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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四十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12月30日第44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刘殷农 刘殷农回忆录(节选)
书海泛舟 阳增泰 《写给历史的交代 ——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前言 陈益南 激情与苦难并存的历史,断不会默然无痕——阳增泰回忆录序 周孜仁 记住,并记录下来——序阳增泰《写给历史的交代》 何 蜀 阳增泰回忆录整理后记 阳增泰 《写给历史的交代 ——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选读)
编读往来 晓庄来信谈43期周伦佐文章并提一问 周伦佐回复晓庄所问 —————————————————————————————————— 【生逢乱世】
刘殷农回忆录(节选)
刘殷农
按:本篇节选自刘殷农正在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的长篇回忆录。 刘殷农,1939年生,云南昆明人,文革爆发时为昆明市公安局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参加造反,为“八二三”派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后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文革结束后被关押审查,于1982年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满出狱后一度经商谋生。现居昆明。
前言
我今年七十有五,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幸存了七十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三岁丧母以后,五岁时,遭遇车祸,小脑袋瓜差点被车轮压成西瓜瓣。这次大难不死之后,在漫长的七十年生涯中,灾难伴随着我,频频地把我推向死亡的边缘: 为了打捞被猎杀的岩羊,我曾被困在澜沧江湍急的漩涡中,经全连人抢救,才得以脱险; 为了抢修被国民党残部破坏剪断的电话线,我曾和通讯员冒着被伏击的生命危险,完成了两个班长拒绝接受的任务,而荣立了三等功一次,队前嘉奖一次;(右图:作者近照。) 我还曾遇到枪在腋下走火,手榴弹在身边爆炸,竟奇迹般地毫发无损; 我曾和梁中玉将军乘坐伏尔加轿车,突然吱溜一声,轿车翻个四轮朝天,车内的五个乘客有惊有险,但都毫发无伤; 我在坐了十一年半的牢之后,好不容易回到昆明,骑着单车又被一位酒驾从后面急驶而来,将我从单车上撞飞出去五六米远,路人和车上的乘客均认为此人必死无疑,但我却从地上一个前滚翻爬起来,忙着去找撞飞的手表。经医院检查,仅左前臂骨裂和轻微脑震荡,交通队和双方协商后,肇事方赔偿了两千多元了事; 我在昆明做小生意,发了点小财,晚上为赶时间,自行车骑得飞快,因为那时没有路灯,万万没有想到在车水马龙的东风东路竟然会有一个窨井盖低于路面十多公分,我的自行车正好冲在坑里,就像马失前蹄一样,我被甩了下来,好长时间爬不起来,等爬起来一看,自行车的前轮已经变形成面包圈。按照现在规定,可以找有关部门索赔,但那时(一九八九年)谁来管?只好自认倒霉。 …… 我之所以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就是因为我这一生,大约平均七、八年要经历一次生死的坎。由此,我想到人的一生,确实不易,能苟活到今天,经历过如此多的生生死死,我倍感庆幸,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幸存者。 但幸存并不等于幸福。跟随着自己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勤勤恳恳地干了十年,没有为自己谋过私利,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私利。但是风云突变,一夜之间,革命革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 萌生写回忆录的念头,最早是在省看守所单独关押时(一九七九年),当时的气氛预示我,对我们的关押很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我正当壮年,不能无所事事,耗费光阴,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干,给后人留点什么,因此,决定写回忆录。 写回忆录写什么?最应该写的当然是文革!但是,不能写,因为每个星期看守所要查监,任何片言只字一经发现,立刻没收,不需要任何理由。 因此,决定写容易,但如何写出来并能保留在自己手上,才是最难的。不怕大家笑话,在看守所写的回忆录的初稿,为了逃避检查,曾经被我用塑料袋密封后,多次丢在马桶里,逃过了看守的搜查,最终带出了看守所,带出了监狱,带回了家乡昆明。 当初弥足珍贵的原稿,回昆明后却被打入冷宫。因为出狱后,首要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当时虽然很多同志和朋友都建议我把回忆录写下去,有的朋友表示愿意资助我。但是生存毕竟是人生的第一要素。因此,我决定先解决生存问题,回忆录以后再说。 时光匆匆,转眼已到了耄耋之年,健康也大不如前,大有这件事再不做就没有时间了的感觉。在战友和朋友的鼓励帮助下,几经周折,现在终于完成了初稿。我写这篇回忆录,为自己订了几条原则: 一、只写自己亲见亲历亲为的事,决不写道听途说的; 二、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决不虚构半点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 三、对于文革中两派的是非恩怨,近年,我和李毅(注:文革时为昆明医学院学生,“炮派”领袖)、方向东(注:文革时为云南大学学生,“炮派”领袖)都有过多次交往,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两派都是替罪羊,都是受害者。有了这个共识,两派还有什么可争的呢?
我曾经是一个“驯服工具”
“驯服工具”这个词曾经用来形容人。今天的人们有些难以接受,一个自由人为什么要去当“工具”,而且还要“驯服”!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提出“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经典论断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乐意地接受了,因为那时共产党有权利和资格说这话。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驯服工具,难道不应该吗?该书出版后,这句名言风靡全国,当时的青年人都以甘当党的驯服工具为荣。 我一九五八年入伍,一九六二年入党。由于表现优异,也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曾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荣立过三等功。战争时期,立功受奖很常见,和平时期要立功受奖是很不容易的。因我姐夫是国民党的空军少校而提干不成,在超期服役三年后,部队首长只好“割爱”,让我复员。复员后分到了昆明市公安局,又被安排到党委(政治部)工作,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一期结束后,二期即被提拔为工作组的副组长,当时工作组的组长都是由县团级干部担任的,老红军苟明先(军衔大校)即是我一期工作组的组长。(左图:当兵时的刘殷农。) 四清结束回公安局后,文革已经开始了,我又被昆明市副市长兼昆明市公安局长董丹修指定为昆明市公安局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这些经历只说明一点:我这个工具是相当驯服的。那时流行唱一支歌,其中几句歌词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态。 总之,我这个驯服工具正在被党组织当作接班人培养着。如果没有文革,我在公安局会顺利地攀升,混个一官半职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从一个驯服工具转换为一个造反者。
从当“特务”到写大字报炮轰省委
我为什么会造反,不是偶然的,是事出有因的必然的结果。 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拉开了文革的大幕,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更是让人们闻所未闻,昆明地处边疆,消息闭塞,加上交通不便,红卫兵来得较晚。但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昆明后,昆明的一些大中专学生也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去“炮轰省委”了。 我第一次见到北京来的红卫兵,是一九六六年的国庆,当时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方,工人文化宫大门口担任安全保卫,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有少数几位身着军装,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套的青年男女,高音喇叭介绍说:他们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特地安排为游行的前导。按照广播的意思,他们是贵宾。但是凭我的直觉,我隐约感觉到,省委并没有真正把他们当作贵宾,游行气氛也不那么祥和。 游行草草收场后,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被调到了市政府办公室,担负一件特殊的工作:接待来访的红卫兵,并将他们来访的情况写成简报呈报市委、市政府领导。 这段时间,从办公室领导口中听到了不少红卫兵横蛮不讲理,冲击机关,抢走机密文件等恶劣行径的消息,而我们的所谓对策则是怎样欺骗他们。我心想,毛主席都支持的红卫兵怎么会是这样呢?对他们怎么能用像对付敌人一样的手段呢?