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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七十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8月30日第75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张光渝 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
余汝信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
阎长贵 关于《戚本禹回忆录》
陈 虹 父亲与母亲的千封家书（《我家的故事》选读）
欧阳欣 书讯三则
热点研究
陈闯创 文革开端的武斗与工作组问题
忆旧思亲
何 蜀 他追求生命的厚度——怀念陈蔚德老师
编读往来
编辑部更正与说明 可父谈73期 小培谈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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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
——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
张光渝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发表于《炎黄春秋》2016年第7期（停刊前最后一期），这是作者提供的未加删节的完整版。
我的父亲，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文革初期因遭江青、戚本禹先后点名诬陷和恶意煽动而被关押批斗致死，成为文革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文革结束后，江青、戚本禹被分别判处死刑缓期和十八年徒刑。他们两人的判决书中都有诬陷迫害张霖之致死的罪名。
文革发动五十年后，戚本禹在临死之前完成了《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并在他死后不久在香港出版。作为张霖之的后人，我当然很关心戚本禹对迫害张霖之致死一事有何交待。
果然，《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中有《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专门一节。戚本禹虚晃一枪，说自己对张霖之被批斗致死“负有重大责任”，“感到很内疚”，却用很大篇幅将张霖之之死与“矿难接二连三地发生”连在一起。他在该节一开始就说“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在屡遭批评后“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以至于在被毛主席点名为“走资派”后，“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戚本禹回忆录》下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第520—521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
作为对照，戚本禹说，他在中办工作时看到矿难事件的“血泪控诉”，“都心酸落泪”，称矿难“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比张霖之更关心矿难事件和矿工的生命。张霖之“死官僚”（521页）的面目跃然纸上。
经过这一番铺垫后，戚本禹说，他的“责任”是在发动群众批斗张霖之的时候，忽略了张是一个“底下民愤很大”的人，“没有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因此被死难矿工的家属等人暴力批斗，忍受不住，“上吊自杀”。（520—521页）
我虽然对戚本禹的狡辩脱罪有心理准备，但读到这一堆公然的谎言，仍然十分气愤。戚本禹临死前，打着“内疚”的幌子抛出“责任论”，只有两个目的：一是逃脱罪责，二是继续诬陷张霖之。因为诬陷张霖之是逃脱罪责的捷径。
戚本禹的谎言包括如下内容：
谎言之一：煤炭部“一直不重视安全生产”。
戚本禹的狡猾在于，他利用煤炭工业矿难事件的真实存在，抹杀包括张霖之在内的煤炭战线干部职工为煤矿安全生产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要给读者留下张霖之罔顾矿工生命安全，煤炭战线事故“接二连三”并且一直没有改进的印象。
煤炭工业确实有矿难，张霖之作为煤炭部长，确实对所有矿难事件负有第一位领导责任。史上最大的一次矿难发生在“持续大跃进”、“跃进再跃进”的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矿务局白洞煤矿瓦斯爆炸，时值交接班时间，造成680多名矿工遇难，震惊中央。毛泽东两次听取汇报，张霖之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参与指挥救援，军队也派出飞机运输抢险物资。这次事件中，压力最大、责任最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父亲。
当年的媒体没有报道这一事件。2003年，我以“俞虎”化名出版的我父亲的传记作品《共和国部长的挽歌》（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中，专门介绍了这次矿难。（《共和国部长的挽歌》215—216页）如果读者想了解更详细的史料，请查找何于清著《问苍茫大地》。
以白洞爆炸事件为转折点，煤炭部开始进一步清理大跃进时期盲目抓产量，忽视安全生产的错误倾向，痛定思痛，大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建设。在我父亲的领导下，煤炭战线推进“质量标准化”工作体系，以标准化保证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以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保证安全生产。为此，我父亲提出了“安全是矿工最大的福利”的口号，下大力气改善煤矿生产面貌，扭转煤炭工业“傻大黑粗的”形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父亲曾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质量标准化工作，获得毛泽东的肯定，说：“看来质量是个命根子。”煤炭部一直坚持“质量第一”，“质量是命根子”的方针，扭转了大跃进时期盲目追求数量、贪多求快的倾向。直到文革前夕，我父亲身边工作人员夏方健提醒他，现在都在说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我们的这些提法有没有问题？张部长告诉他这个口号是毛主席肯定的。又说：一个口号对不对，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不能简单理解。夏方健后来说：近几十年来，“这个口号在煤炭战线已经深入人心，纳入了安全生产规范。”（原《中国煤炭报》总编夏方健书面回忆）
1990年《中国煤炭工业年鉴》记载：由于狠抓质量标准化为中心的安全生产工作，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百万吨煤炭死亡率比‘一五’时期下降19.8%，“成为我国煤炭史上安全生产较好的一个时期。”
从局部看，根据山东淄博矿务局的历史统计资料，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淄川煤矿年百万吨死亡率高达40到50人，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降到1.87人。
“大跃进”期间,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只顾高速度发展煤炭生产，忽视安全工作，安全监察机构被削弱。1960年百万吨死亡率上升到7.1人。
1961～1963年,由于认真贯彻安全生产各项规定，落实局、矿、井三级领导安全责任制，恢复建立各种安全规章制度,推行“质量第一”的方针,开展质量标准化活动,安全生产状况显著好转。1964年百万吨死亡率下降为1.78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统配煤矿安全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安全监察机构被砸烂,安全规章被当作对工人的“管、卡、压”遭到批判,致使安全情况恶化。1970年百万吨死亡率上升为6.43人。（《淄博市情网站》www.zbsq.gov.cn）
无论从煤炭战线全局看还是局部看，1961年到1966年之间，煤矿安全生产形势都有了明显改观，成为我国煤炭生产历史上“较好的一个时期”。戚本禹所谓煤炭部对安全生产“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矿难“接二连三”的谎言不攻自破。
张霖之部长严格推行质量标准化工作，煤炭战线老职工、老干部有口皆碑。篇幅所限，他们的文字或口头回顾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六零后煤矿企业领导干部对张部长的看法。
2004年，河南鹤煤集团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厂长经理日报》记者为此专门采访该集团副总经济师张劲峰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请问鹤煤对质量是如何看待的？”
张劲峰：“我们煤炭采掘企业系统多、环节多、工序多、可变因素多，管理复杂，且时刻面临着水、火、煤尘、瓦斯等矿井灾害的威胁和影响，使我们对质量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没有质量，我们连正常的安全生产都不能实现。正如原煤炭工业部老部长张霖之同志说的那样：‘质量是煤矿的命根子。’我们把质量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人的质量保证作业质量，以作业质量保证工序质量，以工序质量保证工程质量，从而保证安全质量和产品质量。”（《乌龙飞舞》《厂长经理日报》记者 李丙驹 2005年2月1日）
有关张霖之部长和“质量是命根子”的内容，是张劲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动提到的。这位大型国有煤矿负责人出生于1965年，也就是说，张霖之1967年1月被批斗身亡时，他还不到两岁。他这一代人仍然能知道原来有个煤炭工业部，煤炭部四十多年前有个部长叫张霖之，张霖之主张质量是煤炭安全生产的命根子，令人非常感慨。（上图：1965年11月张霖之〔前排左2〕在徐州矿务局庞庄煤矿视察时与职工合影。此时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
但是，与张霖之同时代，直接策划将张霖之打倒并迫害致死的戚本禹，却摇唇鼓舌，信口编造，颠倒黑白，把煤炭战线的安全生产成绩一笔抹杀。
戚本禹谎言之二：张霖之因矿难频发“民愤很大”而被批斗致死。
众所周知，张霖之是被江青、戚本禹以莫须有的“彭真死党”的罪名迫害致死的，这是典型的政治诬陷、政治迫害事件。但戚本禹却打着“内疚”、“负有重大责任”的幌子，通过回忆录把张霖之之死写成其因为罔顾矿工生命、矿难频发导致民愤而遭武斗身亡。这是一种既无耻又恶毒的狡辩，是戚本禹一贯的笔法和做派。
