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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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四十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2, 2015 10: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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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四十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2月28日第47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周 平 岁月淌不尽的希望
王春南 终生不悔的一件事——文革中批判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忆旧思亲
萧劲东 文革中北京地院的独立思想者——怀念安静中老师
萧健民 一路坎坷谱悲歌——我所知道的王佩璋

书海泛舟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全新第三版作者序
梅溪岙 清华校友评说叶志江著《走出文革》
余 樵 秦城监狱“6601”号囚犯的回忆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推出新版

删稿录存
李亚东 苏恒年谱中被删除的文革内容

编读往来
张光渝谈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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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岁月淌不尽的希望

周 平

按: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新事物新词汇,其中一个叫“大民主”。直到今天,一些经历过文革仍然怀念文革的老人,和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向往文革的年轻人(以及一些外国人),都认为文革中的“大民主”是很了不起的,值得肯定的,是文革的一大亮点。近年来一些人所盼望的“再来一次文革”,主要就是想“再来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那么,文革中的“大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内容和实质到底如何?本文作者亲历的中国科技大学“雄师”事件,对此作出了生动的解说,可以说是有关文革“大民主”的典型例证。

1967年1月1日,在北京西单出现了一张题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作者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它曾经被传抄、翻印,流传到全国,“美国之音”也曾做过报道。
大字报贴出几天以后,这张大字报的几位作者就被关进了监狱……
这颗小小的流星仅仅闪烁了一瞬间,就消失在浓重的黑暗中。而大字报的作者——我和我的同伴们却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燃烧了自己,却没有照亮世界。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关心地问:文化大革命中这张著名大字报的作者后来怎么样了?他们现在在哪里?

迟到的学位

波多马克河像一条绿色的缎带,蜿蜒地流过华盛顿特区的西南端。它是一条天然的分界线,把华盛顿特区和维吉尼亚州分开。华盛顿特区的标志就是那屹立在市中心广场的华盛顿纪念碑。登上纪念碑顶部向四面望去,这座城市的雄姿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它的东面是国会大厦,西面是林肯纪念堂,南面是杰弗逊纪念堂,北面是白宫。
广场上的这三位伟人为建立美国的民主制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不在于生前人们的颂扬,而在于历史的评价和后人的理解。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殖民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他以身作则,建立了国家总统的任期轮换制度,杰弗逊是美国宪法的制订者之一,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一种永恒的朴素的民主意识和基本的人权理念,直到今天,这部宪法仍然是制定各项法律和政策的依据和经典,是美国高中英语课本的重要一课。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结束了农奴制度,向着种族平等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的历史功绩就像这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流芳千古,与日争辉。正是这三位伟人所奠定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和活力,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美国出了二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创造了人类登月的奇迹,造就了像贝尔、福特、比尔·盖兹、Jobs这一代代风云人物。为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春天又来了,华盛顿的5月是多么迷人,鲜花似锦,绿草如茵,连泥土也洋溢着春意,空气也弥散着芳香。1994年5月,George Washiongton大学的毕业典礼在白宫和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举行。这一天是我们到美国后最“风光”的一天,因为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由校长亲授绶带。这场面本来就够壮观的,再加上这一年学校请到第一夫人Hillary Clinton作为客座讲演人,许多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属老早就赶到这里,要一睹第一夫人的风采。她讲演的题目是“家庭价值和教育(family Valueand Education)”,Hillary Clinton不愧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她那雄辩的口才,清晰,严谨而有吸引力的讲演激起广场上一阵阵欢呼。(下图:周平与丈夫杨恒祥同获博士学位时留影。)
作为新移民,我深深体会到家庭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我想起我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一段开场白:
“八年前当我刚刚来到这块新大陆,我听到一句著名的格言:‘ALL MEN ARE CREAT EDEQUAL’(所有的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这是美国宪法的灵魂,也是美国社会成功的秘诀之一。
“每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新移民都有一个‘美国梦’。人们追求自由和富有的生活。我的美国梦就是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并为我的孩子们提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机会。我坚信教育是新移民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光明之路。
“我选择了科学,因为科学带给了人类现代的文明,在科学面前,没有虚伪和权势,在科学面前,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科学代表了真理,进步和光明。
“我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她为我们这个来自东方的贫困家庭两代四口人提供了奖学金,帮助我们完成学业。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和学习了八年,在这段时期我不但学习了科学,而且学习了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教育给了我自信心,教育使我获得在这个社会竞争和生存的能力,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教育给了我的孩子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一年,我已49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龄最大的毕业生,但我和我的丈夫祥确实是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最大的夫妻档。看着这欢腾的人群,坐在身边的祥对我说:“我一点也不感到exciting,我觉得我们只是得到了老早就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的,这个学位是我们早就应该得到的,它来得太迟了。
但不是由于我们不聪明,也不是由于我们不勤奋,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够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学术高度,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中国文化科学史上的断层。作为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中国大陆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出像李远哲、丁肇中这样的科学大师,这不是因为天灾,也不是因为遭受外族的侵略,而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也许,后人看我们这一代人,会认为很傻,也很迂腐。是的,我们受过欺骗,我们犯过许多错误,做过许多愚蠢的事情,我们承受了历史的苦难,经历过人生的艰辛。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我们曾经思考过,曾经努力追寻过。我们这一代人将逐渐走出历史,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使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聪明,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我在这里讲一个发生在许多年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我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而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的人生经历。

从“天之骄子”到“现行反革命”

1964年8月,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北京玉泉路甲一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我们向这辽阔的天空呼唤:“这世界是我们的!”
(右图:考进中科大时的作者。这是入学后学生证上的照片。)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一下子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科大二年级学生。1966年12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像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园里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讨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我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特别是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听说伊林、涤西只是两个高中学生,我非常佩服这两位青年人的胆识和他们深刻的思想与理性,他们讲出了当时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文革中最杰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涤西二位为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讲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真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家。当时我对不少人讲过我同意伊林、涤西的观点。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些说法是反科学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样想虽然有道理,但太激进,容易让人抓辫子。但大家都认为因为写了张大字报就抓人是不对的,是违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军,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我共同起草的,为了不让人抓小辫子,我们在措辞上非常谨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后来在“雄师”(注:“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师生组织的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1967年元月1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
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注:“雄师”的两篇大字报内容详见《记忆》总第39期,2009年12月20日)。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2.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元月5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现在看起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有点像一杯温开水,没有激进的观点,但我们强调的是要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在北京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有人问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写这张大字报,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描述我们的心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豪言壮语使我们这些雄心勃勃、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感到我们是遇到了大展身手的历史时机。我们那时真是觉得这天下大事是我们的事,该做的事情就要义不容辞地做,该说的就要义无反顾地说。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大字报能扭转乾坤,改变历史。
当时有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和亲友都私下告诫我们,“不要忘了五七年反右派的经验教训。”我那时哪里听得进这些逆耳忠言,觉得他们是老迂腐,没有认清大形势,胆小怕事。我还对劝我们的人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反右派时的形势不同,言论自由,谁都可以批评,对谁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在我那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像解一道数学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一定的答案。后来我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根本就没有答案。我们没有估计到这张大字报的影响和后果,更没有想到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1967年元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军、冯正永和我,还有江晓东、黄小光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狱中纪实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被关押的是哪个监狱,但我知道里面关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个把我带到女牢的女警察看着我挺惋惜地说:“这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就蹲了大牢,这辈子可惜了。”她这话当时我还不明白,我还没有想将来的事,我想的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我可不能当软骨头。我想的是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进来以后,我慢慢了解到,这里关押有许多名人,而且我不是最年轻的。和我曾经关过一个牢房的囚犯我记得有联动头目,八一中学的兰小兵,骆小峰,她们当时都是高中学生,因为是高干子女,非常傲,谁也不放在眼里,连女看守都得让她们三分。当她们听说我是“雄师”的“头目”,马上和我近乎起来,说我们“有种”,觉得我和她们是一条线上的。但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背景不是一码事。闲极无聊,她们经常夸耀似地讲高干子女的生活。她们觉得我迂腐,谈得并不投机。因为她们年龄小,又有家庭背景,不久就被释放了。
我还和北大的“反聂英雄”杨勋关过一个牢房,她对“雄师”是蛮同情的,她说我们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事。我说我们不想造反,只是不满中央文革的做法,想给他们提点意见。她说我们太迂腐。她经常在监狱里大骂聂元梓,声音很大,几乎整个牢房都能听见。她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因为聂的后台是中央文革,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但她说她一定要和聂斗到底。后来听说她被判了刑,不知杨大姐现在何处,身体可好?(注:杨勋著有回忆录《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书中写到她在那些被关押的高干子女获释后,又被从半步桥看守所转押到功德林监狱,以后又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学习班逼迫认罪,于1969年初“教育释放”。)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审讯我的时候,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是符合“十六条”的。按照科学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既然都可以给国家主席和老帅们贴大字报,我们给中央文革贴一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审讯人员问我是否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说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否则就不会有发展。他们问我是否说过林彪副主席讲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是不对的。我说任何事物都要发展,没有顶峰,任何真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马恩列斯毛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能说谁比谁高。他们还问我是否讲过“江青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爱哭”,这是我写在日记上的。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这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好汉作事敢作敢当。所以就都承认了。我看到审讯人员在不停地记,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经毁了自己。
1967年3月14日,公安局把我押回科大作为活靶子批判,还没到校门口就看到铺天盖地的大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军、冯正永、周平!”“砸烂雄师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批斗会上我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被拉到主席台前,我的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慷慨激昂地发言,揭发我的罪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如果光凭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不足以定罪,众人也不服,他们必须要找到能上纲上线的材料。1967年1月10日,我在科大的宿舍被“革命组织”查抄,抄走了我的日记本和所有的文字材料。我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写日记,我爱写日记,文革中我的日记还写得特别详细,我每天到了什么地方,和哪些人讲了什么话,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写在日记本上。我真佩服这两个月来“雄师”专案组工作进展神速,卓有成效,他们夜以继日地为我们每一个人整理了一大本材料,我的材料最丰富,当我看到厚厚的一本“雄师小头目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毒草集”,我自己都吓得心惊肉跳。我成了五毒俱全的大坏蛋,全都是能上纲上线的材料: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同志,反对中央文革……这些材料,有的是从我的日记本里断章取义摘出来的,有的是有人揭发的,还有的我也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反正是死猪一条不怕滚水烫,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了。有这一本材料,我这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世上有良心的好人还是不少,在把我们押回科大批判这天,当局没有给我们准备午饭,是我们班上的三个女友李春彦、陆宗伟、王云利给我从饭厅打了一份饭,当我见到她们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那顿饭是萝卜烧肉白米饭,看着我狼吞虎咽地把饭吃下,她们三人都哭了。她们告诉我,我妈妈到北京来找过我,公安局不让见,我的妈妈就回到新疆去了。她们还告诉我,万庆友、赵曼军、汤文元、杨恒祥、王云利、许大正曾经到公安局要求探监,被公安局驳回。她们还想再和我多说一会儿,看押我的人叫她们走了。后来我知道批斗对象不是都像我一样幸运,有的没有人给送饭,那天就被饿了一顿。
我在监狱当了几天的“英雄”就投降了。漫长而单调的监狱生活,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早晚各一个窝头一碗菜汤,中午两个窝头一碗菜。除了毛选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别的什么都不能看。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渐渐消磨掉,饥饿,孤独,寂寞和恐惧动摇了我的勇气。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但我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如果我坚持我的信念,我要在这里渡过我的青春,将来即使平反了,我的生命也没了。我受不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投降了。我学会了说谎,违心地写检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早日出狱。
批斗会以后,我回到监狱,想到妈妈和爸爸,他们对我抱多大的期望,特别是我高三参加北京市数学竞赛获奖和考上科大,他们多为我感到自豪啊!当妈妈到北京听到我关进监狱后她会多么伤心,多么为我担心!但是她连见我一面都见不到。他们决不会相信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说了几句话转眼间就会成了反革命。但是批斗会以后专案组给我编了那么厚一本言论集,很多人会相信我是反革命。我无法为自己辩解。一个年轻的反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一瞬曾闪过自杀的念头

