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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 周四 3月 24, 2016 11:35 pm ]
文章标题 :	《昨天》第六十四期（增刊）
《昨天》第六十四期（增刊）抢救文革回忆积累文革资料交流相关信息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1月30日第64期本期目录书海泛舟李逊五十年后的评说 —————————————————————————————————— 【书海泛舟】五十年后的评说李逊《昨天》编者按：这是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中各章的小结。此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海外文革学者宋永毅在评论此书的文章《文革研究拓展纵深的标志》（载《文革博物馆通讯》841/《华夏文摘增刊》1009期）里，提到了他读此书时的一个发现：“有建树的历史研究，不仅在于深入细节的扎实调查，还在于从万千细节中升华出闪光的理论来。纵观李逊百万字的史稿，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在每一章的史实重构以后，她都立出一个千字左右的‘小结’，做一点别开生面的理论探讨。……所有这些言简意赅的小结都有画龙点睛之妙。”李逊书中的这些小结到底是怎样的“言简意赅”，怎样的“别开生面”？本刊特选载各章的小结供读者参阅。当然，有兴趣的读者最好还是阅读全书，对这些小结是在哪些“史实重构”之后的“画龙点睛”，就会有更清晰的了解了。本刊这次选载时，作者对个别文字略有修订。总标题是另拟的。文中多处提到的“政治身份”、“体制身份”、“政治名份”等，出自作者在全书的前言“革命名份的诱惑”里论述的基本观点：1949年后各种等级身份，归为政治和体制两大类。作者以两种等级身份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中国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能量来源。作者这一观点贯穿全书，十分值得重视。批判《海瑞罢官》：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的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前奏。和过去任何一次运动不同，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但是，运动的开始，却与过去许多次运动一样，以批判知名知识分子为开端。虽然在最初，《海瑞罢官》批判背景没有多少人知道，但知识分子们能从姚文元文章的武断和杀气，感觉来者不善。谁都害怕成为又一场批判运动的对象，害怕被划入政治的另类名份，他们大多数只能选择沉默，或小心谨慎地提些委婉的不同看法；一旦局势明朗，更是无人再敢发不同之声。在文革的准备阶段批判《海瑞罢官》中，毛泽东始终没有对中央决策层阐明自己的意图。因为毛的批判对象，正是除他自己而外的整个中央决策层，毛只能让身置决策层外的妻子成为这场批判的组织者。整个中央决策层对毛的意图全然不知，蒙在鼓里。毛泽东一方面瞒着北京市委和整个中央，用上海市委打北京市委，一方面又对不知就里的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所做出的反应愤怒。毛泽东在上海发文章批判北京的副市长，却不告诉北京市委文章是自己组织的，坐看北京市委表现。他为什么不对彭真明说？是为了考察彭真的忠诚度？是为了等待彭真入彀中？还是这样批判北京一个市长，有违“组织原则”，他不便明说，要彭真自己体会？使毛态度升级的因素，是彭真的一再抵制，北京的抵制让毛愤怒，北京的表现又正入毛之彀中。彭真每一个措施，都激起毛下一个更强烈行动。彭真完全不知道这场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其实就是北京市委和他彭真，所以才会如此抵制。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彭真成全了毛泽东的心愿，将对吴晗的批判，演进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引子和开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已有多时。不过，究竟如何对待刘少奇，是部分削除还是全部解除其权力，毛在发动批判《海瑞罢官》时，可能还没有确定，一切跟着感觉走，相机而定。可以说，敲打对“大跃进”等以往运动心存腹诽的党内外海瑞们，是毛的近期目标，清算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们，是毛的终极目标。总之，毛泽东要批判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即使彭真不抵制，结果可能以撤换几个北京市委干部暂告结束，但毛肯定还会寻找其他机会，再次出击。从张春桥和姚文元所作所为看，他俩最初也不明白毛泽东的终极目标，最多只感到目标是彭真。他们最初也只是将这次政治批判，看作是一场更大的反右运动。张春桥一再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引蛇出洞”，说明他眼光还是盯着党内外知识分子，想钓出更多大鱼。而且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曾去北京，打电话给康生说想见面。不过后来因康生说没时间而未能见面。据说张春桥想见康生，实际上是想摸底，看样子他当时对毛的真实意图，也不十分清楚。彭真的态度很矛盾。他最初似乎极力想将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范围，但在南楼会议上，又说要钓大鱼。既然是钓“大鱼”，那就一定不会只在学术范围。让人感觉他的“学术范围”，只是保护吴晗等一部分人的被动策略，无法面向全体知识分子。两个星期后，陈伯达所主持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显示了党内干部阶层的共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来自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即革命前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以及“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即整个知识精英。没有人会想到这场运动是冲着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更没人想到运动最后是冲着自己，冲着整个干部阶层而来。张春桥后来曾经承认，“我也是这样，那时候赫鲁晓夫，我认为是指彭真，很高兴，觉得主席这几句话解决了问题。我就没有想到是指刘少奇”。整个文革准备阶段，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对决。毛自己一人决策，瞒着整个中央决策层，剥夺他们对文革决策信息的先知权。而不久以后，在文革的发动阶段，毛泽东将进一步颠倒信息的先知权，置整个中共决策层和整个干部阶层于极端被动境地。批判《海瑞罢官》从上海发起，这使上海市委多少有些居功思想。上海的领导干部们以为，自己在这一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站错队，躲过了彭真那样的厄运。但谁都没有料到，这一切只是开始，这场以批判知识分子为开端的运动，将是一次更大的政治分层，尤其以各级领导干部为对象。而且，不久进入文革决策层的张春桥、姚文元，不但没有使上海市委避免厄运，为上海市委解围，相反却起了负面的推动作用。上海高校的斗鬼风：被转移了的文革方向聂元梓大字报批判北京市委，一个月后撤销工作队，十七年形成的上级和党委领导一贯正确的权威接连解构。两次解构的间隔时间如此之短，给久被党委话语权威压抑的底层群众以巨大的兴奋和解放感，甚至还有对新变化的期待感。而各级干部则感到迷茫困惑和不知所措。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共产党执政十七年以来，媒体第一次公开刊登文章，自下而上批判中共高级干部，而且是批判首都北京的高级干部。在此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批判，不经允许，不能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尤其是高层领导；底层的群众，只能跟着党的决策，声讨和批判既定的对象。大字报造成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大字报与毛泽东的目标一致，不只因为对着北京市委，更因为是下级对上级的公开反抗。这应该就是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缘由。聂元梓大字报的核心，就是反对党委对运动的“加强领导”及“坚守岗位”。但毛泽东的这个意图，没有被各级党委领会。文革以批判《海瑞罢官》为揳入点，最初目标对着吴晗、邓拓、廖沫沙，虽然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但也都是党内外著名文化人士。而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起着导向作用，令各级干部阶层感觉，这场运动如“反右”一样，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政治分层。这是党内共识，运动初期，几乎所有党组织，都抛出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党内或党外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大多数是知识精英；也有党内的干部被抛出，但大多是共产党内的弱势群体：知识分子或原来中共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地下党员。各级干部毫不手软地抛出他们，以显示自己对中央决策层的紧跟。这也是出于对自己既有身份的本能保护：与以往一样，每一次政治运动，不但是对运动对象们的又一次政治分层，也是对运动领导者们的又一次政治分层。执行不力者，有可能与运动对象一样，成为批判对象，轻则被调离或降职，重则失去干部身份。文革的批判对象，经历过几次转换。对“牛鬼蛇神”、“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是文革对政治名份的第一次划分，划分权仍在各级党委手里，自上而下。各级党委选择和抛出他们所认为的运动对象，发动群众批判。同样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资反路线主要对着学生，围攻与党委或工作组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而上海，虽然围攻不同意见学生的事件也有发生，但大多不是非常严重。这应该源于上海运动相对于北京的时间差：在毛泽东已经对9号文件表示愤怒之后，上海市委不敢再对学生过多管束。不过在工厂，对于已经是成年人的工厂工人，还是沿用了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所以上海的资反路线更多发生在工厂。不过，无论学校还是工厂，政治排队都依然存在，这是最为群众痛恨和诟病的。许多学生和工人给党委贴的最初的大字报内容，就是批判党委抛档案，背地给群众进行政治排队，以图“秋后算账”。这是催生上海造反派队伍形成的重要因素。北京揪斗“牛鬼蛇神”，许多是党委或工作队控制外行为；由于毛泽东对“9号文件”的震怒，在上海，则成为党委或工作队有意或暗示引导的结果。不久以后，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这场对于知识分子的摧残，却没有被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文革中被平反者，大都是造党委或工作队反而遭压制围攻的学生或工人；即使有些知识分子后来被解除批判，但他们没有像被批判过的学生和工人那样，得到公开道歉或平反。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持续贯穿了十年文革的始终。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建立的一个处于中央权力体系之外的力量，一个他自己能够直接领导和支配的中央决策班子，用以对付和对抗他所要打击的中央决策层干部对文革的控制；那么，红卫兵则是毛泽东支持的不受各级党团或学生会等官方组织控制的体制外青少年群众组织，用以冲击地方执行层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而在此之前，甚至朋友之间如果交往稍微密切，也有可能被指责为“小集团”、“反革命小集团”，轻则遭受批判，重则被判刑。共产党不允许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间团体存在。所以，红卫兵组织兴起的最大意义在于其体制外的组织形态，为不久全社会的自由结社开了大门。于是底层群众的意愿，得以用群众组织的形式表达并介入党内斗争，毛泽东的意愿得以上下呼应。这种结果虽不是毛泽东在给红卫兵写支持信时所完全能预料到，但却是毛所需要的。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文革最初的发动上起了巨大的榜样作用。他们藐视权威与秩序的反叛精神，带动了全国的青少年以及对现状不满者。但是，他们的政治要求，也只止步于成立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结社自由。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独享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名份，以将来独享政治资源。他们企图以血统论，清除那些学习成绩出色的非红五类子女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威胁。1964年以后，共产党越来越强调阶级路线，强调干部子女“要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召开专门的干部子女会议，向他们灌输“接班”意识。这一切，强化和扩张了干部子女原本就有的政治优越感，并使这样的优越感发展为舍我其谁的当然接班人意识。这是文革初期血统论兴起的重要背景。红卫兵运动，以血统论为开端，将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分层推到极致。原有的各种政治身份，被归结为两大类：红五类和黑五类（或黑六类）。原来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善的政治名份也被固化：“出身不好”者一定天生反动；有“历史问题”者一定永远反革命；而红五类出身，一定是天生的革命者。在斗争方向和斗争对象上，这批红卫兵和共产党的一贯目标完全一致，差别只在“文斗”还是“武斗”。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暴戾是阶级斗争学说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导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暴戾不但没有受到阻止和惩罚，反而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使1966年的“红八月”充满了血腥，而且为不久兴起的造反派树立了榜样。整个文革十年中的武斗和打人行为，都可以溯源到“红八月”，溯源到最初的干部子女红卫兵。当然，更远可以溯源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破四旧”是上海继斗鬼风后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于这两个高潮几乎相连，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高潮。这两个高潮一脉相承，对象全部都是被阶级斗争理念政治分层出来的阶级敌人或“牛鬼蛇神”。只不过斗鬼风是在中央号召下的按照“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标准的又一次政治分层，“破四旧”则是红卫兵们对共产党执政以来所有的革命对象和不信任对象的一网打尽。与斗鬼风一样，上海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几乎就是北京的翻版：抄家、破四旧。但是，总体来说，“红八月”中上海打人事件以及打死人的数目要比北京低许多：北京1700多人，上海11人。而且上海这11起打死人事件中，好几起是北京红卫兵领头或参与。上海的这个情况，与上海市民不崇武而崇说理的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更与上海市委极力控制有关。北京红卫兵自筹备成立始，就完全是体制外产物，不受各级党委控制。而因为运动初期上海与北京的时间差，使得上海市委能够尽量设法影响运动。从红卫兵筹备成立开始，到最初的抄家行动，上海市委都尽力“加强党的领导”，将运动处于自己影响之下，尽量减少其破坏作用。许多时候，当听说哪里发生严重打人事件，干部们都会立即去现场劝阻和处理。这是上海红卫兵最初的破坏力不及北京的原因之一。 “红八月”催生了上海最初的红卫兵，他们的批判指向与北京最初的红卫兵完全一致；与北京最初的红卫兵区别的是，他们有着明确的保卫对象——中共上海市委。要加入他们，必须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或必须接受上海市委的领导，这使他们被视为保守派组织。“红八月”的诸多暴行，应该算在此时的红卫兵头上。而随着中央决策层对文革对象态度的明朗和对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将很快分化，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崛起。到最后，上海红卫兵中最顽固的保守派，基本只剩干部子女，加上一些对文革打倒一切思维方式有看法的学生。他们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始终与文革格格不入。在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除了与造反派的摩擦外，更是很少参与运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被文革边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文革热情的消退。 1966年11月之前的上海文革运动，只是对北京运动的追随和模仿，没有自己的原创，也没有上海这样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和消费城市所应表现出的特点。上海的特点，一直要到工人造反派兴起之后，才会显现。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全国性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是毛泽东文革初期的又一重大举措。用文革专家王年一教授的话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后第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错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让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毛泽东通过全国性的大串联，打破封闭人事制度所形成的批评本地区本单位领导的高风险，让一批地方党组织奈何不得的外来力量，去冲击本地区本单位老百姓不敢对抗的顶头上司。所以，曹荻秋在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8月底，虽然曾布置人打长途电话往北京，查问闹得厉害的北京红卫兵的情况，但充其量也只能查问而已，无法像对待上海地区的学生那样，通过学校对他们施加影响。上海市委对这帮外来的造反者，除了向周恩来、陶铸告急，束手无策。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批判，作为中共中央工作机构的书记处名存实亡。5月底建立的中央文革小组，8月以后成为事实上的中央决策机构，江青不久取代组长陈伯达，成为中央文革小组事实上的第一领导。只有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系统还在艰难地运转。于是，中央实际存在两套系统：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以及以周恩来和陶铸为首的国务院系统。各省市党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上下级关系，依照以往的正常工作渠道，他们应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或国务院汇报下面的工作和情况。书记处名存实亡，他们只能向国务院汇报；但即使是周恩来和陶铸，也无法将下面反映的艰难和混乱状况，再向文革的实际决策中心传递，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根本不想听取下面对文革的种种抱怨。这是下情上陈的梗阻。即使信息能够到达毛泽东处，也影响不了他的决心和决策。毛另立中央文革小组作为自己开展文革的工作班子，抛开常规的严密系统：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委员会→各省市党委→各级党委，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书记处制定文件然后层层下达，而是直接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个权威报刊发社论。尤其像《十六条》这样对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文件，过去都是层层传达到基层干部后，最后才让老百姓知晓。这次却是直接见报，“战略部署直接与群众见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几乎天天向学生讲话发号召，通过学生传播到全国，于是红卫兵经常得风气之先。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无形解构了各级党委对中央决策的先知权和解释权。这是上情下达的梗阻。在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威望超越于政府、法律、执政党之上时，毛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评判、每一个决定，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中央文革小组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是毛的思想的最先知晓者。谁能够揣摩到毛泽东思路，谁就掌握了话语主动权。本来，干部阶层长期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就是因为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垄断信息就能垄断真理。而这一次，毛泽东的整肃对象却正是整个中央决策层和干部阶层。干部对形势和中央精神的解释权就这样被剥夺。文革中干部权威的下降，正是从这个剥夺开始，而不是从稍后的挨批判开始。信息传递过程的颠倒，使以往处于信息被动状况的底层群众，在许多时候能够比以往直接了解文革决策层的意图，这使群众参与文革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干部阶层以往靠着垄断信息所形成的强势被改变，他们有时得到的运动信息还没有红卫兵们及时。