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七十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10月30日第78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曹登驹 我和《第二战线》——一个普通中学生的回忆与思考（《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选读）
郑前哨 我在重庆八一红卫兵的一段经历（《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选读）
聂元梓 王复兴著《抢救记忆》感言

热点研究

杨大庆 从朱永嘉和戚本禹的回忆看“批《海瑞罢官》”

争鸣

胡 泊 “约法三章”再探讨

风云人物

张 从 牛可耕田——毛泽东关注过的北大学生牛辉林

生逢乱世

吴美潮 不是“伪兵”是抗日的国军

忆旧思亲

何 蜀 他真正是个“勤务员”——怀念李木森老师

故纸堆
庞国义录入 何蜀注释 1972年8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精神传达报告——周怀瑾工作笔记选

编读往来

《昨天》编辑部沉痛悼念周伦佐先生病逝
张从对76期樊能廷文的两处订正
江致知谈77期《众溪奔涌汇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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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和《第二战线》
——一个普通中学生的回忆与思考
《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选读）

曹登驹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重庆八中老三届同学回忆录》（2016年自印书）。
作者简介：曹登驹，重庆人，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师专附中（今重庆八中）高66级一班学生（19岁）。曾任重庆八一五派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驻北京、成都观察员。1970年参军。1974年复员到公路运输公司汽车修理厂当工人，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进重庆大学金属学及热处理专业学习。1982年1月毕业后留校任教，考取本校硕士研究生，获工学硕士学位。2007年以副教授职称退休。1994年创办重庆莱斯硬化技术研究所，从事金属热处理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任法人代表。

《第二战线》是文革中重庆师专附中（现重庆八中）八一五派组织创办的一份期刊，出刊的时间是1968年元月，刊出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形成一定的影响。
其中一篇《北京的革命派为什么打内战》，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审视和分析首都高校红卫兵组织内部的争斗的。
当时初67级4班孙逸民同学曾对我讲，他所认识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几位大学生读过这份刊物。其中一位重庆籍的学生是北地东方红的重要成员，看到这篇文章有所触动，感觉文中的分析很中肯，并传递出回渝后与作者交流的愿望。
我们的对立面——附中井冈山红卫兵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但他们在大校门附近的大字报栏里偷偷贴了一张署名小字报，称《第二战线》是一株大毒草。
我是《第二战线》的主要撰稿人，也是创刊过程的亲历者，自然对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的这份刊物有着特殊的感情，何况其中还有个人的理性思考。当年意识到若干年后这份小册子可能会有一点史料价值，于是收集了包括《第二战线》在内的一些资料保存。遗憾的是，抗不住时光流逝，这些资料最后不知所终了。
几年前，重庆专事文革史研究的何蜀先生曾向我电询重师附中当年办的《第二战线》情况，后又多次提议，希望我把创办《第二战线》的情况写出来，作一个历史的留存。
2015年夏天以来，因为筹备重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又有几位同学提到《第二战线》，才发现除了少数几位知情者之外，多数同学对《第二战线》知之甚少。我意识到，对于有过共同经历的团队的同学，历史已经碎片化了，更何况不知情者，更何况过后的年轻人。而“文化大革命”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在今天的年轻一代的心目中，那段历史是扭曲的，完全碎片化了的，对我们这一批造反派红卫兵则是不可理喻的，甚至被妖魔化了。
在最近的一次聚会时，孙逸民同学对我说，说到反思，当年《第二战线》就已经开始反思了。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决心把创办《第二战线》的情况整理出来。历史是需要细节的。还原当年我们的心路历程，对个人，对历史也算是一个交待。

驻京三月的经历与感受

《第二战线》成文内容较多的篇幅，与我作为团队的观察员驻京三月的经历密切相关，所以要从北京说起。
1967年5月初，我去北京，同行者有同班同学邓训浩，他是附中“八一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一主要负责人任树林同学已经先期到北京。陆续到北京的还有顾永明、高67级1班王曼华等同学。
这段期间中央正在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任树林当时是重庆市革联会的常委，要参加后来单独为解决重庆问题召开的会议，我等是作为外围工作人员去北京的。说是工作人员，实际是靠不拢边的，本派的事主要是重大八一五的大学生在操办。到了北京无所事事，在外面东串西串。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正式发布。
《红五条》回避了革联会问题，决定成立重庆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宣布围绕革联会发生意见分歧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红五条》为“砸派”（即后来的反到底派）正了名。尽管我们事前已作了一些思想准备，但结果仍出乎意料，我和邓训浩议论，认为以后的情况会更加动荡，说不定会从文斗走向武斗。
《红五条》公布以后，我们即将离京返渝，面对以后更加扑朔迷离的形势，任树林提出团队留一个观察员长驻北京，以便及时了解北京的动态。当时在北京的几位同学认为我是适合的人选。我本人对此项工作也有兴趣，符合本人特立独行的性格。当时人还不到20岁，既不能做工，又不能上学，精力充沛，更不愿意消停，只好干革命，同时也是观察学习的机会，于是很干脆地答应留驻北京了。
重大八一五在北京设有联络站，驻前门外高教部招待所，此招待所是一小巷深处的四合院，十分僻静。重大联络站的负责人是动力系的曾世明。我住在离招待所不远处的一个小旅馆里。决定留驻的时候，没有交待我是否归重大联络站领导。除了少数时间配合联络站的工作之外，绝大多数时间即按自己的方式独立开展工作。
重大八一五自认为是重庆地区响当当的造反派，但在北京高校各派中却不受待见，被认为是重庆的“新保守派”。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自认为是“天子门生”，不但要管本校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管各部委，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重庆八一五是受当地驻军支持的，并且打压了重庆本地的“反到底”派。而全国各地普遍的情形是，驻军一般都是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的，在非“造”即“保”的大氛围下，北京高校各派认为重庆驻军支持的八一五派当然是保守派了。所以，重大八一五联络站虽然是公开的，活动却近乎是半地下的，处处受到北京高校红卫兵的打压。贴在街上的大字报、标语经常被覆盖或撕毁，上街散发资料或卖小报时常被查抄或围攻。
记忆中曾有两次，为了免遭即贴即毁，到天安门附近去贴大标语，竟是深更半夜出动的。有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西单街上为联络站卖小报，即遭遇清华大学几个红卫兵的围攻，发生了激烈的争议，争辩中我告诉他们，重大八一五比清华井冈山造反更早，他们才悻悻地走开了。
如此种种，我心中对北京高校红卫兵唯我独“革”的作派，有了较深的印象。
驻北京的前期，我基本上是轮流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去观察并收集资料。收集的资料按事先的约定邮寄给家住重纺厂民主一村的杨从越同学，由他转交给任树林他们。北大、清华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眼，自然是关注的重点，去的次数最多。
我在北京经常保持联系的多是北京高校的学生，他们是北京大学的花家芳，清华大学的蔡铁炉、李仕林、王玳瑜，北京航空学院的周伦凯，其中花家芳、蔡铁炉是曾到重庆住过并同情支持重大八一五的非重庆籍的学生。李仕林、王玳瑜、周伦凯是重庆籍学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女一中高66级的李毅同学，她长相美丽端庄，为人稳重大方，大串联时期她长驻重庆大学，与重大八一五有密切的联系，回到北京以后对重大联络站的工作倾力相助。曾经有一次，风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要来查抄联络站，李毅当即提出让联络站将重要的资料转移到自己家里去，后来为防万一，就转移了一些重要资料到她家里。现在提到这件事我们仍为之动容。李毅在与我们的交往中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68年夏天她来重庆，曾在我们学校长住两个月。以后，与我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通信往来。若干年来，我或任树林，但凡到北京出差开会，都会与她见面一叙。2001年秋，李毅偕丈夫到四川旅游，来重庆小住，原重庆八一五的几位老朋友，我和任树林、邓训浩与李毅夫妇在重大民主湖餐厅齐聚一堂，共叙友情，实乃人生一大快事。
在北京大学，聂元梓是“钦定”的左派，加之她之前是哲学系的总支书记，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对不同的意见或派别采取高压的态势，所以北大在1967年的5月、6月间，相对比较平静。而同一时期的清华大学则热闹非凡。清华大学蒯大富原先只是一名普通学生，不具有强大的钳制力。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已发生分裂，分裂出去的派别叫“四一四串联会”。这时的清华大学校党委、各级组织全部瘫痪，没有人可以强迫学生做什么，也不用害怕有人给你档案里写东西，每个人都可按照自己的认知来决定做什么，选择什么，没有恐惧感，短时间形成了很浓的“小民主”氛围。
清华大学普通学生给人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李仕林、王玳瑜，蔡铁炉都是谦谦君子。许多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真诚的，常看见图书馆门前学生络绎不绝，不少同学在其间学习与思考，这种现象在其他学校是看不到的。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相当多的学生喜欢用填词作赋的方式来表达对某事物的看法，显然是在模仿最高领袖。旧体诗词的格律很严格，缺乏训练的工科学生不宜展示，但表达一些感情，哪怕不合格律，略显生疏稚嫩，也不会让人觉得是附庸风雅，而是颇有情趣的。
但是，一旦分裂成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清华大学团派与四一四派的意见分歧集中在对文革前“十七年”的看法和干部问题上。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以为深得最高领袖在无产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认为“十七年”学校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砸烂，要“大翻个”。各级干部要批倒批臭，洗心革面，完全从属造反派才能结合使用。实则是代表一大批或出身不好，或因有独立思考被认为表现不好的并在文革初期积极造反的学生的认知与利益。四一四派认为“十七年”是“无产阶级专政‘红线’主导的，学校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主张恢复‘十七年’体制，而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派提出“文革新贵”的说法抓住了团派的要害。蒯大富掌权以后，开始品尝到权力的滋味。排斥异己，打压不同意见与派别，玩弄权术，较之以前经过长期锤炼并有所制衡的当权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典型的事例是井冈山兵团采用极不光彩的办法，将原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到学校来批斗，以后又在中央批准召开的批斗会上极尽丑化侮辱之能事。这些行为引起了包括井冈山兵团在内的很多主张程序正义的学生的反感，是促成四一四分裂出去的重要诱因，蒯大富被四一四派认为是“文革新贵”，不但是因为他造反获得了权力，而更讨厌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种种作派。
在清华校内，四一四派自认为是温和的造反派，是造反派中的健康力量，但是许多人在重庆问题上是倾向反到底派的。有了前述不愉快的体验，所以在我这个八一五派的观察员眼里，四一四派与团派不过是“乌鸦笑猪黑，自己不觉得”罢了。印象很深的是，1967年6月初曾经旁听了一次四一四派内部的形势报告会，主讲人是沈如槐，其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颐指气使，舍我其谁的神态，至今难以磨灭。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四一四派的代表作，声言必须要有革命的魄力，要“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所以，虽然对井冈山兵团的学生一时莫奈何，但是对归附井冈山兵团的教师中的弱势群众，对团派准备结合的各级干部则是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在相互攻讦中，同样是拉大旗做虎皮，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正像勒庞先生所说：“群体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其个人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群体行为，而群体行为通常具有三个特征，即：一致性、情绪化、低智商。”
发端于1967年5月的“揪刘火线”是一重要事件，在京期间我基本上从头到尾关注了这一事件。1966年6月北京各高校由工作组主导期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曾去北京建工学院蹲点，调查指导学院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5月，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部分学生在中南海北门聚集，要求将刘少奇揪回建工学院接受革命师生批判，结果被劝回了。过了几天，从“八一战斗团”分裂出来的更为激进的“新八一战斗团”又出现在中南海西门提出同样的要求。经反复劝说，均不为所动，反而在西门外搭起帐篷，驻扎下来，名曰“揪刘火线指挥部”。“新八一战斗团”在安营扎寨的同时，设置了广播站，拉起了大标语，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宣传攻势。一个月以后果然有了收获。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刘少奇在7月8日交出了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责任，并检讨认错。“新八一战斗团”抢了头功，如获至宝，立即在各处张贴刘少奇的检查。这样一来老“八一战斗团”坐不住了。7月9日，老“八一战斗团”发出了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集合大队人马重返中南海西门，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明“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抢了头筹，于是北京各大专院校，各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争相效仿，纷纷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和北门外聚集，最后在临长安街的南门外也扎起了营盘，汇成人山人海的“揪刘火线”，其中有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为首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又有以北地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为代表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前者有700多单位参加，后者有1500多单位参加。一时间环绕中南海成为比赛革命的大舞台。高峰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南海周围共计搭建了7000多顶帐篷，设有500多只高音喇叭，树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帜。（有关数据参考了卜伟华的著述，我当时并无记录和统计。）
7月14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15万人、中学生10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新反扑”、“新罪行”。7月15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发布了一封“勒令信”，声言刘少奇7月8日交出的检查，是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勒令刘少奇限期交出第二份检查。相形之下，老“八一战斗团”采取了更为革命的举动，7月17日向刘少奇发出了“最最严正声明”，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收拾铺盖卷、滚出中南海。为了表示他们的坚强决心，7月18日零时，老“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批刘绝食斗争”。
7月底，我即将离京返渝的时候，“揪刘火线”甚嚣尘上，在天安门广场上眼见好多硕大的气球拖拽着巨幅标语，挂在中南海上空。心想中南海毕竟是政治中枢所在，这不知是在向谁示威。当时，我看过刘少奇的检查，觉得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些许委屈，但讲的基本是事实，并无往日的威风，哪里说得上是疯狂反扑和恶毒攻击呢？我置身事外，冷眼看去，相比之下，北京的造反派革命竞赛，不知进退，无休无止，简直令人生厌。虽然从一些公开的渠道也知道中央文革有人在为“揪刘火线”推波助澜，但彰显的确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自觉的比赛革命的疯狂行动。
通过三个月的观察，我对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的极左思想倾向和极端的行为方式自认为有了明确的认知，在即将离京的时候，曾有过写一篇《告北京高校红卫兵意见书》的念头。构思了一番，但是感到自己理论功底浅，道理说不透，多是感性的东西，并带有本团体的感情色彩。再者更缺乏此等的道德勇气，最后，不了了之，带着深刻的“北京印象”回到重庆。

《第二战线》出刊的前前后后

我于1967年7月31日晚上回到重庆。此时，重庆的武斗已经发展到动枪动炮的热兵器阶段了。出于团队意识，我参加了8月初发生在杨家坪地区的两次大规模武斗，有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观察与体验，对于所谓文化革命演变为生灵涂炭的武装决斗，思想上是不平静的。
武斗期间各派占据的地盘犬牙交错，致使交通阻隔物资供应中断，留驻学校的人员吃饭成了问题。8月中旬的一天，任树林交待我一项任务，叫我想办法弄一点猪肉回来。我和高67级2班万吉余同学开车去茄子溪重庆肉联厂，肉联厂本派组织手里有肉，但坚持要外贸总部负责人签字才能发放。几经交涉，无可奈何。第二天，我从学校步行前往地处市中区临江门的外贸总部。途经下土湾到红岩村一段沿江公路时，遭遇江对岸的江陵厂火力封锁，只好躲进路旁防空洞，走走停停，好长时间才通过。到了临江门外贸局，见到财贸八一五的负责人王绍川，他曾是重庆革联会的副主任，所以认识。只见他唉声叹气，情绪十分沮丧。言及形势，此时嘉陵江大桥已被反到底派攻占，加之两路口交通要道被对方封锁，渝中半岛已成为孤岛，形势令人悲观。
虽然最终完成了任树林交待的任务，但却切身领会到古人“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心境。
到了8月底，武斗的态势对八一五是不利的。个人认为在杨家坪、潘家坪、嘉陵江大桥、九龙坡王家大山等关键的几处战场，该守的没守住，该攻的没攻下，以致于八一五的大本营沙坪坝也岌岌可危了。我们学校地处小龙坎，又在平顶山脚下，如果对方突然从平顶山下来，首当其冲，处境是危险的。所以我向任树林建议，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商议之后，我们在总务科找张建华科长借支了3000斤四川粮票，并在后操场考察了撤退的路线。所幸的是，由于中央的决心干预，到了9月初武斗被坚决制止了。
短短几个月的武斗，严重地破坏了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秩序，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接下来运动将走向何处，个人的出路又在哪里，前路茫茫。但另一方面，却对本派在武斗中的失利而耿耿于怀。在武斗期间，反到底派发表了《人民战争救山城》的武斗宣言，公开宣传要“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把矛头直指重庆革筹小组的负责人，54军的副政委蓝亦农及副军长白斌。8月8日发生了“红港海战”事件。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三艘炮舰在朝天门一带击沉长江207拖轮等3艘船只，打死28人，打伤上百人，长江航运为此中断。8月22日，54军的三辆小车在两路口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遭到反到底派武装人员的袭击。军干部处处长张甲奎、司机李永梁中弹遇难，另有几人受伤。这些使我在思想上形成一种看法，认为反到底派不但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派别，其中个别头目胆大妄为，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恶”。
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均发生了集中的大规模的剧烈武斗，文化大革命异化为“武化大革命”。继“揪刘火线”事件之后，8月22日北京又发生了造反派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惊天大事。而清华四一四派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紧接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武汉“七二〇”事件中的大红人王力轰然倒台了。毛泽东在1967年夏天警告说，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内心感到自己在北京期间形成的看法被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印证了，进而认为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造反派中出现了个别奸雄式的人物。奸雄的特征是：极度狂妄，永不言败，做事没有任何底线。
武斗暂停以后，重庆八一五派认为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中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是重庆反到底派的黑后台，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开始酝酿打倒“刘张”的行动。任树林提议派一个人到成都去，观察成都和四川省的运动情况和走向。
一个普通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几次单独派出自己的观察员，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于是，在1967年10月初，我又到了成都四川医学院。重大八一五在成都设有一个联络站，驻在医学院的解剖楼。为首的学生叫郑全体，是八一五战斗团采矿分团的团长和赴蓉挺进纵队的队长，在重大是个知名人物。重大八一五与师专附中八一五是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他们事前已得通知，所以郑全体对我十分友好。对我的独立活动从来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愉快，也从来不干涉，并且还不时加以关照，其中曾两次请我到锦江礼堂观看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演出。一次，张西挺接见重大八一五联络站成员，郑全体也请我一道参加，使我得以一睹张西挺的尊容。
其时，在经历了严重的武斗动乱以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感到厌倦，热衷派性斗争的人已不多，这也可能与川西人温和的习性有关。大规模的武斗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枪支未能彻底收缴。既然已兵戎相见，成都的川大八二六与红卫兵成都部队两派间没有了说理的空间，常见的只是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除了相互攻讦，还是相互攻讦。在盐市口、春熙路一带大字报栏上或路边墙上张贴的小报上，随时可能见到成都周边地区或县市发生成规模的两派武斗的报道，有造反派之间的，有造反派与原保守派之间的，其中也有地方部队、武装部以及原地方干部掺和。各种力量均在表现，各种矛盾均在暴露，纠缠在一起，使人难辨是非。因此，到成都十来天以后，我就觉得无事可做了。
静下来以后，我陆续写了三篇文章，介绍驻京期间所观察到的情况，表述了经历武斗之后形成的一些看法。
第一篇文章题目是《从王力、关锋倒台说起》，文中历数了这两位大左派在文革发动初期的光辉“功绩”，以及在造反派夺权之后为极左思潮、极端行动推波助澜的种种行径。其中典型的事例即是“揪刘火线”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当时并没有对文革发动者产生疑问，更没意识到王力、关锋先前不过是文革发动者手里的“御用工具”，过后不过是为了挽回局势的“替罪羊”。而中心是说左派如果胜利以后，私欲膨胀，利令智昏也会被历史的车轮无情抛弃，并提出真正的革命派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横站”，既要与走资派作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尤其要警惕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破坏性极大的反对派。虽然文中没有涉及四川和重庆的派性斗争，但我们自认为是造反派中的健康力量，所表述的观点肯定是影射重庆反到底派的。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北京的革命派为什么打内战》，重点介绍了清华大学两派的的由来和发展，以及“揪刘火线”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提出了清华大学两派之间，都是“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相互彻底否定的结果是争斗越演越烈，因此认为是缺乏理性的。在“揪刘火线”事件中，北京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争相加码，无休无止，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典型案例。认为北京高校造反派之所以争斗不断是思想上的极左思潮在作怪。所以当务之急，应该遏制极左思潮，按照领袖的指示，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团结。
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略谈东北问题》。当时，我没去过东北，只是从收集的小报资料中了解东北地区的情况，认为对东北的文化大革命的概况有了较系统的认识，由此写了这篇文章。由于没有切身的观察体验，具体写的内容已记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谈到了对东北两派分歧与争斗的看法。文章的题目很大，足见当时人在弱冠之年，不知天高地厚。
三篇文章完成以后，寄给在学校的邓训浩同学，因为他是团队负责人，也是团队公认的“笔杆子”。请他考虑以什么方式发布出去。很快收到邓训浩的回信，大意是说这几篇文章主要是思考与评论性质的，不宜以大字报的形式发表，考虑以这几篇为基础，再组织一些文章，以期刊的方式发表。并请我考虑期刊的名称。办期刊，这是我从未想过的事，所以深为邓训浩的提议感到兴奋。关于期刊的名称，几乎不费思考，建议题名《第二战线》，意思是与走资派的斗争是第一战线，第二战线则是专事批判极左思潮，针对干扰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并分裂革命造反派的极左派的。很快邓训浩再次回信，同意《第二战线》的刊名。信中又说，他将《从王力、关锋倒台说起》这篇略加修改，即可作为《第二战线》的发刊词。邓训浩的第三封信，寄来了发刊词的修改稿，并附上了他本人题写的《第二战线》刊名稿，四个字的书写颇见功力。
以后，余下的稿件组织、纸张筹措、排版、印刷等事项，都是邓训浩个人在张罗。1968年元月初，我从成都回到重庆，《第二战线》已经付印了，又过了几天即正式出刊了。除了我的几篇稿件之外，《第二战线》还刊登了任树林和高66级四班税清槐同学的几篇稿件，但具体内容不记得了。《第二战线》的印数为3000册，一部分用于赠阅，大部分是上街出售的，定价为每本0.08元。
记得有一天我一个人到两路口体育馆附近去摆摊，有一位中年人在摊前翻看了好久，似乎很感兴趣，猜他是反到底派的，最后他很内行地对我说，这本册子的工本费最多只值0.04元/本。殊不知，从纸张到印刷我们几乎没花什么钱。这都是在文革特定时期发生的事，但也与邓训浩同学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分不开。

