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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六十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1月30日第63期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2（古宝琳专辑）〗
生逢乱世
古宝琳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昨日心迹
古宝琳提供 渔歌子录入、注释 古宝琳日记摘抄（1967年5月～1968年1月）
编读往来
边犊：2015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宗庶：2015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雨点谈60、62期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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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2（古宝琳专辑）〗说明
古宝琳本是一个普通学生，文革中也只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名普通成员，但因她与该校学生领袖王大宾相恋并在王大宾被“隔离审查”的危难时刻结为夫妻，这就使她的生活也同王大宾一起被卷入了凶险冷酷的政治风暴中。正如古宝琳所说：“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从这一段苦难婚姻的记叙中，可以看到那一代青年曾经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左图：古宝琳近照。）
古宝琳简介：女，1946年出生于陕西宝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4年由广州广雅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文革中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般成员。1970年毕业分配到成都地质探矿机械厂。1973年初毅然到湖北江陵独闯“禁区”探望相恋多年、正处于隔离审查中的王大宾，并携其不顾阻拦回到四川，陪王大宾回德昌老家探望其母亲后，回到成都正式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女儿不到4岁时王大宾再次入狱。此后带着女儿艰难度日，并不断为王大宾向各方面写信申诉。直到王大宾1983年底“刑满出狱”。1984年起她先后到蛇口、深圳特区从事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1999年提前退休到美国。现定居美国。
感谢蔡新平先生热心协助组稿，感谢古宝琳女士无私提供她珍贵的回忆录与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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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古宝琳
《昨天》编者按：本篇根据作者提供的手稿扫描件录入，编辑时另拟了标题和小标题，最后经作者审定。
初识王大宾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进入了北京地质学院。一个月后的“十一”国庆节，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白天的方队游行和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焰火联欢晚会。
晚会中，王大宾来到了我们班的活动圈，并向我们自我介绍他是我系四年级同学，今后会经常到我们班来协助政治辅导员夏志明的工作。当晚他还问我国庆期间准备做什么。我告诉他，我中学的同学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聚会。王大宾主动提出他可以为我们照相，因为他也会到天安门广场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很少有人拥有照相机。我多希望能照张相片寄回广州，让我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分享我能来到北京的快乐啊！何况天安门是我们当时多少人向往的伟大祖国的心脏！
国庆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王大宾准时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我们广州广雅中学的校友照了相。
一九六四年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没有穿棉衣——没有棉衣可穿。母亲给我一件父亲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时穿的皮夹克，男式的，我不愿意穿。王大宾见我没穿棉衣，说我过不了冬就会冻死。他要给我一件棉衣，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从回避到约会
如王大宾所言，他协助政治辅导员工作，经常在我们班男同学的宿舍出现。那时，班上的学习、开会和一切活动，都在男生宿舍进行。而王大宾对我的过多关注和关心，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认为他经常到我们班来是有目的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牢记来北京上学之前母亲的千叮万嘱：“上大学不准谈恋爱。哪怕毕业了也要先立业，后成家。”因此，我刻意地疏远他，回避他，一见他来，我就离开。
一九六四年底，王大宾他们年级外出参加“四清”。其间，他给我写过信，谈及他们“四清”工作组的工作及阶级斗争的详细情况。我没有回信。
回校后，他依然如旧地关心我。
我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看了王大宾的读书笔记和吴坤正的读书笔记，有些感触。我觉得自己太差了，本来我亦有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愿望，而且很想系统地学习政治经济学，但事与愿违，一天到晚忙于学习……”
一九六五年，王大宾他们年级到甘肃酒泉实习。他写信给我，并托我办一件事情：请我到五道口（或是四道口？）的照相馆替他去取照片，说是他临走前照的，没来得及去取，并告诉我，加印的两张照片中，其中一张帮他寄回德昌老家给他母亲，另一张让我留着。
这次，我回了信，并且是用红笔写的信（不知是从哪里听说的，在中国，用红笔写的信是绝交信），信中，我把一张照片退给他，并说：“我不会留下一个陌生人的照片。”虽然当时我很单纯无知，但我知道，给异性送照片是示爱的一种方式。当然，另一张照片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帮他寄给了他德昌的母亲。
一九六六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被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当中。在大字报栏里，我经常看到王大宾的名字，我知道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年底，我随“革命造反宣传队”一起“战斗”在祖国的大西南。在成都、南充等地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来我队接到通知，速赶到成都去配合总部的行动。原来是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王大宾也按总部的通知从武汉赶到成都参加了这一行动。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宣传队和我校其他同学一起，乘专列护送彭德怀回京。火车上，我和王大宾有机会畅谈了几十分钟。当然不是我们两人，在场还有宣传队的我班同学陶志新和其他队员。我们谈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和大西南的运动发展趋势。那次长谈，是我认识王大宾两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十分融洽的交谈。
从成都“揪”彭德怀回京以后，王大宾由于身体不好而住进了北京三院，有一天，陶志新来找我说：“古宝（当时一些同学这样简称我），大宾住院了，宣传队几个队员要我带他们去看望大宾，你也去吧！”虽然我不知道陶志新是从哪里知道王大宾住院消息的，不过我答应了。
当王大宾看到我出现在三院病房时，十分惊讶和高兴。
从此，我没有再回避他。
我们开始了约会。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我们只有在寒冷的冬天的深夜，顶着霜雾，漫步在四道口和五道口的街道上。
校园里的流言与父母的规劝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准备再度“杀”回成都和南充，王大宾制止我再出外串联，说现在全国各地形势严峻，武斗不断，尤其是大西南，很不安全。我没有听他的劝告，执意要走。后来他派了不少人到北京车站阻拦我们外出，但没有成功。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
“真使我感到惊讶，总部王大宾竟下这么大的决心，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力，不让我们再出门串联。北京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由田春林、孟繁华、聂树人等带领我系五年级的大队来‘抓’我们这些‘游鱼’回校。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竟惊动了这些‘大人物’……上了火车，我想到田春林他们的车站逮捕队灰溜溜地拉着原班人马回校到王大宾那里去领赏的情景，我更是得意了……我突然感到，我开始了解他……这次又到成都。上次的感觉已成了一种力量。……我害怕事态的发展……我克服了自己的感情，毅然离京……可我了解自己真实的思想，我留恋学校。”（下图：约在1967年底或1968年初古宝琳班上部分同学与王大宾在颐和园留影。前排左2古宝琳，她身后最高者为王大宾。））
一九六七年七月，王大宾的舅母孔庆霞从四川德昌到北京看病，王大宾委托我帮助他接待他的舅母。由于孔庆霞的穿梭，我与王大宾的接触越来越多，对他也越来越了解。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清规戒律，同时也摧毁了我母亲对我的叮咛，我投入了爱河。不过，我的思想，我的感情，还在苦苦地挣扎。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星期二，我的日记中写道：“生活的潮流毕竟总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拦不了。这是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看到每逢陷入爱情的人身上所起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女孩子，她们会变得温顺而无能，尽管她们以前是多么地有志气，有毅力，有抱负，有理想，但一旦陷入爱河，就失去革命意志。……我不能步她们的后尘……我有理想，有抱负，不能意志消沉，我要发奋地工作和生活，无人约束地生活，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也许，这只是个幻想。当我们确定自己的命运之前，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已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决定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大宾由于身体不好而到北京郊区小汤山疗养院养病，去时，我随送他的小车把他送到小汤山疗养院，然后我跟车子回学校。过了一星期，我自己骑了两小时的自行车去看望他，我在八月八日星期二的日记中写道：
“……他很愉快，这给我带来无比的宽慰，我们还打了三盘乒乓球，当然他不是我的对手。每人毕竟有自己的特长。随后我们一起游赏了几乎整个疗养院……我们无忧无虑地游玩，当然不可避免地谈政治，谈运动。我尽量回避。此阶段他的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故我没有把学校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天有不测风云，欲下雨，乌云密布……我急着回校，他用自行车载我好长一段路，他自己再走回去……冒雨骑回学校，一身湿透，但心是热的，脸一阵阵地发烧……世界上第一个征服我感情的人……难道这就是爱？啊，可恨！”
