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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4日
今天在公社学习。中午吃过了饭，没事做，我就去找公社宣传队的熟人玩。刚巧谌永学跟周老师在一起研究乐谱（周老师是北碚文化馆的老师，北方人，大块头，外号“周大汉”，负责辅导群众文艺活动，总是背着个手风琴到处跑，走到哪里就响起歌声和笑声，所以知名度极高。直到2010年代，高龄了，还是热情奔放，见到愿意听的人就立马高歌一曲。经过周老师的辅导，有一年我们大队宣传队在公社文艺汇演中得了第一名）。
谌永学招呼我说：“来坐吧！”
周老师说：“来来，我们一起来斟酌一下。”他问我：“你平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农业机械化要通过哪些措施才能实现？”我说：“以前考虑过的，首先需要平整土地。”他说：“对，这就是‘人造平原连千里’。这比喻你觉得确切不确切？”我只好一笑：“当然确切。”他问：“然后呢？”他自问自答：“人造平原连千里，这是远景，近看的话，麦浪翻滚，水渠纵横。”他又自言自语：“水渠纵横，已是别人用过好久的话了。现在我写成这样：金桥上面走银河。”我问：“怎么是金桥上面走银河呢？应该是银河上面架金桥呀！”他笑道：“正是这样，渡槽呀！”我也笑了。谌永学插进来说：“架，这个字不妥当。这个词儿应该是动词。”我说：“这样行不行？‘金桥飞架渡银河’。”周老师说：“可以。”
然后周老师说：“我设计了一个节目，名叫《插秧赛》。说的是有两个小伙子不服气，要跟插秧机比赛一下，结果累得浑身骨头快要散架，也没赢。别人就拍着他们的肩膀告诉他们：‘小伙伙呀小伙伙，机械化道路多宽阔。放眼望，祖国壮丽的锦绣山河，人造平原连千里，人造喜雨平地落，稻浪层层起波浪，金桥飞架渡银河。收割机，云中走，机器欢唱人欢歌。机械化道路多宽阔，人民公社奇迹多。’”
我听得张开嘴笑，谌永学偷偷向我伸了一下大拇指。
后来我跟何三谈得正起劲，忽然一个民兵小分队的人来说，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的副队长偷了木料，足足有解放牌卡车半卡车，这人姓蒋。我一听就知道是蒋队长几年前的事情败露了（实际上是蒋队长的儿子犯事，他偷木料是为了卖钱）。
1976年9月5日
梁万华决定对担煤炭的人实行镇压（不得已而为之，担煤炭、找其他门路挣钱的人多了，没人干农活，上级也施加压力）。凡是被领导所知道的担了煤炭的人，要求他自己将钱交出来，如果自己不交，在生产队扣钱20元。
本来造成担煤炭——资本主义放任自流——的原因是大队收去了各生产队的副业。对于这一点，梁万华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去顶。对社员，他利用权力，能镇压的就镇压。这种因果倒置，而又蛮横不讲理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错了，我也错到底，我管得了社员，就要管！”他还说：“对干部待遇，应该承认有差别，这有什么办法，不在我职权范围以内。”（这些认识和想法，都是党员干部培训时被灌输的。）
公社干部拿月薪，社员饿得半死，跟公社干部的实际收入关系不大。所以干部们着急也可，不着急也可。他跟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这种法权再扩大下去，中国的特权阶层可就要日益垄断国民经济，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事实上现在社会生产力不能发展，正是这个原因。陈永贵说得好：共产党应该组织群众生产与生活，如果党的干部只是发号施令，不参加劳动，那么他会变成与群众对立的阶级的。
今早上我去找书记请示工作，他说了一句话：“现在各种斗争的反映都离不开物质利益。”（以前说的是“离不开阶级斗争”。）
偷，是为了物质利益，担煤炭，也是为了钱，干部扩大法权，也是为了物质享受。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物质利益的占有，连阶级斗争也是这样。
1976年9月6日
（给我提意见的人说，我的小说手法是自然主义的）说到“自然主义”，什么是自然主义呢？这就是客观地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自然。以前我理解为按照客观进程的发展将事情反映出来，这是不对的。因为自然主义的作品并不包括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应该是“完全客观的”。
似乎现在“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作家已经失踪了。
1976年9月8日
“艺术就是形象”。如果一篇小说或叙事诗成了“理论的抽象”，它所表现的人物只是一堆偶像，其结果一定是读者不爱看。
今天团支部在缙云寺搞活动，安排不够紧凑，但我还是很快乐的。跟天真纯洁的青年在一起，可以暂时忘掉尘世的利害纷争。我们在狮子峰搞了纳新活动，还搞了“击鼓传花”。不过我一支歌也没有唱。
1976年9月9日
噩耗总是突如其来，毛泽东逝世……。（我写了一大段感慨，又写了一首长诗，表达悲痛的感情。）
（“四人帮”垮台好多天后，我们都不知道。在坡上挖土时，有一个消息灵通的人谈到“党中央又出大事了”，被一个女团干部大声呵斥“不许造谣！”那人悻悻地回嘴说：“事情已经都出了，我们不知道而已……”与几年前的林彪事件一样，打倒“四人帮”似乎与我们无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激起一点浪花。因为20多年来，不停地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感觉上已经迟钝，除了四清运动外，都与农民没有直接关系。）
1976年11月19日
再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一大段观后感）
1976年11月28日
看了电影《江水滔滔》……（一大段观后感）
1976年12月6日
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又一次使我感动得掉泪……（一大段读后感）
1976年12月17日
因事到西师去，没有找到赵老师和陈老师，就到西师幼儿园去游览一番。
我发现了城乡之间、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鸿沟。
农村幼儿园是一个多么原始的单细胞啊！社员们为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为孩子们每个月交出的5分（5个工分）而互相争吵，打架。没有孩子的社员因为无权享受这一项福利而骂街。而每一个社员劳累一天才得5角钱！
西师这些高级文化机关，儿童受到全体教职员工的爱护，每月交上8元钱和定量粮到幼儿园，可以吃够、喝足，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完善的设备。
这跟农村儿童在粪堆灰堆里打滚是鲜明的对照。跟饥饿的农村儿童也是鲜明的对照。从人格来说人们应该是平等的，可是从现实来说，却是等级森严的。
我们（官方授予我们“幼教工作者”的头衔）的任务是填平这道鸿沟吗？可笑！
我感到这道鸿沟的填平必须来一个革命，不是所谓的造反、革命，而是要尽力发展生产……
1976年12月28日
除旧岁，迎新春，1977年马上来到了。
我现在的处世策略是：什么人都去接近接近，什么人都去观察观察，择其善者而从之。
罗世模是一个客观的、看问题很具体的人。我从他那儿能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大队喷漆厂，现在的干部们只考虑自己孩子们的出路，照现在这样的办法是不可能办得红火的。有的人又专从干部的方式上找毛病。罗世模的看法就不同，他认为，喷漆厂要给队里增加收入，而且是新办起来，就必须要有一个骨干核心力量，首先在人选问题上，要选转业军人，有朝气有能力的年轻人，能真正为贫下中农谋福利。
罗世模爱说“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这些“讲”，都是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
1976年12月29日
昨晚上床以后，将大队喷漆厂的成立经过又反复想了好久。目前领导上营私舞弊，把喷漆厂看成一个安顿亲属子女的好地方，所以无论怎样不成材的小孩子也去了，其思想基础、劳动观点之差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依罗世模所想，把喷漆厂看成一个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才、增加社员收入的副业工厂来对待，那么在人选问题上就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选那些能够担当责任、踏实工作的同志去，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
“后门”是一个危害建设、涣散思想的东西，它会像蛀虫一样，悄悄咬去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1977年元月3日
几千年阶级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三大差别……文化大革命试图给消灭差别开辟一条道路，看来没有达到目的。文化大革命使真正的农民大批进入高等学校，对文化教育形成冲击和放松，使科学文化停滞不前。后果只能是国民经济的落后，阻碍社会发展。……也许有人指斥我这是“打击贫农”，但我得先告诉他：农民必须承认自己落后，而且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如果老是照顾农民情绪，不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那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对所有阶层都是不利的……哪怕农村中一小部分人爬上去了，他们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也是不行的。
