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te Admin |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8
|
《昨 天》第八十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11月30日第80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孙静轩 作家剪影七则(《世纪漫步》选读) 郭小川点滴 周扬片记 远看沙汀 好人艾芜 泪祭刘星火 痛哉杨禾,惜哉杨禾 榴红印象
徐海亮 武汉“七二○”事件究竟抗议谁?——对《戚本禹回忆录》有关内容的讨论
史林一叶
杜钧福 评说“二月逆流” 吴美潮 一次伟大的抗争——周世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 吴根耀 鄂东南偏僻小县通山的十年动乱
生逢乱世
崔子明 康生批我七宗罪——我的文革遭遇 胡显中 一个“右派”眼中的文革 何 蜀 工地上来了串联队
忆旧思亲
刘建业 与陈蔚德老师的一段交往
故纸堆
渔歌子录入 林彪事件后有关“敏感词”禁忌的一份文件
编读往来
张光渝谈78期曹登驹文 庄菁瑞谈79期《电影界文革死难者名录》 —————————————————————————————————— 【书海泛舟】
作家剪影七则 (《世纪漫步》选读)
孙静轩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孙静轩诗文集《世纪漫步》(文汇出版社2015年版)中的随笔部分(该书包括诗论、随笔、长诗《告别二十世纪》三个部分),现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孙静轩,1930年生,山东人,从“小八路”开始学习写作,五十年代初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时即在诗坛崭露头角。1957年1月臧克家向毛泽东汇报《诗刊》筹备情况时,介绍了“小八路”出身的诗人孙静轩,毛泽东说:“孙静轩这样的人是我们自己的人,要很好地培养。我们要支持培养自己的诗人;但适当的时候要压一压,不然他要翘尾巴。”(《冷冷热热臧克家》,《世纪漫步》第285页)1958年在重庆市文联被打成“右派分子”,押送长寿湖农场劳改,大饥荒年代险些在累饿中死去。1962年“摘帽”后安排到四川省文联。文革中曾参加造反派。后曾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政协委员。
郭小川点滴
我是五十年代认识郭小川的,当时他已经是名诗人了,又是中国作协的领导人,而我则是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子,自然无缘相交,只能远远地望他几眼,尽管艾青曾把我介绍给他,交谈过几句,但我相信他并不记得我,充其量在他的印象里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不知怎么他想起了我。在全国作协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他点名批判了我,说文学界有一种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孙静轩就是个典型,四川应该引起重视,对他诗歌创作中的消极浪漫主义必须予以批判。 郭小川作为当时文学界的领导,在那种大家都害上狂热病的社会背景下,说出这种话,无疑对我是一件十分糟糕的事情。果然,一旦发出信号,诗评家们闻风而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各大报刊就出现了十三篇批判我的文章。尽管我并不在乎,但已经察觉到周围正潜伏着一种危机,后来,我果然被打成了右派。我想这同郭小川的讲话有很大关系,至少他此前对我的发难是一根导火线。所以我对他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 一九六二年,他发表了名篇《甘蔗林——青纱帐》,紧接着又发表了《望星空》那首情真意切的长诗,使当时被庸俗社会学笼罩的诗坛为之一震。我虽然喜欢他的作品,也为他所遭受的无理批判而愤愤不平,但同情之余,多少也有点幸灾乐祸,心想当年你批判我消极浪漫主义,如今你也尝尝苦头吧,这叫做“以你之道,还治你身”,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下肚去。 几年以后,十年动乱开始,郭小川自然在劫难逃,成了“黑帮头子”。奇怪的是,这时我却不再计较他对我的发难,反而对他同情起来。一九六七年秋天,我回山东途经北京,突然心血来潮,想去中国作协看看。刚到作协门口,就看见十几个文学界名人正挂着黑牌子在那里打扫街道,其中就有郭小川。我想了想,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过去,我说,小川同志,你认识我吗?我是孙静轩。 一声同志叫得小川站在那里发愣,半天说不出话来。但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年月,喊一声“同志”意味着什么。对于所谓的“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五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来说,“同志”这个称呼是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所以那时郭小川当听到我这样称呼他时,他为之惊讶,为之感动,几乎流出了热泪。而当我顺手递给他一包点心,轻轻说了声“保重”匆匆离开时,我看见他的两片嘴唇微微颤动起来,半天才轻轻吐出一句话:谢谢。 ……(220—221页)
周扬片记
…… 一九六七年,我去北京,正值造反派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那天,我听说造反派要开周扬的批斗大会,便赶去看热闹。当我看见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揪上台时,竟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心想,你周扬当时何等威风,整了多少诗人作家,也有今天的下场,这是报应。但当我看见他被揪着耳朵(听说他怕揪头发,早剪了个小平头),按着头跪在地下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一直往下流淌,但却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时,幸灾乐祸的心态荡然无存,转而对他同情起来,而且心中油然涌起一种敬意。真的,那年月我见得多了,不少大人物平时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一旦被造反派摘去官帽,便散了骨架,现出丑态。像周扬这样即使沦为阶下囚,仍在挣扎着维护最后一点人的尊严的人,实在没有几个。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再一次在北京新桥饭店见到他,他已经恢复了官员身份,端坐在主席台上,当他站起来讲话时,我暗自嘀咕说,大概又要打官腔教训我们了。出乎我的意外,一开始他就沉重地说,我以前伤害过不少同志,使他们蒙受了多年的冤屈,我心中有愧,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他刚说到这里,会场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谁也没有想到一贯正确的周扬竟然一反常态,当众表示忏悔,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 也就是在那次会议散会的时候,我在过厅里拦住了他,我说:“周扬同志,我向你提个问题,你对流沙河的问题有没有新的看法,《草木篇》是不是大毒草?”这问题提得既尖锐又突然,他一时愣住了,他下意识地用手摸着下巴想了一会,笑着说:“这问题我还没想过,一时说不好,能给我些时间让我考虑么?”我还能再说什么呢,这已经足够,对于周扬来说,这已经不容易了。 ……(231—232页)
远看沙汀
…… 一九六六年,“文革”一开始,他自然首当其冲,是“文艺黑帮”的主要人物,免不了天天被拉出去批斗。当时我也为流行的狂热病所传染,鬼迷了心窍似的,竟也相信沙汀是四川文艺界的黑帮头子,参与了对他的批判。有一次,造反派揭发他有一篇文章谈到美国救济中国灾民,说他为美帝涂脂抹粉,他抗辩说,历史就是那样,救济灾民是事实。我当时很气,便顺手举起一卷报纸,照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只吐了一个字:“吔!” 意思是说,你也动手了。 为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内疚,也感到羞耻,怕是一辈子我都要后悔。 大概是我想赎罪吧,一九七三年他从拘留所释放回来后,我对他特别友好,每隔两三天要去看他一次。那时,物资匮乏,生活艰苦,我靠朋友的关系,时常搞到一些奇缺的焦炭、菜油之类的物品给他送去,每次他都握着我的手说:“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啊!”这话不假,当他一个孤孤独独的老头,冬天蜷缩在一间阴冷的小屋里,没有人理睬的时候,一旦我为他升起火炉,自然他会感到身心都温暖。 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时常在一起说些知心话。给我印象最深、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后的那天,当我跑去看他,告诉他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一屁股坐到地板上,紧紧地抱着我哭了起来。确切地说,那不叫哭,那叫干嚎,没有眼泪,没有通常听到的那种哭声,只是张大了嘴,发出一种低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那声音是无法形容的。我知道,那是老年人肝碎肠断的哀嚎。 ……(311—312页)
好人艾芜
…… 我同他认识是在六十年代初,虽在一个单位,但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这是因为,他不善交际,不善言辞,但主要是我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他怕引起麻烦,不得不避而远之。直到“文革”开始,才有了交往。 一九六六年冬天,“文革”闹得轰轰烈烈,我所在的四川省文联也成立了几个群众组织,艾芜为人老实,人缘不错,竟也被“毛泽东思想文艺战团”吸收为成员。这样我们就有了天天见面的机会。糟糕的是我们这个组织不久就被宣布为“保皇派”,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记得那天召开紧急会议,一向沉默寡言的艾芜,竟然慷慨激昂地同我争吵起来。我说:“既然中央有文件,咱们再不能当保皇狗了。”艾芜从我身边的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声说:“我抗议!谁说我们是保皇狗!”我火了,说:“你抗议个屁!”抡起一拳把他打倒在椅子上。顿时会场大乱,草草收场。从此我们分道扬镳,各自参加了两个对立的组织。 为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内疚,至今仍羞愧不已。我总想弥补一下我的过失,所以常去看他,处处加以关照。尤其当时的文化部下了个文件,说是文艺黑线回潮,其中点了艾芜的小说《高高的山上》,眼看又要掀起一次大批判运动,我挺身而出,公开为他辩护,他感动极了,紧握住我的手,声音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这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但是不久之后,有一件事使我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他去世,也没有从阴影中摆脱出来。 大约是一九七五年的春节,我穷得腰无分文,难过年关,想来想去想到了艾芜,便写了张条子让女儿送给他,心想借个十几二十元钱料无问题,没想到女儿颓丧地空着手回来了,带回来一张条子,条子上写道:“你有恩于我,有情于我,理当接济,但我这些年并无积蓄,家境也不宽裕,实无力相助,乞谅!”我看罢条子,自然郁郁不快,当即将条子撕碎,但过了几天,也就忘了此事。 真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竟成了艾芜的一块心病。我发现自此之后,他总是躲避我,走在街上,远远地见我迎面而来,便赶紧躲进小巷,有时来不及躲避,就低下头去装作视而不见,那情形尴尬极了。开始我并不在意,久而久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一直为借钱的事负疚,这倒使我感到不安,但又不好说破,只好继续尴尬下去。 ……(313—314页)
