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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八十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6, 2017 8: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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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八十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1月30日第84期


本期目录

〖农村文革专辑〗

生逢乱世
孙丹年 我与文革“大好形势”中的农村幼儿园

书海泛舟
王荣方 农民在折腾中愁煞苦煞(《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选读)
陈仁德 显周山村文革片断(《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选读)
何满子口述 吴仲华整理 荒唐的武斗(《跋涉者》选读)

故纸堆
徐小青录入 保卫四清运动成果 制止拆队分队歪风

编读往来
边犊:2016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二件事
宗庶:2016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陈仁德谈82期两文所记的钟德坤、刘家瑞两位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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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革专辑〗说明

在毛泽东公开的文革宣传中,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当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按照马列主义的原教旨定义,他们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但又必须在广大的农村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好把农民中的一部分“贫下中农”硬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其实这也很难从理论上论证他们可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而对于从来只知道有过皇帝、县官、军阀、土匪,却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的广大农民来说,要他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则更是天方夜谭。在从未有过“资本主义”的地方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农民从实际出发产生的最纯朴、最无可非议的争温饱、求富裕的生存本能,就被当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不断遭到打压。承担着为共和国居民生产粮食蔬菜禽蛋肉食的中国农民,就不得不在遭受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上千万人之后,再吃文革这样莫名其妙的二遍苦二茬罪。这场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前缀的“大革命”,就在文化程度最低、文化人最少的农村,暴露出其难以用意识形态花样进行包装、掩饰的反文明、反人类的本质。
几十年来,文革中的高层矛盾,文革在城市里的学校、工厂、机关里开展的情况,都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但是对于文革在农村到底是如何开展的,对广大农民的生活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则是文革研究中一个十分薄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空白的方面。本刊特编了这期专辑,望能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关注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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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文革“大好形势”中的农村幼儿园

孙丹年

1976年春,重庆市北碚区农村传达上级文件精神,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照顾农村妇女多参加劳动,解除她们带孩子的后顾之忧,决定每个生产队成立一个幼儿园。2月,红光大队的红光队(原金刚队)、红岩队(原斑竹岩队)、红星队(原水口队)、红卫队(原李子林队)四个生产队各成立了一个幼儿园。
于是,从1976年2月到1977年2月,我作为红光公社红光大队红光生产队的知青,被选任生产队幼儿园的保育员,负责该项工作整整一年,最后自动退出。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当时农村幼儿园是什么样子。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报纸上、广播里天天高调宣传着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实际上农村经济十分困难(我所在的农村处于城市郊区的城乡接合部,还算好一点的),办幼儿园,没有园舍,没有围墙,没有任何设施,没有玩具,也没有食物,甚至——没有开水!保育员全部的保育手段仅靠一张嘴,哄着孩子们学习,哄着他们玩,呵斥他们不要靠近危险,责骂他们所犯的过失,实在不行了拉过来打屁股。

(一)

1976年2月中旬,我为筹建幼儿园而忙碌。
我对这一工作实在没什么兴趣。我的父亲孙铭勋是30年代国内知名的幼稚教育家,母亲也是很优秀的小学教师,但他们都被打成了“右派”,受尽苦难。我从小经历着、承受着全家人被冤枉压制迫害的悲惨过程,暗暗打定主意:这辈子不当教师。因此我一点也不热爱幼儿园工作。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贫下中农信任我,我受着“阶级的委托”。“阶级委托”这顶帽子非常具有画面感,立即唤起充分的想像:一位形容枯槁的贫下中农母亲,双手将一名瘦弱的幼儿举起交给我,直接导致我战战兢兢,因为压给我的是一条幼小的生命。我提醒自己必须把这工作搞好,说服自己可以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建立起“阶级的爱”,虽然我非常清楚自己从来不、也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他们视为同一阶级……
我主持的幼儿园,适龄儿童有30多名,来“入园”人数最多时有20多名,坚持每天来的有10-20名。地点在开社员大会的大屋里,这里是生产队的临时仓库,经常堆满麦子胡豆包谷红苕,把我们挤在角落里。没有食物和玩具,也没有开水(大人小孩都不喝开水,口渴时,到随便哪家去,用水瓢从水缸舀水喝,或直接到田坎边、河沟边的井里喝水,这些“井”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连桌子凳子也没有,只有一块大黑板,是之前的政治夜校或扫盲班留下的,还有社员们开会坐的很长、很窄、很粗糙的木凳,就是一块较长的木板架在两个支架上那种长凳。
早上,3至6岁的孩子们睁着惺忪睡眼来“入园”,他们中多数面带菜色,发育不良,衣不蔽体,蓬首垢面,个别的前襟上一片鼻涕口水凝成的壳。我把较小的孩子抱起来放在长凳上,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自己爬上去坐着。他们的光脚板悬空吊着,离地面很远。我教他们唱革命歌曲,每一首歌中都要颂扬共产党毛主席,让他们坚信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党和毛主席给的。不止一次,我正在教唱时,其中一个孩子仰面向后摔下去了,他本能地伸手乱抓,拉动一排孩子全部向后跌倒,“哇哇”地哭成一片。
很快,一个半月过去了,没有找到感觉,工作中没有快乐。4月上旬,我在日记中写:“感到很烦。”贫下中农信任我,交给我这么个工作,我是作为任务承担下来的。要是依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去热爱它的。但是,不热爱的工作也应该努力去做,因为这是“阶级的委托”。
后来,为了照管几个吃奶的婴儿,增加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女,这样就出现了托儿所。我们一共三人,我管幼儿园,教唱歌跳舞识字,另两个妇女管托儿所,负责给婴儿喂奶喂饭换尿布。
唱歌是每天的主课,最流行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所有的孩子,包括我,乃至全生产队的任何人,都没有去过北京,我们爱的天安门在宣传画、教科书和新闻电影中,很抽象。另有一支歌是《小汽车真漂亮》,而我们全生产队没有一辆车,连拖拉机都还没有,教孩子们想象“我是汽车小司机,我为革命运输忙”,也很抽象。所以,我教,他们学,许多歌词在他们脑瓜子里呼唤出来的是什么形象,很难说。有些歌词被他们歪曲理解,如《阿佤人民唱新歌》,本来歌词是“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孩子们却唱成了“孙孙崽崽,哎——打屁股!……”好些孩子真就是这样理解的。什么“阿佤人民”他们更是不懂。
其次是教唱样板戏。对于3至6岁的小孩,样板戏那拖沓的曲里拐弯的唱腔,难度有点大,他们对样板戏唱词的理解更是让人哭笑不得,如《红灯记》那句“提篮小卖拾煤渣”,他们唱的是:

提篮小卖,哎哎哎哎——死妹崽!……

“死妹崽”是农民骂女孩的常用语。
当时农村这类“歪唱”革命歌曲的情况很多,小孩是无意,大人则往往是有意。农民口无遮拦,没人追究。比如唱《北京的金山上》,结尾时的衬词,被直接唱成与性有关的脏话。
很多儿童歌曲只有节奏而没有旋律,个别歌曲旋律感强一些,他们很喜欢,例如有一支据称为彝族孩子写的歌:

金色的太阳照凉山,
我们像小小山鹰飞起来。
背上小书包上学去,
荞麦花开迎风摆。
学政治,哇叽哇,
学文化,哇叽哇,
学科学,哇叽哇。
毛主席,指引我们前进,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荞麦花开迎风摆”难以理解,川东农村不种荞麦,孩子们包括我,都唱为“小麦花开迎风摆”。不过“小麦花”实在不能叫“花”,那叫“抽穗”。而且小麦抽穗时正值春夏之交,野花盛开,何必非要挑这不像花的“小麦花”来唱?至于那个什么“哇叽哇”,孩子们自然就更不懂了,反正不管,大家都仰着头,青筋暴突,攥足了劲儿地唱。
又过了两个月,夏天到了。6月8日我到大队会议室开会,回来的路上,红岩队的保育员建议我们大家在一起给幼儿园搞个团体操。我觉得陡地来了精神。幼儿园的工作一向拖拖拉拉,得过且过,使人意志消沉,丧失信心。如果能振作起来,让精力得到发挥,那多好啊!不能这样敷敷衍衍下去了。
团体操还没有搞起来,却得到通知,参加北碚区组织的儿童运动会。我们大队的几个保育员先到附近西南师范学院幼儿园去学习经验。西师的体育老师很支持,给我们讲理论,作示范,看我们没有信心的样子,说:“别看城市的孩子营养状况好,但是农村孩子能吃苦啊,能蹦能跳,你们不会比城市孩子差的。”这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回来就认真地训练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赛跑、跳远等等。
后来我们带着一群饥馑邋遢的农村孩子去北碚体育场,参加全区的儿童运动会。我带去的好像有三个孩子,两个参加赛跑,一个参加跳远,我内心暗暗希望他们发挥潜在优势,能拿个名次。尽量把他们洗干净,打扮一下,给一个女孩认真梳了小辫子。为了遮住很旧而且貌似洗不干净的衣服,我给他们每人穿了一条洁白的带荷叶边的围裙,找家长要的白布,我母亲抽空裁剪缝制的。去了才知道围裙的愚蠢,西师幼儿园以及其他城市幼儿园的小选手都穿着简便合体的运动服和运动鞋,胳膊腿儿都露出来以利奔跑跳跃。而我们的孩子体质不行,穿得又不恰当——不合身的长袖长裤,还要套上一条白围裙,束手束脚,显得胳膊腿都比人家短。这条白围裙一直梗在我心里。至今我还记得有个参加赛跑的女孩,好像姓秦,她的长裤不知是她几年前开始穿的,已经缩短到接近膝盖,还打着补丁,白围裙算是遮住了短窄的上衣,她在队列里咬着指头东张西望。
农村孩子们站在跑道上,很不适应,眼睛不知该往哪儿看,而城市孩子们训练有素,注意力非常集中。信号枪一响,城市幼儿园的小选手们,箭一般射出去了,其体力和技巧的优越性都很明显,他们在前面成为夺标的一排。而农村幼儿园的孩子,普遍在起跑时就慢了半拍,距离还越拉越远,体质和技巧都明显处于劣势,跟在城市孩子后面成为掉队的一排。
这事很刺激我,无论如何努力,农村孩子都输在了起跑线上。

(二)

1976年6月30号,我到西师幼儿园学习业务,整整一天,收获很大。遇到两位曾经是我父亲学生的中年女老师,一位姓成,一位姓彭,她们曾经跟着我的父亲学习儿童文学。成老师教我如何自己做玩具,比如用泥巴捏动物,她手指几转就捏出一只狗或鸡,她还很谨慎地低声说:“这就是当年你爸爸教我的!”
由于我爸爸是“黑五类”,是坏人,我从童年起满耳朵都灌满了这类评价,所以成老师的话我不想听,心想“你最好不要说”。再说农村孩子最需要的是吃,什么泥捏的玩具,连我都提不起兴趣。再说,根本不能教他们玩泥巴,而是要教他们清洁卫生,不要在泥地里打滚。
过了几天,7月4日,为了把工作搞好,我心想,必须练一练风琴,幼儿园教唱歌需要风琴伴奏,学弹琴也是增长知识和技能。我母亲因为是“右派分子”身份,不允许教语文算术等正课,承担了金刚碑小学全校大约十几个班的音乐美术课,我有条件经常溜到音乐教室去“乱弹琴”。我曾是大队宣传队的副队长,生产队、大队排练和演出节目,历来都是借用小学的风琴。这时已放暑假,假期中风琴经常放在我们家里。学琴要花费很多时间,恰当地安排一下,晚上下了班,吃了饭,做完家务事,可以练半个小时风琴。没人教我(母亲弹琴也是自学的),不按指法。凭兴趣乱弹,能弹出整支歌曲,但给孩子们教唱歌时,伴奏经常不合调,也没人笑,绝大多数人听不出来。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尽管没有教学条件,依然每天在增长知识。8月下旬,暑假快要结束,幼儿园有5个孩子已到学龄,要升入小学了。作为他们幼年生活的最后纪念,我自掏腰包买了铅笔送给他们,还带他们到北碚自然博物馆去游览一番。乘公交车单个孩子可以不买票,但是一群孩子肯定不让免费乘车,最大的两三个孩子已经超过免费身高线。我也没钱乘车,坐公交车单程要1角2分,往返要2角4分钱。于是我带着他们沿公路步行去自然博物馆,往返共约五、六公里。因为信息闭塞,第一次去博物馆遇到周一闭馆,很失望,垂头丧气走回来。不甘心,第二次又去。我要求他们在公路上排成队,唱着歌,但是他们不习惯也不听我的,乱七八糟。第二次回来时走过了团山堡后,只得让他们自己一窝蜂地跑了,幸好那时公路上汽车不多,没出什么事。
一转眼9月初了,回顾半年前,我对幼儿园工作毫无兴趣,现在呢,发现自己对孩子们很有感情,虽然每天在呵斥他们,甚至打骂。农村孩子个性非常野,我全靠一张嘴,态度难免粗暴一些,极端情况下,对个别的要打两下屁股。家长们支持我打骂,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他们自己比我打得还狠。
深秋的一天,罗二娃掉到池塘里去了。罗二娃大约5岁,是生产队干部罗某的宝贝儿子。这天二娃跟在我身边走,他为了什么事情不满,耍横,大声嚎哭。他被家长宠坏了,在家里耍横司空见惯,全队的人也都知道,我也没当回事。我俩沿着池塘边走,没想到二娃是闭着眼睛在嚎,突然他就直接跌进水里去了,水面与岸边的垂直距离有一米多。幸好池塘底部是斜坡,他掉在水浅的这一头,我赶紧把他拉上来。如果在水深的那一头,我还得脱了衣服下去救他。这事我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家长很通情达理,完全没有责备我,只是骂了儿子。这事成为队上的笑谈。而我,作为幼儿园老师,很内疚。
当时我曾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并写在日记上:幼儿园什么设备什么条件都没有,我和另外三个队的幼儿园这几个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因为我们都很尽心,我们的努力不容忽视。物质是基础,精神是主导,如果忽略了人的因素,那光谈“物质第一性”毫无意义,应该承认精神对于物质基础的反作用是强大的。
1976年12月17日,我因事到西师去,没有找到成老师她们,就独自到西师幼儿园去游览一番。我从3岁至7岁,在这个幼儿园上学达4年之久,旧地重游,发现房子和树变得低了,操场变得小了。同时发现了城乡之间、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受刺激不小。西师这些高级文化教育机关,幼儿园有完善的设备,儿童受到全体教职员工的爱护,受到良好的教育,家长每月交上8元钱和定量粮票到幼儿园(不同年龄的孩子粮食定量不同),可以吃够、喝足。这跟饥饿的农村儿童是鲜明的对照,跟农村儿童在粪堆、灰堆里打滚也是鲜明的对照。农村幼儿园是一个多么原始的单细胞啊!
从人格来说,人们应该是平等的,可是从现实来说,城乡区别却是等级森严的。官方授予我们“幼教工作者”头衔,我们的任务是填平城乡差别这道鸿沟吗?真可笑!要填平这道鸿沟,必须来一个革命,不是所谓的造反那种革命,而是要尽力发展生产,增加人们的收入……

(三)

1977年2月1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这两天为幼儿园装了一肚子闷气。”由于农村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没有余力来给儿童创造福利,幼儿园的开支不由公益金出,由劳动值分摊。上幼儿园的孩子,家长每月缴纳5个工分(按当年工分值约合2角5分钱),他们为该不该交这5个工分而争吵,打架。家中没有孩子上幼儿园的社员,享受不到这一项“福利”,就由嫉恨而乱骂。
在我们那里,一个男性强壮劳动力,一天能挣得10个工分,才值5角钱,妇女老弱劳动一天只值3角多钱!我们属于大城市远郊区,工分值算很高的了,在川北偏远地区,据说每天的工分值只有几分钱。
这自然引发矛盾,就导致了许多农村幼儿园的垮台。
我们大队最早垮掉的是红星生产队的幼儿园,撇开经济原因不说,直接原因是红星队地形高差太大。这个队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半部分紧靠着渝南(重庆至南充)公路,小地名叫“水口”,上半部分紧挨着缙云山林区,小地名叫“堆石头”,可以想见其嶙峋地貌。山路很陡,上下很吃力。幼儿园选址在上面的堆石头,下面水口的家长们每天要往返两次,爬坡上坎接送孩子,一点没有减轻妇女负担,引起很多意见。这个队的幼儿园没多久就垮掉了。
接着,红卫队的幼儿园也不再坚持。只有红岩队和红光队的幼儿园坚持了较长时间,红岩队也终于垮掉,剩下由我主持的红光幼儿园继续坚持。
我也感到很恼火。春节前气候很冷,经常下雨降霜,孩子们长了冻疮,家长也不常上班,许多就不爱来了。加上学校放寒假,幼儿园里大一点健康一点的孩子都跟着放假的小学生跑了,满坡遍野地跑,如果我硬要追他们回来,小学生们也跟来了,光捣乱,有的还不屑地说:“你们这也叫幼儿园?……”干扰我上课。
社员们意见还多。开头因为幼儿园的工分要摊在社员身上(保育员的工分是均摊到所有社员头上,没有孩子上幼儿园的家庭意见很大),然后又有人说幼儿园用去了300多元,议论纷纷,吵的吵,骂的骂,风言风语很多,队委会上就有人提出幼儿园应减少人员。队长不同意,没有减少人,于是难听的话更多了。
幼儿园确实占用了社员们的钱,我算了一下,其实只花了180元左右:给小班的婴儿们砌了个取暖的小烤火炉,耗费了队里的煤炭,另外买了奶瓶之类必须的东西,遇上什么节日,偶尔也给每个孩子发一两颗水果糖。
社员们在山坡上干活时议论纷纷,找妇女队长和书记提意见。借此出气的,借故骂人的,无所不有。骂我们烧了队里的煤,孩子还是长冻疮,又骂我们不负责,孩子跑掉了也不找回来,等等。这风一吹到三个保育员耳朵里,我们心里都有气,加上气候太冷,小孩子有一半也不常来,工作上就懒了些。
有一天开社员大会,我有事没参加,王书记在会上点我的名,问我幼儿园还有多少个小孩,说要减少一个人。事后我知道了,很气愤,认为如果领导上要撤掉幼儿园,或是抽走一个人,应该先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之后再向社员公布。哪有先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再作调查的?由此可见领导的水平之差。我想中午去找他谈,但中午他家的门闭着,大约他不在家。
说实话,在幼儿园呆着,看起来闲一点,看起来比重体力劳动轻松,其实并不闲,很费脑筋,还要听闲话,受气。我很想退出。
别的生产队幼儿园垮得差不多了,就只有我们这一个幼儿园还没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责任心更强一点。农村幼儿园条件这样差,办得好与坏,仅仅在于保育员的责任心与业务水平。保持责任心很不容易,业务水平也无法提高。物质条件完全说不上,小孩子的第一需要是吃,可是我们连开水也没法预备。看来我们这个幼儿园也不容易办长久。
我装了一肚子闷气,开社员大会时找大队妇女主任反映。妇女主任说全公社的情况都差不多,许多幼儿园都垮掉了。但上级仍然叫坚持办下去,不能垮,垮了的也要重新组织起来。公社妇联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生产队也采取强硬措施,无论孩子到不到幼儿园来,都要扣家长每个月5个工分。我想,真要那样的话,工作倒还要好做些,因为有了一股上面来的压力,这股压力能推动工作。但话又说回来,幼儿园托儿所状况的根本好转,还必须在农业生产状况根本好转之后。
1977年2月24日,我终于不辞而别,自动退出了幼儿园。我选的时机很合适,刚好在春节以后。有孩子上幼儿园的家长有些惋惜,而绝大多数社员对幼儿园的垮台很称心。
早上听见广播里批判“四人帮”,说“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赤脚医生捧那么高,把专业医生踩下去,动不动就抬出“新生事物”的牌子来压人,把人们的怨言吓回去。我心想,农村幼儿园不正是这样吗?初建时轰轰烈烈,众人捧柴火焰高,等到各种矛盾暴露出来难以维持,领导上就用“新生事物谁敢拆台”来唬人。现在我多少比从前聪明些了,自动退出幼儿园非常及时,如果硬着头皮干下去,所有的怨言、怒气和谩骂就会对着我们几个保育员来了,那实在是个大傻瓜。我们拆散了幼儿园,使怨言无形中消失,领导上也无暇顾及追查责任。
我认为,因为怕承担责任,所以领导不表态,就是想把我们几个保育员推上矛盾的尖端,有了成绩当然是他们的,出了问题则要我们自己承担。我想,要追责任,就要追及那个不同意用公益金作幼儿园开支的人。幼儿园开支由社员工分值均摊,这是不合乎逻辑的。当初轰轰烈烈成立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以免今日垮台时难堪。
当时我们队的果树组正缺人,那里更需要我,我就回果树组去了。
大队这最后一个幼儿园自动撤销,没经过领导批准,生产队长却一言不发,等于默认了。因此幼儿园也就从这天起正式垮台了。
1978年我考上大学,10月25日入校报到。不久上第一次写作课,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新中国的儿童》。这使得多数男生抱怨不迭,而女同学则比较出彩。我马上就想起了当所谓“幼教工作者”时亲历的农村孩子的童年,我写了孩子们面带菜色,发育不良,衣不蔽体,蓬首垢面。不仅没有开水食物和玩具,连桌子凳子也没有;写了孩子们坐在大人开会时坐的很长、很窄、很粗糙的木凳上,我教唱歌时,一个孩子仰面向后摔下去,拉动一排孩子全部向后跌倒,“哇哇”地哭成一片……当时这么写很大胆,是“污蔑新农村”、“攻击大好形势”,按文革思维是要遭批评甚至处分的。没想到写作课老师观念开放,竟将我的这篇作文选作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这引起了张鲁同学的注意,联系上我,我就参加了由他发起、我们共同组建的“初民文学社”,后发展为“普通人文学社”。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年那些农村幼儿园的孩子,现在已经40多岁了。他们中的多数还在原地生活,有务农的,当驾驶员的,开“农家乐”的,开汽车修理厂的,也有些去了外地。偶尔我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长大了的孩子们认得我,非常亲热,但都不说话,有的笑嘻嘻靠拢来,有的故意往我身边窜,希望我主动招呼他们。我却不认得他们了。碰见的家长向我介绍:这是以前的谁和谁,小名叫什么,大名叫什么……
有一点我坚信不疑:无论小孩还是他们的家长,没有人会留恋那个时代。

