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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七十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0月 29, 2016 9: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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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七十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9月30日第76期


本期目录

风云人物

东方平 平庸之恶:老兵王更印的人生悲剧

生逢乱世

樊能廷 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
杨德立 没有证据的判决——文革中一个中学生的冤案
王 锐 毛泽东逝世,我差点被打成“反革命”

书海泛舟

张玉峰 学长李青山——李青山回忆录《文革记忆》代序
孙 涛 真实的印痕——读《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的回忆》随笔
李青山 太工红旗质疑山西夺权(《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的回忆》选读

编读往来

郭予庆谈75期对《戚本禹回忆录》的指谬
王锐读75期《他追求生命的厚度》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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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平庸之恶:老兵王更印的人生悲剧

东方平

一、解题

平庸之恶(英文Evil of banality),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采访和观察阿道夫·艾希曼审判过程中提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据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材料,艾希曼主持执行纳粹高层决策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导致500~600万犹太人被屠杀。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对死于该集中营的20万犹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61年4月~5月,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进行审判,最终判处艾希曼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身份,现场报道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概念。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另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后者如阿道夫·艾希曼,是一些表面上“既不邪恶也不残忍”的庸常之人,在“思想的完全缺失”、道德责任的完全丧失下,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反而直接参与的行为。
这种平庸的罪恶是一种悖论,主要出现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制下,服从的道德与良知的判断之间发生倒错,一些人陷入康德所说的“扭曲”:“他有罪,因为他服从,然而服从被视为美德。”

二、出场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47岁的王更印时任广州军区陆军55军215师政委。
毛泽东公开指责北京市委一把手彭真在首都搞“独立王国”,文革的第一个浪潮,就是改组北京市委,把彭真赶下政治舞台。彭真手下一文一武的“笔杆子”和“刀把子”,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先后被一锅端。
1967年初,王更印近30年的职业军人生涯戛然而止,他被选拔入京,担任改组后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后来陆续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从南国边陲来到北京皇城根下,王更印一干就是10年,直到1977年初被免职;然后被判刑也是10年,囚禁于秦城监狱;保释出狱后,幽居北京多年,最终回到广州军区,在老上级老战友关照下度过残年。

三、其人

王更印所在的陆军55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一部分是悍将陈明仁率领起义的原国民党21兵团下辖215、219师;一部分是解放军48军(冀察热辽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升级的原东野11纵)军部和144师,49军的145师。
215师是起义部队的底子,在解放军序列里没什么赫赫战功。不过它的几任师政委,倒成了有点动静的人物。215师首任政委江腾蛟,后来调入老上司刘亚楼麾下,一路升任空四军政委。1980年,江腾蛟居然与黄、吴、李、邱一起,成为林彪集团被公开审判的五大“死党”之一。
第二任政委李振军,1970年代中期成为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的第二任丈夫,80年代曾出任武警部队政委。
王更印不算军中骁将,也未曾平步青云。与他同龄的江腾蛟,1950年擢升215师首任政委,31岁。他的前任王光辉,还比他年轻3岁。王更印接任215师第四任政委时,已经40多岁。
1980年代出任北京市劳改局局长的老公安魏相如,后来这样评价王更印:“其实,王更印是一个贫苦出身的老实人。他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到师政委,一步一个台阶实打实地干上来的,人品不错。”
魏相如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技侦处处长、东城分局局长,文革中受到市公安局军管会迫害,被打成“大特务卖国集团”的骨干成员,囚禁于北京良乡监狱。1971年魏相如复出,曾与王更印在北京市公安局共事数年。两人分属不同阵营,他对王更印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公允的。
王更印的“老实”还有一个佐证。王更印在林彪四野系部队任职20年,是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老部下。1968年3月黄永胜进京出掌总参谋部,王更印与这位炙手可热的老首长几无瓜葛,与北京总部的众多四野将领也鲜有交集。1971年“九一三”事变之后,王更印没有像众多四野老人那样受到牵连,继续做他的副职“九门提督”。

四、其事

在狂飙猛进的大时代,仅有老实的“人品”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足以遗世独立,远祸自保,也难以避免落井下石,助纣为虐。
1984年2月2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王更印诬告陷害案”判决书:

被告人:王更印,男,65岁,原任广州军区某师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王更印犯诬告陷害罪,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经过非公开审理之后,“北京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更印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谢富治的授意,捏造事实,提供诬陷材料,致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干部受到诬陷迫害;参与制造冤案,诬陷迫害首都广大公安干警,破坏首都公安机关,后果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诬告陷害罪。……判处王更印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王更印“诬告陷害罪”的几个犯罪事实,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都发生在文革前期,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专案组办理的几件“大案”。
一是1967年12月,刘传新、王更印等人秉承谢富治旨意,炮制《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等31名高级官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特情报的批准人”,致使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等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捕入狱,刘仁、徐子荣被迫害致死。
二是1968年4、5月间,王更印按照谢富治的指使,积极参与编造《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诬陷报告,诬陷原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邢相生等10名正副局长和72名处长、县分局长是“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制造了“北京市公安局大特务集团”的重大冤案,将23名北京市公安局局处级干部逮捕入狱,将974名公安干警定性为“敌我矛盾”押往劳改场所“审查”迫害。
三是刘传新与王更印等人,将大量正常侦察材料作为“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罪证”提供给有关单位,成为彭真被逮捕和罗瑞卿被诬陷为“大特务”的重要依据。谢富治、刘传新、王更印等人诬陷的高级官员,还有薄一波、习仲勋、万里等39人。

五、问责

判决书可以看出,王更印的所有罪责,都是秉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旨意,执行顶头上司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局长刘传新的部署。刘传新的出身与王更印一样,在部队干了半辈子政工,其实丝毫不懂得北京的政治工作。1966年底,刘传新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点名,从陆军27军副政委任上抽调北京。1977年5月18日,在批斗大会的前一天,被免职审查的刘传新自杀身亡,把罪责留给了活着的王更印。
王更印是跟着上司犯错误的一类政治盲从者。与他的遭遇相类似的,还有文革期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施义之(原北京军区陆军21军政委)。施义之另一个身份是顾准的妹夫,文革期间为顾准的母亲养老送终,还有情有义地照拂顾准夫妇遗下的几个孩子。1976年之后清算公安部军管会干下的一大摊子坏事,应该承担主要罪责的部长谢富治已经病故,继任部长李震也已经自杀,总得有大活人来承担这一切的政治和法律责任,施义之自然就在劫难逃。
王更印同样在劫难逃。魏相如曾客观地谈及王更印这段公案:“倘若刘传新不死,他不至于承担这么重的罪责。”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回忆:1967年初,“市公安局实行了军管,开始负责的两个人,一个叫牟立善,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忘了,后来他们调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们的人是刘传新、王更印。后来一翻过来,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
吴德坚持认为,面对北京市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后的混乱局面,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为维护首都治安,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更印的判决书中涉及到文革前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副局长吕展(兼北京公安总队队长)等数十名高级警官。这些局处级官员早在1966年就被一锅端赶下台,陆续被捕收监。王更印1967年参加军管,与这些人的被捕毫无关联,他的主要责任,是在专案组炮制好的罪行材料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六、命运

文革前和文革中,毛泽东先后调拨了几大批高中级军官,对中央政府部门和北京等各地党政机关进行吐故纳新、输氧换血。1964年,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浪潮中,中央各部委办成立掌管组织人事,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部,主要成员均由部队军一级政委担任。文革初先后派出的军管会和军宣队,又有更大一拨高中级军官进驻各级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由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具体实施。当时公布的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原为北京军区陆军38军副军长;政委范普权,原为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后来还兼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是刘传新、王更印二人。该年11月,经北京卫戍区批准,牟立善任市公安局军管会党委书记,刘传新任副书记,免去范普权的党委书记职务。1969年8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再度改组,刘传新接任党委书记,王更印任党委副书记。
如此看来,王更印犯下起诉书中的那些职务罪行时,只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第四把手。排在他前面的诸位,同样难辞其咎。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比“老实人”王更印或者更加聪明,或者更晓是非,要么及时抽身而退,要么根本就拒不履职就任。
一把手牟立善公开的履历中,1964年任38军副参谋长、副军长,1968年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1969年任第二炮兵参谋长,完全抹去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的中间这段。牟立善离职的原因,1970年江青在“批陈整风”中道出一点端倪,说是被陈伯达赶走的。
驻扎保定的38军当时在“支左”问题上与河北省军区立场对立,陈伯达支持河北省军区,并最终裁决把河北省会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在文革前期的混乱局面中,牟立善也许是就坡下驴,趁机脱离“苦海”。但从牟立善履职旅大警备区的时间来看,至少1968年前,牟立善是在北京市公安局一把手任上的。
范普权的情况更为特殊,难怪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都不记得他的姓名了。据说,他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政委的任命下达之后,并没有走马上任。1968年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也未到职,其间一直在北京养病。他是真的有病需要长期疗养,还是对文革运动消极抗拒,不得而知。
刘传新“自绝于人民”之后,1977年8月,北京市委工作组进驻市公安局,正式“清查‘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罪行”。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持续十年的军管体制,终告结束。
1978年,北京市公安局编辑出版过一本大批判文集,《罪恶的黑手——揭批“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的反革命罪行》,里面收集了19篇文章,以文革中的惯用语言,点名或不点名批判、清算刘传新。其中没有一篇文章涉及王更印。
吴德代表北京市委为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昭雪的时候,也认定冤案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蓄意制造的,没有提及王更印需要承担的任何罪责。
王更印被判刑入狱后,北京市公安局内部编辑的《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中,凡是涉及文革期间错误行为和冤假错案的,在刘传新之后,几乎都加上了王更印的大名。

七、囹圄

使命、忠诚、纪律、服从,这是一个军人的基本信条。当你必须忠诚与服从的最高统帅和直接上峰都犯下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时候,一个只懂得服从天职的职业军官,就不幸而成为汉娜·阿伦特定义的“平庸之恶”者中间的一员。他们没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先贤智慧,缺乏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人性良知,他们也注定了被清算、被审判的最终结局。
被投入秦城监狱的时候,王更印已年届六旬。几年的囹圄生涯,令他身心郁结,身患重病,不时需要去公安部定点的复兴医院住院治疗。地处远郊的秦城监狱管理方提出,把判刑之后的王更印转交北京市劳改局监管。
这时候,老公安魏相如正好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二春,走马上任北京市劳改局局长。他带人去秦城监狱了解王更印的全面情况,回来给北京市委打一个报告,提出王更印身患七种疾病,其中两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北京市劳改局监狱的生活和医疗设施,都不具备接收王更印的条件。之前,王更印的妻子曾多次找市委领导,要求保外就医。魏相如就此建议,可以考虑王更印保外就医。
北京市委批准之后,王更印获得保外就医,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附近的一个宿舍区内。心怀恻隐的魏相如还专门给王更印居住地派出所长打电话,“王更印看病吃药不要限制,治疗费、药费由劳改局报销。”
按照魏相如的说法,保外就医等于救了王更印一命,他的病情逐渐好转起来。原因很简单,“住在监狱里和住在家里大不一样,在家里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的心情和生活照顾,与住在监狱里也大不一样。”
上世纪90年代,王更印恢复公民权利后,离开幽居10年的北京,回到原单位广州军区安置。之后的情况脱离了魏相如的管辖范围,他就不甚了解了。

八、补充

上文在笔者博客推出后,一位网民在博客评论栏留言,愿意提供王更印的更多资料。
电话打过去,对方称是与王更印老家同一个村庄的年轻人。他说,在当地,王更印还是老辈人偶尔挂在嘴边的“很有出息”的人物。他证实王更印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过世,王的遗孀随后去了美国,与移居当地的儿子在一起生活。
有关王更印的早年经历,这位朋友向笔者推荐辽宁朝阳史志网,其中“王更印”词条有简要介绍。
王更印1919出生于河北新乐县良庄村,19岁在河北曲阳投身八路军,20岁参加共产党。日本战败投降时,26岁的王更印已是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五十团营教导员。1945年10月,王更印随共产党的十万大军挺进东北,汇集在林彪将军麾下。他一直在辽西的地方部队带兵打仗,先后担任辽宁建昌县支队党总支书记、县支队政委,与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武装反复拉锯作战,配合野战部队解放建昌县城。然后王更印又调任建东县大队政委、兴城县支队政委。
顺便插一句,文革后期接任公安部长,继而成为共和国一把手的华国锋, 1949年前也曾担任共产党武装的县大队政委。那首所谓的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山里走出来华政委”,赞的就是华的这段历史。
东北解放后,王更印编入四野主力部队,一路南下挺进两广。王更印在地方武装任职时积累了收编改造伪军和土匪的丰富经验,上级大约看中了这一点,在整编陈明仁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时,王更印被调入55军215师,历任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我们可以回头做一番假设:如果没有被动卷入文革这场龙卷风的风眼,既是文革施害者,又是文革另类受害者的师政委王更印,应该以职业军人的光辉履历,佩着挂满胸襟的军功章光荣离休,在广州军区某个干休所度过幸福晚年……

参考资料: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汉娜·阿伦特等著,孙传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汉娜·阿伦特》,克里斯蒂瓦著,刘成富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判案选编(1949—1989)》,刘云峰主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案选编》选编组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
《罪恶的黑手——揭批“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的反革命罪行》,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群众出版社1978年出版)
《“文革闯将”封神榜》,阳木编著,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
《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编。
《吴德口述:风雨十年纪事》,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
《赤诚岁月——老公安战士魏相如的故事》,秀生著,群众出版社2010年出版。
《刘涌:我的文革岁月》,薛宪明整理,2007年9月6日,公安部官网。
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书摘》1996年第1期,原载《传纪文学》。
王锐《周恩来“文革”初何以要对北京公安局班子“一锅端”?》,共识网。
《王更印》词条:朝阳史志网,辽宁省朝阳市史志办公室。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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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

樊能廷

文化大革命中,北大两派对立,口水战、大字报战、标语战,后来就操戈“武斗”了。提起北大“两派武斗”,作为过来人,我至今以为不确。势均力敌叫作武斗,哪怕双拳不敌四手,也算武斗。我作为井冈山兵团成员,从头到尾,满眼看见的,回回都是井冈山兵团挨打,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能,这算哪门子“武斗”呀?
我按照《北京大学纪事》(2008版)的时间顺序,把它用到“武斗”一词的记载和我的手头既有的言及北大两派武斗的资料捋一下,有助于对这场武斗的概貌有所了解。

《北京大学纪事》1966年6月-1968年8月
出现“武斗”一词的记载和笔者的说明

1966年12月27日,上海康平路——
留沪继续造反的孙蓬一与华东师大的一些人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进驻上海市委,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大武斗——康平路事件。
笔者说明:这是北大校文革要员孙蓬一率众到上海武斗打开造反局面。

1967年4月8日,民族文化宫——
“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和“新北大公社”在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
笔者说明:这是校文革的外战。双方的手都伸得够长,争权夺利,互不相让。

1967年4月12日,北大——
晚,谢富治、傅崇碧派代表到北大,通过广播传达经中央文革批准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地质、师大、清华等学校的同学同北大的争论,要在‘红代会’上解决,不能发动人到北大去。11日夜间和12日下午的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希望现在去新北大的同学,一律回自己的学校”。
笔者说明:这是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遭天地两派群殴。

1967年7月28日,北大——
《新北大》刊登江青接见河南代表团的讲话。江青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一小撮人挑起武斗,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革命小将们,你们要吃亏的。”

1967年8月15日,温州——
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笔者说明:“北大井冈山兵团”于8月17日成立。《纪事》所说“原井冈山公社”是1967年初被聂元梓校文革摧毁掉的一个小战斗组。王建新在温州殒命疆场,不可能参加8月17日成立的“北大井冈山兵团”了。

1967年8月19日,汉中分校——
高云鹏在汉中653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今日发生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29人死亡,30余人受伤。
笔者说明:近年有人为高云鹏辩,说此条记载不实,他并没有因此被判刑。

1967年12月14日,北大——
“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通告》。《通告》称:“你们胆敢把武斗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进行自卫性还击”。

1968年3月25日,北大——
“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笔者说明:这场武斗是否持械,没有写明。姑且认为是推推搡搡、杂以拳脚吧。人家冲着聂孙来的,肯定不是跟“北大井冈山兵团”武斗。

1968年3月26日,北大——
“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进北大,与“新北大公社”发生武斗。
笔者说明:不管这场武斗是否械斗或者拳脚斗殴,也肯定不是跟“北大井冈山兵团”武斗。

1968年3月28日,北大——
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发生武斗。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笔者说明:《纪事》有误——28日晚间,在临湖轩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决策会议上,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聂元梓拍板,发起武斗。艾群在《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一文中说,艾群亲自从司法机关的讯问笔录查得聂元梓发令:“打,你们要打,就打吧!”《纪事》记载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应该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顺利攻占31斋以后,而不是在北大尚未发生武斗的3月28日。

1968年3月29日,北大——
凌晨1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100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严重损失。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赶到武斗现场,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要求两派各派五名代表“由校文革、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李钟奇说:“我今天到现场制止武斗时,有人拿匕首刺伤了聂元梓”,要求全校动员“把凶手抓起来”。
“井冈山兵团”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当日上午11时,李钟奇作第二次广播讲话,再次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他并宣布:为制止武斗,组织调查组调查。
晚,两派代表开会。谢富治、温玉成(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参加。谢富治讲话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并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会上,谢富治批评“井冈山兵团”斗争聂元梓,说:“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
当日,校文革发出抓捕凶杀犯的《通缉令》。
笔者说明:笔者是住在31斋119室的化学系63级学生,夤夜被武装齐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楼内赶出去,仅以身免。对于北大“三二九”事件,在网刊《昨天》第62期《北大“刺聂”真相》的署名文章中有详尽叙述。经过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策划,夜阑人静时,猝然而发,偷袭手无寸铁的对立派学生,胜之不武!再说,此事件定性为“武斗”也不准确。拥聂武装力量,突袭31斋赤手空拳的无辜学生青年,进行非人道的屠戮、戕害和施暴,攻占楼宇,这能叫做“武斗”吗?当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北大,批评两派之间发生的武斗行为。谢富治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说:“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兵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这就是北大文革中著名的、完全偏袒聂元梓校文革的“谢副总理四点指示”,简称“四点指示”。井冈山兵团被打惨了,谢富治明打明地护着聂元梓校文革,井冈山兵团有冤无处诉。

1968年3月30日,北大——
《新北大》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的文章。
笔者说明:这是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无耻的“贼喊捉贼”惯技。

1968年4月1日,北大——
驻校解放军代表传达温玉成两点指示:(一)两派广播台坚决停止播发有关引起双方群众对立情绪内容的稿件;(二)严格禁止制造和向校内运送武斗工具。违者,以挑动武斗论处。

1968年4月5日,北大——
“井冈山兵团”发表《第二号动员令》,说“聂元梓到武斗现场”,“被两派革命群众包围,被人刺伤”。

1968年4月11日,北大——
北京市革委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校文革组成的“制止北大武斗监督检查小组”负责人作《关于揪出反革命凶杀犯及其后台的广播动员》讲话,说“井冈山兵团”至今不交出凶手和后台,“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指示的行为”。