自从孔庆霞来京后，我和王大宾较频繁的接触已开始引起学校人们的议论纷纷，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
“夏志明又向我报道了一个消息，（对我和王大宾之事）人们在议论纷纷。我很觉茫然……为什么要去议论别人的私生活呢？……他们无权干涉我的内政。……如夏志明所说，我的条件很好，政治上进心强，有自己的政治见解。能歌善舞，聪明，能干……但好的条件容易带来自己的弱点，不容易处理好生活，容易出问题。对他的分析，我基本同意。但他（夏志明）也许低估了我，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处理好个人问题。……爱情对人来说是美丽、可贵的，但她绝不能成为束缚人的力量，她只不过是崇高理想和共同志向的一个结晶……她只能成为我们前进中的加油站，鼓舞我们更好地为理想而奋斗……这是人类最纯洁，最高尚，最可靠的爱。……”（上图：古宝琳与王大宾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随着时间的推进，王大宾和我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一些较严肃的话题，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
“……到疗养院去度过我的生日，快乐和幸福。……我现在已感到不能再做个不可知论者了。从谈话中，我听到了两个设想，要我不得不做仔细的考虑，其一，无疑地，他已被卷入政治生活中去，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犯错误是不现实的。其二，假如他的病治不好怎么办？……我不是卑鄙自私的姑娘，我会永远忠于他。……我需要的是同志式的鼓舞和革命的享受，而不是商品式的交换的窃窃私语和唯利是图。只要主观上不犯错误，对此我坚信不疑。”
就在这之后，我回了一趟广州，我人还没有到广州，王大宾的信就提前到广州了。我想大宾的本意是把我们的关系公开化，起码在我们家的范围内公开化，这使我很被动。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
“妈妈在沉默中开口了，她责问我为什么要在学生时代谈恋爱，找朋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妈妈担心我受骗，说我对他（大宾）了解时间不长，并要我考验他，说他毕业后若有诚心等我，然后再考虑。……妈妈要我不要轻易表态，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难怪我回广州之前大宾说过一句话：你的家庭是不会喜欢我这样人的。”（左图：古宝琳父母与孩子在上海留影，母亲怀抱者为幼年古宝琳。））
离广州回北京之前，妈妈又跟我谈。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
“今晚爸妈和我正式谈判。谈了几点意见：①你年纪太轻，还未大学毕业，不宜谈恋爱；②对人要有长期认识过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否则有百害而无一利；③现阶段不可表态。我一言不发。看来他们同意我和大宾交朋友，但反对我们谈恋爱。”
爱情路上总会有风雨坎坷
回到北京学校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王大宾到东北汤岗子疗养院疗养，在学校，对王大宾和我的关系骤然传得沸沸扬扬了。我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老夏（志明）向我报信，说对王大宾和我的流言蜚语甚多甚广……其实对我来说，几乎已成家常便饭了。……无须暴跳如雷。生活上琐事的谣传，就应对它轻蔑得眼珠子都不转过去。”
各种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立场，就有不同的看法。东二楼的女同学们对我说：“你和王大宾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车。”“你们俩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去。”而王大宾周围的同志和战友纷纷对他说：“为了你的政治前途，你应找个政治条件好的姑娘。”“古宝琳会成为你前进的绊脚石。”等等，等等。这都是些好心人的忠告。（右图：古宝琳与王大宾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后合影。）
当然也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丑上窜下跳为我们的关系造舆论。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星期六的日记里写道：
“小陆被我的歌声引来了……她向我报告了不少消息，×××确实是伪君子、两面派的典型，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卑鄙！……我与她既无怨，又无仇，为何值得她这样不遗余力地诽谤？为了证实我和大宾的关系而到处奔波，真好笑！她班那么多对大宾的流言原来都出自于她的口。她一面在巴结，一面在拆台。她忽而散布：‘古宝琳太高傲，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岂会看得上王大宾？’忽而又公开断言：‘古是个狐狸精，想往上爬。’可惜我至今并未捞个一官半职。……”
对我们的关系，除了各种善意的或恶意的流言之外，还真有些是埋头做实事的。校内或校外都有王大宾的爱慕者，送上她们的爱慕信或照片。按照当时和王大宾一起住在北五楼上01室的我班同学刘银春的说法：“那是些落选的……”
当然，我很自信，相信大宾不会为这些诱惑动心。但有一件事，我猜大宾是动了心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王大宾到东北汤岗子疗养院疗养了三个多月，东北的××军长有意要把女儿许配给王大宾。这对大宾来说，应该是展示了一幅美丽和诱人的政治蓝图。我想大宾在东北也见过这姑娘。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充满了复杂的心情，怀着不知多少的热情，燃着熊熊的爱火，盼到了他回来，然而失望的心情强烈地冲击着我。回来后和他每次十分短暂的接触，我都感到他精神的恍惚，思想莫测。他几乎不谈自己，我也没有机会谈。……为什么？心脏剧烈地跳动夺去了我一个个不眠之夜……我突然想到了爱情的悲惨结局，不寒而颤了！”
当然，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保持了沉默。几个月以后，从东北来了×××，他不知我是大宾的女友，当我面提起了这事。这样，大宾才向我解释的。
后来不知为何王大宾依然选择了我，我没有问他。也许是我在他心中扎的根太深、太久吧。
尽管有这样一些风风雨雨，我对前途仍然是充满美好幻想的。我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星期三日记中写了首自由诗，记录下与王大宾从相识到相爱的一些心情，最后写下了豪迈的向往：
我们，
不会在几尺天井内空谈革命，
我们，
不会流连在花园里，
欣赏那红花绿荫。
我们，
胸中能装万里风云，
脚下将踏千山万岭。
我们，
不向往那高官厚禄，
只愿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李仲学之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军、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红卫兵不再风光，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随后就是毕业分配。王大宾他们高年级的同学先分配走了。王大宾本应在1966年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在学校多留了两三年。在他的要求下，终于也分配了工作，于1969年初去了四川成都地质修配厂。
一九七○年，我们年级终于结束了在河北武安地质队的劳动。虽然推迟了一年毕业，但还是值得庆贺。毕业前，在最后一天晚餐中，我们班的李仲学喝得大醉，他大骂军宣队愚蠢、无能。不少同学都劝他，拉他，怕他惹祸。我想，他是借酒吐真情，不吐不快吧。
因为王大宾已经分配到了成都，照顾我和他的关系，我也被分配到了成都。李仲学分配到陕西。他约我去游华山。我们班上被分配到西北西南的四个同学，除我以外三个男生：李仲学、丘采菱、包根源，就一起从武安乘火车到华山站。
我们用了八小时爬到华山顶上，中途还在山腰一个大岩洞里游玩。在华山顶借宿了一晚，第二天下山。华山的雄伟气概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境，令我们几个人都惊叹不已。我们不断地发出赞叹声。大家都连说可惜没有相机来保留我们的记忆。于是我们四人约定，第二年的今天，我们带着相机，重游华山，不见不散！
到了西安，李仲学要先回家，再到单位报到。我和包根源、丘采菱一起把李仲学送到车站。临别时，他再三叮嘱我：别忘了明年华山之约！
我们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到明年约定之时，李仲学就已被专案组打成了“五一六分子”，逼得他含恨弃世！
李仲学生长在陕西安康一个农村家庭，一九六四年他是穿着农村家制的粗布衣服到北京来上大学的。他说话有很浓重的陕西腔。他爱好文学，喜欢写诗作文，还爱唱歌，热爱大自然。
一九六五年，我们年级实行半工半读试点，到山东招远劳动了四个月。我和李仲学在同一个钻塔上班。我上白班，他上中班。经常在交接班时，他会偷偷递给我他写的诗。有时一天写一首，都是旧体诗，有时还填词。我很佩服他的才思如此敏捷。可惜这些诗词都没有保留下来。只是从此我也爱上了古诗词。在山东招远，我们一伙同学常去山边的水库游泳。李仲学喜欢一路走一路唱歌。他最爱唱的是“人说山西好风光”。（右图：古宝琳班上全部女生三人1969年在学校宿舍楼前留影。左起：理雪吟、古宝琳、尹秀琴。）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西安学生在陕西省委门前静坐示威，抗议省委组织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斗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北京有人组织了一火车的各校学生前去声援。这是全国第一批大规模串联的学生。李仲学约我一起随团赴西安。我们到了火车站，只见一大批中学生红卫兵把守着车站，审查每一个上车的学生，凡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都不准上车。我看见一个想挤上车的大学生还被中学生红卫兵拉下来用皮带抽打。那时“血统论”正在社会上蔓延。我一见此情景，知道自己这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肯定会被禁止上车，因此想回校去算了。李仲学拉住我说：“不要怕，我来对付他们。”
很快，两个中学生走到我们跟前大声喝问：“是不是红五类？”我不敢出声。李仲学大声回答：“都是！”于是就放我们上了车。坐下后，我还一直很害怕，唯恐有人查到我的真实身份。李仲学笑我是“胆小鬼”。事后我自己也感到很好笑，那时，到处都乱哄哄的，许多政府机关都瘫痪了，谁有功夫去查一个无名小卒的家庭出身呢？当然，这些中学生红卫兵也很幼稚可笑。
到西安后，李仲学很快就投入到声援西安学生的活动中，他做事大胆，有冲劲。后来，我跟着地院其他同学继续南下串联，他就留在西安。
串联回北京后，李仲学在地院《东方红报》做编辑工作，他曾邀我也到《东方红报》去工作，我说我不是根红苗正的出身，文章也写得不好，因此拒绝了。
李仲学是个很爱思考的人。自“王、关、戚”、“杨、余、傅”事件相继发生后，他对文革局势这样的变化感到很不理解，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幕闹剧使他心灰意冷，情绪陷入极度的低潮，他经常约我到四道口或五道口去喝啤酒，发泄他的怨气。那段时间，我班有些同学对李仲学有些闲言碎语，说他发财了，说是通过《东方红报》发的财。我没有去探究《东方红报》能否使人发财，但我更愿意选择相信李仲学。
一九六八年，李仲学要回老家探亲，临行前，他痛苦地向我倾诉了得知我和王大宾已明确关系后的失落感。我问他：你这种情绪，是在向我示威，还是在伤害自己？他没有回答。
探亲回来后，他告诉我，他结婚了。这种闪电式的结婚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他：你爱她吗？他说：不爱。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还是赌气。
李仲学是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自杀的。他受到了专案组怎样的迫害，我们不知道，但也完全可以想到。后来包根源告诉我，李仲学本想到华山去自杀，买了去华山的火车票，但被专案组从火车站抓回去了。最后他无奈选择了以触电方式自杀。可怜的李仲学，连死的方式都不能如愿。悲乎！
李仲学死了，他的苦难也结束了。我们活着的人还得承受更多的苦难。