文革初始，我父亲与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一样，都受到了造反冲击，正常工作以至于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这固然因文革运动大势所趋，但也必须有具体的个别人物的挑头煽动。1966年9月14日、9月18日、10月18日，煤炭工业部一个司局级干部萧声远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文革，诬告张霖之“与彭真的关系不正常”，“是彭真死党”；又说他亲耳听到张霖之说“第一任真厉害，古时候的秦始皇，现在的毛主席”。（杨克 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8日）
我父亲就死于这两项罪名，而他本人直到被毒打致死，也没有承认这两项罪名。
戚本禹不仅是最早看到萧声远告状信的人，而且是最早挑动萧声远造反、攻击张霖之的人。早在1966年夏，戚本禹就嘱咐煤炭部造反派头目吴某（女）：“萧声远是九级干部，有斗争经验，可以把他吸收到你们组织中来，给你们出主意。”。（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收到萧声远告状信后，戚本禹拿出“抓要害”的本领，点拨煤炭部造反派：同彭真的关系是“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声远等人大受鼓舞，效忠表态：“我们要一鼓作气把张霖之的案定下来，以不辜负戚本禹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是从一开始就幕后指挥打倒张霖之的人，选打手于先，抓“要害”于后，亲力亲为。但是，戚本禹却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是“江青要我”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的，（《戚本禹回忆录》522页）而他对造反派的幕后指挥，却只字不提。
很显然，将张霖之迫害致死，戚本禹绝不是单纯的执行者，而是幕后指挥者。戚本禹公然撒谎。
从江青1966年12月14日公开点名之后，“彭真死党”就成了我父亲的代称。萧声远等人伙同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扣押、批斗、审问我父亲，逼供与彭真的“死党”罪证，妄图定成“铁案”。奇怪的是，无论是江青还是戚本禹，无论是在我父亲被冲击的时候还是被迫害身亡前后，谁也没有拿出“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任何证据！戚本禹洋洋数十万言的上下册回忆录，还用专节写张霖之被批斗致死，但是江青、戚本禹反复强调、公开号召造反派批判揭发的“彭真死党”罪名，究竟是何理由，有何证据，戚本禹却一字不提！
原因很明显：中央文革利用萧声远的诬告信，把“彭真死党”当成打倒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声远借助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上位，投靠效忠，双方一拍即合。而张霖之为何是“彭真死党”，戚本禹根本说不出理由，所以干脆不说。
1966年12月24日，戚本禹在矿业学院鼓动学生批斗张霖之：“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你们的炮火还不够猛烈，要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要狠狠地斗！”有学生当场问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供群众批判用，戚本禹答：“材料你们自己找！”“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张霖之本人承认是“死党”。而这个“活材料”他们始终未能得到。这才是张霖之被毒打致死的真正原因。
戚本禹恬不知耻，称自己在矿院讲话中要求群众“要文斗”、“不要打人”，还说小报和记录上都“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522页）
“小报和记录”我不光看过，还保存着。上述戚本禹的煽动性讲话，就印在当年小报和讲话记录上，广为流传，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却一句也不敢提。任何有正常思维方式的人，读了戚本禹的回忆录，了解了他当年讲话的主要内容，结论都会是：“戚本禹之心，路人皆知！”
戚本禹不光在回忆录中回避张霖之致死的真实背景，还虚构了一个假的背景，就是张霖之因官僚主义严重，矿难频发，“民愤很大”被批斗而亡。
我父亲被江青公开点名为“彭真死党”，遭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拘押批斗。据戚本禹说，这之后中央文革开会，觉得批斗张霖之的火力还不够，群众仍然没有发动起来，“光说要斗，这没有用，得有人去具体执行”。于是江青要戚本禹去矿业学院“发动群众”。（522页）
在文革大背景下，一个所谓“民愤很大”的当权派，被江青公开点名，又被造反派关押审问批斗，却仍未激起“民愤”，还需要中央文革派出戚本禹去煽风点火，“民愤”何在？
为了给“民愤很大”圆谎，戚本禹继续用障眼法造谣：“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了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那斗争起来是毫不留情，矿院的学生根本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522页）
戚本禹还假惺惺“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的严重失职。”（523页）
这一套以守为攻的“自责”暗藏玄机，是文革笔杆子戚本禹的看家本领。
戚本禹首先模糊时间概念，把张霖之遭批斗“比较文明”的阶段放到“一月革命”之前，让读者认为是“一月革命”开始后各地矿工参与进来，才开始了武斗。
戚本禹又公然撒谎，他用“自责”的口吻“检讨”没有派人去“控制武斗现场”，是“严重失职”。
实际上，我父亲受到所谓“比较文明”的对待，是他1966年12月19日主动到矿业学院接受学生批判，继而被扣押，到12月24日戚本禹矿院讲话之间的不到一周时间。他被关在矿业学院学一楼的一间学生宿舍，睡在双层床的下铺，四周都是看押他的学生。这期间他尚能与学生展开对话，也接受询问和批判。他虽然失去自由，但没有受到殴打。这就是所谓“文明对待”阶段。
转折点并不是“一月革命”，而是12月24日戚本禹的到来。显然，江青、戚本禹对以前的那个阶段很不满意，才要进一步煽动批斗张霖之。戚本禹发表了“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的讲话之后，当晚对张霖之的批斗就明显升级。12月25日，煤炭部的萧声远表示，戚本禹的讲话是“动员令”，“我们应该坚决响应”，“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
从12月26日开始，我父亲被先后拉到煤炭部机关、煤炭文工团、煤炭科学院等单位游斗，遭受毒打。以下是1966年12月28日煤炭部机关批斗我父亲的实况：
萧声远等人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彭真死党”，“张霖之同志大义凛然，光明磊落，拒不承认。这伙打手们立即扒下他的棉大衣拳打脚踢，倒剪双臂，强令下跪。”（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他们还拿了一根钉着大牌子的木棍插进衣领里，由于木棍上尽是刺，把张的耳朵和脸划破了，顺着脖子往下流血。”游斗一番之后“又回到院子里，脱下张的棉衣，架到一个小凳子上，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件单衬衫和一件毛背心，站在寒风中被打得遍体鳞伤。”（摘自煤炭部机关工作人员亲笔证词）
此时，还没有所谓“一月革命”。
中央文革在煤炭部派有联络员，与煤炭部造反派头目吴某保持直接联系。斗争张霖之的过程都被拍照留底，通过联络员上报分管煤炭部文革运动的戚本禹。这些照片成为戚本禹幕后操作迫害张霖之的罪证。（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所谓“没有派人控制批斗现场”的虚伪“自责”，在上送照片面前原形毕露。
回顾当年对我父亲的大批判、大字报，所有焦点都集中于“彭真死党”、“污蔑毛主席是秦始皇”等莫须有的政治罪名。我父亲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安全生产、质量第一的多次讲话，被摘录在各种大字报和造反派小报上，但那不是为了肯定他抓安全生产的努力，而是为了批判他“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比如，我父亲在1965年5月28日煤炭系统全国电话会议上讲话说：“质量是命根子，希望同志们像爱护生命一样地来爱护质量”；“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这点上请马克思保卫你，是不保卫你的。”造反派小报在这些话后面的批注是：“看，张霖之攻击毛泽东思想，真是无孔不入！”（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1967年1月28日 第4版 《反党分子彭真的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的滔天罪行》）
如果我父亲真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置矿工生命安全于不顾的“民愤很大”的“死官僚”，为什么江青、戚本禹不以此为罪名，号召群众批斗张霖之呢？为什么在张霖之被江青点名打倒后，中央文革还要不断幕后策划、煽风点火，唯恐其“民愤”不大呢？为什么要捏造连他们自己也拿不出证据的“彭真死党”的罪名呢？
戚本禹谎言之三：对张霖之之死感到“内疚”。
戚本禹在对张霖之之死假惺惺表示了“内疚”后，笔锋一转，紧接着写到文革中另一个老干部被群众在批斗中打死，“虽然随意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原来此人“禽兽不如”，文革前先后强奸了女学生和她的母亲。所以这件打死人的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戚本禹说：“我写到这里，一直有思想斗争。因为当年总理说，不再提这件事了。可我现在又提了。因为我考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揭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的现状。”（《戚本禹回忆录》523—524页）
戚本禹不愧为“文革御笔”，这一段文字一箭双雕：把一个被称为“禽兽不如”的领导干部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与张霖之之死并提，其题目《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等人”就是指这个没有姓名的被打死但“事出有因”的人。此人为何与张霖之放到一起写呢？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死都是“民愤很大”！先不说戚本禹提到的这件事真假如何，但他在为张霖之之死“自责”后，立刻用暗喻的笔法将张霖之与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并列，所谓“事出有因”，其实是死有余辜！天下有如此的“内疚”吗？
