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大寨县
197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5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如何普及大寨县?会议要求要大搞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强调,普及大寨县,是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其目的就是更快地促使农业现代化,从而更有力地带动和保证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江阴县委书记吴仁宝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在会议上介绍了江阴县“学大寨、赶华西”,大搞以平整土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这年11月中旬,江阴县委在周庄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工地现场召开了由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两三千人参加的全县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吴仁宝代表县委作报告。他首先传达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继之对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具体部署,提出了“革命再加拼命干,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和建成大寨县的具体目标: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农田格成方;六万亩水面鱼满塘,六万亩山地换新装。渠路河边均绿化,条条路河通车船;农民住宅集中建,现代生活新水平。会议后,各公社、各生产大队纷纷提出“革命再加拼命干,一年建成大寨社(大队)”的口号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具体任务要求。 1975年12月初起,申港公社党委从全公社20个大队中抽调一千多个青壮年男劳力,开赴金龙湾,安营扎寨,平整金龙湾。金龙湾西至新开的新沟河,北至镇澄公路,南至横塘河,东至已被废弃的老于门河。由于老于门河九曲十三弯,再加上1958年冬新开新沟河时将泥土堆放在老于门河西岸边,形成高低起伏的土墩,状如一条长龙,盘踞在老于门河西岸,故称金龙湾。由于金龙湾高低差距10多米,因此,这片300多亩地常年歉收。平整金龙湾,就是要把这高低差距大、常年歉收的300多亩地,改造成为平整的格成方的稳产高产良田。 因我是生产队长,秋收秋种结束后忙于场头脱粒、清产核产(核定水稻亩产)、交售公粮、年终分配,根据大队党支部要求,没有(队长都如此)上金龙湾工地,而是挑选了3个三四十岁的壮劳力,在大队的组织下上了工地。大概是12月20日(可能是22日)下午3点钟左右,大队通知我们队长自带扁担、土垡(挑箕)等劳动工具到大队部集中。我接到这一通知时感到很稀奇,心想参加队长会议还要带着劳动工具,这是唱的哪一出呀?按时来到大队部集中后,我才知道我们队长也要上金龙湾工地。大队书记说,今天晚上,县委领导要到金龙湾工地视察,江苏电视台还派记者到工地拍电视。大队书记的话还没说完,就被7队队长插嘴打断了:拍电视?什么叫电视?我们队长则伸长脖子,竖起耳朵,想仔细听听书记给我们说说电视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只看过电影,从未看过电视。可是,大队书记被问住了。他右手拍着后脑袋说,我也没看过电视,我说不清楚。反正,今晚我们在工地干活时,要拼命干,要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不要坍我们申港公社的台,不要坍我们巨轮大队的台。大队书记可能口渴了,但没人给他准备茶水。他咽了几下唾液后接着说,要队长们上工地,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就今晚一个晚上,目的是让你们感受一下大战金龙湾的浩大气势,让你们在电视里露露脸,同时,也是犒劳你们,你们一年辛苦到头不容易。今晚伙食大改善,除公社额外补贴以外我们大队还补贴了一些钱。听说晚上可以大吃大干后,队长们来劲了,个个摩拳擦掌,豪情万丈。下午4点左右,我们乘一辆手扶拖拉机直奔金龙湾工地。 那天晚上,东北风很大,天很黑,也很冷,还下着濛淞雨。金龙湾工地上,灯火通明,红旗猎猎,人声鼎沸。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唱的“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激昂豪迈的京剧选段。在这样的气氛渲染下,我们赤着脚,穿着单衣单裤,在这寒冷的冬夜里,拼命建设大寨县,一点也不感到冷。我们挑着一百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奔跑如飞。将近晚上8点半时,高音喇叭里响起了一个既甜美又高亢的女人声音:“革命的干部、社员同志们,现在向你们报告一个十分鼓舞和振奋人心的喜讯,县委吴仁宝书记和其他县委领导,已来工地看望你们啦!还有,江苏电视台记者也来到工地给你们拍电视啦!让我们以冲天的革命干劲,欢迎县委领导视察工地!”顿时,工地上再次沸腾了。此起彼伏、声震天宇的劳动号子声和着高音喇叭里的“大干社会主义”的歌声,把工地上劳动的人们的激情激励到膨胀欲裂的程度。一些年轻人为了显示大干社会主义的热火朝天,在冬夜里穿条短裤,赤着膊。吴仁宝来了。县委领导来了。拍电视的记者来了。我们激动着。我们大干着。我们大汗淋漓着。我看见,记者右肩上扛着的铁壳子样的东西(我们那时不知道那叫摄像机)对着我们,追踪着我们。我感觉自己被拍进了电视。有人说在电视里曾看到我的人影。但我们这些感觉自己被拍进电视里的人,始终没有看到我们在电视里是什么模样,因为,那时在农村根本没有电视机。 凡是戏,都有开幕、高潮、落幕的时候。吴仁宝走后,县委领导走后,拍电视的记者走后,我们的干劲也小了下来。到晚上10点多钟时,雨有点大了,我们也就收工了。到了工地上住宿的地方,稍用热水擦洗身子后,我们带上劳动工具,坐上手扶拖拉机,冒着雨往家赶。一路上,我们有点饥寒交迫,人也有种虚脱的感觉。到家躺在床上时,已近深夜12点了。 根据生产队记工员的记录,我们生产队轮流派出6批劳动力,每批3位壮劳力,共在金龙湾工地上大干了30多天。 金龙湾平整工程结束后没过几天,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高音喇叭里广播这一消息时,大概是晚上8点多钟。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开夜工平整土地。我们正在平整的是一条漕河。这条漕河东西走向,东接申港大河(此河北通长江),蜿蜒曲折向西,横穿巨轮大队,境内长2公里多,经过我们王家垫和吴狄山桥村后,拐弯逶迤向南至南庄西村头。据我们村上老辈人讲,这条漕河曾是我们村及附近几个村的水上交通要道,也曾是一条农田灌排水的主要河道,已有点年头了。这条漕河到底有多长历史,没人研究过,也没有人说得清楚。总之,这条漕河,我们村上人视她为生命河,视她为母亲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的水利工程的不断竣工,这条漕河至1970年代初期,已失去了她曾有的航运和农田灌溉功能,成了一条废弃河。 当我们突然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时,工地上突然没有了人声,人们停下手中的活,站在肆虐的朔风中,谛听着高音喇叭里播着的噩耗……干部社员化悲痛为力量的最好行动,就是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大队,大搞土地平整,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至腊月廿五,根据县、公社指示精神,大队才同意每户一个女劳力不上工地,在家忙过年的事,男劳力和年轻女社员天天上工地,忙到大年夜上午,才停工回家过大年。1976年正月初六一早,全大队男女社员又上工地了。经过20多天的苦干,那条在巨轮大队境内长2公里多的漕河被填没了,平整出来近百亩农田。 平整漕河工程结束后,根据大队要求,我安排生产队女劳力忙于三麦田间管理、男劳力平整盘踞在大田中的几块旱埠地。至清明前后,我们生产队按上级标准要求,初步完成农田基本建设,做到田块格子方,路沟渠相配套。全大队筑起了两纵一横、沟通各自然村、直达申港集镇的宽3米的拖拉机道路。尽管是泥路,但为20世纪80年代起的农村公路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大搞以平整土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也为80年代大办乡镇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年的建设大寨县过程中,也翻出了好多新花样,比如拉线定点莳秧,比如在麦田里开挖暗沟。 先说拉线定点莳秧。老辈人常说,以前莳秧是不拉绳的,一般由莳秧技术好且速度快的人莳头垡秧,后面的人依次跟样,此种莳秧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以,我老家人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莳秧看头垡,社员看干部”,意思是说,莳头垡秧的人秧莳得好,后面的人也就莳得好;干部做得好,社员也做得好。反之亦然。60年代起,开始拉绳莳秧,绳是草绳。1976年“双抢”时,县、社严格规定要拉线定点莳秧。所谓拉线定点莳秧,就是在一块格子方的水田里,先纵向沿着田块两旁的田埂拉直固定两根细尼龙绳,按每株秧的间距尺寸标准,用彩色布条系紧在尼龙绳上;后由两个人横向拉好一条尼龙线,按每株秧的行距尺寸标准,也在尼龙线上系着彩色布条。社员们就按照尼龙线上由彩彩布条定点好的位置莳秧。 拉线定点莳秧的场面甚是好看。社员们一字排开,每人莳6株秧,不能多莳,也不能少莳。莳秧必须快,不能慢,谁也偷不了懒,也根本偷不了懒,必须照着尼龙线上由彩色布条确定的点莳秧,不准有大的偏离。社员们每莳好一行秧,拉横线的两个社员就吹哨子,并照点移动尼龙线,如此往复。拉线定点莳秧,统一了社员的步子,统一了社员的行动,也使莳秧速度慢的社员有了紧迫感和紧张感。