第一次逮捕和查抄
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清晨四点多钟，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与我同宿舍的室友潘红琴睡得迷迷糊糊嘟囔了一句：“谁这么早吵醒别人！”然后又翻过身去睡了。
我匆忙穿上衣服，起床开门，进来的是王大宾，一脸的凝重，后面跟着两个人（好像是军人，记不清了）。王大宾是来向我告别的。
我心里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头一天，“三八”妇女节，厂里组织职工去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时，王大宾还跟我谈论着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最近已先后在北京被捕（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的消息。也许下一个就轮到王大宾了。不过王大宾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他说：“我没有他们做那么多事情。”
要发生的终究会发生，只是没想到发生在第二天，这么快。跟随王大宾进来的人命我把箱子打开，把属于王大宾的东西拿出来，让他们带走。当时，我的全部财产也就只有两个箱子。其中一个箱子是王大宾从中学住校的时候就跟随他的小木箱，装的是一些文革资料。这个小木箱是最近才存放在我这里的，以防王大宾会被随时抓走。另一个箱子是我父亲留洋时用的皮箱，装着我的一些衣服，衣服下面放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文革资料和信件、照片等。我告诉来者，只有这个小木箱的东西是王大宾的，皮箱里没有王大宾的东西。
于是我把小木箱打开，他们翻腾着，带去了他们认为有用的资料，很侥幸的是，他们还算客气，没有强行要我打开属于我的皮箱。
抄完了东西，王大宾要求他们到门口等着，他要跟我单独说两句话。他们犹豫着不敢决定。王大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怕什么？我又不会怎么样。”于是他们半信半疑地离开房间，站到门口等着。王大宾无非就是告诉我保重自己，照顾好他的母亲等等。没说完两句，外面就催着王大宾赶快离开。
我把王大宾送到马路边，一部吉普车停在那里，待王大宾上车后就马上开走了。不知往哪里开。
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待吉普车从我眼前消失后，我转身走回宿舍，去收拾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并擦干净跟随王大宾多年的小木箱。这时，眼泪再也忍不住扑扑地往下淌，接着就大哭起来。这时，东方已开始发白。
后来，我才听说，三月八日我们随本厂职工去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时，就一直有人在跟随和监视我们了。三月九日是吴法宪从北京派来的专机把王大宾抓回北京的。那天，由成都警备区包围了我们所住的成都地质修配厂和成都双流机场，
真是杀鸡用牛刀！如此大动干戈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可笑！
一次又一次的上书与失望
转眼就是一年过去了，王大宾没有任何消息。我忍无可忍，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我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吴德写信（并同时寄给《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敬爱的吴德同志：
原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在1969年初由驻地院的毛泽东思想军、工宣队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质修配厂劳动，到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时的分配情况，吴德同志您是知道的，因王大宾在离开北京前曾向您告别。并且，他在四川劳动中，经常提起临行前您给他的几点指示：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可是，在1971年3月9日凌晨，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到厂里来突然把王大宾带走了，王大宾的所有东西全部被抄。据说是带王大宾到北京去办学习班。可是办学习班为什么竟一年多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不但没有活动的自由，连写信和被亲人探望的自由都没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要是王大宾是一个社会的罪人，那么法律应该将他依法逮捕或依法审判，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要是组织上审查他，那么在没有定性之前，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更何况，在监狱里的犯人都能够享受探监和通信的权利。现在大宾却连监狱里的犯人都不如。敬爱的吴德同志，他们的这样做法难道符合党的政策吗？主席历来教育我们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何况对这些犯有错误的青年学生更应如此。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王大宾的下落。敬爱的吴德同志，我恳切地请求和盼望您在百忙中能抽点时间，去调查和了解一下您那还未被取消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王大宾的情况，去了解一下王大宾专案组的情况。谨此要求，别无它愿。
此致
敬礼！
王大宾未婚妻 古宝琳
在此前后，我还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教育组负责人和北京地质学院军、工宣队负责人写了信，这些信自然都是没有回音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已经得知王大宾被转移到湖北的地院“学习班”关押。我又给王大宾寄去东西，并给“学习班”负责人去信，要求去看望王大宾。没有任何答复。八月七日，我再次给那里的“学习班”负责人写了信：
湖北地院学习班负责同志：
我于7月19日给王大宾寄去的罐头与白糖，7月28日给王大宾寄去的短裤，不知王大宾收到没有？要是收到了，请来封回信，以免我挂念。
前几次我给你们去信都提到去看望王大宾的请求，不知你们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为什么至今这样久都不给我答复？任何答复，我迫切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能”或“否”的答复，并阐明原因。
当然还是没有任何答复。最可气的是，我给王大宾寄去的罐头、白糖、短裤等生活用品，“学习班”管理者也不给我一个回复，后来知道，王大宾也从没有收到过。
八月二十九日，我又给国务院秘书组去信：
国务院秘书组：
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已把我的信件转给了你处，并叫我有事直接与您处联系，因此我现在再给您处写信。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原北京地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从1971年3月份被地院弄回学校关押到现在，他被剥夺了人身权利和行动自由，一年半来这种政治摧残，严重地损害了王大宾的身心健康，现在，王大宾只能用注射葡萄糖来维持他那虚弱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他的未婚妻，多次要求去探望他，但都被无理拒绝。为什么这种最基本的人道都不给我们呢？
国务院秘书组：主席对于那些参与了林贼政变阴谋、上了贼船的人还是抱着耐心帮助教育和团结的态度，而地院对这些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喝了几口水的青年学生却采取这种态度，这哪里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呢？列宁说过：上帝是允许年青人犯错误的。主席在1967年7月28日召见他们五个学生代表中也说过，年青人总是会干点好事，也干点坏事。不管他们有多大错误，我还是要保他们（指五个学生代表）的，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多少老干部都在风浪中喝了水，何况是这些还没出校门，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呢？
国务院秘书组：对这些犯错误的青年学生这样久地剥夺行动自由，我认为是直接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迫切地要求你们能派人去了解一下王大宾专案组的工作情况，并请你们向王大宾专案组转达我希望去探望王大宾的强烈要求。
可想而知，这些信都没有任何人理睬。
前往江陵闯禁区
一九七三年一月，我突然收到地院黄振群从湖北江陵寄来的一封短信，告诉我，地院自林彪事件出来后，人心已乱，大部分被监禁在江陵的老师和干部都陆续跑回了北京。王大宾被监禁在江陵五普地质队。
这是自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王大宾被吴法宪派来的专机抓到北京后，我第一次知道他的确切下落。这封信无疑是一颗起死回生的灵芝草，使我那压抑、沉闷和绝望的生活重新燃起一丝希望。
我立刻开始筹划赴江陵。我知道地院是不会同意我去探望王大宾的。一九七二年八月，我曾通过组织要求看望他，地院回电说：“王大宾没重病不必探望。”所以我要见他，不可能通过正式渠道。
我写信给在藏北工作的我班同学丘采菱，寻求他的帮助。丘采菱立即回信，说陪我到江陵。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工作在江陵地矿部综合大队的我班同学张寄良，要求他先到江陵五普，秘密探明王大宾被关押的具体地点，
一九七三年二月，丘采菱从西藏坐了一个星期的汽车到达成都，然后陪我从重庆坐轮船到达湖北沙市。到沙市后，丘采菱先去把张寄良找到沙市我们下榻的小旅馆，张寄良画了一张五普的地形草图，说王大宾被关押在左边最后一排房子的最后一间，二十四小时有值班士兵轮流看守。张寄良要我记住方位后，马上把草图烧掉，以免惹麻烦。然后，张寄良从沙市把我送到江陵五普的门口。
那天，冷风嗖嗖，我穿着在北京买的处理的旧军大衣，戴上大口罩，肩上背着地院的地质包，里面装的都是带给王大宾的食品：奶粉、罐头等。
走进了五普，真有“风萧萧，易水寒”的一片凄凉景象。已没有几户人家在那里居住了。我按照记忆中草图上指引的路线，急急走到五普左面房子的最后一排，那里有一个士兵在值班，他低着头在专心地做木工活。当我走过他身旁时，他稍微偏了偏头，大约只看到我的军大衣，以为是他的战友吧，便又继续低头干活。我侥幸得心像要跳出胸膛，我不敢再回头看他，怕他发现我是生人，只顾赶紧向前找到最后一间房子。
我轻轻叫了两声“大宾”，无人应声，再看看这几间房子，全是上了锁的。我心一惊：糟了，他们知道我要来，已把王大宾转移到别处去了！一股冷气，从心里一直凉到脚后跟……
我绝望地站在那里大喊：“王大宾！”
应声从中间的一间房子冲出了王大宾，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骨瘦如柴。这时，正在前面做木工的士兵也转身冲过来，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地院军管会特设的监狱，是禁区，不经批准是不准进入的。难怪张寄良无法探听到王大宾的确切关押房间。
虽是禁区，但我已经进入，我干脆走进王大宾的房间坐下，赖着不走了。
值班的士兵怒冲冲地命令我跟他到办公室去见他的领导。我想，这是他的调虎离山计，我如果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见王大宾了。于是我问他：“我不是地院的员工，为什么要去见你的领导？我是王大宾的未婚妻，来看看他。”
单纯的士兵憋红了脸也回答不出“为什么”，急得快步跑去汇报这突发事件了。这时，我急忙把带来的食品和日用品交给大宾，因为多次通过组织寄给他的食品，地院都没有交给他。
我看还有时间，就赶快简单地描述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外面发生的各种变化。我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在这里坚持坐着不走，军管会会把我怎样？他们要是把我强行拖出去，难道我需要使出女人最后一招：躺在地上，跺着脚，哭着撒泼？
不过，地院军管会决策人还没这样做。五分钟以后，来了一位不知什么级别的军人，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一间房子，并准备了被盖和脸盆。”我回答说：“晚上我会过去。”没有感谢他们的盛情。
