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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八十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月 02, 2017 9: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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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八十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12月30日第83期(增刊)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宋永毅 主编 《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目录
王海光 文革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选读)

争鸣
朗 钧 周泉缨与“揪军内一小撮”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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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目录

宋永毅 主编

《昨天》编者按:本书系2016年6月24-26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召开的“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包括会上宣读的论文和会外提交的论文),全书已在2016年10月由明镜出版社正式出版。

序 林培瑞
前言 宋永毅

I. 晚期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

“文革”意识形态简论 唐少杰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是“宇宙终极真理” 程映虹
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 李逊
文革中的“巴黎公社式选举” 何蜀
晚期毛主义的阶级话语混乱及其政治后果 吴一庆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道路”—文革期间的中国民族主义初探 程映虹
浅议文革“被杀思想犯”的认识高度 程惕洁

II. 新史实和新视野

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 徐友渔
文革中的选举:基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 吴国光
无法安息的亡灵:文化大革命和中共其它政治运动中死者的命运 周泽浩
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林彪悲剧的体制和个人因素 宋永毅
乌兰夫与毛泽东的相克——大量屠杀蒙古人的理论背景 杨海英
从陶铸事件看毛泽东的政治斗争的手段 丁抒
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 董国强

III. 毛泽东和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胡平
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陈奎德
毛泽东文革目的探析 日吉秀松
毛泽东与乌托邦——乱与暴的反噬 康正果
道路·理论·制度 杨继绳
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 宋永毅

IV. 军队和造反派

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 秦晖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奉旨”、“请旨”、“探旨”与“假旨” 朱学勤
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沪、汉两地为例(1966-1967) 王芳
“全国山河一片红”是怎样实现的?——从中共高层和军系矛盾切入的各地文革武斗真相透视 申晓云
解放军与文革的几个问题 丁凯文

V. 文革和暴力

文革开端的暴力与工作组问题 陈闯创
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南外王金事件个案分析 乔晞华
文革“恶攻罪”的前生后世——关于反革命“煽颠罪”的历史考察 王海光
迟到的正义:广西处理“文革”乱打死人问题的启动 宋国庆
文革屠杀与纳粹屠杀:一个尝试性比较 张博树

VI. 红卫兵思潮和群众运动

大院文化、英雄观、生理特性及其它——红卫兵思潮探讨的新角度 米鹤都
重探红卫兵运动的“预演”:以北京六中“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为中心 杨隽
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印红标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研究 金光耀
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抢“黑材料”风潮 樊建政、董国强
社会视野下的武汉文革 徐海亮

VII. 对文革研究的再研究

文革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展望:兼论文革史研究的多复线叙事 王海光
当前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 郭建
“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以蒯大富及其同学为例 华新民
文革回忆录中的地缘政治 彭春晖
我们是毛的孩子:一个文革历史研究者的自我解剖 阿陀

VIII. 文革和当代中国政治

从“领导一切”到失去一切:文革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变迁与当下改革话语的困境 程晓农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高文谦
从毛主义到习主义:以毛式语言及精神结构为观察视角 余杰
“文革”后四十年间的“独裁者学习曲线” 徐贲
近年来中国毛左和非毛运动 凌沧洲

IX. 学术随想录

已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林达
文革:中国毁灭之道 王康
文革人 冯胜平
可操控的民粹运动 苏晓康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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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研究的学术史脉络
(《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选读)

王海光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文革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展望——兼论文革史研究的多复线叙事》,发表于《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一书,全文共4万余字,分两个部分,这里节选的是导语和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标题为“‘彻底反思’语境下的文革史多复线构建”)。本刊发表时略有修订。

关键词:文革研究,学术史,历史决议,研究方法,历史叙事

内容提要:文革史是与现实关联度最高、互动性最强的一段历史。文革史研究的开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开始于平反文革冤案,起步于拨乱反正,发展于改革开放,开拓于21世纪。经过40年筚路蓝缕的历程,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气象,同时也存在着因缺乏学术公器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本文主张文革史研究要以“存史”为第一要务,“存而不论”,兼容并蓄,提高学术含量,坚持学术中道,消弭社会戾气,从单一叙事发展到多复线叙事 ,以立体地呈现文革历史的复杂性,推动社会共识的建立。

2016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结束40周年。此时,总结一下文革史研究的历史,梳理一下当前研究中的问题,展望一下文革史的研究前景,应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点。
历史不是单纯的流逝的过去,而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新构建。如何构建过去的历史映像,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理性能力。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此为学界引用最多,歧义最多,批评也最多的话。但在文革史上,这句话却是非常贴切的。文革史搭接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界,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高,与时代变迁的互动性强,有着与众不同的学科特点。
首先,文革史的学科形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是同时发生的,学科问题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联度很高。中国的文革研究工作,开始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起步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开拓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文革做出了“彻底否定”的政治定性,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底线。1980年代,围绕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左右之争非常激烈。但无论如何激烈,没有人会赞成回到文革。这是“六四”以前中国朝野上下一致的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获得巨大发展,但政治上僵化如故,社会转型的问题多多,社会阶层分化相当严重,这使文革研究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改革开放让人们享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证明了毛泽东左倾社会主义的虚妄,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另一方面,中国改革显失公正的问题十分突出,也会促使人们对文革发生原因的反思。一些人会把对现实的困惑和愤慨投射到文革上来。同时,由于执政集团对文革研究长期设置禁区,以“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切割历史,丧失了叩问历史的能力,阻塞了自我调整的社会通道,造成社会不满情绪的淤积不化。不仅不能为现实性问题提供历史镜鉴,而且造成了民族记忆的巨大断层,失去了建立社会共识的基础。至今中国社会仍然还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史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政治,也是学术。
第二,文革史研究与现实政治有很强的交互性,相互投射,相互影响。大致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文革是一段民族痛史,一块国家的伤疤,揭开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需要有正视历史的勇气。所以文革史研究的开放度,总是反映了当前政治体制的宽容程度、学术民主的自由尺度。
2.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历了文革劫难后的反拨,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往往是与对文革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当改革开放发展得比较顺利时,社会上否定文革的声音就大。反之,社会上肯定文革的声音就会大。
3.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各种问题的多发期,官民矛盾、贫富差距、腐败严重、道德滑坡等问题非常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会促使人们回望文革,试图从历史中寻找问题发生的原因与答案。
4.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严重,而体制又缺乏民主政治的社会整合能力,所以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许多人由于知识视野的局限,往往会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投射到对文革的认知态度上,谈论起来往往带有非常激烈的情绪。所以对文革认知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当前的社会认同分裂的状况。 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识之士总是不断地提起反思文革的问题,以作为建立改革共识的历史镜鉴。
因此,文革史并不单纯是过去的历史,凝固的历史,它还是当下的历史,行走的历史。文革史研究状况,具有多重的社会维度意义,是政治开明的度量器,社会现状的投影仪,社会共识的测量表,社会情绪的温度计。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一方面说明了文革史研究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性,是我们民族自我认知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也说明文革史研究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绝不是政治上“彻底否定”这么简单。也就是说,文革史研究的本身,也是文革史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已出现了路径困惑,改革开放的社会共识不再,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回首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重新激发人们痛定思痛的反思精神,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找回前进的方向感,这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尤其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讲,“让历史告诉未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方向感的民族。在支离破碎的历史记忆下,社会缺乏共识的基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会使整个民族盲目地走入灭顶之灾。这是一再为历史所证明的惨痛教训。