戚本禹接着点出“要害”：当年没有彻底打倒包括张霖之在内的走资派，才造成了今天“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
戚本禹被追捧者奉为“大帅”。果真，连其“自责”、“内疚”的笔法都无人能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张霖之做了这样一个评价：他“后来听说”，“张霖之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很勇敢”，“而且从个人品德来说，他也是比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没有其他问题。”（523页）
一个对受害者之死表示了“内疚”的人，如此轻佻地评价受害者，这样的所谓“内疚”没有半分诚意。
戚本禹人格之低下，不在于他死守文革阴魂，而在于他巧舌如簧信笔由缰的习惯性狡辩和诬陷。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他在仅仅三四页纸中的谎言一一详尽驳斥，但读者可以据此衡量其全书的可信度。
比如，他为了塑造张霖之“吃吃喝喝”的形象，把萧声远向中央文革状告张霖之说“毛泽东是秦始皇”的背景，从开会前的几个人闲聊改为“酒后谩骂”。（521页）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煤炭部各个时期不同的掌权者都对此案做过调查，但除了萧声远一人坚持外，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旁证。（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还说，他看过张霖之的验尸报告，“身上有很多皮下伤，有青瘀血斑”，是“上吊自杀”。（《戚本禹回忆录》522页）实际上，我父亲死于被戚本禹挑动起来的近一个月的残酷批斗。当时在夺权高潮的混乱中，不可能认真、及时地查明真相，追究凶手。即使如此，我们看到的验尸报告也没有张霖之是“自杀”的结论。
文革后参与审判江青的特别法庭法官王文正，口述审理张霖之被江青迫害致死一案时说：“法庭接着投影1967年1月张霖之批斗现场照片和张霖之尸体检验的照片。”“张霖之的尸体检验照片更是惨不忍睹。只见他背部的伤口竟达三十多处，头部有一处重伤，其创深至骨膜。”（《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王文正口述，当代中国出版社，156页）
在当年电视转播中公诸于世的验尸照片，竟被戚本禹轻描淡写为“皮下伤”，转而污蔑张霖之“自杀”。
我父亲在被扣押后惨遭批斗时，曾在造反派监视下对冒险去探望他的女儿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绝不自杀！”这是他留给我们全家的最后遗言。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举行包括张霖之在内的八位逝世于文革初期的老同志的追悼大会。在我父亲的悼词中，有张霖之同志面对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以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样的评价，在文革遇难者的悼词中是罕见一例。这是对戚本禹的张霖之“自杀”说的彻底否定。
我为给父亲写传记，四处搜集他的生前史料，与当年一位曾在鸡西矿务局工作过的河北大学教师王春来有一段网上联系。他在2004年2月26日给我寄来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说：
收到书和信后很激动，不怕你笑话，泪水总在眼眶中转。我并未见过霖之部长，但他直到今日仍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心中。因为他是我的老部长，六三年分配到鸡西矿务局干校，几乎天天说起这位部长，和他同时说起的还有黑龙江煤管局长李奎生，和他有过接触。他和霖之部长都是矿工的知心人。霖之部长的许多事，鸡西矿务局职工可说是家喻户晓传奇式的人物。由此可见——人间自有公平在。谁做了有益于百姓的事，人民总是铭刻心头的；但是谁玩弄了历史欺骗了人民，迟早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没有例外。
光渝，你下手可能晚了些，致使许多宝贵的材料可能永远流失了。但没有关系，像我们这一代在矿务局工作过的人，霖之部长永活心中，和我们同归于了。能有几个领导人像霖之这样存活在职工们心中呢？
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戚本禹回忆录》521页）。在我看来，这倒是戚本禹唯一一句赞扬我父亲的话。
戚本禹这位曾经的中办信访科长能看到大量一般人看不到的人民来信，并据此宣称张霖之“民愤很大”。但王春来先生这位之前与我素不相识，而且至今也没有见过面的煤炭战线老职工却与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看法相反。我相信，他信中所说的“玩弄历史欺骗人民”，“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人，就包括戚本禹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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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早在2004年，余汝信就在采访戚本禹之后取得其同意发表过一篇《与戚本禹面对面》，后来又有长期交往，同戚本禹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只是看到《戚本禹回忆录》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即使是老朋友也不能不作严肃批评，以免谬误流传积非成是，因此写了指谬文章多篇，这是其中一篇，另有几篇将在《记忆》发表。
一、《戚本禹回忆录》有关张霖之的说法
文革中诬陷、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致死，是1980年代初“两案”审判时戚本禹被指控的三项罪名之一。为此，《戚本禹回忆录》特地有一节“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颇长的文字，罗列了张的诸多“问题”，以图多多少少撇清自己的责任，归纳其要点有（黑体字为笔者按原意概括）：
张霖之任煤炭部长期间不重视安全生产，矿难经常发生。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在内部有大量的通报。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
毛主席多次要张霖之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他千叮万嘱，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毛主席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张霖之回去后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毛主席震怒。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的信件也很多，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
毛主席点名说张霖之是走资派。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主席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文革中跟着刘少奇狠整群众。尽管毛主席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穏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
文革中有煤炭部党组成员揭发张霖之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我们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掲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所以康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 。
江青和周恩来要我去组织批斗张霖之。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北京市学生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江青在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12月下旬，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有个走资派，毛主席都点了他的名了，可是还没受到批判，是不是有人包庇？江青讲话后，总理也讲话，说张霖之官僚主义，漠视煤矿生产安全，要组织批斗张霖之。江青在会上就要我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总理也同意要我去，他要我把为什么要批斗张霖之的道理向群众说清楚。我当时对执行总理、江青的指示很积极，会后就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但同时我在讲话时也强调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
矿难工人、家属进京找张霖之算账，他被工人打得忍受不了，上吊自杀。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不少煤矿的工人，还有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北京找张霖之讨说法。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过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劲，斗争时打起来是毫不留情的。矿院的学生们根本就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杀了。我看过他的尸检报告，上面说身上有很多的皮下伤，有青淤血斑。
张霖之死后周恩来的态度。总理说，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总理在1967年2月17号（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的讲话中，也讲到了这件事情，说他很伤心，他连自己的部长都没有能够保护好。后来我还听参加过“江青专案组”的人跟我说，张霖之死了以后，总理很气愤，在我被捕之后，总理说，戚本禹打死了张霖之，把他枪毙都可以。可我还在台上的时候，总理得知张霖之的死讯后，倒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枪毙我，那时，他仍然经常向我布置工作。