1968年4月19日,生物小楼——
“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笔者说明:温家驹是外面的中学生,竟被没人性的公社武斗队活活打死,至今真相不见天日。校文革负责人孙蓬一居然大包大揽,以为人命关天的罪行能够一手遮天、含混过去。纵容杀人,仅此一条,判他十年徒刑,并不为过。

1968年4月25日,北大36楼——
“井冈山兵团”总部派武斗人员驱赶住在36楼的“新北大公社”的成员,占据了36楼。
笔者说明:笔者和化学系“三二九”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赶出31斋的同学们一起,无家可归、无亲可投,留守37斋。没有参加、也不知道“四二五”夺占36斋女生宿舍楼的行动。后来听说,大白天的,没有发生暴力行为,几个对立派女生们是给吓跑的。井冈山兵团从“三二九”挨打,到“七二八”为止,总部始终没有组织武斗队。自发留守各楼的同学,一片散漫。谁要是锯了暖气管,磨出个尖儿,拿在手上,大概就成为《纪事》所说的“武斗人员”啦。理胜的网络文章,直呼井冈山兵团“丐帮”,很传神。

1968年4月26日,北大36楼——
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高云鹏亲到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孙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0、21、22、23和24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等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香政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右图:北大两派所占各楼示意图。图中“社”指新北大公社,“井”指井冈山兵团。
笔者说明:井冈山兵团“四二五”夺占两派混住的36斋女生宿舍楼,把孤悬的37斋与35斋连成一线。“四二六”发生的战事,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想从井冈山兵团手中攻取36斋,再度拦腰切断“割据区”,井冈山兵团固守36斋,从头到尾,完全是守势。新北大公社从平地仰攻,虽有孙蓬一、高云鹏亲临现场指挥、鼓劲,终于被孤立无援的“丐帮”守楼人员依仗地利,危楼砐硪、居高临下,用砖头、石块奋力击退。笔者说“孤立无援”,是说井冈山兵团头一天刚刚拿下36斋,与北边35斋、南边37斋,还没来得及用木床架设地面上的安全通道(古称“砦栅”)。次日36斋被新北大公社顶盔掼甲黄军袄的强兵,铁桶般团团围困,水泄不通。35和37南北两座楼的“丐帮”想帮忙,绝对没有能力杀透重围进入36斋去增援。这一仗,我们化学系37斋守楼人员,干瞪眼看着,无以援手,只能隔空呐喊助威。

1968年4月27日,44楼附近——
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时年24岁。
笔者说明:手无寸铁的路人殷文杰身上被长矛捅了39个血窟窿。昔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后来也说:“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

1968年6月24日,海淀路——
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28楼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高云鹏令武斗队员从东西两面包抄,双方发生一场武斗,砸坏了汽车,打伤了三场司机。
笔者说明:战事发生在海淀路上。位于三义庙的北京汽车运输三场,给困守一隅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不是送到《纪事》所述28斋,而是送到37斋南面(北大南墙)虎皮墙豁口外边的马路边。“井冈山兵团”组织守楼人员尽快卸车,把粮食蔬菜从马路边的卡车上,弄进37斋。本来是解决留守人员吃饭问题,没想到,糊口吃饭都不许,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霸气十足,两面包抄,打上门来。“井冈山兵团”把食物急忙搬运进楼,又被新北大公社杀伤了七八个人。拖累北京汽车运输三场的司机和汽车,倒了血霉。这件事,惹恼了住在附近的海淀镇居民,等到“七二二”接电之战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暗夜中,老百姓们向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投掷砖头、瓦块,为井冈山兵团打助拳。这一天,我们年级做饭的两个女同学,为运粮受伤的同学伤心落泪。笔者小诗感叹:遭逢文革国贼猖,零落无依忿残戕。三十七斋山寨里,文芝张俭作厨娘。
《文革博物馆通讯》402期,北大化学系1962级学生张曼平《我所见证的1968年北大武斗》中对此事回忆说:“由于楼友购粮菜经常被歹徒抢,总部就决定为大家集体运一次肉品和蔬菜,为防意外派些人员保护,这天是1968年6月24日。03纵有10人参加,我年级有耿,顺和我,化二王(与许同为‘秋收起义’成员)等,当卡车开过来正卸菜之际,众多公社兵分别从中关村门及40楼门沿马路冲出,03纵和海燕纵队把东边的公社武斗人员顶回去了,不想防范西面的02纵却溃败了,两面夹击把我们包围在中间,只好夺路而逃,眼看着王被十几个人扎倒,他的柳条帽被一家伙用长矛扎住挑在肩上,就像挑着一颗人头!卡车司机也被扎成重伤(他们还有人性吗?)。王头和腿上身中17枪,万幸的是他护甲下面加了一副挡板,保护肚子免遭十几矛,他受伤后发起高烧,我每天喂他炼乳,管家则给他做些流食(他们人少,平常和我们一起吃饭)。当天大家吃着抢运回的食品做成的土豆炖肉,都流下眼泪。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回炉北大化学系并考上研究生,成为琪、利年级的党支书。”

1968年7月20日,北大40楼——
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时年24岁。
笔者说明:刘玮是天津人,结结实实的小伙子。毕业了,从天津来北大办离校手续。穿着圆领汗衫、西装短裤,在海淀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绑架,活活打死。笔者在37斋楼里听到的说法是,用胶皮裹着的铁棍,四个人轮番打,打到死为止。救了吗?什么样的仇恨?谁给杀人狂们这么大的胆子?笔者刚好有一张刘玮的一寸照片,英气勃勃,贴在这里,祭奠他四十八年前的冤魂。(左图:刘玮遗像。)

1968年7月22日,海淀路——
校文革决定对“井冈山兵团”占据的楼房断电、断水后,“井冈山兵团”即计划从37楼南墙外的高压电线上带电作业往楼内架接电源。为着接电与反接电,两派于今天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相互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群众伤残,并造成马路堵塞,332路公共汽车停驶。
笔者说明:此夜,战事发生在海淀路,新北大公社进攻,井冈山兵团防守、保护11千伏带电作业,为“割据区”接电。《纪事》没搞明白,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单方面“扔了许多自制燃烧瓶”。井冈山兵团在木床“砦栅”之外,向地面上撒了豆子,还真滑倒一些公社勇士,减缓其攻势。《文革博物馆通讯》402期,张曼平《我所见证的1968年北大武斗》中回忆:“7月中旬,井冈山控制的6个楼:28、30、32、35、36、37楼被公社指使电工班强行断电,楼内失去照明,广播台也失声。更要命的是这时守楼的井冈山人只有靠电炉做饭,没有电意味着我们只能断炊。所以总部决定从地院借来变压器,从37楼外马路路灯杆上的11千伏高压线接高压电变成220伏通入37楼内。这个行动被公社探知,动用武斗队到接电现场破坏我们的行动,所以我方作了保护措施,安排人保卫接电的电工。连连征战,看到许多同学受伤,心态十分厌倦,在楼道等着出发前,彭对我说,打完这仗回家吧,我说好吧。他随手抄起两本《资本论》放入护甲下,‘让马克思保佑我吧’就跑到马路上。外校同学理胜写的北大武斗纪实基本准确。只是那辆带拖车的32路车是被化三小白毛拦下的,他用一手电蒙上红布,像李玉和一样晃动,司机看到摘下拖车调头而去,这样我们才能在马路上架起两道木床墙,后来这拖车便成了公社的坦克,不幸的是推过来被倒了的木床打住眼,坦克兵都惨了。那天他们还用了燃烧弹,很吓人。我们受伤不多,不过我却挂了最重一次彩:右眉骨中了一矛,血流不少,管家不在,风为我包扎的,多谢。当电灯重明时,大家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1968年7月28日,人民大会堂——
凌晨3时半至8时半,毛主席召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质学院)等五人。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
当日,校文革发了一个《立即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
笔者说明:1968年7月28日是星期日。困守在临街的37斋,重重武力包围之中,只知寒暑不知日,农历应该是“大暑”吧。当然不知道“校文革发了一个假装善人的《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

1968年7月29日,北大——
“新北大公社”写了《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封信》,表示欢迎宣传队到北大来,帮助、监督他们落实“七三”布告,“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上交一切武斗工具,无条件地制止一切武斗”。

1968年8月20日,北大——
晚8点至凌晨零点30分,驻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召开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了第一号协议:(一)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对宣传队不应耍两面三刀;(三)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互相停止攻击等。
同日,“新北大公社”开始向宣传队上缴武斗工具。

1968年8月21日,北大——
晨,“井冈山兵团”交出武器。
晚,宣传队有关人员与聂元梓及校文革的全体常委(包括分裂出去的)作第一次接触。宣传队向聂元梓、校文革提出三个质询的问题,要求解答。如:为什么“井冈山”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采取了什么态度?校文革支持武斗,提供武斗方便,要不要承担武斗所造成的损失的责任等。接着校文革做出四项决定:(一)主动到“井冈山”住区帮助拆除武斗工事;(二)把未领的工资给“井冈山”人送去并检查错误;(三)聂元梓接受批判;(四)给“井冈山”人解决吃饭问题;以后政治、经济、生活上一律平等。
笔者说明:由《北京大学纪事》以上记载可知,1968年3月29日凌晨之前,北大校内两派没有真正称得上“武斗”的冲突。

一些亲历者的回忆

一、外校学生沈致襄说
(载《文革博物馆通讯》108期,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
写完这个题目后,我必须马上声明,我不是北大同人,与北大也没有任何工作或个人关系。北京大学刚刚庆祝过百年校庆,如日中天。我不是不想沾这个光,而是实在没这个缘份。我没在北大读过一天书,听过一堂课。唯一在北大受过教育的机会是在1967年5月底,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时,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看过用金纸复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现在很多以作为北大同人而自豪的专家学者,当时也曾为这张大字报实实在在地骄傲过好几年。
当然,这张大字报也曾引发了大批冤案,把一大批北大师生迫害得家破人亡。文革前的北大,可以说是学派林立、名家荟萃。文革开始后,竟被称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多少名闻中外的学者教授不是被“抓王八”的极左派北大学生毒打至死,就是宁死不受辱,以死抗争。
……
我要写的,是1968年我被抓进北大的见闻。读者也许会奇怪,北大不是专政部门,我“一不是响马与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与北大无冤无仇,怎么会被抓进北大?……
……
1968年3月28号后半夜,拿到“老佛爷”手谕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睡梦中的井冈山一派的师生发起突然袭击,甚至连女生宿舍楼都未能幸免。很多人仅穿着内衣裤逃出宿舍,个人多年的积蓄丧失殆尽。
“新北大公社”战士每占领一座楼,立刻将书籍财物瓜分一空。
“井冈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28斋、36斋等6座宿舍楼,打退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轮番进攻,使聂元梓把“井冈山兵团”赶出校园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这之前,北京高校两派还只是在观点立场上互相攻击,顶多是辩论激烈时相互推打几下,从未出现过动用刀枪的大规模武斗。北大3·29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同窗之谊竟成为兵戎相见的生死仇敌。武斗中杀死对方学生的事件已不再是新闻了。
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
井冈山一派占据的六座楼只有37斋(文革后改称37楼)紧靠马路,校园围墙已被3·29凌晨夺路而逃的学生推倒,是唯一进出校园的通道。然而,各楼之间的通行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封锁,他们用整条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袭击行人,很多无辜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井冈山派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排列起来,形成一条封闭走廊,勉强保证了楼间的行人安全。
“老佛爷”聂元梓一心要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快,一计不成,又企图以停水断电将“井冈山兵团”逼出北大。3·29以后,绝大多数井冈山一派的师生因宿舍被对方强夺而离开北大,只有那些决心与聂元梓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坚份子留了下来。他们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为了生存,他们试图从马路边高压电网接电入37楼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色儿的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列队出战时,威风不减当年古罗马武士。反观井冈山队伍,头带白柳条帽(甚至是棉帽子外面套个硬纸盒)、手持七长八短的自来水水管做的扎枪、盔甲则是用布缝在一起的几层洋铁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直如当年丐帮聚会,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觉好笑。
然而,就这么几百人,被数千人封锁围困、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居然寸土未失,坚守达四个月之久,扛到7月底8341军宣队进校。
中国兵法中哀兵必胜的用兵之道,在北大武斗中再次得到验证。
至于军宣队秉承上谕支持聂老太,继续迫害井冈山派则是后话。
一位我认识的学生,长得像电影《停战以后》里香河县长班长儒,外号老班。坚守37楼四个月始终乐观自信,但后来竟被军宣队逼疯,跳楼而死。还有一个学生被迫害得无路可走而自杀。他躺在上层床上,把电灯里的两根电线绑在两只手腕上去拉电灯开关。没想到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时,肌肉突然收缩,身体从床上摔了下来,拉断电线,才免于一死。
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现332路)经过北大南大门和37斋,当时的32路是一辆SKODA大客车带一辆拖车。“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迫32路车停驶,摘下拖车、当作装甲车推着前进,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在拖车的掩护下向37斋逼近。可能是因为用力不均,拖车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武斗队一下暴露在对方的大弹弓射程内,被一阵弹雨打得东躲西藏。此时,守楼学生把黄豆撒在马路上,“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个个滑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井冈山“丐帮”乘胜出击,喊声震天,勇不可挡,一鼓作气把“老佛爷”装备精良的“御林军”赶了回去。两个物理系学生趁机把路边一万一千伏高压线与楼内早已准备好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联接起来,恢复了供电。
这以后,“新北大公社”多次组织武力强攻井冈山学生驻守的地盘,均无功而还。最后,他们采取封锁37楼出口的策略。企图以断绝粮食给养,困死饿死对立派楼里的师生。
“新北大公社”日夜监视37楼出口,不许一人进出,抓捕所有出楼人员。我就是这时被抓进北大的。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原来住30楼,3·28夜晚,在睡梦中被同寝室新北大派用扎枪赶了出去,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这以后他只好住到37楼。为了不被赶出校园,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加入保卫37楼的行列。
因为我所在的大学两派也在武斗,我在校无事可做,就到处收拣别人丢弃的武斗用品,如漆柳条帽的油漆,做面罩的铁网,破自行车内胎……送到36楼装备“丐帮”。
有一天,我一大早就把收集到的物品送到北大,然后就和熟人聊天儿。没多久,“新北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就宣读了“封锁37楼狗洞通令”,理由是要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
文革时期,无论是定罪名,还是两派互相攻击,上纲上线的夸张程度,比起李白诗中的“白发三千丈”也毫不逊色。在垃圾堆上烧两封信能说成“企图烧毁大楼”,打架流了鼻血叫“血洗”,改锥是“凶器”。
樊能廷是南京人,化学系63级学生,天生的乐天派,一开口则笑语连珠,令人捧腹。3·29武斗开始后,他被从31斋里赶出来,也住在37斋。一日聂元梓以校领导身份到37斋训话,樊能廷正在维修通电线路,听说老佛爷驾到,拿着改锥就跑去看热闹。当时聂元梓被人团团围住,樊能廷也凑上去起哄,一边嚷嚷,一边无意地挥舞手中的改锥。看到明晃晃的改锥,聂老太的保镖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立刻绷紧了,认定是阶级敌人要行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立刻发出通令,“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当时樊就住在37斋,仍然与平时一样,乐呵呵地说笑话。但我知道,他心里未必像他表面那么平静。
有一个叫刘玮的北大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身强力壮,是个运动员。一次在校外马路上被新北大派捉去,严刑拷打,竟被用钢鞭铁棒活活打死。他的同学为他办了一个遗物展览。我看的时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樊能廷当然知道,如果他一旦落到“新北大公社”这帮人手里,是很难活着出来的。
“新北大公社”中“红五类”的心黑手狠,早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时就已名扬北京高校。他们批斗时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甚至“制造冤魂”。那些老教授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几个月前还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莘莘学子,用直木棒把他们往死里打时竟毫不手软。
虽然我与樊能廷仅有一面之交,但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三十多年来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和他当“刺客”的经历。
37斋位于北大南校门和海淀校门之间,马路对面是居民的院墙,无法穿行。行人必须经过这两个校门前才能离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37斋出口,向海淀方向走去。当我走近32路车海淀站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好进站。两个彪形大汉以为我要上车,从路旁一下冲到车门口。然而,我却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他俩看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就不再假装过路行人,公开尾随而来。走到海淀校门对面的时候,二人突然扑向我,一人抓我一条胳膊,把我倒剪双臂一手卡着我的脖子,好像“走资派”挨斗时坐飞机的姿势,押进全国第一流学府的北大校园。过马路时,一个胖大和尚般的武斗队员(我敢肯定他是学生食堂的大师傅),哆嗦着一身肥肉跑来接应,以防有人来把我抢走。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井冈山的人早知道我会被抓,但我是外校人,不会把我怎么样。此时他们都在窗前观察我如何被抓,以便总结出反封锁的策略和办法,哪里会跑来救我。
我被押进海淀校门后,来到40楼前的一片空地,两名“捕头”把我交给一个戴头盔面罩、手持长枪的武士。此人两腿叉开、面孔上扬,极力想摆出一付威风神气的派头好给我个下马威。可惜的是他手中的长矛说明他只是个打前阵的马前卒。我告诉他我是外校来找人的,他厉声问我是否知道封锁36楼的通令,我说进了楼才听见,我还要回去吃午饭,他看我不像什么重要人物,就把我交给一个职工模样的中年妇女去审讯。她要我详细说明去36楼找谁,看见什么人。她还打电话到我所在大学核实我的身份。确认我不是井冈山派的人后,才让我走,但警告我不得再来。
我环视周围,大约有几百人在待命行动。可以看出,这一场武斗是早有计划准备的行动。院里人虽多,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工作周到细致。虽然各路人马进进出出,但并不混乱。北大素以文科见长,没想到还培养出精通兵法的将帅之才,只可惜用得不是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从37楼出来,骑车朝中关村方向驶去。路过34楼时,有人向我扔砖头。我气不过,调转车头返回34楼下的小门和他们论理。他们没想到我会如此大胆,一下竟没有反应过来。当看清我只有一个人时,这四五个人一齐扑了过来,拳打脚踢。有一个人还脱下农村那种手工衲底的老山杠子鞋,劈头盖脸地打来。我一面用自行车招挡,一面高喊,你们不问问什么人就动手,还讲不讲理?叫你们的头头来说话!其中一人听我话中有话,叫他们停手,询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来找同学的,并反问他,你在外校有没有同学同乡?如果你去外校找人,被人不问青红皂白打一顿,你什么感觉?他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正在武斗,一个个都火气挺大的。别人挨了砖头跑还来不及呢,你倒返回来了,天又黑,我们还以为你是井冈山派来偷袭捣乱的。
看来,只要气候环境变化,最高学府里平时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也会变成蛮不讲理的打砸抢暴徒,而且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
3·29以后,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有两个学生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武士们追上用扎枪刺穿股动脉,尽管他们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
大学同窗,竟然操戈相见并下毒手杀人,北大是“始作俑者”。
从此以后,井冈山派被剥夺了去食堂吃饭的权力,他们只好在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干切面充饥。自从37楼出口被封锁后,粮食运不进来,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地将就。
那天被抓之前,我看见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姑娘提着一个大旅行袋走进37楼,打开后里面是满满一袋切面。原来是一个学生的妹妹专程从广州赶来帮助姐姐渡难关。
8341部队进驻北大“支左”后,总算解了井冈山派的围。学生在37楼出口搭了一座牌楼,两边的对联是仿毛泽东手书的两句话: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武斗期间曾在校内住过的井冈山派学生纷纷在门楼前摄影留念。我也凑热闹拍了一张手持语录的照片,而且保留至今。现在看起来,那副神气样实在是愚的可笑,但当时确实是很认真的。
前两年回国探亲,去颐和园回来路上经过北大,我特意在海淀下车,走到中关村。从海淀校门到南校门中间的宫廷园林般的的石砌围墙都已变成商店铺面,当年的“狗洞”早已踪迹全无了。唯有37楼三楼一个窗下还依稀可见用砖修补过的痕迹——那是为了接变压器拆的缺口。
除了武斗时在37斋住过的几十个学生,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这面窗下有修补过的痕迹。回想当年在这里的经历,我面对37斋伫立良久。
不过三十多年,北大红卫兵的残忍,老教授的惨死,武斗的疯狂,早已被岁月冲洗得干干净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师生,有谁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武斗和北大的文革冤魂呢。
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又有谁想得到当年进出这个校门的竟是顶盔带甲、手持长枪的武斗队。再过三十年,这些匆匆忙忙进出的年轻人也会成为历史,被后人忘却的,他们今天会想到这一点吗?
……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丑恶、最黑暗的时代(当然,对某些人来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场运动中,北大不仅没落后,反而处处走在前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北京高校第一次开杀戒的武斗,第一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以及“两个校,一张报,几个小丑嗷嗷叫”的样板经验(引自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诗抄)。我知道,文革是北大一块难以启齿的疮疤,是北大历史上讳莫如深的禁区,一直为北大同人所回避。不少当年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干将,因保“老佛爷”有功而留校工作,他们当然不愿揭自己的疮疤。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后人有权知道北大文革史实。
我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引玉之砖,希望知内情的北大同人写出更多文革回忆录,留给后人。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与北大有怨有仇,也不是嫉妒北大的名声和北大同人的运气。我只是希望北大在文革中的这一段历史不要被遗忘。……