这段时间,我亲自接待过几起红卫兵的来访,发现他们并非如领导所言,既不横蛮,也讲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昆明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他们张贴的大字报贴满了现在名叫近日广场那一带,宣传车广播的尽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 就在这时,我又被调回了市公安局,由政治处领导当面向我布置了任务: 1. 从现在起,你直属局领导,工作情况不需要向处里、科里报告; 2. 你的任务就是收集昆明地区的文革动态,重点是掌握昆明百货大楼一带(市中心闹市区)大字报的内容和红卫兵的动态; 3. 你暂时脱离现在的工作岗位,不用坐办公室了,你的专业就是上街看大字报,听广播,晚上把看到的、听到的写成简报,一日一报。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就整天在街上转,听广播、看大字报,渐渐地我被他们所宣传的内容吸引住了。其中,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我的震动特别大。还有毛主席讲的“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林彪讲的“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内容都是我这个驯服工具从来也想不到的。 随着红卫兵到昆明人数的增加,昆明的造反火焰被他们煽得越来越旺,除学生运动外,厂矿企业的工人也在跃跃欲试。我的任务也因此增加了一条,就是掌握昆明市民的动态。 由于整天在近日公园周围转悠,常看大字报的一些人,面孔都熟悉了。一天晚上,当我走近一群人,想听听他们在议论什么时,其中一人突然提高嗓音对大家说:“提高警惕,注意狗特务的盯梢!”我一时被弄得非常狼狈,只好转身离开。 这一声断喝,警醒了我: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战士,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怎么就变成了狗特务呢?但仔细想想,自己所执行的工作任务,不就是特务干的吗?红卫兵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怎么一到昆明就变成了洪水猛兽,监视他们,自己不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了吗? 从这一天起,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剧烈的冲撞,最终冲出了桎梏自己的牢笼。 我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对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云南省委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个决定突然从脑海中冒了出来,写大字报批判省委! 支撑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是那时候国人皆知的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熬了几个通宵,写了一篇万余言的大字报:《炮轰省委》。大字报写好后,我又找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推敲,在我确定完全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时,便下定决心造反了。 我知道,我造反的后果,被捕是很有可能的。那时,我的二哥还在专州搞“四清”运动,家中只有老父亲,他那时已年过七旬,仍辛辛苦苦担负着昆明市民生街居委会主任委员的工作。我回家和老父亲诀别,我告诉父亲,我要做一件可能会惊动昆明市的大事,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这样做,是忠于毛主席,但对云南省委来说,我就是背叛。为了不让他们抓到我的任何把柄,我请父亲销毁了我家保存多年的两件文档,一件是:一九四九年昆明卢汉将军率部起义,昆明和平解放,姐姐通过熟人,从台湾经香港写给父亲的家书,这封信如果被搜查到那就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第二件是,父亲在解放前,约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托人在上海买过美国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价值十万法币。记得父亲曾对我讲过:“国无长仇,总有一天,中美会建交,建交以后,美国人会来还这笔账的。”这份证书,如果被搜查到,也会被当作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铁证。 ——父亲的遗言有幸被老人家言中。改革开放后,这家人寿保险公司回到了上海,凡能出具有效证书的均得到了章程规定的巨额赔偿,这就正应了民间说的一句俗话,命里有的终该有,命里无的莫强求。 安顿好家事后,我坦然地到昆明医学院找到了南下红卫兵。他们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南下造反兵团,得知我的来意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安排多人分头抄写我的大字报,当天晚上八点,在近日公园的宣传车郑重播出了。我混在人群中,听完了广播,播音员的普通话很标准,不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加上其它广播车也自动停止了播音,广播效果很好,现场一片肃静。 听完广播后,我如释重负。回到公安局,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管他春夏与秋冬”,倒头便睡。
阎红彦之死的时代背景
一九六六年,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神州大地上发生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大事。在云南,文革中发生的第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事,就是开国上将阎红彦自杀。 作为“封疆大吏”的阎红彦为什么会自杀,很多人都感到茫然。笔者见闻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现本着还原历史真面目的目的,将当时所知的一切回忆出来,奉献给读者。 阎红彦,时任第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官已经很大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呢?这对当年以至今天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应该将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当时,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吹响了在全国各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随后,毛主席又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公开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有理。毛主席还亲自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方兴未艾。 作为边陲云南的省委书记阎红彦,这时已经到昆明市的检阅台(现东风广场)参加了由昆明市各大中专院校红卫兵召开的“彻底批判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十一月中旬的一次大会上,阎红彦当众承认:云南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没有犯路线性错误。这种把方向和路线分割开的辩解,引起了现场群众的嘲笑和愤怒,群众提出要推选代表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阎红彦只好同意。 大会当场推选了七位代表:桂尤喜、高仰义、郭红兵,以上三位均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赴昆人员,加上昆明的海可导(注:工人文化宫一般干部)、刘殷农、侯德勋、郑刚。以上七人由省委买机票,第二天抵达北京。 在北京近一个月时间,蒙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两次接见,代表们向总理汇报了云南文革的开展情况。总理的谈话内容很多,现在记得的主要有: 1. 对阎红彦把方向和路线分开的辩解,总理微笑说:方向和路线是一回事嘛,比如说你们来北京。如果方向错了,路线能对吗?不过也可以理解,在党内犯路线错误是很严重的。 2. 在我们谈到保皇派时,总理讲:保皇派名声不好,太刺激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建议我们用保守派。 3. 告诫我们牢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要搞大联合,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群众。并要我们尽快回到云南,和广大群众一道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最后,总理和我们合影留念,并由工作人员给我们安排了第二天的火车。 我们回到昆明后,在检阅台召开了群众大会,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并根据总理的指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各造反派组织共同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当时,云南的造反派没有分裂成两派,分裂是之后的事。(下图:1966年12月作者受“彻底批判阎红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主席团派遣赴北京,向中央汇报云南文革情况,在京期间受到周恩来总理两次亲切接见,这是其中一次接见后周恩来和受接见的三省代表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一人灰衣灰帽者为刘殷农。)