张霖之民愤很大。对于张霖之的死，我当然负有重大责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是我严重的失职。
二、被渲染夸大的“煤矿安全生产问题”
戚本禹上述“回忆”，从“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至“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揭露”的都是煤炭部主管的煤矿安全生产出了大问题。戚还说，“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其实，这是戚为塑造张霖之的负面形象，别有用心地渲染、夸大制造出来的张霖之的“问题”。
古今中外，凡采掘产业，不可能百分之百杜绝矿难。问题在于文革前的中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远非戚本禹所声称的那么严重。文革期间，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层（包括戚本禹本人）关于煤炭部和张霖之的历次讲话，都没有批评过煤矿安全生产问题。煤炭部直属院校北京矿业学院最主要的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主办的小报《东方红》，从1967年1月至3月各期连载的《反党头子彭真的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的滔天罪行录》，共列举了张霖之七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第二大罪状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第三大罪状与彭真狼狈为奸，结成死党，大搞反革命独立王国”、“第四大罪状在煤炭工业中推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五大罪状张霖之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第六大罪状扼杀伟大的‘四清’运动”、“第七大罪状政治上反动，生活上腐化”，没有一条涉及漠视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上图：当年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揭批张霖之的小报文章局部。）
三、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
戚本禹说，“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就是”，并非戚本禹的发明，戚是拾人牙慧。这句话源自于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发表的该报记者高晓岩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原文称，“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何家栋说，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毛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文接下来称：
刘请教式地问道：“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张被造反派批斗殴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殴打至死的正部级官员。——编辑注）
刘少奇不敢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 。
笔者认为，“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这句话，是1998年的这篇文章才编造出来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材料证实毛泽东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
文革期间，无论是中央、中央文革的什么人（包括戚本禹本人），有谁引用过毛泽东这句话吗？没有！
群众组织编印的所有毛的讲话集中有这句话吗？没有！
查遍所有中央文件，有这句话吗？更没有！
事实上，毛泽东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确是点了国务院一位部长的名，但那不是煤炭部的张霖之，而是冶金部的王鹤寿。高文中出现这样的错误，或许是来源于原始材料提供者的误记——将张霖之与王鹤寿混为一谈了。依照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公布的当日的会议记录，毛泽东如是说：
主席：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主席：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
（刘××：重点是党。）
主席：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
高晓岩文章称，“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这句话相对来说还有点靠谱。王鹤寿是被毛点名的，他早在1964年4月已被免去冶金部部长一职，下放到辽宁鞍山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张霖之其实没有被毛点名，所以，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他仍被再次任命为煤炭工业部部长，同年7月，再任新成立的煤炭工业部党委书记。文革初期1966年8月间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三次参加毛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戚称，“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不对，正是因为毛从未点过张霖之的名，他才能“稳稳地”继续坐在煤炭部部长的位子上，直到文革的狂潮1966年12月后才将他打翻。
（右图：参加毛接见红卫兵集会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后排左起：刘澜波、廖承志、张霖之。）
四、张霖之是否“在酒后竟谩骂
毛主席是秦始皇”？
戚本禹称，“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揭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
所谓“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指的是煤炭部机械局局长萧声远。据知情人称，1966年9、10月间，萧三次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揭发”张霖之的“反党罪行”，主要罪行之一，是张攻击毛泽东是秦始皇：“1966年7月下旬在二楼会议室，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时，我到的比较早，坐在靠南面的沙发上看《参考消息》，这时人还没有到齐，当时大约有六七个人都坐在这屋的沙发上，没有注意看到是哪些人，后来张霖之坐在会议桌东头的椅子上，在我还在看参考消息的时候，张霖之说：‘第一任真厉害，古时候的秦始皇，现在的毛主席’。在他开始说话时我抬头看到他情绪很激动的样子，当时我认为，这番话很惊奇，是从哪儿来的呢？”
萧声远这一揭发，没有能找到任何其他证人。
张霖之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政治上一生谨慎，不可能在文革刚拉开帷幕之际无缘无故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其实，萧是移花接木，张霖之是在文革前几年，在一次部领导会上讲形势时引用过毛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有关“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的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主席站起来讲话了——记录者）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诛”，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谁要说现时不好，杀全家。当然我也不赞成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不好，读书人恨了他几千年。其实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张霖之在会议上引用毛的话，本意是拥戴毛而绝非如戚所言在酒后骂毛“专制独裁”。前文已经论证过，毛并没有点过张霖之的名，因此，戚说“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戚这样说，是无中生有的恶意猜度。
张霖之是为萧声远这样的宵小所累。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余秋里曾警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称：“张霖之所以完蛋，是因为出了一个萧声远，不要让这样的人出来挂帅，要把大大小小的扒手抓出来。” 余秋里与戚本禹对萧声远一类人的不同态度，思想品格之高下立见。
五、关于“彭真死党”的罪名
戚本禹称，因为张霖之骂毛“专制独裁”，“所以康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又称，1966年12月14日，“江青在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戚本禹本人1966年12月24日晚在北京矿业学院对群众讲话，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
据知情人称，张霖之“彭真死党”的罪名，同样源自于萧声远。萧的揭发信指控张霖之首要的“反党罪行”，就是“部领导盖子没有揭开”，“张霖之和前市委彭真可能有问题”，“与彭真一伙，狼狈为奸，结为死党。”
“彭真死党”在文革初期是甚重的罪名。但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康生、江青、戚本禹以至萧声远都没有列举出什么实质性的、能拿得出手的证据。中共建国前，张霖之与彭真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直到建国后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中央决定从国务院分出部分权力到中央书记处，彭真负责“联系煤炭部和森林工业部” ，张才与彭有了工作上的直接联系。
（右图：张霖之〔右2〕陪同彭真〔左2〕下煤矿视察。）
