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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七十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5月30日第70期 （增刊）
本期目录
〖青海文革专辑2（“二二三”事件专辑）〗
生逢乱世
安绍杰 亲历青海“二二三”事件
孙正荃 血洗元宵节
陈 平 三十天的恐惧——两个孩子经历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孟犁野 “二二三”事件触及了我的灵魂
忆旧思亲
赵 斌 我的母亲和父亲
叶元章 口述 孙正荃 整理 王昭在看守所最后的日子
故纸堆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通令
浩劫墓碑
孙言诚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青海“二二三”事件死难群众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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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文革专辑2（“二二三”事件专辑〗说明
文革中1967年2月23日发生的青海“二二三”事件，是震惊中外、死伤人数最多的文革第一大血案。此案的发生，把1967年春的“二月镇反”运动推到了最高峰，也成为“二月镇反”遭到否定的转折点。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亲历事件的见证人大多已经故去。事件真相到底如何，似乎又会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为拒绝遗忘，澄清真相，本刊特编发这一专辑，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本专辑由长期研究青海文革历史的孙言诚先生协助组稿，谨致谢忱！孙言诚先生所写《“二月镇反”与青海“二二三”事件》一文已经刊载于本刊第69期“‘二月镇反’专辑”，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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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亲历青海“二二三”事件
安绍杰
《昨天》编者按：本文作者安绍杰是青海1967年“二二三”事件重要见证人，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当时是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
这是我个人经历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因为“二二三”事件发生前我就被关押，对事件有些情况不十分了解。本文是我收集有关的资料、文电、电话记录等综合写成的，不周之处望知情者校正。
1967年2月23日，发生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日报社大院内的事件，是文革中惊动中央、震撼全国的一起大规模流血事件。在时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指挥操纵下，调集13个连队的兵力进入城区，其中5个连控制市区交通要道，8个连围攻报社，向在报社的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开枪，当场打死169人，打伤178人，军队自己误伤20余人，死4人。这一历史惨案的沉痛教训，令后人难忘。当年，我在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任副处长，丈夫刘贤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我也曾被卷入这场灾难之中，亲历了这一事件的某些过程，愿意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上图：安绍杰与刘贤权1968年在北京合影。）
街头大辩论
文革初期，青海省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简称“八一八”)与“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捍卫队”)，围绕着《青海日报》1966年6月3日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街头大辩论。“八一八”派认为号召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好得很，“捍卫队”派认为社论鼓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是大毒草。与此相关联的是对省委领导的看法。省委书记杨植霖已经升任西北局副书记，了解当时的中央精神，较早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表示支持“八一八”；而省长王昭则坚持运动初期的认识，对“六三社论”持不同看法。所以，“八一八”群众组织保杨揪王，“捍卫队”保王揪杨。两派组织了辩论会，辩论中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随着矛盾冲突的激化，两派出现了武斗，并逐步升级。
开始我对两派都不了解。但是，作为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对“八一八”炮轰省长王昭，总有些反感。“胡天申事件” （注：1966年9月16日晚，首都红卫兵主持召开揭发、批判省委的大会。会上斗争激烈，秩序混乱。省委农牧工作部干事胡天申以“揭发省委”的名义，要求发言。上台后却为省委评功摆好，首都红卫兵动手打了他。会后，省委的人纷纷去医院慰问，《青海日报》也有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胡天申事件”）后，我曾自告奋勇和省委组织部的一些同志去医院慰问过胡天申。
1966年国庆节前的周日，我和刘贤权去大十字商店购物，回来的路上看到满街都是大字报：“六三社论好得很”、“六三社论是反革命的动员令”等等。我边走边说：“真扫兴，省委的问题也弄到大街上，内外不分，往共产党脸上抹黑。”刘贤权低声说：“快点走，别看了。军队不准介入地方文革。”我当时没吭声，回到家就发牢骚：“我又不是军人，满街的大字报，还能闭上眼睛？就不让人说话了！”刘贤权一向稳重，他不紧不慢地说：“不是不让你说，是让你回家再说。中央有命令,军队不得介入地方文革，家属也要注意影响……”这我才明白，作为司令员的家属，更要谨慎行事，事事都得当心。
1966年10月7日，王昭打电话给刘贤权，邀他第二天去参加“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他说：“你授旗，我讲话，表示支持。”刘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我去会产生副作用，让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去，效果更好。”王昭执意要刘去，说：“你现在是省委副书记啦，马上命令就到了，可以代表省委。我是省长，我们两人去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刘贤权再三推托不过，只好去了。相对于十天前“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的成立大会省、市领导毫无反应来说，我也觉得省长王昭(省委第二书记)支持的群众组织应该是靠得住的。事后西宁市盛传“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是“左派”。
大约在1966年底，组织部领导通知：安绍杰负责把省管干部的档案全部转移到军区保卫部保管，要绝对保密，说是为防“八一八”抢档案。我和负责档案工作的宋卫兰一起忙了两天，装好麻袋，亲自押送到军区。此事我们始终守口如瓶，没对任何人说。
1967年元旦前夕，省团委女干部增卡（蒙族）约我一起去西宁浴池看望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去时见有五六个十几岁的女学生在炉台上烤馒头，用开水泡咸菜下饭。我说：“快过年了，你们还不快回家，爸爸妈妈要挂念了。”她们笑了起来，说：“革命还能想家？”她们天真的革命热情，让我很感动。回家后我对刘贤权说了她们的情况。没想到“二二三”事件之后，这也成了我的一次“反革命活动”。
1月23日，省军区的不眠之夜
1967年1月22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毛主席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以急件明码电报发到青海省军区。兰州军区党办主任打来电话：“对中央决定你们可以立即传达，立即讨论贯彻。”
当天下午，省军区党委书记、司令员刘贤权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参加者有副司令员曾征、赵永夫，副政委王文英、林山，政治部主任吴士杰。刘贤权宣读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我们这里谁是左派”的问题。大家讨论了一下午，多数人倾向支持“八一八”，但没做出决议。第二天（23日）下午，召开第二次常委会，会议一直开到傍晚6时，常委们分析了青海文革的形势，形成决议，一致同意支持“八一八”为主的革命群众组织，并确定上报兰州军区和党中央。会后，刘贤权和副政委王文英商量，常委会的决定暂不通知“八一八”组织，可以先和北京驻青海的红卫兵领导说明，等做好军区机关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后，再正式宣布。
那天吃过晚饭，我正要去上班（那时晚上都要工作一段时间），刘贤权突然喊住我：“绍杰，你知道北京来的学生的住址，捎个话，让他们的领导来军区见见面，行不行？”我很诧异，笑着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让我当你的通讯员（过去他从来不许我过问他的工作）。顺路的事，有什么行不行的。”
我到了西宁浴池，刚说要找她们的领导，女学生们就大笑起来，说：“我们没有领导，有代表，不住这里。”我就上班去了，也没当回事。后来知道，军区又派人找到了首都“三司”的五名红卫兵代表，刘贤权和副司令曾征接见了他们。明确交待：军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支左”决定，一致同意支持“八一八”。但先暂时保密，待部队做通机关干部的思想转变工作再宣布。随后，刘贤权又让秘书电话通知独立师和55师的领导，要求他们学习、讨论中央的决定和毛主席的指示，并告知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八一八”。
晚9时多我下班回家，保姆说：“首长开会去了。”我安排好孩子，就睡下了。下半夜2时多，正睡得迷迷糊糊，刘贤权回家了。他双手按着后腰，口干舌燥地说：“水、水！渴死了。”他有糖尿病，缺水会引起低血糖，我急忙倒水。他喝了一大杯，我又倒了一杯，送上常规药。他边吃药边说：“热蜡！”辽沈战役中，他从马上摔下来，腰椎损伤，这么多年，每遇劳损，腰就疼得厉害。我赶紧把他扶上床，去厨房热好蜡，敷在他的腰上。这时，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领章、帽徽，让我帮他缝上，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被揪斗了！只见他有气无力地说：“军区不支持，人家能不气愤吗？要拉我去游街。年轻人哪里知道我是年过半百的病人哪！幸亏军区的干部保护，才解了围。可是做梦也想不到，军区也有人造反！”
其实西宁文革的大形势已是家喻户晓，加之家属子女的观点直接影响机关干部形成了两派观点，同一派的人们相互交流，上下级之间也有沟通，甚至个别干部早已写好了万言大字报，时刻准备张贴出去。只是军队有不得介入的命令，谁也不敢公开违抗，表面上仍很平静。而中央关于部队支左的决定，无疑是打破这种平静的导火索，顷刻间部队内部的两派斗争像开了闸门的洪水汹涌而来。
刘贤权、曾征接见红卫兵代表之后，青海省两派群众组织纷纷前来“报喜”。所谓报喜，就是逼军区表态支持自己。晚8时半，“八一八”先来了，副政委林山出面接待，由于常委会有决议，只表示欢迎，没明确表态。晚9时多，“捍卫队”也来了，把刘贤权拖到办公楼的大门前，质问、围攻刘贤权为什么支持“八一八”，并扯下刘的领章、帽徽，要拉刘贤权去游街。此时军区有些干部赶紧围在刘贤权的周围，把他保护了下来。（右图：刘贤权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留影。）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报喜队伍刚被劝走，省军区检察长高志岳高喊：“反！反！反！要革命的到楼上签名去。”“同意的签名，不同意的滚蛋！”当场就有15人签名。他们在秘书季宁武的办公室开会，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群众造反司令部”(简称“造反司令部”)，然后派人持名单楼上楼下动员大家签名，先后有150人签名。40多年后，军区机关干部王兆瑞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我当时是上窜下跳,忙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来得及签。公布150人名单时，一看竟然没有我!”军区机关干部赵颜峰向机关干部公开宣布他们事先起草的“紧急呼吁”，军区机关干部马润田认为“呼吁”煽动不起群众，连夜又写了“紧急通告”，宣布军区党委的决议无效、刘贤权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
“造反司令部”立即逼迫省军区常委们表态，支持他们造反、推翻常委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副政委王文英劝解说：“你们这样干不行，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交党委讨论。”其他常委也大都拒绝表态，造反司令部的人就责令他们回去考虑，尽快表态。因为在造反前，机关干部赵颜峰、王兆瑞、白玉兴先后到赵永夫家与其商讨过造反之事, 赵永夫表示支持，说：“我和朱副参谋长都站在你们这一边……”赵永夫还对机关干部说：“常委会讨论支持‘八一八’，我是反对的。”（实情并非如此。）所以赵颜峰和季宁武就把赵永夫单独叫到造反司令部(军区法院办公室)。赵永夫一进门就说：“你们造反好得很，我当然支持！”造反派即刻搬过椅子请他坐下，请他做“造反司令部”的顾问。
之后，造反司令部又逼迫刘贤权改变常委会决议，刘贤权耐心解释：“支持‘八一八’是常委会一致同意的，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保留意见，我个人无权改变常委的决定。至于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向常委汇报。”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势，刘贤权立即于24日零时召开军区常委紧急会议。会上刘贤权提出，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混乱，不能单纯地支持一派。经过常委再次的反复讨论，大家同意把支持“八一八”组织，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即不论哪一派，只要是革命左派组织，就支持。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半夜了，刘贤权这才回家。
第二天清晨，曾征副司令员来了，他说：“我一夜没睡，紧急会议的决定我不同意。是革命左派组织都支持，这是和稀泥。我儿子是学生，了解情况，‘八一八’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组织，我们还是应该明确支持‘八一八’。会上大家都同意你的意见，我不好说了。你最好再考虑考虑，建议请示一下兰州军区。”