回顾与反思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先是支持北大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继而否定各级党组织按“十七年”体制的惯性派往各级学校的工作组，然后八次大规模地接见首都和外地红卫兵。从此，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登上文革的大舞台。及至1967年元月，毛泽东又号召向党内走资派“全面夺权”，各级党组织完全瘫痪，造反派开始执掌权力，很快品尝到权力的滋味。不料，造反派内部因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而产生分歧，逐渐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更深层次的矛盾始而暴露又渐次发展起来。
以清华大学为例，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分歧是对于在“十七年”模式下形成的干部队伍的看法不同。四一四派主张“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团派认为清华党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各级干部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带头人或执行者，因此要“彻底砸烂”，以造反派为主导，实现“大翻个”。双方都引经据典，各执一词，相互否定。这实际反映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悖论。革命造反与党的一元化本来是不兼容的。发动文革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学生造反来冲击各级官僚机构，造反成功以后又不得不启用在党的一元化原则指导下经过长期训练的各级干部来恢复秩序。但是，一旦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谁要想随心所欲地把魔鬼捉拿回去就不可能了。造反派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然就有随之而来的政治诉求。清华大学的两派政治分歧的背后，隐含着累积已久的深刻的矛盾，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族群利益。因为造反，在团派的大旗下麇集了好多“十七年”模式下的“问题”学生。有的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或是在不停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家长被查出问题，在文革前即见人低一等抬不起头的学生。有的是自身表现“落后”或“出格”的学生。文革前，清华大学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新生进校第一课就是参观学校的反右斗争展览；班级辅导员随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在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员，让学生比赛进步和革命。更有甚者，动员学生交待思想上与党的观念不一致的“一闪念”，一旦学生谈出了“一闪念”，立即抓住不放，挨整不停。所以文革前的清华大学如同铁桶一般，正如蒋南翔校长所说，做一台“永不漏气的发动机”。但是对自由的向往是青年学生的天性，其中总有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学生对如此严格的思想控制感到格格不入，表现出回避、厌烦、不听话、有棱角等等。这些学生就是“问题”学生。“问题”学生并非思想上已经离经叛道，有的甚至内心的革命要求更激烈，只是对身边的现实有个人的看法。在“十七年”模式中，他们感到压抑，内心里渴望证明自己。及至文革大潮兴起，造反有理，各级组织靠边站，再也没有人在旁边念紧箍咒了，可以自由结社，自由发表意见，于是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真以为是在顺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其中又有敢做敢为的活跃分子，成为造反派的头目或骨干。
清华大学团派中的“问题”学生，在文革前和工作组期间原本应归于“右派群体”，但形势变了，造反有理，短短的几十天或几个月，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响当当的左派，这在四一四派学生的心里是很不感冒的。
四一四派的人员构成特点是，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的多，循规蹈矩的学生多，很多人是“十七年”模式的受益者。所谓“十七年”红线主导，肯定学校各级干部，实际上就是要肯定干部所信任和依靠的学生。在四一四群体的内心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团派少数骨干不过是赶上造反大潮的勇敢分子，本质上是“政治痞子”，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执掌权力只能依靠四一四派。
在公开的论战中，双方都能从文革发动者的武器库中找出理论依据，声言自己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不是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这种表里不一现象在文革中比比皆是。毛泽东利用学生造反，反过来造反派也在利用毛泽东。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的旗帜必须鲜明”，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大语境下，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反革命的，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被判定是反革命的或是“错误路线”，其下场是悲惨的，前车之鉴数不胜数。因此必须拼死一搏，愈演愈烈是必然的结果。
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清华大学两派的争斗，与全国各地一样，活跃在文革舞台的群众组织的头目们，都成长在极权制度的环境下，都信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不知包容、对立面的权利、妥协、契约精神等民主的真谛为何物，更不能奢望他（我）们讲究程序正义和政治伦理，双方都缺乏底线，双方都在玩弄权术。
清华大学的同学善于学习，很多是熟悉党史的。历史上为了实现崇高的“终极目标”，以革命的名义，有好多让人敬畏的样板。既然是为了“捍卫正确的革命路线”，不惜牺牲一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是小菜一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毛泽东以极大的魄力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据说有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有一套“伟大的战略部署”，但事实证明，情况远非如此。1967年元月“一月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国，毛泽东称赞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当上海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公社”事关国体政体显然不切实际，匆忙间又换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谓“三结合”是指造反派，军队和革命领导干部三者联合行使权力，其中造反派只是配角。所谓的造反派夺权又成为一场空。
1967年元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队正式登台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但问题是，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谁是左派，左派的标准是什么，并未宣布政策规定，只能靠各地的军队自行去判断。另外，各地的军队又分属不同的系统，有海陆空军，陆军又分为野战军和军分区领导的地方部队，其中地方部队和他们的家属与地方政权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支左问题上很难保证观点一致。再者，如果造反派发生分化，那么其中谁是左派？所以，匆忙间作出的军队支左的决定，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必然造成局面混乱。所谓“伟大战略部署”其实不过如是。
在重庆地区，1967年元月54军介入支左的时候，保守派已经垮台，重庆八一五是当然的造反派。内部虽然有不同的声音，尚不成其为对立的派别。其余的驻渝部队还算买账，与54军一致表态支持重庆八一五派，形势一片大好。当时，原来各级权力机构业已被夺权，偌大一个城市不能没有管理机构，匆匆忙忙成立了“重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革联会”的成立没有通过充分的协商，的确是以重大八一五的意见为主组建起来的。造反派内部对重大八一五早有异见的工人造反军和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纵队被晾在一边。同样是造反派，凭什么你掌权我乘凉，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于是砸派兴起，声言“革联会”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要彻底砸烂。这边厢，你胆敢反对新生的革命政权，一定要坚决镇压。时逢“二月镇反”，重庆砸派遭到无情的弹压。到了1967年4月，毛泽东为了反击中央的军队老帅否定文革的“二月逆流”，重新解放被镇压的造反派，形势又出现反弹。
5月初，中央召开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5月16日公布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红五条”指出了54军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用革筹组取代“革联会”，宣布重庆两派都是革命组织。回过头来看，在组建“革联会”之初，54军是有所保留的，仅派出政治部的副主任来担任重庆“革联会”主任。但是军队的立场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当初支持重庆八一五造反派，八一五是重庆唯一的左派是没有疑义的。谁曾料内部又分化成两派，又要砸烂军队参与组建的“革联会”，军队的立场感情倾向何方，自不待言。54军是野战部队，是准备打仗的，硬生生要其介入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地方政治，真是难为这些军人们。有人说“支左就是支派”，在一般意义上说也是对的，但是从重庆的情况看，54军又错在何处？毛泽东称聂元梓针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说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说明他的理想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北京公社”，将中国改造成为“巴黎公社”那样的新型国家，用巴黎公社形式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就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并且“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顶层设计不过是“乌托邦”空想。文革发动，社会各阶层裹挟进来，“十七年”模式的铁幕被冲破，十七年里社会积累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在“十七年”模式下长期累积的官民矛盾，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都展现开来。
起先，有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继而有造反派与领导集团以及它背后支持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一月夺权”以后，又增加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军队介入支左后又发生军队与群众组织的矛盾，同时又有军队各个系统各个山头之间的矛盾。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上述的矛盾可能交织在一起，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所有的介入者，文革中形成的所有群众组织都发誓要紧跟领袖的伟大的战略部署，保卫领袖的“革命路线”，其实，在光鲜的口号背后都隐含着自身的政治诉求和实际利益。
所以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就形成各种力量间的角力，好像若干平行四边形间合力的较量，这不是简单的“阶级分析”所能涵盖得了的，与“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顶层设计风马牛不相及。在1967年7、8月份，武斗在全国各地呈蔓延之势，江青却支持造反派“文攻武卫”，毛泽东指示要“武装左派”。在武汉，“百万雄师”是军区支持的保守派，“武装左派”就意味着要向“百万雄师”开枪，什么意思？在重庆，“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谁是左派，究竟该武装哪一派？
“文攻武卫”、“武装左派”无异于火上浇油，其结果是全国各地炮火连天。
毛泽东具有绝对的权威，时时根据各个地区或全国的形势，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子民们一面闻风而动，实际上是各取所需，各自解读，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顶层设计是脱离实际的，是有悖于人性的。面对纷乱的局面，进退维谷，结果是局面更加混沌。
1968年5月至7月，清华大学团派与四一四派，就在北京演绎出“百日武斗”的惨剧。经周恩来、谢富治反复劝说，没有一点功效。面对近乎失控的局面，毛泽东对造反派红卫兵彻底失去了耐心，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强行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至此，历时两年、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才逐渐地偃旗息鼓了。
红卫兵造反始于反工作组又止于派工作组（工宣队），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各地方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则标志着各级国家机构重新恢复。
毛泽东对曾经的“宠儿”眼下的“弃子”的处置煞费苦心，对大学生实行“斗批散”，扫地出门，统统走光，对中学生则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脆把老三届中学生全部下放到农村去，使其淹没在穷乡僻壤的汪洋大海之中，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
本人文革前是一名普通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与接受领袖和组织封闭教育成长起来的老三届同学一样，崇敬领袖，相信组织，相信革命的终极目标是人民的福祉，同时也为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目标而奋斗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所感动，为其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所倾倒。但是与此同时，也为社会生活中有悖于常识和人性的现实感到困惑：说真话可能被认为是抹黑组织；普通高中学生为考大学而努力学习是最正常的事，但也可能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一双尼龙袜子或一条绸纱巾或一件新衣服，可能被冠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女同学跳一曲略有风情的《草笠舞》也被认为是资产阶段的轻歌曼舞；一场电影、一本小说，稍有不慎便可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已经消灭了阶级，但依据若干年前的阶级关系，对长在红旗下的第二代进行阶级分析却不嫌其荒唐。更有甚者，在经过小学、初中几番拦截以后，我们班上根本没有“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同学了，也要鸡蛋里挑骨头，将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视为灰色成份。人为地在普通中学生中划分出三六九等，使部分同学年轻的心灵受到无谓的伤害。
1964年，学校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每一位同学都要在班会上暴露思想，检讨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影响，批判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使人从毛孔里感觉紧张。
对自由的向往应当是每一个年轻人的天性。由于本人与生俱来的自由的个性，在当时的高压氛围中尤其感到压抑和禁锢。回想起来，每当听到校园里无处不在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歌声，即感到有一种不自在。
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集合，我也很想当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但是追求进步靠拢组织，需要有意识地挣表现，还要向组织汇报思想，又要说一些违心的套话，这个过程令人痛苦，所以我没有写过入团申请书，是属不靠近组织的后进青年。
文化大革命的大潮袭来，我就像原子核最外层的离核心最远束缚力最弱的电子一样，被反潮流的巨大引力吸引进去。因为参加发生在师专的“八一五”事件，成为了后续成立的师专附中“红旗战斗队”的一员，当了造反派。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精神上感到格外的轻松，真以为是在朝着解放的大道上迅跑。文化大革命也给我们带来了朦胧的希望，企盼可以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架构，实现社会的普遍的公平正义，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展。但这显然陷入了悖论的怪圈，在法纪废弛，文明扫地的荒漠上，怎么可能建立起一片理想的天国呢？希望如同昙花一现，后来的情况就面目全非了。是的，我等只是一滴水，一滴水怎么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既然参加了一个团队，团队自有团队的荣誉与利益。团队里的若干同学互相视为知已，所以将自己与团队捆绑在一起，一切以团队的进退为进退，本人曾不遗余力地完成团队交付的任务，是团队的重要骨干，自然也看重自己在团队中的影响和地位。所以，我应当向曾经受到团队伤害的或感受到团队威胁的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整个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如同推动了一台巨大的绞肉机，驱动社会各类人等都在这台绞肉机里过了一遍，结果是所有的人非死即伤。难道这是包括我们青年学生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们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应该付出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根源是阶级斗争理论。往各类学校派驻工作组是“十七年”模式的继续。工作组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导下，罢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知识分子，整肃右派学生，制造了令人胆寒的恐怖。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矛头对准各级官僚管理机构，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再往后，无论是清华大学的团派与四一四派，重庆八一五与反到底派，都是预设对方的阶级立场，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无解的争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无一不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分析、衡量、指导社会生活的全部，本质上这是一种残酷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式的互害模式。由此上溯到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世纪初，面临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部分社会精英苦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良方，目光转向了西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经过千百万人的奋斗牺牲，虽然取得了政权，但又掉进了旧的互害模式的窠臼，无数志士曾经苦苦追寻的理想，异化成为教条主义或专制主义。且看，执政前后，哪一次党内斗争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哪一场政治风暴不会伤害无辜，革命史上的每一页都浸透了血泪。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整个社会，无数个善良的人们被裹挟进来，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社会成本，几乎造成了社会经济全面崩溃，阶级斗争理论“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又是西方，一种现代的政治文明跃入人们的眼帘，自由的言说，公民的权利，兼容共存的价值观，宪法神圣以及自觉的契约精神等全新的理念吸引着人们。个人设想，清华大学的团派与四一四派，重庆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他们各自有本团体的利益诉求，并且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如果相互包容而不是秉承阶级斗争的理念以“路线错误”的理由来完全抹杀对方，相互协商，讨价还价，总可以找到折衷妥协的办法。进而，如果双方都有契约精神，自觉地严格遵守共同的协议，完全可以握手言欢，实现和解。何至于闹出血雨腥风的“百日武斗”和重庆“八月战争”的惨剧呢？
本人年轻的时候，仅仅是想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受人尊敬的独当一面的工程师，因为经历文化大革命，结下了关心政治的不解之缘。你不关心它，它就要关心你。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始终拷问着内心的良知。比较眼界中所有的文明形式，始而相信，民主制度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确是至今为止最合理的制度。它没有崇高的“终极目标”，没有未经实证的“主义”以及“主义”指导下预设的“道路”，没有抬头仰望的领袖，但公权有边界，人权有保障，思想有自由。无论是富贵或是贫穷，无论是显赫或是卑微，人们可以免于恐惧，免于匮乏，可以保持人格的平等与尊严，自由自在地生活。
至少，不会发生我们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悲剧。

写于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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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在重庆八一红卫兵的一段经历
《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选读）

郑前哨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留给历史的记忆与思考——重庆八中老三届同学回忆录》（2016年自印书）。
作者简介：郑前哨，重庆师专附中（现重庆八中）初67级4班学生。1969年参军到五十四军，复员后在总参通信兵6911工厂任工会副主席；1982年调深圳国投，任进出口部经理；深圳国际贸易公司经理；1994年在北京任中国华阳国际技术公司总经理；2003年任成都联合中银公司总经理；现任江西国博集团总经理。