据说当时公安局抓我们是看我们的大字报口气那么大,以为我们有很硬的后台,要把我们的后台揪出来。在审问时他们一再追问我们和科大的中、高层干部有什么关系。科大保卫部长杨少增先生(曾经担任过刘少奇的警卫员)就是因“雄师”案被捕的,科大不少中高层干部都受到了审查。公安局不相信几个青年学生没有后台敢写那样的大字报,审查来审查去,才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雄师”骨干成员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字报是我们自己起草的,主意是我们自己出的,标题是我们自己起的,没有什么人指使我们,也没有后台。这就叫作初生牛犊不怕虎。
1967年是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监狱里关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是相当有来头的大人物。“雄师”一案因抓不到后台,看到我们的认罪态度也较好,监狱里也装不下了,半年后公安局就把我们押回学校,交给专政队,由群众专政。
从监狱里出来的我完全变了个人。我从名牌大学生变成了“现行反革命”,从科学的殿堂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么错了?为什么错?今后该怎么办?我找不到答案,觉得好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但他们远在天边,自身难保。那时除了我,我的一家都在新疆农场,爸爸在农场被监督劳动,刚刚动过乳腺癌手术的妈妈还要下地去割稻子,两个初中刚毕业的妹妹也下到农场劳动。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再为我担忧了。
我曾经想到过死,仅仅有一次。那是在马鞍山一铁厂,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马鞍山。我们系是在马鞍山钢铁厂。“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人人自危,我听说在淮南煤矿,在合肥,在马鞍山,科大已经有几个老师和同学因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有的卧轨,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因为是“雄师头目”,自然是批判重点,经常在夜里被拉出去提审,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还要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
一天早晨,炼焦厂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也自杀了。
我大吃一惊!她是我们同年级同系的同学,大家相处了五年,这么年轻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很想到炼焦厂去看她最后一眼,但工宣队讲,谁也不许去。那天早上,张队长在大会上宣布,她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她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那天上午的批判会就是让他们班上的人发言批判她,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只不过平常聊天时,说了江青几句话。我听到说她在1966年“12月黑风”中,支持“雄师”观点,同情“雄师”分子。我感到特别对不起她,觉得是我连累了她。当我听到有人在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时,我实在承受不了。人都死了,还要怎么样呢?几年前当我们怀着美好的理想一起跨进科大校门的时候,谁会想到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那天下午,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问题比她严重得多,工宣队张队长说,你们的性质都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这些大学生简直是太狂妄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还胆敢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胆敢反对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我说,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给中央领导提了点意见。张队长大叫着说:“‘只是’!你还‘只是’!像你这样的问题,要不是党的政策宽大,要不是看你们是青年学生,你早就该坐大牢判刑了!你还嘴硬,你还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写一份检查,明天准备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实,我们就再把你送进监狱专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学都睡觉了,我还在昏暗的灯下写检查。那时我们住在马钢一铁厂炼铁炉旁的一个工棚里。7月的马鞍山,夜里还有三十六七度,但我还得穿着长裤和长衣,套上雨鞋,因为蚊子太多了。我的脸被蚊子盯了好几个大包,内衣都汗湿透了,我拿着笔愣愣地坐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个聪明文静的女孩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我一生头一次遇到我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这么惨!我听说她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头朝下,血和脑浆流了一地……我简直不敢想像那可怕的场面,昨天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今天怎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人生怎么就这么短?
我走到门外,看到那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无数的星星。我记得,安徒生的童话里讲,人死了后就升到天上,变成一颗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颗最明亮的,因为她是多么年轻美丽。那闪烁的星星告诉我,她已经解脱了。而我还在没完没了地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么过关?更不知道我的未来,像我这样有“严重罪行”的人,还会有什么未来?
工棚门口有一条铁路是送原料到高炉去的,每天夜里都有火车驶过。我闪过一个念头:只要我往铁轨上一躺,火车一过,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脱了……
当这个念头一闪过,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到水龙头边,拿凉水把头浇湿,让自己清醒过来。我双手紧紧抓住水管,生怕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中国有九亿人呢,我死了算什么!我一死,工宣队会宣布我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我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其他的人只不过多了个饭后茶余的话题,然后被人忘记。而我的亲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的祥,会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多么爱我,他们不能失去我,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留恋的也就是他们了。只要我活着,就是对他们的安慰。最坏的结果,把我分配到新疆农场,就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亲人们度过一生。
我回到工棚里,钻进蚊帐里,汗水和着泪水,把枕头和席子都打湿了,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才睡着。
第二天,太阳依旧升起来,人们依旧生活着,谁也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而我却为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后怕。生命是多么可贵。连动物、花草都留恋生命,更何况人。无论如何,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爱你的人,也为了你爱的人。许多年后我读到琼瑶的小说,她说过同样的话,我感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祥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为了活着,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适应环境,我必须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气,我必须学会忍耐和服从。我知道,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工宣队手里的,今天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必须顺着他们来。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已经适应大批判了,我是一个活靶子。“革命组织”给我编了一本《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反革命言论集》,我像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从一个批判会揪到另一个批判会。好像我活着就是让人批判的,对于这些我已经麻木了,我已经对任何的批判没有了感觉,反正说什么都一样。
我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有我的祥——我的同班同学杨恒祥,我那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亲人,我那给了我生活希望、陪我走过人生坎途的人生伴侣。那时同情我的人不少,但只有他有勇气来接受我,和我一起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当我从监狱里出来,别人避我都来不及,他却常来看我,安慰我,陪我走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后来别人问他怎么当时选择了我,他回答得简单而实在,他说:“我真的觉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辈子受苦,我要保护她。”在当时敢于接受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勇气和不平常的胆量。他并不难找到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姑娘过平平静静的日子,他没有必要自找这个麻烦,自己背上这个包袱。劝他的人不少,但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一起来了。我想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缘份。人生难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此生足矣。
毕业分配的时候,他被分到贵州,后来又到了安徽农场,而我被分到宁夏西吉县。工宣队故意这样做,想把我们永远分开,他们好残忍,他们连我这唯一的爱也要夺去,在他们看来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有爱。但我是人,是个年轻的女人,我是多么需要爱。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645的许小昆同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为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对毛泽东思想和文革有疑问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列为全校第一号批判对象。他当时也被分到了安徽农场。我怀着一线希望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交换一下。当时他也被整得很惨。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应下来,后来他替我去了宁夏西吉县,但工宣队仍然没有让我去安徽而让我去了河南。后来他也到了美国。如果有机会碰到他,我要谢谢他成全了我们一家人。
1970年分配在河南的大学生都到湖北沉湖去劳动。在沉湖农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连队里有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个子不高,思想反动。很少有人敢和我讲话。我总是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门冷风直接吹进来的地方,演样板戏时,总是让我演栾平,我的绰号就是“栾平”。在农场,我拼命干活,很少讲话,我想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求得人们的谅解。后来我明白了,我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辈子也赎不了,洗不掉。运动一来,我就会被拉出来批斗。我已经习惯了人们鄙视和冷漠的眼光,也习惯了运动一来就去当批判对象。
从农场分配的时候,自然我是被分到别人不愿去的最差的地方。我的问题没有结论,没有“帽子”,但这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档案里塞满了材料。我就像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时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
祥的家庭出身好,但因为他是“雄师”头目周平的男朋友,也受到特殊对待,从安徽农场出来时,其他同学分到了城市、工厂和科研单位,而他因为我则被分到安徽省临泉县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
1972年元月,他听说我要到驻马店报到,就冒着大雪,从杨集步行了五十几里到新蔡县乘汽车,比我先到了那里。当我们又重新见面时,我依偎在他那温暖的怀抱里痛哭了一大场,像要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倾泄出来。这些年来,我像一头受了重伤而无家可归的小羊,我是多么需要爱,多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肩膀。我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家。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经过了马鞍山和军垦农场那些恶梦般的日子,我们再也不想去当力挽狂澜的英雄,再也不要搞阶级斗争,我们渴望安安静静地生活,平平凡凡的人生。

西平县的儿女

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在京广铁路线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这里。
我生在重庆,长在北京,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从来也没有想到我要在农村安家。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科学院力学所的崔季平老师曾经向我们介绍过我们要学的专业:“物理力学”。他说,这门学科是钱学森教授在我国首次创立的。他的目标是要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去了解材料的宏观性质,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寻找制造火箭、飞机和航天飞船的新材料。这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学科,科大的学生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好好学吧,将来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呢!在我的梦想里,我们以后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学,或是火箭、导弹基地。当我们欢送高年级同学毕业的时候,对于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弹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师哥师姐们总怀着几分神秘和敬意,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去从事那崇高而神圣的事业。
可是现在,祥在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我又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小县城。从临泉县到西平县直线距离不太远,但没有直达汽车,他要步行到新蔡县乘汽车到驻马店再转火车到西平,当天都到不了。
县里管分配的人对我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就到化肥厂去吧?
1972年我被分到县化肥厂,一年后我们结了婚,祥也调到这个厂了,我们在这里安了家。(右图:周平与杨恒祥结婚照。)
化肥厂后面有一个旧仓库,我们自己搬土铺地,用高粱秸围了墙,糊上白纸,又用高粱秸铺了个炕,我们还有一个桌子,两个木箱子,一箱子是书,另一箱子是四季的衣服。我们把这个旧仓库布置成了一个简陋而温暖的家。
在西平那几年的日子里,我们过着安静而平凡的生活,我遇到了一群善良友好充满爱心充满人情味的西平人,他们给了我们温暖、爱和友谊。我也亲身体会到河南农民的贫苦的生活。在西平县,我到厂里工人的家里做客,最好的待客饭就是芝麻叶蒜面条。在农村,白面是很珍贵的。西平县是芝麻和小麦的主要产地,但夏收收下的麦子大部分要交公粮,自己只能留下很少一点,他们一年的口粮主要靠秋季的玉米和红薯,白面只占15%或更少,我在北京从小吃大米白面长这么大,却还不知道,生产小麦的农民却很难得吃到白面。
我们和厂里的工人处得很好。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像惊弓的小鸟,小心谨慎地活着。从不在公开场合谈政治观点,也很少和别人谈我们的过去。但我们是有知识,有思想,有头脑的人,要我们不说话可以,要我们不读书,不思考真是办不到。我们找到一切可以找到的书,文学的,历史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原子分子谈到孔子、孟子,从史记谈到相对论,从蔡文姬谈到居里夫人,从我们的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但有一件事他绝口不提,那就是“雄师”的事。他知道我受的伤害太深,他希望时间能医治我心灵的创伤。
我深深敬佩我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学经济的,抗战时在重大商学院,马寅初先生是他们的老师和证婚人。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功底。妈妈能写一手苍劲的柳体,而爸爸写一手娟秀的赵体。小时候一到暑假,妈妈就叫我们背唐诗和《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他们希望我能当新闻记者。我很喜欢文学,但更喜欢科学。高中毕业时我选择了科学,爸爸妈妈不相信我们家能出科学家,直到高中毕业那一年,我不但考取了科大,而且获得了当年的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优胜奖,他们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一个很不错的科学家候选人。
爸爸是搞教育的,文革中,爸爸几次痛心疾首地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不上学,这个国家将来还得了吗?八年抗战打仗那么激烈,学校还在招生,学生还在上学,八年抗战后,中国还出了李政道和扬振宁。爸爸说得一点也不错,李、杨不正是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学出来的吗?1975年爸爸被“解放”后还没有安排工作时,自己买了录音机和英语教材到农场中学教学生学英语,那一年中国出了个“不学ABC一样干革命”的“英雄”,中学英语老师个个提心吊胆,他却要自己找上门。我们姐儿几个没少劝他,说他。我们说你闲着没事就在家里呆着,干什么都行,千万别去教英语。他却固执地说:“你们看着吧,过几年你们都要来找我,学生们都会感谢我。”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那些年,是爸爸妈妈用他们的爱抚慰着我的伤口。爸爸妈妈一直鼓励我们坚持学业务学英语。并给我们买了英语和大学教科书。他们说知识永远是无价之宝。装在自己脑子里,谁也拿不走谁也偷不了。虽然我认为自己毫无希望,但为了工作的需要,那些年,我们已经自学完大学化学系和化工系的主要课程,英语也一直没有间断。几年后我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有理论基础、有实践经验的化工专家。
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健康、聪明、可爱的女儿。孩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当初生的女儿第一次躺在我的怀里吸吮乳汁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母爱的崇高与伟大,无私与奉献。有母亲的孩子是多么幸福,有孩子的女人是多么幸福。我愿把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我的孩子。那时我们两人的工资只有85元,还要负担家里的老人,但仍然想办法保证孩子的营养,奶粉、糖、鸡蛋、鱼肝油……这些在乡下很难见到的东西,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买给孩子。
如果“四人帮”一直不垮台,春天迟迟不来,我们会在西平的小屋里平静地渡过我们的一生。我再也不做梦当科学家了,再也不梦想当居里夫人了。能和心爱的人相依相守,有了祥,我很知足了。但一想到我的孩子,我觉得对不起她。当孩子睡觉的时候,我会坐在她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看上几个小时,看着女儿细细弯弯的眉毛,乌黑浓密的头发,圆圆的脸庞,红润的小嘴,从她一出生我就看,看不够,爱不够,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也经常在设计孩子的未来。我能给她什么呢?我能教她学唐诗,古文,英语,科学,但我既没有钱,又没有权,既使有机会推荐上大学,也许会因为我这个母亲的“历史问题”而给刷下来。
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说实在的,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右派分子”,我才真正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我才真正明白了,有知识,有思想,有良知,敢于讲真话的人就是和我一个下场。为了年青时说的几句真话,我不但要付出我的一生,还要付出我的子女的未来……记得我高中毕业时班上有几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当时听说是因为家庭有问题,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同样的命运就会落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我好几次作恶梦,梦见因为我的“历史问题”,我的女儿被赶出了学校的大门。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我好不甘心呀!