要“举贤才”，只能通过考试，只能在考题的选择上下功夫。
1977年1月4日
今天（到河对岸制药五厂）担酒糟，又一次看清了两极分化和等级差别。
混乱不堪的局面，乌七八糟的场合，越诚实的人就越吃亏。到最后，在一片谩骂声和埋怨声中，混乱局面不了了之。黑夜已经笼罩了大地，人们又累又饿，离家还有十多里路。
这时，最有权势的干部及其随从们搭上拖拉机跑了。次一等的干部及其随从们找来板车拉上酒糟走了。再次一点的人饿着肚子担上酒糟走路。最后的人只分得很少一点酒糟，大家一起摸黑回家。
1977年1月6日
昨天我到知青农场去还书，顺便了解一下知青们的思想状况。
知青农场办得不好。年轻人的作用完全发挥不出来。粮食亩产下降，麦苗都是些黄苗苗。菜园里的蔬菜像野菜一样，他们吃咸菜的日子很多。黑板报和墙报是一个多月前出的，字迹潦草，不太慎重。
粮食减产他们是不怕的。首先国家要给他们补足420斤（每年），其次是收获的粮食交给生产队，核算之后分配给农场，基本口粮跟社员是一样多的。其中还有四个生产队是拉平了来算的。最后，有父母作坚强后盾，没有一个知青不靠家庭支援。
劳动时，有带队干部或贫下中农社员督促，一般不偷懒。如果没有“大人”在场，光是靠这些小孩们自我教育，就大有戏看：自觉的不迟到不早退，踏踏实实。不自觉的，上班半小时后才拖着锄头来到地里，而且没人敢批评。如果谁不知趣非要出嘴，那他在其他方面就一定要吃亏。
懒惰与放任是不怕的，只要父母亲戚当了干部，迟早是要调出去的。两三年后就是拿工资的工人，现在何必吃大苦呢！一个科长的女儿，厂里已来调了三次，因她锻炼还不满两年，农村有权利扣留她。
父母亲戚没当干部的怎么办呢？混下去吧。别人都调走了，总有一天轮到我。不过表现太差是不行的，后台不硬的人必须自觉遵守纪律。
金刚知青农场，总的来看还比较平静，青年们每天上班下班，担水洗衣，小的摩擦打架断不了，大的事故没发生。劳动时有“大人”带着，菜园里有专门小组经管，“成绩是主流”。他们总算在农村坚持下来了。
但是，其中的矛盾细细分析不得，想来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到底是干什么的？
1977年1月8日
……大队喷漆厂选了16名到仪表厂去学技术。由于指导思想不正确，这16名还没正式拜师的青年，就开始争福利、闹待遇了。
没能去的像矮了一头，去了的人的主要注意力不在工作上。
1977年1月14日
我经历了第三次上大学的推荐（推荐别人上大学）。这一次我没有申请，做了一个旁观者。俗话说：“旁观者清”，确实是这样。
现在，上大学的名额很少，只相当于总人口的几万分之一。现在的推荐情况是：要有两个基础，一是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能够经过几级推荐，这就是只能是当干部的，不当干部不经管一些事情就不可能有影响。什么人才有条件当干部是不言而喻的，当干部的条件是其父母创造的。第二是在各级领导的心目中有印象。这有两条路可走，用钱买，即开后门塞包袱，或者用工作成绩。工作成绩能够在干部心目中刻下记号的，也只有人事关系极好的才可能。
由此可见，有权当官，有钱买后门，是两个必要的条件，缺一不可。
1977年1月15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再三告诫我们要理解现存经济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很有可能变成私有制……（一大段抄录及感想）
1977年1月16日
伍姐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她的态度不卑不亢，话语不即不离，对人亲热又马上可以转为冷淡，聪明的眼睛老是洞察周围的事物。她老是很冷静的、细心打量她周围的人。这样的人决不冒失，别人冒犯了她，也会马上遭到报复。
如果不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上大学呢？
事实上，在她父亲的问题解决之后，她是母亲用钱从农村买回来的。如果我像她那样（有父母花钱买前途），定会少吃许多亏。
1977年1月17日
我有些怀疑我现在的学习方法。这样下去究竟会有什么收效。这种方法脱离实际，学了无用。我得赶快完成这一阶段，即语法入门，好早日开始学历史，再学文学史。（1976年秋，我曾找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名儒曹慕樊先生学知识，我父亲生前与他是中文系同事。他这时还是“右派”，在西师扫厕所。他让我和另外一个女孩，晚饭后到他家去，每周两三次，还有他的小孙子，三个年轻人听他讲唐诗绝句。那是我终身难忘的幸福时光，也是曹先生黑暗岁月里的幸福时光。后来师母悄悄告诉我，每次给我们讲过之后曹先生都因激动而失眠，而大清早又得从事惩罚性劳动，他身体受不了，不能再让他讲了。师母身体也极差，常年卧病。于是我借口生产队事情忙，不能再来了。曹先生感到惋惜和难过。他给了我两本语法基础知识的书，我说这些学了没什么用，曹先生笑笑说，今后总会用上的。）
看来以前的想法又错了。学习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而是一件艰苦的事。我费了好大力还不能掌握语法基础知识，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1977年1月18日
昨天开社员大会，公布了超支户。
今年真是很反常。对某些人的高喊口号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一月下旬快到了，分配方案还没批下来，不但领不到钱，连粮（返销粮和救济粮）也买不到。大多数社员缺粮，许多人靠借粮过日子。
还好，我家虽然很紧张，还不至于像去年那样断顿（自1974至1975年继父罹患胃癌去世，我家经济濒于绝境，春荒时几乎饿死，全靠两个舅舅和姨妈经常性地接济才撑过来。1977年虽有好转，但仍然处于饥饿中）。
方案批不下来的原因，主要是超支户。其中最大的超支户就是生产队长梁万华和大队书记。分别超支一百多元、近三百元。他们平时借用太多。他们找出纳，说一句话就能借到钱。
今年全队超支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四十一，是金刚队有历史以来超支户最多的一年。他们交不出钱来，收钱户就收不成。如果队里硬要他们交钱，他们就望着最大的两户——队长和大队书记，看这两户怎么说。这两户自然是拖下去。
我们队里一年两年是变不过来的，就像脓疮一样，脓不除干净，伤口始终长不好。领导班子四分五裂，软懒散，互相争夺，互相包庇。社员冷眼旁观，做活儿磨洋工，仿佛上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干部。
拼命干了一年，却拿不到血汗钱，甚至还要倒补几十元的多的是。钱都流到谁的腰包里去了呢?查账，工作组，不起什么作用。
我是多么希望离开这个地方！青青的山，绿绿的树，涛涛的江水，这个地方是美丽的，是值得留恋的，可是在这里连饭也吃不饱，整天憋着气。
送生父离开人间的时候，我不能明白父亲对于我的意义；送继父离开人间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我的命运越来越坏的又一转折点。在人生道路上，我走的是一条阴暗坎坷的小路。
借用鲁迅无题一首：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77年1月19日
（我呆不下去，决心寻找出走之路）王亚文的话是对的。她说如果出走，得有个目的，不能盲目地游览一阵，一无所获，又回来。
先从湖北下手（湖北有我的三舅舅一家，对我们非常好，一直从经济上帮助我们）。一有机会就打听湖北。
我的力量一是无处可用，二是助纣为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977年1月20 日
在北碚看了电影《周总理永垂不朽》。（写一大段观后感）
昨天下午队里给每个人分了6斤左右包谷。这是这个月分的第二次。
工干家属（丈夫是工人或干部的妇女）一律不分。结果已经断粮的一群妇女围着队长又哭又闹。梁万华气得脸孔发紫。这些人骂他在队里借钱太多，骂他给别人（指大队书记）批借款单的时候不讲原则，骂他利用职权压制群众……
今年的政策是，补钱户无论多少，都要钱交齐了才分粮。但是（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家的人都把粮食分走了，群众更气愤。今天上午一个姓曾的妇女，找到队长哭，反被队长训了一顿。
1977年1月21日
昨天上午区里来干部帮助解决了许多问题，总结了去年一年的情况。应该说这个会解决问题是不彻底的，提出问题也不深刻，只片面性和表面化地研究了粮食问题。区上的干部答应帮助解决粮食问题，仅仅是答应。昨天下午开了社员大会，向社员公布了分配情况，安排今天担渣肥。又在昨天晚上研究了补助困难户，还发了收钱户总数百分之五十的年终饷。
今天上午全队热气腾腾地担渣肥。由队长和副队长带领，人们穿一件单衣，头顶上热呼呼地冒气，担着堆得尖溜溜的两筐渣肥，爬上笔陡的坡去。
面貌变不变，根本在路线，关键是干部。今早两位领导一带头，全体社员，事实上是一半的社员，但这也很少见了，很久没见过这种情况了——都跟着去了。
不管怎么说，今天这种场面还是鼓舞人心的。
1977年1月22日
有一个问题使我不解：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富裕的道路里是否有剥削？……或者所谓“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要让一些人占便宜？
1977年1月23日
今天队里放假。占全队半数以上的人户，都四出买粮。
杨忠秀和刘光惠在澄江镇买了几十斤搭伙券（本地粮票），没有粮本（只有城镇人口才有粮本，按照人口定量配给）她们回家的路上遇上我正朝山花石走，杨忠秀就死赖着我，要搭我的粮本（我母亲和弟弟的粮本）买10斤米。我就让她搭了。
（右图：继父去世后，孙丹年全家合影，前排母亲和弟弟，后排孙丹年姐妹。）