（一）

1月23日，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1967年1月23日，我经历了重庆八一小学“1·23事件”，并身负重伤。这个事件，也是当年驻渝军队系统老三届子弟永远的话题之一。
1967 年初，重庆的文革运动已进入夺权斗争的准备阶段。当时重庆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以周家瑜、熊代富等为首的“八•一五”派，包括后来分裂出去的以黄廉为首的“工人造反军”；另一派指保守派重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和刘桂兰、孟军（其父时任四川省副省长）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思想兵”的主力以四十一中的重庆地方干部子弟组成的纠察总队第六中队为骨干。
当时重庆驻军单位不少。除五十四军外，军级单位还有总后渝办，总参通信兵工程学院（林园总字412部队），总后第七军医大学，总后的后勤工程学院等。还有重庆军分区、总参雷达专科学校（歇台子总字421部队）、总参通信技校（北碚总字424部队）、炮兵153炮校（巴县）、成都军区成字302步校（北碚）。另外还有歌乐山红军疗养院和彭家花园干休所等等。这些单位的子女大都有在原西南军区八一小学上学的经历，因而基本都认识。
当年我在读的重庆师专附中（即八中），是重庆的6所重点中学之一，在校学生中，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军队干部子弟所占比例较大。重庆文革初期的“ 8·15事件”就与我们师专附中学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966年9月，以王思成、丁凯洲、韩启民、晋江洪等人为首的驻渝军队子弟就成立了重庆“八一红卫兵”及纠察队。在以地方干部子女为主的四十一中，学生们主要参加的是以刘桂兰为头儿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以孟军为首的思想兵纠察总队，特别是纠察六中队，其中也有少部分在该校读书的军队系统子女参加。我家大院的政委女儿和校务部老王部长的女儿就参加的思想兵纠察队。
我们师专附中的军队干部子女以院校和渝办子弟居多，但为首的王思成是歌乐山红军疗养院的，他是高66级3班的。他们那个年级有好多同学都是学生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如任树林、邓训浩以及我们八一红卫兵的王思成、孙守民（《八一红卫兵宣言》的起草人）、曹慧军、叶焕清（号称军师）等。王思成是校排球队的主力，本身就是我们的偶像，当头是自然的了。丁凯洲是我们学校初66级的，他老爹是渝办主任，1955 年授衔的将军， 他也是我校排球队的主力，所以他当头也自然。
1966年的8月，我们师专附中当时以任树林为首的一帮人参加完“八一五”活动后，成立了“红旗兵团”。学校的另一帮人成立了井冈山赤卫军，我院子弟高67级学生闫志科（外号木偶排长）参加了。我当时觉得红旗兵团的袖章好看，我就拉着同班的陈国庆（林园412的子弟）、肖国庆（后工242的子弟）等参加了红旗兵团。
没几天，都说要去北京，我和同班的陈国庆、肖国庆、荆于金（班长）、孙逸民、宁新民等一帮人，找到学校信安中老师开介绍信，到火车站免票上北京 ， 那一天是 1966 年 9 月 5 号（这油印的介绍信我还保留着，属“文物”了）。在火车站遇到王思成等高中的一帮同学。
在火车上他们商量成立重庆八一红卫兵，后来拿纸给我们签名，我们全签了。
9月15号，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我们回到重庆。先于我们回到重庆的王思成等，与重庆一中的七医大子弟韩启明、晋江洪等人取得联系，由师专附中初66级学生刘志毅（七医大的子弟）、初68级丁志平（渝办丁凯洲弟弟）等穿针引线，以师专附中王思成、丁凱洲，一中韩启明、晋江洪等人共同宣布成立了重庆八一红卫兵，接着又宣布成立八一红卫兵纠察队，印制了袖章、红旗、《八一红卫兵守则》《宣言》等等。他们几个头儿各有一群拥护者摇旗呐喊，但由于师专附中军队系统子女人数众多，因此主要联络地点就放在师专附中，王思成自然成了负责人。我所在的初67级4班干部子弟占大多数，所以我鼓动着一帮军队干部子弟也成了铁杆分子，为王思成为首的头头们摇旗呐喊。
重庆八一红卫兵成立之初没有参加学校批斗老师和揪斗干部的活动，而是立即与重庆的文革领导小组联系，主动参加了重庆火车站因全国各地来渝串连人太多造成混乱而急需维持秩序的工作。
在值守火车站期间，八一红卫兵纠察队影响很大，后来在八一小学建立总部后宣传活动较多，又有军队背景，与八一五派也无矛盾冲突。而师专附中高66级3班的曹慧军（八一红卫兵总部主要成员）与思想兵纠察总队的头儿孟军来往较多，孟军他们对重庆八一红卫兵敢冲敢打的印像也很深。所以两派在准备夺权时，都曾想把重庆八一红卫兵拉到自己一派中增强势力，因此双方均派了人到八一小学总部联络。
1967年1月初，渝办子弟唐干渝和歌乐山红军疗养院子弟朱光辉从成都来到八一小学总部，他俩都是大学生，还是很受大家尊重的，而唐家和朱家均有兄弟是重庆八一红卫兵的骨干成员。他们来到后，力主与工人战斗军和思想兵成立联合夺权指挥部，但遭到以师专附中学生为首的王思成、孙守明、曹慧军、叶焕清等总部人员的反对，认为应守中立，等事情明朗化后再说（主要觉得工人战斗军气数已尽，日落西山）。丁凯洲由于与唐家太熟，态度模棱两可，韩启明因事回家不在八一小学总部。因为有分歧，所以暂未公开表态。
到了1月中旬，王思成因家中有事而离开总部十来天。趁他一走，唐干渝和朱光辉领着一帮兄弟活动起来，立刻与工人战斗军和思想兵联合成立联合夺权指挥部。工人战斗军和思想兵来了一百多人，并拉来很多大米及猪肉，让八一红卫兵改善生活，领头的人大伙儿叫他老蓝，四十来岁，据说是工人战斗军的勤务员之一（据说商定的夺权日期为1月25日）。
1967年1月23日上午，王思成回到总部，见生米已煮成熟饭，而无办法改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当天下午快6点了，有两个工人模样的人匆匆跑到总部报信，说老蓝在上八一小学的半道上被一个汽修厂的造反军抓走了。我们一听就火了。虽然内部还有分歧，但对外还是高度一致的。我和师专附中初66级的史兴力、李云生、苟永洲等，领着十多个人就冲下去了。那个小修理厂我至今仍记得，当时老蓝被关在一间房内，有十来个人围着他，正准备带他走。
我们冲过去，双方立刻混战成一团。我们虽然是学生，但是有准备而来，因而占了优势，几下就把老蓝救出来了。老蓝的蓝色棉大衣撕了个口子，我给他披在身上，拉着他就走。后来造反军来了几十个人，但我们总部又冲下十几个人支援。老蓝被救上山上后，造反军的见我们人多，也没敢追。
晚饭后，陆续有人上山传来消息，山下聚集了上千人，说是晚上要“血洗八一小学”。
我们聚在王思成的房间。当时大家虽然一点都不害怕，但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大家认为，只要把大门一关，八一小学的地形可立即变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堡垒。
晚上10点左右传来消息，山下已聚集有数千人了。看来一场恶战就要到来。
我们站在三楼教室向窗外山路望去，只见长长的车队，若隐若现的灯光，足有20来辆车，向八一小学大门开来，车后面是跟着涌来的人群。第二辆车是广播车，放着歌曲，还不时喊着口号。
我们总部当时全部各方人马包括部分红小兵只有200多人，我们全部冲到大门口，把门关上，隔着门与他们对骂。我们的广播站设在碉堡那边，一时间也搬不过来，因此无法广播对骂。
大门外的人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足有上千人，而且还在不断涌来，看来真有数千人。但他们爬不过来，我们守在那儿，大门固若金汤。
我跑到电话处打电话给师专附中的八一红卫兵留守人员、我的同班同学王援朝（七医大子第）。我对他说，快来增援我们。他说，我这里连我只有3个人，怎么增援？我说3个人也好呀。但，因为没车，王援朝他们晚上没法过来。等到第二天一早，他和曹慧勇（七医大子弟、我班同学）、程南征（渝办子弟）等3人来到八一小学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他们气不过，看到路边有一个带造反军袖章的人，拿着从八一小学抢来的一顶军帽，上去就打了人家一顿，出了口气。等那人喊来帮手时，他们早就往大坪医院处跑了。

（二）

晚上10点半左右，对方又开来一辆宣传车，加强了宣传攻势，大喊要我们投降，并鼓动他们的人冲开校门。
我们这里不知哪一个拿来手摇警报器，那凄厉刺耳的警报声在夜晚响起，传得极远。在警报声和闪烁的灯光下，一大群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聚集在八一小学的大门内，显得异常悲壮。
外面的人不断地想搭人梯翻过大门，均被我们用椅子、旗杆等捅下去而不能得逞。我们跟着王思成等守在大门口，双方隔着门大声喊叫着，对骂着。
大约11点钟左右，突然有人跑来大喊，“造反军他们有人从食堂那边冲进来了，快增援呀！”我和王红五、王安安、张克、史兴力、公孙静等十多个人，跟着王思成立即往食堂冲去；这边丁凯洲和朱光辉等领着渝办的刘志毅等一大群人守着大门；苟永洲则领着贺燕燕、周燕燕、刘颖颖、刘小章、曹伶雅、王新兰、赵津津等人，守着教导楼。
我们冲到食堂时，发现买菜的进出门被内奸打开了，对方是从教师宿舍旁的空地经过小门冲进校内的。我们冲到后双方立即混战起来。当时他们冲进来的有几十个人，我们只有20多人，但我们心齐，开始还不相上下，但对方拥入的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冲进来几百人。
一个光头冲过来，拿起一张长条凳向我砸来，李云生从背后飞起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我们冲上去把他压倒在地。
王思成大喊，“这里堵不住了，大家赶快退回去守教学楼（总部办公室在那）！”大家一窝蜂地退到教学楼下时，发现对方冲进来的人已数不清了，我们守大门的人员由于腹背受敌，大门失守，人被冲散了，相当一部分人退守到教学楼里，还有些人被抓了。造反军有上百人正围着教学楼的楼梯向上冲，另有数百人站在周围喊叫。另有数不清的人冲进八一小学后在各处乱窜。我们五六个人站在教学楼前的小树下，和一大群人混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暂未被人发现。
我抬头向二楼望去，只见无数手电筒灯光从楼下射向二楼，只见穿着一身军装的师专附中初66级的刘志毅举着拳头对着楼下狂舞并大喊：“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又见师专附中初68级6班的曹伶雅、王新兰等几个穿着军装的女孩子搬着一些砚台、墨水瓶等东西来来回回地送到楼梯口，苟永洲和张英等人拿着周燕燕她们一帮女孩子搬来的东西往楼梯口砸，并大叫，“打、打！叫你冲！叫你冲！”看得我们热血沸腾。
王思成大喊一声，“咱们冲过去，冲上二楼帮咱们的人去！”我们几个人一窝蜂冲到楼梯口，见我们的人已退到三楼。混乱中，我冲上二楼，但由于我穿着军装，在大门口的对骂中早已被人认准，因此在二楼灯光较亮的地方被人认出，有人指着我大叫，“这个戴眼镜的是他们一伙的，抓倒！”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几个人抓到边上的一间房内，被五六个人围住拳打脚踢，打得半死，浑身是血。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几个人早已被人盯上了，所以冲上二楼后就全被抓了。王思成被抓后，在未被认出是我们的头儿时乘乱逃跑了。
我被这伙人暴打十多分钟后，有人喊，“不要打了，把他押下去。”当时我晕乎乎的已无法行走。这帮人抬着我经过二楼楼梯口时，还听到密集的人群中还有人喊“冲冲”，感觉三楼还在我们手中。过后我才知道，我们守三楼的人用灭火器向下喷射，还使用了刺杀训练木枪。当时三楼有个仓库存放着用于民兵训练的小口径步枪，但当时没人想到和敢打开来用，铁门一直锁着。造反军冲上来后也没敢打开。造反军在攻打三楼时，还把二楼的木顶棚砸穿，架上桌子往上冲，因而有些人受伤。三楼的战友们一直坚守到12点多钟，终因寡不敌众，被他们攻破，我们的人全被抓了，而且被造反军的人打得半死。
我被造反军的人抬着穿过人墙，从教学楼到大门外虽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但我觉得很长很长，因为这一路在人群中穿过，不断地被人殴打。到了大门外，我被人拖上大卡车，双手反绑，两个造反军押着我揪着我的头发，站在车厢边头朝外，车下的人群密密麻麻，不断有人走到车跟前，跳起来对我脸上打一巴掌或一拳头，或吐口水，我的鼻子和嘴里不断流着血，但我心里一直在想：随便你们怎么打，老子决不当“甫志高”。当时人已麻木，也不觉得疼，就觉得天旋地转，站不稳。
不知道过了多久，车上押上来不少我们八一红卫兵的人，但由于眼镜没了，也无法回头，不知道哪些人。
后来车突然开动了，向山下开去。又过了很久，车开进一个院子，我们被押下车后，听到有人说这里是市公安局大院。

（三）

过了一会儿，又陆续有押解我们的人的车到，有人大喊下车。
这时有几个人走到我跟前说“照像”，叫我抬头，我不肯。这时其中一人走到我跟前，抬起脚对我前额一脚，我头一昂，“咔嚓”一声闪光灯一闪，照了张像。极为专业。
我躺在地上，双手被反捆着，其他人也被捆着坐在周围。过了半小时左右，有一大帮人向我们走来，其中有不少人带着袖章，当时我们被抓到公安局的大约有三四十人，包括丁凯洲、唐干渝、朱光辉等总部的头儿以及一帮女同胞们。
来人中有一胖子像是头儿，对旁边的人说：“把绳子解了，先把他们暂时关到旁边的车库，登记一下，白天再说。”来人陆续把捆我们的绳子解了，带我们到了车库，车库就在大门旁，里面还停着几台车。我们就坐或躺在地上，互相安慰说着话，当时大约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1月23日白天，西南政法学院的政法兵团已和公安局内部的人夺了公安局的权，刘局长已被他们关起来了。那些戴着袖章在公安局大院走来走去的人就是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刚刚夺了公安局权力的造反派。整个公安局人来人往乱糟糟的。正因为如此，王思成首先被抓后送到公安局时也没交接，刚刚遇到造反军的总司令黄廉不知什么事到了公安局，大家一窝蜂地去看大人物去了，放松了看守，王思成找了个机会就逃跑了。他在逃跑的路上还关心着八一小学总部人员的安危，后来听到八一小学已没有声响，知道总部已失守，才回头直奔渝办丁凯洲家，见到丁凯洲爸爸丁先国老将军时，泪如雨下……这是后话了。
天亮了，陆陆续续有造反军的人三三两两来探头探脑的，中午有人送来几铁桶面条，大家饿了，吃得精光。下午，陆续有攻打八一小学受伤的造反军的人扎着绷带包着头的，走到我们跟前大骂，但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理他们。
我们发现任白戈（市委书记）的伏尔加轿车停在车库里，大家一拥而上把它推出来想开开玩玩，被人制止了。一天没事。后来我才知道，“八一五派”的42个群众组织成立的夺权指挥部，1月24号夺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权，造反派都忙政权大事去了，就把我们暂时晾在一边了。可怜我们这方的夺权指挥部还幻想25号开始夺权，没想到人家提前把我们灭了，人家早就定好提前在24日夺权了。
据说当年那个重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的勤务员老蓝同志，文革后曾荣任四川省某委主要领导，退休前还是副省级领导呢。
我穿的黄军装被撕烂成一条条的，染满鲜血，头痛得要命，头盖骨感觉被打得凹下去一块，用手一摸头顶，淤血可埋住半个指头，极为可怕。当时大家都用手指试过。后来到医院去，医生说我能活下来实属少见，极其危险的。
直接后果是视力从-150度变成-350度了，这是后话。
我们大家根据造反军攻打八一红卫兵总部受伤人不少，又从造反军一贯的
作派来看，估计明天25号会有一场针对我们的严重的考验；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军人家长们和我们的战友们已知道我们的消息了，绝不会不管我们的，我们都等着。

（四）

25日上午，天气晴朗，冬天的太阳照到身上暖洋洋的，从9点多开始，陆续有咱们的战友来公安局大院探望我们，主要是红小兵们，也没人管，10点多钟陆续有家长来看望我们。
七医大靳健（师专附中初66级）的爸爸，一个极有军人气质的北方人，他不但没说靳健一句，反而大赞儿子有种。给我们印象极深。
彭家花园也来了几位老头，他们也没发火，只是关心地问了一下情况，看了看我们，说了会话就走了。
我妹妹也来看了我。
快到中午时，思想兵的一帮人王锦川、王新渝、刘新华、任平伟、壮人等也来了。他们还买了很多卤肉送来，我们大吃了一顿，快活了一阵，在汽车库周围可以稍稍活动一下，但逃走是不行的，因为还是有人看着的，并且已登记了，主要登记是哪个学校，姓名，年龄之类的。
但是从下午3点左右，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不准人来看望我们了，还有一帮帮带着造反军袖章的人进入公安局大院内，围着我们，到5点多钟时已有一百多两百人了，主要是工人模样的人，不少是造反军的。后来他们的人群中增加了十多个伤员模样的人在那里对着我们指手划脚的。我们知道，这些家伙要报复我们了。
到6点多钟的时候，有10多个大汉冲进来把我们分成三拨，然后那帮伤兵号称是23号晚上被我们打伤的，冲上来对我们拳打脚踢，这时也有人制止。我们全都挺起胸，抬起头，对他们怒目而视。他们指认了我和其他几个共8人，把我们拖上车，说是晚上8点钟在解放碑开我们的万人斗争大会。当时他们已夺权成功，可以为所欲为了。
解放碑周围，架上了高音喇叭和大灯，碑的栏杆后放了一长排长条椅，我们被拖到碑下，架着我们站在长条椅上，双手被人反剪着，头朝下。大喇叭声音极大，一个接一个的人站在台上大声控诉我们这些所谓铁杆保皇派重庆八一红卫兵，在八一小学抵抗他们造反军的“罪行”，台下密密麻麻的，站了数千人。那时的人们极爱看热闹，前面站的肯定是所谓的造反军了。
突然，一个带着工人造反军袖章的人，恶狠狠地冲到我跟前，狠狠地打了我几耳光，然后站在台上大声控诉我们的所谓保皇派“罪行”，并指着我说，亲眼看见我和另外一个人抓住一个红卫兵小将从三楼扔下楼摔死了（完全是打胡乱说）。这样，前面的造反军拥上前，又对我打耳光打拳头。
有人拿着麦克风过来对我说，“说，叫啥子名字，哪个学校的，好大年龄，参加的哪个保皇派？”我的双手被反剪着，我硬抬起头大声说：“我姓郑，叫郑前哨，15岁，师专附中的，参加的是重庆八一红卫兵，”又大声加了一句，“家庭出身，革命军人。”后面的几个人也不约而同大声说，“家庭出身，革命军人！”当晚的人群中也有几十个我们的人，他们人少乘乱挤到前面，起哄一下，扰乱一下会场。所谓控诉大会开了两个来小时，我们全都挨了打，最后突然人群向前拥，抓我们的人怕我们乘乱逃跑，几个人拖一个的又把我们拖上车，拉回公安局扔下，说“明天再来”。回来后我们才知道，留下的不少人也挨了打，大家气愤得不得了，但也觉得很自豪，没一个怕死的，更没一个当叛徒的。
第二天，消息传到家长们那里，家长们气愤了，上午就来了不少家长，特别是彭家花园干休所来的几位，全都是穿老黄呢军装的老头儿，站在公安局大院大骂，造反军的人知道这些老头儿是老革命不好惹，没人敢出声，任由老头儿们发怒。
当时渝办丁力的妹妹丁伟只有12岁，也和我们一样被造反军抓到公安局大院内，她爸爸丁国文当时任渝办政委，按全军文革指示负责重庆地区军队与地方的联系，军人家长们反应十分强烈，也通过各自的渠道反映到各有关部门。丁凯洲爸爸丁先国老将军也发了话。据说由丁力爸爸出面和54军沟通（韦统泰军长、谢家祥政委和蓝亦农、白斌等领导的孩子很多都是跟我们一起的），与地方夺权后的革联会联系，因重庆市公安局的特殊性（和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样具有国安性质），中央责成54军立即接管。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23日夺权，军队24日就开始全面接管，28日政法兵团造反派全部撤出。
27日上午，由几名军人和原公安局的人来到车库，向我们宣布，本次事件属人民内部矛盾，不记档案，让我们离开。但同时又念了10个人的名字，说是造反军认准了这10个人，为安全起见，由公安局保护起来，免遭报复。这10人是：丁凯洲、唐干渝、朱光辉、苟永洲、王小苏、王安安、张英、刘志毅、李云生、贺燕燕等。他们后来就集中住在公安局对面的公安局招待所，过了半个多月才回家。
我们当天就离开公安局大院。我没回家，直接回到八一小学，当时王思成等已回到八一小学，在大门外的一排平房内坚守着。

（五）

40多年过去了，每一次想起当年八一小学“1·23事件”，就觉得像昨天刚发生一样。1968年，在沙坪坝公园聚会的那张照片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当年事件的经历者，相信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永生难忘的。照片上的题词是：
“1968年，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群怀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年轻人，立此存照后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这是极为真实的表述。
我始终认为，我们绝不能简单回避当年的一切，历史是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现实而空谈应该如何如何的。
我当时和全国10岁至90岁的人一样，不管你愿不愿意，同意或反对，都卷入了那场被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参加了包括红卫兵等在内的各种群众组织，而且95%以上的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支持运动的，包括那些在文革运动中受到迫害和被批判的人，谁也别吹牛自己当年如何如何认清了一切。
我当时是初中学生，受的教育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因此是怀着一腔激情参加到运动中去的。我最看不起现在有一批所谓精英成天拿这50年前的往事翻来覆去地说。其实，当年他们本人或父辈或亲人说不定都是文革运动的最积极的参加者。我很简单，我当年只有15岁，当年的经历是我一生中难以忘却的一段。
我现在已退休。回忆当年的亲身经历与当今政治是无关的。我参加过重庆八一红卫兵，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也因为重庆八一红卫兵自成立以来，从未参加过对学校老师的批斗，也未参加过社会上的打砸抢，我们的活动只限于守护火车站维持秩序，散发当时的各种传单，组织大批红小兵门到市内各路公交车（电车）上宣读毛主席语录，做宣传而已，只有八一小学“1·23事件”在社会上有点小小的影响。而我们当时只是顺应形势同全国人民一样，参与运动的目的一样，向社会表明，我参加运动了，我们都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
军队子女可能会比同龄人多一点责任感，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天下是我们的父辈参与打下来的，保卫这个天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跟现在当过兵的人一样，具有军人情结）。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唐干渝、朱光辉他们这些学长们的做法也没错，运动中是没有中立派的，当时不是加入“八一五”派的所谓造反派，就得加入工人战斗军和思想兵的所谓保皇派。而所谓的保皇派他们也声称自己是造反派，而我们本质上、思想上，和思想兵是一致的，最终还是要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的，只不过早迟而已。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军队子女，在遇到危难和突发事件时，是会高度团结一致，相互关心的。当时二十中的张行军、廖普爱（彭家花园干休所的子女）等人，与总部观点有些不同而不来往，但八一小学总部被围，他们却立即抛弃成见回到总部，从此又和大家在一起。我们被抓到公安局大院后，凡有造反军来对付我们时，丁凯洲、唐干渝、朱光辉及王小苏、张英等人，会立刻站在前面挡住造反军，而把那些弱小的女孩子们保护在身后。连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渝办的刘悦悦都知道把重庆八一红卫兵总部公章紧紧地藏到身上而保存下来。
这一切都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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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王复兴著《抢救记忆》感言