二、北大中文系1964级学生薄亚达说
(载《文革博物馆通讯》594期薄亚达《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
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终于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经聂元梓、孙蓬一拍板决定,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于2时左右,派遣了数百名武斗人员,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突然包围并占领了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学生宿舍,将“井冈山”成员全部撵出楼内。他们用长矛刺伤了许多“井冈山”学生,并迫使一些人从二、三楼窗口跳下。事态发生后,井冈山兵团总部仓皇应战,因未有准备,而造成了更多人受伤。武斗坚持了4个多小时,双方约有100多人受伤。最后,公社一方攻占了31楼,武斗指挥者得意地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三、北大历史系1963级学生戈振说
(《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兼评蒯大富回忆》)
1968年3月29日凌晨,做了充分准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住在31斋的井冈山兵团“零派”“03纵队”的学生发起突然袭击,逐层、逐屋地驱赶殴打井冈山派学生,占领了31斋。这是北大长达四个月武斗的开始。

四、清华大学工化系1963级学生蒯大富说
“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

五、北大化学系1962级学生耿天彭说
(《亲历北京大学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发动武斗——1968.3·29被逼跳楼的那一幕》)
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大校文革发动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把睡梦中的住在31斋的化学系井冈山派同学全部驱逐出楼,以此开始了3·29-7·27长达4个月的北大武斗。

六、北大技术物理系1963级学生顾仁虎说
(《武斗》)
1968年3月29日到7月28日,北大校园内发生了它百年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规模武斗。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至今,时间已过去三十五年,我虽不能保证我的回忆丝毫无误,但自信基本符合原貌。
3月28日晚,我正好在我们这一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总部28楼值班,一起值班的还有同班的程汉良,他在不久前被吸收进总部领导班子。值班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安全保卫,就是把好门;二是如果发生什么特殊情况、立即通知和召集总部成员。上半夜很平静,原本吵吵闹闹的两派的高音喇叭已停止广播,整个校园都已沉入梦乡。北京的三月末,还留着冬天的尾巴。我披着值班御寒用的棉大衣,正迷迷糊糊打瞌睡。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我习惯性地扫了一眼时钟,已是29日凌晨1时15分。这么晚有什么事?我从二楼下去,只见楼道里跑来两三个只穿衬衣裤的男生,头上、手上在流血,带着哭嗓对我们说,新北大公社的一伙人冲进31楼,个个手持棍棒,正在毒打井冈山的战士,他们是跳窗逃出来的。我闻听如五雷轰顶,一时竟不敢相信眼前这血淋淋的现实。这时,程汉良从总部房里出来,他已知道发生的事情,让我和他出去看看情况。我们出28楼,往西来到30楼南面的马路上,只见从31楼西面跑步过来一支队伍。在路灯光线下,可以看出个个身穿黄色军棉袄,臂上系条白毛巾,手里拿着棍子,把31楼团团围住。在这支队伍里,还有我们系同年级核物理专业新北大公社的人。从31楼内,传出乒乒乓乓的打击声、哭骂声。这时,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一只罪恶的手,已揭开一场血淋淋武斗的序幕。

七、李竟然说
(《北大文革武斗纪实》)
1968年3月26日,地质学院红卫兵几百人手持木棍,从北大东、西、南校门闯进,再一次与聂元梓所统领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此时,由于聂元梓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还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江青得知后,即在第二天召开的首都10万人大会上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护她。”
这样,聂元梓便拥有了一天喘息的机会。于是,她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着一个更大的计划。3月28日,经“校文革”文攻武卫指挥部高云鹏策划,聂元梓最后敲定:新北大公社即日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赶走。事后,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29日凌晨1时,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致使双方受伤一百多人。

八、北大历史系1964级学生司徒文说
(《文史精华》2009年第7期《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3月29日凌晨,38楼的同学们正在熟睡,忽然寝室楼道里有人急喊:井冈山的人血洗了31楼,正准备攻占校医院,大家赶快起床,击退井冈山的进攻!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跟着人们一溜小跑,来到燕南园南边西头,站在这条路去往校医院的路口。不一会儿,就仿佛看见有人从东边向这里走,这时带队的就喊:快,扔石头,把他们打回去!我们就趁黑摸着不知道是早就准备好的还是另外有人当即运来的砖头块,向对方人群扔去。我扔了两下,觉得胳膊就不行了,而且对方也再没有人向这里走了。这边人们好像也有人撤走了,我就也悄悄地一个人溜回寝室。这就是我在北大参加的惟一一次武斗的经历。
当天晚上,同宿舍参加井冈山的一个同学也出去了,晚些时候才回来。第二天人们议论昨天的武斗,就听他嘟嚷了一句:还不知道谁血洗谁呢。
后来才知道,3月28日是星期日。新北大公社早有预谋,要从31楼化学系井冈山的同学开刀。因为这里住着井冈山的主力与骨干0363(化学系63级),31楼还是个战略要地。公社的孙蓬一布置这一行动时说:化学系的同学要做出些牺牲!据后来了解,为了避免出现同班同学互相残杀,高云鹏这位武斗总指挥也避了点儿嫌:攻打31楼的武斗队人员是从09系招募的,怕他们不了解31楼的住宿详情,事前在有井冈山同学居住的房间都做好了记号。
29日深夜1点整,公社武斗人员全副武装实行突袭,把31楼洗劫一空,遇到公社的同学也不亮明身份,只是往外撵。假如是井冈山的,就会被打伤。一些公社的同学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往外走,被公社武斗人员撞见,没来得及说明身份,也被扎伤了。许多同学从睡梦中惊醒,怕挨打,迷迷瞪瞪急急忙忙向外逃,什么都没带。更有甚者,见来者不善,就从二楼甚至三楼往下跳,摔伤者甚多。加上被打伤的,共有100多人,个人物品、公共财产都蒙受了重大损失。

九、北大化学系1962级学生田建行说
武斗杂忆
我在大喇叭的狂吼中入睡。半夜时分突然一阵人声、铁器撞击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井冈山攻占31楼!”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心头。我赶紧穿了衣服,开了灯,推了推上铺的朱焘:“井冈山来了!”他毫无反应。我推开窗户上了窗台,转过身来,用手抓住窗台,伸下脚踩住一、二楼之间的突出砖棱。接着我放开手,做自由落体,用手又抓了一下砖棱,略屈腿,落地。这是事先早已计划好的。落地时我只倒退了一步,毫发未伤。这时我才想到:朱焘不能跟我这样下来,文革前他受过一次伤。同一宿舍还有曹履诚,我希望避免同学之间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出了31楼,往哪里跑?我钻向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站住!长矛!”一声断喝。一群身穿黄棉袄、手持长矛的武斗队抓住了我。接着铁棍、扎枪也上来了。我的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所幸不重。有4·11经验,我以为又是“地院东方红一小撮暴徒”来了。“你是哪里的?”“我是北大的!”言外之意: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了个看样子是个头头的:“我们是公社的,别怕!”我还是不信,一言不发。估计他们也想到如果我是井冈山的该往东边28楼方向跑:“大概打错了人,送43楼治伤。”我摸出身上带的学生证,里面夹着一张“二期学习班”的证件。“是自己人!”于是他下令赶快将我送往43楼。在此之前我还未“有幸”进过这里。43楼早已有所准备,“野战医院”、大夫、设备一应俱全。我是这次大武斗公社方面第一个伤员,又是被“自己人”误伤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1969年1月在呼和浩特遇到中文系的赵昌平、无线电系的陈文华时他们正在讲:“公社3·29武斗第一个伤员是被自己人打的。”他们问我知道吗?……
救人一命
处置完伤,我该休息一下了,可是又怎能睡得着呢?此时天已微亮,北大校园乱成一团。两派的大喇叭死命嚎叫。于是我出了病房在楼内到处看看。我走到一间屋前,只见屋门敞开,窗户上蒙着黑布,里面亮着个蓝灯泡,地上躺着个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人。这时过来个人,告诉我这是樊立勤。一句话就够了。怪不得井冈山前几天嚷道樊立勤被公社绑架了,果然如此,不知为什么我这时竟想到父母惨遭毒打时的情景……正在此时只听得楼下一阵人声和棍棒声。“打死樊立勤!”有人狂吼。我见事不好,随手抓起楼道里放着预备武斗用的一根粗约4cm、长约两米的铁管,往小黑屋门前一堵。一群人冲了上来,被我手持铁管挡住。有人说:公社的×××被井冈山抓住打得快死了。打死樊立勤为×××报仇!(自己的人还没死就要打死对方的人“报仇”,什么逻辑!)我说:“樊立勤就真是反革命,该枪毙,也要由法院判。不能随便打死人。”他们想硬冲又有所顾忌:一则与这几位相比,我可算身高体壮、棍粗力大,二则能进到这里肯定是公社的“自己人”。再加上包了一头纱布,肯定刚从“战场”下来的,像个亡命徒。他们也不敢乱来。谁知道我是被公社武斗队打伤的“逃兵”!双方僵持了几分钟。这时来了一个头头说:“不能打死樊立勤,要和井冈山交换俘虏。”(只有战争才会产生俘虏,两派争斗是战争?)那伙人这才罢休。我看没事了,也就扔掉铁棍走开。这件事我“保密”30年。当时樊立勤反江青、聂元梓,“罪大恶极”,救了他也该罪大恶极,我当然不敢声张。后来又去和谁说!要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樊立勤是北京人,又比我低一级,称之为师弟亦不为过。一个并无背景的普通学生敢和“大人物”唱对台戏,尽管见解不尽相同,也让我佩服。我不能让我父母遭到的惨祸在我眼前重演。这也是他的缘分,如果我不想出跳楼逃跑的馊主意,如果我不让武斗队抓到打伤,如果我不在43楼内到处看看,如果不是恰好有那么一根铁管凑手,如果我的动作稍有迟缓放过哪怕一个人到身后,他必死于乱棍之下。我干了一件一辈子不后悔的事。30年来想到当年闹派性之事我时时感到内疚,但有此经历我的心理也得到一些平衡。5月2日晚我和邱守鹏提到此事说:田某当年对井冈山的朋友们多有得罪,但有这件事也可将功折罪了。我已年过半百,但如此使粗动武就这么一次。“该出手时就出手”!后来双方交换“俘虏”之后井冈山的大喇叭讲樊立勤如何英勇不屈,造反精神如何强,听了后我偷着乐:你们可不知道公社中有人暗中相救呢!3·29之夜我的奇特经历使我认识了聂元梓之辈的真实面目:武斗蓄谋已久、残暴已极!我为什么不造反上山?公社有我几个好朋友,我不能背叛、出卖他们。我素重义气,那时感情上还不可能转过这个弯来。而且我又早已无家可归,“造反”?我上哪去住?只好老实待着吧。
奇迹
大学后期,特别是文革开始后,我得了相当严重的痔疮,有时里面穿着绒裤,血要透到外面。这是一个相当讨厌、不易治好的病。3·29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犯这个病。69年春天我才我注意到这一变化:当时尽管生活条件发生巨大改变,这个毛病不知怎么消失了。后来我看医书讲到在背部某个穴位如何处理可以治这个病。我这才明白是3·29之夜被刺伤时恰好刺中特殊部位,治好了我的痔疮,因祸得福。

十、北大化学系1963级学生李橦说
(《北大文革武斗回忆》)
聂元梓和她的主要助手孙蓬一动用了一切组织的、宣传的、财政的力量,想把井冈山面置于死地,摧毁砸烂,可就是不能随心所愿。到了68年初,武斗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北京是皇城根下,表面还算平静,只有些零星摩擦。聂孙在文革中炮轰校党委带了头,炮轰邓小平带了头,这一次又要带头,酝酿大动作,开启北京高校武斗的先河。他们成立了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由爱将高云鹏任总指挥……来个先下手为强,打散、赶走、压垮对立派,毕其功于一役。方法是不宣而战,调动重兵,秘密偷袭,学习日本皇军轰炸珍珠港。目标锁定31楼,这里住着井冈山的铁杆和骨干化学系纵队。
68年3月28日是星期日,校园里两派的大喇叭已经响了一天,互相指责夹杂着谩骂,方圆几里都不堪其扰。总算安静了。我和井冈山的战友们可没像当年美国大兵那样狂欢,照常聊聊天,洗洗睡,进入了梦乡,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策划的行动,动手的时间定在凌晨一点。突然“咚咚咚”急促的砸门声把我惊醒,心蹦蹦乱跳,打开一条门缝,楼道灯火通明,两头各竖起了床铺挡住去路,有几个身穿黄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的人在把守,还有几个在挨户砸门。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他们攻楼了!我知道大事不好,赶紧把门锁上,和同室一起,拉床顶住门,穿上裤子衣服,夺窗而逃。我们住的是一楼,不费力气,就跑出了31楼。
后来才知道,执行这次行动的是新北大公社西语系战士,编号红九团。化学系的红三团那天晚上早已经“悄悄的出楼打枪的不要”了,只有少数内应,负责在井冈山同学宿舍作记号,以供挨门逐户清理。一般人会以为学英语的都是喝过洋奶,清秀文雅,红九团的战士可不这样,不大写文章,特别骁勇善战,专门打硬仗,有个“钢一连”,一群亡命徒,是校文革的铁拳头,小规模抡胳膊动腿的事总是冲锋在前……

十一、刘之忻说
(《真实的北大文革,北大开武斗杀人之风》)
在北大,聂元梓的独断专横一直令诸多师生敢怒不敢言,反抗集团日益壮大,最终成立了“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公社”形成对立局势。两派之间一直有着明争暗斗,而重重矛盾的积累终于在1968年3月28日爆发了出来。28日后半夜,“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井冈山兵团”,试图将后者彻底赶出北大。后者几百人被前者几千人包围在28楼、36楼等六座宿舍楼里,“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前后持续时间长达四个月,直至7月底8341军宣队进校。而武斗所使用的武器也是花样百出,有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甚至还有硬纸皮做的白柳条帽。
也就是这场武斗,第一次开了杀人之风。

十二、散淡天涯说
(《北大“3·29武斗”印象》)
1968年3月的北京,正当春寒料峭,文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在文革“发源地”北大的校园里,同窗共读的同学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聂元梓麾下人多势众的“新北大公社”,另一派是人数相对较少的由几个反对派组织联合组成的“井冈山兵团”。几乎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分裂成了两派,我们班8名女生,仅有我和小X是井冈山一派的。校园里的不安和骚动日益明显,双方陷入无休止的辩论、争吵、围攻甚至人身攻击,小范围的纠纷也不断发生。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两派同学真的就能仇恨到同室操戈,你死我活的程度。
1968年3月28日,武斗前夕,大约傍晚时分,井冈山五一纵队在40斋召开会议,主持者通报了一些两派斗争的情况,说已经发生了井冈山兵团人员被抓走的事件,告诫大家以后不要到未名湖散步了。尤其强调说新北大公社那边准备了铁棍、长矛等武斗工具,分发了白毛巾准备绑在胳膊上作标志,看来一场死战已经在所难免。要求我们当晚就将自己宿舍里的公社派同学赶出去。组织了一些男生寻找铁棍制作武斗工具,还派人去摘掉公社派的高音喇叭。
我和小X都觉得不可能发生你死我活那样的武斗,因为观点再对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敌人”,毕竟都是朝夕相处的同窗啊!不要说武斗了,就是赶走他们也是万万不可的。这叫我们十分为难。不料我和小X回到35楼宿舍时,公社派的女生已经离开了。由此可知新北大公社那边也做了相关部署。我和小X面面相觑:“难道——真的要打?”我们开始担心了,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了我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当天夜里,亦即3月29日凌晨,武斗发生了。
当时我和小X已进入梦乡,突然被一阵突发的嘈杂声惊醒了。我们不敢开灯,悄悄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只见井冈山男生住的30斋那边灯光乱闪人声鼎沸,有男生变了嗓音地嘶喊:“公社派的攻楼了!”接着我们就看到有些井冈山的男生只穿着汗衫裤衩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跳下来,有的刚刚落地就被胳膊上绑白毛巾的人用铁棍狠狠地戳打。小X焦急地说:“这样跳下来,又被这样子暴打,人还能有救吗?”我当时除了惊恐愤怒,剩下的就是透骨的无奈,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亮之后,校园里议论纷纷。听我们班井冈山的男生说,当天夜里他们住的40斋也同时被新北大公社的人突袭了,包围之后一部分人还冲进了楼里。井冈山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往外冲,有的也从二楼三楼窗口往下跳。不少人冲出来时被对立派从楼上扔下的砖块砸破了脑袋,有的被对方用铁棍、长矛打伤。
这次武斗中受伤的同学不计其数,我们班的男生Y被公社派的人用铁矛刺成重伤,送进医院急救。医生说他身上总共被刺了17枪,幸而都不在要害部位,侥幸保住一条命。但有一枪扎在大腿的股动脉和静脉之间,造成动静脉瘘,那部位还长了两个瘤。后来又在北医三院做了13个钟头的大手术。怕他父母担心,不敢告诉实情,是我们班的男生W代替家长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3·29武斗”发生之后,北大两派形成了割据阵势。许多同学目睹了血腥情状离开了学校,也有一些家长来校带走了自己的孩子。我和小X离家远,巴望这种局面早点结束,所以又留下来坚持了一段时间。我们住的35斋,南、北、西三个门都被堵死,西半部的楼道用床和桌子筑成了一道直顶天花板的“防御工事”,我们班女生原先住的两个房间都被封死了,我和小X被安排到最高的楼层住下,每人领了一张出入证。一楼东半边住的都是男生,他们负责门口的站岗值勤和夜间的值班、保卫。校园里大部分宿舍楼和活动区域区域,还有学校的东南门、东门、东北门、西校门都被新北大公社控制了,我们仅能从西南门进出。我们所处的位置,犹如海上的一座孤岛,连去食堂的路都被封锁了。

