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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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四十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2月 02, 2014 9: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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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四十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11月30日第43期


本期目录

阅史漫笔
周伦佐 观察文革历史的五种观念视镜及其他
——读《文革中的山西》前言随感

访谈
阿 陀 对武传斌的访谈(摘选)
史林一叶
杨大庆 湖南文革中的“工”“湘”之争

书海泛舟
孙 涛 文革中群众组织与共产党的关系(《虔诚与疯狂》选读)

生逢乱世
唐勇康 告诉后人:亲历者的责任

简讯
李 乾 2014首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散记

编读往来
菁瑞谈41期民生专辑
申毓明谈42期张光渝专辑
江致知谈42期张光渝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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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观察文革历史的五种观念视镜及其他
——读《文革中的山西》前言随感

周伦佐

按:《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集体记忆与反思》是一批原山西文革亲历者(主要是当年山西红联站一派的头头或骨干)近年来经过多次讨论后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反思的记录(《昨天》曾在19、22、34期中节选发表过其中部分章节),《昨天》编辑部得到他们已经修订十次以上的全书征求意见稿后,推荐给了周伦佐先生,希望他能看看并提出意见。
周伦佐,1952年生,四川西昌人。文革时曾以造反派知青身份参加四川“八二六”派活动,在西昌地区“八二六”派中主持宣传工作。曾于1971年四川“批清”运动和1978年全国“揭批查”运动中两次蒙冤入狱。后致力于现代哲学及心理学研究。80年代中期曾以体制外学者身份在成都、重庆、武汉等地多所高校作学术讲演。著有《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初版)。近年因受疾病折磨,很少有新作问世。这是他今年身体稍有好转后所写的第一篇较长文章。

石名岗执笔写的《文革中的山西》是一部挺有分量的书稿,作者将几十年的观察与思考融于书中,成此厚积薄发之作。书名、大小标题、文字表述都颇见文采,在文革研究类著述中并不多见。作者理论功底扎实,文字干练有力,其优异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绝非那些精神本质完全异化至今仍保持文革思维和大字报水平的造反派人士所能比。山西出了一个敢写文革题材的杰出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本书作者也同样出色。
这部书稿主要是记述和分析山西文革的,我不了解山西文革历史,无权加以评论,再加我大病初愈,尚无精力详细阅读这部六十多万字的书稿,所以最多能对其《前言》部分的思想观点,谈一点粗浅看法。

这部书稿的思想底色

读这篇内容厚重的《前言》,首先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其思想底色似乎主要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文革中期以后,许多因政治磨难而产生应激心理和反思意识的造反青年都曾经用心阅读过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试图用它来对照专制黑暗的社会现实,寻找国家与个人的出路。其中《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部著作所采用以个人和阶级的现实利益为政治动力源的分析方法,尤为真正理解马克思者所吸取。看来本书作者当年也可能属于这一批反思者,所以让我有一种熟悉感。之所以又觉得陌生,主要因为这种分析方法后来被少数终于走出马克思和多数最终厌恶马克思的觉悟者所抛弃,很少有人再使用了。
在我看来,研究和评价文革有五种可能的思想观念和主题向度:
1.毛氏思想: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主题;
2.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
3.邓氏思想:极左破坏-改革开放主题;
4.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
5.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

不从这样一个大的学理范围来进行观照,要认清这篇《前言》所标示这部书稿的思想特征是不可能的。我甚至猜测:《昨天》编辑部向我推荐这部书稿并希望我谈点看法,可能是既感觉作者说得很有道理,又隐隐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对接不上。是的,不设定这样一个认知范围,我们便很难找到一个理论坐标来考察这部书稿。
很明显,这部书稿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马氏思想基础上并以启蒙思想为辅助。
拿我做例子来说明:我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而多少涉及到现代性思想。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大概能看见国内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文革研究著作的思想定位。
假如问我哪一种思想观念更具学理性从而更客观公正?我的回答一定是:第五种思想观念。很可惜,在国内的文革研究中,这种被我称为“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理论范式,至今很少被人使用,即便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一点涉及,也只说到现代性的进步意义,而没有指出现代性的反道德弊病。可以认为,前四种理论范式基本上都有意识形态化的嫌疑,唯有第五种理论范式最具学理化品质。我当初之所以没有运用这个理论范式,一是还没有深入理解其真义,二是感到暂时还不合时宜。这个话题比较艰深,在此不便多说。我只把患病前夕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关于这个问题说过的两句话写在这里供参考:
现代性是反道德的;革命是反现代性的。
这两句话包含了现代性进程的最大历史悖论及其错综复杂关系。相比之下,我的书和我们所谈论这部书稿的《前言》,都远未达到对文革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理解,我自己尤其惭愧。
我曾在2006年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依据在造反派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把国内外的文革研究分为五种话语形态:
1.毛派的肯定话语;
2.官方的否定话语;
3.自由派的否定话语;
4.平等派的肯定话语;
5.客观派的中性话语。

我在书中说的“五种话语”与我在这里所说的“五种可能的思想观念和主题向度”,有什么关联呢?
当然有关联:
书中说的“毛派肯定话语”与这里所说“毛氏思想:修正主义-反修防修主题”完全是一回事;
书中说的“官方否定话语”与这里所说“邓氏思想:极左破坏-改革开放主题”同样是一回事;
而书中说的“自由派否定话语”、“平等派肯定话语”、“客观派中性话语”,统属于这里所说的“启蒙思想:专制主义-民主主义主题”,只是各自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的文革研究领域还没有出现属于“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和“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著作。
如果说“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反现代性主题”的作品至今依然缺席,那么属于“马氏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题”的研究著作今日已经出现了。我读过北京学者杨继绳的两篇文革研究文章,堪称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而《文革中的山西》一书要算这种思想倾向的重要成果之一。他们的作品为何能兼容启蒙思想?因为今日有识之士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本应包含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人权、法治之类普世价值。这种思想主题的出现,自然与2006年以来国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有一定关联。
这种思想倾向似乎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理论视野更开阔,分析问题更透彻;
第二、对毛泽东及共产党人凭借暴力手段和政权力量狂热追求并疯狂实验平等主义社会理想的非理性行为与严重后果,给予更多主观动机上的理解、同情、体谅、惋惜;
第三、对当权者1976年以后残酷镇压造反派的行径和1989年以来造成整个国家道德败坏、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生态灾难的责任,进行更强烈的批判谴责。
这些特点在《文革中的山西》一书《前言》篇中均有体现。
是的,就像你我以及许多文革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一样,这本书稿也是对文革的一种严肃思考和认真解读,自有其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而且由于其中有着许多毛氏造反派人士所熟悉的概念、观点、语词,更容易穿过他们预设的心理防线而对其产生可能的启发作用。这要算此书可预期的现实作用之一,所有去马克思化的文革研究专著恐怕很难起到这种作用。
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属于十九世纪牛顿/达尔文自然科学时代产生的一门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哲学,带有那个时代理论思维难以避免的绝对论、决定论、机械论的全部特点和缺陷,加之其创始人缺乏清晰定义自己基础概念的学术自觉,致使其理论体系中存在许多概念陷阱;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个落后于爱因斯坦/孟德尔/摩尔根自然科学时代一个世纪的旧学说时陷进去拔不出来,就可能越陷越深甚至走火入魔。这也需要我们警惕。

几点具体意见

阅读此书《前言》,有一些随感式的不同看法。按阅读顺序记录于此。

关于文革参加者的数量与智商

作者认为:简单地把文革解释为毛泽东的一厢情愿的“发动”,或者简单地解释为几亿群众迷信领袖的“盲从”,都没有说明文革的客观性即必然性。对于这场涉及六亿五千万人命运的重大历史过程,岂能一言以废之,或一言以赞之,如果是这样,岂不轻视了当时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智商?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
先说参与者的数量:文革主要在城市进行,对广大农村触动不大,正如著名学者杨小凯所说,文革是一场市民运动。因为要出工种地挣工分,不像城里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一样停工停产闹革命还能拿工资,所以除了城市近郊以外,绝大多数地方的绝大多数农民在绝大多数时间并没有热烈参加运动。以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算,其人数大约有五亿左右。在剩下的一亿五千万城市人口中,还要减去近千万被专政对象、近千万老人儿童、几千万逍遥派,被运动的人实际只有一亿左右。哪里来的六亿五千万人民?
这里说的还只是1966年至1969年的情形。1969年至1976年,这一亿左右市民绝大多数实际上已从心理层面退出运动,所谓参与其实只是一种十分被动的机械服从。
再说参与者的智商:文革的参与者,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无论军人还是干部,智商都很低,不存在今日被轻视的问题。个人置身群众运动如同在做梦,仿佛自由自在飞来飞去,其实理智经常在睡觉。文革中人们参加运动的动机不外乎这样几种:青春期叛逆冲动,自身利益驱使,追逐合法性认同,身不由己受裹挟,无条件奉命行事。不论哪一种,都是双脚决定脑袋,与智商关系不大。例如:保守红卫兵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和争当红色政权接班人,叠加着青春期叛逆冲动。造反红卫兵是为了反对政治迫害和政治歧视并争取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叠加着青春期叛逆冲动与追逐合法性认同。在他们的行为中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理智。具有相反意味的是,1966年初秋北京大兴、1967年夏季湖南道县、1968年初秋广西各地,那些深受毛泽东信任和关爱的贫下中农竟然自愿充当坚决反对毛泽东文革大方向的保守派,法西斯一般疯狂集体屠杀黑五类和造反派。他们的智商完全是负数。1967年夏季至1969年秋季,全国很多地方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斗和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也完全是反理性的。他们的智商都用到策划、指挥、执行屠杀对立派的行动中去了。
文革中真正有智商的行为,是文革中期之后一部分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冒着政治风险在思想上进行的质疑、反思和探索(如书稿中写到的山西“张赵集团”)。然而他们的这种体现较高智商的行为,并不是追随毛泽东文革的,而是反毛泽东文革的。