晚饭时间到了。通常，王大宾的三餐都是值班士兵去买，现在我来了，我的饭不可能也由士兵来“伺候”吧？王大宾说带我到食堂去买饭。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外面值班的士兵竟没有反对。于是，我和王大宾拿着饭盒走在前面，两个士兵跟在后面，到了食堂。
一进去，所有的人和食堂的大师傅都变得鸦雀无声，默默地看着我们。我想，他们肯定猜出了我是谁。所看到的这种奇特的情景会使人浮想联翩：是王大宾多了点自由，还是古宝琳少了点自由？
晚上，王大宾送我到军管会为我准备的房间——当然，后面依然跟着两个士兵。二月的江陵，潮湿而又寒冷。他们走了以后，我一人留在冰冷的房子里。不知是因为对黑夜的恐惧还是对处境缺乏安全感，我不由得直打冷颤。哪怕把薄棉袄紧紧地裹着身躯也无济于事。当晚，我整夜未眠，窗外的寒风透过破旧的玻璃直往屋里灌。快要掉下来的门栓随着薄门板一起被风吹得“梆梆”作响。漆黑的夜，不时传来一声声狗叫，我反复地想，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老师、干部、学生被关押，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人精神饱受非人的折磨，有多少冤魂回荡在这漆黑的夜空……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像王大宾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难道需要军队二十四小时轮班监守？记得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北京派专机到成都抓王大宾回京时，成都警备区把成都地质修配厂和成都双流机场包围得水泄不通。这种大阵仗是用来对付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可笑的是，这个青年还尽心尽力地想去效忠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二十四年的红色政权为何显得如此虚弱？
我又一次撬锁
第二天天亮时，一夜的恐怖，寒冷，遐想，也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我拿起简单的行李，离开这房子，决定不再回来住。
回到五普，我拿着碗到食堂买早餐，寻觅着我曾认识的人，可惜没有。事实上，在地院我认识的人很少。胆小、腼腆的性格，加上非红五类出身的自卑感，使我任何时候都是低调行事。食堂大师傅见我一人进去，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并到厨房里拿出最热的馒头来给我，我很感激地看着他，只想落泪。是的，在艰难困境中，哪怕有人给你一个鼓励的眼神，也会使你感激涕零的。
我端着碗，拿着馒头，向王大宾的房子走去。经过食堂的后面，看见一堆煤，旁边还有一个独轮小车和铁锹，是食堂备用的。真是天助我也！这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除了被关押的“罪人”，每户留守的人都生着炉火。
一吃完早餐，我就跑到食堂后面，毫不犹豫地拿起铁锹，把煤一锹锹地铲到独轮车里，我压根就没去考虑应不应该这样做，只知道：要生存。我等待着谁来干涉我，可竟然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叫偷，就叫抢吧。我推着一小车煤，歪歪扭扭地沿着小路推到王大宾房间前的空地上。幸好独轮车在路途中没歪倒。我在读小学时，大炼钢铁浪潮中，曾推过独轮小车。这点小技术竟用在今天偷煤上了。接着，我用小车又去运了些黄泥土，王大宾就开始在门前做起了煤饼。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很熟悉。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已争到了在户外活动的自由。之前，他是一直被禁止跨出户外一步的，哪怕是买饭都不行。
很快，王大宾房间炉子的火生起来了。在原始社会，火的发明使人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而现在，有了火，不但带来温暖，还将使生活大大改善。
我准备到附近寻找商店，想购买些锅盆什物。还没走出五普的大门，看见一个房子的门口站着一位妇女，向我不断地招手，仔细一看，是老崔，探工系党总支书记李一鸣的妻子。我高兴极了，终于见到一个我认识的人！我环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人在跟踪我后，快步向她走去。老崔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太好了，你来了，大宾就有救了。我一直站在门口等你经过……”站在一旁的李一鸣也不断地擦眼泪。这几年，大家所经历的痛苦、辛酸和磨难，都不知如何互相倾诉。但我不敢久留，害怕牵连他们。离开前，老崔给了我一篮鸡蛋，还有一个小锅。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买米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糖要糖票……主要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应。在江陵，我们没有户口，也不可能有购物票。只有自由市场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老崔告诉了我这个重要信息。
我匆匆地离开了老崔家，高高兴兴地提着鸡蛋回到了大宾房间。一进门，值班的士兵见我这么快就提着鸡蛋回来，愤怒而无奈。他当然知道我并没有出五普的大门。也许是因为我串来串去，使他们失去了隔离王大宾的意义而愤怒吧？
下一步要解决我自己的住宿问题。我已下决心不再回昨晚那里住，太远而且没有安全感。王大宾告诉我，隔壁房子的主人已走，不知道回来否。我立刻跑到隔壁房前，透过小玻璃窗向里张望：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上面放着一卷铺盖，一张旧书桌，上面放着几本满是灰尘的书，还有一把旧椅子，门上吊着一个小锁。看来主人离开这里已经多日。我征求王大宾的意见，准备撬开这个小锁。我想，江陵五普只是军管会把地院部分员工赶到这里临时居住的“集中营”，不会有什么私人财产。况且，如果隔壁的主人回来住，我会立刻把房子还给他并向他道歉。就这样，小锁被轻而易举地撬开了，我搬了进去。
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一九七二年在成都地质修配厂发生的撬锁风波还历历在目。
一九七二年初，成都地质修配厂为配合地院的抓“五一六”运动，专门为我开设了“学习班”，目的是迫我认罪并揭发王大宾和其他地院人的“罪行”。他们为了打击我的气焰，孤立我，便勒令我从四楼搬到一楼，与一个抓“五一六”积极分子住在一起，这样军管会就可随时掌握我的动态。我拒绝了，因他们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这样僵持了两个星期。一天我正在上班，军管会副主任带了两个工人，撬开了我住房间的门锁，把我的所有物品从四楼搬到一楼他们安排的房间。四楼我原住的房间，他们马上借给了一个来探亲的家属。如此侵犯人权和尊严的举动竟发生在“人民的子弟兵”身上，我怒不可遏，但沉默了三个星期，等待那位来探亲的职工家属离去后，我又把四楼房间的门锁撬开，把我的个人物品搬回了四楼。厂军管会勒令我为撬锁行为向全厂职工做检查，我同意做检查，但有一先决条件：军管会副主任必须先做检查。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最后此事就不了了之。我依然住在四楼。这就是成都地修厂人人皆知的撬锁风波。
如今在江陵，我又撬了一次门锁，不知是否有人会要求我做检讨呢？
见到被囚禁的李贵
住下后，就真有打持久战的样子了。我经常跑到江陵自由市场买鱼、蛋、菜等回来做饭，也不时从老崔或其他老师处拿回来一些饺子、馒头之类的食品，地矿部综合大队的张寄良，也帮我们收集到一点油票。这样我们就过起美滋滋的小日子来了。只不过是屋里总有看守的士兵。依然是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
开始我确实难以适应这种天天被看守、被监视、没有自由的生活，说话小心翼翼，只能说冠冕堂皇的“革命”话，这种空气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可是，慢慢地习惯了，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逐渐能旁若无人，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我很想气走这些士兵，于是从记忆中找些有趣的事情来谈笑风生，故意谈些社会上的八卦新闻，这种状况是让值班的士兵最尴尬的，他们既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也不愿坐在那里近距离地面对我们这对未婚男女的嬉笑和眉来眼去。
逐渐地，值班的士兵不愿呆在屋里，撤退到王大宾的门口值班了。当然，这种值班的形式肯定是经过他们的领导批准的。
到江陵几天后，我才知道老李贵也被关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原来我还以为这排房中，除王大宾的房间和我住的房间外，其他都是空的。而我进进出出都要经过李贵房间的门口，可我竟然不知道有人被关押在那里！他们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一旦知道了，我就故意经过他的门口，来来回回，看能不能看到他。但门始终是关着的，没有任何声音和动静。一次，我经过李贵门前，忍不住大声说：“老李贵，到外面来晒晒太阳吧！”依然没有动静。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李贵撑着拐杖，依在门口，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一看见我，很惊讶，我跟他说：“我去给你拿些鸡蛋……”
他连说：“不，不……”他像急着要跟我说什么话，可能害怕没有机会了。我赶忙走到他跟前，等待着他要告诉我些什么，或要我转告什么给他的家人。但没有。他只是用颤抖的手艰难地从口袋摸出一张照片给我看，说是他的孙子。我鼻子一酸……也许这个小孙子是他生活在这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是这个小孙子令他支撑到今天。
这个曾经受人崇敬的老长工，老干部，老党员，被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党置于如此惨境，悲乎！
王大宾发酒疯
有一天，不知是什么日子——当时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好像都没有特别的意义，因此也不会去注意什么日子——我们炖了一只鸡，我还去买了一瓶白酒，晚上，我们坐在炉子旁边，一边吃饭，一边喝酒。对于一个关押了近两年的人来说，是难得的享受了。王大宾百感交集，多喝了两杯，就开始发酒疯。他挥舞着拳头，哭着，骂着：“狗日的，说我反毛主席，你们他妈的才反毛主席呢！”“说我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们军管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们关押了几百教职员工，你们是真正的反革命！”“朱恩贵，你这个王八蛋！……”
他越骂越起劲，像要把这几年的委屈和愤怒骂个够。我劝也劝不住，拉也拉不了，拼命用手去捂他的嘴，怕他酒后口无遮拦，惹出更大的祸，但无济于事。我哭着求他安静下来，他根本就像没听见，还拿起椅子向门口砸。门口值班的士兵不知是听见闹声跑了，还是去汇报王大宾的“酒后真言”了。我无法知道，只是担心这一骂，使他罪上加罪。
这一闹，惊动了沉闷安静得像一片荒地的江陵五普，有几个好心人大着胆子来到王大宾的门前，有人还拿来了醋，并劝我给王大宾喝些醋，说可以醒酒。我想这些善良的地院职工从来没有踏进这个被军管会用来关押“犯人”的禁区，不管他们在江陵五普住了多长时间。
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买酒了。
王大宾杀狗
一天，我兴奋地从外面跑进大宾的房间，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门口已经没有大兵在值班了，他们撤退到这排房子的进口处了！
这意味着，这又进一步扩大了王大宾活动的空间。自由的空气对人来说是多么可贵！难怪古今中外多少志士仁人为“自由”二字前仆后继战斗，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就在这之后的一天，我们正准备做饭，看见一条狗在门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去。我们猜测：它是家狗还是野狗，是在寻找食物还是寻找主人？不得而知。再一想，江陵五普这里没有常住人口，应该不会有人养狗。王大宾提议，不如杀掉它。那种想吃肉的饥饿感在我们腹中升腾。我也同意，但顾虑重重：它要是有主人怎么办？它要是叫起来被人听到怎么办？要是……但又想，困难时期，饥肠辘辘的人们为填饱肚子去偷食物，不叫偷，叫为生存而斗争。现在我们也没有肉票可以去买肉，再说狗是自己送上门的。马上动手！再犹豫狗就跑了。