十三、北大技术物理系1960级学生胡宗式说
(网刊《记忆》114期《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殷文杰是北大无线电系62级学生,北大井冈山兵团15纵“过大江战斗队”成员,1968年4月27日遇刺身亡。他的死完全是无辜的,是非常不幸的。
从1968年3月29日开始,北大校内的两派开始武斗……27日上午10点左右,殷文杰从他住的42楼出来(当时一些楼仍然是两派混住)从南向北走。当他经过新北大公社总部所在的44楼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过大江战斗队”是对立派比较有名的战斗队)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的杨恭谦和高玉堂(当时我不认识他们,名字是后来知道的),此时正拿着长矛在44楼门口,听到喊声,他们便拿着长矛跑上去拦住殷文杰,殷文杰转身向后跑。”“这时一人(可能是杨恭谦)上来用长矛刺殷文杰,接着另一人也上去刺。……殷文杰身上被刺了许多枪后倒在地上,这时凶手停止刺杀并喊了一声:“滚蛋!”殷文杰挣扎着爬起来,奔到44楼北面小树林里又倒下。……取回诊断书(上面写着39处伤口)。……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

十四、北大化学系1963级学生樊能廷说
(《最后一弹弓》)
1968年7月28日,星期天,近午时分,笔者在37斋4层,一间敞亮的屋子。37斋邻南墙,朝南一面的窗户,没有遭弹弓袭击之虞,而且视野开阔,东西向的海淀路尽在眼底,东头是死胡同里的玻璃仪器化学试剂商店和土灰色的中关村楼群,西边远处是青山,海淀镇以西都是碧绿的水稻田。笔者看见,北大武斗队两个人,在34斋(公社武斗队占据)马路对过的民居墙上贴大标语,标语文字是“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聂元梓同志”,标语是每一张纸上只写一个字。我叫来一个守楼同学一起看,一起纳闷毛主席单独赐见聂元梓,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回主何吉凶?
贴标语的两个人,大暑节气,烈日炎炎,穿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制式黄色军棉袄,头顶柳条帽,一人腋下夹着还没上墙的标语纸,拎着浆糊桶,离墙三五步远。另一位用棕刷向墙上刷浆糊,面南背北,离民居的北墙极近。
恰巧,这间屋子的南窗,窗框上设置着一副大弹弓,我俩一时兴起,操起一块红砖碎块,尺寸约可5厘米乘7厘米乘7厘米,放入皮兜。我双手抱拢皮兜,另一人搂着我的腰,一起向后退,拉开了弹弓。弹弓的皮筋,是各四股乳胶管(共为八股),一个壮汉气力不足以开满弓。射击的目标正是在墙上刷浆糊的那位。撒手发射之后,眼见那位,右手捂着柳条帽,像电影慢镜头似的,侧倒到地面上。能够断定,他不会是邻楼34斋新北大公社弹弓误伤的。那么,就应该是我们这一弹命中了。怎么那么准?这种大弹弓,主要起“火力压制”和袭扰的作用,直接命中的几率极小。从37斋4层到他的位置,差可百米之遥,一击而中,神了。会不会是打到墙上,弹射,击中了他?时至今日,很想诚意地跟他道一声“对不起”。人家在宣传全世界的革命领袖和北大的革命领袖“亲切”晤面,和和平平的,我们这一弹弓,神差鬼使地打中了他。
后来听传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政委卢平在这一天受了伤。如果我们弹弓一发,击中的是卢平,倒是真的有几分感佩他,身为新北大公社顶级头目,亲冒砮石,到井冈山37斋弹弓射程覆盖的险地贴标语,不愧为表率。据我所知,329、426、624、722几场两派冷兵器近身交锋,井冈山兵团总头目侯汉清,从来没有到过战斗第一线,充其量,老侯也就是个上不了阵的“古籍目录学”酸儒罢了。

北大文革武斗,始于聂元梓在临湖轩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斗决策会议上的拍板定夺——“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北大文革武斗,终于1968年7月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召见”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
北大文革,聂元梓-校文革是政权,代表体制。井冈山兵团是异见者,代表批评意见。聂元梓-校文革容不得批评。它们信奉的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从压制批评、不许说三道四开始,对于井冈山兵团说不服就压服,压不服就打服,直至肉体消灭。这就是北大文革武斗的本质。
北大官方修史2008版《北京大学纪事》充分说明,北大文革武斗,自始至终,每一起事件,都是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强加在井冈山兵团头上的。
北大武斗结束,聂元梓校文革的霸王风月随之结束。文革历程开始新的篇章,雾重路不彰,往后,违反人性的事情,多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继续和发扬光大。
文革发生50周年之际,谨以小文祭奠文革,祭奠北大文革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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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没有证据的判决
——文革中一个中学生的冤案

杨德立

《昨天》编者按:本文作者杨德立,云南省地矿局中学暨昆明珠宝学校校长,高级教师,珠宝专家。文革时为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学高66届学生,曾遭冤狱11个月(判刑六年,提前获得平反释放)。本文是作者在50年后对冤案的回忆。

那天早上

那是文革开始的1966年6月29日早上,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学。吃完早点,我准备去教室。那时全校已停课,我们高三取消高考,高音喇叭慷慨激昂,宣读文件声色俱厉,正在打倒“三家村”,深挖“三家村”在本校的“一小撮代理人”。
大字报已经挂满了好几间教室,揭发了语文邹文泰老师、孙渠老师,历史孙汉民老师,还有穿着光鲜的俄语朱艳丽老师。把他们上课时讲的某句话,与北京的“三家村”挂钩,证明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课堂变成了批斗的“战场”,似乎只有邹老师承认了他出身不好,其他老师“态度顽固”。不知今天要“揭、批、斗”谁?
这时,同班邓同学走过来对我说:工作组找你有点事。
我知道邓是“红五类”,进了“文革领导小组”,很忙。于是我跟他到了校办公小楼二楼。一进办公室,见一瘦高的男工作组狠狠盯着我,突然厉声问道:“你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
突如其来的问话与场景,使我懵了,头脑一片空白,只是本能地问:“什么?老师您……说什么?”
“你还装?!”他转身从桌上拿起一块木板,高声吼道:“看你干的反革命勾当!”
我一看,是一块大概三十厘米长、七八厘米宽的棕色木板,有点像损坏的课桌椅上的,虽然相隔五米左右,但上面有“反社会主义”五个白粉笔字,清晰可见。我似乎一下明白了,本能地大叫:“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你们搞错了!”
我又急又气又不知道讲什么,一瞬间,手、脚、嘴发麻,浑身发抖,只反复叫“不是我!”男工作组大吼一声:“还不认!押走!”
邓与另一名男生立即把我双手反扭,强拉着往外走。在场的还有女生张安生同学,她拿着纸和笔做记录。后来她一直如实地讲述她所见到的这一场景,并在记录本写下“陷害,他没有承认”几个字。她是正宗的“红五类”,却因此被打成“右倾”而开除出“文革领导小组”。
下楼来,听见广播里正反复播送“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全校革命师生马上到大礼堂集合!”
但我被反扭着往教学楼走,进了教室,见全班同学都坐在下面,当了校文革领导组副组长的同班李同学正满脸杀气地讲着什么“反动、反革命”,气氛十分紧张。只有工作组长吴秀芸我不认得,其他都是相亲相爱的六十五名同学,平时我和大家嘻嘻哈哈,快乐相处。突如其来的变故如五雷轰顶,整个脑袋如烈火灼烧,巨大的屈辱使我不记得我喊过什么,但我被反扭强压弯腰低头,感到无比的耻辱,于是我本能地拼命挣扎反抗。
很快,我又被扭走,是去大礼堂。全校两千多师生正呼喊着革命口号,我被强扭上台,不知是谁开始宣布我的“反革命罪状”。忽然,台上出现两名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宣布“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我被戴上手铐,从前台推下。我目光所及,见无数双惊恐的眼睛。
后来,很多低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又怕又惊:怎么是他!
这我理解。我在全校小有名气:高三,校足球队长,班篮球队长,各科综合成绩名列前茅,且就在这舞台上,演过好几个“英雄人物”,其中,同班张曼菱改写的《红岩》,我主演许云峰,“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很成功,全校尽人皆知。
现在突然变成真的囚犯,全校惊呆了。就在推下前台的过道上,几名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初中生冲出人群,用墨水瓶砸来,顿时,我衣服被玷污,头也被砸出血,却不知疼痛。场外停着一辆公安吉普,我被推上车,向校外急驰而去。
那天早上发生的一切,不过三十分钟,至今五十年,任何场合我从未提及。因为,脑海里哪怕浮游出一丝一毫那时的情景,我的心就会疼痛,痛得受不了。那一年我刚满十九岁,脑袋里只有梦想、美好和未来;心目中只有信念、勤奋和“革命”;生活的轨迹只是家——学校,而家也是学校:昆一中。我父亲是昆一中的体育老师。

守住真实

我被关进了昆明市看守所,就在市中心庆云街市中级法院里面。开始几天我很着急,反复想,为什么工作组会认为是我写的?那五个粉笔字千万遍从我眼前掠过,很快,我找到了原因:那个“反”字是从左起笔连笔写,而那个“社”字的左偏旁是连笔写,与右边也连笔,两个字与我的写法一样,另外“会主义”三个字谁写的都差不多。显然,肯定有人仿照我的笔迹陷害我,他才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我推想,当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的时候,就是他最容易暴露的时候。我应该马上报告这一重要情况,抓住真正的敌人。于是我每天都去拍“水洞门”,那扇开在牢房门上方有脸大的小窗口,喊:“同志,同志,我要报告重要情况,不然就来不及了!”
然而,除了一顿臭骂“老实点”、喝令不准叫“同志”只能“叫政府”、和吓唬“再叫就铐你”之外,再也无人答理了。
我哪里知道,此时的二十四中,我亲爱的班集体上,工作组正在收集我的“反革命罪证”,强迫同学们写书面揭发材料,整肃“杨德立反革命小集团”。全班除了1名编织工人出身、2名正宗革干出身和1名工人(入过青帮)出身的“红五类”外,其余“灰崽子”和“黑崽子”轻则检讨,重则批斗,人人自危。抓捕的肃杀和“触及灵魂大革命”的恐怖,使从未经过“运动”的中学生们几乎精神崩溃。曙同学深挖黑烙印,自斗说“打靶时咋会看见靶后面是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罪该万死”;炜同学深挖资产阶级思想,自斗说“上街老想看女的,严重流氓”;连表扬过我的几位老师,及两位班主任谭其惠老师、柴秀森老师,也因“赞赏反革命”而被批斗。运动使人性扭曲到荒唐,激烈到疯狂,多年后同学聚会,还偶作苦涩的笑谈。
于是,工作组收集到了大量的“证据”。据当时担任多场揭批会记录、后来奔走为我平反的张曼菱在《课间操后的逮捕》一文中说,足有“一枕头套”之多。于是,二十多天后,大牢里,对我的“审讯”开始了。
审讯室里,审讯员是公安局的,叫王健林,另有一人作记录。
终于等到能见公安,我很高兴,因为公安是神圣的,再狡猾的敌人也逃不过公安的眼睛,于是不等他开口我连忙讲“反”和“社”两个字的事,并请他们赶快去抓住真正的敌人。谁知他用“狗家伙”之类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通我的热忱,就从问“姓名?出身?”开始了他的审讯。之后,一天一夜再一天,晚上換一人审,连续36小时,强光照,不让睡,不断地训斥和提问,反反复复,问四罪——书写反动标语;在印有主席像的报纸背面写“棍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反对文革;对党的出身政策不满写一首反动诗。
反标我已知,怎么还有三罪?吓得我不停地解释。于是他训斥,威吓,哄骗,让我不知不觉进入到一个连自己也相信的“认罪逻辑圈”:因为你出身反动军官,所以思想必然反动,因为反动,所以必然对党的出身政策不满,因为不满,所以必然写反动诗,所以必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所以必然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必然写反动标语,所以你就是反革命!
“难道你还不认?”
哦,该认,要认。那么原来一直都说我们是革命接班人啊,从小都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啊,是革命人啊,是革命还是应该是反革命呀?反革命是坏人啊!可我是好人啊,还是坏人啊……我的思维进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后来我懂得,如果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一个人就会神经错乱,被逼成疯子,我已在边缘。
还好,一想到事实似乎又有些清醒。反标我就见过一眼,几秒钟,怎么会是我写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多次要求把反标再给我看看,然而整个审讯他从没有拿出来过,更没提到过后来才懂的还要有作案的时间、现场、工具等等,他倒是常突然厉声问道:
“经过科学鉴定,木板上有你手指印,你还不认!”
我肯定相信科学,更相信公安,相信到请他出示“鉴定书”的常识都没有,相信到又顺着他说的“有你指纹”苦思冥想,终于想出只有一种可能:我住校,肯定是我睡着了坏人拿我的手指按上去的,真正的坏人就在同舍,抓坏人的范围缩小了。我突生欣喜,马上把这一重要发现兴奋地报告。
他,只是冷笑。“科学鉴定证书”却不见出示。
报纸头像背面写“棍子”罪。当时写大字报都是用过期报纸,报纸常有万岁像,而班上确有袁同学绰号叫“棍子”,我常用废纸练字,我的钢笔字全班公认写得好——糟了,有可能,但我确实不知,便多次请求拿给我看看是否我写。他就是不拿,却只喝令:“你还不认,你还不老实!”
我无法认也无法不认,就僵持着。监狱坐完了也没拿给我看过。
反文革罪。就是在批斗会和大字报上,把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上课说的一些话,强诬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就说过几句“不是吧?当时老师讲的是什么什么意思”,以及“不会吧?他们是我们敬重的老师”之类的,我有议论,是那“一枕头套”材料揭发的。只有认。但只认讲过的这些话,不认是“反革命”。
反动诗罪。诗是从日记里搜出的,是我写给入团介绍人詹同学的。原因是当年3月开学时,空军来招飞行员,学校大动员,全校高三男生踊跃报名,严格的体检下来,只有我一人全合格,自然满怀喜悦热等盼,但后来通知了五位同学却没我。才有同学告诉我:你憨,要出身的。我联想起“重在表现”,以及才发表不久的有关社论,便找介绍人谈心:“重在表现,我的表现哪里不好?从小学到高中12年,不是说德智体美劳么?我哪方面不好?还是生下来就不好?”
詹开导说,革命工作还有很多,都一样,想开点,并送一首勉励诗。我谢他,便回一首,只能算顺口溜:

心潮滚滚思茫茫,胡思乱想颇自伤。
“雄鹰为国”谁不想,落选非它为那桩。
一语道我心中暖,一颗红心永向党。
革命青年有志向,听党指挥奔四方!

我承认是我写,但红心向党,不是反动诗。王公安说,你打引号,是讽刺,所以是反动诗。我解释,引号是引用詹的诗,是强调飞行员那事。他不听,只冷笑。
在迷迷糊糊中,审讯结束。第二天晚把我关回牢房,此后,便是漫长的度日如年的等待。

严惩六年

一直到9月中旬,我第二次被带到一间小屋里。桌前坐一位穿制服的矮个,后来知道就是负责本案的市中级法院法官祝兆先;右侧坐那位很面熟、戴眼镜的人,却想不起来是我校的潘可鑫老师,算“人民陪审员”;左侧坐一位男的记录员;我坐在对面独立的木凳上,共四人。这就是后来判决书上写的“公开审理”的“公开”的法庭。
照样“姓名?出身?”后,审理开始。这次审理很简单,就问两罪:反标和反诗。另外两罪不知怎的没了。
由于有两个月的松弛,我清醒了。我坚持要看反标,祝法官与王公安一样,偏就不拿出来看。我坚持说“反”“社”两字的书写特点,有人陷害,快去抓真坏人;我甚至真诚而又大胆地提出,放我回去,我帮你们抓坏人。
祝法官亦回以冷笑,同样不涉时间、现场、工具等,也不出示“科学鉴定证书”以彰显法庭的程序与法律的公正,更遑论律师记者亲属,只反复问:“你认还是不认?”一再警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反诗又聚焦到引号。祝法官很语文专业地指出,引号有三种用法:引用,强调,反讽。你属反讽。我坚持本意是引用和强调。
祝法官很严肃,无表情,但不凶,人民陪审员则从未开口。
不到1小时,公开审理结束,我被关回牢房。
很快,两三天后,我又被带回这间小屋。这一次只有两人,祝法官和记录员。“姓名?出身?”后,祝法官拿出一张印好的红头文纸,就是判决书。两人都站着,他念,我永远都记得的内容:
“出身旧军官,在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标语,在审理中拒不认罪,依法必须从严惩处,判处有期徒刑陆年。”
反诗罪也没了,就反标一条罪,就是那块木板,只见过一眼的木板,可恶的整死人的木板!
我十九岁,不懂社会,不懂文革,不懂法庭,更不懂被强暴的此时该讲什么、做什么,只听得“拒不认罪……从严……陆年”,脑袋“嗡”一下空白,胸口一阵灼热,本能地大声叫:
“不是我!我没写!不是我!”
这张判决书,1969年我烧了。因为一想到它在抽屉里,或翻资料一碰到它,不用看,我的心就会刺痛,痛得受不了。
第二天,9月30日,我被装上囚车,送到云南省第三监狱投入劳改。
没有人听我讲真实,我以为一生完了。爸爸妈妈弟弟不知怎样了?那些同学老师呢?其他的事,简直不敢想下去。
十九岁的心中充满冤屈,悲愁,无助,绝望……
没想到,进监狱几天后,我发现似乎又有希望了。因为我发现监狱不像看守所,监狱里让人正常生活,有床,睡大通铺,白天劳动,每晚分组认罪学习,先学一段最高指示诸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类,然后结合自己的罪行发言,自己深挖,别人狠批。那么轮到我怎么认罪?怎么结合?怎么深挖?——我都没有啊,我又没写那东西!
更重要的是,犯人劳动时,监狱的几个管理干部天天都在旁边走动,他们与犯人虽有“阶级敌人”的无形鸿沟,却不像王公安和祝法官那么不可近人,与他们可以正常讲话。于是有一天我看准机会,找了一位比较客气和善的干部报告。他听完后,说,你可以写“申诉”。
我立即写,马上交,前后写过十多份。从此,我受到了两项特殊待遇:晚上不必认罪发言;白天有写画之类的事便叫我做,少了些许扛大毛石和一天抹1200个土基的重体力活。
省三监独立在一个荒山坡上,从远处隐约传来高亢的喇叭声中,感觉似乎外面正进行着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干部说:送上去了,但复查不是我们的事,你等着。
我只有等,一等就是八个月。