事发突然
在我们赴京代表返昆前,云南造反派已经前后几次召开过批判阎红彦的大会,元月三日召开的大会是阎红彦头天晚上在检阅台当着数万群众,口头保证一定按时参加的。 当数万群众按时聚集到会场时,阎红彦却迟迟不见露面,预定七点半召开的大会,等到了八点半,阎红彦来不来参加会议,仍无消息。当时阎红彦是以省委书记的名誉保证一定到会的,省委书记说话不算数,引起了到会群众的极大愤怒。 大会主席团这时面临一个应该怎么办的难题(当时我是主席团成员),有的同志主张一直等下去,哪怕等到天亮,等他个三天三夜,看他阎红彦来不来!但是广场上的群众已经不耐烦了,纷纷喊口号。 这时,突然有一位军队干部向我说:阎红彦这段时间一直躲在昆明军区大院内。我把这一情况通报了主席团的全体成员,有人就提议,既然阎红彦躲在军区大院,我们就到军区找阎红彦。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体主席团成员的同意。 “到军区找阎红彦”,完全是事发突然,没有什么预谋和策划。当时大家全凭着一股热气,根本没有人想过,昆明军区大院是军事禁区,卫兵不让进怎么办? 主席团作了决定后,由黄兆其(注:时为昆明工学院研究生,“八二三”派领袖)向大会作了宣布,阎红彦作为堂堂的省委书记说话不算数,无视数万人的要求,躲到军区大院,那么我们就到军区大院见他! 当时在检阅台的群众约有三至五万人,除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外,就是昆明地区工矿企业的造反派。临出发前,群众高呼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就这样,与会群众经北京路到护国路、靖国新村,到达了昆明军区大门。卫兵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也根本无法阻止这支汹涌而来的队伍,像洪水决堤一样,刹时间,大院内已是人山人海。 后来得知,阎红彦在得知群众要到大院来找他,已匆忙从大院内转移到小麦溪去了。群众进大院不久,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建功到院子里见了我们大会主席团的几个人,其中有黄兆其、方向东及几个首都红卫兵的代表,大意是说:阎政委虽然是昆明军区的政委,但他主要工作在省委,阎政委不在军区大院,我们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你们到军区来找阎政委找错地方了,希望你们退出大院。昆明军区担负着援越抗美等重大的战备任务,希望你们不要影响了战备任务。 我们的答复是:我们到军区来找阎政委是迫不得已,堂堂的省委书记当众作的承诺不算数,成何体统?我们到大院来也是军队的同志告诉的,只要阎政委出来,向群众道个歉,我们就退出大院。崔建功走后,主席团的成员作了商量,分析阎红彦会不会出来。多数人认为,根据阎红彦这一段的态度,他不应该怕见群众,应该会出来。如果阎红彦不出来,大家就在大院内安营扎寨,死等。
陈康被轰
当时大院内热闹异常,使我联想到有革命领袖讲过的,革命就是造反者的节日。整个大院内人如潮涌,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 很快就度过了进入军区大院的第一个寒冷之夜,大约早上八、九点钟,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将军突然出现在进入大院的群众之中,他满面笑容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此前,他的夫人郭青(开远解放军化肥厂驻昆办事处主任),公开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云南省委,所以群众对陈康抱有好感。他对我和围在周围的群众说: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阎政委确实不在军区,要找阎政委你们应该到省委去。 在场的群众七嘴八舌地说:“有人看见了,就在军区大院内,”“就是你们军区的人告诉我们的,阎红彦就在军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和陈康争辩起来。不知是陈康讲了句什么不得体的话,把大家激怒了,有人喊出了“陈康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的口号,得到了在场群众的响应,顿时上万进入军区大院的群众齐声高呼:“陈康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口号声持续数分钟,陈康很尴尬,也很无奈,只好在警卫员的陪同下,灰溜溜地走了。 主席团面对这个情况,召集进入军区大院的各大中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和各工矿企业的负责人开会。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场所,会场选在了位于昆明军区大院大门外马路对面的靖国小学,到会的约有两三百人,我和黄兆其共同主持了会议,会场气氛热烈,感觉就像过节一样。会议作出了几点决定: 1. 要把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军区大院尽快地用电报报告周总理,是阎红彦失信在前,我们才被迫进入军区大院的。 2. 阎红彦不出来,我们怎么办?我们轰轰烈烈进入军区大院见不着阎红彦,难道就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撤出大院?绝对不行,要在大院内安营扎寨,阎红彦一天不出来就等一天,一月不出来就等一月,一年不出来就等一年,要让省委明白我们的决心。 由于我刚从北京回昆,在北京又蒙周总理两次接见,所以由我执笔起草电报,电报是以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的名义报给周总理的。 散会后,会议精神很快地传达到了群众中。不久就有一些工矿企业用车送来了帐篷,充分说明了群众的决心。当时,大院内有好几辆宣传车,播音设备齐全,可向群众播放歌曲和讲话,其中有一辆是昆明工学院用大客车改装的宣传车,就自然而然成了主席团指挥车。
赵健民激怒了群众
下午,大约两三点钟,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出现在大院内,他主动找到了指挥车上,提出要见黄兆其和我。当时黄兆其不在,只有我和方向东及其他几位红卫兵。赵健民说他是代表省委来的,阎政委身体不适,由他代表阎政委来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不要干扰了军队的正常工作,有问题、有意见由省委来给大家解决。 我们讲:我们进入军区大院是被迫的,因为阎政委失信在先,答应来又不来,为什么不来,也不派有关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现在,阎政委没来,赵副书记来了,我们表示欢迎。怎么向群众说,请赵副书记在车上发表广播讲话。赵健民同意,广播员打开扩音器后,我向大家讲了阎政委因身体不适,由赵副书记代表阎政委和省委来和大家见面。 赵健民就在广播车内,用话筒开始讲话,讲了没有几句,在车外的群众就提出要见见赵副书记。当时没有周全的办法,一种选择是赵健民拿着话筒下车和群众见面,问题是有不安全因素,万一被群众挤伤,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二是赵健民由指挥车后的小梯爬上指挥车的车顶,这样群众都看得见,但又怕赵健民年老(当时,赵健民已满头白发),不便攀爬。我把想法向赵健民说了,请他选择。他爽快地接受了上车顶的选择。 赵健民上了车顶后,得到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但是有一个细节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正是这个细节导致了事情的急剧变化。宣传车顶上,安置着一幅毛主席像,赵健民上车顶后,站在了主席像前,屁股正好对着主席像的头,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大不敬的行为。他开始讲话,由于他不善和群众打交道,又没有放下架子,讲起话来指手画脚,现在只记得他当时强调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云南省委内,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云南省委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他是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出席了中央召开的有关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以党籍和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担保,不知道阎政委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并喊出了誓死保卫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的口号。 赵健民的讲话和在场的群众越来越对立,加上他肆无忌惮地在毛主席像前大摇大摆、指手画脚,引起群众强烈反感。被激怒的群众高呼:“赵健民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赵健民对“滚”很反感,用话筒大声地说,“我是堂堂的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副书记,我不会滚!” 这些话犹如火上浇油,顿时激怒了车下的大部分群众,从人群中递上了一顶纸糊高帽子,要我给赵健民戴上。当时在场的指挥部负责人只有方向东和我,对于给赵健民戴不戴高帽子,我个人是不主张戴的,方向东对戴不戴也拿不定主意。后来我对方向东说,不给他戴,我们给他来一个象征性的戴,我把高帽子竖起来,放在了赵健民的前面。这时院内的群众已经纷纷自动集合,整顿队伍准备用车子送赵健民去游行。 我当天因为正患感冒,发着烧,就对方向东说:“游行我就不参加了,你陪赵健民去吧,高帽子就别戴了,放在他面前,比戴上更起作用。”赵健民站在宣传车上,被大家带出大院游行去了。 游行结束后,方向东告诉我,群众反应很热烈,赵健民也安全回去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刚刚在车上高呼“誓死保卫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的赵健民,在得知阎红彦自杀身亡后,就匆匆在省委大院内贴出了揭发阎红彦的大字报。