201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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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农民在折腾中愁煞苦煞
(《我们坐在高高高的谷堆旁边》选读)

王荣方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王荣方著长篇回忆录《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文汇出版社2013年版)第8、10、22、26、40、41、42章(本刊曾在第49期“破四旧专辑”中摘选过该书记叙农村“破四旧”情况的第4章)。各章小标题是原有的,全文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王荣方当时是江苏省江阴县申港乡农民子弟,读完乡村小学、中学后担任过生产队长。现为江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本书是作者对文革十年(正是作者的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记忆,以生动的文笔和精彩的事例讲述了农民所经历的那十年大折腾。这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难得的一本文革时期农村生活史。

早请示,晚汇报

正当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时候,又兴起“早请示,晚汇报”的做法。何谓“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在教室的墙上张贴毛主席像(是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的那种像),学生每天早晨一到校,在第一时间内,以班级为单位,选读《毛主席语录》中的某几段语录,称为“早请示”;每天离开学校前,仍以班级为单位,在毛主席像前,十分虔诚地再选读《毛主席语录》中的某几段语录,称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开始和结束时均要站在毛主席像前手举“红宝书”,高喊:“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
“早请示,晚汇报”的做法,也传到农村。有一天,我母亲拿回家两张毛主席像,一大一小,大的张贴在全家人吃晚饭时坐的客厅的墙上,小的张贴在房里的墙上。母亲说,毛主席像是队里花钱买了送给每家每户的,说这是上面规定的。“早请示,晚汇报”,起先是在生产队仓库里进行的。生产队仓库里的墙上张贴着毛主席像,并挂着红旗。每天上工前,社员们集中在仓库里集体读《毛主席语录》,然后队长再分派农活;收工后再集中到仓库集体读《毛泽东语录》,使社员真正做到《毛主席语录》“天天读”。在“晚汇报”中,还得“讲用”。何谓“讲用”?就是某人讲自己在某天“活学活用”了毛主席的某条语录后解决了什么困难或思想问题,有什么心得体会,思想觉悟提高了多少。
  有一天放了晚学,我从学校“闹革命”回家后,就提着一只竹篮打猪草去了。当我背着一篮猪草回到家,家里黑黑的,再用手摸了下锅盖,锅盖是冷的,我心里就嘀咕,这么晚了,又不是大忙的时候,队里还没有收工?于是,我走出家门,来到队里的打谷场上,只听到从仓库里传出阵阵大笑声。我怀着好奇心,来到仓库门前,透过虚掩的门,只看见仓库的一面墙的柱子上挂着一盏桅灯,听到一个是我叔辈的人在讲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的这段话,是他老人家在他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的。党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我学了这段毛主席语录后,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我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开展一年多了,但我们生产队至今还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我们生产队,谁是阶级敌人?”
在是我叔辈的那个人发问我们生产队“谁是阶级敌人?”的时候,我推门走进仓库。队长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找我母亲。我接着说,天都黑了,你们还在开会?你们不饿?我是肚皮都饿扁了,可我母亲还没回家做晚饭,锅子还是冷的。
  “荣方你这个小佬,别来打岔,出去!我正说到兴头上呢。”我那个叔辈的人说,“我正在讲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呢。”我没理他,走到母亲身旁,蹲了下来,在昏黄的有气无力的桅灯光下,听我那个叔辈的人“讲用”。他接着说:“我想,我们生产队虽家家户户都是贫农成分,但有没有阶级敌人?”我发现,此时社员们都以惊疑的目光注视着他。“你们不要这样看我。”他说,“我们队里有阶级敌人。他就是队长某某。”
有个社员听后发出了冷笑声。“你年纪轻轻,是否也要学着城里年轻人的样子,要夺队长的权?你是在说梦话。你肚里虽有半肚子墨水(我叔辈的那个年轻人,好像是初中毕业),但你懂农业生产吗?社员是靠两只手做着吃的,革命是革不出粮食来的。”
“你,你……”我那个叔辈的人泄气地坐了下来。
这时,队长发话了:“时间不早了,该散了。至于谁想当这个队长,明天去大队里要求吧。我不留恋。我今晚就可以让位。”社员们纷纷走出仓库回家了。回到家,母亲忙着做晚饭,爹忙着喂猪。可爹到猪舍里一看,只见一只七八十斤重的黑肉猪,因喂得晚,饿得慌,把猪圈的栏板拱断了,跑出了猪圈,把猪舍的泥地拱了个兜底翻身,气得父亲把猪狠狠地揍了一顿,吓得那只黑猪,一连几天只要一听到父亲的声音,就安分守己地不敢乱说乱动。
农民是很实际的。无论怎样性质的革命,如果不能给他们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或好处,他们“革命”的积极性是不会持久的。“早请示,晚汇报”了一段时间后,社员们心里烦透了,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认为,“早请示,晚汇报”非但没给他们带来实惠,反而耽误了他们做家务、种自留地、照顾孩子的时间,把过日子的时间搞乱了。于是,我们生产队学别的生产队的样,不再把社员集中在生产队仓库“早请示,晚汇报”,而是改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
根据上头的要求,家庭进行“早请示”的时间是在用早餐前,“晚汇报”的时间也是在用晚餐前。这样安排,意在教育农民,他们之所以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实农民的生活并不幸福),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主持或负责家庭“早请示,晚汇报”仪式的是每户户主。
我家是由父亲主持“早请示,晚汇报”。我父亲不仅是户主,而且还是生产队贫下中农协会小组组长,是队委干部。7月底的一天傍晚,在吃晚饭前,我家正在“晚汇报”。父亲翻开《毛主席语录》本,选了这样一段语录:“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父亲喊“一二三,念”,我们就站起来,面对墙上贴着的毛主席像,齐声念“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一个“后”字还没念出来,被母亲抱着的只有3岁多一点的小弟,突然拉了一泡烂鸡蛋般的黄稀屎,稀屎沿着母亲穿着短裤的左腿直往下流。不懂事的小弟制造的这起“非常”事件,把我们全家人吓坏了。我父亲微闭着眼睛,双手合一,放在胸前,在毛主席像前低着头,口中念念有词:“毛主席,毛主席啊,我小儿子还小,只有3岁多,他冒犯了你……这是罪该万死的罪。毛主席,你大人有大量,你就饶恕我们一家吧……”
在父亲身体颤抖着口中念念有词的时候,我姐则忙着替母亲收拾“残局”,安顿我小弟。被抱在姐手中的小弟却没哭,反而伸出右手欲去抓放在桌上的粥碗。见状,母亲没好气地轻轻打了一下小弟乱舞着的小手。“你这个小祖宗,拉屎也不看看辰光。在北京的毛主席,如果真的知道了,非打你的小屁股不可。”母亲说得平静,平静中不乏些许幽默。但父亲很紧张,很严肃。父亲说:你们弟弟拉屎的事,千万不能说出去,否则……父亲向我和哥姐挥了下右拳,以示警告。我们答应决不会说出去。
“早请示,晚汇报”渐渐地发展成“忠字化”运动。所谓“忠字化”运动,就是在每家每户(地、富、反、坏、右家庭除外)的大门上用漆喷上3个心样的(在两扇门各喷一个“忠”字,再在两扇门的合缝处喷上一个“忠”字)红底黄色忠字,寓意为“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当你走到某个自然村,只要看到哪家大门上没有“忠”字,就知道哪家是“阶级敌人”了。
我们村上除两三家是屮农成分外,百来户人家都是贫农成分。因此,全村家家大门上喷了3个“忠”字后,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家每户的大门上喷了3个“忠”字后,我们生产队也想学别的生产队样,让社员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可生产队里没有懂音乐、会舞蹈的人。怎么办?一天晚上,队长来到我家找我,要我和我的小伙伴小琴等人,教社员唱语录歌,教社员跳“忠字舞”。我则极力推脱,说自己嗓子不好,又胆小,教不好社员唱语录歌,更不会教社员跳“忠字舞”。队长则笑着鼓励我说:“没事。你平时怎么唱的,就叫社员怎么唱,你平时怎么跳的,就叫社员怎么跳。总之,我知道,语录歌,你们学校里的老师早教你们了,‘忠字舞’,你们学校最近也教了。我看见过你和小琴他们跳过‘忠字舞’,蛮像模像样的。”
我答应队长后,第二天就跟小琴他们五六个小伙伴讲了队长要我们教社员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的事。听后,他们拍着小手,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和兴良、兴法等男孩子教社员唱语录歌,小琴、金宝等女孩子教社员跳“忠字舞”。我们几个小伙伴教得很认真,社员们也学得很认真(因为谁不认真学,就要扣工分)。特别是小琴她们教年轻男女社员跳“忠字舞”时更是一丝不苟,简直是手把手地教。特别是“扭腰肢”、“舞红绸带”的舞蹈动作,小琴她们教了无数遍,真有点“诲人不倦”。同时,她铁面无私,当她姐跳“舞红绸带”的舞步老是跳不好时,她竟敢当面骂她姐“笨蛋”。
“忠字化”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时,已是入秋了。有一天晚上,我们队在打谷场上,在月光下,召开社员大会。我们教唱语录歌、教跳“忠字舞”的几个小伙伴,则“旁听”会议。会上,队长传达了大队召开的生产队长会议精神,要求社员从这次会议后,决不允许把家里画着“忠”字的大门卸下来,搁在家门口乘凉。队长说:我们每家大门上都有“忠”字,这“忠”字就代表着我们每家对毛主席的“忠心”、“忠诚”,但我们用大门搁着乘凉,我们的屁股坐在“忠”字上,我们的身体压在“忠”字上,大家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侮辱毛主席。这是陷害毛主席。这是死罪。
队长点燃一筒旱烟,猛吸几口后接着说:我们大队每家每户自入夏以来,都搁着大门乘凉,虽说这是我们的旧习惯,从老辈传到今天,到底有多少年,没有人能说得准确,但是,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在搞“忠字化”运动,决不允许坐在搁着喷有“忠”字的大门上乘凉。前些日子大家都这样做,上头不好追究。所以,今天会议后,如有哪家人家还要坐在喷有“忠”字的大门上乘凉,一经发现,立即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走。
接着,队长说了这样一件事:告诉大家一件事,这件事呢,是大队民兵营长在今天的队长会议上说的,他也是听说来的,到底有没有那件事,我不知道,但我们要当心,不要也犯那种事,千万别触霉头。什么事呢?民兵营长说,江阴东乡有个男社员上茅坑屙屎,用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擦了屁股,被人当场发现,报告给了大队,大队报告了公社,公社报告给了县里。县里接报后,立即派人去把那个人抓走了,后被定为现行犯反革命罪,被判了20年徒刑。队长说完后感叹,据民兵营长说,县里还念那个社员平时很老实巴交,没判死罪。
自那晚社员大会后,我家和村上人一样,再也不敢再坐在搁着喷有“忠”字的大门上乘凉了。我和哥姐也不敢乱碰画着或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纸张,因为我父亲说了,我们中间如果有谁一不小心犯了“污辱毛主席”的死罪,被枪毙了,他也不会去收尸的。
那时,我们对毛主席很热爱,但对毛主席画像很惧怕。我们过着狂热崇拜又岌岌可危的日子。

母亲哭着摔碗

1968年的春节,我家过得很没有革命色彩,很没有热闹气氛,很没有祥和气氛。父母亲互不理睬,脸整天阴沉着。按惯例,年初五吃过早饭,我们全家要去外婆家拜年。可这年年初五上午,就我母亲抱着4岁多的小弟去了外婆家,哥、姐、我,在父亲的反对下没敢跟着母亲去外婆家。母亲走后,我问姐,父亲为何不允许我们去外婆家?姐则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小孩子不要问大人的事。我朝姐吐了下舌头,做了个鬼脸。
那天下午,母亲从外婆家回来后,晚上与父亲大吵了起来。从父母的吵架声中,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委。1966年,队里粮食收成比较好,工价也提高了,我家父母两个整劳动力,再加上哥姐两个半劳动力,辛苦劳作一年,年终分配时,我家进项近20O元,买了一些建房材料。我父亲对来年充满信心和希望,计划着在1967年年终时,家里再能分配到两三百元钱,就可以准备造一间新房子。可在1967年劳作了一年,到年底分配时,家里口粮少分了,分配更少了,仅分配到余钱五六十元。
“这日子怎么过?”父亲嚷着,“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刚喘过一口气来,好日子刚开始,就被这‘文革’弄糟了。本来,队里的人是比较心齐的,可这‘文革’一来,弄得大家连面都不和,分成你派我派,还要夺什么权!结果呢?心思不花在生产上,粮食大减产,收入大减少,简直是饿着肚皮瞎折腾。”
  “饿肚皮,又不是饿我们一家人。你瞎起劲干什么?还有,就算穷,我们总得在新年头上请我娘家人吃顿饭吧?可你,气量太小了,连丈母丈人的饭都不肯请,你叫我怎么做人?”母亲哭着说。
  “不是我不肯请,是我请不起。等以后日子好过了,我补请还不行吗?你想想,旧年底分配时,仅分到五六十元钱,过年前花掉了10多元钱,还掉了10多元钱,还剩下二三十元钱。这二三十元钱要花大半年,如不抠着,今年的日子怎么过?”见母亲在哭,父亲说得有些低声下气。
在我的记忆中,过1968年的春节时,我家就买了半个猪头,队里分了几条小鱼。这年春节,在父母的冷战和热战中,过得清汤寡水,过得无滋无味,过得心情不畅。
正月一过,就是难挨的春荒了。老话说,荒春三,苦八月。意思就是说,春二三月,青黄不接,日子最难过,弄不好,就要饿死人。而到了八月,代粮的东西多了,就是日子过得苦一点,但不会饿死人。
正月过后,我发现母亲不再让姐到米囤里畚米了,而是亲自动手。有一天早饭后,大概是星期天,我见母亲掀开米囤盖,弯着腰,右手伸得老长,到米囤底里去畚米。一升箩米端在手里,母亲凝视着,不禁叹息一声,手腕一转,将升箩里的米再倒些到米囤里,然后再将升箩里的米倒进筲箕,让姐提着筲箕去村东的池塘淘米。
在我的印象中,一升箩米大概是两斤不到。我注意到,如果我家难得吃一顿纯白米饭,大概要两升箩米,而我姐去淘的米,大概只有一斤半左右。这一斤半左右的米,我们全家六口人中午怎么吃?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母亲有过苦日子的经验。那天中午,我看到母亲收工回家做午饭时,是将一篮子青菜(大概有七八斤重),倒进锅里,与一斤半左右的米,搅和在一起做了一大锅菜稀饭,像这类菜稀饭,在那粮食短缺的年代,我一年中要吃上百顿。
进入三月,我家的日子更难过了。米囤里所有的米,都被母亲打扫了出来,放进了一只罐头,大概只有五六十斤。母亲一边天天为家里能生炊烟而精打细算,放进筲箕里的米,几乎是母亲一粒粒数过的。同时,母亲一趟趟地跑大队书记家,努力争取国家的照顾粮。由于母亲的执拗,也由于我家确实缺粮,母亲终于争取到50斤国家照顾粮。
母亲高兴劲还没过,另一个困难又接踵而来。大队虽分配给我家50斤国家照顾粮,但要拿钱去公社粮管所购买。国家每月定量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大米,是每斤1角4分钱,而调配给农民的生活困难照顾粮,大米是每斤2角8分钱。我家如果去公社粮管所购买50斤大米,就要准备14元钱。这14元钱,如在今天,就是丢在马路上,有人见了也不一定会弯下腰去捡。可在1968年的春天,对我家来说,这14元钱,简直是一笔巨款。那时,除农忙外,社员在生产队劳动一天挣10分工,而这10分工只值3角左右钱。所以,这14元钱,相当于一个整劳力在生产队劳动一个半月的收入。这14元钱,怎么不把母亲愁煞呢?
父亲呢不时嘟囔道,国家也太精明了。居民户吃的米,每斤只要1角4分,
而我们农民吃的照顾粮,为什么1斤大米要比居民户贵1倍?凭什么?这粮食,
本来是我们农民种的。每年秋季,队里卖公粮时,总是把最饱满的稻谷卖给国
家,可每百斤晚粳稻,也只能卖十三四块钱。凭什么,对农民,国家要贱买贵卖?
母亲则劝父亲不要说这些奇谈怪论,以免祸从口出。父亲则不然。父亲说,这日子我过够了。我巴不得坐牢吃官司呢。国家管吃官司的人的饭,但不管我们农民的饭。细想想,我们农民还不如坐牢的人呢。母亲则回敬父亲:你坐牢了,你老婆怎么办?你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怎么办?嘴巴无关栏,说话不负责。你还是个男人吗?听母亲这么一说,父亲就像打鸣的公鸡,突然把伸长的脖颈缩了回来,嘴里不吭声了。
为了凑足购买50斤国家照顾粮的14元钱,母亲把家里正在生蛋的一只母鸡卖了,把家里几斤黄豆、红赤豆卖了,再向邻居借了一点,七凑八凑终于凑齐了14元钱。父亲拿着这14元钱和一只灰布袋子,在一天天刚亮时,就起床去公社粮管所排队购买国家的照顾粮了。
我家这样艰难的日子,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是越来越好”下,度日如年地过着。
暮春的一天晚上,我明显感到家中气氛的异样和凝重,其征兆有二:一是我哥姐端了粥碗到外面去吃了,这在平时是罕有的;二是我父母亲坐在桌前,只顾喝碗中的粥,不开一句口,而且两人的脸铁板一块,很难看,这在往常,也是少有的。我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丢下粥碗,像歌舞厅里不知亡国恨的歌女,嘴里竟哩哩啦啦地唱起了《造反有理》的语录歌。正在灶上洗碗的母亲听我无忧无愁地唱语录歌,很难得地发出了吼声:“造反,造反,造你魂的反。”听母亲这么一吼,我竟委屈地哭了起来。听我这么一哭,母亲竟也哽咽起来,哽咽着,突然大哭起来:“这日子,叫我以后怎么过呀——”母亲捧起叠在一起的五六只碗,狠狠地摔在地上。碗被摔碎时的爆裂声,吓得我禁住了哭声,却吓哭了我的小弟。
事后我才大略地知道母亲哭着摔碗的缘由。
那天下午3点左右,队长从大队部开完队长会议一回到田头,就召集社员围坐在田埂上,高声传达队长会议精神。队长说,上头为了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农民的家庭副业,确定为资本主义尾巴。而这“尾巴”必须割掉。怎么割?就是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生产队所有,不准社员搞家庭副业。结合我队实际,哪些是属于家庭副业呢?队长伸出左手,用右手掰着左手指,一五一十地说,比如我们每家养的猪,每家织的鱼网。这些家庭副业坚决不能由个体搞,得由生产队集体搞。具体办法嘛,我们队委会再具体商量一下。但有一点,我现在必须告诉大家,从今天起,晚上决不能在家织网,决不能去武进的焦溪、郑陆桥等地赶集卖网。为什么?因为从今晚起,大队基干民兵巡逻队,要一个队一个队地查,一家一户地查。如被巡逻队当场抓住,就要被关进大队部一间破屋里,就要被斗批。队长最后说,我刚才说的,不是儿戏,是大事,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来不会心慈手软的。我们千万不要顶风上。
将自留地收归生产队集体所有,队委会会议同意了。但要将社员家养的猪(包括母猪)收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以及禁止社员织鱼网,队委会会议通不过。驻我们生产队的大队干部召集社员开了几次会,社员都反对将自留地收归生产队集体所有,都反对将社员家饲养的猪收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以及不允许社员织鱼网。社员们指出,只要上头能给每个社员每月发30元工资,就同意将家里的所有东西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如果做不到,一切免谈。有的激愤的社员进一步说,上头想出这个馊主意的人,简直是饱人不知饿人饥。他们每月拿着国家的工资,旱涝保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晒太阳,不经风雨,就如此不顾农民的死活?解放快20年了,我们农民的日子过得还不如过去土改时那会舒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队驻队干部说不服社员,就把问题上交。大队几个主要领导来到我们生产队,做社员思想工作,社员们还是顶着不松口。无奈,他们采取了折衷办法,即采纳了队委会会议同意的将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至于社员家庭副业问题,再进一步做工作。社员们还是不同意。有的社员说,自留地收归集体了,社员家饲养的猪的猪饲料怎么解决?是生产队负责供给?还有,自留地收归集体了,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怎么解决?
大队书记火了。他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样做才算行?社员同志们,你们头脑要清醒一点,这不是我们大队的意思,是上头的意思。什么叫上头?你们懂吗?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决不能犯路线错误。
在上头的高压下,我们生产队没有了回旋余地,只得乖乖地照上头的意思做了。但农民有农民的智慧。我们生产队采取了灵活的办法:对外说我们生产队已将自留地、社员家饲养的猪归队里了,并立了字据,但仍由每户社员负责承包,种好自家的自留地,养好自己的猪。至于每家每户织鱼网的副业,社员们还是在偷偷摸摸地干。不干,油盐铜钱哪里来?
那时,为了躲避大队基干民兵巡逻队的巡逻,我们全家一吃过晚饭就上床睡觉了。睡到半夜时,母亲、哥、姐就爬起来,3人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盏灯,屏息敛气地飞快地织网。织的网是要卖的。当时卖网的地方,主要是武进的焦溪、郑陆桥、三河口、东青等地。而卖网,一般是在凌晨3点左右就要上路了。为了防止民兵巡逻队的突袭,出门卖网时,自愿结对同行的社员,在隔夜就商量好由谁先打头阵探路,见没有情况,大家才上路,就像当年八路军武工队在晚上通过日本鬼子封锁线那样隐蔽,那样迅速。在那时,我曾当过两次“侦察兵”,那种紧张,那种敏捷,那种兴奋,那种刺激,是很好玩的。
  大概是折腾了三五个月,上头又发话了,又将自留地还给了社员,又睁只眼闭只眼允许社员养猪、搞家庭副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打击投机倒把