泪祭刘星火
…… 大概是一九六四年吧,记不清是个什么小运动了,这位老兄因一篇《灶王爷升天》闯了祸事,又成为众矢之的,硬逼他承认丑化三面红旗,攻击党的领导。他硬挺了半个月,最后终于挺不住了,精神分裂,成了疯子,又是上吊,又是跳河,闹得四邻不安,没办法,只好送他进了疯人院。当我把他交给医生,眼看着将他锁在一张铁床上,他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哀求我别把他丢下时,我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他太可怜了。 “文化大革命”中,他若能保持沉默,安分守己地当个逍遥派也许没人理会他这只“死老虎”。偏偏他又不甘寂寞,硬要“保卫毛主席”,独自成立什么“毛泽东思想独立思考战斗团”,给别人贴大字报。这一下又给人抓住了辫子,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照四方,你还要思考,真是狗胆包天。造反派立即抄家,结果发现他把一叠印有毛主席像的旧报当作椅垫子,这还了得,当即宣布为炮打红太阳的现行反革命,好一顿暴打。当时他简直走投无路,不得不求我将他隐藏起来。 但是在劫者难逃,他还是被揪了出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双料身份被押送到川滇交界的“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接受批斗。终于熬不住了,决心一死了之,一了百了,用一把剃头刀割断了喉管,虽经抢救,活了下来,但却成了可怕的残废。 然而,如此惨烈的事件,并没有使一些人对他有点怜悯,反而加倍地对他施压,口号喊得震天响,敦促他投降,天天让他大声朗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他自知没有活路,便又第二次拿一把小刀,割断了动脉血管。当人们发现,尸体早已冰冷僵硬了。 他死得惨,埋葬时更惨,他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内裤,就用一张烂草席一卷,像一条死狗那样被拖了出去,马马虎虎地挖个坑,丢了下去。幸而我多了个心眼,搬了些大石头垒起来。不然,要不了几天,就会被野狗拖出来吃了的。 两年之后,他的妻子不远千里几经周折才找回他的尸骨。过后,她跑来谢我,说亏你垒了那些石头。这一个谢字把我谢哭了,我觉得羞愧,我感到内疚。对他的死,我是有一定责任的。真的,他自杀的那天晚上,一连找了我几次,一会儿给我送两斤白糖,一会儿又给我送来十几个鸡蛋,说他不想吃了,留着没用。当时由于我也被隔离审查,心里烦躁,竟没有想到像他那样仔细的人,怎么舍得将急需之物轻易送人呢!他一再说他留着也没用,那已是再明显不过的暗示了,只要我说几句宽慰鼓励的话,便可以制止那场悲剧的,可是我却疏忽了,这一疏忽竟酿成了本可避免的悲剧。 也正是由于我感到内疚,所以我永远忘不了他。 除了他的妻子和儿女有时会想起他,我想,所有人都不会想起他;至于后来人就更不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叫刘星火的作家了。这里我要告诉人们,他是我的朋友,是一个好人,他本来有权利活着,活到现在的。 ……(369—370页)
痛哉杨禾,惜哉杨禾
……朋友们说,杨禾是个晴雨表,只要他开始发神经,准是要开始搞运动了。 奇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唯独他好像没有遭受磨难,既没有将他打入“牛棚”,也没有挂黑牌游街示众,只是把他当作“死老虎”丢在一边,充其量派他干些挑水、扫地之类的杂活。于是乎人们开始怀疑他,说他是“特务”、“告密者”,全凭他天天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揭发别人,才免受“牛鬼蛇神”之苦,得以保存下来。这说法看来似乎有些道理。的确,单看他那诡秘的举止,的确像那“卧底”的“眼线”,一双滴溜溜转动的眼珠,藏在老花镜镜片的后面,不停地扫描不停地窥视,完了便躲在被窝里写些什么,那鬼鬼祟祟的样子的确令人生疑令人厌恶。所以,“文革”之后很多年,人们都对他侧目而视,视为害群之马。 自然他明显地感觉到了周围人们对他的疏远和蔑视,倒也知趣,不曾同人来往,也不同别人搭白,安于做一个单干户,孤零零地一个人去小巷里走走,成天低着头抽烟闷着头喝酒。只有我由于同乡的关系,勉强算个朋友,他偶尔来我的房里坐坐,不痛不痒地同我聊聊。我呢,觉得他怪可怜的,偶尔也去他家,陪他下几盘围棋。 记得有个冬天的晚上,他把我请了去,特别声明他请我喝酒。两个人边喝边聊,渐渐投机,不知不觉酒已过量,说起醉话来。他说他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惨了,大半辈子抬不头挺不起腰,从来没有真正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活得真窝囊真没劲。说着说着号啕大哭,边哭边说:“老弟,别说人家讨厌我,我都恨自己,你看见的,我算个什么东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简直就是他妈一条癞皮狗!”他说得动情,我听得心痛,陪他喝了个通宵。 这之后我常对人说起他,说他内心痛苦,说他性格分裂,说本质是个好人,说他天性是个诗人。人们反应各异,有人说我善解人意,有人却骂我糊涂,说我有眼无珠,竟看不出杨禾是个“打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在劳改营那个大染缸里泡了几年,早已变形变色了。但我宁愿挨骂,也不愿承认他自甘堕落。至今认为,任何人在那种鱼虾混杂的劳改营里,长期同各式各样的犯人为伍,很难洁身自好,不可能不受熏染,久而久之就会被异化被扭曲。环境使然,那是怪不得谁的。 八十年代初,杨禾退休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解放,从此他再不会觉得有什么羁绊什么束缚,再用不着小心翼翼地扮演某种角色了。果真,环境的改变,竟使他奇迹般地换了个人,他变得那么开朗那么率直,那么洒脱那么风趣,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听到他那大嗓门,使得众人刮目相看。最令人吃惊的是,他那深藏不露的激情和才华,一旦闸门大开,竟似泉涌,既写小说又写诗歌,一时竟成了巴蜀文坛上的一位活跃人物。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真正的杨禾复活了。 然而,复活了的青春毕竟来得太迟了,正当朋友们惊喜地注视着他健步重返文坛时,他却害上了不治之症。听说他住进了医院,我正想去看他,不想却在街上遇见了他。他倒像没事似的说,这病反正是治不好的,懒得去吃那些苦药,人常说反其道而行之,倒不如喝我的酒,说不定一点事没有。临到分手时,他又喊住了我,说有空了把他新写的诗送我看看。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见面,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372—374页)
榴红印象
…… 记得被划为右派的那一天,我垂头丧气地走出批判会场,榴红迎面走来,当然,什么也没说,连个招呼也没打,但我似乎觉得他微微点了点头,而当我抬起头来望着他的时候,我发现他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像闪电一样匆匆投给我一个异样的目光,我说不出那目光中的全部内涵,但至少我感到了同情、安慰和鼓励。还说什么呢?什么也无须说,人与人之间有时不需要语言,心和心是可以交流的。就是在这目光对视的一瞬间,我认识了榴红,认识了他那颗善良的而又纯真的心。于是,我转过身,悄悄洒下几滴热泪。 我再次见到他,已是四年后的事了。他显得老了一头,不到三十的人,额头上竟添了几道皱纹,我猜想,这些年他生活得也并不轻松。不过,从外表看,他的性格似乎没有变,还是那么嘻嘻哈哈的,说些又俏皮又风趣的笑话。这时的榴红已非昔比,他的小说已经有了名气。然而,不知为了什么,却没有让他去搞创 作,而让他在编辑部里做一名编辑。也许是他的资历浅了点吧? 一九六二年我从农场劳动改造之后,调回了四川文联。身为“摘帽右派”,自然不能再搞创作。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协助领导了解作家的创作情况,这样经常阅读全省作家们的新作,榴红自然也就成了我研究的对象。我第一次读榴红的作品,是一篇题目叫作《雷打冲》的小说,它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时隔二十几年,那小说的故事情节,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却记得那机智、幽默的笔调,当时,我读着的时候常常忍不住笑出声来。自此之后,我认定了榴红是一个有才华而又独具一格的作家。 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具有多重性。尽管榴红爱说笑话,很风趣,看上去很豁达,但也有封闭性的一面。他不喜欢交际,某些场合甚至有点腼腆、羞涩,给人的印象,他似乎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他就生活在他那个小小的精神世界里。照说,我和他住在同一个小院,相距不过十多公尺,但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有什么欢乐,有什么痛苦。我只知道他结了婚,有了个女孩,后来又分离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很少有人知道。我只是远远地观察他,有时看见他说说笑笑,有时又看见他沉默寡言,却无法窥视他内心的一切。 如果说,我对他稍有了解的话,那是“文革”后期了。当时,我和他同在川滇边界的“五七干校”劳动。我是牛鬼蛇神中重点专政的对象,被剥夺了人身自由,那日子是极不好过的。他虽然是党员,但景况却比我好不了多少,总是有关于他的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尽管背后有多少双眼睛监视着,我们还是不时地彼此传递同情和关切的目光,叫做是心照不宣吧。后来,政策稍稍宽松了些,一些人陆陆续续地分配了工作,被领导信任的大都调往城市,政治上不大可靠的,则只能分到边远的小县去做基层工作。榴红大概是属于控制对象,竟被分到山区去当小学教员。不过,比起我们一些“重点人物”来算是够幸运的了。据说,我们将被集中到深山去长期劳改。 记得榴红离开干校的那天,我用一辆架架车拉着他的行李,送他到十里路外的火车站。路上,我流着泪对他说,我再也受不了长期的精神折磨,已准备了一瓶毒药酒,想早些解脱烦恼。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含着眼泪说:“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自杀不仅是懦夫的行为,而且愚蠢。有人希望你死,决不能让他们高兴!”火车开动了,他还从窗口伸出拳头向我挥舞,我懂得,那是再一次示意,要我坚强地活下去。 几年以后,我活着回来了,而且活得还不错。而他,却活得很不舒展,他仍在山沟里教小学,常受别人欺侮,而且还害了一身病。但见了面,他却不说什么,只是凄苦地一笑。我明白,他是个好强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看作是一个值得怜悯的悲剧角色。谢天谢地,后来终于有好心的同志为他的处境鸣不平,想办法把他调回成都,让他到话剧团当了一名编剧。 他勉勉强强在话剧团混了几年,好像一个像样的剧本也没写出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苦笑着说:“我好像走错了门,我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是个蹩脚的演员,在戏剧舞台上更是个蹩脚的编剧。”…… ……(376—377页) —————————————————————————————————— 【书海泛舟】