抓住机遇

我的儿子是1976年10月出生的,那一个月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多么重要。在那一个月里我边看边听边想。我才意识到这些年来我并没有甘心,没有认命。
儿子满月以后,1976年11月我给科大(当时已经迁到安徽)党委写信要求平反。
但几个月过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信。我们往化工部某研究所调动也没有任何消息。我想和我档案的问题有关系,于是决定回科大去一趟。我这次回科大,不是想当反江青的英雄,也不想追究十年前的谁是谁非,更不想找谁算账。我要寻回我少年时代的理想,圆我的科学家的梦。我想回科大继续上学!
前几个月我们已经听到消息,1977年国家要恢复高考并要招收研究生。我和祥已经着手复习课程准备报考。这次回科大也是想打听一下招收研究生的事并借几本书回去。
我先找到我的同班同学何天敬。从马鞍山分手,一晃七年过去了。如今大家都已经过而立之年。何天敬先带我找系里管政工的陈干事,一路上我们谈起这些年的经历。他说1973年他在进修班补完了大学的课程,后来教了些课并且搞了些理论方面的研究。我说我真的很羡慕你。我又问他化物专业要招几个研究生,他给了我一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目录,还答应借给我几本书。
系里管政工的干事说:刘达书记在1973年被解放重新上任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大毕业生的档案调回学校,把文革中工宣队整的材料全部撤销。我说别人的撤销了我的没撤销,曾经有两个单位要调我,但档案一调过去就退回来了。我要求学校把我的档案调回重新作结论。陈干事说,你的情况比较麻烦,因为是北京市公安局抓的人办的案,得由他们正式来给平反。但现在没有中央文件,谁也不敢作主。我又去找了学校管政工的负责人,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但因为中央没有文件,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那天下午,我去找化学物理教研室主任辛厚文老师,想问问他招收研究生的事。辛厚文老师亲切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家都认为你们当时就没有错,现在更没有错。“四人帮”刚垮台,许多事情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但这需要时间,不要急,耐心等待。我说,我们听说学校要调一部分业务骨干回校充实教学和科研队伍,我们都很想回校继续学习。辛老师坦率地说:你们64级同学只学了两年基础课,没有接触专业。我们这次主要想调61级以前的毕业生做业务骨干。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耽误掉一整代人,不然的话你们也该是研究员,副教授了。但现在你们还需要补课。你们如果愿意继续学习,可以准备报考研究生。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不管什么“雄师”不“雄师”。辛厚文老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雄师”明确表态,作为一个系领导,他能毫无顾忌地向我讲这些,我十分感动。
我又在学校和安徽省委找了一些人,人们都很耐心地听我的故事,对我表示同情,但没有一个人能帮我解决问题。
回到西平的小土屋里,我和祥谈到科大之行的所见所闻,我们关在这间小屋里太久了,外界的事像新鲜的空气涌进这宁静的小屋,我们意识到,一个历史的机遇已来临,这个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谁能抓住这个机遇,谁就抓住了明天,后天,抓住了未来。平反不是要的一张纸,要自己给自己平反。时光不会倒流,失去的青春不再回来。但我们要把握住今天。我们已不是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也不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我们已过而立之年,要每天工作八小时。那一年,女儿刚四岁,儿子刚一岁。要准备考试困难重重,但我们绝不能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人考有一个希望,两个人考就有两个希望。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为了孩子的未来,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大运动量、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许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这段难忘的日子,自己都不相信人怎么会迸发出这么高的能量,经过这十年的风雨,我的脑子居然还那么好使。我想这大约是我们十年所积蓄下来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所产生的激光效应。我也相信上帝,他大概觉得这世道对我们太不公平,要帮我们一把。
从1977年6月到1978年4月,我们做了几千道题,记了几千英语单词。光草稿纸就有十好几斤重,在八个月时间里完成了三年的工作量。我们没有老师,只有靠书本和两个人的大脑,当答案和书本上的不一致时,我们就查资料翻书本,互相讨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有时夜里祥把我叫醒告诉我某道题他想出解了,说着拧开电灯,两人又研究开了,他给我补充,我给他补充,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才继续睡觉。
我们这样没明没黑地干,厂里的工人觉得好奇怪,这两口子是中了邪了,还是练功走火入魔了?放着舒舒坦坦的日子不过,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朋友们都劝我们:你们两个大学生在厂里好好干,将来一个技术科长,一个中心实验室主任,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再说都两个孩子了,总不能把孩子扔下去上学吧?
他们说的全对,但我心里就一个不认命,不甘心。理想的种子在少年时代就在我的灵魂深处扎了根。尽管狂风暴雨,冰天雪地遏制了它的正常成长,但在这迟到的春天,它还要顽强地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年华。1977年,当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传来,人们才从十年的迷茫和混乱中清醒过来,几千万老五届大学生,老三届中学生及其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学生重新捡起书本,老师重新走进教室。那一年的高考真是不比寻常,人们看到父子同进考场,夫妻同上课堂的动人场面,抱着孩子的父亲,刚生了孩子的母亲,都来参加高考……多少人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寻回自己青春的梦。对于那些出身贫苦又没有“后门”的青年,高考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机会。那一年有一千万人报考大学,近百万人报考研究生,参加这场竞争的学子,无论录取与否,他们都是胜者,都是强者,因为他们敢于向命运挑战。77级,78级本科生和78级研究生正是从这一代人里选拔出来的,他们无疑是这一代人最优秀的代表。
那次考试考了两天半,考完以后,我们全身像散了架一样。这一个月来,我们心里充满了焦急、等待和盼望。考完以后,自我估计,我们都发挥正常,该拿的分都拿到了。但这第一次招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摸不着深浅。
6月份我们都拿到了复试通知书。我们的复试成绩也很好,按照初试和复试成绩的总和,如果按分数录取,我们都应该没有问题。那一年有好几个“雄师分子”都已在录取名单里,这时不知哪里传来一股风说“雄师分子”应暂缓录取,但研究生导师,系里和学校招生办,特别是王其武、马兴孝、伏义路几位老师都坚定不移地表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感谢科大的老师们给了我们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我们能重回科大上学。

我们的“夫妻研究生”生活

1978年8月,祥和我都接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书,我们同时被录取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祥考上了中国科大的研究生,我考上了新乡师院的研究生,我们没有“后门”没有内部关系,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我们高兴得抱着孩子在床上打滚,两个孩子从没见我们这么高兴过,他们看着我们笑,也跟着我们咯咯地笑。他们当时还不理解,这一步是我们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步对孩子们的一生也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为了我们一家四口不分在四处,我们向科大提出:我能不能转学到科大?经当时的科大副校长杨海波批准,同意我转到科大的师资进修班,这样我们两人可以同时在科大上学。
化肥厂沸腾了,西平县震惊了。那一年,“研究生”还是一个刚出现的很神秘的新名词,乡亲们说考上高中是秀才,考上大学是举人,那么考上研究生就该是“状元”了。乡亲们听说化肥厂的旧仓库里一下出了两个“状元”,而且还是“夫妻状元”,都觉得挺新鲜,特地跑到旧仓库来,看看这“夫妻状元”是什么样的。乡亲们说我们是鲤鱼跳龙门,是凤凰登枝,而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只是“回到”十几年前我们就该呆的地方。
1978年的深秋,我们离开西平县去中国科大上学,厂里的领导和许多朋友都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当火车驶离西平站时,我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依恋。西平是我们家庭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七年,这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爱情,我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共同筑起了这个简陋、贫困而温暖的家。西平是一个避风港,西平县的亲人们保护着我们避开了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给了我们友谊和关怀。我忘不了,当我生孩子时,秀梅、继芬冒着严寒用架子车把我们娘儿俩从医院拉回家。当我的奶水不够时,厂里的女工用她们的乳汁哺育了姗姗和海海。1975年西平发洪水时,万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拿来给姗姗熬糊糊吃.逢年过节时,工人们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作客,吃芝麻叶蒜面条和豆腐脑……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在西平县出生的。今生今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们的履历表上永远会写着他们是中国河南省西平县人。
苦难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十几年的炼狱,十几年的血与火的煎熬,生与死的抉择,使我成熟了。上苍又一次给予了我机会,让我继续追寻我的梦。
科大,我的母校,你带着十年累累的伤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78年的秋天,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77级本科生和78级研究生来到了科大,使这所冷落了多年的校园显得欣欣向荣和生气勃勃。
这一年招收的新生中,年龄最小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他们不到十五岁就跨进科大的校门,他们是时代的宠儿。年龄最大的就要算78级研究生中的老五届学生(老五届是指从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1966到1970年的大学毕业生),那一年我们已过而立之年。我们几乎成了时代的弃儿,但仍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这些老五届学生像我们一样,大都有了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告别了爱妻幼子,到这里来重新过学生生活,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端个碗到学生食堂里吃饭。和少年班以及77级的学生比较,我们成熟得多,生活磨掉了我们的狂热和浪漫,我们不再做居里夫人和诺贝尔奖的梦了,我们能比较冷静而现实地看待人生,都有着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感。
我和祥虽说是在同一个校园里,但住不同的楼,上不同的课,平时连照面的机会都没有,星期六晚上一块去看一场电影都是一种享受。那时我们的工资是105元,每月给孩子各寄二十元,我们两人除了吃饭,几乎不花任何钱。因为我们还要攒钱去看孩子。女儿姗姗在四川姥姥家,儿子海海在江苏奶奶家。即使一年看一次,这一大圈的火车票也要好几百元,这些钱只有靠平时一点一点地攒。这次回来当学生,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了,我已不是无牵无挂的单身贵族了,我是姗姗和海海的妈妈,孩子是多么让我牵肠挂肚,我真是好想好想他们!尽管我知道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会给孩子们全部的爱,尽管两家老人经常来信详细介绍孩子的情况,但孩子们仍然需要父母的爱。分别时两个孩子眼泪汪汪的小模样一直牵着我的心。那时和我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个女同学都是这个情况,大家一聊天就说起了自己的孩子。
说起来好笑,那时我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当学生去操场锻练时,我就爱跑到幼儿园门口,看着一个个孩子被爸爸妈妈接走,一路又蹦又跳,有说有笑,我真替他们高兴。虽然我知道我的姗姗和海海不在里面,但还是想要跑来看这一幕。我发现有我这习惯的不止我一个,那些做了爸爸妈妈的老学生像我一样,经常溜到这儿来看看,看不到自己的孩子看看别人的孩子也是一种安慰吧。
那一年寒假,考完最后一门,大家连一分钟也不多呆,纷纷跑回家和妻儿团聚去了。我们两个人无家可回,又没有钱去看孩子,只好冷冷清清地在学校里过了个年。我们这个寒假谈的想的几乎全是两个孩子的事。
到了暑假,我们把一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火车票并给孩子买了点见面礼。我们先到丹阳去接海海。到丹阳已是下午,最后一班下乡的车已经走了,天还下着雨,亲戚劝我们在县里住一夜,但我们实在等不及了,踏着泥泞,连夜赶到了奶奶家。十个月不见,海海长高了长壮了。他看到了我们,一下子扑过来。我在儿子结实的脸蛋上使劲地亲,紧紧地抱住他不放,生怕他又跑了。奶奶叫我们在家多住几天,但我们已迫不及待地要见姗姗。
当我们三人回到成都姥姥家里,正是下午,姗姗在幼儿园里还没放学,我们等不及,就跑到幼儿园去接她。当姗姗看到我们三个人站在她的面前,惊喜地扑上来。祥把她抱起来,甩到天空,说:“长这么大了,我都快抱不动了。”我们一路走回家,两个孩子的小嘴不停地说,好像要把这一年积攒的话都倒出来。姗姗说,外公外婆没有告诉她我们今天要回来,但她心里想着我们这两天会来,因为学生已经放假了。她昨天做梦就梦见我们回来看她了。海海告诉姐姐,他在丹阳过得很愉快,爷爷经常带他去河里捞鱼摸虾。回家烧着可好吃呢。回到家里,我们拿出给孩子们的礼物,姗姗穿上新的百褶裙显得更漂亮了,海海穿上海军衣,显得更神气了。两个孩子穿着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去打螺陀转了
整个暑假,我不愿离开孩子一分钟,像要把这一年我亏欠他们的都在这个暑假补起来。我为孩子们作饭洗衣,洗澡理发,我教他们写字画画,我陪他们游戏玩耍。那一年,姗姗还不到六岁,外公外婆已教她念很多唐诗,也会写不少字了。每天一早姗姗就在院子里念起来:“鹅,鹅,鹅,曲颈向天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流传千古的名句,从姗姗那清脆的童声涌出,更增添了诗意。外公外婆叫她一周背一首诗,一天描两页红模子。外公外婆经常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好好练字,他们一定要教孙子孙女练好字。他们认为,书法和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孩子启蒙教育的基本功。我们带他们去杜甫草堂,给他们讲杜甫的故事,带他们去武侯祠,给他们讲三国的故事,讲诸葛亮的故事。我们教孩子们心算,加减法从一位数到两位数,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心算快的孩子将来一定逻辑清晰,思维敏捷。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间过得好快呀,暑假很快过去了,我们又要回学校了,临走的前几天,外公外婆已经在给姗姗做工作,说爸爸妈妈要回科大上学,如果学好了就能留在学校工作,就可以把姗姗和弟弟接到科大去上学。姗姗没有去过科大,但在她那小小的心灵里,那一定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大人一提起科大,都是很严肃很崇敬的。到走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粘着我,当我们上了车,她却双手紧紧抓住门把不放,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哭起来:“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海海也在车上哭起来,叫着:“我要姐姐来!”车上的人都惊呆了,谁也不忍把这个小孩的手掰开。这时外公过来,把姗姗抱起来说:“姗姗乖,爸爸妈妈上学是为了你们,爸爸妈妈学好了,姗姗明年才能去。”姗姗含着眼泪和我们挥别,车子开走了,我呆呆地望着越来越远的姗姗的影子,一直到看不见……
火车上,海海紧紧地拉着我说,今天夜里他不睡觉,他怕妈妈走了。但天一黑,他就睡着了。半夜火车到了蚌埠车站,我吻了吻熟睡的儿子,离开了车厢。祥直接送他去奶奶家。
回到学校我们拼命地学习,工作,想把成绩搞得好些,早日毕业把孩子接来。

李政道的同学的命运

这次回科大我上的是物理师资进修班。那一年没有人给我们开高等四大力学的课,物理教研室麦汝奇告诉我们,他从大连请来了一个李政道的同学给我们讲四大力学。我们听了半信半疑,以为他在开玩笑。第一次上分析力学课时,当我来到教室时,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坐在前排,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又黑又粗糙,穿一套不合身的新制服,我当时脑子里冒出的想法是:“老麦不知从哪里给我们找了个老贫农来忆苦思甜。”旁边的同学悄声告诉我,这就是谭家岱老师,是李政道在浙大的同班同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了二十几年,刚从农村回来,就到科大来给我们上课。我心想听老贫农讲分析力学大概别有一番风味。
当他往讲台上一站开始讲课,我们都鸦雀无声了。他讲课时严密的逻缉,清晰的思路,熟练的数学推导,把我们都镇服了。他每学期给我们开一门新课。他最喜欢的是苏联物理大师郎道的体系,他系统地给我们讲了分析力学,数理方法,场论和量子力学。后来不少研究生和77届本科生都慕名跑来听他的课。我们这个课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在当时的科大以及全国能开出像他这样水平的课的老师确实是不多的。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到他宿舍里去看他,他住在教员宿舍筒子楼里一间,房间里堆满了很多的书。我们聊了一会儿上课的事,就好奇地小心翼翼地问他一些过去的经历。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慢慢地回忆,抗战时期他和李政道是浙大物理系的同窗,李政道是他们班年龄最小的。后来李政道去了美国。1956年他刚三十出头,在大连工学院就被提为正教授。他当时年轻,业务又好,非常自负,1957年给上头提了几条意见,就被划成了右派,被送到农村劳改,老婆也跟他离了婚。我说,这二十多年的劳改,您也没忘记您的物理,我们都很钦佩您对物理学深刻的理解和高深的造诣。他说,那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基础打得扎实,后来劳改的时候,没有别的书看,自己脑子里就想个题目,算一算,解解闷。
有一年李政道到科大访问,谭老师陪同参观。他们两人虽然年龄相仿,但看起来像差了十几岁,李政道是那么精神奕奕,神采飞扬,看到他旁边的神情黯然的谭老师,我完全体会他当时的心境,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李政道留在国内而谭老师去了美国,那历史又会是怎样呢?