于是乎，半小时刚过，这条可怜的狗就已经下锅了。
当时，我心虚地站在门口“望风”。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王大宾是怎样使那条狗一声不响地被勒死，又怎样迅速地扒掉狗皮，把狗剖开下锅的。他做这件事内行得使我惊讶：干净、利落。总之，这条狗的肉让我们饱餐了一个星期。
这是王大宾被关押以来最开胃的时候，只是那一阵子，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看到有人走到附近就猜想是否在找寻失落的狗；吃狗肉时，我猜想这狗肉的香味会不会传到狗主人的鼻子里去……真是做贼心虚。时隔几十年，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愧对狗的主人——如果这狗真有主人的话。
有“保镖”跟随的城墙散步
不知又过了多少天或多少个星期，虽然我们为王大宾争取到了一丁点的自由，毕竟生活得苦闷、压抑。漫长的等待，国家动荡，个人前途无望，想为这批怀有忠于领袖的政治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平反，真是遥遥无期。在那个没有人敢说真话的年代，没有事实，更没有历史真相，唯有小道消息和谣言弥漫了整个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那种背景之下，连高官权贵都是朝不保夕，更何况这批只在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几个月的青年学生呢！
就在这无望的苦恼等待中，我们又意外地发现在这房子的进口处守卫的士兵消失了！
这又给了我们一丝新的希望。我们开始尝试走出五普的大门。尽管没有人允许王大宾这样做。
一天，阳光普照，晒太阳和散步是我们最好的借口。我们偷偷地走出五普的大门，没有人来阻拦！
兴奋的心咚咚直跳，走出大门十几米，发现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已有两个士兵紧跟着，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过我们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走向江陵的城墙。
江陵是我见过保留着最完整城墙的古城——除了有一个缺口之外。沿着古城墙上面的路可以绕着江陵走一圈。我们就沿着城墙散步了约两小时回到五普。对于王大宾来说，近两年的关押和非人能承受的精神压力已把他折磨得虚弱不堪。这种晒太阳能有效地帮助他恢复体质。
自此以后，只要天气晴朗，我们都到城墙散步。后面紧跟着“尾巴”。开始是两个“尾巴”，后来可能看到我们确实构不成任何威胁，就换成了一个。这是一幅很滑稽的图像：前面走着一对青年男女，后面跟着士兵做“保镖”。如果有人看见这情景，不知会有何感想？可惜，没有人会看见。那个时代的江陵，贫穷、闭塞而又安宁，像西安一样到处散发着木乃伊的气味。加上人们忙于生计，忙于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斗争，没有人有闲暇去欣赏古城墙上的“游客”。
在古城墙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忧国，忧民，忧自己。我告诉王大宾，去年（一九七二年）我写了无数的信给国务院秘书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给吴德，给北京市委，给地院，给中央文革小组，给周总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件一件事情的发生，一批一批高官的落马，接下来是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这一切使人摸不着头脑，理不清头绪。在这动荡的形势下，有谁会顾及到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和安危呢？我们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别人的拘禁和管制，何况这种貌似理所当然的跟踪和监视？我们渴望能甩掉这个“尾巴”，哪怕是获得短暂心灵上的安宁和满足。因此，有时我们中途会走下城墙，到一间小饭店去用餐，用餐时，“尾巴”仍然会耐心地等待我们用完餐，继续跟随。可怜的士兵！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尽忠职守。
后来，我们又想出了新招：看电影。那时，全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电影可看。于是，上午我趁买菜之机到江陵电影院去预先买好电影票，下午我和王大宾散步到江陵，路过电影院，我们进去了，留下目瞪口呆的士兵在外面。我真担心他会在外面坚守岗位等上两个小时。幸好没有。这一招确实有效。看了两次电影之后，再也没有士兵跟着我们外出了。
高元贵为我写证明
一九七三年某月，高元贵院长来到江陵，听说这是高院长恢复工作以来第一次到江陵。在江陵，高院长接见了我，他问及王大宾的身体状况，也问到了我的情况。当然，我很焦急地向他问到了我最关心的问题：王大宾还要关押多久？高院长对此深思不语。我便清楚：王大宾案是高元贵院长所不能左右和决定的。
高院长知道我到江陵已好几个月了，问我有什么困难。这时，我才猛然想到回单位如何处理我离职几个月的事情。高院长那全面、周密的思维令我惊叹不已。在江陵的几个月，我从来没有去考虑会不会丢掉工作，会不会失去生活来源，今后如何生存……什么都不考虑，不知是幼稚、单纯还是愚昧。总之是我从“大锅饭”中获得的最大好处了。
后来，高院长为我写了证明给我的工作单位成都地质修配厂，证明我这段时间留在江陵是事出有因，由于这封信，成都厂里才没有停发我的工资。
那个时代，大家都很贫穷，对“钱”的概念模糊而又淡泊。不像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人们富裕了，有钱了，钱反而成为人们明确而又坚定的追求目标。也许应该因果倒置：人们明确而又坚定地追求钱，才会变得富裕。
携王大宾“潜逃回川”
没有值班士兵跟踪和监视我们外出了，是否整个形势趋向更好了呢？是否会慢慢结束对王大宾的关押呢？我们开始在幻想，希望，等待。但像以往一样：希望→失望→绝望→又希望→又失望→又绝望……永远在循环。
我们已没有耐心只限于去走江陵的城墙了。
何不再走远些呢？回四川吧，我向王大宾提议。
他沉默了。他还不敢奢望。说实话，王大宾早就想去看望他的老母亲，回去看望那些日夜关心他而且被他株连的父老乡亲。我继续鼓动他，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他终于下决心了：走！
我们开始行动。首先，我到沙市去买船票。那时，从沙市到重庆的轮船东方红号是一星期只有两班，提前三天预售票。买到船票回去后，我们很快就把行李装成一小袋，尽量减小目标，并可随时带走。
三天等待的时间太漫长，我们既兴奋，又紧张。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上船的那天终于到了。提前三小时，我们拿着一小包行李，向五普的大门走去。准备坐公共汽车到沙市码头。这时，一个军官（不是士兵）飞快地跑来追上我们，并大声警告：“王大宾，你不能走！你要走了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大宾站在那里愣住了，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我便冷笑说：“还能有什么后果？现在我们除去脑袋之外还能再失去什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决定不回头。王大宾便对那军官说：“后果我自己负！”
就这样，我们到沙市码头，登上了东方轮船。当船离开沙市码头时，王大宾一直站在船尾，望着沙市和江陵。这片曾给他带来屈辱和绝望的土地。明天，不知道还有什么命运在前头等待着他。
当然，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在江陵的关押，只是他今后长达八年牢狱之灾的前奏曲而已。
陪王大宾回乡探母
我和王大宾一起离开江陵，从沙市乘坐轮船到重庆，再转火车从重庆到成都。据后来所知，我们还没有到成都，地院军宣队和湖北省委已经发电报到成都，内容是：“王大宾已潜逃回川。”
回成都后，我们仅休息了两三天，就马上起程到王大宾的家乡四川德昌，去看望他的老母亲，还有那些由于抓“五一六”运动而被牵连受罪的乡亲父老，我们不敢奢望有多少时间，哪怕有仅仅一天的时间也心满意足了。起码可以了却王大宾的一桩心愿。只要追兵不马上把王大宾押回江陵，只要王大宾能看到他母亲一眼。
不过还好，我们在德昌县和王大宾生长的山村停留了近一个星期。
那些曾经看着王大宾长大成人的乡亲父老们，看到我们回去，无不激动感慨得落泪，和王大宾的母亲一样，大家都老泪纵横地询问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王大宾的大起大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很难解释得清楚当时的处境。更不用说这边远山区的农民了。
不管怎样，亲人们能团聚，能见面，就已是在享受天伦之乐了。况且，看到这贫穷的山区，已在不断地改变，山上的村子里，已经安装上了电灯。一九七二年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已在悄悄地改变，政策变得松动了，农村也开始多种经营，使农民逐渐解决温饱问题。
想起一九七○年我第一次来到这边远山区，它给我留下永世难忘的深刻印象，从德昌县乘坐一天只有两班的长途公共汽车，来到山脚下，然后徒步上山，约四十分钟。王大宾家的老屋就在山腰上，屋前屋后草木郁郁葱葱，老屋的后面流过一道山泉，没有被污染的泉水清凉甘甜，这就是这个村子的食用水源，我当时还逞强地用水桶去挑泉水回来做饭呢，以显示一下大城市的姑娘也能干粗活。
从山腰的村子往上走到山顶，就是彝族的村寨。一次王大宾和我一起爬上山顶，随便走进彝族村寨中的一个家庭，只是为了好奇，我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走进矮屋子，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家具，没有床，地上摆着竹子编的垫子，大概就是床了。炉灶上放着一口大铁锅，正在煮着猪食。门口的外墙上挂满了萝卜，大概这是他们主要的食物了。屋里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还有他的母亲。一见我们进来，母亲高兴得要马上去捞起猪食，为我们做饭。我们说马上就要离开。然后王大宾递了一根香烟给男孩子，他高兴得跳起来，并立刻到烤火盆边徒手拿起一小块烧红的炭给王大宾点烟，这举动吓了我一大跳，难道他的手就不是肉长的？再仔细一看，这男孩手上长着厚厚的茧，是从小劳作磨出来的。难怪不怕烫。我心想，中国的农村不知有多少这样从小操劳而无法受到教育的孩子。他们活着只是为了生存。
不用说山顶上的彝族山寨了，像王大宾老家这样边远山区也是很贫穷的。冬天王大宾的小弟弟春祥去放羊，只是穿着一件像硬壳一样的羊皮袄，是那种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制作的破羊皮，不知如何能抵御风寒。也许，全靠山区太阳的热量来取暖吧。幸好，德昌的太阳离地面特别近，连太阳也对这些贫穷山区的农民有一种厚爱。只是太阳一下山，热量就消失了，大家就烧起柴火，围着火炉取暖，否则他们那些单薄的衣裳如何能度过寒冬！反正山上到处都是树林，不怕没柴烧。只怕懒。我想，城里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到野外露营，多半就是羡慕这种近乎原始的浪漫情调吧。
那确是令人一生难以忘怀的黄昏和晚上。亲人们围着火炉聊天，嗑葵瓜子，说笑话，讲故事，谈天说地，烤地瓜，烤土豆……多温馨，多热闹！这是真正的天伦之乐。亲友们请我们吃饭，看着他们“磨刀霍霍向猪羊”，吃饭时喝的是大碗酒，吃的是大块肉，使我觉得像是回到了武松那个时代。这里的农民就像大自然一样的纯朴、憨厚、好客，这是在喧嚣的大城市所难于寻觅到的。当然，这里交通不便，闭塞，贫穷，缺医少药，甚至没有电，没有灯，晚上一离开火炉，到处就是一片漆黑。到卫生间还要点燃松明照路。松明是一种极易燃的木材，用火柴就能把它点燃，拿着一根松明照路，就像拿着一根小火炬。
我在地院文化大革命“逍遥”期学到的针灸技术，在这个边远的山区还真的派上了用场，看到我能用一根小小的针为别人解除病痛，我还真后悔为何当初不听我父亲的劝告去学医，而自作主张跑去学地质呢。
如今，一九七三年，文革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这个边远的山区也被文革的烈火燃烧了七年，尤其是它是王大宾的故乡。人怕出名猪怕壮，王大宾在文革中的大起大落震撼着这个曾沉睡的山村，现在人们的思想和关系变得复杂了。尽管招待我们的仍然是大碗酒大块肉，但掩饰不了乡亲们困惑的神情。
我们的婚礼和监视下的“蜜月”
在德昌度过不到一星期，我们回到了成都。在成都，我们尚未发现有任何人来为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灵机一动：结婚吧！