这是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造成话语权的转换。而这场话语权的转换，正在为即将于1967年1月开始的权力转换进行铺垫。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促成了文革对象的又一次转换。在聂元梓大字报之前，批判对象是与《海瑞罢官》有关的人和事，即吴晗和北京市委，由各级党委组织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掀起批判本单位牛鬼蛇神高潮，由各级党委抛出本地区或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发动群众贴大字报。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一次转换，不过，转换的权力掌控在各级党委手中。北京红卫兵运动兴起，驻校工作队和学校领导成为运动对象，这是文革对象的第二次转换。这次转换，是对共产党政治运动形态的颠覆，标志着文革不但挣脱了各级党委的掌控，而且使各单位党委成为了批判对象。而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和全国串联，又使运动对象发生第三次转换，从各单位领导，上升到各省市领导。两次转换都是颠覆性的，确实具有真正的造反意味。北京红卫兵对上海市委的指责非常鸡毛蒜皮。第一第二批来沪的红卫兵大都是干部子女，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批斗共产党执政十七年来一贯打击压制的阶级敌人，所炮轰的内容也是市委“对阶级敌人批斗不力”等。他们来上海时，正是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崛起之时。他们如果还在北京，只能划入与毛泽东文革运动方向格格不入的老保阵营；但到上海，他们炮轰的对象是“包庇阶级敌人”的上海市委，换句话说，他们的话语虽然是血统论、红色恐怖，但因为上海市委不同意这些观点，所以他们又将批判矛头指向上海市委，于是他们的斗争方向正与毛泽东所要批判的对象合拍。而真正成为上海造反派的启蒙和先驱的，是其中那些一开始就认为上海各级党委必须将自己作为文革运动对象的北京红卫兵们。文革后再看这些当年的大学生，透过文革式炮轰、火烧的话语外壳，是对当政者的质疑，这是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这种对当政者不断质疑的思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成为反对文革的主力，这是后话。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1966年的9月至10月，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不是红卫兵对各省市委提出的罪名，而是各省市委对“炮轰”的反应。在《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不许当政者利用专政工具迫害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后，他们驾轻就熟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路径，便只有发动和组织他们所认为的左派队伍保卫自己。这个本能的反应使他们无一例外，全部入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之彀中，向红卫兵提供自己坚实的罪名，在毛泽东紧接着10月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打倒。有罪推定式的炮轰百战百胜，不但上海，全国所有省市委都被这样的炮轰打败。事实正如曹荻秋所感觉，运动主动权在中央，各级党组织正在一步一步丧失主动权。这是两套话语体系的冲突，即原来各级党领导干部所熟悉的那套整阶级敌人、整政治边缘分子的话语体系，与毛泽东的整走资派的文革话语体系的冲突。虽然核心都是阶级斗争，虽然最终评判权仍归于毛泽东一人，但是斗争指向不同。北京红卫兵的到来，促成了这两套话语体系的转换，发生在上海市委门前的辩论，正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北京红卫兵们向上海市委争夺文革话语权的具体体现。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正集聚力量，蓄势待发。这一时期——1966年的6月至8月，虽然在所有校园及工厂内，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原来的那套话语，但是这套话语正在转型。到了9月，在社会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运用的已经是毛泽东所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炮轰省市委”话语，而且很快将发展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倒走资派”的话语。这也是政治身份评定权的争夺。北京红卫兵在“炮轰”上海市委时，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颠覆共产党执政以来各级干部将人划分政治等级的权力。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各级领导干部划分群众的等级身份，按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等标准给群众排队，贴上名份标签。而对上海市委的炮轰，是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后，第一次自下而上由群众判定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是否革命。政治分层的评判权，正在开始向群众转移。当然，评判的标尺不能超出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准则。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他们对上海市民的榜样意义，就在于他们将市委作为造反对象。而在此之前，上海的学生或工人造反派，都还只是在反学校或工厂的党组织。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以对上海市委的评价为分水岭，在上海市民和学生中划分出“保”派和“反”派，也即不久阵线分明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激励下，更在北京红卫兵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迅速崛起，不久更将组织起来，酿成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八三一”是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失败。中央决策层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解构了上海市委一贯正确的权威形象，而且为以后造反派的进一步“打倒”，铺垫了话语准备。从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开始，上海市委处境每况愈下，越来越被动，直至最后被打倒。造反派红卫兵：从反校党委到反市委与北京相比，上海各高校学生的造反成本不是很高。北京的工作队压制学生，将学生打成“反革命”；而在上海，由于与北京的时间差，各高校党委根本不敢对学生进行压制。虽然贴大字报的学生也遭到围攻，而且这些围攻大多是党委默许、引导甚至暗地组织的，但像清华大学王光美领导的工作组对蒯大富那样的批判和关押，在上海的学校基本没有发生。学生与各级党委的冲突，主要在于“黑材料”。党委以政治排队的方式，为“秋后算账”背书。这样的政治分类，日后有可能会对毕业分配起着重大影响。背上政治异己名份的学生，有可能会被惩罚性地分配去边远地区，或是比较差的工作，而且因不受信任，一辈子升迁无望。政治名份，就将这样影响着今后的职业和户口。如果说，文革最初对“牛鬼蛇神”的批判，还只是学生们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的表态性行动；那么“抢黑材料”则是学生们对关乎自己一辈子前程和自身利益的务实行动。这是以文革话语，反抗十七年越来越严密的对人的无所不在的监控和威慑，反对少数握有大权的干部决定大多数人的政治身份乃至终身命运。不得秋后算账，实际就是不得在运动后期再来一次政治分层，强加名份。抢黑材料，又是造反派逾越规范的开始。在此之前，虽然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和殴打等行为也都是逾越规范的，但这样的行动在文革前的四清已有端倪，文革初期又被用来对付各级党委划定的对立面。这样的行为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土地革命时期，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革命手段。而抢黑材料行为，则针对各级党委自身，质疑共产党划分政治身份的操作规程和权力。这个挑战共产党对民众的严密控制制度的行动，是之前所从未发生过的。可以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对十七年规则的第一次真正逾越。进入六十年代后越来越严格的阶级路线，以及对学生越来越政治化的要求，造成一些“出身不好”学生的压抑感，许多人因为家庭出身不被信任。他们文革初期被排斥在运动外，没有对政治的参与权。换句话说，他们被隔离在主流政治之外。批判资反路线，使他们获得革命和造反的权利。他们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各种讲话为资源，积极投入文革运动，为自己积累和提高政治名份。从8月至10月，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的活动，主要还是进行串联，壮大组织力量，通过各种大会或行动，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一时期上海的运动，已经渐渐脱离市委导向，和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导向逐渐一致。校园内的反校党委斗争，正在与校园外的反市委斗争合流。上海工厂里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积极分子们文革之前，一般来说，批评干部必需十分小心。因为干部代表党，批评某个干部，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不满。《十六条》允许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了群众批评干部的权利，使得底层群众得以在《十六条》的文革话语下，行使部分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从本质上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并没有真正具有这个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而且造反派也不是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去寻找造反的合法依据。他们的行动始终追随中央决策，他们造反的合法性，更多来自毛泽东暂时开放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信息，来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报刊社论，以及《十六条》。所以造反派们非常注意中央决策层释放的信号，王洪文、黄金海、戴立清等都认真学习《十六条》，从中寻找造反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一再提出的：造反派造反，更多具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公民意识。但是，即使是中央释放的信息，在最初也不是很容易辨别的。1966年6月以后的中共中央公开出现两个声音，这是1949年以来所从未发生过的，因为过去中央决策层对外始终显示“团结一致”。而自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中央实际形成两个决策中心，即先是以刘少奇为首、后是以陶铸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实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而且后者的话语正在日益取代前者的话语。听哪一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们与工作组矛盾迭起的整个1966年下半年，正是中央两个决策中心并存时期。两个声音通过两个渠道向下传达。工作队和各级党组织所听从的声音，是从中央书记处到地方的党组织，通过层层会议或文件，正式传达下来的。这个渠道由中共严密的组织架构和运作程序形成，是一贯的法定程序。党委或工作组没有觉察出中央有两个声音，抑或是不愿意觉察，因为违反程序的任何操作，都是违反组织纪律原则的政治错误，是共产党生活的大忌。王洪文们听从的，是来自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策层的声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断发布一系列支持群众造反的讲话，使造反派们发自内心地认同他们。但是，从反右等一系列“应召”提意见者的下场来看，造反还是有着莫测的风险。而且，作为共产党员的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只选择《十六条》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等传递的信息，而不选择工作单位党组织通过组织渠道所传递的信息，既需要政治上的敏感，更需要勇气。选择听从非正式渠道的信息，是一种自我选择，一旦出错，是“立场错误”、“政治错误”，没人为选择者承担后果。中共自从1949年执政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政治名份的又一次划分。而且每一次划分都是由各级干部掌握划分标准和划分权，自上而下地评定谁是依靠对象，谁是又一轮打击对象。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划分，由底层群众评定哪些干部应该被批判。聂元梓大字报，标志着政治名份评定权的转换。只是，1966年6月至8月，各级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转换。于是，1966年的6月至8月，自上而下打击提意见群众和自下而上批评干部，两种现象并存。群众显然处于弱势，直到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公布，文革的话语权和政治名份评定权才逐渐置换。对照《十六条》，造反派对自己政治身份的认知和干部对他们的评定不对称，冲突由此而起。在文革中，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成员，党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作群众的带头人。所以他们一定都是以自己对文革的理解投入文革，无论是当造反派，还是当保守派，都是对党所发动的运动的积极参与，都是他们理解文革的行动。他们或者成为造反派的领袖，或者成为保守派的领袖。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群众对他们的推举。这个现象，不但在工人中，而且在学生中也十分显著。人们以自己的解读投入这场运动。在保守派是“捍卫”，在造反派是“打倒”。无论捍卫还是打倒，都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心。以上所提及的工厂中的这些最早的造反派，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文革前就是紧跟党的积极分子。这个自我认知的革命名份，很可能与他们档案中被各级干部派定的实际名份并不一致。所以一旦他们给党的干部贴大字报，立即会遭到回击。而回击的内容，大多是从档案中抛出的。其中有被偷偷记下的他们自己过去的言论，也有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情况。而从他们的实际表现看，真正违反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只有曾经有过盗窃行为的邝三腾。文革结束后，评价造反派，说他们在文革前便都是“社会渣滓”；或者给造反派贴上另一种标签，说他们都是受共产党政策压抑的受压制者，因而对共产党不满甚至仇恨。两种说法都有偏颇之处。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前，有一部分人已经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其他许多人，也都是努力使自己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积极申请入党入团。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是底层工人，但却都不是边缘人物。即使以当时的政治标准衡量，许多人也符合主流政治的要求。他们努力争取的，正是“党的依靠对象”或“积极分子”的名份。所以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给自己工厂和车间的党的领导或驻厂工作队贴大字报提意见，以求得主流政治的认可。而且，他们最初所提意见和十七年斗争方向一致：大多数都是指责基层党组织对政治分层执行不严：“包庇地富反坏右”、“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并不是指责整个干部阶层，更不是批判整个体制。而因为他们大都身为底层普通工人，主要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去理解这场运动，所以其中可能也会掺杂着个人恩怨。但昔日主宰工人命运的干部们，一则不甘心自己的政治权威遭到挑战，二则为显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立即起而还击，给他们加上“反党”的罪名。他们或被批判，或被围攻，有的甚至还被殴打关押。从他们文革前的表现和文革初期的造反经历来看，促使他们造反的，并不是他们的个人品质，也不是他们的个人境遇，而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久被压抑的社会矛盾。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批评机制，更由于整个社会缺乏法制意识，公民的许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于是所有的矛盾无法及时宣泄化解，加上封闭的就业环境，一些积怨就这样沉淀发酵，无法通过就业流动淡化或消解，只能靠几年一度的政治运动让群众出气。文革初期，这些矛盾又被当权干部沿袭惯性思维进一步激化。毛泽东成功地将底层群众对干部的这些不满，转化成文革社会动员的能量。而《十六条》，正是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期，赋予底层群众的可资运用的政治和政策资源。对比红卫兵造反派，工人造反派的崛起要艰难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自1966年6月3日停课闹革命后，有的是时间；工人必须严守八小时工作制，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更为艰难的是与当权派的关系。学校对学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们造反再激烈，也最终会因为毕业分配而离开学校，这使他们今后不会再面对那些曾经被他们革过命的领导。而工人造反派则没有这样的缓冲余地。尤其文革前凝滞的劳动人事制度，造成他们与工厂的凝固人生依附关系，他们将可能长期甚至终身处于那些被自己批判过的干部的掌控之下，造反成本非常高。而且对成年人的处罚从来都比学生严厉得多，他们有可能被加上各种政治异己的名份，从此成为边缘人物。这使他们对自己的造反行为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且一旦造反，就一定要诉求有关领导对自己造反行为的认可，杜绝被“秋后算账”的后顾之忧。他们以后说自己当初是“提着脑袋造反”，虽然言过其实，但也确实有着某种真实。造反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文革前相比其他普通工人，具有更多自我意识及个性，比较不安于现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自我设计和追求。这样对自己人生意义有着明确追求的人物，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当时所有政治和物质资源被执政党高度垄断的中国，他们只能努力使自己符合共产党的要求，积极投入各种政治运动；此外，他们业余时间读夜校，学技术，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和受教育水平。而这场文革政治运动，又一次为底层提供了通过在运动中的表现，积累政治资源、提高政治名份，从而提高社会身份的可能。这些都更激发了许多人性格中的不安分因素。但阶级斗争这个压倒一切的价值取向，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视为异类进行打压。造反派中也确实有个人道德品质较差者，在那个将道德泛政治化的年代，这些人尤其被视为社会渣滓。到1967年年初中央明确支持造反派，造反风险大大降低之后，这样的人一哄而起，更是给造反派的形象抹上了深深的阴影。 “工总司”成立：艰难的公民结社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催生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工总司的成立，打破了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控制。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确定了公民的集会和结社权，但这个权利从来没有兑现。相反，制止民间结社，是1949年以来的一贯宗旨。目的就是隔离各种势力和意愿，不使这些势力和意愿相互联系形成与政府对抗的群体和力量。红卫兵成立初期，受到学校和工作组激烈反对和压制，没有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早就会像过去所有自发组织一样，被作为反革命小集团严厉处置。而从文革初期各种中央文件对职工组织的规定看，只允许工人在工厂或车间成立组织，不准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组织。这样的政策，就是要将各种造反势力置于同级党组织的掌控和监视之下。“跨地区、跨行业组织”，实际就是全市性、全国性组织的代名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都只想将自由成立组织的权利局限在学生中，不想再扩大范围。陶铸等极力想守住的，归根结底两条：职工不得离开工作，不得像学生那样成立全市性组织。前者是为眼前的国民经济考虑，后者则是为共产党自身考虑：决不允许不受自己控制的任何体制外社团或组织存在，这是条不可逾越的刚性规定。