武汉“七二○”事件究竟抗议谁? ——对《戚本禹回忆录》有关内容的讨论
徐海亮
今年元旦期间,正好去了深圳,《戚本禹回忆录》书稿的编辑、出版商敖本立叫我读读将要出书的修改稿,提点意见,也约请正在香港休元旦假的余汝信过来看稿。他拿出有“武汉七二○事件”和“军队与文革”这两章。我们先睹为快,就在他那里分别翻阅,再交换文本。 余汝信应该是相当熟悉军队与文革这部分内容的,而且在前一年也刚刚起草了他自己书稿中有关武汉“七二○事件”这一章,与我交流过。读过戚本禹稿后,他认为这两章写得很不理想,好像没有发挥出戚应该有的(人们过去印象中的)水平来;我认为书稿中关于“七二○”这一章,事件的起因和实质,没有点到要害,重点放在去追究王力个人责任了。我们认为这样恐怕会砸了戚本禹的“牌子”。我们把感觉告诉敖本立。午餐后余汝信即返港了,我留了下来,敖先生把业已打印出的书稿中的文革部分让我继续阅读。我又读了一天。次日下午,敖先生驱车大鹏湾,去看望住在乡村别墅的戚本禹,我得以同行。尽管戚面带病容(听说腹部不适,人也消瘦了,敖怀疑有绝症),但讲到书稿问题便提起精神来,认真听我们谈对修改稿的印象和意见。 我委婉地谈了余汝信和我的感觉:书稿中其他部分,大致属于他亲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接触的人物,写得较为流畅,能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主要大事串起来了,有些我们不清楚内情,有参考和资讯作用;但如武汉事件这种他不在现场的历史过程,效果就差一些,尚未把现已披露的大部分史实和事件本质融汇表达出来,而且这两章文字风格也与其他章节有所不同,似乎不像我们熟悉的他过去发表的文字。他倒承认这两章主要是身边其他年轻的热心者帮他整理的口述和讨论记录。我感到可能是参考综合了别人的回忆,并非他亲历所见。他肯定说已把我们考证的事件主要史实说清了,但我觉得修改稿这一章过分地追究王力的罪责,而戚对王力的反感,主要是来自于事件之后——特别是文革之后王力媚邓批毛的表现。第一节原来的标题就有“王力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出发点是讲王力的问题。 实际上,不管有没有王力,只要周恩来拿出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来,在陈再道支持下的独立师都会坚决抵制的。独立师领导挑动战士和群众抗议的,决非王力讲了什么话,而恰恰是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这是现在许多人在谈到事件时,几乎都回避或认识模糊的实质问题,乃至许多对文革研究有成效者也出现判断上的偏差。 我说如果这一章没有抓住要害,而如文革中和文革后把王力打成“坏人”那样,人云亦云,那就失去了史学研究价值。我的意见尖锐,没有顾忌作者的感受,不过戚本禹倒是爽快地答应需要修改。只是在我们告别时撂下一句话:“没有想到你对王力的看法还这么好啊!”看来他没有真想通。我只有回答:“这是在写武汉事件历史,不是写王力个人嘛。” 现在回忆录全书已经出版,关于“七二○事件”,作者确实已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原来直接指责王力的小标题也已去掉,加上了“武汉军区的阻抗”,而且在第一小节后面加上一段很关键的话:“但无论是主席或中央文革都不认为王力是‘七二○事件’的主导因素,‘七二○事件’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武汉军区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方针的反抗。王力的讲话不过是个导火线,没这个讲话,武汉的文革运动照样会爆发大冲突”。(本书650页) 我在2007年第一次访问戚本禹,提的首要问题就是“七二○事件”前中央高层的有关决策究竟是什么。《戚本禹回忆录》第25章第一小节第一自然段,简单叙述了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提出南巡武汉一事。我觉得不论是2007年戚对我的回答,还是这里书面的叙述,都过于简单。特别毛泽东对形势和任务有什么交代,都没有提到。这一点研究者多从杨成武的回忆里参考。而中央是否对武汉问题有一个研讨和共识?没有明确提到。戚当时回答我,13号下午的会议没有讨论武汉的问题,而且中央文革在此前也从未正式讨论过武汉的问题。这点很重要。现在,当年参加这天会议的戚本禹和汪东兴都已故去,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会前的6、7号和9号就文革重大问题、武汉问题、军队问题做过什么交谈、研究,暂无新材料披露。惟有毛在12号和老友周世钊交谈长沙运动 ,14号专列路过郑州时就当地两派的对立冲突提出过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重要概念这些间接材料,对于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基本思路可资参考。 《戚本禹回忆录》中根据后来的资讯(特别是他后来整理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认为“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实现的大转变”(666页),回忆道:毛“想继续推广上海模式,解决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不过他在思路上有所调整,不是打算让造反派一统天下,而是希望在避免武斗的情况下实行两派大联合”。(648页)进而,戚分析:毛“不是简单地把‘百万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王力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648页)“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666页)。 现在看,从毛泽东到武汉前后的讲话,直至“七二○事件”发生,毛泽东的策略确实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戚本禹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最高层实际情况的。而这一点,并非武汉地区的军队领导和各派群众都心领神会,甚至至今缺乏理性认识。诚然,这里戚的表述也过于简单化。 不过戚本禹接着在下面分析谢富治和王力7月14日晚见过主席就“先去大学造反派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张春桥在上海签字承认工人造反派以后,中央文革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那里的‘赤卫队’搞垮了。所以他以为他在武汉也可以这样把问题解决”(648-649页)。这一段分析带有较大的主观推测,谢、王回京后并未对文革小组和戚本人这么说。因为毛、周都刚到武汉,周恩来并未指令要谢、王解决问题,他们还不致于狂妄到要主动去按自己的理解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当晚去湖北大学,初衷也就是去看看大字报,从现场接触的记载看,也不存在他们对造反派表示了什么支持,周恩来事后也是从积极方面来看待的——“倒可以掩护主席”。在15日毛泽东与谢、王谈话后,他们当晚去了华中工学院,与“新华工”造反学生对话,17日,去了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二司”司令部,和那里的二司、三司学生对话,从当时造反派小报及时刊载的谈话内容看,谢、王两人讲话的主题,都是要求停止武斗,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确对待不同派别和认识,团结大多数。整个讲话是批评和引导造反学生的。今天心平气和地说,谢、王去湖北大学、华工和测绘学院,公开讲话没有超出或违反毛、周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精神,而且主要内容就是批评和引导造反派的。到现在来看,这些意见本身仍然是符合毛、周当时意图的,也是正确的。 不过《戚本禹回忆录》缺失了一个重要史实,即16日晚谢、王去“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和保守派的头头接触,气氛很不好,王力严肃地也是不耐烦地批评了保守派集聚据点搞武斗,但“百万雄师”头头没有接受批评,谢、王没有意识到与“百万雄师”接触的重要性,也失去了一个与他们交心谈心、了解他们和做思想工作的机会。我访问“百万雄师”头头时,他告诉我,如果谢、王不是那种态度,后来事态不致于发展成那样严重。他们对于和中央文革交流、反映要求,彻底失望。 《戚本禹回忆录》对周总理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做工作,交代过于简略,没有让后人知晓,其实从15日到18日,军区领导一直抵触,没有接受总理的批评意见,戚本禹概括了18日总理的三条原则性意见,其实,这里仅仅是根据王力的一些回忆转述的,而且戚本禹没有展开他说的记录中总理总共讲的八点意见。周恩来18日在军区的讲话原则,是武汉事件发生时肇事人最为抵触,执意要追究的问题,本书却十分遗憾地没有引述和展开。 周恩来在军区师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是这样讲的:“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笔者2015年元旦期间询问过戚本禹,是否全部看过和记住当年一些重要对话、讲话的资料,阅读过我出版的实录文集,戚说全部看过,也采用了。实际上他没有参考和采用这些重要资料中最关键的内容,也没有理顺事件发生、发展的主要脉络。 所以在本书649页,讲述谢、王受“总理讲话的鼓舞”,到武汉水院与二司总部在场学生见面,接着到水院体育馆对数千学生、工人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响彻全场。这一系列记载,似是而非。他们如何受总理的鼓舞?纯属作者臆测。所谓打倒口号响彻全场,也很不准确。当晚在体育馆现场,绝大多数发自群众的口号都还是正面的、情理之中的,笔者直接的感受,谢、王依然是与在华工、测绘学院一样,批评了造反派当时的一些“左”的倾向和错误,要求首先停止武斗,要坐下来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即“周八点”意见的第8点。当然,王力在说到武汉问题可以解决得好,特别强调了“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笔者当时感觉王力怎么这么像个知识分子,太激情了。他还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不允许存在了,这大概就是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吧。但也没有超出“周八点”意见中的1、2、3点范围。 《戚本禹回忆录》接着就记述谢、王讲话录音在全市播放,“这引起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的愤慨与不满,他们回到师部,向师部各级领导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传达了总理和谢、王的讲话,开始策划和布置人,准备到东湖宾馆冲击和抓斗王力、谢富治”。(649页)这里,首先弄混了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谢、王在水院讲话,是19日凌晨,此录音播放,在19日上下午。总理讲话,按军区规定再三交待是暂不向下传达,而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早在18日晚就向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请示传达总理18日下午在军区的讲话,获得钟允许后,当夜独立师就将总理原则讲话精神传达到师部机关领导和团级干部(师常委会原决定19日传达),次日传达到排级干部及以下,并将在各处支左指战员召回,扩大到基层,19日上午已经扩散到战士。独立师后来整训中揭发,师政委蓄意加快传达进程,也加大了传达范围,故意点火煽动指战员情绪。19日下午已有独立师战士到军区造反,要求澄清是否中央有这个传说的“四点指示”。