聂元梓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王复兴著，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2016年9月。美国最大书籍零售连锁店巴诺（Barne Noble）销售；亚马遜（Amauzon）在美、加、英、德、法、日、巴西各分部销售。该书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16953235。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经常会查阅国会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并订购。美国南方出版社对该书推广电子版，可访问：dixiewpublising.com网站。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了，原来北大的学生王复兴写出了他的文革回忆录，回忆了他在北大经历的文革全过程，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国家、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应该认真总结。把这场错综复杂的大运动，简单化为几个野心家的阴谋，或者只是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狂热行为，是片面、不真实的。希望文革过来人都能认真进行回忆、反思和总结，这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王复兴的北大文革回忆录，可贵在回忆真实，反思有深度，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作品。
2016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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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从朱永嘉和戚本禹的回忆看“批《海瑞罢官》”

杨大庆

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革的直接导火索。对这一当代中国史上影响甚大的事件，多年来研究热度不减，成果多多，其基本面貌已浮出历史的地平线。近年曾经亲历其事的朱永嘉、戚本禹先后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都提及此事，二人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的细节，使这一事件的发展线索呈现得更清晰也更丰满了。而同为身涉其事的文革名人，同为毛泽东崇拜者，二人对此事件各自作出的是非判断，也有耐人寻味之处。
朱永嘉说，“江青最初提出批《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并不赞成，后来江青通过康生说动毛泽东，但康生的理由是这出戏与罢彭德怀的官有关。”毛泽东首肯批《海瑞罢官》的具体时间节点，朱永嘉没有提供，我们只能大致估测。江青调看《海瑞罢官》并提出停演是在1962年3月上旬，此时毛泽东正深陷于“七千人大会”后的挫败感中，大概尚无心思为一出戏大动干戈。而江青正式向中宣部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是在当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而全会的议题之一就是批以彭德怀“万言书”为代表的“翻案风”，而康生借小说《刘志丹》在全会上兴风作浪，获得了毛泽东的青睐，江青在此时通过康生以“这出戏与罢彭德怀的官有关”说动毛泽东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毛、江间的夫妻夜话遂升级为治国方略。
然而，此时把《海瑞罢官》定为政治问题，尚属内廷密议，外臣小臣均不得与闻。政治局不知道，捉刀代笔的姚文元等也不知道。朱永嘉回忆，虽然姚文元的文章帽子棍子齐飞，但走的仍然是学术批判的路子，乃至用了大段文字辨析徐阶退田究竟是退给地主还是退给农民。
对于直接受命于江青在上海担任前敌指挥的张春桥事后夸耀他早就洞晓天机，朱也提出了质疑。他说，“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张春桥曾说过，《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一点不要由我们写进文章说出来，要让主席说。似乎他早就知道要害是罢官问题了……我认为，如果张春桥讲过，是事后邀功。因为他不可能在文章准备过程中就确定要害是‘罢官’。徐景贤曾讲起，他问过姚文元，你的文章怎么就没有打中要害呢？姚文元说，他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害是‘罢官’。张春桥是不可能知道了要害而不告诉姚文元的。”
但是久经历练的陈丕显等上海市委的头头脑脑们显然比姚文元朱永嘉辈更敏感，他们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嗅出了些微不寻常的气息，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朱永嘉回忆：“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前几天，11月3、4日或者5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和我也在场，因为文章的最后改动，在资料上有问题还得问我。会议是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开的。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曹荻秋一会儿站，一会儿坐。陈丕显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戴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姚文元答是什么就是什么。杨西光还问姚，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也许，陈丕显按捺了几分激动，杨西光则隐藏着些许不安。相形之下，后者的不安更有道理。因为后来“功劳”并没有落在他们头上，落在他们头上的是苦头。
然而，伟大领袖未亮底牌，上海市委激动或不安之余仍走在学术批判的常规路子上。朱永嘉说：虽然毛泽东在“12月下旬就明确提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但我们写作班并不知情，仍是按照学术批判的要求着手准备文章。”
“12月上旬，彭真来上海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为批《海瑞罢官》一事找过张春桥，张春桥对此是高兴的。他对我说，彭真问你们上海准备怎样做，张对他说批《海瑞罢官》是学术讨论，并将上海组织讨论的计划和报纸上的按语都给彭真看了，彭真很满意，说等这一讨论结束，你到北京来我请你吃烤鸭。实际上，上海批了北京的副市长，彭真心里是不会高兴的。但张春桥给彭真看的确实是上海制定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在张的办公室一起参与讨论和策划的，是在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后制订的。而这时候的张春桥并不完全清楚这场批判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整个部署和指挥的都是毛泽东，张春桥也不过是毛泽东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只是毛泽东这时并未走到台前。前台是彭真与张春桥之间的较量。”
毛泽东迟迟不出前台，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到了吴晗的阻击。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11月中旬阅《光明日报》总编室11月6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三六二期等。简编反映了《光明日报》记者日前去看吴晗的一些情况。谈及姚文元的文章，吴晗很激动，他说，我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在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只要领导了解就行了。我不怕，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不好。谁还敢写文章？！谁还敢谈历史？！毛泽东批示：“我已经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
其实，吴晗的底气和毛泽东的“一夜无眠”很可能有着同一背景：《海瑞罢官》“1960年底公演后，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将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爱思想网 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第一枪打偏了，着实令毛泽东郁闷，睡不着觉在情理之中。但久经战阵的毛泽东方寸不乱，他从容不迫地填上了第二颗子弹，那就是康生的“要害”是罢官说。但这一枪的效果仍不理想，因为他受到来自彭真的干扰。对此，朱永嘉这样描述：“吴晗提出问题使姚文元的文章出现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在看了反映吴晗讲话的《情况简编》后写下了‘一夜无眠’的批语，能使毛泽东睡不着觉的事一定是大事，因为《海瑞罢官》中的退田与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联系不起来，时间逻辑上发生错误了，姚文元文章从政治上对吴晗的批判也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毛泽东思考后才转而采纳康生的说法，文章做到‘罢官’问题上，提出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其实彭德怀并不是毛泽东此时的主要目标，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但彭真在毛泽东讲话后第二天，就当面对毛泽东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回应了毛泽东的话。”
但是，虽然毛泽东谈“要害”的话只在高层小范围内传播，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学术批判政治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调门越来越高，被要求点名进行批判的人数越来越多。翦伯赞辈自不待言，就是国宝级的学术大佬郭沫若、范文澜也惶惶不可终日。学术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几乎人人自危、家家噤声，一片肃杀之气。此情此景令主持其事的彭真感到忧虑。为了使批判重回学术的轨道，彭真觉得有必要在学术和政治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并制定相关政策，这就有了著名的《二月提纲》。
1965年2月，彭真携《二月提纲》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朱永嘉说：“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到《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再次表示两者无联系。于是，毛泽东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忙说不是他的发明权。毛泽东则肯定地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毛泽东还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做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而在这之前的12月份，毛泽东说过吴晗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批《海瑞罢官》一事的微妙态度，此时他还没有要从政治上完全打倒吴晗。而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则很紧张，因为吴晗如果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他所提的要害是罢官就有问题了。康生在这以后的表现是与此相关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看来让彭真释然。既然“《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说不是“最高指示”，既然吴晗还可以当副市长，那么吴晗、《海瑞罢官》就与彭德怀、“罢官”从而与政治脱了钩。与此相应，正在进行的学术批判也就和政治批判脱了勾。由于《二月提纲》已获在京政治局常委首肯，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又未表示反对意见，彭真便视其已同意，并随即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令各地遵照执行。
《二月提纲》下发后，舆论有过一段短暂的平静。但平静的湖面下，却是暗潮汹涌，滔天巨浪已在酝酿之中。
朱永嘉回忆：“《二月提纲》在二月中旬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下发。刚下发时，并没有对它进行批判，我们都按照它的精神进行学习，准备贯彻。当然张春桥看问题与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姚文元文章就有问题了。于是张春桥就让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去问北京，《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指谁。但碰了钉子，许立群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此事发生于3月11日，许的回答是转述彭真的原话——笔者）“并责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话是带有情绪的。张春桥就将这一情况向江青汇报，江青告诉康生，康生就报到毛泽东那里去，激怒了毛泽东。这件事，加上中宣部扣发戚本禹和关锋写的批‘要害’的文章，毛泽东就光火了。因为你知道在二月上旬听《二月提纲》汇报时就提出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而彭真却提出了学阀，与毛泽东的话相对立。这样，矛盾就激化了。于是毛泽东就在3月底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多次谈话，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提出了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的问题，彭真和陆定一就都成了批判的目标。毛泽东是在被激怒的状态下处理这些问题并作出决定的。”
朱永嘉说的是上海的暗中博弈，龚育之的《“二月提纲”与东湖之行》则披露了与此同时发生在北京的一场真刀真枪的激烈交锋。
先是在传达《二月提纲》的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3月1日，林涧清和龚育之向许立群与胡绳汇报座谈会的情况时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询。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两次听到毛泽东谈话的人。第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关于“放”不是钓鱼的说法，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止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文章的事。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
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
《从陈贾说起》是关锋前些年写的杂文，它和戚本禹的《孙承宗》一样被视为有借古讽今的影射之嫌，是被许立群自认为捏在手里的“左派”的小辫子。
关锋为什么如此不依不饶，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此中自有玄机。
首先，也是最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关锋是“左派”，而且是钦定的“左派”。
戚本禹回忆：“姚文元的文章，我也是从那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时《文汇报》记者艾玲来北京，她分别找了我和关锋等人，想听听北京学术界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反映。艾玲跟我说，她听江青同志介绍过我的情况。我那时和关锋还不在一起，我俩也没有商量过，但都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支持，艾玲听了我们的意见大为高兴，因为她跑遍了整个北京，没有在学术界找到什么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现在居然有关锋、戚本禹表示支持！她就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主席、江青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就成了北京的左派。”“左派”自有“左派”的立场和姿态：不妥协、坚持斗争。
其次，关锋、戚本禹送审的两篇批“要害是罢官”而胡绳表示“要彻底改写”的文章，是奉彭真之命所写，如今彭出尔反尔，关锋、戚本禹自然有理由不满。
戚本禹回忆：“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胡绳、田家英、许立群、邓力群、林涧青、龚育之以及宣传部、新闻界和学术界其他领导人，彭真特别点名关锋、戚本禹参加。总共约有三十多人。会上，由胡绳传达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胡绳讲得很仔细。他先讲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势，以及这一时期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接着传达毛主席12月21日讲话……”
会议结束后，彭真把关锋和戚本禹留下来，说：“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对主席讲的吴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的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他对关锋、戚本禹说：“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
关锋、戚本禹的动作很快，戚本禹说：“我在参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的会议，以及彭真与我们的谈话之后，就开始为写文章准备材料。很快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写清楚’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彭真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我自然认为彭真的话是代表中央意见的。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有那么大的分歧。差不多同时，关锋和林杰也写好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
“两篇文章都交给了许立群，可是却一直都不见发表。过了一阵，我就给彭真写了封信，报告了以上情况。彭真的秘书答复我，首长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在他桌上了，有时间他会看的，他看了以后有答复，我马上告诉你。然后就这样一直拖着。
“长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怀疑，许立群是中宣部副部长，是彭真的得力干将。他不发表我们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后来我听说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说，彭德怀的罢官涉及到政治问题，很敏感，先不要发。我就想，明明是你当面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让我把《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写清楚。我花了几天时间，熬了好几个夜晚，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完了你却叫许立群不要发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为拓（托）词不理。如果我写的不对，你可以批评。为啥什么都不说，却又不让发表呢？老实说，我以前对彭真印象一直很好，这以后，我对彭真就有看法了……”
而更重要的，则是“左派”已经通了天，这大概是出乎许立群、胡绳乃至彭真意料之外的。戚本禹说：“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节期间，关锋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说，批《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还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问题，反击62年的‘翻案风问题’。过了春节以后，艾玲又向我和关锋透露，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张春桥组织的……建议我们也写文章。并说，《文汇报》会给你们发表的。”
于是，关锋与许立群、胡绳的交锋，变成了江青、毛泽东与彭真的较量，胜利的天平将倒向何方，已不待历史作结论了。
很快，震耳欲聋的雷声从南方的天空滚滚而来。
3月20日，毛泽东把中宣部与已经撤销的农村工作部相提并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3月28、29日，毛泽东同康生谈话。他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要向上海道歉。
3月30日下午，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及其他人谈话，提到学术批判。他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中宣部的命运已定，达摩克利斯之剑已悬在了彭真头上。焦头烂额的许立群则穷于应付、动辄得咎。龚育之回忆：许立群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门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龚育之等回话：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立群叫拿给他看，看了叹气：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当即吩咐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日期，印在当期上送的简报上。不料这期简报又惹来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有人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没有听懂”，那彭真呢？他也没有听懂吗？毛泽东真的在“要害是罢官”上让了步，准备放吴晗一马吗？如毛泽东真有此表示，彭真为什么要去激怒毛泽东从而祸及自身呢？他不知道1962年9月江青就要求中宣部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被陆定一当场拒绝吗？他忘了毛泽东1965年9月当面问他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吗？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张春桥念及旧情向邓拓透底，邓拓没有向他通报吗？还是他真的天真过头，认为江青的所作所为与毛泽东无关？种种疑问，从以上诸人的回忆中我们找不到答案。也许真相至今仍隐藏在历史深处，永无见天日的一天了。
对于批《海瑞罢官》一事，朱永嘉显然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从思想方法上分析了毛的决策过程及其后果：“由直觉得到的判断，往往比较粗疏，容易产生错觉，发生认识上的错误。毛认同姚文元文章，把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单干风‘联系起来，批判吴晗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认知上是属于直觉的阶段，没有经过细致认真的推敲，所以在直觉阶段做出的判断要经过推理阶段的检验与监督，这个检验包括事实的验证与逻辑的推理，需要人们反复思考和鉴定由直觉得来的判断是否合乎事实，是否合乎逻辑推理。如果作为决策，那便需要通过相应的政治机构和程序，来加以规范和防止错失。否则在国家重大事务上，单凭个人的直觉判断去做出重大决策，从时间上讲，效率是提高了，但很难防止差错。毛看到《光明日报》的《情况简编》登载的吴晗对姚文的回应，便感到把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单干风’联系起来的判断不能成立，那么整个文章的结论便不能成立了。所以毛在这份情况上批了‘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一句，这时毛的思考由直觉阶段进入到推理阶段，他要重新确定这场讨论如何进行下去的问题了。是认错还是另辟蹊径呢？应该是认错，但他选择了后者，即，采纳康生的说法，讲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了给彭德怀翻案，以弥补姚文元文章的错失。然而，康生的说法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彭真在毛讲了‘要害是罢官’的第二天便对毛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毛说这是康生说的，康生在一边又急忙否定，那么要害是罢官也站不住了。毛在这个问题上变成一错再错了。”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非无可挽回，就算立刻刹车有失体面，以毛泽东之崇高威望和超人的政治智慧，不会找不到善后之策。但毛泽东个性发生作用了。朱永嘉说：“毛泽东生性倔强，好斗，越是有人反对，越是要想办法去做到它。常人办不到的事，他偏要办到。他生来有一种反潮流的精神，如果所反的方向正确，就具有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如果方向错了，就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毛泽东在被彭真“激怒”状态下作出的决策无疑属于后一种。
朱永嘉对毛泽东将对付敌人的手段用于党内也提出了批评：“彭真到上海来是参加中央处理罗瑞卿的会议，会后毛泽东还让彭真负责罗瑞卿的案子。到后来处理彭真时，毛泽东又让刘少奇来主持中央会议的。这就是毛泽东的谋略，是很厉害的一着。一面继续予以观察，一面让这些人之间产生矛盾，不能抱成一团。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把他们当作走资派，用对付敌人的方式处理他们的问题，但在当时这还是党内问题，这种做法当然是错误的。”
朱永嘉还指出了江青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不良作用：“在整个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中，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家人始终参与其中，但国事和家事毕竟是不同的社会活动范围。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说法，那就是‘王者无私言’。王者所言就是国事，必须公开而透明，才能服众。即使在集权制度下，这也是王者行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把国事和家事搅和在一起，角色错位，不仅使人无所适从，而且不足以服众，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文革’在起点上便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因为一开始毛泽东就把自己与江青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它不是毛泽东说一两句话所能撇清的。”其实，毛泽东以夫妻夜话决策国家大事何止《海瑞罢官》一桩。在给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老婆的私信中对政治局常委的非议不是更显著的例子吗？
批《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珍爱的文革华服上的第一颗扣子，第一颗扣子扣错了，下面的扣子还能扣对吗？对此，朱永嘉没有明说（在该书的其他章节涉及了这一问题，有时间将另文讨论）。但任何一位具有常识的普通人，都不难从朱永嘉提供的逻辑线索中推出结论。
朱永嘉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普通人的常识，而戚本禹决定取舍的导向却是“革命立场”。
戚本禹说，“我支持姚文元主要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但从心里说，我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在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理想，一个是没有把‘清官’问题说清楚……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海瑞要大官僚徐阶把多占的土地退出来，退给其他的官绅地主。可当时主张‘包产到户’、单干的人，是要人民公社向农民退田，两者不是一码事。”但是，既然“把海瑞‘退田’和1962年的‘包产到户’、‘单干风’联系在一起，也有点牵强”，既然“退田”和“包产到户”、单干也“不是一码事”，那就是论据站不住脚。论据站不住脚，论证还有意义吗？论点即给吴晗扣的政治帽子还能成立吗？这应该是初中语文教过的常识，戚本禹学有根底，不会不知道。但他却将这些弃之不顾，单凭姚文元文章的革命辞藻就选择了支持的立场，至今仍无丝毫修改。这“左派”成色真是足。
戚本禹还展现了《海瑞罢官》带来的可怕社会后果：“……60年代初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确实借着《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在为1959年庐山会议翻案。他们认为彭德怀就是现代海瑞。他们不管海瑞和彭德怀所主张的退田内容有什么不同，反正认为从公社退田单干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他们认为彭德怀是为民请命，所以才遭到了海瑞同样的命运：‘罢官。’”彭德怀何时何地主张过“退田”，笔者离群索居，无人请教，当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努力探求答案。但“60年代初期”即《海瑞罢官》公演之时正是饥馑由农村蔓延至城市之时，大家正响应党的号召，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笔者当时正读初一，懂点事了，由于家庭影响，又颇关心时政，耳闻所及民间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者确有其人。除了彭德怀，湖南还有为周小舟抱不平的，说是因为周小舟下台才搞得湖南人民没有肉吃。更有一些言论十分反动，矛头直指最高领导人，类似文革中的“恶攻”。如长沙有民谣云：“搭帮（长沙土语，“多亏”的意思）毛嗲嗲（长沙话，读平声，意同爷爷）吃个糠粑粑，搭帮刘少奇啃点红薯皮，搭帮董必武布票二尺五”。不过这些抱怨、发泄或“恶攻”都是直呼其名，好像无人拐弯抹角地借着海瑞的招牌。长沙演没演过《海瑞罢官》已经不记得了，就是演过，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平头百姓乃至中下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估计也少有观看的欲望。因为一张戏票钱够喝几碗稀米汤加酒曲、糖精煮的清糖甜酒了。长沙的情况如此，其他地区如何，待考。海瑞的影响真的很大也未可知。
从革命立场出发，戚本禹谈及吴晗的个人命运时也别有境界：“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凡事上纲上线，证明了“左派”的帽子不是白给的。可是，这与有人用菜刀杀了人，警察和受害人家属却找制菜刀的工匠索命有何区别？
戚本禹还说：“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冲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平心而论，吴晗其人，确有可恨之处。但就事论事，《海瑞罢官》是应组织之命所作，作者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政治后果。况且吴晗与彭德怀在政治上没有互相呼应，在组织上没有暗中勾结，《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和“包产到户”、单干也“不是一码事”，套用一句法律用语，吴晗没有“作案动机”，他也应该像杀人犯一样被关进监狱，乃至以命抵罪吗？无辜者的生命只不过是“枝节”，某些“特殊材料制成的”“革命家”在个人悲剧面前表现的理智与冷漠真是令人齿寒。