进入初一第二学期,学校开学后没过多久,我们政治课的教学内容由原来选学报纸上的文章改为学习由上面发下来的学习材料。政治老师说,我们要学的是中央3个文件的主要精神。老师说,要学的第一个文件是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第二个文件是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第三个文件是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与此同时,装在田野里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也整天在宣传着中央3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并说要贯彻落实中央3个文件精神,必须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一打三反”运动。有一天,高音喇叭里说,为了把“一打三反”运动推向高潮和深入,县里已组织“一打三反”工作队,将很快进驻各公社、大队、厂矿、学校等。
我们生产队也根据上头的要求和规定,利用好几个晚上时间,在生产队仓库组织社员集中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和上头发下来的有关学习材料。有个晚上,我还伏在饭桌上,就着将熄不熄的油盏灯,写一篇日记。这时,学习结束后的父母、哥姐回来了。脚刚跨进门,父亲忍不住一吐为快了:什么“一打三反”?什么人人参与、人人排查?我们队里都是贫农,人人安分守己,吃勿饱肚皮照样为革命种田,哪有“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哪有贪污盗窃分子?哪有投机倒把分子?哪有铺张浪费?能搞贪污的,都是手里有权的干部。能搞盗窃的,都是有门路的人。能搞铺张浪费的,更是手握大权的大干部。“三反”应该反这些人,反我们平头百姓,反饭吃不饱衣穿不囫的种田人,有何作用?我看,纯粹又是在瞎折腾。
听我父亲满腹牢骚话,母亲提醒父亲:牙齿缝里的话是自己的,牙齿缝外的话是别人的。不要多说话,小心祸从口出。反正,再怎么排、怎么查,再怎么人人参与、人人过关,我家里的人,决不会有一个人会是“三反”分子的。我们耐心等着,坐在河里等潮来。怕什么?
可是,我们队里的人没想到,我们全村的人谁都没想到,我们村被列入了“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打击投机倒把。
我们村有织网的传统副业——上头把织网卖网列入了投机倒把范畴,要予以严厉取缔。村上人知道后,像炸开了油锅,愤愤不平地骂这骂那。当冷静下来后,村上人采取了农民特有的应对之策,来消解上头的“英明政策”。
我们村的织网副业到底传承了多少年,我没有对其进行研究。我母亲说,据她说,我曾祖父辈就已开始织网了。在我的记忆里,我是上小学那年开始学织网的。织网的核心技术是起头与最后的缝网。我们织的网有罱河泥用的罱网,有捕鱼用的抄网、耥网、扳网等。织网的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用的是棉线和麻线,70年代起用的是尼龙线(90年代已很少再有人织网了)。
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摇纱织网的事。大概在60年代前中期,公社供销社有一项扶贫措施,即让农村困难户为供销社加工摇纱,棉絮由供销社供应,困难户获得其中的加工费。加工摇一斤棉纱能得多少加工费,我记不得了。但我家被批准摇纱后,母亲很开心,很卖力,并且调动起全家的积极性。
要把棉絮摇成纱,第一步要把棉絮搓成棉条。这个活技术要求不高,我很快就跟母亲学会了:先把棉絮拉成一条长方条形,长一尺左右,宽两寸左右,棉絮要匀称、厚薄差不多,然后用一根长一尺五寸左右、周长一厘米左右的实心圆木棒,将棉絮卷在圆木棒上,再在饭桌上搓滚几下,然后把圆木棒抽出,棉条就搓成了。
我姐主要负责摇纱,母亲负责绷纱、浆纱,即用一种有别于摇纱用的小摇车,将摇好的纱再绷在摇车盘上,绷到一定数量,再把纱从盘头上脱下来,绾成一绷绷纱。接下来就是浆纱,即先用大铁锅烧开水,再放入适量的面粉,搅成浆,然后再把一绷绷纱放进去搅拌,让面粉浆将棉纱浆透后,再把一绷绷棉纱从锅中捞出,放入盛有清水的木桶中,洗濯后捞出,拧干,再串到长竹竿上,放到外面去晒干。听母亲说,浆过的棉纱,具有韧劲,不易断,因而能提高棉纱的等级。一批纱交给供销社后,再从供销社拿回家棉絮,如此循环往复。
我发观,母亲把加工的棉纱交到公社供销社后还有剩余,并把剩余下来的棉纱再摇成棉线,织成网,把卖网后所得的钱再补贴家用。有一天我问母亲,你没把摇的纱全部交给供销社啊?母亲听后笑了,你这个三伙,你人还小,你不懂。娘跟你说吧,我交给供销社的棉纱一钱都不缺。听母亲这么一说,我更不明白了。我又问母亲,哪剩余下来的棉纱是怎么回事?母亲有些得意地笑着说,这是娘的本事。告诉你吧,儿子,供销社把棉絮给我家加工成棉纱,中间是有损耗规定的。娘呢,在每个环节,都讲究节约,特别在浆纱中,很有讲究,那里面大有学问,一般人是学不会做不到的。娘有本事做到,既能让棉纱吃透面粉浆,增加重量,又确保棉纱质量,让验货的人看不出来。所以,你哥织网用的棉线,就是娘这样节省下来的。娘在说话的时候,我仰望着她的脸,看到母亲的两颊绯红,眉毛在飞动,眼睛特别明亮。我心里非常佩服母亲,认为母亲太有本事了,太了不起了。
我们村上人织的网,大都要到武进的焦溪、三河口、芙蓉、郑陆桥、东青等地去卖。这些地方河多,罱河泥、捕鱼所需的用网量大,所以到这些地方去卖网比较好卖。但这些地方不是每天都是集场,而是有规定的,有的逢二,一月中只有农历初二、十二、廿二3天是集场;有的逢六,一月中只有农历初六、十六、廿六天是集场;有的逢八,一月中只有农历初八、十八、廿八3天是集场。
外出卖网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年中的“三忙”(夏忙、双抢、秋忙)期间,是不能外出卖网的。若有谁偷偷外出卖网,生产队会严惩你(除狠扣你工分外,年终还要将你家的口粮扣压在仓库里)。所以,外出卖网一般都在农闲季节进行。如遇到某日同时有两个地方的集场,那么某家人就要分两档人分头外出卖网。那时,即使是农闲时节,生产队也是天天上工的。因此,为了少脱工,往往把家里半大的孩子派出去卖网。我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如遇集场是星期天或是寒暑假),就跟着别的大人外出卖网了。外出卖网,一般是凌晨3点前起床,做好饭吃完饭(那时粮食很紧张,半夜里起来大都烧些粥,如是冬天,再焖些山芋,很少做米饭吃),3点半左右出发,摸黑走20多里路,至早晨7点前赶到芙蓉或焦溪、郑陆桥等集场,正是做生意的好时候。那时,一口罱网一般卖1元5角左右,卖得好一点的话,可以卖到2元不到,卖得不好的话,1元多一点也肯卖了。抄网、耥网的卖价与罱网的卖价差不多。扳网的价格要高一点,如果是七尺规格的,可以卖3元5角到4元;如果是一丈规格的,一口网可以卖到五六元。因此,扳网的价格大小是由扳网的尺寸大小决定的。
在我的记忆里,我每次出去卖网,往往是跑空趟的多,难得几次能卖出一二口网。因为我人小,不懂生意经;因为我脸皮薄怕害羞,不善于跟买网的人讨价还价。但是,我从中除了慢慢地学会一些生意经外,更多的是从中体会到挣钱的不易和生活的艰辛。
就我家而言,一年下来,织的网可以卖多少钱,我不知道。但听父亲经常唠叨,要我晚上或星期天,不要怕吃苦,要多织网。他说,若没卖网的钱在手里活络活络,日子是过不囫囵的。我发现,如果哪次网生意做得好(我父亲说了个标准,每次卖网得10元钱以上,就算生意好),第二天中午,家里的伙食或多或少会改善一下。
既然卖网的钱能贴补家用,在那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过苦日子的年代里,村上的每户人家都将织网视其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上头要将我村的织网列入投机倒把范畴进行“严打”之,村上人怎会就此束手就擒?
进驻我大队的工作队,抽调大队基干民兵,分成3个组,于一天晚上,到我村3个生产队,挨家挨户搜缴织网的工具、材料和已织成的成品网。消息灵通的人家,在工作队来村上搜缴之前,早已把东西转移或隐秘地藏好了。消息不灵通的人家,则被收缴了去。在搜缴过程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动作,有的衣服被扯破了,有的脸被抓破了……哭声一片,骂声震天。
工作队走后,村上人不分队别,男男女女,自发地就近聚在一起,商讨对策。有的说,看来我们的网织不成了;有的说,还是安稳点,不要跟工作队犟,不织网就不织网,只不过是日子过得苦一点,穷一点,但要比被工作队抓去办学习班甚或被判刑坐牢好;有的说,法不责众,只要大家团结一心,看工作队拿我们怎么办;有的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工作队不会长期待下去的,早晚要走人的,所以,我们只能暂时躲躲风头……没有一个组织者(当时谁也不敢出头组织),所以也就形不成统一意见,大家说归说议归议,说完议完就都纷纷散了回家去睡觉了。
庆幸的是,因我家早听到信息,早把织网的东西藏起来了,所以,工作队在我家没搜到他们要的东西。尽管这样,但我父母不敢轻举妄动。在搜缴后的连续七八个晚上,工作队声东击西地没有时间规律地对我们村上进行突击搜查,每次搜查总能搜查到东西,因而在半夜三更弄得鸡飞狗叫,哭声似狼嗥,吓得小孩从睡梦中哭醒,吵得大人们睡不安稳觉……
对工作队的这种行径,村上人敢怒不敢言。同时,经工作队连续几个晚上的突击搜查后,村上人乖多了,不再“顶风作案”了,由此,使得工作队以为他们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绩,因而放松了对我村的突击搜查。村上人呢,则利用工作队的松懈之隙,在晚上吃过晚饭稍作歇息后就上床睡觉了,到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又能都起床点上煤油灯,坐在稍为隐蔽的地方,开始织起网来。
织了网就要卖。为了躲开夜里巡逻的大队基干民兵,每遇集场卖网那天,村上人就自发地组成几个小组,相护掩护,相互照应,像当年抗日游击队穿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机智地突破民兵巡逻队的阻遏。同时,为了进一步安全起见,大人们往往教半大的孩子,唆使着村上的几条狗,在村周围及其出村的主要路口处进行“反扫荡”。我就干过几次这样的事。那时,我家里养了一条白花狗,很善,它一看到是熟悉人,就会来到你脚边,跟你亲昵个没完;又很凶,它见到陌生人,就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吓得陌生人逃都来不及。有一个半夜里,母亲把我叫醒,让我吃了她做的半夜饭。吃完,母亲给我交待了任务,要我和家里的白花狗一起,去村外看看有没有巡逻的基干民兵。我衔命而去了。那天雾很大。我刚走出村外,白花狗就“汪汪”地叫着扑上去,很快在麦田里就听到了有人在哭叫,同时,我又听到有一个人逃向北去的有点惊慌的脚步声。我心里窃喜着,伸出右手,弯上小手指,在嘴唇处吹起口哨。白花狗听到我的口哨声,就放弃它扑咬的那个人,向我奔来,到我面前,就扑到我身上,嘴里不停地发出“呜呜”的撒娇声,像在向我邀功求赏。我迅速回家告诉母亲我“侦察到的敌情”,母亲则和邻居的五六个女人很快出门,在大雾的掩护下去赶集卖网了。
“一打三反”工作队,起初声势浩大,铁腕严打,但过了一段时间,声势大减,也就半睁眼半闭眼了。因为他们深入农村后,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也理性地看到了织网并不是什么投机倒把。同时,我们村上人与工作队的躲猫猫、捉迷藏般的斗智斗勇,再加上我村除几户中农外,其余都是贫农,没有”阶级敌人”,因而工作队来了一个法不责众。大概是过去了三四个月,工作队完成了它的使命,终于从我们大队撤走了。
我们村的织网,又开始从“地下”走向“地上”。

大寨式评工分

1970年的冬天,很冷。在我的记忆里,这年冬天的天,老是不阴不阳的。太阳有气无力,还时常被阴云遮没。北风似一个夜啼郎,没日没夜地哭嚎着,阴森可怖。家中的水缸里常结冰,灶台上的抹布常被冻成硬块,碗橱里叠起的碗被冻得掰不开,村东头东沟头河和与之相沟通的通江的一条漕河里的冰,大概有三四寸厚。为了戏耍,为了好玩,我们村上的七八个初中男生,有好好的路不走,偏爱走在漕河的冰上,尽管被冻得清水鼻涕直流,但仍是乐此不疲地滑着冰去上学,嘴里不断发出嘻哈的欢快声。那时候的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野就怎么野,想怎么疯就怎么疯,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就像森林里的一棵棵幼树,在阳光下,在雨露中,在风雨下,在霜雪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真烂漫地生活着,成长着。
还有好玩的是军训课(本来叫体育课)。那时每星期上3节军训课。军训课的内容有队列训练、刺杀训练、投掷手榴弹训练等。为什么我们中学生要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在1969年的3、4月份,苏联边防军侵略了中国的珍宝岛,中国边防军民奋起反击,两国边防军打了起来,中国边境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毛主席为此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时刻准备打仗”的号召。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中学生上起了军事训练课,学习军事本领,时刻准备着奔赴前线打仗。
军训课的老师,从学校所在大队的复员退伍军人中挑选。我们训练刺杀动作,用的不是装上刺刀的步枪,而是手持由每个学生自制的长150厘米左右的木棍。队列前面树了3个稻草人,分别代表着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一切反动派(简称帝修反)。我们手持木棍,对着帝修反,“杀”,“杀”,“杀”!我们上军训课时,尽管天气很冷,滴水成冰,但我们很认真,都怀着一颗对帝修反无比仇恨的心,都坚定着只要我们上战场就能战胜帝修反的决心,练习拼刺刀,练习刺杀帝修反,练习投掷手榴弹。遗憾的是,我们终究未能上战场,因为林彪摔死后,我们的军训课就被取消了。
我们在很冷的冬天的好玩中,也经历了大人们玩着的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大寨式评工分。一天吃晚饭时,父亲严肃地对我说,要我吃过晚饭去仓库参加队里召开的社员大会,并强调我在会上一定要与人争,一定要多争工分。我不明就里,就问父亲为什么要争工分?我说,工分不是每天收工前就记清报清了吗,有什么好争的?母亲开口了:根据上头的规定,平时记清的工分一律不算,要重新评工分,说是要进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姐接口说,叫大寨式评工分。什么叫大寨式评工分?我问姐。姐说,你问我,我去问谁?这是一件新鲜事,谁都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就是,父亲有点情绪化地说,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不明不白的新鲜事多,折腾得人眼花缭乱,心惊肉跳。
晚上7点左右,社员们端着凳子陆续来到生产队仓库。一盏60支光的灯泡,因电力不足,溢射着昏黄的光。见社员们到齐了,队长就宣布开会了。他说,前天大队开了队长、会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今年如何分配。今年如何分配,上面有了新的道道,就是要进行大寨式评工分。什么叫大寨式评工分?嘿嘿嘿,前天,我虽参加了会议,但我脑子笨,没听明白。队长转身问坐在他旁边的计,你听明白了吗?会计说,不全明白。队长说,我没听明白,你不全明白,我队大寨式评工分怎么搞?他接着说,我和会计人笨不明白,这不要紧,因为大队给我们派来了周委员。下面请周委员教我们进行大寨式评工分。
我是第一次见到周委员。听社员们窃窃私语,周委员30岁左右,是我们邻村人,从部队复员回来没多久,是我们大队党支部组织委员。他长得像圆柱体,身高不过168厘米(在我看来)。
队长不咸不淡的话刚说完,周委员就开讲了。他说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精神,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向深入,秋忙结束后,公社就开了“二级干部会议”,部署了大寨式评工分的工作。这大寨式评工分,不是公社要搞,更不是大队要搞,而是上头要求搞的。为了稳妥地做好这项工作,大队党支部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几次研究,在此基础上,于前天下午召开由全体大队干部,各生产队长、会计参加的会议,对我大队如何进行大寨式评工分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根据上级要求,我们大队全体大队干部,每人负责一个生产队,具体指导大寨式评工分。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大寨式评工分的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是集中学习有关材料,进行斗私批修,提高阶级、路线和道路觉悟;第二步是个人自报工分,社员互评;第三步是民主集中,最后由队委会最终评定。今晚我们要完成第一、第二步程序。
接下来,周委员打开了本已折叠好的一张大报纸,为社员们读起了《人民日报》的一篇重要社论,题目好像就是《农业学大寨》。至于社论究竟说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全清了,但有几段语录体的话,我记忆犹新。因为这几段语录体的话,当时很时尚,很流行;因为我高中毕业任队长后,常把这几段语录体的话挂在嘴边,可以说已是背得滚瓜烂熟,铭记在心,很难忘记。
一段话是: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
一段话是: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一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一段话是: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大队坚持斗私批修,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有了毛泽东思想,就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有了毛泽东思想,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组织纪律性也有了,就可以创造出一百个办法,一千个办法,一万个办法;有了毛泽东思想,人的精神面貌变了,土地变了,产量也就变了。
一段话是:大寨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还有一段话是:经验都证明,只有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验的要点。
周委员读完社论后,就让社员们对照大寨人的标准,进行斗私批修,自我检讨找差距。
会场里弥漫着令人窒息般的劣质烟草味,但由于闻惯了,不抽烟的人也就没有异样的反应。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没人挑头第一个开口说话。会议僵着了。会场冷场了。周委员有点着急,不停地用右手肘碰触队长的左臂,示意他第一个开口说话。
队长清了清嗓子,往地下吐了口浓痰,再用鞋尖一踏,然后开口说话了:“我是不愿意当这个苦煞愁煞的队长的,在今年年初,是大队硬要我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队长。近一年来,我天天上工第一个,收工最后一个,今年队里的收成如何,大家心里有数。所以,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按照往年惯例,我得l0折头工分没问题吧。可是,人无完人。一对照大寨人的标准,我还有思想差距,表现在没有像大寨人那样时刻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我自报工分9. 99折。”
队长一说完,大家就笑了。不知他们笑的是什么。还没等会计表态,我母亲就表态了:我是场长(负责场头脱粒等工作),也算半个队委干部吧。我苦劳没有队长大,但比一般女社员要大一点吧。我自报工分8.49折(女社员工分全折是8.5折)。我母亲一表态,父亲、哥姐立即表态,在原来应得工分的基础上,打去0. 01折扣。这样看来,越是晚表态的越被动。于是,为了争取主动,在一片吵闹声中,社员们自报了工分折头,会计和记工员则迅速地记录着。
接下来进行互评工分时,麻烦更大了,因为男社员自报的工分折头都与队长一样,女社员自报的工分折头都与我母亲一样。我们几个半劳力没有参与自报互评工分。我们既是局内人,又似局外人,好玩地看着大人们如何表演,如何收场。周委员看了会计的记录后皱起了眉。他站起来,以克制的语气,克制中又隐含着恶狠狠或者是威吓的意味,说,我刚才听了大家的自报工分,很不满意。男的工分折头怎么能够跟队长一样?女的工分折头怎么能都与场长一样?一个人两只手伸出来比比,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长嘛。我看呢,大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学大寨的伟大意义,还没有端正好学大寨的政治态度,还没有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一句话,没听毛主席的话。大家要知道,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我们今晚进行大寨式评工分,就是落实学大寨的具体行动,就是落实毛主席伟大指示的具体行动。因此,我要求大家在接下来的互评中,要实事求是,要立场坚定,更要有自知之明。这里,我特别要提醒的是,你们队里的几个“三角黄石”(方言,敢于冒犯队长,挑头闹事的入),他们的工分到底打几折?大寨式评工分,不是评干农活的本事,而是评思想好坏,是评斗私批修的好坏,是评有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我暂时就说这些,下面开始互评工分。
周委员坐下后,会场里抽烟的人似乎步调一致地抽了起来,呛人的烟雾朦胧了灯光。有的女社员抑制不住地咳起嗽来,但没有一个人开口。会场的气氛顿然凝重和压抑起来。
还是队长开口了。我评我老婆,她只能得8.3折。什么理由?她思想有时不好,表现在她有时在工作上拖我的后腿,尽管她一手生活(农活)很好。这是大家公认的。队长刚说完,他老婆就站起来表示反对,但很快被队长制止住了。队长老婆默认了。此时,我发现,一些人开始扭动身体,变换坐姿了。
接下来,从会计开始,依序进行了互评,大多数人最终默认了互评结果,尽管肚里有意见,但少数几个“三角黄石”被互评得与一般社员拉开了明显的距离,使得这几个少数人狂跳起来,恶骂起来,到后来全把肚中憋着的恶气出到周委员身上。他们把周委员打了,打得周委员左脸颊青肿,鼻子出了血。
事情闹大了。
晚上10点多钟会议不欢而散后回到家,在揩脸洗脚时,父母、哥姐议论起来了。父亲说,总起来说,我们家4个劳动力的工分折头,互评中还算可以。所以,母亲接上了话头,今后我们仍得少开口多干活,少做恶人多做老好人。我看清了,在太平社会,如果不拍好干部的马屁,你本事最大,你也强不出头。看到了吗?队里那几个“三角黄石”,今天被吃瘪了吧。每人肚里都有一杆秤,到关键时候,这秤就起作用了。也不一定,哥说,他们那几个人,不是把姓周的打了?打了?父亲说,会被白打吗?我看好戏刚刚开始,等着看吧。
我家人在睡梦中被吵醒了,是被我家的白花狗的狂叫声吵醒了。父亲起床,哥姐,我,起床。邻居家都开了大门。我们走出去,已见打谷场上聚了一些人,他们在议论着,说某某、某某、某某,刚被大队基干民兵绑走了。这3个某某就是我队工分互评中折扣被评得最低的人。男人被绑走后,3个女人敞着棉袄的怀,披散着头发,坐在冰冷的地上,呼天抢地,哭爹骂娘。
5天后,那3个某某被大队学习班放了出来。据亲见者说,3个某某的身上,都被“无产阶级专政”得青一块紫一块,走起路来身子也有点失去了平衡。
又过了几天,我见到了那3个某某,明显感到他们3人,自从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出来后,真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人没有以前那般旺盛了,变得蔫萎、木讷了。
年终分配结果,集体提留得多,社员分配得少。我父亲连续几天不停地叹气。
第二年,大寨式评工分被取消了。
大寨,看来是不容易学的。农民只知道以食为天靠勤劳的双手干活过日子,很少讲究思想好不好。思想好不能当饭吃。这是我父亲的总结。

