东遭了！又听传来一阵喊声：“抓住他！朝坎脚跑了！”这时枪声由近而远，我估计刘可能负伤逃脱了。
后来事实证明，刘是被人点水 。他是邻水“农造司”的联络员，被三个持枪的武斗人员押上屋后竹林时，两个一人抓住他一只手膀，后面这个向他开枪。头一颗是哑子，撞针响子弹没响。他听见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爆发力，使他挣脱了身上的化纤衬衫。两个抓他的人手上只抓着了两只空衣袖。他从光溜溜的衬衫里脱身而出，一跳纵下丈多高的土坎，三根枪追着他打。这小子也精，不跑直线，用“之”字形乱窜。跑到复胜河边，一个猛子扎到对岸。跑到停车的农家时，只有一条内裤在身上。他跪在我妻子面前说明情况，我妻到底是上过大专有文化的人，吓是吓，办法还是想得出来。在当地农民护送下，立马带上我的两个女儿，赶往邻水县武装部报案。十天前，我大女儿徐峥，才跟着我们到那里演出过。武装部长姓沈，对小徐峥十分喜爱，有她作“介绍信”，当然省了许多麻烦。′“‘反到底’抢复胜场，徐某人等被抓”，快讯一下传遍邻水。邻水“八一五”又电告大竹县的“八一五”群众组织，立马战车出动，开赴丰禾区实施武装进攻，眼看一场恶战，已成弦上之箭了。
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在这情况下，我妻子表现出惊人的才干，一方面听沈部长的安排，同时她亲赴丰禾前线指挥部，劝说总指挥务请克制，不要武力进攻，听候政府的安排，用恰当方式解决。不能再造成流血伤亡。由于她的努力，事态暂得控制。
刘绍东为证明我赴邻水是为团里面同志买猪肉，在护送我妻女返渝时，仍将大半边猪肉送到了曲艺团里，职工家属每家不下分得3斤，当然都为我的生死耽心。
说来也巧，当时，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正在重庆人民大礼堂接见山城两大派组织，作关于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的报告。在谭柏树等人的安排下，我妻子见到了已经当上省革委常委的“八一五”学生头头周家瑜，周又告知了“反到底”头头，然后汇报给李大章。李指示：采用多种方法，先救人要紧。这下“徐勍在邻水翻船”，又成了山城新闻。
“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稗子，不晓粗细。”复胜之行，是让我体验人生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那位抱转盘机枪的人(后来知他姓孔)，当时是个小头目的样子。他说：“你们几个就在这里，如果乱说乱动，一切后果自负。”然后，他一挥手，与同来的几个“战士”随他离开。满以为等到中午后，我们便可自由了，殊不知，不过半小时光景，从街上跑来一群知青 。
　　“哪个叫徐勍？”
我想改名，但马上又否定了，因为改名的后果难以预料。若真有意外，反而说不清楚：没问题为啥要改名呢？再一想：纵有派性，我和邻水“反到底”素无冲突。说不定他们中还有我过去的观众，可为自己一时的借用力量。
“我，重庆市曲艺团演员徐勍！”
“嘿！徐勍原来就是你呀。扎起！弄起走！”
气氛火速升温。连驾驶员在内，一共六人，统统绳捆索绑。无疑是押我走在头里，两边持枪的武斗人员个个洋洋得意，大有“淮海战场”抓获了杜聿明那种神气。走到上场口下面小路上时，只见场口站着一批耀武扬威、久经冲杀的人物，个个满身子弹带，横扎竖捆。一挺机枪架在路口。当我们要走拢时，一个知青忽然大吼：“让开！老子把他几个统统打死在这红苕土头！”我心里一颤，但马上想到：是吓唬我们的。我身后还有押送的武斗人员！如果他枪一响，我首当其冲，但子弹还会窜到后面打倒他们自己的人。明显是给我个下马威。几个小猴猴我都对付不了，还算他们心目中的啥大人物？要操就操个份出来！想到这里，我非但不怕，立着向那大喊大叫的知青说：“朋友，无仇不结冤嘛。你我素不相识，就这样动枪动炮的，怕不合适啊？今天，你们给了我方便，徐某人会知恩图报，说不定我在某些方面还可以帮你们一点小忙！”
走到场口，我顺势就往这大喊大叫的知青面前一坐：“听出你的口音是重庆人。”
“你啷格听得出来？”
“本人十几岁就在这方演戏。你口音没有邻水土话，我晓得你是重庆老乡。”
“对头，龟儿邻水人说话好土啊！”
“朋友，既是老乡，请先把绳子松了来说。未必我还跑得了？你们这么多‘火儿’。不打不相识，我倒想跟你交个朋友，特别想与你们的头头见个面。来都来了，认识一下多好！”
重庆崽儿豪气，这话千真万确。他马上命令在场的“土包子”——邻水农村武斗人员：“格老子，望倒做啥子？统统把绳子解了！”电建公司两位高个（后来才知一姓李，一姓左)穿得又伸抖 ，立马拿出“大前门”莽 撒起。几个重庆知青还说：“好了，好了，那些土包子，只配吃叶子烟 。收起来，莫可惜了东西。”
通过摆谈，才知这知青姓曾。他告诉我指挥这次行动的头头，是老知青罗相朋。重庆石板坡下来的，落户在黄草坪林场。邻水“反总司”的武装实力，就是西山林场这批知青亡命，“土包子”尽是些胆小鬼。
“这样，你们统统到场上公社医院去休息，我们还有任务。”
在“土包子”们押送下，我们到医院里住下，无可奈何，只有休息。心想：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想必不会有啥意外。
“黄河万丈有底，人心三寸难测。”我们在医院坐着，只见他们大挑、小背，从街上运来不少日用品、衣物、被盖、布匹，还有书店收来的“毛著”。看样子街上供销社商店是被洗劫一空。今天的行动，不是什么打仗，就是趁赶场天，突然将场口堵住，四面包围，挨家商店，全部洗劫。过去土匪抢的是商家，今天他们抢的是政府。未必我们几个成了他们绑票的对象？我心里在想，眼睛又在看。这时有两个“土包子”不避讳我，公开议论：“上次打兴仁，老子慢了一点，啥子都没搞到，后来只拿到一个打火机。听说他们手表都是几个几个的。”
“我还不是，只得了一根枕巾！”
我满以为，他们吃饱喝足，拿够了就走。哪知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嫁祸于我的大阴谋。我真成了被绑票的对象！

山寨惊魂

那位姓曾的知青带了一群人，把司机与老李老左几个分别弄到楼上。我只听见叫喊之声：“哎哟哇！”心里明白，走不脱了！我们成了撞上枪口的几只“肥羊”。他们要在我身上打主意了。自己怎么办？情况急剧变化。立即向看守我的一中年农民说：“你们头头在哪里？能否马上汇报，我想和他当面谈谈！”
“莫急，自然会要找你谈的。现在先跟你的保镖谈！”
一听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真把我当成了“大人物”。几位身材高大的同行者，被当成了我的保镖，天明白呀，我们过去根本互不认识。隔了一会，那位姓曾的知青匆匆地下楼来，用十分惊奇的目光瞄了我一眼。我想：那几位该不会只图一时松活，乱说些来扯？事情向不利方面急剧转化。又见外面进来一批打手，匆匆地又上楼去，楼上叫声与吼声，越来越刺耳。大约过了半小时，只见我的几位同行的朋友，个个脸色惨白，尤其司机上身衣服全湿透了，反绑着双手，走路都直不起腰来。打手们将他几个押出了医院。我心里非常紧张，表面上强装镇静。
“你们的头头现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面谈谈？老实话，见刘结挺、李大章，我都是可以帮忙的，难道见你们的头头，就比见他们还困难？”
