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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七十七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0月 29, 2016 10: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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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七十七期(增刊)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9月30日第77期(增刊)


本期目录

争鸣

朗 钧 《四一四思潮必胜》作者是谁?——《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之一)
朗 钧 以“列宁语录”为线索——《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之二)

研余杂记

何 蜀 众溪奔涌汇江海——文革研究路上20年所知所感
——————————————————————————————————
【争鸣】

《四一四思潮必胜》作者是谁?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之一)

朗 钧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和讨论了万润南、罗征启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的有关回忆,唐少杰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的相关记叙,及沈如槐评述唐少杰文章的观点。
本文重点指明:所谓“红线主导论”是文革时期中央高层反文革势力逼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做出的一个官方表述。这个表述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没有丝毫意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论。但是,“红线主导论”却是党内反文革势力质询文革合理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所谓“红线主导论”的阐述人是王力和关锋。“红线主导论”是“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构成,可视为“本征四一四思潮”——这是清华大学“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文革杰作。
本文还讨论了周泉缨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的相关文字,最后就《四一四思潮必胜》与该文“知识产权”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序言

1967年8月初,清华校园里出现一张署名“清华井冈山414总部东方红战团一战士”的长篇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以下简称《必胜》)。据说,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汽车系66级学生周泉缨。
据清华文革人回忆,《必胜》面世伊始,影响力并不大,扩散范围也很有限。大多数人,不管是老团还是老四,几乎没有人有耐心看完全文就掉头走了[ ]。
9月16日,清华园又出现虚拟署名“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的大字报《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以下简称《炮轰》)。此文明显是在影射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据说《炮轰》的泡制者是杨忌非、赵素娥、周泉缨。
三天后,杨忌非和周泉缨贴出实名大字报《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以下简称《炮打》),攻击矛头仍然指向陈伯达。
10月17日夜,周泉缨被团派人员扭送公安局。
10月27日,针对周泉缨在大字报《炮轰》《炮打》中混乱的文字表达,陈伯达轻蔑地说:“清华有个学生,不知怎么发了神经病,要揪出窃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阴谋家陈伯达,文章写得很长,很无聊,我不想看” [ ]。
翌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中,毛泽东直言“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同时又称周泉缨是“四一四的理论家”。毛泽东惯用的嘲讽和揶揄溢于言表[ ]。嘲讽揶揄之后,毛泽东吩咐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开释周泉缨。
但是,周泉缨并没有被立即无条件释放。而是从功德林看守所被转押至北苑少年管教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在那里,周泉缨与其他刑事的和政治的青少年未决犯经过两个月的认罪学习之后一道被放还社会。
毋需质疑,周泉缨和《必胜》确实因毛之钦点而扬名天下了。
于是,人们开始回过头来关注那篇让周泉缨一生为之激动不止、骄傲不已的文章,看看其中到底都写了些什么。
今天,在周泉缨获释48年后,以“《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为题目,来讨论《必胜》的写作真相是不是显得有些荒诞?此荒诞无异于质疑母鸡下蛋,抑或是质疑蛆蛹化蝶。周泉缨理当享有《必胜》全部的“知识产权”难道还需要考证吗?
然而,此种荒诞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且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2010年秋天,清华大学文革校友网上发生的一场关于《必胜》写作真相的争吵就是对此种荒诞的揭露。

一、万润南、罗征启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

2010年6月,笔者在美国华文刊物上发表《浅析清华大学“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及其它》(以下简称《时机》)。此文被转发到“独立评论”网站上,并引来众多评议。针对《时机》文中关于“谁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的讨论,BBS上出现这样一个跟帖:
“2010-06-11 07:56:06作者: 欧阳伯:
……万润南对老王说过,“414”的灵魂人物是他。“414思潮”就是万润南思潮;“414必胜”就是万润南必胜。老万还健在。可以问他[ ]。”
出现在美国网站上这个跟帖虽然不起眼,却第一次在开放的网络空间向世人暗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写作真相似有隐情。
2010年深秋,清华文革校友网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问题的争吵风波。争吵的双方是清华文革校友周泉缨和万润南。此风波首次将《必胜》的写作真相问题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也迫使文革研究者不得不去认真地重新审视和研究《必胜》及其写作真相。

万润南讲述《必胜》写作真相

2010年11月初,清华文革校友万润南[ ]在清华校友网站贴出帖子,指名道姓毫不留情地对《必胜》的公认作者周泉缨说:

周泉樱:……你从来就没有走出过文革。看来当年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让老毛提了一下,就变成了一块痰,让你痰迷心窍了一辈子。而且,你扪心自问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我和老罗[ ]私下议论过,写这篇文章,对我们而言,是往事一段;对你而言,是一生的辉煌。而且,你为此坐了牢、吃了苦,付出了代价,所以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什么。(老罗接受杨继绳的访谈,和盘托出了《必胜》一文出笼的经过,但暂不让公开。)看来,这反而是害了你了。今天,我索性大喝一声,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帮你把这口痰吐出来,也许,你的心智就正常了。

万润南还说:“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篇文章的‘文字’,前三段的每一个字,出自我的笔下;后三段的每个字,则是老罗写的。参加构思、讨论,并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当年清华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
万润南在另一篇文章[ ]中写到: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清华文革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字报,甚至引起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注目。这份大字报的原稿,是一位叫周泉缨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源于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开始了写作,并且和班上的同学有过多次讨论。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除了列宁语录这个亮点,我写的那篇并无多少新意。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缨那封信的修改,于是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后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
“老罗是当年蒋南翔校长器重的第一笔杆。蒋校长的许多重要讲话,都由罗征启捉刀。文革中清华分成两派,他是两派都希望延揽的人才。但他明确表态,他更倾向四一四的观点。不仅是倾向,他还是《四一四井冈山报》的创办人和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实际执笔人。”
万润南上述文字提供了四条重要信息:
第一,《必胜》的初稿是周泉缨起草的《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第二、《必胜》的主标题“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根据万润南所写文章的题目而确立的;
第三、《必胜》的实际执笔人是罗征启。改稿人还有万润南和李兆汉。李兆汉还为《必胜》提供了列宁语录;
第四、《必胜》前半段是万润南撰写的同名文章的内容,后半部分则是由罗征启修改润色周泉缨《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文字而构成。其中出现在第二章节《派性的规律性》的那段“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的列宁语录及其相关议论文字则是由万润南写入《必胜》的。
万润南的说法确实让人感到惊异。按照万润南的说法,《必胜》从主标题到定稿后的整体文字构成竟然均与周泉缨无关——完稿后的《必胜》竟然没有一个字是周泉缨写的。与周泉缨有关的仅仅是文章的副标题——“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而已。真相果真如此,文革异端思潮的表达之荒诞无稽将非《必胜》莫属了。
但笔者以为,万润南的说法过于极端,定稿后的《必胜》中与河南文革相关的那一堆龌龊文字(见《军区问题》章节)应该可以被认定是出自周泉缨的手笔。另外,万润南的说法有一处错误应予指出:万润南说《必胜》“前三段的每一个字,……;后三段的每个字,……”,即万润南认定《必胜》共有六个段落。其实不然。《必胜》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而不是六个章节。正文的首尾是《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相当于“序言”和“跋”。

罗征启讲述《必胜》写作真相

万润南帖子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披露了清华大学文革同仁,《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杨继绳2009年2月采访罗征启并写就的《杨继绳对罗征启访谈录》(简称《访谈录》)。罗征启在《访谈录》中谈及了《必胜》的写作真相[ ]。
周泉缨从杨继绳处索要到尚未发表的《访谈录》。并于11月14日在清华校友网63年级网站发表文章《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以下简称《回忆》)。在《炎黄春秋》尚未刊登《访谈录》之前,周泉缨在《回忆》中先行披露《访谈录》中与《必胜》写作真相有关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1967年7月中旬,两位支持四一四的政治课老师范德清、魏宏森告诉罗征启,‘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周泉缨(汽六班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有新意,但比较粗糙,需要加工,让我帮助修改。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0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
……我们认为,‘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所以,是引起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周泉缨的稿子改动得很多,但主要是在逻辑和文字方面改动,其主要论点都保留了,尽管我们的意见并不十分一致。
“……周泉缨召集所有参加修改、抄写的人开会,他说:‘这篇东西由我来承担责任,也确实是我写的,是我的思想,我的专利。我是红卫兵小将,不怕。今后不要说你们参加了,至死也不要说。’他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数据全部烧了。”
“……第二天在工字厅斗我,李兆汉坐第1排。主持人宣布:‘批判会开始,罗征启站起来!’我刚一站起来。李兆汉立即跳起来抢着第一个发言,他质问我:‘罗征启,我问你,1967年夏天在2号楼1楼1个大房间里,我一推开门看到你,万润南、周泉缨在里面,桌子上有一大堆稿纸,你们在干什么?’……其实,当时在2号楼干什么,李兆汉最清楚。他是修改人之一。《必胜》里引用的一些列宁的语录就是他找的。我镇静地回答说:‘我们在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批判会立即静了下来,……
“……
“1974年,周泉缨回学校,我问他:‘你在监狱是不是说我改了《必胜》?’他不置可否。他又说是杨忌非交代的。杨忌非是支持周泉缨,而且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情况的一位女同学,周泉缨被抓,她去跟公安局闹,结果把她也抓了。我想实际情况可能是,知道修改《必胜》情况的人都被公安局控制在不同的地方,……”
罗征启在《访谈录》中讲述了五个要点:
第一、周泉缨只是《必胜》的初稿的写作者;
第二、《必胜》的改稿人是万润南、罗征启和李兆汉;
第三、《必胜》中的列宁语录是李兆汉老师提供的。
第四、《必胜》有一组潜台词,即毛主席是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第五、周泉缨烧毁了罗征启万润南李兆汉修改过的《必胜》底稿和所有文件数据。
关于《必胜》的写作真相,罗征启的说法与万润南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万润南、罗征启和李兆汉参与了《必胜》的修改并定稿。李兆汉老师为《必胜》提供了列宁语录。
罗征启在《访谈录》中还指明,文革期间,无论是官方还是警方,无论团派还是四一四派,总之,有很多人都知道罗征启、万润南参与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这件事。也就是说,《必胜》的写作真相在文革中的清华园并不是什么隐秘之事。
万润南和罗征启,一个住在深圳,一个住在法国,两人说法不约而同,故可信度较大。

二、唐少杰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写作真相

文革后,最早涉及《必胜》写作真相的文字出现在13年前出版的纸版书中。只不过纸版书刊的读者相对电子版要少得多,所以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一叶知秋》披露《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

早在2003年,清华大学唐少杰先生在他的《一叶知秋》[ ]书中就曾经写道:
“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并且在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时,给该文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罗征启所整理出的四派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 [ ]。
唐少杰不是清华文革的参与者。他在书中言之凿凿地说罗征启曾参与《必胜》的讨论和修改,一定是耳有所闻。既是耳有所闻,必是人有所言。唐少杰在上述文字中没有提及万润南和李兆汉这两个人,所以向唐少杰讲述《必胜》写作真相的人不应该是万润南和李兆汉中的任何一位。笔者估计,向唐少杰讲述《必胜》写作真相的人有可能就是罗征启本人。遗憾的是,唐少杰没有在书中对这一重要史实展开叙述并注明信息来源。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唐少杰说罗征启“给该文(指《必胜》)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是误说。因为《必胜》中并没有引用体现马克思或恩格斯观点的语录,只出现了六条列宁语录和一条斯大林语录。

沈如槐指责《一叶知秋》

唐少杰的《一叶知秋》面世后,曾引来各方的评述,其中也有诟病之言。
原清华四一四总勤务员沈如槐就曾撰写文章《史实与断语》,枚举《一叶知秋》中的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
针对唐少杰有关“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的说法,沈如槐作如下评述:
“罗征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唐少杰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根据,我作为414的领导人也从不知晓。
“……
“也许罗征启在文革中的确提出过许多观点,可惜我们知之甚少。……说它‘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恐怕有些离谱了。
“在文革中,对414影响至深至大的只有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四一四思潮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红线主导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67年2月22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沈如槐对唐少杰有关“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但是,沈如槐对唐少杰所说罗征启曾经参与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文这个基本史实却不予正视——既不予以否认,也不予以认可。
文革时期,在清华园的大字报和印刷品中,阐述“四一四”派观点的文字并不罕见。但是,系统地总结和归纳“四一四”派的观点,并冠名以“四一四思潮”,且将其撰写成文章的当首推《必胜》。尽管《必胜》文中瑕疵多多。
唐少杰说罗征启当年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应该就是指罗征启在参与修改和定稿《必胜》时,将四一四派的诸多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写入了《必胜》,如“红线主导论”、“阶级阵线不变论”、“反对‘财产权力再分配’论”等等。沈如槐在既不否认也不认可罗征启曾经参与讨论和修改《必胜》这个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却指责唐少杰没有指明“罗征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当属无端指责。
在“四一四”的首领们的回忆文字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点:似乎都对《必胜》的史学价值很不以为然。例如,四一四派二号首领孙怒涛这样评述《必胜》:“……把《必胜》的观点等同于414派的观点是错误的。综合而论,《必胜》并不能作为四一四思潮的代表作” [ ]。但是,孙怒涛没有指明文革期间的哪篇文章可以替代《必胜》,成为“四一四思潮的代表作”。
孙怒涛说,沈如槐、陈楚三的文章《回忆与思考》,“对四一四思潮的的归纳、总结、阐述,远比《必胜》要全面、完整、准确得多” [ ]。
《回忆与思考》确实是一篇总结清华文革史的好文章。在谈及四一四思潮时,该文总结说“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是‘红线主导论’和‘部分改善论’。…… ‘红线主导论’是前提,‘部分改善论’是结论。……‘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回忆与思考》所归纳的这些四一四思潮之要点,在四十年前面世的《必胜》中都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更何况沈如槐、陈楚三的文章写于《必胜》问世40年后的2007年。孙怒涛将《回忆与思考》与《必胜》做跨越时空的比较是无意义的。
四一四首领们对《必胜》的苛求和挑剔或许与他们对周泉缨的文革理念和文革作为的不认可有很大关系。这种厌屋及乌的情绪说明,在四一四首领们的心中《必胜》和周泉缨是不可分割的。而本系列文的写作,就是试图揭示《必胜》的写作真相,进而将《必胜》与周泉缨剥离开来——而这件事情原本应由清华大学的文革参与者,尤其是四一四人来完成的。