转弯子

1975年夏忙前的一天下午,大队召开了生产队队长会议。书记在会议上主要讲了一件事,就是各生产队在夏忙中,可以试验划分生产作业小组,对生产作业小组实行定人员、定农活、定工分。
书记说了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提前完成夏忙抢收抢栽任务。书记强调了要把划分生产作业小组的好事办好,不能出任何纰漏。书记说这是在公社两级干部会议上,公社徐书记反复强调和交待的。
对于在生产队如何划分生产作业小组,我没有感性认识,不知道怎么办。这天晚饭时,我就生产队如何划分生产作业小组的事,征求父母的意见。父亲说,你刚当队长四五个月,不要新翻花样。3年困难时期,队里也曾搞过什么生产小组,这是一种生产承包制,有些效果。可到“四清”(1964年起在全国农村进行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左”的错误得到了发展)时,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我不允许你犯错误。
爹,我说,不是我要搞新花样,我也没能耐搞这样的新花样,是在今天下午大队开队长会议上,书记要各生产队这样搞的。书记说,划分生产作业小组是上头的意思。
听我这么一说,父亲放心了。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全队劳动力可以分成两个相对固定的小组和一个机动小组,划分两个相对固定的小组时,要把强劳力与弱劳力、男劳力与女劳力搭配好。一个机动小组主要是负责场上的脱粒、扬场,这可以从两个小组中各抽五六个女的组成。
你爹说的有道理。母亲说,我再多一声嘴,你不要当小组长。两个相对固定的作业小组的组长,可以让副队长和会计担任,那个机动小组组长有我当,我本来就是队里的妇女队长嘛。你呢,掌握好全局,安排好农活,协调好组与组之间的关系。
我心里有数了。吃过晚饭,我就通知队委干部到生产队仓库开会。10多分钟后,副队长、会计、农技员、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现金保管员、记工员等队委干部来到生产队仓库。我首先传达了下午大队召开的队长会议精神,接下来,就如何划分生产队作业小组征求队委干部的意见。他们思想上没有准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发了一圈烟,点燃后说了我对划分生产作业小组的初步想法。我说完,副队长接话了:荣方讲的想法,我同意。副队长这么一说,其他队委干部也都说同意我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就具体商议了强劳力与弱劳力、男劳力与女劳力如何搭配。初步方案定下来后,我要求会计根据队委干部会议精神,拟出一个书面方案。
生产作业小组划分好两天后,大面积小麦可以开镰收割了。我只对两个小组长布置农活,至于如何干,由两个小组长具体分配,我只负责检查督促农活的质量。实践证明,划分生产作业小组确实能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与往年比,整个夏忙下来,总的劳动工分基本持平,但夏忙任务提前5天完成了,且社员少开了好多个夜工、早早工,增加了休息时间。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对农活的定量与定工分评估不足,有的农活是定量多,工分定得少;有的农活是定量少,工分定得多,社员对此有点意见。还有,强劳动力有点意见,认为划分作业小组后,弱劳动力农活干不过他们,但得的工分一样多,是沾了他们的光。但总体上,社员们对划分作业小组的做法是赞成的、拥护的。
“双抢”大忙时,我们对有的农活的承包作了完善,不再由生产作业小组承包,而由社员个人承包。比如拔秧这种农活,拔得快的与拔得慢的相比,是存在明显差距的。为了使拔秧快的人和拔秧慢的人都不吃亏,都没有意见,我们把定量好的拔秧农活定到个人,谁早完成早歇,谁晚完成晚歇。结果,早完成的人早回家做家务,种自留地,晚完成的人也拼着命争取早完成。这样,谁对谁都没有意见,因为早完成与晚完成的社员所得的工分是一样多的,既提高了劳动效率,又兼顾到了公平。
“双抢”大忙结束后,农活不是很紧张,社员们可以悠闲下来,用不着清清一大早就上工、蚊子叮人时才收工,再加上就那么多自留地可种,那么多家务活要做,天气还炎热,家中无电扇(更不用说空调了),所以,社员们一吃过晚饭,洗好浴,就端着凳子,摇着一把蒲葵扇,三三两两地聚在生产队仓库门前的砖场上,说山海经,传小道消息。
我们队里有个中年社员,从小失去父母,当过兵,头寸比较活络,在外面也蛮兜得转,很有点市面。他是我们大队一家队办厂的供销员。他有一个特点,每年从夏忙始至“双抢”终都要出差在外。按上级规定,一年3个忙头,凡是在县、社、队办企业工作的,只要是农村户口,必须回其所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可他总有理由和巧办法说服大队领导,同意他在忙头里出差。为这,生产队社员很有意见,但仅有意见罢了,没谁能奈何他。但他这个人也有一点好,就是在外面跑得多,见得多,听得多,回家后跟社员们说得也多。他讲的东西,是否样样在理,只好由听的人去辨别和品味了。
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们中间,开始讲他出差中的见闻了。当时,从广播里听刮的,从报纸上看到的,全国处处是“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们的国际朋友遍天下,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至于形势究竟怎样?人们不知道。所以,当年的小道消息、马路消息很多,传得也特别快。他坐到了我旁边,给在场的人发了一圈烟,是劳动牌烟,大概发掉了大半包。他发烟很有水平,见什么身份地位的人,发什么烟。比如,我到他家去坐坐时,他会发给我3角5分钱一包的大前门烟,有时还会发给我5角钱一包的牡丹烟。如果是一般人上他的门,他有时发劳动牌烟,有时发勇士牌烟。他发你什么烟,就陪你抽什么烟,看上去他跟你很平等,很亲近,很像一家人。
手里有烟的人相互点着火,美滋滋地抽着,头昂着,准备谛听他讲新闻。他抽着烟,咳了几声,随地吐了两口浓痰后说开了。他说,我这次出差近一个月,先后去了北京、内蒙古的包头、甘肃的兰州,回来途中,又去了上海,接了一批业务单子,更听到了一些从广播里听不到、在报纸上看不到的新闻。他说,这次坐火车经过每一个火车站时,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秩序明显好转,火车上服务员的服务态度也明显变好了,火车进站、出站的时间大都准点了。看来,中央抓铁路整顿是有效果的。还有,我在北京、上海的几个业务上的朋友,在我请他们吃饭时,他们都在议论说,现在广播里、报纸上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都在批那个还在走的“走资派”,是有来头的,是有所指的。
指的是谁?谁是还在走的“走资派”?纳凉中有人问。
他说,只好心里有数,不好明说。明说了,弄不好是要坐牢的,甚至要被砍头的。他说,我只能这样说,现在,中央两派人马斗争很激烈。我们睁大眼睛,慢慢看吧。
秋收秋种大忙前,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部署秋收秋种工作。会议上,公社徐书记只字不提生产队要不要在秋忙中划分生产作业小组的事。徐书记文化程度不高,说起话来直来直去,且声音嘎嘎响。他说,各大队主要领导、各生产队队长,在促好秋收秋种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抓革命。当前,抓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叫右倾翻案风?就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批人明目张胆地跳出来,与人民为敌,妄图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反击那些企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反击企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股阴风。那么,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按时按标准完成好秋收秋种任务,就是要促使粮食产量提上去。
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后,大队也召开了两级干部会议。会上,大队书记根据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结合本大队实际,对秋收秋种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要求全大队比公社下达的秋收秋种完成时间提前3天完成。讲完这些后,书记又讲了有关生产作业小组的问题。他说,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徐书记报告中没提到这事,但会议结束时,徐书记把我们大队书记留了下来,专门给我们说了生产作业小组的事。徐书记说,一年下来的实践证明,农忙时生产队划分作业小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及时抓住农事季节,有利于促使粮食产量的提高。可上头不这么看,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单干的复活,是右倾翻案风,必须批判,必须反对。但是,我们工作在最基层,最了解实际情况,最明白农忙时生产队划分作业小组是好是坏,有利还是有弊。因此,我们既要坚持党性原则,听从和执行上级指示,又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不搞一刀切。根据意见,大队党支部的意见是:各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看着办,我们不鼓励,也不阻止。
我们生产队长听了大队书记的话,口不出言,心里却很活泛,打着各自的算盘。“怎么样?”大队书记问。“嘿,嘿”,我们笑着说,“书记,真有你的,我们心中有数。”
会后,我们队长之间相互通气,达成默契:各生产队仍在坚持划分作业小组。事实再次证明,我们大队各生产队因在秋忙中坚持划分作业小组,在全公社20个大队中,是第三个提前完成秋收秋种的大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自此起,高音喇叭里高频率地嚷着“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指火车),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高音喇叭里经常发出的这些声音,把只知道靠双手干活过日子的社员弄糊涂了。在劳动间隙社员们议论开了。有的说,上头在说昏话了。什么草不草,苗不苗的?田地里都长草,不长苗,都喝西北风去?3年困难时期,田地里就是疯长草,少长苗,肚皮还没饿够?只要能过上好日子,管它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有的说,反正我从没坐过火车,也很难得乘回汽车,管它晚点还是正点。不过,正点总比晚点好吧。有的说,卫星上天,与红旗落地有什么关系?卫星在天上飞,红旗在地上飘,两样东西不搭界。还有的说……“你们别说了”,我提醒说,“不要祸从口出。有些事,心里明白就是了。”
我吸取了因反对批判“师道尊严”而受到团内警告处分的教训,很少在公开场合议论“政治”话题,但我很关注政治形势发展的态势。我是生产队长,家里有一份生产队订阅的《新华日报》。我每天总要挤时间,认真地一字不漏地把4版《新华日报》看完。家里装有一只舌簧小喇叭,我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时政类节目。通过看报纸,听广播,细琢磨,我意识到,中央内部斗争很激烈。1976年春节后,有些情况开始明朗了。这年清明节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于是,社员们终于明白,前一阵子广播喇叭里高喊的“那个走资派还在走”中的“走资派”,指的就是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反的就是邓小平对交通、农业、工业、军队……的整顿之风。
因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是毛主席批准、中央决议的。所以,社员们跟着广播喇叭里的声音,一致拥护“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一致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议”,口诛邓小平。我记得,在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绚丽,春风和煦。社员们在搅灰潭(一种农活,即在一块田块的一个角上,人工挖一个方形或圆形的坑,我们那里的方言叫灰潭,3立方米左右的体积。过年前将河泥或田里的熟泥挑进潭里,放一层河泥或熟泥,就放一层稻草,然后再把水倒进去,社员用铁耙倒腾搅和,让其作沤,俗称积肥造肥。过年后,将潭里的沤肥吊上去,再把沤肥放下去,同时加进稻草、人粪、猪灰和水进行搅和。如此循环往复三四次,肥力才高),干这种农活,相对来说比较松懈,节奏比较和缓。因此,社员也就有时间扯老空,说些散淡的话。于是,社员们说到邓小平,很有点义愤的样子。有的说,邓小平有点不自量力,竟敢不听毛主席的话,他斗得过毛主席吗?有的说,邓小平有点没良心。“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就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是毛主席解放了他,再次重用了他。可他却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该被第二次打倒。有的说,邓小平是中央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有的说,邓小平怎么斗得过江青?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是原来的皇后。在以前,哪个朝廷大臣有胆得罪皇后?看来,邓小平有点不识时务。听着社员们不着边际、口无遮拦的议论,我默不作声。实事求是讲,因当时的信息不公开、信息不对称,不了解真相,再加上对毛主席的崇拜,我心里也认为是邓小平错了。可我嘴上不说,也不加入社员们的议论。
197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的一天上午,公社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江阴县委召开的“转弯子”会议——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是在刚新造好的申港影剧院召开的。那时会议的规矩没现在多,也没有现在严,与会者可以坐在指定区位,如果遇到要好的,也可以自由找位子坐。我进会场时,刚好碰到了我大娘舅,我和他不属同一个大队,但我们舅甥俩在后排找了位子坐了下来。我先掏出劳动牌香烟,递给大娘舅一支,他不肯接,还说我要做人家点(方言:节约的意思),积攒点钱好讨老婆。我则笑说,大娘舅你抽烟,你外甥讨老婆不差这一支烟钱。大娘舅听我这么嬉皮笑脸一说,再没多言,就点燃了烟。
公社徐书记作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什么叫“转弯子”?就是转变我们的想法。我们原来有什么想法?叫“转弯子”?就是转变我们的想法。比如,我们原来认为社员养猪越多越好,养鸡越多越好,总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其实呢,这种想法是错的,是极其错的。错在哪里?错在这种想法不符合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话,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列宁是这样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主席是这样说的: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党员中的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社员家养猪、养鸡,就是一种小生产,就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原来的想法,错了。原来的做法,大错特错。正确的想法和做法,就是要少养和不养猪和鸡。
再比如,我们在去年的夏忙和“双抢”大忙中搞划分生产作业小组的做法,也是错误的。错在哪里?错在麻醉社员们的思想,企图把他们引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今年夏忙起,全公社各生产队,决不允许再划分生产作业小组了。其实,我刚才说的,徐书记接着说,都是右倾翻案风,都是邓小平鼓吹和推行的,是彻底背叛毛主席的思想的。所以,我们“转弯子”,就是“要与邓小平对着干,决不能跟着邓小平走”。这是县委的号召,我们必须响应。
在徐书记激昂地讲着“转弯子”重要意义的时候,大娘舅开口了,当然声音很轻:饱人不知饿人饥,坐着讲话不腰酸。社员不养猪,猪肉哪里来?田里的肥料哪里来?现在过的日子还是苦滴答的,上头却还在闹腾。唉,这种光景,愁煞人呢。
说着,大娘舅站起来去厕所小便了。
1976年夏忙,我们生产队取消了生产作业小组。这年3月起,在苏州地区路线工作队逼迫下,全公社各生产队开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4年冬至1975年仲春,从夏港公社(在申港公社东)不断传来江阴县委“批林批孔”路线教育工作队没收社员家做的芦花靴统,并将其用于烧砖窑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生产队社员的议论与争论。相信的社员认为,县委工作队那样做,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的革命行动,目的是为了让广大的人民公社社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不相信的社员认为,县委工作队根本不可能那样做,因为解放前的国民党江阴县政府都不会那样做,何况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县委工作队?认为传播这一消息的人是污蔑县委工作队,是在给县委工作队脸上抹黑,其反动实质是诋毁和反对共产党。于是,持不同意见的社员,由议论至争论,再由争论至争吵,直至发生肢体动作。
我在前文中说过,对于“政治”话题,我很少参与议论。所以,当社员们为“歌颂”和“污蔑”县委工作队而争论而争吵而发生肢体动作时,我不劝阻,也不发一言。为什么?因为我明白,社员们为“政治”类话题说不到一起而只会吵吵闹闹,最多发生些不伤皮肉、仅伤衣衫的摩擦而已,决不会大动干戈,以命相搏的。况且,喜欢争论“政治”的,大都是年轻男社员,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太单调,太无聊了。他们过剩的精力,在活跃的荷尔蒙的催促下,需要排泄,仅此而已。如果是为了工分的多少,如果是为了粮草分配的多少等经济物质利益,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寸步不让,哪怕打得头破血流。因此,当年轻男社员发生肢体动作时,很快被他们的父母劝阻住了。这就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我见得多,经历得多,也就见怪不怪了。我太了解他们了,因为我也是一二十岁的年轻人。
然而,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县委工作队在夏港公社没收社员家做的芦花靴统之类的事,不料也在申港公社发生了。
1975年底,曾有小道消息说,苏州地委工作队要进驻申港公社。社员们一听到这一小道消息后,又热烈地议论开了。但社员们这次议论工作队,不是“歌颂”与“抹黑”的议论,而是害怕工作队的议论。为什么?因为县委工作队在夏港公社没收和烧毁社员家做的芦花靴统的事得到了证实。其证人就是我们村上有户人家的亲戚在夏港(确有其事。1995年1月,我调入江阴市委党史办公室工作后,因工作需要,到市档案馆查阅了相关档案,查到了当年县委工作队给县委的一份总结汇报材料,材料中说到了此事)。社员们害怕地议论说,县委工作队在夏港公社是没收社员家的芦花靴统,地委工作队来了,会不会没收我们村上家家户户织的网?如果会没收,那么我们的日子怎么过?真有点“谈工作队就色变”的意味。在社员们心中,“工作队”似乎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可怕。于是,有社员要求我去大队部打听打听,证实一下“地委工作队’要来的小道消息是否属实。
我真的当了一回“群众的尾巴”,听了社员们的话,去找了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不是小道消息,是大道消息。地委工作队一过年就进驻我们申港公社。我把大队书记的话给社员们一说,有的社员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声,有的社员则沉默不语,有的社员特别是中年女社员满脸戚色。
1976年正月十五刚过,好像是2月20日上午,大队召开了生产队队长会议。我记得,会议是在大队渔业队的仓库里召开的。我走进会场时看到了十几个陌生人,有男有女,年轻人居多,都是皮肤白白的嫩嫩的,一看就是从城里下来的。当年开会,没有会标,也没有书面通知,仅在高音喇叭里通知,说某月某日上午或下午,在何地开队长会议,不清楚会议的主题是什么,要等到会议开始后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所以,当看到有十几个陌生人也坐在会场里时,我心里不免嘀咕起来:怎么会有这么多陌生人参加会议?今天开的是什么会议?
参加会议的对象到齐后,大队书记宣布开会。他首先说了今天队长会议的主题:欢迎苏州地委路线教育工作队第18工作小组进驻我(巨轮)大队。接着,大队书记把工作小组成员一一介绍给我们队长。通过大队书记的介绍,我才知道,工作小组组长,姓方,是苏州地区粮食局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局长)。从苏州地区下来的还有两位,都是近30岁的年轻人,一位姓周,还有一位,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此外,还有10多位队员,是从全公社各大队、各单位抽调出来的。每个生产队有1位队员蹲点抓路线教育。我们生产队的路线教育由地区下来的姓周的负责。最后,大队书记要求我们队长一切都要听从和服从工作队。工作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决不能不配合,更不能抵制和反对。
大队书记讲完后,方组长讲话了。方组长中等个子,国字脸,上穿中式棉袄,棉袄外面罩了一件青灰色的卡中山装,风纪扣扣得正正的严严的。中山装左表袋里插着两支钢笔,给农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大干部。方组长脸很白,牙齿也白,不抽烟,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方组长说话声音不高,很好听,很糯,好像跟你拉家常似的,给人一种可亲可近的感觉。方组长简明扼要地讲了苏州地委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申港公社的重要意义,概括起来,就是要对全社社员进行两条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的教育。通过教育,要使全社社员深刻地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和危险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使全社社员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坚决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成纯而又纯繁荣昌盛的坚不可摧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让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伟大祖国面前瑟缩发抖吧!
队长会议结束后,我们同道的几个队长在回家路上一路走一路议论,认为地委工作队阵势大,来势猛,担心他们会不会做出什么“史无前例”的事来,表示要多看风向,细心琢磨,小心应付。
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内容是具体部署开展路线教育工作。苏州地委工作队队长、地委副书记丁铁作了讲话。他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苏州地委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申港公社,是搞试点,培育典型。试点成功了,再在全地区8个县全面推广(庆幸的是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申港的“经验”没能在全地区推广);二是苏州地委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申港进行路线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讲得非常“高、大、全”。我们在台下听的人,听着有点胆战心惊。
丁铁讲话后,工作队一位副队长(记不住姓名了)对工作队的具体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讲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割申港公社每时每刻都在生长着的“资本主义尾巴”。换句话说,苏州地委工作队在申港公社进行所谓的路线教育就是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那么,申港公社有哪些“资本主义尾巴”?地委工作队将其具体化为“五个一律”和“五个不准”。
第一,全公社由社员家私养的1万头老母猪,一律宰杀,不准私养。
第二,十一、十二、十三大队大部分社员家做的蒲包,一律集中折价收购后,不准私自编织。
第三,十四大队大部分生产队家家户户所做的竹篮、筲箕、盘篮等竹器,一律归公,不准私做。
第四,东街大队、十大队(中街)的蔬菜园地,一律收归集体,不准社员私自种植。
第五,全公社所有副业性小手工业,一律封杀,不准社员私自生产经营。
工作队副队长讲得铿锵有力、斗志昂扬:“砍杀一头老母猪,等于打倒刘少奇老婆王光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决不走回头路,决不吃二遍苦,决不受二茬罪”,云云。
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后,地委工作队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不准社员家老母猪生养的苗猪(亦叫小猪)卖“黑市”(不准卖给江北的靖江、兴化、泰兴、东台等地农民。当年,除农忙外,江北这些地区的农民,就会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结伴而至申港各大队转悠,购买苗猪。苗猪价格,随市涨跌,但总比申港集镇苗猪市场价格高,因为市场管理委员会经常限价,所以,当年,将卖给江北农民的苗猪叫作卖“黑市”),只允许将猪苗挑到申港集镇猪苗市场卖“白市”,即市管会的限制价格。如果哪家社员的苗猪卖了“黑市”,还要把当家人关进大队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一句俗话,叫做你做初一,我做月半。面对工作队的这一“高压政策”,社员们商定了对策,做起了月半:相互包庇,相互掩护。为了不让苗猪发出响亮的叫声,发明了一个办法,在喂苗猪吃的猪食里,掺和了高度白酒。苗猪吃了掺和白酒的猪食后,就像喝醉酒的酒鬼,任人摆布了。与此同时,从江北过来的捉苗猪的人(我们把他们称作为捉猪佬)也增强了防风险意识:一定要让养猪人家把他们送到江边上船,无风险后,才肯付猪钱。地委工作队未来申港之前(申港是华东地区有名的苗猪之乡),江北捉猪佬,一般都是从江阴黄田港口乘渡船来回过江的,很自由,很安全,无人盘问。地委工作队来到申港后,除沿途拦截外,还在江阴黄田港设了卡,只许南渡,不许北回,狙击江北农民到申港捉苗猪。
真所谓“国难时,有胆子的人就能发国难财”。面对地委工作队的“围追堵截”,一些渔民和沿江的生产队,用渔船和生产队的水泥船,建起了“地下交通线”,干起了“偷载江北买苗猪农民”的危险营生,虽风险大,但利润高。与此相关联,一种“地下”新行当——猪头(亦称猪媒)也随之而生。猪头的规矩有二:一是为买卖苗猪的人牵线搭桥,生意成功后,从中“抽头”,亦即辛苦费,按每只苗猪5角钱计算;二是确保捉猪的江北农民安全“偷渡”过江。正依了一句老话:人难人人不死。天难人人必死。天无绝人之路!
1976年4月上旬,我家刚好有一窝苗猪要卖,大概有十二三只,每只苗猪重二十五六斤。我父亲去找了邻村的陈姓猪头。过了三四天后的一天下午,陈姓猪头领了3个江北捉猪佬到了我家,踏圈看了我家养的苗猪后,感到比较中意。于是,买卖双方开始你进我退我退你进地讨价还价,陈姓猪头再在中间做当中人,打打太极拳,做做和事佬。最终,双方相互妥协后讲定了猪价。按规矩,晚上捉猪佬吃住在我家。吃过晚饭,我们和3个捉猪佬聊起了天。聊天中,我知道那3个捉猪佬是泰兴人。据他们讲,他们那里也有工作队,也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没有我们申港厉害。他们那里是奖励社员多养猪的。聊天聊到晚上8点多时,母亲为他们打了地铺。
第二天凌晨两点左右,母亲起床烧猪食和做早饭。3点左右,我姐夫步行八九里路来到我家。陈姓猪头也在这时来到我家。人齐后,我母亲就为我们开饭了。在我们吃饭时,母亲和父亲忙着喂猪。我们饭吃好,他们猪也喂得差不多了。此时,我们严防捉猪佬,不让他们靠近猪圈,怕他们暗地里做手脚(我们村上曾出现过这样的事:起初,苗猪吃食吃得好好的,可吃到一半时,苗猪突然不吃了。这可把主家人急坏了,想尽了法子,苗猪就是不肯再吃食了。结果,苗猪半饥半饱地卖给了江北捉猪佬,折煞了老本。当天亮后,捉猪佬早已过江,主家人研究起猪食来,结果在猪食里发现了旱烟丝。原来,这旱烟丝是江北捉猪佬趁主家人不注意时放进去的。旱烟丝搅拌到猪食里后,会产生一种特别异样的怪味,这就使苗猪闻到这种怪味就不肯吃食了)。
吃过早饭,喂过猪后,我们就开始捉猪称猪。当称的人是陈姓猪头,以示公道。由于猪食里放了白酒,所以,我们在捉猪、称猪时,苗猪很乖顺,很配合,仅有点活泼,没有大的反抗。
我、哥、姐夫3人挑着苗猪走在中间,父亲、陈姓猪头打前锋探路,3个捉猪佬推着自行车殿后,在黎明前的黑暗掩护下,既紧张又迅捷地,像抗日游击队通过日伪据点那样,向长江边奔去(我家北距长江有四五里路),谢天谢地,终于,我们一路有惊无险,来到陈姓猪头与船家接头的地点,将苗猪抬到一条水泥船上,再帮捉猪佬将自行车推到水泥船上,付清猪钱和过江费后,水泥船北渡了,不一会儿,水泥船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翻过江堤,迎着东方微曦往家走。到家后,我们又付清了猪头的辛苦费。双方皆大欢喜。
可不欢喜的事接着来了。一天,工作组的周同志找到了我:王队长,你家的苗猪呢?自周同志进驻我们生产队后,他深入每家每户,对哪家老母猪养了多少只苗猪,哪家的苗猪长多大了,哪家的苗猪可以卖了等等情况了如指掌。卖了。我说。卖了?周同志问,卖给谁?我笑了,说,周同志,卖给你你又不需要。我只能卖给需要苗猪的人。你?周同志涨红了脸,有点着急地说,王队长,你家卖苗猪为什么不向我报告?你违反我们工作队的规定。我要向方组长报告。我不急不慢地说,周同志,队里的公事,我们听你工作组的。可家里的事,我得听我的父母。我和工作组的周同志说不到一块去。
两天后,方组长派人把我叫到工作组驻地。工作组吃住在伍相的申港耐火材料厂(在石人头自然村北面)里。到工作组驻地,走进方组长办公室,我只见他脸色铁板,非常严肃。他没让我坐,我就厚着脸皮搬过一张骨牌凳坐了下来。为什么目无工作组,王荣方同志?方组长严厉地问。我点燃一支珍珠鱼牌香烟,耐着性子听方组长训我。你私自把苗猪卖高价,这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你知不知道?方组长有点不像苏州人了,他说话的声音有点不糯了。他用右手一拍桌子,说,必须退赔。说,你退赔多少?我把抽完的烟蒂往地下一掷,用右脚尖一碾,满脸堆着笑,对方组长说,方组长,我不走了,就坐在你办公室。你吃什么,我也跟着吃什么。你睡宿舍,我就睡在你办公室。你想干什么?方组长站起来警惕地问。不干什么。我笑着说,方组长,我家如果把卖苗猪的钱退赔出来了,我们一家人吃西北风去?西北风是吃不饱人的,所以,我只好先在这里吃工作组的饭再看情况了。方组长更生气了。你在耍无赖。方组长说。我说,农民就是这个觉悟,就是这个样子。最终,方组长责令我回去写一份检讨书交给他。我呢,给他来一个“拖”字诀,想着法子找理由推脱说没时间也没水平写检讨书。无奈之下,为了不影响我抓农业生产,或许还因其他别的原因,方组长最后“放过了我”。
“双抢”大忙结束后,“割资本主义尾巴”进入深入推进阶段。我队社员在田间劳动时,不时地议论着从别的大队传过来的地委工作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消息:十一大队的宋家圩村,十二大队的戴君桥、梅谢、女家湾村社员家做的蒲包,全被工作队搜查到没收了。可有的社员还是私偷贼摸地做蒲包卖蒲包,结果被工作队抓住后被关进了“学习班”。十四大队何巷里等村社员家做的竹器全被工作队没收,社员差一点与工作队打起来……在议论这些消息的同时,社员们也你一句我一句地进行点评。有的说工作队像土匪,一点也不体恤吃不饱却做煞的农民。有的说工作队强行入户搜查的做法实在过分,这与当年国民党的部队没两样。有的说路线教育、路线斗争,教育个屁、斗争个屁!到头来反而叫农民更加饿肚皮,这唱的算是哪一出?当然,社员们进行此类点评(实为表示强烈不满)时,进驻我队的工作组成员周同志不在。周同志专司负责我们队的“路线教育”,动嘴不动手,不太热心与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进入10月,工作队组织人员在全公社范围内开始宰杀老母猪。工作组在我们大队各生产队先是捕杀社员家养的鸡、鸭,接着锯掉社员在家前屋后和池塘旁种的树木,将锯下来的树木收归生产队所有。在开展这些工作时,作为队长的我一是主动配合,二是积极带头。可当工作组先易后难地最后要宰杀社员家私养的老母猪时,我不干了。我假装生病住院,躲开工作组(其他生产队长也跟我差不多),让社员“不讲理”地去对付工作组。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我则说,农民不会为虚无缥缈的“远大理想”而去奋斗,只会为眼门前的实际利益而拼命。面对众怒,工作组怕了,手软了……老母猪被保护下来了。
但事后(我于1977年3月初上了江苏师范学院后去找过方组长。苏州地区粮食局就在江苏师院附近。方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交谈中得知,方组长因“手软”受到了工作队的纪律处分。方组长跟我说,他们工作组干的全是错事。他要我代他向我们生产队社员说声对不起,道一个歉)我才知道,不是“工作组怕了”,而是方组长顶住了压力,放过了我们大队的农民一马。但在其他大队,老母猪真的被宰杀了。
方组长还算不错。
全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到10月底告一段落。秋忙结束后,工作队进入总结阶段,12月中旬,工作队撤离了申港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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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八十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6, 2017 8: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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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寨县