彭真对煤炭部工作的指导，在官方近年编撰的《彭真年谱》中已有较详细的记载。如1961年2月14日是：“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二三月份煤炭供应计划，周恩来参加会议。”2月17日：“上午，约张霖之、安志文、宋养初、李立三等讨论煤炭生产问题。下午和晚上的会议，谷牧、吕正操、吕东参加，继续讨论。讲话指出：煤炭要生产、掘进双跃进，现最大问题是第一线的人少。”2月19日：“上午，召集安志文、张霖之、王鹤寿、徐子荣等研究钢煤生产、市场供应、财政金融情况和整风问题。在发言中说：一月份经济情况不好，主要原因是农副产品供应少，工业生产惊人下降。煤矿工人的口粮中央已经调拨，下一步要把政治思想工作跟上去。政治思想工作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抓群众中的具体思想问题。”2月21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在全国煤炭企业推广抚顺市胜利矿持续跃进的先进经验。讲话指出：胜利矿是政治挂帅同业务具体措施相结合的典型。结合全国煤炭企业双跃进的实际，讲话提出以下措施：（一）做好设备维修、后勤供应工作。（二）加强采掘第一线的力量。（三）提高工时利用率。（四）继续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五）建立责任制。掘、采各有责任，煤炭部要向中央汇报采和掘的进度。设备、维修、协作都要搞责任制。（六）工资要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奖励要以中央计划的生产指标为准。下午，主持全国煤炭工业系统领导干部电话会议。”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工业生产形势和煤炭生产的主要问题。（二）现在怎么办。（三）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等等。
彭真对煤炭部的工作指导，自1961年1月开始，1963年结束。从上述两个月的摘要材料可以看出，均为纯粹的工作关系，与任何阴谋反党活动沾不上边。如果与彭真有工作关系的都可划为“死党”，那“彭真死党”可就不可胜数了！
六、关于戚本禹1966年12月24日在矿院的讲话
对于戚本禹自己1966年12月24日在北京矿业学院的讲话，戚在回忆录中称：“我去了矿业学院，找到了造反派学生，开了群众大会，动员他们组织召开批判张霖之的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同学们、工人们要同张霖之作坚决斗争。但同时我在讲话时也强调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人也向我保证，不用武斗。我的讲话，后来都按原始记录，印发全校师生，各种小报纷纷转载。记录上面也记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
戚本禹到矿院，是于24日下午6时左右与穆欣一块去的。7时左右，戚、穆在大饭厅与全院师生见了面，戚发表了讲话。笔者目前看到的有戚讲话详细记录稿和简要报道两种。详细记录稿载联合编辑组1967年3月编辑的《首长讲话选编（1966年11月至12月）》，其中有关煤炭部和张霖之部分称：
以煤炭部来说，煤炭部长期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对煤炭部是很不满意的。不知煤炭部是不是给你们传达过？你们知道不知道？（大家答：不知道）煤炭部做官当老爷，还不如改成煤炭科算了，这是对煤炭部的批判。（这是毛主席说的）特别是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煤炭部毛主席多次批评了。这几年煤炭战线上广大职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给我们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而煤炭部领导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没干好事。煤炭部张霖文【之】是彭真的私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鼓掌，呼口号）但是，要打倒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鼓掌）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简要报道载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政治部宣传部主办《东方红》1966年12月26日创刊号，内容与上述详细记录稿基本一致：
在谈到煤炭部的问题时，戚本禹同志说，“煤炭部长期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对煤炭部的工作是根本不满意的，还有很多批评。这个你们是不是知道？煤炭部是不是给你们传达过？（群众，没有！）有很多批评。主席曾经这样说过，煤炭部不行，改为煤炭科算了，部长都是做官当老爷嘛！由科长办事，就改成煤炭科嘛！”他又说，“这几年，煤炭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取得了很大成绩，增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煤炭部的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做好事情。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张霖之部长，是彭真的死党。（群众：打倒张霖之！）那么，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你们对准了他，狠狠地对准张霖之，狠狠地炮轰张霖之，炮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好得很！但是，要打倒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详细记录稿或简要报道，都可以看出：
1.戚本禹讲话中通篇都没有“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的类似语言，相反，而是有“我们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狠狠地对准张霖之，狠狠地炮轰张霖之”此类煽动性语言。戚本禹在这一问题上说了假话；
（右图：登载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讲话简要报道的小报局部。）
2.此类煽动性语言，是张霖之在戚讲话后不足一个月即在矿院被批斗致死的主要诱发因素，戚当然难辞其咎。戚至今还将张霖之致死的主因归结为“民愤很大”并编造了张的诸多不是，仍然借康生之口说张是“彭真死党”，又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是与其“一直感到很内疚”的表白表里不一、不相吻合的，其实戚在有关张霖之的一节里，主要就是为自己辨白；
3.毛泽东文革前对煤炭部的批评，至多也就是“煤炭部做官当老爷，改为煤炭科算了”，没有“张霖之就是”走资派的类似说法，如果有的话，戚早已在讲话中宣布了。这也有力地证明，所谓“张霖之就是”，其实并不是当时的说法，而是30多年后才出现的编造。
如果屡屡把后起的、别人的编造当成自己的“回忆”，《戚本禹回忆录》全书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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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关于《戚本禹回忆录》
阎长贵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是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仅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也坚决肯定和维护江青。这是他的根本立场，没有任何一点反思。他这方面的观点我们不去管它，因为他也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然而，他毕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直接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经历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他无疑是了解不少文革的实际情况的——只要他不隐瞒，不忌讳，实话实说，那他的回忆录是会给人们提供别人所不知道的不少真实素材的，这正是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不能说，这方面的内容一点没有，但和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差得太远了。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中，有不少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
关于“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戚本禹说，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在为派工作组错误进行自我辩解时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453页）
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1966年7月29日大会上，刘少奇没有说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确实说到这句话，但他们都指出这是别人说的，他们借用来说明问题。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陶铸在1966年7月30日，有明确交代。这一天，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科学院讲话。陶铸说：“文化大革命我没有搞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一个小姑娘、中学生讲的。这句话，很有启发。”（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3次印刷，第112页）
关于“大闹怀仁堂”的会议记录。
在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当晚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很大，让他们立即找主席汇报。戚本禹书中说，张、王、姚2月16日当晚会后就整理出会议记录，向江青和主席汇报（第577页）。
这不符合事实，这个会议记录是后来为开批斗陈毅、谭震林等人的生活会才让张、王、姚他们整理的，这个记录经周总理、陈伯达改过，这无论如何是2月16号当晚做不到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三次印刷，第217——220页）