7时多，省军区“造反司令部”的宣传车上了街，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通告”和“呼吁”，高呼“打倒刘贤权”、“省军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同时，两派组织的群众也涌上街头。“捍卫队”支持军区造反司令部，喊“打倒刘贤权”。“八一八”则指责军区搞折衷主义，耍两面派，喊“打倒赵永夫”。青海的文革斗争，由于军区机关干部造反成立了造反司令部，使群众组织的对立骤然升温，呈现出异常激烈和复杂的态势。
赵永夫掌控军权
1967年1月24日晚上，赵永夫家的保姆老李（原先是我们家的保姆）来我们家串门，她和我们家保姆刘玉珍闲聊时谈到：“你们家多好，清静！我们家赵司令请了四五个处长来家吃饭，凌勤元又不回家，我包了一天水饺，手脖子都累肿了。赵司令还把保密电话机也搬回家了，说是要在家里办公，还叮嘱我和孩子不能动。”
保密电话机是直通中央的电话机，军区只有一部，由机要处掌管，赵永夫把它搬回家，很不正常。我把这个意思告诉刘贤权，他却说：“不要听这些话，保姆之间传的话你也信？”还说：“你不要帮倒忙，这段时间不要让老李来串门。”
24日“造反司令部”在赵永夫顾问支持下成立5人领导小组，组长是动员处长支焕章，副组长是高志岳，成员有机关司、政、后干部赵某、白某、张某。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等，俨然取代了司、政、后各部。又成立了刘贤权专案组,由副司令刘斯起和动员处长支焕章负责,组长是政治部王副主任。检察长高志岳到家里来向刘贤权宣布：不能打电话，不能随便出入，不能与“八一八”联系，你的一切行动都要通过造反司令部。
25日下午，经赵永夫允许，“捍卫队”进入军区大院，揪斗刘贤权达三个多小时。而军区大门口画着白石灰线，只要是“八一八”群众越过白线就以冲击军区论处。“八一八”群众坚决要求与赵永夫面谈，以表明他们不仅不反对军区，而且是争取军区对“八一八”组织的支持。赵永夫拒绝接见“八一八”，但提出他们可以与刘贤权面谈。“八一八”认为刘贤权已被打倒，不能代表军区，双方僵持不下。此事引起“八一八”对赵永夫的强烈不满。
26日上午,《红旗》杂志社记者请求采访刘贤权,了解青海“支左”情况，赵永夫派人押送刘贤权去接受采访并全程监督，也就是从24日起，刘贤权即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
副司令员张江霖原在兰州军区总医院治病，王文英急忙打电话，催他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29日张江霖返回西宁，一进家门，高志岳也跟了进来，说：“军区机关革命群众成立了造反司令部，赵副司令当了顾问，负责军区工作，刘贤权已经被打倒了。你刚回来，不了解情况，不要轻易表态。”张江霖说：“军区机关成立造反组织打倒刘贤权，请示兰州军区了吗？刘贤权是兰州军区副司令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你们请示中央了吗？军区不能造反，掌握枪杆子的人，控制不好要出大乱子的。”高志岳话不投机，不辞而别。赵永夫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在会上说：“张江霖这个人坏得很，一回来就坐到刘贤权的板凳上了，你们要狠狠地整他一下！”张江霖是位老红军，原是兰州军区军训部部长，赵永夫原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教，1964年9月两人被同一命令调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省军区党委常委。他们又在同一天乘同一列车赴青海就任。
1月31日，“造反司令部”的人把军区领导人都叫到他们的办公室，宣布支持他们造反的站在左边，不支持的跪在右边，赵永夫则坐在椅子上。最后，他们勒令跪在右边的常委回去好好考虑，尽快表明态度（此段话是在周总理宣布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前，张江霖答复总理询问时所说）。
这时，在省军区大院，凡不支持“造反司令部”的省军区领导、干部甚至战士、家属，都遭到围攻、殴打甚至监禁。军区机关有11名干部被揪斗。一位处长误入指挥部办公室，被抓住后，硬说是奸细，打得鼻青脸肿，然后关了起来。玉树军分区政委段怀玉的妻子尹富荣，是教师，因参加“八一八”群众组织而被捕入狱，打得全身是伤，又以青海省军区的名义发电报给段怀玉，命令他和妻子划清界限。他们十几岁的儿子，因受刺激而精神失常，一家人处境十分悲惨。
2月3日，“捍卫队”在南门外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会后，“捍卫队”各群众组织押着杨守礼等“犯人”上街游行。在“犯人”脸上画着“八一八”，头上戴着“八一八”的高帽，胳膊上戴着“八一八”的袖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群众组织。赵永夫和张晓川（二〇五部队副主任）从二〇五部队抽调250多辆战备车，各部队抽调4700多名战士，枪上刺刀，乘车武装游行。赵永夫坐在车队的第一辆车亲自指挥。
“八一八”各群众组织闻讯拥上街头拦截军车，要求部队改道行走，不让部队和“捍卫队”的游行队伍汇合。双方对峙激烈，一场军民武斗一触即发。张江霖副司令员得知此事，火速赶到西门外现场，好不容易说服了赵永夫让部队改道，避免了一场军民冲突。事后，张江霖多次遭到批斗，逼迫他交代与“八一八”的关系。
“二三”游行之后，我感到形势严峻，便去省委党校找到曾一起在农村搞过社教的白世泽交谈，白感到赵永夫可能有野心，为掌控军政大权，而镇压“八一八”群众组织。听他一说，我心情骤然紧张起来，急忙蹬上自行车往家赶。进了大院看到墙上新贴出的巨大标语：“刘贤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待，死路一条！”心想：坏了，要动手了！
我到家后，急对刘贤权说：“你换上便装，赶快到北京去向党中央汇报一下好不好？”他不同意，说：“王昭出院后至今下落不明，群众都说他跑了，连省委副书记高克亭都问我把王昭转移到哪儿去了，我要再出走，局势就不可收拾了。”
第二天晚上，刘贤权站在我面前说：“情况很严重，必须向中央汇报。我写了封电报，机要员退回来了，说赵副司令不同意发。现在只能送到兰州军区转发。可是秘书和公务员都被控制起来了，如果你能去，就比较有把握。”我觉得事不宜迟，说：“能去！明天上班请假，说给孩子送棉鞋。”
我把电报稿缝在一个布袋里，用纱布缠在腿上，第二天请好假，去了兰州。
兰州军区站岗的战士不让我进去，我就去了政治部副主任李虎家。李主任晚上才回家，他接了电报稿，说：“你放心，给首长的文件，我一定转交。今晚就住在我家吧。”
我在李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回了西宁——事后才知道，兰州军区那时也发不了电报了，电报稿用信的形式寄给中央军委，一个多月后，周总理和中央领导才看到，那已经是中央处理“二二三”事件，给“八一八”平反的时候了。
2月5日晚，赵永夫召集西宁卫戍区副司令员和海西、海北军分区副政委、原玉树军分区参谋长、独立师政委等开会研究如何镇压“八一八”组织(会议的原始纪录在青海省军区军史办)。会上，赵永夫六次发言三次插话说：“‘八一八’在东关有几部电台、地质队有200余条枪，镇压‘八一八’是‘打击右派’……”他们说：“副司令员曾征、张江霖，副政委王文英、林山，都是靠不住的人，一定甩开。张江霖是大特务，林山是奸细，坚决不能用。王文英是右派，可以挽救……”他们还说：“要把内部头头的右倾威风好好地打击一下。”
2月8日是除夕，指挥部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副白纸对联，上联是“打倒青海省赫鲁晓夫式人物刘贤权”，下联是“打倒刘少奇在青海的代理人刘贤权”，横批是“造反有理”。赵永夫家贴的是红纸对联，上联是“热烈欢迎支持造反的赵副司令员”，下联是“坚决拥护敢于革命的赵永夫同志”，横批是“革命无罪”。
省军区“造反司令部”的一些人到张江霖家，在他门窗上、卧室里、连床头上也贴上了大字报，还逼着张江霖一句一字地念。有个人高喊着张江霖夫人曲滋莲的名字，说她是王光美。曲滋莲正色道：“你们跑我家来闹什么？别忘了你们是解放军。王光美怎么了？可惜我不够资格。”那些人冲曲滋莲喊了一阵子，也觉得无趣，走开了。
我14岁的儿子在兰州读中学，春节回家，门口的卫兵不让他进，说：“你父母都是反革命，抓起来了，你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孩子一边流泪一边回到车站，在候车室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回了兰州。
赵永夫军管报社受阻
大约是2月12或13日，我正在省委上班，忽然听到有人在大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凭什么抓我？”又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们从窗口看到，公安局的人把青海日报社的摄影记者练荣良，从楼上（青海日报社编辑部设在省委办公楼的四层）抓下来，押上吉普车拉走了。当时的气氛有些恐怖，我感觉到镇压开始了。
2月14日，我上班时看到办公室楼道里架起了机枪，枪口对着楼梯上方，显然是对着报社编辑部的。我对两名战士说：“这里是省委机关，机枪怎么架到这里来了？这是违法的。”战士说：“是军区首长叫我们来的，我们是执行命令。”
原来，这一天，赵永夫借口《青海日报》刊登了一幅“造毛”、“抓林”的宣传画，宣布军管报社。所谓“造毛”，其实是画上的人带了一个袖章，袖章上露出“造反”二字，而“反”字只显出了一半，有人说看起来有点像“毛”字；“抓林”是指那个人握着的手画成有几条横横竖竖的黑白道道，有人说看上去像个“林”字，就附会是“抓林”。作为《青海日报》“反革命”的铁证。为此成立了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在接管报社时，遇到了“八一八”组织的顽强阻止。“八一八”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到报社，在院内安营扎寨日夜驻守，军管人员根本进不去。见此情形，赵永夫和省军区“造反司令部”头头高志岳等人挟持王文英主持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议，要求派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常委同意但需报兰州军区批准。
2月15日，兰州军区针对赵的电报回复：不同意军队接管报社；质问为什么从1月23日后，有关文革的问题及活动没有刘贤权同志的参加？军区常委的报告要和造反派的报告分开。兰州军区同时作了三条指示：“第一，军队主要是摸清情况，分清敌我，宣传政策；第二，为了避免事态发展，主动撤出包围报社的部队；第三，报纸的事军队不干涉。”
赵永夫接到兰州军区的指示后，仍不死心。为了胁迫兰州军区同意军队接管报社，赵永夫竟指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带领10名机关造反派，连夜赶到兰州，在兰州军区院内静坐绝食，迫使军区同意他们接管报社，撤销三条指示。军区领导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刘斯起等人看到兰州军区领导态度坚决，没有回旋余地，只好当天返回青海，向赵永夫做了汇报。赵对兰州军区指示依然不予理睬，仍一意孤行，他不准向省军区领导和干部透露兰州军区的三条指示。
2月15日吃晚饭的时候，省军区副政委王文英偷偷地溜进我家，神情紧张地对刘贤权说：“兰州军区有三条指示，赵永夫抵制，不让讲。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刘贤权把他拉到里面客厅，他们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一会，见刘贤权气冲冲地出来说：“开常委会，传达兰州军区指示！”他们走了，我也上班去了。
晚9时多，我从省委回来，一进门保姆就紧张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急死人了。小刘（刘贤权的公务员）送来首长一张条子，要我交给你。小刘出门就被抓走了！”我打开条子一看，写的是“转告报社，坚持斗争”。心想，我又不认识“八一八”的人，到哪里去转告？我把条子一撕两半，丢到痰盂里。我预感到出事了，骑上自行车去军区看看。没出大院大门，迎面过来了军区干部的游行队伍，六个人一排，高喊“打倒刘贤权”。有人指着我喊：“这是刘贤权的老婆！”他们就把我从自行车上揪下来，拉到司令部去批斗。
批斗会首先宣布刘贤权是反革命，写条子泄露兰州军区三条指示给“八一八”，然后说事情就是我干的，要我老实交代，还有到兰州送电报的事。事到临头，我反而不害怕了，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八一八’，但我反对把‘八一八’打成反革命。电报稿是我送的，交给了兰州军区李副主任，我什么话也没说，这有什么错？兰州军区三条指示，我不知道。至于刘贤权写的条子，我看到了，要我转告报社，我不认识‘八一八’的人，怎么转告？条子撕了，扔在痰盂里。不信，你们去找，几分钟，泡不坏。”
批斗会结束才把我拉上吉普车。天已经很晚，夜暗如漆，吉普车绕了好一阵子，才把我押进一间土屋。刚一进屋，就听见隔壁审讯刘贤权，拍桌子、打板凳，高喊：“刘贤权你透露了三条指示，不交代不行！”
后来才知道，其实2月15日白天，“八一八”就已经在西宁市广播了兰州军区的三条指示，晚上刘贤权在听到王文英的话后，认为兰州军区的决定必须让省军区常委共同知晓并坚决执行。所以，他们立即去通知各个常委，来传达兰州军区的三条指示。刘贤权在常委办公室桌上顺手写了张纸条：“转告报社，坚持斗争”，并让公务员带给我。会还未开，“造反司令部”的人已冲了进来，高喊：“军区首长在开黑会！”他们把刘贤权从会议室强行拉出，反扭双臂，揪住耳朵，在地上拖来拖去。从一楼拖到三楼，又从三楼拖到一楼，拳打脚踢，逼刘贤权打电话要“八一八”的人撤出报社，刘贤权拒绝，他们就把他押到55师战士家属来队住的平房审讯。
我想到刘贤权一身是病，遭此恶斗，不知会有什么结果。我真想冲过去，可是有人看着我，无法自由行动。
第二天清晨，他们把我押到军区招待所一楼，宣布：“不准出门，不准和别人交谈，等待处理。”不一会儿，几个军官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军区礼堂楼上，批斗了三个多小时。这次是逼我交代“特务罪行”，交代怎么和赫鲁晓夫联系。原来，1965年我曾参加青海省访问苏联、东德、波兰的友好代表团，团长是省委副书记薛宏福，此事竟被说成是里通外国。我深感在军区人身安全无法保证，批斗会后，要求送我回组织部。第四天，军区的人把我押回省委组织部。领导都不见了，一位同志把我安排在一间小屋子里，说：“安绍杰，你参加了‘八一八’活动，要老实交待。你就住这间屋子，除上食堂吃饭外，不准外出，不准回家，不准和别人说话。你属于隔离审查。”过了几天，又让我和组织部四位正、副处长去劳动——积肥。命令不准交谈。
从2月15日夜，到3月27日，一个多月，我没见到刘贤权一面。我们被分别关押批斗请罪写检查，孩子就由保姆刘玉珍照看。衣柜都封了，孩子没衣服换，刘玉珍把自己的衣服改了改，给孩子穿。造反派让刘玉珍与刘贤权划清界限，离开我家，刘玉珍说：“你们说他俩口都是反革命，我不相信。他家用电公费，他还叫我随手关灯，反革命会这样？他们没回来我不能丧尽天良丢下孩子就走！”
枪响之后
经过九天九夜的对峙，赵永夫下决心武装占领报社。在他和张晓川的策划下，于2月18日上午宣布成立青海驻军“联合指挥部”，由五人小组领导，成员是青海驻军司令员贾乾瑞（未到会）、赵永夫、张晓川（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震宇（青海独立师政委）、陈如意（55师师长）。赵永夫强调说：“名义上组长是贾乾瑞，他经常不能来,实际上我负责。秘书长是陈郁文（二〇五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并决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武装占领报社。他们从部队抽调了13个连的兵力，布置在报社院子周围8个连，5个连控制西宁市区。指挥部设在西宁宾馆楼上，赵永夫坐镇指挥。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赵永夫武装占领报社，“捍卫队”进行堵截。“八一八”汽车轧死了张桂兰（“捍卫队”队员），“捍卫队”抬着张桂兰尸体上街游行两天。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战斗任务，明确规定：“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召集会议动员说：“一定要强占报社，用刺刀挑也要挑进去。”为加强火力，调来一个喷火器班，后被55师师长陈如意强令撤回，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军管会宣传组调查材料记载。）