一、文革研究的学术史脉络

文革史的研究是与中国拨乱反正的政治社会转型同步发展起来的,可分为四个阶段:酝酿于平反文革错案,起步于拨乱反正,发展于改革开放,开拓于二十一世纪。
文革史研究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部还没有完全走入历史的历史,一部具有高度现实政治敏感性的历史,由于缺乏学术研究的开放环境,研究过程的艰难曲折一言难尽。本文只能是撮其大要,就其大陆文革史研究的学术流变的主要特点,进行一个粗线条的脉络梳理。因笔者才疏学浅,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第一阶段:文革史研究的初始阶段。
文革史的研究首先开始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需要。具体说来,是从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开始的。“三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路线、林彪路线、“四人帮”路线,实际上就是讨论文革。这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的背景,是中共十一大强调要学习党史,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十一大对文革的定性仍是毛泽东的“三七开”观点,宣称“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它所提出的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前提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这个研究任务交给刚复校不久的中央党校。
当时,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复校工作,他对研究文革的事情非常积极。 最初的研究文革是与拨乱反正联系在一起的,有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迫切需要。文革的走资派错误就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错误,动辄就是××反党集团。特别是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钦案,一打倒就是从上到下的一大批人。文革结束后,老干部群体对平反冤假错案特别关注。许多老干部还都没有“解放”,有些虽然恢复工作了,但文革中的问题仍然还“挂”着,实际上还是待罪之身。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文革中的“走资派”帽子也都还没有拿下来。拨乱反正的要义,首先要明辨是非,说清楚路线是非的问题,确定判断政治是非对错的标准。所以,所谓讨论“三次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评价文革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根据胡耀邦意见,搞出了一个“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提要,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来检验路线斗争是非的讨论原则。 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最初版本。
1978年4月,中央党校在学员中进行了“三次路线斗争”的教学讨论。在交给学员讨论的“提要”中,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给刘少奇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给取消了。学员们对“提要”提了许多意见,内容都很尖锐。特别是对给刘少奇摘帽的事情反映最为激烈。反对的意见说,你们党校是中央的一个部门,怎么可以擅自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呢?赞成的意见说,你们讲得好,你们是实事求是的。
这次大讨论牵扯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按什么标准去判断路线是非,判断文革对错。讨论中出现了两个标准,一个是领袖标准,一个是实践标准。有鉴于此,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就开始着手写文章,论证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性问题。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参加了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他从众多来稿中发现了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推荐给了中央党校。党校理论工作者正在撰写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即将两篇文章合起来,做了全面修改,题目加上“唯一”两字,经胡耀邦两次审定,于1978年5月10日首发《理论动态》,随即《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转载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破除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前后搞了两次。第一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年4月在第一期学员中开展的讨论。尽管讨论稿的用语比较慎重,但学员仍有很多异议,还有些人批评讨论稿讲过头了。第二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1月在第二期学员中开展的讨论。这时讨论稿写得更解放了。其中关于放开言路的问题说:“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讲话。”要允许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批评的话,甚至骂人的话,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话,要有批评任何领导人的权利。否则,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人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人民当家作主吗?” 这段话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对文革劫难的痛定思痛的反思高度。但是学员对第二个稿子却不满意,说编者的思想不够解放,历史材料缺乏。学员的这些反映,正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新气象。此后,“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模式不再使用。
根据学员的意见,参加这场讨论的一批教员到中纪委帮助工作,参与“两案”审判的工作,同时收集教学资料。他们从中纪委回来后,成为了中国最早开讲文革课的一批人。因为有天时地利之便,文革课程最先是从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这些从事干部教育的学校首先搞起来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兴起之后,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限制,体制内外要求澄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功过是非的声音十分强烈,并首先在党内高层提出来了。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陈云为首的一批党内元老带头,提出要正确评价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政治是非,解决文革的冤假错案,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与会者热烈拥护。中央决定给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时间不要长。粗一点不要紧。完全满意不可能。他要大家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向前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关于文革的问题,邓小平的态度是回避:“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干脆利落地解决”,“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这是“宜粗不宜细”的滥觞。
简而言之,当时邓小平对文革问题的处理,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不纠缠,不争论,向前看,绕着走,把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到搞建设上来。在文革后百废待兴、人心浮动的时期,邓小平采取的回避策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是一种权宜之计。
第二阶段:文革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文革史研究的起步,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而发展起来的。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处理了文革的“一月夺权”、“七二〇事件”等一些重大事件,但当时中共高层是把文革问题作为不要纠缠的“遗留问题”,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三中全会公报说:对于文革“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然而,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要讨论当前重大理论问题,文革是绕不开的。胡耀邦代表中央讲话,要求会议打破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邓小平也说“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在会议上,如何评价文革和毛泽东是关注重点,涉及到文革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体制原因等各个方面。与会者的很多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如说文革是一场空前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复辟,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错误的,批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评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功过是非,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等问题。同时,在社会上,谴责文革和“非毛”声音鹊起。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发表了许多激烈抨击毛泽东的言论。
对文革的否定是与批判毛泽东晚年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要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不能不触及到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理论务虚会对毛泽东错误的激烈批评,引起了邓小平等人的担忧。1979年3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止了会议对文革教训的深入讨论。随后,西单民主墙被取消。
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文革是更绕不过去的。此时的文革研究,有着非常现实的政治需要。首先是党内建立政治共识的需要。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建立不了起码的共识,全党思想行动就不可能统一;第二是贯彻改革开放路线的需要。如果中共对文革没有否定的认识,改革开放不仅没法推行,还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第三是确立党内政治权威的需要。如果不能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无法确立改革开放领导集团的领导权威;第四是引进海外投资的需要。如果不能否定文革,就不能消除海外对中国政治稳定性的猜疑。在国际社会如有“中国还会搞文革”的担心,海外投资就不敢进来。所以,中共必须要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问题作出一个历史性的交代。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起草了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讲话说:“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隐含了批评毛泽东的意思。讲话强调“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等原则,表达了与文革的政治切割。讲话还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做出正式的总结。” 事后,中央开始组织班子起草《历史决议》。
中共中央搞《历史决议》的目的,是要在文革问题和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上,协调各种意见,形成全党的基本共识,结束争论。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9月对叶剑英国庆30年讲话稿的起草班子所讲,就是要“硬着头皮和稀泥” 。邓小平确定了起草《历史决议》三条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事件,正确与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历史决议》经过了4000多高干讨论。 胡耀邦曾提出“成绩要讲够,错误要讲透”。在讨论中,各种意见纷纭,主要焦点是对毛泽东的评价。许多老干部点名批毛,话说得很重,直接批评了毛泽东的政治品质。 实际上,包括以后社会上的非毛言论,也很少有超过他们说的。 有鉴于此,邓小平、陈云亲自出面,把党内的这些非毛情绪给压了下来。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讲话说:前一段时间对毛的有些问题“讲得太重了”,有些问题要从制度上来认识,我们集体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对毛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历史决议》无疑是一个政治决议。它的最大政治就是否定了文革,符合了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一是《决议》认真总结了文革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的一些重大原则。如“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二是《决议》在党内和社会上建立了最大限度的政治认同,确立了反“左”的政治基调;三是《决议》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基础上,批评了毛的晚年错误,从而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底线,预留了探索新道路的理论空间;四是《决议》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历史话语权力,完成了从毛泽东叙事到邓小平叙事的转移。
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是一个“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决议,一些应该搞清楚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对有些事件的评价和结论,也未必准确得当。如《决议》关于高饶事件、反右派运动、“两年徘徊”等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是很有可质疑之处的。再如《决议》出于维护毛泽东的动机,而把文革的主要罪责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身上,让他们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这当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决议》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如主要起草人胡乔木说:《历史决议》是平衡党内的各种意见,搞出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这是在走出文革上建立的共识。这就是,中国的事情无论怎么搞,也不能再回到文革的老路上了。这种妥协奠定了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底线。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决议》的评价,是和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问题增多,《决议》成为了“左”、“右”两派都猛烈批评的文本。“左派”说《决议》右倾,全盘否定了毛,对文革反思过头了;“右派”说《决议》对文革劫难的反思不彻底,对毛的错误反思不到位。还有一些官员,以《决议》已经对文革作了结论为由,阻止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当前,社会上否定《决议》的声音和拥护文革的声音呈现了合流之势。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历史决议》后,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前提下,文革史研究一度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1980年代中期的整党过程中,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在全国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活动。为配合教育活动,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些省市区党委,出版了各种“彻底否定”的小册子。“彻底否定”是政治上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张目,但也有把历史问题简单化处理之嫌。在对“三种人”的处理上,有矛头向下的倾向。对老干部比较宽,而对群众比较严,特别把一些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也当成“三种人”处理。在中央高层,胡耀邦、赵紫阳对文革中参加造反的学生有比较宽容的态度,而党内元老则十分严厉。
198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做过一项北京中学老红卫兵的调研。这项调研工作的背景,有着高层对干部使用方面的考虑。而对学界来说,这是最早一次有组织地对红卫兵一代人进行的口述采访工作。参加采访的人曾发表过一些个人的研究成果。 在大学生方面,高层对红卫兵组织的“保”、“造”两派都不感兴趣,只青睐“逍遥派”。
1980年代以《历史决议》为指导的文革研究与教学活动,是以反左为基调的,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当时中共中央党校的党史教学,开设建国后党史上重大事件的专题课。课程体系的中心是拨乱反正,总结毛时代的经验教训,否定文革,批判阶级斗争的左倾路线。
1986年7月,胡耀邦同河北省委领导谈话时讲道,现在许多高级干部、中央委员都不清楚党的历史,应该告诉他们。胡耀邦还列出了10个问题。其中关于文革的问题有:文革是怎么搞起来的?林彪事件是怎么回事儿?“四人帮”是怎样被抓起来的?等等。 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书记处的布置,拟订了相关的讲授专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还安排了教学计划。后来由于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被迫辞职,政治形势大变,这个事情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1980年代初期,关于文革题材的作品多是以文学形式出现,流行纪实文学体的历史叙述,学术研究的史学著述较少。这种情况有着80年代文学兴盛的社会背景。1980年代中后期,文革学的研究开始出现了向学术化转型的趋向。具体表现为:由文学描述开始转向史学研究、由理论分析开始转向史实探究,由定性研究开始转向实证研究。 这种转型尽管是初步的,但学术化趋势也很明显。
一、出版了一批文革史的著作。1986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史在这里沉思》丛书,收集了一批拨乱反正以来有关揭露文革的文章,以报告文学体为主。 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是国内第一部文革史著作。该书的史实错误较多,立论与结构也不甚合理,其三篇(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划分,是套用了文革的两条路线斗争说,但它毕竟是国内第一部文革史著作,有开山之功。另一部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该书是“1949—1989年的中国”四卷中的一卷,吸取了1980年代拨乱反正的成果,资料比较丰富,写作质量较高,代表了1980年代的国内文革研究水平。
二、出现了第一批研究文革的硕士博士论文。这批硕博论文主要集中在中央党校。如郑谦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研究;张沱生关于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研究;安建设关于周恩来1972年整顿的研究;朱兆中关于文革思潮的研究;王海光关于红卫兵运动起源的研究;杜蒲关于文革极左思潮的研究等等。这是学界最早的一批研究文革的学位论文。1990年代后,研究文革的大气候已没有了,中央党校的学生中做文革史研究的越来越少,以后再没有人去做了,出现了断层。
三、开始做了一些文革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文革史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中,做得最好的是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本)。当时国内学界的情况是文革档案根本不开放,文革史料奇缺。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中央文献研究室曾编过《“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三册),提供给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为参阅文件,但只有少数中央级研究单位内部控制使用。所以,国防大学的这套材料给文革研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教员张天荣、王年一,曾组织北京几家著名大学、党校系统、研究单位的一批青年教研人员,编了一部几百万字的《文革大辞典》。但至今也没有能出版。
1986年文革结束10年时,国内学界还组织了一些小型的学术活动,对文革有比较深入的总结和研究。当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革论文有40多篇。学界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 。作者都是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
在1980年代,文革史研究阵地主要在官方党史部门。由官方研究引领学术界的潮流,民间研究还没有形成气候。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央的官方学术机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有资料条件的大单位。基本上是一个内外有别的研究格局。此时的研究课题,大都是一些全国性的大事件,地方性的研究还没有开展起来。1987年,胡乔木提议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一部文革史,相关编写人员还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但“六四”发生后,此事不了了之。
中央有关部门对文革研究出版物的管理方式,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1986年文革10周年时,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通知说:“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目前,对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过严格审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 文件口气较和缓。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文革研究的口子更加扎紧。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严厉批评一些出版单位准备出版《文革辞典》等文革选题的动向,指责为“翻腾旧账,引起争论,实无必要。” 该文件口气峻厉,反映了执政集团在历史担当和文件写作能力上的退步。
1989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两名作者为专业军史工作者。因书中有不宜公开的内容,作者受到了所在单位的严厉处分。