人性至爱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平反”,其实与申诉无关。所谓“申诉”其实也是骗人的。因为在这部机器里,不可能出现愿为“反革命”讲话的零件——他们也要顾及自己的身家饭碗。
当儿子被抓的噩耗传到父母那里,犹如晴天霹雳。父亲在卢汉军队的六年历史,使他在尔后十七年数十次的运动中,早已胆小慎行,然而文革迅猛,打倒的目标变幻莫测,却万万想不到落到爱子的身上。我不敢想象作为父母,内心如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我四孃后来告诉我,你爸你妈,整天关着门,哭……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儿子会“反革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怎样教育儿子。父亲就是昆一中老师,又当班主任,会准确判断学生:儿子属于那种性格外向、喜忧尽现,阳光无邪、全面发展的乖学生,怎么可能“反革命”?!但他“卢汉起义人员”的历史在文革中变成了“反动军官”,让他无法出面为儿子奔走。
巨大灾难中的救星其实是我的母亲,母亲“护犊”虽羸弱却刚毅,因为我常听她说“小狗小猫都会护儿的”。何况现在是人,是她,一位母亲!
母亲是昆明机床厂的会计,1966年10月以后的工厂已开始混乱,她不顾一切出动了。前几个月,她去市公安局找王,市中院找祝,当然只能在大门外等。几十次白等空跑,碰到了,王气势汹汹道:“想翻案?”或不理即扬长而去;祝先也不理,后有一天忽然说:你儿子那是学校送来的事,你找学校去。
此时的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空荡荡哪里找人?但母亲有办法,不知她怎样找到了班上的第一个同学,再问第二个的姓名、住址,由第二个再问第三个,一个一个找,有好几位同学还主动帮她找。她有糖尿病,每早吃了父亲准备的早点,带上干粮就出发,拖着病弱的身躯跑遍了若大的昆明,几个月,全班65个同学找遍了大半。
她不会搞什么证据、现场、申诉等等,就用最高指示:因为抓他时是刘少奇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被打倒了,现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是革命的。
实在不行,她就会发出属于自己的最后的反问:你们是同学,你想想,他会“反革命”吗?
母亲执着地奔走,终于引发了很多同学的善良与思考。同学们互相交流,找出案件的疑点。那三条罪状本是“运动罪”,不驳自破,就剩那块木板,按“检举”者得意表功时对发现经过的说辞,同学们分析出了种种的不可能;更有同学和老师提出,那五个字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纸广播中,从语法上根本就构不成所谓的“标语”。
我班同学组成了几个平反“战斗队”,几位老师和其他班同学也积极加入,先后参与四十多人。1967年春节后,他们常邀约我的母亲一起到市公安局和市中院去。他们据实据理的争辩,比我那微弱的几乎虫蚁般的申诉,要强千百倍。
应该说,我的母亲和我的同学们只知道外面的情况,而王公安和祝法官还知道我在牢中审理的全部情况,且研究过全部卷宗,他们最有条件判断真假。后来祝说,他的审判小组也觉得证据不足,但当时市委赵书记来电话,要求“保卫文革反右倾,学生中的小牛鬼蛇神也要抓”。谁敢“丧失革命立场包庇牛鬼蛇神”?找死?所以他们违心地判了。
最终,法官的良知和理性萌动了,战胜了运动的残暴和疯狂,他开始办理法院的改判手续,对我的母亲和善了,还与我班的几个同学成了好朋友。
1967年5月28日,离逮捕那天整整11个月后,我终于走出了监狱。我的母亲、很多同学、老师、还有祝法官,据说还有市委赵书记,满满一卡车人,早在狱外等候。我喜极而泣,却不知何言。也不知何时,我被带到一个高台上,下面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我才忆起这里是昆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此刻在为我开平反大会。恍惚中,我被同学们拥到话筒前讲话,文革激变的十一个月,我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此时突然回来,正在雾里梦里,哪里会讲什么话?我又怕讲错,就照着对面墙上的大标语,喊了两句当时的革命口号。
而这时,父亲正在昆一中家里准备晚餐。父亲话少,若干次运动,包括反右,都没戴上帽子,倒是当了二十几年的体育教研组长。2004年我带全家人到保山昌宁县寻根,在偏远的山区卡斯乡大水沟龙洞村寻得族人家谱,才知,始祖是明朝正统四年(1439年)派驻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市)的武略将军杨冕,父亲是第三支第十九代。爷爷有几亩薄田得以供父亲到保山读书,后随马帮走一个多月到昆明,考上国立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卢汉军队工作,官至上校军需处长。抗战胜利,1945年9月随卢汉组团代表中国政府,到越南接受日本投降。
1974年我在云南化工厂车队当汽修工,一次车队招驾驶员,果发才书记念文件说“方向盘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子弟手里”,十几个跃跃欲试的修车老知青听了,笑了笑,走了。六十多岁的父亲听见我与朋友们调侃此事,慈祥的目光里竟充满内疚,他轻声说:“儿子,爸爸对不住你。”
这是他讲过的唯一一句与他过去有关的话。世上只有儿女孝顺父母的,哪有父母倒来“对不起”的?我心酸,只能在心默默地说:“爸,你们生我养我,儿子永远不会怪您。”
母亲的家在宜良县,外公在县城开一家烤酒坊。母亲在县城读书,后考到省城昆明平正会计学校。四孃后来告诉我,你妈漂亮,是校花。她在昆明遇上了父亲。
母亲那天没上台。面对巨大的灾难她几乎无助,却凭母性的力量把儿子抢回身边。此时,她淹没在台下那些密密的人群中,流着泪。
儿子似乎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她常对外人得意地提起“我家小德立……”,直到她病危弥留之际,断断续续最后的话,还是“我不会死……我有儿子……”。
伟大的母亲,慈爱的父亲。每年清明,我带全家,到父母的墓前,长跪不起。

没有证据

出狱后,对整过我的同学我并不介意。扭我的邓,文革后还有正常的同学关系;冲上台摘我团徽的那位女生,我从来不言及;至于我的好朋友却被派来暗中监视我的林、丁两位,据说抓我头天夜里被派秘密站岗,彻夜不得睡觉很辛苦,我却睡得很香,事后他们必定会感悟我的真诚与坦荡,因为我相信他们也是善良的。只是此二位再也不好意思见我。
我理解他们。运动中他们确是真心真信的,不能怪他们。其实大家都天真无邪,正如阴阳并存于万物,善恶也同存于人性。是“阶级斗争”泯灭了善,纵容了恶。
那些为我“平反”而奔走的同学和老师,我早已心存感激,算来已经五十年,我们都心心相印。
然而那块木板的事并未了结。虽然大家都说那块木板不算“反标”,但我却是因它入狱,是明摆着的故意陷害。我不论它是否“反标”,执意要找出这个被邪恶驱使的坏人。于是,我把“发现”木板的大字报室、所有当天去过那里的同学的证言、推翻那个虚假现场的根椐,画出图写成文,刻印百份,又向省市两级“人保组”告状——当时已经“砸烂公检法”,改成“人民保卫组”了。
诉状渺无音讯。我去找王公安,再也不见其面,去找祝法官,只是劝“算了算了”。直到1969年知青下乡前的有一天,校革委通知我:走啊,为你彻底平反,到市人保组烧你的黑材料去。
我和几位同学到了市人保组,被告之当事人回避,我便回家,去烧那份《判决书》和可能引起伤心回忆的“黑材料”。忽然,我想起人保组里那块可恶的木板,查坏人还要靠它,不能烧,我立即返回去找几位同学。参与的胡同学说,全部烧完了,“没见到木板啊!”
我急了,没有木板怎么抓坏人?木板怎么可能没有?!
于是,我去找祝法官。我告诉他烧黑材料了,着急地问:“那块木板呢?我明明见过一眼啊!”
“你见过一眼,我一眼都没见过。”他冷冷地说。
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法官连“证据”都没见过,怎么就可以判罪?!
难怪祝法官“庭审”和“宣判”都拿不出给我看。
那么王公安呢?他审讯两天一夜也从来没拿给我看,更没有出示过什么“科学鉴定书”,难道他也没见过?——我豁然:他所有的“审讯”都是在诱我,骗我,诈我!——难怪他从来都没脸见我。
木板到哪里去了?工作组上交了吗?如果没上交为什么不上交?制造假案心虚吗?如果上交了是王公安弄丢了吗?决定一个人六年自由的证据弄丢了该当何罪?如果没弄丢,现在咋会没了?如果弄丢了,拿什么去“科学鉴定”?世界上难道真有不要证据的法庭吗?!
我终于明白了:本案没有证据,运动本无需证据,证据——只是传说。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种种场景早已模糊,像一个遥远而依稀的梦。而那块木板依然清晰,却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那个制造木板及其现场、用牢狱之灾摧残人性的曾经罪恶过的灵魂,不知是否有过片刻善的悔意?
又是谜。
不用试图去解这些谜。一个中学生11个月冤狱的侮辱与苦难,比起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草根百姓已经枉死的上千万冤魂野鬼,已是万幸。只是它留给世人的,应该是同样的警醒和思虑。

2016年6月29日杨德立文革冤狱50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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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七十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0月 29, 2016 9: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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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毛泽东逝世,我差点被打成“反革命”

王 锐

这是40年前旧事。过程有“超现实”味道,又有点“黑色幽默”。虽是有惊无险,最终平淡收场,但人生经历中,毕竟是一段差点祸害自身并累及家人的“黑色记忆”。每年9月,难免记忆碎片浮起。40年后的今天,著文记之,以免真个“往事如烟”。

“重要广播”

至今记得,1976年9月9日那天中午,我和医院两同事,还有初中朱姓同学与他单位同事,一桌八九人,在离单位七八公里的市中心一家饭馆吃饭。
那时下饭馆,是很奢侈的事。虽说结账不过几十元,但几十元就是一家人一月工资(我和妻子一月工资合计60多元)。好在是朱同学请客,确切说,是他单位请客。
原因是我帮了朱同学一大忙,也是帮他单位一大忙。几天前,由我出面协调,让我供职的医院收治了朱同学单位一个病员,而且是远距离操作,长途电话就搞定。他单位上下都高兴,也很为朱同学挣面子。他的领导发话,一定要派人过来,向我及相关医生护士表示感谢。所以才有这天中午的请客。
当时我所在那医院,床位确实紧张。医院1968年新建,至1970年代中期,仅床位150张。按省卫生厅划定,除自贡市外,还要收治内江、宜宾、泸州、乐山等川南4地市几十个县精神病患者。最紧张时,哪怕找到医院领导也无济于事。
朱是我初中同学。1960年代赴云南,在“八化建”(化工部第八建筑公司)上班,1970年代初参与建设了云南天然气化工厂(“云天化”),厂址在川云交界的金沙江畔。朱同学得以来到离家乡更近的地方。
我帮忙的办法简单有效。就是绕开层层关卡,直接找病区医生组长(相当于科主任)江医生。我对他说,有个熟人关系,希望照顾一下。江医生当即答应加床。江是上海人,长得俊秀,1969年分配来川。上海一医红卫兵头头之一,曾入上海一医革委会。据说因卷入“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遭审查。那年一同发配来川的,还有上海二医两女生。我与江私交不错,所以肯给面子。当然,也只能偶一为之。多了,自己和别人都受不了。
这天中午请客,除江医生外,还有病区护士长。江医生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席间,他去邮局打了一个电话,问问病区有没有什么情况?这样,就得到了“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广播”的消息。
江医生回饭桌旁,把消息讲了。我一听,心里“喀嚓”一下,敏感意识到“中央有大事发生”,而且十有八九是毛泽东“走了”。
我这个判断是基于,这种“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的事,实在太不寻常。因为文革以来,从来没有过下午4点播“重要广播”的情形,说明是“非常情况”,或“非常事件”。而这个时间段,能出的“非常情况”或“非常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生命出了问题。
这事我心里一直有预感。而且,当时不敢说,现在敢说了,那就是,其实内心深处,一直在盼这个日子早点来临快点来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毛泽东不“走”,文革这场国家及人民的灾难,就不会结束。
之前,我在极小朋友同事圈内,私下议论探讨过。那年初夏,大概是“天安门事件”不久。有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公园茶园闲坐,偶遇医院同事黄医生,就坐到了一起。黄医生年岁比我大,从民政局“精神病收容所”合并过来,该所唯一医生,中专学历,1950年代初“军大”出身,却非党员。好像郁郁不得志,一直困在小收容所。“清队”时又听说有什么政历问题,不得其详。黄医生喜读书,见识还可以,平时亦谈得来,有时私下交换“禁书”。
那天下午,谈及最关心的时局,谈及“中央那些人”种种倒行逆施,我有些愤愤然又有点不解地说:“难道那些人真的不明白,有一天老毛双脚一蹬,他们会怎么样?”“双脚一蹬”,是当地俗话,表示人死了。
那天同黄医生谈的,大致三方面内容:一、各方迹象显示,毛病重,不久将离人世;二、毛走后局势将大变;三、毛去世后那些人不会有好下场。那天,喝茶者不多,我俩又是在露天石桌,不怕隔墙有耳。所以话说得大胆放肆,也相信对方不会出卖。
另一次是在此前,在我那间办公室里,我同另外一名杨医生翻报闲聊。杨医生是江西医学院1966届毕业生,1969年来院。他比我大两三岁,显得稳重成熟。他是医院同事中在这些方面最可深谈之人,见解也很到位。
其时,我在单位管宣传教育,全院订报刊我说了算。借此我为办公室订了大量报刊,除《人民日报》、《四川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外,还订了《文汇报》、《北京周报》、《新华社图片报》。刊物除《红旗》,还订了《历史研究》、《文史哲》、《文物》、复刊后的《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学》等。甚至还订了北大、复旦、辽宁大学、川大学报。画报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四川画报》等。而且我与收发打了招呼,所有这些报刊,必须直接送我,任何人不可拿。
由此,每日必有一大堆报刊交我手里。多数时间,我独在办公室喝茶品读,试图从报刊了解大势,字里行间找那些感兴趣的东西。院领导对此也不过问。
上述黄医生、杨医生,也经常来我办公室,翻阅报刊,一起分析时局走向。有天,杨医生正翻看最新一期《人民画报》,突然,带点新发现地招呼我:“老王,你快来看!这照片,有点意思!”我一看,是毛不久前接见一外国领导人。
“看出什么名堂没有?”杨医生意味深长地笑问。我又看,还是没看出名堂。
杨医生前两年去川医精神科进修,回来告我一消息。说川医下属有个口腔医院,全国有名。文革前,江青曾专来川医口腔医院看牙齿。江青诊牙病历及所有检查资料,被该院作“绝密”档案保存。文革中,该院领导及相关人员,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这些病历不小心泄漏出来,让自己遭牢狱之灾。
“你看,这脚,已经明显变形。”杨医生指着毛泽东脚髁之上,长裤没遮住的小腿部位要我细看,“看见没有?肿的。而且肿得很厉害!”
我这才仔细又看。毛泽东小腿那里,确实明显发肿,尽管袜子遮住,仍一眼可识。真所谓“百密也有一疏”,宫禁再深,审查再严,还是一不小心向外界漏出了毛泽东病重信息。
杨医生从医学角度,对此作了分析。他说,人到老年,小腿肿成这个程度,一是心脏出了问题,或是肾功能有毛病。对老年之躯,两者都致命。而且以毛那种地位,倾全国医学专家药品设备精华之精华,仍不能使其消肿,说明确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我最关心的,当然是结局预测。杨医生沉思一会儿说:“顶多一年。可能还要少,甚至过不了年。”至此,我心中大致有数,并暗中计算着日子。我乐观估计,年关前后,是一个坎。民间历来有说法,“小寒大寒,冻死老蛮”。是说老人病人,这是一道“坎”。
没想仅9月开头,离年关还早,这日子就来了!

一副对联

江医生带回消息时,近下午2时,大家饭也吃得差不多了,匆匆与朱同学等道谢告别。
回单位快3点,医院已被一种紧张气氛所笼罩。院领导及相关人员,进进出出,一脸严肃状。医院广播室大喇叭,一次接一次广播通知。
院革委一把手姓崔,小个子老头,河北人。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入伍老革命,营级转业,原卫生局人事科长。没啥文化,待人却不错。关键是,从无整人害人之心,在当时做到并坚持这点很难得。老崔无权力欲,据说当初让他来医院当一把手,他不肯来。多次谈话也不肯。上级威胁说“党员不服从安排,要处分”,他甚至表示“受处分也不来”。最后不知为何又来了。
老崔其实有自知之明,他明白以他能力本事,当不了一家市级医院一把手。文革大背景下的混乱与纷争,副手争权,知识分子成堆的特殊性,经常让老崔焦头烂额。看老崔虽在其位却一筹莫展,尤其是看他遭排挤架空,却要承担责任,我对之充满同情。我从不顶撞为难他,他交办的事,不管份内份外,我一概尽心去办。他与副手的权争,我或明或暗站他一边。
那天下午,老崔一眼看见我,也不问我去哪里了,只说4点听“重要广播”,让我协助组织收听。其实还要什么“组织”,大喇叭播的通知,已不知听过多少次了。但我还是例行公事,到门诊部、炊事房、洗浆房这些分散地方,象征性走一走,打打招呼。
从职工们的反应及表情看,多数人茫然,不知将发生什么;少数人事不关己,听天由命。这都是典型的文革中后期国人共有心态情绪。我相信,200多职工中,恐怕只有我和杨医生,最多还有那位黄医生,猜测和预感到是“毛泽东出了事”。
焦急不安等待中,4点钟终于来了。一听到中央台播音员那肃穆沉重的声音,第一句话都没听完,我就知道自己的猜想没有错。
然而,随即出现的场景,却让我大感惊讶。当时医院办公楼,是一幢上世纪六十年代那种简易两层红砖大楼。除行政科室外,化验室、中药房、消毒室等,亦设其中。大楼前面及左侧有小块平地,被石砌堡坎栏杆围住,职工做工间操,下班打打羽毛球的地方。广播室大喇叭,安在左侧一水泥电杆上。那天听广播,除在岗位上坚守的少数人,多数职工集中在这里听。
那天,当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多数人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似乎暂时不明白这事对自身,对家人,对未来,是好事还是坏事。然而,少数人却突然爆发,当众嚎啕大哭,而且呈呼天抢地状。这真是大大出于我意料之外。
一位30多岁姓郑的女中药工,一路大哭,一路跺脚,在花坛前跑来跑去,嚎啕道:“咋子办啊?咋子办啊!……”其情其景,好像觉得毛泽东一死,中国的天就要塌下来,七亿之众立即就要大祸临头,国家马上就要亡了一样。
这种无知民众长期被洗脑所生的反应,虽不如后来那般令人反感(如当下“毛粉”、“五毛”种种表现),但仍觉得不可思议。看女中药工那样嚎啕,我心里说:“你傻啊!什么咋子办?老毛一死,大家日子马上就要好起来了,包括你一家在内,你哭什么哭?”
当然,自己只能在心里嘀咕,不敢公开表露。
广播听完,医院实际上就进入了非常状态。悼念毛,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上下忙成一团。大概上级有指示,各单位须搭建悼念毛的“灵堂”。老崔就叫我去,负责把“灵堂”弄好。我当即领命而去。
“灵堂”选在男病区二楼的“工疗室”(让病员活动娱乐的场所),当时是医院最大的室内场地。“灵堂”的布置倒没费多少力气和心思。“遗像”好办。医院大小毛像多得很,都是现成的。选一张大的有木框的,再用黑布装饰一下,挂上去就成。然后我用大纸饱墨写了个大大“奠”字,张贴在“遗像”下。其顶上,亦白纸黑字写了“沉痛悼念伟大领袖……”一排大字,基本就算布置完毕。
有人又提出,大门处还应写一副对联,不然,不大像“灵堂”样子。我想想,也觉有理。但对联写什么内容?我作难起来,迟迟下不了笔。事过之后,我曾反思,觉得在这事上,我还是有些大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应该去找领导,说写什么就写什么,不该自作主张。不过,前面已说了,这是老崔交办的事,我再去请示,他说写什么我才写什么,这分明就是“折腾”他。
犹豫一阵,我最后决定借用毛诗词中的两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心里想的是,这是毛原话,再有人挑刺,也错不到哪里去。
我饱蘸墨汁,将对联一挥而就。字写好,审视一番,还算满意,就让人张贴在“工疗室”大门两边。之后,老崔及另一位院领导,办公室主任等,来检查“灵堂”布置情况,也没说什么不好。当天开始,这“灵堂”即正式启用。医院最早的悼念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完全没有想到,后来那些想整我的人,在举报我所谓“反革命罪行”时,这对联,竟成第一条“罪状”。其攻击点,在于“换新天”三个字。说我思想反动,一直有“反革命复辟”之心。毛刚去世,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公开写出要“换新天”的对联。强烈要求公安机关将我逮捕法办。
现在看,太过荒谬,但当时那些同事,真这么举报的。