平反后我提出三条意见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通知去参加平反大会。在会场上见到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师,我大概算里面最年轻的了。看到他们,我在想,我是不是还算幸运呢?平反文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台下一片轻轻的抽泣声。会上谭老师的右派问题也得到了改正,恢复了他的原工资级别。
在会上,我也接到了两份平反文件,一份是为周平平反的文件,一份是为“雄师”平反的文件,后面有29人的名单。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泪水把这张纸湿透了。我知道这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列在这名单上。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十几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14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捕了五个“雄师骨干分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这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缓缓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明月为证,天地为证,在场的几千个科大人为证,这是1967年元月十四日发生在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园的真实的一幕,这是人心,民意,这是历史……
我拿着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办公室,一个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很高兴历史终于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我还有几点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讲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那个老人看我一本正经很认真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就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说,受“雄师”问题牵连而受到迫害远远不止这29人,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雄师”,但因同情“雄师”观点或者元月14日去拦过车,也受到了迫害,校党委也要为他们平反,我递给他一份名单,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名.我说据我了解,受“雄师”一案牵连,在科大,在清华、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专院校共有大约上千人。他接过名单说,对于科大的人我们会尽快调查了解作出结论。对其他学校的人,他们自己会处理。
第三,受“雄师”一案牵连,我的八本日记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记本归还给我。他说,事隔那么多年,这些材料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
这八本日记本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日记,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他们让我把“最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写下来,长期地写下去,将来就是你的生命史”。这些日记记录了我从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长足迹,记录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梦,这日记没有虚伪和掩饰,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记却被整页整页地抄在大字报上被人们批判,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世界会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想到我的日记会成为我的罪状,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现在我的日记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的青春、我的梦……都永远地消失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文化大革命中这惊心动魄的事件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那些关心我,同情我,爱护我,保护我的朋友和亲人,有些人和我并不相识,但为了“雄师”事件,他们有的人比我还要惨,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身体致残了,还有的下落不明……这些年我时时告诫自己,要不懈地努力,要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回报这些朋友和亲人。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动机。如果本文能公开发表,就算是我给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回报吧。我谨向那些具有同情心,为了良知,为支持我,爱护我,保护我而受到伤害的朋友们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向那些屈死的冤魂献上我的哀思和怀念。

跨过太平洋

1981年我们毕业后留在科大工作。把两个孩子也接来了,一家人才团圆了两年。1983年祥考取了公费留学,于1984年以公费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Delaware大学化工系进修,第二年,他得到了一个博士后的位置。经济上有了保障,他就叫我去探亲。
虽然人人都想出国,但事到临头,我竟犹豫不决。那时候,我们都已提升为讲师,分到了两间一套的房子,再加加油,副教授和三间一套也不远了,我们已快到不惑之年,如果把现有的丢掉,到美国一切从零开始,前途未卜,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最主要的是姗姗已经上初中二年级,初中高中这几年对于她是多么重要,如果我带她出国一两年再回来,学习怕跟不上,如果留下她在国内,我不放心。但我有能力供她在美国上大学吗?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一本书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读到美国女作家尢恩森写的《宋氏三姐妹》,该书前言中有一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
“人们称宋耀如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性的父亲,正是他的学习决心和他要为女儿提供他所获得的教益的愿望,使她们达到了各自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大胆进步的思想,那他的女儿们就可能缠足裹脚,在中国沿海一个小渔村里默默无闻地渡过一生。但宋是一个不受制于传统习俗的男子汉,他要主宰自己,不管上帝给他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他的理想——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在美国受到教育。”(这段话摘自该书的中译本。)
这个伟大的父亲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位最杰出的女性。正是这段话促使我下定决心,宋耀如的理念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人生目标和追求。
促使我下决心的另一件事是,1984年,在科大校园里,有三位中年教员相继英年早世,一位是三十六岁的助教,清华毕业生,一位是四十三岁的讲师,科大毕业生,一位是四十七岁的副教授,留苏副博士,他们的死因很相似,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在追悼会上,看着悲痛欲绝的遗孀和失去父亲的年幼的孩子,大家心里充满了悲伤和对未来的忧虑。那时我们的生活实在太清贫了,早晨起来只吃一个馒头喝一碗稀饭,还有什么能量搞科研!和我一起工作的讲师王明老师说:“哪一天我能早晨喝一碗牛奶,吃一个鸡蛋,中午吃一块大猪排,晚上吃一个苹果,我就能出科研成果。”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现在的年轻人不要以为我在编什么神话故事,这是历史。祖国,你有这么多优秀的儿女,你可要爱惜他们呀!
1985年10月,我把姗姗送回成都外婆家。我离开姗姗时正是半夜,她已经睡觉了,我在她的额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泪水滴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眼角的泪水,知道她没有睡着。我说:“好好念书,妈一定要接你到美国去上学。”我牢记着临行前对女儿说的话,我愿付出一切去实践我的诺言。那一年,姗姗刚刚十二岁。
1985年年底,我带着海海飞往美国,我是多么的依恋这生我养我的母亲,这悠久古老而又饱受苦难的土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人生的足迹,在京密水渠,在京原铁路,在湖北沉湖农场,在西平县化肥厂,我撒下过青春的汗水。为中国的诺贝尔奖,为中国的火箭、卫星和宇宙飞船的发展作贡献,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作为科大毕业生,我有能力作出我的贡献,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为国效力的机会。我们的黄金年华已一去不返了。尽管我们的生活一直清贫,尽管我遭受了十几年不公正的待遇,我都能承受,我都能忍耐,我都能原谅,我对你的爱始终不变。如今,当我已届不惑之年,却要离乡背井,飘泊异国,我不知在前面会是什么样的路,但我还是走出了。因为我不愿我们的后代像我们这样辛苦地活着。带着无奈,带着惆怅,带着无尽的思念,带着心灵的伤痕,祖国,请原谅我离开了你。
当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瞬间,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悠悠乎乎地飘向那遥远陌生而又充满神奇诱惑力的新大陆。

雏燕展翅

为了给孩子准备学费。祥找到乔治城的一家中国餐馆送外卖,我在水门饭店(Watergate)附近找到一家美国餐馆当waitrees。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姗姗14岁起就到快餐店打工,刚刚11岁的海海也到楼下的人家里帮助做些家务。那时我和姗姗都在室内干,我们最担心的是祥,不论下雨下雪,他开着车走遍了乔治城的大街小巷,有时不小心吃了张停车的ticket,那一天就白干了。我劝他不要干这个工了,他说干这活花时间少效率高,一周干三个晚上不耽误白天上学,全家人齐心协力,积少成多,三年五年的孩子的学费就有了。
孩子们过生日那天,祥把上星期打工挣的180块钱装在两个红包里,送给他们作为生日礼物,两个孩子扑在爸爸身上。海海拿着自己刚刚挣到的20元钱说要把钱存起来给姐姐攒学费。姗姗说:“爸爸,你不要打工了,我好好念书争取拿奖学金。”祥把孩子紧紧搂住说:“别说傻话了,我们不作那个梦,我们没有绿卡,爸妈知道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只有三年的时间,能在三年内在人文学科方面赶上美国学生的中等水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你们上进,爸妈一定全力支持。”
人是靠着希望而活着,是为着爱而活着的。虽然我们没有绿卡,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也没有钱,但我们有一对聪明、可爱又努力上进的儿女,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和生命,我们有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有我们的欢乐和爱,更重要的是,再没有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来折腾、打压我们了。我们坚信,凭着我们的智慧和勤奋,一定能在新大陆开出一条路。
冬去春来,姗姗已经上十二年级了,我们的积蓄也一点点慢慢上涨,算起来也够她上三年私立大学的学费了。我们鼓励她报考最喜欢的学校,“只要你考得取,我们一定支持你上。”我们想得很清楚,钱以后还会有机会去挣,但孩子上学的机会失去了就很难弥补。二十几年前,我们的机会已经因为文革永远地失去了,今天,不能因为钱而让孩子失去她的梦。
1991年3月的一天,姗姗打电话到学校来,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打工了,我拿到奖学金了,我可以自己供自己上大学了!”到美国仅仅三年,还没有绿卡的姗姗,以全额奖学金被著名的C大学录取了。我们把录取通知书反复看了几遍,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时,我们全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哭了。
1991年9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全家人到Dullas机场送姗姗到加州上学。昨天,我们没有嘱咐她很多,因为这个女孩子已经不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也不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坐飞机。我们只送给她一本日记本,在扉页上写着“崇尚真理,独立思想”。
姗姗满怀信心地登上了飞机。望着她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矫健的身影,此时我想到了什么?
我在想,这像个神话又像一场梦,那个在西平农村小土屋出生的小女孩今天终于跨进了科学的殿堂,17年的岁月,从地球的那一边到地球的这一边,这是一条多么遥远、漫长而坎坷的路。你走过来了。命运对你并没有特别垂青,你生于忧患,你长于贫困,我们没能给你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有勇气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没有金钱财富,但你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就是那人类文明和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源泉;我们没有官爵地位,但你懂得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靠奋斗去争取自己的未来。你饮过黄河长江的水,你冲击过波多马克河的浪涛,渊远流长的东方文明哺育了你,绚丽辉煌的西方文化沐浴着你。如今,你要展翅飞翔了。飞吧,我的勇敢的小燕子,载着你的理想,载着几代人的希望,飞向那辽阔的天空,去追寻你的梦想。

2015年元月 于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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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四十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2, 2015 10: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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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终生不悔的一件事
——文革中批判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王春南

按:本文原发表于《世纪》杂志今年第一期,这是作者提供的未删节版并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王春南,1941年4月生,江苏丹阳人。196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曾先后在新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南京炼油厂、江苏省总工会、江苏古籍出版社(现为凤凰出版社)工作。编审。1974年写大字报批判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时系新华日报社评论组编辑。

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主编的10卷本《江苏通史》,2012年3月在凤凰出版社出版前夕,承该书责任编辑陈晓清告知,书中有一处写到了我。书印好后,又承她将有关部分复印三份给我。
《江苏通史》有关文革中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节写道:
“……到1974年3月以后,南京揭发‘深挖五一六’问题的大字报以及材料越来越多。新华日报社王晓智、余华明、王春南等人撰写的批判江苏深挖‘五一六’问题的系列大字报被广泛传抄,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
“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江苏省从1974年夏天开始对所谓‘五一六’问题进行复查……此后不久,绝大多数被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当年我们三人为什么敢于“太岁头上动土”,批判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为那些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的人鸣冤叫屈呢?

从清查运动“动力”到清查运动批判者

文革期间,江苏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江苏省革委会、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一手抓煤,一手抓“五一六”。他在苏南,手指到哪里,就让人挖到哪里,挖出了几处“鸡窝煤”(储藏量极小),成为笑柄。他在全省抓了几十万“五一六”分子,“战果”辉煌,搞得民怨沸腾。
什么是“五一六”?据上面的说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它是一个阴谋组织,埋藏得很深;它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它的罪恶目的是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1970年11月30日,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对此有这样的说明:“什么叫‘五一六”?‘五一六’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罪大恶极,搞资本主义复辟,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据笔者记录)
江苏省搞清查“五一六”,把突破口选在南京大学,因为江苏两大派主要头头都出在这所大学。吴大胜向南京大学派出了以省革委会常委迟明堂为组长的“调查组”。北京的审查对象(主要是“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审查对象),咬到南京大学的什么人,南京大学的这个人马上就被关起来。南京大学的审查对象咬到了江苏的什么人,江苏的这个人也马上被关起来。吴大胜就这样用南大的清查带动全省的清查。调查组在南京大学抓出了多得吓人的“五一六”,该组一位副组长说:“南大的‘五一六’,多得可以用火车装。”南京大学抓“五一六”的“成果”很快扩大到全省。
我当时所在单位新华日报社,清查“五一六”的声势远不能跟南京大学相比,但还是搞得“轰轰烈烈”的。
新华日报社革委会主任说:“新华日报社肯定有‘五一六’,不要上‘没有论’的当。仗一定要打到底,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是反革命,都要挖出来。眼睛要睁大一点,不要睡觉。打仗是要冲锋的,钻防空洞不行。”(据笔者记录)
新华日报社第一个被作为“五一六”关押的,是一个已经下放外地的原记者,姓汤。紧接着,报社原一派组织的勤务组成员及战斗队长,不是被关进所谓“学习班”(私设的牢房),就是被“触动”(点名批判,勒令检查),很少有幸免的。报社内关不下这么多人,就关到南京农学院和江苏教育学院校舍(当时这两个学校都已迁走,空出了校舍)。有一个关在报社内的审查对象,纵身从三楼跳下,以致一腿残疾。原另一派组织被关、被“触动”的人较少,但有一位女士,在恐怖气氛下,吓出了精神分裂症。
我在报社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曾是所谓“小分队”(由领导指定建立的负责看管和讯问审查对象的小组)成员,是运动的“动力”。参预讯问审查对象一次,与审查对象家属谈话一次。后因评论组工作需要,脱离了“小分队”。
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关进了“学习班”。几乎每个单位都有私设的牢房,而且人满为患。当时我就想,有这么多“五一六”吗?是不是运动出了问题?
这期间,我经历的一件事使我深切感受到了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恐怖气氛。有一次,南京大学大操场上召开全市清查“五一六”运动“宽严大会”,我也参加了。到会者有数万人之多。各单位的审查对象也被押去了。为防止别人认出他们,有的被蒙着脸,有的被装在麻袋里,放在小推车上。开会之前,有人指着前面正在跟别人交谈的原南京大学干部徐某对我说:“你看他现在还很轻松。有人交代的‘五一六’名单上有他。”开会时,乱交代的,乱咬人的,被作为“态度好”的典型而当场宣布“从宽处理”。不肯乱说、乱咬的,被当作“抗拒运动”的典型,当场宣布“从严处理”。有一个学生,据说“态度恶劣”,又据说他有“想当国防部长”的“反动言论”,是个“野心家”,当场宣布处以20年有期徒刑,戴上手铐押走。大会进行之中,有一人从一幢教学楼的窗口跳下,当场殒命。见此情景,我清醒了许多,不得不思考:这场运动,为什么会搞到如此恐怖?历史上有用这种方式搞运动的吗?
多少年后读到康生的《抢救失足者》一书(即康生所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方才知道清查“五一六”跟延安“抢救失足者”,方式、方法颇为相似。这里仅谈两点:一、都是夸大“敌情”。康生在书中说:“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四月十号起,我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在康生眼里,在延安,日本、国民党特务如麻,遍地皆是。在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五一六”也被说得无处不在。省革委会调查组进驻南京大学之初,尚未进行调查,就凭主观臆断,说什么“北京有‘五一六’,南大一定有‘五一六’,不仅有,而且面广量大,根深线粗”。二、都是诱骗人坦白。康生在书中说:“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的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当时很多人上了康生等人的当,纷纷交代,诬称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延安“特务”成千上万。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鼓励坦白,鼓励乱咬人,以致咬人成风。南京大学有的审查对象,一咬就是几十人,以致调查组组长迟明堂也被咬到。三人成虎,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随即将迟明堂也关了起来。吴大胜说,我也被人咬了。
当时我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不满和愤怒只能压在心底。但遇到适当时机,这种不满和愤怒,就会化为批判的文字。