一出粮店碰上邓明芬和邓泽芳（邓明芬是我们同院子住着的关系挺好的邻居），邓明芬拿着20斤全国粮票没有粮本，也来借我的。我说刚才粮本上才批了10斤，马上又去批，工作人员不会卖的。邓明芬好说歹说，要去碰碰运气，虽然我担心粮本被没收，但还是借给她了。果然工作人员不卖给她，还清问粮本是借的谁的。我在一旁真着急（怕粮本被没收）。邓明芬好说歹说，最后还是卖给她了。搭了百分之四十的玉米。
听说今天街上的小腊肉瘦得很。
前天何孃孃告诉我，她们街道上有两弟兄，父母是被镇压死的，他俩是孤儿。现在两弟兄二十多岁了，没有工作，做零工得点钱，节省得什么似的，生怕没零工做了饿饭。就这样还是常常没有工作。他俩一碰上知心的朋友就哭一场，有时别人也周济一点。但是没有人肯帮助他们找工作。他们这种情况，人家不敢帮忙。
疗养院的熊某，父亲是长征老干部。她从小娇养得什么似的。下了农村，根本不上班。几个月后就调出去了，在仪表厂，还当了分管青年工作的基层干部。据说她娇气到什么程度呢？有30来步上坡，坡度大些，她就累得爬不上去（空着手，什么也没担），细声细气地说：“好累呀，真难走！”
凭良心说，那两弟兄比熊某有用十倍。这样的革命后代，对社会发展，只能起阻碍作用。
1977年1月25日
刚才从二十二中回来。我和王亚文每次都展开专题讨论。我们的看法和意见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对待事物的态度。我对不合理的现象十分气愤，她却泰然处之道：“这是一个历史阶段，要慢慢来！”
不知为什么，近几次深夜我单独从二十二中回来，有点胆战心惊。树影黑黝黝的，耳朵里响着另外一人的脚步声，竟有点疑神疑鬼了。以前从来不这样（确实有个年龄比我小几岁的小伙子跟着我，是个惯偷，脚步轻得跟猫似的，他跟着我走，但没有恶意，仅仅是想告诉我一件事，而我自己还不知道。后来他告诉我：我的一个笔记本掉了，是抄录的唐诗宋词和其他杂乱内容，被团支委兼宣传队长的某人拾得，交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又交给一个有点政治地位的、下农村蹲点的老师，请他评价。这位老师说，这个笔记本主要记的是古典诗词，说不上反动。但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抄录这些诗词的人是个黑五类子女，也说不定有一些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意思在里面。这时已临近改革开放，人们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弦”松弛多了，这事就不了了之。最后我找书记把笔记本要回来了，现在还保存着）。
我常常想，将来我是不会在这里的，虽然我从小在这里长大，这里却不是我的家乡。亲人吗？亲人们跟我一起在这里受罪。没什么可留恋的。
1977年1月26日
昨天晚上在王亚文那里看到了英国大诗人雪莱的名作《钦契》，这是一个悲剧脚本。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爱得深，写出来才动人（发了一大段感慨）。
1977年1月28日
看了黄梅戏电影《红霞万朵》。（一大段观后感）
1977年2月1日
今年是个好年景，因为下了两天大雪，“瑞雪兆丰年”。
29号那天，一开门，便见玉砌银装，漫天皆白，那雪片还飞舞着往下掉，纷纷扬扬，盖住整个世界。李白的“燕山雪片大如席”，以前我总想象不出是个什么形象，现在才算看见了。
下雪是好事，是奇景，可也造成灾难。十点钟左右，房上边的树桠枝便压断了两枝，一枝掉在窗前，一枝重重的落在房上，压碎了几匹瓦。等到化雪时，滴滴答答的就漏了下来。
我活了25岁，第一次看见白天下雪，又第一次看见雪盖得这么深。我到二十二中去了回来，“踏雪而行”，那雪下了有半尺厚，一踏下去，埋没了脚脖子，鞋里灌满了，滑滑溜溜的，“咕咕”作响。万分小心，还是免不了摔个跟头，坐到雪上。幸而雪厚了，衣服没打脏，沾上些雪，化了以后湿漉漉的。
1977年想来是会好的，因为有了好的预兆。人的因素暂且不谈他，单这气候，这季节，就不会差。1972年初下了一场大雪，那一年不是丰收吗？小春特别好，大春也不错，红苕简直吃不赢，粮食增产很多。
今天看《政治经济学讲义》，谈到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一大段抄录及感想）
电影《毛主席永垂不朽》，使人心情激动……
1977年2月2日
我在《红楼梦》里看到了奴隶阶级的分化。有向上升为奴隶主的，有向下落入乞丐的。“大观园里没有真正的奴隶反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奴隶反抗。”（这本《红楼梦》残缺不全，由此《红楼梦》留给我的永远是一些局部印象。）
“求人者常畏人，受人求者常骄人”。求人真难啊！为了买北泉面（北泉挂面，当时是赠送佳品，很难买），到处看脸色，碰钉子……
1977年2月3日
电影《车轮滚滚》……（一大段观后感）
《山村新人》不真实，它跟“四人帮”定的调子一样，避开了现实生活，离开了物质世界，用空洞的阶级斗争，用精神感化来教育人们，难怪人们不愿看。有些青年说：“我不愿受你那教育！”……（一大段观后感）
1977年2月5日
在疗养院看《洪湖赤卫队》……（一大段观后感）
1977年2月6日
外婆病倒一个星期了。我在家里忙得晕头转向。到晚上觉得很累，比上班累的多。
家务事是很讨厌的一种工作，它耗去人的精力，却看不见成绩。即使有了成绩，也没有价值。这就可以想象，一个人，特别是妇女，整天在家里转，过上几年，她的眼界，她的思想，会局限在一个多么狭小的圈子里，度过的一生是多么可怜！
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家务的折磨中白了头发，昏花了眼睛。
我们知识青年也将这样了此一生吗？在现阶段的农村，这是摆脱不了的命运。
再过5年，我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看见花残，便葬花而哭，说“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只有自杀……但我现在仍然看见多少劳动妇女，她们珍惜自己的青春，但她们的青春在繁重的劳动下消退得很快，只不过她们没时间自赏，没时间哭罢了。
1977年2月7日
今天罗二娃掉到池塘里去了（罗二娃大约5岁，是罗世模的宝贝儿子，是我的幼儿园学生。这天二娃跟在我身边走，他为了什么事情不满，耍横，大声嚎哭。他被家长宠坏了，在家里耍横司空见惯，全队的人也都知道，我也没当回事。我俩沿着池塘边沿走，没想到二娃是闭着眼睛在嚎，突然就跌到水里去了）。幸好是在水浅的这一头（赶紧把他拉上来），如果在水深的那一头，我还得脱了衣服下去救他（这事我要负很大的责任，罗世模一家很通情达理，完全没有责备我。这事成为笑谈。而我，作为幼儿园老师，很内疚）。
1977年2月8日
还有十天过年了。外婆的病老不好……今天弟弟也睡下了，高烧，满面通红。
我常常想，得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但是一来时间紧，二来也没有好老师指教。
我小学的几个女同学，她们上班、家务、孩子，再也没有精力做其他的。将来我也到她们那步田地，再想抽出精力来学别的，是不可能的。别人的经验教训，自己该引以为戒才是。
如果当农民，我肯定不会是好农民；如果当家庭主妇，我更不是好主妇。我是一个不务实际、充满幻想的庸人，终归庸碌终身，一事无成。
但我愿意这样，而不愿当一个好主妇。
1977年2月9日
非常高兴，因为在疗养院看了电影《秘密图纸》……看见田华，就想起了喜儿，多久能再看一次《白毛女》就好了。《白毛女》得过世界奖的，“四人帮”却将其打入冷宫，现在也该解放出来了。
（这一时期我家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父患病去世导致的经济亏空还没缓过来，我家的三个农村户口，即我、妹妹、外婆，完全没有粮食了。最困难的时候，我拿着5元钱，到粮票交易很活跃的澄江镇黑市，去买了7斤黑市粮票，每斤粮票7角钱。靠这几斤黑市粮票支持了好几天，直到生产队出面到外地购买了一车红苕回来分给大家。幸好外婆做饭很能计划，有好多天我们的晚饭没有主食，外婆每晚切下一小块腊肉，那是我们自己辛苦养的猪杀了腌的腊肉，省着吃，要吃大半年，用腊肉混合着牛皮菜、白菜煮。后来腊肉没有了，就用腊骨头，开始还放一点点玉米面，后来玉米面也没有了，只有菜和一小块腊肉或骨头，熬出来一大锅，汤是黑色的。这样吃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每到下半夜就趴在床沿上吐黑水。2002年左右，渝中区政协征集文革的文史稿件，我写了这一段亲身经历，文史委主任看了不相信，说：“哪里有这种事，吃了牛皮菜，半夜吐黑水！”我不想争辩，晦明不提朝露，夏虫不与语冰。经历不同，很难互相沟通理解。）
1977年2月10日
这两天为幼儿园，我装了一肚子闷气。
现时的农村经济，负担不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开头因为幼儿园的工分要摊在社员身上，又有人说幼儿园用去了三百多元，其实只用了180元左右（有个给小班婴儿取暖的小烤火炉，用了队里的煤炭，另外给婴儿买了少量必需品，偶尔也给每个孩子发一颗糖），社员们议论纷纷，吵的吵，骂的骂，风言风语很多。队委会上就有人提出幼儿园应减少人员（一共三人，我管3至6岁的孩子，要教唱歌跳舞识字，另两个妇女管婴儿，负责喂奶喂饭换尿布）。队长不同意，没有减少人，但是风言风语更多了。这风一吹到我们三个保育员耳朵里，我们三个心里都有气，工作上就懒了些，加上现在气候太冷，小孩子有一半也不常来，社员们就找妇女队长和书记提，说我们工作不负责，孩子又少，等等。
昨天的社员大会我没参加，王书记在会上点我的名，问我幼儿园还有多少个小孩，说要减少一个人。
今天我知道了，很气愤。认为:如果领导上要撤掉幼儿园，或是抽走一个人，应该先调查研究，作了解决，再向社员公布。哪有先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再作调查的？
由此可见领导的水平之差，也不定他成心跟我过不去。本来我想中午去找他谈的，但中午他家的门闭着，大约他不在家。