实际上,在19日全天,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并未就街上播放的谢、王讲话闹事,而是独立师煽动部分指战员,假以“王力‘四点指示’”名义,散布似是而非的所谓总理谈话原则(当时流传的内容大致与周恩来八点意见的前4点接近)。甚至独立师蔡政委专门要求肇事人员在外面不要讲是周恩来说的,说成是王力讲的,以王力当靶子,意在公开怀疑、抵制中央精神。这是多数议论事件的人——乃至研究者始终不愿讲明的历史事实。文革后的主流舆论、文字,总是说王力挑动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反弹。而王力的主要问题,是19号下午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讲话时,居高临下,傲慢地教训这些军队领导,激起不满。独立师领导决定造反与这次讲话大有关系。这点戚回忆录讲到了点上。 独立师是始作俑者,率先开出宣传车上街的当事人之一朱学诗回忆 ,19日晚餐时演出队议论“那半信半疑的‘总理指示’。议着议着,大家越来越不服气,饭也吃不下去了。‘总理怎么不听听部队的意见呢?总理也应该听听我们战士的心声嘛!’”遂写下“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周恩来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众人情绪失控,宣传车呼啸上街了。可见起事的当事人并非针对王力个人。而且当时肇事的独立师指战员和一些“百万雄师”群众,怀疑、斥责的对象是周恩来、陈伯达和整个中央文革,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较为典型的是:支左办公室卫兵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这是没法否认和回避的严峻事实。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在整个回忆录中都特别维护了文革小组整体和文革初期的基本路线,维护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作为,但对于发生在他权倾一时之际的武汉事件,却回避不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当面顶撞周恩来讲话,不谈军区政委同意独立师破格地传达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加速挑起部队反弹,不谈当时军民(保守派)对中央精神的反弹决非旨在炮打王力和谢富治——而是指向中央。从而避开了问题实质,把注意力引向王力个人。史学研究首先要寻求“有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并非戚本禹治史的缺陷,而是带有一种淡化事件价值判断和政治性质的有意之为。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询问他有关武汉的问题时,他说在杨成武起草“6·26电话”通知之前,文革小组从来没有正式研讨过对武汉形势的看法,但他个人从所知信息看,还倾向于军区一些(杨成武倒不是),我询问为什么,他说他妹妹是部队家属(上海空四军的家属),他听到军队方面来的消息多。我当时以为他是有意表示自己与反军的极左思潮没有关联,而坊间的流传、文革中后期的批判,多将戚与反军极左联系起来。 笔者与戚第一次谈到事件是否有大背景时,他说当时确实认为有黑手操纵促使,仓促中也追查了,但没有查出来;因为运动中心很快就转向其他问题,接着又反过来追查王力、关锋了。不过,中央军委当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举办了军队干部的学习班,湖北班上军区原来主要领导同志对事件的发生做了揭发和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口头和书面检查,一些内幕也已披露,戚本禹对此好像没有印象。在9月之后,流传出王力导致事件爆发,是罪魁祸首,人云亦云,也影响了1967年不在武汉现场的戚本禹,后来他也似乎没有认真研究全部史实。况且他在本事件前后、文革之后对王力个人有很不好的看法,以致在记载历史中显示出带倾向的情绪。这个原则问题,笔者在大鹏湾与他一再说明,但正式出版的书中基本按原稿的思路处理,没有做出主要的修改。或许作者想维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权威与声誉,维持中央对于王力的清查批判,故意不去讲武汉事件是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一种反动? 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的态度是很有说明意义的。7月25日声援武汉的大会之后,周恩来接見河南省军队干部时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26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七二○”事件,周恩來一开始就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周恩来当年的这些概括是完全准确的。 诚然,选择和采用史料是作者个人的权利。 戚本禹活到了新世纪,对于“七二○事件”,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更多的历史细节,但他没有如一位学者或史官那样专注细节、归纳纷繁,他没有超出毛、周对事件当年的判断、评价和处理来做历史分析,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即便是知道了更多细节或事件背后的隐秘,在1967年7、8月也只能做出那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他们毕竟是政治家,而非史学家。而且戚本禹对于武汉事件的研讨,也没有超出毛、周去世以后中共高层重新评价与否定文革(毛、周处理的武汉事件则首当其冲)的基本结论,尽管他主观上是要坚持文革理念和路线。看来,对作者过高的纯史学要求是不实际的,戚本禹在中枢机关工作多年,文革中更是一度处于特殊位置,他在武汉事件问题上,也只能和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样,主要从政治或政治学上来看问题了。 —————————————————————————————————— 【史林一叶】
评说“二月逆流”
杜钧福 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一般指价值判断,往往将事件和参与的人分为“好”的和“坏”的、“进步”的和“反动”的,如此种种。这样的划分,我不完全反对,但是反对简单的划分,因为大多数历史事件都有很复杂的内涵,切忌简单化、概念化、脸谱化。 印红标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二月逆流”或称“二月抗争”:“1967年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著名的‘二月抗争’。‘二月抗争’之所以发生在1967年2月,而不是红卫兵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不仅具有政治认识的原因,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仔细考察‘二月抗争’也可以发现,老一辈革命家猛烈反对的是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抛开党委领导的运动方式,造反派夺权、冲击解放军等现象,而不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印红标《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记忆》114期) 他在这里只说事实,没有做任何价值判断。这是他作为一位学者谨慎之处,也因为这事难于做价值判断。 还有位文贝先生,似乎应划到“左派”里,语出惊人,很尖锐。他的很多意见我很赞成,也有很多不赞成,例如对毛泽东评价太高。有一位诚言先生对他的批评很到位。此处不赘。文贝先生评价“二月逆流”,见网文《二月逆流“逆”的是反封建反官僚体制的洪流》。他比较仔细分析研究了“二月逆流”的细节,最后得到结论性的意见: “综合以上情况,‘二月逆流’中的老干部们逆的是什么流就十分明显了。他们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不是关心军队建设,不是为正在被打倒的刘邓抗争,不是真正为军队受冲击的老干部说话,而是为维护‘小兄弟’而战。 “他们怕群众运动起来触及自身利益,维护的是官僚阶层的利益。他们保护老干部是假,保护自己人是真。他们反对整高干子弟,无视文革开始后高干子女们的为所欲为。他们反对血统论,却又拼命维护血统。针对的是普通红卫兵对第一代红卫兵的清算,是中央对‘联动’的打击。 “中国人习惯于站在政治的高度上看人看事,其实包括政治家在内,他们首先是人尔后才是政治身份。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政治操守和人格缺陷。 “‘二月逆流’逆的是群众运动崛起的潮流,是反封建反官僚体制的洪流。 “‘二月抗争’抗的是对自己身边人的打击,争的是集团利益。 “当然,作为政治家,他们的所言所行必然涉及到政治。即使他们的行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上也会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某种作用。 “‘二月逆流’是一个被放大,被拔高,被误读的政治事件,过分拔高或贬低他们的行为都不可取。” 也许是急于价值判断,他的话就不那么严格了。“他们保护老干部是假,保护自己人是真。”“自己人”难道不就是“老干部”?但是我很同意他的最后一句话。我想,从印红标先生文章关于此事的论述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虽然程度会有所不同。 “‘二月抗争’抗的是对自己身边人的打击,争的是集团利益。”这句话我也同意。而且,我认为,这乃是对“二月逆流”的正面评价。政治人物代表自己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他们说话,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不可能代表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甚至不能代表全国所有老干部的利益,尽管他们自己不那么说。 第四号人物陶铸不知什么原因被打倒,东海舰队司令陶勇莫名其妙地被发现死在井里,封疆大吏阎红彦被逼得自杀,他们自身也岌岌可危,自然会“拍案而起”了。这自然是他们作为正义性的方面,但是笼统说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未免以偏概全了。 正如印红标所说,他们为什么以前没“拍案而起”,偏在1967年2月“拍案而起”呢? 老干部被整并非开始于1967年初。就文革而言,早在一年前,就揪出了彭罗陆杨四员大将。随后,刘邓也倒了台。至于朱德,早在1966年5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全会上就挨了批。1966年8月后,又有安子文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被打倒。如果追溯到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被整的老干部就更多了。 这是说的干部,至于老百姓的遭难就难于尽述了。在1966年“红八月”,北京血流成河,天津的海河上天天见到受难者的尸体在漂流。 没有见到“二月逆流”的干将对这些受难的干部群众仗义执言,主持正义。相反,他们本身就是一些冤案和惨案的制造者。1965年罗瑞卿被整,有人说是毛泽东的主意,有人说是林彪的主意。我们且不管这个,无论谁主使,叶剑英都是个打头阵的。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罗瑞卿被揪出以后开晚会,别的人都忧心忡忡,独有叶帅心情舒畅,哼起了评弹。到了1966年3月第二次批罗。罗不堪忍受跳了楼,叶帅还剥古人的诗词予以讽刺。到了5月,彭真又被打倒,叶帅和杨成武、萧华等继续革命充当马前卒。