如今，吴晗与《海瑞罢官》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文革也尘埃落定。时移世改，在传播手段多元、资讯发达，众声喧哗之下纯文学式微的今天，想凭一部文艺作品掀起政治风浪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但我们能保证不在相似的境遇下再次失足吗？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邓杰整理，大风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
《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电子版。

【争鸣】

“约法三章”再探讨

胡 泊

《昨天》第71期《有关江青的两则史实》（以下简称《史实》）一文中，作者李海文认为毛江结婚存在“约法三章”，对否认有此事的阎长贵的看法提出质疑。
“约法三章”是一个历来夹缠不清的老话题，《史实》的看法是：“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究其原因，论辩双方都缺少第一手证据，只能靠二手转述，因此说服力都不足。在史料匮乏的困境下，不妨分两步讨论：一是中共核心层有没有开会研究该婚事？二是会上有没有作出结论如“约法三章”？
毛泽东与江青是1938年11月下旬结婚的，对这一时机的选择不应被论辩双方所忽略。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用党史语言说：“这次会议使得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正式确立。”用毛的话说则是：“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简而言之，此时他距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只有一步之遥。会议期间，洛甫（张闻天）提出让位，毛则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引张闻天《反省笔记》）洛转而渐进交权。“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刘英插话）
毛对与江青婚事表现出强势，其底气何来？也就一清二楚了。
但是话说回来，即便如此，准最高领导人的婚姻难道真就成了“家里的事情”（语出下文陈云条目），无须组织过问？这既有悖于中共家法，毛也还没到一言九鼎的地位，更何况头上又有共产国际。领袖人物择偶从来不是小事，此前与贺子珍婚变已是满城风雨，现在和江青成家又引来物议纷纷，想随心所欲是有难度的。在规矩粗定，“二五八团”标准已经出现的延安时代初期，谁也不能例外。毛之强势，或可施之于相对弱势的张闻天、陈云，但对政治局整体而言，还不到时候。六中全会会期长达四十多天，客观上具备讨论此事的条件。据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全会主席团成员共计十二人，其中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为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凯丰、邓发、张浩未进入主席团。以下依次分析各人态度：
毛泽东：未注明来源的说法称，毛与老同学周世钊谈起当年：“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十二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家世 家书 家风——毛泽东的亲情世界》）这里毛未提“约法三章”，而1972年江青与维特克谈话时也否认“约法三章”的存在（《江青同志》）。
王稼祥：该年8月，王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并在高层传达——“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尽管中、苏党史界对“口信”真伪看法不同，但王当时与毛关系之近可见一斑，按理不会反对婚事。
王明：该年两度与周恩来回延安。一为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一为9月10日至30日（《周恩来年谱》）。由于“季米特洛夫口信”称：“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因而其成为全会的最大输家。晚年他在《中共五十年》中对毛江夫妇深恶痛绝，但未提及这桩婚事及“约法三章”。此为疑点之一。
周恩来：见上述。另有材料指周是类似“约法三章”说法的支持者，见以下朱德条目。
朱德：该年8月25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李海文引用师哲回忆，称朱德出来圆场，提出“约法三章”，毛江得以结婚。但师哲自1926年赴苏联学习后即留彼工作，1940年3月随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到延安，距毛江结婚已近一年半。所闻据称来自江青、康生，只能说是有很高参考价值的二手材料。另有记载称：“当时的党章规定，任何中共党员结婚都必须经由党组织批准，而毛泽东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其婚姻必须经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而政治局常委们在研究讨论之前，首先又必须要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同意，中央保卫委员会有一票否决权。在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支持。但最终政治局常委们还是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在许建国提议、周恩来的力主之下，江青向政治局常委作了婚后不得干预政治的书面要求。”（原文如此，应为“作了……书面保证”，载《许建国纪念文集》）当时毛不是党主席，朱、刘、任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而且任也不在延安。特别是这段文字没有提供档案文献出处，到底来自许的笔记还是口述？
康生：通常说法是他为与老乡江青结成利益集团，隐瞒其被捕历史，极力促成该婚事。然而康生时为前述提到的“中央保卫委员会”负责人（成员还有曾希圣和许建国）。如该说可信，许的反对意见应该是委员会内部讨论过的，不只代表个人，另外也没有出现康生作祟之类贬损说法，值得注意。
彭德怀：该年9月14日至10月26日在延，态度不详。
博古：与王、周同在长江局，行踪应一致。与博古关系密切的李德，听他和很多人一样，发表过对江青“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中国纪事》）尽管因博古离世过早，资料缺乏，态度不详，但据此看来，支持毛江婚事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刘少奇：该年3月中旬至11月23日在延（《刘少奇年谱》），态度不详。
陈云：杨尚昆的说法是：“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迄今为止，这是当年核心层对毛江婚事最直接、具体的说法，而且同样否定了“约法三章”。但与师哲谈朱德、江青、康生一样，仍属转述。
项英：会后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得知毛江结婚，听扬帆介绍江青情况后去电反对：“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项英传》）。但这从侧面证明在延安似未开会讨论过毛江婚事，至少没有做出如“约法三章”的正式结论。因为此事当时即已沸沸扬扬，不难了解。以项英资历及与毛相识多年的关系，大可当场提出，何必放马后炮？此为疑点之二。
张闻天：1938年11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张闻天年谱》）“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刘英插话）不过，张的信是把众人联名反对的意思概括后转达给毛，与项英以个人名义反对相比，程度并不相同。师哲的说法是：“张闻天在西方生活过，不愿管私人事情。”杨尚昆所言：“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同上），不完全准确。
（下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洛甫。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第546页图注标为1938年11月，有误。王明、周恩来9月即离延）
综合以上情况，如果核心层有过研究毛江婚事的会议，应该是1938年9月10至30日（王明、周恩来及博古在延安期间）：周、朱、陈、张明确反对，项事后反对；王明、彭、博、刘态度不详；王稼祥和康生基本可认定为支持，其中没有哪一个人留下表示存在“约法三章”的证据。据阎长贵询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作者，没有发现相关档案（《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中央有无“约法三章”？》）。不排除会议未做文字结论，只有口头结论；甚至也没有口头结论，只是批准了事，否则难以解释项英事后和王明晚年的行为。因此，“约法三章”属传说的可能性较大。
还有一种观察角度，就是以1938年过后三十五年为跨度，到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反过头来看上述主席团成员命运。中共有“十次路线斗争”之说，王明、博古、彭德怀、张闻天及刘少奇分属其中第四次、第八次和第九次的“叛徒集团”或“反党集团”头子或成员。这种方法有其缺陷，比如支持毛江婚事的贺龙1969年也被迫害致死。但这不过说明，支持者未必走好运，而反对者注定要倒霉。
此外，据称中共早期重要人物王若飞存有“约法三章”原始记录。国民党情报人员陈绥民、崔万秋分别著有《毛泽东与江青》（台湾新亚出版社1976年版）、《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版）两书，提及“国军攻克延安时”（即1947年3月后），在缴获的王若飞日记中发现以下记载：“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王若飞1946年4月因空难殉职，此后其私人文件由家属保管并在撤离延安时散失，也有可能。但是早有人指出：王确实担任过诸如中共中央秘书长（秘书处主任）这样的高层职务，但那是1926年和1940年，1938年王所任的是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长。虽也应邀参加毛江婚宴，但按理不应列席政治局会议。因此即使真有此物，记录的也一定是转述，并非第一手材料。摄影术发明以来，重要档案往往以影印件形式公布，以便鉴别笔迹、纸张、格式等要素，一目了然，定分止争。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该页影印件，真伪难判。笔者注意到阎长贵、李海文均未提及此说，或有同感？而且，该“日记”既然如此重要，却一直未见其它内容披露。在台湾方面已将在美国的蒋介石日记提供研究者抄录公布的时代，此举让人费解。假设国方只得到零星散页，那又怎能确定日记主人是王若飞？总之“日记说”有待进一步证实，未可定论。
再有就是《史实》对史实的把握存在偏差。比如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离开了中央党校特别班，并没有进入党的机关工作，而是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1937年8月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江青婚后第一个职务是军委主席秘书，其工作之一是抄写文稿。的确，严格讲来军委不算党的机关（尽管全称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但更非文化单位，且其极端重要性是一般党政机关无法比拟的。
不仅如此，《史实》还认定：“在延安，江青一直不敢以毛泽东的夫人自居。”所举例证是：看戏时，“老一辈革命（按：此处脱漏“家”字）夫妇”都能出双入对，而江只能坐在后面，不敢也不能和毛在一起。对阎长贵的《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一文，《史实》评道：“‘根本’二字，绝对了。”套用一下——“不敢”二字，绝对了。毛泽东在家中接待的战友亲朋、中外友好不在少数，来访者的回忆文字经常提到江青。如果这些顶多说明她不过是主妇兼保姆，那么还有两则史实：
其一，1939年，斯大林派摄影师卡曼到延安拍摄纪录片，毛泽东在窑洞中挥毫著述这一著名影像（见下图）即出自该片。2009年笔者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观看老纪录片集锦，只见镜头从这画面一转，毛将写完的文稿递给身边女子。当时观众有朱仲丽及众多干部子弟，认出其即江青，全场哄笑。
（左图：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第540页图注：1938年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有误，此图应系从1939年卡曼所摄黑白纪录片中截取。影片显示江青坐其右侧。）
其二，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延安倾城出动，万人相送。俄罗斯历史学家潘佐夫引用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的说法称，当时，“毛还亲吻了江青的嘴唇，这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第一次，而且做得十分大方。”（人民大学版《毛泽东传》）。此说不见于弗氏《延安日记》，当属其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党史界有看法认为《延安日记》是苏联反华时期的宣传品，但“亲吻说”并无恶意，应非伪造。
上述两例对证明江青是否敢以毛泽东夫人自居，分量是否已经足够？
丙申年大暑二稿、寒露定稿于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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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牛可耕田
——毛泽东关注过的北大学生牛辉林

张 从

牛辉林， 1946年3月出生于河南辉县，祖籍山西壶关县，其父为革命军人。1949年牛辉林随父母进北京，在北京军区育英学校上学，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一、惨遭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牛辉林对当时北大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嚣张跋扈、倒行逆施的行为不满，参加了抵制和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并短期当过这个组织的一把手。聂元梓和校文革把反对自己的群众组织的头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校园里贴出了“杀牛宰猴”的大标语，“牛”指牛辉林，“猴”指牛辉林的继任者侯汉清（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并成立了专案组，要揪出“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小集团”。聂元梓向江青说了很多坏话，以致江青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上点名说牛辉林是“坏人”。
1968年3月至7月，北大和清华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在北京市和全国造成恶劣影响。7月27日，北京市工人宣传队三万多人到清华大学制止武斗，遭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反抗，打死5人，打伤数百人。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北京市高校“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地院王大宾、师大谭厚兰），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五个小时的召见中毛泽东曾经几次讲到对牛辉林的看法，原话如下：
“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回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逼供信。”
“可以不提杀牛宰猴炖羊肉了。牛宰了干什么？牛可以耕田嘛！你们列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牛辉林的纲上的也不好，又不是什么大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能否定。”
1968年8月19日以4587部队为首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入北大后，接手的专案组还是校文革的老班底，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残酷打击干部、教师、学生，到处设专案，到处搞批斗，校园里一片恐怖，三天两头有人跳楼、上吊、服毒、投湖。牛辉林也被隔离审查，被带到各系、各年级轮流批斗，低头弯腰、拧胳膊、扇耳光、拳打脚踢，吐一脸唾沫，恶语谩骂。为了防止他自杀，窗子用木板钉死，电灯提到天花板上，撤床睡地板，上厕所有人跟着。一直到12月11日，在全校大会上被从严处理，押到台上批斗，宣布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

二、最高过问

1968年12月 18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被专案组逼供，夫妻双双服毒自杀。此事惊动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派8341部队的迟群、谢静宜来北大调查，牛辉林也因此而得到了解救。
据牛辉林回忆文章中记述：

春节刚过，我被告知，中央警卫团首长召我谈话，随后便被押送到迟群在哲学楼的临时办公室。这是一位紫红脸膛、身体微胖的中年军官。他一边看文件一边适时抬头询问，一边抽烟。谈话进行的一个多小时中，他只有简短的问话，主要让我说，没有任何表态，更没有加以声色的批判或训斥。兴趣大的时候，放下文件，抽着烟，盯着我听。最后，抬起头淡淡地对着我说：“你的情况，我听清楚了，回去认真反省检讨自己的问题吧。”自从我被专案以来，像这样平和的询问性谈话是第一次。过后我曾仔细品味迟群的话语，不用“罪行”用“问题”，不说“认罪”、“交待”，而说“反省”、“检讨”，真的很讲究。听说后来他主政清华时跟着江青表现很猖狂，干了不少坏事。但那天谈话给我留下了修养和水准颇高的印象。
更让我意外的是，迟群谈话两天后，谢静宜又召我谈话。那时我已从专案组人员的议论中知道了“迟、谢”的非凡来头，尤其是谢的特殊身份。我预感这将是一次“上达天听”，决定命运的谈话！想到这些，我一路上全身冒汗，到了哲学楼，进了谢的办公室，我已是大汗淋漓！
谢从座椅上站起来，走近我，打量了好一会儿，十分好奇地问：“大冷天的，头上冒什么汗？你很热么？”
“不是热，是见到首长心里紧张得厉害。”我颇感狼狈地实话实说。
“紧张什么？是我青面獠牙吓着你了？”谢轻轻地笑起来，略带调侃地看着我问。
这时我才抬头认真观察了一下眼前的这位女军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中等偏高的瘦身材，乌黑短发，白皙文静略带几分倦色，在一身合体草绿色军装、军帽和鲜红帽徽、领章衬托下，格外的清新、端庄，像是一幅画。我不由自已地说了一句说完就后怕的话：
“不是可怕，是非常好看。”
“你这个小孩子很会说话嘛！我既然不可怕，那你是紧张个什么劲儿呀！”谢先是愣了一下，突然大笑起来。
“因为你不是一般人。”因为看她也大不了我几岁，所以尽管叫“首长”，也没用“您”，而用了“你”。
“不是一般人？那是什么人？”谢有些不解地问。
“你是中南海里毛主席身边的人。”
“你怎么知道这些？”谢一下就严肃起来，很警觉的样子。
“专案组说的，他们还警告我和你谈话要老实点，不许信口开河。”
“岂有此理！”谢说不上是生气，还是高兴地甩了一句。看我不出声了，就接着问：“那你就先说说你老实不老实吧。”
“我当然老实！”我跟了一句。
“当然老实？不对吧？你要是老实，北大上万人里就挑出你这么一个来从严？我看数你不老实！你今天到我这儿来的表现就不够老实！”谢一下收起脸来说。
“我已经关押了这么长时间，该交待的都交待了，该认罪的都认罪了，还要说我不老实，给我从严戴帽子，我不服气！”我这个人一辈子吃亏就在于到什么人面前也不肯服软。
“你自己都承认有罪嘛，有罪认罪，有什么好不服气的？”谢的口气温和下来。看我又不吭声，接着说：
“那你就说说你犯了什么罪？让我听听有多大呀？”
“他们说我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他们说？那你自己怎么说呀？”
我接着陈述了自己在1967年7、8月间，散布了一些对江青不满言论的情况。重点强调了起因是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万人大会上公开讲毛主席家事、子女婚事一类的话，我听了很不舒服，这样对毛主席影响不好。
“照你这么说，你是出于维护毛主席才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那你现在还认为是犯罪吗？”谢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认真。
“我觉得起码不应该上恶毒攻击的纲。我根本没想过要攻击江青同志，因为年轻不懂事发牢骚，客观上是议论损伤了江青同志。我不该说！”
“就这些？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同情‘二月逆流’的老帅和副总理们，同情中学‘联动’，传抄《陈毅黑话集》……”。
“还有什么？”谢耐心听完这很长的一段，接着提问。
“关了我大半年，交待写了半麻袋，想起来的都说了，再说就得说假话了！”我用手比划了一下半麻袋的体积。
“那你没有策划指挥过武斗吧？”谢听完我的表白，就转了话题。……
“就谈到这吧，你可以回去了。”话谈得的确够长了。谢明显疲累地站起来对我说。
“迟、谢”谈话后不久，我的专案组就无声地解散了，我被放回到自己班级监管。8341部队正式进校后的5月份，我和学校一批被“扩大化”的师生获得了平反。当时我就猜想，一定是谢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了我的情况，有了最高指示，否则没人敢给我平反。”

这件事情的经过，在谢静宜的著作中也有从另一角度的记载。谢静宜写道：

1969年5月间，8341部队进驻北大一个多月后，军宣队负责人对我说：“听说聂元梓对立面的那一派头头之一牛辉林，写了很多反动材料，真假不明。想找他过来谈谈话。地点在北大俄文楼教室。”军宣队参加谈话的是部队带队的几位领导人和我，还有做记录的一位同志。
牛辉林说：“校文革聂元梓把我打成反革命后，天天让我写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待材料，写完还让写，没有了还逼着交待，就这样越交待越多……”
我们问他：“你写了多少交待的材料啦?”
牛辉林说：“如果摞起来有桌子这么高了，可能比桌子还高（他用手比画着）。如果装在麻袋里有半麻袋了。”
领导同志又问他：“都是真的吗？”
牛辉林说：“不。我们有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言论，但没有那么多。可写出来后，他们不信，还让我交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让我写交待材料，越写越多……”这是当时牛辉林说的大概意思。
领导同志想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让我去请示主席。
见了主席，我如实将牛辉林的原话报告了主席，当我说到“牛说他交待的材料摞起来比桌子还高，装起来可能有半麻袋”时，毛主席哈哈大笑了，说:“才别相信那些材料是真的呢！牛辉林是被逼出来的，告诉他别再写啦,什么反革命呢。无非是中央、市委都不支持他们这一派，只支持老佛爷（指聂元梓），人家不满意，心中有气，公开不敢说，只好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议论议论。无非骂我是秦始皇，骂江青是慈禧太后，叫你老佛爷知道了，就抓住人家不放，说人家是反革命。算啦，算啦，以前骂的都不算数了。告诉他们今后不要再议论就行了。不要说人家是反革命。”
主席喝口茶，稍停一会笑着幽默地说：“若告诉了多次，还不听，还在写，那时不是反革命得更厉害了吗？”主席又哈哈笑。