说实话，在幼儿园蹲着，虽闲一点（看起来比重体力劳动轻松），却多费脑筋，又听闲话，受气。别的生产队的幼儿园垮得差不多了，就只有我们这一个幼儿园还没垮，看来也不容易办长久。为什么呢？因为条件差，办得好与坏，仅仅在于保育员的责任心与业务水平。而在农村来说，这两个条件都不容易具备。物质条件更不用说了，小孩子的第一需要是吃，可是我们连开水也没能预备。真是见鬼！
我将诗词丢开好久了。连一些名诗，原来记得，现在也忘了。“三天不练手艺生”，学文艺的人不记诗词可不行。《红楼梦》里的诗写得好……（一大段议论）
小明吞针，和着馒头一起吃下去的。知青农场那些天棒（性格暴燥的男知青）弄他去打了一顿（怀疑他偷了知青的胶靴，那段时间分管知青农场的副书记杨远明到另一个大队交流锻炼去了，否则事情不会发展得这么严重），工作组硬逼他交出贼赃来，回家来哥哥打他骂他，才十几岁的小孩子，受不得几处逼迫，就寻了绝路，吞针，送往医院去了。
别人都说小明的胶靴是买的，有人帮他带回来的，装靴子的盒子还让那人得了。可有人硬说他是偷来的，还追问同伙有谁，工作组天天弄去盘问，他这一吞针，他妈妈哭得什么似的，书记还不信，说：“我才不信他会吞针！那东西怎么吞得下去？说来吓人罢了！说他偷靴子倒是事实！”但是书记处理另一件案子（一个强奸案，但不知真假）又不同了，不闻不问，推故不知……
1977年2月11日
工作组的4个人在十八梯被社员围住了。先是小明（因受冤枉吞针自杀未遂）的哥哥和二婶找组长，要他签字，找队里借钱（交小明的住院费），同时夹七夹八，要他们解决处理小明吞针的问题。说这是被逼自杀，工作组应该负责。因为小明被拉上知青农场去的时候，被绑，被打，关了三天三夜，还是彭纯才说了几句好话，才放回来的。回来时脸都肿了。而且他根本没有参与偷胶靴的行为，纯是冤枉。
工作组4个人把二婶那张嘴（这位二婶的嘴非常厉害，俗称“说话像吐枇杷籽儿一样”）奈不何，严光才又来了。严光才说：“这事要热炒热卖，时间久了就无人管了。”工作组老王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就提出另一件强奸案来，说老王偏护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偏护亲戚，官官相护，不给解决。把老王气得发抖。吴组长也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围着看的群众越来越多，恰恰又休息时间到了，人们从山坡上都跑下来看。同情心都倾向两家受害者。等工作组4个人走的时候，那位二婶破口大骂，说工作组跟大队党支部互推责任，这骂的话他们也听见了，一齐回头瞧了瞧，才又灰溜溜地走了。一个女社员说：“骂得好！”另一个男的说：“这些工作组，大事做不成，小事做得好！”（小事，在此处是暗指收受贿赂。）
据我看，这是党的威信在群众中丧失了的表现。（一段议论）
1977年2月12日
幼儿园的工作使我感到恼火。因为近来气候冷，孩子们长了冻疮，家长也不常上班，许多就不爱来了。加上学校放寒假，幼儿园里大一点健康一点的孩子都跟着放假的学生跑了，满坡遍野地跑，如果我硬要追他们到十八梯来，那么学生们也跟来了，光捣乱，课也不能好好上。
社员们意见还多。本来幼儿园占用了社员们的钱，坡上干活时议论纷纷，甚至借此出气的，借故骂人的，无所不有。现在又说我们烧了瓦厂的煤，孩子还是长冻疮，又说我们不负责，孩子跑掉了也不找回来，等等。
我装了一肚子闷气，下午开社员大会时找大队妇女主任反映。妇女主任说全公社的情况都差不多，连梅花大队的许多幼儿园也垮掉了。但上级仍然叫坚持办下去，不能垮，垮了的也要重新组织起来。公社妇联采取了一些措施，大约要像斑竹岩队那样，无论孩子到不到幼儿园来，都要扣家长的工分。如果真要那样的话，我的工作倒还要好做些，因为有了一股上面来的压力，这股压力能推动工作。
但话又说回来，幼儿园托儿所状况的根本好转，还在农业生产状况根本好转之后，后者是条件。
明天在梅花中学，全公社召开批判大会，批判人贩子。这一向宣判和游街的罪犯都很多。但是对人贩子，我始终还有点不相信。人贩子只不过是个中间人，我们这里的女子和他乡的男子才是主要因素。我们这里地方不好，女子们愿意外出，他乡的男子也愿意接受她们，要想有效的阻止人们外出，也只有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之后。难道能挡住人们外出吗？好像现在还不可能。
我就想到外地去。
1977年2月13日
晚上在疗养院看电影，第一部是《第二个春天》，第二部是《平原游击队》，是1955年出的老片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片子看着能感动人呢？因为它真实。……
1977年2月16日
《甲午风云》……当邓世昌悲壮地举剑走向船头，号召全船士兵和敌人拼一死战的时候，当他们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而被敌人的鱼雷击沉的时候，全场肃然，无不为英勇的前辈所感动，为清政府的腐败激怒！……（一大段议论）
回家路上一个小伙子说：“这些电影有什么不可以看的？岂有此理，禁闭了这么多年！”
上次朱老师讲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大任务：一、镇压敌人；二、改造小生产；三、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力。现在的生产落后，我终于找到了原因：一、把改造小生产列入镇压敌人一类，扩大了打击面，制造了混乱；二、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无人管理生产，即使有人抓生产也抓得不好。
导致生产力停滞不前。生产问题终归是政治问题、领导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新的剥削者，这一新形成的阶级不消除，生产力就始终受阻碍。
由什么人来作领导力量呢？看来还得清官斗贪官啊！群众的呼声倒是次要的。
1977年2月17日
昨晚看了《甲午风云》，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半夜睡不着。……（观后感长达4页）
1977年2月21日
在蓝海那里看到一本《中国近代史》，看到了甲午战争，那次海战，跟电影上反映的差不多，我把它抄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牢牢地记下来了。可惜那个本子后来被扒手当成钱包偷去了，那本子还是五年前彭纯才送给我的呢！
宋培培在初二晚上搞来两张《东方红》电影票给我们，在运输电影院看。第二天上午我们又买到三张票，又看了一次。这部影片有三千多人参加创作演出，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搞出来的……（一大段观后感）
1977年2月22日
私人哀怨何足谈
江山衰败落叶残
若得枝头新芽吐
万紫千红春又来
昂首待春情不尽
报春喜鹊天外还
1977年2月23日
如果我留在这里，我的命运就跟几个小学的女同学一样，喂猪，煮饭，上班，家务，一直到死。广播上管这样的生活叫“扎根农村干革命”，我可要管这种生活叫“历史的倒退”。这只是国家经济困难无法解决这么多人的职业和吃饭问题，才把这些青年送到农村去，让他们用原始落后的方式自食其力。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我国大工业的不发达，安置不了这么些产业后备军。
但是目前我的出路在哪里？很难说。跑到外乡去吗？结果可能更糟，仍然摆脱不了当家庭奴隶的命运。以前认识不清楚。现在我希望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经济上必须自立。所以现在我就尽力争取这一点。哪怕是到新疆去呢！
1977年2月24日
前天上午到二十二中去，跟成莉娟谈到《甲午风云》，她说：“清政府腐败，打不赢人家，现在的政治还不是同样腐败，江青就是最大的卖国贼，我们的国防力量也打不赢人家。”
这话初听时使我吃了一惊（江青虽然被打倒了，还未审判，余威还在）。细想来确实是这样，在我日见耳闻的范围内确是很腐败的。
今天我自动退出了幼儿园。果树组正缺人，那里更需要我。虽然没经过领导批准，梁万华却一言不发，等于默认了。因此幼儿园也就从今天起正式垮台了。小班的婴儿仍由一个妇女带着，她也有牢骚。
今早上听见广播里批判“四人帮”，说“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赤脚医生捧那么高，把专业医生踩下去，动不动就抬出“新生事物”的牌子来压人，把人们的怨言吓回去。幼儿园不正是这样吗？初建时轰轰烈烈，众人捧柴火焰高，等到各种矛盾暴露出来难以维持，领导上就用“新生事物谁敢拆台”来唬人。到现在，各大队的大班都垮得差不多了，领导上也不表态了，任其自然。
什么事情都不能只看表面，而要看背后，看本质。构成一件事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个主要矛盾是不是自己能够克服的，才能决定自己处理这件事的策略。
1977年2月26日
我自动退出幼儿园是很及时的。继续维持下去，所有的怨言、怒气和谩骂就会对着我们几个保育员来了。我们拆散了幼儿园，使怨言无形中消失，领导上无暇顾及追查责任。为了怕承担责任，领导上不表态，就是想把我们几个保育员推上矛盾的尖端，他们乐得看笑话。
现在我多少比从前聪明些了。如果硬着头皮顶下去，实在是个大傻瓜。我们自动退出，选的时机也很合适，在过年以后。
有孩子的社员有些惋惜，而绝大多数社员对幼儿园的垮台很称心。
如果要追责任，就要追及那个不同意用公益金作幼儿园开支的人。幼儿园开支由社员工分值摊，这是不合乎政策的。早知这样，当初轰轰烈烈成立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以免今日垮台时难堪。