叶帅的女儿也不甘落后,率领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索要“黑材料”冲击军事科学院。她还组织了七分钟绑架彭真事件,召开了对彭罗陆杨的批斗会。文革一年了,什么风头都叫他们父女赶上了,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 再说另一干将谭震林。他绝对不是文革的反对派。文革一开始,他就到了农垦部,号召给部长王震贴大字报。到了1967年2月,就是“二月逆流”的时候,他在农口制造冤案,迫害王震和农口政治部主任秦化龙,将秦化龙及其支持者打为反革命。 至于1966年“红八月”中对北京普通居民的抄家、刑讯、驱逐、杀戮,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首都工作组”清理北京环境的措施之一,就是他们策动的。叶剑英在其中起了很重要作用。在事后,叶剑英和谭震林对这种旷古未有的惨象无不拍手称快。 所以,在他们“拍案而起”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把所有这些惨烈的现象的背后推手毛泽东视为皇帝,因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皇帝整这些人,是这些人该死。即使整到了自己,也只能是自己的罪过,还要感谢皇恩浩荡,诚惶诚恐,肝脑涂地,默默忍受,等待被起用那一天。所以你看有些老干部,不管在秦城监狱关了多少年,出来后连话都不会说了,依然念念不忘伟大领袖的恩惠。 但是世道有些变了。毛泽东整他们,他们认可,但是毛泽东纵容指使老百姓整他们,他们就不认可,觉得世风日下、纲纪伦常败坏,简直是君不君、臣不臣、官不官、民不民,无法忍受了,也就“拍案而起”、冒死而谏了。 所以文贝的那些话,虽然用的是上纲语言,但切中要害。 他们发现风水轮流转,眼看要整到自己头上,发几句牢骚,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但是事情到此没有完,后面紧跟着有个“二月镇反”,就不是简单埋怨几句的事了。以后几年的全国性动乱,无不与此有关。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至今没有完全弄清。 —————————————————————————————————— 【史林一叶】
一次伟大的抗争 ——周世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
吴美潮
1972年10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主委、原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先生在该晚会见毛泽东时,历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是达三小时之后,将一封写成于1972年8月10日的长达数千字的信亲交毛泽东。这封信被文革史学家誉为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逆鳞之作,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抗争。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主席: 钊此次留京已久,想在本月二十日左右回去,可能没有机会趋前聆示,特将想要向您回报的浅陋意见用书面留陈,敬祈鉴察! 我的学习差,水平低,对党的路线和政策没有多的理解,对各方面的调查研究更谈不上,仅从读文件和报刊得到一些启发,具有一些糊涂的认识。当前对由批林整风和按照您早已提出的条件培养革命接班人,特别是中枢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而整军备战、发展经济、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提高科技教育水平,也一定是您和中央负责同志摆在日夜考虑和采取措施的课题。我现在仅就个人年来耳闻目见的一些具体情况和一些浅薄的看法,翛写上陈,是否有愚者千虑一得的作用,则不敢自必了。
(一)
此次以林贼为首的黑帮分子与过去路线斗争的情况不同,性质不同,犯罪的程度不同。他们的罪恶滔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如果处理得过于宽大,不把那些大小头目中罪行特别严重者处死,实不足以平民愤、张国法、警效尤,也不足以树立无产阶级的威信。
(二)
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背着主席,排摈异己,扩大黑帮。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他们假借各种名义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扣薪降职者有之,遣送回籍者有之,至今仍有很多人不得平反,不得复职,造成各方面工作上的困难,损失极大。亟应进一步贯彻您的指示,落实干部政策,并由中央组织检查团分赴各省市进行检查。
(三)
林陈为了破坏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界、教育界、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不问出身成分,不问政治表现,不问党群、资无、新旧、青老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一些年龄稍大,家庭出身稍差,而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都较好,文化水平专业水平都较高的人,常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令其退职退休,用一切办法排遣出去。而被他们吸收以接替这些人工作的人,又多是政治表现不好,文化水平不高,工作经验较少的人,使科技文教工作受到极大损害。现在虽由于主席的三令五申,知识分子多数得到解放,得到工作,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没得到提高,不敢出主张,提意见,明知不对,也不敢说话,抱着少吃咸鱼少口干的思想,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四)
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三支两军作出了大的贡献,又没有受到冲击,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据我们所闻,许多单位的人事安排,行政决定,一切应兴应革的措施,每每是部队干部说了就算,没有集体领导的精神,甚至对党的领导不大尊重,这样下去,恐将形成枪杆子指挥党的倾向。主席早已洞察及此,发出种种重要指示,如戒骄戒满,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限令退出所占机关房屋等,多已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全国人民还希望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更进一步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如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样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成为国家的钢铁长城,达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地步。
(五)
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学校教师、工厂干部对管教青年学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乡上山的青年学生,社队也不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差不多可以说,广大青年处于很少人管教的状态。主席指示,农村是青年广阔的天地,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本来是正确的政策,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措施。这些年来,由于黑帮分子的破坏,不关心他们生活安排,不注意提高他们劳动和学习的积极性,这样放任自流,引起下乡知识青年和他们家长的不满。这些年来,有些学生抗拒上山下乡,老留在城市,每每通过人情关系、开后门的办法被吸收入厂就学或参加其他工作。而有的自觉争取上山下乡,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又较好的却多年得不到入厂就学的推荐。许多高级干部和高级军官的子女,每每不肯下乡,纵然下了乡,也每每不久就得调回城市。一部分地区的下乡知识青年,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改造不好,觉悟不高,一方面也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加以年龄日大,生活问题、婚姻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倒流城市的现象颇为严重,而在城市中打群架,作坏事,参加盗窃集团的也每每有这类坏学生。这个问题中央已在注意处理,《人民日报》也对青年教育问题多所论到。这个问题的确值得重视,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
(六)
这些年来,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各种专家的培养工作,也受到林陈黑帮的多方破坏,这正如外间传说主席对某专家条陈批示的“不但是后继无人的问题”,危险实在极大。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大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今文史名著,章学诚谓:六经皆史。实则子部集部中的绝大多数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要资料。如果能按照您的指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收精华,扬弃糟粕的批判态度与精神去研究,则古今多少文史书籍都是可读之书,也是作专门研究者必读之书。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所,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在研究所里,可另作专科研究。
(七)
一些黑帮文化,编写出版了大量毒害读者的作品和为黑帮头目树碑立传的坏东西。这些东西当然应该批判,全部禁绝,但有些没有多大问题还可供阅读的作品也同被禁止发行,使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家、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其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如果这些小册子能够早日编成陆续出版,使读者在学习政治理论的基础上,从一些具体人物和事实中得到感发兴起的效果,对提高思想觉悟,促进感情转变,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史地常识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八)