共产党自己最初就是靠秘密组织起家的，深知有组织群体的巨大能量。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宣布成立自己的组织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冲破共产党十七年所牢牢固守的无形禁令，挑战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只是简单地觉得，既然红卫兵能自由成立组织，那他们成立组织应该也被允许。其实，即使是红卫兵，也从没能发展成立全国性统一组织，因为这种实际上的政党或准政党，是最被共产党忌讳的。就在工总司要求上海市委承认的同时，学生们正在再三要求，成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这个要求被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在内的决策层再三明确否定。中央对群众组织的一系列规定，最初的底线是不许成立全市性职工组织，但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冲破了这个规定。于是不准成立全国性群众组织是最后的底线。以后，曾经有企图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但马上就被禁止，例如全红总。文革中，工人造反派将工总司成立大会后引出的安亭事件说成是上海市委逼迫的结果；文革结束后批判造反派，又将造反派的行为说成是无理取闹。两种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是根据宪法赋予的公民结社权利。这个权利意识，周恩来在不久前曾经对红卫兵们强调过，帮助催生工总司的红卫兵们也十分清楚。工总司筹备会议记录也记下了包炮引用宪法有关条款时的讲话。只是中国的宪法从来没有让人觉得神圣和高于一切，工人造反派对宪法赋予的权利根本不自信。十七年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自己权利的底层工人，一旦与共产党的官员对抗，心底极不踏实。为降低风险，他们成立组织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希望上海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承认他们行动的合法性。这对后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费解而矛盾的举动：要求自己的批判对象、不久升级为打倒对象，承认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或者换句话说：要求被自己斥为“对抗革命”的对象，赐予自己革命的名份。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上海市委不出席他们的成立大会，表明了当政者对公民结社权的真正态度。曹荻秋拒绝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映射出宪法在中国的真实地位。曹荻秋不敢擅自做主，根据的是十七年的实际规则，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些中共中央文件，比宪法更权威和更具实际效力。以后张春桥说曹荻秋怕群众，说如果他早点接见群众，事情就不会闹大。事实上，曹荻秋们怕的不是群众，他们怕的是比宪法更具实效的真正规则。而且，曹荻秋等各级干部，根本不知该如何对付造反派群众，没有先例，也没有可以遵循的规则。共产党执政后没有与民众平等对话的习惯，平等对话被视为软弱和迁就，尤其群众要求与党政干部对话的聚众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被视作“闹事”，甚至被定为“反革命行为”。各级干部对待“闹事者”的态度，往往事发时不直接接触，事发后惩罚性整治；不可能平等地面对面地听取闹事者的要求，更不可能与他们对话甚至谈判。因为对话或谈判，不但意味着对闹事者的纵容、姑息，更意味着承认闹事者与自己同等地位同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干部会选择依照无形规则办事，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所谓“政治错误”，其实就是跟着中央或上级指示犯错，即使知道是错的也执行不误。而“组织错误”则是违背中央或上级指示，按照自己的感觉处理问题或事件。这是共产党政治生活的大忌，尤其与那些被视为异己的人物或组织达成共识，更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曹荻秋们正是牢牢守住“严格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事”的底线，不敢犯组织错误。但这一次，毛泽东想做的却正是打破中央文件的规定。他以暂时开放久违了的公民结社而且是不受限制的结社，获得了底层最广泛的呼应和支持。 “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崛起工总司成立时，希望上海市委赋予他们“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份，但上海市委就是不予理睬。公民本来应有的结社权利，被共产党干部视作可由他们控制而相机行事的政策。于是为了这个革命的名份，工人造反派们拦截火车，这却是违法的。本来是合法的要求，只有以非理性抗争才能实现；宪法赋予的权利，却要用违法的手段才能兑现。显示在中国，只有赐予的许可，没有天然的权利。安亭事件引发的直接结果是全国各地工人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与当地党组织发生冲突。另一个直接后果是，上海造反派开了拦截火车却被赋以革命行动的先例，此后，全国铁路运输被截被拦事件层出不穷，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毛泽东用久违的宪法，支持工人造反派成立组织的要求。于是，因为这个要求合法，为了达到这个要求的拦截火车的违法行为，也成了革命行动，具有了合法性。毛泽东一贯的只要是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的思路和行为模式，就这样又一次在安亭事件中胜局。毛泽东又一次违反常理，将一场本属破坏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事件，变成突破对手防线的出击，为自己赢得了比红卫兵更具优势的政治资源而且是更顺手的社会力量。安亭事件催生了工人造反派崛起，这是继红卫兵之后的第二股文革势力，完全改变了文革力量的格局，工人造反派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就成为取代红卫兵的文革力量。毛泽东亲自支持工总司，这在全国工人造反组织中是唯一，决定了上海十年文革的基本格局。安亭事件对全国工人造反派，起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纷纷成立组织。这是1949年后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下，对公民结社权的唯一的一次让步。这个很不情愿的让步，时间非常短暂。四个月后，1967年3月，毛泽东便提出“大联合”。而大联合实际促成了造反派组织的解散。对比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崛起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差别：红卫兵成立初期，虽然面临学校方面强大压力，却毫不妥协，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以及把握自己政治命运的自信。他们给毛泽东写信，递交的不是要求毛泽东出面调停的告状书，而是惊世骇俗的两篇宣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些高干子女在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根本就没有考虑需要得到哪一级机构的承认，他们横空出世，舍我其谁，完全不把学校党团组织和领导放在眼里。工人造反派则缺乏这样的自信，尤其缺乏把握自己政治命运的自信。他们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自己的批判对象承认自己组织的合法性和行动的革命性，以降低造反的成本和风险。这显示工人造反派在造市委反的同时，实际仍然承认市委的权威和权力。虽然1949年后的工人，有着理论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优势，但所有这一切优势，都是共产党分配的，是一种赐予。这使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有着先天的依附性，他们在实际行动上比红卫兵软弱得多，这是以后他们比红卫兵更听话的根本原因。因此，工总司得到毛泽东承认的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支可以取代学生，而且比学生听话的政治力量。而不久后兴起的全国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更成为领头者，成为毛泽东文革的主力。安亭事件也使本来批判《海瑞罢官》有功的张春桥再立新功，由此更巩固了张春桥在文革中的地位；同时也使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代表脱颖而出。文革就这样在上海选择了张春桥和王洪文。以后文革的发展证明，对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两个十分重大的选择，决定了文革十年的格局和走向。工人赤卫队：文革遭遇强大阻力文革后，许多人将保守派说成是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这样的评论似乎过于政治化。保守派反对造反派，确实有对共产党十七年统治的拥护，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肯定。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剥去那些带有强烈时代特征的话语外壳，人们可以感受到保守派思想的核心，是反对文革对秩序和权威的颠覆，反对暴力和无序。赤卫队并没有提出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文革，他们反对的是激进的革命。而敬畏既有权威和秩序,尊重既有价值和现实，这样的政治性格，是一切社会的保守派所共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这些文革最初的反对派称作保守派，是比较确切的。这是保守派最可贵的价值，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文革抛弃这些稳定因子，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但是，保守派所反对的只是文革中的过激行为，以及造反派的个人品质，而不是文革本身。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陷入无法逾越的混乱：他们所捍卫的正是文革的对象，他们所反对的又正是文革的动力；但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反对文革，反而以文革积极参加和拥护者的姿态出现。因此在文革初期与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只要他们被指责是反对文革，便会下意识地检查和纠正自己。这使他们的行动始终充满着矛盾。保守派捍卫的是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威，而在事实上，他们捍卫的更是评判革命行动和共产党依靠对象的标准，因为这涉及他们自己以往被共产党赐予的一系列革命名份，以及在政治分层中的地位。因此，1966年底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是对政治名份解释权的争夺，从而也是对政治名份地位的争夺。对大多数参加保守派的底层群众而言，参加保守派组织，是最安全也是成本最低廉的选择，这是他们从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得出的经验。1966年10月前，中央决策层中的文革派言论，虽然直接和群众见面，但决策层中的反文革势力尚在位，他们的言论也直接与群众见面。而此时，毛泽东对各级干部的态度还不是十分清晰。这使本来应该十分清晰的文革决策信息显得不确定，解读不一。最安全的选择，就是继续跟着原来的权威，即还在台上的那些干部。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只是这一次，这个经验暂时地失效。与文革中崛起的造反派组织相比，保守派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1966年康平路事件后，造反派将赤卫队说成是上海市委和各级党组织一手扶植的，这种指责不是没有依据。从许多材料看，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对保守派组织确实大力支持：工作队长的暗示，曹荻秋的默许，都传递了这种认同；不像他们对工总司那样，从其一开始成立就坚决明确地表态不赞成不认同。而从另外一些材料中，甚至还可以感受到，市委是怎样急切希望保守派能尽快成立组织，以及希望将赤卫队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治需要。但是，与文革前的群众组织相比，文革中保守派组织的最大不同，又在于组织的自主性。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至1968年底，是共产党执政后唯一允许自由结社的时期。不但造反派组织一哄而起，就连循规蹈矩的保守派，也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正因为这些组织是工人自己拉起来的，因此必然比过去被各级党委牢牢控制的所谓群众组织如工会等，有着更多的自发和自主性：领导成员完全由自己推举，参加人员的条件完全由自己决定，不必报党委批准。而且这些保守派组织不像文革前的工会那样完全由市委掌控，市委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市委说不该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赤卫队的行动并不经过市委的同意，也无须经过市委批准。赤卫队所有大的行动都是自己做出决定，市委最多只能施加影响，但无法操纵指挥。这正是赤卫队与文革前工会等“群众组织”的最大区别，也正是文革初期各省市和基层党的权威和权力下降的又一具体体现。 “《解放日报》事件”：工人造反派取代红卫兵从《解放日报》事件，可以看出群众运动的投机性和随意性。红革会当初只是不甘落后于红三司对批判资反路线的表态，也赶紧开了个表态性的全市大会，显示自己对中央决策的紧跟。只是因为随《解放日报》夹送红革会小报的要求遭到市委拒绝，行动于是升级。文革初期，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是这一模式：群众组织对某一具体事情提出要求，遭到拒绝，于是这成为他们的新理由，引出下一轮抗议行动。几乎所有的冲突，都是当权者与群众组织的互动。本来，造反组织对各级党委的批判，都只是空洞地重复报纸或文件或中央决策层人员的讲话，并没有抓到坚实具体的罪名。运动中各级党委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才是最实在的罪名。用当时的文革话语说，他们在抵制群众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各级党组织最初的具体罪名，都是在与群众组织的互动中积累的。《解放日报》事件是工人和学生两股造反势力的交汇点。在此之前，虽然工人造反组织是在学生的催生下产生的，但工总司成立后，还只是较多地在工厂活动。从《解放日报》事件起，工人造反派开始走上社会，介入上海社会上的运动。《解放日报》事件又是上海文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上海文革一直由红卫兵左右着运动，那么，从《解放日报》事件起，工人造反派开始取代红卫兵，逐步成为上海文革的主力。红革会贸然进入报社，陷自己于被动；工总司在关键时刻进入报社，帮了红卫兵大忙。而在整个事件中，工人造反派有进有退，得理便收兵，显示出比红卫兵实际得多的政治策略。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点，或者可以说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的特点。这个特点以后将始终体现在工总司的文革行动中。《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文革重要转折的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上海市委对文革的态度上。整个事件的前阶段，市委一直顶着，不肯松口。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的一个电话，市委马上转变态度，显示了狂飙突进的革命，正在摧毁干部们对他们所坚持的原则的自信。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以往的规则全被否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对抗群众就是对抗文革。上海市委将“支持造反派”等同于答应造反派的一切要求。市委的权威就这样被彻底摧毁；而市委的各级干部，也自觉地等待着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个过去评判他人政治身份和名份的操作指挥系统和权力阶层，将迅速沦为被评判对象；各级干部将被贴上各种政治标签。给他们判定走资派等各种新的名份的，将是过去被他们评判的底层群众。文革就这样颠倒了政治分层的权力。市委和各级党委的政治分层权力瓦解，以后造反派不再需要市委和各级单位的干部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否革命，更不需要他们来划定自己的政治名份，只需自己宣布自己是革命的。为了显示自己的组织是符合文革要求的“革命造反组织”，所有造反组织都想方设法寻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机会。如果说，《解放日报》事件之前，造反派的许多行为是为了反抗来自各级党委的压力；那么，《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市委已经决定支持造反派，没有了压力，造反派的行为更多出于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与造反精神，成为一种政治表演。他们的各种批判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表态的表演仪式。一些组织竞相寻找斗争目标，发起事端，极力使自己的组织表现得比其它组织更具有革命性和造反精神。《解放日报》事件也是市委对保守派态度的分水岭。从这之后，保守派的地位将急转直下，局势将越来越不再属于保守派，赤卫队将立即面临生存危机。以保卫原有秩序为己任的赤卫队，本应是这次事件中的又一方强劲势力。《解放日报》事件为赤卫队提供了与造反派正面较量的机会，但赤卫队忙于自己的成立大会，总部没有真正投入这次事件。保守派习惯于服从和接受指示，缺乏主动的进攻性。他们适合在权威的指导下做一名劳动模范或积极分子，而在失去了权威的政治环境中，形势越是复杂，他们的弱点越是明显。在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越来越明显而强硬地支持造反派的形势下，即使他们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有所行动，即使他们可能一时赢得上风，压倒造反派，他们的失败仍是注定的。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市委心脏爆炸市委写作班造反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和意义，不亚于工总司成立，当时被称之为“上海市委后院起火”。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展快半年，红卫兵由北京走向全国，但各地造反派组织还只在萌芽状态，各省市党政领导人打而不倒，党政机关仍旧运转或半运转。即使有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也只是个别行为。来自干部阶层的抵制仍然十分强烈，他们的态度影响了绝大多数群众，尤其是保守派群众和基层干部。如何使干部阶层接受文革，减少冲突成本，成为文革急需。上海市委机关“后院起火”，是工总司成立后又一个重大事件。在全国，这是继工总司突破不得成立跨行业组织后的又一个“第一”，即第一个省市级干部的造反组织。这是来自党政科层机关核心的爆炸。虽然，他们造反迟，人数少，但他们长期在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市委内部情况，掌握市委工作机密，他们造反对市委是沉重打击，从根本上突破了市委抵制文革运动的防线；并且立即造成市委指挥系统实际上的瘫痪，完全改变了力量对比格局。这是人多势众而又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做不到的。作为党政机关的各级干部，是整个社会中对文革最抵制的阶层，是保守派的核心。而处于政治中心的市委写作班，一向是整个机关中最有文化也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一部分人，他们的造反给广大干部带来巨大的思想和心理冲击，既对上层领导干部造成压力，也给基层干部做出榜样。市委写作班在造反大会上宣布反对“顾全大局”，打倒“组织纪律性”和冲破“内外有别”界线，在某种意义上是打破干部阶层对公共决策信息的垄断优势。文革以来，信息不对称是底层百姓参与运动的最大顾忌，却又是干部们抵制群众冲击的最好保护。写作班造反打破这一规则，与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试图突破的方向一致。毛泽东后来说：“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的。” 如果说，马天水的转向，是市委高层决策干部向文革投诚；那么普通机关干部的造反，则是基层执行政策的干部对文革开始认同；尤其写作班，更是市委领导机关的智囊和政策的解释者。上下干部和智囊都转向，科层的转向完成。市委写作班成员文革前就是知识分子群中最受执政党信任的，他们也为自己的被信任被重用而自豪。即使在文革初期，他们也仍然受到重用，而且直接被市委主要领导重用。例如徐景贤替曹荻秋写检讨，朱永嘉被市委派去北京打探消息。但是，当市委受到冲击后，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再拴在市委那些领导干部身上。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打电话要他们造反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奉命造反，因为张春桥、姚文元过去是他们的直接领导和同事，现在又代表着文革的方向。这有点像他们过去奉命写作一样。他们过去写作是为政治服务，紧跟上面意图，将上面意图化作自己的写作题目；现在造反又是奉命造反，紧跟上面意图，将上面意图化作自己的造反行动。造反其实就是过去写作的延续，都是奉命，都是为了保持和强化自己的政治名份与身份。但是，他们又和别的受市委重用的干部不同。他们文革前就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和姚文元共事，这使他们彼此在思想和感情上更容易相互接受。尤其张春桥和姚文元文革前所表现出的艰苦朴素作风和敏锐的思路，使写作班成员首先从个人感情和道德上接受张、姚。