我发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是要有足够的基础知识才看得懂，像我这样，只相当于小学资格的人，差了初中、高中整整6年的教育，来看（翻译过来的）马列原著，真比啃石头还难。（这段时期，从左开云那里借来了砖头一样厚的《资本论》，早已知道“剩余价值” 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儿”，是马克思主义全部论述的基点，《资本论》是经典中的经典。非常虔诚地打开，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啃。每一个字都看了的。其中有些举例像讲故事，能看懂，但能够理解的内容，跟整本书的逻辑分析是脱节的，所以总的来说完全不懂。然后再看了一遍。就是说，我把《资本论》通读了两遍，也算见识了什么叫做“马克思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明白了“剩余价值学说”长的是这个样子。）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看了三分之一，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经验批判主义”。满本的名词搞得我昏头胀脑，最后就放下不看了。
所以，我认为教育仍然应该是宝塔形的，应该经历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一个历程，最后进入社会踏上工作岗位。
1977年4月27日
昨天，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接受了生产队出纳的工作。
没有推托的余地，何况也提不出任何充分的理由来拒绝。对于爱好文学的人，将要出入于财经世界，确实不是什么好差使。在收入与支出的大海里，很可能会被复杂的票据、数目字弄得昏头昏脑，不知所措。
但我还是有信心的。出纳、会计等工作是管理与统计生产的职能，先得要把各种概念弄清楚，使自己免于被动，然后一切按财务规则办，勤勉谨慎，尽量做到不差、不错。
“天生我才必有用”，过去曾被弃置不用，还感到愤慨，感到委屈。现在自己面前打开了另一扇门，入门以后，需要学习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我要尽最大努力，来掌握这一领域的知识，好好为全队的贫下中农服务。
今天跟着梁万华到街上跑了一天。梁万华寡言少语，心地善良，他说：“你先跟我去熟悉情况，把各单位的办事处摸清。”
梁队长是一队之长，春耕大忙季节，领着我这个代理出纳到处奔走，我感到很惭愧。原任出纳不辞而别，忽然远走高飞（远嫁到福建），丢下一摊子事务，梁万华替代了两个多星期，未办清的手续、票证很多，我刚接手，又一窍不通，只好给梁队长增加负担。
出师不利，第一次出去结账就碰了钉子。养路段跟我们生产队在半年前定了一个口头上的合同：一个很大的柏油池，需要把柏油舀干，讲定了四角钱一桶，完工后结账。这个合同仅仅是口头的。我们把柏油池舀干了，一共248桶，该得99元2角钱。谁知我们今天一去，养路段的财务人员硬说当初讲定的是三角钱一桶，只该得74元4角，白扣掉24元8角。
这还不算，当我们准备开发票时，他们又说我们这一本现金凭据是集体所有制适用，全民所有制单位不适用的，要我们用“公社工副业”的发票开。那种发票只有公社一级才有，生产队一级没有那种发票。他又要我们到税务所去开发票。
这可难办。从它那里出来后，梁队长说，这是全区性的规定，目的在限制“五匠”（木、石、铁、泥瓦、篾等工匠）盲目外出。如果农村“五匠”盲目外出做工，那他就得不到工钱。普通生产队用的凭据不能对外生效，只能农村中互相使用。税务所和“公社工副业”发票只对经批准外出的“五匠”生效。
梁队长还说，这种规定不是绝对的。有的单位急于完工，非到农村招临时工不可，即使公社不批准也顾不得了，那时生产队的发票就有用了。今天这种情况，除了国家规定的一方面外，我们跟这位财务人员交情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不熟，他要打我们的官腔。不过，养路段找生产队替他们拆除一个毁坏的油锅炉，我们也可以打他的官腔，拖下去不给他拆。
至于这笔钱什么时候再去交涉，梁队长说我们不要着急，为拆旧油锅的事，这位财务人员会自己找上门来，我们再和他讲。
今后我可得吸取教训：一、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必须多方面考虑，谨慎又谨慎。二、办手续时要摸清来龙去脉，要卡死，例如讲合同，就得书面的，以免后来反悔。
再说，这种禁止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政策我很怀疑，光是形式上的禁止，收效并不大。禁止劳力外出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堵死自发的资本主义；二、集中力量抓粮食生产。这种形式上的限制，只能起到限制人们生产热情的作用，何苦呢？
1977年4月29日
办移交手续那天，我望着三张移交表格直发愣。在场的有梁队长、生产队会计，和原任出纳的母亲。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交给我的到底是些什么。手里拿着一大把发票、便条，很怀疑他们在这里面搞了什么名堂。
昨天晚上，公社王会计、大队张会计、生产队刘会计、公社基建队叶书记、大队出纳雎某、原任出纳的母亲，加上我，一共七人，在梁队长家里，重新审查移交手续。
公社王会计、大队张会计、叶书记，是有名的算盘高手，是财经大师。出于高度的责任感，鉴于原任出纳不在场，他们认为应该把账目彻底弄清楚，将原任出纳的单据支票全部封存起来，万一今后出现问题，将不牵涉新出纳，账目也清楚。王会计还指出：新出纳李丹年（当时我跟继父姓李，后来上大学才改还原姓孙）一窍不通，头脑一团混沌，经他们审查后，新出纳的头脑会清醒得多。
王会计大概有四十挂零的年纪，视力很差，将账本移到鼻尖下，仿佛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用鼻子闻。他说话风趣，关心时事，将我们的瞌睡都赶走了。
查账从八点继续到半夜十二点。将移交项目中所有的复杂混乱都去掉了。我接到的，只是三张存折。这说明一切都将从头开始，我只对自己经手的事情负责。
十一点半时下起了雷阵雨，我们冒雨摸黑回家。王会计和张会计就在生产队住了。
回家后我清理现金和票据。昨天下午生产队用了一千一百元给社员预支。我用了将近三个小时，光在十多个数目字上打转，算盘敲过来又响过去，一直到脑袋快要爆炸，预支名单上的数字跟现金还是对不上号。妈妈和外婆警告我，快到凌晨三点钟了，我只好关灯上床，望着帐顶，半天睡不着。
今早上六点钟醒来，衣裳没来得及穿，就有人来要领钱。来的是新上任的生产队农业队长。这位队长近50岁了。（听说）他解放前是赶马车跑生意的，后来给队里赶牛车，几年间和另外两个人合伙贪污了一千多元钱，此后多年精神不振。这次当上副队长，没经过群众选举，是他当大队干部的妹夫硬把他抬上来的。他阅历丰富，头脑灵活，见人态度很好。
他拿出三张发票来报账。我看发票手续周到，一共14多元钱。但是我手里只有现金12元6角，不够啊。他说：“那，随便什么时候给我都行，没关系的。”我犹豫了一下说，先领其中两张的，余下一张你拿回去，过几天再来领。他却很通融地说：“用不着麻烦，你收下好了，随便什么时候给我都行，难道我还不相信你？”
我就收下了，拿钱给他。他盖私章时，盖在数目字上面，我先是感到奇怪，后来明白了他是怕别人涂改数目字。
他现在差队里20多元钱，其中6元不符合财务手续。因为这是上届出纳的事，尽管群众意见很大，我也不必过问（按规定他今天拿来的发票应该冲抵欠款）。
这位队长走了以后，我又着手清理昨晚上没算清的账，一下子就算对了，现金跟账目一分钱不差。我自己惊奇得几乎不敢相信。鬼才知道是怎么的，我早就说过我不是搞财务工作的料。说不定就是这笔账目，再算一遍又会错的。将来准会掏腰包赔钱。但愿不要赔得太多，以免丹平跟我拼命。
我想起了恩格斯说的：“我用6个办事员组成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60个政府顾问官组织的要精简实用一千倍……”而且，恩格斯还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有军人的风度和气概，又是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几乎精通全欧洲所有的语言、方言和土话。最为伟大的，使他的名字永放光辉的，还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不朽功勋。
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兼有这么多才能的？
下午上班挖土。相处了好几年的果树组的人对我任出纳都很关心。岂止他们，26号，就是梁队长到我家来的那一天，许多人见到我就露出微笑。原任出纳的哥哥，在含义深长的一笑之后说：“我妹妹再不会当这名堂了……现在队里财务制度混乱得很，不好当啊！”
徐某也远远地笑着说：“嘿，新出纳，你要注意点啊！”我问：“注意什么？”他说：“不要头上长刺呀！”这含有讽刺意味的玩笑，使我想起了两年前。那时继父刚去世，我自己由于幼稚顶撞了干部，记工员被除掉了。还传出许多话，说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伪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等等。这些令人难忘的事件，让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果树组的气氛是融洽的、热闹的。十来个组员之间基本上没有隔阂和利害冲突，闹点小毛病免不了，但基本利益一致。其中刘小模29岁，我12岁时就认识他了，那时他16岁。我们几个经常一起上山拣柴、打猪草，比较熟悉。他老是阴沉沉的，性格阴郁，脾气古怪，很不逗人喜欢。他家里很贫苦，年过六旬的老母亲，两个小孩，一共5人，饱受饥寒之苦，几乎一年到头都吃清汤玉米糊糊，有时菜里不放盐，因为没钱买盐。他说：“去年梁万华刚当队长时，我去借钱，基本上不打官腔，后来就变了。今年春节前，我耳朵旁长了疮，肿得很，又很痛，在床上起不来，我叫我妈去借三块钱，找到梁队长，求爹爹告奶奶，说了半天也不答应。后来我婆娘（老婆）去找他一哭一吵，才同意了一块钱。这是要医病哪！”
可是我现在手里的借条有十多张，梁队长借钱33元，杨队长6元，还有一些。这些条子根本不是借条，只是一些墨条，或称便条。既没盖私章，又没经谁审批，只有“某某在出纳处借钱多少元，年月日”。这是原任出纳借给他们的。社员意见很大，生产情绪很受影响。
