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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四十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2月 01, 2015 2: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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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四十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12月30日第44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刘殷农 刘殷农回忆录(节选)

书海泛舟
阳增泰 《写给历史的交代
——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前言
陈益南 激情与苦难并存的历史,断不会默然无痕——阳增泰回忆录序
周孜仁 记住,并记录下来——序阳增泰《写给历史的交代》
何 蜀 阳增泰回忆录整理后记
阳增泰 《写给历史的交代
——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选读)

编读往来
晓庄来信谈43期周伦佐文章并提一问
周伦佐回复晓庄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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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刘殷农回忆录(节选)

刘殷农

按:本篇节选自刘殷农正在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的长篇回忆录。
刘殷农,1939年生,云南昆明人,文革爆发时为昆明市公安局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造反,为“八二三”派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后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关押审查,于1982年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满出狱后一度经商谋生。现居昆明。

前言

我今年七十有五,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幸存了七十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三岁丧母以后,五岁时,遭遇车祸,小脑袋瓜差点被车轮压成西瓜瓣。这次大难不死之后,在漫长的七十年生涯中,灾难伴随着我,频频地把我推向死亡的边缘:
为了打捞被猎杀的岩羊,我曾被困在澜沧江湍急的漩涡中,经全连人抢救,才得以脱险;
为了抢修被国民党残部破坏剪断的电话线,我曾和通讯员冒着被伏击的生命危险,完成了两个班长拒绝接受的任务,而荣立了三等功一次,队前嘉奖一次;(右图:作者近照。)
我还曾遇到枪在腋下走火,手榴弹在身边爆炸,竟奇迹般地毫发无损;
我曾和梁中玉将军乘坐伏尔加轿车,突然吱溜一声,轿车翻个四轮朝天,车内的五个乘客有惊有险,但都毫发无伤;
我在坐了十一年半的牢之后,好不容易回到昆明,骑着单车又被一位酒驾从后面急驶而来,将我从单车上撞飞出去五六米远,路人和车上的乘客均认为此人必死无疑,但我却从地上一个前滚翻爬起来,忙着去找撞飞的手表。经医院检查,仅左前臂骨裂和轻微脑震荡,交通队和双方协商后,肇事方赔偿了两千多元了事;
我在昆明做小生意,发了点小财,晚上为赶时间,自行车骑得飞快,因为那时没有路灯,万万没有想到在车水马龙的东风东路竟然会有一个窨井盖低于路面十多公分,我的自行车正好冲在坑里,就像马失前蹄一样,我被甩了下来,好长时间爬不起来,等爬起来一看,自行车的前轮已经变形成面包圈。按照现在规定,可以找有关部门索赔,但那时(一九八九年)谁来管?只好自认倒霉。
……
我之所以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就是因为我这一生,大约平均七、八年要经历一次生死的坎。由此,我想到人的一生,确实不易,能苟活到今天,经历过如此多的生生死死,我倍感庆幸,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幸存者。
但幸存并不等于幸福。跟随着自己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勤勤恳恳地干了十年,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私利。但是风云突变,一夜之间,革命革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
萌生写回忆录的念头,最早是在省看守所单独关押时(一九七九年),当时的气氛预示我,对我们的关押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我正当壮年,不能无所事事,耗费光阴,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干,给后人留点什么,因此,决定写回忆录。
写回忆录写什么?最应该写的当然是文革!但是,不能写,因为每个星期看守所要查监,任何片言只字一经发现,立刻没收,不需要任何理由。
因此,决定写容易,但如何写出来并能保留在自己手上,才是最难的。不怕大家笑话,在看守所写的回忆录的初稿,为了逃避检查,曾经被我用塑料袋密封后,多次丢在马桶里,逃过了看守的搜查,最终带出了看守所,带出了监狱,带回了家乡昆明。
当初弥足珍贵的原稿,回昆明后却被打入冷宫。因为出狱后,首要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当时虽然很多同志和朋友都建议我把回忆录写下去,有的朋友表示愿意资助我。但是生存毕竟是人生的第一要素。因此,我决定先解决生存问题,回忆录以后再说。
时光匆匆,转眼已到了耄耋之年,健康也大不如前,大有这件事再不做就没有时间了的感觉。在战友和朋友的鼓励帮助下,几经周折,现在终于完成了初稿。我写这篇回忆录,为自己订了几条原则:
一、只写自己亲见亲历亲为的事,决不写道听途说的;
二、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决不虚构半点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
三、对于文革中两派的是非恩怨,近年,我和李毅(注:文革时为昆明医学院学生,“炮派”领袖)、方向东(注:文革时为云南大学学生,“炮派”领袖)都有过多次交往,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两派都是替罪羊,都是受害者。有了这个共识,两派还有什么可争的呢?

我曾经是一个“驯服工具”

“驯服工具”这个词曾经用来形容人。今天的人们有些难以接受,一个自由人为什么要去当“工具”,而且还要“驯服”!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提出“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经典论断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乐意地接受了,因为那时共产党有权利和资格说这话。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驯服工具,难道不应该吗?该书出版后,这句名言风靡全国,当时的青年人都以甘当党的驯服工具为荣。
我一九五八年入伍,一九六二年入党。由于表现优异,也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曾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荣立过三等功。战争时期,立功受奖很常见,和平时期要立功受奖是很不容易的。因我姐夫是国民党的空军少校而提干不成,在超期服役三年后,部队首长只好“割爱”,让我复员。复员后分到了昆明市公安局,又被安排到党委(政治部)工作,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一期结束后,二期即被提拔为工作组的副组长,当时工作组的组长都是由县团级干部担任的,老红军苟明先(军衔大校)即是我一期工作组的组长。(左图:当兵时的刘殷农。)
四清结束回公安局后,文革已经开始了,我又被昆明市副市长兼昆明市公安局长董丹修指定为昆明市公安局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这些经历只说明一点:我这个工具是相当驯服的。那时流行唱一支歌,其中几句歌词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态。
总之,我这个驯服工具正在被党组织当作接班人培养着。如果没有文革,我在公安局会顺利地攀升,混个一官半职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从一个驯服工具转换为一个造反者。

从当“特务”到写大字报炮轰省委

我为什么会造反,不是偶然的,是事出有因的必然的结果。
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拉开了文革的大幕,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更是让人们闻所未闻,昆明地处边疆,消息闭塞,加上交通不便,红卫兵来得较晚。但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昆明后,昆明的一些大中专学生也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去“炮轰省委”了。
我第一次见到北京来的红卫兵,是一九六六年的国庆,当时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方,工人文化宫大门口担任安全保卫,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有少数几位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套的青年男女,高音喇叭介绍说:他们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特地安排为游行的前导。按照广播的意思,他们是贵宾。但是凭我的直觉,我隐约感觉到,省委并没有真正把他们当作贵宾,游行气氛也不那么祥和。
游行草草收场后,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被调到了市政府办公室,担负一件特殊的工作:接待来访的红卫兵,并将他们来访的情况写成简报呈报市委、市政府领导。
这段时间,从办公室领导口中听到了不少红卫兵横蛮不讲理,冲击机关,抢走机密文件等恶劣行径的消息,而我们的所谓对策则是怎样欺骗他们。我心想,毛主席都支持的红卫兵怎么会是这样呢?对他们怎么能用像对付敌人一样的手段呢?这段时间,我亲自接待过几起红卫兵的来访,发现他们并非如领导所言,既不横蛮,也讲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昆明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他们张贴的大字报贴满了现在名叫近日广场那一带,宣传车广播的尽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
就在这时,我又被调回了市公安局,由政治处领导当面向我布置了任务:
1. 从现在起,你直属局领导,工作情况不需要向处里、科里报告;
2. 你的任务就是收集昆明地区的文革动态,重点是掌握昆明百货大楼一带(市中心闹市区)大字报的内容和红卫兵的动态;
3. 你暂时脱离现在的工作岗位,不用坐办公室了,你的专业就是上街看大字报,听广播,晚上把看到的、听到的写成简报,一日一报。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就整天在街上转,听广播、看大字报,渐渐地我被他们所宣传的内容吸引住了。其中,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我的震动特别大。还有毛主席讲的“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林彪讲的“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内容都是我这个驯服工具从来也想不到的。
随着红卫兵到昆明人数的增加,昆明的造反火焰被他们煽得越来越旺,除学生运动外,厂矿企业的工人也在跃跃欲试。我的任务也因此增加了一条,就是掌握昆明市民的动态。
由于整天在近日公园周围转悠,常看大字报的一些人,面孔都熟悉了。一天晚上,当我走近一群人,想听听他们在议论什么时,其中一人突然提高嗓音对大家说:“提高警惕,注意狗特务的盯梢!”我一时被弄得非常狼狈,只好转身离开。
这一声断喝,警醒了我: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战士,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怎么就变成了狗特务呢?但仔细想想,自己所执行的工作任务,不就是特务干的吗?红卫兵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怎么一到昆明就变成了洪水猛兽,监视他们,自己不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了吗?
从这一天起,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剧烈的冲撞,最终冲出了桎梏自己的牢笼。
我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对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云南省委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个决定突然从脑海中冒了出来,写大字报批判省委!
支撑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是那时候国人皆知的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熬了几个通宵,写了一篇万余言的大字报:《炮轰省委》。大字报写好后,我又找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推敲,在我确定完全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时,便下定决心造反了。
我知道,我造反的后果,被捕是很有可能的。那时,我的二哥还在专州搞“四清”运动,家中只有老父亲,他那时已年过七旬,仍辛辛苦苦担负着昆明市民生街居委会主任委员的工作。我回家和老父亲诀别,我告诉父亲,我要做一件可能会惊动昆明市的大事,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这样做,是忠于毛主席,但对云南省委来说,我就是背叛。为了不让他们抓到我的任何把柄,我请父亲销毁了我家保存多年的两件文档,一件是:一九四九年昆明卢汉将军率部起义,昆明和平解放,姐姐通过熟人,从台湾经香港写给父亲的家书,这封信如果被搜查到那就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第二件是,父亲在解放前,约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托人在上海买过美国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价值十万法币。记得父亲曾对我讲过:“国无长仇,总有一天,中美会建交,建交以后,美国人会来还这笔账的。”这份证书,如果被搜查到,也会被当作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铁证。
——父亲的遗言有幸被老人家言中。改革开放后,这家人寿保险公司回到了上海,凡能出具有效证书的均得到了章程规定的巨额赔偿,这就正应了民间说的一句俗话,命里有的终该有,命里无的莫强求。
安顿好家事后,我坦然地到昆明医学院找到了南下红卫兵。他们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南下造反兵团,得知我的来意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安排多人分头抄写我的大字报,当天晚上八点,在近日公园的宣传车郑重播出了。我混在人群中,听完了广播,播音员的普通话很标准,不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加上其它广播车也自动停止了播音,广播效果很好,现场一片肃静。
听完广播后,我如释重负。回到公安局,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管他春夏与秋冬”,倒头便睡。

阎红彦之死的时代背景

一九六六年,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神州大地上发生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大事。在云南,文革中发生的第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事,就是开国上将阎红彦自杀。
作为“封疆大吏”的阎红彦为什么会自杀,很多人都感到茫然。笔者见闻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现本着还原历史真面目的目的,将当时所知的一切回忆出来,奉献给读者。
阎红彦,时任第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官已经很大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呢?这对当年以至今天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应该将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当时,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吹响了在全国各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随后,毛主席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公开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有理。毛主席还亲自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方兴未艾。
作为边陲云南的省委书记阎红彦,这时已经到昆明市的检阅台(现东风广场)参加了由昆明市各大中专院校红卫兵召开的“彻底批判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十一月中旬的一次大会上,阎红彦当众承认:云南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没有犯路线性错误。这种把方向和路线分割开的辩解,引起了现场群众的嘲笑和愤怒,群众提出要推选代表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阎红彦只好同意。
大会当场推选了七位代表:桂尤喜、高仰义、郭红兵,以上三位均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赴昆人员,加上昆明的海可导(注:工人文化宫一般干部)、刘殷农、侯德勋、郑刚。以上七人由省委买机票,第二天抵达北京。
在北京近一个月时间,蒙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两次接见,代表们向总理汇报了云南文革的开展情况。总理的谈话内容很多,现在记得的主要有:
1. 对阎红彦把方向和路线分开的辩解,总理微笑说:方向和路线是一回事嘛,比如说你们来北京。如果方向错了,路线能对吗?不过也可以理解,在党内犯路线错误是很严重的。
2. 在我们谈到保皇派时,总理讲:保皇派名声不好,太刺激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建议我们用保守派。
3. 告诫我们牢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要搞大联合,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群众。并要我们尽快回到云南,和广大群众一道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最后,总理和我们合影留念,并由工作人员给我们安排了第二天的火车。
我们回到昆明后,在检阅台召开了群众大会,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并根据总理的指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各造反派组织共同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当时,云南的造反派没有分裂成两派,分裂是之后的事。(下图:1966年12月作者受“彻底批判阎红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主席团派遣赴北京,向中央汇报云南文革情况,在京期间受到周恩来总理两次亲切接见,这是其中一次接见后周恩来和受接见的三省代表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一人灰衣灰帽者为刘殷农。)

事发突然

在我们赴京代表返昆前,云南造反派已经前后几次召开过批判阎红彦的大会,元月三日召开的大会是阎红彦头天晚上在检阅台当着数万群众,口头保证一定按时参加的。
当数万群众按时聚集到会场时,阎红彦却迟迟不见露面,预定七点半召开的大会,等到了八点半,阎红彦来不来参加会议,仍无消息。当时阎红彦是以省委书记的名誉保证一定到会的,省委书记说话不算数,引起了到会群众的极大愤怒。
大会主席团这时面临一个应该怎么办的难题(当时我是主席团成员),有的同志主张一直等下去,哪怕等到天亮,等他个三天三夜,看他阎红彦来不来!但是广场上的群众已经不耐烦了,纷纷喊口号。
这时,突然有一位军队干部向我说:阎红彦这段时间一直躲在昆明军区大院内。我把这一情况通报了主席团的全体成员,有人就提议,既然阎红彦躲在军区大院,我们就到军区找阎红彦。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体主席团成员的同意。
“到军区找阎红彦”,完全是事发突然,没有什么预谋和策划。当时大家全凭着一股热气,根本没有人想过,昆明军区大院是军事禁区,卫兵不让进怎么办?
主席团作了决定后,由黄兆其(注:时为昆明工学院研究生,“八二三”派领袖)向大会作了宣布,阎红彦作为堂堂的省委书记说话不算数,无视数万人的要求,躲到军区大院,那么我们就到军区大院见他!
当时在检阅台的群众约有三至五万人,除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外,就是昆明地区工矿企业的造反派。临出发前,群众高呼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就这样,与会群众经北京路到护国路、靖国新村,到达了昆明军区大门。卫兵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也根本无法阻止这支汹涌而来的队伍,像洪水决堤一样,刹时间,大院内已是人山人海。
后来得知,阎红彦在得知群众要到大院来找他,已匆忙从大院内转移到小麦溪去了。群众进大院不久,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建功到院子里见了我们大会主席团的几个人,其中有黄兆其、方向东及几个首都红卫兵的代表,大意是说:阎政委虽然是昆明军区的政委,但他主要工作在省委,阎政委不在军区大院,我们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你们到军区来找阎政委找错地方了,希望你们退出大院。昆明军区担负着援越抗美等重大的战备任务,希望你们不要影响了战备任务。
我们的答复是:我们到军区来找阎政委是迫不得已,堂堂的省委书记当众作的承诺不算数,成何体统?我们到大院来也是军队的同志告诉的,只要阎政委出来,向群众道个歉,我们就退出大院。崔建功走后,主席团的成员作了商量,分析阎红彦会不会出来。多数人认为,根据阎红彦这一段的态度,他不应该怕见群众,应该会出来。如果阎红彦不出来,大家就在大院内安营扎寨,死等。