第三阶段:文革研究的艰难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文革研究的进展,是同步性的相得益彰的关系。以1990年为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阶段性变化,反映在文革研究上,情况亦然。1990年之后的文革学研究举步维艰,整体上进入了沉寂期。
“六四”之后,“反和平演变”的左倾思潮一度泛滥,改革开放路线受到严重干扰,对文革研究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很难继续下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形成全民经商的浪潮。但在政治上,中共不再有进取的举动,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搁浅,已经不再有80年代思想解放的活跃气氛。这种政经分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革史的研究。
1990年代的文革史研究,处于全面收紧的状态。文革学属于严格控制的学术禁区,研究者劳而无功,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虽然,总体上1990年代的文革史研究进入沉寂期,但1980年代思想启蒙的余力还起作用,也还有一些进展。
从官方党史来说,最重要的著作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该书的文革部分是胡乔木亲自审改的。其主要的出新之处是提出了“两个趋向”说,认为在中共党内有正确与错误两种趋向,最后是错误的趋向压倒了正确的趋向,导致文革的发生。这个观点对文革发生的原因解读,要比《历史决议》更有解释力。这部书可以看做是官史的顶峰之作,代表了官方修史的最高水平。 以后,龚育之承继《七十年》思路,领衔修撰党史二卷,但没有通过。胡乔木、胡绳、龚育之以后,主持修史工作的官员,再没有既熟悉高层政治,又懂理论有学养的红色历史学家了。 由于官方修史的知识能力退化,宣教史学的刻板化趋势日益严重,对以后青年人的文革历史知识影响很大。
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是经报送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而获准出版的文革史书籍。这部书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写,比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起笔还早,但直到1996年才正式出版。这部书偏重史论,归纳文革发生的原因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恶性循环,最后走向极端,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此前,金春明的另一部文革史著作在四川出版。 因只有地方主管部门审批,而没有经过中央主管部门,也被禁止了。其实,该书的内容已经反复磨了多遍,完全没有什么敏感词了。
从研究状况来说,1990年代国内的文革史研究,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严密管制下,资料控制越来越紧,研究队伍越来越小,成果发表越来越严,研究平台严重萎缩。一方面,体制内的研究进展缓慢,研究队伍大大缩小,文革史的修史任务限于党史研究室等部门承担。另一方面,文革研究出现了民间化、个体化、海外化、地下化的趋势。热心文革学的研究者,主要是自己的学术兴趣,并不限于党史和历史的学术圈子,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纷纷进入。一些学者是从哲学、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等学科领域转到了文革领域。民间文革研究的小圈子开始形成。
由于国内研究条件严苛,文革研究中心外移,研究成果发表的阵地主要是在海外。所以,许多学者感叹说:“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其实,国内的文革研究者都是在潜水状态,只能在海外出气冒泡。
1996年,国内只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几家教学研究单位举行过小范围的研讨,媒体关于文革题材的内容被严格限制。
海外则多家单位召开文革30年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 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一书。 该书汇集了近年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文革论文,具有重现史实的实证价值、文革与世界的国际视野、群众运动和异端思潮等多重视角,在国内外学界有较大影响。
1999年,国内文革史研究者从《历史决议》以来的学界关于文革研究成果中,选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和回忆史料,汇编出版了《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一书。 该书涉及面较宽,主要事件都有,但线条较粗,多数文章是1980年代的。大陆和香港的这两本书,虽然编辑思想与内容风格不同,但寸长尺短,有一定的互补性。
1990年代在文革研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对文革发生多因性的研究。金春明曾概括了海内外研究文革起因的10种说法。即: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遗毒复辟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误国说;6)乌托邦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 徐友渔则概括为3种说法: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说;权力斗争说;两者综合说。
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两种文革说”。该说认为:实际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基层群众争取自己权利、反官僚、反特权的文革。徐友渔认为“两种文革说”脱胎于西方的“社会冲突论”,思想脉络可以追溯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思潮,他还梳理了从杨小凯、王希哲、郑义、刘国凯到王绍光的思想脉络。 金春明则认为:该论是“群众反官僚主义说”的无限拔高。
“两种文革说”的提出,有着很耐人寻味的社会背景。在1980年代,社会上没有人会讲文革的好话。但在1989年后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国营企业的“砸三铁” ,把大批职工推到社会自谋生路。与大量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出现的同时,一些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国有资产,开始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群体。“两种文革说”强调了群众造反的合理性。与“两种文革说”同时提出的,还有“三年文革说”,即把群众造反运动的时段作为文革时期,认为“十年文革”实际上只有三年。
在中国社会矛盾继续发酵的背景下,2006年文革40周年时,刘国凯又再度提出了他的“人民文革说”,认为“人民借文革之机造反,反对官僚和体制” 。对于刘的“人民文革说”,学界一些学者表达了不同看法。有的从造反派的角度,有的从领袖与群众的角度,有的从个人经历上解释,有的从学理上说明。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摆脱了过去“奉旨造反”的刻板印象,摘去了当局给“造反派”贴上的政治标签,呈现了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复杂性动因。“两个文革”的提出,不仅是探讨文革历史,而且还有当前社会变革的现实性。郑义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与民众的相互利用,毛泽东要利用民众打倒他的政敌,民众则是“趁机造反”,争取自己的权利。 徐友渔在史观和史实方面并不同意“两个文革说”,但又对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的情况十分担忧,认为:一旦中国社会失控的话,又会有人用“打倒走资派”这样理直气壮的口号来惩罚官僚特权,出现类似文革的大动荡。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制约和商品大潮冲击的双重作用,社会上出现了明显的历史遗忘,乃至出现了历史记忆的集体断层。许多文革后出生的年青人,对文革历史已是非常陌生了,对前辈谈及的文革情景恍如隔世。而体制内新一代官员对文革历史的记忆空白,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僵化,更是给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创造了体制条件。在意识形态管控下,教科书版的历史虚构主义知识得到全面普及,文革极其丰富的历史教训被简化为几句政治结论。由于文革的历史面目模糊不清,加上社会不公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腐败程度日益加深,一些社会底层民众错误地把文革当做维护民众权利的历史符号,拥护文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实用主义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佳拍档。
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国内文革史研究的处境十分尴尬。官方的史研部门也不能越雷池一步。90年代末,邓力群创办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曾计划进行文革专题的研究,但很快就被停止了。民间的文革史研究甚至被认为是异端,政治风险很大。1999年8月美国华人学者宋永毅在国内收集文革小报等民间文革资料时,被中国安全部门逮捕,理由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该事件为1990年代文革史研究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第四阶段:文革研究的开拓阶段。
从21世纪以来,文革史研究进入了别开生面的新阶段。外部的政治社会条件,内部的学科发展条件都有了与前不同的重大变化。
这段时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上高速增长与政治上日益保守的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发展,社会严重撕裂,体制言行不一,原有的社会问题更加膨胀。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空头社会主义的虚假口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分配不公更加严重,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官员贪腐更加肆无忌惮,弱势群体更是求告无门……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回首历史,重新解读文革,试图从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一些底层民众则把毛泽东作为维护民众权益的权威象征,寄予了许多假定的意象。这是民间文革热的现实社会动因。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沟通途径,大大增强了民众的意愿表达能力。这就为文革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在新的历史因素作用下,新世纪以来的文革研究,其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冲突更加剧烈,各种议论,众说纷纭,问题所涉及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研究。这些情况,为文革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学术推动力。
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国内的学术活动依然乏善可陈,主要是民间研究者的私下活动。但海外的学术活动比较热闹。纽约举行的文革40周年国际讨论会议,有关研讨论文编入了《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 该书分11个专题,50篇论文,内容较为宽泛,以解读和评论为主,除了政治史和思想史方面的传统内容外,还开拓了一些新研究领域的课题。
这10年来,文革研究的内外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
1. 社会上围绕着对文革的认知和对毛泽东的评价,思想的对立更加尖锐,观点的交锋更加激烈;
2. 在新媒体的推动下,文革研究出现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参与度,各种正解反说的言论层出不穷;
3. 文革研究的史源条件得到很大拓宽,已经形成了“出口转内销”、民间史料为主的新格局;
4. 文革史的治史理念和方法有很大提升,纯学术的历史研究成为学界共识,实证研究逐渐成为文革研究的学术主流。
第一,当前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加剧了现实政治与文革研究的双向互动,给文革研究带来了新的政治社会因素。
首先是左倾思潮的回潮问题。一是要给文革翻案的思潮,一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这些年来越来越猛烈。特别是近年来一些人从拥戴毛,肯定文革,发展到公开膜拜“四人帮”,集会纪念江青、张春桥,给他们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 这是过去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同时,一批极端的“左派”(毛左)人士公然反对和诋毁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的领导人称为“资改派”。 这些“左派”人士不仅在现实中煽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还否定了毛时代的历史错误,包括《决议》已经否定的历史错误,重新肯定大跃进和文革,而且这些言论还得到了官方支持。如中国在3年大饥馑时期只有250万人“营养性死亡”的不经之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办报刊首先推出来的。 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变成了戏论,这是政治功利主义发展到极端的表现。
再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返祖”现象。近来,有些意识形态官员又重新翻出了“阶级斗争理论” ,对知识界咬牙切齿地放狠话,发表“砸锅党”的言论,对知识分子的封口更甚于前。这是一种思想返祖现象,退回到晚年毛泽东了。最近,以求真求实为宗旨,敢于刊载文革历史的著名国内刊物《炎黄春秋》被当局强行接管, 这是延续了文革反智主义的余脉,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现政权的关系达到有史以来最低谷。
在国内知识界中,引人瞩目的是“新左派”的动向。秦晖认为:“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90年代分裂为左右翼”。 主要角色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者的思想资源都是西方来的。徐友渔将两者的思想分歧归纳为7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理据,坚持国家主义立场,高度认同文革和晚年毛泽东,现实的政治活动是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 2014年,秦晖又提出: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与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他认为:大跃进失败后,老百姓怨左不怨毛,而刘少奇等老干部是反毛不反左。毛泽东先利用群众搞刘,然后又搞群众 。这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文革发生学的解释。
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一些在1980年代提出并认为已经解决的文革教训问题,现在又被再度提了出来,而且还赋予了某种正当性。比如早在拨乱反正时期就被否定的个人崇拜问题,如何对待领袖、党、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如何认识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如何认识文革的群众运动问题,如何认识反腐败的问题,重新认识文革体制的后现代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重复提出,反映了文革与现实的一种互动对应关系。这表明,过去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是很不“彻底”的,还需要进行“彻底反思”的补课。而一切真正的观念反思,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历史知识之上。这就使重建文革史实的学术研究要求,具有了当前社会关怀的现实意义。这是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因素。
第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搭建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民间讨论历史问题的研究交流平台,使网络学术得以出现,发展前景广阔。
长期以来,官方把文革史列为研究禁区,文革书刊的出版基本是被封杀的。网络学术的出现,降低了人们进入文革历史的门槛,使历史话语权下降到了民间。在网络上,关于中共历史的讨论非常热闹,许多都是敏感话题,各种议论众说纷纭。而文革史的话题,更是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在纸介媒体谈不了的文革史话题,在网路上则可以公开讨论。网民对讨论文革的参与热情非常高。网络学术平台的出现,民众广泛参与当代历史问题的讨论,使文革研究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文革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不同于过去的技术因素。
互联网带来了学术研究的一系列新变化,研究的主体和客体、联系和交流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一是历史的话语权已经不再是行政权力,而是学术权力。以往由官方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已不复存在;二是过去在文革史研究中被正史所忽略的地方,包括一向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都在网上现身了,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三是沟通了国内外的学术联系,促进了文革史的研究与国际学界接轨,改变了过去文革史研究者独行侠的局面;四是民众话语权的部分实现,许多历史的参与者提供了自己的文革经历,包括文革史的负面人物都有了表达意见的地方,各种言论都有存在的空间,形成了对话的多元主体。
随着网络学术的开展,还出现了专业化的文革史网刊,如《华夏文摘增刊》、《往事》、《记忆》、《昨天》等等。 这些网刊的阅读对象是对文革史感兴趣的小众群体,旨在提供文革史研究信息,促进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经过多年来的工作,有的网刊在文革史学界已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其中,以《往事》的编辑水准最好。另一方面,网络在推动了民间学术成长的同时,也有一定负面因素。如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极不负责任的言论,爆粗口的谩骂攻击,恶意编造伪史料,传播虚假信息,散布无中生有的谣言等等,对平和的理性的学术研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无论如何,纵观这些年来民间文革研究的发展,网络的推动力应具首功。
第三,文革史的研究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队伍和研究阵地都发生了学术化的转型,出现了“官退民进”的情况。
进入21世纪以后,民间文革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形成了新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批新成果。特别是近10年来,一些民间研究者在文革史上做出了很有分量的研究。民间文革史研究者的课题,大都与他们个人经历的某种因缘有关,所以比官史更具亲和力。如在文革群众的问题上,徐友渔对造反派群体的研究、王绍光和徐海亮对武汉文革的研究、宋永毅对于文革异端思潮的研究、王友琴对学生暴力的研究、卜伟华对北京红卫兵的研究、吴迪(启之)对内蒙文革史的研究、何蜀对重庆文革史的研究等等,都与他们个人文革经历有关联性。而唐少杰对清华文革史的研究、叶青对福建群众组织的研究,则都与他们工作单位的关联度很高。
这些研究者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兴趣,不如说是学术责任。最典型的是王友琴教授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共有659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作者的调查采访。该书揭开了民族鲜血淋漓的伤口,但真正在社会上发酵,还是在“红二代”成为政治名词的10年之后。
体制内的党史研究部门,是以课题为导向的。这些年来,作为国家队的官方党史研究,越来越走向宣传化,学术的创造力严重退减,课题的学术含量越来越低,研究成果乏善可陈,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上。有学者概括官方研究状况是:“万马齐喑,墨守成规,毫无生气,无所作为” 。与官学衰落的同时,民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断出新,与官方研究机构的学术退化、观念陈旧、成果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研究阵地上,由于这些年来官方党史部门很少再有推动文革研究的举措,文革史的主阵地已经由官学系统转移到了高校系统。高校系统的文革史研究路径,通常是从校史、地方史发展而来的。因为高校的学科门类齐全,提供了文革研究的多学科工具,成果的呈现形式更加丰富。据这几年笔者评阅高校的关于文革史硕博士论文的体会,一些论文角度新颖,视野开阔,有新的思考。高校的文革史研究,研究范围大大拓宽,把原来比较单一的政治史研究,扩展为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如对服式、时尚、歌曲、电影、娱乐、婚姻、家庭等生活领域的研究,这都是过去很少触及的方面,丰富了文革史的研究内容。有的研究分量很重。如在文革观念史的研究上,印红标关于文革青年思潮的研究,所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可谓是文革史十年磨一剑的扛鼎之作。
第四,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官方史料扩展到民间史料,由档案文献史料扩展到口述史料,由国内史料扩展到国外史料,出现了多源化和多元化的局面。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状况是表示史学研究进展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的文革史研究,在史源方面有重大突破。主要标志是民间史料的发掘,这是新世纪文革研究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这些资料大都是从个人家里和机关单位流入市场的。从私人的日记、信件、照片、批件、工作笔记,到一个单位的全套档案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里面有大量的文革资料。有些文革资料连官方档案馆也没有存藏,都落到了私人收藏家手里。这些民间保存的文革资料,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可以做出许多研究课题。新史源主要情况如下:
一是民间史料系统的发达,出现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格局。大量过去的密级文件流入市场,打破了过去“史在官家”的史源垄断局面,来源广泛的民间史料成为研究文革主要来源,降低了文革研究的门槛。特别是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的资料光盘,把大量文革史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提供给学界使用。 该光盘自2001年初版以来,已出了第三版,共有3500多万字的规模,收集了大量中央内部文件和毛泽东、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这是一块巨大的学术奠基石,为体制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平等地研究文革的资料条件,对促进文革史研究的民间化,功莫大焉。另外,美国洛杉矶还有一个名为“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的机构,它们编辑出版的《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收集的文献资料数量更大,文件密级更高,而且都是文件原件的复印件。这些文革史资料在海外的出版,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大陆封锁文革档案的局面。就当前的时势来说,这些原始史料具有的“立此存照”意义,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的最大克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