由于拉线定点莳秧是新鲜事,所以,社员们心里很好奇,莳秧时嘴巴里说这笑那不停。这笑语声,与拉线的两个社员的哨子声融合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奇特的劳动之歌。 站在田埂上看,拉线定点莳的秧,确实好看:横着看整齐划一,竖着看整齐划一,侧着看也整齐划一。但走到田中间去仔细看,并不怎么好看:籴在水面上的秧不少,死秧也不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拉线定点莳秧速度快,一些手脚慢的社员跟不上,往往秧根还没沾泥就脱手,这就造成了“籴棵”。还有的社员莳的是“烟筒头”秧:秧根朝天不沾泥。一块田的秧刚莳好时,远看,似乎很好看,一棵不缺,一片青翠,但五六天后,莳的“烟筒头”秧就黄了,枯了,死了。没法,作为队长,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安排几个社员负责“捉黄塘”(亦叫“补黄塘”),即补莳“氽棵”和“烟筒头”处的秧。由于补莳的秧在时间上要晚五六天,所以,成熟也要推迟一周,这就给秋收带来了麻烦,一块稻田的稻大部分成熟可以收割了,但少部分因补莳秧的稻还没成熟。怎么办?为了抢种,只得抢收了。结果,把少部分没成熟的稻子也割了,造成了一定的减产。农谚说得好:一日早十日赶勿到。拉线定点莳秧,求的是面子上新鲜好看,其实是“皮里走掉肉——瘦了”,造成了不必要的减产,真可谓是“面子(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像我们生产队出现的这种情况,在其他生产队也有,带有普遍性。 再说在麦田里开挖暗沟。这事发生在1976年秋忙。当年,公社要求各生产队在按田亩总数的20%比例的麦田里开挖暗沟。往年种麦,麦轮与麦轮之间开挖的是明沟。所谓暗沟,就是整块或整片麦田,表面上看不到一条沟,下雨后,雨水通过暗沟流向相互沟通的排水渠,看上去一片平整,看不到麦轮。怎么开挖暗沟呢?就是按每隔5米左右,在其中间空下宽0.3米左右的地方,再用木榔头将潮湿的稻板地夯结实,然后纵横拉直线,用铁板锹将夯结实的稻板地切成一块块长方形泥块,再把它们一块块地挖出来,深度为0.3米左右;然后再在下面开挖宽0.2米左右的沟,沟开挖好后,再将挖出来的一块块结实泥块放回原处,表面捣碎,撒上麦子。公社要求在麦田里开挖暗沟的理由是,可以增加麦子的种植面积,也就可以增加麦子亩产。如果开明沟,那么沟里是不能种麦子的,这就浪费了麦子的种植面积。但公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其二,就是开挖暗沟很费工时,很费劳力,仔细算算,暗沟上多收的麦子的价值,远抵不上花在这上面被浪费掉的工分的价值。所以,大队召开队长会议时,队长们都嚷开了,纷纷说在麦田里开挖暗沟既劳民伤财、划不来,又要耽误秋收秋种完成时间,完不成公社下达的任务指标。 队长们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农事上最有发言权,他们精于计算。同时,队长们也最务实,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田里多长出好庄稼来,最反感中看不中用的花招和虚招。“双抢”中的所谓“拉线定点莳秧”,已让队长们满腹牢骚了。但手臂终究扭不过大腿,队长们在“公社要求”下妥协了。 为了完成公社下达的任务,我们队选择了在一条通往大队部的拖拉机大道南的一片田,大概有十六七亩,作为开挖暗沟的所谓“示范方”。我安排了5个50岁左右的有丰富农事经验的男社员,专门负责开挖暗沟。这片“示范方”种好后,表面上看真的很好看。但据说(1977年3月初,我去苏州上大学了)来年经过核产,开挖暗沟田块的小麦产量并不比开明沟田块的小麦产量多收几斤,但花上去的人工却比开明沟所需的人工要多出一倍以上。还有,夏忙时拖拉机在耙田时,其轮子常常陷在较深的暗沟里爬不出来,急得开拖拉机的人不停地骂娘。 1976年秋忙结束后,根据县里要求,我们队组织了一支以我为带队的由二十多个青壮年男女社员组成的开河队伍,开赴利港河工地,经过半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提前完成分配给我队的挑土方任务。1977年1月上旬,我参加了江阴县委召开的全县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我记得,去华西大队开会报到那一天下午,天还在下着雪。我们队长们以大队为单位,人人背着被头铺盖,负责伙食的人还挑着米、柴草等,在申港汽车站集中,等待黄山炮团的汽车来接我们。我们于下午两点左右在汽车站集中,到下午4点多,天色开始暗了,才到指定地点——华士公社向阳大队的一家社员家。第二天参加会议,听吴仁宝作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会议大概开了四五天时间。这次会议指出,通过全县90万人民一年的大干苦干,江阴已基本建成了大寨县。会议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了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要求。会议后,全县又掀起了大规模的以农田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冬季生产高潮。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江阴“一年建成大寨县”过程中的一些事。 —————————————————————————————————— 【书海泛舟】
显周山村文革片断 (《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选读)
陈仁德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陈仁德著长篇回忆录《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一书(2016年1月自印书)。现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文革中在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当知青,被调到该县拔山区显周场山乡任供销社多种经营员,曾一度被调任工作队成员、农村生产队副队长。
“三分之一”工作队
中国的政治术语极为丰富,足以编写一部《政治术语大辞典》,否则过不了多久就完全无法解读,比如“三分之一”,现在谁还知道?很有趣的是,我就曾经参加过“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名称,和所有政治运动一样,也是毛泽东的创举。这位被吹捧为天才理论家的老头子在无数次地把贫下中农尊为农村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后,又忽然发现这些主力军其实是自私落后的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73年,毛泽东发出了“面上的工作要先抓三分之一”的新指示,具体讲就是,把所有地区划为三等分,每次在三分之一地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三次搞完,这就叫“三分之一”。 忠县县委在1973年秋末开始了“三分之一”运动,显周公社名列其中。全县从县区社三级机关抽调人员组成庞大的工作团,分派到公社叫工作队,深入到大队叫工作组。这种气势宏大的运动团队,我读小学时就听父母说过,想不到的是,直到我成年后,这种制度还在继续,而且我成了其中一员。 我被公社抽调参加了显周公社三分之一工作队,和来自拔山区市管会(市场管理委员会,后来叫工商所)的沈昌荣搭档,一起进驻沥石大队,沈昌荣任工作组长。 沈昌荣个子高大,满脸络腮胡,大眼睛常常瞪着,嘴唇上翻,戴着一顶黑色呢子帽,披着一件长长的黑色棉大衣,模样威严,嗓门粗大。据知,他是近邻花桥公社石堰大队人,早年曾参加“抗美援朝”,后来任过拔山区供销社书记。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沈昌荣居然不叫我老陈而叫小陈,他是惟一叫我小陈的人,在听惯了人们叫我“老陈”后,觉得很新鲜。他看上去很威严,接触后才知道,他其实非常随和,善解人意。在我眼中,他的农村工作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走到哪里遇到任何问题他都能驾轻就熟从容应对,而且能迅速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讲政策,谈生产,话家常,批林批孔,样样都行。我想,要是我有他那么丰富的经验就好了。我特别佩服的是,他讲话从来不要稿子,一口气讲一两个小时,说得头头是道,唯有一点我很不习惯,每次在沥石大队开会开到深夜时,人们都盼望早点散会了,他却说,我还讲最后五分钟,这最后五分钟一般都将近一个小时。 我和沈昌荣主要住在沥石八队潘全槐家。潘全槐是大队副书记兼副业大队长,已经70多岁了,满脸沧桑,头上永远包着帕子,随时露出苍老的笑容。此前,因为他是副业大队长,我已经很熟悉。潘全槐老人的儿女都已经成家,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在家中。平时家里就他和老伴女儿。我们按照规矩,在墙头贴出一张《吃饭登记表》,每吃一顿饭,就在表上画个圈,月底有多少圈,就按照每顿饭0.11元加三两粮票付账。虽然潘全槐老人一再谢绝,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给他。在粮食紧张的年代,谁承担得起两个客人长住在家里? 我和沈昌荣每天晚上抵足而眠,他会给我讲一些工作经验和生活经历。他说他曾经冒着炮火攻入平壤,“平壤好一点的街道也就只有那么两条”;他说“四清运动”时他也是工作组成员,那时万县地区工作总团的团长是地委书记王仲英,王仲英对人粗暴,喜欢拍桌子训人,“我也当着王仲英拍过桌子”;他说,不论兄弟感情多好,只要结婚后老婆告了枕头状,就会伤害兄弟感情,“我们兄弟感情是最好的,哪个有我们好?可是后来也……”有一次他很神秘地轻轻告诉我说,供销社的工作,只要是过尺过秤的,没有一个不贪污,除非笨得啃猪圈板,“小陈,你最好想办法离开供销社,免得以后搞运动走不脱。”他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是拔山供销社的老领导,所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我当时就把我认识的供销社同事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难道他们都在贪污?
