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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八十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3月 30, 2017 8: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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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八十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2月28日第86期


本期目录

热点研究
郭 建 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

简讯
执 之 《以史为鉴论文革》研讨会记略

生逢乱世
朱克俭 从《前进报》到《中学红卫兵报》——北京101中学纪事
孙正荃 1977:我成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

史林一叶
舒 声 从北大校文革组成人员的变迁看聂元梓的倒行逆施
樊能廷 检视北大文革3•29、4•26武斗

书海泛舟
何 蜀 史料、结论与历史真相
——读《狂澜与潜流》第一章第三节“派性武斗中的性暴力”

附录 《狂澜与潜流》全书章节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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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

郭 建

《昨天》编者按:本文曾以《“造反派情结”的缘起、延伸及影响》为题首发于《思想》季刊第32期。本刊发表的是作者做过部分修改、补充的新稿。
作者简介:郭建,现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校区英文教授。研究着重于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六十年代世界思想史、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及中国现代史。著作及合作包括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及《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还是杨继绳的《墓碑》、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及谭合成的《血的神话》三部书的英文版合作译者。(右图:作者近照。)

在多年的文革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始终令我感动,那就是:从事文革研究的中国学者大部分都不是在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受过专门训练,将史学研究当作职业的专家,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一般都另有所在,从世俗的职业观来说,文革研究不过是他们的业余项目。但是从人对意义的追求这个角度看,文革研究却是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并自觉不自觉地被他们视为一种使命。英文的表达可能更清楚一些:前者是job或profession,后者是vocation或calling;前者是谋生的手段,后者是人生的召唤或天职。
这些“业余”文革专家多半都是在青年时代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那些年的经历如此刻骨铭心,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为了让自己搞清楚当年灾难的真相和前因后果,也为了抗拒人为的历史遗忘,挽救国人的集体记忆,以便后人仍能以史为鉴,不会重蹈覆辙,这些学者在他们专业之外的文革研究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们大部分都是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都曾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义愤填膺,为某种理想而热血沸腾,后来却为自己上当受骗而懊悔,也在幻灭中开始独立思考。
直接参与、投身文革的经历是他们研究文革得天独厚的条件,读他们的著作常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真切、地道、在行,以至于阅读有关文革的著作,读者经常可以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的年龄。但是,个人感情的沉迷有时会影响对他人境遇和全局经验的理性思考和判断,深深的卷入也往往会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产生观察上的局限,所谓“造反派情结”就是我在不少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隐约感到的一种局限。作者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同道和朋友,我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和智慧,但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将免于说项,专注于提问和批评。

造反派情结与“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

的确如徐友渔所说,文革中有过“形形色色的造反”,“造反”这个词在文革语境中有多种含义。 我这里所说的造反派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在1966年10月(以《红旗》13期社论及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明显标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兴起并壮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红卫兵)。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造反的具体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我这里所指的造反是文革中的第二次造反。第一次造反,以毛泽东“造反有理”语录(1939)的重新发表(1966年6月5日)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起点,并没有按照毛所设想的方向发展。在第一次造反浪潮中,后来被称为“老兵”的“红五类”红卫兵打着造反的旗号在学校里批斗校领导,迫害老师,到社会上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残害那些在政治上被划入另类的无辜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在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于8月9日发表以后,红卫兵也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此文件明确界定的文革主要打击对象,即“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1966年秋天兴起的造反运动实际上是文革的第二次启动。这一次造反派确实听命于领袖,把矛头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很快被称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老红卫兵已经落伍,趋向保守,其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已经因为父母被清洗而怨恨文革,准备成立挑战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而此时的造反派组织则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很多在第一次造反中被老红卫兵和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和老师。1967年上海造反派发动“一月革命”,奉旨夺权,此后曾出现过一段老干部抵制文革的“逆流”(当时称“二月逆流”),其间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受到打击甚至镇压。但由于毛和中央文革派的支持,他们多半东山再起,最后作为包括军代表和老干部在内的“三结合”权力机构的一部分进入文革新建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研究文革,研究造反派,造反的正义性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文革期间,毛泽东支持、利用造反派打击政敌,冲击国家各层权力机构,然后,以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为标志,开始抛弃、放逐甚至镇压(如1968年“七·三布告”前后在广西)造反派。周恩来不喜欢造反派,曾以乱军和破坏外交的罪名削弱造反派的后台力量(使已经开始对造反派不听话感到烦恼的毛泽东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逐出中央文革小组,送进秦城监狱),并借“清查五·一六”打击造反派领袖人物。文革以后,造反被否定。在清查“帮派体系成员、骨干”和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的运动中造反派头头及其激进成员被整肃,官方媒体称他们为“四人帮”马前卒、打手、社会基础,常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之类尚未脱离文革语境的丑化描述。文革后民间的文革研究在对造反派的评价上多半以较为客观的描述挑战官方结论,如在香港出版的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和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官方史学针锋相对、更具当事人主观色彩、从正面肯定造反的文章和专著,这样的主张中,“人民文革”或“两个文革”的说法似乎最有影响。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王希哲。1974年在赵紫阳主政的广州曾出现过一篇借批林彪而质疑文革、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王希哲是三位作者之一。王在七十年代末就说过,实际上有两个文革: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个“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 此后,郑义推出群众利用毛的号召而“趁机造反”的看法,“两个文革”的内容于是更为具体化:“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 刘国凯在文革期间对这个问题就有所意识,起初他称其为文革的“两条线索”,后来便更明确地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而与此相对的官方文革,其“施行者是共产党的整个国家机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党内异己势力均属其中。这个机器的延伸物——保守派(这是个历史名词。更贴切的称谓应是保党派、保权派、保既定统治秩序派) 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众组织。”
“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徐贲认为:“人民文革”夸大了极权统治下个人反抗意识的自觉性,并将文革中的某些“杂异因素”等同于抹杀杂异的“人民”。徐贲在《群众和“人民文革”》一文中写道:“文革中确实存在多种个人动机因素,这些因素中也确实有许多与冠冕堂皇的文革话语不相一致,如对上级领导的怨恨,对不公待遇的宿怨,个人泄私愤,乘机报复,以至发泄对共产党或政府的不满,等等。但所有这些怨愤的发泄对象都是极为局部的,根本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相互联系为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运动’或‘革命’。将那些局部的怨恨、报复和发泄上升为‘人民文革’是不妥当的。”其结果是,“就在破坏那个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话的同时,‘人民文革’不知不觉地又制造出另一个一元的另类文革的神话。”
我同意徐贲的看法,当年的造反派都是奉旨造反,在领袖的号令之下斗争所谓“走资派”,被领袖所“运动”,并没有诸如“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之类的意识。当时的极权主义的统治和渗透已经达到极致,很难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更不用说自觉的社会运动了。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趁机”为自己争取权利、并几乎成为群众运动的事件,就是1966年冬天很多临时工、合同工组织起来要求转正的活动。但这一活动很快就作为“经济主义黑风”的一种表现被压制下去了。
我还觉得“人民文革”论的提出实际上正是 “造反派情结”的反映。提出“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论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当年的造反派。他们当年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奋斗,在发现自己被欺骗、理想幻灭之后,他们仍然愿意在过去的黑暗中找出一些亮点,不愿意完全否定造反年代的自己。再说,人的记忆并不可靠,不自觉的选择性是常规,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更是如此,甚至连痛苦的记忆都有可能蒙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此乃人之常情,在心理学上也有解释,但未必有利于我们记忆文革,反思文革。
而且,“人民文革”论并没有摆脱文革派性思维:按照刘国凯的说法推论,造反派是人民,而同样是群众组织的“保守派”就不是。
郑义在《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一文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官方学者很愿意把文革描写成一场大疯狂,但这是经不起讨论的。我们很难想象,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人民在一瞬之间患了集体疯狂。” 为什么很难想象?想象上亿人的集体疯狂,而且想象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这的确很不容易。但事实又的确如此,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当理想与某种从一个观念推导出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得以实施的时候,“人民”就可能集体疯狂(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专节讨论)。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世界一流文化教育水平、而且原本有多党民主体制的德国发生了,在六十年代经过十七年一党制政治洗礼的中国也发生了。从理性的角度看,当年卷入文革狂潮的中国人确实不可理喻,确实疯了。我觉得,敢于想象并承认这一点比回避或否认它更有利于我们反思文革。

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及其在当下的涵义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造反派情结还显示在一些当年的造反派与毛泽东以及被毛打击的老干部(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微妙关系上,这个老干部群体在如今造反派学者的研究著作中一般被指称为官僚集团或旧政府官僚。尽管在意识层面,在理性层面,毛对文革灾难应负主要责任这一结论如今在造反派学者中已是共识,但由于在文革造反时期,他们全心赞同过毛的激进理念,而且毛使他们相信那些“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老干部是共同敌人,后者支持“红五类”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压制甚至迫害他们,是毛决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解放”了他们(于是,造反派与老干部从此不共戴天,而毛则成了他们的恩人。“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两句歌词当年的确使很多人落泪);再说,文革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阵营确实不喜欢造反派,有机会就会打击他们;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一阵营在诸如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清除权力机构中的造反派,有的还被处分,甚至判刑;同时,文革后的官方史学和官方媒体也的确将造反派这个群体概念化,脸谱化,甚至丑化,以至于在如今的主流媒体和大众意识中,文革灾难的产生就是因为上有“四人帮”,下有造反派。由于这些观念上的错综关联和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很多当年的造反派仍然把老干部阵营当作真正的对立面和迫害者,而对未能得以推行其文革理念的毛泽东本人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旧情”(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才更是非理性的情结)。廖亦武在讲他自己的狱中经历时,曾提到一位同室的前造反派头头,此人很可能是在清查“三种人”的时候被判刑的,他认为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一看到有关邓小平的文字就痛骂不止,用最下流的语言做旁批。 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虽然被毛训斥、抛弃,却仍对领袖感激涕零。这种情况都同造反派情结有关。
对于造反派在理念上和实践中与毛泽东的关系,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有颇为细密的专章讨论。他描述了毛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或云“造反精神”)和“纯粹无产阶级化”的社会理想(或云“乌托邦”),认为文革就是以前者推行后者的具体实践。而“年轻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和“下层民众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级歧视的冲动”(尤其是文革初期在血统论影响下学生遭到的歧视和迫害。毛说,那是与他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便构成了文革中“民间造反行动与毛泽东政治行为之间的两大契合点。”
周伦佐以上的分析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他还说,造反派当年的确认同毛的社会理想。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在理念层面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周伦佐提到了,但没有深入讨论。他写道:“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仍然忧心忡忡地再三告诫‘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未消除,联想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人民日报》4月18日那篇名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将邓小平比喻为‘匈牙利事件’中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之事,我们不禁要追问:在‘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虚假言词背后,毛泽东真正要防止的究竟是什么?答案非常明确:毛泽东所要防止的,正是1979年后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
其实这是一个最为明显、最值得造反派反思的问题。我说最为明显,是因为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文革的主要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他们的权,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文革前中共领导人中并没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治国理念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确有分歧。在“三面红旗”政策造成大饥荒悲剧之后,处于中央领导核心第一线的刘少奇等人为恢复农村经济曾推行诸如“三自一包”的宽松政策,也许毛已经在其中看出资本主义的端倪;同时,毛也看到了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松动。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毛泽东当年担心的、预见的、并想用文革来阻止的事情发生了: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接受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腾飞,虽然没有出现自由资本主义,但毕竟出现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与此同时,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被抛弃,大约三千万被称为阶级敌人的政治贱民被解放,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应该承认这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多半是在文革中挨整的所谓“走资派”,他们既是文革造反的打击对象,又是文革后整肃造反派的老干部。
能否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恩怨,冷静地反思造反的正义性问题,这对于造反派来说,至今仍是一个挑战。在当今的很多研究著作中,对毛泽东的对立面的指称多半是含“官僚”一词的各种说法(如官僚集团、旧政府官僚、官僚阶层、官僚阶级、旧官僚等),“走资派”这个称呼已经很少用。我觉得这样说脱离了文革的语境,有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之嫌。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心理上的:说自己曾经反对“走资派”,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早已决定宁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不要“社会主义的草”了;但是,如果说自己当年反对官僚集团,这总不会错吧?至少不全错。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造反派学者受国外理论的影响,在东欧有米洛文·吉拉斯的《新阶级》,在西方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官僚体系的左派文化理论,一说反官僚,就像是和世界理论界接轨了。但问题是,这种说法等于把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文革派与官僚和官僚体系对立起来了,好像毛不是体制中人,好像文革真是要反对官僚统治,给民众以自由和民主权利,而不是先破后立,在打碎国家机器、整肃各层干部之后使领袖的一元化领导更为稳固、更为彻底。这种说法,如果不加详细解释,很容易像“新左派”那样无视中国官僚体系同西方民主社会官僚体制的本质差别。
关于“走资派”,我觉得西方学者常用的称谓更为中性、客观、准确,即中共领导层的务实派或温和派,与其相对的是以毛为首的激进派或文革派。研究文革,讨论造反的正义性,研究者势必要对这两派官僚加以比较,并在比较基础上得出以现实为基础的价值判断。文革派的激进、极端、偏颇的理想主义和非理性是导致“集体疯狂”、造成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而务实派则相对温和、现实、理性,没有这些人,国计民生都很难维持,甚至会出现红色高棉那样的极端局面。务实派中也有派别,刘少奇和邓小平与毛本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可以很“左”,很专断,但五十年代初刘少奇一度坚持相对温和的新民主主义,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以后推行宽松的农村政策;邓小平在文革后期抵制文革,搞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些举措都显示出他们理性、现实的一面。周恩来从来就不是毛派,但很早就知道中共事业成功的领导者非毛莫属,只是他虽然“党性”极强,力图紧跟毛,却总也跟不上。延安整风时(即刘少奇建议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的时候)周作为“经验宗派”之首被整肃。大跃进前夕还因为同邓子恢等人反冒进、减缓农业合作化速度被毛批评“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 文革动乱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教育、外交等各方面的局面主要靠周恩来和他手下的一批老干部维持。在能够自保的情况下,周还保护了很多人。林彪事件后,周提议反对极左;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周提议部分学生可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邓小平再次出山后,周全力支持邓的全面整顿。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动议和措施起码反映出一个比较正常、比较理性的人面对现实的态度和一个领导人对国事的慎思,与文革派的极端和非理性形成对照。在文革后期,中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点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已经把结束文革、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务实派代表人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身上,这种民意终于在1976年的3月末和4月初以民主运动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被文革派称作“天安门反革命动乱”的四五运动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抗议模式:以悼念的名义向权力示威。至此,文革虽未结束,却已经在大众的心里彻底破产,人们此时在务实派和文革派之间所作的历史的选择自然也就否定了文革造反的正义性。
然而,这个在1976年已经在全国基本达成共识的结论,如今正在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历史遗忘的挑战:近些年,由于主流话语似乎从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初所作的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退步,试图淡化甚至扭曲历史记忆,如今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或了解往往是空白或混乱,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了解就更少。其次,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以来,虽然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大量财富被政府官员、官商及其子女侵吞,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引起民愤。于是,在集体失忆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将文革年代的中国想象成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平民百姓可以造反,斗争贪官污吏。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越来越吸引人了:毛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预言“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还说这些人掌权会打毛的旗号,但人民不会答应,人民起来造反的时候也会打毛的旗号,云云。当下中国的发展似乎正在验证毛的预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见端倪的毛崇拜回潮也正因此蔓延,甚至泛滥。而卷入这股回潮的人很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徐友渔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这一现象,特别提到薄熙来主政时的重庆。当年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如今却一致拥护以唱红打黑召回文革幽灵而闻名的薄熙来。当年造反派的领袖人物尤其活跃,他们并没有认为当年奉旨造“走资派”的反有任何错误;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当下的现实越来越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就是有“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还整肃当年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头头,打击报复,秋后算帐……
显然,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向四十年前已经被民意否定的文革倒退的尴尬局面,与这个局面直接相关的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文革后吸收资本主义因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哪一个更好些?即便毛的预见被证实了,我们仍然可以反问:那又怎么样?资本主义的苗可以长成庄稼喂饱肚皮,社会主义的草却会饿死人,不是吗?当然,“资本主义”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在现实中它已经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代表毛泽东想象中的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在民主宪政体制之下推行市场经济,个人权利受到保障的福利社会,其中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尽管从文革结束至今,中国仍然实行一党制,但改革开放毕竟使中国摆脱了文革式极权统治,不再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治国纲领,解放了政治贱民,放弃了计划经济和造成大饥荒灾难的人民公社,接受了市场经济,向以西方民主制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迈出了一步。
面临向文革退步的危险,讨论文革造反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一个很切近的题目。研究造反派如何被整肃,如何被丑化,分析一党制的起源、沿革、现状,这些都是当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但面对眼下的历史遗忘和文革回潮,一方面有大众的仇官、仇富、怀念文革的情绪,一方面有知识界新左派对文革的重释和推崇,两者对文革的误读都建立在对造反正义性的曲解上。因此,有造反派背景的学者如果能超越造反派情结,敢于否定自己,反思造反年代的错误,这对国人认识文革,以史为鉴,免于重蹈覆辙,将会有更直接的帮助。