于是，我们跑到八里庄街道办事处（还是派出所？）去登记，办事员听说我们要登记结婚，愣了一下，看着我们。当时我想：糟了，他肯定要找我们麻烦。王大宾被隔离审查，在四川，在成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正在隔离审查的人怎么能结婚呢？
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个小伙子接着一笑，就给我们盖了章，红色的章，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请示他的上级。这已经意味着批准我们结婚了。可没想到这么简单，这么顺利。一旦顺利反而觉得奇怪了。也许，被隔离审查者禁止结婚还没来得及列入他的工作条例？也许，他很同情我们这些年的遭遇？也许，他也是造反派？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些“也许”。
几天以后，我们买了5斤（还是10斤？）糖果，这是我们结婚的唯一筹备工作。然后，我们就在那十四平方米的单间房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我们没有发请柬，当时也没有任何通讯设施可通知大家，可前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同学、同事挤满了小屋和屋前长长的走廊，消息不胫而走，很多朋友是不请自来的。笑声和祝福声响彻了小小的成都修配厂沉闷的夜空……人们是在真诚地祝福这对六、七年风雨同舟历尽磨难的青年终成眷属。
当夜，慢慢地恢复了宁静，王大宾和我都在感叹，这一切好像是在梦幻之中，只是不知道明天又将发生什么……（下图：古宝琳与王大宾结婚照。）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一早，我们刚起床，就来了两位“客人”——地院军宣队和湖北省委宣传部的。
我很清楚他们是为何而来。我马上端出果盘，请他们吃喜糖，来者都是客嘛。他们向王大宾传达了明确的指令：马上离川回湖北！
我提出了抗议：我们是新婚，哪怕不给我们度蜜月，起码也应该给我们度蜜周的时间吧？最后他们同意我可以随同王大宾到武汉一周。
于是，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王大宾又被押回湖北武汉，伴随同行的是新婚的妻子我。在武汉地质学校，我和王大宾在监视下度过了十天左右的“蜜月”。
然后，我从武汉回广州去探望我的父母亲。
父母为我操碎了心
虽然我结婚了，可我没征得父母的同意，也没有得到父母给我的祝福。这是使我感到很伤心的。尤其使我最伤心的是，由于我不听父母的劝告，生气的父母很久很久都没有写信给我了。
从王大宾红极一时的时候开始，父母亲就反对我和王大宾的关系，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去选择一条风险难料的人生道路。他们更不愿意看到我被卷入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之中。
父亲年轻时留学东欧，一九四九年被蒋介石列入迁往台湾的高科技人员名单，但战乱中晚到的通知书耽误了他的行程，后来留在大陆，成为永远被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母亲年轻时曾参加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后方医院当政治训导员。再加上父母亲的家庭在中共执政初期都被划成了“地主”成份。由于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使他们一直战战兢兢地度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他们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充当“暴风雨中的海燕”，况且我有一个出色的堂哥哥已经在文革初期被打成“苏修特务”而自杀身亡。
而现在，我已结婚，而且嫁给一个被抛上政治浪尖的人，一个正在隔离审查，被关押着的人，况且不知何年何月能结束这种政治厄运。我如何向父母亲解释我的这种选择？父母亲怎样来接受这个已成事实的婚姻？
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广州。
回到家，我硬着头皮把结婚的消息告诉了父母亲，父母亲都没有感到惊讶。只是看着我沉默了许久，许久。最后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明知道是火坑，你偏要往里跳，你自己去承受一切后果吧。”
是的，我是应该自己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但是话虽这么说，以后那些年，我父母亲仍然为我承受了许多后果，他们为我操碎了心，经济上支持我，为我们扶养女儿，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帮着我带孩子，最主要的是，都日夜担心着我的安危，提心吊胆地害怕我像我堂哥哥那样受不了外界的压力而去寻短见。我父亲有心脏病，后来连看报纸的勇气都没有了。一九八二年，还没有等到女婿王大宾出狱，父亲就死于心肌梗塞。
到广州没有多久，我知道我已经怀孕。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压力，使我出现了先兆流产。母亲坚持留我在广州休息，经过三个月的卧床保胎调养之后，我才从广州返回成都。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诞下一个女儿，起名古弋。
第二次逮捕与抄家
折腾多年，地院军宣队想给王大宾加的“五一六分子”罪名始终加不上，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审查也就不了了之。但仍没有给他作出应有的结论，只是让他在武汉地院和地质学校劳动。他仍然有家不能归。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朋友，钳工车间的龙万治急匆匆地拿着当天的《参考消息》来告诉我，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已正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
我一看《参考消息》，逮捕的时间是两天前。我马上警觉到，也许像上次那样，现已有人在监视跟踪我了。于是我叫龙万治赶快离开我家，不要让他受到牵连。于是，龙万治匆匆走了。
这一整天，我关起家门，清理和销毁了很多文革时期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包括很多中央首长与王大宾一起的照片，一起开会的照片，还有一些信件，一些重要的文革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一九七○年王大宾被抓走时，放在我的皮箱里幸存下来的。那个年代，我已无法弄清党内的路线和派系，也无法判别谁是谁非，因此无法去判断这些资料被抄走对王大宾是福还是祸。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来保存这些资料，此时所有东西都不宜带出这个房子，谁能保证外面没有眼线？
当时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很清楚，这些都是极宝贵的历史资料，为对历史负责，就应保存它们。不管它们是好是坏，是黑是白，是对是错，终究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可退一步又想，历史为何不对我们负责呢？仅参加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就被批判、审查、关押了七、八年，现在还要被正式逮捕……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女儿都四岁了，痛苦的精神折磨永无休止，自己都无法自保，又谈何去承担历史责任呢？于是，我心一狠，把资料全烧了！就烧在我家唯一的下水沟。为了不发出烟味，我不断用水冲到下水沟。就这样，宝贵的历史资料被烧成灰烬，冲到了污水沟里。唯有一封邓颖超写给王大宾的信，我保留了下来。
后来，每每想起我亲手销毁的那些资料，我就后悔不已，觉得自己太短视了。尤其是今天，地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为了还原一个地院文革的真实历史，呕心沥血地到处奔走，收集各种资料，写回忆录……我就更为我毁掉那些资料而痛心和自责了。可是，当时我又能怎么办？
烧资料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几个人到我家来抄家，他们向我宣布王大宾已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当时我不知他们是来自北京，来自湖北，还是来自哪里，反正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的抄家可没有上次那样客气，他们把我们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大的家翻了个底朝天。这些年来，我已被磨练得麻木了，既没有火，也没有气，可看着他们抄家翻东西如此不客气，我也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们：“你们到底想要找什么？”其中一人可能是他们的小头目，见我话中带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个小小的家让他们抄了几个小时，仔细得连针都能翻出来。楼下围满了好奇的看热闹的群众，热闹得像四年前我们结婚时一样。不同的只是四年前是喜事，这次是祸事。
最后，他们带走了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资料。但我相信，里面不会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了。只有邓颖超给王大宾的信是我自己交给他们的，我想，也许这封信可以洗刷说王大宾“反对周总理”的罪名吧？
那封信是在1967年8月，北京出现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之后，当时正在小汤山医院治病的王大宾写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邓颖超的回信曾在地院革委会向大家传达，内容是：
王大宾同志：
你八月十四日给我们的信已收到了。
你在病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对我们都很关心，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希望你利用这次疗养机会，好好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战斗岗位。
特此专复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邓颖超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天晓得这封信有没有作用。也许，任何证据都不可能改变他们已被政治需要确定的命运，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都需要他们去坐牢。只要不把牢底坐穿就好。
带着女儿探监碰壁
一九七八年冬，我带着四岁的女儿到武汉探望王大宾。
我们从成都经过郑州转车到武汉。当然，那个年代，哪怕是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也都是硬坐。没有人敢有坐软卧的奢望。一是没有钱，二是买不到卧铺票。
经过三天三夜的路程，火车快要到达武汉，车厢里响起了广播：“武昌站快到了，请下车的旅客准备下车。”我女儿听到是武昌站，高兴得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得满脸通红，笑着叫着：“我爸爸就在武汉！”“武汉到了，武汉是我爸爸住的地方！”
火车慢慢地靠着站台停下来。女儿根本没顾着下车，只是透过玻璃窗到处寻找站台上的爸爸。尽管她不知存有几分对爸爸的回忆。我带着她下车后，她就像脱缰的小野马在站台上乱窜，到处寻找她的爸爸。好不容易把她抓住，牵扯着她走出站台，她不断地发问：“爸爸为什么没来接我？”“我爸爸不是在武汉吗？”“你不是说带我到武汉看爸爸吗？”“为什么？为什么？……”
她的话一刀一刀地刺割着我的心。淌着血的心紧缩着，我一言不发。我能说什么呢？女儿才四岁。她当时那失望的眼神和委屈得想哭的样子，至今几十年了，我还记忆犹新。
自此，我不再经常向她提及她的爸爸了。我不想让她那幼小的心灵再失望和受伤。（下图：女儿3岁时留影。）
在火车站我寄存了行李，带上给大宾的日用品和食物，牵扯着女儿，按照地图的指引往民主路走去。自王大宾在武汉被正式逮捕后，我所知道的联系地址就是武昌民主路415号。写信和寄东西全是通过这个地址。
那天，武汉刚下过一场大雪，不知这雪已经下了几天，路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厚，我女儿迈着艰难的步子，才没走多远，脚上的棉鞋就湿了。她说脚很冷，不愿意再走了。当时我又不可能有备用的鞋子，附近又没有任何卖鞋的商店，我只有背着她。她穿着一件我给她缝制的厚棉大衣，背在背上，像个大包袱，越走越重。