三、关于“红线主导论”

所谓“红线主导论”(又称“十七年‘红线主导论’”),是文革时期中央高层反文革势力在“二月逆流”中逼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做出的一个官方表述。这个表述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只是一个权宜之论,没有丝毫的理论意义。但是,“红线主导论”却是党内反文革势力质询文革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四一四思潮必胜》转述的“红线主导论”

为了证明“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不是被罗征启总结和归纳出来的,而是来自“对四一四影响至深至大的中央报刊”,沈如槐列举1967年《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的一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并将其称之为“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但是沈如槐是否知道或记得,就是这段被他称之为“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曾经被煞有介事、工工整整地抄录到《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使其成为《必胜》的核心论据。
与这段所谓“红线主导论”相关的文字,出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第一章《阶级关系的变化》中,现完整抄录如下: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在共产主义化。”
读者可以发现,在上述引文中有两段文字(标记两种下划线)是被引号括住的,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简称“A句”);
“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简称“B句”)。
《必胜》定稿者如此慎重地引用这两段文字,特意将这A、B两段文字用引号括住,说明作者至少存有两重用心:一则是想重点表明这两段话并不是《必胜》作者自己杜撰的文字,而是引自文献,且此文献非比寻常;二则是要强调这两段引文的重要性。
引文A句出自1967年第四期《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即被沈如槐誉为“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引文B句的出处则是1966年12期《红旗》杂志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1967年第四期《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在第一标题段落“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中就提及了去年的这篇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并引用了该社论的三段文字,现将《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开篇段落“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中首段文字摘录如下:

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
事实证明,这个基本估计是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

从上文可以看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引用了三段《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的句子作为正确对待干部的基本依据。
对照《必胜》的引文和《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引文可知,《必胜》中引用的一段就是《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引文,其原始出处是1966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是一篇专门解释“十六条”中有关干部问题条款的社论,也是一篇可以被造反派和保守派同时利用的社论。造反派可以因其强调“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而理直气壮地批判揪斗本单位和上级部门的当权派。而保守派则可以因其强调“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公然抵制对当权派的批斗。很显然,尽管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重点强调斗争大方向是斗争走资派,但是,社论中对干部队伍的评估却极大地模糊了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令中央文革撰写倾向性更加鲜明的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 ],向造反派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内当权派的明确指令。
很清楚,1967年的第四期《红旗》杂志社论中的“红线主导论”之论述依据,是来自1966年的第十二期《红旗》杂志社论,那么,说句笑话,沈如槐所谓的“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的降生日就应该从1967年2月22日前推到1966年的9月17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式发表的那个时刻。而那时刻,周泉缨正忙于“……炮打刘少奇,为老蒯翻案 ……”因而处在“心中总觉得像走钢丝似的” [ ]状态中。而那时刻,不要说“四一四”这个政治倾向暧昧的文革怪胎还没有被孕育成型,就是老蒯和鲍长康之辈也还没有从“8·24” [ ]的噩梦中缓过神来[ ]。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时刻,后来的四一四人怎会意识到,一个所谓的“全国‘红线主导论’”已经悄然出世了。

王力-关锋是“全国红线主导论”的阐述人

沈如槐说“四一四思潮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沈如槐所言不差。
本章就以沈如槐谓之的“全国‘红线主导论’”为例,看看“四一四思潮”核心观点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因为至今为止,四一四的领袖人物们从来没有讲清楚过这个问题。
沈如槐在提及1967年2月22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时,重点强调这篇社论是“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沈如槐之所以如此强调,无非是想借周恩来之声誉来提高“红线主导论”的价码,进而抬高“四一四思潮”的历史地位。但是,该篇《红旗》杂志社论的产生背景远不止于“经周总理审阅并修改”这一点。
1967年第四期《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确实是经周总理审阅过的。但这篇社论的起草者却是王力和关锋。有关该文的写作背景,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中有较详尽的说明: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首先在会上发难。徐向前拍桌子质问:“还要不要解放军?”李先念批评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说:“这篇社论以后,干部都被打倒了。”陈毅也对中央文革提出异议,并将文革类比延安整风。怀仁堂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先向未到会的江青汇报情况。晚10点,王力、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去毛泽东住处汇报下午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一直面带微笑。但听到汇报陈毅的发言内容时,毛泽东变了脸,不再笑了。
怀仁堂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王力和关锋已经起草了一篇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为了缓和空气,(王力)向主席提出:几天前我和关锋根据主席意见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不知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也把这篇东西立即直接送来,不要经过陈伯达。我看主席的气也消了,就提出:以后《红旗》的重要社论,还是送总理和政治局有关同志审阅一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以后主席给‘王力、关锋二同志’写了一封信,说这篇社论要经政治局讨论,并要总理主持。……总理看了社论很高兴,他主持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是他亲自读的”[ ]。
王力所说的怀仁堂会议就是著名的“二月逆流”的肇事之地。《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阐述的所谓“红线主导论”就是中央高层反文革势力在“二月逆流”中逼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做出的一个官方表述。但是,毛泽东决心要在只有两千万党员的共产党队伍中清洗几百万干部的决心没有丝毫改变[ ]。“二月逆流”作为一个反文革政治事件后来被写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依据上文所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沈如槐所谓的“全国‘红线主导论’”也可以被称之为“王力-关锋表述”(简称“王-关表述”)。
行文到此,读者也许会发现一个问题:
王力-关锋在撰写《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时候,并没有首先理直气壮地阐述被沈如槐誉为的“全国‘红线主导论’”的那段话(A句),而是首先引用前一年的《红旗》杂志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中的三句话作为要“正确对待干部”的重要论据。王、关在《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中引用《掌握斗争大方向》文句的做法和《必胜》引用《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时的做法颇为相似。王、关的做法意在既要应对“二月逆流”前后来自元老们的指责,但又要避免因强调了要“正确对待干部”而引起毛泽东的反感。王、关首鼠两端的窘迫状尽显其中。王、关(戚)以后的下场表明,以文字伤人之人最终也难逃文字狱的下场。
那么,1966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又是何人的杰作呢?笔者猜测,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的作者可能是当时地位比王、关要高得多的,时任《红旗》杂志总编的陈伯达,甚至不排除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的作用——此事待考。
总之,沈如槐所谓的“全国‘红线主导论’”的表述者居然来自王力和关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诡秘之处。沈如槐只谈周恩来对《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审阅,而避谈王力、关锋起草并向毛泽东推荐该社论的史实,意在撇清四一四派及“四一四思潮”与王、关(戚)的关系——这实在是大可不必。
如果认真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都在异口同声地强调“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并都煞有介事地宣称“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从1966年的9月到1967年的2月,两篇社论中所共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人群边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刘邓及其“路线错误”在《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发表时段似乎还只是属于“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是到了《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发表时段,刘邓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质变,且在中共高层已经趋向集体认同。“二月逆流”的本质并不是反对将刘邓纳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人群,而是试图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人群的边界就此固定下来,不再允许这个边界毫无限度地扩展下去。《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中的“王-关表述”,也就是后来被“四一四”人极力标榜的“全国‘红线主导论’”是以认同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人群从彭、罗、陆、杨扩展到刘、邓、陶为先决条件的。而这个先决条件也是毛泽东暂时同“二月逆流”肇事者有条件“妥协”之底线。由此可见,所谓“红线主导论”之表述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没有丝毫意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论。

是谁把“红线主导论”写入《四一四思潮必胜》?