对比牛辉林和谢静宜的回忆，当年谈话的时间、地点有些差别，牛写的是1969年春节过后，在哲学楼；谢写的是1969年5月，在俄文楼。这是由于年代已久，两人记忆的差别所致，但他们叙述的谈话要点基本一致。所以可以判定牛辉林是在毛泽东的过问下被8341部队放出来回到班级，后被平反的。

三、再度关押

1970年3月，牛辉林被分配到山西定襄县神山公社当了干部。但好景不长，当年10月，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牛辉林又被押回北大，作为怀疑对象被清查，工、军宣队又拿起早已给平了反、销毁了材料的“议论攻击”说事，一直清查了两年，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最后定了一个“严重错误”的结论，让牛辉林签字，牛不肯签，教导员谈不行，副政委谈也不行。
最后在中南海上班的杨德中政委亲自来谈，说：“不是一直好好的吗？怎么突然翻脸不认人了？”牛说：“我回公社当干部，背上这么个结论，今后甭想入党了，影响一辈子的政治进步。”杨政委一听笑了：“不简单嘛，还知道担心今后的入党进步！那就给你的结论上再加一句保留团籍吧？今后到地方上，人家一看，连团籍都保留着，入党当然就没有问题了。”牛只好妥协，苦笑一下说：“也是个办法吧！”杨政委说：“但是你自己要表现好，管住嘴，不该说的，中央没说的，一定不能说！”

四、辛勤耕耘

1972年10月，牛辉林回到了定襄县神山公社，担任公社秘书，负责文件起草、报表填写、文化宣传、卫生教育、青年工作、社办企业和调解纠纷等大量日常事务，他踏实肯干，关心群众，和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75年2月，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5月任神山公社党委副书记。1976年调到定襄县委宣传部，任理论组组长，1976年10月任山西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干事，1981年6月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82年10月任山西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86年4月任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1年5月任太原市政协常委，1993年3月任山西地产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山西省土地估价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任山西引黄工程总指挥部秘书长、山西省引黄工程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2000年任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2006年退休。退休后仍参与黄河电视台的建设工作。
牛辉林在40多年的工作中，像一头老牛，勤勤恳恳地在山西这片热土上耕耘。无论是做农村基层工作、宣传工作、青年工作、地产工作、水利工作，还是广播电视工作，他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每个行业都做出了突出成绩和卓越贡献，受到了上级领导、同事和基层群众的好评。在神山公社期间，他和农民、知青打成一片，不怕苦累，热情为群众服务；在宣传部门工作期间，他发挥自己能说能写的特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机关、农村、厂矿、学校、部队做报告数百场，受到热烈欢迎，并主持参与了多项文化艺术工程的建设；在地产部门工作期间，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离任审计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他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确保枢纽发电和引黄工程建成通水；在广播电视局工作期间，他为全省广电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使黄河台的电视节目在国内外落地。

五、身后评价

2013年11月，牛辉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享年68岁。他的工作单位和亲人、生前友好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告别仪式。身在外地的同事、同学、好友等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及挽联、挽诗，表示沉痛的悼念。（左图：牛辉林遗像。））
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张维庆在唁电里写道：“惊闻学友牛辉林不幸病逝，万分悲痛。辉林学友经受风雨、一生坎坷，才华出众，满腹经纶，勤奋好学，广交朋友，乐善好施，为人豪爽，不屈不挠。他为山西的宣传文化和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为山西建设、改革和发展奉献青春，功绩可赞……北大学子，追求真理，充满理想，保持气节，光明磊落。虽生得平凡，但死得其所。其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精神会激励后辈们肩负使命，勇往直前。”
原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作家梁衡在唁电中说：“突闻好友牛辉林去世，不胜震惊。辉林同志生于战火中，长在红旗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吃过大苦的人。他爱党、爱国、爱我们这个社会，平时好学、敢言，有思想、有魄力，勇于担当，多有创新，是我们这一批同龄人中的优秀分子，标志性人物。正当其退休不久，再鼓余勇，又创辉煌之时，遽然而去，实为国之损失，家之不幸。吾辈同仁，深念旧谊，无不潸然泪下。”
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友会的唁电中指出：“牛辉林校友是北大法学院的一名优秀学生，他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尊敬师长，关心同学，为人忠厚，待人热忱，积极向上，追求进步，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牛辉林校友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他在文革中曾经遭受‘四人帮’的迫害，但丝毫没有减少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丝毫没有影响他积极坚强的意志。四十多年来，他坚守信念，无私奉献，在经历的工作岗位上，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母校增添了荣光。”
著名学者，原国家税务总局司长张木生在悼念文章中，记述了自己和牛辉林交往的经历和牛辉林的一生功业后写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毕业的北大、清华学生中，牛辉林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尤其有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官当得不大。真正后来当大官的多是‘五分加绵羊’文革中的逍遥派……牛辉林是一棵在知识分子中被我视为地标的大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他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干过不少肥差，但他很穷。肥了百姓，却瘦了自己，病了自己。如今大树飘零，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黄河’滚滚来。牛辉林与我相识只有数月，英年早逝。‘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牛辉林虽赍志而殁，但中国只要还有牛辉林者在，中国就有希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孙英为牛辉林题词“坦荡真诚”；山西省政协原主席郭怀裕题词“辉林还在，襟怀坦荡，事无不可对人言”；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胡德平题词“莫较一日之长，不弃终身之志”；山西省文联原常务副主席赵望进题词“德品常留众口颂，典型堪作世人师”。
还有许多牛辉林的领导、同事、亲人、好友写了大量文章、诗词，怀念牛辉林。山西北大校友会的刊物《山西北大人》出版了纪念牛辉林的专刊。
一个北大老五届毕业生，身后受到这样多人的怀念，得到这么高的评价，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老牛——牛辉林，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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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不是“伪兵”是抗日的国军

吴美潮

大约是1969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陆进行着，整个大陆范围掀起“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在文革母运动下的子运动。当时我供职于西安高压开关厂技术检查科，作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一天，厄运降临，检查科召开全科大会，大会主持者突然宣布：把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揪出来！于是，我被强制押上了主席台，双手反绑，低头请罪，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
事后，检查科革命领导小组整理了《吴美潮单行材料》，材料的第一条是：该吴的父亲吴庆善曾参加伪兵一年。以后的批判会上，凭此条尽力妖魔化我已离世10余年的父亲，说他是兵痞，是欺压百姓的伪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是：我父亲虽是地道的农民，但稍通文墨，小学文化，关心国家大事，富有正义感，有爱国心。在日本侵略中国时的1938年，他毅然投锄从戎，别妻离子，参加了国军，奔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不是“伪兵”。
2015年夏天，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女儿家探亲。一天，闲来无事，偶尔打开电脑的一个网站，发现网上有台湾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的消息，要求填写一个表格，寄到台湾经有关单位审核合格后即可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由此，诱导了我的回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西安的工厂整理我的材料时，第一条就是我父亲吴庆善“参加伪兵一年”。的确，我父亲曾在1938年当兵一年不假，可不是伪兵，而是在“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的感召下去参加国军抗日的。先父吴庆善系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仙庄村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当年投锄从戎，服役一年，当一个最普通的士兵，以后又回到故乡仙庄，重操旧锄，直至1956年因病逝世，迄今已有60年了。
在多伦多，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要求填了一个表格，及时寄往台湾有关部门。以后，我和老伴回国居住北京。我们对纪念章不存任何奢望，认为时间久了，父亲又是普通一兵，也把此事逐渐淡忘了。
谁料有一天，女儿在SKYPE中告诉了我们，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的女儿，吴庆善的孙女，在加拿大多伦多收到了寄自台湾的两件纪念品。一件是“抗战胜利纪念章”，另一件是以马英九名义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抗胜字第1040400610号）。《证明书》说：“吴庆善先生曾参与对日抗战，牺牲奉献，功在国家，特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壹座，以昭尊崇。”
马英九先生在《证明书》的另外一页上还撰著了《对日抗战纪要》。《纪要》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御侮圣战。”《纪要》还说：“今年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特别颁赠参战官兵‘抗战胜利纪念章’，旨在彰显参战官兵牺牲奋斗的精神与保国卫民的贡献，让国人永远崇敬感佩。纪念抗战，是为了谴责侵略，促进和平，预防战争。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代表全国同胞向抗战先进致上最敬礼！”
先父吴庆善，一辈子就只有这个闪光点，曾经参加过国军抗日，今日喜获海峡对岸寄来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如他地下有知，也会欣喜万分的。
先母阮银妹在丈夫离乡参军的日子里，备受苦难。她拖着只有4岁的我及不足1岁的我妹妹到田间干农活，把我和妹妹安置在田塍上，再三嘱咐我要看好妹妹。她艰苦卓绝，承载了一个家庭的全部重担。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我和老伴返乡扫墓祭祖，两位妹妹家来了十余人。今年与往年扫墓不同，增加了新程序，我读了如下的《祭父母文》：
呜呼吾父，寿五十二。呜呼吾母，寿九十六。吾父吾母，生育八嗣。八嗣余三，儿子桂龙，长女桂娥，幼女凤娥。育我兄妹，艰辛倍尝。吾父仙逝，凡六十载。此后岁月，吾母孤苦。继去西安，终寓北京。二○一○，合墓仙庄。青山绿水，魂归自然。屋宇街巷，魄驻人间。风起绿洲，劲吹浪去；雨从青野，骤上山来。爱润全家，子孙感戴；德留乡里，亲友推尊。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马君英九，颁章纪念。牺牲奉献，功在国家。禦侮圣战，以昭尊崇。保国卫民，精神永在；母慈子孝，风范长存。先辈光荣，后人仰慕。呜呼父母，虽死犹生。驱身远去，灵则千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此时家祭，尽此一觞。西洋佳酿，东阳果蔬，北京冥币，南国烟香。尚飨！

接着焚烧了祭品及“抗战胜利纪念章”、《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的复印件。先父母在那边看到纪念章后，也会十分欣慰的。
在加拿大时，我还将这条消息转告了寓居多伦多的近邻，一位是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顾葆裕的亲属，还有一位是国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熊起厚的亲属，顾葆裕和熊起厚曾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滇缅战场上的腾冲战役等，浴血奋战，屡建奇功。我还告诉了一些其他人。这些亲属填表寄去，他们也喜获《纪念章》，和我一样喜出望外。
1970年中共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委员会给我重新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没了工资，一月只给发30元钱生活费，分配到最艰苦的岗位“劳动改造”，受尽折磨。1970年5月，我在包装车间搬运组劳动，从电瓶车上摔了下来，腰椎压缩性骨折，住进职工医院一个多月，以后再治疗七八个月，仍去包装车间劳动。在这期间的1970年8月，我们的儿子出生，一家三代四口住13平方米的小房子，度过了一段非人的饱受凌辱的生活，直至1972年平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篡改历史真相，把英勇的抗日国军篡改为“伪兵”，颠倒黑白。历史终究还其清白，2015年的抗战胜利纪念说明了一切。今天，我已82岁了，寓居加拿大多伦多，还能给贵刊投稿，记述文革中亲历的一页，感到十分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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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他真正是个“勤务员”
——怀念李木森老师

何 蜀

“勤务员”，作为一种“职称”，现在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底，在毛泽东及其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废止宪法却又临时放开“结社自由”之后，各地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这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当“官”，只是给大家当勤务员，因此不管是“团部”、“司令部”还是“总部”的负责人，普遍都称为勤务员，其来源，出自毛泽东所鼓吹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段语录（见当年的《毛主席语录》第148页）。也有的地方称“服务员”，同样是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意思。如新疆一大派的主要负责人胡良才，后来当过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辞典（1921—1987）》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胡良才……1967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交联络部、乌鲁木齐地区工促会群众组织当服务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后世的人们可能会弄不清楚这里的“服务员”的真实含义，甚至会误认为是在那里当打扫卫生、端茶送水之类服务性工作的人员（就像宾馆酒店里的服务员或以前部队上的勤务兵）。他们不会想到，“勤务员”、“服务员”都是那个特殊年代里群众组织中的司令、团长、总部委员之类负责人的独具时代特色的“职称”。
李木森，就是当年重庆两派群众组织中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身任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国防工业系统反到底派组织）一号勤务员，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一号勤务员，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包括工总司、农总司、红卫兵大专院校司令部、红卫兵中学生司令部、机关司令部、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总勤务组（亦称联合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或称勤务组组长）。总之都是“一号”，头衔颇为“显赫”。
但他这个“一号”，却并非自己去冲冲杀杀换来的或上窜下跳争来的，他既没有写过本单位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到上级党政机关请愿示威或“北上告状”，他参加造反的时间较晚，已经是全国都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新高潮”的1966年底了。他是被时势所需推上文革舞台的，他这个国防工厂的助理技术员，一心想钻研技术，争取当工程师，从来没有“从政”、“当官”的欲望，行事低调，善于团结人，所以能为造反派组织中的各方面所接受，加上又有“产业工人”的身份（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有不同等级差别的），这样他就被一步步推到了那些“一号”位置上。（右图：李木森1970年在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留影。）
因为他既无早期在“白色恐怖”中冲杀的名声，又为人随和、低调，所以在“群雄并起”的造反派各路“诸侯”各大头头中，他这个“一号”远没有邓长春（反到底工总司常委、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和黄廉（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名气大——邓长春在武斗中曾组建了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舰队”（可能是文革中唯一的一支民办“舰队”），自任司令，溯长江而上为杨家坪地区被围困的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沿途与两岸的八一五派武斗据点交火（时称“八八海战”），引起全城甚至全国震动；黄廉则因个人历史及作风上有些“小辫子”可抓，始终被八一五派当作反到底派的“软肋”而经常盯着他点名攻击（甚至编造其在豪华宾馆举行第×次婚礼的谣言），以至暴得大名。而李木森的名字，则很少出现在当年的小报、传单上，甚至一些反到底派的“战士”不知他是何许人。
也因为这个“一号”的身份，李木森被作为“革命三结合”中的“革命群众代表”，结合进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尽管并无实权而且时间非常短暂（任职期间多数时间都在各类“学习班”接受审查），但后来他厂里上至领导下至工人都爱以“李副市长”来调侃称呼他，他也从不见怪，总是爽快应之。
我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和文革中的身份，但却苦于交往有限，无缘相识。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见面。那年初秋，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篇署名“老田”整理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因为是以原反到底派负责人身份对重庆文革全过程进行回忆，又是刚开始走红的“口述史”，所以马上引起了关注。有人以为对于研究文革是一份难得的口述材料。然而，这篇所谓“口述史”在重庆却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当年在文革中曾活跃一时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普遍对此文反感，一致认为它太不真实。我把这篇文章下载后传给了当年八一五派的代表人物周家瑜（他曾与黄廉一起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并肩战斗”，文革结束后又同时被判刑入狱）。他看后也表示不满。中秋节那天，周家瑜特地带我到江北，去到当年反到底派主要负责人李木森的家里，李木森和周家瑜这两位当年两大派的代表人物，翻着那篇“口述史”，对其严重失实之处进行逐条批驳，澄清真相，使我了解到了不少当年重大事件的真实面貌和生动细节。
这是我和李木森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我这才知道他是个爽快、耿直而且很有风趣的人。对于我想深入了解的重庆文革情况，他既不像有的人那样讳莫如深，吞吞吐吐，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真假掺和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他总是有啥说啥，毫无顾忌，不知道的就直言不知道，或者用他的口语说“这个我奈不何”。
从那以后，我就与李木森老师有了经常的联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更是在那个充满不实编造的所谓《重庆文革口述史》从反面的激励下，他终于决定写出自己的回忆。我给他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与他探讨、推敲一些历史细节，他就坐在小凳上，以方凳的面板做桌，开始写起了回忆录，写好一部分就交我一部分，我帮他进行文字加工，录入电脑，并补充一些注释和附录的相关史料，打印出来后又交他审定修改，反复多次，最后，在一位朋友（当年八一五派中学生）的无私资助下，作为重庆反到底派的第一本、也是重庆工人造反派的第一本回忆录正式出版（《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李木森老师比我年长十岁，但他见面或打电话总是称呼“大哥好”。他知道我对文革及其发动、领导者的看法与他不一样（他跟许多原造反派人士和国企职工一样，对毛泽东仍怀有几十年宣传灌输中形成的崇敬之情），但他和我都能够坦诚相待，尊重各自观点，从不强加于人。因此我们都不争论文革的理论问题而只探讨具体史实，共同的目标是尽量抢救真实的文革记忆和史料。他是个很认真的人，即使是他亲历的事件，他也不满足于记忆，还要再找其他人进行不同角度的调查了解，尽量把史实细节搞准确，他在这方面的态度，就像在厂里搞技术攻关那样一丝不苟。我后来又给当年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阳增泰整理了回忆录，通过深入的接触了解，我认为李木森和阳增泰（当时是另一家国防企业朝阳电机厂的生产调度员）本质上属于同一类型，可称为“技术型”人物，他们对技术、业务方面的问题能够十分投入地潜心钻研，勇于创新，而对政治问题则很少作深入思考，习惯于跟着主流宣传调子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因此他们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他们本应是工厂里优秀的技术干部，却被荒唐年代推上了政治舞台，就像那位本是一介书生却被推上领导暴力革命的中共领袖位置的瞿秋白所总结的一样，纯属“历史的误会”。
李木森老师本来已经成为市级“新生红色政权”中的成员，后来又在市委第一书记鲁大东的关照下通过正常程序加入了中共组织，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体制，有望培养成为大有前途的领导干部。但是后来那个自残式的“清理三种人”，毫无道理地不分青红皂白把他这样朴实、廉洁、勤恳、来自平民的好干部全都“赶尽杀绝”地逐出执政党和官场。他是和另一位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八一五派代表熊代富（本已是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常委）最后一批被开除中共党籍的。本来鲁大东和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都想把他们保下来，可是在邓小平的严令督促下，不得不让他们作了牺牲——其实这对于中共本身才是更大的损失：“清理三种人”之后中共官场变成了什么样子，已是有目共睹的了。
不过李木森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他只是在重庆市委的《支部生活》杂志1987年第八期上的“坚决清理‘三种人’”栏目中发表了报道《熊代富、李木森被开除党籍》之后，才跑到市委信访办去调侃了一次。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那时已经在厂里“甩开膀子大干‘四化’”了，一看这文章，就很有些不高兴，心想：开除我党籍一年多了，我都没有再计较什么，你们还要把这事翻出来说什么？只不过，这篇文章也有个好处，就是等于在向全国人民宣布：李木森现在是工程师了。
我看了这篇报道，总不能没有一点反应呀！不然有关人士拿什么去向上级汇报呢？于是，我拿上这本杂志，跑到市委信访办去了一趟。
我对信访办接待人员说：“请你们向市委反映我的一个意见，这篇报道有个问题，没有‘一碗水端平’，你们看，我作了统计，写熊代富用了三百二十三个字，写我李木森只用了二百七十一个字。这是不是又反映出对两大派没有同等看待呢？到底是领导上喜欢的人字写得多些，还是不喜欢的人字写得多些？按照对两派‘一碗水端平’的精神，我觉得还是应该用同样多的字才合适嘛！我李木森在文革当中有那么多事情，随便再写点上去不就凑够三百多字了吗？”
我这番“上访”，让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听得直笑。也许他们很难遇到我这样的“上访人员”。我告诉他们：“你们尽管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加油添醋都可以，就说我李木森看到这篇报道后如何气得跳，说得严重些都没得关系……”
我把这期杂志当作历史文物收存起来了。