陈康被轰

当时大院内热闹异常,使我联想到有革命领袖讲过的,革命就是造反者的节日。整个大院内人如潮涌,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
很快就度过了进入军区大院的第一个寒冷之夜,大约早上八、九点钟,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将军突然出现在进入大院的群众之中,他满面笑容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此前,他的夫人郭青(开远解放军化肥厂驻昆办事处主任),公开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云南省委,所以群众对陈康抱有好感。他对我和围在周围的群众说: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阎政委确实不在军区,要找阎政委你们应该到省委去。
在场的群众七嘴八舌地说:“有人看见了,就在军区大院内,”“就是你们军区的人告诉我们的,阎红彦就在军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和陈康争辩起来。不知是陈康讲了句什么不得体的话,把大家激怒了,有人喊出了“陈康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的口号,得到了在场群众的响应,顿时上万进入军区大院的群众齐声高呼:“陈康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口号声持续数分钟,陈康很尴尬,也很无奈,只好在警卫员的陪同下,灰溜溜地走了。
主席团面对这个情况,召集进入军区大院的各大中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和各工矿企业的负责人开会。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场所,会场选在了位于昆明军区大院大门外马路对面的靖国小学,到会的约有两三百人,我和黄兆其共同主持了会议,会场气氛热烈,感觉就像过节一样。会议作出了几点决定:
1. 要把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军区大院尽快地用电报报告周总理,是阎红彦失信在前,我们才被迫进入军区大院的。
2. 阎红彦不出来,我们怎么办?我们轰轰烈烈进入军区大院见不着阎红彦,难道就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撤出大院?绝对不行,要在大院内安营扎寨,阎红彦一天不出来就等一天,一月不出来就等一月,一年不出来就等一年,要让省委明白我们的决心。
由于我刚从北京回昆,在北京又蒙周总理两次接见,所以由我执笔起草电报,电报是以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的名义报给周总理的。
散会后,会议精神很快地传达到了群众中。不久就有一些工矿企业用车送来了帐篷,充分说明了群众的决心。当时,大院内有好几辆宣传车,播音设备齐全,可向群众播放歌曲和讲话,其中有一辆是昆明工学院用大客车改装的宣传车,就自然而然成了主席团指挥车。

赵健民激怒了群众

下午,大约两三点钟,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出现在大院内,他主动找到了指挥车上,提出要见黄兆其和我。当时黄兆其不在,只有我和方向东及其他几位红卫兵。赵健民说他是代表省委来的,阎政委身体不适,由他代表阎政委来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不要干扰了军队的正常工作,有问题、有意见由省委来给大家解决。
我们讲:我们进入军区大院是被迫的,因为阎政委失信在先,答应来又不来,为什么不来,也不派有关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现在,阎政委没来,赵副书记来了,我们表示欢迎。怎么向群众说,请赵副书记在车上发表广播讲话。赵健民同意,广播员打开扩音器后,我向大家讲了阎政委因身体不适,由赵副书记代表阎政委和省委来和大家见面。
赵健民就在广播车内,用话筒开始讲话,讲了没有几句,在车外的群众就提出要见见赵副书记。当时没有周全的办法,一种选择是赵健民拿着话筒下车和群众见面,问题是有不安全因素,万一被群众挤伤,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二是赵健民由指挥车后的小梯爬上指挥车的车顶,这样群众都看得见,但又怕赵健民年老(当时,赵健民已满头白发),不便攀爬。我把想法向赵健民说了,请他选择。他爽快地接受了上车顶的选择。
赵健民上了车顶后,得到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但是有一个细节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正是这个细节导致了事情的急剧变化。宣传车顶上,安置着一幅毛主席像,赵健民上车顶后,站在了主席像前,屁股正好对着主席像的头,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大不敬的行为。他开始讲话,由于他不善和群众打交道,又没有放下架子,讲起话来指手画脚,现在只记得他当时强调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云南省委内,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云南省委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他是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出席了中央召开的有关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以党籍和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担保,不知道阎政委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并喊出了誓死保卫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的口号。
赵健民的讲话和在场的群众越来越对立,加上他肆无忌惮地在毛主席像前大摇大摆、指手画脚,引起群众强烈反感。被激怒的群众高呼:“赵健民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赵健民对“滚”很反感,用话筒大声地说,“我是堂堂的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副书记,我不会滚!”
这些话犹如火上浇油,顿时激怒了车下的大部分群众,从人群中递上了一顶纸糊高帽子,要我给赵健民戴上。当时在场的指挥部负责人只有方向东和我,对于给赵健民戴不戴高帽子,我个人是不主张戴的,方向东对戴不戴也拿不定主意。后来我对方向东说,不给他戴,我们给他来一个象征性的戴,我把高帽子竖起来,放在了赵健民的前面。这时院内的群众已经纷纷自动集合,整顿队伍准备用车子送赵健民去游行。
我当天因为正患感冒,发着烧,就对方向东说:“游行我就不参加了,你陪赵健民去吧,高帽子就别戴了,放在他面前,比戴上更起作用。”赵健民站在宣传车上,被大家带出大院游行去了。
游行结束后,方向东告诉我,群众反应很热烈,赵健民也安全回去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刚刚在车上高呼“誓死保卫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的赵健民,在得知阎红彦自杀身亡后,就匆匆在省委大院内贴出了揭发阎红彦的大字报。

阎红彦在小麦溪死了

次日凌晨,我在指挥车上休息,一位不知名的中年男子到车上悄悄跟我说:阎红彦躲在小麦溪。我不知小麦溪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是部队一个连的驻地,离昆明二十几公里,他向我保证消息准确。我找来了方向东,商议怎么办。我认为小麦溪离昆明二十几公里,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广大群众来说,是不可能去的,消息的准确性应该没问题,但也不能完全相信,大队伍出动扑了空怎么办?所以商量的结果是方向东自告奋勇,带少数人到小麦溪去探听虚实。他很快地找到了一家有车的单位,带上人匆匆出发了。
方向东出发后,喧嚣的大院一时平静了下来,当时正置严冬,昆明显得特别冷。不少群众生起了篝火抵御严寒。那时通讯相比现在落后很多,通个电话很困难。大约在拂晓时,方向东通过电话,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口信:“阎红彦在小麦溪死了!”为什么死,是谋杀或是自杀,一概不知。
当时在场的大联合指挥部成员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都不愿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到底死没死是首要的,其次才是自杀或是他杀的问题。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最后决定由我尽快赶到小麦溪确定阎红彦的死讯。
当时有一个单位的同志自告奋勇愿意开车送我到小麦溪,我就一个人坐在他的驾驶座旁,匆匆出发了。道路是土石路,泥泞颠簸,天亮后我赶到了小麦溪。
记得部队的营房就在路边,进入营区后,意外地见到了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他表情严肃地告诉我,阎政委死了。我问他,怎么死的,他迟疑了一会,语调沉重地说:可能是自杀。并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拿给我看,字条有巴掌宽,长条形,上面写着:
“腾波,我是被江青、陈迫达逼死的,红彦。”(注:王腾波,阎红彦夫人。)
这封遗书实在是太震撼人了,至今历历在目。
随后,王副司令带我进了阎红彦死时的卧室,阎红彦静静地躺在卧床上,雪白的被褥加盖了军用毛毯,阎红彦面部表情安详,感觉就是睡着了一样,床头柜上有一个空药瓶,我看了标签,是“眠尔通”。
我和王副司令员看完现场,默默地走出来,我们都感到无话可说。我向王副司令员告别后,乘原车返回昆明。
阎红彦之死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就是一场灾难?我们进入军区大院并不是想要阎红彦死,是希望他转变立场,带领云南人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他的自杀使云南的文革变得复杂起来。一路上我脑子乱极了,昏昏欲睡,因为从进入军区大院那一刻起,三天三夜我没有合过一刻眼。

周恩来电召

我回到大院后不久,军区大楼内的值班员传出话来,要我接电话。我进入大楼值班室后,接过电话传来了黄兆其的声音,他告诉我,今天早上昆明军区向总理报告阎红彦自杀死了,我们怀疑阎红彦自杀可能有问题。我把到小麦溪后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并且特别谈了阎红彦的绝命书。
黄兆其讲阎红彦是否自杀我们请中央派法医进行鉴定,军区向中央报告了阎红彦的死讯后,中央决定派专机到昆明接我们大联合指挥部的代表赴京汇报,我们代表现正在机场等待总理专机,代表的推选原来有你,因你去小麦溪联系不上,加上你已经蒙总理两次接见了,所以我们这次决定赴京汇报你就不参加了,留在昆明招呼好进入大院的群众,等待我们到北京汇报。我告诉他不当代表我没有意见,希望他们放心去。(右图:黄兆其在专机上准备汇报材料。)
接完电话,我回到大院里,感觉天气奇冷,院内的群众较平时少了许多,有几处在烤火,我疲惫不堪,真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此时,海可导找到了我,他是我在部队时同一个营的战友,我贴大字报后,他是最先站出来支持我的人,又是和我同时赴京的代表,他告诉我住在43医院的一位老领导希望见见我,我虽然疲惫,但无法拒绝。我知道可能随时有事找我,只好交代指挥车上的同志说:我到43医院有事,有急事到医院找我。
我到医院后见了谁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在医院食堂吃了一餐饭,刚吃完饭就听见医院的广播在喊:“刘殷农同志,省委领导有急事找你,请到门诊大楼前见面。”
我赶到门诊大楼前,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同志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我是省委副书记薛韬,奉周总理命令,向你传达中央指示,总理专机就要到了,我们上车边走边说……”接着就把我推上了一辆小车。薛韬在车上对我说:“阎红彦死了,到底是自杀、他杀、谋杀,没有法医的鉴定,谁也不敢作结论。现总理派两名法医,乘他的专机赶赴昆明作尸检,专机马上要降落昆明了。周总理指示:尸检由三方面代表监督执行,王银山副司令员代表军队;我代表省委;你代表昆明地区群众,三方共同监督,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王副司令员已经去机场接法医了,我们现在赶到机场和他汇合,然后前往小麦溪。”
车行到老民航路时,遇到了王副司令员接法医的车,双方下车作了简单的介绍。两位北京法医自我介绍后,特别强调了总理对他们临行前的嘱咐:“你们到昆明后,要紧紧依靠昆明的造反派,现在省委有点说话不灵了。你们告诉刘殷农,你们两个工作任务的完成和人身安全我都交给他了。”
我听后很感动,周总理把这样的重任放心地交给我,我一定不辜负总理的信任和期望。
当时天上已经下起了雨夹雪,王副司令员他们坐的是辆中型卡车,一路上大家都不想说话,只有默默地赶路。到达小麦溪后,值班的战士向王副司令员报告,阎政委的尸体换了一间房子。王副司令员命令开门,房门打开后,我至今记得最清晰的是一股恶臭像热风一样扑面而来,叫人干呕不止,我看见阎红彦的手上和脸上已经出现了尸斑。
根据北京法医的安排,阎红彦被挪上了担架,抬上了卡车,对回昆明如何乘车,薛韬副书记作了安排。他讲:“两位法医在阎红彦担架旁乘坐,他们不能让尸体离开他们的视线,我和王副司令员也和法医在一起。殷农同志,刚才我看你呕得很厉害,你坐驾驶员旁边吧。我们现在直接到医学院附属医院解剖室,路上如果有人阻拦,是军队的,王副司令员解决,是地方的,殷农同志你解决。”
薛韬说完后,我们就出发了。到达医学院附属医院,车子直接开到了解剖室的门前,尸体很快被抬到了水泥解剖台上。阎红彦的外衣是军装,法医将他的衣服脱光后,我惊异地发现阎红彦全身约有一半的皮肤已经变成茄青色,少部份乌黑,肚子膨胀得像孕妇。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拍照,然后对我们三人说,可以解剖了,薛、王点头后,法医开始动刀。切口是从胃下方,法医大约用了十来分钟,将阎红彦的整个胃和咽喉以下的食管整个摘取出来,一手拿着胃,一手拿着食管向我们作了展示,并说肯定是吃了大量的药,药片还没有化,随后将胃和食管放到了搪瓷盘里,用手术刀轻轻划开了胃,白色的药片发出响声,掉在了药盘里。
法医说解剖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化验后确认是吃的什么药,你们几位可以休息了。
此时,我已经疲惫到昏昏欲倒,在附属医院一位同志的帮助下,我在他们的职工宿舍昏睡过去。