关于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
戚本禹说，（1967年）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没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王力、关锋的错误。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二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随后，叫来了王力、关锋。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做了批评。随后，江青就叫戚本禹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已选好的钓鱼台2号楼。去前，戚本禹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把他们安排好后，戚又回到会议室，向领导做了汇报。总理对戚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663——664页）
戚本禹在这里说的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不对。按王力本人的说法，他们被审查的时间，不是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来的当天晚上，而是8月30号下午（《王力反思录》1019页）。
戚本禹书中更严重的问题是编造，略举两例——
关于清华大学批判王光美。
戚本禹说：1967年4月初，清华大学蒯大富向我提出他们要召开30万人大会斗争王光美。我告他，这事我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后来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决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兵乓球项链，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项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候一样。总理不赞成。戚本禹还说，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
戚本禹这番说词充满编造和演绎。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的王广宇写过一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其中所讲的和戚本禹讲的根本不同。王广宇说，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按：王是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笔者），对清华大学策划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的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16号楼办事组所在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一串木制的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的服装吗？为什么不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本来面貌！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太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井冈山兵团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马上就去，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一片寂静，学生都在熟睡，哪里去找小潘？我艰难地找到小潘，告诉她有紧急事跟她讲。她把我带到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 ，但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她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的项链，我们是用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她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说总部同意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问关锋，他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总理批准才能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会前，总理和部分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她到休息室找总理，提出在批斗王光美时让她穿出国时的服装和配饰，说这是群众地强烈要求，不算武斗。总理开始不同意这么做，小潘一再申述这是群众的要求，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到王光美家取她出国时穿的衣服和行头。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应该说明，王力、关锋向我传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莫说他们，其他中央小组成员，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不敢擅自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知道王力、关锋是被江青叫到她住的11楼，不一会他们回到办事组住地16号楼，急急忙忙找我谈的，显然他们所谈的是江青的意见。这一点，有很多事实可以佐证。我亲自看到，4月10号清华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江青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在清华井冈山总部；还有在这一天，江青跟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今天清华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你们可以去看看嘛！我只好派车把江青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送去清华；我为了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我也跟着去了。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 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这就是清华批斗王光美的真实情况。戚本禹居然说江青对他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这完全是瞎编。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大会的新闻纪录片。江青没去现场，她当天晚上就在钓鱼台17号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3次印刷，第201—205页）。
关于关锋和我的关系。
戚本禹书中说：关锋的学生阎长贵（我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第671页）
这完全是胡编乱造。文革中，从1967年1月戚本禹把我推荐给江青当机要秘书，整整一年，1968年1月江青就诬我为“坐探”，而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半，接着又被流放到湖南一个农场5年，1979年我作为受江青迫害的人获得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2年关锋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和关锋都住在红旗杂志社宿舍里，一个院，我住1号楼，他住3号楼。当时组织告诉我要少和关锋联系，我服从组织决定。而自1988年后，即关锋出狱6年后一直到他2005年逝世，我和关锋关系很密切，他有什么事都找我，我也经常去看他，和他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明确告诉我，我是他最信任的一个学生。我写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本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古训，不论对谁，包括对江青，我都是这样。和戚本禹说得完全不同，有一次关锋跟我说：“江青关你七八年，你没说她什么坏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关锋这样对我说。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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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父亲与母亲的千封家书
（《我家的故事》选读）
陈 虹
《我家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这是其中一篇。作者的父亲陈白尘是著名作家、戏剧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人民文学》副主编，文革前夕文化部和全国文联“整风”时即遭批判，贬至江苏省文联，文革中被揪回北京批斗，打成“文艺黑线人物”、“叛徒”，并交中央专案组审查。
总想为父母亲写点什么，尤其是当二老均已驾鹤西去，这一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相依相伴55个春秋，同舟共济大半个世纪。父亲在世时，他们是一对受人艳羡的贤伉俪；父亲去世后，母亲更是在他的骨灰盒上写下了：“来世我们还做夫妻!”的确，父亲与母亲的故事实在太多了，父亲与母亲的感情也实在太深了，从哪里写起呢？——自然，首先应该是生离死别的考验。我不由得想起文革期间，他俩长达七年的两地相思，以及那上千封的来往书信。
大诗人杜甫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发出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叹，然而他又怎会理解，在一个将人变成鬼的年代里，家书的价值又岂能以“万金”来相衡！父亲与母亲间彼此传递的，绝非是一般的“手札”和“尺素”，它明明白白是一颗诚笃的忠贞不二的心!