“红线主导论”的出处基本讨论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个与本文主题紧密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是何人将这两句可以标签为“红线主导论”的《红旗》杂志社论的文字如此谨慎地抄录到《必胜》中去,使其成为《必胜》论述文革时段阶级关系变化的核心论据的呢?此抄录人是周泉缨,还是万润南?是罗征启,还是李兆汉?
这两段论述所谓“红线主导论”的文字出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第一章《阶级关系的变化》中。按照万润南的说法,《必胜》的前半部是由他执笔完成的。如果万润南的说法成立,那么这两段《红旗》杂志社论的引文就应该是由万润南抄录到《必胜》中去的。万润南是《四一四井冈山报》的编辑。较之周泉缨有较为规范(!)的文字训练。因此,将《红旗》杂志社论文句谨慎引用到《必胜》中去的人有可能是万润南。
但是笔者倒是更倾向于是罗征启或李兆汉两人中的一位将《红旗》杂志社论的语句抄录到《必胜》中去的。
罗征启文革前是清华宣传部副部长,蒋南翔校长器重的第一笔杆。文革时期,罗征启创办并主编《四一四井冈山报》。李兆汉曾是建筑系教师,文革前在清华宣传部工作。文革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
从李兆汉和罗征启的工作背景可知,二人都是政工干部,且都是靠耍笔杆子吃饭的,不但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且都深谙党文化规范下的文字规则。多年的职场训练使他们养成了研读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的职业习惯。亲历过的历次政治运动强化了他们通过研读去揣测官方意识形态动向的政治敏感性。此敏感性在他们自身的文字中会有两重展现。
第一重展现就是首先要把文字风险降到最低限度——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防范意识之本能。摘录并括引红旗杂志社论的语句就是这种防范意识的具体体现。
第二重展现就是要把揣测到的官方表述中的不自洽之处(例如“走资派”概念和“红线主导论”之间的相违相悖)拐弯抹角地告诉给读者——这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述说本能。将《红旗》杂志社论的论述文字标榜为“红线主导论”,使文革三大任务之首要任务“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失去普遍性和合法性。此作为不但窥到了毛文革理论之软肋,更找到了击打这个软肋的武器,有以子之盾退子之矛之功效。在《必胜》中使用括号、原句摘引《红旗》杂志社论的做法,就是一个既要自我防范又要张扬表露的突出例证。
从党刊党报中提炼出来的“红线主导论”是“四一四思潮”的核心构成,可视为“本征四一四思潮”——这是清华大学“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文革杰作,堪称雕虫大技。
综上所述,阅读习惯、防范意识、述说本能之三位一体的文字风格是亲历多次政治运动才能被历练出来的----绝不是像周泉缨那样只读了几篇毛选,背诵了几段林彪语录就以为知晓了天高地厚的文革青年人所具备的。
为什么笔者不倾向是周泉缨将《红旗》杂志社论的文句谨慎地抄录到《必胜》中去的呢?
首先,浏览周泉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全部文字后,读者可以轻易发现一个现象,尽管“红线主导论”位于《必胜》的开篇章节中,且是《必胜》反对“极”左思潮的核心论据,但是周泉缨却对“红线主导论”始终持有一种视而不见,不屑一顾的态度。周泉缨在言及《必胜》时,总是将讨论的重心放在所谓“造反派既要打天下又坐天下”这类荒诞无稽的小儿科问题上。他甚至直言“‘红线主导论’是《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一个具体内容,但是它决不是《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核心思想”[ ]。
周泉缨为什么会轻视“红线主导论”呢?这与周泉缨的家庭出身,即社会存在密切相关。
就文革而言,最大的政治派别的对抗当然是中共党内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文革派和刘邓彭罗陆杨为代表的“走资派”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直接影响到大学校园政治派别的划分。在文革初期,干部子弟云集的清华大学更是将党内上层的这种对抗凸显得分外分明。对正在发生和蔓延的文革之祸的反向思考首先是从干部子弟及其周边人群中开始的。
在清华园,最早意识到并提出“如何评价十七年”的人是清华大学在校生,文革首拨黑帮分子、“阎王殿”大阎王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由于刘邓的垮台滞后于彭罗陆杨,所以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弟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侧重于政治表演和权力争夺,对毛的文革理论的重新思考和质疑要滞后于陆德将近半年的光景。陆德之所以在运动初期就对文革提出质疑,当然与陆定一长期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多多少少会对陆德有所影响有关,但首先是与陆定一垮台较早有关。
1966年8月4日,周恩来奉毛之命来到清华园。在聆听保工作组派和反工作组派的辩论后,周恩来在雨中发表了演讲。周恩来讲话之后,陆德在校园中贴出大字报《敬爱的周总理,你这是干什么?》(简称《干什么?》)。文革后,陆德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在大字报中,我先摘录了总理在一次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然后把建国十七年来文艺和教育方面的成绩列出来,把中央和主席对这些工作的评价列出来。我特别突出了党的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我爸爸提出来的。特别强调了党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我爸爸提出来的。我自己感觉这两个方针是打不倒的。……(大字报)写好以后,就把它贴在清华大学了,大字报的署名是:高干子弟辩论团。”[ ]
陆德还回忆,《干什么?》大字报贴出之前,陆德和很多干部子弟已经开始讨论“十七年是否是红线为主”这个问题了——而陆德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
陆德的《干什么?》没有被收入清华人编辑的《清华文革大字报汇编》中。但有一个旁证似乎可以证明陆德这张大字报的存在——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第二次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曾说:“……上次我在这里讲话以后,没有很好地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贴我三张大字报。”
陆德的大字报《干什么?》可以被视为 “红线主导论”在清华园最早的民间表述,尽管其表述朦胧粗糙。但是,陆德表述的出现完全符合《必胜》中引用的列宁关于大学生中的政治派别“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判断。遭遇文革而产生的危机感,引发具有针对性和辩驳性的反向思索——只能首先产生于共产党干部及其子弟这个人群中,而不可能产生于像蒯大富那样的普通民众子弟和周泉缨那样的前国民党军官子弟的头脑中——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
文化大革命不但侵害了干部阶层及其子弟的基本利益,也侵害到了作为干部阶层社会基础的庞大人群的基本利益。这个社会基础包括文革前的党团工青妇的骨干成员、那些被毛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群、还包括那些文革时在校的“又红又专”的好学生。正是这些人中的不甘寂寞者后来云集在“四一四”的旗帜下,以“红线主导论”为纲领,企图在派性斗争中为自身的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斗争。但是,“红线主导论”所内涵的否定文革的先天政治倾向性使这个人群中的诸多四一四人,甚至四一四领导层骨干心有余悸。正如孙怒涛坦言:“从‘红线主导’论确实能引伸、推导出打倒绝大多数干部的改朝换代式的暴力文革必要性的否定。这就是毛泽东反感四一四思潮的重要原因,也是团派攻击414右倾保守的着力点。尽管这与文革还相距甚远,我在当时也感到这是四一四思潮的一个软肋” [ ]。
而周泉缨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对文革没有丝毫的抵触感和些许的反向思维。周泉缨参与文革之心态如蝇逐臭且幸灾乐祸。即使到了1976年,当“四人帮”被抓,“红线主导论”凯歌高奏之时,周泉缨仍然在歇斯底里地叫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为此再次锒铛入狱 [ ]。这不但可以佐证当年《必胜》中的“红线主导论”确实不是周泉缨抄录进《必胜》中去的,还可进一步证明,周泉缨当年也确实没有搞懂“本征四一四思潮”——“红线主导论”在特权利益阶层反文革理论体系中的价值所在。不仅如此,直至2014年,当罗征启在《访谈录》说,“《必胜》还有一组潜台辞,就是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时,周泉缨依然对此大不以为然。为了证明《必胜》中没有反文革的潜台词,周泉缨在网上写文章说,他周泉缨“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从来都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彻底否定过文化大革命”。为此,周泉缨居然还列举1977年张贴大字报《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作为证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我又进京贴大字报,要求英明领袖华国锋继续坚持毛泽东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以便在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保证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色的新路子;结果我因为此举,被北京当局以破坏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而且一关就是30个月” [ ] ——读罢这段文字真是叫人忍俊不禁,嗤笑不已呀。
周泉缨曾经在他的书中得意洋洋地谈到过这样一件事: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据说,……胡耀邦总书记(曾)夸我是‘国之瑰宝’”[ ]。但是,胡耀邦总书记到底是因为周泉缨的何种作为才将其称之为“国之瑰宝”的呢?是因为胡耀邦相信《必胜》中的那些以“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为核心的反文革倾向的文字是出于周泉缨之手?还是因为胡耀邦非常赏识周泉缨在“四人帮”垮台后还在叫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周泉缨曾经指责罗征启“为与我交往几十年的有名的清华牌政治干部,到了今天,居然既没有真正读懂《必胜》”[ ]。但是,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大逻辑和周泉缨在《必胜》面世后40年的政治表演都在证明,真正没有读懂罗征启定稿后的《必胜》之人正是周泉缨本人。行文至此,可以对周泉缨戏言如下:
当1976年金秋,当叶-华用武力拘捕“四人帮”之时,“红线主导论”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与此同时,一个政治六合彩的巨额彩头也阴差阳错地落入了“国之瑰宝”周泉缨的手中。然而,由于政治上的愚钝和假机灵,和对“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在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理论价值的无意识,这个政治六合彩的巨额彩头竟然被周泉缨白白错失掉了——这可能是《必胜》写作真相中最为滑稽可笑的情节。其可笑程度堪称文革笑料之最——因为这等滑稽之事竟然发生在高智商人群聚集的清华园中。
其次,还有一个细节,似乎可以旁证周泉缨不可能是当年在《必胜》中缜密引用《红旗》杂志社论文字的人。
通观周泉缨文革时期的全部文字,尤其是《炮轰》、《炮打》两篇文章,其中假大空的所谓观点姑且不论,单看这两篇文章文字质量,其行文逻辑之无序,文字表述之混乱,构成了周泉缨独有的“周泉缨文风”。难怪老夫子陈伯达说周泉缨文章无聊,是发神经病。而《必胜》则段落清晰,文字洗炼,“周泉缨文风”在定稿后的《必胜》中荡然无存。
自文革始,周泉缨“假大空”的写作习惯保持至今,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改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阅一下周泉缨文革以后发表的诸多所谓理论性文章,诸如《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初探中华文明的宽容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系统性的伪命题》等等。
无论是文革时期,还是今天,周泉缨从来没有在自己亲笔撰写的文章中为了论证某一观点而引经据典的习惯(流行的毛主席林彪语录除外)。周泉缨的行文特点就是从来不对自己文章中的观点进行阐述和论证,就直接下断论,甚至将引文的观点和自己的理解混为一谈。
例如, 2016年3月周泉缨在网上散发他的新作《对特色理论的总评判》,文章开篇就说:“中国共产党通过十八大提出了既不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也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的政治路线。”
笔者曾为此致信周泉缨:“十八大报告原文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你却篡改为‘既不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也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的政治路线’,这其中已经加入了你自己的理解。”
总之,凡读过周泉缨文章的读者都可以感觉到,周泉缨不是一个具有认真阅读习惯的人。在文革中,周泉缨是否曾经认真阅读《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都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因此,在《必胜》中谨慎引用《红旗》杂志社论文字的人不可能是周泉缨。

四、周泉缨讲述《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

自2003年唐少杰首次在《一叶知秋》书中谈及罗征启参与《必胜》的写作,到2010年万润南、罗征启公开谈论《必胜》的写作真相,历时大约7年。在这期间,按时间顺序排列,周泉缨对《必胜》写作真相的表述经历了三种状态,即完全避谈,承认部分真相,完全失态。

完全避谈写作真相

2003年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出版后,坊间有过一个评论热,其中以徐海亮和沈如槐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尤其是沈如槐的文章《史实与断语》还就唐少杰书中的那段话,即“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并且在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时,给该文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专门提出质疑。
在这期间,周泉缨曾撰写文章《关于文革的红卫兵素质——评沈如槐、唐少杰、徐海亮的有关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周泉缨提及了唐少杰的《一叶知秋》书。但是,周泉缨对唐少杰书中关于《必胜》写作真相的说法,却没有给出一个字的评论。
笔者猜测,周泉缨保持沉默的原因可能有两种。
第一种可能:周泉缨根本就没有通读唐少杰的《一叶知秋》全书。因此唐少杰书中的那段与《必胜》写作真相有关的文字,周泉缨或许根本就没有看到。如果真是这样,周泉缨没有发表有针对性的评论也属正常。
第二种可能:周泉缨看到了唐少杰关于《必胜》写作真相的那段文字。但是由于唐少杰虽然褒奖了罗征启,却并没有贬损周泉缨,甚至在书中专辟章节介绍周泉缨其人。因此周泉缨不想因唐少杰书中的一句话挑起争论,因为一旦引起争论,只能促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必胜》的写作真相。保持沉默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承认部分写作真相

周泉缨首次提及《必胜》的写作真相是在200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以下简称“试错”)书中。
《试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周泉缨介绍清华文革的文字,标题是《我心中的文革》;第二部分是文章汇编。周泉缨将他2006年以前发表的文章都收录其中。在《我心中的清华文革》之《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章节中,周泉缨第一次较为翔实地回忆了他撰写《必胜》的过程,并承认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参与修改《必胜》。
关于罗征启参与修改《必胜》的情况,周泉缨是这样说的:
“为了进一步判定《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到底是否如我自己所期望那种水平,我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交给了我最信任的清华干部罗征启,请他对《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此外,罗征启对《四一四思潮必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那就是罗在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前一两个月的样子,曾送我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就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因此很快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所以罗深有感触地对某414派成员说,‘这小子脑袋灵,前些天我刚给他一本《“左派”幼稚病》(指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很快就自如地将理论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里了。’” [ ]
关于万润南参与修改《必胜》的情况,周泉缨是这样说的: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接着,我决定再将《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拿到学生中去试探反映。于是,我请文工团烈火熊熊战斗组的万润南(就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创办‘北京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提意见。结果第二天万将稿子送回来时说,文章确实很好,不过应该将其中的两个段落顺序倒个个。我没有当即反驳万的意见,而是当着万和罗征启的面,重复了万的意见,罗听了即刻反对,因为罗坚持认为文章原来的段落顺序很好。”[ ]
2010年7月,周泉缨在香港出版《关于“国家兴亡之道”之答疑》书。在此书中周泉缨再次谈及万润南当年参与《必胜》改稿之事。周泉缨这样说:
“说起来万润南还曾经有恩于我:一是文革中他是我重要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的两个改稿人之一” [ ]。
归总周泉缨的上述文字,其要点如下:
第一、周泉缨承认罗征启和万润南是《必胜》的改稿者。罗征启不但是《必胜》的改稿者,而且是《必胜》的终稿人。
第二、罗征启对《必胜》没有做什么改动。只是在文章结尾加了一段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并润色了一下文字。
第三、周泉缨虽然承认万润南是《必胜》的“两个改稿人之一”,但万润南对《必胜》所做的具体贡献,周泉缨无一表述,只说万润南建议变动段落顺序,但这个建议被罗征启否决。依照周泉缨的说法,万润南对《必胜》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周泉缨又曾说万润南“有恩于我”,似乎前后矛盾。
第四、《必胜》中引用的列宁的观点来自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小册子是罗征启在周泉缨写作《必胜》前几天交给周泉缨的。罗征启还在《必胜》结尾处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
周泉缨上述文字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罗征启、万润南虽然参与修改《必胜》初稿,但是由于《必胜》的思想观点、文字结构、行文逻辑在初稿中就都已定型,所以罗征启和万润南对其没有做什么改动,只是润色了一下文字。因此,不只是万润南,包括罗征启在内,对《必胜》所做的贡献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完全失态