“放心，我们头头们正在开会，完了要找你谈的。”
话未落音，姓曾的知青带了几个人来，说：“公事公办！徐勍，我们邻水‘反总司’罗司令说，上山再谈。专程到重庆还弄不着你，想不到在这里把你掳到了。念在老乡份上，我不捆你，自己放规矩点。”说着，他把我外衣脱下来，连头带脸全蒙上，给我一根棍子，叫个人牵着棍子那一头，押出复胜场，向他们的山寨走去。我心想：曲艺界很多盲艺人，就是这样牵着上街卖艺的。他们看不见，全凭心里记路：向左、向右；下坎、上坡；平路、山路。一步一步在心里默路。今天我也亲身体验了。
只觉阵阵山风，令人感到身凉。在街上医院的时候，坐起人还出汗，现在走起发冷。鼻子里吸着一股股寒气，因为厚的一件外衣，已被脱下来蒙在头上了。脚下的路越来越不好走，明显是爬山。山下虽然是田坎，但是石板路。山上的路，是土路，干泥巴夹小石子往塑料凉鞋里钻。
走着、走着，忽听身后一声吼：“来了——啊！”话音未落，一声枪响，震得我双腿一颤。枪声在四面回响，真是山鸣谷应。心里又立刻镇静下来：几爷子又在吓我！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听见对方有人在问：“后面还有人没得？”
“不晓得。出场口我们像是走在最后。”
“先弄上楼去。吃饭还早，去弄猪的人现在还没弄回来。”
当他们取下我头上蒙的衣服，我发现天还没黑尽。木楼板屋，外面走廊是过道，里面左边有窗，是用木条子钉了的。夹壁泥墙，屋里堆了些乱糟糟的谷草。靠墙角草堆里有个青年，手缠绷带，学生模样，头上前额侧有一撮白毛，估计属于胎记，仰卧在草堆里。窗外竹树掩映，想必这就是黄草坪林场了。那受伤的学生见我坐下，身躯微微挪动了一下，示意我可以挨着他住。门口守卫的，还是在街上见到的那个中年人。枪背在身上，穿一件长衫式的衣服。山上夜风冷，不知他从何处弄了顶蓝布帽儿戴在头上。我刚坐下，楼梯响了，上来一位“射手”，提着手枪，站在门口，命令“土包子”：
“没有总司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来此提人出去。随他哪个都不能来提审！听到没有？别人要问，就说是我说的：‘罗相朋的命令！’”
说完一步跨进屋来，手枪别在腰间。从身上摸出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甩给我说：“没抽的了吧？先暂时抽着，明天再说。”
他下楼后，看守把门锁了。这位“射手”，令我哭笑不得。说他好吧，他又不放我；说他不好吗，他又十分关照我，不准“土包子”动我们一根毫毛，因为我们同是重庆人。
在山上滚谷草堆过夜，对我来说已不新鲜。“四清”运动时，曲艺团在綦江、南桐、巴县接龙这些山区，为农民演出。夜深了，回不去公社，在山村农家滚草堆过夜是常事。在南桐大垭公社，我还盖过一床只怕二十多斤重的秧毡被盖，就是剧本上台词中写的“铺盖遭牛吃了”那种。睡得我胸口喘不过气，浑身冒汗水。
可像这监狱似的草堆，还是头回尝试。平时忙于演出，对眼前的事不太容易动脑子分析。此时此刻，环境迫使我不得不去想。我悄悄地问那受伤的学生，方知他姓冯，复胜中学读书。今早上在学校被攻击中受了伤，子弹现在还在他手膀子里，只是隔晚时上了点止血药。被抓着时，他在学校门前，好在身上没有武器，只是他参加了中学的“八一五”，别无其它恶迹，关押一两天，有可能放他。我想：正好交个“狱中”难友，待他出去后，好为我传送信息！心里想，还没说出来，就听见那位“射手”在楼下说话：“喂！土杂皮，把门开了，总司令命令，叫徐勍与那白毛崽儿一路，到那边伙食团开饭。我去押那几个，你负责把他们带到伙食团去。”
伙食团好像是占用一山民的房屋，屋外坝子不大，角角上正在杀猪。我到那里时，和我一齐被抓的司机他们五个人已先坐在坝子的另一角了。背靠不大的几根杂木树，四周有持枪人员站哨，怕我们逃跑。坝子上，屋子里，照的都是煤油灯。灯光闪闪，人影摇摇。只见一个人，头戴草帽，帽沿下拉，中等身材。两件衬衫重起穿，外罩的这件没扣也没扎。背支老式盒子枪。脚穿草鞋，深色长裤挽起裤腿，坐在一条长凳上，显出一副发号施令的样子。周围去去来来，尽都是“棒客”模样，简直与旧社会山上的土匪棚子“老窑”相似极了。坝子一边甩起抬猪用的竹夹夹和绳子杠子。一个年约五六十岁的农民，身上披了件补疤制服，一双光脚板，踩在地坝边的石头上，两手叉腰，向那戴草帽的人苦苦要求，说：“猪，你们不杀都杀了。秤，是你们的人亲手过的，毛重一百六十三斤八两。照四角一斤算：百斤四十块，四六二十四，三四一块二，八两算三角，该六十五块五……外加补贴粮票这些都算了，算我支援你们造反派。这钱你们无论如何该付给我！我们要年打年 才喂得肥一条猪。庄稼人，我们都是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总不能……”
“呃——！你是贫下中农，所以我们才找你。我们造反派革命，就是为保卫贫下中农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目前我们有困难，贫下中农应当支持我们。看！老保把我们造反派赶到山上，吃没吃，穿没穿，大家还坚决要打回去，夺了权，你到县里‘反总司’来领，保证分文不少。一切照国家规定，应该补贴的多少粮票，这不都一笔一笔写在这张欠条上的嘛。看！盖的是‘反总司’的大红印章，这还能有假！只要我们很快打回县上，夺了权，你凭条子，到县革委来拿钱。我还说一句，到时加倍偿给你。我相信，你是好贫下中农，识大体，顾大局，一定会帮助我们克服眼前这小小难关。”
戴草帽的人边说，边把一张信笺纸似的“欠条”塞在养猪的农民手上。旁边几个背枪的知青，跑过来嘻哈打笑地递烟给这位老农民，又帮他点火：“我们一看，就晓得你老人家觉悟高，是我们‘反到底’的最亲密战友。”另外几个知青放声高唱：“贫农、下中农，我们是一家人……”
我见那老农民双手拿着“欠条”，手不住地抖，抖得说不出话。望着正在剖腹开边的猪，心痛得浑身发颤。这是他一年的辛劳哇！
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刻骨铭心的这顿夜餐：包谷羹下无盐的鲜猪肉，而且猪肥肉鲜，舀出来白玉似的，煮得也葩 炒得也热，妙在无盐巴。小小一户山民之家，纵是将他盐罐化水，也化不出这百多人吃的一大锅盐味来。
旧社会，说书业是跑江湖的行道，上识“红顶子”，下交“叫化子”，中间还通“贼娃子”。俗话说，走遍天下可以不带钱，然而山珍海味却不能没有盐。如果不是饿慌了，一块肉也难下咽。
吃了晚饭，我们几个“俘虏”，又被分别押回各自的囚室。在我上楼的时候，听见清脆的哨音，寂静的山林，响起铜哨声，回应很远，特别清脆：
“各连都相互传达一下，凡排以上的干部，统统到草场开会，总司有重要情况传达。不准迟到，马上就去！”
在囚室里，我把家庭住址告诉了受伤的小青年：重庆市曲艺团，在解放碑山城曲艺场内。如果放了你，马上去重庆治伤住院，我们团里全都会帮你的忙。无法写条子，记住我的姓名，到团里找一姓谭的同志，他一切都会为你设法。我的情况，你都看见了的，告诉他们就行了。当我刚刚向小青年交待归一，楼下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只见电筒晃上来：“把衣服脱下来！”还是“进威虎山”那套，又把我脑壳蒙起。有的人在旁边发异议：“黑黢麻孔的山上，还包个卵子，就这样带起走！小心点，莫把他绊倒。”