我常常想,在新的宪法制定颁布之后,会有许多制度将建立,有许多法律的制定。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迫切需要的,但会经过比较多的时间才能搞好。目前有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值得重视:当前各级干部能够自我批评、公平处事者固然很多,但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也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于应该处理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搁置不予处理,以种种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门了事。使遭受无理打击、饱含委曲的人或合理的要求许久得不到答复和解决的人,有的向上级提出报告或控诉希望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但上级机关每每将他们的报告递转下去,最后仍落到原机关经办人手里,引起这些原经办人的不满,更加重对那些报告、控告人的打击。王季范先生曾批评这种办法叫被告审原告的办法,认为应该改变。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接受这类报告或控诉的机关,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这样将使一部分人的不平之气有所消除,更会感到党的温暖,感到党的正确伟大。 以上所陈,据我所闻知都在您和中央考虑处理之中。我也知当今万端待理,须分先后缓急,所以仍烦琐言之者,亦欲附于拾遗补阙之悃诚而已,惟期鉴其谫陋,给以指示,不胜感祷企望之至。 谨致 敬礼,敬祝 健康! 周世钊上 1972 年8 月10 日
周世钊的信中说,要落实干部政策: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对青少年问题阐述很多,讲到共青团,少先队,而没有“红卫兵、红小兵”的字眼,要培养各种专家,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文科大学要设置历史研究所,要出版各类书籍;反对打击报复。信中还提到村史、家史,村史、家史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自1949年后被误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迷信的、甚至是反动的,被全部禁绝,1972年时是无人敢说的。周世钊不识时务,冒出此词,胆子不可谓不壮,目光不可谓不远(今天的中国,大修宗谱、族谱,大写村史、家史,还原传统文化,实现了周世钊的理想)。这些内容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志士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写出,才敢于上送的。 毛泽东看了周世钊个人署名的信后,指示华国锋、汪东兴等于10月3日、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去听周世钊、杨东莼、胡愈之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周世钊说教育问题,胡愈之说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问题,杨东莼说青年问题,被称为“十月晋言”。文史专家刘立军说,有人甚至将1972年民主党派的“十月晋言”与1967年的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相提并论。两次都是发泄对文革的不理解和不满,事实上,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民主党派“万马齐喑”,已经很难再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不同的意见。“十月晋言”能够取得些许成效,从小的方面说,是民主党派争取自身权益的一次抗争行动,而从大的方面来说,此举也开启了对文革反思的思想闸门,应该算是文革中民主党派最有光彩的一页。此次晋言虽是绝唱,但余音依然绕梁。倍受侮辱和损害的民主党派的这次晋言抗争实属难得。长期研究文革历史的何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一文中评价说:1972年的“十月晋言”,如此全面地反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 十年文革,文革史学家们认为有两次抗争,一次是1967年的“二月逆流”,另一次为1972年的“十月晋言”。“二月逆流”的主将是三老四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是中共行为,他们面对的是周恩来,他们对靠边站不满,希望能将文革搞成反右,最终保持他们的领导地位。后来毛泽东震怒了,他们均作了检讨。“十月晋言”的主将是周世钊、胡愈之、杨东莼,是民主党派行为,周世钊面对的是毛泽东。当时周世钊处境不错,基本上每年能见到毛泽东,工资没有降,仍有适当的工作,子女也没有上山下乡的,从他个人出发,完全没有必要写这样一封叫毛泽东不高兴的信。何况在周世钊去中南海前,王海容曾多次建议他,要讲一些主席高兴听的话,切莫直率。 周世钊一贯胆小,谨言慎行,为什么还能写出这样一封朴实无华、抗争文革的信呢?首先,这种认识与胆略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对同学的赤诚之心与高度责任感,周世钊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其次,周世钊最崇拜的是毛泽东,他与毛泽东有着“三同”与“三友”的关系。“三同”即同乡、同学和同事,韶山冲与石子冲相距15公里,同在一师同班读书,同在修业教书。“三友”即会友、文友与诗友,共同参加新民学会,合著文章,切磋诗艺。 难怪文史作家余玮称:“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是一位敢和主席面对面交锋的终生诤友。” 苏浚在《鸡鸣偶记》中给畏友下了个定义: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而著名的《胡氏家训》又说:畏友甚于严君。周世钊在1972 年8 月的气候中能向毛泽东提出如此八条,难道不是畏友、诤友、挚友吗?只有交深才能言重,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进言的信任。 诤友周世钊等的痛切晋言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们晋言以后,有什么结果呢?据说文革势头有所抑制,形势比较缓和了,一些老干部“解放”了,孙中山也纪念了……周世钊本人的工作生活如常,毛泽东没有震怒,还安排他因病住了三次北京医院,包容了这位老同学的犯上言论,直至1976年他们两人同年去世。 —————————————————————————————————— 【史林一叶】
鄂东南偏僻小县通山的十年动乱
吴根耀
从1968年12月起,我在鄂东南的偏僻小县通山度过了10年。前5年我在煤矿,与新招工的老三届中学生朝夕相处;后5年在县煤化局,同事对比眼前的批林批孔绘声绘色地忆述了当年的文革造反。通山的十年动乱与北京发生的事不尽相同,但对湖北乃至全国的许多偏僻或偏远小县而言却有一定的甚至相当的代表性,故在反思50年前发生的“史无前例”时将通山的十年动乱简记于下,供史学工作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平静的1966年
通山虽偏僻,但并不偏远:距武汉仅155公里。因未开通武汉直达通山的班车,去通山得先到咸宁。后者尽管是咸宁地区行政公署的所在地,但咸宁火车站只是三等站:特快不停,快车仅短途的列车才停。从武汉去通山的最佳方案是坐早晨8点的快车南下,10点许到咸宁,下午1点有1班发往通山的班车(每天仅此1班)。 从咸宁到通山66公里,因路窄弯多,汽车平均时速不足30公里;尤其是翻小岭的那段险路,汽车只能挂1档艰难地哼哼着爬行。在山顶回头望,至少有20多个“之”字形的弯。如果晚上有一群人打着火把过小岭,几乎可再现红军长征时翻老山界的场景了。 当时通山县24万人,城关人口8000。县城两侧均为低山夹持,雉水(富水的上游)将之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民宅,西部是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地,清一色的平房,另有财政局、粮食局等几座散落的二层楼房。连条街都没有,哪像个县城? 因为不通电,通山几乎没有工业。唯一有点像厂子的是不足百人的农机修造厂,以修理柴油发电机组为主(柴油发电机组是白天要用电的单位必备的家当),据说还造过插秧机之类的木制农具。其它叫“厂”的(如食品厂),只是几个人最多十几个人的手工作坊。在城关有代客车(拉上帆布的卡车)通厦铺区和横石区,属地区运输公司管辖;富水水库里有客轮达大畈区和燕厦区,是长江航运公司黄石港务局的船。 文革前属通山县的大机械仅只搬运站的1台拖拉机。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年代里,大字不识几个的人竟然把它改装成汽车并作为贺礼庆贺县革委会成立。献礼那天,敲锣打鼓,煞是热闹,吸引了不少围观者。可惜这辆汽车不争气,一进县委大院就熄火,任你拖拉推搡,就是趴窝不动,只能用大木杠把它撬到路边。我们在县革委会报到时都发现路边有个铁锈斑驳的大家伙,已是一堆废铁。 经济落后必然伴随文化教育落后。文革前通山毕业的中学生里仅1人(姓王)考上大学:1964年入湖北大学。从此,通山人民知道了有个湖北大学(也可能只知道湖北大学)。我在通山遇到党政军的各级干部,听说我是北大的,都异口同声地说:“啊哦!北大么,湖北大学!知道知道,在武汉(昌)!” 在煤矿与老三届学生聊天,我多次问他们这样3个问题:①听说过北京大学吗?答曰:历史书上说,北京大学有个图书馆,李大钊和毛泽东同志曾在那里工作过。②听说过北大有个聂元梓吗?聂元梓等7人贴了1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知道。③知道或听说过串联吗?个别年长的高中生说:物理书上说有两种基本的电路:串联和并联。好像通山的在校生们都不知道发生过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更别说走出通山去串联了。串联的人潮只是沿着铁路南下北上,没有谁岔进这偏僻的山城里来。 因为消息闭塞,通山平静地度过了1966年的下半年。尽管报纸上关于文革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读到这些消息的干部们普遍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北京的事,与通山好像没什么关系。
造反的1967年
年初有红卫兵长征队步行经过通山、咸宁交界处的山区,但未打破这个偏僻小县的平静:山外发生了天大的事农民们也得下地去挣工分。之后也有造反派到县城串联,但小地方的人见识少胆子也小,不会凭这点风声就拍案而起。 真正点燃通山文革烈火的是武汉的“七二○”事件。它既轰动和震惊了北京,也波及影响到湖北省的偏僻角落。文革不再是刊登在报上的文章,而是在身边发生且与自己命运有关的事情。于是,通山人也起来造反了,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运动一开始就揪斗以县委第一把手黄某为代表的“走资派”,可谓直奔主题,既不需要通过学生们在学校批斗“黑帮”来点火,也不用依靠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来造势。通山的文革是以爆发式的造反开始和开展的。 2.运动初期没有“四大”,既不需要辩论谁是走资派,也不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其罪行,只是在游街斗争时喊几句“炮轰”“火烧”的口号。被斗者都得坐“喷气式”,秃顶者无法被抓头发,只能被抠鼻孔。运动后期有干部为表明心迹,在县委大院内贴了零星大字报,但得到的恐怕是负面评论。 3.就个人而言,“反”、“保”的泾渭分明。被批斗者当然是“保皇派”,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派组织。造反者除县委大院的通讯员就是各个手工作坊的职工,也是松散集体。故文革中没有两派组织的严重对立,没有发生武斗。 4.因为全县没有大的厂矿或公司,造反的目标就是县委大院。在打倒大部分“走资派”干部的同时,造反派认定了两个革命干部(或说县级干部中有二人“杀”了出来加入造反派队伍),一是副县长李某,二是副书记郭某。此二位在造反派中威望甚高,以致在外出巡视或参加会议时要配以“两长(枪)两短(枪)”的护卫才能应付“阶级斗争新动向”(据说还是荷枪实弹,枪支弹药当然来自县人武部的枪械库)。 5.尽管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秩序被彻底打破,通山文革的造反热潮中既没有造就学生运动领袖(学生回家种地去了),也没有出现群众运动的领袖。造反派的头头实际上是上述的革命干部李某和郭某,他们的言行在之后的几年里都受到通山老百姓的高度关注,他们的结局几乎是尽人皆知。