在万润南和罗征启开口讲话之前,周泉缨给人的印象似乎并不忌讳在他的文字中谈及万润南和罗征启当年参与《必胜》改稿之事。因为周泉缨在自己的文字中已经最大限度地弱化了罗征启和万润南对《必胜》所做的贡献。所以周泉缨在谈及万润南和罗征启与《必胜》的关系时,尚能保持某种矜持态度。
但是,到2010年秋季,当罗征启和万润南开口讲话之后,周泉缨就完全失态了。他连续撰写了四篇文章[ ],发表在清华校友网上,完全不敢直面万润南、罗征启提及的《必胜》写作真相中的具体细节:
例如,《必胜》的主标题“四一四思潮必胜”是不是来自万润南的原稿件;
例如,《必胜》前半部是不是万润南撰写的,《必胜》的后半部是不是罗征启改写的;
例如,出现在第二章节《派性的规律性》中那段“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的列宁语录及其相关议论文字是不是出自万润南之手:
例如,李兆汉是否参与了《必胜》的修改,并为《必胜》引录了诸条列宁语录;
例如《必胜》修改稿是否被周泉缨烧毁?为什么要烧毁?等等,等等。
周泉缨在谈及《必胜》的写作真相时,只是谨慎地将《试错》书中关于写作真相的那一段文字誊抄过来,并删除了其中的以下文字:“此外,罗征启对《四一四思潮必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那就是罗在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前一两个月的样子,曾送我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就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因此很快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所以罗深有感触地对某414派成员说,‘ 这小子脑袋灵,前些天我刚给他一本《“左派”幼稚病》(指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很快就自如地将理论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里了。’”。周泉缨删除这段文字的用意可能还不止于要弱化罗征启对《必胜》的贡献。其中的奥妙容笔者另篇再议。
周泉缨在这四篇文章中用他惯用的假大空的话语,旁顾而言它的方式,与万、罗二人东拉西扯,并挥舞政治大棒企图用政治恐吓让万、罗二人闭嘴。现摘录周泉缨的失态文字如下:
“万润南在贴子里除了玩弄他的超级流氓手段,恬不知耻地充当罗征启伪造《414思潮必胜》历史的马前卒之外,”“促进我们在清华校友网,拉开了回答万润南贴子提出的重大政治问题的惊世大讨论的序幕”[ ];
“万润南向我发动超级流氓式的攻击,其根本原因,不是万润南自己对《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有什么兴趣,而是万润南对剥夺周泉缨已经拥有的《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有兴趣,因为万润南可能认为,这一招很可能能刹住周泉缨对万润南所在的民主派的命根子——西方民主思想的锐不可挡的攻势。”[ ];
“罗征启与万润南等连手通过中国民主派的著名刊物‘炎黄春秋’的《罗征启访谈录》,伪造《414思潮必胜》的历史,篡改《414思潮必胜》政治实质,毁坏我的政治名誉,并将自己历史地定格为某种政治英雄,又是重演了他热衷于搞政治小动作谋取自己政治利益的丑恶把戏”[ ];
周泉缨在文章最后,仍感意犹未尽,但却言无可言,于是竟然神经质地高呼起万岁来:
“文化大革命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为了解放全人类试图彻底清算资本主义私有制劣根性的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 ]
周泉缨之失态还不止于此。由于万润南在谈及《必胜》写作真相时说了一句“你(指周泉缨)扪心自问一下,《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 于是,周泉缨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他在2014年5月散发的《关于〈414思潮必胜〉创作史的备忘录》中写到:“事实上万润南对《必胜》一个字也没有改,一条有效的意见也没有提” [ ]。既然万润南对《必胜》的贡献可以等效为零,那么周泉缨在《关于“国家兴亡之道”之答疑》书中所言“说起来万润南还曾经有恩于我:一是文革中他是我重要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的两个改稿人之一”又从何说起呢?古人云,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周泉缨出尔反尔,不足为信。
从连篇失态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万润南和罗征启关于《必胜》写作真相的发言确实深深地刺激了周泉缨。周泉缨这样述说自己的心情:
“罗征启和万润南,在我周泉缨的生命还没有终结的今天,居然敢于当着我的面发出上述有关《414思潮必胜》诞生过程的指认,真是让我领受了有生以来最毛骨悚然的一次精神刺激!他们给于我的精神刺激,无疑是我人生的一大悲哀”[ ]。
尽管周泉缨在这次事关《必胜》写作真相的争吵中表现得很失态,说了许多与《必胜》写作真相毫不相关的话,但他还是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谦卑之言:
“痛定思痛,我很后悔当初在中学时代偏好数理化和历史,而不好好学习语文,因此进大学后写文章的能力实在太差,如果我在文革中有清华团派理论家叶志江的文学水平,或者我在文革中有我现在的夫人陆平威在身边帮助我修改大字报,那么我的人生肯定能够避免‘告别罗征启、万润南’这一劫了” [ ]。
周泉缨曾在《试错》书中说,罗征启对《必胜》的贡献是“润色文字”。现在又承认自己在“中学时代偏好数理化和历史,而不好好学习语文,因此进大学后写文章的能力实在太差”。实际上,周泉缨是用一种看似谦卑的口气坚持住了自己在《试错》书中所设置的底线,即只承认罗征启对《必胜》的贡献局限于润色《必胜》的文字而已。
为了全盘抹杀万润南对《必胜》所做的贡献,周泉缨这样说:“我在‘烈火熊熊’战斗组通过印甫盛让万润南拿着《必胜》终稿去‘文艺社团’抄成大字报时,《必胜》终稿上除了有我和罗征启的笔迹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的笔迹。”[ ]
但是,关于当年《必胜》的终稿件,万润南、罗征启却有另外的说法。
万润南说:“一位叫周泉缨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缨那封信的修改,于是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 ]
罗征启说:“他(指周泉缨)当场把我们修改的底稿及所有文件数据全部烧了。”[ ]
汇总罗征启和万润南的说法,读者可知,《必胜》的原底稿包括周泉缨起草的《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和万润南起草的《四一四思潮必胜》。而这些底稿及其其它资料后来均被周泉缨烧掉了。因此,由万润南交付文艺社团的应该是一个定稿后的誊抄件。由于周泉缨没有参与《必胜》的定稿,因此,这个誊抄件上不应该有周泉缨的笔迹。
周泉缨承认是“万润南拿着《必胜》终稿去‘文艺社团’抄成大字报”[ ]。如果真的如周泉缨所说,万润南对《必胜》没有一个字的贡献,为什么是万润南而不是周泉缨将《必胜》交到“文艺社团”呢?
总之,周泉缨的说法和万润南、罗征启的说法相去甚远。这其中肯定有一方在说谎。

五、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知识产权”

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清华文革人,包括周泉缨本人在内,在有关《必胜》“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的表述中呈现出不应有的无知和误解。

关于《必胜》的“著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一)作者……”;
《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
《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显然,《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认定的程序是:首先确认著作的作者是谁,然后确认著作权的归属。也就是说,当著作的作者尚未明确之时,谁是著作权人也就无法确定。

既是著作,其著作权就应该有所归属。《必胜》是一篇著作,所以,它的著作权应该有所归属。因此,在关于《必胜》写作真相的争吵中,在谈及《必胜》的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时,周泉缨雄赳赳气昂昂地说:
“万润南运用超级流氓手段,剥夺周泉缨已经拥有的《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 ];周泉缨还说:“因为《414思潮必胜》著作权在我手里,大大有利于我论证”[ ]。
孙怒涛在谈及《必胜》的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时说:
“无论周泉缨具体写了多少,罗征启、万润南具体改了多少,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缨的。即便极而言之,如万润南所说周泉缨没写一个字,《必胜》的著作权还是属于周泉缨的。周泉缨署名了,被抓了起来坐牢了,他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 ]。
万润南在谈及《必胜》的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时也说: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当时由周泉缨署名,而且也由他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其作者,当然是周泉缨”[ ]。
周泉缨、孙怒涛、万润南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必胜》的著作权天经地义地是属于周泉缨的。周泉缨本人没有给出《必胜》著作权天然归属自己的理由。孙怒涛和万润南为周泉缨独享《必胜》著作权归纳出了三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周泉缨在《必胜》上署名了;
第二条理由:周泉缨因《必胜》被抓了起来坐牢了,承担了全部责任,且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
第三条理由:《必胜》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缨的,即使一个字不写。
但是,上述这三条能不能成为周泉缨独享《必胜》著作权的正当理由呢?下面我们就逐条进行讨论。

⒈周泉缨在《必胜》上署名了吗?
孙怒涛和万润南都说,周泉缨在《必胜》上“署名了”,所以《必胜》的著作权是周泉缨的。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众所周知,周泉缨并没有如孙怒涛和万润南所言在《必胜》上署名“周泉缨”三个字。《必胜》的署名只是一个化名“东方红战团一战士”。而参与《必胜》写作的也不只是周泉缨一人。孙怒涛已经认定罗征启、万润南是《必胜》案的“共犯”。既然是“共犯”,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与周泉缨共享《必胜》的著作权。

延伸一下话题:周泉缨在《我心中的清华文革》中谈到过有两个女同学曾参与了“恶攻”陈伯达的大字报《炮轰》和《炮打》的起草、抄写和印刷。周泉缨将她俩称为自己的“助手”(不知是何人给周泉缨配备的?)。她们是杨忌非女士、赵素娥女士[ ]。
周泉缨这样介绍赵素娥女士:“赵爱读书,善思考,文风严峻,凡经她手改的文章,一般地讲都可以一锤定音;…… 她为我锻造划时代的哲学和政治理论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泉缨这样介绍杨忌非女士:“思路敏捷,文笔流畅,写作能力很强,我的《炮打陈伯达之二》(即《炮打》)这张大字报,就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杨让我最赞赏的地方是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提出的新观点有序地丰满起来” [ ]。
依据周泉缨对杨赵二位女士的介绍,笔者有一猜测——杨忌非女士和赵素娥女士很有可能也参与了《必胜》初稿——《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写作。否则,周泉缨所谓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将我提出的新观点有序地丰满起来”又从何谈起呢?
总之,不但《必胜》的著作权人需要重新勘定,就连那两张“恶攻”陈伯达的大字报《炮轰》和《炮打》的著作权人也需要重新勘定。
《炮轰》文的署名人也不是“周泉缨”,而是“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其文的炮制者是杨忌非、赵素娥和周泉缨。
《炮打》的署名人是杨忌非和周泉缨。这是周泉缨在《必胜》、《炮轰》、《炮打》三篇成名作中唯一的一张与人联合署名的大字报。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炮轰》和《炮打》的著作权,显然也不应该由周泉缨一人独享,而是应该由周泉缨、杨忌非、赵素娥三人共享。尤其是杨忌非女士,还为此坐了牢。此牢狱之灾给她一生带来的困扰是可想而知的。

⒉周泉缨坐牢和《必胜》著作权归属之间有兑换关系吗?
孙怒涛认为“周泉缨因《必胜》被抓了起来坐牢了,且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 所以《必胜》的著作权是周泉缨的。孙怒涛此说中的事实真相和逻辑推论都很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周泉缨坐牢的直接导因是因其“恶攻”陈伯达,而不是参与撰写《必胜》。退一步讲,即使周泉缨是因为写作《必胜》坐牢,但是坐牢和著作权之间没有任何兑换关系——中外著作权法中都没有这样的规定。
还有,孙怒涛认为,由于周泉缨在关押期间“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所以周泉缨享可以因此而独享《必胜》的著作权。
周泉缨在关押期间到底有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似乎并不是一桩悬案。
按照罗征启的说法,周泉缨在监狱里曾交代说,罗征启和万润南参加修改了《四一四思潮必胜》。1974年,罗征启曾询问过出狱后的周泉缨是否曾在监狱里向警方承认罗征启修改过《必胜》,只是周泉缨出狱后对此事不置可否,旁顾而言他[ ]。
周泉缨在2010年的文章中承认,他在监狱里交代了“罗征启和万润南曾经帮助我修改《414思潮必胜》这件事”[ ],也就是说,周泉缨在坐牢时已经把“‘共犯’咬出来”了。
如果按照孙怒涛的逻辑推理,是否周泉缨就因“咬出”了“共犯”而无权独享《必胜》的著作权呢?
此推理当然不能成立。如同坐牢和著作权之间没有兑换关系一样,“咬出共犯”和著作权之间也没有抵销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只要周泉缨参与了《必胜》的写作,无论周泉缨是否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都不影响他享有《必胜》的著作权——当然不是独享,因为“共犯”已经被“咬出” ,所以著作权也就只好共享了。
延伸一下话题:周泉缨曾在他的《试错》书中指责杨忌非女士在狱中变节[ ]。但周泉缨“咬出共犯”算不算“变节”呢?周泉缨在指责杨忌非女士变节的同时,却为自己的“变节”行为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自己之所以“变节”是出于“政治上的光明磊落” [ ]。
同是向党和政府坦白交代,杨忌非女士就是“变节”,而周泉缨就是“政治上的光明磊落”,怎么可以如此双重标准?周泉缨在《试错》书中还说“从来就没有因为杨的变节而对她有过一丝一毫的埋怨” [ ]。难道“变节”二字对人造成的伤害不比千百句之嗔怨要严重得多吗?何况还白纸黑字地写进书中!

⒊周泉缨可否因“思想”之由而获得《必胜》的著作权?
孙怒涛说,由于“《必胜》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缨的”,所以《必胜》的著作权应该是属于周泉缨的。此说是一个因果论,但是此说中的因由和结果都很值得商榷:
首先,就原因而言,孙怒涛认为周泉缨可享有《必胜》著作权是因为“《必胜》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缨的”。但是,《必胜》中所表述的诸多“四一四思潮”的观点是不是由周泉缨“创造”出来的?
例如前文讨论过的“红线主导论”,就是由王力-关锋在《红旗》杂志中首先阐述出来的。“红线主导论”在《必胜》中的出现仅仅是转述而已,而转述者是不是周泉缨还是个问题。
还例如《必胜》中“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的观点则是来自列宁,其转述者是万润南。
至于“四一四思潮必胜”这个口号也绝对不是周泉缨的独创。几千四一四人聚众成伙莫非不是坚信“四一四思潮必胜”反而是坚信“四一四思潮必败”吗?正如孙怒涛所言“‘四一四思潮必胜’,这是我们已经喊了好几个月的口号,并不新鲜”。“四一四思潮必胜”是大多数四一四人所共有信念。至于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标题的大字报,如孙怒涛所言,在当年的清华园也绝不止一篇[ ]。
所谓“四一四思潮”的源头,沈如槐曾有“两个来自”之说,即“四一四思潮”的绝大多数观点要么来自四一四派群众集体的创造,要么来自中央报刊或首长讲话。因此,《必胜》中所阐述的诸多“四一四思潮”的代表性观点当然不会例外于这“两个来自”。
综上所述,孙怒涛所谓“《必胜》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缨的”——是一个无稽之谈。
其次,就结果而言,即便如孙怒涛所言,《必胜》中的全部思想都来自周泉缨,《必胜》的著作权就真的因此非周泉缨莫属了吗——即使“周泉缨没写一个字”?
依据国际惯例,表达/思想(expression/idea) 二分法是著作权法的立法原则。说通俗点,著作权法只保护作者在著作中的表达,而对于著作中的所谓思想,无论其是否具备独创性,都不予保护。著作权法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的立法原则决定了著作权仲裁机构不会去勘查并确认著作中所讲述的所谓“思想”是否来自著作权人的头脑或转录于他人的著作。著作权法之所以不保护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是自由的,思想不能为任何人所垄断;著作权法赋予作者有限度的垄断权,只是为了鼓励创作,而不是强化对思想的垄断——这是关于著作权的一个基本常识。
具体到《必胜》,著作权所能保护的也仅仅是《必胜》的表达形式。至于《必胜》中所表述出来的体现“四一四思潮”的那些“思想”,无论其是否有价值都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说得更明确点,《必胜》中那些体现“四一四思潮”的观点无论是被周泉缨创造出来的,还是被周泉缨转述出来的,都不在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之内。
至于孙怒涛所说的“周泉缨没写一个字”也可享有著作权的说法就实在是太过荒谬了。古今中外的版权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一字不写还可享有著作权的先例。孙怒涛在不懂得“表达/思想(expression/idea) 二分法”是著作权法的立法原则的情况下就草率发言,实在欠妥。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我国首部《著作权法》产生于文化大革命结束14年后的1990年。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是否受此《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及怎样实施这种保护还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那么,专利权呢?专利权不但保护创造的表达形式,也保护孕育了创造的思想。
但是,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局下辖的专利审查部门均只按自然科学的技术属性(!)进行分类去审核相关专利,如“光电审查”、“计算机软件审查”、“化工工艺审查”等等。
所有重大自然科学现象的发现均不在专利授权的范围之内,例如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所奖励的伦琴射线之发现就没有申请发明专利。
另外,所有重大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及预言也不属于专利权覆盖的范围,例如相对论、量子力学。
刚刚过去的2015年,人们隆重纪念了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100周年。今年2月11日,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宣布,已经观测到13亿光年外的两个黑洞合并时产生的引力波。这个令人热血沸腾的观测结果证明爱因斯坦100年前做出引力场存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爱因斯坦不会因此观测结果对其预言的有力证明而享有对“引力波”这个idea的垄断权,也不会因此观测结果而享有对“引力场方程”的专利权。爱因斯坦所享有的仅仅是1915年向普鲁士科学院提交的那四篇阐述引力场的学术论文的版权,即著作权而已。
至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及其成果就更不在专利权的申请范围之内。凡出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产生的理论和观点,均不属于专利权的审核对象和保护对象。因此,无论《必胜》中的“思想”是否来自周泉缨,都与专利权归属无关。
综上所述,既然关于《必胜》写作真相的讨论既与著作权无关,也与专利权无关,那么,全部知识产权法条对《必胜》真相讨论之束缚就都不再存在。因此,“知识产权”一词在本系列文中的借用仅仅是对一个历史文本中出现的观点及其论述的一种形象的表征而已。