几张大字报引起的反响

吴大胜等人以“支左”(军队干部支持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主政江苏七年多,积怨甚深。江苏的干部、群众对文革的怨恨都集中到吴大胜等人身上,都盼望着他们早点离开江苏。
1973年和1974年,吴大胜等人流年不利。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会议上先后五次发表讲话,谈到八大军区司令要对调。还讲到“五一六”问题:“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也不行,象(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中国人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们去吧,人们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毛的讲话,对吴大胜来说意味着:他背靠的大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离开南京军区,他将成为断线的风筝;被他打成“五一六”的几十万江苏干部、群众,因毛泽东讲话点到了“五一六”问题,迟早会向吴大胜算账。
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本意是借“批孔”敲打“周公”(周恩来)。江苏的干部、群众接过了“批林批孔”的旗帜,展开了对吴大胜等人的斗争。就在这时,1974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4号文件,批评了吴大胜等人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问题,无异于给了江苏的干部、群众一个批判吴大胜的有力武器。随着批吴运动的兴起,吴大胜等人在江苏的统治开始动摇。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批评当时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政工组组长的蒋科的。几年前,我跟蒋科有过一次接触。大约1968年冬,我与新华日报社一位姓韩的军代表一起去找他审查一篇社论校样,领教了他的跋扈。1974年3月初,我听到了蒋科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一次讲话的传达,大为反感,认为是奇谈怪论。于是写了一张大字报(“文革”期间毛泽东容许老百姓写大字报,毛自己也写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编辑部大楼(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旧址)大门旁墙上。
这张大字报虽然点到了清查“五一六”问题,但当时我还没有就此问题作系统揭发的打算。在此之后,我经常跟报社同事王晓智交换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看法。他原本也是所谓“小分队”成员,对清查运动渐生恶感。两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那时我33岁,王晓智31岁),越谈越激愤,越谈越想用大字报抒发胸中的积愤。
我是学历史的,又在读高一时经历过“反右”运动。我所在的江苏省丹阳中学不但在教师中、而且在高中部学生中展开了“反右”斗争,因言语犯忌而遭到批斗的,竟有15岁、16岁的未成年学生。这让我在小小年纪就领教了阶级斗争为纲时代政治运动的残酷。如果我抓住“五一六”问题继续做文章,我就必然会成为挨“枪打”的“出头鸟”。想到这些,我竟然不害怕。这是因为多少受了毛泽东大力提倡“造反精神”的影响;因为处在那个年龄段,畏惧要少一些;因为自己毕竟有血性,有正义感,在我的身体里,流淌着父亲的血,当年他抛妻别子参加抗日战争,并且一去不回。 我想,为那么多受迫害的所谓“‘五一六’反革命”讲几句公道话,即使自己作出牺牲,也是值得的。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有责任向社会讲真话。我的声音很微弱,但若能唤起千百名受害者起来控诉吴大胜等人,将会形成很大的力量。
3月18日,我与王晓智第一次合作,写了一张题为《宣传部长在宣传什么?——评周特夫同志在高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的大字报(我起草,王晓智修改)。周特夫当时是新上任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上任伊始,就为吴大胜等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辩护,说运动“大方向正确”。我们在大字报中逐条批驳了他的说法。这份大字报洋洋五六千言,因为是新华日报社的编辑点名批评省委宣传部部长周特夫,公开批评吴大胜等人在江苏发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并且又贴在省委大院内,所以带有一定的爆炸性。
在此之后,同事余华明加入进来,合撰了《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不容回避》、《纵观江苏深挖“五一六”之战——三评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吴大胜的下场和“深挖”的教训》等五张大字报。
其中《纵观江苏深挖“五一六”之战——三评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由王晓智起草,我作修改。篇幅较长,约4.5万字。自4月18日至5月15日陆续公布。所以称清查“五一六”为“深挖”运动,是因为吴大胜等人宣称,对“五一六”要“深挖细找,一个不漏”。这张大字报的材料主要来自跟我们有联系的各地革委会通讯报道组成员、清查运动受害人,以及南京大学校友,涵盖面广,涉及全省绝大部分市县的运动情况。
大字报除《前言》、《后记》外,共分七部分:一、江苏“深挖”之战的背景;二、江苏“深挖”之战中对敌情的估计;三、江苏“深挖”之战的舆论准备;四、江苏“深挖”之战的打击目标;五、江苏“深挖”之战的策略手段;六、江苏“深挖”之战的“战果”;七、江苏“深挖”之战的方向路线。
《前言》写道:“从一九七○年四月至一九七三年初,江苏省军区政委吴大胜同志亲自指挥,动员江苏省几百万人,从学校、机关,到工厂车间,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打了一场为时四年之久的深挖‘五一六’之战。四年之中,数次动员,春夏秋冬,连续作战;声势之大,规模之巨,范围之广,前所未见。”
所以称吴大胜“政委”,而不称“书记”,是讽刺他作为军人,不会指挥打仗,却会指挥抓“反革命”。
对我们的几张大字报,作家杨守松的《在劫难逃》一书(稿本)有如下评论:
“‘二王一余’(即王晓智、王春南、余华明——引者)及时贴出揭露吴大胜的大字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触目惊心的事实把全省四千万人民的义愤激发起来了。他们的大字报被全省各县市传抄张贴,而各地深挖的事例和数据又雪片似的飞到他们手中。
“不可一世的吴大胜现在四面楚歌了。
“其实,他们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严密的。
“错误的武器,批判了错误的路线。”
我同意杨守松说的“他们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严密的”这句话。武器固然不严密,但不妨害对清查运动真相的揭露。事实本身具有震撼力。
江苏镇江市一位姓王的教师(文革后当上了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在来信中写道:“我清楚地记得,当《宣传部长在宣传什么》一文于大市口贴出时,是怎样震动了整个镇江城的。我曾用四个字来形容人们看您这份大字报的盛况,叫做‘观者如堵’。从清晨到傍晚,你去他来,观者连日不衰。我当时就是成千观者中的一个。……许多人读过您的大字报后,低回良久,不愿离开。有的一连读了三四遍还想读。”(1974年9月8日)“我总觉得您的大字报对镇江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偶一日,我傍晚下班,路过大市口,见一份大字报下人头攒动,即下车一看,原来是您的又一份大字报。”(1974年10月24日)
南京市的王桂森在无锡出差时,来信谈到了我们的大字报在无锡引起的反响:“大字报主要贴在‘城中公园’内,您们的三份大字报在无锡引起轰动。我在上面又用钢笔注明:此大字报早已贴在省委(大院)。”(1974年4月25日)
江苏金坛县革委会通讯报道组来信说:“请设法寄一套你们几位采写的有关揭发江苏深挖‘五一六’的文章给我们,以便组织学习,并印发给公社干部。”(1974年6月13日发出)

听省委第一书记彭冲谈“五一六”问题

江苏省委、省革委会中的领导彭冲、许家屯(他们都是文革前江苏省委书记)对我们的大字报是支持的。1974年5月,彭冲曾托新华日报社革委会主任樊发源带口信给我们:“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樊发源并且在新华日报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彭冲的口信。
1974年5月10日下午,许家屯到新华日报社布置撰写次日见报的、拥护中共中央1974年14号文件的社论。(该文件标题为《对江苏省委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致中央电报的批复》,于5月9日发出。文件批评了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等人。)吃晚饭之前,他在编辑部大楼二楼一间房间对我说:“你们的大字报调子不高。我的调子比你们高。我主张吴大胜的问题揭开来看,揭开来说不定是资产阶级专政呢。”又说:“你们要注意照顾苏州人的情绪。”他说的“苏州人”是指苏州市当时的负责人华林森。华林森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与我们观点不一致。他说: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搞对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缺点只是面宽了一些。当时我们对许家屯非常尊重,他的话影响了我们的观点。这从大字报《江苏深挖“五一六”之战》一文《后记》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得出来。这段话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方向、路线错误已是肯定无疑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从最近揭发的材料来看,我们认为江苏的‘深挖’决不是孤立的,它是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反革命罪行的一部分。现在,这几个问题是要进一步弄清楚的:在‘深挖’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背后是什么?吴大胜这样干的动机是什么?他和林彪反党集团有什么黑线关系?……”原来我们认为吴大胜在清查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多数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理解,许家屯是鼓动我们将吴大胜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问题上纲为“资产阶级专政”,上纲为“敌我矛盾”。所以,我们特地在《后记》中写下了上面那段话。
因感念彭冲对我们写大字报的支持,1975年春,我去他府上拜访了他,去时拉上了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魏辅政。彭冲夫人开了门,把我们引进会客室。当时彭冲已升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谈话半个多小时,涉及清查“五一六”问题。他对我们说:“江苏清查‘五一六’,不算徐州地区,被定为‘五一六’的有13万人。”江苏当时共有七个地区,除徐州地区外,还有苏州、镇江、扬州、南通、盐城、淮阴六个地区。徐州地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据程中原《徐州整顿:一九七五年整顿的突破口》一文(《世纪风采》2002年第4期),“徐州市搞‘五一六’整了六千多人,徐州地区整了十二万人”。
李文卿著《近看许世友》一书关于“文革”中抓“‘五一六’反革命”一节写到:许世友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江苏抓了1000多“五一六”;吴大胜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检查说,江苏抓了1万多“五一六”。李文卿说,这两个数字是层层报上来的。其实这两个数字是非常不可靠的,离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
江苏全省清查“五一六”,被株连的人数以百万计,被定为“五一六”的,多达数十万。
查阅过有关档案的原江苏电视台台长丁群在《冤案堆成山,全系莫须有——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一文(撰于2005年,未刊)中,向我们透露了如下权威信息: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苏省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13349人。这就表明,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比当年反右派斗争的伤害面,还要大20倍。”
丁群台长又在《说不尽的残忍和荒唐——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文(撰于2005年,未刊)中写道:
“在长达四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南京大学被莫须有地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师生员工达1560人,占当时师生员工总数(495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多达28人。”
当吴大胜还坐在江苏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时,我们对清查“五一六”运动说了一个“不”字。当吴大胜还是一只真老虎时,我们摸了他的屁股。
吴大胜离开了江苏,他纵然想报复我们,也没有机会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路过南京宁海路他家(一幢黄色的、民国时期建造的别墅)附近时,见到了他。我喊了一声“吴政委”,他应该是认识我的,但他神情木然。我说:“我原来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叫王春南。”他依然没有反应,看来已把我这个“冤家对头”彻底地遗忘了。
倒是许家屯记住了我。我从有关渠道得知:有人拿着我起草的最后一份大字报《吴大胜的下场和“深挖”的教训》打印件去找他,指着一处地方对他说,他们在大字报中影射你。原来这处地方写着:要把吴大胜当作一面镜子。看来许家屯是相信了告状人的挑拨。许家屯很快代替彭冲任省委第一书记,这对我们三人意味着什么,我后来才体会出来。(许家屯后去了美国。)
1974年,吴大胜失势之后,有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听到了对我们大字报的批评意见,说是只反吴(大胜),不反许(世友)。我听了没有做声,心想:说起来容易。当年有一个规定: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就是反革命;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许世友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把矛头指向他,我们是不是不想活了?
文革以后,承许家屯“关照”,我被审查,主要是因为在批判吴大胜等人的大字报中“影射省委负责同志”(其实我们写大字报那阵,许家屯只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加上赋闲的时间,共五年多。倒是要感谢他,给了我在苦难中磨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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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文革中北京地院的独立思想者
——怀念安静中老师

萧劲东

2015年1月27日是安静中老师诞辰八十周年的纪念日,眼看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总想为这位是官非官,是民非民,又总是在地质大学历史重要关头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说点什么,来祭奠这位尊敬的师长。