阎红彦在小麦溪死了
次日凌晨,我在指挥车上休息,一位不知名的中年男子到车上悄悄跟我说:阎红彦躲在小麦溪。我不知小麦溪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是部队一个连的驻地,离昆明二十几公里,他向我保证消息准确。我找来了方向东,商议怎么办。我认为小麦溪离昆明二十几公里,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广大群众来说,是不可能去的,消息的准确性应该没问题,但也不能完全相信,大队伍出动扑了空怎么办?所以商量的结果是方向东自告奋勇,带少数人到小麦溪去探听虚实。他很快地找到了一家有车的单位,带上人匆匆出发了。 方向东出发后,喧嚣的大院一时平静了下来,当时正置严冬,昆明显得特别冷。不少群众生起了篝火抵御严寒。那时通讯相比现在落后很多,通个电话很困难。大约在拂晓时,方向东通过电话,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口信:“阎红彦在小麦溪死了!”为什么死,是谋杀或是自杀,一概不知。 当时在场的大联合指挥部成员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都不愿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到底死没死是首要的,其次才是自杀或是他杀的问题。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最后决定由我尽快赶到小麦溪确定阎红彦的死讯。 当时有一个单位的同志自告奋勇愿意开车送我到小麦溪,我就一个人坐在他的驾驶座旁,匆匆出发了。道路是土石路,泥泞颠簸,天亮后我赶到了小麦溪。 记得部队的营房就在路边,进入营区后,意外地见到了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他表情严肃地告诉我,阎政委死了。我问他,怎么死的,他迟疑了一会,语调沉重地说:可能是自杀。并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拿给我看,字条有巴掌宽,长条形,上面写着: “腾波,我是被江青、陈迫达逼死的,红彦。”(注:王腾波,阎红彦夫人。) 这封遗书实在是太震撼人了,至今历历在目。 随后,王副司令带我进了阎红彦死时的卧室,阎红彦静静地躺在卧床上,雪白的被褥加盖了军用毛毯,阎红彦面部表情安详,感觉就是睡着了一样,床头柜上有一个空药瓶,我看了标签,是“眠尔通”。 我和王副司令员看完现场,默默地走出来,我们都感到无话可说。我向王副司令员告别后,乘原车返回昆明。 阎红彦之死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就是一场灾难?我们进入军区大院并不是想要阎红彦死,是希望他转变立场,带领云南人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他的自杀使云南的文革变得复杂起来。一路上我脑子乱极了,昏昏欲睡,因为从进入军区大院那一刻起,三天三夜我没有合过一刻眼。
周恩来电召
我回到大院后不久,军区大楼内的值班员传出话来,要我接电话。我进入大楼值班室后,接过电话传来了黄兆其的声音,他告诉我,今天早上昆明军区向总理报告阎红彦自杀死了,我们怀疑阎红彦自杀可能有问题。我把到小麦溪后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并且特别谈了阎红彦的绝命书。 黄兆其讲阎红彦是否自杀我们请中央派法医进行鉴定,军区向中央报告了阎红彦的死讯后,中央决定派专机到昆明接我们大联合指挥部的代表赴京汇报,我们代表现正在机场等待总理专机,代表的推选原来有你,因你去小麦溪联系不上,加上你已经蒙总理两次接见了,所以我们这次决定赴京汇报你就不参加了,留在昆明招呼好进入大院的群众,等待我们到北京汇报。我告诉他不当代表我没有意见,希望他们放心去。(右图:黄兆其在专机上准备汇报材料。) 接完电话,我回到大院里,感觉天气奇冷,院内的群众较平时少了许多,有几处在烤火,我疲惫不堪,真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此时,海可导找到了我,他是我在部队时同一个营的战友,我贴大字报后,他是最先站出来支持我的人,又是和我同时赴京的代表,他告诉我住在43医院的一位老领导希望见见我,我虽然疲惫,但无法拒绝。我知道可能随时有事找我,只好交代指挥车上的同志说:我到43医院有事,有急事到医院找我。 我到医院后见了谁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在医院食堂吃了一餐饭,刚吃完饭就听见医院的广播在喊:“刘殷农同志,省委领导有急事找你,请到门诊大楼前见面。” 我赶到门诊大楼前,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同志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我是省委副书记薛韬,奉周总理命令,向你传达中央指示,总理专机就要到了,我们上车边走边说……”接着就把我推上了一辆小车。薛韬在车上对我说:“阎红彦死了,到底是自杀、他杀、谋杀,没有法医的鉴定,谁也不敢作结论。现总理派两名法医,乘他的专机赶赴昆明作尸检,专机马上要降落昆明了。周总理指示:尸检由三方面代表监督执行,王银山副司令员代表军队;我代表省委;你代表昆明地区群众,三方共同监督,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王副司令员已经去机场接法医了,我们现在赶到机场和他汇合,然后前往小麦溪。” 车行到老民航路时,遇到了王副司令员接法医的车,双方下车作了简单的介绍。两位北京法医自我介绍后,特别强调了总理对他们临行前的嘱咐:“你们到昆明后,要紧紧依靠昆明的造反派,现在省委有点说话不灵了。你们告诉刘殷农,你们两个工作任务的完成和人身安全我都交给他了。” 我听后很感动,周总理把这样的重任放心地交给我,我一定不辜负总理的信任和期望。 当时天上已经下起了雨夹雪,王副司令员他们坐的是辆中型卡车,一路上大家都不想说话,只有默默地赶路。到达小麦溪后,值班的战士向王副司令员报告,阎政委的尸体换了一间房子。王副司令员命令开门,房门打开后,我至今记得最清晰的是一股恶臭像热风一样扑面而来,叫人干呕不止,我看见阎红彦的手上和脸上已经出现了尸斑。 根据北京法医的安排,阎红彦被挪上了担架,抬上了卡车,对回昆明如何乘车,薛韬副书记作了安排。他讲:“两位法医在阎红彦担架旁乘坐,他们不能让尸体离开他们的视线,我和王副司令员也和法医在一起。殷农同志,刚才我看你呕得很厉害,你坐驾驶员旁边吧。我们现在直接到医学院附属医院解剖室,路上如果有人阻拦,是军队的,王副司令员解决,是地方的,殷农同志你解决。” 薛韬说完后,我们就出发了。到达医学院附属医院,车子直接开到了解剖室的门前,尸体很快被抬到了水泥解剖台上。阎红彦的外衣是军装,法医将他的衣服脱光后,我惊异地发现阎红彦全身约有一半的皮肤已经变成茄青色,少部份乌黑,肚子膨胀得像孕妇。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拍照,然后对我们三人说,可以解剖了,薛、王点头后,法医开始动刀。切口是从胃下方,法医大约用了十来分钟,将阎红彦的整个胃和咽喉以下的食管整个摘取出来,一手拿着胃,一手拿着食管向我们作了展示,并说肯定是吃了大量的药,药片还没有化,随后将胃和食管放到了搪瓷盘里,用手术刀轻轻划开了胃,白色的药片发出响声,掉在了药盘里。 法医说解剖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化验后确认是吃的什么药,你们几位可以休息了。 此时,我已经疲惫到昏昏欲倒,在附属医院一位同志的帮助下,我在他们的职工宿舍昏睡过去。
毛主席批准定性:阎红彦叛党自杀
傍晚,我在昏睡中被人叫醒,匆匆赶到了大院内,两位法医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值班室等我,见面后他们告诉我:解剖情况已向总理汇报,总理指示要他们即刻返回北京。这次任务完成得很顺利,谢谢你们的配合,现专机已在机场等候。他们担心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受到阻拦。当时在场的军队参谋人员告诉我,沿途有三至四处被造反派设了卡,一旦被拦下来,担心发生意外,希望我能陪同法医一同前往机场,我也很愿意陪同他们前往机场。 但就在此时,院内的群众突然起哄,是不同观点的群众在激烈地辩论,很有可能发生冲突。我实在无法,身上正好有一个空烟盒,我便用这张烟盒纸在上面写道:“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战友:两位法医已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现奉总理命令要尽快赶回北京,请你们务必不要耽误他们的行程,此致敬礼!刘殷农。” 两位法医接过便条看了后说,这我们就放心了,如果还有问题就叫他们打电话到军区值班室来,由你向他们解释。 就这样送走了两位法医,我就到大院内平息辩论的双方。隔了一会儿,值班室的参谋人员专门找到我转告两位法医的话:一路很顺利,字条他们没有用,但他们将永远保留,作为纪念,专机即将起飞,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 事后得知,专机飞抵北京后,两位法医即刻赶往中南海向总理作了专门汇报。总理详细询问了一些细节后,即刻到毛主席住处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经主席同意,阎红彦的死,中央定性为叛党自杀。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员自杀,不论其原因如何,习惯性地定为叛党,只不过这次是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性。 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的部下,身经百战,被评为开国上将,就任云南省委书记后,为云南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他那在民间普遍流传的“边疆特殊,民族落后”八个字,使云南人民得到了不少照顾和实惠。他如果不自杀,经过文革的洗礼后,很有可能会是后来三结合的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次日凌晨,军区参谋人员把我叫到值班室,是总理的电话。