关于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

作者把1967年发生的“二月逆流”作为文革的第四个重大事件来记述,可是却忽略了同时发生的“二月镇反”事件。

1967年春季,在中央高层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同时,除了北京、上海、贵州几个地方,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发生了支左军队全副武装大规模抓捕造反派的“二月镇反”事件,造反派成员被抓捕至少也有百万人。从全国范围看,毛中央因为这个事件而对多省问题的逐一解决,成了保守派正式失势和造反派正式得势的一个转机,也成为造反派终于取得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契机。造反运动最艰难困苦也最可歌可泣的一幕就发生在这个事件中。
官方学者编纂的文革史甚至独立学者严家其编写的文革史,可能因为他们生活的北京没有发生过“二月镇反”,手中掌握的资料又没有关于“二月镇反”的记载,所以将这个事件完全省略了。
无论对于造反派还是文革研究者,这个事件都应该被记住。《文革中的山西》一书作为造反派人士对文革历史的回忆和反思,本应在谈论中央“二月逆流”时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二月镇反”进行重点记述。
查阅《文革中的山西》书稿正文,1967年初夺权后也有山西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抓人的记载,但这与全国其他许多地区不一样,不是军队站在支持保守派的立场上抓捕造反派。或许作者因此认为山西没有那种保守派全面反扑、造反派遭到镇压的“二月镇反”?然而这篇《前言》谈论的既然是中国文革的第四个重大事件,就不应该将文革中的“二月镇反”完全忽略。

关于林彪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关系

作者对此写道: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可以看出,林彪的主张是与毛及“四人帮”的观点对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个用于政变的机密文件,不是用来宣传的,所以其中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编制者思想的真实表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观点可以归纳为:结束毛的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统治和“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解放被整的大批干部;提高职工工资;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 结束缺吃少穿现象,“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等等。可以设想,如果林彪用军队进行强力改革,应该比后来邓小平的反反复复的扭扭捏捏的改革要有效得多。

虽然当年官方的舆论宣传和政治结论都硬把林彪定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主谋,然而官方出示的全部证据都只能让人们看到,《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以林立果为首的一伙少壮派军官草拟的,与林彪并无什么关系。在我所知范围,至今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了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或者林彪知道这个《纪要》的存在。以此作为评价林彪的依据之一,在学术上显得不够严谨。
官方给林彪定的罪名,就像他们给所有政争失败者和政治异议人士定的罪名一样扯蛋。我们完全可以不认可林彪的罪名,但不需要把林彪与《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进行评判。

关于文革的结束时间

作者对此写道:按正版教科书的说法,文革结束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事件。近几年有文革研究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认为,粉碎“四人帮”只是文革中的一个事件,之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推出,极“左”路线并没有结束,因之,文革的界限应该划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划在“真理标准讨论”结束,或者划在八十年代的理论务虚会,或者划在胡耀邦主持的各类人员平反工作结束,甚至建议划在1989年的“六四”学潮。这种说法应该比正版说法更有说服力,至于划分到哪个时期更合适,将来的不带偏见的历史学者一定会给出科学的划分,从现在来看,似乎至少应该划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为宜。

可能我孤陋寡闻,作者提到的多种文革结束时间之说我闻所未闻。
相比这些标新立异的说法,我仍然认为官方关于文革结束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说法更为可信,因为它更符合历史实情。
说文革结束,究竟主要是组织上结束还是思想上结束?恐怕首先应该是组织上结束吧。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文革的标志性人物,在上是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其重要亲信的存在,在下是造反派实质性或象征性的存在。1976年毛泽东病逝后,发生华国锋和汪东兴动用武力抓捕毛的遗孀、侄子和全部亲信的政变,随即在全国范围开展残酷清算造反派的全民运动,彻底消灭了文革后期造反派名存实亡的象征性存在。于是,人亡政息,人去楼空,树倒猢狲散,不仅官方宣布文革结束,而且事实上文革也从此结束了。
明确文革结束的时间,不是小事,牵涉到许多问题。
如果同意作者所列举的说法,自然要提出三个疑问:

1.1976年10月政变究竟发生在文革进行之中还是文革结束之际?

2.结束文革的人究竟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还是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

3.毛的夫人、侄子、亲信和造反派究竟是文革的殉葬品还是受害者?

结论如果是前者,那就如作者所说“粉碎‘四人帮’只是文革中的一个事件”,十月政变就是文革中的又一次路线斗争,华派与江青派就属于内部争权夺利,毛的夫人、侄子、亲信与造反派就仍然是文革的受害者。按照这种说法以及中共内部斗争的惯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派打败华派而“结束文革”之后,就应该彻底否定十月政变和“揭、批、查”运动,同时多少给遭华派镇压的毛的夫人、侄子、亲信与成百上千万造反派落实政策。然而事实上,邓小平们对华国锋们的政变行动和“揭、批、查”运动一直是高度肯定的,官方至今也未改口;反之对于遭到十月政变和“揭、批、查”运动镇压的所有干部群众,邓小平们从来没有觉得是受了文革最后一波迫害而给予一丝一毫关照。
看来结论依然应该是后者:1976年十月政变发生在文革结束之际,结束文革的人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毛的夫人、侄子、亲信和造反派是文革的殉葬品。华派在组织上结束了文革,思想上却未能结束文革。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毛思想和文革路线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他们不敢全然否定。同时毛思想和文革路线作为意识形态的惯性很强,短时间内势必继续支配华国锋们以及全国大多数干部、军人、工人、农民的头脑,全国“揭、批、查”运动清算造反派时爆发出的那种全民性的疯狂、非理性、极左、暴戾,就是一个有力证明。谁也不可能在组织上结束文革之时,立即在思想上结束文革。
邓小平一派主要是在思想上结束文革,进一步清除文革的影响。华一伙被全部搞下台,政权机构中造反派代表被彻底清查,是进一步清除文革影响的必然结果。尽管如此,正式结束文革的仍然是华国锋而非邓小平。邓小平都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说自己结束文革,我们毫无必要为他争这份功劳。
1990年代初,中亚各国发生了政权易帜事件,结束了极权统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随后几年又纷纷发生颜色革命,清除红色政权的组织人事残余和意识形态影响。对比之下就明白:正式结束极权统治的是易帜革命,颜色革命只是清扫红色垃圾。
关于华国锋主政的三年,武汉作家胡发云称之为“不明不白的三年”、江西学者张一哲称之为“后文革时期”,我更认同。华国锋时期,是文革十年与改革十年之间的过度时期,华国锋确实是一个过渡人物。他最大的功劳,是怀着被汪东兴鼓动起来而叶剑英、周恩来、邓小平从来不敢有的夺取中央主席权位的政治野心,用忘恩叛主和背信弃义的反道德行为干了结束文革这件救国救民的大好事。1989年以来这个国家的世道人心日益陷入不能自拔的污泥状态,并非华国锋背叛毛泽东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现代性疾病发作之时当权者将民主、法治、道德、科学四大良方弃之不用所致。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作者所列举几种关于文革结束时间的说法,会不会是基于山西情况而言?我立刻查看书稿正文,发现确实如此。原来1976年十月政变后“大寨红旗”陈永贵因为站在华国锋一边而继续当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致使山西省“揭、批、查”运动竟然把反陈永贵甚至反文革的干部群众当成打击对象,这种酷似文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华国锋一伙包括陈永贵下台才告结束。那几种文革结束时间的新异说法便由此而来。
1976年十月政变发生后,除了权力中枢抓捕了江青一伙人和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揭、批、查”运动清算造反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依旧是文革中的当权者在主持,这些人自然习惯于用文革极左思维和文革极左方式来领导运动。全国各地许多反文革的思想先行者如王申酉、史云峰、李九莲、钟海源……就是华国锋时期被杀害的。据戴煌先生介绍,全国因为反对华国锋被枪毙的就有五十多人,仅江西受“李九莲案”牵连遭到迫害的干部群众就达一千多人。广州的“李一哲事件”,1974年江青只定性为“右倾翻案事件”要求批判,华国锋上台后立即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案”将作者全部抓捕,后来多亏习仲勋主政广东才平反释放。山西的“倒清查”并非特例,从张一哲文章中得知江西的情况也是如此。
只不过,作者既然在《前言》中是在谈论中国文革的结束时间,就不应该把山西的情况放大为全国。