这些便条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我心里没个数。经他这一说倒有些怕了。万一这些便条今后人家不承认，怎么办？这是非正式手续借钱，何况又是在大多数社员连烧煤钱盐巴钱都缺的时候。刘小模又告诉我，队里经济账很复杂，要是不懂很容易上当。例如，某甲交账给某乙，乙不懂，糊里糊涂的接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账上有一笔款没兑现，差现金80多元。乙去问甲，甲不承认，说交账时没出问题。乙大哭，请了大队张会计和叶书记，查了几天才查清了，甲被迫承认，赔了钱。这种例子很多，财经世界屡见不鲜。
小模这一说，我倒想起了，昨晚上在梁队长家，大队出纳也在场。本来并没她什么事，她在这种场合出现，不是偶然的。原来，三年前她是生产队出纳，现在的大队书记当时兼任（大队）出纳。有一次，她找兼任（大队）出纳的书记借了200元，当时出具了一张借条。过了一个月，她将200元现金还给书记，却忘了取回借条。现在，三年之后，书记拿着那张借条找她要账来了，说：“既然你还了钱，为什么借条还在我这里呢？可见你没还钱。”两人大吵，直到今天还在扯皮。昨晚上她就是来找各位会计出主意的。其实这没什么主意好出，照章办事，200元该她赔。
小模还说，要是不机灵点，不仔细点，人家就会栽赃到你头上。现在生产队财金混乱，书记差钱达700多元，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移一点到你头上，你又不懂，又说不出口，只好掏腰包赔。他出主意说：“你去找梁队长，要求订出规章制度，你好照章办事。”又叹口气说：“要是真正照章办事，得罪了那些人，你就要被踢开了。”他还说：“前几年我们到北碚为生产队装煤，中午在饭馆吃了饭，大家马上算账，摊钱摊粮票，心里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外出干了活儿，吃了饭，没人记账，我不知道自己该摊多少。到了年终决算才在自己账上发现一笔钱粮。谁知道他给你写了多少？说不定花了5角，他给你写上一块钱。”
我说那倒不会，这点制度还是有的。小模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哼！知人知面不知心。”
下班回家后，我把听来的话告诉家里人，妈妈叫我不要乱说。好在今天只有我跟小模，他说话比较谨慎，在人多的场合他是不开腔的。
这几天区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大队查账，专门组织了7人查账小组，已经一个多月了，据说还要连续查10天。已查出的结果：书记连正在打官司的200元在内，一共差钱700多元现金；副书记差一百多元；杨书记差70多元，但其中有他帮别人借的67元，他自己只差5元，当场掏腰包补了，还办了手续；最干净的是张会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这段时间，他账上只错了一元七角，马上掏腰包补了。
梁队长告诉我，大队财务，在1972、1973、1974年间，拿钱不依手续，大家都是干部，自己写条子自己拿钱。混乱不堪还互相埋怨，看谁挪用最多。
1977年4月30日
我跟梁万华上街为队里办粮（办返销粮的手续，之后再派人或让社员们自己去运回来）。他走路比我快，我要迈开大步才能跟上。他经常是一言不发，闷着头，我也闷头跟在后面。望着他那粗壮憨实的背影，昨天对他的怨恨消失了。我很了解他。
梁万华是个孤儿，4岁时父母双亡。他本来是我们生产队的人，他家屋基还在。父母死后姐姐把他接去，寄人篱下，养成了他沉默倔强的性格。据说他小时候就不爱说话，但内心感受却很强烈。长大后肩宽背厚，敦敦实实，是个强劳力。农活也都熟悉，犁田打耙，栽秧挞谷，什么都会。20多岁了要结婚，老在姐姐家不行，又无自己修房子的财力，就搬回我们生产队，由队里找了一间破烂无用的保管室，他自己修修补补，搭个草棚做厨房，成了家。
他来队里的那年，正是我办户口下乡那年。那时我以为他爱人是他妹妹，还打听从哪里搬来这么两兄妹。家底薄，爱人多病，多年来梁万华一直是困难户。两个孩子体质也单薄，尤其是小女儿长期生病，医了几年才治好。他爱人嘴里爱唠叨，他是个闷葫芦，心里烦了免不了要打爱人几下。一到没粮吃或缺钱用，两口子就要打架，我还劝过一次。
梁万华是个正派人，社员都相信他。他回到队里第二年当了科研组长，当时科研组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三年后，科研组合并于果树组，他当组长，那时队里不重视果树，开一次会，他发一次脾气，如果队长不理他，他转身就走了，懒得跟你紧说。再后来他当了大队贫协主席，去年当了生产队长。
梁万华是我的老上级，他的脾气我熟悉透了。由于领导能力欠缺，没口才，开会没话讲，生产队实权在书记手里，他只作为一杆枪用。书记叫他如何，他就如何。有一次，书记叫他去开会，他发了牛脾气，不去，也不理睬。书记在马路上嘶声哇气的喊，后来冒火了骂他：“你有你妈个毛病！你这个党员不当，就给我搁倒！”一听这话，本来就一肚子气的梁万华，跳起来回敬：“我就有这个毛病！你要啷个？老子今天就不去开会，你把我吃了！”
我们都掩着嘴笑。
由于家庭困难，缺粮缺钱，他当队长以后，免不了在队里挪用几个钱。后来渐渐胆大，一用就是几十元。他本来连年超支，这一下账上有了250多元，根本还不清。公社每年发救济款，给他评个20、30元是常事。这就激起了社员的反对。去年下半年以来，常有人背后骂他，骂他乱用队里的钱，还要得补助。他爱人听不得，上班跟人吵架，他也很恼火，有时就不想当这个队长。
这么一个人，决不是坏人，决不是如刘小模所说那么坏。
今天中午我和他办了粮回来，12点半才到家。一到家，他担上箩筐去担烧炭，叫我下午两点去他家。我回家吃了午饭，休息了一会，两点钟准时到他家。他儿子说爸爸还没回来。将近三点钟他回来了，担了130斤煤，满脸乌黑，满身大汗，洗了手脸才端饭吃。我看他吃的是两碗清汤包谷羹羹（玉米糊糊）和几块咸菜，那点东西，我吃了也不够，更不用说他这么大块头。
所以，后来我说刘小模：“你不要光说梁万华，说别个都很容易。就是你当了队长，手里有了点权，也免不了要挪用点钱。”小模承认我说得对。
杨队长的女儿写个便条，没经队长批准，也没盖私章，到原任出纳那里借了30元钱。（但是她这么做是有理由的）队里要买五千斤包谷。在这个农活大忙季节，五千斤包谷如果抽50个男劳力去担，就不合算。她丈夫答应给队里联系个解放牌汽车。包谷拉回来了，连司机带中介人，请他们饱饱吃了一顿酒饭，外带烟茶，油盐钱还是杨队长垫的。这些钱粮由队里报销。所以，如果将来杨队长女儿到我这里借钱，也不能阻挡。
1977年5月1日
面对这些问题，我很想申明制度照章办事，但心里却明白这是行不通的。也犯不着得罪干部。两年前当记工员，当得坦率耿直，那后果就够瞧了。不光革了职，还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这个李丹年想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革职事小，防政治陷害事大。
我去问叶书记。叶书记跟我们是邻居，墙壁挨着墙壁。他20多岁就当了大队书记，四清运动中被整得差点自杀。后来没事了，再当记工员、会计、队长，上调公社官复原职，又当大队支部书记，位置相当重要。他担任金刚队队长那几年，是金刚队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工分值高达一元，全区闻名。我把梁万华乱挪用钱的经过告诉他。他说：“你顶了他也没用。问题在于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做。我再告诉你一次：你的责任，是照手续付钱收钱。至于那钱为什么收为什么付，只要知道内情，懂得道理就行了。去改变潮流，不是自己份内的事情。”
今天上午，堆石队的拖拉机帮我们队运回了包谷。我押车回队，梁队长留在北碚，叫司机卸车后再去北碚。卸车后我准备回家，杨队长叫住我，问我化肥开了（提单）没有，我说没有开，因为梁队长没发话。杨队长说，他没发话你也得去，明天等着要。这几天天气好，坡上的包谷苗薅了要施肥。我回答说下午再去。杨队长却叫我马上就跟着拖拉机去，梁队长还在街上等他呢。
我想了想，现在上街的话，我挎包里背的是集体的钱，我自己一分钱一两粮票都没有。我得吃午饭啊。我就回答说：“我现在不去，我回家吃了饭再去，请李司机到北碚见了梁队长告诉一声，叫他下午两点在北碚花台等我。”
徐某在一旁打趣说：“嘿，你这个人，北碚没饭吃，要你家里才有饭吃！”一转身，他又说：“大家都促成你上街去，你就去嘛！队长在北碚等司机喝酒，你也去消灭几块肉噻！”
我很没好气，冷笑一声。
下午去北碚，果然见梁万华、王队长、李司机，以及三个不认识的人，在煤栈工人老熊家喝酒，喝得脸红脖子粗，舌头打绞，疯疯癫癫的。梁队长顺手给王队长批了5元借款条子，叫我付钱。
今天五一节，太阳很好，为了赶季节，队里没放假，大家都在薅包谷、淋包谷，顶着太阳流着汗。而我们的领导却毫无必要地醉醺醺。
晚饭后，我要交化肥提单，去找梁队长。在他家，见他醉醺醺地躺在床上像条死猪，他女人正在吵闹，没好气地回答我说：“他不在家，他要死了！他一出去就是一天，喝了牛尿回来挺尸！我一天忙到黑，猪草也没人打，包谷也没人去分回来，饭也没人煮，娃儿饿得哭……”她突然提高了声音：“你个打短命的！我吵你几句，别人还说我不对……呜——”
我连忙劝她不要吵。但是梁万华丝毫不受她的感染，他早习以为常了，还嘿嘿地笑。我很为他的女人难过。我说：“梁万华，不是我说你，你不对！”他回答：“我那点不对？我今天又没得工分！”我说：“没得工分是另一回事，你今天很没必要去喝一下午酒。家里和生产队这么多事情没人管。”他嘿嘿地笑。
今年初，大队贫协和工作组联名打报告给公社，要求把叶光全调回金刚大队来。这是全大队一千三百多名社员的殷切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成了泡影。
1972、1973年叶光全在我们生产队当队长，他头脑清楚，责任心强，又有苦干精神。那时常常加夜班，他亲自带头，修堰塘，担早粪。要是碰上担瓦炭那几天，他总是叫我去发瓦炭。我们住隔壁，他半夜两点多钟就来叫我。我那时才20岁，瞌睡多，听见他喊，穿衣起床，昏头昏脑地跟他走。出门风一吹，揉几下眼睛，才清醒过来。他就叫我去敲钟，他到杨家湾（听不见钟声的地方）去叫人。然后我跟他一道走，他还说：“丹年，要是每天早上你出门担一挑煤炭，保证活一百岁！”（现在我60多岁了，每天早上出门锻炼，在清晨的黑暗中，经常想起他这句话）1972年是我们队最光彩的一年，全区农业队的工分值都只有四、五角，可是我们（达到7角多），关饷时，我家三个劳动力（继父、我、妹妹。妹妹刚下乡只有半年）领到了550元。最多的一家有一千多元。那时谁不高兴？那几年小伙子结婚都容易得多