夜静静，山寂寂。林中一块草地，四周坐了一大圈人，看样子对我采用“集体公审”。过去讲《王若飞》时，我曾经说过包头市郊外：“王若飞背靠着横亘天际的大青山，面向着灯火辉煌的包头市。仰视夜空，寒星点点，俯视群丑岿然而立。塞外阵阵刺骨寒风，倍添革命者心中的爽意……”但那是在说书，此刻是自身的严峻现实。当初既能说，而今又何不可学着模仿一下那派头？当不了伟人，过一下英雄瘾也可。再说，将计就计，越表现出有“身份”，这些家伙越不敢轻举妄动，少吃眼前亏。
心中有主意，神态亦自然。走入草坝，似人无人之境，直走到圈内中中间间，盘膝而坐。这种姿势，纵挨枪也不会往前扑，充其量侧边倒，总之不会是跪着死的样儿。
草坝黑压压一圈都是人，没一个说话的。只见烟头火、打火机在闪亮，几爷子都在过烟瘾，没人开腔说话，气氛异常吓人。他们不问，我不张嘴。好比是春熙路的铜人——大家看老像。他们头头之间，也在相互推让，到底谁先发言？谁打“第一枪”？打准了当然好，打歪了失身份。大头头顾虑多，小头头中不乏“茅山教” 。一个干虾虾的嗓子，听起刺耳：
“说！这次你亲临第一线，送来了多少半自动，支持你们邻水的老保哇？”
“哼哼！你们这个玩笑开大了！”
“老子在问你真的，哪个在开玩笑！你想不到在这小河沟里，会翻大船哈？今天，你要老实交待。一路上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八百支半自动，是怎样藏在那个富农家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已如实掌握，看你说不说！”
“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用说还奸污妇女，单偷运枪支一条罪名若能成立，就够枪毙了。再加勾结富农，而且是八百支半自动，够枪毙几次了啊！”
“你以为老子不敢枪毙你？”
我估计他也不敢。周围坐的都是人，这个举动，表现出十分低劣，显然不是总司的总头目。不怕他手枪扯出来，枪尖子搁在我耳门上，谅他不敢扣动扳机。所料不差，此时在我左前方的人堆堆中，传来一个倒阴不阳的声音：
“徐勍，你的身份我们清楚，你是山城‘八一五’主要广播员、宣传部长，对吧？这次你由重庆出发，带的什么任务？山城的反到底战友，早就洞察了。所以十万火急地告知我们！为了捉你，我们也是花了大功夫的。在你的车还没拢复胜，我们前哨老远就发现了你们的车灯闪亮了。你没想到会在复胜翻船，我们也是出乎预料之外，抓住了你这条大鱼。这次我们为了抓你，才突然攻击复胜！”
袭击复胜，抢劫国家物资，十足土匪行动。现在想为自己开脱罪责，嫁祸于我。意即因为抓我，才不得不围攻复胜；围攻过程中，出现越轨行为，群众组织，在所难免……呸！“东吴杀人，遗祸于曹。”这些花招，明眼人一眼就看穿。但，对方话已挑明，我此刻不能当场硬上。缓解自身危难，不如借风转向，顺情说话。
“照刚才这位的话说，倒还有几分巴谱。打开窗子说亮话，你们在山上处境也很不妙，更非长策。为你们想，尽快改变被动的局面，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才是你们的出路。如果大家都够朋友，造反派嘛，造反是一家。用得着本人，当为邻水‘反总司’出把力，无论在地区、在省里，我为你们打通关系还是办得到的。”
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借势手一挥，把指在耳门上的枪尖子一拨：“这一套就用不着了，对付我完全不必，杀我不费吹灰之力。可杀了我你们组织能得到什么好处？凡事三思而行，想好了方案，我可以为你们当参谋。说穿了，无非是县革委这几把椅子，究竟你们谁去坐？”
“这样吧！徐勍，交个朋友。但是人心隔肚皮，饭甑隔厨筚。今夜，我们初步交谈，你说你能帮忙，怎么帮？”
“我的身份，你们既然已经知道，搞‘文攻’的角色。依我看你们应当把汇报材料搞好，我陪你们到省里见刘张 ，找李大章 、天宝 、明朗 等领导人，要他们当场接见你们代表，给满意的答复。”
“嗯——！你的话还是有些可取，待我们研究一下。暂时，还要委屈你……”
　　“不必客气。”
　　这场夜审，被我东说西说，化险为夷，算闯过了上山第一关。往后怎样？难说。
静坐囚室，对“度日如年”之说才有了实感。心里思量：老婆与孩子们幸好没过河来。分析情况：估计妻子与孩子们会到邻水县去报案。可是在这非常时期，谁能约束这些有枪的“草头王”？目下处境，只有见机而行了。
下午，那位“射手”老乡，从门外过道上扔了两包烟给我，并问看守：“有没有其他人来提审？记着，没有总司公章盖的条条，任何人也不能在这里提人走！”看来他无非怕我被抓出去挨打，受皮肉之苦。后来听说，他死于武斗中，我真为他哀悼于心。“文革”中的知青和学生，死于武斗的成百上千。有的想当黄继光，真用血肉之躯去堵塞机枪眼。出发点是学英雄，可搞错了年代，成了玩命、亡命、丧命的无辜冤魂。
日傍西山，林场昏黄。忽然，楼下五花大绑押上个农民模样的人进来。室内又增加一名囚徒。此时天要黑不黑，我见这位被绑的农民，中等身材，脸色惨白，40来岁，已打得半死不活。我慢慢靠近他，悄悄地问：为啥被抓？他拖声落气地告诉我：他叫罗国堂，就是本乡人。中午在家吃午饭时，一批武斗人员闯进他家，说他整过谁的“黑材料”，抓着就打，绑到山上来的。同室受伤的学生，认识这个人，他向我介绍，罗是村里的贫协主席。显而易见这是私人之间泄愤报复。
突然，楼下传来叫喊：“把罗国堂抓下来！”紧接着一群“牛头马面”式的家伙，涌进囚室，如鹞鹰抓小鸡，生拉活扯，把一个呻吟不止的罗国堂拖了下去。
深夜，山风呼啸，林涛怒吼。当罗国堂被拖回囚室，已经人事不醒，一身臭气，屎尿都被打出来了。躺在草堆里，半天才听见他微弱的呻吟。
9月5号早上，为我送饭的来了。我说了一句：“咋搞的，三个人只有一份饭？”
“这是送给你的。学生崽儿，总部叫他写个悔过书，马上就可下山了。各人回家去慢慢吃。”
“他还活起的……”我手指草堆上的罗国堂说。
“他？吃屎都怕还要撒把灰。再说，他吃与不吃都一样了！”
由此可以判断，这群家伙必杀罗国堂无疑了。下午，我正迷迷糊糊，又听楼下人声嘈杂：“那个姓徐的是不是就关在这楼上？走！看看他到底是个啥样？为什么老保们和武装部的沈麻子要花这么大的本钱？”在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中，囚室门被一脚踢开，走廊上已站满了人。进屋来走在头里这个家伙，个子也是我们“矮帮”上的角色，精瘦的脸儿，年纪比我可能大点，手上拿顶草帽当扇子，衬衫敞开，里面现出背心是乌红颜色，故意炫耀他腰杆上垮兮兮地系根插满子弹的手枪皮带。说话嘶声哑气，如敲烂缸钵的声音。到我近前，抬腿就是一脚踢来：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勍，山城‘八一五’认为不得了的人物，你晓不晓得老子是哪个？”
他越是凶神恶煞，我越是不立即回答，冷冷地仔细观察。我望着他，没说话，脸上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让他难以捉摸，猜测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眼神在某种条件下能收到语言所不及的效果。说书人擅长表演，我是有研究的。这家伙的凶焰，在我冷冷的目光中立马减弱，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声调似乎也降低了些。与他同来的人亦跟着后退。我望着他，一直没说话。他为掩饰内心的空虚，抛出一句我们说书人已丢掉的陈词：“徐勍想不想见王呀！”
我瞪了他一眼，冷冷回答：“是楚江，还是阎罗？”