23日上午8时，公布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通令：从即日起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及其所有组织，罪大恶极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资金等……本通令公布后立即生效（《青海日报》原文刊载）。
8时30分宣布戒严，全市停止一切道路交通，邮电局停止使用电话（长途和市内）。
10时，军区政治部吴主任在报社正门外，下令开枪打掉了“八一八”在报社架设的广播喇叭，接着部队连长下令用架在卡车驾驶室顶上的机枪打“八一八”的横幅。年轻的新兵既紧张又害怕，手忙脚乱造成架在驾驶室顶上的机枪歪倒走火, 打死部队4名干部战士，于是，“‘八一八’开枪打死解放军”的谣言四起。院内“八一八”2000多群众的歌声、口号声，愤怒高喊“我们没有枪, 我们只有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赵永夫栽赃！”院外“捍卫队”群众则高喊“坚决消灭‘八一八’反革命！”两派群众情绪激烈，口号声此起彼伏，形成了激烈对峙局面。
随后，部队开枪。先是北桥头打空爆弹和纸手榴弹（以爆炸声震慑人而无杀伤力），顿时报社南面枪响，东西南北四面开火。赵永夫坐镇的西宁宾馆屋顶的机枪也开火了，打死打伤383人（注：伤亡人数有不同说法，这是其中一种），亡173人（部队4人），伤210人（部队32人），大部分是工人、学生，还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仅20分钟报社大院就被攻占了。
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总参作战部例行给青海省军区打电话，但始终打不通，随即询问兰州军区。兰州军区给青海省军区的电话也打不通，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接转到青海省军区。当时接电话的是省军区副政委王文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把电话都掐断了？王文英说不了解情况，随即他打电话问赵永夫如何向上级汇报，赵答：“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部队不少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在已将暴乱平息，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王文英按赵永夫的原话向兰州军区作了汇报。
与此同时，赵永夫又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了加急电报，反映“平息‘八一八’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情况。
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晚8时看到了赵永夫的加急电报、“战报”以后，十分着急，即刻给赵永夫打来电话。当时电话是青海驻军55师师长陈如意接到的，陈如意就交给赵永夫接听。叶帅听了赵永夫汇报后说：“你们打得好……对反革命分子要彻底查清，坚决打掉。今晚会不会有反复？”赵永夫答：“今晚不会有反复！”（保密机电话记录存青海省军区并已报中央军委。）
赵永夫接完电话，兴奋地对大家说：“特大喜讯，不是叶帅电话，是林副主席打来的电话……”在场的“联合指挥部”五人小组成员都非常高兴，有人拿起电话向下传达特大喜讯。
第二天清晨，“捍卫队”的群众组织争先恐后地将特大喜讯传单贴上了大街，并展开了大搜查、大逮捕。事后军管会调查：有10157人遭到监禁迫害，其中被逮捕的有4131人，有的受到捆绑、吊打、灌凉水等各种残酷刑法的折磨。
2月24日上午，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冼恒汉电告青海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把赵永夫和55师师长陈如意接到兰州。赵在汇报中并没有提到林彪打电话表扬一事，陈如意感到不解，私下又将此事向兰州军区首长作了汇报。这个情况引起了张、冼二位领导的疑虑，立即给军委发电报请示询问，但始终没有答复。直到3月24日周总理在京宣布中央决定前，特别说明林总（彪）没有给赵永夫打过电话，人们才明白过来。当时杨成武等人追问赵永夫为什么造谣？赵先是辩解：“我听声音是林副主席。”后来经一再质问，他就哑口无言了。（按：事隔16年，1983年10月21日，青海独立师师长陈明友夫妇与刘贤权夫妇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巧遇。交谈中，陈明友说：“1967年3月24日，中央的《决定》公布之后，叶剑英副主席接见了我。我见了叶帅的面就检讨自己服从赵永夫的指令，也参加了指挥攻打报社。叶帅说：‘不要检讨了，吸取教训，贯彻好中央决定就行啦。’这时，叶帅拿起赵永夫的“战报”往桌子上一扔，给我看，又说：‘你看这些战报！赵永夫谎报军情，他讲是革命的武装镇压反革命的武装。当时派架飞机去几个人调查一下就好了。看了战报我急了，就给赵永夫打电话，支持了他，当时是不了解‘二二三’的真实情况……’襟怀坦白的叶帅特地对我讲了打电话的事，还让我回青海向你（刘贤权）汇报一下。刘司令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刘说：“记得!怎么不记得。”……）（摘自安绍杰日记。）
2月25日，叶帅办公室的秘书来电话通知：负责指挥及了解“二二三”情况的首长立即来京，参加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将总结带来。是王文英接的电话，并转告了赵永夫。赵永夫准备了一大批“镇压‘八一八’暴乱”的材料，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详细的汇报，宣传、介绍“镇压暴乱”的先进经验。全军会议开了近一个月，赵永夫在会上会下发言传播，反响很大，影响甚广，一时间赵成了反暴英雄。赵永夫向周总理、叶帅等中央领导同志提议了青海省“三结合”人选，叶帅让赵永夫找王昭一起回青海工作。在青海省的宋林等得到这个指示，向青海同志传达了。与此同时，青海军区派人赴京给王昭送了一套新军装(带领章、帽徽)。
而当时青海却是另一番情景。2月23日报社枪声刚停，赵永夫、张晓川到报社现场，发现大院内没有武器，“怎么能没有枪呢？报社没枪到西宁市去搜查！”枪声停后，搜查“八一八”分子的行动迅速展开。
下午3时许，省委机关联络站的人把支持“八一八”的省委干部拉出来站成一排，我也在其中。我认识的人有省委副书记高克亭、薛宏福，秘书长张文芳、副秘书长王德凯等十几个人。负责训话的人首先宣布，在军区赵副司令的亲自指挥下，解放军镇压反革命暴动取得伟大胜利……刘贤权是“八一八”的幕后军师，杨植霖、张江霖等都是支持 “八一八”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指令我们深刻检查，揭发“八一八”的罪行。
第二天晚上，省委一些同情和参加“八一八”的干部都被叫到常委会议室，强令跪着听取他们宣讲镇压“反革命暴乱”的经过和成果,控诉“八一八”的“罪行”，还展示一些石灰、硫酸，说是从报社搜查出来的罪证……他们边说边打人，被打者中还有怀孕的增卡。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小声求情道：“增卡都大肚子啦，别打了！”打人者说：“生下来也是个反革命，打！”又接着打起来了……
24日8时，看守人向刘贤权传达“林彪来电”的特大喜讯，令刘认罪检查，并派军队武装押着刘贤权和曲滋莲（张江霖夫人）乘大卡车去报社参观现场、向死者请罪。后来据曲滋莲讲，一进院门，两边都是码好的尸体，院子里血污狼藉，楼道里堆放着大批的鞋、帽、血衣，二楼房内墙上还残留着脑浆，情景极为恐怖。
第二天又押送张江霖和我一车去报社请罪。此时院内尸体都已经拉走了，只留下十三具尸体放在帐篷中燃烧过的火堆上，尸体都是衣服破烂的学生。我一看他们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心里一阵发紧，两眼发黑，手脚冰凉，就站立不稳了。押送的人却谎说：“这些人要投降解放军，是‘八一八’把他们自己的人打死的，还把尸体放在火堆上烧，这就是现场。这都是你们支持的结果！”（事后查明，这是他们制造的假现场。）张江霖心情沉重，走得很慢，边走边仔细察看。我当时不解，心想这老头真怪，这种惨景还能看吗？平反后，曲滋莲告诉我，那天张江霖一回家就说：“赵永夫完蛋了，我仔细观察了报社院内的所有弹孔，都是从外面往里打的，没有一个向外射的弹痕，‘八一八’肯定没有枪。”我心里才明白，打过仗的人就是和我们老百姓不一样。
几天后，我又被押送到省公安厅受审。押我的人是王志德同志，他叫我自己反背着手，像是被反绑。一路上没说话，但他对我很有礼貌。到了公安厅，我被迫跪在院子里雪地上等待提审。一眼望去院子里跪了一片人，看守穿着大头皮鞋在来回巡逻。如果有人累了，屁股坐在腿上，立即遭到一顿猛踢。我被踢得尾骨剧烈疼痛。那天正值我经期，在零下20几度的天气里，我是最后一个被提审的，身子都冻僵了，审问的时候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好在公安厅的人在忙于收摊，又碰上审我的人是熟人老高，他没难为我，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走了。由于连冻带伤，使我长期低烧,4月7日，在陆军医院门诊确诊盆腔炎，尾骨三、四节粉碎性骨折，即入院治疗两个月才出院（至今尾骨仍有疼痛）。
不记得是哪一天夜里，一位组织部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女同事，带着一些干部家属，把我拉到组织部办公室进行揪斗。他们推拉、打骂、揪头发，往死里整我。这位同事宣布说：“安绍杰，你是苏修特务，你和特务单线联系的条子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接头地点是在北小街三号院，铁证如山。你必须老实交待特务的姓名、接头的暗号。”说完，她连呼“上当”，说：“还组织我们学毛著呢，你潜伏得够深的！”接下来她们是轮番揪我的头发，头发一绺一绺地掉下来。痛苦与委曲过后，我知道他们是偏听误会，真把我当成了特务，打得再狠，我也理解。
那张所谓“单线联系”的条子，当时弄得我一头雾水。四十几年后，省委组织部杨振远才告诉我真相。原来，2月14日住在党校的北京学生，看到西宁市局势恶化，希望我尽快赴京告急。便写了张条子：“安绍杰速到北小街三号院，有急事。”请党校教员孙涛转递。杨振远收到条子塞到我办公室门下，我没见到，却被批斗我的人拿走了。后来办展览，这张条子，还有刘贤权写的条子，都摆出来了。展出的还有一台发报机，用降落伞布盖着，煞有介事。平反后，军区斗我的人来我家道歉，告诉我说，那台发报机，其实是一个旧照相机，其中展览的两支旧枪，是从民兵连借来的。
我在组织部就挨了这一次批斗。平时大家对我还是很好的。在我遭难时，有的同志同情我，仍然关心我。于华副处长在厕所偷偷塞给我一卷卫生纸，董文华从门缝里扔进一把指甲刀。有一次我被迫去组织处交代罪行，进门后马学武处长看了我一眼，随即拿起一块抹布不紧不慢地搞起卫生来，一会儿擦擦窗户，一会儿擦擦桌子，就像没我这个人一样。大约半小时后抬头对我说了一句：“你回去吧！”我心里明白他是有意磨蹭批斗时间，我心里很感激他。我感觉文革期间省委机关大院相对平静得多，没见贴过大字报；人也文明得多，友善得多。
3月27日上午，我们正在积肥，忽然来了一辆军车，说要提审，让我上了车。车子在西宁市兜了个圈子，然后直驶军区。到了55师办公楼前停下。此时车上的人才对我讲：“刘司令回来了。……”多少天过去了，夫妻俩生死未卜，听到这个消息，惊喜交加。上了二楼办公室，看到刘贤权，我又激动、又委屈，止不住放声大哭。王文英在一旁说：“好了，好了，刘司令回来应该高兴才是。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55师师部回到家里，我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又奔向服务社买了红、黄、绿等各色彩纸，写了许多感恩标语，在去省委上班的路上，我一路张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后来刘贤权向我讲了他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中央对青海事件的处理：他3月6号和张江霖一起被押送北京，3月9日住进京西宾馆，门口还站着两名青海军区的保卫干部。住了几天，他有些着急，对张江霖说：“赵永夫住在对面，咱们找找他，问问叫咱们来干什么？”张说：“不能找他！‘八一八’没枪，他推卸不了开枪的责任，他会完蛋的。”刘说：“万一‘八一八’有个别坏人开枪，我们也有责任呢。”张说：“我观察了，‘八一八’一枪也没开。”几天后萧华来看望他俩，问门口持枪的人是干什么的？张江霖回答：“是青海押送我们来京的武装人员。”萧华说：“不需要他们，让他们回去！”这才撤了岗。萧华又问青海2月23日流血事件的情况，刘贤权答：“从2月15日以后，我一直被关押，‘二二三’事件我一无所知。”张江霖也做了同样的回答。刘和张都急切地问萧华主任，“叶帅叫我们来京干什么？”萧华主任笑笑说：“你们先别急，多休息几天再说。”没有明确答复。
据军区秘书揭发，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通知，3月24日要赵永夫向中央文革汇报“二二三”事件。3月23日晚，在北京京西宾馆张晓川房间里，赵永夫说：“我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汇报的内容不突出，李白凤（秘书）你重写一篇事迹突出的材料，写不好我们就被打成反革命。”李白凤提议让宋志强、平学柱（秘书）写，宋说：“所有听说的例子都已写了，再没有可写的了。”陈如意见状解围说：“那明天我向中央文革汇报去，写个提纲就行了。”第二天陈如意汇报时，戚本禹问道：“为什么赵永夫不汇报？”赵推说，“我在大会上都讲了。”
周总理宣布中央决定
3月24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解决青海问题的会议。刘贤权进门时遇见了赵永夫，他夹着个皮包对刘说：“刘贤权，你错误严重，要好好检查！”刘惴惴不安地进了会场，在后排坐下。正式开会前，周总理高声说：“刘贤权同志来了没有？”刘贤权站了起来。总理说：“往前坐。”刘走到前边，在赵永夫的后排坐下。总理说：“再往前！”北京红卫兵王滨有上来引导刘贤权坐到了前面，低声说：“刘司令，看来你是正确的。”
中午11点半周总理宣布开会，提问了赵永夫等人，与此同时认真地听取党政军民各方人士对“二二三”事件的诉说……
25日2点，周总理郑重地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的原文：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 “八一八”等革命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群众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布中央决定后，严肃命令：“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带几名战士扯掉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走。王昭大喊：“我和他们没关系！”）
周总理和各位首长及站在前面的群众一一握手后离开会场（会议结束时是25日2点25分）。
3月25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小型会议，有冼恒汉（兰州军区政委）、康健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张江霖、陈如意等领导参加，周密安排布置了筹建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等有关事宜，要求首要任务是贯彻好中央决定，稳定青海局势。刘贤权提出，为避免混乱，暂时不让青海来北京的人回西宁。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提议让副司令康健民带领工作组回西宁协助刘贤权工作，总理都同意。总理对55师师长说：“陈如意同志，刘贤权回去就住在你们师部，你要保证他的安全。出了问题，我要你的脑袋！”陈师长立即表示：“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刘司令员的安全。”总理满意地说：“中央决定我们印了××份，你们带回去张贴出去，群众会相信的。” （上图：中央决定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去青海省军区指导工作。前排左2起康健民、刘贤权、张江霖、曾征。前排左1及后排5人均是康健民的随行人员。）