毛主席批准定性:阎红彦叛党自杀

傍晚,我在昏睡中被人叫醒,匆匆赶到了大院内,两位法医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值班室等我,见面后他们告诉我:解剖情况已向总理汇报,总理指示要他们即刻返回北京。这次任务完成得很顺利,谢谢你们的配合,现专机已在机场等候。他们担心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受到阻拦。当时在场的军队参谋人员告诉我,沿途有三至四处被造反派设了卡,一旦被拦下来,担心发生意外,希望我能陪同法医一同前往机场,我也很愿意陪同他们前往机场。
但就在此时,院内的群众突然起哄,是不同观点的群众在激烈地辩论,很有可能发生冲突。我实在无法,身上正好有一个空烟盒,我便用这张烟盒纸在上面写道:“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战友:两位法医已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现奉总理命令要尽快赶回北京,请你们务必不要耽误他们的行程,此致敬礼!刘殷农。”
两位法医接过便条看了后说,这我们就放心了,如果还有问题就叫他们打电话到军区值班室来,由你向他们解释。
就这样送走了两位法医,我就到大院内平息辩论的双方。隔了一会儿,值班室的参谋人员专门找到我转告两位法医的话:一路很顺利,字条他们没有用,但他们将永远保留,作为纪念,专机即将起飞,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
事后得知,专机飞抵北京后,两位法医即刻赶往中南海向总理作了专门汇报。总理详细询问了一些细节后,即刻到毛主席住处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经主席同意,阎红彦的死,中央定性为叛党自杀。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员自杀,不论其原因如何,习惯性地定为叛党,只不过这次是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性。
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的部下,身经百战,被评为开国上将,就任云南省委书记后,为云南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他那在民间普遍流传的“边疆特殊,民族落后”八个字,使云南人民得到了不少照顾和实惠。他如果不自杀,经过文革的洗礼后,很有可能会是后来三结合的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次日凌晨,军区参谋人员把我叫到值班室,是总理的电话。总理说:法医到北京后,已向我汇报了到昆明的情况,谢谢你们对法医的配合,阎红彦的死经毛主席同意正式定为叛党自杀,和其他任何人无关,也不是你们造反派的责任。但是,你们几万人进了军区大院,现在阎红彦叛党自杀了,我们知道,你们是激于义愤才进大院的,现保守派攻击你们,你们有压力。我这里有一份文件,毛主席已经批示了,是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这个文件不能再拖了,再拖我都要犯错误了。但是,文件一发,你们就被动了。所以我考虑,由中央向你们发出一个呼吁(后来中央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电文中充分肯定了你们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肯定你们进入军区是激于义愤。现在阎红彦已死,呼吁你们撤出大院。你们向中央发一个致敬电,表示坚决响应中央的呼吁,这样你们就主动了。退出大院后,你们仍然要坚持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和我们真是心连心,为我们进入军区大院既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又为我们撤出军区大院搭好了体面的阶梯。我立即向总理表态:我们马上向下面传达,响应中央呼吁,无条件撤出军区,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致敬电。在退出军区大院前,在大院内开一个大会,大会结束,就整队撤出军区。
总理说:会不要在军区大院内开了,就到检阅台去开吧,在检阅台开能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总理又问:你们什么时候退出军区?我说今天。总理说:好,争取让你们的代表明天也赶回昆明去。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用车上的广播召集各单位的负责人到靖国小学开会,会上我向大家传达了总理的电话精神。我说:我们进入军区大院,中央已经为我们找到最体面的说法,现阎红彦已死,中央正式定为叛党自杀,与任何人无关。中央呼吁我们撤出军区,又为我们搭好了阶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滞留在大院内。总理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撤出,我说今天,也就是在24点以前。
与会的各单位负责人热烈地发表了意见,一致同意无条件撤出军区大院,马上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致敬电,并决定第二天在检阅台召开群众大会。散会以后,一些单位开始收拾帐篷,打扫卫生,积极准备撤出。
当时大联合指挥部还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各单位的负责人互相不认识,几乎没有什么纪律约束,特别是一些南下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昆明煽风点火,出了不少力,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的思想偏于极左,在他们的鼓动和带头下,一些人提出不同意无条件撤出,而是要有条件撤出,要在军区大院内,设立长期留守的机构,提出要昆明军区给他们提供办公地点。我给他们做了说服工作,但不见效,但撤出工作仍在进行,不少单位大部份撤出了,留了少部份人在军区大院。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几个南下红卫兵在值班室内利用军区的电话,安排好了录音机,不知是怎样接通的,当时总理正在中南海接见黄兆其等云南代表,据事后录音整理,我才得知他们提出种种所谓的理由,不同意无条件撤出,就是要有条件撤出。总理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讲了很多,他们就是不听。总理累了,叫黄兆其和他们讲,他们又纠缠黄兆其。
总理提出来要和我讲话,他们又对总理造谣说我跑了,找不着了。在场旁听的一位红卫兵听不下去了,跑到大院群众中,告诉我,总理正和他们通话,总理找你,他们造谣说你跑了,赶快去。我匆忙赶到值班室,看到我来了后,他们只好说刘殷农来了。总理马上又和我讲话,总理询问了大院内的撤离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总理批评我工作做得不细,出现了不同意见。我只好向总理作自我批评,但同时我也表明无条件撤出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和任何理由再滞留军区。事实上大多数单位已经撤出了军区,剩下少数人正在打扫卫生,清理场地,少数人是负责联络。我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原计划,无条件撤出军区。我又和黄兆其通了话,黄兆其也是要我坚定地执行总理的指示。
经过以上通话后,原来振振有词的几位南下红卫兵也无话可说了。

分裂由此而来

我走出值班室来到大院后发现,就在我们通话的这段时间,大院内又撤了很多人。令我高兴的是原来被我们搞得一片狼藉的空场上已经清扫得一干二净。我当过兵,在民间宿营后,都要把驻地周围,甚至全村打扫干净。我心中想,造反派学习解放军的传统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大院内已经空无一人,明亮的灯光下连人影都找不到一个。我和剩下的两位同志,对我们造反派所到过的每一个角落作最后的巡视,在办公楼的墙上,我发现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落款是“新云南造反派联络站”。大字报公开声称无条件撤出是背叛和妥协,他们坚决反对,要求军区给他们提供办公地点和电话,同时宣布联络站正式成立。
我看后知道这就是那几个南下红卫兵搞的,当时认为不会有多少人支持他们,大联合是总理给我们的宝贵指示,深得人心。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却让我始料不及,全国的造反派无一例外地都分裂成了两派或三派,云南造反派也很快跌入了分裂这个怪圈,由新云南造反派联络站开始,陆续参加的十多个单位又发展到了全省,当时有两句口号几乎是家喻户晓。一句是:“八二三是春城的骄傲”;另一句是:“九一四是云南的自豪”。后来就是这个骄傲与自豪,耗去了云南人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一大批人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在我们撤出大院前,我到值班室,请值班人员向周总理和昆明军区的领导报告,我们的人已经全部撤出,以后发生的事和我们无关。办完这件事后,我一身轻松地走出了大院。

空前盛会

在检阅台要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中央指示的消息,不胫而走,再加上宣传车的广播,对昆明市民来说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会,早上七、八点钟就已经有不少人等在了东风广场附近。到开会时,自动赶来参加大会的人群已经塞满了东风路、北京路、太和街、南屏街、宝善街等附近的街道。大会由我主持,传达了总理的电话指示,宣读了中央支持电和我们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去的致敬电,大会开得很成功。
下面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
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有一件事,每当想到我都会后悔和内疚,会后,在和总理的通话中,总理问我有多少群众参加大会,我不加思考地回答说上百万,虽然总理没有驳斥,但对立面攻击我向总理撒谎夸大事实。后来我找一些有经验的朋友,对参加大会的人数作过粗略的计算和估计,认为十万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我回答说百万完全是头脑发热和缺乏经验所致。我的回答和实际相差近十倍,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当时我就自己下了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当面向总理检讨、澄清。但遗憾的是虽然以后又多次见过总理,然而始终没有机会,让我了却这桩宿愿,直到总理逝世。这件事也就成了永远无法偿还的呆账。

几句题外话

最近有朋友告诉我,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省委宣传部合作搞了一个节目,在谈到阎红彦之死时说:阎红彦的死是受黄兆其、刘殷农的迫害而死的。
我听后愕然。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阎红彦为什么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作的指示和决定不算数了?不算数也罢了,但为什么偏要把罪责强加在一个普通的红卫兵和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身上呢?
真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一条小尾巴

大会开完后,两位南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告诉我,她们在大院内看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向总理汇报,要我代她们向总理请求接见。我感到为难,总理那么多事,日理万机,她们看到了什么呢?她们又不告诉我,坚持这个是重大的机密,只能当面向总理汇报。我拗不过她们,只好将她们所说的话如实向总理作了汇报。后来她们终于如愿以偿,到北京见到了周总理。
那么她们看到了什么呢?她们向总理汇报以后,向我披露谜底:原来她们是最先进入大院的,看到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已经架起了机关枪,随时准备开火。后来,这些战士撤到了大楼内。关于部队架起机枪随时准备向群众开火的消息,原来也曾有传说,现在经过两位红卫兵亲眼目睹证实了。
人民军队爱人民,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火,但他们毕竟是听命令的,如果当时昆明军区的某位领导下令开火,那将又是什么情况呢?血流成河,一点不夸张。仅就这件事而言,我算是一个幸运者吧!

赵健民约见黄兆其

自造反派组织开始进驻军区大院,阎红彦亡故后,因为有中央的支持电,有周恩来总理多次的口头支持,昆明地区的群众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可以说造反派组织已经遍及每一个大小单位,成员遍及每一个大小家庭。其间经历了上海的“一月风暴”和贵州的“西南春雷”,云南也随之掀起了“夺权”的高潮。由于在撤出军区大院的问题上。“大联合指挥部”完全听从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无条件撤离。而一部份南下红卫兵则认为是“右倾”,提出了“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造反派内部要“反右倾”的错误主张,首先造成了昆明地区造反派的分裂,继而影响到全省。向云南省委的夺权行动,由于造反派内部分裂而流产了,大联合已经徒有虚名。
在文斗(大字报和广播车互相攻击)了两三个月后,由开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发展到了“既动口又动手”,即所谓的“文攻武卫”。为了应对这样的局势,原来互不统属的造反派组织,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指挥机关。“八二三”派(简称八派)在以黄兆其为首的工学院八二三的倡议下,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由二十四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这些单位现在我记得的有: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黄兆其;
昆明农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侯德勋;
昆明医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张国荣;
昆明冶金工校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何明尚;
昆一中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杨培智;
昆明机床厂一一八战斗兵团,代表唐国礼(后换成李继德);
昆明冶金机械厂一一二三战斗兵团,代表高振华;
昆明汽车修配厂一一三零战斗兵团,代表何吉昌;
昆明北郊地区“一月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孙根芝;
昆明两百号信箱,代表张人全(后换成刘志宏);
三百号信箱,代表章世组(在揭批查当中,传言被逼至死,时年二十一岁);
昆明公路工程局,代表张贤忠;
云南纺纱厂,代表华伯忠;
云南省建筑公司,代表杨树先;
中建公司指挥部,代表张奎林;
昆明轻工造反兵团,代表刘枝荣;
昆明财贸系统造反兵团,代表许少先;
昆明市银行,代表王云仙;
昆明市级机关造反兵团,代表王林;
昆明市公安局八八造反兵团,代表刘殷农;
省委机关造反派联合兵团,代表唐竹良;
云南省级机关造反兵团,代表陈志荣;
等等。
指挥部设在昆明市人民医院,是由人民医院八派头头马从恩提供的办事地点,下设工作人员四名,是由候德勋和张国荣从院校当中抽调的女学生,她们是医学院的祝菊芬、赵如华,农学院的徐静、小秦。这四位女同学忠于职守,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地担负着繁琐的日常工作。虽然指挥部几经变迁,甚至在枪林弹雨中也从未畏惧过,直到成立革委会后,她们才返回学校参加分配。
随着两派组织矛盾不断加深,指挥部决定二十四名常委轮流值班处理发生的问题,但多数常委都因本单位事务缠身,而不能履行职责,候德勋自告奋勇常住指挥部,我因公安局离市人民医院很近,加之我的二把手能替我主持公安局的常务工作,因而我在指挥部的时间较多,黄兆其作为主要负责人,自然来得也较多。
在指挥部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赵健民约见黄兆其。当时赵健民在阎红彦死后,已经贴大字报揭发阎红彦和云南省委执行资反路线,他是以公开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身份来见黄兆其的。约见前,我和黄兆其商量过,一是分析了他的来意,二是商量了黄兆其的表态。赵健民的来意,我们分析认为:他是想学西南春雷,当云南的李再含。对此,黄兆其的表态是保留的,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干部要由群众说了算。我对黄兆其说:“造反派犯错误难免,但绝不能犯原则性的错误,被别有用心的黑手操纵。”
我和黄兆其统一思想后,赵健民如约来到了指挥部。黄兆其和他单独谈了不到一小时。事后黄兆其告诉我,“赵三爷就是想叫我们支持他,在云南尽快地成立省革委会。”黄兆其的态度让赵健民“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他一头扎进炮派,当了炮派的核心常委。