二是口述史料系统的发展,以回忆录为主的口述史料的大量出现,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缺憾。在文革结束30年后,海内外出版了许多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者的身份各异,有高层领导,也有底层群众。不仅有个人(或家人整理)性质的回忆史料,也有兼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史料 。不仅有记录和澄清有关史实的个体回忆,也有为了记忆和反思历史的群体回忆 。这些回忆录的共同特点是个人和民间性质的。其中尤其以文革高层负面人物的回忆录,最为研究者关注。这些人物参与文革高层决策,是许多重大事件的知情者,他们知悉文革高层政治的内幕,又有给自己的事情说清楚的主观动机,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很多内情,史料价值很高。如陈伯达、王力、徐景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戚本禹等人的回忆录 ,都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可以补充文献史料的缺漏,与官方叙述形成一种对证和互证关系。当然,任何当事人回忆都会有自我遮蔽和记忆错误的问题,需要加以鉴别使用。
另外,还有些文革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也写了他们如何参加文革运动的回忆录。如聂元梓为首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回忆录 ,各地红卫兵造反派主要成员的回忆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工人造反派领袖的回忆录。 他们大都在文革后被审查,许多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们的回忆录不仅讲了运动情况,还讲了他们参加运动的心路历程,是研究文革群众组织和群众造反心理的重要史料。
三是海外史料的补充,打开了内外互证的通道。本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收集了大量的国外有关对华的档案资料,有些已经翻译出版,其中不少是关于文革的内容。有三套书特别重要。第一套是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该书共34卷36册,时间跨度从1917年初到1990年代初,涵盖了前苏联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国际共运各个方面,有会议记录、电报电话、往来公函、请示报告及批示、审讯案件及申诉、日记及回忆录、私人信件等10000余件档案文献。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有直接关系。这套苏联档案材料的翻译出版,对研究文革发生背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二套是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该书共8卷15编,其中第8编是文化大革命。其他编如中苏关系、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第三世界等,也都涉及到文革外交的内容,可以看到中国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如何看待中国的。第三套是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该书共有2625件文件,是从4000多件有关中苏关系的俄罗斯档案中挑出来的。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期到1991年苏联解体,弥补了上述《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缺欠中苏关系部分的空白。这三套资料书所编,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治中国史的学者很难接触到。它们的公开出版,为中国的文革研究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可以把文革的问题放到当时世界环境中去认识了。
在民间史源不断拓展的同时,官方史源也有新的进展。最具官方权威性的是文献版领袖传记、年谱、文集,近年来得以系统出版。特别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等领袖谱传,披露了许多新史料。任何单一史源的史料都会有其局限性,都会刻意遮蔽掉一些东西。所以,史源的扩展,意味着客观性的增强和片面性的减少,研究水准的整体提升。
总之,这10多年来,文革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在研究路径上,从过去的宏观研究,扩展到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在研究角度上,从过去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上,从政治史领域扩大到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生活史诸领域;在研究主体上,由专家学者的小众研究,发展到大众参与的研究……。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开始把他们的专业触角伸到了文革学的领域,做出了颇有新意的专业性研究,推动了文革史的学术化建设。
当前阶段:文革史研究的多主体、多领域、多角度、多视野的学术气象
近几年来,随着网络学术的发展,民间研究的兴起,以及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推动了文革研究全面的学术化转型,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增长点,出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新气象。可粗略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从追求历史“正义”转向追求历史真相。
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首先是事实真相,价值判断是退居其次的。传统的文革研究,出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正义”,甚至为了历史“正义”而不惜曲解史实。现在的文革研究,主要是追求历史事实构建的准确,对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都一视同仁。对严肃的学者而言,他所从事的只是史实重建工作,并不涉及价值判断的立场问题。
学术研究是客观性的求真研究,没有政治评价的义务。无论研究对象是林彪、叶群,还是江青、张春桥,都与政治“翻案”无关。如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出版后,就有“文革史料学进入吴李邱时代”的说法,还引发了某些小众群体为林彪翻案的诉求。《张春桥狱中家书》 出版后,一些人也有“可与葛兰西狱中书简相媲美”的厚誉。但文革史学者还是持有比较冷静审慎的学术态度。如王海光写《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几个问题》 ,反对把学术研究与政治翻案搅和在一起。金大陆、金光耀两人关于《张春桥狱中家书》的通信,对其史料价值做了非常精到的评论和定位。 学界对于《戚本禹回忆录》 出版的史料价值,态度更为审慎和客观。
第二,从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转向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
历史研究不能有先入为主的价值立场,不能是结论在先的按图索骥。传统的官方文革叙事,固然都是在《历史决议》框架之下的叙事,有价值先行的立场。民间的文革叙事也存在价值先行的问题,不仅也会有意识形态因素,更会有其情感好恶因素和现实利益立场。而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是为真求实的研究,没有预设价值立场的。
近年来,严肃的学者已有了不因人废史的学术意识,恪守事实真相的学术中道,不会刻意去搞道德评判的事情。如阎长贵的江青研究,并不以自己曾遭到江青的迫害而有意丑化她,而是实事求是地讲述了江青的工作、生活和性格特点,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江青的脸谱化印象。 这种“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家风范,在文革史研究中尤其难得。
第三,从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转向多领域的研究。
传统的文革研究,基本都是政治史、事件史,不仅质地单薄,还容易被误导。一些著述把文革历史搞成了一副“谴责史学”、“控诉史学”、“阴谋史学”的面孔。当前的文革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领域,而深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在经济、生活、文艺、诗歌、戏剧、婚姻、家庭等方面,都有新的成绩。如首都师范大学就举办过几次以文革中婚姻家庭为主题的研讨会。
文革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不仅有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方便,在学理上也很有必要性。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2011年出版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一书,是从社会史角度写的地域文革史,内容丰富,学术质量很高。这是当局正式允许出版的第三部文革史专著。青年学者李秉奎研究文革婚姻的专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 ,也是在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这些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工作的开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政治史的深化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平台。
第四,由单一研究主体转向多元研究主体。
新传媒时代带来了文革史研究的开放性,谁都可以参加到文革史研究队伍中来。当前的文革史研究,不再是官方研究机构“一家独鸣”的局面,而是社会广泛参与的多重身份多种观点的齐唱。
现在文革研究者的身份非常复杂。在文革过来人中,有当年的政治风云人物,有被迫害被斗争的运动对象;有文革权贵人物,有普通工农兵群众;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一般组织成员;有当年的“红五类”,有当年的“黑七类”;有造反派组织成员,有保守派组织成员等等。在研究者中,有高级干部,有普通百姓;有专业工作者,有业余爱好者;有退休老干部老专家,有文革后的新人新手……。其研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个人回忆,有研究报告,有分析评议,有具体考证,有空泛议论……。尽管人们的经历背景不同,能力高低不一,认识差异很大,但都有参与历史叙述的平等权利。其实,文革是一场号称亿万民众参加的宏大运动,本身就是复杂的,只有在多元研究主体的状况下,才能呈现出立体的完整的历史相貌。
在多元研究主体的情况下,自印本成为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许多老人自己写的人生自传和回忆录,少量印刷留给家人和赠送朋友,这是自印本的由来。自印本因为没有审查一说,有些本子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情况,很有史料价值。也有自印本因为史料价值高,而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如王广宇的《青史难隐》 ,原本就是赠送友人的自印本。
从学科建设上说,文革史本来是中国当代史一个不成熟的幼稚分支,需要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参与建设。如周良霄、顾菊英夫妇本是治元史的著名学者,两人以70多岁的高龄,编著了一部名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的大书,分为之一《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之二《十年文革中央首长讲话传信录》、之三《十年文革大事记》 。他们所做的,都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史学基础工作,为学界又提供了一套详实的文革史料集。
第五,从当事人的回忆史学转向反思者的研究史学。
现在,经历文革的一代人,最年轻的也开始步入了退休阶段。人生的黄昏期,有着回忆往事的情愫和感怀,是回忆史学的阶段。近年来的文革回忆史学,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领域,由讲清楚过去的事情,进而发展到反思自己和研究文革。其中,以文革时期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的反思活动最为突出。北京是红卫兵的发源地。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在母校北京八中,以当年学生领袖身份,向文革受伤害的老师道歉。3个月后,给毛泽东戴袖章的红卫兵标杆人物宋彬彬等人到母校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也为文革初期学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情道歉。老红卫兵道歉的事情在社会上迅速发酵,许多当年的老红卫兵都表示了对过去的忏悔。 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社会上关于红卫兵、“老三届”的话题很多。最早采访和研究北京中学老红卫兵的米鹤都,近年来又主编了《回忆与反思》的口述历史丛书,从2011年至今已出版了6本,口述者已有红卫兵、“老三届”的30多人。
“老五届”大学生进入口述回忆和反思的时间比较晚,但质量较高。做得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参与者数量多,反思有深度。当年“团派”和“四一四”两派组织的人物,都有回忆清华文革的文本。许多人对文革的反思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派性。如“四一四”派的第二号领导人孙怒涛与炮制异端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今天对文革的认识则是大不同了。孙怒涛的《良心的拷问》一书 ,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反思文革;而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 ,则是基本肯定文革的解释文革。地质学院“老五届”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也有了不同版本,可以对比校正。他们这些对过去文革岁月的反思,无论现在观点如何,都可以看作是他们心路历程的跋涉记录。这个思想变化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革的过来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文革情结,会不由自主地带入文革反思中来。如群众组织头头(基本都是原“造反派”组织的人)的文革反思,就可以看到这种情结。
第六,从聚焦中央决策层和领袖转向关注地方贯彻层和社会普通人群。
现在的文革史研究已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拓展,开始从传统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从过去的聚焦高层转向关心底层、社会和普通人的命运。这是一个问题意识的转型。聚焦高层和领袖,关注的是决策层方面。而文革本身是复杂的,决策了的东西未必能贯彻下去,各地文革的情况大不相同,各个单位的情况又不一样。所以,中央精神贯彻到了基层,不能不走形。只有打通了高层文革、中层文革与基层文革的相互联系,才能立体地呈现这段复杂的历史。
在文革通史研究方面,代表作有: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 、史云、李丹慧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都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文革地方史方面,民间研究者更为活跃,已从事件史开始进入整体史,与官方地方史志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述。如:石名岗执笔撰写的《文革中的山西》 ,邓振新编著的《贵州风云》 ,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等。这些地方文革著作,披露了大量官史遮蔽的历史细节,有的是作者个人观点,有的是作者所代表的一群人的观点。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文革研究者,也在私人撰写当地的文革史。
中央国家部委的文革史,现在也有一些民间私撰本。以外事口的成绩最大。已出版的有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 、杨荣甲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 等。中央调查部文革史也已有人撰写成书。
从关注高层人物到关心普通人的文革命运,是把历史研究回归到人本身。只关注高层政治的历史是与世隔绝的历史,是远离民众的“达官贵人的历史”。只有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历史叙述才能成为“我们的历史”。在这方面,一些文革史学者已有了学术自觉。如金大陆关于上海一个普通高中女红卫兵红鸥命运的思考文章,就是一例。
在文革回忆录中,有些回忆家人文革遭遇的作品,感情真挚,细致入微,有很高的社会史和民众史价值。如周舵回忆母亲文 ,老鬼(马波)回忆父亲文 。在历史匆匆过往的云烟中,最难留下的是情景和感受,时过境迁,后人很难体会到。而这类作品是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的。但这类作品是在白描中见思考,平淡中见功力,对作者的要求很高。在这方面,周舵的忆母文应是具有范本意义的。
第七,从以领袖人物中心的道德评判转向对制度和文化的深层探究。
研究文革与评价毛泽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决议》把毛一生与毛晚年做了一个切割,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关于晚年毛泽东的研究,王若水的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 ,直接批评了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对当时社会上的毛泽东热进行了有力的解构。该书是自由派老干部评毛的最具学理性的著作,也可以说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后绝唱。可以说,以后的批毛者,虽有言论更激烈的,但在学理上鲜有超过者。
近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研究,已经走出权力斗争的分析框架。许多研究者把文革发生投射到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认识。王海光在《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 一文中,提出要从三个时段来考察文革发生原因。一是从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考察中国一百年来革命激进主义恶性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原因;二是从中共执政后的中时段,考察中国移植苏式斯大林体制中的内在矛盾冲突到极致的体制原因;三是从大跃进败局后的短时段,考察中共党内矛盾从分歧到分裂发展到极致的政争原因。唐少杰认为,文革的发生和出现,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因:文革是中国古代千年历史的转型结果、近代百年危机的高度映现、现代中国数十年革命的总体折射、中共党内数十年斗争的凝聚体现。
在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方面,唐少杰具体指出了中共在1949年后建立的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七大制度”,即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管干部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他认为:毛泽东直接驾驭群众运动,改变了“党权-政权-军权”关系,使军权独大。林彪事件造成文革最大的政治危机。
大跃进失败与文革发生的关系,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这些年来,学界把人事与制度、思想与行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实证研究上理清了许多重要的史实细节,1980年代流行的毛泽东帝王说、“家天下说”、“权力斗争说”等偏重个人因素的文革起因诸说,现在的学界已经很少再有人这样讲了。
第八,从空泛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微观研究。
近年来,文革史研究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了微观研究,由高层研究转向基层研究。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因为国家档案的不开放,民间研究者无法利用,而口述史料又错误较多,缺乏对证性研究,会有成为历史演义之虞。所以许多文革研究者采取了眼睛向下的研究策略,从大量的民间史料中找寻研究课题,进行实证研究。二是主观原因。近年来,史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转向了微观研究的天地。研究对象都非常具体,强调实证研究。这是历史研究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在这方面,国外学者的文革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都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对国内文革研究者是非常有启示的。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同仁们,收集了大量的上海文革史史料,做了大量口述采访工作,编辑出版了《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丛刊》,在学界已走到了前列。
有的人批评微观研究是“碎片”、“局部”。其实微观个案都是与宏观背景有关系的,是要透过个案去反映这个时代。美国马里兰大学华裔学者高峥教授在介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时,曾针对性地讲过这个道理:“实际上,所有的认识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从局部开始,并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或科学的工具。即便是用宏观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体轮廓,也只是认识了大象的一个外观局部。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上,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河。” 高教授所言极是。实际上,坊间所谓的宏观史,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系统而已。许多东西只是意识形态的教科书。
另外,从效果上看,高层研究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出现错讹的可能会更多。史云在《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一书中,曾批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描写周恩来去世后的毛泽东,错用了不可信的网络传言。 在对高层政治人物的研究中,由于作者占有史料与叙述逻辑间的缺环,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而微观研究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大众性民间史料的使用,需要研究者更敏锐的学术眼力和点石成金的学术能力,成果有着更高的学术稳定性。实际上,高层政治的历史叙述,因为史料的封闭性很强,是最容易搞成“历史演义”的,经常有人编造假史料,愚弄世人。当前在林彪事件研究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出于某些个人目的,不断地制造和散布一些莫须有的“爆料”,试图欺骗公众,混淆视听。
毋庸讳言,文革史研究的外部学术环境是相当严苛的,禁忌众多,困难极大,研究者不仅劳而无功,还要冒政治上的风险,没有一点精神是做不来的。所以,多数学人都奔着有课题、有项目、有资金、出成果、出业绩的研究领域去了。这就决定了从事文革史研究者,只能是小众群体。虽然体制环境对文革史研究的限制极大,文革史学科建设举步维艰,但总还是有一批不肯遗忘历史的人愿意来做这件事,不离不弃,乐此不疲。这些年来,文革史在风雨交加中蹒跚前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艰难,但进步也是明显的。最可喜的是,第三代文革史学者和第四代学者已经渐渐生长起来了,让我们看到了薪火传承的希望。虽然文革史研究现在还是涓涓细流,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将来一定会成为百川归海的学术增长点。中国要想站立在现代文明高地上,就必须清理文革的历史遗产。在这里,只有华山一条道,是没有岔路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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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八十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月 02, 2017 9: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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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周泉缨与“揪军内一小撮”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之三)