第二天，总政治部萧华主任指示:“你们回去要认真贯彻中央决定和总理指示……布置工作不能急,不能麻痹大意。这次你（指刘贤权）主要是麻痹大意，没有紧急措施，让人夺了权还不知道！赵永夫要拉回去公审,要搜他的家。王昭是赵永夫的后台，要公开宣传。中央决定要传达到连、战士。要逮捕王仲方（省委秘书长），总政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派个工作组去青海协助工作……”（刘贤权当时的记录。）
26日，兰州军区冼恒汉政委、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和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江霖乘坐总理派的专机到达兰州，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曾征和青海省军区副政委王文英也接到通知，去兰州会合。在兰州军区的张达志司令员、冼恒汉政委直接领导下，商定了青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共7人：刘贤权、张江霖、曾征、王文英、徐肇基、陆敬轩（二〇五部队主任）、姚书梅（八一二二部队政委），主任刘贤权。也研究了如何贯彻好中央决定和周总理及总政萧华主任的指示。
27日，兰州军区康健民副司令、刘贤权、张江霖及兰州军区工作组：组长刘学基（兰州军区作战部部长），成员陈加夫（兰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振鹏（兰州军区作战部参谋）、宋忠岫（兰州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高鸿壁（兰州军区干部科科长）、程何工(秘书)、李杰梦(保卫干事)共7位同志一同返回西宁，在55师办公室正式开始了军管青海的工作。
4月3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组一直到成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才返回兰州,历时4个多月。他们对稳定青海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当晚立即召开军管会成员会议，研究中央决定的具体实施方案。
28日，军管会的主要领导在55师办公室接见了“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代表刘明乾、王中山、马集文、孙晋华、隆光前、郭福德。刘贤权说：“我们今天互相做个自我介绍，此前大家都互不相识。”代表们讲：“我们没见过你，但却知道你是老红军。”刘贤权说：“你们都介绍一下姓名、单位，今后我们要为贯彻中央决定共同努力。”
当晚8时，军管会在人民礼堂召开在押群众的大会，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释放关在监狱里的“八一八”群众，为他们平反。刘贤权到场讲话，要求“八一八”群众组织及个人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要打击报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要搞请罪，不准武斗，真正的革命者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按党中央的决定办事，谁也不犯错误。在场的“八一八”群众非常激动，一个个流下了热泪，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第二天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八一八”群众。至今王庚寅还记得皮毛厂关押的10名“八一八”群众是第二天上午放出来的。
“二二三”事件已过去45年了，每一个经历了此事件的人，难免会在心中留下种种伤痛，也会有种种不同的反思。为了写好这份回忆，全面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历史，我于2005年至今曾先后5次到兰州军区、青海省军区查阅资料、寻找证人。军区首长给了我热情的接待和支持，青海省档案馆也给我提供了诸多的方便和帮助，我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感激。除此之外，每次我来到青海，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也纷纷来看我，大家热情洋溢欢聚一堂，有说不完的话。省军区的首长还专门安排当年军区机关的部分同志和我见面座谈。所有这些都令我感动，令我难忘。想起座谈会的场面分外热闹，见故人如见亲人，当年的军区“造反派”，如今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大家兴奋地交谈着、回忆着，恩怨早已消失，亲切溢于言表。聚会中，军史办陈志安主任还特意为大家合影留念。面对这欢畅、祥和的景象，当年的对立面今日能手握着手谈笑风生，我心潮澎湃，这就是历史！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走过的路，我们曾经付出的热情、真诚、心血、伤痛、甚至生命。过去的事情如过眼烟云，我们应珍惜现在和谐、宽容的社会环境，构建美好的未来。
201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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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血洗元宵节
孙正荃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作者写成多年一直未能出版的长篇回忆录《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作者简介：孙正荃，193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57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编辑部、青海日报社编辑部任编辑、记者，文革中遭迫害，两度身陷囹圄。1979年2月平反。1984年到高校任教，后调上海，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讲文艺学概论、美学原理、艺术美学、写作基础等课程。1990至1997年任中文系主任。1999年退休后在网络上发表各类文章、随笔200多万字。（右图为作者近照。）
题记：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二十三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于青海老百姓而言，这是暗无天日的一天，也是威武不屈的一天，于统治者而言，这是卑鄙无耻的一天。在十年文革史上，这血流成河的日子肯定还有许多，但是由所谓“人民的公仆”策划，“人民的军队”执行的这起残酷的凶杀事件：在十多分钟时间里，机关枪冲锋枪向近在咫尺的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肆无忌惮地扫射，这在人类历史上也属少见，我，只是在影片中见到过……
我至今保存着一张1967年2月23日拍的照片（见下图），那天恰好是农历正月十五，青海高原上最冷的日子，从中午起便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照片上的我（照片上左起第三人）跪在青海日报社印刷厂院子里的沙石地上，五花大绑，穿着一件黑色大棉袄，四周是扛着枪的“人民解放军”，可他们一个个都毫无精气，棉帽上的护耳耷拉着，手里的枪在肩上斜挎着，军官模样的则反剪着手……他们在跪成一片的“反革命分子”中来回穿梭，看得不顺眼了，就打上一记或踢上一脚，我现在常常备受折磨的五节腰椎全部变形的毛病，就是“子弟兵”留给我的大礼。记得先是自己不肯低头，挨了一脚，还算是“脚下留情”，后来又因为我跪得太久了，便想让自己的屁股在脚后跟上稍事休息，也能籍此舒展一下筋骨，又想看看在同院住的妻子是不是也被抓了过来。这下好了，只听后面一声厉喝：“跪好！”几乎就在同时，先是头上挨了一枪托，继之腰间又受了猛一脚，北方部队冬天穿的是那种所谓“大头皮鞋”，这一脚功夫如何，可想而知，只记得那时疼得我哇哇直叫，而脑袋上也开始有冷冷的湿湿的东西慢慢地流下来（时至今日，我头盖骨顶部还有二三公分的一块凹瘪，算是文革留给我的永久纪念）。
怎么会有这么一张照片的？原来这是他们为“青海反革命罪行展览”作的准备。当然拍了许多许多，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展览会八字还没一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便宣布青海省军区是“反革命政变”。真叫“眼睛一眨，老鸡婆变鸭”，“革命”与“反革命”顷刻颠了个倒。我在前面对这次血腥镇压已有所涉及，这里再留下些我亲历的若干细节，这些民间记忆可能比正史更可靠更人性化因而更不可摧毁。
（一）
青海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7年初，就如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开始进入你死我活的“夺权”阶段。由于青海的运动是从《青海日报》1966年6月3日的一篇社论开始的，所以各派都特别关注报社运动的进展情况。1967年1月，上海《文汇报》首先夺权成功，毛主席特别批示高度评价“一月风暴”，《青海日报》立即效仿，1月12日，以“红卫小组”为代表的报社“八一八”造反派也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此举受到报社编辑部绝大多数的支持，“新生”的《青海日报》旗帜鲜明地站在八一八一边，理所当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省委主要领导除一把手杨植霖，军区除司令员刘贤权外，党、政、军大部分领导却明的暗的硬的软的对之表示了反对。
1月23日，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非法软禁了支持“八一八”的司令员刘贤权，并宣布成立所谓“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指挥部”，连夜出动宣传车上街游行，宣布刘为“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到2月3日，青海军方联络总后驻青部队等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军车450辆，持枪士兵4000多，明确支持与“八一八”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并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口号，随即，一些街道的“八一八”被定为“反革命组织”而被武力取缔。
就在这满城风雨黑云压境时，从2月14日起，军方企图进驻报社“军管”，却未能得逞（虽然受到报社群众的顽强抵制，但主要是兰州军区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乃随即派出部队包围了报社，与此同时，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包括干部、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大约上万“革命群众”（统属“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司令部”）也从四面八方风驰电掣赶往报社，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的人海战开始了，他们在报社印刷厂四周搭起了帐篷，日夜轮班，吃在斯睡在斯，报社许多编辑记者和印刷厂工人拿出家里的米面煤砖给守卫人员做饭烤火……那些赤忱而善良的人们在零下一二十度的瑟瑟寒风中，含着热泪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就这样，连续坚持了九天九夜，气氛昂扬又悲壮。
在报社外面，是从草原调来的部队，一辆辆汽车、装甲车把印刷厂围得水泄不通；与此同时，他们南面占领了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晒台，西面则在民房屋顶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河桥的北岸，更是布满了军车，上面是荷枪实弹的年轻士兵（他们有的甚至不会说汉语）。
这个严峻的形势是谁也见到的，可大多数人都相信那多半是“吓唬吓唬”，不少工人、学生甚至一次次靠近甚至登上卡车、装甲车，向穿着绿色军大衣的士兵解释和说明，以求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人私下都说，哪能真的朝我们开枪？我们在学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他们没看见没听见？世上有这样的反革命？
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危急情势下，上万善良又忠诚的普通百姓，照样饿了啃个馍冷了烤烤火，一面哭着一面唱着，一面呼唤着遥远的那位神灵。他们太相信共产党了，太相信人民政府了，也太相信人民军队了……其意也真其情也悲！
就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口号响彻夜空的时候，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血腥方案已经在青海省军区、总后205部队首长的严密部署下完成：“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彻底镇压反革命动乱”，他们坚决地毫无人性地把枪口对准无辜民众了！
1967年2月23日上午11点钟左右，仅仅十分钟，从三个制高点上密集射出的机枪子弹和冲进印刷厂的士兵冲锋枪扫射的子弹便使三百多名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后来，我的一位在省科委工作的同窗好友文秉勋这样给我叙述第二天一早在“胜利者”看押下“参观现场”所见到的惨烈场景：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守卫者以煤砖烤火取暖）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据说，全西宁几乎所有被“宽大”为“受蒙蔽”的人，都被组织到现场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想想吧，这是何等恐怖的“教育”，又是何等灭绝人性的“教育”呀！
四十年过去了，再来讨论文革中两派群众孰左孰右谁是谁非已经毫无意义。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那只是封建皇权的一场回光返照而已。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中，以死亡的绝对人数而言，青海自然不是最多的，但肯定是最惨的。
（二）
我是1963年从省委家属院（编辑部）被赶到印刷厂来的（详见下章），报社内外对峙的九天九夜以及最后一刻的血腥屠杀，我都完整地亲历了，这是一场1949年之后第一次以民众为目标的大规模武装镇压。由于围困报社的部队前两天已经几乎断绝了所有人员进出的自由，我们只能在方圆一千米左右的地方活动，当然也只能在机器旁写稿发稿，家不在印刷厂的编辑记者吃住也只好都挤在一起。这天上午，大约十点多钟，我正在总编室主任陈均家商量报纸版面事，突然，住在楼下的李家瑞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情况有些异常，小桥（即报社北面湟水河上的木桥）那边的部队硬是要往前逼过来，已经和守报社的群众发生冲突……话音未落，只听得外面已是枪声一片，我们不约而同跑到窗前，这里正面对操场，用现在一句时髦话说，真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四面八方的人都朝我们这座楼房跑来，再一看，更使我们吓得面无人色：无数端着枪的解放军正在后面猛追，枪声过处，只见奔跑的人一个个扑面倒下……这时，老陈说，别站在窗口（此举实在高明，有人就是站在窗前被飞来的子弹打死的），快，把门打开！同时嘱咐我俩只要听到门外有人喊“有人吗”、“出来”之类，就赶紧答应，举起手往外走。