从“俘虏”到上宾

昆明的武斗急剧升级,已经由最初的拳头、棍棒上升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我亲眼在昆师路上见到过工役制部队的游行,在他们的队伍中,就像古装戏剧一样,都手执大刀长矛、流星锤、双节棍,边走边耍,气势汹汹。
就在这时,指挥部接到了位于北教场的军医学校发生武斗,双方僵持不下,军医学校的造反派向昆明地区地方造反派求援,双方的人员都在往北教场集中,事态越来越严峻。因为当时我在指挥部,就决定亲自到现场看一看。
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当时是晚上八、九点钟,同行的有金一旦。我们赶到三家巷的公路边,发现道路已经被云南大学的学生封锁,无法前往北教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二八”、“五二九”武斗事件。
我们在公路边商量如何对付时,一辆北京吉普也被拦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位军人,我认识他是军队一位领导的秘书,我想搭他的车离开现场,便上前和他搭话,他也认出了我,便和我打招呼。由于他直呼我的名字,被拦车的学生听到了,学生们便上前仔细地打量我,并直接问我:“你就是刘殷农?”我没有回答,秘书看到情况不好,就把我拉上汽车准备离开现场。就在这时,拥上来一群貌似工人的人,把我拖下汽车,有人还高呼:“抓着刘殷农了!”
我被拖进院子后,院内聚结的人群都跟着狂呼,在抓我时,他们没有发现金一旦,抓我之后,因为保护我,金一旦也暴露了身份,所以也随之被抓进大院。
在一片“抓住刘殷农”的狂呼声中,我被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黑拳,拖拉我们的人也无法劝阻,所幸我受伤不重,终于被拖进了一座教学楼。
经过他们请示后,不知是哪一位炮派头头作的决定,很快将我们两人连夜送到了昆明东郊省物资局的仓库。仓库很荒凉,看守我们的是两位老工人,他们对我和金一旦很客气,没有施暴,金一旦性情急躁,准备绝食抗议,我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绝食抗议,我分析后主张做两个老工人的工作,因为让他们私自放走我们不太可能,但要他们设法通知我们指挥部前来援救则有一定可能。通过和两位老工人闲谈,我得知我们所处地方是位于东郊菊花村的一处仓库。
可是,还未来得及做多少工作,仅吃过一餐午餐,当天晚上我们又被紧急塞上一辆两吨小卡车。我们对即将碰到一些什么事,有没有什么危险,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一概不得而知。
押送我们的人大约有五、六个,都拥坐在卡车内,当时我想:我们的人肯定在寻找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知道我们的蛛丝马迹,身上带有昆明市公安局的饭菜票,我天真地想,可能从我丢下的公安局饭菜票能猜得到我们的行踪和去向。于是就悄悄把一搭饭菜票陆续撒在了一段公路上,现在想起来很好笑,有人捡到饭菜票的可能性还是有,但通过饭菜票揣测出我们的去向就很渺茫了。(前些天一位老朋友知道我在写回忆录,特意给我送来了一张文革时期的小报,小报上登载了战友邓跃泽写的一首诗,标题是“刘殷农你在哪里?”邓后来曾在省话剧团饰演过孙中山大总统,形神兼备。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这首诗由他和另一位女演员江小梅亲自录音,在百货大楼广播站播出后,听众云集,大家都很感动)。
黎明前停车休息,下车前我就听见水声滔滔、震耳欲聋,下车一看,世界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就在眼前。押送人员告诉我:“你不用担心,你是周总理那里都挂了号的人,我们现在是把你送去交给李政委处理。”至此,我们才明白了将被押送去什么地方。事后知道,他们其实是想把我们长期关押,因为在昆明难以保密,所以才把我们押往贵州,所谓见李再含只不过是为稳住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老老实实配合他们。
小憩以后,车子很快进入了贵阳市中心,随即进入了贵州省物资局的一个公司,上了三楼。公司有人上班,但人很少,办公室井然有序,没有夺权后的那种凌乱,一位工作人员把我们接进了会议室。押送我们的人就和接待我们的人退到会议室外,商量我们的住宿和饮食问题。我趁此机会与金一旦谈了几句话,要金一旦做好准备,一有机会就趁机逃出对方的掌控。
临近吃午饭时,看守我们的三个人嫌他们提供的午餐质量不好,要上街去吃,留下一个人看守我们就匆匆走了。我心中暗喜,认为机会来了,给金一旦使了个眼色,就把留下看守我们的那个人猛地推出会议室,将接待我们的那名工作人员迅速拉入会议室,再迅速把门反锁上。被推出去的那人在外面大叫“开门”,并企图把门撞开。我确认他一时半会不能破门而入,就抓紧时间把我们被绑架的原因和经过告诉了该工作人员,请求他给予我们帮助。
这位工作人员是物资公司三结合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给我的感觉是相当朴实,对我说的话基本相信,他告诉我们:“他们说你们是参加、策划武斗的坏人、坏分子,因为涉及到省委的一个大案,要对你们进行严格的审查,昆明很乱,所以才把你们紧急地秘密送到贵阳,他们单位的头头很快会到贵阳安排对你们的审查工作,现在你说的情况和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到底相信谁我们还要研究。”
我回答这位工作人员说:“相信谁是你们的事,我们不强求,但我们只要求把我们交给贵州省军区李再含政委处理,‘西南的春雷’我们是信得过的!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摆脱了他们的控制,我们是以造反派战友的身份向你们求援的,请你向你们领导反映。”
这位工作人员姓邹,名字原来记得很清楚,但现在年事高了记不得了,对此我很内疚,因为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老邹离开我们去请示的时候,外出吃饭的另两个人很快回来了,在会议室外隔着玻璃对我们两人挥舞拳头,横眉竖眼地威胁,我和金一旦则报以微笑。在这期间,老邹派人为我们送来了午饭,我和金一旦焦急地等待到下午,老邹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天,召集人很困难,经革命领导小组主要成员碰头,决定报告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但值班人员也找不到负责的领导,好不容易打通了李再含办公室,他的秘书回话说:人今天由物资局暂时接待安排,尽量避免双方人员接触,明日上午九点将他们送到贵州省军区。”
老邹把情况告诉我们后,我表示了感谢,并说出了自己担心昆明继续来对方的人,再次把我们从物资局抢走,所以请求老邹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一定要保密,老邹对我的担心表示理解,并表示住宿由他亲自来安排,保证绝对保密。
吃过晚饭天擦黑时,老邹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小巷内的职工家中。那些年沙发还很罕见,我们是打地铺睡的。第二天清晨,老邹一早就开车来接我们,并于小巷内的一家煮品店吃了一碗肠旺米线,感觉味道特别鲜美。在所乘车子进入贵州省军区大院后,我看见绑架我们的人也随后跟进了大院,为了避免接触,老邹迅速把我们送到了李再含办公室门前,李的秘书把我们接进办公室后,匆匆告诉我们:“事发突然,贵州省军区归昆明军区管,如何处理你们这件事,得等候政委请示昆明军区领导后才能决定。现在上班时间还未到,我得回家吃点早点,你们就在办公室休息,放心,安全没有问题,都在军区大院了,谁要敢乱来是不行的。”
秘书走后,我环视了一下办公室,我是通信兵出身,对电话和通讯器材有职业性的敏感,一眼就发现了桌上摆放着一部我所熟悉的电话机,立刻想到机会来了,我想好了要说的话,果断地抓起话机,摇动手柄,很快传来了守机员的问话:“请问首长要哪里?”
我答:“接长江台。”
很快,传来了昆明军区总机的问话:“请问首长要哪里?”
我答:“军区首长不管哪一位都可以。”
对方再次问:“请问首长到底要哪位?”
我答:“秦司令、李政委、鲁副司令员、查副司令员都可以。”
她又问:“请问首长是谁?”
我答:“我不是你们的首长,我是刘殷农。”
她又问:“请首长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
我答:“我就是那个和周总理通话的刘殷农。”
接线员一下子惊呼起来:“你就是刘殷农?你不是被人家绑架了吗?现在昆明市到处在找你,刘殷农你在哪里?”
我说:“情况紧急,我不能多讲了,请你代我报告军区首长,我被他们绑架到了贵州,现在在李再含秘书的办公室里,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再见!”
打完电话后,我感到了一身轻松,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如释重负,金一旦先前毫无思想准备,听我打过电话,不由得对我翘了翘大拇指。李再含秘书回到办公室后,我主动对他讲:“对不起,未经你的允许,使用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向昆明军区领导报告了我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秘书离开我们后,隔了不长时间,回到办公室向我们传达李再含的指示:经报告昆明军区领导后,昆明军区领导请示中央首长,中央首长指示:“由贵州省军区派人汇同云南炮派代表,护送刘、金二人到京,等候中央处理。”
秘书传达完中央指示后,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回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秘书告诉我们:已经派人去买机票,顺利的话你们今天就可以到北京。
接着他有些感叹地对我说:“刘殷农,你真幸运。”并告诉我,军区将派一名科长,会同炮派代表护送你们出发,炮派的代表就是看守你们的人,希望你们在路上不要发生争吵。
下午,我们被送到了机场,我和金一旦都由于疲倦,很快就睡着了。等到飞机着陆时,走下舷梯抬头一望,候机大厅门头上赫然有两个大字“成都”,我和金一旦都很惊异,回头问陪同的那位科长,他说:“刚才你们睡着了,没有听见机上广播,由于气象原因,不能直飞北京,只能在成都降落,明天再飞北京。”
住进民航招待所后,时间还早,我向那位科长提出,我没有到过成都,想借此机会逛逛成都,他没有阻止,那位炮派代表也不吭气,金一旦说:“累了,不想去。”我便独自一人乘上机场公交车,到了成都市区。感觉是成都规模和气势均不同凡响,傍晚候车回机场时,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餐感觉价廉物美的美味,一盘炒猪肝、一盘回锅肉,均在两个鱼盘中堆得像两座小山,整餐饭三角五分钱,这是我生平吃过的最价廉物美的晚餐,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天顺利登机到达北京,一辆军车把我们送到了北郊的一个部队营房内,此时我和金一旦已经和炮派代表有了沟通,双方都解除了戒备心理。两三天后,昆明市公安局派了三四位同志到北京来看望我,他们住在团中央招待所,由于我所住的部队营房和他们的驻地相距甚远,我向陪同的科长提出,我想搬到团中央招待所,和我们的同志住在一起,他经请示领导后,给我们传达说:一、他和炮派代表护送我们到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返回;二、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两派代表,什么时候接见,时间定不下来,需要等待,在等待期间要保证中央首长随叫随到,住什么地方由我们自行安排。我和金一旦留下了团中央招待所的联系方式后,就和这位科长以及炮派代表告别了。(左图:刘殷农1968年留影。)
此后不久,黄兆其和其他几位八派代表也到了北京,和我一起住在团中央招待所。随后江青、叶群、康生、谢富治、余立金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了我们云南两派的代表。炮派代表有方向东等人,接见主要批评了云南两派武斗,强调要搞大联合,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接见后,很快派飞机把我们送回了昆明。
回昆明坐的是夜航飞机,下飞机以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大约在晚上十点钟以后,我被直接从机场拉到了拓东体育场,足球场上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大家强烈要求我和黄兆其传达中央首长指示,黄兆其代表八派指挥部讲了一段话后,点名由我讲话。
这时场内群众自发地学着邓跃泽和江小梅的语音,齐声高呼:“刘殷农你在哪里?你的战友在呼唤你!”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我知道很多工厂的同志要回家还有很远的路,要尽快结束,让大家回去休息,于是便简单地说:“红卫兵小将们,造反派战友们,在你们的呼唤下,我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让我们响应中央首长的号召,高举革命的大联合旗帜,为筹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而努力吧!至于我被他们绑架后的经历等有时间再聊,但我相信炮派的朋友们再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了。”

谭甫仁之死

谭甫仁是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经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工程兵政治委员来云南任昆明军区政委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他是井冈山老人,又参加过南昌起义,在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战功卓著,建国后被授衔为中将,称得上是一代名将。
在云南工作两年多,却突然遭到了入室刺杀的突发事件,这不但震惊了云南人民,也震惊了全国人民。在短短的四年中,云南前任省委书记阎红彦自杀,继任谭甫仁又被刺,这在建党、建国以来都是绝无仅有的。(右图:谭甫仁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对此我认为,这也预示着云南文革的多灾多难。谭甫仁被刺后,众说纷纭,民间传说颇多,有的传说神乎其神、惟妙惟肖,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因为谭甫仁是在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七日遇害的,因此专案组名为“017”专案组,专案组很快对昆明地区进行了广泛排查,所有和谭家有关的大事小事,不论军、民人等,都被要求讲清楚。谭甫仁到云南后,我和他接触较多,特别是一九七零年围海造田时,更是经常见面,就是一般人不能到的他自己家中,我也可以随到随见。因此,我也属排查对象之一,像我一样被排查的造反派人物,大约有数十人,但都很快被排除了。为了找出真凶,虽然受到一些委屈,但我们都很愉快地配合专案组,说清了有关人和事。
谭甫仁被害后,民间关于死因的传说很多。
其中之一是说谭是林彪的人,林彪要篡党夺权,企图谋害周总理,曾命令谭甫仁下令昆明空军击落由国内飞往东南亚的专机,谭接令后,不敢怠慢,亲自赶到空军指挥部作战室指挥,空军战机起飞后迫近专机,飞行员报告是中央专机,请示是否击落,谭甫仁吓了一跳,立即改命令为迫降。专机迫降了,谭赶到机场,看到周总理从舷梯上缓缓走下。
其二是说谭甫仁到昆明后,和林彪集团疏远了,并准备揭发林彪,所以林彪才派人刺杀了谭甫仁。
这两个传说的核心,均围绕着谭甫仁到底是林彪的人还是毛泽东的人这一点。随着“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批陈伯达整风升级为批林整风,由于谭甫仁到云南后,在对待两派问题上是倾向于八派,所以两派干部群众,八派的倾向于认为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林彪谋害的谭;炮派的则认为谭甫仁是林彪的干将,他被刺属于内讧。
谭甫仁被刺不久后,又发生了专案组副组长景儒林在学习班上吊自杀的事,对景的自杀同样疑点很多,景在文革中是八派观点,他又身为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就为炮派观点的内讧说增加了依据。
谭甫仁之死到底真相如何?迟迟不得揭晓,加之当时毛主席和林彪的斗争愈演愈烈,中央对谭案的态度比较暧昧,谭甫仁的骨灰一直存放在昆明跑马山殡仪馆。直到九十年代初谭的儿子、儿媳到昆明为父母扫墓,我问他们:“你们父母的骨灰为什么不放到八宝山去?”谭的儿媳小红对我说:“为什么不通知把骨灰送北京八宝山?我们也不清楚。”“父亲到云南不久,就牺牲在了云南这块土地上,送不送八宝山都无所谓了。”儿子谭一兵也这样说。
此后,谭甫仁的骨灰是否落葬,葬在哪里,我都不得而知。一代名将被刺身亡,连起码的烈士待遇都享受不到,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莫名的酸楚。
那么谭甫仁夫妇到底是谁杀的呢?根据陈德杰、王犁田著《名将谭甫仁》所述:“017”专案组存在了八年半,结束时为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委起草了报告,并上报中央。其要点是: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是王自正(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当时因历史问题受审查,绝望而想杀个大官泄愤);本案的性质属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作案。
作为谭甫仁及其家庭公、私交往极深的朋友,从我们之间那段时间的所有接触和思想交流来分析,从他们家庭在云南的工作处境、工作情况、工作成绩来分析,从我当时和现在所处的角度来分析,对他们夫妇的死因我比较认同“017”专案组的结论。(上图:刘殷农在向周兴汇报工作。)

中央要我们协助给沙甸回民代表做工作

一九七四年深冬,我和黄兆其、杨树先、李毅、方向东等人被招到北京开会,开什么会我们几个一概不知,临上飞机前,才发现同机飞往北京的还有七林旺丹及省民委的两位领导,最意外的是还有十名沙甸回民代表,其中知名的是马伯华和马绍美,把我们这些人招到北京干什么?我不由得心中犯疑。
在飞机上,我和一位省民委的领导坐在一起,他告诉我,中央要解决沙甸问题,沙甸回民文革中和你们两派关联不多,中央要你们参加可能是要你们协助中央做群众工作,发挥你们群众代表的作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到北京后,下榻于北京西郊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原新疆宾馆)。住下不久,国务院袁木代表中央领导到招待所看望我们,他讲话的大意是中央准备解决沙甸回民问题,你们云南原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沙甸回族联系不多,或者说没有,但沙甸回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造反派的范畴,所以中央希望你们利用住在一个宾馆的条件,多做他们的工作,不要和中央对着干,要相信中央听中央的。当时我记得,李毅和方向东讲过,我们不敢接触他们,怕将来有问题说不清。袁木说:“怕什么,是中央叫你们接触他们做工作的。”此后,在新疆宾馆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和十个回民代表才有了你来我往的走动。
记得有一件事印象较为深刻,王洪文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参加了解决沙甸问题,经过中央和各方面的工作,回民代表在北京签字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要回到沙甸贯彻协议,临行前,王洪文为了鼓励十名回族代表回沙甸落实好协议,在招待所用穆斯林的餐饮招待十名代表吃饭,我们五个人作陪,菜肴十分丰盛可口。文革期间我曾多次受过中央领导接见,但宴请却从未有过。