文革中张、姚又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工作，这更使写作班在政治上有安全感。而张、姚也很了解写作班成员对工作的严谨认真，了解他们的能力、才干和个人品德。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愿意反复催促写作班造反，写作班也马上将张、姚的催促付诸行动的重要因素，也是不久张、姚回上海后，马上将写作班作为自己工作班子的原因。市委写作班是继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之后崛起的又一股造反势力，也可以称为上海第三股造反势力的文人造反派。写作班的优势，在于他们与处在中央决策层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联系，以及张、姚对他们的了解和信任。而这种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渠道的畅通，是上海所有其他群众组织都不具有的，更是外地任何造反派组织所不具有的。尤其从中央书记处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统统被打倒，中央决策层的信息无法按正常程序层层往下传递，而下面的困境又无法让上面及时了解的形势下，写作班的信息优势巩固并提升了他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比其他任何组织都能及时得多地知道上面的决策，从而减少在风云突变的乱世可能付出的犯错误成本；另一方面，上面也能及时知道他们遇到的危机，从而出面干涉和保护他们。而当他们作出符合上面意图的决定和行动时，上面又能及时肯定和推广他们的做法，从而提升他们的政治威信。写作班这个优势，后来在一系列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且整整持续了十年，贯穿于文革始终。这也是上海与外地相比，在政治资源方面的显著优势。 “康平路事件”：造反派统领上海文革又是一起因要求给予自己“革命群众组织”名份而引发的大事件。上海1966年的三大事件：安亭、康平路和《解放日报》事件，都与要求自己的革命对象承认自己行动是革命的有关。这似乎也是整个中国在这一时期状况的写照。显示出所有的底层群众，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自己行为的不自信，以及对当局决不秋后算账承诺的不相信。基层的党团员、老工人、先进人物，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资源，这些人也十分清楚自己在运动中应该如何表现，扮演怎样的角色，所以会有《我们老工人要说话》、杨富珍《给毛主席的急电》，都是为了巩固和强化“党的依靠对象”的名份。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却将他们摈于一边，剥夺了他们的这个荣耀，甚至放话说各省市党委依靠他们是错误的。他们以往积累的政治名份资源，就这样贬值。许多人因为没有符合文革要求，失去以往的名份不算，甚至还因此被降了职业身份。保守派骨干都是文革前共产党培养的积极分子。他们之所以成为积极分子，就是因为“听党的话，跟党走”，他们习惯在党的干部的指令下开展工作。一旦离开了党的指示，他们便无所适从。所以保守派的崩溃是必然的，作为文革的反对派，他们反对的是文革中的过激行为，是造反派的个人品质，而不是文革本身。当毛泽东明确支持造反派，当上海市委为转向而抛弃他们，他们便失去方向；在感到自己被边缘化的同时，他们不知该怎样行动。赤卫队的成立是为了对抗造反派，当中央决策层越来越明显而坚决地支持造反派时，他们便失去了生存空间；赤卫队的行动目标是保卫上海市委，当各级党委都被打倒，他们也失去存在价值。所谓的“三停”，实质上就是总罢工。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这是工人手中的天然权利。即使当时赤卫队真的曾经策划过三停，实质也是以总罢工形式，抗议当局的文革决策。但1949年以后的宪法，没有赋予中国工人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人所拥有的天然权利。赤卫队试图以三停取得自己组织的存在权利，结果适得其反。这个最终没有真正全面实施的企图，给赤卫队带来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以后更被工总司作为赤卫队主要罪状大张旗鼓地挞伐。而且，生产的停顿，还为造反派下一步的接管和夺权提供了理由，这是保守派和干部阶层始料不及的。而赤卫队员们自己，当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当初即使实施过三停，也是他们应有的权利；相反，所有当事人都认为“策划三停”是王洪文们栽赃，“我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策划三停”。体现了这些当年的保守派们一贯缺乏的权利意识。保守派政治性格中，最可贵的是对现实、秩序和权威的尊重，这是一个社会不可缺少的稳定因素。作为中国最早的开埠城市，上海人对法律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远远超出外省许多城市。康平路事件中，保守派们即使以革命的名义也不愿意流血死人；而造反派方面，在取得全面胜利之后，除了对保守派负责人的批判，对普通群众也没有再穷追猛打。正是双方的节制，使上海避免了更大规模甚至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这是上海文革从初始就与外地的不同。但是当保守派也向造反派学习，文革的破坏性便向深层发展。而这也不失时机地为决策者找到了清除反对派的理由，1966年底文革的瓶颈，正是无法收拾的越来越糟的生产和经济形势。赤卫队的行动，将自己作为替罪羊送上祭坛。而陈丕显逼着曹荻秋取消签字，这个显示自己转向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却造成两派群众的大规模冲突，为陈丕显坐实了“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又一罪名。康平路事件开群众组织大规模冲突先例。虽然，这场冲突比起在此前后全国风起云涌的武斗，包括上海的另一场大武斗“八四”砸联司，激烈程度要轻得多，基本只是推来搡去，即使个别人使用棍棒，也只是临时拆除的家具或室内物品，更不说动用武器。但是，这场冲突所起的示范效应，却是强烈和恶劣的。这是全国首例一派群众组织调动人员，围剿和取缔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却得到文革决策者的首肯。毛泽东十几天后，让中共中央等最高机构向上海造反派发联名贺电，也间接表明了他对康平路事件的态度。康平路事件首开以革命名义取缔对立面组织之风，是日后群众组织之间以武力互相冲砸之源头，而且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从拳头上升到长矛直至升级到枪炮。全国各地的武斗，就这样在决策层的纵容和鼓励下开端。从康平路事件开始，造反派便偏离了自己的初衷。工总司当初成立时，造反派引用宪法的结社权为自己争取权益。但只两个月不到，他们就对其他组织大打出手，不允许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组织存在，而且得到中央决策层的支持。这是文革中群众运动的真谛。造反派沿袭着当初市委对待他们的思路：凡是反对革命的组织，都没有存在的权利。王洪文顶着工总司总部大多数人的反对，坚决主张将所有赤卫队员吸收进造反队。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样做，有效地从情绪上和组织上消解了造反派的对立面，大大降低了造反派对付反对势力的阻力，降低了造反派进行社会整合的成本。工总司下面的造反队，在大多数工厂成为多数，正是这个时候开始，因为绝大多数保守派也加入了造反队。而在其他许多省市，造反派组织始终不肯吸收老保，将保守派长期排斥在造反队外。保守派于是换一面旗帜重新整合自己的队伍，作为组织力量长期与造反派对立；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例如四川的产业军。许多城市长期武斗不断，几败俱伤，最后不得不由军队出面收拾残局。而在上海，自从康平路事件以后，大批保守派反戈一击，加入造反队，保守派势力彻底瓦解，造反派从此一统了上海的文革天下。接管《文汇报》：“一月夺权”的开端毛泽东在1966年12月底生日那天，还对文革有着充分信心，运动完全在他的掌控中。不料一个星期不到，上海就连续发生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不但上海，全国都发生保守派变相罢工，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毛所面临的，已经不只是干部阶层对文革的抵制，而且更是整个社会系统乃至经济秩序瘫痪。文革成本已经越来越上升到将直接影响民众生活的地步。毛泽东不愧政治高手。上海的一张连造反派自己都没重视的普通传单，到了毛手里，成为扭转乾坤的号召。上海造反派在写这张传单时，只想到解决昆山事件，毛泽东则看到解决全局困境的契机。毛泽东不但抓住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而且更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接管形式感兴趣。早在四清运动中，“夺权”便已经被提出；文革刚开始时，陈伯达起草的社论也两次提到夺权，但那时所说的夺权是自上而下夺权，是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改组。毛泽东当时虽然有让群众监管部分权力机构的思想，但并没有提出“自下而上全面夺权”口号。 “夺权”口号曾经出现在工总司成立宣言中，但同样只是一句政治口号。人们理解的夺权，是改组北京市委式的夺权，是群众批判干部，中央撤换和委派干部式的夺权，可以称之为“改组式夺权”。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之前，所有的“打倒”口号，内涵其实还是“批判”，而不是罢免，是在承认权力的前提之下对权力的批判。实际还是承认上海市委的权威。“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第一次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提出不承认市委的权力。但是，张春桥虽然想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罢免上海市委权力，但思路仍是“改组”式的，即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改组,改组后由中央委派干部。而《文汇报》的造反派，虽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就是夺权，只称之为“接管”，但从上到下地替代原有的报社领导系统，行使业务和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力，却是实际意义上的真正夺权行动。这个夺权行动，显出“夺权”在群众运动层面的操作意义。这是置换式的夺权，是让当权派靠边，由造反派群众接替和行使权力。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方式。毛泽东没有对打倒上海市委大会表态。但毛泽东却对造反派接管《文汇报》高度评价，《文汇报》夺权成为全国夺权高潮的先声。显示了毛泽东的思考：既要批判和惩罚反对文革的干部们，又要保持权力机构的运行。毛泽东一贯对科层官僚体制深恶痛疾，希图建立起他所心仪的群众参与式民主。《文汇报》社造反派的夺权显然给了毛泽东极大启发，更为毛找到文革新思路：干部阶层反对文革，就让他们离开，由支持文革的群众接替他们的权力。毛泽东用一句俗语表明自己的决心：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经济主义风潮：革命口号下的身份和利益要求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千百万人参加和投入的运动，人们必然会表达和争取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及经济要求。文革初期对大多数干部的批斗，既源于上层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源于底层群众对压抑感和不满情绪的宣泄。十七年越来越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实权的干部越来越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毛泽东反走资派的号召，使群众得以对这些干部进行清算。因此，当文化大革命体现于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干部权力的制约时，上层的导向与底层群众的愿望，是相互交错而又相互影响的。但是，文革毕竟是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与1949年后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始终只能是对党中央及毛泽东决策的定向响应，很难充实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意识，一旦对文革目标有所逾越，便会遭到禁止。文革发动者所关心的，只是政治层面元素，无暇也没有关注民生的真正愿望。经济主义风潮是文革中最具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群众运动，是在“打倒走资派”的阶级斗争话语下进行的经济和身份要求。如果说，1966年下半年的造反，是对政治等级身份的反抗；那么，经济主义风则是对体制等级身份的反抗，是文革中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不只是争取政治名份，更是要求改变被分配的体制身份。正是由于其完全的自发性，所以不能容于文革。而多年被压抑积累的经济愿望爆发于一时，也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经济能力无法承受，因此只存在不到一个月便被禁止。经济主义风潮，是底层民众对剥夺人的主动性和选择权的不满体现，是对等级身份制所造成的经济不平等的宣泄，也是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呼唤。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经济风矛头指向计划经济体制，反对以行政手段将人划分等级，反对以行政手段分配经济利益；但是这些反对行为的思维方式，仍未跳出计划经济范畴。没有一个人提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由少数握有分配大权的当政者决定大多数人的身份和物质利益的制度。人们反体制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能进入体制，或更多地享受体制内的特权，只是要求体制对自己网开一面。人人痛恨体制等级身份所带来的不平等，人人却又希望自己能挤进体制身份行列。人们反对因户口制度和用工制度所造成的体制等级身份，却不反对因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而划分的政治等级身份。红工司在与市委签订的要求中，在“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条款及安排文革中被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复职等条款后，都特地注明：“黑六类除外”。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临时工等体制外工人的遭遇，得不到体制内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有着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在争取自己政治权益的同时，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临时工等漠不关心，认为他们“为私造反”。工总司拒不参加上海临时工组织红工司的成立大会，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时，又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取缔；保守派工人也从未关注过他们。而红卫兵们，对不平等的体制身份也高度认同，参与了对临时工们改变身份要求的镇压。没有人想到这些工人应该享有与自己相同的一切权利。人们在这一时期中提出的要求，虽然当时被作为经济主义风潮否定，但其中许多要求以后还是得到关注。这些政策变化，不能不说与文革初期这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工潮般的经济主义风有关。不过，政府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回到体制中去，让临时工等体制外职工转成正式工。而且文革时期对人的身份控制，比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山下乡，使得体制身份更是完全被强制分配，没有丝毫个人选择自由。工资差别也被缩小到只有工龄差别，而无技能等个人努力程度差别。临时工们终于等到了转正，而支农回乡职工则无此幸运。1960年向他们许下以后让他们重返城市的诺言，直到二十年后，即1980年以后才部份兑现：允许他们的子女中，可有一人“顶替”当年父母的户口和编制身份，回上海工作。不过那已是文革结束后。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比起成年人，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文革有关的串联费及活动经费外，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经济主义风潮中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与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或扩大福利标准相对照，笔者尚未发现有学生要求提高助学金额或扩大助学金发放范围。此外，在当时大、中学毕业生由所在地区或学校统一分配工作的制度下，许多面临毕业的大、中学生和红卫兵领袖们，没有趁机要求为自己分配社会地位高或工资福利待遇好的职业，而是响应毛泽东的上山下乡号召，带头去到贫困的农村和边疆。此中固然有长期接受红色正统教育，轻信承诺的愚忠，以及不知柴米油盐稼穑之艰辛的幼稚；但更有年轻一代追求理想主义的一面。中央贺电：上海为毛泽东的文革找到出路上海两张普通传单，让毛泽东如此看重，不但要《人民日报》转载，而且还史无前例地让中央三个最高权力机构，再加上他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这在当时和以后都让许多人费解。究其原因，正是这两张传单，为毛泽东解决了文革在1967年初陷入的巨大困境。整个文革发动阶段，造反派到处“炮轰”，破坏现有秩序，却无须承担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一切后果都由“走资派”承担。1967年的1月，文革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应验了谷牧一个月前的警告。一方面，干部们因被逼着在各种要求上签字，尽量四处躲避；科层管理人员因普遍遭受造反派冲击，有意无意消极怠工，造成各级监督管理的缺位。于是大批工人以革命造反名义偷闲甚至离岗。另一方面，体制外的民众要求改变体制身份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刮起经济主义风潮。这是两个无法绕过的瓶颈，因为这两个瓶颈造成严重的生产和经济危机。不解决这两个瓶颈，文革无法继续开展。文革已经脱离毛泽东的驾驭，毛泽东面临必须结束愈演愈烈的无序状况的抉择。这正是干部阶层所期望的，因为要结束群众运动的无序状况，就必须恢复干部的权威和权力，重新启动各级干部的管理职能。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秩序和革命的两难选择：要么向干部阶层妥协，结束文革；要么坚持逆水行舟，任天下大乱，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不会为了秩序而牺牲他的革命，他不会打击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更不会向阻止他继续开展文革的干部阶层妥协：他的文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个阶层的，他不能在干部们没有对文革真正认同之前，就重新恢复他们的权威。但恢复正常生产和经济秩序又迫在眉睫，否则革命将无法承担几近极限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上海两个传单的倡议和起草者们，加上张春桥和姚文元，谁都没有料到这两张传单解决了这个困扰着毛泽东的大难题。上海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发布得非常及时，前者呼吁工人返回生产岗位，后者呼吁制止经济主义风潮，正是完全针对两个瓶颈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呼吁恢复社会和生产秩序的传单，都是造反派自己提出，而不是由中央发文提出，这符合毛泽东“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贯思路。两张传单将社会和生产的失序责任统统算在走资派账上，既号召恢复生产、打击经济主义风，又开脱造反派的责任，解决了毛既不想打击造反派又必须收拾乱局的困境。原来为经济和生产所困的文革运动，一下峰回路转。文革的混乱，不但已经引起干部和保守派的不满，甚至引起造反派的担忧。毛泽东必须对这样史无前例的混乱有个交代，必须有人对这场混乱承担责任，这个责任自然不能由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和文革的推动者造反派承担。于是，对经济要求网开一面的上海市委，顺理成章地被指为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走资派挑动经济主义风”，成为干部们的新罪名。毛泽东说有人压不了文革就破坏生产，然后再归罪于革命。批判走资派找到了新的理由和动力。而《文汇报》的接管，更为毛泽东在操作层面提供了对付困局的具体方法。那就是让造反派进入权力机构和各指挥系统，替代抵制文革的干部阶层，使社会和经济生活得以继续运转。毛泽东从上海文革中找到了已经陷于困局的文革的出路。毛将这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1967年的1月，是文革的一个大转折。当上海造反派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对于毛的文革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和价值时，毛泽东已经看到出路，及时抓住上海造反派的两个传单以及《文汇报》夺权事件，不但一箭双雕地解决了混乱和混乱的责任，而且将此作为进一步解除干部阶层权力的契机，引发随即而来的夺权高潮。这个高潮，以后被上海的造反派命名为“一月革命”。 “一月革命”：从“接管”到“夺权” 毛泽东在号召夺权时，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张春桥和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反对造反派将什么事都扛在自己肩上，主张还是由原来的干部们负责各方面工作，造反派的职责是在一边批判他们的错误。其实质，是希望造反派监督干部，而不是替代干部们行使权力，这应该是民众监督权力的方向。但是毛泽东却支持造反派的接管行为，并将此进一步上升为夺权运动，而且一下将之推向全国，看似举重若轻。