197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5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如何普及大寨县?会议要求要大搞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强调,普及大寨县,是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其目的就是更快地促使农业现代化,从而更有力地带动和保证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江阴县委书记吴仁宝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在会议上介绍了江阴县“学大寨、赶华西”,大搞以平整土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这年11月中旬,江阴县委在周庄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工地现场召开了由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两三千人参加的全县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吴仁宝代表县委作报告。他首先传达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继之对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具体部署,提出了“革命再加拼命干,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和建成大寨县的具体目标: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农田格成方;六万亩水面鱼满塘,六万亩山地换新装。渠路河边均绿化,条条路河通车船;农民住宅集中建,现代生活新水平。会议后,各公社、各生产大队纷纷提出“革命再加拼命干,一年建成大寨社(大队)”的口号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具体任务要求。
1975年12月初起,申港公社党委从全公社20个大队中抽调一千多个青壮年男劳力,开赴金龙湾,安营扎寨,平整金龙湾。金龙湾西至新开的新沟河,北至镇澄公路,南至横塘河,东至已被废弃的老于门河。由于老于门河九曲十三弯,再加上1958年冬新开新沟河时将泥土堆放在老于门河西岸边,形成高低起伏的土墩,状如一条长龙,盘踞在老于门河西岸,故称金龙湾。由于金龙湾高低差距10多米,因此,这片300多亩地常年歉收。平整金龙湾,就是要把这高低差距大、常年歉收的300多亩地,改造成为平整的格成方的稳产高产良田。
因我是生产队长,秋收秋种结束后忙于场头脱粒、清产核产(核定水稻亩产)、交售公粮、年终分配,根据大队党支部要求,没有(队长都如此)上金龙湾工地,而是挑选了3个三四十岁的壮劳力,在大队的组织下上了工地。大概是12月20日(可能是22日)下午3点钟左右,大队通知我们队长自带扁担、土垡(挑箕)等劳动工具到大队部集中。我接到这一通知时感到很稀奇,心想参加队长会议还要带着劳动工具,这是唱的哪一出呀?按时来到大队部集中后,我才知道我们队长也要上金龙湾工地。大队书记说,今天晚上,县委领导要到金龙湾工地视察,江苏电视台还派记者到工地拍电视。大队书记的话还没说完,就被7队队长插嘴打断了:拍电视?什么叫电视?我们队长则伸长脖子,竖起耳朵,想仔细听听书记给我们说说电视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只看过电影,从未看过电视。可是,大队书记被问住了。他右手拍着后脑袋说,我也没看过电视,我说不清楚。反正,今晚我们在工地干活时,要拼命干,要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不要坍我们申港公社的台,不要坍我们巨轮大队的台。大队书记可能口渴了,但没人给他准备茶水。他咽了几下唾液后接着说,要队长们上工地,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就今晚一个晚上,目的是让你们感受一下大战金龙湾的浩大气势,让你们在电视里露露脸,同时,也是犒劳你们,你们一年辛苦到头不容易。今晚伙食大改善,除公社额外补贴以外我们大队还补贴了一些钱。听说晚上可以大吃大干后,队长们来劲了,个个摩拳擦掌,豪情万丈。下午4点左右,我们乘一辆手扶拖拉机直奔金龙湾工地。
那天晚上,东北风很大,天很黑,也很冷,还下着濛淞雨。金龙湾工地上,灯火通明,红旗猎猎,人声鼎沸。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唱的“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激昂豪迈的京剧选段。在这样的气氛渲染下,我们赤着脚,穿着单衣单裤,在这寒冷的冬夜里,拼命建设大寨县,一点也不感到冷。我们挑着一百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奔跑如飞。将近晚上8点半时,高音喇叭里响起了一个既甜美又高亢的女人声音:“革命的干部、社员同志们,现在向你们报告一个十分鼓舞和振奋人心的喜讯,县委吴仁宝书记和其他县委领导,已来工地看望你们啦!还有,江苏电视台记者也来到工地给你们拍电视啦!让我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欢迎县委领导视察工地!”顿时,工地上再次沸腾了。此起彼伏、声震天宇的劳动号子声和着高音喇叭里的“大干社会主义”的歌声,把工地上劳动的人们的激情激励到膨胀欲裂的程度。一些年轻人为了显示大干社会主义的热火朝天,在冬夜里穿条短裤,赤着膊。吴仁宝来了。县委领导来了。拍电视的记者来了。我们激动着。我们大干着。我们大汗淋漓着。我看见,记者右肩上扛着的铁壳子样的东西(我们那时不知道那叫摄像机)对着我们,追踪着我们。我感觉自己被拍进了电视。有人说在电视里曾看到我的人影。但我们这些感觉自己被拍进电视里的人,始终没有看到我们在电视里是什么模样,因为,那时在农村根本没有电视机。
凡是戏,都有开幕、高潮、落幕的时候。吴仁宝走后,县委领导走后,拍电视的记者走后,我们的干劲也小了下来。到晚上10点多钟时,雨有点大了,我们也就收工了。到了工地上住宿的地方,稍用热水擦洗身子后,我们带上劳动工具,坐上手扶拖拉机,冒着雨往家赶。一路上,我们有点饥寒交迫,人也有种虚脱的感觉。到家躺在床上时,已近深夜12点了。
根据生产队记工员的记录,我们生产队轮流派出6批劳动力,每批3位壮劳力,共在金龙湾工地上大干了30多天。
金龙湾平整工程结束后没过几天,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高音喇叭里广播这一消息时,大概是晚上8点多钟。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开夜工平整土地。我们正在平整的是一条漕河。这条漕河东西走向,东接申港大河(此河北通长江),蜿蜒曲折向西,横穿巨轮大队,境内长2公里多,经过我们王家垫和吴狄山桥村后,拐弯逶迤向南至南庄西村头。据我们村上老辈人讲,这条漕河曾是我们村及附近几个村的水上交通要道,也曾是一条农田灌排水的主要河道,已有点年头了。这条漕河到底有多长历史,没人研究过,也没有人说得清楚。总之,这条漕河,我们村上人视她为生命河,视她为母亲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的水利工程的不断竣工,这条漕河至1970年代初期,已失去了她曾有的航运和农田灌溉功能,成了一条废弃河。
当我们突然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时,工地上突然没有了人声,人们停下手中的活,站在肆虐的朔风中,谛听着高音喇叭里播着的噩耗……干部社员化悲痛为力量的最好行动,就是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大队,大搞土地平整,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至腊月廿五,根据县、公社指示精神,大队才同意每户一个女劳力不上工地,在家忙过年的事,男劳力和年轻女社员天天上工地,忙到大年夜上午,才停工回家过大年。1976年正月初六一早,全大队男女社员又上工地了。经过20多天的苦干,那条在巨轮大队境内长2公里多的漕河被填没了,平整出来近百亩农田。
平整漕河工程结束后,根据大队要求,我安排生产队女劳力忙于三麦田间管理、男劳力平整盘踞在大田中的几块旱埠地。至清明前后,我们生产队按上级标准要求,初步完成农田基本建设,做到田块格子方,路沟渠相配套。全大队筑起了两纵一横、沟通各自然村、直达申港集镇的宽3米的拖拉机道路。尽管是泥路,但为20世纪80年代起的农村公路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大搞以平整土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也为80年代大办乡镇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年的建设大寨县过程中,也翻出了好多新花样,比如拉线定点莳秧,比如在麦田里开挖暗沟。
先说拉线定点莳秧。老辈人常说,以前莳秧是不拉绳的,一般由莳秧技术好且速度快的人莳头垡秧,后面的人依次跟样,此种莳秧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以,我老家人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莳秧看头垡,社员看干部”,意思是说,莳头垡秧的人秧莳得好,后面的人也就莳得好;干部做得好,社员也做得好。反之亦然。60年代起,开始拉绳莳秧,绳是草绳。1976年“双抢”时,县、社严格规定要拉线定点莳秧。所谓拉线定点莳秧,就是在一块格子方的水田里,先纵向沿着田块两旁的田埂拉直固定两根细尼龙绳,按每株秧的间距尺寸标准,用彩色布条系紧在尼龙绳上;后由两个人横向拉好一条尼龙线,按每株秧的行距尺寸标准,也在尼龙线上系着彩色布条。社员们就按照尼龙线上由彩彩布条定点好的位置莳秧。
拉线定点莳秧的场面甚是好看。社员们一字排开,每人莳6株秧,不能多莳,也不能少莳。莳秧必须快,不能慢,谁也偷不了懒,也根本偷不了懒,必须照着尼龙线上由彩色布条确定的点莳秧,不准有大的偏离。社员们每莳好一行秧,拉横线的两个社员就吹哨子,并照点移动尼龙线,如此往复。拉线定点莳秧,统一了社员的步子,统一了社员的行动,也使莳秧速度慢的社员有了紧迫感和紧张感。由于拉线定点莳秧是新鲜事,所以,社员们心里很好奇,莳秧时嘴巴里说这笑那不停。这笑语声,与拉线的两个社员的哨子声融合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奇特的劳动之歌。
站在田埂上看,拉线定点莳的秧,确实好看:横着看整齐划一,竖着看整齐划一,侧着看也整齐划一。但走到田中间去仔细看,并不怎么好看:籴在水面上的秧不少,死秧也不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拉线定点莳秧速度快,一些手脚慢的社员跟不上,往往秧根还没沾泥就脱手,这就造成了“籴棵”。还有的社员莳的是“烟筒头”秧:秧根朝天不沾泥。一块田的秧刚莳好时,远看,似乎很好看,一棵不缺,一片青翠,但五六天后,莳的“烟筒头”秧就黄了,枯了,死了。没法,作为队长,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安排几个社员负责“捉黄塘”(亦叫“补黄塘”),即补莳“氽棵”和“烟筒头”处的秧。由于补莳的秧在时间上要晚五六天,所以,成熟也要推迟一周,这就给秋收带来了麻烦,一块稻田的稻大部分成熟可以收割了,但少部分因补莳秧的稻还没成熟。怎么办?为了抢种,只得抢收了。结果,把少部分没成熟的稻子也割了,造成了一定的减产。农谚说得好:一日早十日赶勿到。拉线定点莳秧,求的是面子上新鲜好看,其实是“皮里走掉肉——瘦了”,造成了不必要的减产,真可谓是“面子(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像我们生产队出现的这种情况,在其他生产队也有,带有普遍性。
再说在麦田里开挖暗沟。这事发生在1976年秋忙。当年,公社要求各生产队在按田亩总数的20%比例的麦田里开挖暗沟。往年种麦,麦轮与麦轮之间开挖的是明沟。所谓暗沟,就是整块或整片麦田,表面上看不到一条沟,下雨后,雨水通过暗沟流向相互沟通的排水渠,看上去一片平整,看不到麦轮。怎么开挖暗沟呢?就是按每隔5米左右,在其中间空下宽0.3米左右的地方,再用木榔头将潮湿的稻板地夯结实,然后纵横拉直线,用铁板锹将夯结实的稻板地切成一块块长方形泥块,再把它们一块块地挖出来,深度为0.3米左右;然后再在下面开挖宽0.2米左右的沟,沟开挖好后,再将挖出来的一块块结实泥块放回原处,表面捣碎,撒上麦子。公社要求在麦田里开挖暗沟的理由是,可以增加麦子的种植面积,也就可以增加麦子亩产。如果开明沟,那么沟里是不能种麦子的,这就浪费了麦子的种植面积。但公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其二,就是开挖暗沟很费工时,很费劳力,仔细算算,暗沟上多收的麦子的价值,远抵不上花在这上面被浪费掉的工分的价值。所以,大队召开队长会议时,队长们都嚷开了,纷纷说在麦田里开挖暗沟既劳民伤财、划不来,又要耽误秋收秋种完成时间,完不成公社下达的任务指标。
队长们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农事上最有发言权,他们精于计算。同时,队长们也最务实,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田里多长出好庄稼来,最反感中看不中用的花招和虚招。“双抢”中的所谓“拉线定点莳秧”,已让队长们满腹牢骚了。但手臂终究扭不过大腿,队长们在“公社要求”下妥协了。
为了完成公社下达的任务,我们队选择了在一条通往大队部的拖拉机大道南的一片田,大概有十六七亩,作为开挖暗沟的所谓“示范方”。我安排了5个50岁左右的有丰富农事经验的男社员,专门负责开挖暗沟。这片“示范方”种好后,表面上看真的很好看。但据说(1977年3月初,我去苏州上大学了)来年经过核产,开挖暗沟田块的小麦产量并不比开明沟田块的小麦产量多收几斤,但花上去的人工却比开明沟所需的人工要多出一倍以上。还有,夏忙时拖拉机在耙田时,其轮子常常陷在较深的暗沟里爬不出来,急得开拖拉机的人不停地骂娘。
1976年秋忙结束后,根据县里要求,我们队组织了一支以我为带队的由二十多个青壮年男女社员组成的开河队伍,开赴利港河工地,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提前完成分配给我队的挑土方任务。1977年1月上旬,我参加了江阴县委召开的全县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我记得,去华西大队开会报到那一天下午,天还在下着雪。我们队长们以大队为单位,人人背着被头铺盖,负责伙食的人还挑着米、柴草等,在申港汽车站集中,等待黄山炮团的汽车来接我们。我们于下午两点左右在汽车站集中,到下午4点多,天色开始暗了,才到指定地点——华士公社向阳大队的一家社员家。第二天参加会议,听吴仁宝作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会议大概开了四五天时间。这次会议指出,通过全县90万人民一年的大干苦干,江阴已基本建成了大寨县。会议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了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要求。会议后,全县又掀起了大规模的以农田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冬季生产高潮。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江阴“一年建成大寨县”过程中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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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显周山村文革片断
(《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选读)