情节的发展恰如老陈安排设计的一样。几分钟后，我们就被解放军押到了操场上，那里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从我现在珍藏的这张照片上看，地面上已是白花花的样子，我和另外五个人并排跪在一起（却没有老陈和老李），左前方是一位妇女，是报社印刷厂的一位女工，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右边是编辑部的冯显国和王水；照片右上方远处就是我们刚才所在的面朝厂大门的那座三层楼房，身后则是密密麻麻跪着的“反革命”，一眼望不到边。我前方的沙砾地上乱扔着几件棉袄和几顶帽子，周围是端着枪的解放军，看得出来，他们在不停地走动。刻在记忆里的那几分钟是这样的：我门被带枪的从楼上押下来后，就有报社的“胜利者”对一批显然的行家里手（后来知道是省公安部门的）一个个地指认，于是，先被一脚踢翻，随即膝盖顶住我后背，三下五除二就把我捆得结结实实。我们五个人中，三个没低头，而我的头则稍稍地抬着，我正是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监狱里，我才发现那棉衣上的斑斑血迹，好几天之后，我一点一点地从头皮上剥落已经结了痂的血块，那是另一位“人民解放军”发现我没有低头而用冲锋枪管留给我的“教训”。是的，完全不应责怪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不明真相刚刚服从命令赶到西宁来“镇压反革命”的！
三个多月后，省军管会平反小组的一份报告对这桩血案有个“总结”：“在2·23反革命事件中……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47人外，逮捕革命群众13414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17293人，被搜身抄家的5968人，集中劳动的4279人。”我想补充一句是，这个统计主要在省会西宁，而当时西宁的居民也仅十余万人。
（三）
黑压压一片的“反革命”被扔在空地上，恐怖，寒冷，饥饿，麻木……傍晚开始（青海黑得比内地要晚两个来小时），雪越来越大了，我们一批人才被几个解放军带走。所有的人都被捆绑着，有的“骨干分子”还在喉咙处勒了一根细麻绳（走在我边上的记者薛刚就是其中之一），然后用一根很粗的绳子“串”起来，出报社印刷厂后门，沿着湟水岸边的小路，踏着嘎吱嘎吱的积雪，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只要停下来，马上命令“跪下”或“蹲下”。我依稀看到河对岸架着一挺又一挺机枪，心想，莫非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已经走到头？
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其实和报社在同一条马路上的相隔不足千米的省公安厅大院。（记得这时我问了问身边的人：“有表吗？几点了？”他艰难地拉开棉袄，说：“11点多了。”）又不知跪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被先后推上或拉上了大卡车。车上，路灯闪过时，四周看看，朦朦胧胧中似乎没几个相识的，看模样，可能多是工人。在死寂的马路上“呜-呜-呜”地开了不久，便进了一个院子，接着再一拨一拨送进了黑乎乎的屋子。屋子不小，有上下两层联体木床，大家依次各就各位，后面还有站着的喊了一声“再挤进去点”，便又腾出了一点地方，最后各人都有了自己的三四十公分宽的一条安身之“床”。没想到半夜里有一根梁断裂，上面的人连同木板都压在了下层人的身上，当场就有一个倒霉的家伙血流满面，“报告政府”后被抬了出去，是死是活，再无下文。
那夜，正月十五，却没有月亮。牢房里高高挂起的灯一直在晃动着，一片昏暗一片死寂.我想，屋外的雪一定已经很厚了，可是，这洁白的雪能掩埋得住那腥红的血吗……
（四）
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牢狱体验。那时，我大学毕业不满十年，还不到三十足岁，怎么会想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党的喉舌”，一夜之间竟成了反革命？
坐牢的人也要吃饭睡觉也要拉屎撒尿。第一夜，或许是一天没吃没喝，或许是又惊又累，也或许是“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心理支撑，倒也睡得比较安稳，早上看到满屋子认识和不认识的，更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这个案子迟早要“翻”。可眼前的日子不好过啊！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大小便。怎么办？于是屋子里喊声一片。一个肩上背着枪的走过来：“不要乱叫，有事要‘报告’。”
“报告！”“报告尿尿！”“报告班长尿尿！”“报告政府大便！”煞是热闹。
“一个个来。”
“不行啊，我都憋不住了！”“我们都不行啦！”“要憋死人啦！”
第一批出去大小便的回来就带了不少新闻，有个家伙特别夸张地说：“满了，全满了，少说也得有上千。”有人马上补充：“我来过的，这里是新生皮毛厂，隔壁是印刷厂、服装厂，全是劳改厂子。”马上又有人接上话茬：“那这回抓了有多少啊？”“我看（保卫）报社的肯定一个都逃不过，家（指单位）里的头头脑脑还能放过？不也得抓一点？”“抓得越多才好哩！”“咱们算运道，死了的，不晓得有多少啊！”于是，七嘴八舌的热闹迅即变为一片沉默。
或许是白天“报告”的实在太多，夜里就抬进来一个大木桶，原来就是厕所里的尿桶，那个臭啊没法说，尤其是跟前的几个真是得熏死。可是任凭怎么“抗议”，就是没人理睬。寒冷、紧张、休息不好，饮食失调……第二天就有不少人身体不适，有的感冒，有的还发烧，我的喉咙也干得难受。在起起落落的一片“报告”声中，终于同意有病的可以“报告”出来看病。我随大家一起走出屋子，没想到排队的人已经绵延曲折拐到了我们屋子门前。不过都特别开心，至少外面的空气要好一点。虽然不准说话，却都在寻寻觅觅，有时也能碰巧四目相对，那时就会做出一种动作或者一个暗示，然后就是会心的一笑。
终于轮到了我。我艰难地对医生说：“我……不能……说……话。”谁知他竟大声回答说：“不能说话就不要说，滚！”我只好向后转。回到屋子里，我看到睡在我旁边的老编辑刘醒华，五十多岁了，由于昨天铐子太紧时间太长，现在十个手指发青发紫，手腕上那条印痕足有半公分深，他正轻轻地在揉搓，我为他“报告”来一杯开水，让他用热毛巾敷敷；我建议他出去看看医生，他说没用；我问他怎么进来的，他说凌晨来了“最高指示”，要换稿子，时间拖长了，还没来得及回家，枪就响了，在车间里给带走的。
又过了一天，突然命令全体到操场集合，一个看上去不大不小的干部首先训话（后来知道是省公安厅预审处的处长，此人长得酷似猫头鹰——小说《红岩》中描写的国民党重庆“渣滓洞”看守所里一个特务看守的外号），此后大家私下就叫他“猫头鹰”，他抖了抖那件披着的藏青毛料大衣，清了清嗓子，然后说了通“丢掉幻想”“回头是岸”的陈词滥调，接着便有一个“政府”的干部宣读一封“反革命家属”来信，这信是我们报社一个记者的母亲写来的。“政府”的人刚读了一个开头，猫头鹰就说，谁叫周××？现在由你来向大家宣读！这个家伙先还读得个样子，越读越没腔调了，后来竟由泣而哭，由哭而嚎，最后干脆放下信大喊起来：“妈妈呀，我对不起您呀，我一定听政府的话，彻底揭发反革命罪行，争取从宽处理重新做人……”最后，猫头鹰又谆谆教诲了一番，要大家“认清形势，丢掉幻想”，并且警告说，死不悔改，死路一条！在结束他的“演说”时，他态度和蔼，慢悠悠地说：现在，谁愿意，站出来，表示，决心，同反革命，决裂，的，可以，出列。
等了一会，才有一个老头站了出去，猫头鹰带头鼓了两下掌，没想到这个老头开口就说：政府呀，冤枉啊，我不是反革命呀，他们抓错人了啊……当然只好立即宣布散会。
回到屋子里，更是另一番景象，大家对那个周某嗤之以鼻，还说，那不明摆着是在演戏嘛（平反后，他主动换了个单位）。我记忆里，好像没见有人去“交代”“揭发”的，即使偶尔看到有人在写什么东西，凑过去一瞄，原来是“政府”让他在登记单位里“造反派”的名单，这早不是什么“秘密”（后来才知道，由于逮捕的人太多，一时混乱不堪，也有把“自己人”抓进来的，需要逐步“清理”）。
记忆里只吃过一次肉，那是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每人在排队领取一勺白菜外，再在另一处领取一块肥肉。我从小不吃肥肉，即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党的生日、国庆之类盛大节日时供应几两猪肉，大家都要肥的唯我只要瘦的，要瘦到没有一丝肥的。这回我把这块肥肉给了一位工人，他人高马大，每天两个窝窝头让他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我常常省下那么一小块，给他，他总要推辞再三，这次更不肯受，说，难得的，吃吧。我说，我从来不吃肥肉。他说，现在不一样，吃了吧。我坚持，他又在我碗里把上面那一点点瘦的夹了下来，嘴里还在说，实在不该……不该啊。
这一回坐牢，那真叫是“坐”牢，属于你的那几十公分宽的地方，根本无法舒展筋骨；这屋子原本是劳改犯的宿舍，上下铺，床对床，也就是装三十来号人吧，现在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了超过一倍的人，就别想再有地方可以活动一下身子，里面的人半夜要出来放水也得注意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这常常让我想起梅里美在《塔曼果》中的描写。
记得那是在一个饿着肚子的冬夜，我和早半年被发配来青海的同学文秉勋（前已提及此兄，我文革中两次坐牢，他都被株连，单位上对他反复批判，逼着“交代”并“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弄得他寝食不安，差点也被投进大狱），围着火炉促膝畅谈，入夜，他又开始翻译这篇小说，炉盖边上是晚饭节省下来的两个馍（两人都只喝了稀糊糊），烤干的馍不是一口一口吃掉的，而是黄一层剥一层剥一层吃一层，分几次一点一点吃光的。三十年后，他为我一本书写的序中回忆了这终生难忘的一幕：
“于是，在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且把漫天风雪关在窗外，两人围炉而坐，我一边译，他一边看，待到译完，几乎已是一个通宵，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而现在，我们就是奴隶就是鱼肉就是连那些“黑鬼”都不如的在人间地狱里任大小阎王鞭笞吞噬的小鬼！
（五）
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获得平反。此后，我作为省报记者，深入许多地方，包括部队领导层，对这个血腥事件进行了细致的采访，搜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本弄清了真相。我把有关“二二三”的那些珍贵资料装订为《文化大革命资料（第19集）》（共四十集，2000年我全部无偿赠送给了人民日报的李辉先生），其中有赵永夫在北京得意洋洋介绍“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的报告，也有中央文革向北京红卫兵调查的详细记录，更有在中央解决青海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对赵永夫等的当面质问，特别精彩的是在事件发生后到平反前，青海部队和地方一些领导在一次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后来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罪证），其中充满了欺上瞒下的造假和谎言。非常遗憾的是，这本资料从我第二次坐牢被释放后归还的资料中竟然不翼而飞了，那些无耻之徒甚至不敢说被他们“没收”（当时有文件规定，文革资料必须“上交”）了，只是一口咬定“没见到过”。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将一些重要的细节记述如下（当然，在国家、军队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档案馆里，肯定可以找到我丢失的这些资料的原件或复制件，所以我相信我这里记述的准确性一定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第一枪”和“死了三个解放军”。
那场大屠杀不仅使善良的百姓无比震惊，死伤300多人空前的惨烈也使制造大屠杀的刽子手们惊慌失措。他们散布的最大的谎言就是守卫报社的“反革命”首先开枪打死了解放军。确实，是死了三个解放军。问题在于他们是怎么死的？很快到来的由中央最高领导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特别是军事专家组经过调查，毫不费力地就做出结论：完全是部队自己的误伤。在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地方，竟然部署了如此多的重型武器，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报社，制高点上的机枪还在发威，死三个就算幸运。且不说里面是普通群众，即使是真正的反革命，军事指挥上也是重大错误。这是调查组领导在省委办公楼五楼大会议室干部大会上讲话中说的，我在场。
后来看到的3·23夜11时35分到3·24凌晨，中央第四次青海问题调查会的详细纪录，便更加一清二楚了(《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发的孙言诚先生的文章有详细引证)。而我那些资料中就有23日血洗元宵节那天赵永夫杀气腾腾的讲话记录稿：“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另一个指挥，205部队的张晓川则疯狂叫嚷：“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他们后来在总理面前的抵赖当然是徒劳的。
关于“一麻袋一麻袋的枪支”。
说是“反革命”开了“第一枪”，当然就得“寻枪”。平反后读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则信息：3月11日，中央文革就2·23屠杀事件报告毛，毛批：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意思是不是说，部队打死那么多人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我原来保存的资料中有相当部分是各种会议上要求迅速查找“反革命组织隐藏的枪支弹药”的讲话，说白了，就是要赶紧找到枪！报社那块地方自然是像篦子一样篦了一遍两遍三遍，家家户户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住的那间12平米的平房连天花板也撬开了），可是没有；各个有“八一八反革命”的单位也都反反复复地清查过了，有的甚至已经掘地三尺，但都令他们失望。与此同时，送到北京的“反革命材料”尽管已经很多，但是光有“材料”没用，关键是要枪。我看到的文件里有一个是总后205部队政治处主任陈郁文的讲话，他在会上气急败坏地对那些至今没找到枪支的“蠢货”们说（以下系原话）：有人说，我们在捞稻草，难道你们真的连稻草也捞不到？与会者立即醒悟，当天就有“一麻袋一麻袋”枪支送到规定的地方。接着全省举行了空前的大游行，而那些“反革命罪证”自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后来，中央调查组一眼就认定，这是各单位民兵的枪支。
关于“反革命烧死自己的人”。