总理说:法医到北京后,已向我汇报了到昆明的情况,谢谢你们对法医的配合,阎红彦的死经毛主席同意正式定为叛党自杀,和其他任何人无关,也不是你们造反派的责任。但是,你们几万人进了军区大院,现在阎红彦叛党自杀了,我们知道,你们是激于义愤才进大院的,现保守派攻击你们,你们有压力。我这里有一份文件,毛主席已经批示了,是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这个文件不能再拖了,再拖我都要犯错误了。但是,文件一发,你们就被动了。所以我考虑,由中央向你们发出一个呼吁(后来中央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电文中充分肯定了你们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肯定你们进入军区是激于义愤。现在阎红彦已死,呼吁你们撤出大院。你们向中央发一个致敬电,表示坚决响应中央的呼吁,这样你们就主动了。退出大院后,你们仍然要坚持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和我们真是心连心,为我们进入军区大院既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又为我们撤出军区大院搭好了体面的阶梯。我立即向总理表态:我们马上向下面传达,响应中央呼吁,无条件撤出军区,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致敬电。在退出军区大院前,在大院内开一个大会,大会结束,就整队撤出军区。 总理说:会不要在军区大院内开了,就到检阅台去开吧,在检阅台开能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总理又问:你们什么时候退出军区?我说今天。总理说:好,争取让你们的代表明天也赶回昆明去。 接完总理的电话,我用车上的广播召集各单位的负责人到靖国小学开会,会上我向大家传达了总理的电话精神。我说:我们进入军区大院,中央已经为我们找到最体面的说法,现阎红彦已死,中央正式定为叛党自杀,与任何人无关。中央呼吁我们撤出军区,又为我们搭好了阶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滞留在大院内。总理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撤出,我说今天,也就是在24点以前。 与会的各单位负责人热烈地发表了意见,一致同意无条件撤出军区大院,马上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致敬电,并决定第二天在检阅台召开群众大会。散会以后,一些单位开始收拾帐篷,打扫卫生,积极准备撤出。 当时大联合指挥部还只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各单位的负责人互相不认识,几乎没有什么纪律约束,特别是一些南下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昆明煽风点火,出了不少力,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的思想偏于极左,在他们的鼓动和带头下,一些人提出不同意无条件撤出,而是要有条件撤出,要在军区大院内,设立长期留守的机构,提出要昆明军区给他们提供办公地点。我给他们做了说服工作,但不见效,但撤出工作仍在进行,不少单位大部份撤出了,留了少部份人在军区大院。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几个南下红卫兵在值班室内利用军区的电话,安排好了录音机,不知是怎样接通的,当时总理正在中南海接见黄兆其等云南代表,据事后录音整理,我才得知他们提出种种所谓的理由,不同意无条件撤出,就是要有条件撤出。总理苦口婆心地和他们讲了很多,他们就是不听。总理累了,叫黄兆其和他们讲,他们又纠缠黄兆其。 总理提出来要和我讲话,他们又对总理造谣说我跑了,找不着了。在场旁听的一位红卫兵听不下去了,跑到大院群众中,告诉我,总理正和他们通话,总理找你,他们造谣说你跑了,赶快去。我匆忙赶到值班室,看到我来了后,他们只好说刘殷农来了。总理马上又和我讲话,总理询问了大院内的撤离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总理批评我工作做得不细,出现了不同意见。我只好向总理作自我批评,但同时我也表明无条件撤出是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和任何理由再滞留军区。事实上大多数单位已经撤出了军区,剩下少数人正在打扫卫生,清理场地,少数人是负责联络。我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原计划,无条件撤出军区。我又和黄兆其通了话,黄兆其也是要我坚定地执行总理的指示。 经过以上通话后,原来振振有词的几位南下红卫兵也无话可说了。
分裂由此而来
我走出值班室来到大院后发现,就在我们通话的这段时间,大院内又撤了很多人。令我高兴的是原来被我们搞得一片狼藉的空场上已经清扫得一干二净。我当过兵,在民间宿营后,都要把驻地周围,甚至全村打扫干净。我心中想,造反派学习解放军的传统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大院内已经空无一人,明亮的灯光下连人影都找不到一个。我和剩下的两位同志,对我们造反派所到过的每一个角落作最后的巡视,在办公楼的墙上,我发现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落款是“新云南造反派联络站”。大字报公开声称无条件撤出是背叛和妥协,他们坚决反对,要求军区给他们提供办公地点和电话,同时宣布联络站正式成立。 我看后知道这就是那几个南下红卫兵搞的,当时认为不会有多少人支持他们,大联合是总理给我们的宝贵指示,深得人心。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却让我始料不及,全国的造反派无一例外地都分裂成了两派或三派,云南造反派也很快跌入了分裂这个怪圈,由新云南造反派联络站开始,陆续参加的十多个单位又发展到了全省,当时有两句口号几乎是家喻户晓。一句是:“八二三是春城的骄傲”;另一句是:“九一四是云南的自豪”。后来就是这个骄傲与自豪,耗去了云南人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一大批人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在我们撤出大院前,我到值班室,请值班人员向周总理和昆明军区的领导报告,我们的人已经全部撤出,以后发生的事和我们无关。办完这件事后,我一身轻松地走出了大院。
空前盛会
在检阅台要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中央指示的消息,不胫而走,再加上宣传车的广播,对昆明市民来说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会,早上七、八点钟就已经有不少人等在了东风广场附近。到开会时,自动赶来参加大会的人群已经塞满了东风路、北京路、太和街、南屏街、宝善街等附近的街道。大会由我主持,传达了总理的电话指示,宣读了中央支持电和我们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去的致敬电,大会开得很成功。 下面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革命工人、革命农民、 革命职工、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有一件事,每当想到我都会后悔和内疚,会后,在和总理的通话中,总理问我有多少群众参加大会,我不加思考地回答说上百万,虽然总理没有驳斥,但对立面攻击我向总理撒谎夸大事实。后来我找一些有经验的朋友,对参加大会的人数作过粗略的计算和估计,认为十万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我回答说百万完全是头脑发热和缺乏经验所致。我的回答和实际相差近十倍,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当时我就自己下了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当面向总理检讨、澄清。但遗憾的是虽然以后又多次见过总理,然而始终没有机会,让我了却这桩宿愿,直到总理逝世。这件事也就成了永远无法偿还的呆账。
几句题外话
最近有朋友告诉我,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省委宣传部合作搞了一个节目,在谈到阎红彦之死时说:阎红彦的死是受黄兆其、刘殷农的迫害而死的。 我听后愕然。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阎红彦为什么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作的指示和决定不算数了?不算数也罢了,但为什么偏要把罪责强加在一个普通的红卫兵和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身上呢? 真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一条小尾巴
大会开完后,两位南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告诉我,她们在大院内看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向总理汇报,要我代她们向总理请求接见。我感到为难,总理那么多事,日理万机,她们看到了什么呢?她们又不告诉我,坚持这个是重大的机密,只能当面向总理汇报。我拗不过她们,只好将她们所说的话如实向总理作了汇报。后来她们终于如愿以偿,到北京见到了周总理。 那么她们看到了什么呢?她们向总理汇报以后,向我披露谜底:原来她们是最先进入大院的,看到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已经架起了机关枪,随时准备开火。后来,这些战士撤到了大楼内。关于部队架起机枪随时准备向群众开火的消息,原来也曾有传说,现在经过两位红卫兵亲眼目睹证实了。 人民军队爱人民,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火,但他们毕竟是听命令的,如果当时昆明军区的某位领导下令开火,那将又是什么情况呢?血流成河,一点不夸张。仅就这件事而言,我算是一个幸运者吧!