结束语

由于《必胜》的写作完成于49年前,还由于周泉缨烧掉了罗征启、万润南修改过的《必胜》的底稿;更由于诸多知情人不愿意开口讲述《必胜》的写作真相(有些知情人已经过世),如范德清先生、魏宏森先生、杨忌非女士、赵素娥女士、李兆汉先生等。所以,要想还原《必胜》的写作真相就变得极为困难。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剖析和比较《必胜》以及周泉缨的其它文革作品,来解剖周泉缨(实际上是《必胜》)这只小麻雀,较为准确地描述周泉缨的文革观与“本征四一四思潮”之间的交集与违逆。通过《〈必胜〉写作真相考》系列文的写作,我们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必胜》的写作真相,以分辨罗征启、万润南、李兆汉在《必胜》成稿过程中所做的具体贡献。同时还可以顺便澄清和理顺一些文革细节,以此来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

致谢:谨以写作本系列文的方式向周泉缨、孙怒涛、叶志江、唐金鹤、陈继芳、马小庄、傅培程等清华文革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将自己回忆清华文革的大作赠予笔者。

2015年9月20日初稿 北京西山植物园
2016年7月23日终稿 北京海淀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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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七十七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0月 29, 2016 10: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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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以“列宁语录”为线索
——《四一四思潮必胜》写作真相考 (之二)

朗 钧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指明,由于周泉缨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两篇文章混为一谈,由此可以佐证当年周泉缨根本没有认真读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两篇文章。因此,《四一四思潮必胜》中出现的四条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语录均不是周泉缨引用抄入的。
出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的最后一条所谓“列宁语录”实际上是“斯大林语录”。《四一四思潮必胜》面世已经49年,号称手握《必胜》著作权的周泉缨根本没有意识到《必胜》中所犯的这个低级错误。
本文结论:出现在《必胜》中的全部六条列宁语录,均不是由周泉缨抄录进去的。唯一一段斯大林语录,有可能是周泉缨抄录进《必胜》的,但却被误说成为“列宁语录”。

序言

《四一四思潮必胜》(以下简称《必胜》)是“文革异端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尽管《必胜》的叙事腔调没有摆脱文革语境,但是其论述主旨明显站在“十七年”的立场上质疑文革的合理性,其矛头所向暗指毛泽东文革理论的软肋——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整体评价。正是《必胜》的这个反文革的核心内涵令读者心领神会,令《必胜》名扬天下。
作为“文革异端思潮”代表作,《必胜》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必胜》除了引用毛主席语录之外,还多次引用列宁语录,并以这些语录为依据发表相关议论。正是这些列宁语录装饰了《必胜》,使《必胜》显得文理饱满,振振有词,也为周泉缨赢得了“理论家”之美誉。
但是,2010年11月,万润南在清华大学文革校友网站贴出帖子,揭秘《必胜》的写作真相,在谈及《必胜》的成稿过程时,万润南提到了一位不为人知的老师——李兆汉。万润南对李兆汉在《必胜》的成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做了具体的介绍——为《必胜》“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当年清华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 。
被万润南称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实际执笔人”,《必胜》的定稿者罗征启在他的回忆中说“参加修改这篇文章的有万润南(土木系给0班学生)、李兆汉(建筑系教师,当时在校刊《新清华》任编辑)”、“《必胜》里引用的一些列宁的语录就是他(指李兆汉)找的。”。
然而,《必胜》初稿《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撰写者周泉缨在他所写的与《必胜》写作真相有关的全部回忆文字中却只字没有提到过李兆汉老师,也从来没有对那些列宁语录是被何人抄录到《必胜》中去的给出过认真的交代。
讨论一下《必胜》中的“列宁语录”及其相关文字,我们或许会接近《必胜》的写作真相。

一、《四一四思潮必胜》中引用的导师语录

为了叙述和读者阅读之便,笔者将《必胜》中引用的列宁语录及其相关信息归纳如下:
1.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9卷。引用于“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信首。
2.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革命青年的任务》,1903年,《列宁全集》第7卷。引用于“派别的规律性”章节。)
3. 列宁对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艺术做过科学总结,他说:“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那怕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那怕是极小的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宁还强调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这就是说,这种斗争艺术也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法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9卷。引用于“斗争的复杂性”章节。)
4. 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说:“革命准备年代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一九○五年──一九○七年间以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二○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他们最初的提法。……各阶级都为未来的战斗锻炼着自己所必须的政治思想武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9卷。引用于“414必胜”章节。)
5. 列宁说过:“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的经济破坏比对国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大的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况,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确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种人在大转变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34卷。引用于“414必胜”章节。)
6. 列宁又说过:“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可以说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9卷。引用于“414必胜”章节。)
7. 列宁(注:应是斯大林)曾经这样说:“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线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就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就立刻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还没有完全从洞子里爬出来,他们立即就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当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引用于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的信尾。)

《必胜》一共引用导师语录七条。其中一条引自列宁的《革命青年的任务》、一条引自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四条引自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最后一条所谓的“列宁语录”实际上是斯大林语录,出自斯大林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
笔者将对这七条导师语录及其与《必胜》的录用关系展开讨论。看看这里面都藏匿了些什么真相。

二、万润南将列宁语录写入《必胜》

在《必胜》中引用的七条导师语录中,有些语录并没有呈现出与《必胜》叙述主旨之间的必然关联性,有些语录的引用只是为了附会局部议题之需要,有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之嫌。例如,出现在《必胜》开篇序言《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以下简称《一封信》)信首中的列宁语录——“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就给人一种唐突之感。
这段列宁语录的使用表明,《一封信》的作者认为,《必胜》写作时期(1967年“7·20”武汉事件爆发前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和1905年俄国革命一样走向“大失败”了。所以,语录抄录者用“战败的军队”来模拟文革“大失败”中的“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以及大学生革命派别——毛泽东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以及北京的清华“四一四”抑或是河南的“造总”。这段列宁语录的反右倾的调门和《必胜》全文的反“左”主旨明显不合拍,似乎是针对河南造总组织内部的“右倾”情绪而选用的。但是,这段语录之后的文字又自相矛盾地说:“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到曾母暗沙,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似乎文革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糕透顶。由此可见,这段列宁语录没准还真的是如万润南所言,是被人后天生硬地“提供”进《必胜》的,其目的只是为了强调要“善于学习”。
再例如,出现在《必胜》结束语《给河南造总战友的一封信》信尾中的那条语录:——“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线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就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就立刻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还没有完全从洞子里爬出来,他们立即就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当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 与信首使用的那条语录对文革形势的估判大体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文革的形势很糟糕。河南造总组织内部的有些人被比喻为“套中人”——“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当头了”。这段语录的调门显然也是在反右倾,而丝毫没有反“左”的情调,与《必胜》全文反极左的主旋律极不合拍。
但是,在《必胜》引用的七条导师语录中,有一条列宁语录却用得恰到好处。这段列宁语录出现在《必胜》正文第二章“派别的规律性”中:
“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
列宁的这段语录出自他的《革命青年的任务》[ ](以下简称《任务》)。《任务》是1903年列宁应《大学生报》之邀而撰写的一篇政论文。此文刊登在该报的《自由论坛》专栏上。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将“1905年革命”爆发前夜的俄国大学生划分成反动派、漠不关心派、文化派、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六大派别。列宁认为“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不能不反映整个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每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尽可能自觉尽可能彻底地划清政见不同的各个集团之间的界限”。
《必胜》引用的这条列宁语录 确实和《必胜》的主旨议题有着很好的印证关系,指明了中国文革时期中共上层对峙的政治利益集团与大学生政治派别之间的背景关系,不但为《必胜》中的核心立论找到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很好地呈现了文章的文序逻辑。这条列宁语录的使用是《必胜》的一大亮点,为《必胜》增辉添色。
文革期间,中国“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也)不能不反映整个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中国的最大反文革派别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走资派”反对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要肯定“十七年”。当刘邓为首的走资派整体失去话语权,当代表刘邓势力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退出清华文革舞台后,肯定“十七年”的思潮不但没有退潮,“二月逆流”之后,反而改头换面、变本加厉地以“红线主导论”为核心论点,举帜扬帆地出现在清华园,并在反蒯势力中迅速滋长蔓延。
正如该列宁语录所强调的,大学生中的政治派别的社会属性“归根结底”将“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随着历史发展的参加者和创造者的觉悟程度显露出来的”。在数千人的“四一四”人群中,对肯定十七年的“红线主导论” 的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绝大多数“四一四”人只是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去理解“红线主导论”。只有类似万润南那样身份背景的人和人群,才可能较早和较为自觉地意识到“红线主导论”的份量和价值;只有像罗征启这类文革前的清华宠儿才可能充分意识到“红线主导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两种政治判断所指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归宿。
那么这条列宁语录是谁抄入《必胜》的呢?
《必胜》中引用的这条列宁语录是有人认领的。这个人就是清华文革校友万润南。
万润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这篇文章(指《必胜》)源于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 ”
应该承认,万润南用这段列宁语录来模拟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划分确实恰如其分。尽管语录后面的后续的文字写得并不十分到位,且没有直面清华大学中以刘涛、贺鹏飞为代表的反文革派别的存在。
2010年秋天,当万润南在清华校友网站首次谈论《必胜》写作真相时,周泉缨的反应超乎强烈,近乎失态。在给万润南扣戴了若干政治帽子后,周泉缨余兴未尽,竟然在文章中狂呼“文化大革命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不知“文化大革命伟大的试错精神”万岁与否和《必胜》写作真相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必然联系?
但是,面对万润南对“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有哪些派别”这条列宁语录的认领,周泉缨却没有了底气,既不说“yes”,也不说“no”,始终保持沉默,似有默认之意。

三、《“左派”幼稚病》还是《“左派”幼稚性》?

摘自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的那段语录的来历已经搞清楚。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出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列宁语录”的摘录情况。
《必胜》引用的七条导师语录中,有四条出自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现在我们就重点讨论一下这四条出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列宁语录是不是由周泉缨抄入《必胜》的。
在谈及列宁著作对《必胜》的影响时,号称对《必胜》享有著作权,且创生了“统一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家周泉缨曾经在他2006年出版的《试错》书中写下过如下一段极为有趣的文字:
“罗征启对《四一四思潮必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那就是罗在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前一两个月的样子,曾送我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就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因此很快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所以罗深有感触地对某414派成员说,‘ 这小子脑袋灵,前些天我刚给他一本《“左派”幼稚病》(指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很快就自如地将理论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里了‘” [ ]。
周泉缨的这段文字包含三个内容:
首先,周泉缨认为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左派”幼稚性》是同一篇文章;
其次,周泉缨说自己将《“左派”幼稚性》中诸多观点搬进了《必胜》;
再其次,周泉缨说,由于自己将《“左派”幼稚性》中观点搬进了《必胜》,所以还受到罗征启的夸奖。
下面,我们就依次就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和《“左派”幼稚病》是同一篇文章吗?