但如此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不经决策层慎重讨论，更不经局部地区试行，就这样急匆匆轻飘飘地由《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出，不要说各级干部毫无思想准备，就连造反派也不知该怎样具体操作。权力的置换是这样突然，没有交接，没有过渡，更没有规则，一切都是如此无序：干部们因没有被正式免职，不知是否还应该继续履行职责。夺权者们因没有被正式授权，既无合法性又无权威性；即使想承担些责任，因不掌握必要管理信息，更因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网络，无法有效开展工作。整个社会一片混乱。文革在1967年1月进入转折。全国的干部，从中央到各省市到基层，在一片打倒和夺权声中兵败如山倒。干部们与造反派的关系跟两个月前大不相同。两个月前，造反派要求干部承认自己是革命的，现在他们不再需要干部们承认。相反，干部们将要由造反派来判定，谁是革命干部，谁是走资派。这种颠倒，反映了干部权威与造反派权威的转换，并由此带来话语权转换，以及政治名份评定权的转换。毛泽东肯定了在一个强权国家处于弱势的底层民众监督和撤换权力强势集团的合理性，但却没有从操作层面，使之制度化尤其是规则化和法律化。毛泽东出于对权力机构的监督设想，在文革初期支持对干部冲击；但是夺权却使那些冲击干部的造反派进入权力机构，成为干部权力的接替者。毛泽东用红卫兵、造反派这些体制外力量，去冲击他所认为的体制内痼疾。但是，他用的方法仍然是体制内的。毛泽东引进体制外的力量，在体制内作改革，但在过程中又将体制外力量转化为体制内成份。就这样，权力的监督者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于是对造反派们来说，他们前一阶段所努力争取的各种革命名份，到这时才真正实至名归：从普通工人或学生转换为各级管理机构的人员甚至领导人员。但是，毛泽东希望让底层民众监督权力的初衷，却最终降低成为一场权力置换，一场权力再分配。夺权是毛泽东最失败的文革举措，文革开始脱离毛泽东的掌控，发展到不可收拾。夺权使得国家从中央各部，到各省市，到工厂企业的管理阶层，全部陷于瘫痪或半瘫痪，更引发群众组织之间的恶性内战。于是，自从一月夺权开始，文革已经不再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较量，而是造反派之间争夺权力的较量，最后发展到动枪动炮的全面内战。 “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式微炮打之初，复旦“孙悟空”最先发难，是出于对张春桥的看不惯。但红革会负责人却始终摇摆不定。摇摆的原因，不是他们自己对张春桥的评价和认识，而是因为不能确定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态度，换句话说，一些人的炮打动机更多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政治。红革会的犹豫，显示文革初期造反派行动的投机性，他们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决定所要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而是揣摩中央决策层的好恶。这是文革群众运动的真相。红革会后来虽然还是投入了炮打，但推动他们投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怕落后于其他组织，怕失去革命造反组织的名份。文革中许多时候，一些群众组织的行动与其说是批判、参与，不如说更多具有表态成分，唯恐落后，唯恐被狂飙突进式的革命淘汰。在这种争夺“最革命”名份的心理驱使下，一场原本由“孙悟空”发起的炮打张春桥行动，就这样被红革会跑到了最前头。显示这场炮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表现自己组织革命造反精神的表演。这样的表演，以后将还会有许多，例如各种誓师大会、批判大会、讲用大会、标语传单，等等，甚至成为一种必要的政治仪式，贯穿文革始终。都是为了强化自己组织的革命形象。对信息了解的多少，体现了政治地位。1949年后，各种政治身份和体制身份之间的经济差别，在城市一般来说不是很大，差别主要体现在对信息了解的权利。对一个干部的惩罚，首先就是剥夺其看文件的资格，也即知晓政策和真实信息的优先权。这一模式被造反派组织有意无意模仿，为了提高自己组织的政治地位，一些群众组织多方搜集信息，体现自己这一组织的消息灵通，从而显示自己组织的“政治背景”。在“炮打”时期，体现在炮司和红革会的情报收集上；而在不久的将来，更将体现在机关联络站的原写作班成员，与工总司成员相互的关系上。上海“一·二八”炮打，又一次向造反派们揭示群众运动的铁律：造反派“炮打”干部的权利只是毛泽东的给予，不是无限，更不是天然所有。一旦毛泽东不认可，就失去革命的名义，无法继续运动下去。“一·二八”炮打是分水岭，从此，上海的造反派队伍分裂：工人造反派与当初扶植他们的红卫兵决裂；上海红卫兵组织内部，也因炮打重新整合。由于参加炮打者都是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坚，这些骨干因炮打遭批判而被边缘化，上海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不再叱咤风云，再也掀不起大的风浪。而工人造反派，被认为立场坚定，地位更加上升。从此，上海局势基本由忠于张春桥的机关联络站和工总司控制。所以，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一·二八”炮打在文革史上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是决定文革成败的大事，决定方向的大事，决定革命目标的大事，决定究竟是谁应该批判，是哪条路线应该批判的大事”。王力还认为，炮打使“毛泽东做了重大决定”：第一，在给红革会的急电中，将陈丕显、曹荻秋作为上海的走资派点名抛出；第二，让张春桥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留在上海领导运动，以促使更多的干部转换立场；第三，必须建立临时性的权力机构，不能让群众造反组织一个一个地去夺权。这些分析很有道理。“一·二八”炮打使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抛弃陈丕显。 “一·二八”炮打结果显示张春桥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毛不容许任何人碰张春桥，即使是他称赞过的红卫兵小将。所以，针对张春桥的“一·二八”炮打，反而巩固和提升了张春桥的地位。以后张春桥成为上海的禁区，任何对张春桥的怀疑都不容许。这种情况在怀疑和打倒一切的文革时代是罕见的，在全国更绝无仅有。这样的信任，文革中毛泽东除了对自己的妻子江青，只有张春桥。这大大提升张春桥在上海的威信。上海最高权力机构只有张春桥一个中心，一个权威。张春桥在上海地位至高无上，上海各派一旦有权力争斗或意见分歧，张春桥的裁决马上可以平定风波。这使得上海在两派或数派争斗方面的消耗成本远低于其他许多省市，上海在整个文革中，远比其他许多省市稳定。上海的稳定，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张春桥更加欣赏和倚重，巩固和提高张春桥的权威及地位。上海完全用不着以其他势力来平衡各方造反派的关系，有张春桥在上海足矣。上海甚至不用像外地那样，需要动用军队权威实行军事管制。当绝大多数省市都是军队当家、军人当政时，唯独上海，是由在军队没有渊源的张春桥当家。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外地是革委会听命于军代表，上海是军代表听命于市革委会。即使是驻各级单位的军队支左干部，也不像外地那样听命于军队，而是听命于地方。少了军队表态，又有张春桥压阵，上海群众组织之间矛盾也就减少许多。张春桥的威信，使得群众组织之间但凡有不同意见，只要张春桥一句话，反对者不敢多言，分歧马上摆平。这使得上海能相对稳定地度过对全国其他省市来说最混乱的两年：1967至1968年。以后，还曾发生过几次对张春桥的攻击，例如1967年“二月逆流”，例如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都给以闪电般还击，甚至不惜得罪与自己浴血打江山的老帅叶剑英等，不惜将自己的副手林彪逼上绝路。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与改名：回归秩序和权威在整个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过程中，张春桥都是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地紧跟毛泽东，不敢越雷池一步。公社命名并非上海自行其是，只是一时信息不灵，没来得及跟上毛泽东的思路转换。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看起来，似乎只是名称改变，而且当时大家也都觉得只是名称改变。但其实，这是一个重要概念的改变。上海造反派们肯定没有好好思考过，他们即将成立的公社，与以往的政权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有一点他们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社官员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民众的选举。这是以巴黎公社的外壳，争取民众的民主权利，兑现民众对政府官员的选择权和监督权。在当时的情形下，造反派们能够利用的政治资源，只有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这一原则，在文革刚开始时的《十六条》中就有表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而由徐景贤起草的宣言中提出，“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工人”等等。这与马克思所肯定的公社原则吻合：权力机构由民选产生并实行监督，政府官员的薪金不超过平均工资，公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是，这些内容被张春桥在修改时统统删去，只说公社的临时委员会是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实际上，所谓的巴黎公社原则之一的选举，根本没有实行过。文革前，民众推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委员会再任命官员的做法，虽然只是走形式，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甚至连这样的形式也没有了，有的只是那么几个、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推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公社。虽然参加公社的各派组织随时可以撤换自己派出的代表，但这只是十几个参加公社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势力平衡。这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既非民众推举，而且在民众中也只是极少数；大批公民完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被剥夺对这个政权的选择权。同时，公社的主要领导张春桥和姚文元也不是上海市民选出，他们的权威和合法性只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代表国家政权机构中的三方力量：干部、军队再加上民众的代表。军方完全由上面委派，民众毫无选择余地；干部一方，最初由群众“解放”，但后来还是由上面指派；即使民众代表，也不是从选举产生。民众从来没有资格对全体三结合成员进行投票，更不要说直接选举。而毛泽东，一再梦想建立公社，他理想的公社究竟是什么样的？从他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来看，那应该就是他的理想国。但就是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也没有提到民众对政权的选择权利。巴黎公社是以民众自治为模式的，上海的造反派联席会议，虽然有自治共同体的雏形，但也只是十几个“发起组织”组成，这样片面狭窄的成员构成，无法组成代表全体上海市民的政权机构。毛泽东和张春桥的谈话，除了对改国号觉得不妥外，最关心的还是“党放在哪里”？而所有的群众组织，此时最关心最起劲的就是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以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代替中共上海市委，根本没有想到再给市委一席之地。但是，毛泽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政权形式，实际摒弃了市委。那么今后党放在哪里？在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之上，还必须有个党。“党的领导”是毛泽东的文革底线，也是对巴黎公社市民自治模式的不信任和坚决否定。造反派们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利，并不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只是毛主席恩赐的临时权利，他们的造反对象只能被毛泽东圈定。文革中可以对除毛泽东本人（一度还加上林彪）而外的任何干部造反，但不能对共产党垄断一切的权力造反。毛泽东号召群众自下而上地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群众所有的权利也止于此，止于造反权。一月革命之后，造反派曾经有过为期不长的选择干部的权力，那是在各级革委会初建的三结合时期，他们可以对“解放”或“结合”干部发表自己的主张，可以选择自己认为“革命”的干部。当然，这只是几个造反派组织有选择权力，不是全体民众。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个时期也不长，随着秩序的恢复，对干部的选择权被回收，任命制重新恢复，重新一如既往地自上而下掌握在党手里。造反派不能代替党，公社也不能代替党，党的权力和利益，始终高于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于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让民众参与国事，最终却没有从操作层面，从体制上落实民众对执政党的选择和监督权利。 “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这一巴黎公社原则，“一月革命”后非但再也不被提起，而且遭到批判。1968年10月，《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甚至否定全面选举，说“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公社的梦想就这样被悄悄置换。 “一月革命”，文革政权成立，秩序重建。整个文革话语开始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向“大联合”、“批判派性”、“反对山头主义”、“马蜂窝就是要捅”等口号转换，即要求造反派进行自身的整顿。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正在结束。以后，整个1967年和1968年，都是试图将1966年释放出来的能量，重新塞回专政秩序和常规轨道的瓶内。造反派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所挣得的政治名份，又将被后面的一系列运动重新鉴定。解散“兵团”：王洪文整合上海工人造反派自从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后，反对文革势力在上海不复以组织形式存在。上海造反派组织面对的，不再是保守派势力，而是造反派自己内部的反对势力。这是上海文革的又一特点。但是，如果说这些被取缔了的兵团，之前都是些与工总司观点不同的势力，似乎又有点勉强。因为纵观这些组织的活动轨迹，实在找不出它们与工总司有什么观点上的不同：既没有为“保”谁或“打倒”谁而产生的分歧，也没有对某个政策的理解执行产生的争论。他们提出的唯一理由是“看不惯”有些人例如潘国平等。不过耿金章后来还是承认，他觉得手中有组织才有参加文革新机构的实力。而其它几个兵团，从工总司独立出去，其实也都是怕自己的势力被工总司“吃掉”。这种占山为王以提高谈判资本的心态，是许多组织头头内心的真正写照。也显示许多时候一些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并不一定是意见或政策分歧，并没有那么多他们自己标榜的正义性。更多的是名份和名次之争。清除内部反对力量，是王洪文继击败赤卫队之后，整合造反派力量的又一件大事。在解决了来自外部的保守派反对势力之后，王洪文面临解决造反派内部的纠纷与争斗。工总司本身比较强大，唯一能与之较量的只有二兵团。王洪文在这些组织的对抗能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挑战和抗衡工总司之前，便不失时机地抓了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使这些组织群龙无首，只能解散，大大降低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内耗成本。在这方面张春桥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平衡作用。一方面他不赞成王洪文以对待赤卫队的方式强行解散二兵团，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耿金章另树旗帜。当王洪文将耿金章送进看守所后，张春桥一次又一次地催促王洪文释放耿金章；耿金章被放出来后，张春桥又要王洪文安排耿金章的工作，打一打再拉一拉，耿金章从此不再作对。就这样，王洪文重新整合了工人造反派的力量，他在工人造反派中的权威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如果说，击垮赤卫队，使造反派一统了上海的文革；那么，击垮二兵团这些造反派内部的山头，则使工总司一统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而清除潘国平和范佐栋等人，更使王洪文一统了工总司。从此，工总司在上海造反派组织中的老大地位，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抗衡；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中的领袖地位，没有其他人可以抗衡。不过，这样以剥夺对立派组织存在权利，来稳定自己组织存在基础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工总司当初引用宪法要求市委承认自己的初衷。从康平路事件开始，他们也如市委当初不准他们成立组织一样，只要给对方加一个负面政治名份，就可以剥夺对方组织的存在权利，甚至可以随意关押对方的人员；几个月后，更是将调动十数万人以暴力打垮对手“联司”。工总司就这样成为上海文革中群众组织的龙头老大，也这样走向自己最初要求结社自由的反面。砸联司：巩固文革新秩序从上海柴油机厂“联司”和“东方红”两个对立组织的早期轨迹，可以看出文革前的人际关系，是怎样被文革初期的政治动员梳理出派别意识的。这是文革初期派别形成的又一模式，即派别意识不只由文革前与主流政治的亲疏，而且也由人际关系的亲疏决定。而以后，政治因素又不断激化着派别的对立。在上柴厂，干部问题是两派群众组织矛盾的开端。对干部的争夺，实际就是对政治资源和话语权的争夺。干部问题是夺权的关键，正是夺权和对于干部的评价，激活造反派组织的欲望以及组织之间的分歧。谁都希望夺得这个能够显示自己组织正确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除了对干部的评价，联司和东方红争论不休的，是谁才算真正的造反派。因为只有具有了这个革命名份，才能够具有在文革新政权中参政的资格。这是中国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文化传统，所以必须不断进行谁是打天下者的鉴别。对文革来说，打天下的是“老造反”。不过，对于究竟如何区分造反派和老保，各方标准不一。在联司和东方红的争执中，联司一方认为东方红是老保，理由是东方红成员中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居多，这是以与文革前主流政治的亲疏划分“保”与“造”。东方红抨击联司是老保的理由，是因为联司中有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这是以造反的先后划分“保”与“造”。而全向东认为东方红是老保的理由则又不同，他认为工总司和市革委会已经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东方红与他们关系密切，所以是老保。这是以与文革中主流政治的亲疏划分“保”与“造”。整个反对联司和支联站的过程，反映出文革对上海造反派角色身份转换的要求。1967年“一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秩序和权威的恢复和重建。因夺权而成为或即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们，身份的转换要求责任的转换。此时文革对造反派的要求，已经从1966年文革动员时期的“炮打”、“火烧”走资派，转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于是，“一月革命”前，衡量革命派或者左派的标尺是“造反”还是“保皇”；造反派是文革的动力，必须大力支持；保守派是文革阻力，不被允许存在。但是“一月革命”以后，衡量革命派的标尺因文革新秩序的建立而改变，以是否维护文革新政权、新秩序为标尺。可是联司和支联站却没有悟出这个变化。他们争夺谁是名份最正宗的革命派，但标尺还是“造反”与“保皇”，还在为谁是“真正的造反派”而纠缠不休，全然不顾他们所反的对象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政权；全然没有觉察文革话语已经改变，革命派的标准已经变化。联司指责东方红是老保，既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老保，就没有存在权利；市革委会支持老保东方红，所以市革委会也必须改组。他们挑战文革新秩序，挑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以为只要造反就必然革命，必然是文革原动力，必然应该掌权，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造反观念，已经使自己成为文革发展的新阻力。联司和支联站将“一月革命”前造反派“炮轰”上海市委的口号“上海必须大乱”，稍作修改，重又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口号：“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这是已经成为文革强势集团的工总司等最不能接受的。用《工人造反报》上的话来说：过去乱，是乱了走资派，现在再要乱，就会乱了自己。反映了已经跻身上海主流政治的工总司等造反派们，对不同阶段的秩序的态度。砸联司是上海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武斗。和外地死伤无数的武斗相比，上海的这场大规模武斗要克制得多，武斗当场没有发现死人。而且，这场武斗与外地同一时期发生的武斗相比，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没有动用枪枝弹药。上海几次著名的两派冲突，最初1966年12月底的康平路事件，只是拳脚相加；以后包括这一次上柴厂的大武斗，最多只是以长矛、铁棍、弹弓、燃烧瓶和高压水龙为主要武器，杀伤力较小。