造反派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非正常死亡的高峰,正如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论证的那样,美国文革史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也支持这一论点:第一个死亡高潮出现于1966年夏天红卫兵自己命名的“红八月”或“破四旧”运动。 “红八月”始于8月上旬,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老师在8月5日遭女学生殴打,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革命师生队伍”,接受红卫兵袖章,并对献给他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以后,死亡人数,包括自杀人数陡增,仅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死于非命。这一段红卫兵的施虐在北京持续到9月上旬,在外地还要再长一些。
第二个死亡高峰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期间,三结合的革委会掌权时期。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时讲话,首次提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概念,清队作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应该是起始于1967年12月,其高潮期是1968年。这场运动没有正式的终结,因为后来它与1967年8月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1970年1月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混在一起了,一直到文革结束。现在文革史家谈及清队,一般都指1968年到1969年那一段时间,此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计。
清队是文革中最残酷的运动。王友琴通过访谈,对近千文革死难者个案进行了深入考察之后,得出结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 丁抒在研究大量地方县志的基础上对清队的罪恶得出基本上一致的结论:清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阶段。除了战争年代和一九六〇年毛泽东制造的大饥馑外,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就全国而言,‘清队’中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文革中任一阶段。” 可见,清队运动乃文革最惨烈、最无人道的阶段。
尽管如此,除了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中的数百个案研究和丁抒的一篇长文以外,至今并没有以清队为重点的研究专著问世。同时,我还看到另一个现象:很多文革研究著作中提到清队时都说:虽然造反派代表和军代表、老干部代表一起进入三结合的革委会,但真正有权的是军人;造反派不但无权,而且军代表还和老干部一起借这个运动的机会迫害造反派。例如,周伦佐称这个时期为“军人掌权时期”,“从这时起直到‘文革’结束,北京及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发生的迫害知识分子事件和制造的冤、假、错案,主要责任人不再是造反红卫兵,而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周伦佐承认,在革委会中造反派代表的比重并不小: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常委以上成员名单显示,群众代表约占百分之四十一;四川西昌地区(周所在地)革委会中造反派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但是,周伦佐说,造反派代表很少能成为有决策权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主任一般也由军代表担任。 据此,周伦佐开脱了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责任,并将造反派与“红八月”中的施暴者加以比较,认为“红卫兵运动中只有保守派残酷迫害弱势人群,造反派冲击的却主要是官僚阶层”。
在对文革造反的性质的判断上,陈益南与周伦佐的说法类似,即民众反抗官僚。 但他对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角色的讨论却更接近现实情况:各级革委会刚刚成立时,正在执行“支左”任务的军人的确权力很大,所以,革委会主任多半是军代表;在这个初始阶段,老干部代表由于刚刚挨过批斗,心有余悸,处于弱势;造反派群众组织人多势众,那时还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所以在临时权力机构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多数单位,这种格局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才开始被打破:九大以后,处于瘫痪状态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老干部的势力渐强,造反派被逐渐挤出权力机构(上海除外),有些造反派领袖在持续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整肃,造反派短暂的掌权阶段也就随之结束。陈益南的结论是:“‘造反派’掌有权力之时负有历史责任的主要事情,大概只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间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我同意陈益南的这个结论:造反派手中有权的阶段虽然不长,但恰好包括清队高潮期,所以对清队应负相当的责任。当然,由于各地各单位文革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方造反派的某一派占压倒优势,清队的开展就不会像1968年夏天出现“百日大武斗”的清华大学那样受影响,而像北大、清华这样派性纠纷激烈的单位,清队运动的高潮就会来得晚一些,在毛泽东接见五大红卫兵领袖、工/军宣队进校之后。但如果说北大和清华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和蒯大富就因此对清队没有责任,恐怕也不符合事实。例如,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记载1967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那正好是在江青讲话三天之后,应当是清队的开端;季羡林和很多北大同事在1968年6月18日被批斗,那也正是在清队期间。
在我父亲任教的北京农业大学,没有能同造反派组织“农大东方红”竞争的对立面,所以清队期间一直是造反派掌权,“东方红”头头冯兴旺从1967年到1970年一直任农大革委会主任(文革后编的农大校史称他为校长)。因为没有武斗的干扰,农大的清队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高潮是1968年春末夏初。清队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有16人,4、5月间自杀的人最多。我家第二次被抄(第一次是1966年的“红八月”期间),我父亲被带走隔离审查,是在1968年4月12日深夜。冯兴旺执政期间,农大革委会里自然也有军代表和老干部,也许军代表比冯兴旺这个学生权力更大。但是,清队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即“专案组”成员,包括来抄家的人、审讯逼供的人、参加外调的人,都是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所以,即便革委会的大权握在军代表手中,军代表是外来人,对学校或企业事业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而且人数很少,不可能参与很多具体的专案工作,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做的。在我母亲任教的农大附中,情况也如此。据我了解,北京大部分的学校也是这样。所以,即便造反派没有多少权力,对清队运动他们仍然难辞其咎。
在近期的一些造反派文革研究著作中,与回避清队责任的倾向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一方面批评官方史学和官方宣传过分强调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难,一方面着重描述造反派如何受迫害,甚至把造反派说成是文革中受迫害最重的群体。例如,秦晖说:“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
秦晖描述的造反派被“剿灭”的情况具体是指1968年中央关于广西武斗的“七·三布告”发布前后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广西省军区部队和相对保守的群众组织“联指”对造反派组织“四·二二”施行的血腥镇压,甚至导致多起吃人事件,有八万多人死于非命。秦晖的结论依据大量的八十年代“处遗”档案资料,属实。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广西文革期间的情况比较特殊(韦国清也是同等位置干部中唯一的不倒翁),秦晖关于造反派被“剿灭”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也不是造反派的亡灵。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的群体并不是造反派,而是那些既不是造反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当权派,什么派都不是,而且什么派(包括造反派)都想躲开他们的政治贱民,即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和家属,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一样。在清队运动中,他们也是受迫害的最大群体,而且从1946年黑龙江元宝村土改开始,这个群体就一直是最软弱、最受欺凌、最被人不当作人、最没有话语权和代言人的群体。其实,在秦晖提到的广西惨案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个群体中的人,更不用说完全以这个群体为打击对象的“红八月”北京昌平惨案、大兴惨案和1967年夏季湖南“乱杀风”和道县惨案了。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是关于道县惨案的专题报道和研究,其中有一个场面很形象地显示了当时各个“人群”的自我认同、社会角色和相互关系:在47军6950部队刚进入道县制止“乱杀风”时,一些“黑五类”政治贱民为躲避屠杀从“保守派”群众组织“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控制的道县农村逃进县城,向以道县二中为指挥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革联”(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求救。这个事件的背景是:“红联”与“革联”两派都自称革命造反派,互相称对方为“红老保”和“革匪”,为夺权而武斗不止。“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占据县城;“红联”则占据周围的农村,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此时突然有谣传“黑五类”要造反,还有造反纲领,于是“红联”与地方武装部和基干民兵合作掀起杀人风,并成立了很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作为裁决机构。在道县有4519人被杀害(包括道县在内的零陵专区死亡人数高达9093),只有少数“黑五类分子”侥幸逃入县城。但造反派“革联”将这些可怜的人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愿被人指责“同情阶级敌人”。所以,“黑五类”在县城的处境依然困难:农村有“保守派”的围剿,城市有“造反派”闭门羹,自己只好在街上搭些简陋的棚子避风雨,可又没有吃的。好在军队还做了些好事:救济难民一点粮食或护送他们乘公共长途车逃出道县(军人随车,以保证愿意外逃的难民在沿路的关卡上不被屠杀或者劫持)。 军人是否真同情这些难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军人是在执行命令。6950部队听命于47军军部,47军是野战军,直接听命于北京,而北京的领导人恰恰又是把这个人群打入另类的决策者,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哪有这些可怜人的出路呢?


同床异梦:造反派、新左派与西方“文革毛主义”理论家
兼及其他外来理论资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造反的年代,在中国有造反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有。当时在西方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体制、反文化运动,力争民权(种族平等)、女权、性自由、个性解放,以及同性恋者权利。国家机器、官僚体制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造反有理和大众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但西方国家的群众造反与中国的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造反是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的自发行为,而中国的造反是在极权统治下奉旨听令的,被“运动”的;前者抨击的目标是自己社会的体制和文化,而后者的既定目标是强化自己的极权体制,或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外界对中国了解甚少,也由于以1968年5月巴黎学潮为标志的西方文革比中国文革爆发晚了两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世界范围内成了造反的样板。在西方左翼阵营中的激进派看来,苏联因推行官僚政治、精英政治,已经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以发动群众清除政权内部资本主义因素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则标志着世界革命的新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文革造反精神正与自己内心积郁已久的叛逆感和理想主义共鸣,他们在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传闻中得到了灵感、启示和动力。当时许多国家都有学生造反,成立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占领校园,串联社会。各种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畅销一时,不少学生都以“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自诩。
此时也正是西方后现代各路左翼文化批评理论的形成期,某些理论家的思想明显受到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影响,并成为毛式文革的拥护者和辩护士。例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在文革真相已经广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仍以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说“新中国未完成的社会实验……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在那里,“人作为集体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新的把握”,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客体世界”。 杰姆逊对毛泽东未将自己亲手发动的“群众运动”进行到底颇感惋惜。尽管如此,毛的文革理论仍旧是六十年代“最丰富、最具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 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的文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革命不同,在中国文化没有变成商品,而是用作教育群众的手段,“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以对抗政权本身的官僚主义,建立一个理想的社群,所以,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德里克还说,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他竭力阻止革命成功后难免出现的“非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倾向,以“政治挂帅”对抗经济主义(即苏式“现代化”理论),以文化领域中的不断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的进程,防止在中国出现苏式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他把毛的晚期思想称作“文革毛主义”,并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新左派,与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师于这些左翼理论家的中国学者(如崔之元、刘康、张旭东)认同老师的看法,另一方面,国内的学者(如汪晖)受中译理论著作的启发并感到了共鸣。总之,新左派是借西方理论家的“慧眼”重新发现自己经历过的文革的。在九十年代初,人们对文革灾难还记忆犹新,为文革涂脂抹粉的话还不好直说,所以刘康只得或借用些西方文化批评的语汇在理论上兜圈子,讲什么“文化霸权”和“重建”,或以历史比较为名,把葛兰姆奇、阿尔图塞、福柯等人的主张与文革理论并提,搞出一套“谱系学”,以英雄所见略同来抬高文革和毛泽东的身价。 张旭东将1949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相对照,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民主社会”。据他的观察,“改革派官僚一直在密切注视和防范任何重提或挪用毛泽东有关大众民主和参与观念的企图”,同时,“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文革和大众民主的继续不断的批判以及他们对专家政治的默许更加强了官方的各种反民主措施。” 他还认为,西方文化霸权和全球化使中国失去了自我认同,而毛以文革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是重建自我认同的尝试,可惜目标过于高远,“高处不胜寒”,失败了。 崔之元吹捧文革最不着边际,称文革有诸多“合理因素”,并说“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有中国新左派领军人物之称的汪晖认为中国民间及官方否定文革是对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背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被他称作“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不再有六十年代的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政治。 习近平提出不能以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听到这一主张以后,汪晖好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把六十年一锅煮,煮出一套中共“自我纠错机制”。 可是他“沉痛悼念”戚本禹的花圈却好像在说,他仍旧心系文革。
与西方文革派和中国新左派相比,造反派并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全心全意地赞美文革。但在某些思路上和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判断上,造反派和新左派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例如,周伦佐就认为西方六、七十年代反体制、反官僚的造反学生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与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共鸣。“后现代主义与造反派看似有相同的解构冲动,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对象是艺术文本,造反派的解构对象是政治权力。”他还说:“曾在‘文革’中被毛泽东邀请到北京一同检阅造反大军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文革’中毛的非组织化异举和民众的反官僚行动,是存在主义的伟大实践。萨特目光所及,显然是毛与广大青年造反者共有的非制度化行为。” 萨特同毛一起检阅造反大军的消息是误传;让-保尔·萨特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的时间是1955年国庆节。但文革期间萨特的确瞩目中国,希望中国的造反成为巴黎学生的灵感。由于这个原因,他力排众议(包括《现代》杂志编辑部所有成员和他女友西蒙娜·波娃的意见),拒绝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刊登彭述之访谈录,因为这位旅居巴黎的中共元老在访谈中涉及文革真相。
萨特是老左派,他的视角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莫斯科变色了,而北京仍然是红色的,可以成为世界共产革命的延安),而我前面提到的杰姆逊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角度观察中国的,而且,他的观察中有很明显的造反派情结。我们不妨看一段杰姆逊对文革的评论:

在六十年代,人们一时都有一种同感,即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这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一个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此进程的形象描述最富于启示性。他喊道:“我国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一形像向人们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庄结构分崩离析后,在文化革命对这些结构所遗留的习惯作了快心的扫荡之后,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于诞生的景观。然而,原子的裂变,分子能量的释放,或“物质能指”(material signifiers)的解放,本来就可以是骇人的奇观;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在西方也是如此:六十年代伟大的剧变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恢复,使得各种国家机器压迫力量卷土重来。

这段文字来自杰姆逊的《六十年代阶段论》,是从英文直译的,有点蹩脚,让我复述一下,略加解释。杰姆逊是要说,毛泽东搞文革的本意是要发动群众扫荡旧文化,并摧毁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建立一个真正大众民主的社会,人们自由结合的公社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组织形式。但是,就在1967年1月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后台的上海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成立新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时候,毛被有“一月风暴”之称的群众造反吓住了,后悔了,所以决定派军队以“支持左派群众组织”为名参与文革,稳定秩序,成立有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即造反派)参加的“三结合”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毛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进而否定“公社”这个有大众民主意味、让人想起“巴黎公社”的名字。在杰姆逊看来,革委会成立是一个转折点,而且是逆转,标志着文革的夭折。
杰姆逊的这段评论有很多错误,最主要的是他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相信,毛发动文革的本意不是摧毁党的机构和官僚体制,还权于民,推行大民主;毛的本意是要借文革实现更高度的极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一元化领导)。但是,杰姆逊对文革发展的评估会得到很多造反派的赞同:很多造反派当年憧憬巴黎公社的模式,而且相信那真是毛泽东的理想,只不过旧官僚集团的抵制,一时实现不了(这是杨曦光的看法,我将在下一节讨论)。如今,也有很多造反派认为革委会的成立就是复辟旧政权,甚至是军人政权,因为革委会美其名曰“三结合”,实际上造反派成员徒有其名,没有实权,一切都得听军代表的。而且造反派很快就开始被整肃,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革委会成立之日就结束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与那时造反派的地位和境遇并不完全符合,有我上面讨论的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角色为例。总之,诸如杰姆逊的这种看法在造反派中间是有相当的市场的,“人民文革”论者甚至可以基本认同他的结论。徐贲说:“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还只是想从文革中分离出一些有积极反抗意义的部分来。在一些新左派那里,整个文革都被抽象成了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人民文革’。” 此话有理,道出了造反派情结和新左派文革论的不同与关联。
造反派和新左派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还在于他们对官僚主义或官僚体制的看法。在西方社会,官僚(bureaucrat)这个以桌子或桌布为字源的词是个很不好听的词。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官僚平庸无聊;在卡夫卡笔下,官僚体系是人类异化的荒诞现象。但是,现代社会的运作毕竟离不开由专职行政人员组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个悖论。然而,如前所述,既然民主制度下的行政机构/官员和极权体制下的行政机构/官员有本质的不同,将西方社会对自身官僚体系的批评嫁接到毛时代的中国,以“官僚集团”取代“走资派”应当也是可以商榷的,因为跨界使用“官僚”的概念实际上混淆了民主与极权的区别,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区别。
在对官僚阶层的认识上,中国学者还有一个比西方理论更切近的资源,那就是1963年翻译出版、内部发行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作者是很早就对苏式共产主义开始批判反思的南斯拉夫思想家米洛文·吉拉斯。杨继绳在文革史《天地翻覆》中引述了吉拉斯的著名结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杨继绳接着写道:“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毛认为实现这一乌托邦的障碍在于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发动文革,使“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杨继绳所说的毛与吉拉斯在基本立场上的分歧,我完全同意。但这段议论中有两点似乎与我讨论的造反派情结问题并非完全没有联系。首先,将毛的对立面称作官僚集团或官僚特权阶级值得商榷,因为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看,毛既是这个官僚集团的缔造者、领导者,又是最高特权的享用者,而且最后还要用经过文革式的清洗和整肃,使官僚体系更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次,吉拉斯说的“新阶级”是共产党政权产生的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自身的产物。吉拉斯特意将这个阶级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加以区分,所以才“新”,并说:“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 吉拉斯定义的这个阶级并不是毛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或走资派,而是包括毛本人在内的、以专政方式来统治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党内精英。所以,不如就按毛的说法,把毛的打击对象叫做“走资派”,放在引号内,更何况他们最后证明就是走资派。当然,我认为更为确当的称谓是中共党内与文革派或激进派相对的务实派或温和派。可是,今天如果真这样如实地说: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务实派),也的确挺尴尬的,不是吗?