赵健民约见黄兆其
自造反派组织开始进驻军区大院,阎红彦亡故后,因为有中央的支持电,有周恩来总理多次的口头支持,昆明地区的群众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可以说造反派组织已经遍及每一个大小单位,成员遍及每一个大小家庭。其间经历了上海的“一月风暴”和贵州的“西南春雷”,云南也随之掀起了“夺权”的高潮。由于在撤出军区大院的问题上。“大联合指挥部”完全听从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无条件撤离。而一部份南下红卫兵则认为是“右倾”,提出了“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造反派内部要“反右倾”的错误主张,首先造成了昆明地区造反派的分裂,继而影响到全省。向云南省委的夺权行动,由于造反派内部分裂而流产了,大联合已经徒有虚名。 在文斗(大字报和广播车互相攻击)了两三个月后,由开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发展到了“既动口又动手”,即所谓的“文攻武卫”。为了应对这样的局势,原来互不统属的造反派组织,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指挥机关。“八二三”派(简称八派)在以黄兆其为首的工学院八二三的倡议下,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由二十四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这些单位现在我记得的有: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黄兆其; 昆明农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侯德勋; 昆明医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张国荣; 昆明冶金工校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何明尚; 昆一中八二三战斗兵团,代表杨培智; 昆明机床厂一一八战斗兵团,代表唐国礼(后换成李继德); 昆明冶金机械厂一一二三战斗兵团,代表高振华; 昆明汽车修配厂一一三零战斗兵团,代表何吉昌; 昆明北郊地区“一月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孙根芝; 昆明两百号信箱,代表张人全(后换成刘志宏); 三百号信箱,代表章世组(在揭批查当中,传言被逼至死,时年二十一岁); 昆明公路工程局,代表张贤忠; 云南纺纱厂,代表华伯忠; 云南省建筑公司,代表杨树先; 中建公司指挥部,代表张奎林; 昆明轻工造反兵团,代表刘枝荣; 昆明财贸系统造反兵团,代表许少先; 昆明市银行,代表王云仙; 昆明市级机关造反兵团,代表王林; 昆明市公安局八八造反兵团,代表刘殷农; 省委机关造反派联合兵团,代表唐竹良; 云南省级机关造反兵团,代表陈志荣; 等等。 指挥部设在昆明市人民医院,是由人民医院八派头头马从恩提供的办事地点,下设工作人员四名,是由候德勋和张国荣从院校当中抽调的女学生,她们是医学院的祝菊芬、赵如华,农学院的徐静、小秦。这四位女同学忠于职守,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地担负着繁琐的日常工作。虽然指挥部几经变迁,甚至在枪林弹雨中也从未畏惧过,直到成立革委会后,她们才返回学校参加分配。 随着两派组织矛盾不断加深,指挥部决定二十四名常委轮流值班处理发生的问题,但多数常委都因本单位事务缠身,而不能履行职责,候德勋自告奋勇常住指挥部,我因公安局离市人民医院很近,加之我的二把手能替我主持公安局的常务工作,因而我在指挥部的时间较多,黄兆其作为主要负责人,自然来得也较多。 在指挥部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赵健民约见黄兆其。当时赵健民在阎红彦死后,已经贴大字报揭发阎红彦和云南省委执行资反路线,他是以公开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身份来见黄兆其的。约见前,我和黄兆其商量过,一是分析了他的来意,二是商量了黄兆其的表态。赵健民的来意,我们分析认为:他是想学西南春雷,当云南的李再含。对此,黄兆其的表态是保留的,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干部要由群众说了算。我对黄兆其说:“造反派犯错误难免,但绝不能犯原则性的错误,被别有用心的黑手操纵。” 我和黄兆其统一思想后,赵健民如约来到了指挥部。黄兆其和他单独谈了不到一小时。事后黄兆其告诉我,“赵三爷就是想叫我们支持他,在云南尽快地成立省革委会。”黄兆其的态度让赵健民“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他一头扎进炮派,当了炮派的核心常委。
从“俘虏”到上宾
昆明的武斗急剧升级,已经由最初的拳头、棍棒上升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我亲眼在昆师路上见到过工役制部队的游行,在他们的队伍中,就像古装戏剧一样,都手执大刀长矛、流星锤、双节棍,边走边耍,气势汹汹。 就在这时,指挥部接到了位于北教场的军医学校发生武斗,双方僵持不下,军医学校的造反派向昆明地区地方造反派求援,双方的人员都在往北教场集中,事态越来越严峻。因为当时我在指挥部,就决定亲自到现场看一看。 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当时是晚上八、九点钟,同行的有金一旦。我们赶到三家巷的公路边,发现道路已经被云南大学的学生封锁,无法前往北教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二八”、“五二九”武斗事件。 我们在公路边商量如何对付时,一辆北京吉普也被拦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位军人,我认识他是军队一位领导的秘书,我想搭他的车离开现场,便上前和他搭话,他也认出了我,便和我打招呼。由于他直呼我的名字,被拦车的学生听到了,学生们便上前仔细地打量我,并直接问我:“你就是刘殷农?”我没有回答,秘书看到情况不好,就把我拉上汽车准备离开现场。就在这时,拥上来一群貌似工人的人,把我拖下汽车,有人还高呼:“抓着刘殷农了!” 我被拖进院子后,院内聚结的人群都跟着狂呼,在抓我时,他们没有发现金一旦,抓我之后,因为保护我,金一旦也暴露了身份,所以也随之被抓进大院。 在一片“抓住刘殷农”的狂呼声中,我被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黑拳,拖拉我们的人也无法劝阻,所幸我受伤不重,终于被拖进了一座教学楼。 经过他们请示后,不知是哪一位炮派头头作的决定,很快将我们两人连夜送到了昆明东郊省物资局的仓库。仓库很荒凉,看守我们的是两位老工人,他们对我和金一旦很客气,没有施暴,金一旦性情急躁,准备绝食抗议,我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绝食抗议,我分析后主张做两个老工人的工作,因为让他们私自放走我们不太可能,但要他们设法通知我们指挥部前来援救则有一定可能。通过和两位老工人闲谈,我得知我们所处地方是位于东郊菊花村的一处仓库。 可是,还未来得及做多少工作,仅吃过一餐午餐,当天晚上我们又被紧急塞上一辆两吨小卡车。我们对即将碰到一些什么事,有没有什么危险,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一概不得而知。 押送我们的人大约有五、六个,都拥坐在卡车内,当时我想:我们的人肯定在寻找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知道我们的蛛丝马迹,身上带有昆明市公安局的饭菜票,我天真地想,可能从我丢下的公安局饭菜票能猜得到我们的行踪和去向。于是就悄悄把一搭饭菜票陆续撒在了一段公路上,现在想起来很好笑,有人捡到饭菜票的可能性还是有,但通过饭菜票揣测出我们的去向就很渺茫了。(前些天一位老朋友知道我在写回忆录,特意给我送来了一张文革时期的小报,小报上登载了战友邓跃泽写的一首诗,标题是“刘殷农你在哪里?”邓后来曾在省话剧团饰演过孙中山大总统,形神兼备。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这首诗由他和另一位女演员江小梅亲自录音,在百货大楼广播站播出后,听众云集,大家都很感动)。 黎明前停车休息,下车前我就听见水声滔滔、震耳欲聋,下车一看,世界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就在眼前。押送人员告诉我:“你不用担心,你是周总理那里都挂了号的人,我们现在是把你送去交给李政委处理。”至此,我们才明白了将被押送去什么地方。事后知道,他们其实是想把我们长期关押,因为在昆明难以保密,所以才把我们押往贵州,所谓见李再含只不过是为稳住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老老实实配合他们。 小憩以后,车子很快进入了贵阳市中心,随即进入了贵州省物资局的一个公司,上了三楼。公司有人上班,但人很少,办公室井然有序,没有夺权后的那种凌乱,一位工作人员把我们接进了会议室。押送我们的人就和接待我们的人退到会议室外,商量我们的住宿和饮食问题。我趁此机会与金一旦谈了几句话,要金一旦做好准备,一有机会就趁机逃出对方的掌控。 临近吃午饭时,看守我们的三个人嫌他们提供的午餐质量不好,要上街去吃,留下一个人看守我们就匆匆走了。我心中暗喜,认为机会来了,给金一旦使了个眼色,就把留下看守我们的那个人猛地推出会议室,将接待我们的那名工作人员迅速拉入会议室,再迅速把门反锁上。被推出去的那人在外面大叫“开门”,并企图把门撞开。我确认他一时半会不能破门而入,就抓紧时间把我们被绑架的原因和经过告诉了该工作人员,请求他给予我们帮助。 这位工作人员是物资公司三结合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给我的感觉是相当朴实,对我说的话基本相信,他告诉我们:“他们说你们是参加、策划武斗的坏人、坏分子,因为涉及到省委的一个大案,要对你们进行严格的审查,昆明很乱,所以才把你们紧急地秘密送到贵阳,他们单位的头头很快会到贵阳安排对你们的审查工作,现在你说的情况和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到底相信谁我们还要研究。” 我回答这位工作人员说:“相信谁是你们的事,我们不强求,但我们只要求把我们交给贵州省军区李再含政委处理,‘西南的春雷’我们是信得过的!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摆脱了他们的控制,我们是以造反派战友的身份向你们求援的,请你向你们领导反映。” 