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地域文化所特有的上海人谨慎小心的性格；另一方面，也与驻上海军队没有太深介入上海地区文革有关。上海地区的矛盾都由张春桥表态定夺是非，军队对上海的是非没有发言权。向上柴厂派军宣队，是上海市革委会派出；军宣队进厂后的倾向，实际是市革委会的倾向，代表的是市革委会，而不是驻沪三军。这使驻沪部队领导部门与上柴厂的两派都拉开了感情距离，避免了直接介入，也避免了武器流入民间的可能。在全国一片武斗烽烟甚至真枪真炮战争之际，砸联司武斗，却是上海文革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上海的主流造反派在支联派还没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统一派别时，便抓了主要头头，继而砸了上柴联司。砸联司武斗的两个月之后，除了郊县和极个别工厂、学校，上海的两派冲突类型武斗基本平息。这为上海文革局势的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上海就这样以稳定的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但是，这样的稳定却是以巨大代价换得的。这个代价，不仅是两派群众的大量受伤，不仅是上柴厂厂房设备财物的严重损坏，而且更是对本已混乱的文革理念的彻底摧毁。造反派之所以成为造反派，从本质上说，就是反权威，自由言论，不盲从当局的舆论导向，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而他们最初的造反，实际上就是争取言论和结社自由。但是，现在他们自己也开始压制别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反的本义。这些刚进入主流话语的造反派们，缺乏对制度的呼唤意识，当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他们也如当初整他们的干部们那样坚决反击。在这方面，工总司的造反派们早有倪端。从对待赤卫队、红工司、二兵团，一直到对待联司，都是道不同就相砸，动辄宣布对方是“非法组织”；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粗暴激烈。他们对干部，对反对文革者也是动辄批斗。就这样，他们重复“资反路线”曾经对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层面进行哪怕是些许改变的可能，文革彻底进入死胡同。而他们直到最后被真正“秋后算账”，也许还没有对自己当初与“走资派”同样专横的行为有所反思和醒悟。砸联司事件也显示造反派组织之间，没有双赢，只有你死我活。每一方都必须不断证实自己的正确及对方的错误。因为一旦失败，带来的结果是全盘皆输，不只是自己这派组织的溃灭，而且更是组织中每个个人，尤其是领导成员的彻底垮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文化基因，又一次在这里发挥影响。这也是文革前阶级斗争理论长期教育的结果，只讲如何“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讲如何妥协。在这种文化教育下，只知斗争，不知妥协，不知如何谈判。没有了上级权威的调停，双方根本不知如何互相退让一步。只要有分歧，一定都是真理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联司和支联站拒绝任何谈判和妥协，本来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矛盾，就这样成为死结，除了武力相砸，再没有别的出路。这也是文革武斗不断的又一原因。 “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来自军队的警告文革打倒干部，最强有力的罪名就是“叛徒”。张春桥蓄意要打倒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和曹荻秋，给他们制造的罪名就是“叛徒”。而两次民间的炮打，都是首先质疑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也给张春桥安上叛徒的罪名，试图以此首先剥夺张春桥的革命左派名份，再将他驱逐出中央决策中心。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1967年的“一·二八”炮打，到1968年的“四一二”炮打，两次炮打都来势凶猛，但最后都化险为夷。第一次是毛泽东的直接干预，第二次是军队出面。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对第二次炮打的直接干预，但“四一二”炮打刚一发生，江青就立即找林彪属下，焉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待查。而毛泽东特地将张春桥接去中南海，并守在门口等候张春桥，显示毛泽东关心张春桥的急切心情，更显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关爱和重视。看起来，“四一二”炮打未遂，是对张春桥地位的又一次提升，但在张春桥内心，应该能够感觉到，这是来自军队的又一次袭击和警告。“四一二”炮打对张春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一·二八”炮打更沉重的打击。张春桥1966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使得他在中央文革以及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此时的张春桥蒸蒸日上。他这个时期的讲话大多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显示出他的志得意满；尤其1967年“二月逆流”时，他对那些抵制文革的军队老帅们，寸步不让，针锋相对。“四一二”炮打，让张春桥领教了军队的厉害。这股炮打风，来无影去无踪。如果不是江青出面，他很可能就会像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几个成员一样，瞬间便被抛弃。据有心者观察，张春桥后来变得非常谨慎，正是从“四一二”炮打开始的。许多事情张春桥不再希望上海先出头，包括将徐景贤辛辛苦苦写出的六万多字的《一月革命大事记》全部销毁，包括后来1974年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急刹车”，都是张春桥的指示。从大联合到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的终结比起外地的许多省市，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总体来说还算顺利。其间最困难的是区分谁是“左派”。因为大联合最初强调以“左派为核心”，也即只有具有左派名份的组织，才有成为“核心”的资格，于是为了这个名份争吵不休。1967年的各级革委会，尚未建立新的权威；而对于怎样才算是左派组织，也无一定之规。没有了权威机构的裁决，又没有衡量左派的明细规则，谁都自封左派，谁都希望以我为核心，大联合始终无法实现。于是到了1967年底，干脆不管什么派，也不讲什么核心，都一定要联合。总之，一定要回到文革前以班级为基础的状况。自1966年8月开始的结社自由，就这样行使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断然结束。比起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市，上海高校和中学的红卫兵大联合是平淡的。在大学，由于1967年初的“一·二八”炮打，红革会、炮司、红三司，三大红卫兵组织失去讨价还价的资本，大联合的阻力相对少了许多。于是，上海的大学红卫兵运动，除了校园里的武斗，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成为焦点的事件。倒是中串会，因一篇《一切为了九大》出名，为文革的另类思索，留下上海的身影。上山下乡无疑釜底抽薪，结束骚动了将近两年半的红卫兵运动。以后，自1969年至1976年10月，虽然毛泽东和他信任的文革派，依然掌控着中国政局，依然不时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但那都只是上层的政治斗争,作为广大群众参与的文革运动，随着结社权的实际被取消而彻底结束。虽然，在中学里还保留了红卫兵组织，但这已经不是文革初期那种自由结社式的组织了。上山下乡运动，就是要求青年学生交出体制等级身份中最不易获得的城市居民身份，从此与一切城市居民的特权无缘。这是所有被动员者都必须面对的今后人生。以后，若要再重获城市体制身份，就必须以政治表现，换取各级当政者的选择。除了那些有家庭背景的干部子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将是一个艰难甚至屈辱的过程。上山下乡运动中，虽然许多学生是自愿报名，坚决要求去农村和边疆，但在那个所有资源都被政府掌控的年代，留在城里的生存之路几乎完全被封死，热情悲壮的“自愿”背后，更多是无奈的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十年后，这些“自愿”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掀起了大规模的返城风潮。那才是一场真正自愿的群众运动，而且是1949年后的三十年内，唯一的一场成功达到目的，却没有被“秋后算账”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是后话。上海文革初期共有三股文革势力：红卫兵、工人造反派、机关造反派。机关造反派的核心实际就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红卫兵催生了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中，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又相互支持。但这样的蜜月很短，1967年初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从此分道扬镳。而后来大联合成立的市中学红代会与大学红代会，与工总司的关系也始终不密切。上山下乡更是结束红卫兵运动，上海的文革舞台从此只剩工人造反派和写作组。但这两股文革势力始终貌合神离，直到文革的最后一刻，两股势力才真心携手。而那时大势已去，文革失败已成定局。这也是后话。从“工总司”到总工会：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的体制化从被要求大联合开始，造反派的狂欢结束了。对于造反派来说，大联合首先意味着削藩，意味着结社权结束。跨地区、跨单位、跨系统职工群众组织的兴起，始于张春桥1966年11月13日在上海对安亭事件的签字；毛泽东对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大加支持，引用宪法说“公民有结社权”。但仅仅三个月后，上海文革新政权刚建立，又由毛泽东批示、张春桥在新政权上宣布：群众组织要按系统、按单位归口联合。上海文革新政权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颁发的第一个文件，内容之一就是“整顿群众组织”。 “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的组织形式，实际就是文革前的政府、党、团、工会、学生会等所有社会机构和产业的组织形式。所谓归口，其实就是回归文革前群众组织与党组织的架构完全平行，被同级党组织严密监控的状况。虽然在1967年和1968年，共产党基层组织尚未恢复活动，但此时党组织的功能由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代行。于是，一切回归文革前的秩序。职工群众组织都被归纳到先是工代会后是工会系统中，不再允许体制外群众组织存在。作为群众组织的工总司，就这样被科层化，回归文革前官办工会的构架。实际就是收回1966年11月安亭事件时，对工人成立全市性组织的许可。跨地区、跨行业的全市性群众组织，被以大联合名义取消。公民的结社权就这样兜了一个圈子，在大联合的口号下重归于名存实亡，又回到当初陶铸们极力想守住的状况。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圆圈。大联合还意味着对许多造反派头头们苦心经营半年多的政治资源的剥夺。各个山头，各个组织，都是一些造反派头头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资源和人脉，一些造反派头头正是靠着扩张和提升自己组织的实力与级别，提高了在三结合权力机构中的谈判资本。但大联合几乎消解了大多数造反派们的这些资源，也几乎使他们曾经拥有的对秩序和权威挑战的能力重新归零。虽然少数人因曾经是一派组织的头头，被“结合”进革委会当了负责人，或者进入管理层当了科层人员；但其他大多数人的工人身份没有改变，各级革委会建立后，他们只能回厂重当工人。革命秩序恢复后，干部的职业身份资源有限，只有少数人因革命名份的提高改换了职业身份。对大多数造反派来说，革命名份的提高，没有为他们带来实质利益。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9年以后，各级党组织的权威重又恢复，全国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以大联合的名义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被解散。但上海有所不同。对于上海最大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来说，大联合成为重新整合工人造反派力量的契机。虽然工人造反派们不可能抵制大联合，但他们还是通过种种办法，抵制大联合对他们组织力量和组织体系的削藩；甚至利用大联合，加强了各路造反派组织对工总司的认同。在两次工代会的召开过程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先是极力想保持工总司的名称，名称守不住，就尽力保留人员；最后终于借着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整地将全部骨干力量基本保留在工会体系。就这样，重建后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市总工会，有名称上的延续，却没有组织和人事上的关系。在外地，工代会的召开意味着群众组织的彻底解散；但在上海，工总司却利用四次和五次工代会成功转型，将文革初的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市总工会。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获得秩序恢复后活动的合法资源，守住了自己的组织。在这一意义上，虽然1967年的大联合终结了公民结社权，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却利用转型后的工会，部分地守住了自己的组织的独立性。而这种不受政府或执政党干涉的独立性，正是结社权的重要内涵。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凭着本能试图守住这种独立。这是全国的唯一，也是上海文革不同于外地的又一重要特征。毛泽东曾经想以造反派组织代替工会，虽然只是由几派工人组织替代文革前的官办工会，但这种由工人按照自己意愿结合成立工会，应该是工会的本相。工会本来就应该是工人自由结成的体制外组织，用以保护自己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设想，应该有着还原工会本来地位的成分。但是，毛泽东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样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大概只是一闪而过。最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被以大联合的名义取消。这显示毛泽东的文革，仍然是试图用帝王的霸权话语，解决当代社会的民众权利以及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监督。这当然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而且，在1949年后权力越来越集中的政治环境下，即使工人造反派组织一时替代了工会，最后的结果也一定会回归官办。从干校到“战高温”：科层的“革命化” 夺权后各级机构建立的“小班子”，是科层被压缩后的扁平机构。革委会建立初期，不问实际需要地合并科室，革委会的机关人员似乎比文革前大大精简。但各种业务的客观需要，加上对底层工人和文革积极分子的提拔，各机关小班子人数很快膨胀。小班子、大班子总人数大大超过了文革前的机关科室人数。科层自我膨胀的惯性，即使是毛泽东的文革也无法抑制。文革试图建立精简的扁平化机构；但革命又要求置换科层人员，让大批认同和支持文革的新人员进入各级科层，如何处理多余人员成为难题。这也是共产党执政后，每次机构精简面临的难题。由于没有任期制，对各级领导干部，无法通过任期轮换。于是只能通过寻找他们的各种问题，降低他们的政治名份，将他们赶下台。而对大量的机关科层人员，也由于就业的封闭性和终身制，无法流动和疏散。尤其向下级机关或基层单位的流动，如果不是去担任负责干部，往往被视作“犯错误”的降级，具有惩罚意味。于是每当科层被压缩或调整、取消时，只能通过“下基层”之类的号召，以革命的光荣名义遣散这些人员。文革更是同样如此，通过批判、审查、清理，去五七干校和四个面向，终于完成置换的全过程。不过，这些被置换的干部和科层人员，尽管战高温、下基层，名份降低了，但他们的编制身份没有被转换，他们的干部编制身份仍然被保留。与此相对照的是，工人干部虽然被提拔，名份提高了，但编制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不被转换为干部编制。两边的身份转换，都停止在“编制”，都没有实至名归地最后完成。如此只改变职业，不改变编制，初衷可能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底层即使向上层流动，也因没有完成体制身份的最后转化，面临随时重回底层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前就有着干部编制身份的干部及科层人员的让步和照顾，也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干部的限制和制约。文革打倒干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黑帮，三反分子；第二阶段，资反路线；第三阶段：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是一场对干部的大规模批判运动，毛泽东开展文革的本意之一，是批判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但是，底层群众对干部作风和官僚体制的批判没有持续多久，运动很快被文革决策层导入对“资反路线”和“走资派”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即是干部们1966年6月至年底对文革的抵制。所谓“走资派”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就这样，从可能的体制批判成为纯粹的政治批判。对于批判“走资派”，从干部的政治历史中寻找问题，以“历史问题”抹黑他们，是最简便直接的办法，例如陈丕显的“黑小鬼”问题、曹荻秋的“叛徒”问题，等等，无一不是试图从干部的政治历史中寻找出打倒他们的理由。而文革的中坚张春桥也曾经被以同样的理由炮打。“走资派”的概念更是混乱模糊，只以对毛泽东的忠实程度划线。对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权以及和脱离群众作风的批判，也即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反而成为次要。而造反派们一旦掌权，同样容不得批评。文革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体制改革失之交臂。从上海市革委会专题写作组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秘书化的知识分子从“专题写作组”，到“红旗组稿小组”，到“上海市委写作组”，名称变了，但写作组的核心任务没有变，依然是奉命写作，诠释和宣传文革。张春桥、姚文元虽然不过问写作组的具体工作，但却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大都是共产党执政后自己培养的文化人。1949年后的文科大学，教材越来越狭隘，历史只以阶级斗争为唯一解释；政治经济学替代了经济学；哲学被简化为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文科学科都被视为西方的伪科学；文艺理论除了马、列、毛，只读俄国的别、车、杜；文学创作除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其它都是歪门邪道，等等。如此单一的知识信息来源，以及扼杀思考和想象力的灌输洗脑式的教育，只能教育出一帮驯服工具，培养不出思想家。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出于“党的需要”，是政治宣传，而不是学术研究。更准确地说，他们不能算作知识分子，只能算是党的秘书。这是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他们关闭自己的直觉，听任政治催眠。党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事业，党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那里；奉命写作，奉命批判；没有学术思想，满足于做诠释，解释和普及被执政党称为真理的理念，为执政党的理念和政策做“正面解释”。写作组的核心人物：朱永嘉、王知常、萧木、陈冀德，有着那一代人的特点：热情、献身、忠诚，理想主义。他们中真正懂点政治的，大概只有朱永嘉。纵观整个文革，工人造反派因为“生活问题”也即男女关系，或者“经济问题”也即多拿多占，被整肃者很多。许多人虽然一时当上各级领导，但后来被淘汰。而写作组的成员则基本没有这些问题。他们人格中传统教育的价值观还没有被革命完全取代，直觉没有被革命麻木，个性没有被革命淹没。所以直觉个性时时会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但每次冲突的结果，都是压抑和克服自己的良心和自觉，强迫自己按照党的要求思考和行事，并以党的话语教化民众。他们政治上民粹主义，知识上和道德上却又对工人造反派不以为然；他们内心深处有善恶判断，却又在现实中关闭自己的良知。这是中国从50年代起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是虚幻理想的殉道者。他们明知民众对文革的巨大不满，但却以为这一切不满都是短见；他们看到文革造成的巨大破坏，但却认为这些都是为长远目标必须付出的短暂牺牲。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和道德自省，但是，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只是做幕僚，为政策和思想做诠释。他们不想当官，虽然与政治近距离，但又不愿成为直接从事政治的官员。这是他们保持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最后底线，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为了表示，他们所作的一切，包括为现实唱赞歌，不是谄媚，而是为了追求和维护心中的理想。