“哈哈！名不虚传，你不愧是‘八一五’的宣传部长。实话告诉你，邻水武装部长沈麻子派了四个当兵的来，被我们挡在山下了。现在邻水的‘老保’，还纠集了大竹县的‘老保’，你们重庆‘八一五’也出动了。他们连夜调兵，准备武力攻山，打起上来救你。想必这些你还不知道吧？老子们今天从长寿垫江‘八二指挥部’调来战友。四个小时急行军，七八十里山路，这才赶到。准备奉陪你们这些‘老保’，打就打到底！老子连水都没喝一口，忙着先来通知你：这山易守难攻，退一万步说，也不会让你活着回去，明白吗？”
　　我笑而不答，十分蔑视他。估计他不是这山上的最高决策者，充其量一个上窜下跳的“打杂匠”而已。不出所料，楼下有人在喊：“蒋头，请把你约来的人先请去开饭！”
这批煞星的出现，山上宁静的气氛已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战云笼罩，一场血雨腥风眼看就要来临！
9月6号天未亮，黄草坪林场夜雾蒙蒙。骤然间，电筒光闪闪，人声惊惶。一群人涌上楼来：“全部捆起！罗国堂先拉出去！姓徐的，跟你道喜了！你们的人分几路攻山，已经摸过来了。想救你？格老子没这么葩和 。走！把你拉到机枪阵地上去。老子看你的同伙啷个救法？”说着用一根很粗的棕绳，把我捆了个“苏秦背剑式”：一只手从前肩扯向后背，另一手又从后背反往上扭，硬将两只手捆到一起。不到3分钟，只觉全身血脉凝固，难受得腰都直不起来。
当我被推出囚室，只见周围火把、电筒，分不清东西南北。一个领头的学生模样，早上天凉，他穿的是件深色短大衣，戴副眼镜，正在楼梯口指挥：
“去，快把库房的子弹箱马上送往前哨阵地。”这些武斗人员，人人扛着两个不大的铁皮盒子，慌忙火急冲向楼下。有的搬两盒还扛不动，显然箱子很重。
正当这乱的过程，我已实在受不了了，往这位“头头”面前一挤：“朋友，我遭不住了，是不是解了用正常办法捆下子。”他没马上回答，仍继续指挥：
“你们动作快点！通知总部，还派点人来！”他看着扛弹药箱的人，依次向楼下走去。突然，转身向着我，并大声说：“这是谁捆的人，怎么捆这样松法子？”同时十分凶狠地对我高声讲：
“站过来点，我重新捆过！”他这套表演，我已心领神会：是为我松绑打的“烟幕弹”。他一边解我的绳子，一边低声说：
“徐老师，我读过‘四川文学’上连载你的评书，《夺印》很不错。没想到……你要是到我们专县来，参加‘红十条’派 该多好哇！”
“谢谢你关照。年轻朋友，请留下姓名！”
“我是邻中学生，姓梅。”
梅同学帮了我大忙，搞了个“明紧暗松”的捆法，仍是双手反背。从肩上看，绳子勒得很紧，可绳子在手膀上几挽几挽，且绳头疙瘩还在我自己手上，犹如舞台上演戏式的“法绳”，比起刚才松活多了。
“你们把他和那几个一路，押到后山上去！”姓梅的青年朋友，就此一别之后，一直未见过面。我至今仍很感激他！
当我被押下楼时，山下枪声紧起，同时还传来炮声隆隆。高射机枪声，清晰可辨，想必双方在山下已展开寸土必争的攻守激战。
与我同时被抓的五位难友，现在又被押在一路。走前面的是罗国堂，他简直拖不动两腿；押他的几个人一齐连推带拖，我们六人反到被放松了，跟着走就行。
晨雾似薄薄的轻纱，露水湿透了我们衣裤。山间树不大，而草丛很深，我们被押着穿行在这乱草杂树之间，一直往上，当然，就是他们最后的主峰机枪阵地下面。路上碰见的都是满口骂娘的武斗人员。
“他们的人来势凶！”
“总司命令，阵地往后移，引他龟儿上来打！”
乱七八糟的说话，我根本没往心里去，只想：今天是抹不脱了！当我们一行，押到机枪阵地的右下方时：“不走了！你几个好好等着，看老保怎么样来救你！”
这地方是个洼地，稀稀的松树，最大不过碗口粗。森森丝茅草，有的高过我的头，根本挡不住迫击炮的轰击。心想：人到地头死，哪里黄土不埋人！死也死个样儿出来，找了颗矮小松树，站在树下，后脑壳刚好可挂在树桠枝间：“似青松迎风立嘛！”站着死还有姿式。在一边看押的武斗人员，厉声吼道：“你嘴里叽叽咕咕，在说啥子？”
“我想告诉几位同行的朋友，处处青山埋忠骨，各人找好去的地方。看样子，一身百多斤，今天就摆在这里了。”
“不准说话！你们老保，仗着有‘黑部队’支持，武器也好。听！这是你们‘四管高机’。等着嘛，一会他们就打上来了！”
“开啥玩笑，这山如此高，你们守得好，他们打得上来？”
“未必你不想他们打上来？”
“我想的是你们打赢！”
“怪！你还望我们打赢？”
“说了你不信。莫说你们打输了，你们今天要死一个，我们几个都要赔在里头。”
“嘿，你是不同呢！想的完全对头，我们死一个，你几个就要抵命。”
突然，山下传话上来：“总司命令，先把罗国堂押上第一线去。”
一些人押着罗国堂往山下走了。留下的持枪人员又嘲笑我：“格老子，总司的人都说你这张嘴厉害，没人说得过你。所以，‘老保’们不惜牺牲都要来救你。”
“嘿嘿，他们是笨蛋。这种情况下哪里救得着，纵然打上山来，得到的无非是具死尸。还是刚才的话，菩萨保佑你们胜利，不然，我休想活到天黑。”
“是也倒是，我们要死一个战友，那不多心，你几个全都是活祭的下饭菜！”
中午，枪声渐渐稀疏，看来山高难攻，山下撤兵，战斗渐近尾声。我想：可能是邻水方面出了明智的人才，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方知是我妻子亲赴前线，哭着劝阻，才撤退了攻势。
枪炮声停止，山林恢复了宁静。满以为有了好的转机，不料面前出现了更为险恶的场面。看押我们的武斗人员，把我们六个人押下山，回到半坡的黄草坪林场。这里情景令我们更加胆寒！
雾散天晴。我第一次看清了这林场所在地的全貌：场本部是原来山民居住的土墙瓦房，呈丁字形，座落在半坡上。正面朝向邻水东槽，后面是层叠山峦。四周竹树相围，当面石板嵌的院坝。院坝上一群人正七手八脚地砍木料做棺材。哭的在哭，骂的在骂。哭的是几个妇女，骂的则有从前线上下来的“杀手”，也有中年农民。当他们发现我们“几只虎口羔羊”刚走到房的这半头时，其中就有人吼叫：“把几个狗日的拉来活祭！”随着怒吼之声，这群如狼似虎的武斗杀手，凶恶地向我们扑来。眼见将生吞活咬时，屋檐下发出炸喇喇的一声干叫：“谁也不准乱动！”
这话很有威力，杀手们被震慑住了。
原来正屋阶沿上，早已站了一位中等个头，30来岁的人，脚上是双军用胶鞋，军裤裤脚挽齐小腿，上身里面穿件污渣渣的运动衫，外罩铁灰色制服，胸前敞开未扣。腰上露一圈子弹带，外披了一件蓝色帆布雨衣，满脸铁青，双眼血红，像树桩一样立在阶沿上不动。令人莫测的目光，直端端盯住我们几个“囚徒”。
“罗司令，我们这派的甘治平，听说这次进邻水城被老保们抓去，当场剜眼拔舌，还把筋都抽了的。今天，千万不能便宜了这几个老保。一定要以血还血！”
说这话的人，无疑是火上浇油，进一步煽起仇杀的对立情绪。我心中明白：今天的生死，全操在这位罗司令手中。我想罗司令，定是在黄草坪林场落户的重庆知青罗相朋无疑了。他不只是今天“九六”大战的指挥者，更是抢复胜场的指挥者。他完全清楚我们几个无非是撞进他网里的“过路鱼”。不管今后如何，先要借用他解眼前杀身之危。
于是，我横下一条心，大胆走向这个“阎王”面前，争还生死簿。
“老罗！我们都是重庆人。重庆还见不见？全听你一句话了！”
罗相朋紧闭嘴唇，奇特的目光直视着我。见他不说话，知他心里亦在打鼓，权衡利弊轻重。当时，他可能也感到恼火：杀我们，这后果是不言可知；不杀我们，这些被谣言煽动起来的“武士”们的怒火，又怎么平息？弄不好，众叛亲离，他会被反成“右派”头头。所以他不轻易说话，亦是心理上震慑住眼前场面。我们几个坐院坝这边坎坎上，大家脸上都失去人色，用得着说书人的话：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