他曾被不正常的时代错误地推上了政治舞台，后来终于回归正常社会生活，在他真正擅长的技术领域大显身手，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晚年的李木森老师，仍然热心为大家服务，当年的同学、同事、“战友”们要有什么聚会活动，总是要请他帮忙通知人，因为他人缘好，许多人得到他的通知就会参加。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喜欢东奔西走。有时我有什么书或资料想给他，他都叫我不要送去，他上门来拿，说：“你眼睛不好，我反正坐车又不要钱。”有时他从我这里拿去的资料看后觉得好，他还要复印多份，分送给其他一些朋友。当沙坪公园开始为那个被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革武斗墓园搜集资料时，他也积极帮忙联系相关人士，提供查找线索。有外来的研究者或媒体记者想找重庆的文革亲历者采访，我一般都首先推荐他，他也只要是我介绍去的都热情接待，认真回答问题，遇到想实地了解情况的，他还会不辞辛苦带着去当年一些武斗“战地”现身说法作讲解。直到今年暮春时节（离他病重住院还有两三个月），他还接受了我介绍去的一位在法国读博士的青年学者的采访，那时他已经要中途停下来吸氧后才能继续谈话了。（上图：在最后一次接受访谈时李木森中途吸氧。）
我经常说他是个真正的“勤务员”。在这方面，有三件事可为例证。
2008年6月2日，由原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八一五派代表陈万明发起，李木森热情支持，在四川省和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原重庆两派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相约在沙坪公园第一次聚会，当年他们进入省革委会的代表各15人，进入市革委会的代表各40人，在省革委副主任暂缺各1人后共108人。到这次聚会时，除去已知病故的14人、意外死亡1人和在“揭批查”中自杀1人外，有些人因长期失去联系或身在外地无法通知到，已经通知到的人中有些人病卧在床或因各种事务未能前来相聚（如原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八一五派代表熊代富正督率他的民营企业加班加点为地震灾区生产纯净水），原两大派的省、市革委会委员一共只到了29人（其中原八一五派18人，原反到底派11人）。
当李木森和陈万明分别把这次聚会情况向我介绍后，我深感时间的紧迫，这批当年的中青年，现在都已是华发苍颜，不少人都已进入古稀之年，而且大多身患各种疾病（有几人都在癌症治疗期中）。如果不抓紧抢救有关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将更难有人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到他们这次聚会时，就已经有一些未到者当年在什么单位工作，参加的什么基层群众组织等情况都无人能说得清了。为此，我写了一个有关征集文革人物资料的意见，提出：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几十年，无论对它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即那是一个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也完全可能是史无后例）的重要阶段，值得认真总结，深入研究。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其中各种代表人物，自然是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的要件。因此，党史方面有党史人物传、党史人物辞典，军史方面有将帅传，将帅名录。而对数亿人参加的文革中的群众代表人物（如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及骨干，群众组织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代表，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因某些言行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等等）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资料搜集。这必将成为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失。少了这一方面的内容，文革史又会变成不完整、不真实的“帝王将相史”。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应该及时抢救、整理出文革群众代表的简历资料。

接下来我写了需要征集的个人资料如出生年月、当时政治面貌、所在单位、在群众组织中的任职情况、文革中参加重要会议或学习班情况、工资收入情况、文革后的情况等等具体项目。我把这个意见打印一份给了李木森，通过电子邮箱传了一份给陈万明（他已在使用电脑），希望他们分别向两派征集。李木森十分热心，马上就去复印了几十份，分送给他认为应该征集资料的当年反到底派头头或骨干。这当中，他跑了不少路，也难免碰了些钉子（有人十分警惕地质疑“现在了解这些又要想做啥子？”）。因此他还得费不少口舌进行解释。过了不久，他就给我送来了他收回的二十人的资料，有的是写好后找打印店打印的，有的是手写的，更有两人已经病故，是由其亲属子女代写了交给李木森的。这也足以看出李木森在他们心目中的信任度。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一份八一五派的反馈信息。
另一件事是，从2011年7月到2013年7月，政协重庆市委文史委员会与重庆市图书馆合作，开展了一项抢救文革亲历者口述史料的工作，由政协文史委出面主持，重庆市图书馆负责摄像，我应邀参加做些物色口述对象、提供相关资料、现场访谈提示、事后整理口述文字等工作。两年录制了包括当时还不属于重庆市辖区的万县、涪陵、永川等地不同派别亲历者共147人的口述视频资料。在这当中，李木森从头到尾给予了热情帮助，他自告奋勇第一个做了试验性录制（以调试灯光、机位，掌握时间长短等），为了支持这项工作，他热心地推荐、联系口述者，对有的抱有疑虑，犹豫或拒绝参加口述录制的人做劝说、解释、动员工作，还打长途电话给在成都的原反到底工总司、机关司令部的两位负责人作动员，直到我们录制小组在去成都的路上，他都还在不断以电话联系落实，生怕那两位老友会中途变卦。总之出了不少力。因此在参加录制的口述者中，反到底派就有68人。八一五派没有像他这样的热心者帮忙，就只有41人参加（其中有的还是李木森推荐、动员来的）。本来他还主动联系、动员了当年与重庆八一五是同一阵营的涪陵红贸派一个重要头头（当年他在中央学习班的“同学”）参加录制口述，可惜那位老人在答应过后一两天就在家里卫生间不慎跌倒致脑溢血去世。如果没有李木森这位“勤务员”的热心服务，这一口述录制工作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阻力，也不会取得这样多的成果。
还有一件事，是一位现居外地的原八一五派的热心人，手绘了两张重庆1967年8月大规模武斗中最有名的两场血战——杨家坪建设厂制高点清水池争夺战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之战的战场示意图，这位热心人当年是八一五派的“战地记者”，但他只知道八一五派的大致位置及武器情况，不了解反到底派的情况，他希望我能找反到底派的知情者把当时反到底派武斗队的位置及武器情况（如高射机枪阵地等）补充上去，这样就完整了。我当然把此事拜托给了李木森老师。他对这类事情一如既往地热心支持，他先找到了解清水池战场情况的人，又找了参加过潘家坪大战的原反到底农总司负责人（后来是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蒋良知了解潘家坪战场情况，然后他又亲自往潘家坪跑了两趟，头一趟是去看能不能进去，发现那里被隔离板围起来正在大兴土木修建新国宾馆。他问好了可以进去的时间，已经到了2015年初夏比较热的时候了，第二次去那天太阳已经有些晒人，他约上了原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长王世伦（当年武斗中驻潘家坪的反到底派负责人）一起重返旧地。后来他告诉我，那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连地形地貌都大改变了，2010年王世伦约我们一起去那里旧地重游作现场讲解时还看到过的那幢主楼（王世伦厂里做后勤服务工作的小姑娘曾萍和首都红代会的青年教师包康玲就是在那楼上中弹身亡的）都已经被拆掉了。但他还是和王世伦商量着尽量按当年情况在示意图上作了标注。最后他把两张图交给我，高兴地说：你交的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之后不久，他就被查出了严重心脏病……
几年前，有一天他电话通知我，晚上几点几分重庆电视台的节目注意看一下。我问他是什么内容，他说你看了就知道了。结果那天我忘了看。事后问他，才知道是他自己跑到重庆医科大学去签了捐赠遗体的协议，因为像他这样的老人自己主动去提出捐赠遗体的极少，重医就请电视台对他做了一个访谈节目。
2016年中秋前夕，“九一三”（一个很容易记住的日子）下午，因严重心脏病在医院里已经抢救多日的李木森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离他的78岁生日还差两个月。
在2008年底李木森七十大寿的时候，我写了首小诗为他贺寿：

早岁哪知世事艰，反修革命气如山。
常忙勤务家难顾，屡受批查血未寒。
获罪敕封三种人，奋发自闯九重关。
心宽体瘦童心在，且趁好风飞纸鸢。

最后一句是讲他以高级工程师职称并享受劳模待遇退休后，经常跑到嘉陵江边岸坡上放风筝玩。自他被发现严重心脏病以后，蓝天上就再也没有他放飞的风筝了。
好在他有关文革的记忆都已经如实写进了他的回忆录，这本书已经分送给了一些公共图书馆和学术研究单位图书馆（重庆几所高校是他亲自跑去赠送的。其中一所高校图书馆居然回复他：我们要等领导审查后才能决定能不能接受……）。他不仅自己写出回忆，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清华陆小宝语），还做超出了——动员了其他一些人参加口述回忆和提供史料，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这方面，他死而无憾。
他走得十分从容，临终前十多天，他就用手机短信通知了一些久未见面的老友前来与他见最后一面，明确告知“再不来就见不到我了”。
有的人是奉献到最后一息，而他在最后一息停止之后还作了一次奉献：为医学研究捐赠遗体。
他真正无愧于“勤务员”这个职称。
2016年10月4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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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72年8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精神传达报告
——周怀瑾工作笔记选

庞国义 录入 何蜀 注释

录入者说明：周怀瑾，四川威远人，文革爆发时为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1971年5月为中共重庆市委委员，1972年10月任市委群众工作部部长，1973年7月市委群众工作部撤销，成立市委统战部，任部长。后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周怀瑾工作笔记是重庆市十佳藏书人周巧熙先生从重庆收藏品市场淘得的，共17本，其中夹有少许零散纸页。所记内容时间跨度从1964～1985年共20余年（缺1979—1983），主要记载了文革期间的一些会议报告、学习讨论情况以及别人对他的批判发言要点。这是其中一部分。录入时未作删节，省略号是原有的。

《昨天》编者按：本刊选载的这部分笔记内容是1972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传达中央政治局召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领导人在北京开的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中有关指示精神的报告，重庆市委第二书记鲁大东（第一书记这时还是军队干部何云峰）向重庆市党政干部作了传达。自群众组织撤销、各级党政机关恢复工作以后，有关中央指示、中央首长讲话等高层信息就再也没有像文革前三年那样被广泛翻印流传了，因此在这类工作笔记中记录的有关讲话、指示内容就十分可贵，对于研究那段历史有较高参考价值。因这个记录只是记录者供自己学习使用的，所以许多地方写得简略（如“梁～”、“梁…”，均为“梁、陈、谢”的省略写法），为便于读者理解，略加了注释。

（1972年）9.12 上午
（鲁 传达）
刘 传达政治局领导同志的指示
北京开会，8.9——17日晨，我们十人 。9日晚中央接见我们四人，中央同志说来的人少了，又增加6人，共10人。
会议总结稿，我们6人写了四稿，边议边修改。16日晚送给了主席。17日晨，主席就批了。主席、中央希望我们把四川搞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要用31号文件 把我们的思想、步调统一起来。政治局指示我们，记录的稿子另归纳为11个问题传达：

一、关于两委扩大会的总结问题
中央政治局同志讲，毛主席觉得“四川省委在工作中气势不壮。”四川情况复杂，“我们了解不多，办法不多。”“四川难办，历来难办”（主席去年11月说过）总理认为：今后四川工作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大胆工作，勇于解决问题，勇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大家要振作起来，不然打不开局面。总理讲，总结稿内容不尖锐，照顾这方面，照顾那方面，照顾得多了，不太满意。所以想平衡还是平衡不了，问题没有解决。（刘：中央要求我们解决问题时，不要搞形式上的平衡，因为这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坚持原则，否则四川形势不能很快得到发展。要求对已经尖锐提出的问题，要尖锐地回答，即对党内表现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概不能照顾，要坚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要把原则问题讲清楚，不能妥协，不能让步，一般问题，非原则问题，照顾一下可以。原则问题要尖锐地回答，不能回避，要达到明确的目的，要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目的要从总结中反映出来，不是文字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统一了，文章好作。思想不统一，秀才也作不出文章。这次会要为争取新胜利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不然何必开会呢？开成团结会、胜利会是全体同志共同的目的。中央叫你们来，目的是帮你们把会开好，把总结搞好。思想统一了，总结就好写了。）
中央指出：你们会议简报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思想倾向，出现了一些争论。会开始不久就发生了，但是更多的是在后期不同阶段。后来还逐渐尖锐起来，九大组八期简报反映了这个问题，这些倾向在15个大组都不例外，多少不同。8期简报，集中揭开了这个分歧。就是总结稿中提出的4个问题，争来争去有些人气很大。批清 问题，有的说，“四川批清没有问题，既不是执行梁谢，也不是执行省委的，是执行中央的批清，没有干扰大方向。”
对刘张 问题，争论更大。刘张参加会 一传达，大家大为惊讶，社会上也出现大标语，有的造谣，有的辟谣，对58号通知 ，议论纷纷“怎么称刘张为同志？”有的说：“刘张问题，四部曲：一是参加中央会，二是发通知，三是摘帽，四是回川上台。”问题分两类：
路线问题原则问题要抓住不放，无关大局的具体问题和点稀泥可以，允许妥协。
有的说：四川的反复是贯彻14号文件 带来的，批清与批陈是并行不悖的，关于揭批梁陈谢问题，四川是作得不好的。特别对梁批得差，对刘张为啥那样大的气？为啥对梁谢特别是对梁恨不起来？
刘张问题，通过“12·25”批示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在批林时要批梁谢，为什么批不起来，这就不应该了。揭批林彪必须揭批梁陈谢，现在有些工厂对反党集团罪行，吴法宪都恨不起来，批不起来（鲁：指一飞机厂）。

二、关于党内存在的思想倾向必须引起注意
政治局同志严肃指出：两委扩大会反映出这些相当严重的思想倾向必须纠正，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九大组8期简报集中反映了你们会议中的错误倾向，这不是九大组的问题，其他大组也有，程度不同地存在，不但宜宾有，其他地区也多少不同地存在。如有的说：“八期简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中央对此有批评。
有的对刘张称同志提抗议。对刘张参加会不理解，是什么道理。为啥对梁谢参加批林会没有人提出抗议，为啥对刘张扭住不放。为啥对梁谢错误不认真对待，为啥不批上了贼船的人，会议对大章同志这样那样指责？是什么道理。有的是认识问题，水平问题，路线觉悟问题，但毕竟是四川党内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不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批林整风是搞不好的。只要两委思想统一了好办，只要县团以上干部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社会上好办，在这个前提下团结一致，按主席路线办事，四川就不会反复，形势就会向前发展，如背离这个大方向，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中央找你们来，正就是要通过你们向两委扩大会的同志，向全体党员干部说清楚，就是要分清是非，弄清当前斗争大方向，矛头对准谁，不要摆错位置。就是要我们对准林～团，陈、黄、吴、叶、李、邱，四川是梁谢，不然又要犯错误。反对谁，支持谁，破什么，立什么，弄不清楚又要犯错误。中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我们就按中央文件办。总结稿是中央帮助我们总结的，离开了，就要犯错误。
中央指出，你们不能往坑里跳，否则就没法子了。要按党的原则办事。不能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有的大会未结束，就回去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这是要犯错误的，认识了就好了。你们当前要集中批林，批梁陈谢，现在全国批林还并不深入，批刘少奇，几年可以说才批深入了。要达到普遍深入还远。要下功夫把反党集团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把梁谢错误批深批透，要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不能是非不分，懵懵懂懂过日子。中央指出：四川批林比全国晚了几个月，要我们特别注意，不要掉队。四川党内，有些高中级干部有些错误倾向要严格批评，对中央文件不好好学习，怀疑指责、抵触是不能容忍的。批林整风，重点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通过批林实际就是整风，整风不能离开十次路线斗争，否则泛泛整风……
批林要对谬论和罪行逐条批判，摆事实，讲道理……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反动谬论，学马列、毛泽东思想，破阴谋诡计，立团结，光明正大。有破有立就是整风。批林就贯穿整风内容，不一定划阶段。批林批不好，整风就整不好。批林搞好了，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适当时候通通气，交换意见，开展自我批评，是可以的。如批林批不好，思想还是统一不起来。批梁谢也要下功夫，搞好，地、市、州、县委不必专门给党委提意见。批林本身就贯穿了整风内容和要求。
中央指出：去年以前批陈受了干扰，个别地方批陈是可以的，但不突出。9·13后，梁谢还搞批清，搞阴谋。这个问题不接受教训，马马虎虎，以后工作还要受损失。你们在原则问题面前，不能软弱，不能让步。两委要团结，首先是常委要团结，敢于坚持原则，就能坚强起来，是可以搞好的，对思想问题要进行教育工作，要打破干扰，把批林整风搞好。
只有坚持正确路线，才能纠正不正之风。只要你的坚定起来。怀疑动摇，抵触观望等待的，各种顾虑问题都可以发生变化，要想群众不动摇，首先领导要坚定，要想社会不乱，首先是党内不乱。首先两委思想不要发生动摇，认真分析情况，正确处理各种问题，不能因各种干扰动摇批林整风的决心。要坚定地尖锐地把矛头对准林贼及其死党。（刘：四川党内高中级干部思想混乱，对纠正社会上敌人破坏显得软弱）。中央指出：要学习毛主席在纠正一种倾向中，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教导，要警惕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作出以下错事来，“如果不谨慎，不注意，好事可以办坏。”
有人说：“四川，四川，何时击穿。”有的说：“四川，四川，四次未必能穿，”“再不穿，就要加炸药了”。
有些同志精神面貌要改变。

三、关于梁陈谢的问题。
说说梁××的罪行和最近的态度。梁、陈、谢三同志是上了林彪的贼船的，梁是四川的头子，是林彪派到四川来当头的。梁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一直反对毛主席、党中央。
（1）1967年，梁在重庆的讲话，完全是个派性讲话，是支一派、压一派的。主席看了很不满意，认为是错误的，批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看，但是叶群这个特务，给梁打电话，说他在重庆的讲话，毛主席批了，很好。他就神气了，尾巴翘到天上了。张政委 劝他回成都，他不回来。总理亲自给梁打电话还不行，总理批评他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不服，以后梁打电话质问总理秘书，问批评他有何根据，猖狂得很，凭什么？就是凭林彪对他的支持，所以他就神气了。
（2）去年四川开党代会时，黄永胜在政治局会上讲，张国华同志如何如何不好，梁××如何如何能干，意思是要保梁当第一把手。这次总理讲，黄永胜讲后，政治局未听他那一套，还是要张国华同志当第一书记。林彪，黄吴叶李邱一伙，就是想趁第二次省党代表大会，把张国华、李大章同志排斥走，有这个阴谋，中央政治局未听他们这一套，所以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
（3）以后，梁通过他的老婆任桂兰，在身体上摧残张国华同志 ，罪行累累。军区门诊部五个同志向中央有个报告，这次我们看后很生气（总理讲的时候非常气愤，说这是党内没有过的事情，是犯罪的，那样猖狂）。张国华同志逝世，梁××、任桂兰要负责任。在肉体上摧残张国华同志，梁是主谋，任是凶手。将来这笔账要算的。中央现在争取挽救梁××下贼船，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梁××的问题要大揭发、大批判，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应有的革命义愤，就麻木了。
（4）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同吴法宪搞反革命串连，梁在中央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不但不交代，还搞阴谋活动。他把林彪讲话抄回来，给贵州的一位同志看，别人抄去了，就在会上讲，今年5、6月份，别人来问他这件事，还搞攻守同盟，推给秘书身上。他捣鬼有术，给那位秘书同志讲，你女儿上四医大还是顶替我女儿的名字去的嘛！我们要教育广大干部、党员，识破梁的阴谋诡计，划清界限，不要上当。通过揭发、批判，要把梁的错误和罪行搞臭。
（5）梁××想当“西南王”，把手伸到贵州、昆明。今年批林整风汇报会，昆明同志揭发了，贵州没有揭发，汇报会后贵州同志才揭发梁同贵州一些人拉拉扯扯的一些事。中央指出，成都军区司令员干预昆明军区事务，是什么道理？有什么权力干预云南文化大革命？手为什么伸得这么长。
梁××现在态度还很顽固，上贼船的事，去年11月才交代。不能相信他的检查，他的检查有一部分合符实际情况，但是有大量隐瞒的，林贼自我爆炸，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梁还顽固，也无损于我党、我军的光荣，再顽固下去，自己给自己过不去，贼船沉了，还抓住那几块木板，有什么前途？！梁的问题不可轻视，不是林贼的“借用力量”，他检查承认是林贼的干将，比较符合事实。小林贼搞“小舰队”时，程洪珍讲到成都梁兴初怎样，林立果当场制止，不准讲，怕暴露。中央是那样耐心教育挽救他，目前看，他可能改也可能不改。当然，我们希望他改，愿意帮助他改。改不改取决于他自己。陈仁麒也一样，可能改也可能不改。谢家祥同志也是上了贼船的，但同梁陈有区别。比较地说，谢没有梁那样顽固，工作上如批清，形式上看，谢管得多 ，但批清的主意是梁陈出的，要从实质上看问题。总理说：“对谢抱有希望”，希望他改，只要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改正错误的表现，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信任他。
陈仁麒是派来给梁当助手的，是林贼在四川建立反革命根据地当助手。他目前态度不好，现在是等待、拖的态度，这样不行，你有些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不能拖。在四川上贼船的就是梁、陈、谢。我们要有明确的认识，对这三个人要区别，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其他同志我们没有必要怀疑他们。毛主席的政策，是把上贼船的要往下拉，我们怎能把一些同志往贼船上推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要向党内干部说清楚。中央说，梁××在四川不臭，有人还迷信他，还怕他，人不多，但存在。不要迷信了，怕他干什么，有人说，人家还是司令，怕今后给小鞋穿。你是共产党员，对苏修、国民党都不怕，为啥还怕梁兴初，胆子如此之小，太不应该了。
批陈时，批判刘张作过了头，这样就不好。批陈时又搞了批清，转移了大方向，犯了错误，不好。现在批林时批梁陈谢，是否会犯错误？会不会干扰大方向？中央指出：没有这个问题。中央指出在四川批梁陈谢，完全符合批林斗争大方向。在四川只批林贼批陈伯达，批黄吴叶李邱，不批梁、陈、谢，明显地看出来批林就不那么实际。所以批林贼及其死党也要批梁、陈、谢，一定要批。批林必须联系四川实际。批林整风中如果不肃清林贼流毒，不能和梁…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划清界限，我们以后还要犯错误。所以要批梁…特别是要批梁兴初，有的同志说：“批判没有子弹”，你那里有。梁到万县搞那一套，完全像个土皇帝，什么油条不限量，饼干不要钱，100多种商品减价。他走了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能说，没有到过你那里就没有子弹。不用发，也是有的，王明没有到过苏区，苏区还不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要查清林贼及其死党在四川的阴谋活动，“小舰队”问题查清，梁～问题远远没有查清，要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梁～要老实交代，专案小组工作要加强，一件件事都要查清核实。向上如实的反映材料。不要不清楚，似是而非，不下功夫去搞，马马虎虎就交上去了，这不好。梁在万县、涪陵及其他地方活动，完全可以调查清楚。