只要有过一点马列著作阅读经历的读者,都可以从周泉缨的上述文字中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理论家”周泉缨竟然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两篇文章混为一谈了!
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简称《“左派”幼稚性》)写于1918年5月。就文体而言,《“左派”幼稚性》是一篇辩驳文,其辩驳对像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及其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两个月前签署的《布勒斯特合约》让列宁踌躇满志。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不但重谈《布勒斯特合约》问题,还就“国家资本主义”、“赎买政策”等问题与布哈林展开辩论。《“左派”幼稚性》文中充斥着对布哈林政治观点及其人格的贬损和挖苦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简称《“左派”幼稚病》)则写于1920年4-5月间,是一篇政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就“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不作任何妥协吗?”等若干问题与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及德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展开辩论。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列宁主义政治学的构成之作。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较之《“左派”幼稚性》的知名度要大得多。列宁的一些著名论断(即语录)都出自《“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
比如,1967年4月20日,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批示:“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 ]
其中“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这一提法,就出自列宁《“左派”幼稚病》中的“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
196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任立新的文章。文章以“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为标题,将反对“无政府主义”提到一个极高的政治高度。文章引用列宁的话说,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 ] 文章实际上是在转述毛泽东的批示精神,暗示造反派即将“要走向反面”。只是这样明确的整肃造反派的政治信号确没有引起全国和清华园造反派的足够重视。
由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宣传作用,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却因此在文革中走红。《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发表后,至少在北京的部分大、中学学生中,曾出现过一个阅读列宁《“左派”幼稚病》的小热潮。周泉缨所说的罗征启向他赠送列宁小册子应该就在这个时段。以笔者之估计,罗征启向周泉缨所赠之书应该是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而不是《“左派”幼稚性》。
作为文革爆发时的初一学生的笔者,就是在那个时期阅读了《“左派”幼稚病》的,当然,读懂与否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号称“理论家”的周泉缨却张冠李戴,将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和《“左派”幼稚病》两文混为一谈。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自文革始,截止到2006年的这40年间,周泉缨始终没有搞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左派”幼稚性》根本就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两篇文章!
周泉缨可能至今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出了一个多么超级低级的洋相。而这个洋相的出现实实在在地告诉世人一个真相——周泉缨辜负了罗征启的良苦用心,从来就没有好好读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因此,那四条摘自《“左派”幼稚病》的列宁语录当然也不可能是由周泉缨抄进《必胜》的。不仅如此,出现在这四条列宁语录之后,与这四条语录相关的议论性文字,也不可能是周泉缨写的!

列宁《“左派”幼稚性》中的观点被周泉缨搬进了《必胜》吗?

周泉缨不但将《“左派”幼稚性》和《“左派”幼稚病》混为一谈,还煞有介事地说“……很快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是否被周泉缨搬进了《必胜》。
为了撰写本系列文,笔者细读了《“左派”幼稚性》这篇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对布哈林及其极“左”论点极尽挖苦贬损之能事。现抄录若干精彩句子如下:
例句1.“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多”;
例句2.“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例句3.“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最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
例句4.“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说,你们只是在一个响亮词句同另一个响亮词句间‘加强有机联系’。这可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例句5.“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
例句6.“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例句7.“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例句8.“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例句9.“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
例句10.“布哈林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布哈林偏偏‘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地方。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狂热的小资产者也会愿意这么干的。”
……
从以上摘抄的例句中可以看到,列宁对“小资产阶级”、“‘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状态”、“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进行了足够充分的挖苦和贬损。如果周泉缨当年确实读过《“左派”幼稚性》这篇文章,只需将上述列宁的反“左”语录原封不动或稍加改动抄入《必胜》,即可成为攻击蒯派的锐利武器。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必胜》中却找不到列宁《“左派”幼稚性》这类文句的丝毫踪影。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周泉当年应压根就没读过列宁的《“左派”幼稚性》这篇文章!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左派”幼稚性》根本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两篇文章;而且《必胜》中也没有摘录列宁《“左派”幼稚性》的一字一句;出现在《必胜》中的七条导师语录中,有四条语录是摘抄自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而没有一条是摘自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因此,周泉缨讲述的罗征启“深有感触地”夸奖他的故事,应该是子虚乌有。
周泉缨为什么要编造“罗征启夸奖周泉缨”的谎言呢?
人说谎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心理学家认为,人在学会说话的同时也同时学会了说谎。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心理学家艾尔德•威瑞甚至认为,小孩子天生就会说谎。但是成年人说谎和小孩子说谎的性质有所不同。成人说谎要么是为了掩饰错误或夸大成就,要么是心智没有与身体同步成熟和健全起来。
俗语说“砍的不如旋的圆”,是谎言就一定会露出破绽。周泉缨所谓的“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并受到罗征启夸奖就是一个没有扯圆的谎言。

周泉缨为什么要删节有关列宁著作的回忆文字?

如上文所述,周泉缨在他2006年编著的纸质版《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中回忆过《必胜》写作真相。这是周泉缨唯一一次谈论《必胜》写作真相具体细节的文字。就是在这段文字中,周泉缨讲述了一个自己如何阅读列宁的《“左派”幼稚性》,并将此书的观点“搬进”《必胜》,并受到罗征启夸奖的故事。
但是,2010年秋天,周泉缨在清华文革校友网上和万润南就《必胜》的写作真相发生争吵时,他在自己的《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中整段引用上述回忆的时候,却对这段文字进行了刻意的删节。而被删节的内容正好是那个谎言段落。现将未删节文本和删节文本对照如下:

*未删节文本(摘自《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罗征启对《四一四思潮必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那就是罗在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前一两个月的样子,曾送我几本马克思和列宁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就是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因此很快将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所以罗深有感触地对某414派成员说,“这小子脑袋灵,前些天我刚给他一本《“左派”幼稚病》(指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很快就自如地将理论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里了”。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

*删节文本(摘自《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
罗征启取走我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后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他当即表态,认为文章在理论上很有水平,而且写得也很好。同时,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是他觉得文章最后一段收尾有点儿草率,因此他为我润色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极左派的语录。(由此删去233字)
由于《四一四思潮必胜》得到罗征启的肯定,我心中就有了底,因为在清华,得到罗的肯定,就是得到全清华理论上最高级别的肯定。
周泉缨为什么要删节那个谎言段落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为了弱化罗征启对《必胜》所作贡献。
第二种可能:也许周泉缨已经发现了自己谎言中的漏洞。为了不再扩散这个穿帮的谎言。
当然,上述两种可能并不相互排斥,可能兼而有之。
当然,或许还存在着第三种、第四种可能。但是,最最准确的答案只存在于周泉缨本人的心中。他会向读者提供这个答案吗?
反思文革,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书都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周泉缨之所以在回忆文章中谎言露馅,就是因为周泉缨心绪浮躁,满足于一知半解,文革至今,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果周泉缨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他本应该在撰写《试错》书时,重新核对《必胜》中七条导师语录的出处,并认真阅读导师原文。若把此事做过,即使当年《必胜》中的这些语录不是由周泉缨抄入《必胜》的,也不至于出此洋相。

四、罗征启抄入《必胜》的是哪段列宁语录?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证明,《必胜》引用的六段列宁语录中,至少有五段不是周泉缨抄录进去的,即,那四段摘自列宁《“左派”幼稚病》的语录,以及由万润南摘自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的那段语录。本章节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摘自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那段语录是何人抄入《必胜》的。
从上节引用周泉缨的文字中读者会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周泉缨非常反感谈及罗征启对《必胜》所做的贡献,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中还是承认,《必胜》中出现的若干条导师语录中,至少有一条是由罗征启抄录进去的。周泉缨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他(指罗征启)觉得文章最后收尾有点草率,因此他为我润饰了一下这段文字,并加了一段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 [ ]。
既然周泉缨承认,罗征启为《必胜》“加了一段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那么,本章节就来分辨一下周泉缨所说的这段出现在《必胜》“文章最后收尾”的“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是哪一条语录?
按照周泉缨的说法,“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是出现在“文章最后收尾”位置。那么这段“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似乎就应该是《必胜》中出现的最后那条被错当成列宁语录的斯大林语录,但是,如前文所述,这段语录的调门是反右倾,丝毫没有反极左的意思,和《必胜》全文反极左的主旋律极不合拍。因此周泉缨所说的由罗征启抄入《必胜》的“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不应该是这条语录。
如果认真阅读《必胜》,我们会发现,《必胜》的文字结构是一个三明治结构:开篇和结尾是书信结构,即《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而这封信的初稿起草者是周泉缨。被《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信首和信尾夹在中间的正文是一个政论结构。《必胜》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都存在于这个夹层中。
关于《必胜》的正文的成稿,万润南有非常具体的说法——“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指《必胜》)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后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因此,根据万润南的说法可以推断,周泉缨所说的“文章最后收尾”处应该是指《必胜》的正文最后一章《414必胜》的结尾处,而不是《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信尾。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周泉缨所说的由罗征启在“文章最后收尾”处加入的“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就应该是前述列宁语录中的第六段,即:
“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可以说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这段语录出自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依据前文的分析和讨论,由于周泉缨没有认真读过列宁的《“左派”幼稚病》,所以该段语录当然不会是由周泉缨抄录,而是由罗征启抄录到《必胜》中去的。
应该承认,这段列宁语录的使用是《必胜》的一大亮点。用“蹩脚的革命家”来勾勒蒯大富及其极左派学生领袖的政治形象是十分生动的。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必胜》,我们会发现,这段语录和第五段语录是无间隙地依次出现在《必胜》的“414必胜”章节中的。这第五段语录是:
“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的经济破坏比对国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大的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况,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确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种人在大转变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这段语录出自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该文写作于1918年。这段语录的关键词是“小资产阶级”“露头角”“铁的手腕”。这些关键词对《必胜》反极左主旨起到了极强烈的渲染作用。
那么这第五段列宁语录和上述第六段列宁语录是不是由同一个人抄录到《必胜》中去的呢?如果读者仔细阅读这两段语录后面的综述文字,答案就清楚了。现抄录这段文字如下: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问题很显然!这段文字的写作者将上述两段语录中的关键词“铁的手腕”“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露头角”“蹩脚的革命家”提炼出来,并将列宁原文中的“蹩脚的革命家”改为“蹩脚的革命派”,将“犯错误行为”改为“犯罪行为”,然后综合成一句话。
两段列宁语录的使用,加上后续解说文字的跟进,构成了“414必胜”章节中的最关键性的文字,也是《必胜》全文中最精彩的段落,不但指明了极左派的行为特征,也指明了他们的政治归宿。由于两段列宁语录和后续文字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性,所以,这两段列宁语录的抄录者,和语录后面的后续文字的写作者应该是同一个人。
由于周泉缨只是《必胜》初稿的起草者,没有参与《必胜》的修改和定稿,又不认识李兆汉老师。又由于周泉缨没有认真读过《“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且周泉缨同时又承认,在“文章最后收尾”位置添加“列宁反对极左派的语录”的是罗征启。所以,这两段语录及其后续文字很可能就是出自罗征启之手,当然也有可能是罗征启和李兆汉合作的结果。总之,由于这两段语录的抄录者不可能是周泉缨,所以这两段列宁语录后面的后续文字的写作者当然也就不会是周泉缨了。
1968年7月28日,《必胜》出笼一年之后,毛泽东将三万工宣队员及数百名8341部队成员派驻清华园,用“铁的手腕”将蒯大富及其“蹩脚的革命派”捏得粉粹。《必胜》中所引用的列宁“铁的手腕”之言,真可谓是一语成谶!但是,发出此谶语之人不是周泉缨!

五、斯大林语录还是列宁语录?

行文至此,《必胜》中出现的六条列宁语录的来历已经讨论完毕,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必胜》中的最后一段所谓“列宁语录”及其相关情况。
《必胜》引用的最后一段“列宁语录”出现在《必胜》的结束语《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信尾中:
“列宁说‘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在线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就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他们就立刻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还没有完全从洞子里爬出来,他们立即就吓得往后退,胆战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当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 ”[ ] 。

查阅文献可知,《必胜》所引用的该段语录根本不是什么“列宁语录”,而是斯大林语录。这段语录摘自1930年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结论部分)》。《必胜》为什么会出现这段斯大林语录呢?是谁将这段斯大林语录张冠李戴说成是“列宁语录”的呢?