社员起早贪黑地干，工分猛增起来。为了控制工分增加，缩小劳强户和劳弱户的差别，他绞尽脑汁。每次社员大会矛盾都充分暴露，他让大家发言，免不了吵个天昏地黑，最后由他来收场。他能够把握关键性的东西。
对财金制度他带头遵守，还经常督促检查。他本人当过会计（能够双手同时打算盘，在人声鼎沸的场合，也完全不受干扰），账目发票精通，什么弊病也瞒不过他。领导风气正，社员也不违反制度。
叶光全当队长，大队顶头上司却跟他过不去。叶队长经常加班，早上担了早粪才参加开会，工分自然多一点。顶头上司就到公社反映，说叶队长利用职权多写工分，要求扣除他的工分。为这事闹得满城风雨，我们大家都为叶队长抱不平。
后来叶光全调去公社，与他原来的顶头上司官职相当平起平坐了，但矛盾还是免不了。这次他不能回大队来，就是因为这个。
叶光全一走，我们队的工分值由8角跌下6角，再跌下4角，一年比一年差。
1977年5月3日
昨天我到大队出纳那儿去结账，看见一张巴掌大的便条，是三个月前某人（此处不宜直说名字）写的，向大队借钱500元。我问：“巴掌大一张条子也是500元啊？要是搞丢了，这500元不是算到自己头上吗！”
在现金流水账上，我尽量做到一分钱不差。但是在票据、借条和专章问题上，那就难说了，万一今后差了呢？
1977年7月28日
7月22日那天，中午正热的时候，×书记突然把我从午梦中叫醒。他要开砖二千疋，叫我拿凭证给他（即他不交钱，我先给票）。这位书记在经济账上的乌七八糟众所周知。当天，为了840元钱，他在二十二中参加学习班。
我有些担心地问：“钱呢？”他急火火的，说：“钱我明天就拿来。是这么回事，粮站的刘庭杰叫我替他开十码砖（每码200疋），今天下午车子就要来装货。但是钱他还没给我，明天给我了就给你送来。这个你放心，先把发票给我，等会儿车来了就要提货。”
我犹豫了一下，把发票开给他了。他在发票第二联的背后签了名，说：“明天我把钱交来了，由我来划掉这行字。我们照手续办事。”
下午我到砖瓦厂去，问管事的：“刘庭杰的车装砖来了吗？”他摇摇头说：“不晓得这回事。今天没车来。”我知道事情奇怪，就找到队长梁万华，把这事讲给他听。梁万华说：“人家刘庭杰的砖钱早就交给×书记的。你不该把发票开给他，这事做错了。”我说：“不开给他，他认为你一个小小的出纳，连书记都信不过。”梁万华笑笑没开腔。
今天罗世模知道这事后，批评我：“丹年你做事不负责任。没见钱怎能开凭据？公事公办嘛！”我申辩了一句，他又说：“哼！你怕得罪了×书记，以后穿小鞋，调不了工作！”这话真是一针见血，我急忙说明：“我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幼稚。”罗世模将×书记以往如何骗人骗钱的事讲给我听了，说：“这84元砖钱，你快去问他要，说不定能得到，否则，今年一年也不会给你，你掏腰包！”
旁边一个小伙子说：“书记人家的，怎会干这种事？”罗世模说：“这种事还少吗！他干这种事已是老手了。你听他把丹年哄到鼓里蒙着，这钱他一年也不会拿。要是今年决算他没钱收，还不定拖上几年呢！”
我决定用各种方法迫使他交来这笔钱。既然是书记，总还是爱面子的，这就是他的弱点。
1977年8月3日
跟×书记那笔84元的悬账，满坡都知道了（所有在坡上干活的人都知道了）。特别是果树组的人，更讲得起劲。大家一致认为：赶紧问他要，否则时间长了出问题。
星期六那天早上，我担水的时候到他家去了（当时伏旱，到处都断水了，×书记家前面的一处田角有水渗出来，我去那里舀水）。他女儿在家，说父亲还没起床。我就叫了几声“×书记”，他在蚊帐里答应，听声音是被我惊醒的，大概他反应很快，一下子就知道了是谁在叫，并且明白了这个人是为什么事来的。他说：“星期三，下个星期三，刘庭杰就送钱来。”
我说：“快拿钱来，七月份完了，我要跟会计结账呢！”他说：“一定一定！”
今天已经星期三了，现在是晚上9点钟，他没送钱来。那么明天早上我再跑一趟。
我将这事告诉人家的时候，有些对×书记恨得要命的人，就怂恿我将这事告到工作组去。我心里自有主张，还不肯将×书记得罪得过火，因此不会到工作组去。这步棋留到最后来走。
1977年8月5日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结尾说：“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话说得多么痛心，因为当时马克思断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是绝不会听从他的意见的。为了对革命事业负责，为了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增加一份必不可少的宝藏，马克思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部不朽的著作。
而现在，我要想拯救一下自己的灵魂，却是那么不容易……（一大段联想和感慨）
1977年8月12日
昨天晚上下大雨，穿屋而过的阴沟被泥沙填满了，大水从屋当中涌出来，鞋、凳子、板盖等家具什物都像船一样的漂，墙有泡软了倒塌的危险，那景象真吓人。房子外面一团漆黑，偶尔被闪电照得雪亮，雷声震动大地，风刮得呜呜的响。（继父在世时都是他来领头处理这种事，现在继父不在了,母亲和外婆帮不上忙）我和丹平、弟弟忙了半夜，勉强把大水排出屋外。今天屋里还一团糟。
请了尹贤明和何二娃来帮助把阴沟翻盖了一下。
1977年8月18日
×书记交来那笔钱后，我才了解到事情的内幕。原来，上次到公社开会，我跟刘远明一路，我把这事讲给刘远明听了。刘远明是查账组的成员，他回去讲给萧德全听了。
萧德全是个责任感很强很可靠的人，他觉得这是查账组的责任，便拉上刘远明到北碚去找刘庭杰。刘远明开头不愿去，认为这跟查账组无关。但经不住萧德全动员，两人便一起去了。刘庭杰当然告诉他们——钱是早已交给×书记了的。
后来×书记就来交了84元钱。
1977年8月19日
今天×书记在二十二中查账组办公室里，点头承认了800元挪用，并且签了字盖了章。
据说，查账开始的第一天，他拍了桌子拍胸膛，赌咒发誓说自己完全没挪用。但是现在要退下手表来交给拍卖行了。
1977年8月23日
昨天街上游行，庆祝“十一届党代会”召开。
“十一大”提出了八项具体任务……看华主席、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的能耐了。
1977年8月24日
下午上班，摘口袋虫（果树上挂着的昆虫的蛹）。单独跟杨大庆在一起摘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我们队最后一名挂靠亲戚的知青，年龄十七八岁）。以前没接近过他，听说他跟几个妇女在一起怎么怎么的，很瞧不起他。但是一接近，谈论思想看法，觉得这小伙子很单纯，思想和习惯都坦率，只是做事考虑太少，不注意影响，以致大家都议论他，甚至说成了丑事。
他早就托我到公社替他问一件事（有关刚下乡知青的某个待遇的事），以前不想替他问，现在觉得应该帮他问。休息的时候，他和忠全替我扳了一大堆竹头头（枯死的竹根，用作柴火）。我觉得这两个人很勤劳，为人热情，决定明天去公社的时候一定帮大庆问那件事。
1977年8月26日
昨天上午抽了一点时间到吴叔叔家去了（他是育才学校的老校友，地下党员。打倒“四人帮”后，育才的校友们开始恢复联络，互相走动，他家住在北碚朝阳中学。我把他当成水平很高的师长，向他请教，把自己写的短篇小说《竞争》给他，请提意见）。
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出乎意料，他说我“立场、观点都成问题”！（他说：竞争，是资本主义的特点，社会主义是不提倡竞争的。我非常失望，决不认可他的批评，我看到了这一类老干部思想的僵化和平庸。写了一大段感慨和议论，长达三页）
1977年8月28日
近来感到精力不足。集中精神于一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对其余的事情就不免丢三拉四。特别是近几天睡眠很少，越到夜深越是注意力集中，头脑清醒，而白天有时就像丢了魂一样。我知道这是不好的症象。但愿不要年纪轻轻就神经衰弱。
说来也好笑，我每天在外面跑（当出纳要外出联系工作、结账收款、购买农资物品之类），碰到一些不太熟悉的人们，又是谈话涉及年龄，我告诉他们我已快30岁了。而他们往往不信任地瞅着我，意思是：“哼！你也有30岁！”
我决心不让这几年宝贵的时间浪费掉，应该学习一点东西。疲倦也罢，事情多也罢，甚至神经衰弱也罢，我仍然要以顽强的毅力学下去。
1977年8月30日
昨天替农机厂油印了一些加工单，弄得污脏，很不雅观，我感到不好意思，罗世模（这时是农机厂厂长了）和刘英进却满不在乎，还很感谢我呢。罗世模跟我脾气合得来，当我告诉他我对机械很笨拙时，他很中肯地说：“那是因为你从小没学习过这些，现在又没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去。如果你搞上了这项工作，全心全意去学习操作，用不了多久就会习惯的。”
今天下午跟王亚文一同回来，我告诉她，去年一年，我对社会的基本认识混乱到了极点，现在才基本弄清了。但是，理性上认识清楚了，感情却还一直转不过弯来。
1977年8月31日
下午在大队开会学习，我作为整党中的党外积极分子参加。
大队宣传队重新成立，他们希望我能去参加。但我决不会去自找麻烦。不过，如果要我找点材料，写点什么，还是可以的。
王书记叫我跟妇女队长把政治夜校抓起来。梁万华也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给我。
我已经快满26岁了（已经是农村中典型的剩女），前车之鉴可戒，过去的教训一定要吸取。自己本身的弱点，客观条件造成的困难，人际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都要想一想。
1977年9月4日
（经常联系公社的两辆拖拉机为生产队砖瓦厂运煤，是那种前有驾驶室、后面挂拖车的大拖拉机。与两名拖拉机驾驶员渐渐熟悉）吴师傅是梅花山中学初67级学生（比我高一级，我是初68级，我们都没念完初中），他1969年参军，跟李大彬同年参军的。1973年转业，转业就开拖拉机。他已经结婚了，他爱人也是宣传队积极分子，以前跟我认识。