无法下咽的忆苦饭
“三分之一”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都有相对固定的程序,比如发动群众,排队(划分敌我),培养积极分子,忆苦思甜,斗争地主富农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忆苦思甜中的吃忆苦饭。 执政者自称他们把农民从饥寒交迫中解放出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里,中国都是一片黑暗,人民世世代代受尽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成年累月挣扎在生死线上。当时著名的舞剧《白毛女》插曲的歌词是“上下五千年,受苦又受难”。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时代被称为万恶的旧社会,人民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的全是猪狗食。为了让人民牢记共产党的恩情,要经常性地制度化地回忆旧社会的苦难,记住新社会的甜蜜,这就叫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是忆苦思甜的重头戏,是那些年反复上演的保留节目,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法宝之一。具体讲,吃忆苦饭就是仿造出旧社会的猪狗食,大家一起举行宗教般的集会,虔诚地共进猪狗食,从而更加仇恨万恶的旧社会,更加热爱如同天堂般美好的新社会。 沥石大队吃忆苦饭选在6队汪家大湾举行,我作为工作组成员,与组长沈昌荣、大队书记萧朝官等一起参加。 在冬日的薄雾中,来自全大队的约100余个贫下中农陆陆续续来到了汪家大湾,记得是在腊月里,寒风凛冽,大湾里一株樱桃花刚刚开放。我以前以为樱桃花是春天开放,那次才知道樱桃在腊月就迎着寒风开花了,是最早开花的。这一点印象极深,所以后来回忆起汪家大湾,就会想起在那里见过的樱桃花以及忆苦饭。 参加吃忆苦饭的人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这和忆苦思甜的主题有些相悖,但是,那个年代每天都悖论百出,即使荒谬绝伦,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了。 萧朝官宣布大会开始,大家一起五音不全有气无力七零八落地唱忆苦专用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唱完“天上布满星”,萧朝官和沈昌荣先后讲话,无非是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赞成等等。 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忆苦饭端出来,每人一碗。我也带头端起一碗,和大家一起吃。 这次的忆苦饭是用粗糠和着油菜叶葫豆叶捏成的团子,黄色的谷壳大块大块地混杂其中,团子硬得像石头,用筷子戳不穿。我是工作组的同志,在这种场合是决不可以回避的,我把碗举起来示意大家:吃!然后将一个硬硬的糠团子塞进嘴里。虽然我对忆苦饭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其粗粝仍然超过了我的想象。那个糠团子如同木渣,只咬一下就满口乱钻,卡在嘴里无法下咽。我下意识地想立即吐掉,但环顾左右,却见所有贫下中农都吃得津津有味泰然自若,我岂敢当众吐出,只好假装咀嚼,却暗暗将糠团子含在嘴里,半天没有吞下一点。最后装着巡视会场,到旁边一个角落里迅速将糠团吐出,再若无其事地回到会场,这时贫下中农们已经不徐不疾地把所有糠团吃得精光了。 我不禁十分惊讶,这种连猪狗都不会吃的东西,他们怎么吃得下?吃下又怎么消化?
精彩的忆苦表演
萧朝官书记接着宣布忆苦报告开始,于是最精彩的节目开始上演。 沥石9队队长刘纯华走到院坝中心,他中等个子,身形干瘦,脸上起伏着一些不知什么原因形成的小疙瘩,脸皮泛着蜡一般的冷色,眼睛斜着,头上盘着一根黑黢黢的帕子,身穿一件已经很破的衣服。他一言不发,冷峻的眼光扫过全场,像是在搜索什么。 时间仿佛缓缓地停顿下来。 “今天的糠粑,你们说,好不好吃?”他忽然大叫一声。 全场都愣住了,没有一个人出声。 “我说就好吃。好吃——得很!”他拖长了声音说。 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解放前……我们哪里吃得到这么好吃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糠嘛。解放前我们哪里有糠吃?糠是谷子打出来的,要有谷子才有糠,我们连谷子都没有哇,哪里会有糠呢?” 说到这里,他作痛心疾首状,脑袋摇摆着,用右手的手背使劲击打左手的手心,发出砰砰的声音。 “解放前,我们都是吃猪狗食,吃野菜草根,那里吃得到糠。伤心啊,我刘纯华解放前受苦受难,没有住处,搬了27次家。搬了27次家呀……”说到这里他的语调明显低沉下来。 “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刘纯华早就饿死了,今天还会在这里和大家相会吗?”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 这时他出人意外地解开了他的衣襟,两手大幅度地撩开那件破衣服在石坝里走来走去说:“解放后我的生活好幸福啊。你们看,我穿得多好啊。你们看,你们看。” 他兴犹未尽,还来不及扣好衣服,又呼的一下把头上黑黢黢的帕子扯下来双手捧着说:“解放后,我还包上了帕子。”他将长长的帕子左右抖动,许多陈年的头皮屑纷纷飘落。 我觉得刘纯华真是个天才的演员,能够就地取材,用最简单的道具表达最深刻的主题。其语言的波澜起伏,轻重缓急,均有过人之处。事后得知,他早就身经百战,成了忆苦专业户了。我虽然见过不少忆苦表演,但是像他这样精彩的,还只此一人。时间已经过去了近40年,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一招一式,依然清楚地浮现在我眉睫间。 吃忆苦饭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真应该给发明奖才对。这个发明在中国持续二三十年,直到人人厌恶至极,最后连邓小平都感到实在没有什么新意了。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忆苦思甜当然要搞,但只搞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这才给忆苦思甜画上了句号。
复员军人的故事
汪家大湾有一位叫汪良国的小伙子,年龄和我相仿佛,生得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说话还带一点普通话腔。汪良国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老贫农,总想把家庭搞好点,让儿子早点找个媳妇成亲。那正是成天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发家致富是最大的罪恶,我们搞“三分之一”的目的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响当当的口号是:“不堵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谁敢把家庭搞好?汪良国就经常批评他父亲,教育父亲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一次,我和沈昌荣都在场,听见汪良国又在说他父亲,他父亲忍不住回答:“我就是这个资产主义思想!”老人成天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两者搅合成了“资产主义”。汪良国急了,说:“爸爸,你这样不行,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老父亲说:“饭都吃不起,媳妇都讨不到,啥子道路哦。” 我在一旁觉得好笑,却不敢笑。那时不要说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都没有见过资本主义是个什么模样,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是从宣传资料上来的,可惜编写宣传资料的人也从没有一个人见过资本主义,就这样几亿人异口同声稀里糊涂地把从没见过的资本主义臭骂了几十年。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离资本主义还相差甚远,却要快速奔向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其结果就是像刘纯华这样的人,一副极度营养不良的身躯,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却装模做样地在那里一次次地忆苦思甜。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才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岁月已经流失了30年,无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已经在浑浑噩噩中死去了。
非团员负责发展新团员
历次运动都无一例外地把发展党团员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三分之一”运动也一样。 沈昌荣和我商量,由他负责发展党员,由我负责发展团员。我一听大吃一惊,我自己都不是团员,怎么有资格负责发展团员?于是当即向沈昌荣表明,我从没有写过入团申请书,至今还不是共青团员,不能承担这一工作。 沈昌荣笑了笑说:“小陈,你不是以个人名义负责,而是以工作组名义负责,没问题的。这些我知道。团组织不像党组织那样严格,要宽一些,你大胆干就是。” 我听了沈昌荣的话,没有退路,既然是以工作组的名义,那就干吧。 随即根据大队萧朝官书记推荐,物色了十来个出身贫下中农的青年积极分子,鼓励他们写入团申请书,主动向团组织靠拢。没有几天,我就收到了十多份入团申请书。那时入团申请书是要交代祖宗三代的,我在仔细审看时发现一个青年的申请书上写着“爷爷陈仁德”。陈仁德不是我的名字吗?他爷爷也叫陈仁德!我把那个青年叫来,先绕着弯子问他入团的认识,共产主义理想什么的。最后才问:“你爷爷是陈仁德吗?”那青年仰起头来,露出腼腆的笑容,轻轻地说:“是的,我爷爷是陈仁德。”然后他反问,“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可以走了。”那青年只知道我是陈同志(那时习惯把国家工作人员叫某同志),不知道我也叫陈仁德。 那青年离开后,我捂着嘴笑了。 重庆女知青汤玉辉也写了入团申请书,上面交代她的父亲解放前在重庆经一个叫“华四软”的国民党员介绍,当过什么部门的稽查,解放后定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云云。 我把所有申请书交给沈昌荣审核,他一边说“小陈看了就是了”,一边就认真审核起来。看完后说:“这些都可以吸收入团。叫他们填志愿书吧。”我特别提出汤玉辉的出身问题,他说:“没关系,可以入团。她在生产队表现很好,大家都夸奖她。” 我就把《入团志愿书》发下去,没几天他们就全部填好交了上来,我就在每份《入团志愿书》签注意见,一律是“同意入团。沥石工作组。×年×月×日。”这样,我这个并非团员的人主持了一次发展团员的工作。 事后我觉得还是要有个团员身份好些,就在第二年请公社团委书记胡兴秀当我的介绍人,“光荣”加入了共青团。 发展党员的工作我没有负责,但是也参加了。在大队支部会上沈昌荣说:“今天的支部会是扩大的支部会,因为小陈参加了。”印象最深的是,插队沥石1队的重庆知青蒋树平被沈昌荣看中了,多次找蒋树平谈话。蒋树平受宠若惊,立马向沈昌荣表示:“党叫干啥就干啥!”蒋树平生得白净斯文,五官端正,胖乎乎的脸蛋,很有亲和力。没多久蒋树平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可能是那时全公社惟一加入共产党的知青。入党后,蒋树平处处崭露头角,成为小范围内的政治明星,在不久后的一次征兵中,他又“光荣”入伍,从此离开了农村,据说去了沈阳军区某部。他视沈昌荣为恩人,后来长期保持联系。
区委出台了新政策
1974年冬,新一轮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在全国掀起了高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年的学大寨还配合了一项新玩意——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即《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要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既然他老人家说了“要使全国知道。”下面就马上忙乎起来了。 拔山区委在研究如何把农业学大寨推向新高潮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凡是公社干部一律到大队去任职,党员任大队支部副书记,非党员任生产队副队长。这样,我就成了队长了。我任职的地方是显周公社安乐大队第八生产队,拔山区委还煞有介事地用老式钢板蜡纸刻写油印了一份《关于任命×××等同志职务》的文件,其中有一行写着“陈仁德同志任显周公社安乐大队第八生产队副队长”,这样,我的生涯中便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头衔——“生产队长”。 我的任期为半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必须每月在队上劳动25天以上,公社给我发了一份劳动手册,也就是用来登记劳动出勤的本子,本子比巴掌还小一点,淡黄色,由显周小学写字写得最好的黄新昂老师在封面上写着“安乐八队陈仁德”几个字。劳动手册每天如实登记,到时要交到公社去接受考核。 按照区委的统一要求,我到生产门市部去买了錾子、手锤、锄头、蓑衣、斗笠等劳动工具,这差不多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了。錾子手锤是开山打石的工具,那时的所谓学大寨,主要就是在荒坡上砌石坎造梯田梯地。开山打石是首先要做的事,錾子手锤必不可少,这样便花去了我每月20多元工资的近四分之一,心里略觉紧张。从知青生涯结束后,我是第二次当农民,将沉甸甸冷冰冰的手锤握在手中,便有些莫名的惆怅。我从来没当过石匠,笨手笨脚的,能胜任开山打石吗?