不应把间接结果视为直接结果

作者谈到文化大革命在现代世界史上的重要影响时认为:中国文革的直接结果是使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结束了农民社会主义的“实验”,迈开了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开放的步伐,间接影响是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大格局。

我认为,文革的直接结果应该是:把六亿五千万人口驱赶进了一座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绝对专制、绝对迷信、绝对贫穷、无墙而透明的巨型监狱。文革的失败——这个间接结果,才使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结束了农民社会主义的‘实验’,迈开了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开放的步伐,……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大格局。”
我们不能把文革有目共睹一目了然的直接结果与间接结果进行颠倒,并把间接结果说成直接结果。这样做,难免有粉饰毛泽东文革之嫌。

以上看法,属于阅读书稿《前言》篇之后的一己之见,供《文革中的山西》一书作者参考。
年轻时候写过一首诗表达思想发现的欣喜,摘录其中一段与作者共勉:

阳光照在雪地上,
把我的痛苦照得更亮。
我阴郁的目光因此而晴朗,
鸟群飞翔于我的追求之上。

2014年10月26日
写于古蜀都河边树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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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对武传斌的访谈(摘选)

阿 陀

我为什么要整理武传斌的口述史

文革时我是广州的中学生。我的青春,曾经镶嵌在以武传斌这个文革造反派风云人物为代表的某块历史拼图上。还原这一段历史,让后人能全面地批判认识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历史道路,我责无旁贷。
武传斌,男,河南省济源县人,1944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因父亲在村里读过三年私塾,会打算盘,中共执政初期被招工当上会计,成了国家干部。1962年响应政府“精简下放”号召,举家放弃城市户口迁回家乡农村定居。武传斌高中毕业后也回乡参加劳动,同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于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上第一志愿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大学期间,武传斌是当时被认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但学习成绩拔尖,还担任了中大学生会的体育部长,四年级时更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成为重点培养对象,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曾代理队长。
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第一波揪斗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高潮过后,武传斌才从农村四清归来,即北上串联,途中与几个同行的要好同学商定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取自他们在北京天安门受毛泽东接见的那一天——“八三一”。文革中武传斌任“中大八三一”和“广州红司”的一把手,也是“广州批陶联”和“广州红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广州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曾作为“红旗派”代表之一,于1967年11月参加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2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任常委。该职务在名义上保留了十三年零十个月(其间曾三次被关押整肃时间长达十年)。1981年广东省委正式结论:武传斌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年12月,广东省人大会议决议宣布解除武传斌省革委常委职务。文革后武传斌主要在广东省惠州地区从事专业工作,有多项技术创造和发明专利,并多次得到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政府颁发的科技贡献立功嘉奖证书。2002年退休后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子女事业有成,夫妻恩爱,生活安定。
武传斌和周恩来关系微妙。他领导的部分造反派因为受当时“揪军内一小撮”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因为“批陶运动”中力主解放地方干部,和黄永胜领导的广州军区关系对立,1967年春曾一度被取缔镇压,后因为周恩来南下表态支持以“中大红旗”为首的广州造反派(“三面红旗”)而“翻身解放”。随后武传斌等在交枪并结束武斗、“广交会”如期开幕等问题上竭力配合周恩来,得到一定的支持信任,最后又在1968年7月被周恩来严厉点名取缔镇压。文革高潮中武传斌和周恩来本人相当一段时间复杂微妙的互动来往,隐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
武传斌和赵紫阳关系特殊。一个是贫穷出身的农家子弟,文革中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大学生“草头王”,一个是父母官,“走资派”,广东省委书记(后来成为党中央总书记)。从文革初期夺权冲突“不打不相识”,到70年代中期赵重返广东主政两人惺惺相惜,又到十几年后总书记虎落平阳身陷囹圄,武赴京探望,坦诚相谈,互相关爱。两个地位悬殊的“老乡”三十年的交往,承载了多少历史风云!
作为一个曾经在文革时期有影响的地方造反派代表人物,武传斌是这样总结自己文革经历的:
他自称是“冲在历史前头的人”,不是一个人冲,是领着许多人冲。当时以为是对的,现在觉得荒唐。既然因为受了“怀疑一切”的口号影响才起来造反,为什么就不敢怀疑毛?——因为愚忠,也带着别人愚忠!文革犯的所有错误,最大一条,就是愚忠。他对当年因为响应毛的号召,造反“大乱广州”,给社会生活带来不安,令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失,感到万分歉意。更对武斗中不幸死亡的群众(包括自己学校两派的两位同学),感到深深的内疚。他表示不会讳言自己的错误。同时他也表示,文革造反派尽管被利用,但也在客观上某种程度推进了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近年武传斌决定把自己的文革经历做一个回顾,笔者有幸成为其口述历史的整理人,为此多次通过电话甚至“千里走单骑”长途驱车从美国芝加哥去加拿大多伦多,陆续录下了他对一些文革历史的回忆和思考。目前,《武传斌口述历史》十多万字初稿已经基本完成。另外,原由蔡文彬先生记录整理的武传斌《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一文,经由笔者协助武传斌进一步补充修改后,已于2013年发表在北京《记忆》杂志102期。
2014年农历新年前夕,武传斌久咳不愈,检查发现是肺癌晚期,经精心治疗后突破了三个月的死亡预期,不幸在8月发现扩散,已转移为骨癌……2014年9月16日,武传斌在多伦多家中忍着剧痛最后一次接受笔者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访谈(我们双方都怀着一种“抢救”的心情),在口述了未来传记的序言和结语以后,他为两年半以来的口述历史终于得以完成感到非常欣慰,觉得是了却了一大心愿。他还应邀为后年的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执笔题词:“如有机遇我当再中流击水 为将中国民主再推进一步”。他最后说:“我不怕死,谈论死亡就像谈别人的事,但我有个心愿,就是把文革运动的事实经过和历史教训留给后人。这就是我想出这本书的目的。”最后他表示,非常感激夫人刘炜无怨无悔的付出。
2014年9月24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武传斌在多伦多医院平静去世。享年70岁。(上图:武传斌遗像)
以下是笔者整理的武传斌部分口述内容。

背一袋番薯步行百里考大学

武传斌:
那年初,全国压缩干部队伍,我父亲响应号召下放,带全家回乡耕田,工资也不要了,城市户口转成农村户口。于是夏天我也跟着就回去了。
济源,王屋山,蛮大的山,丘陵上全是窑洞。我家住的是以前被日本人烧过的旧窑洞,全家一个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点香油灯——芝麻油,灯芯草,火大如豆。就是俗话“小老鼠上灯台”那种。我就这样每晚复习两小时,天天如此,主要是别把外语忘了。临高考前三个月,父亲见我努力学习,既然不甘心留在农村,18岁也不考虑找媳妇,那就帮我一把,联系我大伯——济源水利局长,在他家住三个月复习准备高考。
大伯家离济源一中很近,我旁听复习,有复习大纲一份。考试时考场设在焦作,110里,步行,背一袋生番薯,水是走到哪喝到哪,住大车店,最便宜,五毛钱一天,店里负责帮我煮熟番薯。高考三天,一天伙食费得花两毛钱,不搭伙,宁可啃番薯。考完再步行回济源,连夜赶回老家。当时已有把握估计能考上。
那年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山大学。烦透北京,既然北京不要,那就不考虑。(阿陀注:1962年武传斌因为转学不成迟注册了两个月被学校记大过,可能因此高考报清华大学不被录取)中大是第一年到当地招生,整个济源一中几百人,我是第一个进中大,引起不小震动。
上学前我不耕田了,找了一个民办教师位子教语文数学,两个月挣了40元。8月20号左右录取通知到,再向大队借了几十元做盘缠,就上路了……
(左图:武传斌中大学生证上的照片)
我就这么从农村一路走过来,道路很艰难的,怎么会轻易把自己前途毁掉,去和共产党对抗?(阿陀注:这里是回应有人认为造反派是反对共产党的说法。)

关于“造反派”的概念

阿陀按:
“你们旗派(造反派)是不是反对共产党的?”
两年前的秋天,在校友聚会的加勒比海邮轮之旅途中,一位原来不认识的保守派学长,夕阳西下海风拂面之时凭栏向我坦率地提出藏在他心中将近半个世纪的疑问。
我听了非常震动。文革两派间的隔阂,不会那么简单“一笑泯恩仇”,看来还将伴随终生。而更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徐友渔语),以及也是“形形色色”的保守派,至今没有一个客观中肯的历史定位。学界忽略这方面的研究,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如果没有原始素材的发掘积累,研究也无从做起。