陈仁德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陈仁德著长篇回忆录《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一书(2016年1月自印书)。现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文革中在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当知青,被调到该县拔山区显周场山乡任供销社多种经营员,曾一度被调任工作队成员、农村生产队副队长。

“三分之一”工作队

中国的政治术语极为丰富,足以编写一部《政治术语大辞典》,否则过不了多久就完全无法解读,比如“三分之一”,现在谁还知道?很有趣的是,我就曾经参加过“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名称,和所有政治运动一样,也是毛泽东的创举。这位被吹捧为天才理论家的老头子在无数次地把贫下中农尊为农村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后,又忽然发现这些主力军其实是自私落后的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73年,毛泽东发出了“面上的工作要先抓三分之一”的新指示,具体讲就是,把所有地区划为三等分,每次在三分之一地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三次搞完,这就叫“三分之一”。
忠县县委在1973年秋末开始了“三分之一”运动,显周公社名列其中。全县从县区社三级机关抽调人员组成庞大的工作团,分派到公社叫工作队,深入到大队叫工作组。这种气势宏大的运动团队,我读小学时就听父母说过,想不到的是,直到我成年后,这种制度还在继续,而且我成了其中一员。
我被公社抽调参加了显周公社三分之一工作队,和来自拔山区市管会(市场管理委员会,后来叫工商所)的沈昌荣搭档,一起进驻沥石大队,沈昌荣任工作组长。
沈昌荣个子高大,满脸络腮胡,大眼睛常常瞪着,嘴唇上翻,戴着一顶黑色呢子帽,披着一件长长的黑色棉大衣,模样威严,嗓门粗大。据知,他是近邻花桥公社石堰大队人,早年曾参加“抗美援朝”,后来任过拔山区供销社书记。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沈昌荣居然不叫我老陈而叫小陈,他是惟一叫我小陈的人,在听惯了人们叫我“老陈”后,觉得很新鲜。他看上去很威严,接触后才知道,他其实非常随和,善解人意。在我眼中,他的农村工作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走到哪里遇到任何问题他都能驾轻就熟从容应对,而且能迅速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讲政策,谈生产,话家常,批林批孔,样样都行。我想,要是我有他那么丰富的经验就好了。我特别佩服的是,他讲话从来不要稿子,一口气讲一两个小时,说得头头是道,唯有一点我很不习惯,每次在沥石大队开会开到深夜时,人们都盼望早点散会了,他却说,我还讲最后五分钟,这最后五分钟一般都将近一个小时。
我和沈昌荣主要住在沥石八队潘全槐家。潘全槐是大队副书记兼副业大队长,已经70多岁了,满脸沧桑,头上永远包着帕子,随时露出苍老的笑容。此前,因为他是副业大队长,我已经很熟悉。潘全槐老人的儿女都已经成家,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在家中。平时家里就他和老伴女儿。我们按照规矩,在墙头贴出一张《吃饭登记表》,每吃一顿饭,就在表上画个圈,月底有多少圈,就按照每顿饭0.11元加三两粮票付账。虽然潘全槐老人一再谢绝,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给他。在粮食紧张的年代,谁承担得起两个客人长住在家里?
我和沈昌荣每天晚上抵足而眠,他会给我讲一些工作经验和生活经历。他说他曾经冒着炮火攻入平壤,“平壤好一点的街道也就只有那么两条”;他说“四清运动”时他也是工作组成员,那时万县地区工作总团的团长是地委书记王仲英,王仲英对人粗暴,喜欢拍桌子训人,“我也当着王仲英拍过桌子”;他说,不论兄弟感情多好,只要结婚后老婆告了枕头状,就会伤害兄弟感情,“我们兄弟感情是最好的,哪个有我们好?可是后来也……”有一次他很神秘地轻轻告诉我说,供销社的工作,只要是过尺过秤的,没有一个不贪污,除非笨得啃猪圈板,“小陈,你最好想办法离开供销社,免得以后搞运动走不脱。”他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是拔山供销社的老领导,所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我当时就把我认识的供销社同事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难道他们都在贪污?

无法下咽的忆苦饭

“三分之一”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都有相对固定的程序,比如发动群众,排队(划分敌我),培养积极分子,忆苦思甜,斗争地主富农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忆苦思甜中的吃忆苦饭。
执政者自称他们把农民从饥寒交迫中解放出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里,中国都是一片黑暗,人民世世代代受尽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成年累月挣扎在生死线上。当时著名的舞剧《白毛女》插曲的歌词是“上下五千年,受苦又受难”。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时代被称为万恶的旧社会,人民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的全是猪狗食。为了让人民牢记共产党的恩情,要经常性地制度化地回忆旧社会的苦难,记住新社会的甜蜜,这就叫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是忆苦思甜的重头戏,是那些年反复上演的保留节目,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法宝之一。具体讲,吃忆苦饭就是仿造出旧社会的猪狗食,大家一起举行宗教般的集会,虔诚地共进猪狗食,从而更加仇恨万恶的旧社会,更加热爱如同天堂般美好的新社会。
沥石大队吃忆苦饭选在6队汪家大湾举行,我作为工作组成员,与组长沈昌荣、大队书记萧朝官等一起参加。
在冬日的薄雾中,来自全大队的约100余个贫下中农陆陆续续来到了汪家大湾,记得是在腊月里,寒风凛冽,大湾里一株樱桃花刚刚开放。我以前以为樱桃花是春天开放,那次才知道樱桃在腊月就迎着寒风开花了,是最早开花的。这一点印象极深,所以后来回忆起汪家大湾,就会想起在那里见过的樱桃花以及忆苦饭。
参加吃忆苦饭的人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这和忆苦思甜的主题有些相悖,但是,那个年代每天都悖论百出,即使荒谬绝伦,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了。
萧朝官宣布大会开始,大家一起五音不全有气无力七零八落地唱忆苦专用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唱完“天上布满星”,萧朝官和沈昌荣先后讲话,无非是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赞成等等。
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忆苦饭端出来,每人一碗。我也带头端起一碗,和大家一起吃。
这次的忆苦饭是用粗糠和着油菜叶葫豆叶捏成的团子,黄色的谷壳大块大块地混杂其中,团子硬得像石头,用筷子戳不穿。我是工作组的同志,在这种场合是决不可以回避的,我把碗举起来示意大家:吃!然后将一个硬硬的糠团子塞进嘴里。虽然我对忆苦饭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其粗粝仍然超过了我的想象。那个糠团子如同木渣,只咬一下就满口乱钻,卡在嘴里无法下咽。我下意识地想立即吐掉,但环顾左右,却见所有贫下中农都吃得津津有味泰然自若,我岂敢当众吐出,只好假装咀嚼,却暗暗将糠团子含在嘴里,半天没有吞下一点。最后装着巡视会场,到旁边一个角落里迅速将糠团吐出,再若无其事地回到会场,这时贫下中农们已经不徐不疾地把所有糠团吃得精光了。
我不禁十分惊讶,这种连猪狗都不会吃的东西,他们怎么吃得下?吃下又怎么消化?

精彩的忆苦表演

萧朝官书记接着宣布忆苦报告开始,于是最精彩的节目开始上演。
沥石9队队长刘纯华走到院坝中心,他中等个子,身形干瘦,脸上起伏着一些不知什么原因形成的小疙瘩,脸皮泛着蜡一般的冷色,眼睛斜着,头上盘着一根黑黢黢的帕子,身穿一件已经很破的衣服。他一言不发,冷峻的眼光扫过全场,像是在搜索什么。
时间仿佛缓缓地停顿下来。
“今天的糠粑,你们说,好不好吃?”他忽然大叫一声。
全场都愣住了,没有一个人出声。
“我说就好吃。好吃——得很!”他拖长了声音说。
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解放前……我们哪里吃得到这么好吃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糠嘛。解放前我们哪里有糠吃?糠是谷子打出来的,要有谷子才有糠,我们连谷子都没有哇,哪里会有糠呢?”
说到这里,他作痛心疾首状,脑袋摇摆着,用右手的手背使劲击打左手的手心,发出砰砰的声音。
“解放前,我们都是吃猪狗食,吃野菜草根,那里吃得到糠。伤心啊,我刘纯华解放前受苦受难,没有住处,搬了27次家。搬了27次家呀……”说到这里他的语调明显低沉下来。
“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刘纯华早就饿死了,今天还会在这里和大家相会吗?”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
这时他出人意外地解开了他的衣襟,两手大幅度地撩开那件破衣服在石坝里走来走去说:“解放后我的生活好幸福啊。你们看,我穿得多好啊。你们看,你们看。”
他兴犹未尽,还来不及扣好衣服,又呼的一下把头上黑黢黢的帕子扯下来双手捧着说:“解放后,我还包上了帕子。”他将长长的帕子左右抖动,许多陈年的头皮屑纷纷飘落。
我觉得刘纯华真是个天才的演员,能够就地取材,用最简单的道具表达最深刻的主题。其语言的波澜起伏,轻重缓急,均有过人之处。事后得知,他早就身经百战,成了忆苦专业户了。我虽然见过不少忆苦表演,但是像他这样精彩的,还只此一人。时间已经过去了近40年,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一招一式,依然清楚地浮现在我眉睫间。
吃忆苦饭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真应该给发明奖才对。这个发明在中国持续二三十年,直到人人厌恶至极,最后连邓小平都感到实在没有什么新意了。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忆苦思甜当然要搞,但只搞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这才给忆苦思甜画上了句号。

复员军人的故事

汪家大湾有一位叫汪良国的小伙子,年龄和我相仿佛,生得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说话还带一点普通话腔。汪良国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老贫农,总想把家庭搞好点,让儿子早点找个媳妇成亲。那正是成天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发家致富是最大的罪恶,我们搞“三分之一”的目的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响当当的口号是:“不堵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谁敢把家庭搞好?汪良国就经常批评他父亲,教育父亲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一次,我和沈昌荣都在场,听见汪良国又在说他父亲,他父亲忍不住回答:“我就是这个资产主义思想!”老人成天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两者搅合成了“资产主义”。汪良国急了,说:“爸爸,你这样不行,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老父亲说:“饭都吃不起,媳妇都讨不到,啥子道路哦。”
我在一旁觉得好笑,却不敢笑。那时不要说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都没有见过资本主义是个什么模样,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是从宣传资料上来的,可惜编写宣传资料的人也从没有一个人见过资本主义,就这样几亿人异口同声稀里糊涂地把从没见过的资本主义臭骂了几十年。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离资本主义还相差甚远,却要快速奔向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其结果就是像刘纯华这样的人,一副极度营养不良的身躯,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却装模做样地在那里一次次地忆苦思甜。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才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岁月已经流失了30年,无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已经在浑浑噩噩中死去了。

非团员负责发展新团员

历次运动都无一例外地把发展党团员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三分之一”运动也一样。
沈昌荣和我商量,由他负责发展党员,由我负责发展团员。我一听大吃一惊,我自己都不是团员,怎么有资格负责发展团员?于是当即向沈昌荣表明,我从没有写过入团申请书,至今还不是共青团员,不能承担这一工作。
沈昌荣笑了笑说:“小陈,你不是以个人名义负责,而是以工作组名义负责,没问题的。这些我知道。团组织不像党组织那样严格,要宽一些,你大胆干就是。”
我听了沈昌荣的话,没有退路,既然是以工作组的名义,那就干吧。
随即根据大队萧朝官书记推荐,物色了十来个出身贫下中农的青年积极分子,鼓励他们写入团申请书,主动向团组织靠拢。没有几天,我就收到了十多份入团申请书。那时入团申请书是要交代祖宗三代的,我在仔细审看时发现一个青年的申请书上写着“爷爷陈仁德”。陈仁德不是我的名字吗?他爷爷也叫陈仁德!我把那个青年叫来,先绕着弯子问他入团的认识,共产主义理想什么的。最后才问:“你爷爷是陈仁德吗?”那青年仰起头来,露出腼腆的笑容,轻轻地说:“是的,我爷爷是陈仁德。”然后他反问,“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可以走了。”那青年只知道我是陈同志(那时习惯把国家工作人员叫某同志),不知道我也叫陈仁德。
那青年离开后,我捂着嘴笑了。
重庆女知青汤玉辉也写了入团申请书,上面交代她的父亲解放前在重庆经一个叫“华四软”的国民党员介绍,当过什么部门的稽查,解放后定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云云。
我把所有申请书交给沈昌荣审核,他一边说“小陈看了就是了”,一边就认真审核起来。看完后说:“这些都可以吸收入团。叫他们填志愿书吧。”我特别提出汤玉辉的出身问题,他说:“没关系,可以入团。她在生产队表现很好,大家都夸奖她。”
我就把《入团志愿书》发下去,没几天他们就全部填好交了上来,我就在每份《入团志愿书》签注意见,一律是“同意入团。沥石工作组。×年×月×日。”这样,我这个并非团员的人主持了一次发展团员的工作。
事后我觉得还是要有个团员身份好些,就在第二年请公社团委书记胡兴秀当我的介绍人,“光荣”加入了共青团。
发展党员的工作我没有负责,但是也参加了。在大队支部会上沈昌荣说:“今天的支部会是扩大的支部会,因为小陈参加了。”印象最深的是,插队沥石1队的重庆知青蒋树平被沈昌荣看中了,多次找蒋树平谈话。蒋树平受宠若惊,立马向沈昌荣表示:“党叫干啥就干啥!”蒋树平生得白净斯文,五官端正,胖乎乎的脸蛋,很有亲和力。没多久蒋树平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可能是那时全公社惟一加入共产党的知青。入党后,蒋树平处处崭露头角,成为小范围内的政治明星,在不久后的一次征兵中,他又“光荣”入伍,从此离开了农村,据说去了沈阳军区某部。他视沈昌荣为恩人,后来长期保持联系。

区委出台了新政策

1974年冬,新一轮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在全国掀起了高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年的学大寨还配合了一项新玩意——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即《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要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既然他老人家说了“要使全国知道。”下面就马上忙乎起来了。
拔山区委在研究如何把农业学大寨推向新高潮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凡是公社干部一律到大队去任职,党员任大队支部副书记,非党员任生产队副队长。这样,我就成了队长了。我任职的地方是显周公社安乐大队第八生产队,拔山区委还煞有介事地用老式钢板蜡纸刻写油印了一份《关于任命×××等同志职务》的文件,其中有一行写着“陈仁德同志任显周公社安乐大队第八生产队副队长”,这样,我的生涯中便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头衔——“生产队长”。
我的任期为半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必须每月在队上劳动25天以上,公社给我发了一份劳动手册,也就是用来登记劳动出勤的本子,本子比巴掌还小一点,淡黄色,由显周小学写字写得最好的黄新昂老师在封面上写着“安乐八队陈仁德”几个字。劳动手册每天如实登记,到时要交到公社去接受考核。
按照区委的统一要求,我到生产门市部去买了錾子、手锤、锄头、蓑衣、斗笠等劳动工具,这差不多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了。錾子手锤是开山打石的工具,那时的所谓学大寨,主要就是在荒坡上砌石坎造梯田梯地。开山打石是首先要做的事,錾子手锤必不可少,这样便花去了我每月20多元工资的近四分之一,心里略觉紧张。从知青生涯结束后,我是第二次当农民,将沉甸甸冷冰冰的手锤握在手中,便有些莫名的惆怅。我从来没当过石匠,笨手笨脚的,能胜任开山打石吗?