罗相朋一直不发话，那些人哭一阵，吼一阵，没有实际效果，慢慢平缓下来。灵机应变，顺情好说。我们亦表现出万分沉重的心情，向摆在场上的两具尸体默哀；申言应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坚决向凶手讨还血债！我们六人都会表演，终于幸免一死。目睹他们在林场院坝左前方坎下的土坑埋葬了“战友”，几十支枪朝天鸣放，群山回荡枪声，场面十分“壮观”。
日影西斜，罗相朋派了两个中年农民，开了一张纸条条：“把他们几个，送到‘八二’联合指挥部。注意！跑了拿你是问！”

凶险路途

荒山野岭，小道羊肠。两个持枪的押送者，一前一后，中间走着我们六个“背箩索”的。我幸好早上遇着那位“邻中”的梅同学，不然早被“苏秦背剑”背个半死了。
两个押送员不比“董超、薛霸 ”好，说话一凶二恶，文化知识一点没有。看样子傻整人憨得行。他俩押着我们翻了两层山峦，下到后山半坡一个农家院坝。
“站倒！不准乱动！动，老子就开枪！”
此时，另一个去找适合关押我们的屋子，今夜像是就住这院子里了。“夜从碧山下，野村渐渐黑。”院坝里还坐着几个老少妇女，她们围成一堆，手上正不停地在抹包谷籽。见我们几个都是五花大绑，捆扎得紧紧实实，穿着打扮似乎不像乡里人。年青的妇女吓得不说话，埋着头只是抹包谷。其中一个老大娘，似乎胆子要大些，说：“哎呀！这些捆起的是啥人些吗？”
“老大娘，你还不晓得？全都是老保，重庆派出来镇压造反派的角色，专杀我们贫下中农的凶手。你莫看站头里这个矮子，坏！一路上奸淫了好多妇女哟！”
“唉！看不出来呀，你做啥子要这么坏嘛！”
农村大娘朴实厚道，不敢不相信，顺手将手上刚抹完包谷粒的核劈头就给我们掷过来。我头微微一偏，包谷核未打着。几个妇女忙收活路，各自躲进屋里，活像“小日本鬼”来了似的。
六个人关在一间口袋似的屋里，吃了两碗酸咸菜下的包谷米饭。滚在湿漉漉的一堆谷草里，总算睡了一觉。第二天又被押起上路。天晓得“八二”指挥部又将是什么待遇，我已抱定盐船吃盐、米船吃米、有飞机坐飞机、无车便走路的态度。领会社会生活的丰富多采，体验人生的复杂多变，这对说书职业会有好处。
长垫公路 上的云台区，从1952年起，我不知经过了多少回，但设在云台中学里的“八二”指挥部，却是初次进入。“董超、薛霸”算是交差，看管我们的又换成了些什么人呢？除了一个40来岁、脸上有块疤疤的角色，绝大部份是持刀拿枪的学生崽崽。
晚饭后，这群爱恶作剧的“武士”，十几个一窝蜂似的上楼来：“哪个是徐勍？”估计我死罪虽免活罪难逃。今晚面临一场审讯。又想看看，这里又使用些什么“板眼”？和重庆传说的又有哪些不同？
“我就是徐勍。”
“衣服脱下来！自觉点，各人把脑壳包起。”
“同学，我一共只有两件，脱了一件，晚上很冷。”
“没叫你打光胴胴就是好的。”
几个七手八脚把我连头带脸蒙了个严严实实，又紧紧抓住我的手膀，推推搡搡，往楼下弄，约莫十几分钟，让我觉得离关押地很远，其实我十分清楚地感觉到，是押起我就在楼下平地转圈圈。我心想：你这群小“天棒”，用这个办法麻我？真是蚊子咬菩萨——认错了人。
“到了，弄进去，站好，把衣服给他解了！”
当我睁开眼一看，是间办公室，灯泡特亮。估计就在关押我的教室楼下一间。办公桌后面坐的就是那个疤子脸，工人不像工人、教师不像教师，手上端个已砸坏的搪瓷白色大茶缸，叼支烟把我盯着。两边坐的有戴墨镜的学生崽儿，有的似站非站、似坐非坐，手上提着半自动步枪，也有的手拿雪亮的刺刀、匕首反复玩。这些娃娃们，看他个个神态，很像“威虎厅”八大金刚。不禁我内心好笑，表面装得十分老实，看今黑搞个啥名堂？一个戴墨镜的崽儿，手往办公桌上一拍：“徐勍，妈的，今晚上你老实交待！”
“好，保证在小将们面前不说半句假话。”
在这时候，我心里早想好了，态度既不能傲，傲了会引起他们大打出手。但又不能太蔫，蔫了他们会瞧你不起，也会招来拳脚交加。不傲、不蔫定要把握分寸。这时候，我见那疤子脸又点燃一支香烟。同时，把一大包烟扔给戴墨镜的崽儿，示意撒给大家抽。他猛喝了一大口茶，才从抽屉里拿出记录本子，不消说要记录我的口供，他装模作样地写了几个字后，突然仰起头来厉声追问：
“你老实交待，到底是几号？”
“我是九月三号……”
“什么东西九月三号？”
“九月三号，我们来复胜赶场…”
“混帐！我是问你是几号头头？”
旁边有个学生崽儿，见我做起一副傻眉傻眼的架势，不禁笑出声来，这对严肃紧张的气氛起了缓冲调节作用，疤子忙招呼大家“严肃点”。紧接着，又搬出在山上草坝头夜审时大同小异的一些问题，要我回答。
“你是全川尽知的山城‘八一五’主要喉舌。我问你，你在你们组织里任的是几号勤务员？”
“说了你们也不信。我们之间，从未排过什么号。”
“哎呀，紧问个啥子哟？干脆，让他这个‘八一五’的重要人物，今黑跳一场‘八一五风暴’算了！”
戴墨镜的崽儿提议，其他几个“天棒”马上附议，于是又把脑壳给我包起，恶作剧地推推搡搡，一阵瞎跑，把我拖入冷嗖嗖的旷野。“同学，同学，你们不能这样乱来。无论如何我年纪大你们几岁，你们是革命小将，办事要想到后果啊！再说，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不能乱来啊！……呃，我的鞋子掉了！”
“跟他捡回来！”
我脚上穿的塑料凉鞋没有扣，跑掉了一只。他们捡回来扔在我脚下，我摸着穿上。
“他不老实，弄下河去！”
我被推到水里，立即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凼凼，水只淹齐我的小腿。可能就是我来的时候看到的，学校门前半坡坡上的那个水凼凼。
“啪！”一声半自动枪声从我右耳门边扣响。震得我脑壳里“嗡嗡”响！我乘势往水里一坐。
“快！把他拉起来！”
我假装被吓倒了，周身水淋淋地抖。
“算了，弄他去烧！”
他们一阵折腾之后也像是搞累了，半推半拖，把我弄到一个地方，感觉是室内。紧靠我身体的左边，火焰灼人。
“站好！今黑再不老实交待，就叫你吃这个。”
一把冰凉的刀，是匕首还是刺刀？在我烤得发烫的面部抹来抹去。我一副站立不稳的架势，身子微微前倾。脚一伸，门被顶开了。难怪我有憋气之感，原来这些家伙让我站在屋门口，面对门板而立。这灼热原是门坎外面的火堆堆发出来的。任他们再吼再叫，我拒绝回答。看你几爷子还有什么花招！因为这里面不是邻水山上整死人旁人不晓得。这是长垫公路要道，在中学里面，若当众杀人，就是学生娃娃，恐怕也有所顾忌。
“人若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他们又弄绳子反捆我双手：“今黑让你住单间！”把我推进一间既矮又窄，而且充满刺鼻霉味的屋子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借势就地一滚，脸上贴着如纸张样的东西。明白了，是学校的渣滓堆。很快，从顶上传来人走动的脚步声。我心里暗骂：短命的鬼崽儿。哼！把老子弄到放撮箕扫把的地方，怎么睡？转念一想：又不禁暗笑：“上至北京前门宾馆，下到南桐景新台的猪圈板板，乃至于雪山哨所的兵站帐篷，我都住过的，唯独楼梯下渣滓堆还是睡头回。地方小，睡不下，只好靠墙坐起，学达摩祖师面壁参禅。看来也只有鄙人才玩得到这些洋格！”
在云台中学受够了活罪，双手被捆一夜。第二天早上，学生崽儿又把我送回教室。我才看清每根指拇都“发胖了”，胖得双手成了“西洋拳”的皮套子似的，反而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一姓陈的工人（原来他是建设厂的）主动给我喂饭。上、下午，都有我在邻水剧团时结识的一些观众朋友来看我。他们自称是“反到底”的“流亡”人士。摆谈中，却流露出遗憾。由于这些人的看望，增加了我的“威名”，恶作剧的学生崽崽，也不再找我的麻烦，反倒吃了两天较好的伙食。