路越走越长。民主路怎么这么长？我一个个门号数着，数着……不知当时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天真、愚蠢而又奇怪的幻想：这条路两边看上去都是民房，不应该有监狱或看守所吧？也许，王大宾不是在监牢，而是像在江陵那样，隔离关押而已。要是这样，我们应该能看到他。
当门牌号数到接近我写信来的那个号数时，街边的民房突然中断了，出现了一个凹进去的空地，空地后面就是：高墙，电网！
我两腿一发软，跪倒在地上。女儿从我背上滚到雪地里，在雪地里女儿还一个劲地内疚：“妈妈，是不是我太重了，把你压倒了？”“妈妈，我听话了，我自己走吧。”“妈妈，你跌得痛不痛？让我来背你吧。”……
到了看守所门口，我要求看望王大宾，值班室士兵去请示。女儿和我站在门口的雪地里等待回话。开始，女儿很高兴，看到门口站着带枪的士兵。电影里，带枪的解放军都是英雄，所以女儿笑着跑去跟他们打招呼，被大声呵斥：“走开！”士兵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把女儿吓哭了。我愤怒地朝那士兵嚷嚷：“她还是个孩子，何罪之有？值得你这么凶？”那士兵轻蔑而又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
那一声，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是的，我们现在是囚犯的家属，囚犯与囚犯的家属是同等地位的。只不过是一个在墙内一个在墙外而已。
四十分钟以后，有人来告知我：不准探监。
我再三请求，说我是远道而来，没有用。我退一步，说让女儿一人去见爸爸，也不行。没有人为此而动心。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把带来的食品和日用品请他们转给王大宾。他们把食品退给我，留下了日用品。
我拖着麻木的身躯，依然背着女儿，像幽灵一样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看守所。
女儿在我背上又开始不断地发问：“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见爸爸？”“为什么他们这么凶？”“这些解放军是不是坏人？”“我们下次还来不来武汉？”“我们能不能叫爸爸回成都？”……
我无言以告。只听得脚下的积雪“吱吱”地化为冰水。
女人的艰难
一九七○年，我分配到成都地质修配厂时，我就告诉王大宾，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没想到，我却在这个厂一呆就是十五年！在人生道路上不堪回首的十五年，也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最消沉、最绝望的时期。
我在车间劳动改造了整整八年，美其名曰“接受工人再教育”，搬机器，洗油泥，当钳工……劳动难不倒我，把我当成一个接一个运动的斗争对象，吓不倒我，办我的“学习班”，写我大字报，整我材料，在工作中百般刁难等等等等，都压不倒我。我自认为自己做到了“胜似闲庭信步”。但在生活上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它对人的精神摧残远远超出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不是名女人，可已经觉得难上加难。
厂里住宿条件较差，一个小小的空间挤着四栋家属宿舍和一栋单身宿舍，整个生活区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没有一个住家有洗手间。厂里职工的文化意识也较差，加上那个年代没有文化生活，没有娱乐，大家就只有把嚼舌头、传播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作为消遣和乐趣，风气跟边远的农村一样：哪家夫妻晚上吵架了，第二天消息就会从村头传到村尾；哪家来了客人或亲戚，大人小孩都会跑去观看。
而我当时在厂里的处境，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哪个同学或朋友来看望我，人们就会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交头接耳说些闲言碎语，客人走后，我还要被那些多管闲事的人查问各种问题，这就是我的生活环境：封建，闭塞，愚昧，压抑和窒息得令人难以喘气。
在那苦闷的年代，我唯一的消遣是看书——不发声的娱乐。因为原来爱拉小提琴，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地院也被工宣队批判过），从此把小提琴尘封了起来。而看书，又无书可看。除了几本红色著作之外，几乎全是禁书。当然天无绝人之路，厂里有个青年工人，他的一个朋友（或是亲戚？）在成都图书馆工作，经常偷拿出些书籍给我看，看完一本换一本，看完后又偷放回图书馆。将近十年时间，我博览了可拿得到手的所有世界名著和和各类人物传记，几乎每个晚上女儿八点钟上床后的所有时间都消磨在书上。经常还请病假在家看书。这可是吃大锅饭的好处。我把这个青工叫做“书童”，可别人不这样看，说他是我的小情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到我家。他能不“经常”吗？我几天换一本书，有时一天换一本；他能不偷偷摸摸吗？他拿来的全是当时的“毒草”、禁书，而且都有图书馆的印章。这些我能向谁去解释呢？
再举个例子。厂里有个上海人，家在厂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平时在厂里我们很少交谈。当时我已被“落实政策”到车间当了机械技术员，有一次被派与他一起到四川某地质队去出差。那几天里交谈多了，熟悉些了。他回厂后就经常来找我。我多次好言劝告他，叫他少来，否则会影响我，也会影响他自己。可他像着了魔一样，越来越频繁地来。我不理他，他就坐在旁边看着我。这种骚扰使我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天我向他大声嚷：“你不要再进我的办公室！”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他竟在家里自杀身亡。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大祸临头了。顷刻间厂里的舆论和谣言铺天盖地。幸而我的办公室在车间里面，车间工人清楚他的反常行为和我的态度，否则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可有些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我就是第三者，否则他怎么会去死？尤其是他妻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打击得失去了理智，把一切怨恨都发泄到我的身上，扬言要杀掉我的女儿为夫报仇。我如何向她去解释？任何解释她会相信吗？我何错之有？我无法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有保持沉默。这不幸的女人和两个可怜的孩子是最无辜的受害人。
不过，我从此却生活在恐怖和不安之中，害怕这个受了刺激的女人真的伤害我的女儿。只要天黑了，女儿还没回家，我会像疯子一样跑着到处去寻找。这种恐惧折磨得我筋疲力尽。有一次我甚至想还不如像我班同学李仲学那样一了百了（他被打成“五一六”后被专案组折磨得自杀身亡）。何必生活在世上忍受这么多的苦难。只是实在不忍心丢下年幼的女儿。
确实不假，谣言能杀人。类似上面所说的事情在层出不穷地消磨我的意志，扭曲我的心灵。成都的十五年中，有将近十三年我是单身或“守活寡”，十三年，四千七百四十五天，生活在这块“吃着革命烈士鲜血制成的人血馒头”的土地上，我感到是多么的孤单、无助，我多羡慕那些刚孵出来的小鸡能躲在母鸡的翅膀下面。我渴望着温情，渴望爱，渴望回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身旁。
我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独自抚育着女儿，又当妈又当爸，我决不让女儿比同龄的孩子缺少什么，尽可能让她的生活多姿多彩，我教她游泳、骑自行车、打羽毛球、下棋、唱歌、跳舞……特别是教她读书，给她推荐好书，让她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她生日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带她到动物园去过生日。女儿上小学后成绩一直很好，加入少先队后不久就当上了大队长。（右图：古宝琳在成都动物园为女儿过8岁生日时留影。）
女儿5岁时，我因恢复了做技术工作，经常要出差，无法照顾女儿，只好把她送回广州沙面，让她跟外公、外婆、姨妈、舅舅一起生活了一年半。生活的磨难，让女儿也学会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这为她后来到美国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书国务院、党中央
一九八○年一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正式施行。像王大宾这样被逮捕后长期关押而迟迟不作出判决结论的情况，显然已经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我又给国务院信访部写了一封申诉信，全文如下：
国务院信访部：
打倒“四人帮”以后，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1978年4月29日被关押至今。这种长期关押是违反法律的，是错误的。说“王大宾跟着‘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是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的。
法律是应依靠事实来作证据的，而不能以某些“金口玉言”的空编来作为依据，并且，任何地位再高的人，也不应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法律又怎能取信于民呢？
对文化大革命中王大宾自己干的事情，应负起政治责任。但是要把当时地质学院学生干的坏事情都归为是王大宾的错误和罪行，那么，王大宾就是一死也难以承担起此罪了。况且，在那谁也管不了谁的年代里，这种归罪法又是多么地横蛮无理！按此法推理，浩劫中国的十年灾难又该归罪于谁呢？
如果说，王大宾只须对自己所干过的事情负法律责任，那么，现在的这种关押是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是错误的。
现实中，不少上了林彪贼船或跟着“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现在依然是“官星高照”。他们所干的事情可以算是难以饶恕的，可是被饶恕了。而对于王大宾这样的青年人犯了些错误，却审查清理了整整十年，最后还关押起来。这是为什么？难道就因为王大宾无枪无权，地位低贱吗？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人民心中是清楚的，谁也不相信是几个学生在那里兴风作浪而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王大宾跟所有青年学生一样，抱着一股革命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运动中去，由于当时对中央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因此，单纯的政治热情被“四人帮”利用了，犯了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难以分开的。不是吗？在67年68年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到底有多少干部和群众能识破“四人帮”的阴谋呢？又有多少干部和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横行呢？许多党员中到底有几个为正在被洗劫的中国人民说句话呢？要是当时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四人帮”就不可能在中国横行猖獗十年之久了。既然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对还是学生的王大宾要求那么高呢？要求他当时就能去抵制“四人帮”的横行呢？
并且，十年来，王大宾一再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一直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最后还要置他于死地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为何对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就不能有这种宽恕的气度呢？
古宝琳
1980年1月
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呈中央：
我是王大宾的爱人。