这是他们制造的又一个拙劣的弥天大谎。我曾经看过他们照的那些照片：煤火堆上，几条烧焦的腿……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信以为真了。其实很简单，那地上一处处的煤火堆，是守卫报社的人冬夜取暖用的，当部队冲进去的时候，正好在火堆旁的人如果中弹倒下，自然极有可能就倒在火堆上，在当时一片混乱之中，谁也根本不可能注意到这一细节。即以常理想想，一条烧焦了的腿，或者一只胳膊，能证明这些人是因为反抗而惨遭“自己人”“火刑”的吗？那没有“火”的煤火堆能“烧死”人？还有，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已经身中数弹（调查组验尸所见），这该如何解释呢？当然，照片上是怎么也看不出枪眼来的，再说了，在一片红色恐怖中，谁敢表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怀疑呢？据说，在他们准备的终于没来得及展出的“青海‘八一八’反革命罪行展览”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是这样的：“八一八反革命丧尽天良，他们是一批比魔鬼还要残忍的家伙。他们把已经看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企图逃出报社的人，活活烧死。这是现场照片。”我猜不到，我那张跪着的照片会有怎样的“说明”，可惜，我没看到。
关于总后勤部205政治处主任陈郁文及赵永夫等赴京的前前后后。
为什么要专门记下这个陈某人，实在是因为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材料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话最为精彩的是他，头脑最为清醒的还是他。前面说到的“捞稻草”那番话可以作为“精彩”证明，但千万别把他看成了一个小丑，不，他怎么说也是个“军级”，从他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怀着惴惴不安之心，特别是中央要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205部队主任张晓川进京汇报时，我相信，他的那颗灵魂肯定颤栗了甚至完全撕裂了。他为“赵副司令员”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汇报讲话”，不用说是如何成功地镇压反革命之类，且总结了若干条“体会和经验”，然而，据后来张晓川的“交代”（此人由于交代彻底，后来判的刑期最轻，记得是有期徒刑七年），他问陈某，此去京城如何？陈某答曰：“凶多吉少”。实际情况大体是这样的，从3月13日开始，中央连续开了三次调查会，对象主要是从青海逃回北京的红卫兵，基本弄清了事件真相，到3·23第三次由周总理主持的调查，结论已了然于心；而另一处，赵永夫正介绍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到这天深夜的第四次调查会上，赵永夫面对总理一个个诘问，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满头大汗，总理随后三句话是：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最后说，把他们三个人带走！解放军撕去了赵、张的领章帽徽，连同王昭一起带走了。四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决定》，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彻底平反。
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派来的代表对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四天工夫？中央也希望快一点呀，但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得万无一失，要保证还关押在监狱里的上万革命群众的安全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了，可青海还有他们的人在，特别是还牵扯到部队，如果透露一点点消息，就不得了啊，可能狗急跳墙大屠杀啊……我们听了都感动之极，有的还热泪盈眶呢。
尾声
记得平反不久，我就和朋友一起写出了关于“二二三”事件的长篇通讯《血与火的报告》。多年后，终于看到了那场大戏的完全记录，之后，又得知了事件决策者的先是受难接着受奖的悲喜剧，而在那次事件中受罪的流血的后来多半命运多舛，那些献身的更被从“烈士陵园”搬迁，成了北山脚下的孤魂野鬼：历史将如何评定这一切呢……
年年元宵今又元宵，今夜月色清朗，那天可是飘着雪花，没有月色的夜躲藏在雾霭中淹没在血色中消失在哭泣中。都说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头了，不久前巧遇其中一位已70多岁的老工人，经历了那场大屠杀之后侥幸活下来的他，非常沉静非常舒缓地对我说，中国老百姓的命其实并不宝贵，非常脆弱，非常非常不值钱，非常非常没有价值。我想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想到了1967年那个风雪的日子，那个血色的元宵之夜。他每年到那些墓地烧把纸，他说，不是为他们，是为自己……我不由想起《茶馆》里那些给自己烧纸钱的爷们。是的，那个正月十五的枪声是一种抹不去的震撼，一想起它，心灵深处就会有一种难以抚平的颤栗。
我们的历史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走到了今天，那些偏执与狭隘的肉食者们尽管允许（这可是一种恩惠）对过去了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尽情地诅咒，也允许（这也是开明的一种表现）老百姓把十年中某些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一些故事化成茶余饭后的笑料去传播，然而至今依然不准人们去作理性的思考和研究，一句“宜粗不宜细”使多少血泪在轻描淡写中化成了七彩云烟。于是，原本善于和乐于忘记过去的这个民族，在一片喜鹊叫声中，在半个世纪里，它在这方面的特色、特长、特点、特征便长足地发展起来，慢慢地，人们只记得了当局希望和允准记得的东西，而将一切不希望、不愿意、不应该、不批准记得的东西统统禁锢起来，让它渐渐地从记忆里、书本里，从一切可以回想起来的角角落落打扫干净，即使恩准可以回忆的那块世袭领地，也必须让它快乐化、嬉戏化、粗鄙化，甚至下流化。一场尸骨成堆、流血漂杵的空前灾难真的变成了轻歌曼舞的滑稽戏！
至少，他们取得了某些成功，且看今日那些活泼可爱的大学生们，还有几人知道文革呢？即使听说，也已经妖魔化粗鄙化，什么选妃子啦、飞机爆炸啦、红海洋啦……但愿是杞人忧天，我真担心，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我们是不是要远渡重洋到人家的什么“图书馆”“博物馆”寻找文革资料研究这场“史无前例”的反人类暴行呢？
然而，我毫不怀疑，历史终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1年“二二三”事件四十四周年前夕修订于上海学府花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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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三十天的恐惧
——两个孩子经历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陈 平
1967年2月23日。
这是一个在青海省文革史和我们一家命运中都刻痕很深的日子。
那一年，我刚跨过12岁的生日不久，进入13岁，我弟弟11岁。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日子竟成了我们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至今我也难以判断，它的意义是化成了今后生命中砥砺我顽强前行的勇气呢，还是深深的恐惧注入了我稚嫩的心灵以至难以走出对强权的卑躬屈膝？不管如何，它就这样没有任何注释地横亘在我人生的初始阶段。
一、枪声
上午8时，在青海西宁，这个时刻属于清晨。文革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没有了上学压力的我们刚刚起床，就在此刻，一阵枪声传来。
我们住在西宁市七一路上的省委家属院中，向西四五百米是青海日报印刷厂，枪声就来自于那个方向。
我们这个家庭，在青海省的文革中，多少有些特殊。父亲陈逸，母亲谢端尔，都是《青海日报》的采编人员。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的社论，社论由我父亲执笔。我父亲在报社编辑中以文字犀利、出手快捷著称，因急需发排，6月2日下午我父亲受命起草社论。作为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和新闻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央的异动以及由此带来变化的可能性，因而作为呼应，这篇社论用词夸张激烈、火药味十足，以尽可能地展现革命的愿望和热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异乎常态的变动必将对现有体制形成威胁与破坏，而现有的体制也必将对即将到来的破坏顽强抗拒。因此下笔时失去戒备的父亲必然地进入了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行列。“六三社论”马上被青海省委宣布为“大毒草”，而我父亲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革命分子”。“六三社论”加上他所有的文章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和家庭背景都成了“反革命分子”的佐证，并遭到系统而有力的批判。
“六三社论”由此成为青海省文化大革命肇始的标志性事件，随后几个月里，围绕“六三社论”的“香花”与“毒草”之争，我父亲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了青海省文革的风暴核心，而我们的家庭也随之飘摇沉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十几年之久，尝尽了政治风浪的酸甜苦辣。
枪响的那天，我的父母都不在家。
作为青海省文革的中心人物之一，我父亲这时正肩负着上达青海省革命群众呼声的重任，在北京千方百计寻找向中央首长汇报的机会；而我母亲则作为《青海日报》的普通员工正在报社上班，同时与所有在报社的“革命群众”一样，兼顾着守卫报社的职责。
枪响的直接缘由，是两派“革命群众”，“八一八”与“捍卫队”争夺《青海日报》这一舆论阵地的掌控权的斗争。
“八一八”全称为“八一八红卫兵”，取名自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接见百万革命群众与首次公开亮相的红卫兵，这派坚持认为“六三社论”是“香花”。我们家庭是这个派别的当然支持者。“捍卫队”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属于认为“六三社论”是“毒草”一派。
那时“夺权”斗争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广泛展开，为把权力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过来，双方都自诩为“造反派”，并都指责对方为“保皇派”，从而使自己的夺权行为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政策上的合法性。其斗争之激烈，已经开始进入“你死我活”的阶段。
2月2日，《青海日报》刊载的一张宣传画引发轩然大波：“捍卫队”指责画上造反派的袖标为“造毛”，而那只伸出去抓“牛鬼蛇神”的手中隐约可见一个“林”字，于是这幅画便成了挑战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丧心病狂”之举。而引发“造毛抓林”事件的作者，是青海日报社摄影美术部的女画家崔振国，她所属的派别为“八一八”。
事实上这当然是文革中众多穿凿附会荒唐事件中又一普通事例罢了，且不说崔振国根本不可能有此意思，即便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切齿仇恨，也断没有在媒体上公开发泄，从而将自己送上断头台的胆量，更何况那时人们正处于满怀赤诚将自己的身心全部交付革命的狂热之中，行为和言论唯恐不左，哪还会去反对革命？
于是，“八一八”反驳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阴谋。口头争论与笔墨官司很快便升级为“革命行动”。2月3日，“捍卫队”组织人马开始冲击报社，而“八一八”也紧急抽调人马守卫报社，两派在报社内外形成了对峙。但事态的发展很快便脱离了“群众组织”的掌控，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也远远超出了“群众组织”的预期。
在青海日报争夺战中，“八一八”的坚持不懈与“捍卫队”的久攻不下，对“革命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逐步改变着社会上的力量对比，这一状况也对支持不同群众组织的当权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是“捍卫队”的支持者，他对报社的状态十分不满，他在软禁了支持“八一八”的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并夺了他的权后，在青海驻军其他部队首长张晓川、陈郁文支持下，擅自从独立师调动了十三个连，2月20日，几十辆军用卡车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包围了青海日报社，并用高音喇叭命令守报社的群众组织撤离，这一命令被反复广播。
而报社的守卫者们显然并不真正相信军人们会向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开枪，而军车和枪口的包围，反而使守卫报社的行为涂上了坚贞不屈的色彩，革命热情更为坚定。他们集体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使自己的“革命行动” 显得更为悲壮，他们断然不会想到这样做更加激怒了军方，加速悲剧的发生。
枪声终于响了。疏一阵、紧一阵，然后越来越密，临近中午，枪声才停歇下来。
开始我和弟弟以为那爆豆般的声音是在放鞭炮，因为春节刚过去不久，那些日子，鞭炮声时有所闻。但很快就听得走廊里有人喊：开枪了，开枪了，解放军开枪了！我和弟弟立即冲出屋子，趴在走廊的侧窗上引颈而望，天空阴沉沉的，我们下楼，试图往枪响的方向去侦察一番。
作为孩子，我期待着任何突如其来的变动，盼望着在常态下不可能出现的经历与体验。文革开始，学校停课，传单满天飞，几乎每天都有出乎意料的消息，那段日子我常常上街，看不同的游行队伍，听各种义愤填膺的口号，捡五颜六色的传单，在近乎癫狂的现实氛围中感受着无人管束的、如痴如醉的兴奋。因此枪声响起，并被证实这确属枪声后，我心中升起的首先是没有理由的兴奋：一件大事发生了，比那些街头的口号革命还要大，大得多！至于它将影响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行踪，以及今后数十年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是我当时不曾料到，也是毫无准备的。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平时期军队对平民的开枪举动，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因此院里早已站满了人，各种消息在人群中传递流淌，并在这一过程中被筛选、放大、发酵、扭曲。
我们刚到楼下，各种消息便纷至沓来：
枪声来自报社的东南方向，解放军在老城墙上架了机枪，瞄准报社的大门……
报社西北角的桥头方向，解放军有好几个连，枪是在那里打的，路上已拉上警戒线，任何人都只能出不能进……
有些消息是同学告诉我的，而且言之凿凿：“我亲眼看见的，解放军把机枪架在卡车车顶……”现在想来，所谓的“亲眼所见”云云，是绝无可能的，只是为了增加消息的可信程度和炫耀消息持有者的独一无二罢了。
各种谣传也在四处游荡：
“八一八”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向解放军开枪，解放军才还击的……
“八一八”用冲锋枪向解放军扫射……
“八一八”把人用铁丝吊起来拷打……