上午，秋雨纷纷，曾经在山上打过仗的一批武斗人员，在一个“寡骨脸 ”小头目，被称为雷队长的家伙率领下，如狼似虎扑进囚禁我们的教室。
“起来，起来！今天格老子让你们去参观一下垫江县城。”随着他的话音，早就准备好了的，游街示众的“罪名牌”，分别挂在我们六人的胸前了。我看别人牌上除用红笔叉了名字之外，都写着明确的“头衔”：“运送军火支持武斗罪犯×××” ，牌子胸前一挂，戴袖章的“武士”三个押一人，各负其责。中学外面坝子上，早已有车等候我们。
这套作法与排场，早在重庆司空见惯。相比之下，这些“土包子”们差多了，卡车就只有一部，后面是些拖斗似的“小蚱蜢”。在重庆我所见到的，一出动，单解放牌车就是一串串，至少不下十几辆。前面还有广播车开道。他们这样一点都不热闹，没人注意。一般都是车开过了，看的人才发现：“嘿！那车上几个是捆起的！”
云台到垫江，经过澄溪、太平，路本不远，车一会就到。当时垫江是个小城，短短几条街，两个十字口。尽管汽车开得慢，也用不了半小时就把全城游通了。最后，车开到县府里面的院坝子，地下堆着一些锈刀烂枪，土制手榴弹，看来是为了我们的罪名成立，临时从四乡八场收来的“罪证”。在堆放实物的地上，还用整张打字纸写着“缴获的运送支持武斗的军火”，最突出的是，纸上还写着半自动步枪多少支，而实物里，一支半自动都没有。原来他们自己用的半自动步枪，不敢拿出来展览，怕被当地“支左办”发现而没收。他们要我们在这里照相。同行的5位“难友”，看样子真吓倒了，怕照了相真的被当作“罪证”，以后说不清楚。我说，没来头，照！不照要吃眼前亏。反正又不要我们出钱，白照，哪些不好？一辈子难得有二回。
照相师是他们去相馆请的。“寡骨脸”雷队长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单照，谁先来？”
“当然是我先来，头头！”
照完了相，我暗暗告诉同行的“难友”们：没关系，他们只要敢拿出照片来，明眼人一看就穿——说我们运的半自动枪，实物中一支皆无。尽是些废朽的烂铁砣砣，老杆杆。真相不言自明，属于造谣。照片反成了是你我被冤害的铁证。大家听后，觉得我说的有理，心才放宽了许多。
当天晚上，住在垫江城里隔十字口不远的一家很大的旅馆。我们六人一齐被押上三楼的一间屋子里。木楼梯拐两道弯弯，楼梯很窄，栏杆有些都坏了。
对于垫江，我是“旧地重游”。早在1952年秋，在“草台班子”玩“火把” 时，就来这里演出过，那时一批川剧“玩友”，正筹备成立垫江川剧团，记得我们两伙人在一起很演了几场，给当地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想不到在这天地大舞台上，这回扮演了个不售门票的角色。到底演得成功与否？戏才开幕，热闹还在后头。
晚上，约11点过，突然听见街上人声鼎沸、口号震天：“邻水砸派、滚出垫江！”这口号声此起彼伏，一阵更比一阵高。押我们的这些人，一个二个，惊慌万状。
“把楼梯拆断！”
“格老子，垫江‘五一六’ 喊我们把人交出去。没得那么撇脱 。”
姓雷的“寡骨脸”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来，伸脚舞爪地质问我：“徐勍，你跟垫江‘五一六’有勾结是不是？”
“‘五一六’是你们一起的‘红十条派’。我是老保，怎么会有勾结？”
“那格老子就怪了，为啥‘五一六’指名道姓喊我们交人？”
“我是重要角色，谁抓住谁就有利嘛。”
这时下面有人喊：“雷队长，龟儿子‘五一六’不认簧，他们动真的哟。我们的家伙全部留在山上，现在啷个办？”
“拿几个手榴弹出来，把楼梯拆断，他们冲不上来就行了……徐勍，你几个放明白点，不准乱动。规规矩矩在楼上，老子去下面应付。只要你们不乱动，今后一切都好说。他们也是砸派，抓到你也没松活了的！”
“寡骨脸”下楼后，就听见楼梯栏杆被拆的声响，街上口号声仍然不断。
几位难友的目光，一齐投向我。意思是怎么办？我也奇怪，“五一六”怎会救我而来呢？事后才知这中间的隐情：垫江“五一六”中有个头头，是我团熊某的弟弟，我们游街时被他发现，立即召集他的手下筹商，借赶邻水反到底之机，解救我们。我不知这内情，只以为是“狗咬狗”之争，与我无关。
当时，情况骤变，险象环生，难友们心中十分焦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双方真打起来，楼梯拆断，我们下不去，干脆从房上走！高个子马上把桌子移来，安放在屋中间。只要扯开望板，就能看见房梁。站在桌子上，人重人，高度就够了。抓住房子的横梁，冲开屋面上瓦片，可以从房顶上出去。
正当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楼下又传来“寡骨脸”的吼声：“你们几个上楼去，注意徐勍他们！”我们又忙将桌子搬还原处，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两个提着土制手榴弹的家伙，上楼来见我们没有动静，这才放心地坐在屋门口守着。
过了一会儿，街上口号声消逝，旅馆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事后方知，因当地“支左办”出动了部队，驱散游行的人群，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可是当时“支左办”并不知我们被囚禁。如果“支左办”那时就解救了我们，不至于后来在达县冒更大的风险了。
“寡骨脸”下令蒙上我们几个眼睛，半晌午时分，用车把我们运出垫江县城。
经过长时间的颠簸，人已疲乏昏愦。下车后，取下眼罩，半天才看清，又像是个教室。初以为还在云台，细看又不像。后来听说，这里是梁平中学。我一听，知道这里是万县专区管了。
梁平中学比云台区校的房子陈旧，但规模要大得多，显然，这是有一定历史的县中。因为停课闹革命，不见师生踪影。“鸠占鹊巢”，成了流窜的造反派的窝点，邻水“反到底”成了这里的“主人”。
“谈起伤心，闻者泪垂。”为躲避武斗而逃出来的“逃亡者”们，携家带口，走一路，吃一路，成了史无前例的“革命丐帮”。每天头头们向当地“支左办”申报人数，领取钱粮，每人的标准，一天一斤粮，二角伍分钱，简称“一二五”。有的头头虚报人数，乱造名册，收入当然可观。
罗司令也带着老婆孩子，到挤满了人的教室里来看望我们五个“阶下囚”（我们中有一位在中途跳车，摔断了手杆，已送到梁平医院）。罗告诉我，望无论如何也要陪他们上达县地区去 ，帮他们讨回个“公道”。我满口答应。心想：你不说，我都要坚持到达县。为垫江拍照的事，我想只有到达县地区去，才能把情况说个清楚。否则，往后“指鹿为马”，后患无穷。
在梁平中学期间，也没有捆我们，只是上厕所都有人脚跟脚地“保护”。“董超、薛霸”二位看守，我们是“一熟顶三生”的“故友”了。他们抹了我的手表，说是交给“上头”了！“洗”了我身上的几十元钱，我也知趣，说：“那个你们拿去买衣服算了，手表一定要还我。”
“放心，二天问题解决了，一定还你。”
另外四位难友，有时还给他们几文去切“烧腊”，关系日趋和缓。电建的三位虽挨吊打审问，但身上的钱还未被“尽洗”。“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两个见钱眼开的小鬼，自然跑腿积极。买回酒菜，大家共尝。一时间，已无“老保”之嫌，反如“亲密战友”了。酒酣耳热之际，我笑问：