袖珍乡场上的众生相
背着被盖卷,带着新买的全套劳动工具,我前往安乐八队所在的吴家场。走过约10里山路,远远看到一棵高大的黄葛树,枝干横斜,绿荫葱茏,树下是一片院落,就知道吴家场到了。忠县山乡的每个场镇和大院几乎都是这样,总会有黄葛树像路标似地高高挺立在那里,成为一道古老的风景。 安乐大队位于显周拔山新立三公社的交界处,吴家场是大队的中心,坐落在一道山脊上,当地老乡在叫地名时习惯将中间的一个字半吞半吐地快读过去,所以吴家场听起来就是“吴哦场”(同样的道理,附近的曹家冲就叫曹哦冲,王家咀就叫王哦咀,甚至供销社都成了供哦社)。 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袖珍的乡场,比显周场还小得多。它实在是太小了,街道从头到尾只有几十米,宽度则只有2米多,最狭窄的地方站在两边差不多可以握手。路面全是青石铺就的,无数岁月从路上流走,石板已经变得非常光滑,没有一点棱角,有些地方深陷下去,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山脊像鱼背一样隆起,吴家场也就顺着山脊缓缓上升,成了一道长坡。两旁的房屋土木结构混杂,显然都已经“历史悠久”了,高高低低歪歪斜斜破破烂烂。但是即使如此,这场上却有着一个小诊所,一个小商店,一个打米磨面的机房,一所村小。所以,偶尔总会有人从场上走过,使这个仿佛化外之地的小乡场平添一段生气。 吴家场上总共只有十来家人,但就是这十来家人,也构成了一个小社会,里面有着个性鲜明的各种人物。 诊所的坐堂医生是当地负有盛名的老中医杨国旺,这个一年四季都身穿一件旧蓝布长衫,头上包着白帕子的老头,懒洋洋地坐在一排陈旧不堪的贴着“白芷”“半夏”“生地”“川芎”字样的中药柜前,似乎永远都将一支三尺长的竹烟杆含在嘴里吧嗒吧嗒吞云吐雾,只有当病人到来的时候,他才将竹烟杆恋恋不舍地从嘴里取出来,呸的一声将一大口痰吐在地上。 商店的老板叫黄仲荣,他其实是供销社的代销员,我早就认识。黄仲荣一共兄弟四人,分别以荣华富贵命名,是吴家场上最能干也最有势力的人。黄仲荣在乡下称得上气度不凡见多识广,他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实棱角分明,脸略有些浮肿,坐在那个土垒的柜台里,态度温和地给人称盐打油,屋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盐渍。 黄仲荣的老婆姓丁,一个很贤淑的女人,脸上随时挂着笑容,对客人很热情。他们的大儿子黄超群在忠县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附近的凌云公社小学当了老师,周末回家来,穿着当时最时尚的灯芯绒衣服,他很像母亲,脸上也随时挂着笑容。 黄仲荣的弟弟黄仲华就住在隔壁,他比哥哥还活跃,眼睛大大的,戴着顶帽子,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他每年养的大肥猪都是两三百斤重,这在那个时代是极为稀罕的。由于猪太肥了,到了年终宰杀时从圈里赶出来都很困难,但是他的脸上却因此堆满了灿烂的笑容。他女儿嫁给了当时区委副书记谢宗全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儿子,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黄仲华儿子黄亚群后来也参加工作进了烟草公司,他本人则成了公社的炊事员,后来正式退休。 另外一个弟弟黄仲贵是公社广播员,和我同一个食堂吃饭多年,彼此都很熟悉,也是个很能干的人。 住在黄仲荣对门的是刘松云一家,刘松云已经60多岁,但是身板硬朗,劳动起来抵得过年轻人。他眼睛似乎有些模糊,随时像有异物沾着。他夫妻二人养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光成,小儿子的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是个哑巴,人们就叫他哑巴。我去的时候刘光成正好挨斗争,他和隔壁的周家媳妇发生矛盾,欺负周家懦弱,竟在大白天把周家媳妇按在石坝里公开猥亵,压得周家媳妇失魂落魄喘不过气,事后居然说:“把老子鸡鸡都搞扭气了。”为此,他被大会斗争,他上台挨斗时还恶狠狠地瞪着眼睛。 哑巴据说是小时吃错了药,后来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虽然是哑巴,他却很精明甚至还有点幽默,喜欢比着手势和我开玩笑,他伸出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再把右手食指往下一按,就是调侃我——照结婚像了吗?后来我见到他也就对他比这个动作,他就哈哈大笑。这哑巴气力大得很,性情刚烈,在1969年8月19日围攻知青的血腥事件中,哑巴出手最狠,挥动钢钎将年仅17岁的插队知青“马儿”活活打死。此事几成定论,到底是真是假却不得而知,因为哑巴不能开口说话。 靠刘松云下侧的是黄家然,他儿媳妇叫刘纯芳,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和所有农村女性一样,肩上挑着一担粪桶奔走在山岭上,同时背上还背着吃奶的孩子,汗水沾湿了零乱的头发,从不叫苦,她和一般女人不同的是,嘴巴有几分风趣也有几分锋利,说起话来没有几个人可以抵挡。那时人们不知为何都戏呼她孩子为“孔老二”。 和刘纯芳性格迥异的是住在场口外的一个叫冉瑞淑的年龄也不到30的女人。冉瑞淑是从附近老龙大队嫁到这里来的,生得白白净净,眼睛水灵灵的,扎着两条小辫子,在乡下可算出色的女人。她男人叫黄红,常年在新疆务工,家里就只有她带着两个孩子,大孩子不过两三岁,小孩子还背在身上。她平常总是用背带背着小孩子再把锄头扛在肩上,锋利的亮闪闪的锄头在孩子的小脑袋后面晃来晃去却永远不会伤着孩子。她不大言语,眼中似乎充满哀怨,活脱脱一个怨妇。当时为她家占用土地打地基准备建房的事情去找她谈过话,好象是占地手续不全。那块地基就在靠近吴家场的路边,已经用石条铺好的地基迟迟没有建房,地上已经长满了荒草。问她男人什么时候回来,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低头望着自己的脚,淡淡地说了声:“那个懒汉……”
最有名的人是姚毛儿
吴家场上最有名的人是姚毛儿(儿化音),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大名姚青术,出身贫下中农,刚翻身做主时大约也跟着分过胜利果实和田地,一度他还当过力夫,劳力很不错的。后来人民公社越搞越没吃,他就懒干活了,天天躺着睡大觉,久而久之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懒汉。他算得上最真资格的无产阶级,四十多岁了,没有老婆,没有房子,没有农具,简言之,没有任何财产。公社为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给他修了一个不足一丈见方的小土屋,他就睡在空荡荡的地上。他穿的是政府每年发的一件救济棉衣,天热了就把里面的棉花扯出来当单衣穿,衣服破烂不堪从来没洗过,上面爬满了虱子,臭气熏天。他的头发沾满了成年累月的赃物,一绺绺地纠结着,脸像锅底一样满是污垢,分不清五官的位置,只有眼睛眨巴时才露出一条缝隙。 他懒得出奇,从来不劳动,当然也就分不到多少粮食,由此他却锻炼出了惊人的耐饥饿的能力,可以几天不吃任何东西,躺在地上睡大觉,但是吃起来却可以一口气把一洗脸盆青菜汤吞下去或者把一个大南瓜硬生生地吃掉。他一年四季中最惬意的就是包谷成熟的季节,深夜里他像土猪(一种喜偷吃包谷的野生动物)似地钻进青纱帐里大吃包谷,据说他连把包谷从杆子上扳下来的力都不愿使,直接就弯着身子把嘴巴凑到包谷上去啃,有人夸张地说,姚毛儿一晚上能啃一块地的包谷。到了腊月,村上开始杀年猪,姚毛儿会很耐心地站在一旁观看杀猪的全过程,他的真正用意当然不是参观杀猪而是有所期待,等到杀猪匠手执明晃晃的利刀把肥猪开膛破肚,将臭哄哄的猪肛门和猪羞剜下来扔到一边时,他一直眯着的眼缝里忽然发出亮光,一下扑过去将那些血淋淋的东西抓起来塞进嘴里大嚼并生吞下去。有时姚毛儿也能为生产队做点事,夏天,队里的堰塘干涸了,捞起来一桶小鱼,队上的十多家人便围着等待着分配,鱼有大有小,这下负责分配的人就有些为难,于是就把姚毛儿叫来,他抓起哪条就是那条,人们就算有意见也没啥可说的。姚毛儿不会白干,最后一条大鱼是自己的,他双手抓住就像啃包谷似的生吃了,可怜的鱼痛苦地摆动挣扎着,一会就被咬得支离破碎,姚毛儿满嘴是血,却吃得津津有味。也怪,他从来就不拉肚子,任何病都没生过,一生都没有花过一分钱医疗费。 姚毛儿一无所有却四肢发达,居然也喜欢眯着眼打量女人,偶尔会从眼缝里斜透出一种奇怪的眼神。他有个亲弟弟叫姚青灿,是生产队会计,也穷得叮当响,但好歹娶了个老婆,好像叫王宗兰。这王宗兰也跟着受苦,女人每月的那几天来了什么对策都没有,就让那东西顺着腿流,还照样上坡干活。就是这样穷,他们竟然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晚上一家六口挤在一张叽叽嘎嘎的破床上睡。这一切对于姚毛儿来说已经是共产主义一样美好的生活了,他心里便有些痒痒的。一天,刘松云对姚毛儿说:“姚毛儿,你天天睡地下,你看你弟弟那床铺多舒服,弟弟不在的时候你去睡就是噻。”姚毛儿听刘松云一说还真的动念了,那天看见弟弟不在,弟媳妇一个人睡在床上,就跑过去往床上挤,把弟媳妇吓得哇哇大叫,顺手抄起一把粗硬的扫帚照姚毛儿身上乱打,一边打一边大骂:“打死你这个烂鸡巴!”声音惊动了整个吴家场,其结果是姚毛儿抱头鼠窜,后来刘松云问他:“姚毛儿,你弟媳妇那床上怎么样?安逸吗?”姚毛儿耷拉着脑袋吞吞吐吐地说:“……她……拿扫帚疙瘩……打我……”此事成了村民们津津乐道的“保留节目”,一直传诵了很多年,我去没多久就知道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好几个版本。
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
安乐八队的社员们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饥饿和半饥饿状态中,粮食匮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共产党执政二十多年来,虽然天天都在高唱“社会主义好”,可是当你面对那一张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脸、一双双没精打采黯淡无光的眼睛和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模样时,你才知道他们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他们的贫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我出任生产队长,竟使全队人感到为难,难什么?难在我每天要吃饭! 山区的农民非常朴实善良,从古到今,他们都是好客的,家里来了客人,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生怕客人吃不好。但是,现在他们的确贫困到了无法款待客人的境地,他们为难了。 但是,总不能不让我吃饭啊。队里的几个干部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全村十多户人家轮流接待我,每家负责15天,先从生产队长家里开始。这种轮流供养的方式俗称“吃零供”,大凡老人到了不能劳动的时候,就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也就是“吃零供”。我这个生产队长本来是去领导他们学大寨的,却成了他们无法推卸的包袱,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第一天就到了队长家。队长叫向志雪,30左右年龄,戴着一顶已经变成灰白色的帽檐耷拉下来的蓝布帽子,衣服也是灰白色的旧蓝布,上面重叠着补丁,个子有些瘦小,见到我,叫了声“陈队长”,笑容中带着几分朴实几分苦涩。 向志雪的家在杨国旺诊所的背后,房子是老式的木屋,和吴家场上所有的房子一样,都已经饱经沧桑了,里面拥挤而狭窄,而且非常阴暗。屋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一张宽大陈旧的木床,上面堆着至少用了两代人的发黑的老棉被,床上是四季不变的四角残破的竹篾席——当时整个忠县农村都是如此,即使是像黄仲荣那样条件较好的人家,也从来没听说过在寒冷的冬天使用床单的,一律都是睡冰凉的篾席,而且是很粗的黄篾席,能睡上细密的青篾席,那就算高档次的生活了。 