阿陀:
最近我思考“造反派”这个概念。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搞不清文革名词,习惯用笼统的标签,把历史简化成非黑即白。年青一代的报纸编辑,电视台编辑也一样,凡坏事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例如凤凰卫视有一个视频报道:“老红卫兵痛哭:我亲手把母亲送上断头台”,讲的是70年的事,那时红卫兵已经成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团体,相当于共青团,和1966、1967和1968年学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完全不是一回事。当事人现在确实是老人了,但他并不是“老红卫兵”。全国以自由结社的形式由学生自己组合起来的红卫兵组织,在1968年年底,老三届陆续毕业离校以后,已经自动解散了。
造反派的概念应该分“前造反派”和“后造反派”两段来看。我们通常说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指1966年10月开始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同毛泽东当时文革路线,坚决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走资派”的群众组织。是后造反派。在这之前,还有那些最早点起文革第一把火的反当权派,反工作组的造反者,像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以及广州华附老红卫兵等,他们也都是造反派——前造反派。
无论哪一时期的造反者,动力无非都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接受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二、有个人的诉求。在早期这批点火者中,一部分人主要是出于政治理念,想当左派,如蒯大富;另一部分也有理念,但同时也还有恩怨,文革前就和领导闹矛盾。北京清华附中、广州华师附中和聂元梓就是这一类。
广州的主义兵,通常说是保守派,保爹保妈派,其实6月初最早造学校党支部反的就是华师附中干部子弟,后来都成了主义兵,也就是广州主义兵中的“老兵”。华附的大字报出现在1966年5月27日,不但是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可能在全国也是第一份。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是5月29日在圆明园废墟成立的,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6月2号才贴出来。华附和清附的造反情况几乎雷同,都是干部子弟早已从内部渠道看到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等一系列批评教育系统的言论,文革爆发前已经对学校“不突出政治”提出批评,并和领导产生矛盾。
武传斌:
我早就觉得保守派其实也是造反的,红司中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孙亦武(阿陀注:广州工人保守派头头)就对我说过,他们其实也是造反派。保守派斗赵紫阳,斗一些当权派,比我们还厉害。清理“三种人”时,他们都清下来了。孙亦武生活很困难,那时我条件好一点,尽可能帮他一下。1967年下半年,我在红司和八三一内部不止一次讲过:孙亦武是地总中的八三一,华工八一八也是造反派。
阿陀:
文革造反,很大程度上是体现毛的意志,是奉旨造反,不能有什么明确的个人诉求,有的话马上就被打下去。像1966年底的全国临时工造反总部,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联络站,全国退伍军人造反总部……这些组织很快就被取缔了。
武传斌:
广州只有“老红军总部”、“八一战斗兵团”和白云农工商蔡海鸣的知青造反,是有个人诉求的。1967年3月军管后最先镇压的就是他们。
“老红军”1966年12月就造反了,当时来找我,我不大了解情况,但还是很尊敬他们,只知道他们都是抗战或者更早参加革命的,东江纵队的很少,一两个。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被处分,但都不是作风问题。他们也参加了省革联。总理接见的时候我也提了给“老红军”平反问题,总理说,你们不懂。当然文革后还是都平反了。
阿陀:
3月抓去的《红卫报》晓兵,最后怎样了?
武传斌:
他是比较风头那种,独来独往,后来是在狱中死的。我当时提出要为珠影东方红平反,周恩来说珠影很复杂,你们不知道。
造反派整体带有很强烈的民主意识,也就是对官僚体制这个现实不满的意识。因此,“造反有理”。对十七年“旧制度”的造反,最突出一点,就是做了大量的翻案工作。例如为“地方主义”翻案(包括为珠江纵队、东江纵队、琼崖纵队被整肃的老干部翻案);为“两陈案”(详见文后附注)翻案;保护彭湃家属(阿陀注:1967年夏,广东海陆丰地区发生围剿造反派的大屠杀,其间彭湃的儿子,海丰县委书记兼县长彭洪被从广州警备司令部带回海丰批斗致死,侄儿彭科被砍头悬挂示众。造反派把情况上报中央后,武传斌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立即派人去海丰把彭湃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接到广州中大校园保护起来);为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翻案;还有为右派翻案——当然不敢明说反右不对,但揭露“走资派”制造冤案等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可以说是造反派的江湖义气。
(2013年3月16日电话)

文革中的情爱与性

阿陀按:这个话题是由傅萍的回忆录引起的。傅萍是美国3D软件设计公司杰魔的董事长和创办人。不久前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宁弯不折》讲述她在文革中受折磨,被轮奸,后又因为揭露溺杀女婴被逮捕流放,最后成功蜕变为一家美国软件设计公司的领导者的个人经历,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大争论。在那次对武传斌访谈时,因都在关心这一争论,就引出了下面的一些对话。

阿陀:
清华大学蒯大富的初恋对象是最早支持他造反的高一女生,名叫刘刚。您太太刘炜也是造反派……
武传斌:
她是一师(第一师范学校),属新一司。我们一起上北京开会认识的,当时只是认识而已,并无交往。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特别是造反派,不敢有任何差错。你看后来再怎么整,几乎没有找出一个头头犯“作风错误”。(右图:大学时的武传斌)
那是为什么呢?当时一是怕,我们造反派一般都比较谨慎,不能被抓住什么把柄;二是保尔、牛虻的影响,我们身上都还有一点“水泊梁山”的味道,不近女色。当然,也不是不谈恋爱,我在1963年就谈恋爱,一直到1969年我被审查隔离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工宣队通知我,要求我立即中断和女朋友的关系(因为我是省革委常委,而女友是地主出身),我服从了。此后,才和刘炜开始谈恋爱,因为那时她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到我被隔离的地方探望我,实为不易。
阿陀:
清教徒。“呐喊”(阿陀注:笔者所在的一支造反派宣传队伍)驻在财厅,夏天,晚上写完大字报,男男女女,有人睡桌面,有人睡长凳,有人地上垫一叠大字报纸就睡了,哪会胡思乱想,一心就想革命。
不过文革中的性问题,性犯罪也不是没有,只是被掩埋得很深就是了。早几个月我在香港见到一个以前没见过面的低年级中学同学,他透露文革中我校“主义兵”曾轮奸过同派某一初二女生,这件事当时被摆平了,没有传出去。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我知道“主义兵”破四旧时过手无数金银财宝,绝大多数人丝毫贪念都不曾有过,但我也调查过一个案例,借抄家一次卷走大约50两黄金首饰的也有。这在造反派也一样,所有人卖小报时一分钱都上缴,到吃饭时间自己掏钱街头买白饭拌酱油,或者回家吃饭。但也发生头头贪污报款、纵容抢劫的见不得人的事。
就性犯罪来说,文革期间有个别军干子弟特别狂妄,胆子也大,什么都敢做,发生这类事也不奇怪。记得当时街头就看到过关于某中学轮奸案的大字报,只是无法证实而已。
当然,文革中不仅红卫兵中有性犯罪,其它造反组织、保守组织中也有性犯罪,专政机关人员中,支左的军官中,同样也有性犯罪……这是文革历史中最隐秘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文革群众运动总体而言带有清教徒色彩、原教旨色彩,就回避这个问题。
(2013年3月16日电话)

周恩来是否说过广州旗派要“取代共产党”?

阿陀按:原中学造反派头头“老三”发来一封电邮:
“《高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是汪岷和我一边商议,一边动笔的广州兵团报社论,叫嚣‘造反派要有自己的专政工具,要有自己的军队,监狱……’等等。小报出街后没两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几派,商讨停止武斗大联合等问题,特地招呼了红司的武传斌和刘国旋,把手中的广州兵团报摊给他们看,说:‘你们广州红旗派是不是想取代共产党?’”
我把这电邮转给武传斌看,并问:周恩来有没有说过旗派要“取代共产党”?

武传斌:
我想了两天,没有这回事,不是这样说的。
我1967年8月17号到北京,19号两派都给叫去,我就是那天晚上把材料交上去的。我在会上是公开汇报“红警司”(阿陀注:1967年8月11日,广州造反派在“文攻武卫”和“武装左派”等口号下自行成立的武装组织,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同时和对立派武斗。红警司存在约一个月,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就自行解散了)的情况的,总理是支持我们旗派维持广州治安的,没有表态指责,还问:你们的枪够不够?不够问黄永胜要。那口气是温和的赞赏。8月31号接见了一次,9月初,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出来以后,总理又接见一次,这次很严厉,说:你们要马上回去收枪,(如果枪不收回来)你们是不是要取代警司?现场还有其他人,如果讲了“取代共产党”,我们在北京也不可能呆下去了,东风派也会抓住这句话攻击我们了,怎么会连小报都没登载?那是反党啦!当时是什么形势?黄永胜、温玉成、陈德、戚本禹等都在场。
总理找我单独谈话就是一次,那是关于“双陈事件”的,我当时觉得很意外,“双陈”不过是厅级干部,总理有多少国家大事要管啊!
那篇社论我还记得,社论也不止这一篇,中南林(学院)马锦玉的观点也很激烈,连同制止打劳改犯的第二个通令(阿陀:那可能是李正天写的,红司呐喊当时是红联宣传部的一部分,红司呐喊应该讨论过这篇稿,我有点印象),很多材料,我一到北京就通过总理联络员,一包包交上去的。
听了总理这么讲,我们马上就回去收枪。我叫刘国旋先回,当时枪最多的就是广州兵团。刘国旋也同意。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命令,不能抗拒。我们是很认真的,我还专门去了16中和7中开大会讲话(收枪)。
我是四清后期填表成了预备党员,但没有宣誓,介绍人是系团总支书记钟明燃和班级政治辅导员刘振声。1966年8月从农村回到学校,运动还不是很激烈,就是辩论,我组织了一个全校性的组织。李嘉人,党委书记、副省长,他找我谈话:你是三好学生,学毛著积极分子,要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我说,你们中大(中山大学)的党现在已变成修正主义党了,我要考虑退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当时毛和王海容的谈话,还有8月5号毛“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我就知道刘少奇不行了,所以我就没有宣誓过。
(电邮中提到的那篇)文革的社论是针对军管会、针对警司的。不是取代共产党。刘国旋可能记错了。
阿陀:
也可能刘认为他没记错,在历史回忆中,同一件事常会出现不同的记忆,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有更多的旁证,交叉对比。同时也可以从逻辑上判断。我觉得你的讲法比较有道理。
(2013年3月17日电话)