初次知道安静中这个名字,是在1966年8月24日,但凡在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经历文革的学生与教职员工,都会记得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的夜晚举行了轰动京城大学界的8·24大辩论。8·24大辩论是由国务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主持,由北京地院“斗批改”、“院文革”和“东方红公社”三方协商约定,各派两位代表上台辩论,议题为“地质部工作队是否应回地质学院听取群众意见”。由于受到地院东方红公社“一进地质部”的影响,在京各高校很快就知道了8·24晚在地院将举行大辩论的消息。当晚校内外学生与教师来得很多,几乎站满了整个足球场。我站在足球场正中的人群中,数千名校内外的同学和老师中不时出现为“东方红”代表蔡新平和殷维侯同学铮铮有力的辩论发出的喝彩声。(右图:安静中遗像。)
记不清是因为什么,只听到台上的人在喊:“请安静中老师到主席台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安静中这个名字。台上的人喊了几次,台下还是没有动静。只听台上的人说:“他在、他在、他刚才还在下面……”人群里开始有人喊:“他在这儿!”之后台下开始有了骚动。安静中走上了主席台,看上去很不情愿。也记不清这位老师说了些什么,只是感觉他很不愿意卷入到这场纷争之中。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他与别人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那个全民疯狂的时代,一个糊涂的人把自己置身事外容易,一个清醒的人要把自己置身事外又是何等的艰难!
我能够结识安静中老师还是托蔡新平的引见,那是1966年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之后,东方红内部出现了分裂,蔡新平、殷维侯、孙司权和我几个同学不认同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前后的过激言行,更不赞成“砸烂斗批改”之类的口号。“二进地质部”后,朱成昭以“反右倾”为名,召集了排除蔡新平参加的总部秘密会议,将蔡新平挤出了东方红总部。我们四个人就凑在一起搞了一个红色造反兵团,宣传我们的主张。后来又与周永璋、赵国柱、吉让寿、邱世寿四位同学的六二○兵团合并,就是以后的红二团。
那段时间几乎是每天晚饭后就不自觉地三三两两聚集在安静中或江祖如老师家里讨论,常常争论国家或者地院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此我们这些学生与安静中老师的频繁交流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毕业分配。我在青海地质局工作期间除了保持通信以外,我还到江西仁和干校、北京地质大院探望过安老师。1978年考研回到学校,前后有将近二十年相遇,最敬佩的就是他深邃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魅力。
安静中老师的“独立”首先在于他的思想,在我的记忆中,文革期间他好像没有参加过任何群众组织,也没有公开表明参与或支持某个群众组织。即便是后来成立革委会、地质学院迁出北京,异地办校等重大事件,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一不趋炎附势,二是服从组织原则,三是保留个人意见。我们这些地院文革期间经常与安静中老师相处的学生(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赵国柱、吉让寿、孙司权、程关林和我)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就好像和自己的兄长或者是与一位智慧的长者在一起一样。他从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也从不批评我们做错什么。在那种举国无政府状态的形势下,他总是从执政党宣传的一贯原则、毛泽东思想、建国以来治国理政的基本事实出发,与我们反复讨论,如何理解文革中变化无常的局面。
我清晰地记得一件事。那是在1966年8、9月份一天的傍晚,我们听到了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的建议,大意是建议我们借当前群众运动起来之势,想办法把那些当权派、学术权威和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人统统都煽动起来,让他们充分表演,然后再一网打尽。听到这个建议的传达,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不那么光明磊落”,怎么办?去和安老师商量一下。于是我们几个(好像有蔡新平、周永璋、赵国柱、吉让寿和我)就去了安静中老师家。讨论了一夜,最后得出三点结论:一、我们的党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执政党,完全可以采取正面宣传与教育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完全没有必要让我们这些学生去鼓噪。二、那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党一贯宣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而有害于党的声誉。三、虽然当时我们也隐约知道点提出这个建议者的特殊身份,但是终究我们不认识其人,谁知其是否一定就是我们以为的那人?据此,我们达成共识:既然是意见,可执行也可不执行,暂时还是不予理睬为好。
在文革那几年,许多事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讨论、争辩甚至吵架中取得一致的。当时江祖如老师也曾戏说我们二团的“八个人是九个主意”。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从安静中老师那里学到了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终生受益匪浅。
安静中老师的独立还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无私。中央党校84岁的任登第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公’从何来,公自天道而来,所谓天无私盖,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就是公。”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乃至文革后;无论是校内外的领导、前辈学者、教员学生,还是普通工人;更无论是先进、落后或是所谓“反动权威”,他都能一视同仁,真诚相待,以心交心,这就是安静中老师的大公无私。
文革前11622班的吉让寿同学,由于自幼父母双亡,受过不少的艰难苦楚,所以进校以后有过一些过激的言语,行为也比较怪异,在一些人眼里是个“问题学生”。安静中老师知道后,到11622班蹲点时主动与吉让寿同学接触、谈心,化解他心中的疑虑,帮助他主动融入班集体之中。使吉让寿也学到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不随大流,在地院文革的风口浪尖之中顺利地度过,后来又考取研究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据吉让寿自己对我说,这一切首先是得益于安静中老师多年的教导。而在我们二团的8个学生当中,他与安老师始终保持着一种我们都不能及的师生情谊。
凡是北京地院的师生都知道安静中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思想的人,但是安静中老师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文革中曾经有一篇大字报标题就是“安静中在安静中”,这位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本意是对安静中老师在文革中的这种低调不张扬风格的嘲讽。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恰恰是安静中老师最令人可敬之处,也是旁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在文革期间,安静中老师对他人一视同仁,真诚相待,以心交心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了地院基层师生的普遍认同,不论是早期参加过“斗批改”还是“东方红”,“朱派”还是“蔡派”的师生,还是被地质部打倒的“走资派”院长高元贵、“三家村黑店”的伙计陶世龙老师,还是普通教员、工人、学生,就连王大宾、聂树人等头头,都曾是安静中老师的座上宾,他都一视同仁,仔细聆听,帮助分析,毫无保留地畅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田春林同学是地院东方红早期核心组成员之一,可以说是一位“铁杆朱派”。后来他与朱成昭分道扬镳,被结合进了文革期间的地院革委会(这段历史,田春林同学自己写有专述)。据田春林同学自己说,他文革期间也一直与安静中老师有往来,特别是与朱成昭分手之后,去安静中老师那里就更多一些,慢慢就觉得安老师说的有道理,结果他也就时常被指责为安静中或二团在革委会的代理人。类似这样的“代理人”还有当时革委会的委员孟繁华同学、刘玉发老师等。
还有一位同学叫程关林,他是所谓保皇派“斗批改”的发起人,地院“8·24”大辩论,他是代表“斗批改”上台的辩手。“8·24”以后,“斗批改”解散了,很长时间他很不理解。后来他的同班同学余九乡把他引到安静中老师家。程关林很可爱,很直率,不躲不藏,直陈己见,不认输就直接与安静中老师辩,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有时甚至彻夜长谈,终于与安静中老师结下深厚师生情谊。
所以仅仅认为安静中是二团或“蔡派”的幕后高参、后台,这其实是低估了安老师在地院文革中的作用。除二团外,他还给了很多人帮助。在他逝世的追悼会上,有不少人,有的是夫妇老两口,在安静中灵前失声痛哭,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从来也没有发表过与安静中存在某种关系的声明,安静中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属于“蔡派”,他安静中就是安静中,他尽管表示过赞成“蔡派”的观点,很多人也认为他就是“蔡派”的核心,但实际上他始终是独立于地院“东方红”、“斗批改”、“蔡派”、“朱派”和革委会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人,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上图:北京地院文革中曾遭受批判的“高安郑江”四人在高元贵家.左起:安静中(院团委书记),高元贵(院长、党委书记),郑伯让(岩石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地质系三年级辅导员,党支部书记)。〕
安静中老师不仅对那些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与指导的同学与老师真诚相待。即使对那些曾经批斗或者反对过他的同学与老师亦是如此。1968年是北京红卫兵运动派性斗争最混乱的一年,在所谓“大批判”斗争中,当时的地院革委会在少数同学的操纵之下开展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批斗所谓“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制造了长期非法拘禁高元贵院长、安静中和郑伯让老师等有悖人道、伦理且最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其中安静中老师受害最深,羁押时间最长,自1968年5月27日全院批斗高元贵院长大会当天抓走,到8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逐步被解救回家,历时近五月余,至今尚无人醒悟,能公开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安静中老师在挺过这段非人的折磨以后,却对参与制定、实施非法拘禁事件的学生持谅解态度,始终认为他们被人利用,同样也值得同情,紧紧地封闭了他的这段经历,几十年未吐一字。到今天当我们想了解安静中老师是如何度过这一段非人的经历时,不仅我们这些周围的学生,就连安老师的夫人濮长萱老师也不知道去找谁了解。可见安静中老师是何等大仁大量!
安静中老师对迁校持不同政见是校内人所共知的事,但在有关方面最后确定了在武汉建校后,他保留了意见,从组织上服从了决定。1977年我在青海收到安静中老师的来信,说他“现在被安排在矿产系任总支书记,开始大家以为矿产系与安静中持不同政见的老师较多,担心去这个系的工作难度大。但是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结果反而成为当时全校建校工作开展最好的一个系”。
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返回学校的当年春节回老家。无意中与老父亲谈及此事,这位饱经民国与新中国两个时代政治风浪的老民主人士竟然伸出大拇指说:“这是一个有大本事的人,你就只有二流本事。”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会识人用人。”
安静中老师曾经一度调离地质大学出任地科院研究生部主任。但是他在北京临时安置的家,几乎经常有来自南北地质学院的领导与教员(赵鹏大、翟玉生、郑伯让、王良、扬起、陈光远、朱上庆……)来与他谈论武汉地院的建设,其间藏着对安静中老师的多少关心、多少期望不言自明。赵鹏大校长当时长住武汉,只要回到北京,就总要到安静中老师家来,一进屋就关进小房子里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
自1968年8月25日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学校进入文革后期,我们也于1968年底毕业分配离校。虽然我曾到江西仁和干校、武汉地校和北京地质大院看望过安静中老师,但大多数时间只能靠信件往来交流思想。这段时间谈得最多的是地质学院的迁校、建校和异地办学问题。经过45年时间的检验,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当时的地质部领导的确错误地估计了文革后期的国内形势,同时也错误地估计了地院广大教职员工的觉悟,错误地做出向中央报告要求把地质学院迁出北京的决定。冤枉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不说,结果是一个地质学院迁出北京,折腾了几十年,变成了两个地质学院(大学)。其中的一个换了个名字又回到了北京地质大院。迁校所导致的从上世纪初中国开始创办地质教育以来百年的教学资源分散、损失,优质教师资源的流失,由于迁校在校内引发的一系列新的矛盾……都极大影响了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和地质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迁校的大是大非上是最能体现安静中老师不为官,不为名、不为利,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有利于地质教育事业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与广大教职员工在一起的精神。地质学院的教职员工都知道安静中是明确反对迁校的。即使在迁校工作组进校以赞成与否在教职员工中划线的高压状况下,仍然坚持了组织上服从,保留个人意见的态度,在实际行动上还是打前站的首批干部之一。
在反右运动初期,地质学院有三位年青教员,因大鸣大放中出现的乱象曾直接向北京市委反映情况,市委领导安排刘仁副市长接待了他们。到反右运动后期此事在北京地院也曾颇具争议。此时安静中老师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任校团委书记,参加了学院的一次扩大会议,讨论这三位年青教员是否因此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在会上安静中老师第一个发言,不顾个人是否会受牵连,慷慨陈词历数他们只属于非正常的组织行为,有错误但不应被划为右派等理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所谓“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期间,为了罗织安静中老师的罪名,居然有人把他与那三位老师连在一起,污蔑他是“漏网右派分子”。为此我和孙司权同学还专门骑自行车去天津找当事人之一的王玉茹老师落实情况。
文革期间安静中老师未曾写过一份大字报,只是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和一封《给新市委李雪峰、吴德、郭影秋同志的信》(由工作队收集编入《大字报选编》第二期)。《呼吁书》写于1966年6月16日,呼吁“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工作队党委的直接领导,我校十七级以上干部勇敢地站出来”,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之中。给新市委的信写于1966年6月19日,写信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问题涉及几乎所有在校的党委书记、党委常委,也涉及到地质部工作队党委和地质部本身。因此,只能向你们反映。要求向市委领导同志或向市委派出的联络员反映”。他判断和处理问题极少掺杂个人的情感好恶,总是冷静地分析判断可能会发生的最坏结果,提前给出预警和劝诫。文革中我们能够避免许多年轻人的鲁莽冲动行为,避免了犯大的错误,就是得益于安老师的这种“预警”和“劝诫”。他作为一个睿智的长辈,如果内心已经清晰地知道了前面有巨大危险,他是鼓动学生呢,还是应当去阻止学生的行动?阻止,可能产生误解,但那才是一个智慧的长者对还不谙世事的青年学子的保护。
20年前蔡新平同学在安静中老师的追悼会上写的几幅挽联,我认为很深刻地表达了我们对安静中老师的认知和情感。现抄录如下,以再次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和致敬。

与大师晤谈 可度迷津劫难
学兄长风范 能立天地人间

往事如烟 经几多风雨 全仗恩师睿智谋断 哀教诲难再
清心似水 历千般坎坷 方显兄长磊落襟怀 挽高风长存

安静中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今天仔细掂量,他究竟给我们留下并能持续发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唯一就是——他身体力行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然一个活着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就失去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26年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动用所有的资源去教人不要思考,只要“听话”。试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十几亿人都如同行尸走肉,只靠一个人发号施令,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能够发展,能够持续,能不产生动乱吗?难怪钱学森在临终前会禁不住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现在一些同学正在总结北京地院的文革史,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毫无疑问,文革必须彻底否定。北京地院的文革自然也必须否定。文革中的地院东方红曾经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中流砥柱,也曾经在大江南北叱咤风云。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得更深一些,是我们应当引以为自豪呢,还是应该进行反思?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地质学院的文革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与指使下运作的群众运动。只不过前期中央文革是在幕后推动,但从1967初,当地质学院大多数教职员工与部分学生开始抛弃朱成昭的时候,中央文革就直接进入前台,把一个老实人王大宾扶植起来,成立地院革命委员会,继续执行中央文革的路线。其结果就是直接在地院引发了长达两年的派性争斗。
我看过田春林同学的回忆,很真实。从他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我们的天真、我们的忠诚是怎样被利用。换句话说是我们太单纯,已经单纯到不用思考。其结果却让我们有些同学付出的是多年囚禁生涯甚至生命的代价。
从青春少年到年近六旬谢世,安静中老师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度过了他最传奇的人生。凡是与安静中老师同时代的人,都了解安静中老师在地院/地大有最广泛的群众联系,不论是教员还是工人,不论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群众,不论是前辈学术泰斗还是青年学子,只要与他接触,就会因为他有思想,很愿意成为他的朋友。也是因为他有思想,在那个全民都不需要思想的年代,他又是最不受官方待见的人。他一生最大的官也只是地质大学(北京)一个管学生的党委副书记。他受到官方最器重的瞬间是在高元贵时代,那时他与彭志忠老师被这位高老夫子评点为北京地院“红专”学习的典型人物;可惜后来竟被错误地解读为“安静中是只红不专,彭志忠是只专不红”,那是一个时代对人才的误读。
其实,评价一个人最公允的是口碑与时间,为此特引用在安静中老师追悼会会场的几幅挽联作为结束语,可见功德自在人心。