到向志雪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吃饭登记表”贴在墙上,就和前一年在沥石大队潘全槐家中一样。 向志雪看见我在贴“吃饭登记表”,大声说:“陈队长,算了吧,莫去贴,说起都不好意思哟。”我坚持要贴,说这是我们的制度,必须要执行。向志雪还是不让我贴,最后在我一再坚持下才终于贴上墙了。 向志雪一家三口,老婆是个很本分的女人,头上包着帕子,散乱的头发从耳际垂下,她也只有三十左右,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她和我招呼过后,就不言不语地只顾蹲在地上剁猪草,菜刀反复地举起又砍下,发出有节奏的“砰砰砰”的声音。儿子乳名“云崽儿(读儿化音),就在安乐寺读书,也和他爸爸一样,戴着一顶灰白的帽子,连笑容都和他爸爸一样,朴实中有几分苦涩。 我对农村并不生疏,多年的插队生活,已经使我和农民有了很深的感情,我不论到哪里的农民家做客,都能迅速和他们交上朋友,打成一片。至今我都反对城里人无端歧视农民,每次看到农民在城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想为他们大声疾呼,我的这种思想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 有一句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是用来比喻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是真正的“无米之炊”,又有多少人体验过呢?我到向志雪家吃饭,算是真正让他老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那时农村的口粮每人每年只有两三百斤,其中主要是红苕玉米之类的粗粮,大米少得可怜,有一点点米,家家都要留来待客,而待客时,女人是不能上桌子吃饭的。我估计,那时农村的家庭主妇,一年四季根本就没有机会吃上几顿米饭,完全是菜蔬红苕充饥。 看得出来,向志雪的老婆为我的伙食颇费筹措,她一定想把饭菜做得好一些。她把黑黑的盐罐掏了又掏,拈出半粒水果糖大小的一点黄色的东西来,丢到烧红的大铁锅里去,用锅铲使劲压在锅底,发出一阵阵“滋滋”声,随即冒出一阵油气,原来那点黄色的东西是极其珍贵的猪油!农民那时是绝对没有机会吃猪油的(什么油都不行),条件好点的家庭如果一年到头能养肥一头猪,宰杀后必须将其中的一半边交给国家,称为“边口肉”,剩下的一半边才可以自己吃。由于粮食奇缺,人的口粮都不够,哪里还有多少用来喂猪呢?所以即使肥猪出槽时,也只有百来斤毛重,除去皮毛污物等等,再交一半边给国家,就剩不了多少了。其中最宝贵的就是猪油,大概有两斤。这两斤猪油要吃整整一年!农家的主妇们就将其切成一粒一粒的放进盐罐腌起,等到有客人时再拈一点出来炒菜。我所看见的正是这个场面。向志雪的老婆见猪油煎得差不多了,就把一大筲箕青菜倒进锅里,只听见“扑哧”一声,那点可怜的猪油就没了一点踪影。 她又拿出存放了很久的一点点米,大约有二三两吧,放进一个小茶缸里,再小心把茶缸搁在一大锅红苕面上,盖上硕大的锅盖,就用猛火蒸起来。等到一大锅红苕都熟透后,那一小茶缸米饭也发出了阵阵香气。 到了吃饭的时候,几大碗热气腾腾的青菜端上桌来,另外还有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红苕豆腐——用红苕磨制的淀粉做的豆腐。最动人的场面出现了:那一小茶缸米饭端到了我面前,是专为我蒸的,他们的碗里无一例外地盛着山一样隆起的红苕。 这时我看见了一双可怕的眼睛,那是云崽儿的眼睛。不到十岁的云崽儿站在桌边,双手捧着碗,眼睛直直地向我面前的米饭看过来,那眼神中充满了渴求、向往和压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觉得握筷子的手有些战抖,愣住了。 “云崽儿”,向志雪轻轻叫了一声,示意儿子不要这样。但是云崽儿仿佛什么都没听到,喂进嘴里的半节红苕都忘了吞,就直直地盯着我面前的米饭。 “云崽儿!”这次向志雪大声叫了起来,才把云崽儿叫“醒”了,赶紧把半节红苕吞了下去。然而,只有几秒种,云崽儿的目光又一次射了过来,就像沾住了似的,不再离开。 “云崽儿啰……”向志雪这次的口气不再严厉,只是非常无奈。 我还一口也没吃,怎么吃得下,起身把米饭推到了云崽儿面前,“吃吧”,我对他说。他迟疑地仰起头来看着他爸爸,没敢动手。 “云崽儿!”向志雪又严厉起来了。 我叹了口气,端着那点米饭走进灶屋,全倒进了红苕锅里,然后我自己盛了满满一碗红苕走出来。 “陈队长——这,这,这才不好哦……”向志雪脸上挂满了苦笑。 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 以后我轮流到每家吃饭的情况都大约如此,主人热情而尴尬,脸上挂着苦涩的笑容。我深深地为他们的淳朴和厚道所感动,也为他们的贫困和无奈叹息,我忘不了他们,曾经在最困难的年代照顾过我的伙食,虽然是粗蔬充饥,却让我感受到了山民的善良。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勤劳,本来是不应该挨饿的,可悲的是那个荒唐的时代,几乎堵死了一切可以让他们自由发展的道路。在当时,那叫做“堵死资本主义的路”,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好像到处都是可怕的洪水猛兽一般的资本主义,这真是太委屈他们了,因为他们连资本主义的影子都没看到更无缘享受,社会主义他们倒是见识够了,那就是极度的贫困。
辛辛苦苦造“大寨田”
就在为填不饱肚子发愁的时候,农业学大寨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一会儿这里在开誓师会,一会儿那里在开现场会,登台讲话的人总是声嘶力竭地把声音提到高八度,加上高音喇叭播放,声音就像滚滚惊雷直冲云霄。 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在文革前全国就开始学大寨了,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到处都在唱“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了。到了文革,学大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在农村插队时,一切活动言必称大寨,口号铺天盖地而来,像什么“学大寨人,走大寨路”“干部学陈永贵,社员学大寨人”等等,年年都少不了的一句口号是“学大寨,跨农纲”,用石灰浆在那些山崖石壁上刷出醒目的巨幅标语,第二年又在老地方再刷。“跨农纲”是怎么回事,现在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了,有必要简单诠释一下。农纲是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简称,其中有一条内容大致是,长江流域的粮食生产要实现亩产800斤以上。所谓“跨农纲”,就是实现亩产800斤。我清楚地记得,岩石上的口号先后写过“七○年坚决跨农纲”“七一年坚决跨农纲”,我曾经对一个知青朋友说,其实明年这标语不用重写,只改一个字就行了。 到了冬天,要变冬闲为冬忙,搞得村村紧紧张张,连大年三十正月初一都不准农民休息一天,全部都得到山坡上去干活,美其名曰“过革命化的春节”。农业学大寨有许多许多的内容,但是除了虚张声势外,落到实处就只剩下一点——造田,具体讲,就是在坡上用石条砌一道坎子,里面填土种庄稼。这个工作后来发展到了搞“人造小平原”,也就是把范围做大一些而已。从六十年代起,造田的工作就没有停过,每年到了冬天,社员们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开山打石甚至放炮炸山,硬是要在山坡上造出梯田来。本来,改田改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谁不想把田园建设得更富饶美丽呢?但问题是,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全国一窝蜂,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就肯定会失败。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熏陶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跟形势走过场,从来只重过程中的态度而不重结果是否有实绩,在此情况下,学大寨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我去安乐八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社员们学大寨,去不久,全大队就制定出了当年的学大寨计划。按照公社的指示,彻底改变以前小分队作战的做法,实行大兵团作战。以前是每个生产队各自造田,由于劳动力少,所以造田规模一直很小,现在改为将几个生产队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一个队一个队造田,当然就能扩大规模了。全大队九个生产队分三块,分别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所在的八队属于第三块。为了使每一个队都能受益,决定每年突击一个队,转战三年把全大队改造完。 七八九三个生产队先从九队开始,说干就干,在一个严寒的冬日,我拿着錾子手锤和几十个农民一起走向了位于九队的一个荒草坡。 这是一个坡度约50度的山坡,坡上原来只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一丈左右的小块土地,小块土地之间是间或冒出地面的青黑色的巨石和灌木杂草。我们的任务是就地取材,将那些巨石开出来顺着山坡砌一道长长的石坎,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小块土地全围进去,再到旁边山坡挑来一些泥土,高低拉平,做成一块梯地。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工程依靠的不过是一些原始的工具和一些饿着肚子的瘦骨伶仃的劳动力。这个场面有些滑稽,口号都是气壮山河的,什么: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大干快上,改天换地!但是,在工地上劳作的人却无一个不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无精打采,这样造出来的梯地是什么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一切劳动都是沉重的体力劳动,最艰巨的是大锤破石。那些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全凭手工一点点打开,岂是容易之事。石匠们要先在石头顶上打出一排“削眼”,每个“削眼”间距不到一尺,打好“削眼”后再把铁“削子”一个个插进“削眼”里,这时大锤手便挥动大锤依次向每一个“削子”砸去。大锤手需要有非常好的体力和熟练的技术才能挥动大锤并准确地砸到只有一寸见方的“削子”上去。大锤足有20多斤重,有一尺长,在中心位置穿过一根长长的桑树枝做锤把,大锤手握住锤把长长地运气,嘴里哼着悠长的山歌一般的号子,等到气运足后,就双手提起大锤,一边继续哼着号子,一边将大锤慢慢从侧面移到背后,长长的有几分柔软的桑树枝连着的大锤悬在大锤手屁股下面前后甩动,这时大锤手仍哼着悠长的山歌一般的号子,其实这是在积蓄力量和瞄准“削眼”,等到一切就绪后,大锤手将悬在身后的大锤慢慢举起来,锤把弯得像弓,忽然大锤手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猛喝:“嗨!”,沉重的大锤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便“当”的一声砸在地上的“削子”顶上,闪出几点金色的火星。 这个姿势实在是很伟岸的,我写到这里,眼前又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高高的巍峨的岩石之巅,一个赤着胳臂的大锤手将沉重的大锤举过头顶,他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蓝蓝的天空,斜射过来的阳光将他手举大锤的姿势定格成了一个美丽的剪影。 可惜从来没有画家留意过这些大锤手,不然,一定会画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来。 