青海省委大院在文革中被视为“保皇大院”，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当权派”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在许多人的脸上看到了幸灾乐祸的兴奋，在话语中听到了兴高采烈的得意。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闻到了危险的气味。瞬间，我心中期盼变故的兴奋荡然无存，重新沦为“狗崽子”而任人羞辱欺凌的恐惧和大难临头的预感冲向了我的胸腔，让人喘不上来气，我再也无心打探消息，拉着弟弟赶忙回到家里，静静地，无能为力地等待着，心中希望那些消息是假的，希望噩运能在时间的流逝中逆转。
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噩运不可抗拒地降临了。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二二三”事件中共有170余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子弹的确来自两个方向，那是朝南的正门和西北方向的后门。据说当时守报社的群众以为解放军不过是朝天开枪吓唬吓唬他们的，还手挽手念着毛主席语录向外冲，只是看见前面的人一排排倒下，身上冒出了鲜血，才知道动了真格的，纷纷逃回院内，找墙根屋角蹲下躲避，直到解放军进来一个个抓走。事后我曾专门去到事发现场，看到报社砖砌的门柱和外墙上布满了弹孔，还有毛笔乱涂的“弹洞前村壁”等字句。
正规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并且一次死伤人数如此之多，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都属绝无仅有。“二二三”事件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央，一个多月后，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八一八”获得了理所当然的平反，这一事件的制造者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则在北京一次有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众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被公开摘去领章帽徽，正式逮捕。
事件似乎就此划上了句号，但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一个如此重大的恶性事件？据传，是一个战士走火导致了事件的发生，那么事前有无开枪的命令？如果有，开枪的命令是谁下的，作出这一决定的现实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捏造的，谁捏造的，如何捏造的？如果没有，解放军为何会实弹包围报社？
众多细节或许湮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但却是事件的亲历者和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属们永远的追问。
二、惊恐
迟来的平反阻挡不了噩运的脚步，噩运来得不仅急促而且强烈。
“二二三”当天午后，在青海日报社被抓获的“反革命组织”成员，由于人数太多，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捍卫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共同押解下，分赴省委家属院操场和省公安厅操场。他们被喝令跪下，有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前来辨认甄别，以查明哪些是“首恶”哪些是“胁从”，以便分级分档予以惩处。
这期间，他们被打、被踢、被骂，被揪头发、打耳光，饱受凌辱。当然对敌人的仇恨和行为上的无情也属于革命立场的一部分，在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以革命的名义合法施虐的过程中，人的尊严荡然无存，人的狰狞飞扬跋扈。
据说许多人的腰椎骨骶骨被踢裂，许多人头发被一绺绺地拔落，事隔多年以后，许多人在回忆起这幕时依然悲愤难当。这其中当然掺杂有个人恩怨和人品德行的高低，但这种行为的发生首先是社会赋予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肆意侮辱的权利，并对这种侮辱予以赞赏，用泯灭人性的方式来维持对领导者的崇敬，来守护一种信仰，来稳定政权的基础和社会的秩序，这是一个时代的耻辱。遗憾的是，这种方式成效卓著。
我们住的家属楼距省委操场仅隔一幢楼，从窗口望去，通过楼与楼的缝隙，可以部分看见操场上跪着的人群，以及影影绰绰的活动身影，但看不真切。母亲在哪里？我强压下心中的恐惧，下楼向操场——那个对我意味着危险和不幸的地方走去，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躲闪着对望的目光，在很远的地方便停住了脚步，一边在人群外逡巡，一边使劲打量在枪口下跪着的人，我们看到了大人的惊恐，看到了大人的哭泣，但没有发现妈妈，也没有看到熟悉的人。这使我在不断增强的害怕中心神稍定，甚至荒谬地升起了微小的希望：或许我母亲不是“反革命分子”，傍晚下班时分，她仍然能回到家里？
操场边的围观者远比想象为少，或许是远离是非之地的本能，或许大多已经投身其中，在人群边缘的观看者主要是与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他们中间，我遇到了一位同学，他的父母也在青海日报社工作，与我父母属同一派别，因此与我一样，也来这里寻找父母。
遇到一个和我一样倒霉的人，心中多少产生了一丝同病相怜的宽慰。可是，在谈到有关“八一八”罪行的时候，他立即表达了激昂的愤怒，其中也包含着对他父母的批判，这使我暗暗吃惊。在我们当时所处的年龄段，父母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几乎是无可比拟的，既是我们的生存依靠，也是温暖的主要来源，更是安全的守护者，我们无法想像没有父母的生活。之所以我们敢于在枪口下寻找父母，不就是寻找心中的依傍么？但恐惧改变了我们，尤其是解放军的枪口带来的恐惧与震撼更为巨大。那时孩子的是非判断和善恶观念基本上来自坚持不懈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告诉我们，解放军是正义的化身，他们的枪口所指，一定是阴险狡诈、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而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的敌人。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们才懂得生活和历史的真相，并不总像经过精心选择后所展示给世人的那个样子，有时甚至谬之千里。但在当时，恐惧和本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掩饰我们“阶级敌人”的真实面目，必须展现出革命者应该具有的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生存的保障，哪怕为此将至关重要的亲情抵押出去。因此，在吃惊之余，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愤怒具有合乎规范的正当性和生存的逻辑性，于是我支支吾吾地赞同着他的观点。告别回家，和弟弟一道，忐忑而急切地等待着我们的妈妈，可谁能料到，那个夜晚以及今后很多个夜晚妈妈都没有能回家。
事后我才知道，青海日报社被捕的人大多押往了省公安厅操场，没有见到妈妈，是幸？抑或不幸？事后我曾设想过，假如当时我在省委操场上见到了妈妈，我会怎么办？是因为害怕，只敢躲在远处偷偷地看着妈妈被人踢打辱骂而不敢相认？还是冲上去保护妈妈不被打骂，展现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本份？甚或是大义灭亲斥责她的“罪行”，并在划清界限的同时坦白交代以换取宽大处理？坦白地说，我不具备冲上去的勇气，但我也实在做不出大义灭亲之举，那么只能胆怯地任由别人打骂母亲而无所作为。果真如此，那将是我一生洗刷不掉的羞耻。好在这一切都仅是猜想，但这种猜想已不断在咬噬着我的良心。
天色渐暗，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心中小小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妈妈不会回来了”的念头一次次地涌上心头，要不要做饭？犹豫再三，但饭还是得吃呀，可饭做好后，我和弟弟都没有胃口，呆呆地看着天黑下来，天终于黑透了，希望彻底破灭，我们确信妈妈不会回来了。
黑暗中，我和弟弟哭了很久、很久。那是忍了一天的眼泪，眼泪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这样的眼泪在今后的日子中常常不期而至，成为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的内容。
我们没有开灯，震惊和恐惧比悲伤更尖利地撕扯着我们的内心，希望在无法看清的黑暗中寻觅并不存在的护佑和安全。
与新的一天同时到来的是我们进一步被深化的恐惧和另一派对胜利的欢庆。刚到早上上班时刻，窗外的高音喇叭开始反复播放关于取缔“八一八”反革命组织的通告，伴有激扬嘹亮的革命歌曲，省委操场上有鞭炮声传来，间或还能听到宣传车上传来的亢奋的口号。
省委大院里，人们目光中原先隐讳的敌意变成了公开的仇视，那些半大孩子肆无忌惮地辱骂和威胁我们，尽管那时我们还未被正式证实“狗崽子”的身份，但双方都意识到，天已经变了，他们拥有了整治“阶级敌人”的责任，而我们则丧失了抗拒与争辩的权利。
西宁城里已经开始了对“八一八”成员的大规模搜捕，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缉令。
那段日子后来被“八一八”们描述为“白色恐怖”。以“恐怖”这个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处境和心境，实在是非常贴切。
让我们感受到敌意与仇视的，决不仅仅是目光和威胁。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家常常会无端地响起剧烈的砸门声，但等你开门出去，却又不见人影，只有散落在门口的石块、砖头。为看看究竟是谁这么使坏，在一次砸门后我迅速开门，看到的是一帮十岁左右的孩子，他们没想到门会骤然开启，稍一愣神，便一哄而散。而走廊深处则站着几个大人，脸上挂着得意的奸笑，一看便知，是这些大人怂恿孩子们干的，如果我去抓那些孩子，大人们便可出手干预，他们正等着教训我们的机会。我只好吞下羞辱，返回屋内，这当然大大助长了这帮孩子的气焰，这种事情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其实这些大人我并不认识，不过是楼上楼下的普通邻居，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阶级仇恨”罢了。
“对敌斗争”的乐趣激发着“红小兵”的想象力。我们家的一面墙外为楼梯井，这面墙上设计有一个壁橱，壁橱的墙体极薄，如果拍打这部分墙体，屋内就会发出巨响，犹如扩音器一般。这给了那些向“阶级敌人”挑战的孩子们一种新的“斗争”形式，用砖石在墙外隔着楼梯向壁橱部位投掷，只要砸中，那种空洞的巨响便会在走廊间蔓延回荡。
自从我迅速开门发现了那群孩子后，他们就转而以砸壁橱取乐，等我出去绕到楼梯井时，他们早就不见了踪影。
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这未必是“两大阶级”之间的理性斗争，更多的是恶作剧后所带来的游戏快感。而对于提心吊胆等着不详灾祸来临的我们，这骤然而至的巨响，不仅是脆弱神经上的再次惊吓，其中还浸透了受人欺负却又无可奈何的屈辱。
三、抄家
与孩子们的挑衅与欺凌相比，给我们兄弟俩带来更深绝望的是——抄家。
大约在“二二三”事件后两三天的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并伴有“开门、快开门”带有明显命令意味的断喝。门开后，涌进来大约六七个中青年男子，个个戴着红色的袖标，一个看上去像是领头的人问我：“这是陈逸的家吗？”我点点头，于是他宣布：“我们要搜查。”
我们住的是筒子楼中的一个套间，里屋外屋合计约30平米，与那时所有的家庭一样，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可称为“财产”的东西，所有的家当一览无余——里屋一张床，那是父母的，外屋一张床，那是我和弟弟的，两个屋子各有一张桌子，里屋有一个小小的书架，还有几把椅子、凳子，这些全是公家配发的，只有几只皮箱和一只樟木箱算是“私人财产”。
东西简单，抄家的速度便很快，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抄家结束，抄家者几乎一无所获，领头者警告我们“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后，便离去了。留下惊魂未定的我和弟弟，默默地收拾着被翻得凌乱不堪的屋子。
当天晚上，夜已经很深，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恐惧的日子总是让人充满戒备，我马上清醒过来，借着余光看看闹钟，时针指向一点多。半夜敲门非灾即祸，我的心开始狂跳，嘴里发干，从2月23日以来常常出现的感觉再度袭来，我赶紧摇醒弟弟，不敢出声，心中期盼着那不过是孩子们的又一次恶作剧，敲门声又响起了，并不剧烈，但很执拗，这显然不是孩子在捣乱，而且看来躲不过去了。但门外的人却大出意料，是报社里曹启玲阿姨的丈夫蔡云祥叔叔。他们夫妻与我们的父母属同一派别，而且与我们住在同一层楼，仅隔几个门。
他已经知道我们家被抄了，简单询问了情况后，他嘱咐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回答什么问题，有人问，就说不知道，以免被抓住把柄。他预料还会有人来抄家，他在书架和桌子上查看了一下，竟然找到了几个笔记本，可见第一次抄家的粗疏，他让我把笔记本藏在火炉下面的炉盘底下。
青海的冬季，家家都要生煤炉取暖，而煤炉下面都垫有一个木制的包着铁皮的炉盘，以防煤火掉落引燃地板。 我们家的炉盘最下面有些空隙，炉盘着地而放，不抬起来，什么也发现不了。
蔡云祥叔叔告诉我们，我父亲有些材料放在他家，因为他预料他家也会被抄，让我跟他去拿，而他们家的炉盘下面没有空隙。曹阿姨夫妇是上海人，跟我们算半个老乡，而曹阿姨与我母亲是十分要好的姐妹。印象中曹阿姨“二二三”时应该是一同被抓了。因此蔡叔叔的话应该可信。
现在想来，蔡云祥叔叔的心思真是十分缜密，他是空手而来的，万一被人看见，不过是对孩子的同情，属立场不稳，而决没有反革命串连的证据，材料也是我去拿来的。其实当时我父亲系核心人物，材料放在我家被查抄和被发现的风险要远远大于放在他家。但他关于藏匿地点的建议实在是非常高明的，后来我们家又多次被抄，那炉盘底下的笔记本和材料始终没有被发现。当然那些材料也决不会有任何“反革命”的内容，只是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内心的草木皆兵罢了。
我随蔡云祥叔叔去拿了材料，蹑手蹑脚走过走廊，然后和弟弟用火钳子将炉盘撬起一条缝，将笔记本与材料塞到下面，再用炉钩捅到最深处。那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机密感和每次抄家中唯恐被发现时悬起的心，真像极了电影中地下党在国统区秘密活动的情节。
蔡云祥叔叔深夜来访，在我心中升起了暖暖的感动。原本以为“二二三”之后，我们再也不会有朋友了，我们在别人的目光中读到的是敌意，是幸灾乐祸，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厌恶，至少也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但蔡云祥的出现，让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命运相似的同类，还有能保守同一秘密的朋友，还有可以相互取暖的关切，还有逆境中的信赖。1967年的严冬中，我们实在太需要温暖了。
在“二二三”事件以后，直到3月23日我们离去的这段时间里，还有两个同学来家里看过我，一个叫许伟，一个叫石军立。都是我当年的好朋友。
许伟的父母也在报社，同属“八一八”，是他告诉我，我母亲和他的父母在“二二三”之后都被关押，这是我第一次确切知道妈妈的下落。我母亲后来说，许伟曾写信给他的父母，劝说他们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早日回家，这封信传到女号，他妈妈念了这封信，被关押在女号的报社女同事全都哭了。
石军立只是同学，与我没有政治上的瓜葛，他讲述了在所谓“八一八”罪行展览中看到的“反革命行为”。