一只死鸡

恰好这时,又出现了“一只死鸡”的事情,又为自己添了一条“罪状”。
那是我自家养的生蛋母鸡。其时,我儿子不满5岁。从小瘦弱,体质不太好,白天送单位简陋的幼儿园,早晚自家带着。那时肉、油等均凭票供应,每月很少。牛奶等更是奢侈品,见都见不到。为儿子或偶尔自己补充点营养的途径,只有鸡蛋。
鸡蛋国家无供应,自由市场上可买。价高不说,经常还买不到。儿子出生以来,我经常利用周日,骑自行车或挤客车,去周边甚至外县乡镇赶场,主要就是为儿子买鸡蛋。无论自行车还是挤客车,都有运输问题。乡镇公路皆碎石泥土铺就,路况极差,颠簸很大。途中鸡蛋极易破碎。每破碎一个,都增加购买成本,很心疼,也很麻烦。
住在市内老屋的母亲与邻居,就建议,干脆买母鸡自己喂,经常有新鲜鸡蛋吃不说,还划算,且解决了儿子剩饭问题。与妻讨论过几次,而且医院宿舍里,已经有人养鸡生蛋。
决定养鸡后,托母亲在市场上买一只能生蛋的母鸡。买生蛋鸡颇有学问。母亲也不是拿得很准,特找了个有经验的邻居一起走市场。连走两三天,终于买下了这只鸡。价格大概不到十元。
宿舍是1960年代后期楼房,一楼一底。一共三幢,住40多户职工。我家住第三幢楼上,居室极小,一室一厅带个小厨房,不足30平米。16平米客厅兼饭厅,摆张单人床供儿子坐卧,亦全家主要活动空间。另一室约9平米,作我夫妻卧室兼书房。厨房约2平米,无卫生间。养鸡,白天将鸡笼放过道,晚上放小厨房。
母亲买的那只鸡还真没选错。喂养了一个多月,开始生蛋。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把那只生蛋母鸡当祖宗一样供着,妻子每天下班后,兴致勃勃地打扫鸡笼,为之准备鸡食,我偶尔参与协助。连小儿子高兴了,也要过来喂之逗之。当然,全家最关心的是:“今天会不会生蛋?”这只鸡喂养了近两年,大概生了200多个蛋,解决了大部分吃蛋问题。
我们那医院,地处市郊,为生活稍好点,职工养鸡的养鸡,养兔的养兔,种菜的种菜,五花八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文革中后期,人们的关注点,已从所谓“革命大业”政治层面,转到了最实际的生活层面上来了。这也因为,那年头人们真是穷,不得不千方百计改善生活。
毛逝世前两天,这只生蛋母鸡就出了情况:不大吃东西,精神不振,像是病了。我和妻都担心,怕是惹上了鸡瘟。真是鸡瘟,就肯定好不了。一般来说,这种情形下,先杀了,鸡肉尚可吃。但又有点舍不得,鸡没有了,今后拿什么来生蛋?这样,就拖下来了。
毛一逝世,每天看见那鸡要死不活的样子,心里就紧张。暗自乞求,千万给挺住啊,别在这两天出情况。当时还是有些警惕,不想让别人抓辫子,说毛逝世了,我高兴得杀鸡吃。
然而,世间事,有时你越担心,它越是要出现。大概就是毛逝世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家那母鸡,果真就死了。上午情形就不妙,完全站立不起,趴着一动不动。下午上班时仍是那样。大概四、五点钟,我放心不下,偷偷回家看了一次。这回,彻底完了,那鸡真死了。
这事若放在今天,肯定立即将死鸡装垃圾袋,一扔了事。而且扔得越快越好,扔得越远越好。可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岂能白白扔掉?
那年月,普通人家一年真吃不上几次鸡肉。不管老家院子邻居,还是医院宿舍,凡喂养之鸡死了,都是自家弄一弄就吃了。普遍处理法:趁鸡欲死或刚死之际,鸡颈上抹一刀,倒提鸡腿放血。开膛后,内脏弃之,据说这种病鸡死鸡吃了不会出问题。那年月,还真没听说谁家吃病鸡死鸡吃出问题的事。现在想来,可能毕竟是偶尔为之。
我也只得面对现实,将其打整出来做盘中餐。妻在上班,她纪律性比我强得多,一切只好一个人操作。我将那只死鸡从笼里拎出来,在小厨房水池边放血。可能刚死不久,血没完全凝固,多少放出来一些。又烧水褪鸡毛,然后开膛弃内脏。最后砍成块炖汤。
那时环境所迫,我在做饭弄菜方面,还有点“小能干”。待妻子儿子归家时,清炖鸡汤已开始飘出香味。不用说,那一大锅鸡汤让我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两三天。
这里有个细节。我将那只死鸡从笼里拎出来,以及褪鸡毛,都是在过道(厨房太小不便操作)。其时正是上班时间,过道上空空荡荡。楼上八家人,只有楼道左方一位老婆婆在过道上,遥望之下,大致能看见我这番动作。
当然,我不能认定老婆婆就是“告密者”。但在构织我第二条罪状即“毛去世后我高兴得杀鸡吃”,她起码是发端那一环。因为当时空无一人的楼道上,她是唯一目击者。
我至今不相信这婆婆有当年“居委会小脚侦缉队”和现今“朝阳大妈”那样的“觉悟”。因为她当时足不出户,与外界交道极少。问题应在她儿子儿媳身上。
那年与江医生一同来的,有上海二医两女生。其中一位,就是该婆婆儿媳,姓汪,小个子。其老公河北人,北方某政法学院文革毕业生,分配刚恢复的我市检察院。两人一直住我院宿舍,同一楼同一层。平时楼道里碰见,点个头招呼一声,无交往。
事后我分析,这对夫妇,将我家“吃鸡”事在当时特殊形势下传播出去,或是无心,或是有意,若是有意,则可能基于两点:一是其老公身处政法部门,习惯“阶级斗争”眼光看人和事。二是因我夫妻在单位比较受领导重用,心里不平衡。总之,关于“吃鸡”构罪,汪及其公婆所起作用再明显不过。至于她参未参与举报,这事无证据,不好乱说。文革结束,江、杨医生都考研究生离院。那一批文革毕业生,就他两人远走高飞,如今都是该领域有名专家学者。而这汪医生,后来她夫妻俩调到成都附近某三类高校去了。

一个表情

尽管构陷我的事在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本人却一无所知,仍我行我素过日子。不知不觉间,又很容易地让那些人抓到了第三条“罪状”。
这条“罪状”,仅是我“一个表情”。“一个表情”也成罪,也只有在那个荒唐年代才可能出现。
现今来回顾,毛去世后那段短暂岁月的中国,用“全民疯狂”,“全民歇斯底里”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以自己亲历,从地方当局大小领导,到一般民众,真有点像“发疯”了。市搭“灵堂”,区搭“灵堂”,局搭“灵堂”,各单位也搭“灵堂”。大大小小“灵堂”,各式各样“灵堂”,不知搭建了多少!
“灵堂”搭建了,就要有人去“悼念”。于是,一批又一批悼念,一级套一级悼念,马拉松式地进行,没完没了。我自己,大概共参加了近10次“悼念”。去世当天医院最初的“灵堂”搭建好后全体职工集体一次,分科室又去了一次。后来,又说在“工疗室”搭建的“灵堂”地点太偏,又在楼上,不方便革命群众自发“悼念”,就在办公楼底层,我办公室斜对面,腾出一间办公室,另搭建一较小“灵堂”。新“灵堂”建好,不得不又去一两次。
然后就是区里“悼念”,局里“悼念”。虽不是全体,而是派代表参加,自己管宣传,也在代表之列。最后是市“灵堂”,我又去过两次。
毛去世后,市委市政府在工人文化宫大礼堂搭建了一个全市最大、最豪华“灵堂”,而且规定,全市市级机关及下属单位、厂矿职工,须分批前往“悼念”,
其时,我院正与川医精神科合作,举办一期面向川南各地市县的精神病防治培训班(简称为很滑稽的“精神病培训班”),为期半年,学员40多人。为合当时潮流,卫生局上报时,冠以“七·二一大学”之名。我是该“培训班”行政秘书兼政治课教员。在全院职工前往市里悼念之前,我几个授课人等就和“培训班”学员一起去市“灵堂”悼念过一次。几天后,随全院职工再去一次。9月18日全国悼念,我在医院留守,又“悼念”一次。
其实,从毛去世当天起,一些人的反应,就有“歇斯底里”倾向。说穿了,就是一种哭嚎表演,哭嚎比赛,看谁哭得最悲痛,最声嘶力竭,最呼天抢地,甚至哭晕倒地半死不活。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表现自己“对伟大领袖最忠”,以及所谓“无产阶级感情”。哭嚎者,主要是妇女,但不限于妇女,有些男人也哭,也表演。
据我观察,哭嚎者大致分三类:一类是本真爆发,第二类是受他人传染,最后一类是做给人看的。以我们医院来说,第二天“悼念”时,就有人哭晕倒地,被急救。哭晕者是一女厨工,不足30岁。长得人高马大,外号“六百工分”(源于当时一部朝鲜电影,片中父亲给儿子介绍对象,儿子看照片是一胖女子,不满意,父亲劝道:她能挣六百工分呀)。女厨工出身不太好,文化也不高,从街道招工来,到炊事班做厨工,平时也低调,没料这次却“出彩”,活生生哭晕倒了。
第二天全院职工大会时,医院二把手特地表扬了女厨工,说她“对伟大领袖感情深”。受此表扬,女厨工在以后还哭晕过。如此一来,其他出身不太好女职工就明显有压力,好像“悼念”时不哭晕,是否思想立场有问题,尤其怕被视为“不忠”。如此背景下,哭不哭嚎,哭嚎的程度、深浅,哭不哭晕倒,就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有些人,只好使劲哭,拼死拼活哭,其中带表演成分就不足为奇了。而居然不哭者,则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我又被那些想整我的人构织了第三条“罪状”。
那是随全院职工第二次去市“灵堂”悼念时的事。工人文化宫在市中心最热闹的正街。当局要赶在9月18日之前,把市里单位安排完,所以每天清早至晚上,流水席一样安排“悼念”。那些天工人文化宫大门处,可谓人山人海,挤满了胸佩白花,手臂上挂黑纱的悼念人群。有军警及工作人员维护秩序。
入场须等候,4人一队,排得很长。印象中,两次去市“灵堂”悼念,排队等候队伍都远到正街以外大约一两里。从队尾排起,缓慢移动。虽已入秋,但秋阳当空,火辣辣的感觉,却不能避荫。移动到文化宫大门处,至少两小时。再加上进大门后,爬高高石台阶,再转入礼堂大厅,又上楼梯,从后门进礼堂,再沿走道缓行至舞台前,行“悼念”仪式,又得半小时以上。
这又是一种特殊的排队等候,不能彼此说话谈笑,甚至不能出声。每个人必须做悲戚状默然缓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两三个钟头,特别难熬。
更令人难熬的是,现场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哭嚎场面。当局早有准备。此前,每个大小“灵堂”,都有医务人员在场,以随时施救。在这个主“灵堂”,更是严阵以待,大门处即有医务人员。“灵堂”里面,待命医务人员大概有二三十人之多。
好不容易移到大礼堂楼上,从后门进入了“灵堂”。尽管有心理准备,但眼前景况还是令我受不了:那些悼念者,一个接一个扑倒,或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令一旁待命医务人员手忙脚乱。大概发自于内心反感和荒谬之感,我本能地出现了一种面部表情,这表情纯是无意识,说不清是嘲讽还是冷笑,仅瞬间的事,两秒或不足两秒,但还是被人看见了。
这次举报我的,是一陈姓医生,市卫校工农兵学员,原是农村的。加上卫校那两年中专,有个初中文化就不错了。问题还不在学历差,而在于其个人心思,全不在提高业务能力上,几个人基本上不读书,上班之余,或找人打牌,或闲耍吹牛。我从内心瞧不上这类人,基本不交道。如此在他等心目中,自然认为我高傲,瞧不起人。
这陈医生参没参与“举报”,我也不好乱说。但事后我仔细回忆,当时站我身边的,只他一人。我俩并排而行,倘若我当时确实不经意间露出了反映我内心真实情绪的那“表情”,能在瞬间发现的,只有他。不能断定的是,他是无意向人讲起我的“表情”,还是有人事先向他交代布置过,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不过,其后多年接触,陈医生心地倒不算坏。

暗流汹涌

这股整我的暗流,动静已很大了,作为当事人的我,竟然一无所知,主要是因为,一是我对单位小环境缺警惕,对人性之恶认识不足;二是,此时已到文革末期,动不动就整人的社会大环境已不再,心境与警觉相对放松。
最先将险情信息透露给我的,是医院护士班一些学生。1974年经省卫生厅特批,我院招一期护士班,由卫校代教。精神科护士有特殊性,比如男护士较多,身高、体格都有一些要求,省里给了40人计划指标,由医院自行派员赴外县,在本市知青中招生。
医院派出的招生人员就是我妻子,与市卫生局人事科、知青办人员一起,在乐山几个县跑了个多月,几经面试挑选,最后招收了40人。妻子又被院领导派到卫校做了两年班主任。毛逝世前不久,护士班40名学生毕业上班。
我妻子一手将这些学生挑选招收回城,又当了两年班主任,多数学生心目中,威望较高,师生感情很深。这批护士班学生,对我很尊敬。我妻子也姓王,称呼上,为区别,称妻子“小王老师”,称我“大王老师”。一直到现在,这批学生也退休了,偶在街上或单位碰见,也必是恭敬称呼我“大王老师”,问候几句才走。
整我的那些人,动静闹大以后,护士班学生难免就风闻一点,就有学生悄悄向我妻子通风报信:“听说医院里有人要整大王老师,老师你可得当心一点才好。”
妻子回家告我。开始我不信,也不大在意,心想,随他们怎么弄,总不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吧,理他作甚?
之后没两天,有学生传来的消息就有点玄了,说是写了“举报信”,在医院到处找人签名,且说“举报信”已送交市公安局,还试图找一些学生签名,以壮声势。此事千真万确,还传出许多细节,似乎还想把火引到我妻子身上。
9月18日下午,市当局在体育场集聚十多万人,现场播放中央追悼大会实况。医院多数职工参加,我随老崔留守,组织在院职工在办公楼坝子面向北方收听实况并悼念。大会开始后,就有人故意绕到我妻子身边,看是不是悲伤样子,哭没哭?若妻子没哭,肯定受了我这个“反革命”影响,“对伟大领袖逝世无动于衷”。那些人居心叵测,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充当“监视者”的,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女中药工。从医院出发时,就主动对同伙说,由她来观察监视我妻子,看她哭不哭。那天她一直紧跟在我妻子身边窥测。
可惜,那些人欲把我妻子牵扯进来,弄成我“反革命同伙”的居心,没能得逞。那天在悼念大会上,我妻子也哭了,而且哭得有点伤心。
原因是,我妻子与我在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文化背景等方面大不相同。她是工人女儿,一直受正统思想教育,又担任过院“领导小组”成员(革委会前身)。整党建党后第一批入党。正是这些背景,妻子与我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
那些年,我与杨、黄医生,以及三两好友,私下讲的那些,我从不在妻子面前讲起。当然,朝夕相处,妻也多少感知我内心那点“反骨”。时不时带点忧虑之色提醒我,少在外面说那些“大逆不道”的话,甚至说:“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不为我着想,也该为你的儿子着想一下吧?”那年头,“反属”这顶帽子够沉重、也够可怕的。
又几天,护士班学生那里,传来更惊人消息。有个李姓女生,先后任团支书和班长。她在乡下已入党,毕业分配前,已内定她到院办公室任人事干事兼管职工档案,此时已到位。她是个感恩的人,一直感于我妻子对她的器重推荐。她是最早向妻子和我通报情况的学生之一。这天,她带来的消息是,市公安局二处(内保处),己派人来医院调阅了我的档案。
说明情况已相当严重了。这是有关部门将立案的信号。在当时严峻大气候下,这种政治性案子,肯定一立就准,而且会速处速判。妻子听了消息急得不得了,仿佛我马上会被抓走。原先对此并未太认真当回事的我,这时才终于有了危险迫近的感觉。
当天晚上,我即乘车去市区,找原卫生局一位要好同事求教求助。