吴师傅对文学，对诗词，对政治，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对诗词更有一个初步的、粗略的、全面的了解，在农村小伙子中太少见。我佩服他。我提了一个问题，是经过多次、反复证明过的问题，而他回答得相当出色。他说：“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力量，从经济地位着眼分析的。现在不能用单纯经济观点去分析社会。例如，现在知识分子中的某些叛徒、特务、犯严重错误的人，是我们的敌人，是敌我矛盾，但他们的工资就比中小学教师、比农民高得多。这是按劳分配原则决定的，他的工作不同嘛，国家还要利用他嘛。再如，农村中，一个富农或地主家庭有五口人，五口人中有四个劳动力。但一个贫农家中也有五口人，这五口人中只有一个半劳动力，那么，谁的生活好些？当然是地主家庭好些。这是按劳分配原则决定的。虽然那些人政治地位低，但经济条件却好得多。”
吃中饭的时候，见一个妇女抱着个孩子，背着背篼，没买饭，只买了菜，在邻桌吃。大概这个妇女没有粮票。张师傅和吴师傅都很同情她，张师傅甚至想把自己的饭端给她。但是我也没有多的粮票，都是按规定从生产队领的。张师傅也不可能饿着肚子开车。再说，没粮票没钱的人真是太多了（运煤时经常在外面吃饭。生产队在外面联系的煤厂，有嘉陵江对岸的两三处煤矿，其中刘家沟煤矿是道路最糟糕的一处，一去就是一整天；有从三溪口转弯进入一个深山沟里的煤矿，那里的煤质量很好；还有槽上公社的一处煤矿，路很陡。按惯例，吃饭时驾驶员要有一个荤菜，或者加一个素菜。如果一个荤菜分量足够，也可不加素菜。饭只有三两，没有多的粮票。根据情况，有时可以喝酒。有一次我给他们买的五加皮酒，他们喝得多，我也喝了。那天是我第一次喝酒，不知轻重，看看一两酒也没多少，一口就吞下去了。那天三个人都喝醉了，都通红着脸，吴师傅的眼神都是迷糊的，摇摇晃晃地从很陡很窄的山路上下来，总算平安地把煤运回来了，他俩在部队时都是汽车兵，技术过硬。现在回想，感到后怕）。
1977年9月7日
吴师傅把他拿去的《牛虻》三天就看完了，拿来还给我。我说很想听听他的见解，附近却没个凉快处，于是我和他到瓦屋去（砖窑外面存放砖瓦坯的地方）。
他说：“没意思，实在没意思！牛虻只是一个大傻瓜，实在傻得很！他死得没有价值！像他这么一个天然的领袖，本来不该死的，他却自己软弱了，在神父面前畏缩了，结果害了他自己，也害了神父，同时对他所正在进行的事业，对他的同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大无畏气概也没什么价值！……他最有意义的是跟那个妓女的关系，帮助她，让她自立，好让她最终有能力离开他……”
这本书我太熟悉了，并不如他所贬得一钱不值。书里的一般细节也没什么不好懂的。我本来很佩服吴师傅，现在对他疑惑起来……
1977年9月10日
（我跟会计的关系在发生变化）会计是一位老会计，业务很熟。以前我没当出纳时，利害关系不同，上班同他嘻嘻哈哈，但在现金、粮食账上一窍不通，有时怀疑是否受他愚弄。
现在，利害关系互相制约了，有时他在现金上要我帮忙，有些事他怕我顶出去。对我的往来账他比从前细心些了。我有意识地和他搞好关系，以减少麻烦。但是在大原则上我和他是互不侵犯的。他很有经验，从不越轨。
但是，因为他的家庭经济困难（他有4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尚未出世时，因为计划生育已经执行得比较严格，他属于严重超生，妇女主任和妇女队长一起要求他爱人把胎儿做掉，他爱人找算命先生掐算，说怀的是个儿子，因此绝不愿意做掉。被逼得悬梁自尽，未遂，很吓人），他对实际利益看得很重，对工分不放过一分一厘。今天我去找他查发票，知道他决不愿耽误挣工分的时间，就约他休息时间回家去查。但是刘小模叫我们不能休息太久。会计一听就不走了（怕耽误太久被扣工分）。我想下了班回家去查也一样，叫他下班再去。谁知道一下班他婆娘叫他去担粪（担粪计件算工分），他头也不回就跟着女人走了，把我气得吹胡子。心想这么一丁点事情都不肯帮忙，今后你找我时，我也照样办。
后来一冷静，想到这是他不识时务。他把个人利益，哪怕一丁点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惜用人缘、用信用作牺牲，他的家庭也必定搞得很糟糕。同时，他也确实劳累、辛苦，我犯不着与他一般见识，特别是在利害关系上。我求他的地方还多，如果现在搞僵了，将来不好相处。
我在他家等了他一个多钟头，怒气慢慢消了。等他回来，见他汗流浃背，又动了怜悯之心，不和他计较了。
1977年9月11日
出纳上街的时间多，相对地上班（野外劳动）的时间少，由于出纳工作多是单独进行，遇到的情况复杂，社员一般对这项事情不了解，容易产生意见。有些说“你一个月难得劳动五天”，或是“本来没事，你要去找些事来做”，或“你一天光想耍”。
意见并不严重，可是很难听。我很怕别人跟我过不去，说这些难听的话。另一个队的出纳小刘经常被群众攻击，说她上街的时间太多。但是还有一个队的出纳小万上街的时间多，群众却没意见，因为她比小刘聪明。
我自己必须注意。跟领导的关系，梁万华对我是宽厚和信任的，刘远明也不会在工分上和我过不去。注意一下办事集中，事情少尽量不上街。多到坡上劳动，跟组里的人搞好关系。总之一个人做事水平应该高一点。
1977年9月18日
令人不太愉快的是宣传队缠着我。这次重去宣传队看看，本出于另外的考虑（是为了表明我在政治上关心的态度），但现在却脱不开了，他们老是纠缠不休。
李白诗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臾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目前我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希望自由自在过一辈子，不受羁绊，不受管辖，逍遥取乐，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再要我受什么领导或权贵约束，内心将会十分不情愿。这就是我目前的思想。
（我的知青日记到此结束）
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在没有思想准备、更毫无学业准备的情况下去参加了，考分上了榜。填志愿时，考虑到自己学历低、年龄偏大，在表格上选来选去，填了个綦江县师范学校。妹妹丹平也上了榜，填志愿填了重庆幼儿师范学校。之后我们参加了体格检查。
但是录取通知书老是不送来。母亲急了，托人去幼儿师范学校打听，人家说：没见你家孩子的材料啊！再打听，才知道北碚区教育局（或是招生办）依然极左，把所有考上分数线的“黑五类”子女的材料都压下了，他们认为这些人不应该通过政审。
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大地，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历史的脚步了。1978年夏天又举行高考，这次我们铆足了劲，积极复习功课，找来许多复习材料，每天背书，背了个昏天黑地。梁万华很支持我，开头每天让我上街为队里买东西，实际上给我留足复习时间。后来又找了个男青年暂时接下出纳工作，让我请了假复习。有一段时间，上街为生产队买了东西后，我就到西师去，晚上住在赵彦青老师家，第二天清早回生产队上班。
著名的吴宓教授也住在这栋楼里（现在这栋楼被称为“吴宓故居”，其实吴宓只住了其中一个房间），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有一天在楼道里与一位瘦高个子的老人擦肩而过，一个相熟的女孩悄悄对我说：“他就是吴宓！”
赵老师的爱人是中学数学教师，她教我数学，我的数学突飞猛进，从初中二年级直奔高中二年级。
另一方面，物质艰苦，体质很差。每天晚上，饿得我头昏眼花，咬着牙坚持。为了不影响赵老师家的生活，每晚我在他们家隔开的厨房里学习。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烧点开水喝。偶然发现厨房抽屉里有一小盒冬瓜糖，忍不住偷吃一块，实在忍不住，又吃一块，也不敢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一小盒冬瓜糖被我偷吃了三分之一。至今觉得对不起赵老师。
1978年夏天高考上线以后，丹平被四川大学经济系录取。我被西南师院中文系录取。丹平先报到，去了成都。记得我的录取通知书送来的时候，生产队里不少人还按文革时的思维习惯冷言冷语地说：“上大学，凭什么这家人的子女要去两个？凭什么贫下中农子女一个也不能去？”
他们忘了，我本来就不是这里的人。而且没有谁不允许他们的子女参加考试。
1978年10月，我满了27岁。生日之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去西师的东方红大会议室（文革时改的名字）报到。
据《吴宓日记》中的记载，正是在这个大会议室里，21年前的1957年5月11日，在这里召开全校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张永青院长作主席，党委委员皆列席，在上午的会上，我的父亲孙铭勋第四个发言，为陶行知洗雪，将陶行知比之苏联的伟大教育家马卡连柯，并列举陶行知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同点，认为应该表扬陶行知艰苦办学的精神。这一则史料，是2005年前后我才查阅到的。
1978年10月28日，我在西师中文系3129教室正式上课。
1979年我父亲的“右派”罪名得到“改正”，恢复中共党籍，母亲的“右派”也“改正”了（居然没查到她被定“右派”的组织结论，但因是学校领导在大会上宣布的罪名，有参加大会的教师作证，因此也得到“改正”。不然，连“改正”的待遇也得不到），调回西师附小工作，弟弟和外婆跟随母亲进了城。
至此，我们一家彻底离开了农村，也告别了一个时代。
（上图：被剥夺在校读书权利、当了近十年知青的孙丹年终于在1978年跨进了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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