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

在文革年代,也许大多数人都是怀着单纯的动机、真诚的意愿和理想主义的热忱参加造反的。这个理想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世界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那时有些理想青年甚至偷越南方边境,去参加东南亚国家的武装斗争,支援世界革命。连生命都愿意贡献,动机不可谓不纯,理想不可谓不高尚。在很多年以后,文革的灾难已经使多数人不再相信当年的理想,但是对理想主义的反思好像并没有开始,至少是远远不够。而且,也许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理想主义或理想情怀在一个物欲横流、信仰失落的当今中国社会反而更令人憧憬,这种憧憬还与怀旧并行。
我下面会讨论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讨论这个较为宽泛的题目之前,我想先复述一篇被许多造反派推崇的、文革理想主义的代表性的文字,即湖南造反派学生杨曦光(杨小凯)在1968年初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极左”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本是贬义词,是在批评诸如极端的文革思潮时用的。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就提议批判“极左”,实际上是为了抵制极端的文革政策,自然被毛否决。而杨曦光开宗明义,从正面接受这个词,说《中国向何处去》也是《“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他认为:“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这场革命要“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毛的确在不同的场合用过“公社”或“人民公社”这样的概念,比如,他说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但这个新社会的理想尚未实现,原因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或“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阻力太大,而周恩来就是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
杨曦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67年末、1968年初—--正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成立,而造反派群众组织内部的不同派别正在为争夺权力大打出手的时期(即“武斗”时期)。他认为,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毛的理想权力机构是实行群众专政的“公社”,而不是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三结合”组成的革委会。但是,“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的成立,在杨曦光看来,是毛向势力强大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暂时作出“退却”的步骤之一,是毛的策略。值得指出的是,杨曦光关于革委会中军人和“旧官僚”起主要作用,实际上是旧政权复辟的看法,仍然是当下很多造反派文革研究者的看法。
既然革委会的建立是旧政权复辟,是毛对资产阶级的暂时让步,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就远远没有结束。杨认为,“极左派”结束这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终途径是武装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要“武装左派”。杨曦光对1967年形势的分析是,一月造反派夺权受到挫折,二、三月更出现逆流(即毛泽东所指责的、周恩来手下的高层干部掀起的“二月逆流”和造反派学者指出的、在某些省份发生的“二月镇反”),造反派受到严重打击……但到了八月份,形势好转,不仅出现了造反派“抢枪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而且爆发了“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可惜,九、十月份形势再次逆转,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宽松的干部政策让走资派上台,中央下达九·五命令(禁止群众组织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已抢的武器必须限期归还)“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不过,杨曦光说,在这样的曲折反复中,人民也逐渐觉醒,成熟,“极左派”的新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云云)“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与此同时,江青11月12日(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重提批判17年(1949-1966)和50天(1966年夏天工作组时期)的问题,“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林彪10月24日(在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47军军长黎原时)的谈话中“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两个讲话“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杨曦光对江、林二人讲话的解读和评价多有不实之处,往往一厢情愿。但这同我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与我的问题有关的是,他对文革派江青和林彪的推崇与赞美和他对务实派周恩来的敌视与讽刺形成鲜明对照。
杨曦光还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很可能会“在一省或数省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而这个省他认为很可能就是他所在的湖南,那里最先进的组织就是他所在的“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他写道:林彪的“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原文如此】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以上是我对《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要点的尽量客观的复述。从今天的角度看,此文的论点很教条,很荒谬,但这并不是杨曦光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至于杨曦光,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马列主义理论背景,长于推理,以至于对毛泽东的思路有相当洞见的知识青年。我感到不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很多造反派文革学者对这篇脱胎于毛泽东文革理论模式的文章至今仍旧缺乏批判的思考,尽管杨本人早已放弃了当年的看法。2004年,早已更名为杨小凯的杨曦光辞世,悼念文章中仍有不少赞扬《中国向何处去》的文字。例如,刘国凯说:“杨曦光这是个充满着历史内涵的名字,它与那个时代青年社会变革者的心迹和磨难紧相联结。以这个名字署名的《中国向何处去》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最高结晶。……在多达八亿的人群中,在那个躁动而迷信的年代里,能石破天惊地指出‘红色资本家阶级’业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个,那就是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杨曦光。” 郑义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杨曦光关于文革基本矛盾和终极目的的那段话,并称赞说:“36年过去,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这一共产暴政下饱受践踏蹂躏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渴望,小凯表述得最尖锐最深刻。因此,这位青年思想家,这位英勇的代言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权势者们所谓‘彻底否定文革’,要掐灭的正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这种‘实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觉醒。36年过去,小凯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见其光辉。”
杨曦光的理想主义应当是单纯而真诚的,问题是,纯洁的动机和真诚的意愿在我们决定某个行为的好坏对错时是否有任何意义?(更何况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人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因其单纯和真诚,这样的理想主义,或任何其他的理想主义就一定有价值?
我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类似个人对未来所抱的美好愿望的那种理想,也不是与冷漠、犬儒相对,有志于改变现实、改善现实的那种崇高的理想情怀,而是可以成为某种“主义”的理想,或等同于某种意识形态、从某个所谓“科学”理念演绎出的人类发展蓝图。在西方语言中(以英文为例),理想(ideal)、观念(idea)、理想主义(idealism)和意识形态(ideology)同源:希腊文“看见”(idein),进而引申为意象、观念、柏拉图的理念、超验的概念、原型、完善的品格、理想等等。名词后缀 –ism 起的作用一般是将前面的具体概念抽象化,所以,理想(ideal)加主义(ism)在我所说的这个语境中的意思就是以某一理想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或信条,它本身是中性的,关键要看什么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这个词很接近意识形态。但由于人们习惯于将理想浪漫化,不把它与丑恶的东西连在一起,所以理想主义好像总是正面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却很不一样,多有贬义,也许是因为历史或使用习惯,也许和这个词的构成有关:这个词由“观念”(ideo-)和“逻辑”或“话语”(-logy)组成,其字面意思是从某一观念或某一套观念作出的逻辑推演。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即某种具体的理想主义。比如从公有制/共有制(common, commune, communization, communism)和阶级斗争(即马克思认定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primitive communism和科学共产主义社会scientific communism之间的漫长历史阶段中社会的基本冲突和发展模式)的概念演绎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从优生学/种族主义(eugenics, rac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的概念演绎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或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意识形态。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并没有明显区别,对于纳粹党人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理想,不是吗?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现象,在此之前,有传统的皇权统治(如中国)、封建贵族统治(如早些时候的欧洲)、种姓制度(如印度)、共和制度(如美国)等等。同样是专制,二十世纪之前的专制只控制人的行为,而二十世纪诸如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毛时代的中国、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这样的专政不仅控制人的行为,还控制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同领袖信仰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极权主义。在极权社会,理想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在毛时代的中国,能成为主义的理想,除了共产主义以外还能有别的吗?极权制度与以往的专制制度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思想意识形态控制。纳粹德国和苏联还需要秘密警察,而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如此彻底,毛泽东思想已经如此“深入人心”,形式上的秘密警察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已经内化: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秘密警察。
文革时代的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教化,多半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却很难想象纳粹德国的大部分民众也是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呢?共产主义者相信,消灭了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纳粹相信,消灭了所有劣等民族和残疾者以后,雅利安人也会实现人类的乌托邦;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有本质区别吗?共产党人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为人民服务,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云云;纳粹说人民就是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Volk,即“人民”或“大众”,是希特勒最常用的词之一,连第一辆大众牌汽车Volkswagen都是按希特勒画出的样子设计的,希特勒说这种车必须便宜、省油、能载五人之家,所以称它为“人民/大众的车”)。这两个“人民”都是以同化个性、排除异类为前提的。
但是历史已经显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了几千万生灵涂炭的灾难,因为这两种革命理想主义的“首要问题”都是辨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决不手软。这里的敌人和战场上的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战场上的敌人也是人,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把自己的敌人定义成为了实现其理想而必须消灭的异类或非人。于是有了用于敌人的诸如犹太猪、寄生虫、毒瘤、细菌、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之类非人化的指称。假设人对同类都有恻隐之心,对同类施暴被看作恶行。然而,一旦敌人被非人化,不再被视为同类,而且被认为是通向理想道路上的障碍,向他们施暴,甚至杀戮,就有了正义性,是革命行动,施暴者不会有任何顾虑。因此就会有像1938年冲锋队向犹太人施暴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966年红卫兵对所谓阶级敌人大打出手甚至杀害的“红八月”和以1968年为高潮,造成遍地“牛棚”、遍地冤狱的清队运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结果显示,这些受难者几乎全部是无辜的。在纳粹统治时期,欧洲有近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多半死于集中营。文革期间,有大约一百七十万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于非命(或被杀害,或被折磨死,或自杀;死于派性武斗的人占的比重并不大),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群众专政”,也就是杨曦光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取代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的理想权力机构,与“公社”同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德国的三十年代与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能够侥幸读到内部发行的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的人受到很大震动,从而开始反思中国的文革。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反人道的理想主义。了解了这两种思潮的具体内容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反人道的理想主义”并非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样的理想主义的确会让信仰者迷失人性,甚至失掉对生命的敏感。我想以《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个细节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作者在文章里推崇林彪的10·24讲话,在不同的地方提到过四次,想必是认真读过的。林彪讲话实际上是听47军军长黎原和省革筹小组成员汇报湖南局势时的插话,并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数位高层领导人在座。汇报的内容包括1967年夏末秋初的道县惨案,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九千多无辜百姓,多半是所谓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和子女,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惨遭屠杀,对此林彪和谢富治在听汇报时均有评论。在场的黎原是个关键人物:他是军人,否则林彪不会出现;他还是直接过问道县及零陵专区“乱杀风”的高级将领,“乱杀风”就是他派遣的47军6950部队去制止、平定的。况且,47军是野战军,在执行支左任务的时候,与保守的省军区及其下属的地方武装部相对,是相当同情造反派群众组织中较为激进的一派的。 尽管如此,杨曦光仍从他的极端理念和派性意识出发,将他认同的“极左派”造反派等同于“人民”,强调“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47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完全不考虑47军在稳定秩序,保护生命,制止“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之类“群众专政”残害生灵等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似乎道县惨案受害者的生命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在“人民”之外。
人命关天!也许二十世纪的历史给我们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我们曾被某种理想主义误导,为了某种貌似高尚的理想,我们可以去牺牲自己,也可以去杀害他人(因为他们被看作我们实现理想的障碍)。
从噩梦中醒来以后,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守住底线: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什么信仰、什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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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以史为鉴论文革》研讨会记略

执 之

2017年新年伊始,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以史为鉴论文革》研讨会在香港举行。应邀参会的都是多年从事文革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外学者。这是在文革爆发50年的2016年刚刚过去,在中国大陆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年”这一话题的大气候下,在“一国两制”的香港这块中国领土上召开的此类主题专门会议,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会议的缘起,是主办者计划编写一本向年轻读者讲文革的书,邀请了诸多学者按不同专题,从研究者或亲历者的角度,向折腾岁月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讲述文革故实,揭示历史真相,分析前因后果,以史为鉴,引发思考,以期文革那样的灾难不再重演。应约撰稿的学者们以此为契机,齐聚香港中大,交流研究成果、心得,并就进一步深化文革研究进行探讨,实为一次难得机会。
香江新春,风和日丽,恰值第十三届国际博士生《当代中国》研讨班开班,遂又有邀请该书作者向研讨班的年轻博士们报告各自文稿内容之举,促成了一次难得的交流盛会。报告会在香港中大祖尧堂举行,是日虽为星期天,容纳200余人的会堂却座无虚席。在会上发言的,有正在美国讲学、专程赶来的文革资深研究者徐友渔,来自中国大陆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上海文革史专家李逊、南京大学教授申晓云、独立学者周孜仁(另有杨继绳、谢泳、丁东、何蜀等有的请假有的受阻未能到会),有来自美国的华人学者宋永毅、丁抒、王复兴、陈意新等,还有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老外: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otter)、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et)等。他们以大量史料,就“文革是什么”“个人崇拜”“破四旧”“血统论”“内战和大屠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中的军队”及“农村学大寨”等多个侧面,生动还原50年前的历史现场,分析灾难原因,启发思考与反省。
其间,会场里发生的一个戏剧性插曲颇让人深思。在一次听众向演讲者提问环节,一位佩戴毛像章、自称“78岁”的老者,情绪激动地起身作离题宣讲,被主持者劝停后悻悻离场,在门口三呼口号:“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邓混蛋!”据说,该不请自来的老者为香港某研究会的会长。其言其行,正好印证了秦晖演讲中指出的“拥毛反邓”的文革认识误区。
联想到会议开始之前,会议组织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教授一句话,让人尤为感慨。她说,举办这次会议总觉有一种悲壮的感觉。再十年后,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想必都动不了了,国家势运如何,也不可知,到时还有可能开这样的会吗?而同行的更多朋友则信心满满,表示这次会议不是告别,恰恰相反,目前国内文革梦靥已经频频还魂,文革的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文革研究“还在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会议召开前夕,适逢3本关于文革的著作在港出版面世:杨继绳近90万字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宋永毅主编的论文集《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及冯客(Frank Dikotter)的《文化大革命》中译本。可惜杨继绳受阻未能到港赴会,缺了来自各地的学者与作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会议主办者为与会学者提供了周到的生活服务和极好的学习交流环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室经多年积累,资料已更为丰富,学者们一有闲暇(甚至晚上),都钻进去查阅、搜集资料。主持者还组织小型沙龙,就《全球化的困境和世界经济发展预测》等专题进行探讨,使整个学术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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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从《前进报》到《中学红卫兵报》
——北京101中学纪事

朱克俭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发表于《共识网》2013年9月13日。本刊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北京第101中学1968届(高一)四班学生。

一、什么是101中?

我的初中是在北京市第80中学学习的,这是朝阳区最拔尖的中学,文化大革命前这里不乏考入北大、清华的毕业学生。文化大革命后这里也出过几届北京市的高考状元,现在80中在北京市中学的影响已经不逊于101中了。
我们1962年考入80中时,学校就集中了优秀的教师与学生资源,成立了重点中的重点班,三年后,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已经被学校推荐保送进入本校的高中,为学校三年后的高考再冲刺。
而我的101中情缘却发生在中考前的几个月。1965年春,我代表学校参加朝阳区中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场地里,我参加的项目——男子初中组的铅球与跳远,均得了朝阳区第一名,于是代表朝阳区到先农坛体育场参加当年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朝阳区的地域来参加全北京市体育比赛。说实话,朝阳区的体育成绩与朝阳区的教育水平,在当时是很难与海淀、西城区相比较的,我自然也只是在先农坛体育场走走过程,成绩名落孙山。但正是这次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使我认识了101中。在先农坛体育场播报运动成绩的扩音器中,广播员铿锵的声音回荡在运动场上空,从初中组到高中组,一个又一个项目,取得名次的学校名单里,反复是“101中”、“101中”……播音员的声音冲击着我的心怀;同时看台上101中排山倒海式的拉拉队的呼喊声, 更撞击着自己年轻的心灵。
什么是101中?我虽然身在北京,却浑然不知。当时在80中,也知道一点朝阳区与海淀区的教育差距,但是我自己只知道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虽然在初三时也曾动过想法,以后报考这些附中,但是在80中老师的劝导下,总感到教育水平、学习成绩的差距,不能成为我离开初中母校的理由,何况80中也曾有过优良的文化知识教育传统,也出过一批拔尖的优秀毕业生。但这次,我面对101中,面对体育的竞争力,面对集体主义的感召力,一种精神使我动摇了。在先农坛的人声鼎沸中,一个声音在召唤自己:一定要报考101中。但是什么是101中?101中在哪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二、报考101中

说起报考101中,第一个反对的是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位与全国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一样的平凡母亲,今年已经93岁高龄,依然健在。母亲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念完初中,她拉扯着我们全家,培养了4个孩子。我姐姐、哥哥,都是全国知名大学的毕业生;妹妹是北京市中学体育尖子,后来成为北京市田径队的成员,文革中代表我国参加了伊朗亚运会。母亲解放后成为一名普通的幼教老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被推荐参加了1960年的全国文教群英会,成为与王进喜、时传祥同代的全国劳动模范,并从1960年起,连续两届当选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母亲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101中离家太远,当时北京连三环路都还没有打通,是名副其实的三环(当时三环路只通了东三环,北三环,西三环,并没有南三环,故称之为三环。并不是现在意义上排序的三环)。从我家,现在地标名称的三里屯到圆明园,要倒三趟公共汽车,时间要2个小时以上,母亲自然不能同意。第二个反对的是我80中的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和学校团委书记,轮番找我和母亲,理由是我哥哥也毕业于80中,后来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哥哥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开拓者钱学森的门生,现在依然担任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钱学森班的主持人。后来钱老的儿子钱永刚成为了我在101中的同班同学,并且还是一个小组的,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有着深厚的友谊。现在,由于工作关系,永刚却与我哥哥联系得更多)。学校团委书记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15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并成为学校团委委员。
面对这样的轮番思想工作,我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决心,101中在召唤着我。我的性格本来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的,面对这一切,我就是不表态,不动摇,直拖到最后填写志愿时,长痛不如短痛,硬是把101中写在第一志愿,说实话,当时如果考不上101中,也真是无脸回80中,再见江东父老了。
考上了101中,入学后才知道,101中是当时北京市最拔尖的中学之一,与清华附中、男4中、师大附中并驾齐驱,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建的唯一一所中学,具有光荣的历史与传统。而我当时却全然不知,只是带着一种离家的喜悦和对先农坛运动会激情的向往,去101中报到了。

三、初识101中

从家乘1路公共汽车到美术馆,换11路电车到动物园,最后换32路公共汽车,在北大西门站下车。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101中在什么地方,当时也没有互联网地图,好在那天是学校新生的报到日,下了车,随着人流向北,直到看见古老皇家园林特有的围墙和学校大门口“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牌匾时,我才被学校同学的热情与校园里特有气氛所激荡。
初到101中,我已经记不得是谁帮助我完成报到、安排宿舍等一系列手续了,那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后影响自己终身的韩意老师。韩老师年长我们10岁,是我们的班主任及俄语老师。对我们这些初离家庭、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的青年学生来说,有一个年长如兄的青年教师担任自己的班主任,自然是一件庆幸之事。韩老师除了教学上的严谨,最主要的是思想管理上的宽松,他从来没有一点师道尊严的味道,是我们高一(4)班同学的益友。所以在以后动荡的文革中,我们班同学直接批斗韩老师的几乎没有。
101中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同学们积极向上的学习精神、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素养、昂扬的体育拼搏精神,以及学校对革命传统教育的传承。特别是开学后开展的学校校史教育,使我认识到101中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成立的第一所全日制中学,在我国中学教育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作为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这里可谓是人才济济、竞争激烈。101中可以说是我认识社会、人生,向上竞争的第一个课堂。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切从头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参加学校排球队,放弃自己参加过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三从一大”长达2年训练法打下的良好排球基础。我从初中开始,就参加了北京工体体校的排球训练,也曾参加过北京市中学生的排球比赛,算有一定基础的;二是不参与学校社会活动的工作,埋头苦干,安心搞好自己的学习。但是人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不参加排球专业训练可以自己决定,只在班上和同学玩玩(记得当时班上女生排球打得好的,是一位姓胡的女同学),作为业余爱好,不到校队就行了。我是被101中的体育竞争感召力吸引到101中的,但却在刚到101中时,就决心放弃参加体育竞赛。第二个想法却无法实现,刚到学校不久,韩老师就通知我到学校“跃进之声”广播站担任编辑。在101中这样一所突出政治素质的学校,拒绝一项社会工作所要承受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好在学校广播站的编辑工作只是利用每天中午的时间。同时,在师哥、师姐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熟悉了编辑工作,并无太大压力。后来,我才发现这仅仅是我在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始。在“跃进之声”我仅仅工作了2个月,印象比较深的是何世鲁、林还等高年级同学对我们这些新人的帮助。

四、调到《前进报》

到101中不久,虽然担任了“跃进之声”的编辑工作,我也在慢慢适应学习的要求,因为并没有我想象的竞争与压力。但是没多久,韩老师通知我写一份自己的简历。开始,我不知道写这份简历要干什么,不久校团委发布了新一届校团委改选工作的计划,同时公布了参加差额选举的候选人名单,赫然有我的名字。说实话,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我从上学开始就一直担任学生干部,从事学校的社会工作,到101中,真想摆脱一段学生的社会工作,安安心心读完高中,但是,事与愿违,我居然被选上了,看来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数十年后,我在国务院部委的组织部门工作,每每到基层搞什么差额选举,看到落选的大都是优点与缺点都有鲜明特性的干部,而那些无名的、大家全然不熟悉的干部却往往能被选上。所以,差额选举是否代表民意,我一直是打问号的,特别是几年一次的全国性大会,几千名会议代表去选举上百名委员,别说了解候选人,就连候选人的名字都不清楚,真不知道如何来履行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
刚被大家选为校团委委员后的一天,校团委刘老师找我谈话,大意是,学校校刊《前进报》的主编于秀慧已到了高二,将面临高三的高考压力,希望我能去《前进报》接她的工作。此时已是华山一条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于是我离开了刚刚熟悉的“跃进之声”,来到了《前进报》。
《前进报》编辑部当时在荷花池畔的美术教室旁办公。作为101中的校刊(黑板报),历史比“跃进之声”更长,在学校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前进报》作为文字媒体,对版面的政治动向、思想主导、文字、美工等要求更严,来不得一点差错,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要有兢兢业业的精神。《前进报》的工作为我以后在国务院部委从事办公室文字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时《前进报》有二十几人,分为编辑、文字、美工三部分,汇集了学校各方面的人才。在这里,我碰到了胡生等至今几十年保持友谊的友人,还有《前进报》美工组成员、现旅居澳大利亚的知名画家王旭。《前进报》虽然每周一期,但文字是落笔生花,要经得起101中师生的评论与推敲。听老校友说,101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对校刊的批判。在那个年代又要符合社会主潮流,又不能出现文字错误,所以每当出版前,大家都战战兢兢,反复推敲。好在从我接手《前进报》,到1966年6月因文化革命开始《前进报》停刊,由于大家的努力,报纸一直没有出过什么大事。