袖珍乡场上的众生相

背着被盖卷,带着新买的全套劳动工具,我前往安乐八队所在的吴家场。走过约10里山路,远远看到一棵高大的黄葛树,枝干横斜,绿荫葱茏,树下是一片院落,就知道吴家场到了。忠县山乡的每个场镇和大院几乎都是这样,总会有黄葛树像路标似地高高挺立在那里,成为一道古老的风景。
安乐大队位于显周拔山新立三公社的交界处,吴家场是大队的中心,坐落在一道山脊上,当地老乡在叫地名时习惯将中间的一个字半吞半吐地快读过去,所以吴家场听起来就是“吴哦场”(同样的道理,附近的曹家冲就叫曹哦冲,王家咀就叫王哦咀,甚至供销社都成了供哦社)。
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袖珍的乡场,比显周场还小得多。它实在是太小了,街道从头到尾只有几十米,宽度则只有2米多,最狭窄的地方站在两边差不多可以握手。路面全是青石铺就的,无数岁月从路上流走,石板已经变得非常光滑,没有一点棱角,有些地方深陷下去,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山脊像鱼背一样隆起,吴家场也就顺着山脊缓缓上升,成了一道长坡。两旁的房屋土木结构混杂,显然都已经“历史悠久”了,高高低低歪歪斜斜破破烂烂。但是即使如此,这场上却有着一个小诊所,一个小商店,一个打米磨面的机房,一所村小。所以,偶尔总会有人从场上走过,使这个仿佛化外之地的小乡场平添一段生气。
吴家场上总共只有十来家人,但就是这十来家人,也构成了一个小社会,里面有着个性鲜明的各种人物。
诊所的坐堂医生是当地负有盛名的老中医杨国旺,这个一年四季都身穿一件旧蓝布长衫,头上包着白帕子的老头,懒洋洋地坐在一排陈旧不堪的贴着“白芷”“半夏”“生地”“川芎”字样的中药柜前,似乎永远都将一支三尺长的竹烟杆含在嘴里吧嗒吧嗒吞云吐雾,只有当病人到来的时候,他才将竹烟杆恋恋不舍地从嘴里取出来,呸的一声将一大口痰吐在地上。
商店的老板叫黄仲荣,他其实是供销社的代销员,我早就认识。黄仲荣一共兄弟四人,分别以荣华富贵命名,是吴家场上最能干也最有势力的人。黄仲荣在乡下称得上气度不凡见多识广,他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实棱角分明,脸略有些浮肿,坐在那个土垒的柜台里,态度温和地给人称盐打油,屋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盐渍。
黄仲荣的老婆姓丁,一个很贤淑的女人,脸上随时挂着笑容,对客人很热情。他们的大儿子黄超群在忠县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附近的凌云公社小学当了老师,周末回家来,穿着当时最时尚的灯芯绒衣服,他很像母亲,脸上也随时挂着笑容。
黄仲荣的弟弟黄仲华就住在隔壁,他比哥哥还活跃,眼睛大大的,戴着顶帽子,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他每年养的大肥猪都是两三百斤重,这在那个时代是极为稀罕的。由于猪太肥了,到了年终宰杀时从圈里赶出来都很困难,但是他的脸上却因此堆满了灿烂的笑容。他女儿嫁给了当时区委副书记谢宗全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儿子,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黄仲华儿子黄亚群后来也参加工作进了烟草公司,他本人则成了公社的炊事员,后来正式退休。
另外一个弟弟黄仲贵是公社广播员,和我同一个食堂吃饭多年,彼此都很熟悉,也是个很能干的人。
住在黄仲荣对门的是刘松云一家,刘松云已经60多岁,但是身板硬朗,劳动起来抵得过年轻人。他眼睛似乎有些模糊,随时像有异物沾着。他夫妻二人养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光成,小儿子的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是个哑巴,人们就叫他哑巴。我去的时候刘光成正好挨斗争,他和隔壁的周家媳妇发生矛盾,欺负周家懦弱,竟在大白天把周家媳妇按在石坝里公开猥亵,压得周家媳妇失魂落魄喘不过气,事后居然说:“把老子鸡鸡都搞扭气了。”为此,他被大会斗争,他上台挨斗时还恶狠狠地瞪着眼睛。
哑巴据说是小时吃错了药,后来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虽然是哑巴,他却很精明甚至还有点幽默,喜欢比着手势和我开玩笑,他伸出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再把右手食指往下一按,就是调侃我——照结婚像了吗?后来我见到他也就对他比这个动作,他就哈哈大笑。这哑巴气力大得很,性情刚烈,在1969年8月19日围攻知青的血腥事件中,哑巴出手最狠,挥动钢钎将年仅17岁的插队知青“马儿”活活打死。此事几成定论,到底是真是假却不得而知,因为哑巴不能开口说话。
靠刘松云下侧的是黄家然,他儿媳妇叫刘纯芳,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和所有农村女性一样,肩上挑着一担粪桶奔走在山岭上,同时背上还背着吃奶的孩子,汗水沾湿了零乱的头发,从不叫苦,她和一般女人不同的是,嘴巴有几分风趣也有几分锋利,说起话来没有几个人可以抵挡。那时人们不知为何都戏呼她孩子为“孔老二”。
和刘纯芳性格迥异的是住在场口外的一个叫冉瑞淑的年龄也不到30的女人。冉瑞淑是从附近老龙大队嫁到这里来的,生得白白净净,眼睛水灵灵的,扎着两条小辫子,在乡下可算出色的女人。她男人叫黄红,常年在新疆务工,家里就只有她带着两个孩子,大孩子不过两三岁,小孩子还背在身上。她平常总是用背带背着小孩子再把锄头扛在肩上,锋利的亮闪闪的锄头在孩子的小脑袋后面晃来晃去却永远不会伤着孩子。她不大言语,眼中似乎充满哀怨,活脱脱一个怨妇。当时为她家占用土地打地基准备建房的事情去找她谈过话,好象是占地手续不全。那块地基就在靠近吴家场的路边,已经用石条铺好的地基迟迟没有建房,地上已经长满了荒草。问她男人什么时候回来,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低头望着自己的脚,淡淡地说了声:“那个懒汉……”

最有名的人是姚毛儿

吴家场上最有名的人是姚毛儿(儿化音),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大名姚青术,出身贫下中农,刚翻身做主时大约也跟着分过胜利果实和田地,一度他还当过力夫,劳力很不错的。后来人民公社越搞越没吃,他就懒干活了,天天躺着睡大觉,久而久之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懒汉。他算得上最真资格的无产阶级,四十多岁了,没有老婆,没有房子,没有农具,简言之,没有任何财产。公社为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给他修了一个不足一丈见方的小土屋,他就睡在空荡荡的地上。他穿的是政府每年发的一件救济棉衣,天热了就把里面的棉花扯出来当单衣穿,衣服破烂不堪从来没洗过,上面爬满了虱子,臭气熏天。他的头发沾满了成年累月的赃物,一绺绺地纠结着,脸像锅底一样满是污垢,分不清五官的位置,只有眼睛眨巴时才露出一条缝隙。
他懒得出奇,从来不劳动,当然也就分不到多少粮食,由此他却锻炼出了惊人的耐饥饿的能力,可以几天不吃任何东西,躺在地上睡大觉,但是吃起来却可以一口气把一洗脸盆青菜汤吞下去或者把一个大南瓜硬生生地吃掉。他一年四季中最惬意的就是包谷成熟的季节,深夜里他像土猪(一种喜偷吃包谷的野生动物)似地钻进青纱帐里大吃包谷,据说他连把包谷从杆子上扳下来的力都不愿使,直接就弯着身子把嘴巴凑到包谷上去啃,有人夸张地说,姚毛儿一晚上能啃一块地的包谷。到了腊月,村上开始杀年猪,姚毛儿会很耐心地站在一旁观看杀猪的全过程,他的真正用意当然不是参观杀猪而是有所期待,等到杀猪匠手执明晃晃的利刀把肥猪开膛破肚,将臭哄哄的猪肛门和猪羞剜下来扔到一边时,他一直眯着的眼缝里忽然发出亮光,一下扑过去将那些血淋淋的东西抓起来塞进嘴里大嚼并生吞下去。有时姚毛儿也能为生产队做点事,夏天,队里的堰塘干涸了,捞起来一桶小鱼,队上的十多家人便围着等待着分配,鱼有大有小,这下负责分配的人就有些为难,于是就把姚毛儿叫来,他抓起哪条就是那条,人们就算有意见也没啥可说的。姚毛儿不会白干,最后一条大鱼是自己的,他双手抓住就像啃包谷似的生吃了,可怜的鱼痛苦地摆动挣扎着,一会就被咬得支离破碎,姚毛儿满嘴是血,却吃得津津有味。也怪,他从来就不拉肚子,任何病都没生过,一生都没有花过一分钱医疗费。
姚毛儿一无所有却四肢发达,居然也喜欢眯着眼打量女人,偶尔会从眼缝里斜透出一种奇怪的眼神。他有个亲弟弟叫姚青灿,是生产队会计,也穷得叮当响,但好歹娶了个老婆,好像叫王宗兰。这王宗兰也跟着受苦,女人每月的那几天来了什么对策都没有,就让那东西顺着腿流,还照样上坡干活。就是这样穷,他们竟然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晚上一家六口挤在一张叽叽嘎嘎的破床上睡。这一切对于姚毛儿来说已经是共产主义一样美好的生活了,他心里便有些痒痒的。一天,刘松云对姚毛儿说:“姚毛儿,你天天睡地下,你看你弟弟那床铺多舒服,弟弟不在的时候你去睡就是噻。”姚毛儿听刘松云一说还真的动念了,那天看见弟弟不在,弟媳妇一个人睡在床上,就跑过去往床上挤,把弟媳妇吓得哇哇大叫,顺手抄起一把粗硬的扫帚照姚毛儿身上乱打,一边打一边大骂:“打死你这个烂鸡巴!”声音惊动了整个吴家场,其结果是姚毛儿抱头鼠窜,后来刘松云问他:“姚毛儿,你弟媳妇那床上怎么样?安逸吗?”姚毛儿耷拉着脑袋吞吞吐吐地说:“……她……拿扫帚疙瘩……打我……”此事成了村民们津津乐道的“保留节目”,一直传诵了很多年,我去没多久就知道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好几个版本。

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

安乐八队的社员们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饥饿和半饥饿状态中,粮食匮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共产党执政二十多年来,虽然天天都在高唱“社会主义好”,可是当你面对那一张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脸、一双双没精打采黯淡无光的眼睛和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模样时,你才知道他们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他们的贫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我出任生产队长,竟使全队人感到为难,难什么?难在我每天要吃饭!
山区的农民非常朴实善良,从古到今,他们都是好客的,家里来了客人,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生怕客人吃不好。但是,现在他们的确贫困到了无法款待客人的境地,他们为难了。
但是,总不能不让我吃饭啊。队里的几个干部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全村十多户人家轮流接待我,每家负责15天,先从生产队长家里开始。这种轮流供养的方式俗称“吃零供”,大凡老人到了不能劳动的时候,就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也就是“吃零供”。我这个生产队长本来是去领导他们学大寨的,却成了他们无法推卸的包袱,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第一天就到了队长家。队长叫向志雪,30左右年龄,戴着一顶已经变成灰白色的帽檐耷拉下来的蓝布帽子,衣服也是灰白色的旧蓝布,上面重叠着补丁,个子有些瘦小,见到我,叫了声“陈队长”,笑容中带着几分朴实几分苦涩。
向志雪的家在杨国旺诊所的背后,房子是老式的木屋,和吴家场上所有的房子一样,都已经饱经沧桑了,里面拥挤而狭窄,而且非常阴暗。屋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一张宽大陈旧的木床,上面堆着至少用了两代人的发黑的老棉被,床上是四季不变的四角残破的竹篾席——当时整个忠县农村都是如此,即使是像黄仲荣那样条件较好的人家,也从来没听说过在寒冷的冬天使用床单的,一律都是睡冰凉的篾席,而且是很粗的黄篾席,能睡上细密的青篾席,那就算高档次的生活了。
到向志雪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吃饭登记表”贴在墙上,就和前一年在沥石大队潘全槐家中一样。
向志雪看见我在贴“吃饭登记表”,大声说:“陈队长,算了吧,莫去贴,说起都不好意思哟。”我坚持要贴,说这是我们的制度,必须要执行。向志雪还是不让我贴,最后在我一再坚持下才终于贴上墙了。
向志雪一家三口,老婆是个很本分的女人,头上包着帕子,散乱的头发从耳际垂下,她也只有三十左右,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她和我招呼过后,就不言不语地只顾蹲在地上剁猪草,菜刀反复地举起又砍下,发出有节奏的“砰砰砰”的声音。儿子乳名“云崽儿(读儿化音),就在安乐寺读书,也和他爸爸一样,戴着一顶灰白的帽子,连笑容都和他爸爸一样,朴实中有几分苦涩。
我对农村并不生疏,多年的插队生活,已经使我和农民有了很深的感情,我不论到哪里的农民家做客,都能迅速和他们交上朋友,打成一片。至今我都反对城里人无端歧视农民,每次看到农民在城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想为他们大声疾呼,我的这种思想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
有一句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是用来比喻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是真正的“无米之炊”,又有多少人体验过呢?我到向志雪家吃饭,算是真正让他老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那时农村的口粮每人每年只有两三百斤,其中主要是红苕玉米之类的粗粮,大米少得可怜,有一点点米,家家都要留来待客,而待客时,女人是不能上桌子吃饭的。我估计,那时农村的家庭主妇,一年四季根本就没有机会吃上几顿米饭,完全是菜蔬红苕充饥。
看得出来,向志雪的老婆为我的伙食颇费筹措,她一定想把饭菜做得好一些。她把黑黑的盐罐掏了又掏,拈出半粒水果糖大小的一点黄色的东西来,丢到烧红的大铁锅里去,用锅铲使劲压在锅底,发出一阵阵“滋滋”声,随即冒出一阵油气,原来那点黄色的东西是极其珍贵的猪油!农民那时是绝对没有机会吃猪油的(什么油都不行),条件好点的家庭如果一年到头能养肥一头猪,宰杀后必须将其中的一半边交给国家,称为“边口肉”,剩下的一半边才可以自己吃。由于粮食奇缺,人的口粮都不够,哪里还有多少用来喂猪呢?所以即使肥猪出槽时,也只有百来斤毛重,除去皮毛污物等等,再交一半边给国家,就剩不了多少了。其中最宝贵的就是猪油,大概有两斤。这两斤猪油要吃整整一年!农家的主妇们就将其切成一粒一粒的放进盐罐腌起,等到有客人时再拈一点出来炒菜。我所看见的正是这个场面。向志雪的老婆见猪油煎得差不多了,就把一大筲箕青菜倒进锅里,只听见“扑哧”一声,那点可怜的猪油就没了一点踪影。
她又拿出存放了很久的一点点米,大约有二三两吧,放进一个小茶缸里,再小心把茶缸搁在一大锅红苕面上,盖上硕大的锅盖,就用猛火蒸起来。等到一大锅红苕都熟透后,那一小茶缸米饭也发出了阵阵香气。
到了吃饭的时候,几大碗热气腾腾的青菜端上桌来,另外还有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红苕豆腐——用红苕磨制的淀粉做的豆腐。最动人的场面出现了:那一小茶缸米饭端到了我面前,是专为我蒸的,他们的碗里无一例外地盛着山一样隆起的红苕。
这时我看见了一双可怕的眼睛,那是云崽儿的眼睛。不到十岁的云崽儿站在桌边,双手捧着碗,眼睛直直地向我面前的米饭看过来,那眼神中充满了渴求、向往和压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觉得握筷子的手有些战抖,愣住了。
“云崽儿”,向志雪轻轻叫了一声,示意儿子不要这样。但是云崽儿仿佛什么都没听到,喂进嘴里的半节红苕都忘了吞,就直直地盯着我面前的米饭。
“云崽儿!”这次向志雪大声叫了起来,才把云崽儿叫“醒”了,赶紧把半节红苕吞了下去。然而,只有几秒种,云崽儿的目光又一次射了过来,就像沾住了似的,不再离开。
“云崽儿啰……”向志雪这次的口气不再严厉,只是非常无奈。
我还一口也没吃,怎么吃得下,起身把米饭推到了云崽儿面前,“吃吧”,我对他说。他迟疑地仰起头来看着他爸爸,没敢动手。
“云崽儿!”向志雪又严厉起来了。
我叹了口气,端着那点米饭走进灶屋,全倒进了红苕锅里,然后我自己盛了满满一碗红苕走出来。
“陈队长——这,这,这才不好哦……”向志雪脸上挂满了苦笑。
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
以后我轮流到每家吃饭的情况都大约如此,主人热情而尴尬,脸上挂着苦涩的笑容。我深深地为他们的淳朴和厚道所感动,也为他们的贫困和无奈叹息,我忘不了他们,曾经在最困难的年代照顾过我的伙食,虽然是粗蔬充饥,却让我感受到了山民的善良。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勤劳,本来是不应该挨饿的,可悲的是那个荒唐的时代,几乎堵死了一切可以让他们自由发展的道路。在当时,那叫做“堵死资本主义的路”,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好像到处都是可怕的洪水猛兽一般的资本主义,这真是太委屈他们了,因为他们连资本主义的影子都没看到更无缘享受,社会主义他们倒是见识够了,那就是极度的贫困。

辛辛苦苦造“大寨田”

就在为填不饱肚子发愁的时候,农业学大寨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一会儿这里在开誓师会,一会儿那里在开现场会,登台讲话的人总是声嘶力竭地把声音提到高八度,加上高音喇叭播放,声音就像滚滚惊雷直冲云霄。
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在文革前全国就开始学大寨了,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到处都在唱“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了。到了文革,学大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在农村插队时,一切活动言必称大寨,口号铺天盖地而来,像什么“学大寨人,走大寨路”“干部学陈永贵,社员学大寨人”等等,年年都少不了的一句口号是“学大寨,跨农纲”,用石灰浆在那些山崖石壁上刷出醒目的巨幅标语,第二年又在老地方再刷。“跨农纲”是怎么回事,现在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了,有必要简单诠释一下。农纲是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简称,其中有一条内容大致是,长江流域的粮食生产要实现亩产800斤以上。所谓“跨农纲”,就是实现亩产800斤。我清楚地记得,岩石上的口号先后写过“七○年坚决跨农纲”“七一年坚决跨农纲”,我曾经对一个知青朋友说,其实明年这标语不用重写,只改一个字就行了。
到了冬天,要变冬闲为冬忙,搞得村村紧紧张张,连大年三十正月初一都不准农民休息一天,全部都得到山坡上去干活,美其名曰“过革命化的春节”。农业学大寨有许多许多的内容,但是除了虚张声势外,落到实处就只剩下一点——造田,具体讲,就是在坡上用石条砌一道坎子,里面填土种庄稼。这个工作后来发展到了搞“人造小平原”,也就是把范围做大一些而已。从六十年代起,造田的工作就没有停过,每年到了冬天,社员们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开山打石甚至放炮炸山,硬是要在山坡上造出梯田来。本来,改田改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谁不想把田园建设得更富饶美丽呢?但问题是,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全国一窝蜂,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就肯定会失败。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熏陶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跟形势走过场,从来只重过程中的态度而不重结果是否有实绩,在此情况下,学大寨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我去安乐八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社员们学大寨,去不久,全大队就制定出了当年的学大寨计划。按照公社的指示,彻底改变以前小分队作战的做法,实行大兵团作战。以前是每个生产队各自造田,由于劳动力少,所以造田规模一直很小,现在改为将几个生产队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一个队一个队造田,当然就能扩大规模了。全大队九个生产队分三块,分别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所在的八队属于第三块。为了使每一个队都能受益,决定每年突击一个队,转战三年把全大队改造完。
七八九三个生产队先从九队开始,说干就干,在一个严寒的冬日,我拿着錾子手锤和几十个农民一起走向了位于九队的一个荒草坡。
这是一个坡度约50度的山坡,坡上原来只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一丈左右的小块土地,小块土地之间是间或冒出地面的青黑色的巨石和灌木杂草。我们的任务是就地取材,将那些巨石开出来顺着山坡砌一道长长的石坎,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小块土地全围进去,再到旁边山坡挑来一些泥土,高低拉平,做成一块梯地。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工程依靠的不过是一些原始的工具和一些饿着肚子的瘦骨伶仃的劳动力。这个场面有些滑稽,口号都是气壮山河的,什么: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大干快上,改天换地!但是,在工地上劳作的人却无一个不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无精打采,这样造出来的梯地是什么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一切劳动都是沉重的体力劳动,最艰巨的是大锤破石。那些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全凭手工一点点打开,岂是容易之事。石匠们要先在石头顶上打出一排“削眼”,每个“削眼”间距不到一尺,打好“削眼”后再把铁“削子”一个个插进“削眼”里,这时大锤手便挥动大锤依次向每一个“削子”砸去。大锤手需要有非常好的体力和熟练的技术才能挥动大锤并准确地砸到只有一寸见方的“削子”上去。大锤足有20多斤重,有一尺长,在中心位置穿过一根长长的桑树枝做锤把,大锤手握住锤把长长地运气,嘴里哼着悠长的山歌一般的号子,等到气运足后,就双手提起大锤,一边继续哼着号子,一边将大锤慢慢从侧面移到背后,长长的有几分柔软的桑树枝连着的大锤悬在大锤手屁股下面前后甩动,这时大锤手仍哼着悠长的山歌一般的号子,其实这是在积蓄力量和瞄准“削眼”,等到一切就绪后,大锤手将悬在身后的大锤慢慢举起来,锤把弯得像弓,忽然大锤手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猛喝:“嗨!”,沉重的大锤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便“当”的一声砸在地上的“削子”顶上,闪出几点金色的火星。
这个姿势实在是很伟岸的,我写到这里,眼前又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高高的巍峨的岩石之巅,一个赤着胳臂的大锤手将沉重的大锤举过头顶,他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蓝蓝的天空,斜射过来的阳光将他手举大锤的姿势定格成了一个美丽的剪影。
可惜从来没有画家留意过这些大锤手,不然,一定会画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来。
巨大的岩石靠“削子”一点点地震开裂缝,然后轰然裂成两块,再用同样的办法一分二,二分四,直到破成一块块砌坎子的石料,“大寨田”就靠这样一点点地造出来。
我的手锤和錾子这时派上了用场,其他技术性强和体力强的事我做不了,我就在那些已经很小的石头上去打“削眼”。这是石工中最基本的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看上去好像轻巧,手锤打在錾子上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其实不然,我一打就“黄”。熟练的石工眼睛是不看錾子顶端而只看錾子尖的,而我必须看着錾子顶端,怕手锤打偏了落到手上,人们就笑我:“陈队长,哈哈,打不来削眼。”我也就学着不看,这样,握着錾子的手就被手锤反复锤打,痛不可当。我好不容易打了个“削眼”出来,却插不稳“削子”,还要别人来返工。
说实话,我是发自肺腑地佩服那些农村的汉子,他们拿起锄头就是农民,拿起錾子就是石匠,拿起篾刀就是篾匠。一般的石工活,自己拿起錾子手锤就做了,根本不请石匠;一般的竹器,自己砍根竹子来就编织了。几乎家家户户的男人都是如此,我不佩服都不行。
砌坎子的石头远一点的就抬,近的就用手推(方言读抽),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个青年一起推一块石头时,由于石头太重,不小心砸到我左脚踝骨上,几个青年赶快一起使力将石头推开,我痛得站不起来,还好,只是表皮受伤,但是从此脚上却留下了伤痕,直到现在还隐约可见。
经过辛辛苦苦造的劳作,我们终于造出了一块“大寨田”,但是就在第二年春雨时节,这块“大寨田”就被冲垮了,砌坎子的石头冲得七零八落,我们算是白忙了一场,其实,那几十年有多少事不是白忙了呢?
七、八、九队按照联合作战的部署,要三年才能依次完成,到了第二年,已经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那时又有了新的“战略部署”。七队和八队的人也算是白帮了九队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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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荒唐的武斗
(《跋涉者》选读)