阿陀:
我刚才翻了一下薛声钦《十年人生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其中“广州‘红警司’”一章,提到“红警司宣言”有两个版本,原版本说要代替公安局和警司维持广州治安,等于是公然夺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权,被北航郑焕成和哈军工凌云发现,认为是严重政治错误,后才改过来了。这事情发生在8月中,正是8月19号总理接见前,老三电邮提到的“取代共产党”,会不会是“取代警司”或“取代解放军”之误?
武传斌:
就是要取代警司。当时起名“红警司”,是针对“黑警司”——“三月黑风”警司镇压造反派最厉害,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接总理通知两派上北京,8月17号下午,在广州机场集中时发生枪战(后来知道和高翔一派有关),我们当时认为是警司的阴谋,把广州警司政委罗兴洲扣押了,一起带到北京,在新疆办事处招待所和我同房,等于软禁。饭都是我们打给他吃。接见时把他带去。我还告诉周恩来我们把罗兴洲也带来了,周恩来也没要我们放人。我那时说话胆子大,有点狂妄,当着周恩来的面对黄永胜说:如果黄永胜真的支持造反派,欢迎到我们“红警司”当司令。当然这话是有点挖苦的啦,人家是大军区司令。黄永胜笑笑说:我可没有资格。周恩来当时也没说什么。
阿陀:
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8月19号第一次接见时,周恩来对造反派组织“红警司”取代公安和警司维持治安至少是默许的。9月初,“九五命令”出来以后,形势变了,要恢复警司的执法权力,周恩来就严厉明确批评“取代警司”的企图?
如果这一段回忆属实,那正好吻合1967年8、9月间,“武汉事件”之后,毛改变态度,全国文革从高潮骤然降落,由放转收这一时间点。值得玩味!
(2013年4月25日电话)

周恩来关于广州两派的定性

武传斌:
我是1967年4月初到的北京,大约9号左右吧。12号见到林杰,他说:北京现在反“二月逆流”,揪谭震林,广州有没有?总理马上要到广州,你赶快回去,要批“二月逆流”了。于是我马上赶回来。总理15号接见,16、17号也接见,18号是总结。
阿陀:
这次周恩来到广州,表态支持造反派,非常突然,因为虽然当时3月造反派被镇压,并没有人上京找总理求救。就是说,是周恩来主动的。是吗?
武传斌:
总理肯定“三面红旗”(阿陀注:1967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两派群众代表时,肯定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和广医红旗是造反派。此后便有造反派“三面红旗”的提法),我们完全没想到,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2月中下旬开始,省革联就工作不下去了。陈家吉到北京,和王彬林住在一起,能见到的最高领导也就是林杰。那时上一次北京也不容易。旗派对中央构不成压力。
周恩来接见时提都没提军队系统的三军联委造反派,他们也是省革联的。
总理肯定“三面红旗”,我都意外,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阿陀:
根据叶曙明2005年访问迟泽厚所记,周恩来1967年4月18号讲地总红总是“保守的群众组织”,后来是因为他们反应很大,军区也同情他们,反映上去,周恩来秘书发来一个文字的修正稿,变为“偏于保守的革命群众组织”。
武传斌:
是“偏于保守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个说法我们是从三方面来源得到的,就是哈军工和清华(驻穗联络站),还有就是红旗杂志记者姜宏洲。其他人我们不信,包括军区。迟泽厚的讲话有很多不是事实,按他的说法,军区都是对的,错的都是旗派,这不符合历史。
(2013年3月18日电话)

武传斌:
林杰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阿陀注:此处有误。据江青秘书阎长贵对笔者说,林杰只是红旗杂志哲学组的组长和党支部书记)。1967年4月那篇反击“二月逆流”社论就是林杰写的。八一“揪军内一小撮”社论他也参加起草。所以后来揪出关、王、戚“小爬虫”,林杰就倒了。
阿陀:
江青秘书阎长贵回忆提到,中央宣布这个决定时,江青哭了。
武传斌:
那一刻她知道不行了。从那以后造反派大势已去。
阿陀:
转折点是武汉事件,文革造反运动全面退潮从1967年9月开始。
(2013年4月22日电话)

造反派核心队伍的出身成分

阿陀:
我最近读许爱晶《清华蒯大富》,提到“清华井冈山”实际上是由一个核心组织和一个外围组织构成,核心叫“井冈山红卫兵”,由劳动人民家庭、红五类出身的人组成。另一个是“井冈山兵团”,家庭出身不好的都可以参加。当时有个统计,清华出身好的只占40%,不同于北航绝大部分都出身好。我马上联想到你们中大八三一和中大红旗的关系,也是一个核心、一个外围……?
武传斌:
中大学生家庭出身的比例我不清楚,但中大八三一都要出身好的,比较纯,头头几乎都是党团学生干部,我是预备党员,丛德伟是干部子弟,韦儒岩、刘兴宏等均是贫农,黄林是工人家庭(以上是勤务组成员)。张尔纲是孤儿,红旗头头陈家吉,党员,许诚,党员,八三一黄意坚是数学系学生会体育部长……这样我们八三一就可以在前面先冲,有问题我们担着,冲对了,后面红旗再跟上。中大红旗就什么出身都可以参加,只要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团结了大多数。中大红旗3000多人,连老师在内。八三一200多人。整个中大也不过4600多人,除去一些逍遥派,我们占了绝大部分,革造会主要是一些学生干部,辅导员,保卫科和机要室的人。中大文革死的人不多,“六三”武斗死了两个,一边一个,机床厂冷枪打来死一个,文革初期跳楼自杀死了一学生部长(老师),还有毕业造册时发现失踪的学生(逃港?援越?),所有这些总共加起来不超过十个。
(2013年3月18日电话)

“联动宣言”是不是广州主义兵起草的?

阿陀:
印红标书上提到,北京联动的成立宣言据说是广州主义兵写的,被造反派抄赵紫阳家时发现了。您看呢?
武传斌:
赵紫阳家是我们(中大)最先抄的,1966年11月几号,当时重点是批资反线,抄黑材料,结果抄不出什么,都是很一般的文件。联动的事(时间上)还要往后靠。
广州中学主义兵以八一中学刘战为主,(赵紫阳的大儿子)赵大军在哈军工,二军不是很活跃,应该没有关系。主义兵最活跃的人不是(上层)一、二把手的孩子,基本上中将以上的孩子都不怎么参加,参加的是校级、少将级(家庭的孩子)。黄永胜的儿子有一段参加,也不是主要的头头。说“联动宣言”出在赵家,和赵当时的处境也不相符。
联动的事应该是年底,起码是11月底以后出现,那时赵家已经被抄过几次。再说西纠那帮人怎么看得上广州的主义兵?
我们抄回来的材料都放在八三一的机要室,有疑问的才看,不是每一份都看过。
(2013年3月18日电话)

“七二三纪念堂事件”死亡人数

阿陀:
七二三事件,两派的小报都说各自死了几十人……
武传斌:
一个都没有死!那时死了人就是大事,报上来要研究应变对策。没有报上来。
阿陀:
不对啊,小报有名有姓都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广钢红旗工人。2010年我在广州开座谈会,其中就有两个目击者谈到这个工人在纪念堂台阶被打死的过程。可能你不知道。“七二三”是第一场大武斗,刚开始,造反派各个山头还没有统一指挥,“红联”成立是后来的事。
武传斌:
这有可能,我只是知道我们中大和红司系统的,包括下面中学生,17中那些中学的“广州兵团”和6中为骨干的“红战团”,没有死人。我没在现场。黄意坚去了,受了伤。
(2013年4月17日电话)