父亲于1966年的9月11日被两名彪形大汉从南京家中押往北京去接受批斗。在父亲当年留下的《牛棚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S将南京寄来的包裹当面拆开，检查无讹后方交还于我。返回宿舍立即从‘机密’处寻到玲的复信，读后心潮起伏，不能自已。立复数行，大呼：‘玲知我！玲知我！’这是批判会后所收到的第一封‘私信’。”尽管没有更多的背景介绍，但是又有谁能看不懂“批判会后”“玲知我”的力量？整整七年的时间，父亲一定是靠着它而顽强地活下来的，母亲也一定是靠着它而坚定地等盼着父亲的归来。
然而，任何一个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只要一旦被定为“牛鬼蛇神”，那将彻底地失去人身的一切自由。父亲也同样不例外，他不仅被剥夺了给妻（我母亲）写信的自由，而且也被剥夺了收取家书的自由。1966年9月14日，即父亲被押回北京的次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信给玲，交审查。”1969年12月2日，即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后，日记中又写道：“我要求给南京去信，X说要交北京的中央专案组寄发。”一封简单的平安家信，竟然也要不辞劳苦地往返数千里，为的是通过专案组的审查！那是 1970年的2月21日，父亲在日记中又记下了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收玲17日来信。而W交信时竟指着信封说：‘金玲和你至今未划清界限，还称你同志!’”父亲的痛苦难以言说，他写道：“我这才恍然于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居住时，收到的信上都被打了××。大概就是这‘同志’犯禁了。……‘同志’如不能称，动辄‘叛徒’、‘黑帮’相加，难道又合法么？”他无可奈何，只得——“晚写信给玲，令免‘同志’之称”。
如此的高压，无疑将摧毁掉父母亲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不敢想象，连相濡以沫的最低要求都不能得到允许时，父母亲将陷入多大的悲哀！那种人人都可以阅读的“公开信”，绝非是他俩的心声；地狱之中等盼新生的信念，只有在心心相印的两人之间才能真正地传递和领悟。
我敬佩父亲的勇敢，是他首先不顾一切地“犯上作乱”和“违法乱纪”了——为了捍卫做人的正当权利，为了捍卫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忠贞之心，他有如机警的哨兵，随时随地搜寻着能够向南京投信的机会。在北京时，他多采用的是“遮人耳目”——或借外派劳动的机会，或借看病取药的空隙，避开监视的目光，以最快的速度将事先写好的家书投入到早已侦察好的邮筒之中。庆幸的是，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虽说已是无所不在，但是邮筒竟被遗漏了下来。于是乎父亲在北京的三年多时间里，总是能够“安全”地与母亲保持着数天一信的联系。
但是等到1969年底，父亲随中国作协的大批人马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以后，这一“渠道”便不复存在了。——其一，父亲所在的连队，邮筒仅有一个，而且被造反派们牢牢地看守着。尽管信箱内的信件不可能拆开检查，但信封上的地址和姓名则成了他们窥探“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重要线索。因此对于父亲来说，是很难“蒙混过关”的。其二，县城或集镇上的邮局虽说人稠众广不便仔细检查，但一则来回一趟将近20里路程，二则干校纪律严格，独自外出必须要经过连部的批准。这对于已经年逾花甲而且“阶级敌人”的帽子尚未摘除的父亲来说，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父亲不甘于失败，更不甘于受困，他决定去冒险了，去为自己闯出一条新的生路！——那天他改换了笔迹，向住在南京的他的大嫂“陈王氏”处投寄了一封家书。信上不言有关运动的任何内容，只是索取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然而这封被投放到连部邮筒内的信，第二天一大早还是被有关人员嗅出了“气味”——信封下端没有写明寄信人的详细地址和姓名！信封被拆开了，内容被当众宣读。那正是早上吃饭的时间，食堂门口逃脱不掉任何一个前来就餐的“牛鬼蛇神”。父亲庆幸于自己事先作好了伪装，尤其是落款处只签了一个唯有家人才知道的别名“征鸿”。然而，面对着这样一场意志与胆量的较量，尽管最终有关方面是一无所获，但也毕竟使得父亲“汗流浃背”，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敢抬头，只闷声吃饭。”
如果说父亲从此而气馁了，那么绝对不可能有后来的那些多达上千封的家书。然而新的渠道又在哪里呢？文革结束后我终于在父亲所写的长篇回忆散文《云梦断忆》中找到了答案。那是父亲的再一次被流放，流放到了一片荒湖野滩上独自看守菜园子——“这一块小天地可是我的‘自由世界’，甚至一些违反干校法纪的事，也可明目张胆地干。比如说，私下写封不受检查的家信，贴好邮票，在入城必经之路的大坝上，找寻一个老实可靠的人托其进城去投寄，说可以快一天，是不会遭拒绝的……”父亲的诙谐与幽默固然跃于纸上，然而就在这貌似轻松的口气背后，却让我读到了他的坚韧与顽强。为了能够充分地享受这一“偷”来的自由，他宁愿忍受体力上的重负和精神上的孤寂，长时间地避开人群，于空旷的沼泽中放牧鸭群或看守菜地。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文字来形容父亲所寄回来的这一封封家信，他真正是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在长达七年的生离之中，父亲就是这样顽强地与母亲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他不仅以自己的必胜信念鼓舞着母亲，更以自己的勇敢行动给母亲以榜样，以支撑。（下图：相濡以沫的陈白尘、金玲夫妇在文革后期留影。）
的确，与父亲偷寄家书的困难相比，母亲为父亲邮寄信件则更加不易了。父亲身困“牛棚”，是根本不可能随意收取外来的任何邮件的，就连那种被迫写出的必须要经专案组审查的“公开信”，有时一扣也竟能达半月之久。其理由没有别的，只是怕收信人“分散精力”，不能去认真思考自己的“罪行”。母亲也曾不死心，就在父亲抵达干校后不久，她试着邮寄了一个包裹，里面装有四瓶酱菜和两瓶肉酱，目的只是想探一探“路”，同时也为了能让父亲感受到一点点来自家庭的气息。然而包裹被没收了，父亲被批判了，尽管他一再表示这绝非是为了“享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最终的结果，罐头还是被全部“赠送”给了幼儿园的小朋友。