五、《前进报》改版

《前进报》的出版一直是有序的,每月编辑部门讨论出版计划,提前约稿、征稿,每期出版前,大家一起讨论、定稿、排版、抄写(美编),保证每周一上课前,两版崭新的黑板报摆在教学楼的东面。
时间表面上似乎是如潺潺流水,但1965年以后的中国,已经是初露暴风雨的端倪。正如101中一位老领导在60年后说的:1965年以后的101中,已经不是从张家口、河北西黄泥走出来的步伐了。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伴随着革命的胜利,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迎来建设新中国的高潮。党的主要任务也将从战争转化为经济建设,必须培养一大批各方面的知识分子。所以从101中最早的前身——张家口市立中学建校开始,学校就被定位为一所学习文化、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完全中学。当时,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位于河北西柏坡西黄泥村的晋察冀联合中学教室里,即传出朗朗的英语读书声。后来从张家口市立中学、从晋察冀联合中学,以及从师大附中二部毕业的同学中,都有人被派往苏联及东欧国家留学,成为新中国培养出的、具有高学历的、在各个领域的第一代专家。
从1964年开始,本来已度过三年灾害的中国正全力发展经济,而中苏论战又一次把路线斗争的政治运动放在第一位,随后又是对“四清”的路线批判,于是反修防修似乎成了中国的第一要务。北京市的中学里,也出现了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倾向、什么是脱离马列主义政治路线、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什么是灵魂深处的私字一闪念等等问题的大讨论。有些学校甚至还创立了学生马列主义小组。当时的《前进报》,也不得不面对这些敏感问题,理出头绪,引导方向。记得大家针对101中半工半读的教学实验,曾组织过长篇专访讨论。
在《前进报》的工作,使我感到在101中这所崇尚政治的学校里,要有所进步,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学习,于是我们在《前进报》范围内,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开展读书讨论,除了《毛泽东选集》外,还学习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文章。正是这种经历,改变了《前进报》许多人的人生,我自己也从一个一心想学好数理化,毕业后准备报考清华、北大的理科生,变成了一个热衷于社会科学的文科生,学习志向也变为报考人民大学,甚至是想到中央党校的青训班学习。
在《前进报》学习基础理论,完全是自发的,自学加讨论,并没有系统性,但却养成了一种学习的习惯,并深感马克思主义在体系上的严谨、方法上的科学。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认为神圣不可动摇的国家、政党、阶级,恩格斯却指出:这些都是私有制的产物,必将伴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消亡。难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也要伴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消亡?……
《前进报》的工作是繁忙的,也是充实的,但是作为学校宣传口的工作人员,当时也深感有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1966年6月1日,星期六,下午,《前进报》的工作人员如约来到编辑部,按计划出版新的一期板报。整整一下午,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全部版面,就等第二天出版。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播送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北大离101中不远,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来的,当时学校里已经有所传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立刻在101中引起了轰动。《前进报》的工作人员立即聚集到圆明园的荷花池畔,纷纷发表意见,感到中央都表态了,我们不能不表明态度,最后决定《前进报》立即改版,以编辑部名义发表评论,响应中央决定,积极参加到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实践中去,并在第二天出版。这是《前进报》第一次没有按计划出版,也是《前进报》的最后一期版面。后来,《前进报》终因文化大革命停刊了。
《前进报》的改版文章,是101中第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论文章,从那以后,学校就完全“停课闹革命”了。当时,我们并不清楚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意义,也没想到这会发展成如此残酷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但大家怀着对党的感情,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我们当时没有一丝个人得失的考虑,但从此,却有同学永远离开了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六、“红军兵团”

学校停课了,开始,同学们以一种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崇拜,立刻疯狂投身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中。但是在101中这样的北京市重点中学,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不是一件太能动员广大学生的事,因为本来考入101中大部分同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上重点大学。所以运动一开始,我们高一(4)班的形势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写了一些大字报也无非是喊喊口号,当时主要是到北大清华等高校去看大字报,回来在宿舍侃侃山。北京市中学学生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倒不是缘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是著名的对联的大讨论。进入8月,随着北京石油附中狂飙战斗队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传进101校园,加之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讲话宣扬“血统论”,对对联的狂热吹捧,北京中学各校高干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大搞“红色恐怖”遍及北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北大附中“红旗”的头头创作了“造反歌”,高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有的还高喊“红色恐怖万岁”、“红五类万岁”!《人民日报》一篇篇破四旧、立四新的社论,把“打人抄家”引向巅峰。这些以后成了北京市中学学生运动的主线,一直到1968年,中学“老三届”离开学校,以至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血统论”、对联的纷争一直长期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思潮,至今没有平息。
当时我们高一(4)班学生家庭背景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另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的子弟,同学中真正属于“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的子弟,至今我也不知道有谁。在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里,高一(4)的和谐也被一扫而光,记得在班上被斗争批判得最厉害的是一位女同学,这是一位很文静的女同学,在班上并不喜欢出头露面,但据说她母亲是一位日本人,在其所在的高校被批判为里通外国的国际间谍,自然会波及到她。而我1968年离开101中以后,班上同学也聚了几次,但始终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据说她已经定居到了日本,也不用里通外国了。
记得她的名字叫红生。像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同龄的孩子,在出生时,我们的父辈都是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与热望,所以我的不少同学的名字都叫解放、建国、红生、新生等。但文化大革命中血统论的疯狂与血腥使中华民族倒退了几十年到上百年。以血缘决定社会地位的血统论是最野蛮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私有制的代表,而大工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以民主,平等为口号的,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正是大工业革命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力带来社会变革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与进步。几十年后,我在国务院部委的组织部门工作时与西欧的政府官员交流,大家在讨论西方文官制度时,一位西欧官员对我讲,西方的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感到这是一种平民的选拔制度,可以使一位不论什么出身,什么血统的有才华的平民通过自己的努力被选拔上来。中国的科举制度打破了血缘等级制度的束缚,通过科举考试制度,把优秀的平民知识分子选拔出来,为封建制度服务,造就并巩固了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的文明史,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而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以血统论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却被一部分人作为私有化的公权力象征高举着。至今,在中国还有不少人将封建血统论安上一个所谓革命的旗号高举着,对朝鲜这样世袭的社会封建主义制度津津乐道,大加吹捧,认为这是确保红色江山不变的正确道路。殊不知,1953年周恩来总理就来到101中,发表了著名的不要把学校办成“八旗子弟”聚集的地方、要把101中办成普通中学的讲话。后来,我们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看到毛泽东在1952年6月14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合一。”所以,从1953年开始,101中逐渐向平民化学校发展,到我们1965年入学,班上虽然也有一部分国家高级干部的子弟,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大家对同学的家庭背景知道的并不多,一点也没有现在所谓“拼爹”的感觉。所以1966年文革后,特别是血统论刚刚在中学蔓延时,我们高一(4)班的大部分同学,包括不少高级干部的子女都参加了我们班的《红军兵团》一起反对血统论。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学校开始出现了血腥的场面,特别是当我们亲眼看到一批“激情奋发”的学生,在校园里挥舞着皮带活生生把学校的一个老师打死在学校喷水池时,大家纷纷离开了现场。这是101中文革初期所谓造反小将打死的第一个教师,使我们感到人性此刻一下子在革命口号下的泯灭。后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学校的“红色恐怖”在蔓延,许多我们曾经敬仰的教师成了专政对象,老师被关在圆明园的福海的平房中。后来,北京市学生运动又向外省发展,大家借着“大串联”纷纷外出,我们班这种松散与统一的组织形式“红军兵团”很快就散了,文革结束大家就各奔东西了。

七、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

101中虽然长期以来有强烈的政治气氛,但相对于清华附中等学校,对北京市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全局的影响并不大。101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局限在本校和海淀区。在1966年至1968年的三年中,101中在北京市中学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组织、主持了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
1967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最血腥的年代里,由于4月3日和4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人的两次讲话,使北京市中学生运动除了在1月份被打击的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他学生又被分裂成四三、四四两大派。当时四四派是主流,其代表人物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是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还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自然是名正言顺,官大气粗。而当时四三派中不少人,按血统论的分类,是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所以不少四三派的学生组织在学校里受到了多方面排挤与冲击,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里还设有关押学生的牢房,并发生了几起血案。于是,为了生存,抵制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改良主义路线”,成立了四三派为代表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四十年后,据当时“十五区县委员会”的主要创始者和常务负责人胡生回忆说,当年4月,为了抵制李冬民掌控的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薛玉峰拉出红代会中持有四三派观点的委员:女1中景埃埃、6中金坚、17中林有权、北大附中张军、京工附中吴琼华、35中郝仁、人大附中李百替、北航附中贾继江、无线电学校石殷秋、机械学校王小兰、交通学校刘小宇,同时召集西城、东城和海淀一些重点学校四三派负责人参加,宣布在建工学校成立自己的联合机构,即“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总部设在展览路的北京建工学校。届时,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及房山、通县、大兴、门头沟、顺义、昌平、密云等纷纷成立“十五区县委员会”分会。
“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政治部、作战部和办公室。推举海淀区胡生、东城区张志强、崇文区李少华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常务负责人。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还派出了毛佩仲、赵晓宜、金志民等参加并作为常驻代表,参与组织领导北京中学四三派的活动。“十五区县委员会”得到清华井冈山钱家骏、范西安、徐一飞、韩永滨,北航红旗朱之慧、尹菊萍等大学红代会成员和红旗杂志社联络员的支持。
李冬民领导的中学红代会中,薛玉峰负责的政治部,吴琼华负责的组织部,金坚负责的作战部,也同时发表声明说,自即日起“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是代表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唯一合法组织。
胡生是101中文革前贫下中农农民子弟班的高一学生,是我在101中《前进报》一起工作的挚友,1966年文革刚开始,他就带头反对血统论,逐渐成为101中主要群众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主要负责人。从胡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十五区县委员会的成立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运动第一次在组织形式上的分裂与对抗,从此,北京市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老红卫兵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到解散群众组织,全面复课大联合。同时,十五区县委员会的成立保护了一大批中学的弱势群体,减少群众武斗事态的发展。从另一方面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也是北京市大学红卫兵运动派系斗争和中央文革直接操纵的产物。今天,我们回顾十五区县委员会这段历史,更看到所谓文化革命除了广大青年的真诚投入,更有各种政治势力的操纵。

八、《中学红卫兵报》

我在十五区县委员会,主要是负责《中学红卫兵报》。从1967年4月到7月一直在北京建工学校(现为北京建工学院),编辑部设在建校右手的教学楼内,当时比较熟悉的有女三中的唐适宜等人,可惜从1968年,大家分手后,我一直得不到她的信息。在《中学红卫兵报》的日子是紧张的,1967年5月,“十五区县委员会”决定将海淀区一些学校创办的《中学红卫兵报》改为“十五区县委员会”的机关报。101中陈会昌、农大附中张向东、人大附中张晨参与编辑出版工作,
我在《中学红卫兵报》的工作,首先是统一各区县联系人的思想,《中学红卫兵报》源于各学校的四三派的报刊,各区县、各学校的情况与诉求很难统一,大家经常为统一版面争吵到深夜,有时常常不欢而散,所以《中学红卫兵报》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像走马灯一样。好在作为“十五区县委员会”的机关报,主要是与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兵团战报》对着干,如当时针对如何评价军训以来中学形势,《兵团战报》登载“驳左派不香、右派不臭”,《中学红卫兵报》立即反击“左派就是要香、右派就是要臭”。为使批判联动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在《中学红卫兵报》上还刊登了从联动队伍中反戈一击的101中高二(6)班红卫兵康平的文章《评101中八旗子弟》,同时发表评论《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
其次,是组织《中学红卫兵报》的印刷与发行,好在当时一个观点的组织都是一家,办革命报刊从来不用成本,《中学红卫兵报》开始在虎坊桥光明日报印刷厂做小样,制版,印刷了几期,还到虎坊桥一个印刷厂印刷了一段,后期在北京不太好印刷了,还让胡生、翟延路、毛佩仲乘火车到内蒙集宁印刷。最后经费实在紧张了,还把101中沈英甲搞来的《鲁迅语录》出售,以补充办报的经费。所以,当时《中学红卫兵报》的印刷、发行是一项很大的工程。特别是发行工作,往往一期报纸上万份,全靠大家上街卖报,记得当时是女三中唐适宜负责,每次全体出动,往往有几十人,在北京市各街区直到远郊区县同时售卖。我们还经常与《兵团战报》的人摆擂台,围剿《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既是“十五区县委员会”的宣传喉舌,同时也是“十五区县委员会”的经济收入来源。一期发行下来收入也有上百元,作为“十五区县委员会”的经费。
第三,作为“十五区县委员会”机关报的《中学红卫兵报》是直接与《红旗》杂志联络员联系的唯一渠道。当时中央文革为了掌握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动向,直接以《红旗》杂志联络员的名义向北京市大中学红卫兵组织派出了联络员。到“十五区县委员会”的这位联络员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每次来主要是了解动态,搜集情况,把我们出版的报纸每期都要走几十份,说是给中央首长看,并送中央档案馆存档。当时林杰表态不多,也没有具体办什么事,唯一的一次是安排了“十五区县委员会”的文艺宣传队所演出的大型歌舞话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为领导演出和安排到北京电视台做电视直播。
《中学红卫兵报》作为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运动旗帜性的报纸,当时在北京中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北京远郊密云县参加四三派的一个会议,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要求增加报纸的发行份数。因为当时我们《中学红卫兵报》除了刊登一些针对《兵团战报》的评论性文章,还大量刊登了这段时间中央领导各种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内容,当时101中胡生是“十五区县委员会”的常务负责人,每次他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后,我们都连夜赶稿子,争取在最早的时间排入报纸版面。在北京市,包括大专院校各派红卫兵组织的机关报中,我们《中学红卫兵报》往往是第一时间刊登这类内容的报纸,而刊登这种新闻的报纸影响最大、销路最广。
《中学红卫兵报》一共出版了十一二期,本来一直到我离开101中赴内蒙古突泉插队,自己一直保留着,可惜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也找不到了。如果当时《红旗》杂志的联络员真的会每一期都存档在中央档案馆,那么若干年后,我们可能还会看到自己学生时代的一腔热血的激情文字,而那时我们可能会感到异样的陌生。

到1967年7、8月份,中央号召大中学生解散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我们在“十五区县委员会”和《中学红卫兵报》的工作,基本也结束了,我又回到了101中。

九、教育革命串联会

1967年9月学校开始招生入学,当时北京市还是就近招生直接入学,101中虽然离北大很近,但是北大教职员工的孩子都上了北大附中,101中的学生来源主要是西苑地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弟和西苑公社的农民子弟。
那时还处于文革时期,还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加之101中的教师从来没有面临过管理这样文化水平的学生,学校连正常教学秩序都很难维持,于是找了一批老三届的学生担任各班的辅导员。我也担任了一个班的辅导员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从学生转换为管理学生。辅导员的工作使我初步理解了老师的辛劳,并学习了管理学生的方法。若干年后,当我自己真正成为一名教师,面对同样复杂的教学实践时,还真要感谢101中辅导员的经历。当时作为辅导员,主要工作是维持班级正常的教学秩序,四十年后,当我又一次见到那些应该是称之为学生还是同学的人时,却没能记起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们却称我为老师。
当辅导员的时间大概有半年,从1967年底开始学校高三的同学陆续开始了分配工作,12月初,101中革委会张贴布告:自愿报名到东北兴凯湖虎林农场,到北大荒支边。当时东北是反修前沿,对于每一个报名的同学,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至少达到基干民兵的条件。12月9日,学校欢送101中首批到东北支边的同学,包括革委会副主任马跃红。元旦前,学校还陆续送走了高三的崔卓、梅汝文等几十个学生到青海锻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潍坊机械厂等三线工厂。
1968年春,我们参加了“教育革命串联会”,这个由任公伟,鲍国路等人串联北京35中的郝仁、孙康、常汝奇,清华附中的甘铁生,8中的华有群,4中的范文辉、外语附中的魏光奇、杨志拴、师大女附中的李宝强等组成的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的松散群体,被社会上称为“二流社”。经常参加“教育革命串联会”活动的还有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孔令姚、夏柳燕等人。“教育革命串联会”的活动方式是在北海、紫竹院、玉渊潭、中山公园等地聚会,讨论当前各种问题,还去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郊游。我们去得最多的还是颐和园,那时到颐和园佛香阁的平台,邀上一些人,泡上一壶茶,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夕阳西下。任公伟是101中在文革里的学生运动骨干,他的祖父是原苏联红军中国团团长,父亲是大学教师。他曾入选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筹备组五人核心组,后来成为101中学“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主要负责人,我们从那时就结下了友谊,并一起到内蒙古突泉插队,在一个大土炕上躺了四年。
“教育革命串联会”主要是组织大家学习理论,分析政治形势,对许多社会上敏感的问题进行讨论,记得当时大家对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时用得比较多的名词是“体制”,所谓体制就是讨论中国的发展要采取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因为,大家已经隐约感到,文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同时讨论最多的是青年学生运动如何与社会工人农民运动联系起来。这些为今后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的奔赴农村与工厂打下了舆论基础。
“教育革命串联会”是北京市中学生在解散学生组织后又一次跨区县跨校际的活动,可以说“教育革命串联会”是通过两年的文革实践和对照理论学习,青年学生对文革的第一次反思,比如,那时大家就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思索为什么《国际歌》唱出不要相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东方红》却高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教育革命串联会”是一个学习的组织,那时自己读了许多佛教、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开始学着用东西方比较文化来认识社会。
1968年9月,海淀区包括101中毕业生大规模地奔赴内蒙古突泉农村,“教育革命串联会”就自动解散了。

十、赴内蒙突泉插队

1968年9月,101中学生(包括“毛泽东主义公社”骨干)100多人奔赴内蒙古突泉,这是101中在文革以来最大一次学生分配离校。我和“毛泽东主义公社”的战友周建民、叶慧中、贾平,还有后来到我们插队的解放大队的任公伟等,报名到突泉县学田公社插队了。本来我们68届的学生还没有面临分配问题,后来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也是留在北京市工矿企业,但是我们高一(4)的一部分同学郭笑文、黄立弗、王之培等还是选择了到农村去。
从1965年考入101中,我们的户口就从家里迁到了学校,所以,我报名到突泉农村插队,开始家里并不知道,离开前的一周,我从圆明园回到家,告诉父母我即将离开北京去内蒙古突泉插队,母亲的表情一下子愕然了,就像我报考101中,母亲是反对的,此时我看到了她憔悴的额头微微的颤抖。我们家和中国当时亿万家庭一样,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而且我妹妹是67届初中毕业生,已经定于早我五天离开北京到内蒙古杭锦后旗插队,母亲正在为她准备行装。记得母亲那天只说了一句话,“要去也要让我做个准备”。当时,我并不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就像我当年报考101中,其实我对101中全然不知,此时,我也全然不知突泉在何方。母亲对我们一直是宽容的,一直是默默地以她瘦弱的身躯和坚强的心灵支持着我们每一个孩子,支撑我们这个家。1968年,我和妹妹相继离开了北京的家,从此我们家各奔东西,相隔大江南北,我的家庭与文革中千万家庭一样经历了磨难:父亲被开除党籍,下放离京,直到文革结束才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但终因文革的迫害,父亲因病过早去世时,家里人也没有在北京聚拢到一起,这可能是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
1968年9月,我和我100多个同学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圆明园,离开了101中,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而9月20日的北京车站却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当列车徐徐离开北京站时,我们没有眼泪,没有叹息,而是一片欢呼。我们不知道,列车的前方在哪里,列车的终点在哪里。从1968年我们离开圆明园,当我们在学校建校50周年的日子重返圆明园时,我们这一批101中的老三届学生已经都是年近半百的陌路人,许多同学相互很难认出,唯一可庆幸的是高一(4)班的同学仍可聚集在老班主任韩意老师身边。他已经两鬓斑白,我们也已经经历了学习、就业、娶妻生子的人生历程。而101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刚进校门的那栋二层教学楼依然还在,其他许多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101中在变化,101中在发展,但是101中的精神与传统是什么,每一次,我重返圆明园都要问自己。