思才辩才 学界难得人才
子师友师 我辈痛失良师

师道美德同江河长存
功勋伟业与日月同辉
201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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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一路坎坷谱悲歌
——我所知道的王佩璋

萧建民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相联,息息相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整肃改造、口诛笔伐、毁谤贬谪,猛烈批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酿成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多少知识分子英才俊彦惨遭迫害,历经坎坷磨难,甚至含冤去世。北大中文系才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轻学者王佩璋,就是其中之一。
王佩璋1930年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一个地主家庭,后举家迁往北京。王佩璋天资聪颖,幼承庭训,敏而好学,但因系庶出,其生母病逝后,遂遭家人歧视冷落甚至打骂,她不堪虐待,离家出走,发愤苦读,考入北师大女附中,1949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在五星红旗下走进大学校门的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
我的四舅杨乃雯,1929年生于北京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健康开朗,明净率真,儒雅敦厚,1949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一次,杨乃雯和王佩璋在北大学生食堂同桌就餐时偶然相遇,二人谈论文学,讨论历史,志趣相投,灵犀相通,之后相知相恋。北大民主广场,留下了他俩漫步的足迹;未名湖畔,回荡着他俩琅琅的读书声。每逢周末,王佩璋便随杨乃雯回到北京东单象鼻子中坑杨乃雯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家中进餐,然后返校。
1953年7月,杨乃雯、王佩璋双双从北京大学毕业,结为伉俪。我家中保存着一幅他们寄给我父母的结婚照(右图)。三寸黑白照片上,四舅杨乃雯风华正茂,神采奕奕;四舅母王佩璋戴着无框眼镜,清秀高华,气质优雅,眉宇间隐然透出一股书卷的灵气。照片背面题写着:大姐、大姐夫惠存,落款为:乃雯、佩璋。
从北大毕业后,杨乃雯进入国家计委工作,曾与朱镕基同事。王佩璋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被安排作俞平伯的助手。俞平伯(1900~1990),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享誉文坛、蜚声中外的诗人、学者,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为“新红学派”创始人,这时是文学所一级研究员(当年文学所只有三名一级研究员,另二人是:钱锺书、何其芳),精研古典文学,散文诗歌成就斐然,博学宏通,著作等身。俞平伯其时正着手《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勘校整理。王佩璋在文学所作俞平伯的助手,非常称职,非常尽责,她如鱼得水,如鸟投林,不知疲倦,不遗余力,考证、勘误、校订,承担了众多具体细致而繁琐复杂的基础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心血和精力,所校点的稿纸堆放得跟书桌一般高矮。
王佩璋文学造诣深厚,文字功底扎实,文风细密从容,一手毛笔小楷秀丽流畅,是人才济济的文学所崭露头角出类拔萃的年轻学者。她对《红楼梦》极为熟稔,对红学研究亦颇有心得。王佩璋熟悉古典诗词,所写诗词字句精巧、清新雅丽、对仗工整、韵律谐畅,就连俞平伯也大加赞赏。据四舅杨乃雯讲,俞平伯称王佩璋所写诗词“无一字可改”。
1953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红楼梦》排印本。对《红楼梦》素有钻研的王佩璋目光敏锐,当即发现了其中的许多问题,立刻写出文章《新版<红楼梦>校评》,投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对该版本进行批评,指出多处错误。《光明日报》社将稿件转至作家出版社后,作家出版社重新审查,回信表示:批评“合乎事实”,承认“工作粗疏,错误严重”,对王佩璋“表示无限的感激”,并且还邀请王佩璋“协助工作”。
同年,对外宣传的刊物《人民中国》杂志社约请俞平伯写一篇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俞平伯应约写成《<红楼梦>简论》。完稿后,为谨慎郑重起见,俞平伯请老朋友、中央主管宣教工作的胡乔木指正。胡乔木阅后,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尔后,俞平伯将这些意见转告了自己的助手王佩璋,让她代笔写成修改稿。然而,文章发表时,并没有署上王佩璋的名字。
在此期间,俞平伯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评介文章,有四篇是由王佩璋执笔代写的。这四篇文章是:一,《<红楼梦>简说》(《大公报》1953年12月19日),二,《我们怎样读<红楼梦>》(《文汇报》1954年1月25日),三,《<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四,《<红楼梦>评介》(《人民中国》1954年第10期)。此外,王佩璋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曹雪芹的卒年及其他》、《<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等文章,具有较高研究价值,足见其深厚学术功底。
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王佩璋对国家级著名出版社的批评激发了另外两个“小人物”(毛泽东语)向名人挑战的豪情。1954年10月,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合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批评俞平伯“以反现实主义唯心论的观点分析研究《红楼梦》”。毛泽东看到该文后写信表示支持。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红学大批判震动全国。文艺界、教育界人士或被动或主动投入这场大批判,学术之争演变成了政治围攻。一向谨小慎微的学究俞平伯始料未及,不曾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这场大批判的焦点人物,遭到万炮齐轰,烈火烧身。在大批判的讨论会上,出席者皆为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教授,如周扬、老舍、何其芳、吴组缃、郑振铎、聂绀弩、冯至、启功、舒芜等。名不见经传的王佩璋也常常受到邀请出席会议,与这些名人平起平坐,共进午餐,何其荣耀,无比风光。事后王佩璋每每提及,格外兴奋,倍感自豪。
在一次座谈会上,王佩璋发言,对自己捉刀代笔替俞平伯写了四篇文章的详细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并且批评俞平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后来写成《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发表于1954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情况被披露出来以后,王佩璋显然成了“苦大仇深”的“被剥削者”,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同情。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对此进行了批评。俞平伯也做了检讨,说“这种封建师徒关系的作风是很不好的”。王佩璋俨然成了批判大军的重要成员、新生力量的化身,被卷入了政治风暴的中心。
由此,俞平伯和王佩璋关系变得紧张,阴影笼罩。直到1957年由俞平伯、王佩璋二人勘校的八十回本《红楼梦》出版,王佩璋为了稿费的分配问题还闹过纠纷。王佩璋认为自己做了大量具体繁琐的工作,十分辛苦,理应至少和俞平伯平分稿费,闹得很僵。后来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出面调停,双方矛盾方得解决。
王佩璋少年失怙,缺慈少爱,致使她脾气执拗,性格倔强,在工作和生活中,在单位和家庭里,处处争强好胜,大事小事都绝不服输。她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常常在办公室跟同事辩论,并颇为自得。也许她的胸无城府直言不讳无意之中得罪冒犯了他人,被误认为恃才傲物,狷介自负,孤芳自赏,自视清高。
红学批判大潮结束后,王佩璋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她感到很不得志,非常委屈,怅然失落。“反右”前夕,在单位的一次“鸣放”会议上,王佩璋作了长篇发言,她敞开心扉,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力陈自己成长奋斗的历程,抱怨自己辛勤劳动努力工作而未受到应有重视,同时,还讽刺某些人是“新贵”,作风像“公子哥儿”。后来,这番发言被定为“右倾言论”,对王佩璋不啻晴天霹雳当头一棒。政治运动中,既有政治高压、疾风暴雨,又难免有明枪暗箭、冷嘲热讽。不谙人情世故、书生气十足、天真地憧憬着神圣学术殿堂的王佩璋猝不及防,遭到沉重打击,茫然不知所措,从人生的顶峰跌入了万丈深渊。
1958年,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国,一部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多为屡忤权势者、与人不睦者)被下放到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拿惯了笔杆子、坐惯了书斋的王佩璋被下放到北京国棉某厂。她认为自己在单位不受重视,反而被贬到生产第一线搞体力劳动,心里憋屈郁闷,精神痛苦,神志恍惚,以致在劳动中出了生产事故,损坏了机器。结果被说成是“破坏革命生产”,文学所将她定为“思想问题”,进行小范围教育批判后开除了公职。后来,惜才爱才的文学所负责人何其芳还特意为王佩璋联系介绍到中华书局作编辑,但她终究没去。
理想幻灭,事业受挫,王佩璋处境艰难,落寞悲苦,受到几度刺激后,不幸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障碍,断断续续,时好时犯。为纾解心理压抑、排遣精神苦痛,她常常购买很多本不需要的皮鞋、衣物和被单、布料等,堆放在家闲置,还购买大量连环画时时翻阅,也常在家里用布料做做针线活。有时病情发作,与杨乃雯为家务琐事争吵,有一次竟手持厨房用的铁制火钳,闯到杨乃雯所在的工作单位国家计委办公楼楼下叫骂。杨乃雯苦不堪言。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文革。
1966年夏,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历史上、现实中有这样那样“问题”、“污点”的、甚至家庭出身不好的、解放前出过国留过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统统都被冠以“牛鬼蛇神”,头戴高帽脸涂墨汁胸挂黑牌游街示众、被批斗抄家、遭侮辱打骂。种种丑行暴行,泯灭人性,惨绝人寰,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五千年文明古国被“红色恐怖”的血雨腥风笼罩;朗朗乾坤,一场浩劫铺天盖地而来。即便是养病赋闲在家的王佩璋亦未能幸免,在劫难逃。她被无情揪斗,野蛮殴打,被逼下跪,被剃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拿着扫帚去扫大街,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人格尊严遭到粗暴践踏,身心受到极度摧残。性格刚烈、清高孤傲的王佩璋岂容得如此凌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66年7月的一天夜里,王佩璋饱含怨恨,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以作最后的抗争。家人发现后紧急送往附近医院,因为是“牛鬼蛇神”,是批斗的对象,医护人员冷漠怠慢,并未及时施以积极有效的抢救,王佩璋不幸撒手人寰。可惜这位北大中文系才女未可限量的才气戛然而止,英年早逝,年仅36岁,令人扼腕唏嘘!如果她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事,也许能平安地度过平凡的一生,可偏偏以她的才华、她的性格以及她所处的时代,酿成了她人生的悲剧,成为那个疯狂荒唐的年代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倘若她一生顺遂,健在至今,当是80高龄的耄耋老人了。(多年以后,俞平伯在回忆与王佩璋共同勘校整理《红楼梦》的文章中写道:“余年齿衰暮,无缘温寻前书。同校者久归黄土,不能再勘切磋,殊可惜也。”足见其伤感惋惜痛悼之情。)
王佩璋的命运是悲惨的。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像王佩璋这样含冤去世的人又有多少?王佩璋的悲剧,是大批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1966年8月下旬,我从成都赴北京串连,去复兴门外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看望四舅杨乃雯。丧妻之痛、政治压力令四舅悲恸哀伤,神情黯然。临别时我提议一起去照个相留作纪念,四舅说,他不喜欢照相。事后想来,他是没有这份心情。我的外祖父杨荫培上世纪二十年代即是北京电报局职员,系京城有名的集邮家,所收藏的邮票不乏中外稀世珍品,晚年与儿子杨乃雯同住,大量邮册在文革“大破四旧”抄家时被洗劫一空。为此,外祖父心疼不已,气急交加,竟一病不起。
文革中期,四舅杨乃雯随机关干部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结束劳动后,因受王佩璋问题牵连影响,被个别干部排挤打击,未能回到原单位国家计委,遂迁往天津,被安排在天津市和平区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与一名纺织厂女工再度成家,于1995年10月郁郁而终,享年66岁。
每当翻开相册,端详着四舅杨乃雯和四舅母王佩璋的遗像,就不由得想起王佩璋悲惨的命运和杨乃雯不幸的遭遇,想起我的父母在十年文革中身心所受的摧残,不禁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仍然拒绝反思、不知忏悔,文过饰非,若无其事,反而说什么要“一致向前看”,还流行说“几个忘记”,什么“忘记过去”,“忘记恩怨”……可是,我做不到。那段荒诞无稽的历史,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此文承蒙我的五舅天津大学教师杨乃霆大力支持,谨表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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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倒下的英才》全新第三版作者序

唐金鹤

按:《倒下的英才》(全新第三版)于2015年3月由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倒下的英才》全新第三版问世了。
此时,我仍然要问自己:我算老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也写回忆清华武斗的文章。我只是跟随那个时代的惊涛骇浪、翻滚着的一颗小小沙子,我算老末。但我和我周围的人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我们记下当时的所见所闻,来为清华园的那段历史资料作一个补充。
60岁时,我开始动笔写《倒下的英才》;现在我70岁了,为了这本书,竟然花了我十年的光阴。经过这十年的磨练,我有了进步;整个人沉浸在追求真实历史的满足中。什么这派那派的,什么老团老四的,我早已把这一切抛之脑后。十年来,无论是对我的鼓励还是打击,都变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在这十年里,我不断地修正并增补了一些数据、补充一些照片,使这本书尽可能从更多方面、更真实地反映清华园的那段历史。
在第三版中,为了历史的真实,我恢复了宿长忠的本名,去掉了化名苏中。我认为这也是对他的尊重。
我难过地告诉大家,一些同学留下他们的宝贵材料以后,离开了我们,使我倍感人生短暂,一种紧迫感压上心头,督促我努力劳作。
艾森豪威尔将军曾指示,对纳粹当年的大屠杀,要尽可能搜集证据、影片、证词,以免有一天有一些狗娘养的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同样地,我们也要留下尽可能多的证词与照片,对文革的罪恶,对极左路线的罪恶,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以免有一天有一些狗娘养的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我们记录下发生在清华园里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去扬名;更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口味去挣钱。作为人类,我们有义务出声,去揭露、去谴责那个时代的一切反人类的暴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我们追求真实的历史,不是为了记下仇恨;而是在搞清真相之后,我们用以善为本、以爱为先的原则,来弄清是非对错,并大白于天下。在施恶者认错、悔改的条件下,才可以谈宽恕。
但现在有些人不讲事实,不理是非对错,就标榜自己“已经跳出纷争、没有派性”,只有他们“最公正”、“最懂得宽恕”,这使我感到恶心。我认为,不分清是非就讲“公正”,是没有良心。而有些情节与后果恶劣的施暴者不仅不知悔改,反而编造历史,欺骗世人;不清算这些施暴者的罪行,就讲“宽恕”,将埋下暴行复活的种子。
应当说,这本书是为历史而写的,是为我们的后代而写的。当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以后,轮到我们的重孙辈登上历史舞台时,《倒下的英才》就要派上用场了。到那时,我们这些亲历者将为我们的后代研究文革这段历史,提供准确、可信的数据,使后代能从他们前辈那疯狂的过去中吸取教训,有助于他们认清前面应当走的路。
我们写下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已经引起了争论并将继续引起争论。我认为,引起争论的书往往是有价值的。
十年前,在我刚刚落笔写《倒下的英才》时,就有人明确要求我:你不要写;当发现阻挡不住我时,就威胁我:你要文责自负。我写的东西,我当然要文责自负,开弓没有回头箭。由于某些人当年的丑恶嘴脸被“加载史册”了,因此他们很不高兴。但我只能是什么就写什么,不能为了他们的“高兴”让历史不高兴。
留在我的记忆里的,是少年时代的欢乐时光,我的同学、老师、亲朋都对我爱护有加;是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我心甘情愿地去承受种种危险与磨难。我与我的丈夫郑楚鸿先生相濡以沫,在艰苦的条件下养育了两个儿子,现在孩子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在我的周围,还有一群尽心尽力地帮助和支持我的朋友。回首七十载,虽非轰轰烈烈,但也是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真实人生。夫复何求?此生足矣!
2014年冬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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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清华校友评说叶志江著《走出文革》