44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早已天各一方，但他俩的友情我却一直铭记在心。
他们带来了许多我不知道的外部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后来的行为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蔡云祥叔叔真是料事如神，仅隔一天，第二批抄家的来了。
这次来的人年纪要比上一批大些，脸上的表情更为持重和严肃，查抄的程度也比第一次要认真仔细，他们细细地翻看着每一张纸、每一本书，将箱子内的衣服全部拿出来，一件件抖开查看。在一只皮箱中放有我父母在当志愿军时的奖章和军功章以及相关证书。我父亲曾在朝鲜战场立过两次三等功，这对一个文职人员而言殊为不易，还有朝鲜停战时的和平奖章，据说其中含有金的成份。这一发现看来使抄家者颇感意外，他们全都凑过去审视把玩一番，并低声议论着，然后一个头头模样的人拿着军功章问我们：“这些是真的吗？”而我们则颇为骄傲地大声回答：“当然是真的。”但看来为无产阶级政权立下过功劳，对改善我们的处境没有丝毫帮助，一切该来的照样发生着。
抄家过程中发现的另外一些东西则让我们感到意外，那就是钱，是300元还是500元我记不清了，总之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它放置在一只皮箱的角落深处，与钱放在一起的还有50斤全国粮票。我们从未想到家里竟然会有这么多钱，这个发现，萌发了我们另作他用的想法，这个想法不断发酵，最终促成了我们的逃亡。
这笔“巨款”一定是很打动人的，那个发现者低声询问要不要把钱拿走，头头模样的人思索了一会儿说：钱还是不要拿了，于是钱被放了回去，我们也牢牢记住了那个位置，那里有我们的希望。
后来又经过多次抄家，但这钱和粮票始终在那个地方被发现、被拿出、被清点，又被放回，不曾少一张。我相信在那上面曾经停留过许多贪婪的目光和占有的冲动，但这些念头最终都却步于古老的道德信条。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充满了政治上的出卖、背叛，尔虞我诈的阴谋和置人死地的狠毒，但人们心中那条基本的道德操守底线尚未被冲决，至少在1967年的年初时是如此。如果这笔钱被拿走，估计在那种纷乱的状况下也是难以查找和追回的，而我的个人经历也将被改写。
这次抄家的唯一收获是收走了一批书籍，因为书籍的留白处有些批注和感悟之类的文字。
几天之后，又有人来抄家，比前两次更威严、更恐怖，也更彻底。这次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还有几个穿便衣的人。
前两次抄家，还有人问我们“你爸爸到哪里去了，家里都有谁来过”之类的问题，我们照例回答“不知道”“没人来过”。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家中也确实没什么人来过，前两次抄家没人限制我们的行动，只是不让我们触碰家中的东西。
这次不同了，一进来，一个军人命令我们站在墙角，用枪指着我们，脸上挂满了警惕的神情，没有人问我们任何问题，然后抄家就开始了，我们只听见翻箱倒柜的声音，近乎耳语的商量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偷偷望去，抽屉被抽出倒空，床板被翻起，几乎每一寸地方都被查到，连烟筒都被卸开查看，幸运的是，炉盘下面始终没人去动。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脚都站麻了，抄家终于结束，看守我们的解放军收起枪，抄家队伍拿着“战利品”，不发一言地走了。
这次抄家彻底击碎了我们心中那一丝残存的侥幸与希望。在这次抄家前的所有经历，虽然我们也害怕，心中总觉得这是两个不同派别的斗争，我们只是另一派的敌人，虽然我们年龄还小，但也知道，在政府层面，我们属于“出身不好”的子女范畴，或许在“划清界限”后能够享受到“给出路”的政策。但解放军来了，并用枪对着我们，这性质就全变了，前面曾经说到，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解放军是正义的化身，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某些人的敌人，而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敌人。任何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都化为了泡影。
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弥漫全身，令我们无力自拔。
这几次抄家和以后所有的抄家，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一个合法的理由，也没有任何合法的凭据，抄家中拿走的东西也没留下任何凭证，但似乎抄家与被抄的双方都对此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抄家都是正确的一方，被抄者是错误的一方，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哪儿错了，为什么是错的，但只要胜利者说你是错的，你也会认为自己是错的。对强权的认可与顺从似乎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基因。
但强权未必强大，在短时间这么密集的抄家，多少揭示了他们的焦虑。合理的解释是，平白无故杀死一百七八十人，任谁都会心虚胆怯，因此想方设法搜集“证据”，使这场杀戮变得合理，成为重中之重，可以想见，查抄的绝非我们一家，而查抄的结果又无法为开枪找到依据，于是只好加大力度反复抄查，以便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
尽管胜利者焦虑心虚，但多次抄家的确吓倒了一个13岁和一个11岁的孩子。我们开始了远达数千公里的逃亡准备。
四、逃亡
逃走的念头是逐步清晰和成熟的。在我们的经历中，再大的倒霉事也就是三两天，而这次灾难好像看不到头，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抗压能力。爸爸在哪里呢？还在北京吗？他还安全吗？妈妈一直没有回来，看来也不会再回来了，衣食住行以及之外更难以对付的一切，都必须直面相对，不断强化的灾难和不断积累的恐惧终于把我们压垮了。
逃走的念头刚刚冒出来时，让我们感到有些羞耻，因为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告诉我们，在面对危险与困难时，应该挺起胸来与之斗争，战而胜之。况且动用这笔钱，也多少让我们有些顾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们深信，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了，我们已经成为了“打倒、砸烂”，并“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对象。而我们的“财政状况”也将很快面临危机，我们是靠父母养活的，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全部的生存资源就是抽屉里的菜饭票和一点油盐面粉，经过一段日子的消耗，已所剩无几。恐惧压倒了羞耻，生存战胜了道德，在抄家中发现的“巨款”召唤下，我和弟弟很快达成了共识：逃！
事后我和弟弟的逃亡经历被“八一八”用作控诉那一段“白色恐怖”的生动例证，并被赋予了与“错误路线”勇敢抗争的传奇色彩，但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在恐惧重压下的胆怯和逃跑，与勇敢毫无关系。
一个13岁男孩所理解的勇敢的全部内容，仅限于爬水塔，打架，背着父母到湟水河戏水和打破别人玻璃后的死不认账，当真正的危险来临时，我们才懂得，那个仅大我两岁的刘胡兰，面对严刑拷打时的无所畏惧和面对敌人铡刀时的慷慨赴死，才配称为真正的英雄。我只是个怯懦的凡人，我无力抗争，也不敢抗争，而只是被迫选择了远离危险。
大政既定，我和弟弟对逃亡的计划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去哪里？以我们生活经历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回老家”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在那时的青海，“老家”是一个极具诱惑的词汇。青海的外地人极多，从解放青海到后来的援建，来的全是外地人，因而对家乡的回忆与描述在青海有着明显的共性特征，每个人说起“老家”，无不充满着温情与向往。
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与干燥荒凉、满天风沙的青海相比，杏花春雨的江南的确值得留恋，于是对老家浙江的赞美与对青海艰苦的诅咒几乎成为父母间一个永恒的话题，不断强化着我们对老家的美好印象，直至在想象中如仙境一般。其实我们兄弟对老家并非全无认识，那时我们家差不多每年都要在年关前后回浙江探亲，而我弟弟就是在萧山外婆家长大的，直到两年前才来到父母身旁。客观地说，老家并没有父母思念中那么美好，尤其是乡下阴暗潮湿的住处与简陋的卫生条件，让人难以忍受，但在回忆中这一切都被忽略了，尤其在当时，浙江老家在我们心底里，更是一个鸟语花香，远离乱世的世外桃源。
逃亡的方式也没有更多的选择：火车。
根据我们每年回老家探亲的经验，应该是先乘火车到上海，然后转车前往杭州。而到了杭州就等于到了目的地，因为杭州有我们的舅舅，我们将把命运交给他安排。
在那时，我心中任何与火车相关的记忆都十分美妙，不仅有大量远比平常丰盛与可口的食物，并且在“咣当、咣当”声中，一座座陌生的城市被拉近又渐渐远去，滚动的车轮带着我们前往神秘的远方，那里藏着与我现在并不相同的生活。而现在“不相同的生活”已经成为了极其紧迫的需要。
在逃亡目的地和方式都确定之后，就是对未来生计的谋划了。
尽管我们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但也知道那笔“巨款”总有花完的时候，我们必须算计一下，它在最节省的情况下能支持我们多长时间，这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一切看来都不会改变了，一旦离开我们居住的屋子，今后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于是我们调动了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在过往的生活积累中搜寻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最终是弟弟的农村生活经验帮了大忙，他说，在萧山农村，孩子们干活是可以挣工分的。可我们能干些什么呢？经过一番思考，他给出了答案：放牛。他说放牛的工分大约是四分，这与全劳力的十分有着很大差距，但估计已够维持我们的生活了，于是我们决定，回到老家后，我们将尽可能早地前往农村外婆家或诸暨奶奶家，实施我们的“放牛”计划。那笔尚未花完的“巨款”将成为我们应对不时之需的“储备”。
现在看来，这个我们自以为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是那么荒诞不经，我们根本不了解当时我们国家从中央直到居委会和农村大队、小队几乎滴水不漏的管理体制，不了解身份与生存紧密联系的户籍制度，这一切都注定了这个荒唐的“放牛计划”无法实施。但我们已经一次次切身感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与可怕，因此我们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逃亡计划的实施，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在恐惧重压下的逃跑欲望。
当逃跑的全部细节敲定后，我和弟弟便前往火车站购买车票。
我们一边排队，一边左顾右盼，以确保无人注意我们，终于轮到我们了：“买两张到上海的票。”当我把钱递上去时，不想遇到了女售票员高度警惕的诘问：
“你们是哪里的？”
“多大了？”
“钱是哪里来的？”
这是未曾料想到的变故。
首先涌上来的念头是“八一八”正在被搜捕，我们是否被发现了？这个想法使我惊慌失措起来，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么小的孩子拿着这么多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临时编造的谎言在大人的盘问下，很快被一一戳穿，紧张与害怕逼出了我的眼泪，抽泣中我一口咬定钱是父母给的，父母在老家，让我们去团聚。
我们一口普通话，以及整洁的衣服和长得还算端正的模样，看上去无论如何也不像街头扒窃流浪的野孩子，售票的阿姨似乎明白了什么，低声问道：“你父母是‘八一八’吧？”
实在瞒不下去了，我带着听天由命的绝望点了点头，窗口内传来了低声的叹息：
“真可怜！”
久违的同情换来了久违的信赖，我告诉她父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们要到杭州去投靠亲戚。这位善良的售票员为我们安排了出行计划：
“你们应该买到杭州的联票，中途只要签证转车就行，不用重新购票了。”
“西宁没有直达上海的列车，应该在西安、徐州或南京转车到上海，上海转车再到杭州。”
我们买了一张全票，那是我的，一张半票，那是我弟弟的。
售票员阿姨反复叮咛了列车的开车时间（那是隔一天后的车次，最早只有那一班车有座号）和联票的有效到达时间（10日内到达有效）后，我心中带着暖意离开了车站。
我原本不相信神灵，可世界上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一定是他在帮助我们这两个孩子了。
等待的时刻似乎格外漫长。
我们不敢过早整理行装，怕万一再来抄家的人发现我们的逃亡计划。对我们来说，这属于最高机密，它决不能被任何人知道。但越是秘密就越觉得有人会发现这个秘密。
终于等到了要走的前一个晚上，我们把剩下的全部饭票买了十个馒头，其中五个夹豆腐乳，五个夹辣酱，这是我们一路的干粮。到晚上十点后，我们确信不会再有人来了，于是将衣物细细地装进旅行袋，将被子像部队背包一样扎好，一切收拾停当后我们把一幅新的毛主席像贴在墙上，两侧贴上主席语录，那两句语录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在主席像下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条，只有六个字：“妈妈：我们走了。”
毛主席像和主席语录是为了向世人表达，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而纸条则是告诉妈妈，我们非常想她如果她能回来的话。
做完这些，我们静候黎明的到来。
天终于亮了，那是一个寒冷的黎明，天阴沉沉的，飘着细细的雪粒，地下铺上了一层惨白。
我们以最轻微的动作溜出房门，在天即将大亮的明暗之间，匆匆奔向火车站。
在候车室，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尽可能地缩小自己的身形，以避开所有的关注，提心吊胆地打量着四周，看有无可疑人物，心中暗暗祈祷：千万别有人发现我们离去，在火车临开前的一刻把我们抓回去。
在几个小时的煎熬之后，开始检票了，登车、发令，车厢微微动了一下，接着脚下传来了等待了很久的“咣当、咣当”声。
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被重重放下，解脱的喜悦蓦然升起，我们把一切伤心、怨恨、焦灼、恐惧，连同童年时无忧无虑的快乐都留在了青海，驶向难以预测的未来，在终点等待我们的或许仍然有很多磨难，但我们希望其中不再有巨大的恐惧。
这一天是3月23日，距“二二三”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这二十几个日日夜夜是如此漫长，它在记忆中的长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年”的单位的记忆刻度。
当时间过滤了孩童的幼稚和惊慌后，再来审视我们当时的状况，可能并不会发生我们设想的种种可怕结果，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却是真实的，在遭到恐惧二十几天不间断的折磨后，安全显得那么甜蜜，沁人心脾。
经过了西安和上海的两次转车，三天后我们抵达了杭州，找到了舅舅，几天后舅舅把我们托付给小叔叔，我们又辗转来到绍兴。
平反后我母亲找到了我们，带我们重返青海，就像通常童话里结尾的那句话：“从此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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