十一、101中的反思

老三届是中国中学生中最特殊的一代,初、高中一共六届学生,人数有几千万,我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既享受了新中国初期社会生产方式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的幸福,也陷入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及经济失调后经济调整的痛苦,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动乱和毁灭性的破坏。如果说1965年的101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文革中101中的老三届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迹。在学校时期他们疯狂过,离开学校后,在基层他们痛苦过,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他们奋斗过,不少人也成为共和国的将军,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成为知名的作家、科学家,但对大多数老三届来说,当他们感到时代的主流离自己越来越远时,也无奈过。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群众运动的开始,源于广大师生批判“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是当我们重返101中时,我们认识到,在分数面前的平等是现阶段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总比“拼爹”或者所谓“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公平得多,这是我们回到101中的第一个反思。同样,我们在101中时大力倡导的批判资产阶级的“私字一闪念”,当我们重返学校时才认识到,个人物质利益原则依然是现阶段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如马克思讲的,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依然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第一需要。再次,我们年轻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私有制深恶痛绝,而今天我们面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得不积极发展私营经济,因为这是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唯一选择。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还有我们曾经疯狂的推崇大民主,而今天我们更清晰地知道,文化大革命式的大鸣大放大民主,只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我们曾经在反对封建意识的血统论前结成了最广大的统一战线,而今天我们更感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沉重包袱。以血统论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影响一直在阻碍着中国的民主与进步。
当年101中从西柏坡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构来到北京,在从师大附中二部改校名时,北京市还没有100所中学,但学校的老领导却毅然把学校定名为北京市一零一中学,寓意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然而,如果今天让我来反思在新形势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什么是101中的精神,我很难说清楚。就像学校的一位老领导讲的,1964年以后101中的方向、传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文化大革命给101中又带来了更大的变化。文革以后呢,101中的变化更是巨大。101中伴随中国的变化在发展,所以当我实在没有能力拿什么词来描绘101中时,就用中国现在最时髦的名词“发展”来敷衍自己吧。
如今我们已年过花甲,回首往事,我们发现101中永远是我们青春记忆。至今我们最近的朋友还是101中的同学,我们的生活的轴线依然是101中,我们最不能割舍的还是10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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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八十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3月 30, 2017 8: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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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1977:我成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
“现行反革命”

孙正荃

说明:这是本人撰写的《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未刊稿)中的一章。记录的是1977年因文革而第二次被捕前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斗争。有人以为,毛一走,四个坏蛋一抓,中国人民的好日子就此开始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那时文革式的红色恐怖并未终止,许多地方拉起“清查”的大旗,变本加厉地镇压无辜百姓,以所谓“恶攻”罪被批判逮捕的不计其数。这里提供一个真实的案例,为历史留下一份记录,也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点参考。

1977年7月,我在青海日报社被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这场灾祸是怎么发生的?
从我保存的两本批斗会记录看,逮捕之前,他们有大约半年的准备过程。对我的正式批判和随之升级的斗争,是从1976年11月19日开始的,每个星期大约是一次到两次,紧张时达到三次,总计有四五十次;1977年6月24日晚上,青海日报社一把手史进贤在他的“部长楼”家里召开了有九个“积极分子”参加的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攻心”会之后,突然升级,“同志”的称呼自然早就没有了,我的名字被一些新的称谓取代:“反革命小集团核心”、“同案犯”、“四人帮在青海的那个代理人的心腹、亲信”等等,同时,“阳谋”也从此变成为“阴谋”:他们一方面继续假惺惺地“希望”我“戴罪立功”,“争取回到人民中间来”,另一方面却频繁与公安部门联系,等待批捕(我有确凿材料证明此话乃有根有据)。而那个时候的我竟然糊涂依旧马虎依旧“英雄”依旧。一场灭顶之灾过去多年,回望那段历史才算看清了它的真相。
这里需要作两点注释,第一是毛泽东是1976年9月去世的,打倒“四人帮”(按当时官方排列次序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同年10月宣布的,这就是说,对我(自然还有一大批人)的“批斗”非常“及时”非常“迅速”,这是些阶级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整人的“窝里斗”的行家。第二是为什么说11月19日是开始“正式批判”我的日子,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规模不等的批判会,不过,那些会比起后来的实在不像样子,没有水平,也没有“战斗力”。这“初级阶段”的批判没有留下记录,是因为当时就觉得可笑滑稽,也没有想到还会有大戏连台。而11月开始,调子变了,我光听不记也不行了,这就留下了这几本资料,将近三十年过去,那一幕幕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摘抄批判会实录之前,先讲几个小故事权作沉重斗争前的轻松笑料。
跟我同在一个部门的有位很出色的女性,她的丈夫是青海省副省长,文革初期当了省文革小组组长。其实,所谓“组长”只是管个图章,他上头还有人呢。一次,我在他办公室请他审稿,突然,红卫兵冲进了省委大院,说时迟那时快,这位副省长以让我目瞪口呆的速度钻到了沙发底下。红卫兵问我:人在哪儿?我不知是哪来的机灵,回答说,我是报社的,我也在找他呢。我知道,文革之初,乱哄哄的,这“组长”不好当,什么“派”都会来找。干什么?盖章呵,盖了省委的大印,权也有了钱也有了。等这位副省长从沙发下面出来,我赶紧安慰说:不要紧吧。记得还为他掸了掸头发上的一点点灰。我的不该是把这个场面不加修饰地讲给了我的朋友,不记得是不是还加了几句“评语”:不就是几个红卫兵嘛,吓成那样,至于吗?其实那次我应该是卫护领导的有功之臣。但是就因为有好事者把我对他的“大不敬”告密了,他老婆由此对我恨之入骨,对我的批斗刚开始,她就率先上阵。在一次会上,这位18级的“副处级”(那时我22级,差她四级,她曾洋洋得意地说,老孙哪,你有得爬了),煞有介事地“揭发”说,有一天,陈逸(政文部编辑,被定为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儿)跑到老孙(那时还这样称呼我)办公桌旁边,促促促、促促促,声音很小,只听到说要打倒张江霖(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什么的……我当时就没客气,说,你这话明显是在编造,大家只要稍稍动动脑子,就不难看出,她的所谓揭发实际是在陷害。陈逸来找我,说话声音既然很小,那肯定是秘密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四人帮”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其他的话一概听不清,而最要害的几句你倒听得如此清楚呢?这位18级此时也顾不得脸面,竟然破口大骂:“孙正荃,你到现在还这么嚣张,我建议组织上先打他的态度!”
领导采纳了她的“建议”,于是连续作战打我“态度”。后人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畸形的年代,信奉这样畸形的逻辑:你原本无罪,但是态度不好,也就有罪;而你原本有罪,态度好,却可化有罪为无罪,将重罪变轻罪(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罪无罪似乎在其次。但是我真正进了大牢,才听说了另外一句老犯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典:“抗拒从严,坦白严上加严。”他们还把那些轻信的人称之为“可爱的傻蛋”。
打我态度有些难度,发言比较精彩的有两位,一是原报社党委书记的夫人。她丈夫去世后,不清楚通过什么路子,这位快退休的李姓老太被安排进了报社,据说她原是个什么人的老婆,后来嫁给了共产党的高官,可从没摇过笔杆子,那到报社做什么好呢?安排到了“群众工作部”。这次她代表群工部到我所在的评论部来参加“打态度”会。不知道她特别积极是为哪般,是感恩领导?是希望自个儿的“夕阳”也“红”它一回?可是她实在找不到像样的材料,便“揭”了我这样一桩事:“孙正荃,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的臭架子还没放下来,态度一直很坏,跟革命群众对抗,我住在他家隔壁,好几次看见他和他那个臭老婆在院子里晒被单晾衣服,两人嘻嘻哈哈的,好像没事一样……”我几乎要发笑,真想对她说,我总不能在晒衣服时也思考自己的罪孽吧?再说了,谁规定受批判了就不能再笑了呢?但是我终究没吭气,我觉得也实在难为老太了,只是微微笑了一下,会场上也有人憋不住笑了。老太见我笑了,急得或者说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地说:你们看,你们看……终于没说明白她要叫大家“看”的是什么。
另一位更妙了,此人姓屈,有些结巴,原来和陈逸、李镇欧(与我同时被捕的另一名报社记者)关系都不错,要说这“关系”,有点特别,他在那个血腥的(1967年)“2•23事件”前是坚决反对造反的,“镇压”我们的时候他成了红人,据说还带着解放军到好几个家里去抓人,3•24平反后,他转变得最为彻底,所谓“反戈一击”有功,大家也就原谅了他,他也常来我们几个人的住地聊聊天,可这回,他再次“反戈一击”,他说,老孙……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会儿,态、态、态度就不好,那时看、看……贴……他的大、大字报,总抬着头,挺、挺着胸……
他的发言被主持会议的部主任客气地制止了。显然,一是此人不管在哪派哪家心目中都实在有点臭;二是他的话不仅不得要领,严格说来甚至很是不妥,因为那时贴我大字报这事现在原本应该彻底否定,怎么能再来对此说长道短呢?会议结束,就有人揶揄说,看大字报,不抬头,叫人怎么看呀?
没有料到的是,此人后来真的给我制造了大麻烦。直到我们的冤案得以平反之后,省公安厅预审处(五处)管我案子的一位刘姓预审员才对我道出了真情:(为了)抓你和老李(镇欧),报社政治处也不晓得(往公安部门)跑了多少趟,领导更是一天一个电话,后来省委宣传部都出面啦,说必须抓,以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没法,说那就抓了再说吧。可抓你不久就感到证据不足。什么反对毛主席、周总理,什么阴谋篡党夺权,都没啥根据,后来许多原来揭发的也都主动撤了,惟有那个姓屈的坚持,非说他的揭发完全真实,丝毫无假。我们找了他好几回,发现每回跟我们谈话时总带着一个小本本,比如问他某人是怎么反对周总理的,他就翻开小本子照着说一遍,后来,我们让他放下本子,继续问他问题,结果回答的情况就大有出入,时间地点,一次一个样,我们抓住了这个把柄一再追问,他才承认是他编出来的。证人都没了,还怎么关下去?于是我们再次提出放人,可你们的头儿,非说为了全局为了运动继续深入,让我们硬是把你们关到了1979年春节后,那时三中全会都开过了,不能不放人啦……
这位有良知的政法干部还对我说,根据中央规定,只有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才需要进行必要的批判,什么叫“严重政治错误”?文件上说得很明确:追随“四人帮”及其死党的骨干分子;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参与了篡党夺权的某些阴谋活动;而且情节严重的……你们几个怎么排得上?(我当时就特别指出,其实,我们是反对江青这些人的,而且省内外有许多人可以为我们作证。)
我当时听到这些话,真是百感交集,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些百姓,太可怜了,活得太艰难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刀俎”者何人?为“鱼肉”者何人?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说说1976年开始的批判。从上面关于批判会初始阶段的记叙可以看出,那时气氛还比较宽松,我还可以说上几句带点刺的话,还可以表示一点异议或者不满,后来的情况就不妙了,下面的批判会实录分两个部分,反映对我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前“群众专政”水平的不断“提高”。没有这种在彻底封闭中被反复摔打经历的人,很难体验其中无法宣泄的压抑和难以排遣的孤寂和恐惧,因为你必须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特别是那些已经失去人性却死死掌握着你生杀大权的“公仆”,而一切卑鄙一切无耻一切虚伪统统被披上了神圣的光环。这样,你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更不知道不该怎么办,你恰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如入无人之阵,你有事实有道理甚至有充分的人证物证,可你无法“战斗”,他们已经不允许你发出任何声音,更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个“不”字,甚至没有一个人敢正面看你一眼,我甚至想过,如果我在哪次激烈的批斗会上倒下了,我能得到中国古皇朝那种朋友收尸这最后的慰藉吗?我心里很清楚:可能不会。不是朋友们不想做,而是不敢做。即此一端就足以看出那个社会的病入膏肓和它难以想象的残酷。
正式批判的第一阶段从1976年11月19日开始。记录本上,开场白自然是报社老总、党组书记史进贤,原记录照抄如下:

你要做到三点:打破迷信,打破顾虑,打破江湖义气。第一、打破迷信。孙正荃在青海除了程光远(注: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报社总编辑)外没有看得上一个人(注:史和报社原领导程光远均为厅部级,可两人积怨颇深,史一直认为程对我好,我看不起他)。我们不把你当什么(坏)人(注:当时报社已经宣布清查对象为24人,后减为16人,但我都不在其列),还是认识问题,现在你还不能决裂,所以揭不深,是在应应付付。程光远是紧跟“四人帮”的,这么多年,他干了些什么?他在东北就犯过错误,来了青海,(1959年)为什么打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注:即毛泽东在庐山打击彭德怀等后,各地各级开始反右倾而扣的帽子,早就平反。)你对他是言听计从。现在如何用新的观点来批判他?程是不是像你钦佩的那样……大家对他是否定的,你是肯定的。你是不是还舍不得他?还有深厚的感情?轻轻地淡淡地说几句,不行。第二、应该说,你有顾虑,没有顾虑是假的。你是青年学生出身,你看不起领导(注:此处“领导”应读作“我”),他们算老几?你是根据程光远的口径说话的,是陈逸李镇欧的积极追随者。有顾虑不要紧,现在两条路线很清楚,(要)下决心打破顾虑,你要好好考虑,就从个人利益算算账,也清楚,你是聪明人,(但)老耍小聪明不行,要有政治上的大聪明,要把他们的东西都揭出来,毫无保留。大家对你是有区别的,人还年轻嘛,又刚刚结了婚,有个小家庭,你三十多岁的人,去跟程光远干什么?程光远倒霉你也倒霉?(注:这番话很精彩,至今都觉受益匪浅。)第三,不要有江湖义气。你家庭出身是好的,陈逸是什么人?他有才,可他是什么出身?(注:到了这个时候,这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还遵奉文革初期肆虐的荒谬的“血统论”)母亲戴了帽子,本人隐瞒了三青团员,你(却)同他成莫逆之交。你见了我们这些老干部是什么感情?我对你没有什么坏印象,你背后还挖苦我们一下。如果你还留恋江湖义气,那还有什么路线觉悟?那是行帮观念,青帮红帮四人帮。这三条影响你揭问题,这次运动,按华主席讲话精神办事,尽量团结,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家庭好,路线好,这就叫大跃进。

接着发言的是姚德明。此人是我北大的师弟,但官场权术无师自通,很快就当上了头儿,后来不断提拔,到我1984年离开报社时已官至副总编辑,史进贤年事已高,他这个“贤”不能继续再“进”而不得不“退”时,该姚便登上了“一把手”的“宝座”。现在说的是1976年的事,但他的远大前程已可见端倪。“姚”随“史”规,他的发言不仅调子完全一致,用词也大体相同,可视为“一言两版”,现摘要如次:

(清查)运动开始到现在,孙正荃还没有系统谈过,今天是第一次,算是个开始。我们是按主席指示办,一看二帮,首先要弄清问题,讲清事实。首先是揭发程光远、李镇欧,你们关系密切。希望您端正态度,彻底揭发程光远,毫无保留,间接听到的也要(揭发)。对李镇欧,(今天)你没谈什么,李不会帮你,你应该揭他(注:这些当官的总把他手下看成犬类,常使出“狗咬狗”的招数,且往往灵验,一场文革就是无休止的相互伤害相互厮杀)……许多事都要讲清楚,前前后后,来龙去脉,要讲清楚,比如……总之,要彻底!希望孙正荃旗帜鲜明地投入战斗,在斗争中也改造自己。

接下去是“群众”发言。头儿定了调子,群众的发言更无可圈可点之处了,不少人是勉为其难,也有人是在头儿面前亮个相,更有人是在作个秀,所以大多是“揭发”一些鸡毛蒜皮的所谓“事实”,或者要我“交代”一些枝枝节节的琐事,最后少不了对我表示“挽救”之意。
最后是我发言表态,这是所有矛盾尚未“转化”之前必有的节目。现在让自己有些奇怪的是这个发言怎么会留在我记录本上的?是批判结束后补记的?我的前半生,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不知“检讨” 、“交代” 、“揭发”了多少次,书面的统统上交了,估计字数高达六位,我相信至今依旧由“组织”保存在那个跟随我一生的档案里;至于口头的,大抵只临时写几条杠杠。这个发言稿可能是保留下来有限的几份之一,所以弥足珍贵:

1.大家谈的意见很好,许多意见很中肯。史进贤同志提出的“三打破”很有针对性。回去后,我要好好考虑,一年一年地想,一件一件地想。我原来觉得这几年我很少在西宁(注:从1970年至1975年,我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当常驻记者),许多活动没有参加,许多情况也不大清楚,但是,不管是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仍有不少值得认真检查之处,“事情不多”是自欺欺人的错误态度。
2.经过大家帮助,发现不是“事情不多”而是“事情很多”,有的还性质严重。特别是,许多事情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但思想上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从思想上来个大清理,实属必要。
3.从同志们的发言里可以看出,确实是“一看二帮”,确实是“治病救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我认识和改正错误的信心和决心。我想,只要态度端正了,一些一时记不起来的问题(如王春岗揭发的),还可以再想,大家是能理解的;一些一时还认识不透的(比如对程光远同志),也可以在以后的斗争中加深认识提高认识。我想,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4.我还是第一次会议上的态度,欢迎大家揭发批判,揭、批,就是帮,就是拉。

此后,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开一次批判会,规模大小不等,人员不断更换,有时我是主角,有时人家是主角,我是“陪”角,不管如何,我的态度始终没有得到领导的满意,其实,我未必不清楚,他们要的,用史进贤的话,就是“秘密的、尖端的、反革命的”,我没有;我交代的那些符合事实真相的、实事求是的,他们不要,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当然,我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出卖朋友出卖自己出卖良知出卖作为一个人不可或缺的人性,可是我不可能这样去做,如果要这样做,何待今日?我老早就可以飞黄腾达了。那时,我虽然没有想到史某真的会把我送进大狱,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即使想到了,我依然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立场,这是我做人的一条底线。
半年后,他们也许是等得真的不耐烦了,也许是真的需要杀个“鸡”才能“推动”形势的发展了,更可能是他们已经下了决心要让矛盾“转化”了,甚至已经得到高层的首肯了,于是对我的批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记录本上看,开始于1977年6月24日那个不能忘却的夜晚,从那天之后的整整一个月,他们轮番作战,不停歇地批判斗争,有时是从早到夜,而且调门越来越高,这次为了写这个实录报告,我再次翻阅两本密密麻麻的记录,读着那些杀气腾腾的“发言”,心里依旧感到一阵阵的颤栗。为了保持记录稿的原汁原味,我就按批判会的日期整理,只是在文字上稍作删削以使篇幅不致过于冗长。
1976年6月20日(星期四),地点,史进贤家客厅——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把一次对自己部下的批判会安排在自己家里,这在青海报社的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我走进客厅时,那里已经布置完毕,批判者一字排开端坐在一条弧线上,对面则单独置一无背木凳,同我后来在监狱里提审时的摆设毫无二致,而此次批判会的设计者和主持者史大人则半躺在弧线尽头的那张皮沙发里,同我直线距离不足一米。

史:孙正荃,我先给你通个讯,你的亲密战友陈逸已经被逮捕。陈、李、你,是核心。我们对你,至今还是留有余地的。你揭了一些问题,不疼不痒。不行。你能不能杀出来?我们是打击坏中之坏。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会悔恨无尽。再说一遍,悔恨不尽。你出身还好,政治表现很坏。现在就是叫你揭发陈(逸)、李(镇欧)的罪行,你不把机密的尖端的反革命的核心的揭出来,你这次逃不过去。如果不这样,你和陈、李一样,完了。你不要以为你没(给四人帮)写黑信、告黑状,(就没事了),你的规格比这还高。如果你对今天晚上的谈话还有错觉,那还是那句话,悔恨无尽。

接着发言的有我当时所在的理论部主任张秉衡,还有就是运动中特别积极的“左”公们:陈秉智(后来升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王春岗(报社共青团书记,后升任群工部主任)、钟在学(报社理论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此时已脱产为“运动办”负责人)、魏文秀(省上某负责人的老婆,“照顾”到报社来当记者的),以及两个我记录本上只有姓而现在已记不起名字的人,另外特设了一个记录员,是马延林(此前一直跟我在办公室里对面而坐,我得以平反后成了我的朋友)。可惜,我的记录本上只记了大名而没有留下他们发言的片言只语,由此或许也多少可以窥见我那时“态度”确实不大“老实”,大家热心帮助,我却不认真记录。批判会总结自然还是史大人,我认真记了。他说:

现在是叫你起义,戴罪立功,叫你揭发,也不说交代。为什么可以少打(注:应读作“抓”,意思就明确了)一个要多打一个呢?你接不接受挽救,你自己考虑。你就愿意去当殉葬品?你不要充英雄。

这场后来被史大人轻松地称之为“谈话”的批判,一直持续到了零点三十分。钟某叫我先一步离开。我明白,他们仍需“研究作战方案”,这是老套套了。
我入睡不久,刚迷迷糊糊,只听门外有钟某的声音:“早上八点开会。”几秒钟后,可能是没见动静,又补了一句:“别迟到了。”我打开灯,已是凌晨两点三十分。
这里又得补充点背景资料:陈逸被捕是在他1976年回老家绍兴探亲时,后来押送到了青海,报社的运动自然因之大大升级,较之前阶段,会议的气氛级别都大不一样。陈兄是怎么突然变成“现行反革命”的呢?直到多少年后相见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简单说是这样:他同老家一个在部队的妹夫闲聊中,说及自己对所谓“批林批孔”以及“批周公”等事情的看法,认为那是毛的部署,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此等等。其实,作为新闻工作者,政治敏感应该是基本素质,从1974年起,我们对江青等那套早已看透,他们垄断的所谓批判文章,包括评水浒等,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对“那个女人”的嘲笑不满,同道间早已不是秘密。可是,亲戚间的聊天被说成是对“伟大领袖”的“攻击”和“污蔑”——在那个恐怖年代,被称之谓“恶攻”,是要掉脑袋的!
接着讲下去,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二天(严格说应为第二次)的会议却称“支部大会”,我不是共产党员,许多人也都不是党员,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称呼是指参加会议的范围,因为一个“支部”要管几个行政部门,名之为“支部大会”,那“阵势”就要大许多,“火力”就要猛烈许多。果然如此。
大会由支部书记钟在学主持。从我记录本上看,他的“开幕词”不短,但水平不高,有点乍乍呼呼:“孙正荃是陈逸的同党、心腹。该不该交代?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不要耍什么花招。搞小聪明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孙正荃的问题严重,要不要搞?他自己的问题要不要说清楚?要不要揭发?这是很严肃的。”
报社副社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李果珍(等到史大人下台,他就接班了,可惜,他刚坐上这把交椅不久就归西了)紧接着发言。此人水平到底不一般,发言一开始就明确指出:

孙正荃是陈逸的同案犯……他有个立功自赎缴械投降的问题。陈、李、孙的一系列活动与胡风对照一下极其相似,手法也是一致的。

然后一一分析“对陈逸问题的三种情况”:

一是同案犯。他们必须缴械投降,以立功自赎,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人民的宽大……一条,殉葬,一条,弃暗投明。当前,首先是孙正荃,迫切的,自己怎么办?是继续抱成一团还是彻底揭发,两条路,你自己选择。二是觉悟不高,一度与陈逸有染的,……三是受陈逸反革命影响的,……

李副社长的发言显然极具杀伤力,因为他指出的第二第三种人几乎要占到全社半数以上,在座者自然比例也不小,这么一来,发言的除了原先那些积极分子外,一些半年来已经被批得伤痕累累的人,也不得不纷纷上阵,与其说是为了批我,不如说是在为自己表态亮相,当然也有的是希望“立功赎罪”;其中个别品质恶劣者,则编造故事指鹿为马罗织罪名落井下石,企图以友人的血洗自己的污垢。鲁迅先生说得再精彩不过了,他说,骂你是反革命,就可以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这样,从此之后的批判会,发言每每争先恐后,往往到下班时间依然无法按时收兵。那些特“左”的发言,由于可以想象到那浓烈的火药味,这里不再多作摘抄了,仅摘几例“二三类”的发言,从中倒也可窥见当时红色恐怖之一斑。

陈大伟(前一阶段因为给“四人帮”写信事被批得焦头烂额,现在他可以喘口气“戴罪立功”了,遂胡编乱造起来):我来揭发陈逸和孙正荃。1974年3月24日上午,陈逸说,我们要自觉跟这条线,他是指四人帮这条线。这是个站队的问题。1974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施涛去陈家,烟雾腾腾,他们在议论(周)总理。有李镇欧、孙正荃、马健民、罗匡、刘守和等。孙还议论过(上海)徐景贤支持文汇报炮打总理的问题,(徐)说,你们干得好,你们没有犯错误,你们立了一功。孙说是来信中说的,谁的信?交代!

看看吧,那个年月,连“议论”都是可以被“揭发”的。1974年3月,我根本就不在西宁(我有在基层住店的发票,财务是要给我报销的),怎么和陈逸等人“议论”?但是,我已经没有任何申辩的自由和权利,我一开口,他们就说,毛主席说了,民主只给人民,而不给反动派。你是人民吗?你不是,你是反革命!

张洁风(他是我在当常驻记者时的记者站站长):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时,陈逸给孙正荃的信至少有六封,还不算从黄南转到泽库(县)去的,那是马健民(此人在我等被捕后,被逼得跟他们下跪,求他们把自己“抓”起来)转的。

老实说,那几年,连我自己都记不得谁给了我多少信,可他记得,是真的记得,还是临时编的?不管哪种情况都让人不寒而栗。
这次批判会上发言最长的是两位特别积极的左公,一是王春岗,一是陈秉智,都是头天晚上在史大人家的炮手,他们发言的“质量”可想而知,仅摘几句:

王:你们是老早就捆在一起了,你们一起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攻击省委负责同志,攻击报社领导。你至今还在活动,报社娃娃的警惕性很高,他们有揭发,说你还在活动。

陈: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谁“吃掉”谁的问题。你们三个是反革命的帮派关系,又是反革命的小集团。你们几个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分工。你们和林彪、和四人帮是捆在一起的,你们是一丘之貉,是一根藤上的(蚂蚱)。
孙正荃的问题是严重的,你打算怎么办?孙正荃的态度更是令人气愤的,昨晚史进贤同志已经给你再次交代了政策,现在,“底”已经给你交得清清楚楚,你何去何从?
别以为我们现在不能定你案,我们完全可以定案,但是组织上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通过斗争把你分化出来。十字路口,一明一暗,你怎么办?按你现在的态度是不想走光明路了。你还在顽固,实际是顽而不固,最后变成一堆臭狗屎。

五天后,又召开了规模更大的一次批判会,记录本上记了满满七页,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整整开了一天,内容除了继续“打”态度、揭发我的“罪行”外,新鲜一点的是一个叫汪玉孝(后被提拔为群工部副主任)的人,带头提出要我“把信件交出来”,甚至责问我:“(给陈逸)提供了什么情报?”于是几个人一哄而上,非要我学当年舒芜的样,把私人的信件交给“党组织”。老实说,如果当时我拿得出那些信件来,我很可能会交出去,在学校在单位,我从来是个非常听话的“臣民”。可是我确实没有了,不是隐瞒更不是违抗。然而,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像老虎狮子一般吼叫:“你不是善于保存信件的吗?”“你不是喜欢记日记的吗?都记了些什么反革命的东西?交代!”
是的,我记了十多年的日记,文革初期,1966年,他们抄了我的家,把十几本日记都没收了,年底回到我手里时,发现分配在几个“积极分子”手里“检查”过了。可能是终究没有发现严重问题,就此不了了之。之后,我留下了一部分,足以证明自己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这是担心灾难还可能再次卷土重来而留了一手),其余的统统付之一炬了。我记得是在郊区一块野地里烧的(怕被熟人看见说成是“毁灭罪证”)。那时刚过三十岁,脆弱的心看着飞舞的火苗,哭了。好像从此以后再没哭过,我对自己说,决不要再写日记了!没料到的是,又一个十年过去,当年的那一幕又重演了。
1977年7月开始那几天,给我规定的是“写交代”。“七一”前一次会上,“组织”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明天是党的生日,如果你还愿意跟党走,你就必须干净利落地揭开你们的反革命内幕……”到7月6日继续批判,这次,他们明确表示“孙正荃不接受‘拉’”,而且给我的定位是“报社反革命小集团的参谋长”。最后, 史进贤的总结性发言更是既给我“前半辈子”作了总结,又为我“后半辈子”作了安排:

本来,我给你说得很清楚,要你杀出来,……杀出来,就是竹筒子倒豆子。可现在你态度很坏,6•24,在我家,谈了七个多钟头,可至今毫无悔改之意。
你今年四十岁,参加工作以来屡犯错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右斗争,你接受教训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十一年,你是跟着毛主席前进的还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前进的?你是江青领导下的一兵一卒,干了大量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事,一直发展到经常议论形势,攻击叶、华……到现在你还在搪塞应付,再不觉悟,要悔恨无尽。党把你拉大,你出来却与党三心二意,你后半辈子怎么走?非碰到头破血流不可?

会议主持插话警告我:现在(已经有揭发你的)材料417份,人家揭发你了,你(还)不揭?孙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两天后,已经被捕的陈逸被拉回报社批斗,那杀气那阵势更可想见。批斗会进行中,坐在台上的史大人,得意非凡地说:已经接到革命群众递上来的五个条子,要求(把)孙正荃示众。我们没有让他上来,这是再次给他留有余地,如果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可欺的,那么一切后果就由你自己负责。
当天晚上接着召开小型会,这叫“趁热打铁”“连续作战”,是惯用伎俩,他们依旧说是最后一次“挽救”我。批判会开到7月22日,一周后,便在一片呼叫一片杀声和一片沉默中,把我送进了大牢。
从记录本上看,这些日子的批判会很有特色,一方面他们不断升级,调门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他们竟然一改过去不让我说话的规定,一次次要我对揭发的事“表态”。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的态度出奇的硬。或许也可以作这样的分析:他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批捕指日可待;而我也已经“破罐子破摔”,做了最坏的准备,无所求就无所忧,所谓“无欲则刚”。他们虽然一再“打”我态度,却也奈何我不得。

三十多年过去,今天当我抄录这些文字的时候,真可谓感慨万千。
我这前半生,经历了两次曲折,第一次是1957年,那时我还刚刚20,或许是大学班上党支部那几位主要成员(段伟中、韩名显)都比较善良正直,四年同窗的朝夕相处,对我这个“小朋友”毕竟有所了解,而且正是他们一手把我“发展”为候补党员的,所以终于让我逃过一劫,只是将我的“党票”(而且还是“候补”的)轻轻拿走,没有惊动同学更没有任何处分,而且毕业评语仍以肯定为主,因之在一场血雨腥风之后大多数被发配至内蒙新疆甘肃青海时,我却走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多少年后,有同仁开玩笑说,老孙要是保住那张党票,今天至少也是个部长什么的。我不以为然,我很清楚,自己根子上就不是那块料,即使那时躲过,以后也一定在劫难逃,二十年后的这第二劫或许正可视之为有力的证明。
但是,这次对我的伤害太过严重,我第一次看到,在专权面前,那么多记者编辑,除极少数外,几乎悉数臣服,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表现出强大而凶悍甚至是残忍的战斗力,由于这些加害者和受害者原是一个营垒,因而他们射来的箭矢往往见血封喉,当然他也或可因之而晋升,至少获得一处安全的防空洞。全报社知识分子的全线溃败——当然包括我自己,哪里还有什么信仰操守,传统道德底线被冲得七零八落,卖友求荣,落井下石,指鹿为马已是家常便饭,能够说一是一的乃凤毛麟角。建立在谎言与欺骗上的专制独裁者追求的原本不是事实真相,他们采取的自然也必然是满足早已设定目标的各种胡萝卜或大棒。于是,一批人被投入大牢,另一批则被宣布“解放”,而更有一批则继续作奴隶,在恐惧与惊悚中煎熬自己的生命。中国知识分子的没落,到文化大革命算是完成了最后一笔。
但是,我并未对人生对未来失却勇气、信心,我曾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这样写道:即使在那些刀光剑影的岁月里,爱,犹如雪花,依然在悄悄飘洒:楼梯上一个手势,厕所里一个眼神,乃至游斗时从卡车上瞥见频频点头的面影……甚至还有人给我写诗支撑我鼓励我。在那些孤独的夜晚,我总会想,他们不得人心,他们不会成功,我也因之明白,爱,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一个人寒冷时,给他一点温情暖意。
但愿那些梦魇般的日子永不再来,莫让后人复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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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从北大校文革组成人员的变迁
看聂元梓的倒行逆施

舒 声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与其他北京高校不同的一点是:自从工作组撤销后,一直存在着一个由群众选举出来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作为权力机构。
1966年7月26日晚7点半,江青、陈伯达、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再次来到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江青主持大会,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聂经哲学系推选为代表。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确定筹委会由21人组成,并组成7人常委会,主任聂元梓,副主任白晨曦(机关一总支干部)、聂孟民(物理系学生),常委还有牛皖平(北大附中学生)、徐运朴(俄语系研究生)、廖淑明(国际政治系学生)及戴新民(技术物理系原总支书记)。筹委会下设机构:办公室主任李清昆、副主任杨克明、夏剑豸(三人均为哲学系教师)。
1966年8月30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出席,聂元梓致开幕词。大会提出“选举权只能属于人民,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及一切牛鬼蛇神一律剥夺选举权”。9月9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42个正式委员、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9月11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名单如下:
主任:聂元梓 副主任:孔繁(哲学系教师)、聂孟民、杨学祺(生物系学生)、白晨曦。
常委会委员:冯迎玺(机关二总支干部)、戴新民、段心济(化学系学生)、廖淑明、徐运朴、刘宗义(技术物理系学生)、刘国政(历史系学生)、牛占文(数学力学系学生)、唐春景(地质地理系学生)。
1966年10月后,孔繁、杨克明等与聂元梓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10月20-21日,校文革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常委首先要整风”。聂元梓主张“要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辩论进行到底”。孔繁等多个常委则表示要外出串联,“不参加整风”。常委内部两派矛盾表面化。10月31日,聂元梓趁杨克明外出之机,改组以杨克明为主编的《新北大》编辑部,改由刘国政、陈影负责。10月份,围绕聂元梓组建北大“党组”等问题,原来和聂元梓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逐步公开化。
1967年1月10日,《新北大》刊发李清昆(聂元梓亲信,人称大管家)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称“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其中还说“江青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社论《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垮他们的社会基础”。
1月25日和28日,校文革两次召开全校大会,揭批孔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并组织“彻底批判孔繁、杨克明”筹委会。
2月14日,《新北大》校刊刊登2月10日发出的《重要通告》,宣布2月7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将聂孟民、廖淑明、牛占文、刘宗义赶出常委会)。改组后的常委会名单为:主任聂元梓、副主任白晨曦、姜同光(新升)、徐运朴、裘学耕(新升)、王海忱(新升)、杨学祺;常委:孙蓬一、王茂湘、段心济、刘国政、戴新民、侯汉清、冯迎玺、陈影、唐春景。
3月3日,哲学系教师,原社教“左派”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报,揭出聂元梓涂改讲话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这引起聂元梓的不满。校文革副主任徐运朴、常委侯汉清支持郭的大字报,与聂元梓分裂。当月,坚决追随聂元梓、有时比聂元梓还“左”的孙蓬一被提升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5月-6月,北大里陆续成立了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东方红公社”、“红旗飘战斗队”、“井冈山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等五个群众组织。8月17日,这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周培源、副组长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侯汉清。
11月28日,“井冈山兵团”召开“坚决支持革命干部孔繁、杨克明同志杀上革命第一线大会”,兵团核心组组长侯汉清宣布“接受孔、杨为兵团战士,并吸收到总部工作”。
至此,原校文革的重要成员孔繁、杨克明、徐运朴、侯汉清都脱离了校文革,站到反对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一边。
11月30日,《新北大》报道“30日全校举行党员大会,由聂元梓宣布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的建立和正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领导小组组长聂元梓,副组长孙蓬一、崔雄昆。
此后,校文革副主任白晨曦、常委戴新民这两位老干部也陆续被聂元梓和孙蓬一排挤出去。校文革的大权实际掌握在聂元梓和他的亲信孙蓬一等人手里。据知情人说,校文革还有一个地下常委会,主要成员是聂、孙、李清昆、王茂湘和姜同光,其他常委和委员大部分都是摆设。
从校文革的变迁情况可以看出,校文革虽然在开始时确实是根据所谓“巴黎公社原则”由群众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但是聂元梓在掌权后执行了一套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的干部路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与她有不同意见的成员陆续赶出校文革。例如孔繁、杨克明是她社教时的“战友”,“革命左派”,杨克明还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起草者,曾经和聂一起列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只是不赞同她掌权后头脑发热、喜欢听奉承话、抬高自己的做法,就被她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遭到批判,赶出校文革;又如原校文革副主任聂孟民,物理系学生,烈士子弟,在1966年国庆节曾代表全国红卫兵、革命学生在天安门上讲话,后来没有紧跟聂元梓,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逐出校文革,其他学生常委廖淑明、刘宗义、牛占文情况也是如此。而紧跟聂元梓,表现极左的孙蓬一,不到半年,就从普通委员提拔到第一副主任的高位,善于吹捧、能言善辩的经济系教师王茂湘也成为副主任。
北大历史系1965级学生、原新北大公社作战部负责人王复兴,在他写的回忆录《抢救记忆》中说北大校文革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出来的,井冈山兵团要推翻校文革,怎么不提巴黎公社原则了呢?可是他忘记了,聂元梓在成为校文革主任大权在握后,早已把巴黎公社的原则放到了脑后,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拉一派,打一派,倒行逆施,残酷迫害反对她的干部、学生,而她的背后,又有江青、康生等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支持,反对她的群众组织本来就是处于弱势,即使提出过“改组校文革”,“成立革委会”等要求,又有什么作用呢?直到1968年3月29日,聂元梓、孙蓬一利令智昏,为了彻底打垮反对派井冈山兵团,组织武斗队伍,在31楼驱赶手无寸铁的井冈山学生,挑起了持续4个月的大规模武斗。清华团派首领蒯大富也学习聂的“经验”,在清华制造了轰动北京的百日大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搞得天怒人怨,最高领袖不得不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两所学校,结束了武斗,也结束了聂元梓对北大的统治。1968年8月19日,宣传队接管了校文革的一切权力,存在了两年的北大校文革从此消亡。
1969年6月29日,聂元梓在宣传队召开的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承认:掌权后“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我意的就执行,不合我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歪曲,断章取义。”“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变成了派文革。”
回顾北京大学近100年的历史,曾经先后出现几十位校长,其中有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周培源、丁石孙等深受广大师生爱戴的好校长,其他校长虽然不一定业绩辉煌,但也都做出过一些有益的贡献。聂元梓从1966年7月底任校文革主任,执掌北大大权到1968年8月,整整两年,也算是一任“校长”,但可能是坏事干得最多,声名最差的一届“校长”了吧!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历史是无情的,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恶名将永远留存在北大校史中。

参考文献——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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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检视北大文革3·29、4·26武斗