朗 钧

序言

一般而言,一篇文字水准基本及格的文章,其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应该能够被绝大多数读者读懂的。在广大文革经历者的记忆中,《四一四思潮必胜》(以下简称《必胜》)当年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是因为《必胜》中那些站在“十七年”立场上的意向性表述显然具有质疑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倾向。《必胜》中所具有的反文革的政治倾向后来被文革研究者归纳为“河归故道”[ ]是对《必胜》较为准确的评判。但是,自《必胜》问世后,周泉缨却总是强调《必胜》的首要写作动机是为了要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于是,广大读者对《必胜》核心内容的理解与周泉缨所谓的写作动机基本上是南辕北辙了。为此,本文将专门展现和分析《必胜》中与军队问题相关的文字,看看周泉缨的写作动机是不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一、周泉缨自述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动机

1967年9月,周泉缨在《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中首次谈论《必胜》的写作动机。周泉缨是这样说的:
“‘七二○’突然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的惊慌,我似乎闻到了政策有突变的火药味……七二○事件使我完全到了‘激发’状态,终于我再次像头次炮打刘少奇那样豁出去,发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大字报” [ ]。
文革后,周泉缨又多次在文章中谈及当年撰写《必胜》的动机。
1999年,周泉缨在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心中的文革》。这是文革后周泉缨首次在媒体上公开谈论他的文革观。在谈及《必胜》时,周泉缨为其归总了“三层意思”,即“第一,两派之争代表两种文革前途;第二、极左派插手军队暴露极左派野心;第三、依靠极左派无法达到防修反修目标。”[ ]
周泉缨在讲述《必胜》的写作动机时是这样说:“中央文革的权利越来越大,甚至有插手军队的可能,震动全国的武汉军区‘陈再道事件’就是一个预兆。当时,我认为如果中央文革一旦插手军队,中国前途恐怕就更难设想了。出于这样重大的担忧,我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 ]。
2006年,周泉缨在香港出版《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以下简称《试错》)一书。周泉缨在《我心中的清华文革》章节中再次谈及《必胜》的写作动机说:
“由于‘7·20武汉事件’的突发,中央明确提出‘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此,我当时就认为,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主席可能上当受骗了……中华民族很可能因此重新沦落在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所以,我一想到全国如果坚持‘抓军内一小撮’的不堪设想的后果,一种强大的政治责任感驱动着我……”[ ]。
“《四一四思潮必胜》选择在‘7·20武汉事件’突发后国家柱石——军队面临大乱的危急关头发表,实际上意味着我代表414思潮所依托的社会势力,紧急向毛泽东主席进行强谏,请求毛以中国的前途和共产党的命运之大局为重,采纳《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建策,遏制和收拾中央文革和团派思潮为代表的极左的乱军势力,停止文化大革命试错大实验。”[ ]
2010年11月18日,周泉缨在网上发表《关于<414思潮必胜>》。在这篇文章中又为《必胜》做“两个要义”之说,即:
“《414思潮必胜》的第一个要义,是展示414派在文革中反对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极左思潮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强调自己也是反对文革中的保守派思潮的。
“《414思潮必胜》的第二个要义,……是通过《414思潮必胜》的第四个问题——‘军区问题’,公开对抗‘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的。”[ ]
2014年5月22日,周泉缨通过电子邮件散发了他的《关于<414思潮必胜>创作史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中周泉缨再次讲述当年撰写《必胜》的写作动机——“我在清华大学文革中撰写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是在1967年‘7·20武汉突发事件’之后,中国可能出现反军乱军和全面内战的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向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的理论性的紧急‘忠谏’”。
2015年周泉缨为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一书撰稿《我与414》。在该文第二节“《必胜》铁定是414的理论纲领”中,周泉缨这样说:
“在理论上不仅对抗当时人民日报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政治口号,……,(并将)414派犯的极左错误,包括…… ‘抓军内一小撮’……排除在《必胜》之外。”[ ]
从上述全部引文可以看出,周泉缨承认的《必胜》首要“写作动机”只是反对“抓军内一小撮”。而曾经作为反对“极”左思潮的核心论据,且被清晰写入《必胜》的“十七年红线主导论”[ ]、“‘财产权利再分配’极端反动论”[ ]竟然不包括在周泉缨的“三层意思”或“两个要义”之中,甚至与周泉缨的写作动机无牵无涉。仅此一点就对探寻《必胜》写作真相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2010年秋天,周泉缨撰文《只有毛泽东读懂了<四一四思潮必胜>》[ ]。在该文中周泉缨煞有介事地说:“只有毛泽东一人真正读懂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甚至毛泽东比我这个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人,更加透彻地了解《四一四思潮必胜》……”
周泉缨还在文章中强调说:
“‘红线主导论’只是《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一个具体内容,但是它决不是《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核心思想……民主派们到了今天仍然将‘红线主导论’说成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核心思想,只能说明民主派们从来就没有搞懂过《四一四思潮必胜》。”
“红线主导论”是最具无产阶级党性的反文革思潮。它的拥戴者不仅仅是党内各层级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诸多反文革人士,如张志新、王佩英等人的反文革言论均可归入“红线主导论”的范畴。“红线主导论”不只是文革时期中共干部阶层对抗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思想武器,其影响之深远甚至可以覆盖近4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从“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论断中也分明可见“红线主导论”的影子。自文革至今,在中国政治学光谱中,“红线主导论”与周泉缨所说的“民主派”所持有的普适价值论的关系是最为对抗的,二者间绝无连续性可言,二者间之鸿沟似可用现代物理学能带论中的禁带予以描述。此禁带之跃迁需附加怎样的动量方可完成?!周泉缨将“红线主导论”扯皮于“普适价值”只能说明这位“理论家”思维很混乱。
“只有毛泽东一人真正读懂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说法与其说是故弄玄虚,不如说是在挑战广大读者的阅读能力。那么就让我们接受周泉缨的挑战,以《必胜》的写作动机为观测点,与周泉缨一道重读《必胜》,看看除了伟大领袖,吾等芸芸众生能否读懂《必胜》。

二、对《必胜》中与军队问题相关文字的解读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周泉缨确实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改口地强调自己写作《必胜》的主要动机就是要反对“揪军内一小撮”。那就让我们先从“揪军内一小撮”的那段历史入手,展开本文的讨论。