四、关于刘张问题
刘张不是王力解放的，是主席过问这件事的。但刘、张胜利冲昏了头脑，头脑膨胀，干了很多坏事，从他自己检查看，就够严重了。他的问题“12·25”批示已作了结论了。他的几顶帽子这次也说清楚了。主席曾经指出：“四川批刘张，给刘张戴的帽子搞过了一些，有些过头，不那么妥当。”在批清中对刘张观点的干部群众搞过了一些，要注意不能以错误对待错误，不能以错误的办法对待刘张观点的人，要以正确的东西纠正错误的东西，这就符合毛泽东思想了。李大章有个通俗说法：只能以马克思对牛克思，不能以牛克思对牛克思。
过去批刘张不是不应该搞，批清整那么多人，不妥当，现在通了就好了。省党代大会给刘张戴的几顶敌我性质帽子，吴法宪已有交代。梁追随吴法宪，既不请示中央，也不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就采取突然袭击，给刘张戴几顶敌我性质帽子。这事张国华、李大章同志无责任。在四川完全应由梁陈谢负责。要给张国华同志说几句公道话。不能损害张国华同志。
刘张参加会议是主席提出的，总理在会上讲的 。在四川，对刘张为啥那样大的气？为啥对梁谢没气？这不对嘛。这次会上对刘张那么大的气，证明刘张在四川的影响，现在这样处理，体现主席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关于张西挺的历史问题，中央还在审查。我们要根据中央政策正确对待刘张问题。不是跟谁过不去的问题，感情不能代替路线觉悟，要按路线办事。如果刘、张该打屁股，梁是否该多打几板。
有些人不从大局看问题，从局部看问题，中央举例子说，傅作义当部长 ，有些干部思想不通，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反革命当部长，革命当科长。毛主席指示说，这种人不懂路线，不懂政策，不懂大局，是农民意识。共产党员要服从大局利益，不能自行其是。58号通知是正确的、严肃的，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光明正大的，是顾全大局的，这个问题不严肃传达是不好的，传达后，思想不通就没有道理。这个问题发生在群众中可以理解，发生在通知前可以谅解。在高中级干部中正是在通知后还不通，就不应该了。中央指出，发不发是原则问题，商不商量是方法问题，两委不同大家商量，也有权发通知。但是我们原来作自我批评也不收回。
有人说：刘张是四部曲：一，参加会，二，发通知，三，摘帽，四，上台，不要再说了。在原则问题上不能任性，刘张和梁～的错误是有区别的，政治局同志说，你们对刘张有气，我们对刘张气不比你们小。但不能凭气办事，气不是原则，代替不了路线。
梁～是上林彪贼船的，是搞阴谋诡计的，刘张也有野心，但比较起来，一个是关系到党、国家的命运和毛主席的安危，比刘张也有野心，哪一个大呢？当然梁…的问题大。所以抓刘张，放掉梁～就不对了。
相反，刘张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刘张处分已经不轻了，撤销了他在四川党内外一切职务。梁～现在还未撤职嘛！刘张劳动九个月了，不能把梁～、刘张同时摆出来。如果同时摆出来批，必然形成一部分人批刘张，一部分人批梁～，形成交叉火力，对峙局面，形成两个中心，不利于团结。原来想把四人检查同时发下，后中央决定刘张的检查暂时不发，这就避免对峙局面。

五、关于批清问题
批清该不该搞？该搞，极左思潮该批。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批。何时有，何时批。“5·16”、“三老会” 也是有的，也应该清查。别的地方进行这个工作没有事，四川就有问题，问题在于批清代替了批陈，转移斗争大方向。问题不在于该不该批，要不要清查，不在这些地方。问题在于转移大方向，不抓批陈整风运动，而用很大力量去抓批清，问题就出在这里。批清这件事，有的地方超过批陈，所以是方向问题。就不对了。特别是值得注意的，是从排大事件反映出来了，把打谢反梁 作为大事件，凡是打谢反梁，或说过打谢反梁话的，或者参加过这样集会的，都把他看作反党乱军所谓坏人。这样一清一查，问题就大了，就不是几百几千而是好多万了。打谢反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文革中，全国各地这种事很多，北京还要打倒谢富治，他说，打倒我通通没有事。总理说：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标语打倒周恩来，这是什么问题？拉倒嘛！好人作的没事儿，有些是坏人煽动起来，事情就那么大，是一种思潮。5·16那些人把全国搞热闹，1967年8月，这个兵团，那个兵团多，不仅打倒，还要油炸，万炮齐轰，活捉。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本不算什么大事件，连小事件都不够格。打倒李大章一小撮也有，不去计较了。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粗糙事，有什么了不起？梁…当作大事件对待，凡是打谢反梁，就上纲上线，同5·16、三老会上联，这不对嘛！这样把矛头指向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把批清运动扩而大之，扩大化。而且提出，打谢反梁是大事件就更错了。中央指出：批清问题必须向干部说明，真正5·16、三老会骨干还要清，不能翻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肯定一切，否定一切，要区别对待。有的是一部分搞错，有的是全部搞错。有的是骨干，有问题还要查清。更不能对下级，对地县厂校作具体工作同志有责难，扭住不放，这样就不应该了。当然作具体工作的同志可以也应该在这方面总结经验，无非是路线觉悟不高，充其量不过如此。有的地方扩大化了，搞逼供信了，说几句话，对不起了，算了，拉倒。要把精力、仇恨用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用在揭批梁～方面去，不要把劲头用到干部和群众方面去。批清错误性质和责任问题文件写清楚了。中央同志说，责任问题按照主席教导，不要过分认真，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主要责任在梁～，特别是梁兴初，省委、军区党委一些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某些责任，但不能为梁～搞阴谋诡计承担责任。中央31号文件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说清楚了。这是中央定的。有同志说，省委、军区党委要承担更少责任。责任在梁～特别是梁兴初，他们是搞阴谋，两委是工作问题，认识问题，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省委、军区党委发过文件，作过布置，但是没有阴谋，是工作中错误，是认识问题，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完了。
最后政治局讨论意见是要把省委、军区党委同志责任划出来，不要两委为梁～承担责任，必须对这一点明确。至于地、市、县、厂校党委更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上下级问题，上面布置的嘛！上面布置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搞阴谋，一种是当作工作来作，这样就有区别了。中央同志说，5·16还在查，极左思潮也在批判嘛。
在批清运动中出现错误，各地区各单位程度不一样，有的比较重些，有的没有开展，性质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共同点是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要正确认识梁～搞批清是阴谋。有同志说：你们省委、军区党委领导和梁～朝夕相处，你们没有发现，我们怎能知道。（批“朝夕相处”。）
对被搞错的同志，说清楚对不起。要正确对待自己。相信党，相信群众。如果反过来再打50大板，互相打下去，怎么办？这就不符合主席、中央要求，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在林彪他们身上，不要对自己同志出气，如果大家想通，气就消了。心平气和地想想，为何开展批林整风，为何抓阶级斗争，为何对付阶级敌人破坏活动。这样我们就有了力量了，不然我们就没有力量，你揪我，我揪你，揪来揪去都不对嘛。只有大家心齐了，抓大方向，对阶级敌人就好对付了。谁在搞鬼干扰破坏，敌人就容易暴露了嘛，伪造中央文件可以查清楚了，坏人乘机浑水摸鱼就少了，14号文件把问题说清楚了。
批清中错误是大章同志汇报的，只讲扩大化，只讲到这程度。中央说，你抓住实质了，但还没有认识到干扰大方向。这是中央指出的。中央要求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梁～错误，纠正批清中错误是这么来的，不是哪个人欺骗中央的。总理说，中央就那么好欺骗，把我们中央看得没有本事。好像随便你可以欺骗似的，说这种话是不对的嘛。大章是四川老同志，在梁这个恶魔把持下，大章是受排挤的 ，没有发言权的，如果有的同志不谅解，提出些不应有的批评和意见，我们应该指出，这是不好的。现在清楚了，批清中有些扩大化，打击面宽了，大部分处理了。少数没有处理抓紧处理。查证5·16骨干、三老会纲领炮制者并有破坏活动的那些人不能放，要继续审查。今后发生极左思潮，还是要批判。除此之外，过去事就不要纠缠了，因为都说清楚了，我们要把精力放在批林整风运动上来。

六、在批林整风中要注意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批清中要把真的假的，打击面宽的和真正“5·16”、“三老会”区别开来，骨干和一般成员区别开来。
中央要求我们工作要过细，要谨慎，政治局同志说，林贼一家四个人也不完全一样，林贼小林贼是一伙，他女儿就不一样，有所不同。对“林办”工作人员三十多人，也有所不同，从北京起飞五个人也不同，分成四种情况：死党3个，1个敢于斗争是英雄是烈士，一个怕死，是叛徒。（？）不要一大堆没有区分。如果我们不作具体分析，不作区别对待，在实际工作中就难免不犯错误。

七、关于团结问题
在批林基础上促进团结，通过批林整风增强团结，批林越好，团结越好。要批判林贼分裂党、分裂群众、分裂军队罪行。毛主席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讲，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现在还分派，要分到什么时候为止？不要分了，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团结起来，批判林贼及其死党，团结起来，批判梁、陈、谢，团结起来才能批好。这次刘、张的检查不发，以后发不发再说。这样作就避免了这种情况。通过批林整风促进团结，党内团结、干部团结、军队地方团结、军民团结、工农之间团结、工人之间团结、这个单位那个单位、这个派那个派团结。这个派那个派以后就再不要讲了。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这就好了。有缺点错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和错误，要让人家自己讲，这是最好办法。中央明确指出：凡是存在两派分歧的地方，两派头头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各自承担负起促进团结的责任来。不要搞互相攻击那一套东西，否则搞到哪时为止？那样搞，会给敌人造成空子，分散我们批林整风的力量，军队和地方关系，政治局同志向我们介绍经验说，河北省委和38军党委分别作了决定，各自作自我批评，不讲对方缺点错误，结果他们很团结。我们四川要照此办理。各军之间、军区、野战军、军队和地方，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都应该这样作，都要讲团结。

八、加强党内生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在党内有意见，在党的会议上，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出来是允许的，是合乎党章的，是光明正大的，是正常的现象，是组织原则允许的。在中央召开会议，毛主席提倡各种意见都可以讲的，不作记录，只作结论，作为办事依据，我们省委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改。有言必录，不知记多少本，记下来有什么用？搞选集不够格，当语录选不上。党内生活搞这个就不好了。我们不要成为谨小慎微的君子，每讲几句话就记，是否要搞秋后算账？要加强党内生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不能违背，要坚持党的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开会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就不好，当面赞成，背后不执行，这不行。多数人通过决议，少数人坚持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执行决议。否则少数服从多数就没有用了。要注意发扬民主，党内会议允许大家发表意见，充分发扬民主，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这是允许的，光明正大的。但是今后要执行党的决议，按照党的决议办事，现在有一种偏向要注意，在会不尊重民主集中制，不能畅所欲言，搞一言堂是不允许的。会议还未做结论前，但在会外搞一套，是不允许的。会议决议后不按决议办事也是不允许的。不允许自行其是违背决议，这样就有原则，党内生活就比较健康，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下次会议提出再议可以。但必须执行决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有争论允许，是正常生活。不要说九大组是什么性质，什么企图，什么货色，这些说法不好，不妥当。简报上是我们会议的一种思想倾向，没有别的，要光明正大，不应当指责，有人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下次会议就不写了，消极接受经验，这有什么用，不对嘛，事情要谈清楚。

九、三支两军工作（原件略）

十、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排除派性干扰。
要加强纪律性，加强纪律性要引起注意。现在有些违法乱纪和阶级敌人破坏分不清楚。如果我们党员干部、军队、人民群众都遵守纪律，发现破坏活动就容易查清楚，现在哪些是违法乱纪，哪些是敌人破坏，搞不清楚，我们要警惕敌人破坏，要毫不手软，坚决打击。对群众中、干部中某些人存在若干派性要克服。要知道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这方面给我们教训不少了，不管什么人都要遵守党纪国法。敌人挑拨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纠缠不清，实际就会帮助了敌人，放走了敌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阴谋，排除派性干扰，这不叫转移斗争大方向，是符合大方向的。正是为了保卫批林整风大方向，必须打击敌人的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搞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破坏交通都要注意。不然辛辛苦苦劳动成果被敌人轻而易举破坏掉了。发现了也不能破案，有些人就是乘纠正批清错误搞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这些倾向，这些东西要很好进行教育，对带头的要进行严肃批评和处理。好像一承认方向路线错误，他什么都有了，对你到底有什么用？有些人老是强调方向路线错误，对你到底解决什么问题？还有武斗中间遗留的问题，经过教育，逐步进行处理。中央反复讲四川乱透了，不能再乱了，是该治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别的地方，有的人专门造谣捣乱，对这种人要警惕，究竟什么人要查。有些单位无产阶级领导权丧失，这些单位坏事多了起来，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多起来了。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巩固起来，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实行群众专政，不然怎么办！

十一、关于群众代表问题（原件略）

刘兴元传达《中央政治局同志对四川问题的指示》
中央（1972）31号
二 、关于梁、陈、谢问题。
梁、陈、谢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林彪的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林彪及其死党妄图把成都地区作为“重点”、“根据地”、和“借用力量”之一，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1）在四川，梁～上了贼船，梁兴初是个头子。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并违反党的纪律，将林贼在二中全会上策动政变的那篇反革命讲话私自抄回，四处传播。
（2）二中全会后，梁加紧与林贼死党秘密串连，公然叫嚣“对林副主席要坚决保卫到底”，“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为林贼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3）林贼自我爆炸后，梁还多次同黄永胜等人联系，恶毒造谣，污蔑中央另一位负责同志“坐飞机跑了”。由于梁为林贼效忠卖力，博得了林贼的信任。林贼死党曾给丁钊、周德润交代：“任何情况下都要听梁司令的指挥”。
（4）梁为了推行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大搞以“我”为核心，以“我”划线，堆山头，搞宗派，打击张国华同志，排挤李大章同志，要当四川省委第一把手，分裂党的领导，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积极为林贼营造反革命根据地，妄图充当“西南王”。
……
（5）中央为了挽救梁兴初，对他进行了多次耐心教育，但梁一直对中央耍两面派，表面检讨，暗中串连，进行阴谋活动。第一次，在庐山会议上，他与林贼死党串连，参加了反革命政变活动；第二次在去年（71）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又秘密串连，扩散林贼的反革命政变讲话；第三次，直到今年5、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他一面搞假检讨，欺骗中央，一面同别人订攻守同盟，继续顽抗。
三、关于“批清”问题。
……
梁兴初同志上了贼船，大搞“以我划线”，用“批清”转移“批陈”的斗争大方向。根据梁自己的交代，……陈仁麒同志也交代，……事实上“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梁、陈、谢以“批清”为名，不批陈、不批林，不揭发林贼及其死党的阴谋活动，而把矛头指向反对过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这难道不正是他们上了贼船，妄图捂盖子，死保林贼，又保自己的一个罪证吗？这难道不正是他们的一个阴谋手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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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昨天》编辑部沉痛悼念周伦佐先生病逝

《“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作者周伦佐先生，2016年10月23日晨病逝于成都，终年64岁。
周伦佐，男，1952年生，四川西昌人。文革前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迫失学，后被迫以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下乡当“知识青年”。文革中参加造反派，在西昌地区“八二六”派中主持宣传工作。曾于1971年四川“批清”运动和1978年全国“揭批查”运动中两次蒙冤入狱。在异常艰难的境况中顽强自学，致力于现代哲学及心理学研究。80年代中期曾以体制外学者身份在成都、重庆、武汉等地高校作学术讲演。所著《“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初版）是海内外文革研究界第一本研究造反派的有深度的专著。本刊曾在其病情稍缓时约请为《文革中的山西》书稿写评论，他抱病研读该书概述、反思文革十年全程的《前言》后写成《观察文革历史的五种观念视镜及其他——读〈文革中的山西〉前言随感》，发表于本刊第43期（2014年11月30日）。
一颗“体制外思想者”（周伦佐先生的自我定位）的心停止了跳动。但他曾致力的文革研究不会停止。文革研究“朋友圈”的人们会更加努力。
愿周伦佐先生安息！

张从对76期樊能廷文的两处订正

樊能廷文中提到的胡宗式，是物理系学生，不是技术物理系。
文中提到“1967年8月15日，温州——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不够准确，实际情况是周瑞清当时受重伤未死，医疗休养了一两年后才死去。在《燕园风云录3》中有两篇文章记叙此事，其中一篇“散淡天涯”的《班长周瑞清之死》已在《昨天》25期（非正常死亡专辑）中转载。

江致知谈77期《众溪奔涌汇江海》

此文作者根据自己亲身从事研究的经历和心路，对国内文革研究的状况（重点是民间）做了精炼的梳理，读过之后，对这个历史大事件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有了较为清晰的初步印象。从时间看，有文革研究初期的起步到新世纪走向深入的综合评述；从地域看，有北京、上海以及东西南北中一些省市；从参加人员看，有个人，也有团队。有当年的中学生、大学生、记者、工人、军人，也有高层干部中的“失败者”；从著述和研究的类型看，有回忆录、日记、学术专著、大事记、研讨会、收藏等。涉及的人、事以及各种资料数量繁多，信息量较大。读时有在“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文中引述了官方对文革所做的政治定义，和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提出的学术定义，从这个对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方定义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学者的定义是为学术探讨而总结归纳的，二者的差别十分明显，也很能启发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