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湖北省公安局逮捕以来，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仍然毫无消息。祈望中央能对王大宾的案子进行调查，并及早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党号召群众参加的。林彪和“四人帮”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愚弄和运动群众，施阴谋，搞诡计，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党犯了严重错误。群众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当时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大宾也只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他是犯了一些错误，办过一些不该办的事情。但文革开始仅一年多以后，王大宾便被林彪、“四人帮”当作替罪羊抛了出来。从一九六八年八月宣传队进校之日起，王大宾就被交替地“办学习班”，“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直至“四人帮”垮台，十二年来，他没有间断过挨批挨斗，写检查，请罪，认罪。并且，加在他头上的帽子也随着政治风向不断地变幻着：陈伯达在台上，说他反陈伯达，陈一倒，又说陈是他的后台；林彪在台上，说他反林彪，林一倒，又说林是他的后台；江青在台上，说他反江青，江一倒，又说江是他的后台……世界上竟有这样奇怪的逻辑和推理。真理何在？
十二年以来，地质学院的每次运动都要以王大宾来划线的。六八年宣传队进校，是以批王大宾开始的；抓“五一六”和清队，以批王大宾为中心，造成地院冤假错案五、六百件；批林批孔，是以批王大宾为“引路”；“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批王大宾；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搞“清查运动”，王大宾依然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并被拿去“依法归案”。
其实远在六八年王大宾就已被打倒在地，在那里一直“认罪不迭”，他只参加了一年多“文化革命”，却做了地院十二年的政治靶子。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提倡讲真话，不讲假话，可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登的署名地质学院的文章《王大宾是恶贯满盈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此文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转载）一文，只有耸人听闻之心，少有实事求是之意。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牵强附会，比比皆是。此文控诉的王大宾“罪行”不是事实。
我恳求党中央派人认真核实地院整的材料，调查有关情况。
十二年以来，王大宾一贯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把自己的精力和技术献给我国的建设事业。可是，为什么一直不给他出路，不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呢？我们党，我们的国家，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对一个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为何就不能有这种豁达的气度呢？
最后我再次恳求中央认真调查和核实王大宾的有关问题。
古宝琳敬上
这些信与我在那些年里写出的其他许多申诉信一样，都是没有得到回复的。现在把它们录出来，可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让后人了解我们当时的思想和处境，了解我们那一代人走过的是怎样的人生道路。
从我在一九八○年写的两首小诗，可以看到我当时的悲苦心情。一首写于那年的四月：
潇潇爱恨满春池，梦沉意茫花不知。
人生春意寻何处？切切悲泪夜雨时。
另一首写于那年的九月十一日：
三杯苦酒邀春风，恨无情彩虹。
断云断桥断路，妻女离散西东。
久思念，梦相逢。
三秋已过，云雾无踪。
肠断心空。
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到处碰壁
一九八二年，我父亲去世。这时，已经关押多年的王大宾仍然没有任何审判结案的消息。父亲所在单位广东省轻工业厅同意家属的请求，以我的户口顶替父亲的户口，将我调过去。于是我的档案从成都调到了广东省轻工业厅，厅人事部一看到我和王大宾的关系，不敢收留我。我和弟弟古榕找了很多人事关系去哀求，都没用。我家为我跑遍了广州所有与我专业有关的单位：地质局、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有单位都拒绝接收王大宾的妻子。我的档案在广州旅游了两年。从一个单位转到另一个单位，最后退回到了成都。令我这个名符其实的“反革命家属”真正地绝望了。
一九八三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开放了。蛇口的新思维、新意识、新观念，深深地吸引着我。它打破了常规旧俗，给充满木乃伊气味的中国灌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我弟弟古榕被招聘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我请他有机会帮我联系工作单位。也许这是我在中国的唯一出路了。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经常问自己很多问题：为何我头上的月亮总是缺的？为何我遇到的事情总是悲的？为何我付出如此多却还是步步艰辛？难道王大宾还不清楚吗？可为什么他每次来信都从不问候我，只问候他的母亲和女儿？他从不关心我的日子是怎样过的，难道他认为女人只不过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挑着走？他明明知道在中国墙内和墙外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墙外所受到的社会压力还要可怕，可是他为何从来都不劝我：你带着孩子走吧，不要再等着我受苦了。如果他这样说了，我会更尊敬他，爱他，可是他没有。在我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他连问候的话也不施舍给我。我付出昂贵的代价却得不到一点精神上的回报，为什么我不为自己想一想？……
各种问题在纠缠和折磨着我，一个人真正的痛苦来自于内心。是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年大闹江陵的单纯女孩。
王大宾出狱和我们的分手
一九八三年八月，已经在正式逮捕后又关押了六年的王大宾，终于得到了“依法审判”，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他此前被关押的日期折抵刑期后，到当年十月二十六日就算“刑满”了。王大宾终于出狱。
所有的人都对我说：这下好了，风风雨雨的十二年终于结束，你总算熬到头了。
但是，生活并不像人们期盼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们双方都感到很陌生，从跟王大宾结婚，到他出狱，总共十年，而我们的家庭生活总共不到一年。最长的一段相处是我女儿出生的半年。而那时，王大宾的母亲和我们三代人住在二十几平方米的单间房里。长时间的分离使我们感到生疏。一部文革前的老电影《枯木逢春》里的主题歌第一句歌词就是最适当的写照：“十年相思打了结，想唱山歌怎起头？”确实是这样，我们互相间很少倾诉，很少回忆，也很少沟通。谁都不知道对方是怎样度过这些艰难日子的。也许都麻木了。
最不幸的是，女儿无法适应和接受这个陌生的家庭成员。和我一起相依为命的日子过惯了，她嫉妒第三人进入我们的生活。而王大宾却不理解地责怪我为何不经常向女儿提及她的父亲，以致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可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只有沉默。前面“探监”一段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疑问。有时，女儿从学校回来哭诉：“同学骂我爸爸是反革命，骂我爸爸反对刘少奇……”王大宾就气愤地呵责女儿：“你为什么不打他？我们王家的孩子不会像你这样软弱！”我反对说：“他们都是孩子，不懂事。要打，不是天天都有架可打了？”又是一阵争吵。家已不再平静。
本来，出现这些问题都很正常，大家都需要时间来适应这长时间分离后的重逢。可王大宾却没有这样理解，他怀疑或认定了这些不愉快的冲突是因为我有外遇。我想离开他。他宁可听信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语，也不愿意相信我。于是就做出了查我的信件，调查我这些年来与谁接触和来往这些极不明智的事。甚至连我弟弟帮我联系蛇口工作，他也说我弟弟是破坏我们家庭关系。王大宾怀疑我想调回广东是因为在广东有我的相好。
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我的心冷到了冰点。我痛苦地悲叹：难道这就是我为他付出了整个青春年华的回报？
客观地说，王大宾由于多年的关押和囚禁，与世隔绝太久。出狱，就像从坟墓爬出来一样，心态是很不正常的。在国外，像这种情况需要长时间的心理辅导才能正常地生活，可当时的中国人不会相信那一套。况且也根本没有那个条件。我也知道他的心态不正常，但我不愿原谅他。因我的付出太沉重，对他要求也越高。他的表现便坚定了我到蛇口去的决心。（左图：王大宾与女儿在深圳留影。）
一九八四年九月，我把女儿和王大宾留在成都，借探亲的机会到蛇口集装箱公司试工，发奋工作一个月后，集装箱公司决定借聘我，我回成都办借调手续。成都厂里人事科不同意我走，说我不符合任何调动的条件，除非我与王大宾离婚。
我与王大宾商量，动员他办离婚手续，不就是形式嘛，待我在蛇口安定下来后，如果我们大家依然还希望在一起生活的话，再复婚。到时如果他调不进特区，可在关外宝安等地工作。他最后同意了。
就这样，我们办了离婚手续。我带着女儿和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成都。王大宾把我们送到广州。
我到深圳不到三年，听同学说王大宾结婚了。
听到消息后，我倒吸了口冷气……
我不需要谁为我立贞节牌坊，但我起码等待了他十三年！（右图：1997年古宝琳陪在美国留学第一次回来的女儿去都江堰看望王大宾时母女在青城山留影。）
十三年，“想眼中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后来的一些新闻报道说王大宾“婚姻不幸”。不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不幸”背后有更不幸的弱势灵魂。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
结语
像王大宾这样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去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也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利用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对于发生在中华大地，又震惊了世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这段历史，如果能简单地用某决议中“动乱”“浩劫”等几个词就能描述清楚的话，当权者就不会设立长达几十年的“文革禁区”了。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解禁的迹象。
弹指一挥间，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五十年。所谓的十年“浩劫”中，我们所参加的活动也不过就是两年，可是这两年，给我们一生带来的影响和伤痛是深重的，甚至跨越了两代人，永远忘不掉，抹不平。
这段历史和生活，是我最不愿意写的，旧的伤痛揭开后，流出来的依然是鲜红的血。但如果不写，恐怕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去向人诉说那段历史带给我一生的悲凉和凄楚了。
分别写于2011年2月8日——2月23日
2011年2月29日——3月9日
2011年5月31日——6月4日
2015年12月21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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