运去英雄不自由

“军内一小撮”是一个口语化的提法。它的标准表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种是并提一个“党内”,即“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军内一小撮”提法的源头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般而言,政治学逻辑的表达应该遵守形式逻辑的表达规则。既然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那么“军内一小撮”之集合理所当然地包含于“党内一小撮”之集合中。因此,“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没有触犯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要义。
1967年1月,“军内一小撮”的提法首次出现在由关锋、王力、胡痴和唐平铸按林彪指示起草的军队内部文件《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中[ ]。《宣传方针》明确提出要“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青海“2·23事件”爆发后,林彪针对该事件又提出“军内一小撮”的另类表述,即“带枪的刘邓路线”。
“武汉7·20事件”爆发后,“揪军内一小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响彻全国。在此背景下,林杰执笔起草、关锋审阅定稿了纪念“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的《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以下简称《八一社论》)。尽管林、关在《八一社论》中写了一大堆拥军爱军的话语,但是,由于社论中出现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该社论还是被毛泽东斥责为“大毒草”。林杰和关锋因“反军乱军”之罪名被关入秦城。《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也因此成为文革中“反军乱军”的典型文本。
如果认真阅读林、关的《八一社论》,我们会发现,导致林、关跌入文字狱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林、关在《八一社论》中重复了被无数人喊了无数遍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而是因为林、关在《八一社论》中点名批判彭德怀和罗瑞卿之后,又意有所指地强调要掀起对“军内最大的一小撮”的大批判。
死老虎彭德怀、罗瑞卿明显不在林、关所谓的“军内最大的一小撮”之列。那么,在元帅级人物中,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林彪、主管两弹的聂荣臻、已故的罗荣桓、病重的刘伯承、已被软禁的贺龙、在“二月逆流”后遭批判的陈毅、叶剑英之外,也就只有朱德、徐向前这二位元帅堪称“军内最大”了。林、关敢于在《八一社论》中明示要批判“军内最大的一小撮”或许和在北京召开的百万人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大会所释放出的信息有关。出于对历史渊源的综合考虑,毛泽东批准了康生上报的上天安门的人员名单——徐向前和叶剑英两位元帅没有被允许登上天安门[ ]。这表明对“武汉7·20事件”的追查方向已经指向原四方面军统帅徐向前(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为了避免由于不允许徐向前登上天安门而引起敏感性的猜疑,作为障眼物,叶剑英也没有被允许登上天安门。
“武汉7·20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对军队的动向做了最坏的预判。8月4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估计,有百分七十五的军官支持右派 [ ]。北京的报纸也发出警报:“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难道能忘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忘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忘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变吗?不能,绝对不能!”[ ]林、关的《八一社论》是一篇揣测圣意的文字。林、关以为,在遭遇“武汉7·20”事件之后,毛泽东一定会爆发超级的“无产阶级震怒”[ ]。
但是,该“无产阶级震怒”不但没有发作,文革干将王、关、林却被打倒了。毛泽东后来在娘家晚辈人王海容面前吟咏罗隐(唐)诗来解说王、关、林的被倒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后曾任副外长的刘华秋,上世纪末曾撰文说,毛援引罗隐诗中的“英雄”是指王、关、林。刘华秋对毛泽东哼吟罗隐诗的解读流传甚广,诸多文革研究文章都照搬了刘华秋的说法 [ ] 。但是,刘华秋的解读实在是对毛泽东的最大误解 [ ]。毛泽东在向杨成武下达逮捕令时说得很明确:“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文革时期,“不是好人”的说法内涵很丰富,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都是有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不会有“英雄”的内涵。
毛泽东遭遇“武汉7·20事件”的窘相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中有所披露:据李作鹏回忆,毛泽东离开东湖宾馆的时候,出于安全的考虑采取了秘密伪装措施[ ]。邱会作在武汉“7·20事件”爆发后,奉命从北京携带江青的亲笔信赶往武汉。他亲自护送毛泽东从驻地乘车驶往机场。后来,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离开武汉实际是不情愿的,他知道他在武汉是最大的败家。”[ ]
麦克法克尔与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谈及毛泽东在“武汉7·20事件”中的窘相时写道:“一个习惯于中国亿万兆民奉承的革命胜利家、党的领袖,如今却被迫秘密出逃。一群战士和干部就让他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起因还是他推动的事件。然而,作为一名打游击出身的老手,毛懂得审慎必须先于自尊,即使它意味着要乘坐自己一向厌恶的飞机……尽管如此,他表面上还是从容自若,不露一点破绽”。
其实,毛泽东吟咏罗隐诗是在自喻。
毛泽东吟咏的“英雄”二字隐喻的就是他本人。至今为止,凡是讨论“武汉7·20事件”和王、关、戚垮台并涉及此句罗隐诗的文革研究文章都没有指明这一点。“英雄不自由”的代价就是让王、关、林失去自由。而让王、关、林失去自由的理由就是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文革爆发已经五十年,王、关、林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之罪似乎已成铁案。但是,官方文革史专家们却始终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揪出“军内一小撮”就是反军乱军,而要打倒“党内一小撮”就不是反党乱党呢?至于“军内最大……”的暗示之罪则更是被大多数文革研究者所忽视。
《必胜》中的“反军”文字

依据毛泽东的文革逻辑,凡提及“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就均有“反军乱军”之嫌。现在,就让我们在忽略林、关二人是否真的存有“反军乱军”的写作动机,暂且认定林、关“反军乱军”罪名成立的大前提下,将“军内一小撮”作为一个“反军乱军”的口号,看看《必胜》中的有关文字:

等我们解决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右”个样子给你们看。
——摘自《转抄按语》
造反派的两个派别、两种思潮向往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前途,因此尽管他们在当前对付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上是暂时统一的,……
——摘自《派别的规律性》
我们的主要敌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运动中的次要矛盾,比如人民群众中先进和后进的矛盾,工农兵和他们的次要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来掩盖运动的主要矛盾,转移群众的斗争大方向,以图保护自己。
——摘自《斗争的复杂性》
……党内和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团派的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联盟,……同时扶植保守势力,……河南就是典型。
第二,……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
第三,……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
——摘自《军区问题》
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干部,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了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摘自《军区问题》
对于军区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划清界限,对于伸向枪杆子的黑手,必须揪出来,坚决斩断。
——摘自《军区问题》
党内、军内走资派要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的群众,并使他们充当全国规模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既没有能够蒙蔽群众及战士的公开的政治号令,又没有足够的舆论准备。
——摘自《军区问题》
现在,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414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正如你信中所说的:河造总当前就在“打倒何运洪”!改正错误,完成这个转变!我们相信这支造反派是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转变的。
——摘自《军区问题》

从上引文字可以看出,《必胜》中的“反军”文字主要集中在第四章《军区问题》中。下面我们就依照毛泽东的文革逻辑重点讨论一下《必胜》中的“反军”文字

《必胜》和林、关《八一社论》的腔调基本一致

《必胜》多次强调,团派和四一四派共同的“主要敌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对待“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上是暂时统一的”。也就是说,团、四间的所谓“思潮之争”并不包含如何对待“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
《必胜》中关于军队问题的文字,从政治立场到表述方式,与当年由林杰执笔关锋定稿、后来被毛泽东指责为“反军乱军”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的口径并无多大差异。《必胜》认定“党内和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干部,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了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
由于有了上述的形势判断,《必胜》全文中非但没有出现一句明确反对和指责“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文字,反而充斥着当年“揪军内一小撮”的标准性提法,还多次使用“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林彪提法。因此,无论是当年抑或是今天,从整体阅读效果上来看,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在《必胜》中是零呈现,或者说是反向呈现。
既然林杰、关锋的《八一社论》当年可以因文中出现“(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而被毛泽东指责为“毁我长城”的代表作,那么在当年,《必胜》根本就不可能被方方面面的读者认同为是一篇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檄文。

《必胜》明确表态要打倒河南军区首长何运洪

《必胜》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事关文革全局问题的表述上与林、关《八一社论》的调门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在局部地区,在对待河南省军区首长何运洪的具体问题上,《必胜》又是如何表态的呢?为了进一步看清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在讨论河南军区问题的文字中的具体体现,有必要对河南的文革历史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
1966年8月19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河南省第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后来,以“郑大联委”为核心,学生领袖党言川等人成立全省性的跨行业的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
1967年1月22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不知何故在郑州贴出大字报《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唐伟的大字报认定刘建勋是陶铸、王任重线上的人。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同日,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领导下(刘建勋已调北京)的河南军区正式表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唐伟的大字报,并支持与“二七公社”对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的成立。
何运洪的倾向性站队表态加剧了河南造反派的内斗,致使两派大打出手,武斗不断升级。何运洪也因此成为河南“二七公社”声讨对象—— 河南省的“军内一小撮”。
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7]216号文件,批示说“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央批准刘建勋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新、纪登奎、轩东森(河南造总)、张宗海(河南造总)、党言川(二七公社)、申茂功(二七公社)等41人任常委[ ]。因中央明确支持“二七公社”,因此在省革委组成人员中“二七公社”的代表占绝对优势。
综上所述,河南的文革形势在1967年7月上旬已经基本明朗。军区首长何运洪已被中央认定“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河南的“四一四”派——“河南造总”不但没有获得必胜, “反军”派的“二七公社”反而得到中央的认可。
河南文革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全国诸多省份的造反派组织在“九大”召开之前几乎均被清算,诸如广西四二二、湖南省无联、北京五大领袖所领导的校际组织。只有河南省似乎是一个例外,“二七公社”代表人物申茂功在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直到1979年才被清除出党。
《必胜》初稿的写作时间正是7月下旬。在对待河南军区首长何运洪的态度问题上,《必胜》是如何进行表态的呢?读者只需粗略翻阅一下《必胜》的第四个章节《军区问题》,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这一章节是专门讨论河南的文革形势和军队问题的。面对已经明朗了的河南文革形势,《军区问题》章节的执笔者虽心有不甘,但却无奈地承认:
“有的414派在一定程度上保了军区的反动路线,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点明,一般地都能改正错误,在大敌面前重新统一起来。今天河造总改正错误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军区问题》章节的执笔者还识时务地表态说:“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414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
对《必胜》的上述表态文字的最佳诠释当然应该是周泉缨自己的文字。周泉缨在文革中“交代”说:“‘七二○’事件之前,我到河南去了一趟,……觉得按照康老、戚本禹同志原先对河南问题的调子是不难解决河南问题的。”[ ]
下面,笔者与读者就来看看康生和戚本禹是如何给河南文革定“调子”的:
《必胜》面世是1967年8月上旬。而距《必胜》面世时间最近的一次康生关于河南问题的谈话是在7月30日。估计被周泉缨认可和拥护的就是这次“康生谈话”。
1967年7月30日在北京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康生在谈话中谈及了“二七公社”、“河南造总”以及何运洪的定性问题,康生是这样说的[ ]:
“中央批评河南军区特别是何运洪犯有方向路线错误,主张给‘二七公社’平反,认为‘二七公社’是革命的造反派”;
“你们‘河造总’支持何运洪,而何运洪就是陈再道、钟汉华在河南执行反动路线的代表”;
“有的同志去问何运洪怎样?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何运洪没有资格再领导河南文化大革命。……何运洪等人不能真正代表解放军”;
“他们(指“二七公社”)反对何运洪,反对军区的错误路线是对的,这是好的”;
“仅仅是‘百万雄师’搞不起来那样的叛乱的,河南的何运洪不断在军区怂恿反抗革命造反派组织,利用公、检、法大量逮捕人”。
接着再来看看戚本禹是怎么说的[ ]:
“二七公社是个造反派组织,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成份不纯,方法不对,他们大多数组织是杀出来的,他们方法上不对,但他们对军区问题上,敢于斗争,何运洪有啥反不得”;
“中央大方向是支持二七公社,他(们)不反刘建勋,他(们)反对军区错误路线”;
“武斗主要负责人是何运洪。喊打倒何运洪就打嘛!”。
对照康生和戚本禹的讲话,再对照《必胜》原文和周泉缨的“交代”文字,读者不难看出周泉缨在“何运洪问题”上的表态完全是在鹦鹉学舌,和康生、戚本禹定下的“调子”完全一致,只是《必胜》对何运洪的表态要比康生和戚本禹更严厉一些。中央[67]216号文件虽然认定何运洪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并没有将何运洪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还称何运洪为“同志”。也就是说,即使在“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已经席卷全国的情况下,何运洪却没有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定为“军内一小撮”。所以康生说:“所以我们希望军区坚决改正错误,群众要协助他改正错误,坚决反对口头上承认错误,实践上坚持错误。坚决反对不支持他改正错误,给他施加压力,使他不改正错误”但是,《必胜》在《军区问题》章节中却将何运洪定性为河南地区的“军内一小撮”,并煽动和鼓励“河南造总”反戈一击——“打倒何运洪”,以此实际行动“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
总而言之,《必胜》的文字本身已经充分证明,《军区问题》章节的执笔者非但没有在河南问题上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反而鼓励河南四一四“河南造总”积极参与“揪军内一小撮”和“ 打倒何运洪”,与河南团派——“二七公社”合污同流了。