梅溪岙

叶志江著《走出文革》,已于2014年2月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
叶志江是文革前清华大学驰誉全国的“大学生红专标兵”,当时有“南温北叶”之称(温为温元凯)。文革中因“炮打康生”而陷入政治厄运。文革结束后,他先就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后赴美留学,九十年代初回国经商。《走出文革》记录了作者本人的文革经历和人生轨迹,记录了一段黑暗的刻骨铭心的历 史,还有在黑暗中顽强闪烁着的人类良知的光芒;也记叙了文革后国门洞开、百舸争流时人们为掌握自己命运的执着追求。
一些清华校友对此书作出了如下评价——
马雨农说:《走出文革》,是从炮打康生的政治厄运中走出,从科学馆的死亡阴影中走出,从噩梦的恐怖中走出,也从僵化背时的体制中走出,从闭关锁国的困境中走出。作者独到的叙事角度、方式和语境,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过程,重在写人写事,写真情实感。以多维的视角,多彩的笔触,写出了细节感人的事实故事,而且融故事性与思考性于一体,蕴含哲理,发人深省。
李仕林说:叶公回忆文革的角度令人耳目一新。我的第一印象是,它首先打击了对文革的妖魔化。我们这一代人,都曾经为文革所狂,也深受文革之害,吃尽文革之苦。你写出了那个时代的荒唐,最可贵的是写出了荒唐的来龙去脉,写出了荒唐的必然逻辑。
庄真说:叶兄的吸引力,并非仅仅在于当年已是红专才子、名满清华,而在几十年后,没有变得保守僵化或势利、偏执, 反而能登高望远,不党不派,笑谈往事,娓娓道来,鞭辟入里,举重若轻。他的经历与胆识、他的思辨与超人的记忆力、他透视疯狂时代的苦难和丑恶世相时的平和及洒脱、幽默的文笔、睿智的批判与宽容的心境,无不显示出他的智慧与亲和力,这便是我爱读他的文章的原因。
顾耀文说:叶志江以他灵秀的文字,幽默的笔触,勾勒了那段历史中个人的经历。以微笑面对磨难,以调侃面对失意,以自嘲面对幸运,写得真切诚实,使读者感同身受,心往神驰。叶公原可以成为“数学家”,“两院院士”,“政界高官”……可造化弄人,他却修成了都市“大隐”、看透名利,穿越生死,笑傲江湖的“老顽童”。且随叶公,听潮起潮落,看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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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秦城监狱“6601”号囚犯的回忆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推出新版

余 樵

由师哲口述、李海文著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增订本于2015年2月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
该书口述者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大革命失败、江浙同乡会、苏联肃反、皖南事变、苏联卫国战争、整风运动、重庆谈判、土地改革、战略决战、《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援助一百五十六项、日内瓦会议、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五次访苏。回忆录系统介绍了师哲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他是延安整风、国共谈判、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诸多重大史实的亲历见证者,曾与多位中共领袖人物密切交往,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讲,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所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该书作者李海文为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曾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曾于1991出版,二十余年长销不衰,此次出版首次增补了更多未曾披露过的历史内情,新增“主席的婚事”章节以及大量历史照片、中外人名对照表、大事记和索引,更加方便读者查找、研究。此次出版,更是得到了著名学者沈志华、杨奎松先生的大力推荐。
在这部496页的书中,有关文革的回忆只占不到一页,然而内容却颇为重要,因为师哲是关进秦城监狱的“6601”号囚犯,可以说是文革开始后关进秦城监狱的第一号囚犯。刚进去时大楼空空荡荡,还是公安部门的老公安在管理,对他态度和蔼,让他放风,劳动,有时和他一起聊天,劝他想开些。可是文革中“砸烂公检法”之后,1967年底由军人接管,情况大变,军人态度恶劣,经常打门,睡觉时也要不断把他唤醒以证实他还没有死亡,伙食标准大幅度下降。1968年夏,师哲被关在一间房子里,曾被强迫在一个墙角站了二十多天,两脚两腿都因瘀血而肿胀以至坏死。审讯人员暗示他自杀。但他想到不能让康生如愿(他在文革前被隔离审查时就已经知道是康生要加害于他),他挺过来了。这些记叙,对于了解和研究文革时期的狱政问题,研究“砸烂公检法”及军管等问题,都是不应忽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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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稿录存】

栏目说明:因常有书稿/文章在出版/发表前被删掉其中涉及文革的内容,这无疑会对文革史料的集存和研究带来一定的损失。为尽量减少这方面的损失,本刊特增设此一栏目,将这类被删掉的内容录存发表,以供研究者参考。

苏恒年谱中被删除的文革内容

李亚东

苏恒(1927~2011),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兼汉语研究所所长,中共党员。作为他的学生,受师母及众师友所托,我编了《诗与春秋——苏恒纪念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4年11月出版。书中由我编制的《苏恒年谱简编(1927~2011)》一文中,有部分涉及到1967、1968年文革大动乱中小人物命运的文字,不知因什么规定,被出版社删除。
下面的文字中,加有下划线的部分即被出版社删除的内容。特录出以供文革研究者参考(有几处文字欠通顺,系原文如此或原字迹难以辨认)。

1967年,40岁。
是年夏秋之际,母亲赶来看望,住了不长时间。

此事的具体情况,至今不能弄清。根据苏恒本人叙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同类误伤,消息传到老家,她整夜坐在床上啼哭,老泪顺着深深的皱纹跌进棉被里。她极怕我自杀。后来听到我还活着,不顾80多岁的高龄,专程从三百三十三公里以外的老家,乘汽车来看我。她见到我,话很少,也没有笑容,只反复对我说:‘你活着,妈就放心了!’她不肯多吃饭(那时的饭本来就很少),只推说人老了不饿(不知医学上有无证明)。一直看着我把饭吃完,才露出一丝喜悦的神色。……”(1988年《文学与意境》“后记”)晚年“自序”回忆,则记为“武斗空气紧张”时,原文如下:

文革我妈去我校,成都市红卫兵、“21·5”(按:前者或指“红卫兵成都部队”,后者不能落实,推测是一对立派组织)相斗争激烈,我妈在逼着短时归家。九眼桥汽车站我逼着肘皮[衬衣?]热汗自己买汽车票,我系的学生×××我相识,应买两票,找交车票钱,我不买时。明晨六点半车——九眼桥不能公共汽车。中文系67级学生宋士必当川师红革联主任(相当于院长),我母小尖脚专程看我,87岁。[按:不该是87岁。如1976年去世时91岁没有疑问,则1967年老人82岁]武斗空气紧张,回南充绕道成都——绵阳——南充,公共汽车在九眼桥,明晨六点半上车,请宋仕必派小车送我母亲,我给车钱,马上答应。事后,不要钱。当时川师仅有两辆吉普车。
据《风雨六十年:四川师范大学简史》:2月,校内观点相同的几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红革联”,中文系1967级学生宋士必充当主任,一举夺取了院系各级大权。至此,学校党政机构完全瘫痪,所有干部全部“靠边站”……1967年3月开始,校园观点相对立的两派组织的“派性”急剧膨胀,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在“文攻武斗”的鼓噪下,“口诛笔伐”变成拳脚相加。武斗开始并逐步升级,由初始的砖头石块渐进为钢钎、长矛,最后是真枪实弹。在这一过程中,狮子山发生了一系列惨痛事件。自1967年8月起,成都发生大规模武斗。学校也成了武斗者的一个据点,发生了很多恶性流血事件。校外七八个武斗组织相继驻扎我校。大批教职工被迫撤离学校,或回老家躲避,或在附近农家寄居。

1968年,41岁。
在“清阶”运动中,打成“反革命分子”,关了四个多月牛棚。这是“文革”十年中,苏恒最受摧残的时期。

此事留下的文字痕迹,有《对我婚姻家庭的一点认识》里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怀疑世界上是否有真理。世俗的偏见、成见,把我一度逼入了绝境,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我现在还活在人世,是可怜我那母亲,我死后她将受生活的痛苦。”《我的二姐苏长珍》一文写:“‘文革’期间,我被关进牛棚,消息传到老家,80多岁高龄母亲,整夜坐在床上啼哭,而我所有的亲戚中,只有二姐和她的女儿给我写信,寄粮票。在那些日子里,我不喜欢白天,喜欢黑夜,万分后悔读大学,变成知识分子。然而,生活在恐怖中,我却没有产生自杀念头,原因是我始终看到一丝光明,感到一点温暖。我坚信自己无罪,即使不教书,回老家农村种田,二姐和她的女儿也一定会关心我。”
晚年“自序”中,对此有详细记叙,谨照录如下:
1968年8月某深夜,文革尚有好人,中文系学生不愿抓我,工人队伍抓我关牛棚,被抄家。押我进牛棚,看见川师党委书记黄明,被用绳反拴双手数人……一夜至二个月130几个反革命分子,当时川师教工共700几十人……白天劳动,被批评,晚上写交代。中文系办公楼104号,造反派开一次批判,昏倒我地下。物理系教师告诉我昏倒缺氧,我三天不喝水。劳动前排队,念悔罪词,收工排队。一位解放军师级,不念悔罪词被批判。每月供27斤米,肉1斤。我二姐寄40斤米票,我每天加1两米。我能忍受物质生活,不忍精神痛苦,被摧残我心理。被关牛棚我喜欢夜间,不喜白天,产生异性心理。白天劳动、开批判会,夜间不开批判会……
文革我看见牛棚内监督人用竹棍从头上到下肢打击。我的肉体没有被摧,只摧残心灵,后来的摧残是更凶。文革川师的“反革命分子”,我和另一人最年轻。我计算别人的脸色,重视精神生活,忽视物质生活,我现穿二十年前买的衬衣。文革我人生精神严厉摧残。我失语病去东大街药店,成都中医大学杨介宾教授、博士导师医治廿次几,杨介宾医生问我,失语原因的两次被伤。我决不回答!……
文革无理抓我关牛棚,某市一位解放军官调查我初中同学一个人,同学入三青团,我回答不是三青团。解放军官严厉地批判我:“你是反革命分子,被关牛棚,反革命分子辩护反革命分子。”我对他当面发火回答:“你调查证实,强迫我说假话!”马上缓和紧张的气氛。调查地址是川师造反派总部,现在学生六宿舍。我与调查解放军官的对抗,事后造反派不批判我。
……我关四个月出监狱,扫地中文系办公室和厕所,[?按:难以辨识的字]清及尿管漏水修理,买钳子,三个层沟道扫地。我不是敌人,被惩罚不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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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张光渝谈46期

略读了46期齐晋华专辑中的《青岛8·25事件》,觉得除了当年的当事人和专业研究者外,应当很少有人能通读完全文。但这并不影响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它详细地记录了一个大乱年代的动荡事实。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正确无误地应付那种人为的复杂局面。对与不对,只是看何时、何种角度而已。研究和记录这个过程,搜集和发表这类著作,具有历史意义。
正如无人通读大英百科全书一样,也用不着通读四库全书,但它们的存在给人类文明的延续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文革史料和研究文章的结集,就起这种作用。读者多少,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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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四十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3月 02, 2015 10: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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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Modern China Studies

【特刊征稿】

文革50周年:回顾与展望

特邀编辑
董国强(南京大学)、王元 (东北文化学园大学)
截稿日期:2015年12月31日

近50年前的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其中,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和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巨大损失,国家政治发展的倒退,社会道德伦理的沦丧。如果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国家错误,一定会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文革的恶劣影响根深蒂固,至今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文革式的思维、政策、以及治理方式。不过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十年文革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素材。尽管多年来由于一些人为的限制因素,许多学者视文革研究为畏途,许多重要课题和大量历史资料尚未得到有深度的研究,但依然有人在此领域默默耕耘,不断推动文革研究向前发展。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
50年来,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且随着时间的积淀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现在回头看十年文革,应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更全面,对它的评价也应该更客观、更公允。有鉴于此,《当代中国研究》筹划在文革50周年的2016年出版一期关于文革的专辑。我们特别欢迎有深度的个案研究,有广度的综合分析,以及有理论建树的文章。题目和题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⑴ 对文革概念的理解及其阶段划分研究
⑵ 对文革复杂动因的深入研究
⑶ 文革期间政治动员和舆论宣传模式研究
⑷ 文革期间群众运动特点研究
⑸ 文革期间大众社会心理研究
⑹ 文革期间重大事件个案研究
⑺ 文革时期不同类型代表人物研究
⑻ 文革时期日常社会生活研究
⑼ 文革运动国际影响研究
⑽ 中国文革与其他共产国家政治运动的比较研究

我们欢迎中文或英文写成的论文。论文一般不应超过8000字(包括注解在内)。作者应参照《当代中国研究》的网站(www.modernchinastudies.org)有关论文格式的指示。请把论文电邮给

董国强: dongguoqiang_1962@126.com, 或
王 元:ywang@pm.tbg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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