这使他们的行动显出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们霸占着文化和思想领域的话语权，是上海主流政治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愿意从事核心政治；他们为权力服务，但自己并不追求权力，甚至刻意与权力保持距离。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想摆脱政治，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等专业，但始终身不由己。他们只能经常处于既怀念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又必须为远大理想舍弃自己的一切的纠结中。没有对权力的追求，也使写作组内部少了纷争，写作组人际关系和谐，这在到处派性四伏、势不两立的文革中少有。砸烂公检法：“群众专政”的实践文革中的“群众专政”和“大民主”相辅相成，都是革命的暴政。从1966年的“红八月”，到1967、1968年的“群众专政”，本来就已非常薄弱的法制，被“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取消。应该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安人员也革命造反，身兼群众组织和执法机构两种角色身份，造成严重混乱，大大降低了公安执法机构的权威和公正性，社会秩序混乱不可避免。而让毫无法制观念的底层群众作为公安人员的替代，在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执法，后果必然导向暴政。文革以“批判走资派”宣扬对干部的权力监督。但实际上，除了运动最初期一些群众向干部提意见的大字报，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几乎没有进行。所谓的群众专政，对象也不是“走资派”，而仍然是十七年的打击对象。实际是借群众的名义，继续行使自上而下的专政。至于游雪涛的对象，虽然也有干部，但也不是对干部的权力监督，而只是张春桥、徐景贤对政治对手的调查。不过比起外地，上海的“群众专政”基本在市革委会控制之下，除了上体司的治安组以及个别组织的“群众专政组”。上海市革委会1967年3月就建立了政法指挥部，以后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是在市革委会的领导之下，这使得上海死亡的人数低于外地。当然，滥抓无辜、无证关押的现象同样存在。十万工宣队员进驻“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从派工作组引发矛盾、群众起来造反开始，到又一次派工作组式的工宣队结束矛盾，结束文革的群众运动。但是，工宣队的权威来自毛泽东，而不是自身的能力和素质。这样的知识程度，不要说领导高等教育、现代科技和文化艺术事业，就是在这些领域取得发言权都是困难的。虽然毛泽东给他们的责任是进行阶级斗争，但这类空洞的说教，在繁重的日常业务前，成为实际上的干扰。而且，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职能恢复后，工宣队实际只能处于尴尬的多余地位。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究竟怎样才是“领导一切”？姚文元的文章提出的只是口号，毛泽东对此也未有具体阐述。于是，只有位置的多少是可以量化的。这使工人造反派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理解，主要还是在对领导位置占有的多少上。他们没有明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相辅相成的，他们“领导一切”和高于其他阶级阶层的权力和地位，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人身份，是政治身份的附加值，而不是他们的先天权力。如此对体力劳动者的简单颂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贬低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看得起工人。一个正常的社会，各个社会成员和阶层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领导阶级”而高于其他阶层，更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被打击对象。而在事实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尽管在基层，被三结合的工人干部确实拥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权力，但在权力的上层，工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工人阶级真正拥有的，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利，是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权利。 1949年后的中国工人，已经离马克思主义本意上的自在或自为阶级越来越远，作为阶级的整体素质越来越下降。首先表现在整个工人阶级缺乏强烈的阶级意识。从文革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始，个人利益便不被鼓励提倡，社会强调的是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于是，由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共同构成的价值判断座标，被抽去了其中的一根轴，只剩下另一根单一的可以任意挪动但却永远构不成平面的轴线。工人的个体利益时时遭到贬低和压抑。这使得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失去了判断阶级利益的具体而实际的参照。于是形形色色的虚假利益乘虚而入。对本阶级权利和利益的深刻了解是阶级意识的基础，而文革前的工人阶级已被灌输教育得将党的利益、政权的利益，等同于阶级利益，完全失去了以个体利益抽象出阶级利益的能力。工人阶级没有独立政治意识的素质，不但与十七年灌输式的政治教育有关，还与十七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关。计划经济取消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失去依靠交换自己的劳动力而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依赖于企业与政府。劳动力是劳动者的自我，劳动者通过与劳动力市场的交换，得以了解自身的价值。劳动力成为计划经济对象，劳动者的价值和地位便只能由计划者决定，派给什么身份就是什么等级，劳动者的自我就这样丧失。文化革命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自我判断大于或小于实际自我价值的现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由当政者决定各个阶层价值的最具体体现。而工人阶级，对这样判断大于价值的口号完全接受，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应该高于知识分子，永远领导知识分子。在与执政党的关系上，劳动者得到的不是劳动报酬的全部，但宣传机构却将本应作为工资形式支付的社会福利统统说成是当政者的恩赐，仿佛不是劳动者养活了党和政府，反倒是党和政府养活了劳动者。于是，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宣传，另一面却又是“党是大救星”的歌颂。加上没有罢工的权利，与侵害自己权益斗争的手段被取消，劳动者实际成为政治的棋子。劳动者自我意识的集合体是阶级意识。当工人阶级的每一个分子失去了本身应有的活力，作为阶级整体的活力必定枯竭。经济上的依附性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依附性。过去，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但正是对劳动力的自主，使他们能够以罢工等斗争形式发挥自己的阶级力量。而当劳动力也不能成为属于自己的自主之物时，当捍卫自己利益最基本的罢工权也被取消，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便只能是一空话，更不要说“领导一切”。那只是被赐予的名份。清队、一打三反和清“五一六”：回归自上而下清队、一打三反和清“五一六”，是对政治身份的又一次鉴别和划分，是文革对象的又一次转换。但和之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一月夺权”不同，政治名份的自我鉴定不再被承认，自上而下的鉴定重又恢复。本来，批判“资反路线”和“一月夺权”，政治名份的评定权，从十七年一贯掌握在各级干部手里，颠覆为由底层群众掌握评定权。由底层群众评定干部是否“革命”，决定是否予以“解放”。但是这样的时期非常短，革委会建立，随着一批又一批干部的复职，运动的领导权又渐渐回归到干部们手里。革命对象重新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前的标准。文革始终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目标，一个是毛泽东的走资派目标，这两个目标此起彼伏在运动的最初期。干部们将十七年目标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后来毛泽东的目标走资派成为运动重点。但到清队，十七年的目标重又回归。而政治身份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判定权，则随着这两个目标的转换而转换。造反派的目标和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造反派始终试图颠覆以往的打击标准，坚持将“走资派”作为头号打击对象。虽然都是阶级斗争，但一个矛头向上，另一个矛头向下。可以说，整个文革就是对阶级斗争具体对象的争执。造反派始终坚持矛头向上；复职后的各级干部坚持原来的打击目标。到清队开始，打击目标重新又向十七年的目标回归。不过，建立不久的革委会的权威在清队时期尚未完全确立，干部们即使被“解放”，“三结合”进革委会，也尚未恢复以往的权威。因此，清队的目标，是由造反派组织和革委会共同决定的。横扫、“红八月”、清队，是一脉相承的。档案中记载的才是最真实的被认定的名份。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真实名份。这个名份隐藏在档案中，随着每次政治运动的需要，有选择地被抛出。许多清队对象的材料，实际都是由各级党委在“四清”时便已内查外调，或从档案中挖出，有些在文革发动时期的“横扫牛鬼蛇神”中，已经抛出过。只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不许将批判矛头对着群众，才暂时搁置一边。到了清队，由造反派组织和刚成立的革委会接棒，再次抛出。由于干部失去权威，没有了制约，于是所有的哪怕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被抛出。虽然，这样至上而下的评定，很多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实施的，但在革委会权威尚未建立时，工宣队和军宣队代表着政权的权威。清队、一打三反和清“五一六”，三场运动实际就是各级党政收回政治身份评定权的过程。清队时，还是造反队和革委会一起提出对象，所以可以说是回归的过渡时期；到了一打三反和清“五一六”，就是由革委会提目标了。政治身份的鉴定重新回归自上而下，不再是自我认定，不再是群众给干部贴标签。尤其后两场运动：一打三反和清“五一六”，目标大多对着造反派。上海市革委会专案组1971年列的十个“反革命大案”，除了“老串会”对着老干部，其余九个大案，基本都是清查造反派。而在各基层，从一打三反开始，不少造反派受到整肃，那些有着这样那样问题的造反派，大多是在这两场运动中落马的。造反派的自身素质，使得干部和反文革势力有理由对他们秋后算账，这也是每场革命高潮之后必然的自我清理。与此同时，对干部的审查权，也完全回归各级党组织。清队、一打三反和清“五一六”，是文革前政治运动模式的回归。这样的回归，不但在于政治身份评定权的回归，而且还在于运动目标和标准的回归。文革将大量精力投入对干部的历史审查和队伍的纯洁，而不是对制度的改革。对“叛徒”、“特务”的审查成为运动重点，“走资派”反而越来越成为次要。而且究竟何为“走资派”，概念越来越空泛。对干部滥用权力的批判，全部被对干部历史的审查替代；对干部特权制度，也基本没有冲击。只要恢复权力，“待遇”马上跟着恢复。就这样，文革无法发展出对干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改革。市总工会：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特殊领地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政治强势体系，而且通过工会影响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党的权力日益集中。但在上海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有着比文革前大得多的话语权。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文革中的上海工会系统与文革前工会的不同，还体现在干部的组成。文革前的工会干部主要由三方面组成：老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期，从事工厂运动的干部；劳模先进人物；工厂工人，当然一定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党的依靠对象”。文革中的上海工会系统的干部，基本由造反派组成；虽然也有少数文革前的工会干部，但那只是为了体现“团结政策”，只是点缀，所以他们最多只能担任副职。所有工会系统的干部，正职基本都是造反派。这并不违背1949年后一以贯之的“提拔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干部选拔标准，因为这些造反派就是文革这次政治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但是，由于文革只是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次运动，而将工会系统全部骨干只由文革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就显得非常狭隘。这样的狭隘，正是文革中的上海工会系统被认为“派性十足”的缘由。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党的关系，文革后被批判为“派性”，“工会凌驾于党之上”。其实，工人造反派的这种派性实际是对自己利益集团的参政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具有民主成分。作为一个政权结构，本来就应该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协商和互动。但执政党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所有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出头为自己争取利益。而且文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尚未分化，在别的阶级或阶层都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工人造反派面对的不是其他利益团体，而是整个政权；加上没有制度层面的相关机制，于是显得非常孤单和突兀，也引起反感。工会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地位虽然高，但仍然是虚假的。因为工会的权利不是来自宪法的“自由结社”，而是仍然依附于党。只是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整个党，文革中则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势力大一些，工会的力量就强一些。工人不能通过自由结社选择当政者。文革的经济体制毕竟仍与文革前一脉相承，党和政府仍是企业所有者，工会的真正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掌握着工会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最根本原因。而在事实上，文革中上海工会与广大职工关系不大。市总工会最在意的，是文革新干部在各级党政位置的数目，而不是维护职工权益。王洪文一再强调工会要抓大事。王洪文的这个大事，就是巩固文革秩序，警惕反文革势力。这使工会陷入政治派别的纷争，脱离为工人说话办实事的天职。这样的工会，地位再高，也失去了工会的本质，甚至比文革前的工会更脱离职工。与上层工会领导人极强的领地意识对比，文革中底层工人的工会意识却普遍下降。没有了加入工会的申请手续，取消了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的待遇差别，造成工人们工会意识的淡泊。加上工会只抓“大事”，连文革前的传统活动内容都停止，工会基本功能萎缩。于是，一方面是上层工会人物对工会独立地位的强硬维护，另一方面却是普通工会会员对工会的日益疏离。直到文革后期，叶昌明等意识到这种脱离底层工人的趋向，决心以替工人办实事的行动，回归群众组织的职能，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回归，也只是回归到文革前的工会套路，仍没有回归到工会工作的本质——在这样的体制下，那不可能被允许，也没有任何路径。上海工人造反派将工会看作自己的领地，看作是最能保持文革胜利成果的领域，高度警惕党政对工会的渗透。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比较集中在工会系统而没有进入党政系统时，他们的措施似乎带来了工会独立的现象。但是这样的独立却又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所针对的，不是党政对工会工作的干预，而是反文革势力对工会的渗入，是在政治斗争层面对自己派别的保护，而不是在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层面对广大工人的保护。而对于工人组织，最具本质意义的是工会的独立，以及结社、集会、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因此，如果文革没有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进入党政，他们还会这样视工会为独立领地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市委写作组：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舆论总管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既起着市委办公厅的部分作用，诸如文件起草、调查研究、情况收集、政策研究、政策解释，又代行市委宣传部的舆论掌管职责，而且还直接抓出版、编刊物，是个多功能的机构。文革后，写作组被批判，说他们“影射史学”、“阴谋文艺”。但其实，他们所有的作为，都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文化的常态，是舆论控制和政治功利主义的必然结果。“影射史学”就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翻版；“阴谋文艺”，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极端，文革前的那些著名史学、文学大家的作品，与写作组的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不过文革前这些任务要求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执行，文革中则被集中到写作组，由少数几个被信任的写作组成员垄断和代行。从张春桥、姚文元布置给写作组的各种课题，可以感觉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思路。虽然，那些课题不一定是毛泽东的直接布置，但以张春桥与毛泽东的关系，焉知不是张春桥所认为的毛泽东的心思？从这点上说，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但是张春桥的秘书班子，也应该是毛泽东的文人班子，以各种调查、资料汇编，为毛泽东寻找和提供文革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比起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又有不同之处：文革前的写作班是党的写作班子，文革中的写作组则是党内一个派别的写作班子。文革前的写作班只是秘书班子，只提供政策参考，并不具有话语权。而文革中的写作组却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中共“九大”以后，外省市都恢复了省市委宣传部，唯独上海始终没有恢复市委宣传部，舆论被写作组管理和引导。写作组代行着市委宣传部门对政策和思想解释的话语权，为张春桥、姚文元管理左右着上海的思想界，甚至对整个中国的思想界也有很大的影响，成为不是市委宣传部的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写作组虽不具备市委宣传部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网络，但宣传功能却更直接。所有重要文章都由写作组自己撰写，通过自己的刊物发表。因为和张春桥、姚文元的紧密关系，写作组和中央决策层距离比较近。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信任，使他们对张春桥、姚文元几乎有种崇拜感，也使他们对执行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有种崇高感和使命感。在知识分子被一片打倒的氛围中，能够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中站在最前线，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也是他们忘我的动力。他们在文革中显示了自己的忠诚，被允许重新延续文革前的职业，重新成为权力的秘书；并且又有了新的职责，那就是去管理其他知识分子，剿灭异己思索，统治思想界。不过，写作组虽然垄断着上海的舆论，但在文化教育上没有发起过事端。上海文化教育领域的事端，许多是市革会教卫组发起的，例如刘丽华事件，例如骊山中学事件，这些事件写作组都不参与，因为朱永嘉等对此心底并不赞同。这是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写作组代表和诠释着文革派的思维方式，在政治理念上与文革派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写作组成员内心对知识尊重，反对批判教师，反对批斗专家学者，认为应该让专家学者发挥专长。这与写作组成员自己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有关。朱永嘉想借文革在上海做些文化建设，他想留下些东西。他做一些当时别人看是忌讳的事情，将写作组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但文革的理念和价值观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与极端，本来就只是强权政治的影子，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他苦心经营的那么多想超越前人的东西，到文革结束后，都成为废纸。