斯大林语录走红中国政坛的背景

如果《必胜》的作者直接阅读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结论部分)》原文,并从该文中直接抄录该段语录,是不会发生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的。但是,在躁动的文革时期,让文革参与者静心阅读十七卷本的《斯大林全集》几乎是一种神话。那么,这段斯大林语录又是如何进入到《必胜》作者的视野中去的呢?
斯大林的这段语录在中国第一次被隆重使用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刘澜涛[ ]为了帮助毛泽东寻找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依据,搜集了若干导师语录并编辑成册,题名《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简称《群众运动》)。
1959年8月2日刘澜涛将此册上报书记处书记彭真,书记处将其转报至毛泽东。毛泽东读后龙颜大悦。8月15日,毛为其撰写批文,在此批文中毛泽东指责彭、黄、张、周“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毛愉悦地称赞了刘澜涛编辑的导师语录。毛在批文中写到“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8月16日,余兴未尽的毛泽东再次为《群众运动》写下批文,即那篇著名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
《群众运动》共搜集毛泽东语录6条,马克思语录1.5条,恩格斯语录0.5条[ ],列宁语录7条,斯大林语录2条,合计17条导师语录。庐山会议之后,刘澜涛编辑的《群众运动》被刊登在8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月第十七期《红旗》杂志也隆重刊登此文。全国各地的出版社都大量地印刷发行了这本小册子。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效仿刘澜涛,也炮制了一本革命导师语录的小册子,题名《革命导师论天才》。毛泽东为此旧话重提,将“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升格,说林彪、陈伯达并黄吴叶李邱的庐山之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1970年庐山会议的结局当然是张春桥安然无恙,陈伯达被罢官,林彪从此一蹶不振。 近些年有人居然专门考证,说毛泽东在1970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因为空军在庐山上修机场,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此考证忽视了毛泽东的话语风格。此乃题外之话。
文革初期,为了批判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群众运动》语录集受到各个大专院校造反派的热捧,成为造反派手中批判的武器。《必胜》作者大概就是通过阅读《群众运动》接触到这段斯大林语录的。这段斯大林语录很长,大约1800多字,《必胜》摘抄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笔者的估判,该语录的抄录者应该是在写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时,摘录了这段斯大林语录[ ]。但在抄录这段斯大林语录时,抄录者心猿意马、神不守舍,想当然地认为所抄语录就是“列宁语录”了。

是谁将斯大林语录说成“列宁说”?

为了搞清楚是不是周泉缨将斯大林语录说成是“列宁说”,首先要确认周泉缨在文革中是否接触过刘澜涛编辑的那个《群众运动》的导师语录集。
事情很凑巧,就在笔者写作本文期间,周泉缨在网络上散发了他的新作《毛泽东与自由民主平等——对毛泽东一生的总评判》(简称《总评判》)。《总评判》中有一段文字似可证明周泉缨文革中确实接触过《群众运动》这个导师语录集。周泉缨的这段文字是:“……毛泽东又不得不动用集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并无可奈何和强词夺理地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说词,去抵挡刘少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攻击。”
周泉缨上述文字中用括号括住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18个字就是刘澜涛编辑的导师语录集的名称。周泉缨对这个语录集的名称如此记忆犹新,说明文革期间他确实接触过《群众运动》这个语录集。
其次,由于参与《必胜》写作的人不止周泉缨一人,那么,将斯大林语录张冠李戴说成是“列宁说”的会不会是周泉缨以外的其他人呢?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必胜》的文章结构和文字本身入手。
前面已经分析过,《必胜》的文章结构是一个三明治结构:序言和跋是书信体。夹在信首和信尾中间的是《必胜》的正文。
被说成“列宁说”的斯大林语录出现在《必胜》的结尾处,即《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信尾处。接着斯大林语录出现的后续文字是这样写的:
“的确,‘患难识朋友’。列宁说的‘套中人’也就是小人。这种人在革命道路上是很常见的。你信中提到‘XXX’大概就是这种人吧,困难时期这种人会多几个起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段文字中,斯大林所说的“套中人”再次被说成是“列宁说的套中人”。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里科夫的绰号。由于其因循守旧、害怕变革,所以在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中经常用来比喻那些思想右倾保守的人。
在《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中,信的写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地将河南造总的“XXX”比喻成“套中人”。由此可见,这段被说成“列宁说”的斯大林语录的针对者并不是清华园或河南的极左派,而是清华四一四派在河南的“战友”中的意志不坚定者。
总之,这说明,抄录斯大林语录,并将其说成是“列宁说”的人和后续文字的写作者应该是同一个人。
周泉缨1967年的6、7月间曾通过唐伟的关系去郑州“考察”文革,较深地介入了当地的文革运动。由于罗征启、万润南、李兆汉都没有去过河南,与“河南造总”均无牵扯,所以,出现在《必胜》正文前后的这封《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中的全部评述性文字只可能出自周泉缨之手。
由于周泉缨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记忆犹新可以推论周泉缨在文革时段接触过刘澜涛编辑的《群众运动》导师语录集,又由于周泉缨文革中介入过河南的文革运动,因此在《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信尾处将河南造总的XXX比喻成“列宁说的‘套中人’”的人也只能是周泉缨。所以,将那段摘自《群众运动》导师语录集的斯大林语录说成是“列宁说”的人,只能是周泉缨。
文革时期,周泉缨只是20多岁的青年人。他的专业是“汽车制造”,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列主义所知甚少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林彪倡导的便捷的语录阅读方式,培养了一代文革青年急功近利的阅读习惯,加上周泉缨做人做事心浮气躁,很可能在抄录斯大林语录时根本就没有认真核查此段语录的出处,想当然地将斯大林语录当作“列宁语录”,也同样是可以原谅的。
当然,《必胜》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作为年长者和《必胜》的修改者和定稿者,且政治理论水平高于周泉缨的罗征启和李兆汉对此也应该多少承担一些责任。
《必胜》出笼已经49年,号称手握《必胜》著作权的周泉缨却只是一味沉醉于“理论家”的光环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必胜》中所犯的这个低级错误。因此,笔者不得不借本文帮助周泉缨校勘此误。希望周泉缨也能够撰文,就此低级错误给予说明。

结束语

行文至此,与《四一四思潮必胜》文中列宁语录相关的话题基本讨论完毕。然而笔者不得不承认,本文并没有完成序言中所预设的任务——证明万润南和罗征启所说为《四一四思潮必胜》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或者不是李兆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自文革始,直至2006年写作《试错》书之时,在这近40年期间,周泉缨从来没有读过或没有认真读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两篇文章。所以才在回忆文章中将列宁的这两篇文章混为一谈,并编造谎言说“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诸多观点,就被我搬进了《四一四思潮必胜》”,还因此受到了罗征启的夸奖。
第二个事实:《必胜》在结束语段落,即《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的信尾部分将斯大林语录张冠李戴说成是“列宁说”。这说明抄录者周泉缨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习惯。
最后,我们对出现在《必胜》中的七条导师语录的摘录者作如下判断:
摘自列宁《革命青年的任务》的那段“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哪些派别”的语录是由万润南抄入《必胜》的;
摘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那段有关“蹩脚的革命家”的语录,以及摘自《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那段有关“铁的手腕”的语录的抄录者应该是罗征启或李兆汉。这两段语录后面的相关文字的写作者是罗征启,或者是罗征启和李兆汉老师合作的结果。
摘自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文中的其余三段语录的摘录者不详,但一定不是周泉缨,因为周泉缨并未认真读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摘自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的那段语录很有可能是由周泉缨抄入到《必胜》中去的,但却将斯大林语录误说成是“列宁说”。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浮躁的年代,参与者之浮躁更甚于旁观者。《必胜》写作真相的讨论让笔者和读者身临其境地领略了一下这种浮躁。

致谢:谨以写作本系列文的方式向周泉缨、孙怒涛、叶志江、唐金鹤、陈继芳、马小庄、傅培程等清华文革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将自己回忆清华文革的大作赠予笔者。
2016年2月28日初稿 福建上杭金秋园
2016年7月23日终稿 北京海淀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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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余杂记】

众溪奔涌汇江海
——文革研究路上20年所知所感

何 蜀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文革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美国,2016年7月)。本刊发表前作者又作了校订。

我的第一篇文革研究文章《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应是重庆“一二·四事件”》,发表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内部刊物《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三期上(后以《重庆“一二·四”事件》为题在1999年12月出刊的《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2辑发表),那时就知道有一种说法: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外国。尽管直到今天这个说法还有一些影响,但我却一直觉得这并非事实。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一直都在进行,只不过有许多困难、障碍。其实,在海外做文革研究,虽无政治上的禁忌,但也有另一些困难、障碍,性质不同而已。为此,特以此文对我个人所知的中国大陆(主要是民间)文革研究情况作一回顾、梳理。

最早给我影响的前辈学者

1989年春,我从广播电台(先后任文史节目编辑、广播剧编剧、文艺节目编辑)调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以无党派身份)参加创办《红岩春秋》杂志。大量接触到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稿和资料,我的兴趣从文学逐渐转向了史学,重点还是我一直关注的文革这一段(只不过此前想的是写文艺作品)。
在八十年代,全社会对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停留于批判、控诉的层面。当时在学术研究上起步较早、影响较大的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及金春明主持编写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编,求实出版社1989年。实际上这是最早的文革小辞典)。不久,我以党史期刊编辑的身份分别给王、金二位前辈去信求教并约稿。他们都很快就给了我热情的回复。
王年一老师说他在1992年中风,有后遗症,写信都困难,因此不便写稿,但我还是和他保持了通信和电话联系,后来又协助他整理完成了几篇文章。有一次我请教他,写重庆文革历史,很难回避军队“支左”中的问题,应怎样处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秉笔直书(我在《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一文里有详细记叙)。
金春明老师则给我寄来了他《“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部分章节的复印件,我选择其中两篇在《红岩春秋》上发表,分别是《大冤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93年第一期)和写刘少奇冤案的《中国头号大冤案形成之谜》(1993年第二期)。
有人或许会因“官方学者”的身份对王年一、金春明等人的著述抱有成见,其实,他们都是有良知、有独立见解、一心做学问的学者。王年一多次强调,他那本《大动乱的年代》不是官方著作,并无官方授意,而是他的个人著作。金春明在《“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一书序中也说:“这里所作的解释,都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属于我们个人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个人的理解和认识”,或许会显得审慎甚至保守,但也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并不等同于政治宣传。
比如,林彪事件之后,官方公布了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试图以此来证明“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早已看清了林彪的反动本质,以修复被林彪事件严重污损的毛泽东“光辉形象”。而金春明却在认真研究信的文本及相关史实之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此信并非揭露林彪,“无论从信的内容本身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活动看,都不能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洞察了林彪的‘反动本质 ’。”这封信“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任和依靠的,是作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试析》,原发表于《党校论坛》1989年第五期,后选入《金春明自选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127页)。
又比如,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官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界定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金春明则在他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前言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一场内乱为什么能发动亿万群众真心诚意的参加,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造成那样巨大的影响?这又是‘内乱’的定义不足以说清楚的,或者是包容不了的。”为此,他提出了另一个定义:“‘文化大革命’是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的,采取‘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与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的长时期的特殊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两相比较,显然,前者是政治性的定义,后者是学术性的定义(大概正因为这种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表述,金春明此书刚一出版即被查禁)。
金春明是最早经胡耀邦提议组建了中央党校第一个文革研究小组,以后又在全国最早招收了文革研究生的学者,他十分支持我做文革研究,还介绍了他的研究生与我联系,我在《红岩春秋》上陆续发表了金老师的研究生写的或组织来的几篇文革题材的文章。

起步较早的众师友

在文革研究中起步较早、九十年代已经十分活跃的学者中,大多是文革时的中学生,如徐友渔、吴迪(启之)、卜伟华、印红标、陈东林等。我想这与他们在文革中的中学生身份有关——知青下乡大潮使中学生普遍被抛出了文革运动轨道,有了一段冷静的旁观、思考期,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又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得以继续进行学业上的深造,有了较好的学术条件,因而在文革研究中走到了前头。
徐友渔是民间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他那本文革回忆录《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或许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造反派红卫兵回忆录。现在回头再读,仍觉得书中对文革的反思相当好,至今仍有启发作用。他编的那本多人回忆合集《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和他的学术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和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都对推动文革回忆与研究影响较大。虽然进入新世纪以后他更多研究民主宪政问题去了,但对文革研究始终关注,我那本《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就是他推荐给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
继徐友渔之后,九十年代中后期已开始从事文革研究的那批学者的学术成果,在新世纪之初陆续问世,如清华大学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堪称第一部文革造反运动史),北京大学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中心吴迪(启之)编的三卷本《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和他的专题著述:《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台湾秀威公司,2010年)、《揭秘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台湾秀威公司,2013年)。与他们的交往对我在学术上帮助很大,因他们都经过正规的学术训练、理论功底深厚,徐友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启之是北大研究生,印红标是北大博士,唐少杰是武汉大学研究生……而我则连大学门都没进过(只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广播电台任文史节目编辑时为了评职称的需要而通过考试获取了一个电视大学专科文凭)。
九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大陆民间的文革研究者中,最先与我建立联系的是徐海亮,他是文革爆发时的大学生(当时热心于文革研究的人多是文革时的中学生)。我在《红岩春秋》上发了他有关文革的两篇纪实文章:《一次难忘的小提琴独奏》(署名碧侠,2000年第1期),《文革时期所见的几位出家人》(署名漂木,2000年第5期)。后来他编写的《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银河出版社,2009年),后修订增补为《武汉“七二○”事件实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汇集了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或口述史料,成为研究武汉“七二○”事件的重要参考。
我还联系上了原《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并在《红岩春秋》上发表了他的《两万张文革照片的来历》(1996年第四期)和《我亲历的“反革命事件”》(1999年第四期)。他那些文革时期的摄影作品现在已经在全球许多地方巡回展览,影响很大了。
在世纪之交,我陆续接触到了更多的民间文革研究者,比如——
湖南的陈益南。当时那批民间文革研究者多是文革爆发时的中学生,而陈益南和我在文革爆发时是工人(他是学徒工,我是临时工)。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是文革武斗亲历者的第一部回忆录。他对长沙群众组织的研究,是我见到的最早对一个地区群众组织作出全面研究的作品。
广州的叶曙明九十年代就在网上陆续发表了有关广州文革的系列文章,他看过广州军管会的全部档案,采访过广州文革的若干风云人物,因此对广州文革十分熟悉。2011年,他将这些文章汇编定稿成《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一本厚达497页的自印书。
以研究军队与文革问题见长的余汝信,虽有在军队任职的身份,但研究文革却是独立思考的民间立场。他搜集了相当多的文革史料,许多是外界不易见到的内部书、自印书、私人手稿之类,这使他的研究有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后来他编注了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整理注释了丁盛口述、金光谈话记录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主编了《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第一部对造反派进行专题研究的《“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作者周伦佐,文革中只是四川西昌的一个知青造反派骨干,在经历有限,资料也不多的情况下,却以他深邃的哲学思考将造反派这一历史现象从理论上分析得鞭辟入里,令我叹服。可惜后来他因病停笔,未能继续研究下去。
还有对上海文革特别是上海工人造反运动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女学者李逊,从民间研究者角度对上海文革亲历者做了大量口述采访的顾训中,对广西文革大屠杀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的蒙木生(晓明),从中国科学院退休后写了大量博客文章研究文革的杜钧福,对青海文革及一些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的孙言诚,研究陕西文革的青年学者白磊,整理出珍贵的父子文革日记的原天津中学生王端阳,对“五七干校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湖北咸宁李城外……