巨大的岩石靠“削子”一点点地震开裂缝,然后轰然裂成两块,再用同样的办法一分二,二分四,直到破成一块块砌坎子的石料,“大寨田”就靠这样一点点地造出来。 我的手锤和錾子这时派上了用场,其他技术性强和体力强的事我做不了,我就在那些已经很小的石头上去打“削眼”。这是石工中最基本的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看上去好像轻巧,手锤打在錾子上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其实不然,我一打就“黄”。熟练的石工眼睛是不看錾子顶端而只看錾子尖的,而我必须看着錾子顶端,怕手锤打偏了落到手上,人们就笑我:“陈队长,哈哈,打不来削眼。”我也就学着不看,这样,握着錾子的手就被手锤反复锤打,痛不可当。我好不容易打了个“削眼”出来,却插不稳“削子”,还要别人来返工。 说实话,我是发自肺腑地佩服那些农村的汉子,他们拿起锄头就是农民,拿起錾子就是石匠,拿起篾刀就是篾匠。一般的石工活,自己拿起錾子手锤就做了,根本不请石匠;一般的竹器,自己砍根竹子来就编织了。几乎家家户户的男人都是如此,我不佩服都不行。 砌坎子的石头远一点的就抬,近的就用手推(方言读抽),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个青年一起推一块石头时,由于石头太重,不小心砸到我左脚踝骨上,几个青年赶快一起使力将石头推开,我痛得站不起来,还好,只是表皮受伤,但是从此脚上却留下了伤痕,直到现在还隐约可见。 经过辛辛苦苦造的劳作,我们终于造出了一块“大寨田”,但是就在第二年春雨时节,这块“大寨田”就被冲垮了,砌坎子的石头冲得七零八落,我们算是白忙了一场,其实,那几十年有多少事不是白忙了呢? 七、八、九队按照联合作战的部署,要三年才能依次完成,到了第二年,已经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那时又有了新的“战略部署”。七队和八队的人也算是白帮了九队的忙。 —————————————————————————————————— 【书海泛舟】
荒唐的武斗 (《跋涉者》选读)
何满子 口述 吴仲华 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编第七章“农村十二年”第四节。 何满子在毛泽东时代先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右派分子”,文革初期又被赶出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押解回浙江富阳老家农村,在农村被“监督劳动”了十二年。本节里写的是作者亲见的浙江两派的血腥武斗如何波及到乡间的情景。
“文革”十年,有人称之为“荒唐岁月”,这倒是说到了点子上。“文革”中涌现的各类荒唐可笑而又可悲的事,实在数不胜数,武斗便是其中的一项。 运动开始不久,上头就有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按我的理解,这是针对当时揪斗斗争对象的手段而言的。就是说,要触及灵魂,而不要搞肉体的惩罚。哪知已经被煽动起来的无法无天的革命行动,很快上升为造反派之间夺权、夺位、夺利的斗争。要“夺”,当然就要斗。于是,在革命名义下纠集起来的造反组织,纷纷拉队伍,占山头,许多大小城市大打派仗,加上当时被捧上了天的“革命旗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更是火上加油,到处打、砸、抢风行,这时的武斗,已经成为造反派之间相互敌对的肉搏战了。不仅是造反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连农村里老实巴脚的农民也卷进去,搞成了一片混乱,还不知到底为什么。 前面说过,我们公社的造反派是“红暴”一边的。其实,参加造反组织的是极少数,多数农民哪管你什么红暴绿暴,更不懂“红暴”与“联总”有什么区别。即使参加“红暴”造反派的,也大多不懂这一套。大多数农民想的是,抓好夏种秋收,争取一个好收成。这两年刚刚从可怕的饥饿年代度过来,气还没喘透哩,谁不想肚子吃得再饱一点、好一点。所以,除了奉命开会,农民们对运动是相当冷漠的。 可是,村与村之间,因为所属派别的不同,就自然而然引发了相邻村庄历史纠葛中所产生的愤恨情绪:哪年划分公社界限时,哪个村占了我村多少便宜;哪年哪个村斫了我村多少树;哪年为争水灌田发生械斗时我村又吃了多少亏哪,等等等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翻出来了。我村本来据说是吃过许多亏的,现在倒反而成了邻近村庄攻击的目标。人家同“联总”的十多个村,说是要来联合攻打我们的村了,这就激起了全体社员的反抗激情,不管是不是参加“红暴”造反组织的,都一致行动起来,摩拳擦掌,“保卫村庄”。家家把镰刀、铁锄、菜刀磨得锃亮;青壮年有的是力气,用木杆、铁器制成尖锐的长矛;在退伍军人指导下,自制了土手榴弹。沿进村小路边的房屋,各家墙与墙之间,都打通了一个缺口,是为作战时自己人进出和方便联络用的。真是“像煞有介事”似的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气氛越来越紧张。每天村里都派出“探子”到村外高地去监视敌情,随时回来报告。已经多次传闻“联总”要进村了,并且说,“敌人”进村后说不准要烧杀掳掠,奸淫妇女,于是家有少女、年轻媳妇的纷纷逃往外地亲戚家,我家两个女儿也不得不转移到上海叶帆家暂避。这时正是晚稻田间管理的重要时节,但为了备战,人们哪里顾得上农活呢! 终于有一天“大战”爆发了。“联总”的联合部队进军到距本村仅两三里的有利地势后,就显示了现代武器的威力,步枪、机关枪嗒嗒嗒一阵响。这时我村一片寂静,沿进村小路旁的人家和目标显著的人家,都疏散到村中心区的房屋内了。这里小街纵横曲折,院与院之间多有通道,非本村人走进这“八卦阵”,十有八九是转不出来的,这给“逃难”的人们很大的心理安慰。我村的“武装部队”也早就隐蔽在山边田坎边,而且在有利高处架设了一挺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机关枪。不久,“前线”传来消息,说要注意隐蔽、分散,敌方有“六零炮”。密集的枪声响了一会儿,果然说是“敌人”进犯到村口大路边了。我方战士十分英勇,手握长矛镰刀各式武器,有的还光着上身,赤膊上阵冲上去。双方在田间、大路上展开了肉搏战。我方的一挺机枪一会儿在这里放几枪,一会儿又搬到那里放几枪,目的是迷惑“敌人”,这倒真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天下来,据说双方都有伤亡。天近晚了,也许是“敌人”感到这攻坚战很难制服对方,而且村内有出了名的“八卦阵”,终于不敢进村,把队伍拉回去了。 这样,我村算是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大家兴高采烈,口沫横飞地叙说着当天的战况,说双方肉搏时,我方战士如何如何用长矛活活戳死受伤的“敌人”。这种原始性的残酷,叫人不寒而栗。而且这些勇士竟没有想到,这活活被戳死的,不过是同自己一样受愚弄的贫苦农民老乡,也就是一贯说得最响亮的话语——阶级弟兄,并不是什么“敌人”。这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那天,我村的战士也伤亡惨重,死了3个,受伤好几十人,这给我们贫困的村里造成很大的不幸。那时富阳县还是“红暴”当家,死难者受到县里的表彰,追认为烈士,隆重地安葬,家属享受优待。然而,武斗的形势像万花筒般地变化莫测。以后“联总”打败“红暴”,在富阳当了家,而且大摇大摆地进驻到村里来了。我们村在武斗中死难的人,就被喊成了“反革命”,家属也成了“反属”,一切优待自然也取消了。这以后不多久,县里当权的“联总”又下了台,“红暴”又上台了,又给我们村死难者平了反。 如此这般的反复折腾,农民老乡越弄越糊涂,到底在搞些啥名堂啊?只有结局是清楚的:等到这场武斗闹剧收场,田地里的庄稼大都死的死,败的败,收不到粮食了。我们生产队抢着种了点荞麦之类来救救急,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于是,这年乡亲们又吃了缺粮饿肚子的“二茬苦”…… —————————————————————————————————— 【故纸堆】
保卫四清运动成果 制止拆队分队歪风
徐小青 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浙江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主办《革命农民报》第2期(1967年4月4日出版)。
最近,杭州市郊留下地区、红村大队贫下中农社员及时制止了拆队、分队的歪风,痛击了资本主义势力疯狂反扑,保卫了四清运动的成果。 红村大队,在四清运动中,通过学习主席著作,社员觉悟大大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一致要求把四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进行核算。自去年十月份并队以来,大规模地平整了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修建了24间新房,五间六座的鸡舍,添置了变压器,有力地推动了集体生产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社员群众的思想革命化。 文化革命深入开展以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蒙混过关,纠合了社会上牛鬼蛇神,利用一部分社员的私心杂念,挑动宗派纠纷,闹拆队,妄图以此转移斗争大方向,并推翻四清运动伟大成果,破坏春耕生产,达到反攻倒算目的。他们拉拢一批人,蒙蔽一批人,大吵大闹,在一月中旬,导演了一场所谓“无记名投票”的丑剧,强行拆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社员,心明眼亮,不仅及时地揭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并且还主动组织群众学习主席著作。通过学习,普遍提高了觉悟。 红村大队革命派通过组织干部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以后,支部书记当场沉痛地说:“拆队我不同意,但是,不敢挑担子,怕别人议论,一气之下,撒手不管,这更是错误思想。”贫协主席说:“拆队有人骂,并队也有人骂。听毛主席的话,坚持大方向,被敌人骂就是值得。”干部的思想统一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在社员大会上,生产大队长、支部书记进行了检查,指出拆队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挑动的,我们绝不能上当。许多受蒙蔽的群众通过学习《纪念白求恩》,并进行了回忆对比以后,纷纷觉醒过来了,找到了自己错误思想的根子,原来生产搞得较好的队,收入较高的社员,怕并队后影响生产,降低收入;生产较差的队,收入较低的社员,怕人家说他们占便宜,就赌气,拆了干脆。有的人甚至是为了拆队后借钱可以方便些。所有这一些,都是私字在作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掉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拆队、并队”反映了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反映了人们头脑中两种思想的斗争。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放松了主席著作的学习,“私”字抬头,才上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当。 当前,该大队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广大群众,在解放军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以后,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生产队干部丢掉“怕”字,换上“敢”字,挑起了生产的担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正在大抓主席著作学习,猛促春耕生产。春花培育、茶地管理、早稻秧苗培育搞得如火如荼,春花生产普遍良好,呈现了一片大丰收景象。 —————————————————————————————————— 【编读往来】