贾启允赶上了“批邓”的末班车

一九七五年冬,周兴在北京病逝了。当时,我被右倾翻案风刮到了武定县金沙江畔的一个彝族寨子里,代职大队党支部书记,名曰“学大寨”。
寨子座落在金沙江畔的悬崖上,悬崖下就是无尽的滔滔江水。寨子下面有一个叫做白马的渡口,是红军长征时曾经进行抢渡的重要渡口。三十多年过去了,寨子里的情况改变不多,彝族群众连水都喝不上,常年饮用的是靠下雨积攒的浑浊雨水。寨子里很穷,穷到十五、六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我进村时,一大群青少年男女赤身露体在村边晒太阳,看见我这个陌生人进村就一哄而散。
农业学大寨的当务之急,就是为群众解决饮用水困难的问题。在当地几位村干部的引导下,我翻遍了周围的几座山,一一调查了附近的水源,按当时情况酝酿出两个方案:一是建高压水泵站,直接从金沙江里抽水,但耗资大,供电也有问题,村里还在点煤油灯;二是从距村三公里以外的一处水源引水,但地形高低起伏,无力修水渠。最后我想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先用消防帆布水管把水引进村里,因为我知道昆明市消防大队存有不少报废的帆布水带,虽然旧一些,继续使用两三年不成问题。
我专程回昆明找到消防队,无偿得到了一大批旧水带,又千难万难设法运回寨子里。整个寨子沸腾了起来,大人小孩一齐动手,很快将水带渠架设好了。旧水带虽然有些地方漏水,但解决一百多人的饮用水还是绰绰有余。通过这件事,我得到了彝族村民的信任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学大寨的各项工作。正当我准备为村民铺设永久性的输水管时,我被召回了昆明。
记得我从大队赶到公社时,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哀乐,我心里一震,不知是哪位领导逝世了。接下来让我万万没想到的竟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九年前,周总理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两次接见我,在造反派为找阎红彦进驻军区大院的日日夜夜,又多次和我通过电话,这一系列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展现。
回到昆明后,得知中央已任命贾启允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接替周兴的工作。此时,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很快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新任云南省委书记贾启允被置于风口浪尖上。
贾启允在西南局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和我岳父党洪恩又是南下工作团的老战友、老搭档,建国初期岳父任四川省达县地区专员,贾启允任书记。贾启允调云南后,自然的就和我老岳父一家来往较多。他迫切地想知道云南各方面的情况,经岳父家介绍,也就知道了我。
当时贾启允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批邓和转弯,批不批邓对他来说是个极难选择的立场问题。一边是毛主席号召批邓、转弯,一边是他和邓小平的老关系、老感情,加之他复出到云南任省委书记是邓小平点的名。按照传统观念,邓小平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当时他在选择上处于两难的境地。
此时,云南省正在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地委书记会议,会上大家强烈要求贾启允传达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在炮派代表的压力下,他向这一派代表传达了王洪文讲的“云南炮派受压”,这又引起八派的不满。所以,地委书记会议上与会代表都纷纷要求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他赶快转弯。这些问题贾启允都无法面对,只能拖延着迟迟不予表态。
在翠湖宾馆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开得乱哄哄的,不断有各专州的代表和昆明地区代表送大字报,要求贾启允接见和答复问题。虽然贵为一省封疆大吏,但历史把贾老推到了进退维谷的处境中。在此情况下,黄兆其和我商量,觉得应该做贾启允的工作,促其转弯。我通过岳父这条渠道,向贾启允发出了请他接见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答复。
在昆明饭店的某客房,贾老秘密地接见了我。我向他详细介绍了云南的历史和文革情况,并尽我所知回答了他提出的各方面问题。我们一共谈了两次,头天未谈完第二天晚上又接着谈。这次谈话的主要宗旨就是希望他接受一个观点:云南刮了翻案风,根子在邓小平那里。
我们的谈话对贾启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基本上接受了我的观点,但他在我面前并未说过有关邓小平的只言片语。随后,他即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代表省委作了批邓反风、转弯的报告,承认云南省委刮了右倾翻案风,并揭发了一条“钢鞭”材料,就是:他到云南前,邓小平接见他时曾说过:“大胆工作,不要怕他们说你搞复辟,真正到了他们说你搞复辟,就说明你工作有成绩了。”
贾启允的报告很自然地受到了地委书记会议与会者的欢迎,他也因此顺利过了关。但是,谁又能料到,他这是赶上了批邓的末班车呢?
正当云南省委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轰轰烈烈地批邓反风时,风云突变,毛主席逝世,华国锋接班,邓小平复出。贾启允也因揭发了邓小平的这几句话,惹恼了邓小平,认为这是对他的背叛,很快贾启允便丢了官,从此默默无闻。
像贾启允这样的封疆大吏,又和邓小平有这样深的历史渊源,就因为贾揭发了邓的这几句话,为此失去了乌纱帽。这在封建社会只有一国之主才可能做到。事实上,邓小平在那时就是一个皇帝,他一言九鼎的事多了。
我们云南在“揭、批、查”中,云南省委以派性加权力,残酷镇压文革中的一派干部、群众,受牵连被审查的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之多;受各种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劳动等)达十五万余人;被投入监狱劳改的达五万余人。其牵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些事,和邓小平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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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四十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2月 01, 2015 2: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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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写给历史的交代——
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

前言

阳增泰

按:由阳增泰回忆,何蜀整理、注释的《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一书,已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于2014年11月出版。
阳增泰,1936年端阳生。四川郫县人。文革爆发时为国营重庆朝阳电机厂生产调度员,文革中参加造反,先后任重庆国防工业系统造反派群众组织八一兵团一号勤务员、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常委、革联会作战司令部司令、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八一五派工总部班长。1974年调成都630厂。后任该厂总调度。文革结束后被关押审查两年零两个月,后以“免予起诉”释放回厂当工人。

我出生于1936年,成都西部的郫县,家乡解放那年我刚13岁。我可以说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
人生“三十而立”。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刚三十岁。是一个受中国共产党教育培养十多年的热血青年。怀着对党对毛主席赤诚的感恩心情,一心听党的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我的经历充满了戏剧性和复杂性。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整整十年。但对我阳增泰来说,我本来以为在1970年从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在重庆各地作“斗私批修”巡回宣讲后回到厂里上班,就结束了。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又把我再次卷进了文革漩涡,清查,交代,批斗,逮捕、关押审查……1980年底我才得到解脱。算起来,我用了十四年,才真正走完了文化大革命之路。
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但我毕竟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被时代潮流推到了前台,当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从厂里的头头,到重庆市军工系统八一兵团的头头,再到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常委、重庆市八一五派的“文攻武卫总司令”、重庆市八一五工总部的“一号勤务员”。特别是亲自参与谋划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重庆大武斗。
由于我从读书以后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对许多经历都作了记录,特别是从1968年以后的一次次清查中,我在各种学习班所作的发言,所写的一次次检查交代材料,我都留下了底稿,这些都为我在晚年回忆那些年代的经历留下了宝贵的参考。有许多具体事情,如果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是根本无法再回想起来的。
1993年退休后,闲下来,有时回首往事,总感到不系统地写下来可惜了。但由于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欠缺,分析能力有限,退休之前又一直从事的是技术性的工作,退休之后也缺乏能力去思考和总结历史问题,迟迟没有下决心动笔。
2011年,重庆一位有心研究文革历史的韩平藻先生,经我的老朋友宋君强和周家瑜的介绍,到成都来找到了我,向我正式提出希望我写回忆录的建议,并为我做了一次口述录制。同时,他又给我介绍了重庆的另一位文革研究者何蜀,送了我一本何蜀帮助整理的原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李木森的回忆录《亲历重庆大武斗》,希望我也能像李木森这样写出自己的文革回忆录。没过多久,韩平藻又不辞辛苦来到成都,给我拿来了何蜀根据我的口述和上次交给韩平藻带去的几份当年有关武斗问题的交代材料整理出的文字,供我在写回忆录时参考。
这样,我终于翻出了过去一直积压着无心整理的一些资料,开始用心回忆那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提笔写起了我的回忆录,把我一生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实写下来,为有心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提供原始素材。
韩平藻与何蜀他们不但促成我写回忆录,还给我提供资料和相关信息,告诉我哪些人已经出版回忆录,哪些人正在撰写回忆录。何蜀先生在帮我整理书稿中,为了力求时间、地点、人物、场景的准确无误,反复向我提出问题,启发我回忆,帮我查找资料,访问一些知情人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由他增加的注释部分,对阅读理解回忆录正文,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在他的认真、求实精神的影响、鼓励下,我才顺利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2013年3月5日,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杨力率政协文史委与重庆市图书馆的口述录制小组来到成都,找我录制了文革亲历的口述。这次我也很高兴地与参加这一口述录制工作的何蜀先生见了面。我们又对回忆录写作中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了商讨,以后又在电话里进行了一些意见交流。初稿整理完成后,我又作了一次全面的审订和修改补充。在此,我衷心向支持我写作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如果有读者觉得这个回忆录中还带有当年的“派性”味道,或者觉得我在回忆某些事情时还缺乏足够的反思或忏悔意识,我只好请求原谅和理解。这就是我真实的思想水平或思想局限吧。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绝对没有编造假话。
过去我写过很多有关文革历史的交代材料,那都是在一次次运动中被要求写的。而这一次所写的回忆录,是我自觉自愿写的,算是我写给历史的交代。
不知我的这个回忆录,能不能作为今后建立重庆文革博物馆的一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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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激情与苦难并存的历史,断不会默然无痕
——阳增泰回忆录序

陈益南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极重要的一条历史轨迹,便是“造反派”群体的产生、崛起及消亡。
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是当时社会特有的一段激情与苦难并存的历史。
但是,由于官方对文革历史的蓄意屏蔽,以及对文革造反派群体的妖魔化宣传,因而,即便在文革结束已三十八年之际,仍然是很多的人、特别是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对文革造反派的认识,不是停留在被曲解的宣传中,离历史的真相很远;就是对其不甚了了、只有历史的若干空白。
然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毕竟不是几个人的舞台表演,不是少数人的自娱游戏。相反,被卷入其中的中国人,是数以千千万万计!造反的活动时间,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少则二、三年,多则整整十载春秋,与文革大戏同步并行。
因此,即便文革中的造反派们早已被撵下了历史舞台,并早已被打入到政治贱民的行列,但是,谁要想完全曲解与屏蔽那千千万万造反派的历史真相,则是绝不可能办到的。而任何对文革造反历史的掩盖尘封与无端抹黑,都注定只会是拙劣的徒劳。
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至少现在已有着一个强力的证据支持。那就是近十多年来,在全国各地,不少原文革造反运动的参加者,均开始在陆陆续续撰写并在境外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由此,从各种各样的视角,大量详细地展示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动轨迹与画面、以及他们参加造反的心路历程;用他们书写的无数文字,回放了当年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
甚至,在有的省(例如湖北),原文革造反派的回忆录著作,这些年来已经出版了十几部,撰写者来自种种不同行业,有着不同身份,其中还包括了曾经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仍健在的基层干部。
《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也是一部很有份量的记叙文革造反历史的作品。它是由重庆市原造反派头头阳增泰回忆、经文革史学者何蜀整理的个人回忆录。
相比其他的文革造反记录性著作,阳增泰的回忆录,有着三个不凡的特点:
其一,该回忆录使用了大量当年阳增泰撰写并保存下来的原始笔记资料,而并非完全靠今天的记忆来叙说诸多往事。其中披露的某次造反派头头的会议记录,更是有着原汁原味的语境,使今人及后人,均得以相当清楚地窥察到造反派们当年有过的心思。
其二,阳增泰用很大篇幅,叙述了一个其他文革造反回忆性著作很少涉及的内容,那就是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是如何进行派别之间武斗的。阳增泰详尽地讲述了他参加指挥文革中重庆市多次武斗活动的经历,其中包括他如何组织与指挥大规模的专业武斗兵团、抢夺军工厂的枪械武器、自行架设通讯电台、组建水面“舰队”、用坦克进攻对立派别等种种武斗场景,以及个别“枪杀俘虏”的血腥事件。而这类历史回放的文字,对于后人认识与研究文革中的“全面内战”,无疑会有很大的实证帮助。
其三,阳增泰的回忆录,还有一个难得之处。由于重庆“八一五”派与当时主流的造反派有着一定的差别,是属于造反派的一种“另类”。因而,解读“八一五”,便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文革中造反组织的类别,也存在着很大的复杂性,而并非只有一个模式。
现在,很多人对文革造反派的认知,简直是一塌糊涂。例如,他们一说到造反派,经常便是将文革中所有戴红袖章的人,都胡乱混同都视为造反派(许多影视与文学作品均是如此描写),而根本不知造反派是因何而产生。而很多对造反派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则也往往搞不懂:那些明明都是受到过“走资派”(当权的领导干部)压迫的造反派,为何却又互相之间会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
阳增泰所在的重庆“八一五”派,是重庆市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但是,后来在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大环境及一些问题阴差阳错的影响下,致使他们与另外一些更激进的造反派发生了严重对立。结果,他们便被对立的造反派宣布为“新保守派”,甚至还曾被全国其他地方的主流造反派阵营视为“新老保”,被贴上了“新保守派”的历史性标签。
但是,在实际中,重庆“八一五”派究竟是什么性质呢?
阳增泰的回忆录,用大量的事实展示,使读者能得以明白,重庆“八一五”派,的确仍是一个造反派组织,而不是依附官方并获得官方青睐的保守派组织。
区别判断文革中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是不是造反派,可以有两个衡量标准:
第一,不是看他或他的组织旗号,有没有贴着“造反有理”的标签,而是须看看这个人或这个组织奋起造反的原因,是不是源于当时或文革前受到了地方与单位党政官方的错误打击与迫害?这个人或这个组织的造反活动,矛头的指向,是不是始终直指“走资派”(当时的地方党政官僚)?
第二,文革结束后,这个人或这个组织,是不是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追究与整肃?
凡是真正属于造反派的人或组织,其政治结局,无一不是被打入地狱、列入另册!
而那些也曾高喊过“造反有理”的“红八月”型红卫兵,因其“造反”的主要矛头并不是地方上的党政官僚,而是批斗学校的老师及个别领导、打杀社会上的所谓“黑五类”草民。所以,文革后,他们的罪错不仅不予追究,而且,还统统被作为接班人,快速得到重用、提拔,先后成为了高级党政官员。
今天,“红八月”型的红卫兵们,都不认为当年他们是造反派。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所以,有些人将“红八月”型的红卫兵,也视为造反派,这显然是思维的糊涂。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像重庆“八一五”派一样,在1967年2月至8月间,同样是站在“拥军”(获得了地方解放军支持)阵营、而全国闻名的武汉“百万雄师”,在文革结束后,这个保守派组织,立即受到了官方的褒扬与肯定,其头头均得以升官,政途青云,其主要头头还被任命为省级高官。
然而,重庆“八一五”派在文革后,则被官方明确定性为造反派组织,其头头与骨干均受到了“另册”的待遇,被审查、关押、判刑。
阳增泰本人,其造反,是因为愤于厂领导的处事不公;其政治结局,则是文革后被关了两年多大牢。显然,他个人的文革经历及结局,就是所有积极的文革造反派之缩影。
重庆“八一五”派与阳增泰,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期间,曾做过坚定的“拥军派”。但是,在文革后,却并未由此而得以幸免于灾难。因为,毕竟“八一五”是以对重庆市委的造反而崛起,除了发生派别的内战之外,其斗争的矛头始终是指向大西南的各级党政官僚机关。因此,文革中的重庆,不仅“反到底”是造反组织,与其对立直至与其进行武斗对决的“八一五”派,也同样是造反派!
阳增泰的回忆录,拨开复杂的迷雾,清清楚楚地展示了这一点。
阳增泰的回忆录也证明了一件事:文革历史,因其复杂曲折的特点,若没有当事人的亲身解说,很多问题(例如上述造反派也有不同类别的复杂情况),后人仅凭存留的那些表面上均张扬着“时代主旋律”的资料,对事情的本质,是很难真正弄清楚搞明白的。
因而,像阳增泰这样的当年文革造反派风云人物,历史落在他们身上最重要的一件任务,就是能留下种种即时与回忆的记录,将文革造反运动的种种亲历历史,予以回放、留存!正如何蜀在《整理后记》中所说:“对这样的当年风云人物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他们亲历过的那段历史,而不是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和认识。只要他们能把那段历史如实写下来,就是对后人最好的交待。”
至于文革造反历史的是是非非,自有时间予以证明,也自有后人会作出聪明的解读。
因此,如有这样一大批文革造反回忆录著作的问世,便能使任何或屏蔽、或妖魔化文革造反历史真相的企图,消解为泡影。从而,使得年轻一代,以及我们的后人,永远不会再被片面的宣传所迷惑、所误导,而有机会审视一个真正、全面的文革历史。
2014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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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记住,并记录下来
——序阳增泰《写给历史的交代》