通过上述分析,现在可以为本章做一个小结:
《必胜》在关于军队问题的总体论述上和林杰、关锋的《八一社论》调门是完全一致的。其不但使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标准提法,还使用了“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林彪提法。具体到河南文革和河南军区问题,《必胜》则明确表态要“打倒何运洪”。因此,客观地说,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在整个《必胜》中是零呈现,或者说是反向呈现。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没有,也不可能从《必胜》中读出周泉缨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来。这其中也应该包括张春桥和毛泽东。

三、周泉缨对毛泽东的“忠谏”到底是什么?

尽管《必胜》对林、关《八一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和“军内最大一小撮……”的提法没有提出一字一句的非议,尽管《必胜》的文本中充斥着“揪军内一小撮”的标准提法,还煽动和鼓励“河南造总”去“打倒何运洪”,尽管周泉缨还在《必胜》的[转抄按语]中叫嚷:“等我们解决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再如何如何,但是几十年来周泉缨仍然一口咬定说《必胜》是他写给毛泽东的一道“理论性的紧急‘忠谏’”,其“要义”就是要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必胜》的文本与周泉缨的诠释文本的完全不对位表明,或许《必胜》中还有与军队问题相关的叙述有待挖掘和讨论。那就让我们耐下心去,到《必胜》中去寻找周泉缨在“一种强大的政治责任感驱动下写出的“忠谏”之言,看看周泉缨到底对毛泽东都说了些什么?
如果认真仔细阅读《必胜》,读者会发现,在《必胜》的《军区问题》章节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很值得讨论,现抄录如下:
“……在团派看来,全国都是如此,于是,枪杆子已经完全被‘敌人’掌握了,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的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了。……团派对军权问题,对枪杆子问题是很敏锐的,很重视的,很坚决的,他们很快就把主攻目标转移到军区问题上,然而,私字夺权观和山头主义的夺权观将使他们犯错误。他们想夺取的是基本上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
以笔者的估计,周泉缨所谓的“忠谏”之言,周泉缨反复强调了几十年的《必胜》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之写作动机,或曰《必胜》之“要义”应该指的就是这段文字。这段文字之要点有二:第一、批判团派宣扬的“武化革命”论;第二、指控团派妄图夺取“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下面我们就来解构一下这段“忠谏”之言。

“武化革命”与“局部国内战争”

“武化革命”一词的发明人是持有团派观点的叶志江同学。
“武汉7·20事件”爆发后,叶志江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以下简称《武化革命》)。清华文革人的回忆录中对叶的大字报多有提及。[ ]。叶志江在这张大字报中写道,要用“文攻武卫”的办法,用革命群众冲击的方式“夺取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历史上哪次革命不是用枪杆子最后解决问题?” 因此,全国必定要进入“武化革命”阶段。
“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第三独立支队”贴出批驳性大字报《斥反动的‘武化运动’论-——叶志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是什么货色?》[ ](以下简称《斥‘武化革命’论》)。该大字报强调,“国家机器、人民军队都牢牢掌握在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手中[ ]”“‘武化革命’论者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起来,用枪杆子解决问题’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翻版,客观上煽动那些对于我们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
8月9日,“四一四东方红战团00支队”在清华校园贴出周泉缨的《必胜》。批判“武化革命”的文字也出现在《必胜》中。
笔者估计,《斥“武化革命”论》和《必胜》中对“武化革命”提法的批判或许均与周泉缨有关。因为《斥‘武化革命’论》和《必胜》这两张大字报的署名中都是周泉缨所在的“东方红战团”。而四一四下辖23个战斗队[ ]中,队名均有文革色彩,例如“云水怒”、“从来急”什么的。而“第三独立支队”与“00支队”明显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代号。
“武化革命”的提法应该与“武汉7·20事件”的大背景直接相关。
麦克法克尔、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的《武装左派》章节中写道:“文革后的历史学家把这一年夏天武斗的责任的大部分归罪于江青,没有突出毛本人的煽动作用”。
为了证明毛泽东在“武汉7·20事件”后曾一度有武装左派的打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书中罗列以下事实证明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想法确实曾经被付诸实施:
7月20日,“武汉7·20事件”爆发。
7月22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说:“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
7月31日,张春秋正式要求毛允许成立工人的自卫武装力量。毛泽东做出肯定的回答,他让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此发表意见;8月下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散发了旨在“武装左派”的市武装力量的章程[ ]。
8月7日,周恩来告诉湖南代表, “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的”,给他们提供武装,是遵循“我们的最高统帅的指示”[ ]。事实上就在同一天,毛泽东签署中央文件,肯定了湖南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的必要性[ ]。
8月9日,林彪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讲: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
8月1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文件,号召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条件成熟地区”把群众武装起来[ ]。
8月13日,康生引用了“武装左派”的口号,三天后,他和关锋指责进入大部分是回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地区“支左”的部队在处理当地“保守群众组织”时, “太软”, “不讲原则”。解放军必须支持当地的“左派”,“如果必要的话给他们提供武器自卫。”[ ]

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主席在‘七二○’事件后反而想到了武装左派,这样既助长了邪气(尤其是上海帮的邪气),又制造了新的混乱,此后,全国武斗又形成高潮,很多造反派是对着解放军的,并开始抢军火库及军工厂。”[ ]
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中也写道:“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更严重的是,主席八月四日的信对形势完全估计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 ]
叶志江“武化革命”的提法显然是对江青、毛泽东的“文攻武卫”、“武装左派”提法和做法的正面响应。“武化革命”提法的理论源头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经历国内战争的一段语录。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 ]。“武汉7·20事件”爆发之后,列宁的这段语录高频率地出现在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报刊和大字报中。“国内战争”、“局部国内战争”、“全面内战”的提法也时髦起来。叶志江“武化革命”的提法似乎应该是从列宁的那段关于国内战争的语录中推演过来的。由于无法找到叶志江关于“武化革命”大字报的原文,所以也无从确认叶的大字报中是否引用过列宁的那段语录。
但是,问题的蹊跷处在于,列宁的这段鼓吹“国内战争”的语录竟然出现在严厉批判“武化革命”论的《必胜》中。列宁这段语录在《必胜》中的出现表明,《必胜》作者对“武汉7·20事件”前后的全国政治形势的估判与叶志江之估判并无本质的差别。团、四两派在“武汉7·20事件”后的表现与文革政治生态中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现象和“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现象有关。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与“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一个往复出现的刺激,和另一个带有奖赏或惩罚性的刺激多次联结后,即使该刺激单独呈现时,也能够引发被刺激物神经系统的无条件反射。这就是“经典条件反射”,又称“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经历数十年血雨腥风阶级斗争刺激(考验)的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政治事件时引发的政治反馈与“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很相似。该反馈的正确与否、快慢与否往往与性命攸关,稍有不慎,便要人头落地。而“武装左派”和“文攻武卫”就是“武汉7·20事件”引发出来的惯性“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自文革始,从第一张“马列大字报”,到“五十天白色恐怖”,从“清华8·24事件”到“武汉7·20事件”,对清华文革参与者的政治神经所产生的连续性刺激所引发的条件反射可称为“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之所以在“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之前缀一个“类”字,是因为这些刺激尽管强烈,但对被作用体之苟活并不构成威胁,因而这类反射较之标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多了些表演(或曰“表现”,或曰“表态”)的成份。
李磊落之死[ ]是团派在“武汉7·20事件”的作用下整体患发“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症所带来的惨痛后果。孙毓星在《我的文革心路历程》文中还原了一个急于赴死的李磊落——“得悉7·20事件后就在日记中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 江林(李磊落文革后改用的名字) 67.7.21’,临行前甚至安排了照顾弟弟妹妹等‘后事’。他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奔赴常德的。”那颗索命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动脉,成全了他的忠诚[ ]。
叶志江“武化革命”论当然是“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标准呈现。那么“武汉720事件”对清华四一四群体产生的刺激所引发的“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是如何展现的?
“武汉7·20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几千四一四人从清华园徒步游行到天安门。中途遭遇瓢泼大雨,按照标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规律,这些人本应该先找地方去躲躲雨,但是游行队伍坚持在雨中行进;当戚本禹电话指示老蒯,要团派组织队伍去徐帅居住的西山游行时,四一四人也“闻风而动,唯恐落后”,“急于表现一把” [ ],与团派一道赶往西山;当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时,团派独派两千人去机场。四一四人不甘落后,也派两千人赶往西山机场,但欢迎仪式已结束[ ]。7月30日晚间,林、关《八一社论》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后,团派总部在大礼堂,四一四总部在主楼广场分别集会,共同欢呼《八一社论》的发表[ ]。欢呼之后,四一四核心组成员纷纷北上南下,介入到地方的“揪军内一小撮”活动中去,沈如槐、张雪梅去了武汉;陈楚三去了哈尔滨;刘万章去了长春;郭仁宽去了锦州;王永縣去了南京;吴栋去了广州 [ ]……
文革的具体实践表明,四一四人是“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反对者。沈如槐和孙怒涛在回忆录中对此都有所检讨。但是,周泉缨却在他的文革回忆文字中得以洋洋地自夸——众人皆醉我独醒,他这样写道:“414总部的常委们则经常自觉和不自觉地犯甚至背叛自己的414思潮的错误,比如‘抓军内一小撮’”[ ]。
周泉缨的上述文字表明,他本人在“揪军内一小撮”狂潮中做到了独善其身!“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在他身上似乎没有发作。从周泉缨的文革回忆文字中读者确实无法判断周泉缨是否冒雨去过天安门,是否去过西山元帅府喊口号,是否去机场欢迎王力凯旋回京,是否参加过欢呼《八一社论》发表的集会。但是,只需看看《必胜》对“武汉7·20事件”的评述,即可判断该事件在周泉缨身上是否引发过“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必胜》的《军区问题》章节对1967年2、3月直至“武汉7·20事件”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做出的基本判断如下:
“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
“二、三月份之后,各地造反派出现分裂,保守派重新抬头,大规模武斗发生,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政变,局部的武装暴乱事件,文化大革命遇到新的障碍。”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局部地正在进行着初步形式的自卫现代战争了。但是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或者继续发生局部暴乱和大规模的武斗,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的。那些只知道空喊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对武装斗争的阶级斗争、阶级目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做调查研究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的人和忽视武装斗争的人一样,同样是可悲的。”
《必胜》中的上述文字有四个关键点:
第一、用“局部政变”、“局部武装暴乱”来定性军队的暴力行为,并明确指明:“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这个表态与林、关《八一社论》和叶志江《武化革命》对“武汉7·20事件”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该段文字认为“局部地区的自卫的现代战争”已经开始。对于全国是否会爆发“全面内战”,《必胜》给出估判是一个不定论——“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
第三、该段文字对一旦爆发“全面内战”之最终结局表现得信心满满:“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党内、军内走资派要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的群众,并使他们充当全国规模的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
第四、该段文字最后故作公允态,在坚持进行“武装斗争”的大前提下,对“空喊武装斗争”,和“忽视武装斗争”的两类人都予以了极大的蔑视,显然是在模仿40年前的毛泽东——既要反对王明的“左”倾盲动,又要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只是这种模仿既生硬、又蹩脚,所以显得很滑稽。
总之,《必胜》对“武汉7·20事件”爆发后所做的形势估判与叶志江之判断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远比林、关《八一社论》所做的形势估判要严重得多。较之以往单纯指称造反派之间暴力行为的“武斗”、“大规模武斗”的提法,叶志江的“武化革命”和《必胜》的“武装斗争”、“局部政变”、“ 局部武装暴乱”、“局部国内战争”、“全面内战”的提法都是对林、关《八一社论》的一个重大突破,都更具有鲜明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内涵。用今天的时髦话语来描述,均属“妄议”之论。《必胜》关于军队问题的表述看似是在拥戴毛林对军队的绝对统领,其实质都是在给伟大领袖的文革乱局增烦添乱。
《必胜》对“武化革命”之批判的最大问题在于,批判者自以为得计的公允态本身实际上也没有摆脱“揪军内一小撮”的基本立场,小巫见大巫,十步笑百步,都是“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症的发作而已。