成立革委会的1968年
革委会是文革中产生的由军人、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的“新生红色政权”,在湖北实际上由军人掌权。 省革委会由曾思玉、刘丰主政。从武汉到通山,不论干部群众和男女老少,言必称“曾刘首长”,令我十分惊讶和大惑不解。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论功劳和官位都比曾、刘大吧,哪个上海人呼之“张姚首长”?相反,在上海主持日常工作的徐景贤,连弄堂里的老太太都喊他“徐老三”。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曾统帅过陈(賡)谢大军,名气也比曾思玉大吧,北京有谁提什么“谢吴(德)首长”?看来,湖北是个出将军的地方,这地域文化与上海、北京就是不一样啊! 全省的各行各业也都由军人坐镇指挥。省工交系统由武汉空军K副司令员挂帅,关于他“雷厉风行”的故事真可以装上几火车。实例之一是责令荆州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在3天内完成。设计者被逼无奈,把原武汉长江大桥的图纸蓝晒了1份给他,用了2天半时间。他还自鸣得意:怎么样?我说给你们3天时间够了吧! 除各行各业由军人挂帅外,还要向各部门派驻军代表。有的部门或单位干脆军管,海陆空三军代表都有。邮电局分为电讯和邮政两摊,前者是半军管系统,后者与交通局合并为交邮局。煤炭是响应他老人家号召新组建的部门,当然是新生的各级革委会要重点抓的,必要的和首要的手段就是派军代表。咸宁地区煤炭局派驻有两个军代表,每天都去局里上班,执行两个任务:一是高喊批判“湖北无煤论”的口号,二是瞪大眼睛到处挖“小王任重”。通山县煤炭局仅几个人,照样派军代表,因为没地方放他的办公桌,只能开会才来。 其实,当时的各级革委会,几乎每个办公室里都有军人且是军人说了算。我毕业分配的通知书上写的是到咸宁地区革委会报到,进了革委会的门,接待的人说:分来的学生在隔壁那栋楼报到。我问:“是挂着红字的‘咸宁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牌子的那栋楼吗?”他说:“对对对!大学生都在军管会报到,由军管会对你们进行再分配!”进了军管会的门,当然由军人接待,二话没说,转开了一张去通山县革委会报到的介绍信。 在通山,接待我的仍是军人。我问他“贵姓”,他说:“姓蒋,蒋介石的蒋,不过我是江苏人,与蒋介石不同族不同宗。”我随口说了一句:“蒋介石是浙江人,骂人都骂‘娘希匹’。”他一下高兴了,似乎遇到了知己,连声说:“对啊对啊!我们不骂‘娘希匹’‘希娘匹’的,我这个蒋与蒋介石的蒋没什么关系的!”我马上明白了:这个“蒋”姓肯定给他的入党、提干等等制造过太多太多的麻烦,所以逢人就要解释一遍。
县革委会成立之后
知道了湖北省革委会的这个大背景,就明白县革委会班子中的实权人物当然是县人武部领导。其实,文革前人武部只是县政府中的一个职能部门,称兵役局,主要负责义务兵役制下的征兵工作。文革期间它急剧膨胀,占了县委大院旁边的一条山沟,沿山沟两侧各盖了一长溜房子,挂上了政工科、作战科等等的牌子。县人武部的4个主要领导,除J部长留在人武部外,其他3人都成了县革委会的要员。 C政委当然是县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刚上任时确实做了一些工作。这把交椅坐稳后,他调了台吉普车(当时在通山属稀罕物),以“发展通山经济要找门路和采购物品”为名,远赴浙江、上海等地逛去了,而且逛了两次,历时1个多月。这实在是太出格了,1970年春受到通报批评。不过,据说我们听的这个关于C政委严重违纪的文件是部队里发的,没有诸如“双开”、“撤职”之类的处分,调离通山也属军内调动。 S副部长的位置相当县委书记,摆了个大姿态要去潘山大队蹲点一年。蹲点对县里的干部来说是家常便饭,行话叫“抓中心”,要到生产队去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S副部长去蹲点的架式就大不一样了:一年也就去个三、五次,当然是坐吉普去的。除了东游西逛一圈、大吃大喝一顿和指手划脚一通以外,还要装一车土特产走。潘山特产香樟树,是村民心中的风水树,故那几株百年老樟能躲过土地革命的战火,躲过1958年大炼钢铁的一劫,躲过几次“毁林开荒”的厄运,却最终丧命于他的锯斧之下! S副部长蹲点的另一“创造”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现在的民居都拆掉(让农田面积变大且可以连片),再到山坡上去盖“农民新村”。但农民们故土难离,也就是在他来的那天拆间没人住的空房(或牛棚)装个样子给他看看。一年后,山坡上多了几个锯掉樟树后留下的树桩,没看到半间农民新村的房子。 其实,潘山大队未受修水库的水淹之苦,自然条件在全县至少属中上等。潘山煤矿是通山第一大矿,该大队1968年底即通电通电话通公路,可谓出了风头。历年的工分值在1角5分上下,S副部长蹲点的这一年却骤跌为4分8厘,一时在全县传为笑谈。 还有一位H副政委,其实谁也不知道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只知道不管是上级来人要招待还是县里开会要聚餐,宴席上一定有他。有人总结他的“三必”规律是:有宴席必到(常常是不请自到),坐下必豪饮,出门必大吐。“出门”指出食堂的门,但还没跨出院门,H副政委就大吐一场。中午吐了,晚上照样来“三必”,连吐的地方都不变。有人摇头,笑称他不是“蹲点”是“定点”;有人则直言不讳地骂:××清,酒肉兵。 县革委会的另一部分成员是大多数原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以原第一把手黄某为代表)得到“解放”而被结合进县革委会。造反时被尊为“革命干部”的李某和郭某却没有被“解放”,也没有进入县革委会,只能翘首以待“九大”能落实他们的政策。“九大”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仍被“挂着”,没有安排工作。不过,他们还是相信文革中起来造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并表态说:“九大”没有解决,我们就等“十大”! 被结合进区(公社)和科局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当然是造反派,这令一直旁观文革运动的老百姓大跌眼镜:斗地主出身的土改干部当上区委才几天呐,怎么造了几天反的人这么快就成“区委”了?
“你死我活”原因试析
都说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文革其实只是闹剧加灾难,不是阶级斗争,但连通山这样的偏僻小县也斗得你死我活,原因何在?本文认为主要是以下两条。 一是把干部队伍中的派系矛盾歪曲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通山的干部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转业的部队干部。在解放鄂东南时就从部队上转了一批人到地方担任县、区领导,之后几乎每年都有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他们基本上保持了部队的工作作风,不太看得惯地方上的一些做法。因人脉较窄,兼之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等与本地人相差较大,他们到地方后晋级较慢,有的甚至十几年“原地踏步”。文革一来,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他们自然会认为是受了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迫害。 李某是这部分干部的代表。解放蒲圻县(现称赤壁市)时他是营长,转业到蒲圻县当了县长。当时这批人都随身佩有盒子枪,因违纪开枪,调到通山当了副县长。从大县到小县,还是个没有实权、主管文教的副县长,连县委委员都不是,真是降了一大级。部队“支左”时,听说当年与他同为营长的人在部队里可能已升任副师长,心里更不平衡,难怪要造反了。 另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通山人。他们认识不少同乡和老庚,兼之参加过多种培训班或学习班结交了不少“同学”,所以人脉最广。他们自认为最熟悉通山的情况,也最能反映通山人民的心声,因而恼怒自己的意见不被上级领导全面采纳(上级需统筹兼顾全地区甚至全省的情况才作决定);当不上县委第一把手也是他们的心病。 郭某是这部分干部的代表。文革之前他的仕途可谓顺畅,当上了县委副书记。因为长期以来与原第一把手之间工作上总有龃龉,自己又总当不上一把手,文革中就走了造反路。 第三部分是上级任命的外地干部。其实这是传统做法。50年代时,有的村里宗族房头的势力还很强。为了不让它阻止或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只能选派外乡甚至外区的外姓党员去担任村支书(人民公社化后称大队支书)。对县级领导而言,一把手(有时还包括二把手)基本上是上级委派下来的外地干部。 原一把手黄某即是从崇阳县调来的。通山人都知道他“走路上任”的故事:由通讯员挑着行李,徒步从崇阳走到通山,沿路考察通山的地形物产,与农民拉家常找问题。因此,刚上任时黄某在通山的口碑甚好。还有1个外地调入的副书记徐某,原是阳新县公安局局长。 文革鼓吹的是中央里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上到下推行了一条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政治路线的推行必须有组织路线的保证,上级委派下来的人当然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黄某成了当然的第一打倒对象。即使昔日对黄某有好感或佩服他工作能力的人,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跟着参加批斗会。再加上李某郭某造反,不停地在那里煽风点火,派系之间的矛盾不但公开化,而且畸变成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 二是工作中的意见分歧被误解和上纲为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上级决策的一些大举措具体怎么执行,难免会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如改种双季稻,有人举双手赞成,有人则认为仅大畈(大片的水田)可行,对散布于山间盆地中的“豆腐干”田而言,因光照时间短,水冷,不可行。后者的逻辑是:与其2乘3得6,不如1乘6得6,因为可以省一半的农药化肥,人不至于那么辛苦,农民的负担也不会那么重。这种意见当然地被指责为抵制甚至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是走资派也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就成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 我在县煤化局工作的5年,正是强调大种双季稻的时候。那几个月,县广播站的喇叭里反复嚷嚷的,就是“不插五一秧,不插八一秧”。插秧那几天,机关关门,学校放假,商店、邮局等营业单位也得抽人,都去帮农民插秧(如是7月下旬,还得先抢收)。有的需一大清早就整队出发,要走一个多小时。这么多人无偿地去支援,农民们该箪食壶浆来欢迎吧?其实不然。因为去了那么多人,要吃午饭,米是从粮店里籴来的返销粮,菜则是从自己少得可怜的自留地里拔来的。 办地方“五小”工业就更是如此了。在一些没有合适的煤炭、磷肥、铁矿、石灰岩等自然资源的县,照样要大办(不是“小办”,也不是“中办”)小煤矿、小磷肥厂、小炼铁厂和小水泥厂等等,因为“他老人家”号召要“改变北煤南运”,要“备战备荒为人民”。不落实不执行最高指示,当然是走资派。那时很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和官迷,干什么都以“革命大批判”开路。不把别人打成走资派,自己怎么能捞个一官半职?