樊能廷

笔者检视北大官方修史《北京大学纪事》中1966年6月至1968年9月的内容(以下简称《纪事》)关于“武斗”这个词语的条目,钩稽成为《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已刊发于网刊《昨天》76期(2016年9月30日出刊)。这篇文章只是对于引用的《纪事》条目,结合相关的北大实际发生的事情做了简略的说明。
关于北大文革武斗的文章,笔者见到过的,至今没有就各个具体战例,做详明的阐述、分析、讨论。笔者不揣浅陋,就目前所知的情况,试做一点努力。
先限定一下:就3·29和4·26两场“武斗”讨论。之所以分析、讨论这两个战例,因为3·29和4·26共同的“战役意图”都是“夺楼”。战斗的发起方,都是聂元梓-校文革辖下武装齐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亦称“长矛队”。
据《纪事》1968年3月28、29日记述:3月28日,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3月29日凌晨1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100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严重损失。
“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是“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
3·29一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顺利达到战役目标,顺利占领31斋学生宿舍,“井冈山兵团”成员被全部、干净、彻底赶走。
自古兵行诡道,《孙子·计篇》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京剧现代样板戏《沙家浜》有一段唱词,“飞兵奇袭沙家浜。将尖刀直插进敌人心脏,打他一个冷不防。管叫他全线溃乱迷方向,好一似汤浇蚁穴,火燎蜂房”。3·29事件结果,充分证实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夜袭“作战”符合用兵之道,颇有点儿“飞兵奇袭沙家浜”的味道。难怪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总指挥高云鹏当即兴奋地大呼:“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现在回顾,此役有些未曾披露的“方面”,仔细分析,会加深3·29事件的认识。

一、31斋的地理和人文条件

北京大学的燕园校区,学生宿舍分布在西南区域,以燕南园南墙为北界,以“五四路”为东界,临着颐和园路的虎皮墙为西界,临着海淀路的虎皮墻为南界,这是介绍学生宿舍区的四面概况。学生宿舍区有两个通达校外的校门,一个是南校门,如今还在用,一个是西南校门,如今废弃了。
学生宿舍区的南北方向大路,是“五四路”;东西方向的大路,则是28斋楼北、向西通往校医院的那条柏油路。这条路基本上不走汽车,几乎是专走行人和自行车的“非机动车路”。31斋扼守这条路的咽喉要冲。
化学系03纵队是北大井冈山派的主力队伍,其中0363又是“铁杆”井冈山居多;他们人多势众,都住在31斋。所以,31斋被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视作“堡垒”。31斋两派混合居住,井冈山从上到下,没有武斗组织、没有武斗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堡垒”里的“主力队伍”、“铁杆”实际上无异于一群待宰的羔羊。
按照这些条件,“射人先射马”,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选择第一轮打击目标是31斋,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战役准备阶段

聂孙校文革的武斗力量是新北大公社长矛队。
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成立,早于校文革“武卫指挥部”,是在东操场的“第一体育馆”成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发轫于威名赫赫的“钢一连”,以“钢一连”为骨干力量,由新北大公社各战斗团提供兵员,这么组成的。以钢管和钢筋焊制、磨削的长矛为武器,这个特征很明显,所以又被称为“长矛队”。校文革有工厂、有工人,成批地制造长矛、铁棒,成建制地发放长矛、铁棒。
3·29之前,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挑选一部分身强力壮派性足的男同学,举办“第二期学习班”,就是编练武斗队,向学员们煽动仇恨和灌输派性斗争思维。
3·29事件,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战役目标,是夺占化学系男生居住的31斋宿舍楼。战役的决定,在于3月28日夜间临湖轩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战斗团团长会议,事涉机密,与会人员级别高。在这个会议上,孙蓬一竭力主战。个别团长“非攻”,与孙意见不合,发生争论。最后,由聂元梓拍板——“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三、新北大公社长矛队3·29作战的实施

1968年3月28日子夜,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由集结地向31斋进发。集结地是哪里?——就是发放浆糊和大字报纸的杂品库,地址在校医院的西边。笔者记忆中,那一片没有楼房,散乱分布菜窖、冰窖、杂品库、火车票代办点等等平房。袁世凯的孙子,一个弥勒佛似的大胖子,就是卖火车票的。
就31斋而言,外语系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作为攻击部队,并不熟悉地形。31斋里头有“带路党”——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的——他们也是化学系学生,熟悉各个房间住宿学生的情况,所以,才有可能在井冈山学生宿舍的门上做记号,便于外语系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打的时候,准确地识别井冈山学生的房间。
1968年3月29日星期五,农历3月初一,繁密的星空,未见新月。由隐蔽集结基地“束马衔枚”来到31斋的几百名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把住东南北三个“对开”楼门。在“带路党”的指引下,按照部署,迅速有序地分兵各楼层。
各楼层各屋的井冈山学生,毫无防备,被砸门的巨响从睡梦中惊醒,手无寸铁、无法进行有效抵抗。井冈山的所有人,包括总部成员,对于偷袭毫无预料,手里连根木棍都没有,形成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井冈山动心武斗,稍有武备,绝对不会出现3·29这种被武装偷袭、对方轻易得手的局面。
大部分井冈山学生不战而逃,被“净身出户”。包括笔者在内的数百名井冈山学生,在3·29事件发生时,被发动夜袭的“长矛队”赶出31斋(楼)。
如果31斋原来是单一井冈山派居住,“堡垒从内部攻破”,那么,3·29事件,31斋可以称作“失陷”。3·29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占两派混合居住的31斋,31斋只能称作“沦陷”。两种情况,具有很大的区别。

四、指证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3·29的不义

2016年12月9日中午,在同班老同学“永远的03633群”微信聊天过程中,聊到3·29事件,大家认识到,应该笔之以书,存史求真。说干就干,迅速征集到同道签名的“亲历”,按照姓名汉语拼音顺序,辑录如下:
①《我亲历的北大3·29武斗事件》:陈子明,男,是化学系63级三班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3·29武斗前住在31斋121室。1968年3月29日,我因宿舍人少,住到对门的122室。凌晨,被铁器碰击声惊醒,起床开门,发现一班的同学也起来了。中门北边已被床堵死;知不好,从东窗户跳出。因手表没带出,又从南门回来;哪知,跑近南门时,被一身穿黄色棉军衣、左臂缠白毛巾、手持扎枪的人追赶。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见我又跑回31斋,才停下脚步。回122室后,抓起手表,二次跳窗逃走。于当日下午返回老家天津,直到工宣队进校,才返校。陈子明2016年12月9日;
②《北大3·29事件的亲历》:樊能廷,男,北大化学系03633班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北大文革武斗前,住31斋119室。1968年3月29日凌晨,我们宿舍楼遭到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突袭,我们赤手空拳。我从一楼盥洗室跳窗逃出楼。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割据局面,我住37斋学生宿舍楼,直到工宣队进校。樊能廷2016年12月9日于北京;
③《北大3·29事件的一些回忆》:(韩长绵)我1963年考入北大化学系,是0363(3)班学生,住31斋一楼朝东的宿舍。1966年文革开始,班上同学分成两派,我加入了井冈山兵团。1968年3月29日晨,31斋突然受到北大另一派组织新北大公社的袭击,慌忙中跑出宿舍,什么都没有带。在32斋住了几天就转到37斋去住了。因为另一派的封锁,同学自己做饭。后来北京亲友来校接我走,是从37斋地道中出去的。3·29事件前,双方仅为口水仗,以后互不见面。工宣队进校后,才返回北大。韩长绵2016年12月10日;
④《1968年3月28日夜》:(华国藩)我在睡梦中被楼道里铁棍砸门的声音惊醒,有人大叫“公社的长矛队来了,快逃!”当时我住31斋一楼窗朝西的宿舍,匆匆披上衣服,从窗户跳了出去。逃出来才发现31斋各门已被新北大公社的长矛队把住,正从里往外赶人,被赶出来同学都很气愤。当时大家还没意识到,这一刻就是北大武斗的开始,即3·29事件。北大0363(3)华国藩2016年12月9日于杭州。——我记得我住走廊西侧的屋子,从窗户跳出去的。想起我姐夫送我的一件大衣,又从窗户爬进去取出大衣。——补记;
⑤《我叫李乾宽》:我是北京大学03633班学生,住31斋117宿舍。文化大革命之大串联开始后,我基本上都在四川、贵州搞串联,很少参加北大的运动。但观点倾向反聂元梓的井冈山派。1968年3月29日我不在北京,而是在贵阳。当我于四月中旬返京回校时,31斋已被新北大公社武装占领。我的宿舍也被他们占领了。经交涉回到我宿舍时,我的个人物品全部被洗劫一空:包括被褥、衣物、书籍及其他。经交涉,公社的同学只给我弄了一套被褥,其他东西已无法寻找。我只好找到43斋一楼去居住:那里没被武装占领。直到工宣队进校。李乾宽2016年12月10日于贵阳;
⑥《我所经历的北京大学3·29事件》:姚建明,男,北京大学63级化学系学生。文革期间,井冈山兵团成员。3·29事件前,住北京大学31斋121室。1968年3月29日凌晨,从睡梦中突然听到楼道北端及楼上传来金属打斗声。往外看,楼道一片漆黑,但隐约能见拿着长矛的人影在打斗。我手无寸铁,只能弃屋逃出。从此所有上学生活用品全部损失。不久便南下上海躲避武斗,直到武斗结束返校。姚建明2016年12月9日;
⑦《北大3·29事件的亲身经历》:朱开定,男,北大化学系03633班的学生,文革时期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68年3月武斗前一直住在北大学生宿舍31斋一楼。68年3月29日凌晨,我们住的31斋楼遭到新北大公社武斗长矛队突袭,我们在睡梦中被长矛敲击声惊醒,毫无防备。我和同宿舍的井冈山兵团的同学一起跳窗逃出。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割据的局面,我无法再回31斋宿舍,后来住37斋学生宿舍楼,直到工宣队进校。朱开定2016年12月9日于仪征。
我们这些3·29事件第一现场的受害当事人,至今愿意站出来,指证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发动3·29武斗的不义。

五、新北大公社长矛队3·29洗劫31斋并且纵火

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发动武斗,夺占31斋,打伤井冈山学生逾百人,制造了北大文革中著名的3·29事件。不仅于此,他们还在31斋尽情洗劫,实施纵火。
化学系62级李可忠原来住在31斋215室,除了他还有两个新北大公社成员住,李可忠基本不在31斋,所以那个房间3·29没有被查抄。但是他放在抽屉里的20元生活费和一些其他东西都丢掉了。
在把井冈山学生全部赶出31斋后,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在31斋进行了大洗劫,有的人在3·29以后,手臂上上下下带了五、六块手表。
《燕园风云录·三》17页,蔡华江的回忆文章指出,3·29天刚蒙蒙亮,他跑进31斋。从31斋的南门进入一楼,只见楼道里一片狼藉,到处是水,还有衣物、书籍和其他物品乱七八糟的摔在楼道里,有的浸泡在水中。一楼很多宿舍的门敞开着,空无一人,里面也是乱七八糟,情景和楼道差不多。
为什么“到处是水”?因为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占领31斋后,有人纵火!120房间烧得一塌糊涂。——为了灭火,就要泼水,所以“到处是水”。占了楼,殴打、杀伤、驱赶人家的人,劫掠了人家的财物,还要放火。纵火之人,是何肺肝!
120房间在3·29事件中,只有一个人居住。笔者听说他作为“不知情”的新北大公社成员,越窗而逃,被井冈山“俘虏”,弄到28斋,还挨了打。在3·29事件中,31斋整座楼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包围,而且“分层”、逐屋“巷战”。这位同学,穿着跟长矛队同样黄色的军棉袄,怎么在跳出窗外后,被井冈山“俘虏”?既是跳窗,就是说没有“开门迎客”,长矛队“客人”是破门而入的,为什么破门而入的“客人”要在这间屋子放火?——情节扑朔迷离,令人困惑。
3·29,兵燹、劫掠、戕害,无不表现一些人“阶级斗争”中野蛮的无恶不作!

六、新北大公社虐待“俘虏”

3·29事件中,31斋井冈山学生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突袭,夺门而逃、越窗而逃、跳楼而逃,不一而足。保得全身的,都算幸运。化学系65级学生刘文建不走运,他赤手空拳逃出31斋后,跑错了方向——逃向东方就会得到平安,而他一时懵懂,逃向西方——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校医院方向,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拿获,打得头破血流,关押在黑牢。双方交换“俘虏”,他被释放,带伤归队。

七、话题转到4·26

《纪事》1968年4月25、26日条目记述:4月25日,井冈山兵团总部派武斗人员驱赶住在36楼的“新北大公社”的成员,占据了36楼。4月26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高云鹏亲到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0、21、22、23和24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等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香政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笔者在《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中陈述,井冈山兵团“4·25”夺占两派混住的36斋女生宿舍楼,把孤悬的37斋与35斋连成一线。“4·26”发生的战事,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想从井冈山兵团手中攻取36斋,再度拦腰切断井冈山兵团“割据区”。井冈山固守36斋楼房,从头到尾,完全是守势。新北大公社长矛队从平地仰攻,虽有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校文革武斗总指挥高云鹏两位哲学系“师尊”亲临现场指挥、鼓劲,终于被孤立无援的“丐帮”守楼人员依仗地利,危楼砐硪、居高临下,用砖头、石块奋力击退。
笔者说“孤立无援”,是说井冈山兵团头一天刚刚拿下36斋,与北边35斋、南边37斋,还没来得及用木床架设地面上的安全通道(古称“砦栅”)。次日36斋被新北大公社顶盔掼甲黄军袄的强兵,铁桶般团团围困,水泄不通。35和37南北两座楼的井冈山“丐帮”想帮忙,绝对没有能力杀透重围进入36斋去增援。35、37斋守楼学生,干瞪眼看着,无以援手,只能隔空呐喊助威。

八、对于“3·29”和“4·26”两役的反思、分析

3·29,一击得手,毫发无伤,大获全胜。4·26,损伤巨大,铩羽而归。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长矛队,两次都是主动发起攻楼、夺楼,为什么结果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局面,变化就是如此奇妙。往古代说,秦王扫六合、一统宇内,把民间的铁器收缴,铸成咸阳十二铜人,黔首手无寸铁。霖雨连日,大泽乡“戍卒”陈胜、吴广斩木揭竿而起,天下响应,两年零三个月,暴秦灭亡。
3·29李钟奇一天之内来北大两趟,不是查明真相、追查祸首,而是偏袒聂孙文革一方,为虎作伥。谢富治3·29晚间来到北大,带来四点指示,使得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动的武斗师出有名、气焰更加嚣张。
3·29事件中井冈山伤逾百人。血的教训,给井冈山人擦亮了眼睛:指望“公道自上来”,是不行的。
井冈山人要活下去,只有拿起武器,针锋相对,武装自卫——不求公道来自青天,拚却自身热血求生。
长矛毕竟是冷兵器,制作工艺简单,在20世纪60年代,算不得什么“高精尖”武器。28斋的井冈山,搞来了一台电焊机,长矛的制作,立即开张——用3·29事件中付出血的代价、赤手空拳夺来的长矛作范,用停止供暖的暖气管作为金属材料资源,很快“量产”出一支支“非制式”长矛。持矛之士,称呼为“丐帮”。
3·29事件后,井冈山从无到有、生产了足够、适用的长矛,3·29那种任人屠宰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学校形成两派武力割据局面,拿起刀枪的井冈山学生,据守六座宿舍楼,座座都是金城汤池,从外部攻打,难如登天。
往后,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的雄图伟略,完全地破产。如今回忆、反思起来,不免百般滋味在心头。
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以为依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残杀就能把全校数千名批评者的抗争扼杀掉,他们赖以维护统治的诸般武器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恰恰说明这个政权的本性——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
说到底,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真实。多行不义必自毙——文革结束后,操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校文革主任聂元梓、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东线总指挥黄元庄,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不等,给他们的政治生涯划上句号。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西线总指挥宫香政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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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史料、结论与历史真相
——读《狂澜与潜流》第一章第三节“派性武斗中的性暴力”