不了了之

同事姓陈,文革第二年开始,我俩成忘年交。在卫生局,他算资深官员。1948年读高中入地下团,1950年代初是市政府首任文教科长。后因故仕途受阻,先后任市工人医院党支部书记、市卫生工会主席,文革初被工作组打为“四类”,支持造反派。不知如何开始的,我们两人就很要好了。后来我寻思,可能是他身上多些人情味和生活情趣,少些党官员那种一本正经两副面孔。
市革委成立,在生产指挥组下设“民卫组”,管全市民政卫生。老陈因支持造反派,作革命干部入“民卫组”分管卫生,是卫生局干部中的唯一,职权相当于卫生局长。卫生局撤销,我到医院,工宣队进驻后搞极左,我处境不佳,老陈以市“民卫组”名义,把我借调出来,随他组建的工作队一起,到农村搞合作医疗。那是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一年左右。其时我尚未结婚,成天在乡下,与淳朴基层干部赤脚医生打交道。闲看自然风光,顺便赶场,小聚喝酒,吃城里少见的肉食。尤其是与当时已搞得很过分的“清队”完全脱离,心绪静好。
卫生局恢复,“民卫组”撤销,老陈回卫生局任业务科长。我们两人仍保持非常好的关系,经常走动,且彼此信得过,无话不谈。
我将事情始末及眼下危境,原原本本向老陈讲了。老陈听得仔细,问了一些细节,认真思索一会儿对我说,从情形看,纯是无中生有。但这类政治性案子太敏感,仍不可大意,根据他的经验,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态度,眼下是关键。他要我立即找医院领导,主动将情况谈谈,一是让他们了解事情真相,以免到时想为你说话,却不知如何说;二是等于侧面向其求助。老陈又对我分析了两个院领导情况,说,只要我找了,均可能相帮。至于卫生局及党委这一级,老陈说他会找有关人等过问招呼。
回单位的第二天,我即分别找两个医院领导谈了相关情况。果如老陈分析,这一找不仅相当及时,而且效果甚好。老崔自不用说,关切而友好。二把手姓陈,也是卫生局干部,原党委组织干事,虽与老崔有权力之争,而我又明显站老崔一边,但在这事情上,他还是保持了公正态度。他听得很仔细,还反复问了一个问题:我家那天吃的,是不是真是死鸡,而不是因毛去世才杀来吃的?我说几家邻居都可作证,那真是死鸡。他也就没再说什么,好像对此有数了。至于是不是真找邻居调查核实过,我也不知道。但从事情就此归于平息来看,是相信了我的陈述。
除医院两位领导保护了我外,还有一位原卫生局同事,起了很关键作用。同事姓黄,卫生局人保兼武装干事(后任局人保科长兼党委武装部长)。他从部队下来,文化不高,但也是有人情味的人。造反派起来后,他支持造反派,还正式参加了造反团。我在卫生局时,与之交往也很好。我已记不清当时是我直接找过他,还是由老陈去找过他,总之,在此案化解方面,他作用关键。我系在职职工,公安局办案,一定要经过单位人保部门,听取意见并取得配合。市公安局二处人员调查时,他力保了我。
总之,正是在几方面合力下,虽一时闹得风起浪涌,黑云压城,但不久就烟消云散,没任何人找我问过一次,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当然,我能逃过一劫,也要感谢当时相关办案人员,没急于邀功“破案”,而是实事求是,没冤枉人。
最后,才谈及此事背后的“阴谋制造者”。一心要陷害我的,主要有两人。一人姓钟,搞“工疗”的男护士。早年曾因偷盗被劳教,由民政局“精疗所”合并来院。此人一是“左”,二是唯恐天下不乱。文革造反、清队、批林批孔,都很“左”,动不动就大字报。但能迎合一些人心理,言行有煽动性,清队时竟被工宣队当作积极分子。他想钻营上爬,但他那劳教“前科”及德性,上爬纯属异想天开,受阻后就四处咬人。清队时,他连江医生、黄医生也咬。我一直反感此人,而且弄到我名下,我毫不客气抵制他,他就想伺机暗算我。这次最早煽风点火的就是他。
另一位则大出我所料,是我顶头上司,办公室主任施某,老三届高中生,知青时入党,招工调来医院,因有党员身份,做到了办公室主任。我俩办公桌相对,后来他少在办公室与我对坐,去了楼上档案室。
我至今猜不出他整我的原因。我既没不满他当我上司,更没顶撞过他。分析可能有两点:一是受钟某影响,与钟某过从甚密;二是,他基本不读书不看报,笔下有限。院里要写重要文稿,领导经常直接找我(其时我已是知名“笔杆”,局里市里凡卫生及计划生育重要会议或重要文稿,必调我。虽是官样文字,但全系统几千人中,找不到比我写得更快更好的。因此还随局领导赴省开会,见识过锦江宾馆。这也是我在医院敢自由自在的原因之一)。相形之下,他可能有被冷落感。其实我清楚,我非党非团,出身异类,局里院里只不过是“用我”,从没想“提我”,离“重用”更不沾边。施某仅因此对我“痛下杀手”,还是过了点。
事过多年,我研究文革,才知其时,华、汪为首的中央,确实向全国发过注意“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一条即是,毛逝世后表现得兴高采烈的。确实有人因此被判了“幸灾乐祸罪”的。我这才有些后怕。若不是当时几方面因素使我得到保护,我肯定“进去”,下半辈子会是另一种人生。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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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学长李青山
——李青山回忆录《文革记忆》代序

张玉峰

《昨天》编者按:李青山著《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的回忆》,2015年7月自印。

那是一个“奉命造反”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军委主席亲自策划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中国,震撼和惊讶了世界。
为了证明它是“正当的”“必要的”,精心准备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在运动目的若隐若现的情况下,利用历史造成的地位和威信让中央大员们举手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所谓“一靠威望”;对部队做的局部调动,保证了随时可以镇压敢于反抗的政敌,从而起了威慑作用,所谓“二靠解放军”;再通过“罢官”等组织手段,先拿掉彭、罗、陆、杨四大员,改组北京市委,开始了先打外围再打倒自己不满意的“接班人”。
从1957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听从“两报一刊”社论,以为那就是“真理代言人”。从没有任何政治生活经验的青年学生当然要跟着两报一刊社论的调子起舞。何况毛鼓吹北大七人大字报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大串联,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对那些贫困学生的诱惑力是多么巨大,他们渴望打开眼界。毛给清华附中的回信和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群众的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分别见了1300万来京学生,就把中国的青年学生绑上了战车。那时学生被吹捧成“革命小将”“红闯将”“革命先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串联”和“大造反”终于使“老革命们遇上了新问题”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终于“天下大乱了”。而在山西文革初期,李青山就是名动一时的“学生领袖”。
李青山者,山西省壶关县人氏,父亲为二野四兵团中下层干部,1949年随军南下云、贵,李青山1961年考取太原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无线电专业,学制五年,1966年毕业前参加研究生考试,已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录取,文革爆发就没有去成,他是电机系学生会副主席,品学兼优,在同学中威望甚高,为人耿介直爽,有文采,但不善交际和处理人际关系。
李青山名气大是因为他是“太工红旗”(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一把手,并与杨保明、马尚文等人创立了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成为山西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其二,他质疑刘格平的1·12夺权的正当性,太工红旗的“三评二告”差点摧垮了刘格平的夺权。因此,研究山西文化革命的历史,李青山是个绕不过去的历史人物。
我认为:李青山值得肯定的历史功绩有三。
(一)李青山领导下的“太工红旗”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但是在李青山的影响下,他们一不参与一切毁灭文化古迹书籍的活动,二不参与抄家、污辱人格人身攻击的活动,对老师、教授、干部给予正常人应有尊严的待遇。三坚决反对武斗。这样不出格的造反派,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善莫大焉。
(二)李青山质疑反对刘格平的1·12夺权,代表了广大干部、人民的心声,客观上起了质疑毛和中央文革大员匆忙要夺权的正当性,血流成河的文革内战不就是从夺权开始的吗?
(三)像李青山这种品学兼优,才可大用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人才,一生蹉跎,被排挤,被闲置,无疑是国家的损失。由于阴差阳错老先生至今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身患癌症,在物欲横流贪腐成灾的年代,李青山甘守清贫,仍然坚持写作,把他经历的文革所见所闻如实记载下来,留下一份研究山西文革初期历史的翔实材料,其真实性使那些生编滥造“历史”之徒汗颜啊!他的自述,他的心路历程,光明磊落,不护短不作伪,极具史料价值。
嗟呼!“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文革时代转眼已过去49年,它是离人们记忆最近最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许多亲历者已经逝世,许多亲历者已成老翁,抢救“史料”的工作刻不容缓,幸亏有像孙涛、赵瑜这样的有识之士在写,有像李青山这样的亲历者在写。一个哲人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又说“凡是现实的,都是要灭亡的”。能够不忘历史的民族毕竟是有希望的。我的观点不能代表李青山,是为序。
2015.6.23
上图:2012年5月,文革中太原“三大派头头”在太原聚会时合影。前排左起:李青山、杨保明(红联站)、刘灏(兵团)、郝廷云(红总站);后排左起:马尚文、于永革、张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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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真实的印痕
——读《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的回忆》随笔

孙 涛

在山西太原的十年文革历史中,特别是在文革之初,李青山是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他是太原工学院群众造反组织红旗一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红联站这个跨行业群众造反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无论是太工红旗集中火力炮轰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代表的中共山西省委,还是高调反对刘格平、张日清、杨承孝们向中共山西省委的夺权,可以说,李青山都是这些大事件的组织者,也是当时一些重要大字报和传单的操刀手。说他是当时的学生造反领袖,名副其实。
当年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主席,正是发动并依靠全国各地这样的学生造反领袖,掀起了文革的高潮。而在官媒当时不断地鼓动下,这些学生领袖们,无一例外地与李青山一样,认定“能在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这样一个伟大的反帝反修斗争,感到无尚光荣”!“我们需要行动,需要像北京大学聂元梓他们那样行动,再不行动,就会被革命洪流所抛弃”!这些语言,十分具有当年文革的特色,它们又出现在李青山的回忆中,一点也不奇怪。可以想到,文革的历史印痕,烙在李青山的心底,至今也不能忘怀,于是,他在写这部自述时,一定又回到了让他难以忘怀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正是在这样的回忆中,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史料。
这里,我想首先要肯定的,是李青山的坦诚。在他的自述中,体现这种坦诚的,可举出许多例子,试举一个。在山西文革后期,曾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由《三上桃峰》一出戏,引发出江青炮轰谢振华,导致了山西政局的大动荡,陈永贵和王谦开始主政山西,大搞“批谢”。历史已经证明,批《三上桃峰》错了,借批《三上桃峰》引发的批谢运动,更是江青、陈永贵和王谦在山西搞的一个大冤案。当年对江青、陈永贵、王谦这一套,摇旗呐喊紧跟者有之,坚决反对并用各种方式斗争抵制者有之。无论他们当过造反派,还是当过走资派,在我接触过的许多当事人和亲历者中间,再提起历史上这桩公案来,当年的反对者乐得回忆,而紧跟者却往往避而不谈了。李青山当时是坚决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坚决支持他们批判谢振华的。并且用大字报,表达了坚定不移支持陈永贵、支持王谦主持省委工作,坚决批判谢振华的政治态度。能真实地写出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不故意娇饰和作伪自个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思想立场和表现,这种坦诚,可看出李青山的这部自述,目的不是为自已树碑立传,也不是用这部自述为自个洗清什么。他只是想记下曾经的历史,记下曾经的历史中,自个曾经的足迹。由此,我以为,凡关注和研究山西文革历史的专家和学者,都可将《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的回忆》作为一种文革亲历者的个例来对待。对于文革的研究者,从分析和研究个例入手,也是切入那段历史,分析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一种角度。
当官方宣布结束文革,并将否定文革写入全党的决议之后,文革的历史,已渐渐有意无意地被官史固化为一些简单的符号了。高层的责任,全推给了林彪和“四人帮”,而在民众中,所有的造反派,几乎都遭到了整肃。甚至在这种历史的固化中,文革初期那些鼓吹血统论、大搞破四旧的官办红卫兵们,也与学生中的造反派们被模糊成了一体。当那些官办红卫兵们被免除追责,而另一些当年学生中的造反派们却被整肃后,其心灵深处,对让他们承担起文革的责任,就成了一个难解的心结。
近十多年来,我已停止了写那些虚构的长篇小说,一直在收集省城的文革史料,为完成记载山西省城十年文革原生态历史的纪实作品《虔诚与疯狂》,不断努力。我想,于我,于社会,我的这部书稿,远比我已经出版的那十几部长篇小说重要。在对此书的不断修订中,便结识了一些省城十年文革历史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是那个年代受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赞赏的革命小将。岁月流逝,当那场大革命结束并被否定后,他们为之喷涌过的激情,便成了心底深深的、永久的印痕。
我想,这难解的心结和永久的印痕,恐怕在李青山的心中,同样并存。只是,他们对这些印痕所做的思考,和对心结的解读,却截然不同。就以李青山等大学生们发起成立的红联站这个组织而论,他们当年的核心领导层中,伴随着文革的发展,其思想的发展,就完全不是一种轨迹。以“张赵集团”案来说,涉案的张珉等青年学生们,在文革尚未结束时,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就已经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我还读过当年红联站的另一位领导人李辅先生所著《所思所忆七十年》一书,他对文革的回忆,也显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回忆历史中,对自个人生的反思高度。无须责怪李青山在他这部回忆中缺失了一些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有些叙述依旧陷于文革的语境,作为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能留下对事件的真实叙述,已属不易了。同时经历了风雨的同路人,面对雨后的彩虹去写同题诗,对风雨和彩虹的记述大同小异,而认知和感悟却千差万别,存在这种思维和认识的不同,也是正常的。
文革初起时,来太原大串联,并参与向山西省委造反的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战斗队的成员陈士镛先生,以高级工程师身份于南方某市退休。在古稀之年给我的一封信中如是说:“‘文革’,这是一段令人振奋,令人疯狂的历史。一切均由党的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党中央决议通过‘文革’,连‘文革’前后都被全党、全国人民拥戴的周恩来总理都身体力行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被冠以‘十年浩劫’而彻底否定了。当一切都沉寂下来后,模糊的历史却有意无意地把搅起文化大革命祸水的罪名推到了红卫兵、造反派身上。我问我读高中的孙女,你知道造反派吗?回答很干脆:‘造反派是扰乱社会的坏人。’当我告诉她我也曾经是造反派时,她的眼睛瞪大了,想不到她一向敬重的崇拜的爷爷,竟然也当过造反派——坏人!我问那些青年大学生,回答如出一辙。”
所以,让后人了解文革历史,首先要从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开始。无论是高层的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还是平民草根中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都是有意义的。只有无数历史的真实碎片,才可能缀成曾有过的真实历史。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有延续性,正如风雨和彩虹,有过多的关联,有因果关系,却又不是同一形态。在历史的进程中,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日后的评价者,常有一种现象,那就是昔日之是,可能变成今日之非,今日之是,有的就是昔日之非。对于当事人回忆自个经历的历史,判断其有无价值的前提,是能否以坦诚的心态记述,不作伪,不矫饰。只有让读者回到真实的历史坏境之中,他们对于历史中每一个人的作为、功过、才会做出属于后人的判断。为统治者掩盖和割断历史的宣传,是历朝历代官方史官的通病。所以,历史研究者们,往往参照民间信史去剖析官史的真伪,主要原因,就是被官史的那种通病所逼。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陈士镛先生,如果他的孙女听他讲述一下他的故事,她的爷爷当年扮演的是好人角色?还是坏人面孔?何以会成为那样的角色和那样的面孔?在孙女心中,才会有她们这代人一种新的认识和判断。所以,将亲历过的历史,真实地告诉后人,是每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责任。
民族的前进离不开民族的反思。让不同的认识并存,是人类思想得以发展的基础。任何统治者,想用一种思想统治国家和民族,都是注定行不通的。李青山完成了他的自述,对文革得出了他现在的认识。虽然他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我并不同意,却赞赏他对当年历史中自个有过的言行,做坦诚回忆的这种态度。
以上随笔,仅供李青山先生和读到他自述的读者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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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太工红旗质疑山西夺权
(《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的回忆》选读)

李青山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中的第53节“山西1·12 夺权 太工红旗公开质疑”,现标题是另拟的。文革中,山西省在全国第一个实现造反派向省级党政领导机构夺权并得到中央承认(比上海要早近一个月),而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则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夺权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会这样?本文作了详细回顾。