这是文人被御用的悲哀。批林批孔：身份转换的焦虑比起徐景贤，工人造反派对“一月革命”的理解更直接：就是“夺权”。所以“一月革命”没有夺到的权，在以后的运动中还需要不断地再夺。这是工人造反派对文革的理解，也是他们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理解：要求实至名归。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映射出造反派对身份转换的焦灼。文革进行已经八年，尽管“培养和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一再被宣扬，但是对文革的抵制始终存在，尤其抵制造反派进入各级领导层。在上海，虽然当上干部的造反派比外地多得多，但仍有许多造反派因为自身的缺陷或干部们的抵制，没有上去或是上去了又被刷下来。这些造反派只是具有了“文革新生力量”的革命名份，但却没有转换成干部身份。而在他们看来，没有当上干部，就是没有夺到权，所以必须第二次夺权。他们将此干脆简化为“造反派就是要当官”。上海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造反派要求以他们在文革中挣得的革命名份，换取体制身份的运动。整个批林批孔运动，看似非常热闹，但参与者只是那么几个造反派。而且运动的形式，也重新回归自上而下：王洪文在北京布置，市总工会和市革委会发动，下面层层呼应。张春桥说声不要搞乱自己，运动马上刹车。民众在文革初期显现的底层的能量和张力，到此时已经完全不再，显示出文革群众运动的真谛。新干部：转换了身份的造反派们上海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学生大多分去外地，中学生大多上山下乡，当年活跃分子留在上海的，只有陈敢峰等极少数几个人。所以，上海的文革新干部基本是工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当年的造反派，至少也是对文革的认同者。曾经与造反派作对的赤卫队员，文革中被提拔的非常少，能够被恢复文革前的职务，已属宽大。文革高举批判的旗帜，但文革的批判没有触动政治等级身份制，包括干部等级和干部特权待遇，尤其没有建立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制度。文革破除的只是被打倒干部的特权。只要还在台上，或者只要恢复官职，“待遇”等级一如既往。这些“待遇”是那样理直气壮，为新干部作出巨大榜样。许多新干部在最初掌权时，很注意防止特殊化，但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很难抵制各种诱惑。当权力找到理由，便会很容易击垮道德的防线。那些新干部，过去身在底层时，并不了解干部特权到何程度。而当他们也跻身上层，他们才窥到一豹之斑。这对他们的道德防线肯定是很大的冲击。造反派无法要求与老干部一样的编制身份，但老干部的“待遇”，例如补贴、房子，都是革命名份的待遇，政治身份的附加值，也是等级身份的外在显示。尤其在居住条件方面，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都住着最好的住宅；即使住在普通住宅的中层干部，居住面积一般也比普通工人宽敞。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衰退，执政党无暇顾及民生，人口增加的同时却没有大力扩建住宅。比起干部们，绝大多数工人的住宅都拥挤狭小，生活设施落后，这是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直接原因。在老干部的榜样带头下，新干部必然视那些特权为自己新获得身份的应有权利。陈阿大反问“老干部住房，你们看不见，为什么要向我出难题”，很确切地反映出这样的心态。文革初期造反派到处炮轰和批判，而他们对规则和秩序被破坏后的混乱却不必担当责任，一切后果都由原来的干部承担，并成为打倒他们的理由。不过，当文革开始恢复秩序，担任了领导的造反派开始尝到他们自己破坏秩序的后果，并感到了压力。戴立清、黄金海、谢鹏飞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尤其戴立清所在的科技系统。他们面临的是两种角色身份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已经担任了各级领导，肩负着国计民生的一方责任，这使他们必须按照固有的规则和规律行事，不得不回归曾经被他们批判过的秩序和规则，否则无法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他们靠造反有理起家，靠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成为文革中的革命者，他们必须不断显现和强化自己造反者的身份，否则存在的合法性会遭到质疑。所以他们始终张大眼睛警惕种种“复辟”、“复旧”，不断发起责难。这使他们的工作不断受到来自他们自己的干扰。本来可以通过讨论和协商解决的工作或政策分歧，成为不可调和非此即彼的“路线斗争”。上海在上个世纪之初曾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源地。文革中“一月革命”发源地的上海，又被作为文革新生力量的根据地，“优秀工人造反派代表”的集中地。文革为一大批不安于被分配人生的底层民众，提供了提高政治名份从而改换身份的机会，提供了上升的途径和空间。人生的变化来得这样快这样大，甚至会让当事人都措手不及，无法一下适应。更有一些人原本素质比较差，一旦有了一点权力，便忘乎所以。但文革虽然造反，基本的道德规范却没有被变更，尤其男女关系和经济问题，始终都被鄙视。造反派自己推举领袖，也要没有道德污迹的。于是，随着秩序的恢复，许多道德和生活作风差、派性十足的造反派，被逐步淘汰出领导位置或各级科层。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具有很强的帮派意识，但他们也具有很强的阶级认同感。在党和政府同时又是企业所有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革中的社会冲突主要只能表现在政治层面而不在经济层面，工人造反派的参政因此并没有为工人带来太多的实际利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权益的争取上。工人造反派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规章制度”、“管卡压”、“走资派”等的不断批判，使干部对工人的管理比文革前松动许多。这种松动，有规章制度松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干部权威的下降。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自由度是1949年后最高的，与管理他们干部的关系是1949年后最松弛的，这种松弛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再没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程度。文革时期是最让工人具有“主人翁”感觉，也是工人整体阶级意识最强的时期。但是，由于许多工人造反派文革前和初期形象不佳，加上他们一旦掌权，关心的只是自己一派的利益而不是整体工人的实际利益，使得普通工人对他们缺乏认同感，换句话说，广大工人并不将他们作为代言人，他们也从未真正为工人代言，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毛泽东真心将整个工人阶级视作精英阶级、将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这从他的一系列讲话中，以及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够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担当不了重望，“直升飞机”式的被提拔，使得他们缺少从政经验。他们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过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经验上比不过久经政坛的老干部。他们许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气、草根气和帮派气，甚至使得文革派张春桥等也对他们存有戒心，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造反运动,是1949年后工人作为“领导阶级”参政的最辉煌时期。大批普通工人成为政治或经济执行机构甚至决策机构的中心人物。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引人深思的一页。《朝霞》事件：话语平台的纷争写作组成员与工人造反派互相看不起，反映他们各自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政治定位。写作组成员对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道德优越感。只是因为工人的政治身份从来就比知识分子高，他们在名义上必须维护工人造反派的老大身份。所以在这场纠纷中，写作班虽然赢了，但却赢得很低调。《朝霞》事件是工人造反派与文人造反派对话语平台的争夺。工人造反派不满写作组对文化的霸权主义，认为写作组的刊物一没有真实反映工人造反派的形象，相反还贬低歪曲；二没有为工人的作品提供更多的发表机会。当全国的工人理论小组满足于为政治运动作诠注时，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更进一步希望挤进主流话语圈，一再试图自办刊物报纸，以使自己的主张有发表的平台。但市总工会两次试办刊物都遭封杀。写作组掌握着上海的舆论、思想和文化的话语权，上海所有的文化刊物都在他们手中。他们视此为自己的领地，不要说对文革有异议的思想无立锥之地，就连同一阵营的工人造反派也休想染指。两次向张春桥汇报的都是写作组，写作组不愿意看到总工会办刊物，既有政治优越感，也有文化优越感，更显示他们的文化霸权思想。从《朝霞》事件可以看出工人在文革中的真正地位。尽管工人作为一种象征被抬得高高，尽管报纸上一再宣扬工人阶级的崇高地位，但工人连办个刊物都一再受到打压。工人造反派对外不能建立表达自己意愿的话语平台，对内不能建立自己势力的信息联系通道，而且施加和参与打压的，正是将他们抬得高高的张春桥和写作组。他们骨子里对工人造反派不放心。这显示工人阶级崇高名份的虚伪。上海工人造反派希望能依托自己的刊物提高政策影响力，但根本不被允许。文革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中央，舆论都由张春桥、姚文元等掌管，上海的舆论则由徐景贤掌管。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连诠注权都没有，有的只是重复那些诠注，或阐释那些阐释。市总工会的工人理论队伍虽然搞得声势很大，但始终没能像写作组那样真正占领或左右中国的思想界。王洪文虽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副书记，但根本无法影响中央的报刊，连上海的报刊都影响不了。这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背后，工人崇高地位有名无实的实质。另类思潮：来自边缘的思索和北京相比，上海这个商业化了的城市，自1949年后，就没有出现过出格的抗争和骚动。只有从1966年的11月9日开始，上海才引人注目地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全都走在全国前列。然而仔细看来，却又都是些既走在时政之前，又符合决策层心意的行动。或者可以说，是实现决策层想说想做而又不便于明确表露的心意。上海人特有的乖巧，在文革政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上海的文化政治特点，既有商业文化的实际和功利，也有法制观念的相对普及。从文革开始直到文革结束，上海始终以这样的特点演绎着文革。但是，上海的另类思索，却为上海张扬了热血和勇气。桑伟川，明知会遭到风险，仍勇敢大声地亮出自己的挑战；尤其王申酉，在那个禁锢思想的年代，敢于怀疑至高无上的神圣。这是被毛泽东的文革“大民主”激活民主意识的青年一代，沿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对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阶级等级身份政策进行清算，更试图对中国政治和政体作进一步探索。当时在全国，这样的探索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有：1967年年底的湖南“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扬子江评论》）鲁礼安、冯天艾等编辑的小报《扬子江评论》上刊登的《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还有山东“渤海战团”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军权！》，广西柳州铁路中学《红卫兵战报》上的《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等等。发表观点的时间与中串会平行，几乎都在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这是以文革话语作为武器，挑战整个共产党专政的一股全国性思潮。虽然思潮的外壳仍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核心却是探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这些被禁忌已久的论题。这是文革的异化，发动群众的临时手段“大民主”，被作为终极永久目标追求。这样的追求自然不会被允许。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工人武装的尝试民兵，是上海文革与外地文革的又一显著差别。由于王洪文对上海民兵的掌控，这一差别显得更为突出。文革高举巴黎公社的大旗。巴黎公社是毛泽东的情结，他在文革中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经验之一，就是砸碎国家机器包括常备军，以工人武装取代常备军。1971年3月18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强调：“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王洪文要求民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得住脚”。他的理论就是来自马克思、列宁对巴黎公社的论述。这是他在上海扩张工人武装的依据。但是王洪文显然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巴黎公社工人自卫武装与中国民兵传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民兵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始终是军队的辅助和延伸，在政府的控制下，作为国家军队对外抵御侵略、对内镇压动乱的补充和后备力量，是藏兵于民。离开了国家控制的民间武装，是土匪、谋反和叛乱。文革中全国民兵扩张的大背景，是毛泽东提出的“要准备打仗”，也即准备可能与苏联的战争。这个协助国家正规军的任务，是中国民兵的传统。而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国民自卫队”，在理念上与中国民兵完全不同。它从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发展而来，本质上是与国家军队对立的。国民自卫队不仅是巴黎公社的产物，更是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文化产物，是西方古代城邦和公社的公民兵精神和公民兵制度的再现。西方民兵作为公民防止国家滥用权力和捍卫自治共同体的武装组织，本质上是与西方文化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一致的。而在中国，国家从来是高于一切的。当别的领域和语境都是国家至上，民兵却要制约国家扩张权力，显得非常不协调，也根本不现实。加上中国民兵辅助国家的传统，上海民兵自然会被看作有可能反叛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从王洪文一系列讲话来看，将民兵作为抵抗反文革势力的地方武装，应该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事实上，文革结束时，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总工会也确实曾经希望以民兵反抗中央政府。即使王洪文大力发展上海民兵，他也无法对抗国家。所以他十分矛盾，既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资源，使这支武装名正言顺；但在实践中，又还是只能将民兵建设成政府的辅佐力量。他给民兵找各种任务，甚至从公安那里挖来一些日常工作。王洪文看到和平时期民兵组织的空洞化，这是由于民兵任务的空洞化造成的。因为没有战争，民兵最本质的军事行动便没有了用武之地。王洪文提倡民兵介入社会阶级斗争，他要让民兵有事可干，凸现民兵存在的必要性，让和平时期没事可做的民兵有扩张和强化的合法依据。但是，合并后的民兵指挥部归谁领导始终是要害问题。全国各省市的民兵都归军队管，落实到地方，就是军队的派出机构区县武装部管。唯独上海，区县武装部管不了民兵；市一级又多出个市民兵指挥部，上海警备区对民兵的领导必须通过市民兵指挥部。虽然警备区也派军人参加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但那只是“参加”，而不是如文革前那样的单独指挥权。文革前的上海工厂民兵只是分散的存在，没有纵横向联系，联系各厂民兵的枢纽是武装部。文革中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的建立，使得全市各工厂的民兵，有了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虽然警备区平时都派人参与工作，而且民兵指挥部与参加工作的军人关系也很融洽；但民兵指挥部一旦举事，完全可以抛开军队的领导。这个随时可以脱离军队的独立指挥系统，是文革中的上海民兵不同于文革前民兵的最本质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中的上海民兵，被认为是一支“第二武装”。这样的军队无法完全掌控的地方武装，有悖于中国民兵是军队辅助力量的一贯传统，自然引起军队的警惕和反对。民兵的社会治安功能，在文革中被特别强调，到达顶点，包括在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这也是因为当时警察的不发达。军队对外，警察对内。文革前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很少发生，所以那时中国的警察建制，始终只停留在维持交通秩序和一般社会治安的水平上。到文革时期，各种武斗和骚乱多了，但可以动用军队处理对付。1972年8月，中央决定撤销解放军支左，军队逐步撤出地方，地方于是没有了可以随机调动的治安队伍。由于没有武装警察，发生突发事件时，普通警察的人手和装备远远不够，所以客观上也需要一支机动队伍。民兵是较好的替代：人数众多，一旦有情况可以及时拉出队伍；业余行动，所需经费由出人的工厂承担。上海文革时期的治安，民兵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样的做法，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让那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普通工人，承担常规的社会治安，必然会产生执法过度、暴力执法等现象。毛泽东逝世：最后的捍卫上海市总工会和市委写作组，是上海造反派的核心和骨干。这两个造反派体系，一个在参政方面为文革提供样板，一个在理论方面为文革提供依据。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但是，这两支力量在文革中始终格格不入，互相看不起。直到毛泽东逝世，他们才感到了危机，才真正走到一起。但这个结盟来得太晚。整个过程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写作组和总工会。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上海的基本力量，也是文革发动者的社会基础。文革十年来，文革的每一场风波，都由上海这两股力量积极响应并推波助澜。他们深知中央四个人的被抓，实际就是对着文革，和文革命运紧密相连的他们，如今面临唇亡齿寒，尤其文革的发动和推动者毛泽东离去，没有人再能像毛泽东那样庇护他们，这是最后一搏。主张起义的是写作组的朱永嘉，最坚决者是他和王知常，甚至当徐景贤等回上海，王知常还催促总工会行动。相比之下，总工会则显得口号坚决却行动滞后。当被告知是毛主席要瓦解“四人帮”，总工会就接受了这个解释，不再对抗。而本应是事件中心的民兵指挥部，更是犹豫，深感责任重大，不敢轻举妄动，以“拖”的策略，始终按兵不动。至于王少庸等老干部，从一开始就知道以上海民兵的力量对抗北京，无疑以卵击石。尤其在情况尚未明了的状况下，他们根本没有打算过对抗，他们所有的言行，都只是对写作组和总工会激烈情绪的敷衍和应付。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自从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巴黎公社的梦想被悄悄搁置，巴黎公社式的全民选举，再也不被提及。相反，1967年“一月革命”之后，“选举”，这个巴黎公社工人自治的核心，一再遭到批判，说“迷信选举是错误的”。文革从发动阶段的《十六条》，以巴黎公社为动员资源，到夺权后再也不提巴黎公社的核心实质，表现出整个政权对巴黎公社的真正态度。而那些批判文章，正是写作组撰写的。现在写作组又想起了被他们摒弃了将近十年的巴黎公社。悲壮口号的后面，是对历史的功利心态。即使上海真的举行起义，这样的反抗也注定不会成功。且不说以民兵对抗正规军，力量对比悬殊；就是民兵真的举事，也不会有多少人会跟着卖命。因为基干民兵的年龄构成，大多数是1968年后进厂的青年，他们早就对文革厌倦，对看不到前途的人生悲观。年初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时，他们曾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传抄着那些义愤填膺的诗词。他们早就盼望发生变革。“四人帮”被抓后，上海大规模的自发游行庆祝，正是上海民意的真正体现。写作组和总工会却以为他们一旦起义，虽然注定失败，但至少会轰轰烈烈一阵，根本不了解文革早已天怨人怒，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悲哀的是，文革初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响应毛泽东号召投入文革，被单位党组织打成反革命。为了改变这个反革命名份，他们忠心耿耿地跟着毛泽东造反。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应有的一切革命名份：革命造反派、革命知识分子，而且几乎完成了身份的改变，成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当他们得到这一切革命的名份后，却发现自己似乎走了一个圆圈，又站在当初的起点，再次成为反革命分子。这场毛泽东发动的为时十年的革命，就这样举轻若重地找到了历史责任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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