何满子 口述 吴仲华 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编第七章“农村十二年”第四节。
何满子在毛泽东时代先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右派分子”,文革初期又被赶出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押解回浙江富阳老家农村,在农村被“监督劳动”了十二年。本节里写的是作者亲见的浙江两派的血腥武斗如何波及到乡间的情景。

  “文革”十年,有人称之为“荒唐岁月”,这倒是说到了点子上。“文革”中涌现的各类荒唐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实在数不胜数,武斗便是其中的一项。
运动开始不久,上头就有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按我的理解,这是针对当时揪斗斗争对象的手段而言的。就是说,要触及灵魂,而不要搞肉体的惩罚。哪知已经被煽动起来的无法无天的革命行动,很快上升为造反派之间夺权、夺位、夺利的斗争。要“夺”,当然就要斗。于是,在革命名义下纠集起来的造反组织,纷纷拉队伍,占山头,许多大小城市大打派仗,加上当时被捧上了天的“革命旗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更是火上加油,到处打、砸、抢风行,这时的武斗,已经成为造反派之间相互敌对的肉搏战了。不仅是造反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连农村里老实巴脚的农民也卷进去,搞成了一片混乱,还不知到底为什么。
前面说过,我们公社的造反派是“红暴”一边的。其实,参加造反组织的是极少数,多数农民哪管你什么红暴绿暴,更不懂“红暴”与“联总”有什么区别。即使参加“红暴”造反派的,也大多不懂这一套。大多数农民想的是,抓好夏种秋收,争取一个好收成。这两年刚刚从可怕的饥饿年代度过来,气还没喘透哩,谁不想肚子吃得再饱一点、好一点。所以,除了奉命开会,农民们对运动是相当冷漠的。
可是,村与村之间,因为所属派别的不同,就自然而然引发了相邻村庄历史纠葛中所产生的愤恨情绪:哪年划分公社界限时,哪个村占了我村多少便宜;哪年哪个村斫了我村多少树;哪年为争水灌田发生械斗时我村又吃了多少亏哪,等等等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翻出来了。我村本来据说是吃过许多亏的,现在倒反而成了邻近村庄攻击的目标。人家同“联总”的十多个村,说是要来联合攻打我们的村了,这就激起了全体社员的反抗激情,不管是不是参加“红暴”造反组织的,都一致行动起来,摩拳擦掌,“保卫村庄”。家家把镰刀、铁锄、菜刀磨得锃亮;青壮年有的是力气,用木杆、铁器制成尖锐的长矛;在退伍军人指导下,自制了土手榴弹。沿进村小路边的房屋,各家墙与墙之间,都打通了一个缺口,是为作战时自己人进出和方便联络用的。真是“像煞有介事”似的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气氛越来越紧张。每天村里都派出“探子”到村外高地去监视敌情,随时回来报告。已经多次传闻“联总”要进村了,并且说,“敌人”进村后说不准要烧杀掳掠,奸淫妇女,于是家有少女、年轻媳妇的纷纷逃往外地亲戚家,我家两个女儿也不得不转移到上海叶帆家暂避。这时正是晚稻田间管理的重要时节,但为了备战,人们哪里顾得上农活呢!
终于有一天“大战”爆发了。“联总”的联合部队进军到距本村仅两三里的有利地势后,就显示了现代武器的威力,步枪、机关枪嗒嗒嗒一阵响。这时我村一片寂静,沿进村小路旁的人家和目标显著的人家,都疏散到村中心区的房屋内了。这里小街纵横曲折,院与院之间多有通道,非本村人走进这“八卦阵”,十有八九是转不出来的,这给“逃难”的人们很大的心理安慰。我村的“武装部队”也早就隐蔽在山边田坎边,而且在有利高处架设了一挺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机关枪。不久,“前线”传来消息,说要注意隐蔽、分散,敌方有“六零炮”。密集的枪声响了一会儿,果然说是“敌人”进犯到村口大路边了。我方战士十分英勇,手握长矛镰刀各式武器,有的还光着上身,赤膊上阵冲上去。双方在田间、大路上展开了肉搏战。我方的一挺机枪一会儿在这里放几枪,一会儿又搬到那里放几枪,目的是迷惑“敌人”,这倒真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天下来,据说双方都有伤亡。天近晚了,也许是“敌人”感到这攻坚战很难制服对方,而且村内有出了名的“八卦阵”,终于不敢进村,把队伍拉回去了。
这样,我村算是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大家兴高采烈,口沫横飞地叙说着当天的战况,说双方肉搏时,我方战士如何如何用长矛活活戳死受伤的“敌人”。这种原始性的残酷,叫人不寒而栗。而且这些勇士竟没有想到,这活活被戳死的,不过是同自己一样受愚弄的贫苦农民老乡,也就是一贯说得最响亮的话语——阶级弟兄,并不是什么“敌人”。这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那天,我村的战士也伤亡惨重,死了3个,受伤好几十人,这给我们贫困的村里造成很大的不幸。那时富阳县还是“红暴”当家,死难者受到县里的表彰,追认为烈士,隆重地安葬,家属享受优待。然而,武斗的形势像万花筒般地变化莫测。以后“联总”打败“红暴”,在富阳当了家,而且大摇大摆地进驻到村里来了。我们村在武斗中死难的人,就被喊成了“反革命”,家属也成了“反属”,一切优待自然也取消了。这以后不多久,县里当权的“联总”又下了台,“红暴”又上台了,又给我们村死难者平了反。
如此这般的反复折腾,农民老乡越弄越糊涂,到底在搞些啥名堂啊?只有结局是清楚的:等到这场武斗闹剧收场,田地里的庄稼大都死的死,败的败,收不到粮食了。我们生产队抢着种了点荞麦之类来救救急,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于是,这年乡亲们又吃了缺粮饿肚子的“二茬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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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保卫四清运动成果 制止拆队分队歪风

徐小青 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浙江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主办《革命农民报》第2期(1967年4月4日出版)。

最近,杭州市郊留下地区、红村大队贫下中农社员及时制止了拆队、分队的歪风,痛击了资本主义势力疯狂反扑,保卫了四清运动的成果。
红村大队,在四清运动中,通过学习主席著作,社员觉悟大大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一致要求把四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进行核算。自去年十月份并队以来,大规模地平整了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修建了24间新房,五间六座的鸡舍,添置了变压器,有力地推动了集体生产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社员群众的思想革命化。
文化革命深入开展以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蒙混过关,纠合了社会上牛鬼蛇神,利用一部分社员的私心杂念,挑动宗派纠纷,闹拆队,妄图以此转移斗争大方向,并推翻四清运动伟大成果,破坏春耕生产,达到反攻倒算目的。他们拉拢一批人,蒙蔽一批人,大吵大闹,在一月中旬,导演了一场所谓“无记名投票”的丑剧,强行拆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社员,心明眼亮,不仅及时地揭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并且还主动组织群众学习主席著作。通过学习,普遍提高了觉悟。
红村大队革命派通过组织干部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以后,支部书记当场沉痛地说:“拆队我不同意,但是,不敢挑担子,怕别人议论,一气之下,撒手不管,这更是错误思想。”贫协主席说:“拆队有人骂,并队也有人骂。听毛主席的话,坚持大方向,被敌人骂就是值得。”干部的思想统一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在社员大会上,生产大队长、支部书记进行了检查,指出拆队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动的,我们绝不能上当。许多受蒙蔽的群众通过学习《纪念白求恩》,并进行了回忆对比以后,纷纷觉醒过来了,找到了自己错误思想的根子,原来生产搞得较好的队,收入较高的社员,怕并队后影响生产,降低收入;生产较差的队,收入较低的社员,怕人家说他们占便宜,就赌气,拆了干脆。有的人甚至是为了拆队后借钱可以方便些。所有这一些,都是私字在作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掉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拆队、并队”反映了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反映了人们头脑中两种思想的斗争。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放松了主席著作的学习,“私”字抬头,才上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当。
当前,该大队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广大群众,在解放军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以后,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生产队干部丢掉“怕”字,换上“敢”字,挑起了生产的担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正在大抓主席著作学习,猛促春耕生产。春花培育、茶地管理、早稻秧苗培育搞得如火如荼,春花生产普遍良好,呈现了一片大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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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边犊:2016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二件事

1. 巨型毛泽东像刚落成即被拆。
2016年1月5日有媒体报道: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朱氏岗村村民集资建造了一座36米高的金色毛泽东雕塑后,引发各界关注。1月7日,当地政府部门称,该雕塑未经过登记、审核,现已拆除。1月9日,不少大陆媒体刊发了现场照片。
2. 《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有关文革五十周年的表态。
1月和3月,《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经常代表官方发表一些《人民日报》不便直说的言论)连续发表社评,认定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时有两派偏激的意见值得注意,一派是“彻底反思”派,要通过追究“文革的责任”煽动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把所谓“反思”变成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另一派是“重新评价派”,认为文革有反官僚、反腐败的正面价值,要以“重新评价”来否定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环球时报》这一说法实际上道出了在2016年为什么会从上到下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原因。在5月16日这个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敏感日”,官方媒体保持沉默,直到深夜23时,新浪微博《人民日报》官方帐号才发表一篇署名任平(意即《人民日报》评论员)题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文章(17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表),表示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
3. 重庆“红卫兵墓园”、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均被封闭。
在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气氛下,从3月底开始,重庆市沙坪公园内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园”(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被封闭,清明节时戒备森严,有墓主亲属前去祭扫也必须凭身份证才能进入,而当年校友、同事等则一律不准进入。位于汕头塔山、建成开放于2005年的中国唯一的塔园文革博物馆也在4月里被封闭。原刻着已故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题的“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等名人题词的碑刻也被宣传“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幅广告覆盖,随后更被人用黑白水泥涂抹毁坏。每年都在园中为文革死难者举行的公祭仪式也被取消。
4. 文革前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个成员戚本禹去世。
4月20日,戚本禹在上海去世。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特别是在1966至1967年间以“中央文革首长”身份到处发表讲话、指示,影响极大,其所写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67年3月30日新华社播发,《红旗》第5期发表),以歪曲史实栽赃陷害等手法诬称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不点名批判刘少奇并指称其为“老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此文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批示称赞“写得很好”。1968年初却被毛泽东抛弃并关进秦城监狱。1983年11月2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戚去世时其回忆录由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中许多掩盖或歪曲史实真相的内容遭到史学界指责,而该书中对毛泽东、江青等人的吹捧和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歌颂则得到一些人的赞赏。
5. 人民大会堂再唱文革“红歌”。
5月2日晚,“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型交响演唱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演出,少女组合“五十六朵花”演唱了包括《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在内的30首所谓“红歌”。演出时背景天幕上还打出了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军装头像及文革时期的标语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争议蜂起,特别是在全国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形势下出现这样规模与规格的演出,引发各种猜想。演出主办方之一的中国歌剧舞剧院还发表声明称演出共同举办单位中的所谓“中共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是一虚构单位,对这种欺骗行为将依法追责。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亦发布声明,称申请演出方违规增加演出主办单位,虚构“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还有人上书要求对此次演出进行严查。但后来未知查处结果。
6. 海外媒体大量报道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5月,在中国大陆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许多有影响的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中文网、英国BBC中文网、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为中国读者推出的服务网站)、法国世界报、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香港端传媒等,纷纷发表了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专题报道和一线采访,绝大多数还推出了《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辑。
7. 美国、日本分别举办文革摄影展。
5月中旬,在纽约法拉盛一家社区银行的展厅举办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文革——文革50年反思图片展》。展览开幕时,主持开幕式的天问联合学会会长、哥大客座教授、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提议为在文革中因各种原因,包括批斗、屠杀、劳改、镇压异议者,死于非命的数以百万计死难者默哀。图片展总撰稿李伟东指出:文革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是民族还在流血的伤疤。文革没有真正画上句号,“我们至今没有像德国人民那样可以荣幸地告别纳粹时代。他们通过深刻反思和自我忏悔,让一个伟大民族重新在欧洲站立起来。” 11月,75岁的日本摄影师荒牧万佐行在日本举办了个人摄影展《中国文化大革命50年と今日》,展出了50年前他在中国拍下的照片——1967年初,中国正值文革的造反夺权高潮期间,对外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25岁的摄影师荒牧万佐行受《每日新闻》派遣到中国进行了两周考察,冒险偷偷拍摄了约3000张照片并顺利带回日本。如今这些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8. 中国旅英留学生以手工书纪念文革死难女性。
6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展览上,硕士毕业生、旅英八年的中国90后艺术家寒冰展出了《妄书》三部曲之一,一本洁白肃穆的线装手工书。棉纸上印着65位中国知识女性如花的容颜,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其中20位女性的面容从纸面上消失。每翻过一页,那些浅笑嫣然的容颜就少一些,直到1977年,十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她们全部消逝。
9. 《炎黄春秋》杂志被强行接管。
7月,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文史时政月刊《炎黄春秋》被主管部门强行接管。该杂志多年来每期都要发表记述文革真相、反思文革教训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拥有数十万自费订阅的读者(是同类刊物中自费订阅的最高纪录)。从2016年第8期起,因编辑人员和编辑方针全部改变,整个杂志面目全非,许多读者表示不会再订阅或购买、阅读。
10. 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大量发表文革回忆和反思、讨论文章。
在国内纸媒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形势下,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一些微信公众号大量发表了有关文革的回忆、反思文章及展开了相关的讨论,一些意见和资料得到迅速传播。虽然也不断会有网管的监控、删除甚至封号等威胁,但网络的作用仍然是难以估量的。
11. 《往事》主编李宇锋病逝。
从2004年9月28日创刊、坚持了十二年的民间历史刊物《往事》,主编李宇锋因心脏病突发,于2016年12月31日在山东东营去世,终年53岁。李宇锋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因病致残(基本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但他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在新世纪之初与身患癌症的郑仲兵老师等一起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编辑并自印赠阅民间历史刊物《往事》,从第一期的《漫谈文革座谈会》到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期134期(黄一龙:《牛棚是个大学校》,2016年12月8日出刊),在十二年间陆续发表了许多文革回忆与研究文章,对推动文革研究和抢救文革史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还抱病主持了一些有深度的座谈会、研讨会、追思会,主持录制了大量文革风云人物的口述资料……正如郑仲兵老师悼文中所说:“他以严重残疾的身体,做了那么多健全人所难以做到的事”。他是民间文革研究、史料抢救和网刊编辑的重要领军人物。
12. 国外多地举行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
2016年在中国大陆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同时,一些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举办了多场不同主题、不同维度有关文革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4月在德国科隆大学,5月在纽约,6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0月至11月在日本明治大学和东京学习院女子大学、静冈大学,12月在法国洛林大学……一些应邀与会的中国学者受阻未能成行。一些文革研究者被约谈、被警告:不得外出参加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不得撰写文章向外投稿、不得接受外媒记者采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在为加州大学研讨会论文集所写序中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看到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能够吸引这么多优秀学者,能够展开这么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并且在我的校园内举行,自然感到高兴。但同时,我也感到心酸,似乎气氛有点‘不对’:这种大会应该在中国开。”“不能在中国开的原因众所周知,但作为一个美国学者,看到中国同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会议,还是感到遗憾。”

宗庶:2016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夏衍著,沈宁、沈旦华编《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内有《“四清”日记 》、《1967年初春笔记》、《“文革”日记》等),中华书局,2016年1月。
汤一介著《我们三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1月。
周仰之著《梦思故国静听箫》(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期间作家周立波的人生轨迹及家族命运的长篇散文,作者是周立波的孙女),团结出版社,2016年1月。
高振普著《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1月。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
郑谦著《中国是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北京出版集团,2016年1月。
徐方著《干校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黄巍著《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诗集》,九州出版社,2016年3月。
杨奎松著《“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郑重著《画未了:林风眠传》,中华书局,2016年2月。
何洁著《何洁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
张悦然著《茧》(长篇小说,讲述了源于文革期间的一起人身伤害事件,及围绕李家、程家跨越大半世纪、三代人的恩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
钱理群著《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7月。
冯骥才著《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
曹乃谦著《同声四调》(记叙作者文革期间在工宣队、煤窑、政工办等处经历的长篇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
虞云国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陈仁德著《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自印,2016年1月。
陈懋智原著、陈仁德整理《浮生杂记》,自印,2016年1月。
凌耿著《从前从前有个红卫兵》,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2月。
王智涛著《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第十六章为“十年动乱 经受考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2月。
陆文光编著《文革词汇》,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2月。
《毛泽东的金棍子:姚文元与“文革”》(上、下),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3月。
《红祸——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世界华语出版社,2016年4月。
《群众暴政与政治投机:王洪文与“文革”》(上、下),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资深狱吏:康生与“文革”》(Ⅰ-Ⅳ),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与“文革”》(上、下),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我是小小老百姓:陈伯达与“文革”》(Ⅰ-Ⅳ),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权争、党争与其他:刘少奇走向文革》(上、下),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岑颖义编著《赤子》,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5月。
孙涛著《虔诚与疯狂》,香港·国际文化出版社,2016年4月(第二次印刷)。
胡发云著《迷冬——青春的狂欢与炼狱》(长篇小说),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2016年5月。
戚本禹著《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5月。
唯色著《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台湾诚品书店,2016年5月。
宋永毅主编《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36卷),国史出版社,由美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出版电子书,2016年5月。
山月著《梦断武陵山》(长篇小说),香港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
毕星星著《山青石在:许石青评传》,香港·中国联合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
袁凌著《秦城国史——中共第一监狱史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6年6月。
曾龙著《我的父亲袁殊》,台湾独立作家,2016年6月。
《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重庆八中老三届同学回忆录》,自印书,2016年6月。
赵瑜著《少年劫——我的山西文革实录》,台北市新锐文创,2016年6月。
王春劼著《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台北市新锐文创,2016年6月。
杨继绳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7月。
满妹著《回忆父亲胡耀邦》(上、下),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7月。
马万兹著《巴蜀风云(上):栗子寨上炮声隆——记1967年涪陵大武斗》,香港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
刘长信著《体院·文革·周恩来——北京体育学院革委会主任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8月。
Seven I Levine著、吴润睿译《邓小平:革命人生》,台湾联经出版社,2016年8月。
王复兴著《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9月。
王复兴著《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9月。
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明镜出版社,2016年10月。
陈祖坤著《狂沙吹尽——一个武汉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10月。
周树林著《我的文革回忆》,香港·南方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10月。
李冰天、李炎天著《李作鹏画传》,香港·文史出版社,2016年12月。
卢鸿盛(原8341部队干部、北大江西分校党委书记)著《从未名湖到鲤鱼洲——1969年3月至1972年5月在北大支左的回忆与感念》,自印书,2016年12月。

陈仁德谈82期两文所记的钟德坤、刘家瑞两位志士

读罢《昨天》82期的《钟德坤留下的谜》和《因主持起草讨毛檄文而被处决的刘家瑞》两文,让我欷歔不已,肃然起敬,想不到文革期间在重庆还有如此志士。钟德坤让我立即联想起2000年前的荆轲刺秦。荆轲之英勇悲壮自不待言,但钟德坤并不逊色于荆轲。荆轲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并非出于国家民族之大义而刺秦,临行前尽情享受奇珍异物车马美女。钟德坤却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出于关心国家民族之命运而决定刺毛,且未有任何之享受。两者相比,高低立判。刘家瑞则让我想起东汉时起草《为袁绍檄豫州文》的陈琳和唐代起草《讨武曌檄文》的骆宾王,陈琳和骆宾王的檄文在当时造成的影响远远胜过文革时刘家瑞的檄文,刘家瑞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曹操宽恕了陈琳,武则天宽恕了骆宾王,两位大文人都没有因文获罪,更没有被杀头。曹操后来还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负责草拟军国书檄。武则天盛赞骆宾王的才华,叹息“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按理说刘家瑞和陈琳、骆宾王相比说不上有什么罪过,可是却被枪毙了。可见毛泽东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确非虚言,也可见曾经被反复标榜的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什么货色。钟德坤和刘家瑞被捕后都毫不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敢作敢当。钟德坤临刑的场面不可考,但我想必定是坦然的,他早就抱定必死之心,倘若真按计划实施了刺杀,他绝对也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家瑞临刑时“始终从容面对,视死如归。”则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也。
我为重庆曾经有过这样的志士而骄傲!
201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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