到了1966年12月底1967年1月初,全国已经“斗”得天翻地覆,不论是不是走资派,中央各大部委、各省、地、市、县的当权派一律都被炮轰,党政机构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似乎胸有成竹,并不感到惊慌。因为这种“乱”是他有意制造出来的,“乱”是乱了“敌人”。有乱才有治,大乱才能大治。
但在山西,广大造反派认为乱得还不够,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没有揭发出有分量的材料证明谁是走资派;对谁是革命领导干部,包括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支持的“革命干部”袁振,也没有取得共识;毗邻省城的晋中榆次地区更是冷冷清清、“死水一潭” ,元月4日红联站刚刚在那里点了一把火。我们认为,山西的文革形势比全国落后两个月。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67年1月12日, 山西发生了震动全国的1·12夺权。对夺权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对刘格平等人充满怀疑的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表“三评” 、“两告”,对夺权提出质疑,使奉命夺权的刘格平遇到很大的困难。虽然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刘最终掌了山西的大权,而太工红旗也吃到了反对他夺权的苦果,却也使我和许多同学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应当说,刘格平等人的夺权并没有背着当时山西“响当当的造反派”太工红旗。1967年1月7日(8日?)晚,有人到省委灰楼一层太工红旗省委支队驻地找到我,神秘地领我到山西省委西院的一个房间内。与我同去的,记得有我太工红旗省委支队的梁裕权。此外,房间里还有太工永红战斗队的队长高祥(高命儿)、俞俊明,似乎还有太原机械学院的一个什么战斗队的人。一个老头十分神秘而紧张地对我们说:山西省卫恒、王谦、王大任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五级干部刘贯一,以及三级干部刘格平、八级干部陈守中、十级干部刘志兰、何英才,奉中央文革之命,领导山西文化大革命。他们要站出来,写大字报,揭发旧省委的问题。他说,一旦他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亮相,震动将会很大,卫、王、王一定会疯狂反扑,迫害他们,希望造反派保护他们的安全。
他的谈话使我很吃惊。刘贯一我认识, 他原是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当时是山西省副省长,1964年我曾在湖滨会堂听过他的报告。但现在,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对他的话充满怀疑:
其一:他们都是山西本地的干部,刘格平、刘贯一是山西副省长,文化大革命烈火还没有来得及烧向他们,他们本人是不是革命的,还没有经过群众的审查;我们也没有听说他们与卫、王、王有过什么分歧,作过什么斗争。如何能相信卫恒等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他们却是革命干部,可以不经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审查就直接来领导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呢?
其二:他们自称奉中央指令,但却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或者背景说明,我们怎敢轻易相信?中央文革怎能让一个还没有经过文革审查,没有在群众面前亮过相的本地干部来领导一省的文化大革命呢?这在全国没有先例,也不合逻辑;
第三:省委主要领导卫恒、王谦、王大任是主要炮轰对象,在我们看来,他们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有严重问题,但他们究竟是属于三类干部还是四类干部,是否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没有足够材料支持,还正在审查之中;高级干部站出来揭发他们,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复杂的斗争形势使我不得不从多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需要看看刘格平他们究竟能揭发出些什么材料,能证明卫、王、王确已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或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四: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时,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消息迅速传到太原,我们极为震惊。陶铸上升到中央第四把手几个月即被打倒的事实告诉我们,文革的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处在造反第一线的我们,当时只能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其他人一概不敢轻易相信。对于刘格平、刘贯一等这样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当权派,以及他们不合逻辑的举动,我们不能不保持警惕。
我们尤其忌讳被政治黑手所操纵,被政治扒手所利用,这也是当时“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文章一再提醒的,我们因此有着极高的警惕性。
由于事出突然,满腹狐疑的我当时只能表示:欢迎并支持他们揭发省委的问题,其它事项待我们商量后决定。
会后,我立即回省委灰楼太工红旗省委支队驻地召开队委扩大会议,通报上述情况,并进行讨论。大家基本同意我的看法。决定立即派省委支队的李耕生、付忆蓉和曹昌盛等赴北京,设法向中央文革了解以下重要事项:
1. 中央文革是否任命刘格平等领导山西文化大革命;
2. 中央是否决定在山西夺权;
3. 我们认为山西群众发动不充分,刘格平等又未经群众审查,省委问题也未充分揭露,现在在山西夺权是否适宜,请中央考虑。
又决定,支持刘格平等揭发旧省委,同时对他们进行观察,保持警惕。
1月9日,刘格平、刘贯一(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袁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何英才、陈守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五人贴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大字报(人称“五人大字报”),矛头直指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山西省委领导班子,指出省委领导班子是“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但该大字报并没有揭发出任何具体罪行事实,仅仅是一个表态性的大字报。这使我们很失望,也很难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他们。因为仅凭这样一张大字报无法判断他们是真揭发还是假揭发。但不论怎么说,如此高级别的干部公开站出来参加斗争,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
1967年1月12日夜,我乘车从省委太工红旗省委支队驻地回太原工学院。 一出省委大门,就感觉情况异常:在沿途的府西街口、大南门、迎泽大街、迎泽大桥桥头,都有解放军荷枪实弹,架着机枪把守;迎泽大街上,从西到东上百辆大卡车满载工人,一字排列在大街上,气氛紧张,但没人说话,也没人阻拦我们的小汽车。
第二天(即1月13日)上午,传来消息说,刘格平他们已经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把省委“党氏兄弟”及省委主要领导卫、王、王和他们的秘书都抓了起来。
事情发展如此突然,大出我之意料。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作为当时在省城有重大影响的造反派,我们必须尽快拿出态度:支持还是不支持。
这个夺权如此匆忙,如此不合逻辑,我的脑子里充满疑问。一个省的党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就这样被几个下属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夺权,被抓,他们有这个权力吗?
在我看来,尽管当时群众组织,包括我们太工红旗,早已对山西省委卫、王、王使用了“一小撮”、“黑帮”、“反革命”等字眼,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那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表态、一种批判和炮轰的惯用方式。实际上,没有中央的批准,群众组织既不能给他们定性,也夺不了他们的权,罢不了他们的官。即使我们进驻了省委,有的造反派组织甚至占据了卫恒的办公室,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省委还是省委,省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
我始终认为,对省委这样一级党政干部的处理,应当是中央的权力,而不是他们这些干部应有的权力;夺权,应当是中央光明正大的决定,如像李雪峰接任北京新市委书记那样,而不应是任由下面几个干部自己宣称。我认为他们的作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当时两报一刊社论的精神。退一步讲,即使卫、王、王的权需要夺,也难以使人相信突然冒出来的他们几个就是革命领导干部,就是合适的夺权人选,而不是投机革命的扒手。
种种疑虑使我难以下决心支持他们的行动。在我看来,非但不能支持,还应当一方面紧急向中央报告情况,一方面提醒广大群众警惕政治扒手。
这是我脑海中的第一反应。
但如此离谱的事情,似乎也不是他们几个自己够胆做的。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召开全队大会讨论。于是,我立即召开队委扩大会议,研究局势。广大的红旗战士也十分关心此事,参加会议的人很多。由于事关重大,我要求到会的队员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言的人很多,讨论非常热烈。时间也拉得很长。
临近(1月13日)中午,红联站主要负责人、太工红旗的副队长杨保明,匆匆来到讨论现场。
据杨保明回忆,13日早晨,太工永红的头头俞俊明匆匆来到红联站,告诉他昨日晚上刘格平等他们已经夺卫、王、王的权,并说刘格平请他去一趟。
杨保明闻讯立即到刘格平那里。刘要求红联站支持他们夺权,并说,他们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如果红联站参加夺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副总指挥的位置留给红联站(总指挥由代表工人阶级的十三冶决死纵队的头头杨承效担任)。杨保明说,这是刘格平与作为红联站主要负责人的他就夺权问题进行的第一次接触。此前没有人就夺权的事与他这个红联站主要负责人进行过任何接触。
局势巨变,杨保明不敢怠慢。他深知红联站只是一个联络站,是个民主组织,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不能代替各成员组织自作主张。他立即回到红联站召开常委会征求意见。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这个权该不该夺要看中央态度。即使要夺,也应该由红联站牵头夺,而不应该由他杨承孝来夺;何况夺了权才来通知红联站,明显是对红联站的轻视。大家一致认为,红联站不能参加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有人提出我们成立第二指挥部夺权。
虽然杨保明对此次夺权也有怀疑,认为卫、王、王似乎不够走资派级别,但他对刘格平的来头也不清楚,为慎重起见,他采取了两个重要的行动:一是派出红联站常委、太机红旗的崔素华等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解中央态度;二是邀请刘格平到红联站与大家见面。让红联站的人亲自接触一下刘格平,同时也让刘格平听听红联站的意见。(下图:刘格平戴着红联站袖标应邀在红联站接见群众代表。后立者为杨保明、马尚文。)
虽然我当时对红联站邀请刘格平来站与大家见面一事并不知情,更没有参加,但我手中有一张照片可以证明确有此事。在那张照片中,刘格平戴着红联站袖标,拍着手与大家相见,背后站着杨保明和十中七一的头头马尚文。据杨保明回忆,在这次接见中,刘格平同意红联站成立第二指挥部,与总指挥部一起向卫、王、王夺权。不过,第二指挥部还没成立,还在筹备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刘格平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立即神气起来,红联站成立第二指挥部的事流产,太工永红也迅疾宣布退出红联站。
这是后话。
杨保明赶到太原工学院太工红旗队部时,太工红旗的群众讨论大会还没有结束。他发表意见主张先支持一下刘格平,即使不表态支持,暂时也不要贸然行事。
显然,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观点暧昧不是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应有的态度,也会误导群众。大多数队员不同意杨的建议,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经过讨论,我们决定:
1. 立即再派张玉峰、贾诚、于永革、白燕三等四人赴京向中央汇报这一情况,看中央有何指示。
这四人中,后三人都是太工红旗战斗队的勤务员(队委),我们对当时夺权行动的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我们也知道,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除了问中央文革外,能问谁呢?能相信谁呢?
2. 立即发表文章,表明我们的观点。
文章由我匆匆拟就,题目为《就目前形势告全省人民书》。因为几天后我们又发表了《就目前形势再告全省人民书》,所以此文后来被人称为“一告”。
我至今没有找到“一告”原文,许多细节记不得了。但根据我现在的回忆,在此文中并没有反对夺山西省委卫、王、王的权;相反,在文中明确肯定,这个权应该夺,必须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虽然我们自己掌握的材料不能证明山西省委卫、王、王是走资派,却不能排除其他人掌握有能证明他们是走资派的材料,我们也不能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反对别人夺他们的权。
“一告”的核心是对刘格平等人的夺权时机和夺权动机提出质疑,指出是否夺权、何时夺权、怎样夺权、夺了权由谁领导,只能由中央决定, 中央任命, 群众参加, 不能由某几个当权派自行宣称;
在文中特别提醒全省人民要谨防政治扒手混水摸鱼;
“一告”于13日下午开始向外界散发,并通过所掌握的太原市有线广播站,省委门口的大喇叭、以及出动那辆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宣传车在五一广场等处广播,很快传遍全城。
次日(1967年1月14日),我得到一张“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的第一号《通告》。该通告向世人宣布,××家造反派组织一举夺取了山西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
由这张通告我注意到,在轰轰烈烈造山西省委反的斗争中与我们密切合作的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站在了夺权的刘格平一边,另外两个有名的造反派组织是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革命工人决死纵队;但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这两个省城最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却没有列在这个第一号通告中参加夺权组织的名单中。上面仅仅列着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下属组织太原六中32111战斗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下属组织太工永红战斗队以及另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红联站下属组织“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的名字。在我看来,这至少表明这两大组织对这个夺权心存疑虑,态度消极。
没有这两个主流造反派组织参加,也表明刘格平的夺权并没有得到省城广大造反派的充分支持。
几十年后太工红旗的勤务员赵日昌告诉我,当年的“捕猎大队”其实是他手下的几个人和冶校东方红的几个人临时组成的队伍;而杨保明则称太工永红和捕猎大队是他派去保护刘格平和刘贯一的,其中的详情我不知。
对这次夺权疑虑重重的太工红旗,其写作组迅速连续写出三篇文章,评论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人称“三评”),把我们的疑点和观点告诉广大革命群众,希望大家保持警惕。
太工红旗文章的观点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看法,因此文章一发表,就引起巨大的反响,有些参加夺权的组织也发生怀疑,持消极态度;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以下简称山大八八)、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以下简称工人兵团)相继退出了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据杨保明回忆,此时支持夺权的太工永红战斗队也发生动摇,那几天他们的头头愁眉苦脸,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虽然山大八八和工人兵团的退出未必是受了太工红旗文章的影响,但太工红旗的文章以及他们的退出都给刘格平控制局势造成很大困难。
当然,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公开站在了刘格平夺权行动的对立面。
刘格平的夺权在紧锣密鼓进行。1月15日,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在五一广场召开大会,批斗旧省委主要负责人卫恒、王谦、王大任等。我由于正在焦心地关注中央文革对山西夺权的态度,并没有关注这次大会。
我深知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一旦站错了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我们派往北京的人发来的消息。到了1月17日下午,传来消息:中央文革小组关锋等在北京中南海小礼堂紧急接见红联站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发表讲话,大喊“夺权,夺权”,紧急表态支持山西夺权。
如此重要的信息,我却没有从本队所派出的两批赴京汇报代表那里得到,而是从太机红旗的一张传单上知道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据第一批派出的向中央文革汇报的李耕生后来回忆:他和付忆蓉、曹昌胜到京后,住在景山西街山西驻京办事处,设法通过北航红旗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一直没有消息。1月17日晨,关锋、王力等突然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红联站和其他组织代表,表示支持山西的夺权,号召造反派起来夺走资派的权。会上关锋还不点名批评了付忆蓉,说太工一位女同学连我们(中央文革)的话也不相信。于是,到会的其他人立即把矛头指向太工红旗。太机红旗的队员更在驻京办事处贴出大标语,说太工红旗的人是现行反革命。
在当时,这样的压力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付同学受到这样的压力和打击,立即离京返回太原。在京的李耕生等人以为,返回太原的付同学必定会第一时间到队部向我们报告北京发生的重要情况。然而,付既没有在太工红旗队部露面,更没有把北京的情况向队部报告。“她从此退出了文化大革命”,李耕生如是说。
在京的其他组织的人听了关锋等人的讲话表态,纷纷返回太原参加夺权,山西驻京办就只剩下李耕生、曹昌盛和已与他们会合的我队第二批赴京汇报代表等少数几个人,在京了解进一步的消息。一直到中央肯定夺权,太工红旗请罪时才回来。
关锋、王力的讲话使我相信,中央已经确认山西省委卫、王、王是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权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必须紧跟。
为了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我紧急起草了一篇短文,表示我们必须紧跟形势,拥护和响应中央号召,向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未对刘格平的夺权表示支持。这篇短文的题目是《就当前形势再告全省人民书》,人称“二告”。
虽然关锋、王力在讲话中支持总指挥部夺权的态度很明确,但他们的讲话没有提及刘格平,似乎这夺权是广大造反派群众的自发行动,而他们则明确表态支持这种行动。显然这与山西夺权是刘格平一手策划、操控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因此未能消除我们的疑虑,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央会如此轻率地让这样一个既没有群众基础,又没有经过群众审查的赋闲副省长在山西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认为山西文化大革命比全国落后两个月,省委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揭开,刘格平等人并没有群众基础, 此时夺权实不相宜;我们有责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另一方面,此时我们已听说刘格平和康生、关锋解放战争时期在渤海军区一起工作过,康生在北京已受到炮轰,据说山西大学也有人在太原贴出炮轰康生(后来据说是炮轰关锋)的大标语。我们虽然没有公开反康生,但面对山西夺权的种种极不正常情况,关锋等讲话只是含蓄而不是光明正大地支持刘格平,以及康生、关锋与刘格平的历史共事关系,我们对康生和关锋也产生怀疑,怀疑他们在山西夺权问题上背着中央搞什么鬼。联想到既然在文革中被提升到中央的第四把手的陶铸都会有问题,又怎能保证康生、关锋等人没有问题呢?
因此,我们没有因关锋讲话而立即改变态度,相反,不仅继续广播“两告” “三评”,又派出以勤务员(队委)王步祥为首的第三批代表赴京汇报。我亲自交待他们,不要找康生、关锋,而要直接向我们相信的周总理、江青反映情况。
关锋讲话的消息传到太原,立即产生很大反响。各个组织纷纷在本单位和影响所及的其他单位展开夺权。对这次夺权一直持观望态度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太原贴出大标语:“32111的方向就是我兵团的斗争大方向”,公开表态站在刘格平一方。在1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时,32111的名字被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所代替。
红联站明确无误地听到了关锋等人的讲话,它也有两个下属组织“太工永红”和“捕猎大队”参加了夺权,如果此时红联站也像兵团那样刷出大标语“太工永红的方向就是我红联站的斗争大方向”,或许红联站乃至山西的文革格局就会有不同的进程。但是红联站没有这样做。个中原因,我不得而知。或许红联站对夺权的看法和太工红旗并无二致,始终持怀疑态度,因此关锋讲话之后,也不甘心倒向刘格平;或许红联站当时没有高人指点,政治斗争经验也不足,没有及时采取这样的公开表态方式自救;也或许红联站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联络站,不能代替下属组织像兵团那样表态。究属何种,有待相关当事人回忆了。
由于关锋、王力的讲话虽然明确支持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夺权行动,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向走资派夺权,但他们并没有明确表态必须在刘格平领导下夺权。因此各组织的夺权大多都是自我行动,并不受杨承效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领导。据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太原重机厂工人张建国说,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象征权力的省委、省人委等机关的的大印被他们夺得,夺得之后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为此张建国曾来太工红旗队部找我问计,我由此知道此事(不知真假)。几十年后的2010年,当年红联站下属组织、太原工学院机械系的东方红战斗队的一位头头李文玉又向我披露:太原市委、市人委及下属各部门的大印当年被他们夺得。
太工红旗也在影响所及的单位展开了夺权,但这些夺权也不是队部的决定或安排,而是各部队员的自发行动。我当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搞清楚刘格平夺权是否中央的意思,是否适宜等问题上,没有精力过问这些事。而且我认为夺权非同儿戏,夺权容易掌权难,是要负责任的,因此相当谨慎。一个例子是,红联站派出人员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权,几天几夜未能成功,疲劳已极的他们派人到近在咫尺的我太工红旗省委支队驻地求援。我考虑到山西广播电台的声音全世界许多地方都能收听到,夺了它的权,广播出了问题,造成国际影响我们负不起责任,因此不同意夺山西人民电台的权,没有派人前去支援。
我焦急地等待着第三批代表从北京发来的消息。
1967年1月23日, 第三批赴京代表打来电话说,他们没能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但找到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的人讲,他们不知道中央对山西夺权的态度。
我认为这说明事情可能还没有最后结论,因此还抱有一线希望。不料到了23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

(注*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是在1967年1月24日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2013年6月我专程去太原市图书馆查阅当年的《山西日报》,赫然发现《山西日报》1967年1月24日就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当在前一天晚上,由此我更改广播日期为1月23日,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查阅当日的《人民日报》,请各位有心者查验之。)

我知道,这是中央正式表态。我们站在了中央的对立面,我们完了!
由于我们的影响,红联站也将遭重创。
果然,《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参与夺权的人马精神大振,立即欢呼雀跃。同时,炮轰太工红旗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太工红旗反对夺权罪该万死;有人揭发,在夺权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卫、王、王在北营仓库曾议论要投奔太工红旗,这表明太工红旗是“假造反,真保皇”。红旗战士实在气愤不过,在太原工学院电机馆前的马路上写下大标语:“青山不老 红旗不倒”,被对立面大做文章,说这是吹捧太工红旗的坏头头李青山;山西军区的部队到太原工学院武装示威;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放出话:红联站不开除太工红旗就休想参加总指挥部。太工红旗遭受到空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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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郭予庆谈75期对《戚本禹回忆录》的指谬

这期中的三篇对《戚本禹回忆》的指谬文章很好,很及时。因《戚本禹回忆录》未在内地发行,迄今未看到书,但从网上能查到的部分回忆文字(如《忆江青同志》,《共识网》2015,8,2)中可知,作为中央办公厅长期为毛泽东服务的工作人员,文革前期某些高层决策的知情者,戚回忆文中披露了不少外人鲜知的历史背景。但正如本期几位学者指出的那样,戚文中同时也存在许多歪曲、遮盖史实的不实之处。可以说戚的回忆真真假假,真假混杂,令一般人真相莫辨。很需要事件的亲历者、知情者或有识者对戚回忆进行辨识和鉴别,以廓清真相。
如戚文谈到陶铸时说,“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从文中可看出戚本人并未到过陶家,仅凭江青一人之言和所谓照片,并无其他证据,就下“很会享受”的结论,有违史家的通识,这对于号称历史学家的戚本禹来说,是一个讽刺。
戚本禹由于身份、经历特殊,其回忆文中涉及不少高层内幕,使其回忆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从史学研究角度看,很需要相关亲历者、当事人、知情人对所涉历史事件据实加以辨识和订正,也需要严肃的史家进行考辨和解析,以期鉴别戚回忆中哪些是合于史实的新材料,哪些是歪曲、遮蔽史实的不实部分。否则,随着岁月流逝,将使真相被遮蔽,谬种流传,危害极大。

王锐读75期《他追求生命的厚度》感想

收到《昨天》75期,先读了何蜀兄写陈蔚德老师一文,不免感触多多。像陈蔚德老师这样有过重要文革经历的人,仅就其亲历的外交部文革史,就可挖掘更多有价值的史料并形成文字,但种种原因,竟失了机会。而这种所失,失了就永远没了。实为可惜可叹!这事我也深有体会。就省、市文革史而言,我接触过的许多当事人,都曾经历许多事,有许多独特见闻,有的见过高层人物。种种原因,就是不愿认真回忆挖掘,自己不写,也不愿口述让人记录,宁肯带进坟墓。须知,其经历中有些过程、尤其细节,是迄今未见诸文字的,尤为可贵。像陈蔚德老师那样,一走就走了,着实令人感叹。看来,抢救回忆史料,我等还得更加努力,当然也只能尽力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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