边犊:2016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二件事
1. 巨型毛泽东像刚落成即被拆。 2016年1月5日有媒体报道: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朱氏岗村村民集资建造了一座36米高的金色毛泽东雕塑后,引发各界关注。1月7日,当地政府部门称,该雕塑未经过登记、审核,现已拆除。1月9日,不少大陆媒体刊发了现场照片。 2. 《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有关文革五十周年的表态。 1月和3月,《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经常代表官方发表一些《人民日报》不便直说的言论)连续发表社评,认定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时有两派偏激的意见值得注意,一派是“彻底反思”派,要通过追究“文革的责任”煽动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把所谓“反思”变成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另一派是“重新评价派”,认为文革有反官僚、反腐败的正面价值,要以“重新评价”来否定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环球时报》这一说法实际上道出了在2016年为什么会从上到下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原因。在5月16日这个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敏感日”,官方媒体保持沉默,直到深夜23时,新浪微博《人民日报》官方帐号才发表一篇署名任平(意即《人民日报》评论员)题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文章(17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发表),表示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 3. 重庆“红卫兵墓园”、汕头塔园文革博物馆均被封闭。 在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气氛下,从3月底开始,重庆市沙坪公园内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红卫兵墓园”(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被封闭,清明节时戒备森严,有墓主亲属前去祭扫也必须凭身份证才能进入,而当年校友、同事等则一律不准进入。位于汕头塔山、建成开放于2005年的中国唯一的塔园文革博物馆也在4月里被封闭。原刻着已故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所题的“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等名人题词的碑刻也被宣传“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幅广告覆盖,随后更被人用黑白水泥涂抹毁坏。每年都在园中为文革死难者举行的公祭仪式也被取消。 4. 文革前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个成员戚本禹去世。 4月20日,戚本禹在上海去世。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特别是在1966至1967年间以“中央文革首长”身份到处发表讲话、指示,影响极大,其所写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67年3月30日新华社播发,《红旗》第5期发表),以歪曲史实栽赃陷害等手法诬称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不点名批判刘少奇并指称其为“老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此文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批示称赞“写得很好”。1968年初却被毛泽东抛弃并关进秦城监狱。1983年11月2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戚去世时其回忆录由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该书中许多掩盖或歪曲史实真相的内容遭到史学界指责,而该书中对毛泽东、江青等人的吹捧和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歌颂则得到一些人的赞赏。 5. 人民大会堂再唱文革“红歌”。 5月2日晚,“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型交响演唱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演出,少女组合“五十六朵花”演唱了包括《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在内的30首所谓“红歌”。演出时背景天幕上还打出了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军装头像及文革时期的标语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争议蜂起,特别是在全国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形势下出现这样规模与规格的演出,引发各种猜想。演出主办方之一的中国歌剧舞剧院还发表声明称演出共同举办单位中的所谓“中共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是一虚构单位,对这种欺骗行为将依法追责。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亦发布声明,称申请演出方违规增加演出主办单位,虚构“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还有人上书要求对此次演出进行严查。但后来未知查处结果。 6. 海外媒体大量报道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5月,在中国大陆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许多有影响的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中文网、英国BBC中文网、FT中文网(英国《金融时报》为中国读者推出的服务网站)、法国世界报、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香港端传媒等,纷纷发表了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的专题报道和一线采访,绝大多数还推出了《纪念文革五十周年》特别专辑。 7. 美国、日本分别举办文革摄影展。 5月中旬,在纽约法拉盛一家社区银行的展厅举办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文革——文革50年反思图片展》。展览开幕时,主持开幕式的天问联合学会会长、哥大客座教授、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博树提议为在文革中因各种原因,包括批斗、屠杀、劳改、镇压异议者,死于非命的数以百万计死难者默哀。图片展总撰稿李伟东指出:文革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是民族还在流血的伤疤。文革没有真正画上句号,“我们至今没有像德国人民那样可以荣幸地告别纳粹时代。他们通过深刻反思和自我忏悔,让一个伟大民族重新在欧洲站立起来。” 11月,75岁的日本摄影师荒牧万佐行在日本举办了个人摄影展《中国文化大革命50年と今日》,展出了50年前他在中国拍下的照片——1967年初,中国正值文革的造反夺权高潮期间,对外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25岁的摄影师荒牧万佐行受《每日新闻》派遣到中国进行了两周考察,冒险偷偷拍摄了约3000张照片并顺利带回日本。如今这些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8. 中国旅英留学生以手工书纪念文革死难女性。 6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展览上,硕士毕业生、旅英八年的中国90后艺术家寒冰展出了《妄书》三部曲之一,一本洁白肃穆的线装手工书。棉纸上印着65位中国知识女性如花的容颜,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其中20位女性的面容从纸面上消失。每翻过一页,那些浅笑嫣然的容颜就少一些,直到1977年,十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她们全部消逝。 9. 《炎黄春秋》杂志被强行接管。 7月,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文史时政月刊《炎黄春秋》被主管部门强行接管。该杂志多年来每期都要发表记述文革真相、反思文革教训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拥有数十万自费订阅的读者(是同类刊物中自费订阅的最高纪录)。从2016年第8期起,因编辑人员和编辑方针全部改变,整个杂志面目全非,许多读者表示不会再订阅或购买、阅读。 10. 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大量发表文革回忆和反思、讨论文章。 在国内纸媒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形势下,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一些微信公众号大量发表了有关文革的回忆、反思文章及展开了相关的讨论,一些意见和资料得到迅速传播。虽然也不断会有网管的监控、删除甚至封号等威胁,但网络的作用仍然是难以估量的。 11. 《往事》主编李宇锋病逝。 从2004年9月28日创刊、坚持了十二年的民间历史刊物《往事》,主编李宇锋因心脏病突发,于2016年12月31日在山东东营去世,终年53岁。李宇锋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因病致残(基本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但他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在新世纪之初与身患癌症的郑仲兵老师等一起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编辑并自印赠阅民间历史刊物《往事》,从第一期的《漫谈文革座谈会》到他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期134期(黄一龙:《牛棚是个大学校》,2016年12月8日出刊),在十二年间陆续发表了许多文革回忆与研究文章,对推动文革研究和抢救文革史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还抱病主持了一些有深度的座谈会、研讨会、追思会,主持录制了大量文革风云人物的口述资料……正如郑仲兵老师悼文中所说:“他以严重残疾的身体,做了那么多健全人所难以做到的事”。他是民间文革研究、史料抢救和网刊编辑的重要领军人物。 12. 国外多地举行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 2016年在中国大陆全面禁言文革五十周年的同时,一些外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举办了多场不同主题、不同维度有关文革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4月在德国科隆大学,5月在纽约,6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0月至11月在日本明治大学和东京学习院女子大学、静冈大学,12月在法国洛林大学……一些应邀与会的中国学者受阻未能成行。一些文革研究者被约谈、被警告:不得外出参加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不得撰写文章向外投稿、不得接受外媒记者采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在为加州大学研讨会论文集所写序中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看到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能够吸引这么多优秀学者,能够展开这么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并且在我的校园内举行,自然感到高兴。但同时,我也感到心酸,似乎气氛有点‘不对’:这种大会应该在中国开。”“不能在中国开的原因众所周知,但作为一个美国学者,看到中国同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会议,还是感到遗憾。”