1994年我在为父亲整理他于文革期间冒着巨大危险偷偷记下的《牛棚日记》时，突然发现他在北京期间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有“照例外出洗澡”的记载。这“照例”二字到底有何深意，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父亲笑了，而且很得意，他说：“这就是当年传递信件的秘密接头地点。”原来，在羸弱的母亲身上同样有着一颗不甘屈服的顽强的心。她经过反复的思索，终于设计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她将写给父亲的家书直接寄往她早年的一位同窗家中，待到每个星期日的上午，便由这位同窗的小儿子“照例”送往那个位于红岩路上的浴室之中。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估计父亲事先与母亲通了气——他试探性地向造反派提出了几项生活上的要求，总算开恩，答应了其中的一条，因为文联大楼的浴室是不对“牛鬼蛇神”开放的。至于说为什么要选择浴室作为接头地点，这无疑来自于父亲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越是嘈杂拥挤，越是精赤条条，就越是能够保证它的安全与可靠。就这样，父亲终于能够每隔七天便欣慰地从陪他“同浴”的那个孩子手中得到一封母亲寄来的家书。“惊险吗？”我好似在听一个有关地下斗争的故事。父亲则是哈哈一笑，笑声中既有对专案人员的蔑视，更有对母亲的感激与赞许。
人们都说，爱情的力量足以排山倒海，我坚信不疑。一周一次的通信往来仍然不能满足母亲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更何况如果再逢上“十万火急”的事情，那是必定要延误时机的。于是乎母亲再次“穷则思变”，她终于又想出了另外一个更为巧妙的联络方法。
……那天很是平常，大妈和往常一样在厨房里烧饭，母亲推门走了进去。她掀开锅盖，小心翼翼地撇出了一小碗米汤。我知道自从父亲离家之后，工资也被冻结了，家中无钱再订牛奶，权当是补充一点营养罢了。不料回到卧室后，母亲却关上了房门，拉上了窗帘，举止极为诡秘。我忍不住扒着锁孔向里偷看——只见她先是拿出一张《文汇报》，继而又取出一根竹签，然后蘸着那碗米汤，在报纸四周的空白处匆匆写了起来。
“妈，你在干什么？”我猛地撞开了房门：“这也不是墨水，怎么能写得出来？”母亲抬起头，望了望我：“只要拿酒精一涂，就能显现出来。这是你爸干地下工作时教会我的……”她不仅没有丝毫的责怪，反而是一脸的神圣与庄重。
我的心狂跳不已，既为偷窥到了一项绝密的工作，又为发现了母亲的一个重大秘密——隔不了几天，她就要给父亲寄去一张报纸，说是上面有重要的社论，让他认真学习。至于这些邮件，则基本上不会引起造反派的怀疑——那一篇篇经常见诸报端的社论，正是他们要求“牛鬼蛇神”去认真学习的。
于是乎，在父亲的日记中开始频频出现这样的记载：“晚收南京寄来的《文汇报》”、“今天又收到《文汇报》”……真没想到啊，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这一“特工”的传递方式竟然再一次地被善良的人们所使用，而且是使用在了夫妻之间的家书上！然而就在这字里行间，分明让我听到了父亲欣慰的笑声，看到了父亲惊喜的面容。
这样的联络方式，其最大收获，要算是拯救父亲于危急之中了！——那是1968年的年初，父亲的问题“升级”了，随之则为他专门成立了中央专案组。然而就在提审之时，父亲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他于1935年出狱时的准确日期了。这将意味着什么？它的下场无疑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父亲的焦虑与恐惧可想而知，他请求专案组能否稍许提供一点线索。最后总算是开恩，让他看了一篇他自己于当年写下的描写出狱情景的散文《还乡杂记》。文章中写道：“……来到车站，买到一份报纸，打开来便看见电影艺人阮玲玉自杀的消息。”他一跃而起，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一封“密信”迅速地寄往了南京。母亲接信后，立即行动了起来，依照父亲所提供的这一线索，她从南京图书馆中查找到了当年登载阮玲玉自杀消息的那张报纸。当晚，母亲即蘸着“米汤”通知了父亲。——《文汇报》啊，《文汇报》！终于又是靠着它而拯救了父亲!
一面是人性的毁灭，一面是人性的高扬；一面是冷酷的摧残，一面是坚韧的反抗。它虽然无声无息，却百折不回、一如既往。我无法估量出在母亲的身体里究竟蕴藏着多少热、多少火、多少情爱、多少力量。她不顾一切地寻找着各种各样的联络方法，只为能减轻一点父亲的痛苦和创伤。
那是后来——父亲在干校中遭遇到了“梁上君子”，他的全部寒衣都被盗走了。于是，聪明的母亲终于想到了针线——她将自己浸透了血与泪的家书缝在了邮寄给父亲的棉袄里。棉袄是中式的，只为它有一个衬有袼褙的硬领，可以藏匿起母亲的思念和深情。那天，母亲紧闭起家中的所有门窗，借着微弱的光线，吃力地做着最后的伪装。握针的右手在不住地颤抖，额头的汗珠在滚滚流淌……她在信中告诉父亲，专案组已向家人正式宣判了他的“死刑”，但她绝不相信，她一定要等盼着他的归来，等盼着沉冤大白的一天。我默默地注视着母亲的身影，却禁不住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妈，爸怎么会知道棉袄中的秘密？”母亲的回答只有一句：“心有灵犀一点通！”
……40多年过去了，不知为何，那碗米汤、那根针线却定格般地在我的脑海中拂之不去。我描绘不出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为父亲的不屈而感到骄傲，也为母亲的勇敢而感到自豪，但是它们给我留下的却更多的是悲壮，一种令人震慑的悲壮。
总想为父母亲写点什么，不知怎的，竟一下子想起了文革之中他们那上千封既传情又传奇的两地书。遗憾的是，迫于当年环境的险恶，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成了她终生的遗恨。父亲能够理解母亲的心情，他于病重期间亲笔为母亲写下了一幅字：
“柔情似水，意志如铁。共患共难，同枕同穴。”
如今这十六个字刻在了他们两人的墓盖上，它让我又看见了荒湖野滩上的那个茕茕孑立的身影，又看见了昏暗灯光下的那副穿针引线的面容。这似水的柔情，这如铁的意志哟！……
修改于2012年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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