中大“六三事件”阮向阳之死

阿陀:
据我所知,阮向阳是在混乱中被打死的,参与的人大部分是中学生,事后处理好像是中大一红旗工人承担了责任,坐了牢。为什么?
武传斌:
中大红旗杨飞立被打死以后,革造会阮向阳从楼上跳下来被追上抓住,我一听见消息赶快跑步过去,去到时成群人还在打,主要是学生,那工人也在现场,当时他没有打。我一看赶快制止。武斗双方对打死了人没多大责任,打死俘虏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叫王挺赶快把阮向阳背起来送到医务所去,学生都认识王挺,他背起来就没人再打了。事后追究,那个混乱的场面,你一下我一下,说不清是谁,互不认识的说不清,知道的,中学生、大学生,我们认识,当时也不会说出来。那工人先前也确实参与打了……
阿陀:
事后处理对工人惩罚会比学生重。
武传斌:
不光是工人,教师,小教红司、中教红司都整得很厉害。
后来批斗我的时候说我是“武斗司令”,因为广州造反派冲在最前面的就是红司,我是红司的司令,这么说也没错。但实际上,不像文革期间解放军武力介入地方,出动一个排都要经过毛泽东本人批准,群众组织根本是一盘散沙,不是你想调动就调动得了的。1967年8月武斗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很多事情并不清楚。当时我个人的态度是尽量威慑对方,但避免打起来,所以后来清查时没有找到任何一条我指示进攻的命令。即使打“省总”是旗派唯一主动发起的武斗,开始也是“围而不打”,力图迫使对方撤出市区。我上了北京之后才打起来的。
(2013年4月17日电话)

“吊劳改犯事件”死亡数字及善后

阿陀按:“吊劳改犯事件”指1967年8月中旬武斗混乱期间,广州一些市民因听信了“劳改犯要血洗广州”的谣言,组织“居民联防”,闸街堵巷,滥杀不明身份外来人的暴民事件,详见笔者《孤儿无处话凄凉》等文(阿陀阿陀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3388.html)

武传斌:
收尸是我联系驻我们中大的“黄草岭英雄连”派车去收的。因为沿江是两派冲突的地方,军管会不出面处理。“黄草岭英雄连”支左,支持中大红旗。他们派车当然也是请示过军区的。具体负责这事的是公安红旗何河。公安红旗在红警司占主导地位,何河是党员干部,红联参谋。公安系统都参加造反派,分公安红旗和一二五,因为省革联问题不同观点,我们才把一二五说成“老保”。公安红旗骨干队伍以刑侦处为主,一千多人参加红司。一二五多是基层干警。
报上来的尸体大约一百七、八十,不超过两百。这是指我们处理的,其他也有收的,我就不知道了。
(2013年3月18日电话)

阿陀:
收尸的时间?部队出动汽车是高潮当天一天还是分几天?
武传斌:
具体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我直接处理的。我们在中大,开始不知道广州发生了什么事,听说附近有劳改犯被群众打死了,还以为是个别事件,下午才知道全城都发生了。是(高潮)当天还是第二天收尸,记不清楚了。当时不是“打劳改犯”一件事要处理,形势很紧张,千头万绪的。但有一条是肯定的,收尸不可能由我们出面,带几个中学生去,因为涉及到两派(分别)控制的地区,只能请解放军出面,收了尸体赶快处理,全部送去火化。也顾不上查身份什么啦,一个是因为天气热,担心引起疫情——我是学生物的嘛,还有就是要稳定人心。我们马上发通令要求拆除街道联防的栏闸,让交通畅通,方便红警司巡逻维持治安。
(2013年4月17日电话)

阿陀:
驻中大部队出动收尸是高潮那天——8月12号白天,还是第二天?你是怎么得到打死人消息的?中大附近有发生吗?(下图:最后的访谈。左为武传斌)
武传斌:
何河是科长,不算当权派。红联设了一个参谋部,他是参谋。何河可以动用公安的力量。如果派出所收尸一定有记录,“黄草岭英雄连”收尸的记录一定在军管会。收尸要卡车,当时我们只有一部吉普,广船、广钢有大卡车,过不来,还有两派防区问题,只能请军队出面。军管会不管。因为“黄草岭英雄连”驻中大,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找他们。
那天晚上(8月11日)我不知道因什么事离开陈列馆(阿陀注:红联指挥部就设在广交会陈列馆)回中大了,是第二天早上听到消息以后,回陈列馆路上,吉普车到沿江路看吊死的人,都发黑了,心想:唉,都是些什么人?有人说是劳改犯。四面八方电话来报了,很紧张,当时的想法是:沿江一带死人最多,也是我们旗派的据点最多的地方。当时怀疑这是军区的一个阴谋,搞白色恐怖吓我们,杀鸡儆猴。同时民众恐慌,心理压力大,对我们也不利。居民联防,到处拦街,我们就被分割,那时也没什么电话,很容易被一个个消灭。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是赶快收尸,二是拆闸。街闸不拆掉,维持治安的巡逻车出动不了,军车也可能被打冷枪。这样做是为了安定民心,掌控大局。那天晚上我睡觉都听见“打嘭嘭”(敲锣打盆)。拆闸是红警司出面,一两天就基本拆掉了(阿陀注:这里的栅闸主要是指设在通汽车的大马路上,拦腰截断交通的那部分,如拦在文德路的栅闸。至于街巷口的栅闸,还在陆续增建,维持一两个星期后月底才基本拆除)。中大附近没打死人。
阿陀:
出动收尸就是那天吗?
武传斌:
上午看到了,召集开会最快也得下午,还要联系部队,部队得请示上级……恐怕是第二天早上。出动两部车,一次装不了多少,可能两三次?可能还遇到没断气要送医院?尸体都送去火葬那是肯定的。
阿陀:
就出动一天?
武传斌:
那不记得了
阿陀:
叶曙明去年7月在我那篇《孤魂无处话凄凉》后面的评论补充:“据黄意坚告诉我:整个广州市所有主要街道,一晚吊了少则187,多则197个尸体,他们统计过,是一个一个点统计的,当时黄是红警司政委,号称领导着广州市半个公安局,因为公安红旗全部参加了红警司。他找派出所一个个点的,然后又找中学生由头到尾坐着车去点数。”
我访问黄意坚时,他告诉我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字,但说是何河带中学生点算出来的,没有提他去派出所一个个点。现在你说的数字也是一百多将近两百。但我都还是不大相信,因为:从时间上看,什么时间点数?点过几次?什么时间收尸?收过几次?都不明确,都像是指的头一天或第二天。实际上“吊劳改犯事件”持续了好几天,后来不断零星发生的案例是否没有包括在这些统计内?从范围上看,突击性的收尸,人力、物力和权力都有限的情况下,不大可能是很彻底很全面的,可能主要是市区范围。至于西南郊芳村、白鹤洞。还有最近了解到的北郊沙河,南郊沥滘都是当时发案地点,点数统计会不会忽略遗漏?目前在无法看到档案的情况下,只能靠广泛的社会调查,逐一还原历史现场,尽可能把每一个发案点的大致死亡数字落实下来,最后反推出一个接近事实的确切人数。
(2013年4月23日电话)

武传斌:
我再回忆了一下,8月12号还没有出动,应该是13号收的尸,收了两天以来街上的死尸(阿陀:严格说应是8月11日夜间至8月13日白天)。13号晚上我们从陈列馆出来,步行往西面,沿江路一带走,观察一下市面平静没有,看看还有没有人在谈恋爱。结果一片漆黑,静悄悄的。顾及安全,当时很多人和我一块走的,包括公安红旗刘沛良,他是红警司司令。远洋公司党委书记田明是红警司政委,他支持旗派很坚决,是我在红联会议上提出请他当政委,原因是群众组织都是草头王,一盘散沙很难管,可以利用田明的威望和能力整顿作风。黄意坚担任副政委。 阿陀:
刘沛良和田明后来一定被整得很惨吧?
武传斌:
那当然。不过还好,没判刑。讲旗派掌握“半个公安局”那是真的。我们抢公安局的枪就是公安带路的,不然不会那么顺利。
当晚我们走到二轻大楼就回头了。收尸的数目,就是在路上边走边谈,刘沛良向我汇报的。
(2013年4月24日电话)

阿陀:
我读薛声钦《十年人生梦》提到田明是红警司顾问,只是请来帮助整风,你前面说他是政委,他是当权派啊,可不可能?
武传斌:
没错!是我亲自任命的。是我任命的我都记得。
(2013年4月25日电话)