“十大”召开
1970到1973年间,你死我活的文革斗争相对平息,“兵归营,权归政”,通山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通了电,而且牵的是国家电网(湖北黄石和东北小丰满是原日本人留下的电网);二是从汽车站到化肥厂铺了一段长逾4公里的柏油路。随着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恢复和扩大,从原科局里分出了一些新科局(如从水利局里分出了水产局和水电局),又新成立了若干科局(如轻纺工业局、煤化工业局、气象局等)。新单位得有新房子办公。这4公里多长的柏油路两侧很快挤满了二层楼房,让初来者感觉像是到个县城了。 原黄某徐某等外地干部已上调至地区行政公署任职,另外任命了两个外地干部当通山的一、二把手。“十大”后的县委仍是个“三结合”的班子,不过是“老中青”三结合,不是“军干群”三结合。通山的老百姓对这个班子的满意度甚高,因县委主要领导与中央最高层能一一对号。其中,二把手是常务副书记,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对号;一个刚从公社调上来的年轻干部与王洪文对号,与叶剑英对号的则是一个14级的老同志。 至“十大”召开时,除了王洪文这个上海的造反派司令成了政治暴发户外,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目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整肃。通山因没有发生武斗、纵火等事件,造反派的主要表现是抓人游街和给被批斗者坐“喷气式”,故基本处理是调离原单位,个别下放至基层。 眼巴巴地盼着能在“十大”后给自己“落实政策”的李某和郭某终于有了处理结果。李某调任崇阳县林业局局长(或副局长),又降了一大级。不知道给郭某安排个什么位置,只知道他溺水了。郭某自杀的消息轰动了这个偏僻小县。那几天有络绎不绝的人往河边的那间停尸小屋跑;不过既没有人发表什么评论,人们的脸上也看不出喜怒哀乐的表情。反正,是要看他一眼,确信此人已死,就走了。
批林批孔:第二次文革?
对这个问题,通山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回答不是“可能是”,而是“绝对是”。因为“他老人家”说过:文化革命过七、八年就得再搞一次。从1966年到1974年,恰好7年。当然,通山的这个“第二次”与文革相比,毕竟有了许多新的特点。 1.运动初期在领导精心组织下开展了大批判。县人武部政委对全县干部作了一整天的动员报告,据说又在县三级干部会上讲了两天,什么“评法批儒”之类的东西,都是杨荣国之前到处宣讲过的。之后,在各系统各单位由领导组织召开批判会,无非是重复报纸上“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那些套话。显然,领导们汲取了文革的教训,一开始就要牢牢抓紧运动的领导权。把人武部政委推出来,可能是估计再次成立革委会时还得由他当一把手。 2.从电影院到毛主席塑像这段最热闹的街道旁开设大字报区,不过在那里贴大字报的实际上只有一人。通山曾分去300多名老五届大学生,但对批林批孔都冷眼旁观,默不出声。只有湖北大学的三四人整天开会,分析形势,以前述通山籍的王某为主笔,以“矢志坚”的笔名,贴了题为“论通山地区批林批孔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长篇大字报(几乎把这片大字报区贴满)。当然之后还有“再论”、“三论”等姊妹篇问世,据说一直写到“七论”。 3.因为通山已经有了像样的单位和系统(如煤化系统,当时管三个煤矿,还有化肥厂和磷肥厂,1000多职工),群众矛头主要指向本单位或本系统的领导,不像文革那样全县群众的矛头都指向县委领导。各系统各单位能有序地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时间仅十天左右;之后普遍要求撇开本单位领导,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来领导运动。随之出现的,是正常的工作和生产都受到了干扰,群众再次发动起来了。 4.各单位都有争当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成员和组长的人,反映了新一代造反派的出现。他们常是文革时尚处于观望状态(没来得及造反)故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人。这次造反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在各单位内部与在职领导“拍着桌子干”式的批判,游街和“喷气式”已经绝迹。口号也有了些许不同。由于毛主席说“文革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批林批孔中“国民党”一词的出现频度甚高(这比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简单多了)。 5.县委内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矛盾趋于消失,因为本地干部已明白第一把手就是上级委派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两者的处事原则已完全一致。大家曾经都是实干家,所以才会对“干什么”、“怎么干”等有意见分歧。这七、八年里,政治口号变得太快太多,谁也不知道明天又要打倒哪个,又要批判什么,凡事只能先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能拖则拖,能敷衍就敷衍。看不惯这些做法的转业军人干部当然会提出批评。运动期间,这批人被县委大院外的人称为“去与县委进行谈判”的“谈判团”。 6.尽管文革和批林批孔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两者的收场法却大不一样。文革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在革委会成立后趋于平息,但打着“斗批改”旗号的各种整人运动一直延续到批林批孔开始。通山的批林批孔运动则是因省委的一纸文书而喜剧式地收场了。与中央对号的县委班子在省委支持撑腰下重又站出来工作。没有再次成立“革委会”,人武部政委没有当上一把手,“矢志坚”也没有像曾经被预料的那样作为群众代表结合进“县革委会”,而是在全县大会上遭到点名批评,只能调离通山。闹腾了三个多月,批林批孔说结束就结束,这个偏僻小县重又恢复平静。
平静掩盖下的不平静
尽管通了电,通山依然消息闭塞。收音机百多元一台,是低收入的通山人买不起的奢侈品。电视根本收不到图像,即使把几根电线杆接起来竖成高天线也无济于事。大概在1974年底吧,开通了武汉直达通山的班车,行程5小时。这毕竟给分来的大学生提供了便捷的探亲之路,并可能带回一些小道消息在“老九”中私下交谈。 1975年初陈毅去世。眼尖的“老九”在银幕上发现毛主席衣履不振、满面倦容地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之后,在给清华大学刘冰来信的批语中又说什么“矛头是对着我和小谢”之类的话。有人怀疑他毕竟不是不吃不睡、无病无痛、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考虑世界革命大事的神仙,只是谁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猜测。 1976年,龙年,多灾多难之年。年初周总理逝世,不久发生为悼念总理逝世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万人集会的事件(史称“四五”事件)。夏天则是朱老总逝世。通山的干部群众很快从报纸上得知这些消息,同样认为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事。 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悼。追悼会完全按中央的部署进行,全县干部都密密麻麻地集合在一中的操场收听广播。那天下午骄阳如火,热不可耐,但全体与会者静默肃立,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有人敢动半步,更别说离场外出了。 等拿到报纸,大家争相查阅有关报道,却连爱分析善思考的“老九”们也傻了眼。中国的传统,出丧得披麻戴孝,孝服为素白。这十年里一直以军装示人的江青,追悼会上却一袭黑衣,还围了条黑围巾,弄得修女不像修女,穆斯林不像穆斯林,不知是什么意思? 1976年国庆,通山还沉浸在主席逝世的巨大悲痛中(按中国的传统,还没有出“五七”),以至于忽视了北京国庆后发生了一件令中国开辟新时代的大事。听了文件传达后,通山的干部群众才知道粉碎了“四人帮”,并仍然当作一件发生在北京、与通山关系不大的事。真正令老百姓高兴的是为拨乱反正,把文革中禁映的一些电影重新拿出来放映了。对看了差不多十年《地道战》和《地雷战》的人来说,这当然是给人视觉盛宴般的享受。 1977年元月6日,全县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悼念活动。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又一重大的群众性政治活动。人人都要佩黑袖章、按单位整队并由领导带队入场及队伍之首举着总理遗像或标语牌等等做法,都与三个多月前毛主席的追悼会相若,只是因为山里的冬天冷,会议地点由一中操场改为县剧场。尽管痛失总理,但一年以后能这样大张旗鼓地纪念他,说明晚年笼罩在他头上的阴云终于被驱散,人们心头的阴云也随之消散了。 这大概可作为尾声,通山这个偏僻小县由文革造反开始而历时十年的动乱就此落幕。 2016年7月2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