周孜仁

47年前的1967年春天,就是那个全民大疯狂的所谓夺权岁月,重庆中山四路32号大院门前的标牌由“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变成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也即当时两派群众组织因之闹得不可开交的“革联会”。昔日达官贵人被扫地出门,来自草根的乱世英雄昂然入主,开始在陌生办公室非常自豪却手忙脚乱地管理这个大城市。这个所谓的“新生红色政权”注定是短命的,因为将这些草莽英雄偶然推上社会顶峰的造反浪潮,本身就是最高领袖在翻云覆雨。更何况这个机构背后,还必须有最高领袖亲自指挥的枪杆子作为后盾。领袖的好恶和军队的喜怒决定着这个政权的命运。
总之,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作为初入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当时我也走进了这个陌生大院,开始一种全新的日子。这样,我就得以认识了“新生红色政权”中这个名叫阳增泰的人物。我做文宣,负责编辑“革联会”的机关报《山城战报》,而他作为重庆产业工人团体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军工企业的领袖,参与主管全市的工业生产。可惜,事情不足半年,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演变成了“武化大革命”,演变成了真刀真枪的两派内战。阳增泰的身份理所当然让他成了“八一五派”军事行动的总司令。作为重庆市“最高权力机构”的革联会已不复存在,仅仅成了一个派别的联络部罢了。我离开32号大院,重新回到了重庆大学校园。革联会数月,我和阳增泰没有直接交道,但同处一院,低头不见抬头见。此后,热热闹闹的重庆文革舞台,只听阳司令传闻不断,而他定格在我心中的印象,仍旧是在32号大院里常常见到的那个敦实、豁达、稳重、不苟言笑的小伙子。
我和阳,还有许许多多的所谓“战友”,都是带着神圣的信念参与那场悲喜剧的,只是由于学生的特殊位置和不同感悟,荒唐政治游戏让我们感觉心灰意冷的时间,比他要早一些。我走了云南,下决心默然边山野地,静观云舒云卷,最后老死蓬蒿——虽然在事实上,重庆文革的阴影总是如影随形,躲之不去,命运注定要我继续接受属于我自己的苦难和悲剧。意外的是,整整47年之后,我才得知,当年同样走进过革联会大院、叱咤风云于重庆大武斗的总司令阳增泰,文革后期也决心离开了带给他生命高峰体验、也带给他无数是非纠葛的重庆,去了川西山地。他也曾想从头再来,重归一种平静的日子,可惜,文革阴影同样也如影随形,躲之不去,以至于后来还遭遇了牢狱之灾。而最后,终得以于工厂机器的喧嚣声中蹉跎生命,直到晚岁暮年,老之既至。
大体相似的命运,让我阅读阳先生这本回忆录,直如老友重逢,西窗话旧,虽有些沉重,却更多是苦涩的亲切和真诚的欣慰。
这本书最为难得的,是作者为我们留存了大量蒙难时期的原始书面记录和准确记忆。这些原始文本,很多是作者被收审时的书面交代材料,这些材料和作者的记忆一样,是让人蒙羞并难堪的。文革十年之中相当长的时段,阳先生的记忆都并非“过五关斩六将”,风光无限,恰恰相反,而是在不断“败走麦城”。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经历的不堪回首而将它们忘记、删除,甚至彻底销毁,而是非常完整地保存下来,并最后得以整理成书。这证明了什么?证明阳先生虽九死而不悔,晚岁暮年,对于自己的艰难人生依旧倍加珍惜,对于社会和历史,始终秉持着神圣的责任。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人民和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一下,就是:尊重历史和践踏历史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不久,记得我们党的领导人曾多次说过,不能让文革这样的浩劫重演,发誓不再搞政治运动。可惜,文革过去几十年,对于这一给中国人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灾难性事件,至今还是学术界、出版界的雷区畏途。故此,许多事件的亲历者,或因往事的不堪回首,或因为害怕招惹麻烦,或留恋于放置于前的奶酪,不约而同,选择了不谈不忆、一忘了之的无奈与超然;更可悲,也更可怕的,是个别人或亲历过那段历史的、或压根儿就没有经历过的,为某种现实一己之利,跟风而上,对那场带来巨大民族灾难的事件,以及制造这场灾难的人,至今还不可理喻地怀念有加,大加鼓噪。这些人也搞文革研究,也搞文革史料“抢救”“搜集”,可惜恰恰因为偏见和无知,他们整理的所谓史料,只能是东拉西扯、混淆视听、误导他人的有害文化垃圾。法西斯主义诞生故地的德意志民族,敢于正视历史,痛悔罪愆,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同和重新尊敬;而日本军国主义者罔顾事实,拒绝承认历史错误,参拜供奉侵略战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至今遭到世人的鄙夷和谴责,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对于文革曾经的群众领袖和蒙难者,阳增泰选择了记住,并且记录下来。其对历史的正义感、责任感和勇气,对于当下,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中华民族历来有记录书面历史的传统,使得一代代人能够以史为鉴,明得失,辨善恶,识真伪。这些书面的记录构成了中华文明坚强的精神韧带,使得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虽久历劫难,饱受外辱,却终究无法摧毁。当然,过去由于书写的不普及和官方的垄断,文字记录的历史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某人、某事,必须蒙最高统治者发话“宣付国史馆立传”,方可由御用文人操刀,记入繁简冗篇。幸好,我们曾有过司马迁、班固这些伟大的史家努力,要不,中华民族的书面历史很可能会很残缺,很不完整。
必须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给整整几代人留下刻骨铭心、甚至生命和鲜血记忆的大事变,目前用文字记录者,还很少很少。值得欣慰的是:重庆这个很有血性的城市,她的文革亲历者们,敢于冲破篱藩,直抒心臆,将自己真实的见闻、认识和感悟诉诸笔端。其间,除有何蜀、韩平藻、陈晓文、曾钟……这些学者写出关于重庆文革的专著和研究、考证文章外,更有众多的亲历者,为历史贡献了自己或全面或片段,或已出版或尚待出版的个人回忆,如反到底派领袖李木森、重庆大学著名的“尸长”郑志胜、莫名其妙当上了市革委委员的黄荣华、重大八一五勤务员黄顺义、“智擒李井泉”的挺进队长郑全体……最让我感动的是黄荣华,晚年的“女委员”一边学电脑,一边便开始写作。我读过她的原稿,几十万言的洋洋大著,不少标点、汉字录入有误,其写作状态之顽强艰难,可见一斑。重庆文革研究者之众、自述亲历者之多,在全国当属少有,作为在重庆度过人生最为重要、最为美好也最为残忍阶段、并以半个重庆人自诩的我,当向这些朋友表示深深的敬意,并为他们而骄傲。
我在完成出版了我的第三部长篇回忆录之时,曾在自己的电脑上敲了一段感想。本文结尾,兹抄录于后,供阳增泰先生和各位朋友共勉:
我自豪于我经历的那些痛苦。正因为这个,我有资格在历史的审判庭上,得以站上证人席,面对我们的孩子们,为那一段荒唐的时代作证。
2014年6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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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阳增泰回忆录整理后记

何 蜀

在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前期,阳增泰这个名字说得上是“大名鼎鼎”,然而令人不解的却是,他这样一个在造反、夺权和大规模武斗中大名鼎鼎的群众组织领袖人物,重庆大武斗中八一五派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建立“新生红色政权”的时候,他的名字却消失了,不见于任何一级革命委员会。这是当时重庆两派中的许多人都弄不明白的一个谜。我在了解和研究重庆文革历史的时候,也一直想弄清这个谜。听到的传闻是:当年在重庆支左并且明显支持八一五派的五十四军领导人,担心阳增泰在武斗中有什么会被追究的问题,不愿让他进入革命委员会后遭到清洗而使八一五派失去一个代表名额,因此在筹备组建革命委员会时就不让八一五派提阳增泰的名。但是,问题真是这样吗?
由于阳增泰在文革中期就已淡出公众的视野,后期又调离了重庆,许多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对他文革中的情况也就更难于弄清楚了。
虽然文革研究一时还属于“禁区”,但是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人,希望还原历史真相的人,还是不少。通过重庆搞文革研究的朋友曾钟、韩平藻的努力,终于打听到了阳增泰在成都的下落,并且与他取得了联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韩平藻第一次去拜访他时,他就拿出了当年写的一些交代材料底稿。据我所知,像他那样的当年风云人物,能够完好地保存下当年材料的极少,即使保存下来了,也决不会轻易示人。而这一细节,正表现出了阳增泰直率、坦诚的性格特点和做事有条理、有收存的技术型人物的生活习惯。
我曾给重庆原反到底派的主要负责人李木森整理过回忆录《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现在又给重庆原八一五派的武斗“总司令”阳增泰整理回忆录。在逐渐加深的接触了解中,发现他们二人有好些共同点:
他们都是国防工厂的基层技术干部,都具有中专文化程度,是当时青年工人中有文化的新一代;
他们在文革中成为工人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以后又成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中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指挥者,他们被推上文革潮头,都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原因,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
他们从本质上来说,是搞技术而不是搞政治的人,既无政治家的野心,也无政客的机心。他们对政治问题,都不善于、不热衷去作深入的思考。在文革中,他们都是跟着时代潮流,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按照从小所接受的那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在积极行动,认真实干。在文革后,他们也没有对那段历史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技术性”地讲述,力求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而很少去作抽象的政治性的分析评述,不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对历史事实作不同的剪裁、编造。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能够畅所欲言,毫不隐晦、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那些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言行,真实地袒露自己当时的思想,而不像有些仍然把自己视为政治领袖的文革人物那样讲起往事来遮遮掩掩文过饰非;
他们都因为文革中的造反经历而受到不应有的惩罚(李木森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职务;阳增泰被关进监狱审查,免予起诉后仍从干部贬为工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一味怨天尤人,抱残守缺,甚至梦想“再来一次文革”,而是踏踏实实地靠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作贡献,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家庭和睦,子女成才,赢得晚年的安定与幸福。
因此,能够认识这样的文革风云人物并为之整理回忆录,从而了解到更多真实生动的基层文革历史,我感到十分幸运,也十分愉快。
开始整理这个回忆录之前,阳增泰就提供了他保存了几十年的原始手稿资料,包括——
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清理阶级队伍”中追查武斗问题时写的《朝阳电机厂两派的由来》、《关于1967年7月25日山城八一五派同反到底派在市工业学校武斗前后情况的汇报》、《关于1967年8月14日山城八一五派同反到底派在嘉陵厂武斗前后情况的汇报》、《关于北碚会议和合川会议情况的汇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情况的汇报》等;
1969年在成都军区“九二三”学习班写的《关于私设电台的坦白检查交代》,在灌县水利学校四川省革委学习班的总结发言稿;
1970年在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发言稿《在重庆市刘张如何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大联合》、《在中央学习班全团大会上斗私批修发言稿》、《刘张分裂革命群众的铁证》;,在中央学习班写的交代材料《革联会“六九”黑会和意图》、《揭发周家瑜以我为标准的错误》,在中央学习班的笔记,在中央学习班的发言及学习班结束后回重庆在三代会和八区三县所做的斗私批修发言稿《从山城武斗看刘张挑动群众斗群众营造独立王国的滔天罪行》;
1977年“揭批查”运动中写给厂运动办公室的《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参与重庆两派武斗的交代》、《对调离重庆前争取补台问题的活动交代》、《关于来往信件及传单问题的交代》、《支援三线离渝后的派性活动交代》、《有关帮派活动的交代》、《对运动办负责人提问的书面回答交代》;
1980年12月19日写给成都市检察院的《申诉书》……
这些原始资料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实细节,特别是与重庆一些重大武斗事件有关的具体时间、地点,八一五派的武斗指挥机构组成情况及决策经过、参与人员、武器来源等等,其中有许多是当事人在几十年之后已经很难记忆清楚的。当然,仅有这些资料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资料提供了一些重要记录和线索,可以启发一些记忆,而更多具体的细节和一些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还得经过更认真的回忆、访谈和查证资料。对原始资料中没有涉及到的历史阶段,阳增泰自己又加写了若干篇章,从文革前的经历到文革中一些具体情况的回忆。我在整理中还不断提出一些问题,对一些细节提出追问或质疑,他也都作了认真的回忆与解释。对一些他确实回忆不起或确实不了解的情况,我酌情根据查阅史料所得加上了注释说明。
这个回忆录的初稿整理好以后,我传到阳增泰子女的邮箱,他们打印出来后,他认真进行了审读修订。2014年春节,阳增泰夫妇重返重庆故地,在走亲访友中,他夫妇二人专程来到我家,送来了他的修订稿。我还请来了文革中重庆反到底派的主要负责人李木森,两位当年重庆大武斗中“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当年在各自的派别里指挥武斗,把对方当成“国民党”来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相互却只知其人,从未见过面(李木森参加过两派停火谈判,阳增泰没有参加过;李木森进入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阳增泰没有进入任何一级革命委员会)。在我家里,这是他们“内战”结束几十年后第一次见面,也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至今还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但是,即使那些认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人,也没有谁能理直气壮地肯定文革中的武斗,特别是像重庆当年两大派这样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即“全面内战”。因此,许多当年武斗的参与者特别是决策指挥者都回避甚至否认那段曾经亲历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阳增泰的这个回忆录就成为不可多得的亲历者回忆史料,为研究文革特别是文革中的大规模武斗(全面内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我在为李木森的回忆录《亲历重庆大武斗》所写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觉得,对李木森这样的当年风云人物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他们亲历过的那段历史,而不是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和认识。只要他们能把那段历史如实写下来,就是对后人最好的交待。至于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和认识,尽可以交给其他人或后人去完成。当然,若能同时对历史有足够的反思更好,这必然有助于更真实、更深刻地记叙那段历史。但是,在许多当事人都还不愿开口,不愿正视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能苛求于他们吗?”
我的这个认识,也同样适用于阳增泰的这部回忆录。

2014年5月29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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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写给历史的交代——
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选读)