注:以上谈话记录(除24、25日以外)均已经武传斌本人校阅。题目为笔者所加。
2013年4月26日于芝加哥

附注:“两陈事件”(又称“二陈事件”、“双陈事件”)
“双陈”指的是中共执政初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和第三副局长陈坤。陈泊1926年参加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从事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
1949年,时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被周恩来委派到广东主持工作。叶的职务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为了稳定治安,恢复社会秩序,他调任陈泊和陈坤主持广东公安工作。二陈直接听命于叶剑英。在报请省委批准以后,二陈录用了一批国民党特工和数百名旧警察参加治安工作。据说二陈在稳定社会、肃清敌特方面是成绩显著的。
  但在镇反中,1951年1月,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州宣布逮捕陈泊和陈坤,其罪名是“长期混进我党的大特务”、“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1月24日逮捕陈泊那天,谭政文当着罗瑞卿和叶剑英的面揭发陈泊、陈坤“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罗瑞卿于1949年12月直接派谭政文下来担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
“双陈事件”成为公安部门反革命大案。审讯中,由于受不了酷刑逼供,原打入国民党卧底的中共特工梁侠、程长清等被迫承认他们是中统特务头目,与双陈配合,在广东公安部门发展了近300名特务。在该案中,罗瑞卿在广州市公安局逮捕了300多人,在广东省公安部门逮捕了700多人。
  1952年,陈坤在该案审理中被迫害致死。1953年,陈泊被判刑10年,但罪名不是“国际间谍”、“英国特务”,而成了“包庇反革命”。1972年,陈泊死于劳改农场。
1982年5月,继上海“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之后,陈泊、陈坤的冤案也得到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追悼大会。曾经领导过陈泊的叶剑英、彭真、习仲勋、张秀山、陈正人等都送了花圈。
2004年,谭政文夫人姜鹏发表《由〈红色福尔摩斯〉的失实谈‘二陈事件’》一文,为早已去世四十多年的丈夫辩护:
“‘二陈事件’确实不那么简单。按照历史真实讲,二陈虽然平反,即使办案中确有定性过重、牵连过广等扩大化倾向,但不等于他们当初在工作中没有错误。连公安部的复查结论也没有回避当年他们工作上的问题。参与复查小组的同志在纪念陈泊的文章中明确写明:在翻阅公安部有关‘二陈案’的全部档案后证明,‘档案中没有看到任何个人的恶意陷害材料,谈到具体事情的也多是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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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四十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2月 02, 2014 10: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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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湖南文革中的“工”“湘”之争

杨大庆

“工”即长沙工联,“湘”乃湘江风雷,二者同为获当时的中央文革肯定的造反派组织,其矛盾和斗争经历了一个酝酿、发生、发展的长过程,并最后决定了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为标志的权力分配格局。

造反派的第一次分裂

1966年10月中旬,湖南“湘江风雷”与长沙“髙司”分别在北京与长沙几乎同时成立,二者同为造反派,前者基本上是赴京告状的、被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9•24”报告打击的“黑鬼”,后者为清一色的在校大学生。“黑鬼”受压深、反抗性强,又受此时正在北京风起云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感染和激进的“首都三司”的直接指导,热衷于“打倒”、揪斗,颇富激进色彩。而高司的大学生们文质彬彬,讲政策,又缺少受迫害的切肤之痛,因而搬用刚从“四清”前线学来的“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下至基层听取“黑鬼”的血泪控诉,向社会揭露张平化的“罪行”,走的是《十六条》所说的“文斗”之路,态度相对温和。依据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黑鬼”不满髙司绣花式的革命,认为后者“右了”、“修了”;髙司则反感“黑鬼”在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搞摁脑袋、“喷气式”,认为其违反《十六条》,搞武斗。因此,从湘江风雷成立之时起,双方就龃龉不断,好在大敌当前,“大方向一致”,才没有弄到分道扬镳的地步。
然而,脆弱的同盟在“一月革命”带来的权力诱惑下,如阳光下的冰山般崩解了。为了独霸权力,双方各以最恶毒的罪名加诸对方,湘江风雷指髙司为“修正主义”,髙司则回敬以“右派翻天”、“反革命”。随着奉命介入文革的湖南军区表明支持髙司的态度,湘江风雷的行动更趋暴烈。他们不但组织起数万人马渡湘江杀入髙司的腹地中南矿冶学院,而且肆无忌惮地冲击了军区。湘江风雷的无法无天激怒了中央,1967年2月4日深夜,湖南省军区执行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开始了对湘江风雷、湖南红旗军的镇压行动,两组织支队长以上头目绝大多数被捕,长沙的监狱人满为患,各影剧院甚至教堂都成了临时拘留所,某些支持湘江风雷的激进红卫兵,如一中的谢若冰(湖南井冈山)、杨曦光(夺军权)亦被关押。
髙司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舞台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借“二•四”批示的雷霆万钧之力,对立阵营可一鼓荡平,展现于眼前的已是一马平川的通向权力巅峰的大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大逮捕的恐怖尚未散去,即有人收拾余烬,意在重燃燎原星火,矛头直指军区和髙司。打头阵的是一批中学红卫兵如一中齐卫东、夺军权,湘江中学“等着抓”,其他各校亦有不少战斗队陆续加入。
然而,在髙司看来,与自己背靠军区独家掌权的美妙前景相比,乳臭未干的毛头中学生掀起的小小波澜简直不屑一顾,他们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在2月7日召开的批判湘江风雷头头大会上,悍然对与会的对立组织湖南井冈山、青年近卫军等组织实行“倒旗(将旗杆头足倒置)”以示羞辱。此举引起更大的反弹。遭羞辱的几个组织怒不可遏,他们和“二•四”后破门而出的“孙大圣挺进军”(省水电系统为主)的宣传车占驻了市中心的八角亭,高音喇叭日夜狂吼,此伏彼起,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声浪。
显然,知书达理的大学生们还没有做好掌权的准备,他们此前表现出来的理性还不足以控制其在胜利面前亢奋的情绪因而失去了对形势的清醒判断。他们忘了,在长沙的工人造反派中,其盟友只有真理军、工人造反军等几个影响不大的组织,不要说湘江风雷和受湘江风雷影响者了,就是因“右倾”而被排挤出湘江风雷的该组织发起人之一、首任司令彭少云为首的“红旗”也与髙司有相当距离。而日后成为髙司的强劲对手的“工联”重镇的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和曙光电子管厂“联总”就隶属红旗,其负责人胡勇、唐忠富,更是分别出任了工联的一、二把手。
当然,髙司也知道,“倒旗”之类的行为只可泄自己对湘江风雷的一时之愤,欲把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还要靠脚踏实地的工作,于是和“9•24”报告后一样浩浩荡荡的大学生队伍开进了各工厂。不过与近半年前来解放“黑鬼”不同,他们这次是来“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而“流毒”的携带者,不少就是原来的“黑鬼”。与上次下厂受到造反派的热烈欢迎不同,这次他们遇到的是几乎同一批人的冷漠甚至敌意。支持髙司的造反工人不能说没有,但在其身后聚集的更多是“二•四”前才溃散的保省委、保“平化书记”的“八一兵团”“赤卫队”残余,如“红工联”之类。“肃流毒”演变成了“造反”“保皇”之争,在“造反有理”已被神圣化的“一月革命”之后,髙司自然在意识形态上输了理。工人造反派将矛头对准髙司,不少基层单位对其开始了驱赶,有的还真的就赶走了。一直没闲着的中学生开始一展身手了,他们也在“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道路呢。
1967年3月9日,“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天后,长沙一中“红造会”(长沙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这两个日后成为髙司死敌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均以激进的一中“齐卫东”“夺军权”为核心,其倾向自不待言。他们成立后的做的第一件事和髙司一样,就是下工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湖南井冈山红卫兵”和由“井冈山”中的大学生组成的“高校风雷”。由于其鲜明的造反立场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髙司深感失望继而反感的造反派工人很快即聚集到其周围。在其组织和协调下,各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得到巩固或重新成立并开始跨厂串联,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呼之欲出。
此时大环境也发生了不利于髙司的变化。北京农口的“揪谭震林”掀起了反“二月逆流”的高潮,遭军区血腥镇压的青海“8•18”获平反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表明中央文革明显左转,各地受压造反派纷纷以“揪某老谭”为名将矛头对准了参与“二月镇反”的军区或当地驻军。被军区于“二•四”批示后赶走的原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和军艺“星火燎原”成员也趾高气扬地回来了,他们带来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使造反派们倍受鼓舞,形势逆转的节点到了。
4月7日,游行中的长沙一中红造会毫无征兆地冲进髙司派控制的湖南日报社,封了该报。随之,湖南井冈山、长沙红中会、各中学红造会等红卫兵组织陆续跟进,力图扼杀髙司派的这一舆论咽喉。
4月10日,髙司组织大队人马进行反扑,与是时值守报社的井冈山红卫兵发生武斗,双方负伤者50余人,髙司得手,《湖南日报》启封。
但是,髙司的此举却激起公愤,更多的红卫兵和各机关、工厂的造反组织纷纷涌入报社,“再封《湖南日报》有理(该报于1966年11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被封过一次)”的口号声响彻长沙上空,《湖南日报》再度易手,在报社红色新闻兵的配合下,封报已成定局。