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权”吗?

从周泉缨对《必胜》的诠释文字中可以看出,对“武化革命”提法本身的批判似乎还不是周泉缨所谓的“忠谏”之要点。而告诫毛泽东要警惕团派妄图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才是周泉缨对毛泽东的“忠谏”之核心内容。《必胜》对团派的这一指控固然可笑,似乎没有讨论的价值。但是,为了不枉负周泉缨的一片“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还是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既然周泉缨的“忠谏”之言是讲给毛主席听的,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猜一猜毛主席当年是否介意过周泉缨发出的蒯大富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的警告呢?
自1927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毛带领秋收起义的农民登上井冈山,踏上了武装夺取政权之路。他曾经的对手是蒋介石,而党内的对手是王明、张国焘,以及后来的彭德怀。当收到周泉缨通过《必胜》提醒毛泽东要警惕蒯大富借“揪军内一小撮”之机,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时,毛是选择哭,还是笑呢?周泉缨发出的警告实在很呆萌。毛后来开释周泉缨或许是出于对这种呆萌的怜悯。
虚拟一种极端的说法,并强加在对方身上,然后以公允态批判之——这是文革派性斗争中的惯用伎俩。在《必胜》中,对团派政治企图的虚拟与批判有两例。
第一例虚拟与批判,就是所谓团派“大翻个儿”理论。当年最作践人的表述是“流氓痞子要掌权”[ ]。“大翻个儿”是四一四人扣在老团头上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是四一四人从团派鼓噪的“彻底砸烂”的论调中引申出来的。当年的团派中绝没有人敢说“十七年全国黑线主导”。“彻底砸烂”的口号实际上是毛泽东“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说法的必然推论。后来迟群、谢静宜搞出的“两个估计”[ ]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的官方表述。
第二例虚拟与批判,就是说团派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在“客观上煽动那些对于我们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例虚拟与批判显得更加荒诞和离谱了。因为,无论是在当年抑或是在今天,到底有多少人会相信,蒯大富和团派曾经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呢?蒯大富之辈恐怕连夺取小小的清华园派出所的管辖权和治安权的念头都不可能有,遑论什么“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了。
文革至今已经五十年。当年派性斗争带来的仇恨已经消退。周泉缨是否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必胜》指控团派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到底是为了派性斗争的需要,才对“武化革命”进行过度解读而虚拟出来的一个攻击对方的口实,还是周泉缨本人当年(抑或今天)确实真的是那样确信不疑的呢?
文革结束后,蒯大富被清算了。在老蒯获罪的诸项罪名中,有下令开枪射击工宣队队员,有迫害革命老干部,但唯独没有《必胜》指控的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这一条。或许是感觉到当年在《必胜》中指控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过于荒诞,于是周泉缨开始在诠释《必胜》的各种文本中逐步修缮和变异自己当年在《必胜》中对团派的原始指控。
首先,周泉缨在全部诠释《必胜》的文字中不再提及《必胜》对团派的原始指控,即“武化革命”的本质是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
其次,周泉缨在全部诠释《必胜》的文字中逐步将指控团派妄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向“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过渡。
1999年,周泉缨撰写了文革后第一篇有关文革的文章《我心中的文革》。在这篇文章中,周泉缨赋予《必胜》“三层意思”,而“三层意思”之一就是要揭露“极左派插手军队暴露极左派野心”,此文所指的“极左派”已从《必胜》中明文所指的“团派”变成了“中央文革”。但是,《必胜》的写作动机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说法还没有出现在该文本中。
进入21世纪之后,周泉缨开始明目张胆地在各种文本中将《必胜》对“团派”妄图“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的原始指控解读为是为了要“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2006年,周泉缨《试错》书的第一章节在《我心中的清华文革》中,首次将《必胜》的写作动机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说法付诸文字。之后,“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就成为周泉缨诠释《必胜》之“要义”。因为指控中央文革要“插手军队”无论如何要比指控蒯大富和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显得要更具合理性些,也更具历史意义。用“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之写作动机揩去《必胜》中派性斗争之痕迹后,剩下的当然只有超前的觉悟和非凡的胆识了。
2010年11月,周泉缨在文章中写道,《必胜》之要义“通过第四个问题——‘军区问题’,公开对抗‘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 ]。
2014年5月,周泉缨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改口说,《必胜》在当时是“以委婉的方式否定了‘7·20武汉突发事件’后中央提出的关于‘抓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政治口号” [ ]。
当年的周泉缨到底是在“公开对抗”“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呢?还是“委婉否定”“中央提出的‘抓军内一小撮’口号”呢?《必胜》就像一个小姑娘,任凭周泉缨随意打扮。

《军区问题》章节是周泉缨对《必胜》的主要贡献

我们像分析小学生作文一样,就《必胜》中有关军队问题的文字表述与周泉缨讲述的写作动机之间的不一致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比对、分析和讨论。现在可结论如下:
1967年夏季,周泉缨曾跑到郑州,较深地介入了“二七公社”和“河南造总”之间的派性斗争。《必胜》的部分初稿就来自周泉缨写给郑州工学院“河南造总”成员刘建亭的回信——《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而《必胜》的另一位初稿者万润南和《必胜》终稿者罗征启均没有介入过河南的文革运动。因此可以断定:集中论述河南军队问题的《必胜》第四章《军区问题》的全部思想表达和文字表达应该与周泉缨直接相关。

周泉缨对《必胜》正文部分所作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第四章《军区问题》中。这一章节中关于军队问题的叙述文字和叙述逻辑清楚地表明,当年的周泉缨并没有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无论是全国的“军内一小撮”,或者是河南的“军内一小撮”,或者是武汉的“军内一小撮”。 周泉缨所要反对的是蒯大富和团派乘“揪军内一小撮”之机,“夺走基本上是属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
笔者以为,罗征启、万润南参与《必胜》写作之前,周泉缨写作《必胜》之初衷就是表态拥护“揪军内一小撮”、呼吁“打倒何运洪”、批判“武化革命”论,虚拟和指责团派要“夺走基本上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罗、万二人插手《必胜》写作之后,周泉缨的写作初衷虽然在《必胜》中依然有所体现,但是,在罗、万“十七年红线主导论”的恢弘叙述面前已经沦为次要观点。
《军区问题》章节在《必胜》中的出现,与《必胜》关于“思潮”的主题论述明显反调与脱节,是一段可有可无的多余文字。《军区问题》章节与万润南确立的文章主标题——“四一四思潮必胜”,以及全文的核心内容——“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之叙述也无必然联系,甚至相违相悖。客观地说,以拥护“揪军内一小撮”、呼吁“打倒何运洪”、批判“武化革命”为重点,以团派要“夺取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的军权”的危言耸听为重点的《军区问题》章节,绝对是《必胜》的一个痈疽——这是任何一位稍有阅历的人都可以从阅读中感受得到的。如果砍掉“十七年红线主导论”、“‘财产权力再分配’极端反动论”等段落,而将《军区问题》上升为核心章节,《必胜》将文不对题,且不堪成文。但是,如果砍掉《军区问题》这一章节,不但丝毫不影响《必胜》核心主旨的论述,而且会使《必胜》的叙述更加紧凑,反极左的主旋律更加突现。
历史已经证明,令《必胜》名扬天下的表述集中出现在《必胜》的前两章节和第五章节中,而不是周泉缨贡献和喜爱的《军区问题》章节中那一堆做作不堪、俗不可耐的文字。
罗征启曾经说,在修改《必胜》时曾就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与周泉缨发生过争执。笔者猜测,或许罗、周之间的争执就是为了《军区问题》章节的去留而发生的。以笔者之判断,罗征启在终稿时之所以没有删节《军区问题》章节,可能是照顾到周泉缨的颜面。因为如果真的删节了《军区问题》章节,《必胜》的正文部分可能真的就如万润南所言——没有一个字是周泉缨写的了。

结束语

马牛不复辨,泾渭何当分。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个文本确实很奇特,因为它承载和传递了不同的思想者的不同的思想。孰清孰浊,读者只能自行分辨,却又无从分辨。
但是,《必胜》的写作历史背景并不混沌!王关戚的倒台是毛泽东文革政治逻辑混乱的起点。“武汉7·20事件”让毛泽东十足地感受到,文革局面之失控意味着那个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已渐行渐远。“武汉7·20事件”在中央高层所引发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症的发作时间并不长,约20天左右。该“反射”征候终因对文革大局之顾及而骤然消退了。追究“揪军内一小撮”之罪就是“武汉7·20事件”引发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症发作后又主动抑制的结果。这个出人所料的结局甚至没有给“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症患者群留下继续表演的时间和空间。
周泉缨所贡献和偏爱的《必胜》第四章节《军区问题》的文字构成不能够证明他所谓的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写作动机之存在,却可以佐证他由于“武汉7·20事件”的刺激也曾患发过“类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症,而且他的病患征候较之他人更加异样。
对文革的反思只有跳出毛泽东的文革逻辑才有意义。
1949年以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最大问题就是他的哲学理念(对立统一)和他的政治理念(一边倒)是对抗的。文化大革命则将这种对抗发展到了极致。毛泽东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只讨论了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他没有讨论,即“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三大实践中来的吗?1949年后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居然导致出一场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即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他天马行空地幻念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不正确决定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给出的全部选项,诸如保护或批判校党委,拥护或反对工作组,促成或破坏“大联合”,主张或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欢迎或抵制工宣队进驻……都是无意义的。毛泽东给出的这些选项及其“标准答案”凸显了他的哲学理念与政治理念的不自洽,难以自圆其说又要强词夺理。
对于文革反思者而言,如果今天仍然在毛泽东给出的选项中进行挑选的话,就永远走不出文革的泥沼。

致谢:谨向周泉缨、孙怒涛、叶志江、唐金鹤、陈继芳、马小庄、傅培程、邱心伟、原蜀育、孙维藩等清华文革亲历者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将自己回忆清华文革的大作赠予笔者。

2016年8月14日初稿 北京西山植物园
2016年11月11日终稿 北京海淀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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