“喂！你看看我像不像个搞武斗的？”
“嘿嘿！照说像你这个小把把个头，充其量百把斤，打哪个你都打不赢。不过，他们说你本事大，是很不简单的重要人物，多大个头头！”
“你晓不晓得，你一句话，差点叫我脑壳开花？”
“好久啊？呃，徐同志，我们这些人，从来没乱搞过。不像他们那些，在打兴仁、打复胜，一个个就搞肥了。就是从山上撤下来，现今他们刨出来的子弹壳，当铜卖，也管好几块钱一斤。老子要晓得的话，在山上随便也捡个十来斤弹壳嘛！结果空起手下山，个钱都没搞到。”
“你那天在院坝里，对抹包谷的老大娘说，我奸淫了好多妇女。如果她当场甩我一板凳，你说我吃饭这个家什，遭不遭敲烂？”
“呃……嘿嘿，当时因为……他们上面是这样给我们说的……嘿嘿，我是一根肠子通到屁眼的人，不晓得转弯弯格！”
“朋友，闹人的药 不在多，害人的话也只是句把 就够了。你说是不是？”
“那倒是！龟儿罗国堂就是嘛！他汇报别个是‘反到底’，结果……”
“哎，罗国堂呢？”
“他呀？只怕已经都又投了二胎了。”
“真的死了？”
“那还不！那天叫他去向攻山的‘老保’喊话。结果，他一抬头，‘老保’就给他一枪！”
“嗯，不对吧？我们来梁平那天黑了，我又听住在隔壁的雷队长，在给一些人打招呼，像是布置统一口径，说是把罗国堂押上前线喊话的时候，是他自己挣脱要跑。”
“徐同志，说句良心话，现在的事情，我们搞不清楚，只有罗司令、雷队长他们明白。总之，这阵死个把人，不算个啥子！嘿嘿……”
后来，我脱险回重庆，听我妻子说：战斗停止，反到底撤下山后，9月9日她曾亲自去邻水黄草坪山上。听山上人说，半山水田里有具尸体。她满以为是我被杀。亲临现场，见尸体是扑倒在田里，一身变了色。花了二十斤酒消毒，才解下死人手上的绳子。证明不是我，是罗国堂的尸体。经法医鉴定，子弹是从背后打的。

节外生枝

武装押送，蒙面乘车，我们都经历过了。从梁平到兴盛，步行在开江县界的丛山之中。前呼后拥，着实威风。20条枪，左右“保护”。不知情的山民，见了都怕，弄不清我是啥伟大人物。现在回想：除了身体劳累一点，精神上还真领略了点无限风光。
过了万家场，下到大树坝，这里又有公路了。他们拦了一辆卡车，天黑以后，进入达县城。我们被囚在一个空间很高的屋里，更显得个头渺小。据说这里是天主堂。如果人少，住在这阴森恐怖的房子里，真会感到不寒而栗。好在我们一行5人，而且有“董超、薛霸”两位跟班。再说囚室外面上百的“反司”战友，来来去去，闹麻麻的人声，可以壮胆。没被盖，就拖来草垫——别看这脏烂的谷草扎成的东西，挂在壁上虽不成画，盖在身上还保暖。门一关严，里面相当暖和，空间高，又不闷气。只是未见到天主像。大白天不开门，里面是漆黑世界。
日出日落，一概不知。蓬头垢面，想像得出来。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天，突然厚重的大门开了。
“电建那几个，你们单位来人了，出来！”
过了一会，他们进来，抓住我的手不放，此时此刻，相对无言。不用说他们已是“刑满”释放，被单位取保领走。死里得生，别情依依，心潮滚滚，默默无言。握住他们的手，暗暗祝福：素不相识之人，难中结识，庆幸他们早日回家。
偌大黑世界，只剩下我一人。静静思考他们还想在我身上捞点什么？简直一场滑稽闹剧！
约莫又隔了一天多，厚厚的门又开了：“徐勍，出来！”
外面原是过厅，放有桌子，看样儿像作临时饭厅。一人坐在桌沿上，双脚吊起。这家伙正是在山上问我想不想去见“王”的那个人。今天所不同的是没带手枪，只拿个本子，跟班些侍立在他左右。
“徐勍，你曾经在邻水剧团干过，应当对邻水有感情。今天明侃：你到底愿不愿与我们合作？”
“我说话算话，山上对你们讲的，绝不自食其言，只要能为你们尽力，丝毫不会推辞。”
“那好，现在你就来个竹筒倒豆子，把来复胜的一切计划、预谋，全部端出来！”
“无非故地重游，想看看大洪湖的风光，给单位同志买条猪回去杀。”
不等我的话说完，这家伙一蹦就跳下地，本子往桌上一挞：“你简直是官山坡 卖布——鬼扯！老子们实话实说，现在军分区通知我们，立马把你交出去。不然，即日起停发我们千多人的‘一二五’了！”
“真有这样的事？走！我陪你们一起去，找军分区的人说理力争。”
“爬哟！人家就是要我们交人，你还去力争？”
“不能为我个人小事，影响大家生活！”
“你不要跟我们演戏了。我懂！你若非重要人物，军分区不会这样给我们施加压力。不多心，我们现在一千多人的吃用，就要在你身上取土。”
“实在不行，我陪你们上成都，到省革委去为你们作证，该好？”
“你？好生想想，现在我们就谈到这里。不管军分区怎样施压，你不说个清楚，把阴谋交待不出来，我们是决不放过你的！”
事情很明显，我的被抓，情况已通了天，达县军分区出面向他们要人，估计是我们单位的同志开展营救活动。很可能单位同志已经都到了达县了。难办的是这批“傻儿”，硬要拉着我为他们抢劫复胜场垫背。目前将我暗中囚禁，便于与达县军分区讨价还价，我该怎么办？
黑屋沉沉，思绪万千。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啥叫“宁静致远”。
又是一个下午，厚重高大的黑漆门开了。
“徐勍，出来！”
还是那个“赖世猴”式的人物，身边依旧带有跟班。他还是吊起脚坐在桌沿上：
“今天，你谈谈你们单位的组织，叫个啥名称？”
“现在我们单位两派已经倒旗，实现了联合。”
“是嘛，我问原来叫啥战斗组织？”
“‘八一五’叫‘轻骑兵’，反到底叫‘今胜昔’。”
“‘今胜昔’的头头叫啥名字？”
“我不清楚，这是他们内部事务。”
“我问他们勤务员名字？”
“徐朝忠。后来又像是黄邦忠……”
见他拿着笔在手掌上写，估计是记名字。
他一问单位情况，我马上意识到单位的人来了，而且很可能是用“反到底”的名义来。我明知黄邦忠不是头头，而故意说出他的名字，是因为黄1967年2月到过达县，又喜欢凑热闹。单位若派人来，肯定少不了他。
“赖世猴”向两跟班递了个得意的眼神，因而我断定说的名字和他接洽的相符。
“好嘛，暂时就问这些。你还是去想想，如何交待清楚问题。”
大约在半个多小时以后，厚重的木门又再次打开、恶凶凶地叫我出去。一看阵势，不禁心里咚咚直跳。起码有十几个提枪的，个个怒目横眉，活像要送我去见“天主”的样子。
“赖世猴”一声令下，几爷子七手八脚，又动手垮 我的上衣。老规矩，把头蒙了个严严实实。我心想：在城里杀人怕还是不敢，莫非又要转移关押地点？
这伙人把我抓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只觉走了十来分钟，就解除了我的面罩。我面前深深的一条巷道，两边有房门关闭着，像是原来什么机关单位的办公地。通道最尽头是一道门。当我还没走拢，门里出来个人，出乎我意料之外！
谁？恰恰是我认为不该来的来了：谭柏树从里屋一步跨出来，他用十分诡秘的目光射我一眼，说话带有讥讽的意味：
“想不到我徐朝忠来了吧？”
我完全理解他是怕我“漏簧”，先给我暗示：他现在是“反到底”头头徐朝忠。这多余的表演，反引起我为他担心。他是货真价实的“八一五”头头，是“反到底”最忌恨的“伪革联”常委！如果对方这些“土包子”们知道了，或者被认识的人“点水”，反而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我表面上装起不理睬他，似仇人相见一般，实际心里悬吊吊的，手中捏了把冷汗。
后来才知道，谭之所以敢冒充“反到底”头头来达县，是离渝之前作了充分准备的。既有官方——重庆警备区开的介绍信，到达县军分区报了到，又有两大派头头写的“公函”。官民结合，双管齐下。