这位工作人员姓邹,名字原来记得很清楚,但现在年事高了记不得了,对此我很内疚,因为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老邹离开我们去请示的时候,外出吃饭的另两个人很快回来了,在会议室外隔着玻璃对我们两人挥舞拳头,横眉竖眼地威胁,我和金一旦则报以微笑。在这期间,老邹派人为我们送来了午饭,我和金一旦焦急地等待到下午,老邹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天,召集人很困难,经革命领导小组主要成员碰头,决定报告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但值班人员也找不到负责的领导,好不容易打通了李再含办公室,他的秘书回话说:人今天由物资局暂时接待安排,尽量避免双方人员接触,明日上午九点将他们送到贵州省军区。” 老邹把情况告诉我们后,我表示了感谢,并说出了自己担心昆明继续来对方的人,再次把我们从物资局抢走,所以请求老邹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一定要保密,老邹对我的担心表示理解,并表示住宿由他亲自来安排,保证绝对保密。 吃过晚饭天擦黑时,老邹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小巷内的职工家中。那些年沙发还很罕见,我们是打地铺睡的。第二天清晨,老邹一早就开车来接我们,并于小巷内的一家煮品店吃了一碗肠旺米线,感觉味道特别鲜美。在所乘车子进入贵州省军区大院后,我看见绑架我们的人也随后跟进了大院,为了避免接触,老邹迅速把我们送到了李再含办公室门前,李的秘书把我们接进办公室后,匆匆告诉我们:“事发突然,贵州省军区归昆明军区管,如何处理你们这件事,得等候政委请示昆明军区领导后才能决定。现在上班时间还未到,我得回家吃点早点,你们就在办公室休息,放心,安全没有问题,都在军区大院了,谁要敢乱来是不行的。” 秘书走后,我环视了一下办公室,我是通信兵出身,对电话和通讯器材有职业性的敏感,一眼就发现了桌上摆放着一部我所熟悉的电话机,立刻想到机会来了,我想好了要说的话,果断地抓起话机,摇动手柄,很快传来了守机员的问话:“请问首长要哪里?” 我答:“接长江台。” 很快,传来了昆明军区总机的问话:“请问首长要哪里?” 我答:“军区首长不管哪一位都可以。” 对方再次问:“请问首长到底要哪位?” 我答:“秦司令、李政委、鲁副司令员、查副司令员都可以。” 她又问:“请问首长是谁?” 我答:“我不是你们的首长,我是刘殷农。” 她又问:“请首长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 我答:“我就是那个和周总理通话的刘殷农。” 接线员一下子惊呼起来:“你就是刘殷农?你不是被人家绑架了吗?现在昆明市到处在找你,刘殷农你在哪里?” 我说:“情况紧急,我不能多讲了,请你代我报告军区首长,我被他们绑架到了贵州,现在在李再含秘书的办公室里,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再见!” 打完电话后,我感到了一身轻松,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如释重负,金一旦先前毫无思想准备,听我打过电话,不由得对我翘了翘大拇指。李再含秘书回到办公室后,我主动对他讲:“对不起,未经你的允许,使用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向昆明军区领导报告了我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秘书离开我们后,隔了不长时间,回到办公室向我们传达李再含的指示:经报告昆明军区领导后,昆明军区领导请示中央首长,中央首长指示:“由贵州省军区派人汇同云南炮派代表,护送刘、金二人到京,等候中央处理。” 秘书传达完中央指示后,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回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秘书告诉我们:已经派人去买机票,顺利的话你们今天就可以到北京。 接着他有些感叹地对我说:“刘殷农,你真幸运。”并告诉我,军区将派一名科长,会同炮派代表护送你们出发,炮派的代表就是看守你们的人,希望你们在路上不要发生争吵。 下午,我们被送到了机场,我和金一旦都由于疲倦,很快就睡着了。等到飞机着陆时,走下舷梯抬头一望,候机大厅门头上赫然有两个大字“成都”,我和金一旦都很惊异,回头问陪同的那位科长,他说:“刚才你们睡着了,没有听见机上广播,由于气象原因,不能直飞北京,只能在成都降落,明天再飞北京。” 住进民航招待所后,时间还早,我向那位科长提出,我没有到过成都,想借此机会逛逛成都,他没有阻止,那位炮派代表也不吭气,金一旦说:“累了,不想去。”我便独自一人乘上机场公交车,到了成都市区。感觉是成都规模和气势均不同凡响,傍晚候车回机场时,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餐感觉价廉物美的美味,一盘炒猪肝、一盘回锅肉,均在两个鱼盘中堆得像两座小山,整餐饭三角五分钱,这是我生平吃过的最价廉物美的晚餐,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天顺利登机到达北京,一辆军车把我们送到了北郊的一个部队营房内,此时我和金一旦已经和炮派代表有了沟通,双方都解除了戒备心理。两三天后,昆明市公安局派了三四位同志到北京来看望我,他们住在团中央招待所,由于我所住的部队营房和他们的驻地相距甚远,我向陪同的科长提出,我想搬到团中央招待所,和我们的同志住在一起,他经请示领导后,给我们传达说:一、他和炮派代表护送我们到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返回;二、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两派代表,什么时候接见,时间定不下来,需要等待,在等待期间要保证中央首长随叫随到,住什么地方由我们自行安排。我和金一旦留下了团中央招待所的联系方式后,就和这位科长以及炮派代表告别了。(左图:刘殷农1968年留影。) 此后不久,黄兆其和其他几位八派代表也到了北京,和我一起住在团中央招待所。随后江青、叶群、康生、谢富治、余立金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了我们云南两派的代表。炮派代表有方向东等人,接见主要批评了云南两派武斗,强调要搞大联合,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接见后,很快派飞机把我们送回了昆明。 回昆明坐的是夜航飞机,下飞机以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大约在晚上十点钟以后,我被直接从机场拉到了拓东体育场,足球场上已经站满了等候的人,大家强烈要求我和黄兆其传达中央首长指示,黄兆其代表八派指挥部讲了一段话后,点名由我讲话。 这时场内群众自发地学着邓跃泽和江小梅的语音,齐声高呼:“刘殷农你在哪里?你的战友在呼唤你!”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我知道很多工厂的同志要回家还有很远的路,要尽快结束,让大家回去休息,于是便简单地说:“红卫兵小将们,造反派战友们,在你们的呼唤下,我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让我们响应中央首长的号召,高举革命的大联合旗帜,为筹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而努力吧!至于我被他们绑架后的经历等有时间再聊,但我相信炮派的朋友们再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了。”
谭甫仁之死
谭甫仁是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经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工程兵政治委员来云南任昆明军区政委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他是井冈山老人,又参加过南昌起义,在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战功卓著,建国后被授衔为中将,称得上是一代名将。 在云南工作两年多,却突然遭到了入室刺杀的突发事件,这不但震惊了云南人民,也震惊了全国人民。在短短的四年中,云南前任省委书记阎红彦自杀,继任谭甫仁又被刺,这在建党、建国以来都是绝无仅有的。(右图:谭甫仁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对此我认为,这也预示着云南文革的多灾多难。谭甫仁被刺后,众说纷纭,民间传说颇多,有的传说神乎其神、惟妙惟肖,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因为谭甫仁是在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七日遇害的,因此专案组名为“017”专案组,专案组很快对昆明地区进行了广泛排查,所有和谭家有关的大事小事,不论军、民人等,都被要求讲清楚。谭甫仁到云南后,我和他接触较多,特别是一九七零年围海造田时,更是经常见面,就是一般人不能到的他自己家中,我也可以随到随见。因此,我也属排查对象之一,像我一样被排查的造反派人物,大约有数十人,但都很快被排除了。为了找出真凶,虽然受到一些委屈,但我们都很愉快地配合专案组,说清了有关人和事。 谭甫仁被害后,民间关于死因的传说很多。 其中之一是说谭是林彪的人,林彪要篡党夺权,企图谋害周总理,曾命令谭甫仁下令昆明空军击落由国内飞往东南亚的专机,谭接令后,不敢怠慢,亲自赶到空军指挥部作战室指挥,空军战机起飞后迫近专机,飞行员报告是中央专机,请示是否击落,谭甫仁吓了一跳,立即改命令为迫降。专机迫降了,谭赶到机场,看到周总理从舷梯上缓缓走下。 其二是说谭甫仁到昆明后,和林彪集团疏远了,并准备揭发林彪,所以林彪才派人刺杀了谭甫仁。 这两个传说的核心,均围绕着谭甫仁到底是林彪的人还是毛泽东的人这一点。随着“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批陈伯达整风升级为批林整风,由于谭甫仁到云南后,在对待两派问题上是倾向于八派,所以两派干部群众,八派的倾向于认为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林彪谋害的谭;炮派的则认为谭甫仁是林彪的干将,他被刺属于内讧。 谭甫仁被刺不久后,又发生了专案组副组长景儒林在学习班上吊自杀的事,对景的自杀同样疑点很多,景在文革中是八派观点,他又身为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就为炮派观点的内讧说增加了依据。 