阳增泰 回忆
何 蜀 整理、注释

按:本篇节选自《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第四章“‘武卫’战场乱像”。

组织攻打工业校

经过一番努力,枪支弹药等都有了一定的准备,在7月25号,我们向工业校发起了进攻。
要打工业校,拔掉小龙坎至牛角沱公路边上这颗“钉子”,我们早在6月份就订下计划了。但是那次“六一八”行动因缺乏经验,指挥官与武斗队没有建立起应有的联络,导致莫名其妙的流产,我和申平两个前线指挥官还差点成了给别人送上门去的俘虏。但是在那之后,拔掉工业校这颗“钉子”的念头一直没有从我们的思想中消失过,只不过是在寻找有利于我派造舆论的时机罢了。
1967年7月7日,我被任命当上革联会武卫司令部的司令后,周家瑜又一再提醒,叫我不要忘掉“拔钉子”的事。
7月20日,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有关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表明了中央对武汉事件的明确态度。重庆两派和驻军都按照中央定的调子,纷纷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愤怒声讨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罪行。
24日,八一五派的游行队伍在经过化龙桥地区时,遭到工业校砸派武斗人员的拦截和袭击,还扔了自制燃烧瓶到游行队伍的车上,致使有人受了伤。好几个单位打来电话,向革联会汇报,强烈要求进行还击。有的单位武斗队还跑到革联会来请战。
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带着强烈的复仇情绪,马上召集在革联会的段德昌、姜永荣、唐忠明、朱远容 、谢思全、刘万秋、蔡明训、杨国民、冯卫东、黄竹然(干果公司职工)等开会研究,决定于当晚开始拔除工业校这颗“钉子”的行动。
那天晚上刚好化龙桥街上在放映露天电影,外来人员比平常多得多,这给我们的调兵遣将行动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晚上8点,我同谢思全先到朝阳厂,化龙桥地区指挥部的陈卫、老袁等已经在这里等候着了,他们把几个已经主动前来的群众组织头头召集起来,随后又来了一些得到通知的单位的头头,共有16个单位的近20个头头。
我们在朝阳厂办公楼二楼护厂指挥部(原保卫科)开了个会,我再次询问了当天发生冲突的情况,我不需要作什么动员,大家就已经是摩拳擦掌急于参战了。当我提出通报各单位能够参战人数的时候,各单位都踊跃报名,报上来的参战人数是:
化龙桥指挥部——80人,
朝阳厂——40人,
阀门厂——20人,
化龙桥水运站——10人,
二机校——40人,
机制校——200人,
二十中——50人,
石油校石油兵团——80人,
石油校大庆公社——50人,
五一技校——200人,
长安厂20团——50人,
江陵厂65团——50人,
巴山厂2103团——40人,
机械兵团——37人,
金属兵团——24人,
人交公司造反军二分团——27人,
六中32111战斗团——40人,
合计一千多人。
会议按朝阳厂的胡友年、郭峰等人绘出的工业校作战地图,标明火力点和可能埋有地雷之处等内容,让大家按图讨论进攻方案。最后确定从三面包围——
第一路由郭峰、刘德胜带爆破队和二机校等单位从正门主攻,他们带冲锋枪一支,和日光灯管制作的土爆破筒及钢钎、大刀等武器,并负责对二中反到底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只准他们跑,不准他们增援工业校。
第二路由李华权带领化龙桥地区武斗人员,在红岩嘴阻击江北等处反到底的增援。
第三路由石油校、五一技校从山上直下,带单子弹道步枪和轻重机枪各一挺,进行火力封锁。
我要求大家:以武力包围,但不要武力强攻,主要是要求他们交出抓去的人和打人凶手。如果不交,还要进行挑衅,我们再反击,形势有利,就把它端掉,不利就撤。
会议上规定了参战人员标志:头上帽子有白圈或缠一圈白布条;联络信号,问是手电筒绕一圈,答是手电筒摆一下;口令是“追击”,回令是“胜利”;要求冲锋和撤退都听号声指挥。各路有两个通讯员向我报告情况和传达我的命令。我坐镇幼师楼上指挥。司号员周明全不离我左右。
一切部署完毕,各路人马到位后,我们从凌晨2时发起了攻击。
在正对工业校大门的方向,我们安排了一挺重机枪(坦克机枪),机枪手是巴山仪表厂的青年工人段天星,他是副市长段大明 的儿子。我嘱咐他,枪只往天上打,最多打到房顶上,主要起威慑作用,把他们吓跑了就行。不要伤到人。我们的目的不是打死他们的人,而是把他们赶走,拔除这颗“钉子”。
由于对方的广播大叫:“不怕死的就来吧,我们的地雷已等得不耐烦了……”我们的人不知虚实,都怕碰上地雷,不敢轻率前进。一直对峙到天亮,也未能攻进去。我们反而发生了不应有的伤亡:江陵厂一个青年工人被自己背的几根用日光灯管改装的燃烧筒不慎爆炸而严重烧伤,抢救几天后身亡。我们厂的郭峰被自己带去的日光灯管改制的土爆破筒炸断了一只手臂,成为残疾。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又怕驻军知道后前来制止,不能速战速胜,急打电话要重大来增援,但重大根本不听我的,要听周家瑜的,我又打电话到革联会作战司令部,要蔡明训马上找到周家瑜,向他报告,要周家瑜调兵增援。
7月25号早上,我看到工业校有许多人陆陆续续离开了校园,认为是被吓倒了,心想我们的威胁起到了作用。眼看9点过了,沙坪坝方面的援兵仍没有来,我就下令撤兵。
我们的队伍撤离后,我已经要走到朝阳厂了,这时周家瑜调来增援的部队五六百人才来了,这些人是重大301部队(专业武斗队)和沙区红联的武斗队。他们听说我们已经撤退了,大为不满,纷纷要求再打回去,有的还说:“你们不打我们打!”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提出,把战地指挥权交给重大301的司令 和沙区红联袁万俊,我对他们说,我要回厂里休息一下,从昨晚到现在已经搞得又饿又累了。
后来听说,他们于10时向工业校发起第二次攻击,攻击队伍先用土制喷火器进攻,把楼下的窗框打燃后,又被窗内的人用灭火器扑灭。火攻没有起到作用。
但这次进攻又出现了伤亡:重大一个学生在前边拍照,被对方的小口径步枪当场击中头部死亡。消息传出后引起我方人员的震惊和愤怒,因为头天晚上我们开枪都是朝天打,朝房顶打。现在他们竟然朝人打,这把大家都激怒了。
重大301部队司令派人跑到朝阳厂来找到我,向我通报了这一严重情况,并且提出,重大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他们带了炸药来,要我下命令,用爆破办法把工业校的楼房报销了算了。
但我没有同意。我看到情况严重,不能不再到现场去看看。当我返回幼师去了解前线情况时,攻击队伍已冲进大楼了,实际上校园里并没有地雷,大家胆量就更大了。里面的人也没怎么抵抗,不敢露面,外面攻击的人就组织人搭梯子爬上房子,从楼上往下压,逐屋搜索,将工业校全部占领。
这一仗,双方都有伤亡 。听说我们抓了对方上百人,全部押回重大去,怎么处理的我不清楚。
当俘虏押走,我们一些人在打扫战场的时候,驻军的制止武斗小组从工业校后面山上下来,把我们的人劝走了。据说因此有一些躲藏在山洞里的砸派这时才出来,逃过了我们的抓捕。
这次武斗以后,我们大造舆论,为自己进攻行为辩护,说是为化龙桥革命群众“除害”,宣传我们打得“有理”。
所谓“钉子”拔掉了,但山城重庆的武斗从此也升级成为动枪动炮的现代化战争。

混乱的杨家坪战场

这时,江青有关“文攻武卫” 的讲话已经传遍全国。参加武斗的人们哪个不认为自己是在自卫?于是都有了合理的依据。
1967年7月底到8月初,大坪、杨家坪地区两派动用现代化武器,发生了十分激烈的武斗。建设厂反到底军工的“红大刀”等组织武器优良,战斗力强,建设厂八一兵团6657团本来是在厂里掌权的,却被打得节节败退,其占据的单身职工宿舍,著名的“弯弯大楼”,在双方激战中被烧毁,6657团被迫撤出。杨家坪地区的三十五中、二十中、卫校的八一五派都相继被赶出了本单位。
这些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听到后,复仇的情绪更加高涨。
8月1日,建设厂八一兵团的头头周荣华和潘某等来到革联会求援,我同周家瑜等在交际处一号楼会议室召集了八一五派的全市武斗指挥人员会议。
这次会议没有怎么争论就一致通过了一个作战计划:为了给建设厂6657团解围,同时借此机会一举控制建设厂,以取得该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解决我派缺少优良武器的困境,组织多路人马,集中优势兵力,拿下建设厂。会议指定建设厂的潘某和姚永年(外号姚二炮)为武斗前线指挥官。
会议开完后我又处理了其他一些事情,很晚才休息。深夜4点钟左右,我睡意正酣,被司令部值班的蔡明训从睡梦中叫醒,他向我高兴地喊着:
“报告好消息!”
我迷迷糊糊地问:“啥子好消息?”
他说:“建设厂拿下来了!”
我有点不大相信,问他是谁告诉的,他说是唐忠明在2号楼打电话告诉的。
我还是有点不大相信,那么重要的建设厂,反到底派能这样轻易就放弃吗?我马上又打电话问唐忠明是哪里来的消息。唐忠明说是公安总部的电台告诉的。应该是可靠消息。
我当然很高兴,马上叫蔡明训等打电话通知各兵团总部去建设厂提枪。
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有些总部就打电话来了,不是报告好消息,而是骂我们革联会作战司令部乱传消息。
随后一了解,才证实并不是建设厂拿下来了,而是负责给打建设厂的队伍带路的潘某大概是临阵畏怯,没有去。各单位武斗队到了杨家坪后,没有统一指挥,无人带路,像没头苍蝇一样乱作一团。空压厂的头头方文正见此情况,灵机一动,就召集各队负责人碰头,提出将队伍带去打空压厂……
因电话不通,当时革联会作战司令部与下属各单位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通讯联络,作战司令部一点情况都不了解。不知怎么就把“空压厂拿下来了”误传成“建设厂拿下来了”。有的单位听说这个“好消息”后,急忙派车去提枪,结果汽车开进了反到底派的火力控制区,遭到枪击后发现情况不对才赶紧倒了回来。
随即我又听说,我们朝阳厂2007团的头头李华权在参加打空压厂时肩胛骨被子弹打穿,胡瑞明胯下睾丸被打掉一个,都住进了七医大救治。我急忙叫了车赶到七医大去看望他们。他们也给我讲了当时现场的混乱情况。
更为严重的是,在打空压期间,发生了空压厂八一兵团枪杀俘虏的恶劣事件。
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也完全想不到,这一事件后来会给我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成了八一五派内部某些人暗中整我的一个借口。

在工学院前线指挥部险些中弹

1967年8月3号下午,周家瑜到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来找到我,他问:“上前线的电台准备好没有?”
我说:“还没有。好久走?”
他说:“越快越好,不然那边说我们当头头的怕死……”
我赶紧叫杨忠富把电台准备好,上前线。
他问:“什么时候走?”
我说:“越快越好。”
他回答:“可以可以。”
杨忠富很快就把机器准备好了,对我说可以走了。我就叫蔡明训找刘乾均(重庆市交通局汽车修理厂工人)把中吉普开过来,给杨胡子(杨忠富的外号)装电台。
杨忠富办事很能干,在准备上前线的同时,还调了邮电八一五的王思贵、郑贤芝二人到国防工业政治部来负责电台报务工作(后来我曾起草过电报交郑贤芝发给师专,内容是询问前线情况)。
那天杨忠富另外找了邮电的陈国安、何启群和他一道上前线。为了保证通话不误,杨忠富行前还和王思贵在放电台的桌子上编好了密码,并决定晚上24时正式通话。
一切就绪后,我很满意,对杨忠富说:“你们先走一步,我还有点事,晚一步来。”
我晚走一步,是周家瑜在国防工业政治部找我们开了个小会,在新设电台机房隔壁一间办公室里,参加会的有杨大渝、朱远容、蔡明训、杨国民等。周家瑜主要是向我们通报了所得前线情报:建设厂八一兵团、二十中、三十五中、机校、卫校等已被赶出,工业学院吃紧……大家研究后,决定周家瑜、阳增泰,唐忠明、朱远容等人上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后作出下一步部署。其他的人留下,随时随地同我们保持联系。
晚饭后,周家瑜、唐忠明搞到一部汽车先走了。我和朱远容到市委机关总部车队去借了陈师傅开的一部米黄色轿车,前往我们所说的“前线”。因为从各方得到的消息是凶多吉少,前线情况十分令人担忧,临走之前,我大声对留下的人们说:“如果我这次‘光荣’了,请在我的坟上送一个花圈!”
按照约定,我们没有直接到杨家坪,先到沙坪坝师专碰头。周家瑜他们先到,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和朱远容就到师专指挥部(生物大楼二楼)去,当时我不知杨忠富他们到没到,就问在师专负责八一兵团野战部队的汤少成:“装电台那部车来了没有?”汤少成叫我跟他去看。
结果就在办公室隔壁房间里,推门进去,就看到机器早已安好。杨忠富看到我进来很高兴,给我说:“听说去空压的路不通,我们联络的时间又要到了,在汤司令的关怀下,就把电台架起来了。”
我表示满意:“可以可以!”
8月4日,我们从城里到师专的这几个人,与原在师专的汤少成等人一起,在生物大楼一楼(汤少成睡觉的房间外间)开过一个小会,时间比较短,主要是进一步了解前线情况。因师专的人都说不清楚,就决定马上到石坪桥前线指挥部再研究。我印象中,北碚捍红总部的头头汤大华 也参加了这个小会,我也在此第一次认识了汤大华。
当时汤少成还给我提出要重机枪子弹。会散后,我就到二楼电报机房,用铅笔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交杨忠富发国防工业政治部段德昌、蔡明训、杨国民,大概内容就是要他们设法解决一批“大花生米”速运师专。
下午,我和周家瑜、朱远容、唐忠明等头头及其他一些人坐车到了石坪桥的前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建筑公司楼里。我们一下车,就有人迎上来,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我有些措手不及,很不好意思地接住了,心里很是感激这些热心群众。我这才注意到,马路上有不少支持八一五派的群众,端着煮好的饭菜、热茶,在慰劳我们的武斗人员。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里很有“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感觉。后来才知道,其实两派的武斗人员都有赞同其观点的群众在支持、慰劳。
石坪桥指挥部的人说,工学院还有一个前线指挥部,那里是最接近杨家坪前线的地方,是工学院的武装部长夏德科 在坐镇。
天黑以后,我们几个头头就由一队武装人员带路到杨家坪前线,转来转去,从一处破墙洞钻进去,到了工学院。
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我们会见了已经听人们多次提到的工学院前线指挥夏德科,这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干部,人们都称他“夏部长”,但我当时并不清楚他是什么部长,只听说是武装部长,后来才知道是教务部长。我们进去时,他正在指导一些武斗人员如何在窗口向对方进行射击,同时保证自己的安全。
周家瑜和夏德科是认识的,他俩相互握手后,周家瑜向他介绍了我们几个人,然后夏部长带我们另外找了一间小房间,开了个临时现场会。他给我们介绍了情况,又带我们到外边去查看地形,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师大概是他的秘书,一直紧跟在他身边。他介绍战场情况时,那个老师有时还会拿一块小黑板按他要求画出示意图。
我们商量了如何防守和夺取建设厂制高点清水池的计划,以及如果战事不利如何撤退的办法,还规定了撤退时由指挥部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朱远容带去了一支信号枪交给他们。
研究之后,我趁他们在给参战武斗队头头作布置的时候,独自走到大楼走廊的尽头去,从走廊尽头的砖墙角落探头出去观察对方情况,没有看到一个人影。我刚缩身回来,就听到“啪”的一枪打过来,刚好打在我刚才探头的地方,把那一处砖墙转角的红砖打掉了一角。我暗自吃惊:好险!心想对方一定是个神枪手。
在前线指挥部这天晚上,我曾看见空压厂八一兵团的头头姚安民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用两部坦克电台在指挥坦克向清水池制高点的1号、2号、3号阵地进攻。
第二天,8月5号早上,我们正在夏部长的前线指挥部策划攻打清水池,打算一举夺回建设厂的计划时,周家瑜收到一封发给他的电报,要他马上去警司,警司首长要接见。于是他就提前离开了。
我们计划8月5号上午10时发起总攻。这时我接到师专汤少成发来的电报,说“大花生米”缺,城里不给,要我亲自去解决。大家同意我回去调运子弹。
于是我坐上陈师傅开的米黄色小车,用100码的速度回到师专,与汤少成接头问明情况后,再进城到革联会作战司令部。
我回到司令部才知道,几天前还出了一件事:他们运子弹时,反到底派在上清寺工业展览馆打伏击,把坐在一辆车上的机校驻革联会联络员向东(袁明弟)打死了。