宗庶:2016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夏衍著,沈宁、沈旦华编《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内有《“四清”日记 》、《1967年初春笔记》、《“文革”日记》等),中华书局,2016年1月。 汤一介著《我们三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1月。 周仰之著《梦思故国静听箫》(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期间作家周立波的人生轨迹及家族命运的长篇散文,作者是周立波的孙女),团结出版社,2016年1月。 高振普著《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1月。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 郑谦著《中国是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北京出版集团,2016年1月。 徐方著《干校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黄巍著《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诗集》,九州出版社,2016年3月。 杨奎松著《“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郑重著《画未了:林风眠传》,中华书局,2016年2月。 何洁著《何洁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 张悦然著《茧》(长篇小说,讲述了源于文革期间的一起人身伤害事件,及围绕李家、程家跨越大半世纪、三代人的恩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6月。 钱理群著《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7月。 冯骥才著《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 曹乃谦著《同声四调》(记叙作者文革期间在工宣队、煤窑、政工办等处经历的长篇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 虞云国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2月。
陈仁德著《那年那月——显周山沟里的青春记忆》,自印,2016年1月。 陈懋智原著、陈仁德整理《浮生杂记》,自印,2016年1月。 凌耿著《从前从前有个红卫兵》,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2月。 王智涛著《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第十六章为“十年动乱 经受考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2月。 陆文光编著《文革词汇》,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2月。 《毛泽东的金棍子:姚文元与“文革”》(上、下),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3月。 《红祸——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世界华语出版社,2016年4月。 《群众暴政与政治投机:王洪文与“文革”》(上、下),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资深狱吏:康生与“文革”》(Ⅰ-Ⅳ),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与“文革”》(上、下),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我是小小老百姓:陈伯达与“文革”》(Ⅰ-Ⅳ),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权争、党争与其他:刘少奇走向文革》(上、下),台湾约翰·西西弗斯出版,2016年5月。 岑颖义编著《赤子》,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5月。 孙涛著《虔诚与疯狂》,香港·国际文化出版社,2016年4月(第二次印刷)。 胡发云著《迷冬——青春的狂欢与炼狱》(长篇小说),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2016年5月。 戚本禹著《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5月。 唯色著《杀劫》(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新版),台湾诚品书店,2016年5月。 宋永毅主编《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36卷),国史出版社,由美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出版电子书,2016年5月。 山月著《梦断武陵山》(长篇小说),香港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 毕星星著《山青石在:许石青评传》,香港·中国联合文化出版社2016年6月。 袁凌著《秦城国史——中共第一监狱史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6年6月。 曾龙著《我的父亲袁殊》,台湾独立作家,2016年6月。 《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重庆八中老三届同学回忆录》,自印书,2016年6月。 赵瑜著《少年劫——我的山西文革实录》,台北市新锐文创,2016年6月。 王春劼著《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台北市新锐文创,2016年6月。 杨继绳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7月。 满妹著《回忆父亲胡耀邦》(上、下),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7月。 马万兹著《巴蜀风云(上):栗子寨上炮声隆——记1967年涪陵大武斗》,香港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 刘长信著《体院·文革·周恩来——北京体育学院革委会主任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8月。 Seven I Levine著、吴润睿译《邓小平:革命人生》,台湾联经出版社,2016年8月。 王复兴著《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9月。 王复兴著《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9月。 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明镜出版社,2016年10月。 陈祖坤著《狂沙吹尽——一个武汉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10月。 周树林著《我的文革回忆》,香港·南方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10月。 李冰天、李炎天著《李作鹏画传》,香港·文史出版社,2016年12月。 卢鸿盛(原8341部队干部、北大江西分校党委书记)著《从未名湖到鲤鱼洲——1969年3月至1972年5月在北大支左的回忆与感念》,自印书,2016年12月。
陈仁德谈82期两文所记的钟德坤、刘家瑞两位志士
读罢《昨天》82期的《钟德坤留下的谜》和《因主持起草讨毛檄文而被处决的刘家瑞》两文,让我欷歔不已,肃然起敬,想不到文革期间在重庆还有如此志士。钟德坤让我立即联想起2000年前的荆轲刺秦。荆轲之英勇悲壮自不待言,但钟德坤并不逊色于荆轲。荆轲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并非出于国家民族之大义而刺秦,临行前尽情享受奇珍异物车马美女。钟德坤却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出于关心国家民族之命运而决定刺毛,且未有任何之享受。两者相比,高低立判。刘家瑞则让我想起东汉时起草《为袁绍檄豫州文》的陈琳和唐代起草《讨武曌檄文》的骆宾王,陈琳和骆宾王的檄文在当时造成的影响远远胜过文革时刘家瑞的檄文,刘家瑞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曹操宽恕了陈琳,武则天宽恕了骆宾王,两位大文人都没有因文获罪,更没有被杀头。曹操后来还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负责草拟军国书檄。武则天盛赞骆宾王的才华,叹息“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按理说刘家瑞和陈琳、骆宾王相比说不上有什么罪过,可是却被枪毙了。可见毛泽东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确非虚言,也可见曾经被反复标榜的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什么货色。钟德坤和刘家瑞被捕后都毫不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敢作敢当。钟德坤临刑的场面不可考,但我想必定是坦然的,他早就抱定必死之心,倘若真按计划实施了刺杀,他绝对也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家瑞临刑时“始终从容面对,视死如归。”则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也。 我为重庆曾经有过这样的志士而骄傲! 201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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