2006年的民间研讨会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徐友渔和崔卫平、郝建等发起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民间文革研讨会,参加者多是北京的学者,如启之、唐少杰、陈东林(当代中国研究所)、魏光奇(首都师大)、吴小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丁东与邢小群夫妇等,来自外地的有山西省委党校的赵诚、上海同济大学的陈家琪和来自重庆的我,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叶维丽(文革时的师大女附中学生),瑞典学者沈迈克。那次与沈迈克的认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曾于文革后期在复旦大学留学,自称“工农兵学员”,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对各地的文革情况似乎比一些中国的研究者还熟悉,比如在闲聊时说到文革中“吃人肉”问题,一般人只知道广西武斗中发生过,但他却能说出在云南也发生过,那是《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丁龙嘉、听雨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披露的。说起四川的文革,他还能说出当时八二六被红成骂作“趴耳驴”。这些都使我十分惊异和佩服。几年后,他与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合写了老外笔下的文革史《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丁东与邢小群夫妇当时已经在做口述历史方面的工作。此前我已经知道丁东不仅写有不少思想深刻的文章(他的《精神的流浪》多次再版),而且致力于思想启蒙的编辑、出版工作,策划、编辑或参与编辑了一批对研究与反思文革极有价值的好书,如《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顾准寻思录》(陈敏之、丁东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王申酉文集》(金凤、丁东编注,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等。
非常令人痛心的是吴小龙在那次研讨会之后不久即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他原计划写《毛泽东与文革》,并已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在那次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写作提纲(我写有《又一个书斋空了——悼吴小龙》,发表于《博览群书》2007年第一期)。
那次我参加研讨会的食宿与路费都是由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李宇锋他们提供的。在他那里还参加了另一个有关文革的座谈会,文衡中心的主持者、文革中曾被江青打成“五一六分子”的郑仲兵老师和徐友渔、卜伟华、启之、吴小龙,还有致力于林彪事件真相调查与写作的部队女作家舒云,《炎黄春秋》前主编刘家驹,正在北京出差的文革时重大八一五战报主编周孜仁等参加了。我还同宇锋一起去了王年一家,那是我与王老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那次去的还有舒云和写了《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的原《解放军报》记者卢弘(文革中常以“洪炉”笔名为《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一些文章配画插图)。
在宇锋那里还见到了曾任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和江青第一任秘书的阎长贵老师,以后我的一些文章和所编刊物都得到他认真的指教。后来他与曾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老师一起出版了有关中央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文集《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后增补为《钓鱼台忆往——江青随员的证言》,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后他又单独出了《中南海文革内幕:江青首任秘书亲历实录》(香港大山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
那次见面之前我已经读到了郑仲兵老师和李宇锋他们办的民间刊物《往事》(到2015年共出了130期,约三分之一内容是文革回忆或研究),但直到见面后我才知道宇锋早已因病致残,行动不便,文衡中心和《往事》的主持者郑仲兵老师则正在癌症治疗期中,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主持做了大量抢救史料、推动思想启蒙的工作,在他们那里举办了多种研讨会、座谈会,有关文革的就有纪念卞仲耘遇难四十周年座谈会,《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书的研讨会等,还录制了北京地区许多文革风云人物的口述视频资料,后因经济原因,中心撤销,这些资料大多尚未整理出来。

新世纪民间研究印象

2008年我退休后,与启之一起创办了电子刊物《记忆》。从2012年起,《记忆》由启之办,我另办了《昨天》。在这期间,我接触到了更多热心关注文革研究的作者和读者,对中国大陆民间文革研究现状有了一些了解,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文革大学生的回顾与反思
在九十年代的文革研究中较少见到的文革大学生,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活跃起来(大概是他们都已退休,有了充裕的时间)。其中尤其是清华大学校友十分突出。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问世,如:沈如槐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周泉缨著《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孙维藩著《清华文革亲历 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 邱心伟、原蜀育编《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初版,2013年1月修订版)、孙怒涛著《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蒯大富著《清华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叶志江著《走出文革》(美国溪流出版社,2014年)、孙怒涛主编《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其中特别是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和他主编的《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在反思文革的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他还超越了当年的派性(而这是许多文革大学生都还深受困扰的),尽可能地团结不同观点的亲历者一起来进行回忆和反思,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北京大学校友继几本文革风云人物的回忆录——范达人著《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杨勋著《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樊立勤著《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香港繁荣出版社,2007年)、季羡林著《牛棚杂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之后,又有丛璋、亚达、国真等组织汇编的《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一、二、三集陆续问世。
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聂树人、王大宾陆续出版了回忆录(聂树人的《北京天地两派的斗争》、《三司与〈首都红卫兵〉报》、《“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等,均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王大宾的《王大宾回忆录》由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出版)。原北京地质学院的许多校友(包括学生与老师)也在积极筹备,相互交流,有的已经在写回忆录或整理文革日记、大事记和有关资料。
值得注意的还有:周孜仁(文革时为重庆大学学生,曾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著《红卫兵小报和我》(2002年网络连载,2006年以《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书名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范正美(文革时为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曾任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班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回忆录《秋梦追思》(原书标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年。但该社称其书号、责编等均为假造,应系书商盗名私印),梁守福(文革时为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曾任安徽“八二七”派主要负责人)的回忆录《乱流浮沉半生缘》(2007年网络发表),高树华(文革时为内蒙师院学生,曾任造反派学生领袖、内蒙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程铁军著《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戴维堤(文革时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负责人)著《逝者如斯》(最新修改版,网络发表,2007年),蔡文彬(文革时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曾任红卫兵成都部队主要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主编《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黄肇炎(文革时为重庆大学学生,曾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编辑)著《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等。特别是周孜仁、黄肇炎的回忆录和蔡文彬主编的回忆赵紫阳文革结束前后在四川情况的书,都有深刻的反思。范正美和梁守福的回忆录虽然还抱着歌颂文革的观点(梁守福在网上发表回忆录之后还专门写了篇《文化大革命是完善人性的革命运动》发在网上),但他们都提供了有关当地造反、夺权及派斗情况的许多可贵史实,特别是黑龙江省夺权后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怎样被中央要求交权给原省委领导人潘复生,安徽省的夺权怎样在最后时刻被中央否决(此后中央对各地的造反派夺权就不再承认),对研究所谓“一月革命”的真相都很有价值。
二、团队协作的成果
除去前边提到过的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和清华、北大、北京地质学院校友等群体外,近年来还有一些不同的小群体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文革前期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批记者,在九十年代陆续退休后发起写作回忆文章的倡议,经过几年努力,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和资料,幷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分。2007年10月,他们一部分人聚会于北京,决定核对修改写出的材料,进一步继续征集史料,最后由肖健卿、李近川主编为《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汇集了二十多位作者回忆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时各自经历和见闻的四十余篇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出当年作者们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所经历和了解的文革情况。
以李辅、段立生等原山西造反派头头及骨干组成的回顾与反思文革的团队,经过几年的集体回忆,辩论探讨,分别采访,查找资料,反复修正,由石名岗执笔,完成了他们对山西文革带总结性的著述《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率先对一个省的文革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回顾与反思;
湖北武汉一批原文革时期中学生,在抢救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李乾、谢保安、杜良怀等在组织、策划上,杜先荣在整理、编校上,余德亨在印刷出版上,都倾注了许多心血,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几年来推出了一批武汉文革风云人物(特别是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口述史或回忆录(大多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虽然一些回忆录有反思不够的问题,但毕竟留存了许多亲历者记忆的史料。而李乾所写的回忆录《迷失与求索》(2007年自印书;2008年由美国柯捷出版社出版),则是中学生红卫兵因杀人而坐牢者的第一本(或许是唯一的一本)忏悔录。李乾的忏悔是真诚的,反思是深刻的。因此,在薄熙来“唱红打黑”甚嚣尘上之时,他才能敏锐地看出其复辟文革的罪恶本质,并在许多高官和御用文人为所谓“重庆模式”喝彩并趋之若鹜的时候,就勇敢地发出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谴责声,并指出:“在民主和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一个善良的中国公民,都不能不高度警惕极左和暴力的幽灵。”
由刘进、冯敬兰、于羚、宋彬彬、叶维丽等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友组成的团队,顶着极大的压力,对文革中影响深远的女附中“八五”事件及相关人与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反思,她们的努力已经积累起丰富的资料,还带动了其他一些中学校友的反思活动;
此外,一些高校(如复旦大学、首都师大、福建师大等)在文革研究中也表现突出,因不属于民间研究,就不在此列举了。
三、在收藏基础上的研究
因官方档案不开放,民间收藏就成了文革研究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两位年近八十的元史与蒙古史专家周良宵、顾菊英夫妇,经十数年的苦心搜集,在大量资料基础上整理、编撰成长达600万字的文革资料汇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由《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十年文革大事记》三部分组成,2008年底由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出版。
四川省自贡市的王锐,在收藏文革小报同时做了不少研究,所写文章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已经完成了《中国文革小报研究》、《自贡市文革大事记》书稿和四川文革大事记的部分篇章。
北京的胡庄子收藏有文革时期各种群众组织所办期刊近千种,写成了《红卫兵刊物过眼录》等专著。官方出版的《中国期刊大词典》(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共收录中国出现刊物以来的期刊33036种,却对文革群众造反运动中出版的众多刊物只字不提,这更显出胡庄子研究的价值。
北京的青年学者范世涛,对当年一个很有影响的单位“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革亲历者做了大量采访。同时,他还收藏了自2010年以来在旧书市场上购得的上千万字文革期间私人日记(作者身份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教师、机关干部、研究人员、编辑、售货员、农场职工、军人、工作组成员、中央专案组人员等等)。他已对这些日记做了初步的研究。
吉林的姜东平,20余年来从旧书市场淘得许多文革中的交代、简报、会议记录、日记书信等民间史料,整理分类,装订成册,多达千卷,并据此写出了许多文章,已选编成《红叶满地》一书(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15年)。
湖北襄阳的青年学者李晓航,在收集文革资料的同时,独自进行了认真的编目工作,令人赞叹的是他是以超过“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做此事的,愚公毕竟有全家上阵一起挖山不止,而他是在妻子的支持下独自进行,并在其间写了一些研究性文章,还经常无私地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有关专题资料。
山东的齐晋华,从1985年就开始搜集文革资料,现在积累资料已十分可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写作,已完成有关王效禹的《齐鲁三年枭雄王》书稿(16万字)和《一九六七年青岛文革日志》书稿(21万字),现正写作《1966年至1969年青岛文革史》。
文革时在广西,退休后定居杭州的八旬老人陆文光,也收藏了相当多的文革实物及报刊、传单资料。他已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编写了《文革词汇》、《文革人物》、《文革事件》三大本资料书稿。
还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岳阳的任冬林先生。十多年来,他与拾荒人一起进出废品回收站,不顾脏、累,抢救下一批批记录着文革中基层街道、农村、工厂情况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思维习惯甚至特色鲜明的时代语言的史料。非常遗憾的是任先生2013年因病猝然辞世,未能进一步整理和研究他那些珍贵的收藏。
四、失败者书写历史现象
以往有一个说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却出现了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败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一些高级干部、军队将领,以及只活跃过一两年却遭到十多二十年反复清查、打击、惩处的原造反派……在新世纪都陆续开始撰写或口述回忆。公开出版的,民间自印的,网络传播的……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文革后遭到惩处的那些“反革命集团”成员、“帮派骨干”、“三种人”等等,到世纪之交,或已刑满出狱,回归社会,或在被迫“下海”谋生多年后因年事已高而退职,或已从职场退休,都有了时间和条件面对历史留下自己的证言。当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相继出版后,就有人说“文革研究进入了吴李邱时代”。这些“失败者”都是文革的重要当事人、见证人,他们的回忆录或口述史虽然多立足于自我辩护,但也提供了正史中往往难于见到的另一面的史料,对文革研究的深入很有帮助。

《汉书·艺文志》中引孔子的话说:“礼失而求诸野。”其实不光是“礼”,当一些历史真相在官方史著中缺失后,同样也可“求诸野”。
民间文革研究任重道远,跋涉于此也就乐在其中了。

2016年9月10日校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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