郭一民的态度让我火冒三丈

8月5日下午,我亲自从城里押运了十万发重机枪子弹到师专。
我在师专意外见到了从杨家坪前线回来的唐忠明,我问他开始总攻后的前线战况。他把我叫到一旁,低声对我说:“可能内部出了问题……”
据他讲,本来当天上午10时我们向清水池发起总攻后,1、2、3号高地已陆续被我们拿下,指挥部正在研究向纵深发展,不知什么人却打了撤退信号弹,造成全线败退下来。唐忠明看到后,想阻挡也阻挡不住,汽车全开跑了,他都是走路回师专的。他说,到底是谁打的撤退信号弹,到目前也不清楚。
就在这天深夜(6日凌晨),驻渝部队督促两派代表 于8月6日零时40分达成《关于立即全面停止武斗的协议》,决定于12时正式停火。
得知停火消息后,我同唐忠明、朱远容赶到警司,白副军长和省革筹刘、张派来重庆坐镇的郭一民 出来接见了我们。我们汇报了停火协议被撕毁、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继续向我八一五派开枪开炮进攻、我们许多单位的人员都被迫撤离等情况,我们要求立即派部队把双方包围起来,收缴武器,制止武斗。
在我们激动的诉说中,郭一民一直用冷冷的目光死死盯着我们。听我们说完后,他摇头表示不同意我们的说法。我们要求派部队占领当时两派武斗争夺的地方——清水池1、2、3号高地,隔开两派,由部队控制为中间地带,使停火协议起到真正的停火作用。郭一民还是不同意。他还带着明显的倾向性向我们提出质问,“到底是他们先打你们,还是你们先打他们?到底是谁在破坏停火协议,我们还要调查。”
我们听他这样说,顿时火冒三丈,我抓住郭一民说:“好,那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到杨家坪前线去现场调查,看到底是谁在进攻……”唐忠明和朱远容也上来,对郭一民拉的拉,推的推,要他跟我们走。
警司首长赶紧过来把我们劝解开了。
我想,郭一民的态度十分明显是偏袒反到底派的。这样看来,还是只有凭实力打了。
其实,当时两派谁都不愿意真正停火,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己有群众,有后台,能打赢。

“八八海战” 与朱荣龙之死

还在刚拿下工业校后,我们就得到情报,说砸派在望江厂组建“舰队”,要来进攻红港。
红港就是重庆的水运大码头朝天门,文革“破四旧”时改了个革命名字。这里是八一五派港口兵团、长航兵团控制的地区,还有不少重要的国家仓库。我想,决不能让红港落到砸派手里。于是我就和姜永荣、杨国民、段德昌三人去到红港,找到长航兵团朱荣龙,港口兵团李习玉,水运兵团姚安国等头头开会,商量决定成立我们的“舰队”。
商定后,我回到革联会作战司令部,叫办公室人员打电话给长安厂,把八一兵团20团的朱显万、许世明等头头找来,经过协商,朱显万同意在7月27号晚上,由长航兵团派船到长安厂江边码头,由他们20团组织武装护送二五炮等武器上船,运到红港组建“舰队”。
可是没想到,到了那天晚上,长航兵团的船到了长安码头后,左等右等不见来人,那时既无电话又无手机,无法联络。等他们垂头丧气回到红港,才找个电话打去询问,结果那边居然说不知道安排护送的人到哪里去了!
我们组建“舰队”的计划就这样落空。紧接着就发生了“八八”红港事件: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头头邓长春 在望江厂组建的“舰队”,从长江下游一路打上来。打到红港时,我们这边根本无力对抗。邓长春的“舰队”中那艘主力船望江101号,原来就是国民党军阀混战时刘湘的军舰,后来被改成了望江厂的交通艇,这时又被反到底派将它重新武装起来,恢复了“军舰”的本能。他们在船上两头都安装了可以连发的三七炮,这本来是用来支持越南打美国飞机的高射炮,用作平射,火力极强,虽然那天打出的炮弹都是不会爆炸的试炮用填沙弹,但是也把红港的建筑物打了不少洞,伤了不少人。
被激怒的长航兵团头头朱荣龙,驾了一条船从嘉陵江这边开出去,他船上只有一挺单管的127高射机枪,还没有固定好,打起来根本无法控制。船身也没有像反到底派的“舰队”那样加焊钢板作为保护,只是堆了些沙包。但朱荣龙可能是太冲动,什么也顾不得了。他的船还没有靠近,便已经被对方的炮火击中,他身负重伤后,继续驾船向对方冲去,似乎是想学文革前上映的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最后驾船冲撞敌舰的壮举。但他的船在离对方还有几米远的地方就沉下去了……这些情况是后来我参加朱荣龙的追悼会时听他们讲的。朱荣龙比我大几岁,对他的死我非常悲痛。
为了报仇雪恨,我下令把工业学院那挺原打算反攻建设厂清水池用的四联(四管联发)高射机枪调到红港去,准备等邓长春的“舰队”返回时狠狠打它一下。
但是等了几天都没有见它返回。复仇计划落了空。

攻占嘉陵厂

在建设厂武斗和“八八海战”接连失利后,我们很空虚,也很紧张。这时二钢、嘉陵厂不断告急,三番五次求援。我们认为当时沙坪坝正处在包围之中,十分危险。在我们这派头头中,产生了两种思想,一种是守,就是死守石坪桥,不能让砸派的势力从杨家坪再往沙坪坝方向扩展;一种是退,就是跑到北碚,准备上华蓥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革联会作战司令部于1967年8月9日在师专召开了形势分析会。会议由我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一个教室都坐满了。其中我认得记得到的人有:袁金梁、唐忠明、朱远容、吴庆举 、汤少成……
吴庆举在发言中提出:我们现在武器不行,大多是抢武装部的老套筒,而砸派那边主要是半自动,火力比我们强,我们虽然手中也有127、145机枪 ,但是缺少子弹。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把嘉陵厂打下来,解决127、145机枪缺弹的问题,这样就可以弥补我们在武器上的缺陷。
当时,在重庆市内的八大兵工厂中,长江电工厂是与建设机床厂配套生产半自动步枪子弹的,嘉陵机器厂是与长安机器厂配套生产机枪子弹的。长江厂现在被我们占领了,但我们有弹无枪。嘉陵厂的生产区现在被反到底派占据着,我们若不争夺过来,我们从长安厂得到的机枪也会因缺少子弹而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会议听了吴庆举对形势的分析后,经过热烈争论,都同意了吴庆举“打嘉陵”的提议,特别是二钢最积极,袁金梁兴奋地大叫:“只要打嘉陵,我二钢拿出十万元作后勤开支!”
最后制定出一个“三面包围嘉陵厂,拔掉钉子,打通沙区到北碚路线”的计划。会上,大家选了吴庆举担任攻打嘉陵的总指挥,我和唐忠明、朱远容、袁金梁、汤少成为副指挥,袁金梁负责后勤供应,汤少成在师专负责兵力调度和同革联会直接联系。我同唐忠明、朱远容协助吴庆举到二钢前线指挥部执行攻击任务。
8月12日晚上,我们到达二钢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吴庆举把二钢和嘉陵画的作战地图拿出来,分了四个战区:进厂门左侧制高点,办公大楼,水塔,和厂后的制高点挂榜山,并分别编了号。
在攻击发起前,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嘉陵厂砸派用了大量炸药做很多地雷,是用电雷管引爆,如果我们攻进去,会有被炸的危险 。据了解,嘉陵厂的电是通过二钢输送进去的,吴庆举把兵力布置调度后,命令二钢截断输送嘉陵厂的电源。
吴庆举的兵力部署是:二钢2307造反团和嘉陵厂八一兵团2301团打正面主攻,二机校打后侧攻。其余配合作战,坦克随时听从调动。吴庆举在指挥部把兵力调配宣布后,决定下半夜拂晓发起总攻。
大家走后,我和唐忠明、朱远容显得无事,吴庆举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因天太热,那时连电风扇都没有一个,我们就在屋外露天搭起凉板简单睡下。这时大概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
睡了没一会儿,天还没有亮,我们被吵醒了,仔细一听,才知道是进攻已经开始了,但是作战地图与实战相差较大,队伍互相配合不力,造成伤亡大,进展小。负责率队攻击水塔的嘉陵厂头头赖德涛从前线下来,说水塔前沿阵地已拿下,但水塔和办公大楼的火力很强,队伍受到损失,无法前进。他要求吴总指挥调后备力量增援,或者要吴庆举亲自上前面火线去看一下。两人大吵大闹,赖德涛手里还拿着一支手枪乱舞。他骂吴庆举是“瞎指挥”,吴庆举也不服气,发怒说:“我是瞎指挥?那你来指挥嘛!”
我们三人赶紧上前劝解。我还生怕赖德涛手中的那支手枪指指戳戳时走火出事。吴庆举经我们劝解,气呼呼地说:“不想干了!哪个能干哪个来……”
大家又好言相劝,作了一番抚慰。歇了一会儿,他提出要我们三个副手代他去火线看一下。他去调动坦克。
随后,由吴庆举调来的三辆坦克 作前锋,再次发起攻击,总算拿下了进嘉陵厂大门左侧的制高点。
这时天已经大亮,我和唐忠明、朱远容三人,在赖德涛的引导下,到了水塔战区第一线,我们走到了山脚下一间小屋,发现一具尸体,问是怎么一回事。在场有一个人说:“是砸种,他一个人打三挺机枪,亡命得很。我们攻击受阻。有几个同志绕道接近他的地堡,趁他背朝我们用那边那挺机枪时,我们搭人梯上去把他干掉了。”
我们听了,表扬他们打仗善于动脑筋,想办法,要他们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说话这个人忙说不是他干的,干的人已冲进去了。
我们又爬上水塔地堡,看见地堡专用电话已被打烂。
这时守在办公大楼的反到底派人员,因见大门左侧高地和水塔高地已被我方攻下,他们就撤走了。全厂除厂后的制高点挂榜山外,基本由我派控制。
我们三个跟随老赖等人向纵深前进。走到变电站外面时,有人叫我们去看,看见变电站里里外外埋了很多疑似地雷的东西,我想,幸好断了电,没有炸。
退守挂榜山的反到底派还在向这边不断射击。为了整个战斗的彻底胜利,我们三人又将唯一的一辆四联高机调过来,集中火力攻挂榜山。终于把挂榜山的机枪打哑了。
这时,我得到报告,说砸派的人员纷纷乘坐大小船只往嘉陵江对岸抢渡逃走。我们打高机的是建设厂的陈师傅,他问我打不打那些渡江的人,我问他:“高机可以往下打吗?”
他说:“可以往下5度打,打到河里不成问题。”
我说:“算了,不打他们。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他们赶走。只要把他们赶走了,我们拔除钉子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我们三人返回指挥部时,吴庆举已不见了,听说他已坐坦克回重大去了。指挥部也搬到二钢家属区去了。
这时在河对面的反到底派为了掩护他们的人撤退,也为了报复,用三七炮往这边猛轰,把办公大楼打燃起火,大家正去救火时,火把里面存放的很多子弹引炸了,烈火中只听得一片噼里啪啪的子弹爆炸声,弹壳满天乱飞,谁也不敢接近一步。眼巴巴看见大楼烧掉,剩下一堆废墟。
当办公大楼还没有燃烧完时,江对面又打过来三七炮,把一个仓库击中起火,仓库中又有不少127和145子弹爆炸。
8月14日晚上,嘉陵江对面反到底派的三七炮弹不间断地飞向嘉陵厂的水塔和各交通要道。为防止对方组织反攻,我方从二钢厂江边用重火力封锁了江面,对方无法反攻,只好隔江打炮报复。
——————————————————————————————————
【编读往来】

晓庄来信谈43期周伦佐文章并提一问

43期当中我最留神读的是周伦佐的随感。能像他这样从思想体系上分析评价一本书稿的不多,感觉很新颖。这篇随感对原著作者提出的几点意见,每个都是认知的关键所在,太精彩了。
文革时期,甚至整个红朝60年,几亿人民的智商,除了极少数外,都是二傻子二杆子水准,智商低得可怜。我非常赞同周的第一点意见。原作者太高估六亿五千万人民在文革中的智商了。
尽管很欣赏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但也有疑问:“现代性是反道德的”,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里的“道德”及“现代性”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周把反道德当成弊病来看,妥当吗?当社会向前迈进,生产力水平飞跃发展,关于道德的概念也不会一成不变。人类社会的各类“约定”和观念,所谓的道德标准,势必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这能算是弊病吗?人类的思想意识,只能跟随身边自然的,物质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任何试图用一种思维标准,固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这种变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世界,除了变是不变的之外,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不变的,道德,亦不可能例外。很希望多了解一些作者相关思想。

周伦佐回复晓庄所问

感谢这位读者的来信。
简答提问如下:
一、西方近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所批判的那些人性丑恶和社会丑恶,当下中国除专制主义毒瘤(这是非现代性的)之外的那些社会祸害——官场腐败、道德败坏、贫富分化、生态灾难……,都是现代性弊病。这些病症归根到底都是现代性的人文核心——个人主义所包含的利己性、物欲性、贪婪性、占有性、掠夺性、破坏性、腐化性,未能受到法治防范、舆论引导、学校教育、道德约束而泛滥成灾所导致。它们(包括破坏生态环境)肯定都是反道德的。
二、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进程是自发而无参照的,其中挟带的疾病也是原发性的,人们预先不知道,引发许多社会道德灾难以后才逐渐进行治疗,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才基本解决。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是后发而有参照的,其中挟带的疾病也是继发性的,预先就知道而且可以减轻甚至防止;可是由于制度障碍、当局渎职、世人疯狂,不仅完全丧失后发优势,反而青出于蓝胜于蓝,灾难性后果超过西方国家很多倍。现在连人类生存最必需的三大自然要素——空气、水源、土壤都污染殆尽!自然伦理都反了,还不反道德吗?
三、什么是道德的内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外经典读物、世界各种宗教、父母老师口中一再告诉我们那些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它们内化为我们第一自然行为本能之后的第二社会行为本能,规范着我们一生不可逾越的行为底线。人类和人生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只会积淀而不会改变。难道四大宗教提出的那些黄金律条可以而且已经改变了吗?
四、当我说当初没有使用这个理论范式的原因之一是觉得它暂时不合时宜,就是因为人们的思维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我如果说许多问题其实是来自现代性本身,专制制度只是加重了这些问题的灾难性,人们一定不能接受,甚至可能愤怒。
五、这位读者希望更多了解我的相关思想,可进入谷歌输入我的姓名进行搜索,可看见我其他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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