何 蜀

在文革题材日益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物的禁区之后,仍然有一些学者在坚持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文革研究,其中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完全没有文革经历的后起之秀,成为文革研究领域的新生代,这在一些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上就能看到。
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李秉奎所著的《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就是作者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完成的有独特视角的文革研究专著。正如作者所说:“据有限的观察,学术界对‘文革’时期青年群体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多数集中在红卫兵、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行为,并且主要关注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随波沉浮或逆流而动……” “学术界当下对‘文革’时期青年的性观念与恋爱问题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这可能与研究资料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这一研究,作者和他的导师确定这一选题的胆识和为之付出的努力,都令人钦佩。
因为重视与欣赏这种独创性的学术成果,所以特别不愿看到其中的白璧微瑕,并不揣冒昧奉献自己的异见,以供年轻学者参考。
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该书第92页~102页)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标题:“派性武斗中的性暴力”。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前似无人提出过。笔者一直关注与文革武斗有关的研究,所以买到此书后首先就读了这一节。读后的感觉是:作者没有文革的亲历,缺乏对那个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参加武斗的造反派)的思想、心理的了解,只看到一些当年群众组织派性攻击的小报资料中的宣传文字,受了那些文字的误导,从而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从这一节内容可知,作者的根据只是一些当时群众组织进行派性攻击的小报资料,而没有一个对亲历者的采访调查或其他的旁证。所引用的小报资料,也只是单方面的,而不是两方面的,没有被攻击方对遭受攻击的问题所进行的辩驳或反击(如只有上海工总司对上柴联司的“控诉”而无上柴联司对工总司的反驳或“控诉”,只有贵州省“支红派”对“411”的“控诉”而无“411”对“支红派”的反驳或“控诉”)。其实作者也明白:“随着派性斗争的升级,各色派别对同一事件的表述,往往众说不一或背道而驰,这无疑会对利用者的辨别能力提出挑战。” 可见作者对这样的挑战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但毕竟年轻,不可能想到当年那些文革小报资料会在史实记叙的失真上,细节编造的荒谬上走得多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派性攻击会疯狂到什么地步——从1966年底在部分北京高校红卫兵中就开始流传的某些高层“首长”有关“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引导对方犯错误”等权术经验,到清华蒯大富总结出的“三十六条权经”,特别是在大规模武斗爆发之后,为了搞臭对方可以不惜造谣……这里举一个实例:笔者在查找搜集重庆武斗死难者名录时,看到一份反到底派小报的长篇控诉文章《武装翻案的铁证——李、任死党操纵八·一五一小撮坏头头武装围剿革命造反派的第三批材料》中记叙1968年特别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大规模武斗情况,提到一些有名或无名的死者,在列举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等单位反到底派被八一五派围攻、赶走时,写到一些人被打、杀,一些妇女被强奸,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细节:“青年女学生何××,被匪徒们枪杀后,用黄瓜插入阴部裸体示众!” 笔者向曾任反到底一号“勤务员”、当时已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制止武斗小组副组长的李木森(江陵机器厂助理技术员)提出求证,希望尽可能了解到这位女学生的姓名或其他相关情况。李木森非常认真地向当时反到底派江陵兵团的一个头头(那次率部撤离该厂的负责人)询问此事,结果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文章的作者们根据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写的。在1968年中央召开的“八一五会议”(继“七二七”强行结束高校红卫兵运动后强行结束工人造反运动的一次大型学习班)中,江陵厂该头头还被要求说清此事,当他打电话回重庆查证后,才知道那位女学生何×人还活着,并无文章里所写之事……不了解文革中有这样的情况,作者轻信了所见到的一些文革小报资料中派性攻击的“白纸黑字”,自然就难免会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了。
作者认为:“混杂在造反派制造的激烈派系武斗中,出现了大量女性遭受性暴力的事件。从有限的‘文革’小报中可以看出,这些围绕着侮辱女性、强奸女性的事件,多是出于造反派对敌对派系的‘控诉’。从受害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窥探出青年造反派派的性心理。” 从“有限的‘文革’小报中”就得出当时有“大量女性遭受性暴力的事件”,显然是不妥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当年的许多群众组织的武斗队都会被打成“轮奸集团”或“流氓团伙”了,然而并无此事。重庆当年的大规模武斗被称为“全国之冠”,当时在重庆承担“支左”任务的五十四军支持八一五派,打压反到底派,反到底派被五十四军领导人恨之入骨的几个武斗组织:望江机器厂的“金猴”、建设机床厂的“红大刀”、长安机器厂的“六月天兵”(以上三个都是军工井冈山的基层组织)、以市中区建筑修缮工人为主的“造反军一支队”、北碚区工农学生混编的“猛虎团”,都是因为与军队的冲突或在武斗中表现强悍、有的还有杀俘行为而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的,但没有一个被认定有“性暴力”之罪,如果有,哪怕只有一点点表现,五十四军和八一五派早就会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了 。当时也没有一次大规模武斗被发现有“大量女性遭受性暴力的事件”。
该书作者在所接触到的那些单方面派性攻击文字的误导下,不但提出了“派性武斗中的性暴力”这样一个新概念,还总结出了三条结论:
“首先,被卷入武斗的女性造反派或者女性支持者,一般来说远没有女性在红卫兵中所占人数比例高,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凡是有女性出现或是被卷入的派系武斗,往往都是以女性受到性侵害或虐待而告终。”
“其次,在长期以来注重贞操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往往视性是一种污秽的东西。给个人或团体贴上与性有关的标签,这是令其受辱、蒙羞的捷径。”
“最后,造反派对敌对派系的性暴力,有时是他们宣泄长期受压抑性欲的扭曲表现。”
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与史实不符的。所谓“凡是有女性出现或是被卷入的派系武斗,往往都是以女性受到性侵害或虐待而告终”,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武斗全面结束、群众组织解散之后由官方举办的各种清查学习班里(每一支枪都要查到下落,每一个死者都要查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谁打死的,每个武斗参加者都要详细交代武斗中的所作所为并互相揭发……),那不知要抓出多少强奸犯、流氓犯,然而并无这样的情况。至于在这一段里说的:“对投降‘女俘虏’的性暴力,是胜利一方彰显武力借以恫吓敌对派系的手段,同时也是他们视‘女俘虏’为战利品的流露。” 就更是从古代或近代战争故事中得到的印象而非文革这样的“史无前例大革命”中的实际情况了。“给个人或团体贴上与性有关的标签,这是令其受辱、蒙羞的捷径”,则更不能作为对“女俘虏”进行性侵犯的理由,恰恰相反,从该书中所引小报资料也能看出,那都是攻击对方“侮辱妇女”,是以此罪名让对方蒙羞,而不可能让自己去犯为人所不齿的“强奸罪”、“流氓罪”来使对方蒙羞。所引小报文字中只有一例是自述对女俘虏采取了流氓动作的 ,也是被审讯者的“供认”,而并非“胜利者”的炫耀。
研究文革中的武斗,必须明确一个前提:造反派不等于土匪,造反派的武斗队也不等于土匪武装。尽管当时两派都仿照国共内战时的宣传方式(这是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所灌输的),都将对方宣传为“匪”,但实际上都不是“匪”。参加武斗的主要是青年,都是在“毛泽东时代”接受长期的“党文化”教育和宣传灌输成长起来的(该书在此节前面已经详细论述了文革前十七年革命教育对青年的婚恋观的影响),当时投身武斗“为毛主席而战”、“为革命献身”、“提着脑袋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人们,许多都热情到了疯狂的程度、单纯到了无知的程度,为了一个虚幻的“革命理想”,他们可以“排除私心杂念”,把个人私欲压制到最低限度,甚至可以轻抛生命,视死如归(就像今天那些为某一宗教信念而甘做人体炸弹者一样)。
武斗队伍中当然有可能混杂进个别的行为不端者——在纪律严明“伟光正”的执政党里也不断挖出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分子,更何况毕竟是乌合之众的造反派组织呢?关键是,对发生在武斗时期的性侵害事件,应该分析其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组织的行为,是得到行为人所在组织的肯定、放纵(如古代或近代战争中攻占某地的官军或农民军“放假三天为所欲为”那样),还是遭到该组织的反对、唾弃……只要分清了这些界限,就不难看出,武斗时期的性犯罪,跟其他任何时候的性犯罪一样,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刑事犯罪,而不宜特地归结出“派性武斗中的性暴力”这样一个新概念,因为这样就把性犯罪与派性组织联系到了一起,把性犯罪当成了组织行为。
为说明这一问题,这里介绍几个真实的事例——
一个是当年重庆大型国防企业长江电工厂的青年女工黄荣华(后曾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回忆,武斗时她是该厂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的常委,与另一女工常委杨姐一起分管后勤(人称“后勤部长”,在武斗中负责组织救护伤员、收殓本派死者尸体和给外单位来厂武斗人员发放饭菜票等)。她回忆了该厂1967年7月20日武斗(八一五派为赶走厂里的反到底派以便顺利提取该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子弹)中的一次强奸事件:

七月二十号深夜的武斗,双方都有人员伤亡。反到底派死了两个人,一个技术员叫顾其强,只有二十几岁,记得我刚进厂,去上夜校的时候,他还是我的数学老师,另外一个老工人是二五车间运输工汪汝洲。还有一个肠子被钢钎捅出来的年青人。更为可恶的是,八一五派有两个武斗人员轮奸了一个被俘虏的反到底派未婚女青工。听杨姐说,我们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 得知强奸一事后,气得拍着桌子大喊:“抓起来!”后来那两人被交给了公安部门处理,当时的公安局是军管会领导下的接权小组在负责日常工作,那两个轮奸犯都被判了二十年刑,其中,一个是我们二七战斗团的成员,二十岁刚出头,而且长得很帅的未婚青年工人,另外一个是有老婆、有儿女,已经是五十开外的石匠。

另一个实例是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长王世伦的回忆,他当时是大型国防企业嘉陵机器厂青年工人(后曾任厂革命委员会常委,厂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文革结束后的清查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但情节轻微”,后以高级技工职称退休)。1967年7月大规模武斗开始后,他是驻重庆医学院的军工井冈山总部主要负责人(其他头头都下到各武斗“战区”去了)。他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另一起比较大的嘛就是那个天星桥中学有一些学生,十二个人一班,就在潘家坪打响过后,正在武斗期间,他们好像没得事,开起车,就在河运校那边哪点儿,就遭了反到底派的伏击,打死了一个,一个娃儿,大概是十二岁左右,我没有看到,听他们说的,那个人埋了,但是还有个女孩受了伤,另外还有十来个男生女生都有,大多是男生,这些都要交给我。那男生就关在一边嘛,这之前呢还关得有个女生,也是他们下面的,也是重钢的还是哪点儿的,交到我这点儿来的,她父亲是反到底的,她是八一五的。也是把她弄到这点儿来,没得好多道理的。来了嘛就来了嘛,先住倒嘛。天星桥受伤那个女的来了就跟她住到一起。当时门也没有关,吃饭的时候就打饭吃。第二天嘛那些男生就各人写检讨,不要武斗了。吃了的粮钱还是照交不误——吃饭要拿钱的,我们那点儿没得免费的午餐哟。吃饭各人自带粮票,自己交钱。就把他们放了。女生没有放。女生没有放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件事。因为当天吃饭的时候,她看到我在那点儿,就哭兮哭兮的,她跟我说,我就问了另外那个女生啥子事情。她就跟我说,昨天晚上就来了,关在哪点儿,好像我们有个人,去猥亵她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侵犯。我说有这种事啊?你认不认得到?她说认得到。我说你耍会儿指我看。她就指我看了。结果这个人是作战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是朝阳厂 的。名字我记不到了,叫李啥子。朝阳厂的兵团他们当时也住在军工总部,我跟董源河 说了,把那个人喊起来,办公室的、董源河我们一起,作了个笔录,喊他交代昨天晚上的事。作了个笔录呢,交给办公室,有个叫况才伟的,把这个资料收捡好。我说以后来处理这个事情,作个原始依据,但是现在这个人不能留在军工总部使用。把他退回到朝阳兵团,由他们朝阳兵团来处理。结果一会儿就听到说那边有人在叫唤。我去看呢,结果就是他,遭关在电工的配电房小屋头,绑起,好像还吊起了一会儿吗?他们朝阳兵团自己搞的。他们内部的事情。我们内部处理嘛。我就去把那个女生,叫杨××,我就喊她看,我说你看,这个人,我们已经处理了。这个女孩在我们那里呆了几天,把背上的伤养好,然后我送她到门口,还是开了条子出去的。这个事情基本上就这样处理了。

另一事例是当时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有名的“尸长”(专门负责收殓和安葬武斗死者尸体而被同学们起的外号)郑志胜的回忆:在重庆标志性的武斗事件“七二五”事件(1967年7月25日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反到底派占据的重庆工业学校,重庆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后,八一五派将在工业校抓到的近三百名反到底派俘虏(大多是中学生)押到重大关押审查(因重大学生在进攻中被打死二人),第二天,重大八一五总团主要负责人黄顺义找到郑志胜说,重大驻有许多外单位人员,情况复杂,抓来的俘虏中许多是女生,很不安全,重大也无法解决这么多俘虏的吃饭问题。他叫郑志胜负责于晚九点之前把这些俘虏除了总团叫留下来的十来个人以外,其余的全部放掉。郑志胜就去对俘虏们作了训话(要求回去后再不要参加武斗之类),然后询问女生中有没有人受到欺侮,如果有,一定要把非礼者查出来严惩不贷。结果有一个女生举手示意,郑志胜带她到一边单独询问,女生说刚被押到重大时,有人借搜裤包里有无小刀之机在她下身乱摸。但因当时她被蒙着眼睛,没看到是什么人。最后郑志胜还特地到校内小卖部去买了些饼干糖果给她以示慰问,将她和其他俘虏都派车送走了。
在当年参加过重庆反到底派武斗队“黄山红二连”的李正权(时为中学生红卫兵)所写长篇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中,对武斗队的具体情况及武斗队成员的思想、心理都有很生动具体的记叙(笔者认为堪称了解重庆文革武斗的小百科),《昨天》第37期(2014年7月30日)中曾摘登过部分内容,在这里不妨再摘录几段以说明问题:

当然,现在的人们不屑于听英雄故事,最关心的可能是武斗人员性方面的事。很多人以为,搞武斗了,手上有了枪,没有“110”可以报警,也没有警察来管,肯定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以为,参加武斗的男生就是一群性饥渴者,都是色狼,见到女人就会“乱来”(在重庆话中特指男女之间的事);参加过武斗的女生就是“慰安妇”,就像随军妓女一样,似乎谁都可以与她们睡觉。在他们的想象里,武斗就是睡觉,就是“乱来”。遇到这样的人,你解释得再多,他们也不信。后来,我就不解释了。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的想象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参加武斗的,绝大多数是学生和青年工人,身体刚刚发育成熟,有的甚至还未发育成熟,正处在性危险期。如果是现在,那局面肯定难以收拾。但是,文革前那种革命的禁欲主义的教育,使绝大多数人又有很强的自制能力,加上革命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很少有人想到过要借用武斗来解决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一般的中学生中,如果谁在耍朋友(注:川语称谈恋爱为“耍朋友”)谈恋爱,都会遭到大家的嘲笑,更不要说随便“乱来”、随便“睡觉”了。我没有正式耍过朋友,只是对一个女生有过那么一点暧昧的感情(她可能还没有),就被别人看出来了,就被嘲笑过。
不仅现在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武斗中的两派也都经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通过大字报、小报、广播什么的,把对方说成是强奸犯,是妓女。这种风潮大约是从1967年5月全面武斗开始后兴起的。那时,虽然诸如反革命之类依然是最大的罪恶,但由于已经用得太多,用得太滥,给对方扣上诸如反革命之类的政治帽子已经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也就失去了作用,而攻击对方是强奸犯,是妓女之类,更容易让对方难堪。如果对方在性方面真的有什么越轨行为,也更容易将对方打倒。……
“食色性也。”性毕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虽然有禁欲主义的压抑,但性的需要依然要通过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攻击对方,仅仅骂几声强奸犯、妓女之类好像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于是就开始编造故事,那故事从简单到复杂,甚至耸人听闻。……有的文章甚至写得很细很淫秽,无异于黄色小说(当然还不能与现今的黄色小说相比)。其实,读过弗洛伊德著作的人很容易就知道,这都是那些写此类文章的人把自己的性幻想变成了攻击对方的谣言,反映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性需要。读此类文章的人当然也可以通过阅读和性幻想,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
虽然如此,但也不能说就没有怪现象。参加过武斗的人那么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那么一些烂污崽儿也正常。但是,谁一旦敢拆烂污,一旦被揭露,几乎都没有好下场。1967年8月底,住在建设厂的某中学的几个烂污崽儿,不知哪根神经发了岔,看到一个女人路过,就将其抓来轮奸了。那女人是建设厂一个工人的老婆,已经怀孕,是到厂里来找丈夫的。此事很快就被揭露,建设厂的反到底派指挥部立即将那几个烂污崽儿抓了起来,给予一顿饱打。9月初一停火,又将这几个烂污崽儿押送到“警司”,请求当局严肃处理。后来,这几个烂污崽儿都被处以死刑,公开宣判后枪毙了。
1967年8月18日,电技校一个武斗人员从王家大山打仗回来,路过一处田地,看到一个农村姑娘在摘豇豆。可能是打了大半天,见过太多的死人,经历过太多的危险,控制行为的神经出了毛病,这家伙忍不住,就把那姑娘强奸了。走到前面的战友见他半天不来,以为出了什么事,便倒回去找他,正看到他在强奸别人。当头头的顿时火起,一枪托向他砸去,其它的人则用半自动步枪的剌刀在他屁股上捅了好几个窟窿。
……
还有一些烂污崽儿伙在一起,打着某一派的旗号,牯吃霸赊,欺压百姓,乱搅女人,抢劫农民,被称为“操民愤”。但是,这种现象毕竟不多,而且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惩处。即使本单位的人不来惩处,外单位的人也可能要来惩处。在荣县,我们“红旗三○三”就惩处了这样一个烂污团伙。

《狂澜与潜流》书中这一节里还提到造反派“他们造反的目标是出于反抗原来的阶级歧视,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这也表现出对造反派缺乏足够的了解。所谓在文革前曾遭到“阶级歧视”的人,在造反派中当然有,特别是在某些较为特殊的群众组织如临时工组织、文革前上山下乡知青的组织、街道企业或居民的组织中这类人较多,但他们不是造反派的主体更不是全部。而从武斗这方面来说,就更不能说是什么“反抗阶级歧视”了,因为参加武斗的人,不管是学生还是工人、农民(更不用说军事院校学员了),普遍都是“根红苗正”出身好的人,“出身不好”的人往往不敢参加,生怕被说成是“阶级报复”。在重庆大规模武斗中,最有名也伤亡最惨重的是几大国防工厂中的造反派: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这些产业工人都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甚至审查三代及各种社会关系)才能进厂的“政治可靠”的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遭到过“阶级歧视”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员较复杂的行业的武斗队,也是要“出身好”的才能参加。当年重庆有名的财贸系统反到底派组织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后来与八一五中分化出来的部分组织联合成为财贸井冈山总部)的主要负责人甘廷荣(工农兵服装厂青年工人,后曾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回忆说:“武斗的时候,武斗队我们要求也是很严的,每个人要填表,发的枪要登记枪号。我不让出身不好的人参加武斗队,怕今后有什么事情他们会先遭整。我还劝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志不要当头头。因为这样,有的人认为我像谭力夫一样讲出身,喊我‘甘力夫’。” 当时西南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蒋国辉,是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成员,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在武斗中被批准第一批持枪后,还有几个“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去找头头质问:为什么蒋国辉不是工农出身却能拿枪?
《狂澜与潜流》作者在这一节中还说:“造反派的武斗体现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残酷性,因此极有可能引起‘以暴易暴’式的性暴力。” 这里的“极有可能”也是不了解文革真相的臆测。造反派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是文革前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培养起来的,毛泽东有关的教导深入人心,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甚至说:“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 被作为青少年必读书的《雷锋日记》中也有青少年记得烂熟的名言:“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还有那首以《雷锋日记》中抄录的小诗谱写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青少年人人会唱:“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白毛女》仅仅“诉阶级苦”还嫌不够,改编为样板芭蕾舞剧时还要把原来自杀的杨白劳改成是奋起反抗而被打死……在这样长期的“斗争教育”、“仇恨教育”、“暴力革命教育”熏陶、培养下,投身武斗的人们已经把消灭对方视为立场坚定的最革命表现,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以暴易暴”的思想会使他们对俘虏进行毫无人性的虐待(包括刑讯折磨及“放血、放气、下零件” )甚至杀害(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工作组1971年6月5日《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文革中重庆全市共发生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22起,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作案凶手878人,已拘捕239人 )。然而,“以暴易暴”却不可能引起他们采取“性暴力”。在长期的“革命教育”中,不但没有可以侮辱妇女的内容,反而只有牛虻、保尔式的革命禁欲主义榜样和将文艺作品中有关男女性恋的内容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修正主义毒素”而加以批判、防范的时代环境影响(这方面情况在此书的前面部分也有相关论述),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羞于谈“性”,耻于谈“性”,甚至认为“性”是“低级趣味”,是下流的、肮脏的,绝不可能把侮辱、强奸妇女当成正当的、革命的行为。
本文初稿写成后征求意见时,一位当年曾参加武斗队的朋友诚恳提出,希望加上一段:年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失误,不仅是缺乏文革亲历和对亲历者的调查了解,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官方把文革研究划为禁区,档案不解密,文革题材的著述很难发表和出版,在港澳台出版或民间自印的文革题材著述均被视为“非法出版物”,难以进入正常的传播渠道……这是造成年轻学者们难以了解那段历史真相、不得不在人为制造的重重障碍中艰辛探索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松恨不高千尺”。最后还得再强调一下,本文只是对《狂澜与潜流》中的一节提出不同意见,全书仍然是值得一读的(附全书章节目录),这是研究文革时期青年婚恋问题的筚路蓝缕之作,有开创之功,值得重视。

2017年2月23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附录:《狂澜与潜流》全书章节目录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学术史回顾
三 分析路径与研究资料
四 章节结构

第一章 城市青年的欲与爱
一 革命与性恋
二 红卫兵运动时期青年的性恋观念
三 派性武斗中的性暴力
四 从“拍婆子”到“恋爱潮”
五 小结

第二章 城乡青年的择偶观念与行为
一 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择偶行为
二 由农村向城市的婚嫁流向
三 职业声望与择偶偏好
四 小结

第三章 农村青年的彩礼与婚礼
一 彩礼:婚姻支付中的财物流动
二 婚礼仪式中的“家”“国”象征
三 小结

第四章 知青的“婚”与“不婚”
一 “晚婚”与“不婚”
二 “扎根婚”
三 遇罗锦离婚案及其引发的讨论
四 小结

余论

附录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历史考察
附录二 “无选之选”——评《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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