谭甫仁之死到底真相如何?迟迟不得揭晓,加之当时毛主席和林彪的斗争愈演愈烈,中央对谭案的态度比较暧昧,谭甫仁的骨灰一直存放在昆明跑马山殡仪馆。直到九十年代初谭的儿子、儿媳到昆明为父母扫墓,我问他们:“你们父母的骨灰为什么不放到八宝山去?”谭的儿媳小红对我说:“为什么不通知把骨灰送北京八宝山?我们也不清楚。”“父亲到云南不久,就牺牲在了云南这块土地上,送不送八宝山都无所谓了。”儿子谭一兵也这样说。 此后,谭甫仁的骨灰是否落葬,葬在哪里,我都不得而知。一代名将被刺身亡,连起码的烈士待遇都享受不到,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莫名的酸楚。 那么谭甫仁夫妇到底是谁杀的呢?根据陈德杰、王犁田著《名将谭甫仁》所述:“017”专案组存在了八年半,结束时为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委起草了报告,并上报中央。其要点是: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是王自正(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当时因历史问题受审查,绝望而想杀个大官泄愤);本案的性质属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作案。 作为谭甫仁及其家庭公、私交往极深的朋友,从我们之间那段时间的所有接触和思想交流来分析,从他们家庭在云南的工作处境、工作情况、工作成绩来分析,从我当时和现在所处的角度来分析,对他们夫妇的死因我比较认同“017”专案组的结论。(上图:刘殷农在向周兴汇报工作。)
中央要我们协助给沙甸回民代表做工作
一九七四年深冬,我和黄兆其、杨树先、李毅、方向东等人被招到北京开会,开什么会我们几个一概不知,临上飞机前,才发现同机飞往北京的还有七林旺丹及省民委的两位领导,最意外的是还有十名沙甸回民代表,其中知名的是马伯华和马绍美,把我们这些人招到北京干什么?我不由得心中犯疑。 在飞机上,我和一位省民委的领导坐在一起,他告诉我,中央要解决沙甸问题,沙甸回民文革中和你们两派关联不多,中央要你们参加可能是要你们协助中央做群众工作,发挥你们群众代表的作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到北京后,下榻于北京西郊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原新疆宾馆)。住下不久,国务院袁木代表中央领导到招待所看望我们,他讲话的大意是中央准备解决沙甸回民问题,你们云南原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沙甸回族联系不多,或者说没有,但沙甸回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造反派的范畴,所以中央希望你们利用住在一个宾馆的条件,多做他们的工作,不要和中央对着干,要相信中央听中央的。当时我记得,李毅和方向东讲过,我们不敢接触他们,怕将来有问题说不清。袁木说:“怕什么,是中央叫你们接触他们做工作的。”此后,在新疆宾馆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和十个回民代表才有了你来我往的走动。 记得有一件事印象较为深刻,王洪文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参加了解决沙甸问题,经过中央和各方面的工作,回民代表在北京签字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要回到沙甸贯彻协议,临行前,王洪文为了鼓励十名回族代表回沙甸落实好协议,在招待所用穆斯林的餐饮招待十名代表吃饭,我们五个人作陪,菜肴十分丰盛可口。文革期间我曾多次受过中央领导接见,但宴请却从未有过。
贾启允赶上了“批邓”的末班车
一九七五年冬,周兴在北京病逝了。当时,我被右倾翻案风刮到了武定县金沙江畔的一个彝族寨子里,代职大队党支部书记,名曰“学大寨”。 寨子座落在金沙江畔的悬崖上,悬崖下就是无尽的滔滔江水。寨子下面有一个叫做白马的渡口,是红军长征时曾经进行抢渡的重要渡口。三十多年过去了,寨子里的情况改变不多,彝族群众连水都喝不上,常年饮用的是靠下雨积攒的浑浊雨水。寨子里很穷,穷到十五、六岁的姑娘都没有裤子穿。我进村时,一大群青少年男女赤身露体在村边晒太阳,看见我这个陌生人进村就一哄而散。 农业学大寨的当务之急,就是为群众解决饮用水困难的问题。在当地几位村干部的引导下,我翻遍了周围的几座山,一一调查了附近的水源,按当时情况酝酿出两个方案:一是建高压水泵站,直接从金沙江里抽水,但耗资大,供电也有问题,村里还在点煤油灯;二是从距村三公里以外的一处水源引水,但地形高低起伏,无力修水渠。最后我想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先用消防帆布水管把水引进村里,因为我知道昆明市消防大队存有不少报废的帆布水带,虽然旧一些,继续使用两三年不成问题。 我专程回昆明找到消防队,无偿得到了一大批旧水带,又千难万难设法运回寨子里。整个寨子沸腾了起来,大人小孩一齐动手,很快将水带渠架设好了。旧水带虽然有些地方漏水,但解决一百多人的饮用水还是绰绰有余。通过这件事,我得到了彝族村民的信任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学大寨的各项工作。正当我准备为村民铺设永久性的输水管时,我被召回了昆明。 记得我从大队赶到公社时,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哀乐,我心里一震,不知是哪位领导逝世了。接下来让我万万没想到的竟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九年前,周总理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两次接见我,在造反派为找阎红彦进驻军区大院的日日夜夜,又多次和我通过电话,这一系列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展现。 回到昆明后,得知中央已任命贾启允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接替周兴的工作。此时,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很快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新任云南省委书记贾启允被置于风口浪尖上。 贾启允在西南局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他和我岳父党洪恩又是南下工作团的老战友、老搭档,建国初期岳父任四川省达县地区专员,贾启允任书记。贾启允调云南后,自然的就和我老岳父一家来往较多。他迫切地想知道云南各方面的情况,经岳父家介绍,也就知道了我。 当时贾启允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批邓和转弯,批不批邓对他来说是个极难选择的立场问题。一边是毛主席号召批邓、转弯,一边是他和邓小平的老关系、老感情,加之他复出到云南任省委书记是邓小平点的名。按照传统观念,邓小平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当时他在选择上处于两难的境地。 此时,云南省正在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地委书记会议,会上大家强烈要求贾启允传达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在炮派代表的压力下,他向这一派代表传达了王洪文讲的“云南炮派受压”,这又引起八派的不满。所以,地委书记会议上与会代表都纷纷要求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他赶快转弯。这些问题贾启允都无法面对,只能拖延着迟迟不予表态。 在翠湖宾馆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开得乱哄哄的,不断有各专州的代表和昆明地区代表送大字报,要求贾启允接见和答复问题。虽然贵为一省封疆大吏,但历史把贾老推到了进退维谷的处境中。在此情况下,黄兆其和我商量,觉得应该做贾启允的工作,促其转弯。我通过岳父这条渠道,向贾启允发出了请他接见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答复。 在昆明饭店的某客房,贾老秘密地接见了我。我向他详细介绍了云南的历史和文革情况,并尽我所知回答了他提出的各方面问题。我们一共谈了两次,头天未谈完第二天晚上又接着谈。这次谈话的主要宗旨就是希望他接受一个观点:云南刮了翻案风,根子在邓小平那里。 我们的谈话对贾启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基本上接受了我的观点,但他在我面前并未说过有关邓小平的只言片语。随后,他即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代表省委作了批邓反风、转弯的报告,承认云南省委刮了右倾翻案风,并揭发了一条“钢鞭”材料,就是:他到云南前,邓小平接见他时曾说过:“大胆工作,不要怕他们说你搞复辟,真正到了他们说你搞复辟,就说明你工作有成绩了。” 贾启允的报告很自然地受到了地委书记会议与会者的欢迎,他也因此顺利过了关。但是,谁又能料到,他这是赶上了批邓的末班车呢? 正当云南省委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轰轰烈烈地批邓反风时,风云突变,毛主席逝世,华国锋接班,邓小平复出。贾启允也因揭发了邓小平的这几句话,惹恼了邓小平,认为这是对他的背叛,很快贾启允便丢了官,从此默默无闻。 像贾启允这样的封疆大吏,又和邓小平有这样深的历史渊源,就因为贾揭发了邓的这几句话,为此失去了乌纱帽。这在封建社会只有一国之主才可能做到。事实上,邓小平在那时就是一个皇帝,他一言九鼎的事多了。 我们云南在“揭、批、查”中,云南省委以派性加权力,残酷镇压文革中的一派干部、群众,受牵连被审查的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之多;受各种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劳动等)达十五万余人;被投入监狱劳改的达五万余人。其牵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些事,和邓小平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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