在达县“工代会”的建议下，将我交给“重庆战友”，答应搞出材料，仍然“功归邻反司”。这样他们才把我移交给谭，立马送达县地区“武斗王牌”——铁山林场知青在城内的住地。名义上仍是为继续“审问”而押去关起。
50天的蒙难记，经过里应外合的周折，眼看要结束了，不料又异峰突起，险情再生……
达县铁山战斗团是名满达县的“武斗之花”。总部设在闹市区的一家国营大旅馆。几个陌生面孔的小伙子，和黄邦忠一齐把我领上三楼，进入一间客房。室内非常零乱：变色的被盖在床上乱成一砣，桌子上酒瓶瓶花生壳。满地都是烟锅巴，挂毛巾的绳子上，汗背心、破袜子、衣服红白相间，“万国旗”扯满了。
这时，只见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端着一盆热腾腾的洗脸水进来，黄邦忠很客气地叫他放在靠墙边凳凳上，顺手在绳绳上扯根毛巾：“徐勍，你洗帕脸，好好休息。现在一切都没事了，谭柏树到军分区汇报去了。这里你放心，他们都是重庆知青，达县最打得的战斗团，哪个都怕他们。这位小席，他父亲是我们一个系统，新华书店发行所的老驾驶员席师傅。你莫看小席人小，他开战车得行得很。”
一边洗脸，一边听黄邦忠讲。同时也仔细打量了这位小席：个头不高，人很精干。倒了洗脸水，他同我聊天。
“你就是徐勍？哎呀！我们老汉最喜欢听你说书。嘿，你一个那么出名的人，啷个遭邻水那些‘土包子’捉住‘医倒 ’了哇？不是吹的话，他那些‘土啄棒’，全是‘土杂皮’，喊他站倒不敢坐倒。想不到居然把你捉住了。”
听得我一阵苦笑，摇摇头，无言以答。
黄邦忠又递来一支烟，说道：“你们先吹着，等我去看看安排的是几号房间。”
“小席，你也是知青？”
“不！我是来达县伙起耍的。林场这批弟兄伙讲义气，打仗又亡命，帮你的忙绝对没话说。你在达县这块地盘上，只要提到铁山林场，没得哪个敢动你一根毫毛！”
“你也参加过武斗？”
“正南其北的仗没有打过，我就是喜欢开车。人小，坐起开不行，我站起都敢开。我爸爸是几十年的老司机，我从小跟着他，看也看会了嘛！”
正谈话间，门外突然进来一年青小伙子，神色慌张：“席庆生 ，他们那个老黄呢？”
“出啥事了？”
“楼下来了一大群‘邻反司’的人，说他们被‘右倾’头头出卖了，要把徐勍弄回去。”
“敢！走，我们先到楼下看看。老徐，放心，没得事。几个不懂事的‘土杂皮’，教训他一顿就好了。”
他的话说得轻巧，动作也十分敏捷，拉着来人，如风似火下楼去了。一会儿，黄邦忠铁青着脸进来。他告诉我，情况突变。邻水“反到底”有部份人押起他们的头头来要人。谭柏树已给军分区打了电话，部队代表马上就来了。又听小席在各房间喊人集合。
“把机枪架在楼梯口，看哪个敢往上冲！”
风云突变，立马要兵戎相见。
铁山战团住地外面，一群“邻反司”的乌合之众，堵着大门狂吼，形势十分吓人。被激怒了的铁山战团的“勇士”，纷纷聚集在二楼门口。个个横眉竖目，咬牙切齿。
“妈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造你我弟兄的反！今天，老子倒要看看哪个敢冲进来？我们都是把脑壳别在裤腰上的角色。各个房间的，统统把灯灭了！机枪拖出来架到这里，战斗员各归各位。只要敢往里冲，叫他看看我们铁山的火色！”
“大家动作快点。惹毛了把这些‘土杂皮’撵出达县。这坝儿还有他们操的？”
在旅馆外面来来去去的人中，也有些提着手榴弹。不过他们还是知道铁山的家伙硬扎，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吼声连天。剑拨弩张的局面，令我心焦万分。如果发生了流血冲突，是因我而起，不管怎样，难担罪责。好在军分区代表及时赶到，立马召集当事各方，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办法。事态暂时得到控制。“邻反司”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依然站在门外街上不走。他们监视着这地方，特别注视我住的三楼上的动静。我在楼上心如汤煮。万一谈判破裂，“邻反司”的亡命徒们，势必要冲上楼来抓人。铁山战团，为不失“体面”，也必定要大打出手。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不知要死伤多少人！怎么办？
“胆大骑龙骑虎，胆小只能骑抱鸡母。”诸葛亮万般无奈，出人意料地使用“空城计”，终于化险为夷。我何不趁此天要黑不黑之际，化装出走。我离开此地，“邻反司”实在要搜，让他来搜。抓不着人，不了了之。铁山战团也可以采取措施，撤离一下。避免了流血事件，岂不皆大欢喜？
我拿定主意后，托小席找来军便服、帽子，改扮成一个“红卫兵”的样儿。黄邦忠忙忙去落实了转移的地方，但是怎么出去？
“小席，你如果现在出去，他们敢不敢挡你？”
“量他不敢，挡我？老子非捶他不可！”
“那好。只要不挡你，你先出去等我，当见我走出来以后，你立马靠上来，到什么地方安全，我跟你走就行了。”
我同时告诉黄邦忠，待我走出以后，立马告知谭柏树和铁山的朋友们，大家上街去耍。空出旅馆，让他几爷子“抱鸡婆刨糠壳——搞场空事”幺台 。我边说边将帽沿齐眉拉下，遮了半个脸。小席陪我来到二楼楼梯口。他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对直冲向门外。我一副悠闲样子，面向楼内，背朝门外，停立楼梯口，有意让门外的人看见。同时，也听他几爷子大声武气谈：“徐勍，就住在这三楼上的。看他们谈判啷个说。不行的话，冲上去把他龟儿抓回来。”
当他们沸沸扬扬，吵吵嚷嚷，又说又比之时，我突然转身，步子不紧不慢，对直朝几个说得起劲的人走去。他们说他们的话，我走我的路，互不干涉。徐勍从他们眼皮下走过，几爷子丝毫没发觉。
小席见我安然走到街心，主动靠上来了。我二人肩并肩，膀靠膀，对直朝安全转移的地方走去，一场刀兵相争，就这样化为乌有。
铁山林场这批小老乡——重庆知青，为营救我真出了大力。惜乎，别后除小席还见过几面，其余的人连谢我都没说一声。十分抱歉，谨此一笔，致谢铁山为我办了好事，情寄云天终身感激。
为避免再出意外。热心的小老乡们，天不见亮就武装封锁了去车站的道路，保证我们一行三人顺利平安离开达县。
谭柏树此行，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与能力，安排周密，计划得当。车到赵家区，大竹县人武部的专车，已候接多时……
我的50天蒙难终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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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朗钧、朱克俭谈“十五区县委员会”

朗钧来信：
读86期《昨天》上朱克俭的回忆，其中提到文革中北京中学生四三派的“十五区县委员会”。我记忆中似乎是叫“十八区县委员会”，因为北京有十八区县。其实中学四三派组织既没有覆盖十八区县，也没有覆盖十五区县。这样起名只是为了对抗“中学红代会”。四三派主要分布在北京的东城、西城、海淀。崇文和宣武已经是弱分布了，远郊县基本上是零分布。

朱克俭回复：
四三派的组织，在建校成立时，就叫十五区县，后来其他郊区县也要求参加，扩充为十八区县，但依然沿用十五区县的名称，公章也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