工联崛起

再封《湖南日报》的斗争中,长沙工联站到了反髙司的前台,此为1967年上半年湖南文革的转折点。
“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其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成立之初仅限于国营工矿企业,连国营商业职工都不予接纳),自下而上联合而成。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9•24”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对于这样一个统领二十多万工人、根红苗正的老造反派组织,省军区支持髙司主导的夺权预备队“红联”竟将其排斥在外并执意打压,实在是自寻死路。
工联的崛起,令人瞩目。
4月22日,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章伯森发表对于形势的《公开声明》,不同意省军区领导人对当时一些问题的处理,认为湖南存在“二月逆流”问题的根子就在省军区。24日,他又与其他两名领导干部联名贴出大字报,进一步把湖南文革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省军区。这在湖南省级机关和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
5月8日~12日,湘潭和长沙相继发生矛头指向军队的绝食斗争。北京南下的原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及军艺星火燎原成员在潭、长之间来往串联,支持学生和工人与军队对立。而章伯森等人也发表支持群众要求的声明,成为湘潭和长沙造反派拥护的“革命亮相干部代表”。省经委副主任梁春阳、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杜一夫、长沙市委书记孙云英、水电厅副厅长贾镛等一批厅级干部陆续跟进,支持工联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就连省军区内也冒出一个“丛中笑”战斗队,表态支持工联。同在长沙支左的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支持工联的态度也渐趋明朗,工联的下属组织在汽车电器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的夺权均获其公开支持。而工联派连日在长沙市五一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喊出“打倒湖南谭震林”的口号,矛头直指省军区。
14日,工联一派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成立“绝食指挥部”,一部分群众在省军区大门前进行绝食,大批群众在省军区门前游行示威。湖南的反髙司势力大增,湖南军区及其支持的高司派日益被动。
进入4月下旬以后,工联已在长沙工人和市民中大得支持,高司派设在湘江河东市区的16个广播站连续被工联、湘江风雷派群众砸抄。至5月底,高司在河东仅剩下设在中苏友好馆的一个广播站,该馆内有持高司观点的群众200余人。
4月25日,控制了《长沙晚报》编辑权的晚报红色新闻兵连续在本报发表矛头直指髙司的长篇文章,髙司又失去一个重要舆论阵地。

湘江风雷的平反问题

随着髙司的全面退缩,湘江风雷问题更形突出。“五一”大游行中,红中会、井冈山等激进红卫兵组织公开喊出了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口号,翻案声浪日益高涨,湖南军区也拿不出扭转局势的办法,只得于6月3日发出第四号《通告》和《紧急通告》,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但不得恢复原组织。其实这种马后炮不过虚声恫吓而已,湘江风雷总部已于5月31日正式宣布恢复,此时已在筹备重新树旗大会。
然而,就在这形势好转、曙光初露之时,分裂的暗流却在造反派内潜滋暗涨,争论的焦点,是对湘江风雷平反的态度问题。6月3日,在位于司马里的市总工会召开的会议中,分歧明朗化了。工联反对将于次日召开的湘江风雷重新树旗大会,而执意要开支持亮相干部大会,理由很简单:“二•四”批示是中央文革发出的,为湘江风雷翻案将使中央文革难堪,有使造反派失去其支持的危险。而持激进立场的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则坚持为湘江风雷翻案,理由也很简单:“二•四”批示是“二月逆流”的产物,反“二月逆流”必须推翻“二•四”批示。
其实,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有不便上台面的理由。就工联而言,自己是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组成的产业工人组织,成分单纯、组织严密,很符合当时中央提倡的大联合模式,只要紧跟中央的部署,夺权指日可待,此时若推动为湘江风雷平反,权力盛宴上岂不是又添一争席位的重量级食客?
在红中会、湖南井冈山、高校风雷一方,对后起的工联坐大已有警惕,更重要的是,其营中影响颇大的齐卫东、夺军权早就视周恩来为“二月逆流的黑主帅”,认为“二•四”批示就是周所为,他们是将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作为炮打周恩来的序曲,这从杨曦光与“5•16兵团”成员杨新华的通信中看得很清楚。因此其推动为湘江风雷翻案自然格外卖力。
司马里会议的不欢而散,致使次日湘江风雷重新树旗大会颇显冷清,但随之发生的“6•6”惨案却使争论双方暂时搁置了分歧,联合对敌。
发生于长沙市中心中苏友好馆的6•6惨案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武斗事件,其起因是工联属下好勇斗狠的六号门6月3日“照会”髙司寻衅约战,至6月6日终发展成吸引大批非理性的无组织群众和街头暴徒参加的野蛮流血斗殴。事件中死10人,其中高司派7人,“工湘”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其中“工湘”派19人,重伤17人;高司派77人,重伤43人;解放军战士119人。砸毁省军区卡车2辆,吉普车1辆,摩托车一辆,市公安局吉普车1辆。拆毁围墙、房屋损失约10万余元人民币。髙司派的死者中有多名中南矿冶学院(重点院校,现为中南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笔者至今记得惨案次日晚在省体委一间办公室内,原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成员高继红(清华井冈山)看着几位罹难学生的学生证面露戚色说出的几句话:“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梆、梆’几棒子就这么没了!”言毕室内一片死寂——此时人们还想不到一年后清华园会有那么多倒下的英才。
惨案发生后几日长沙市一片恐怖。6月7日上午上班时分人们发现原来由髙司派控制的市公安局唱起了空城计,幸得红中会及时赶到,分兵把口、布置纠察线,防止了可能发生的混乱。当晚,长沙警备区接管了市公安局。同日上午在《湖南日报》召开了造反派联席会议,各组织到会踊跃,气氛凝重,议题集中,意见统一,前所未有。会议在唐忠富(工联)、黄振东(《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主持下一致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组织共同组成的“制止武斗指挥部”(设省体委内),填补由于高司派的“长沙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弃职逃逸造成的治安真空。
6月8日,湖南军区及驻长部队联合发布通令,宣布制止武斗指挥部为非法,通令立即解散——又是一通马后炮。虚声恫吓。
“6•7”会议之后,造反派从表面上看是团结的,但造成分歧的深层根源并未消除。由于对工联的消极态度的不满,齐卫东、夺军权的观点开始在原湘江风雷一派(“湘派”)中开始悄悄蔓延,而形势的发展更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过程。周恩来主持的解决湖南问题的谈判很快便使湘派从怀疑、观望发展到失望、反感。虽然湘江风雷尚未正式获平反,叶卫东便被从监狱中直接召至北京参加谈判,虽然谈判一开始高司的败局即已显现(以至后来高司称来北京根本不是谈判而是接受“宣判”);然而,这对湘派而言已远远不够了。他们关注的是赴京代表中湘派的名额太少,是周恩来拒不承认中央发出过镇压湖南红旗军的“1•20”电报却又拒绝为据此电报被镇压的湖南红旗军平反,且不接纳红旗军为赴京谈判代表,明确反对红旗军总部恢复。7月17、18两日,参加北京谈判的谢若冰、孙君森(省直联头头,水电部长沙勘探设计院技术员)擅自返长,连续两天在井冈山总部与部分湘派组织座谈,介绍赴京代表团内部的争论情况,意欲组织“第二代表团”赴京。孙君森扬言:第一代表团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群众不知道,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一点也不错。月底,湘派的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宋绍文(省话剧团演员)离京时给谢若冰、张楚鞭(长沙工人头头,伟华电机厂工人)、刘荣华(高校风雷骨干,湖南大学学生)留下一封信,将问题归结到“老周”(指周恩来)的头上。宋的这封信表明:即令在湘派右翼(以“长沙工人”为代表)眼中,周恩来公正的形象也开始动摇。
其实,齐卫东、夺军权等将“二•四”批示归罪于周恩来纯属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毛泽东“何必轻信一面之词,匆匆忙忙发出‘二•四’批示”批评的是中央文革,江青亦不讳言中央文革对“二•四”批示负有责任。事过40年后笔者曾经问过周国辉当年搞周恩来到底有没有过硬证据,周决绝摇头:没有!据王广宇先生回忆,“二•四”批示是陈伯达主持发出的。(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版,北京)但在当时,没有人明白真相。
观点的分歧很快发展成组织的分裂,7月16日,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工会、341部队(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红色硬骨头等湘派组织成立了又一个“制止武斗指挥部”,俗称“民办文攻武卫指挥部”,意欲与6月8日成立的制止武斗指挥部分庭抗礼。而随着7月27日中央正式表态为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银星电影院美工)、李仲昆(湖南制药厂干部)、柳枚青(长沙纺织厂工人)等总部级大佬出狱,湘派各组织也开始进一步靠拢。
8月3日晚,由李长元(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李仲昆主持召集湘江风雷、红旗军、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湖南井冈山等二十三个湘派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李仲昆在会上说:“我们以前受压,现在我们湘派要大联合”。会议确定“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成立“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当有人问到工联怎么办时,李长元答曰:欢迎参加,不参加也罢。
5日下午,湘派组织在红色剧院继续开会(增加了红造会等四个组织),中心内容是研究成立“大联筹”问题,并已刻好了图章,准备作为湖南省夺权机构。事后才通知工联的代表参加,因工联反对成立“大联筹”,会上确定第二天讨论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问题。晚上又在341部队开“大联筹”常委会。
6日下午在341部队继续开会(又增加了省、市财联),突然改为讨论成立“大联筹”问题,企图通过一个“全省大联合要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文件,因工联反对,未达成协议(但当天下午在341部队二号楼仍挂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由此进”的牌子)。
而8日叶卫东、陈勇(高校风雷头头,中南矿冶学院学生,后出高校风雷另组矿冶井冈山兵团)的北京来电,称省革筹的名单是中央定的,要求尊重47军、省革筹的权威,激起的则是湘派更大的反弹并埋下湘江风雷日后内乱的伏线。
工联反对“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本在湘派的意料之中,不足为怪;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湖南问题的“8•10决定”将工联定为“革命造反派”,将湘江风雷定为“革命群众组织”,从而将其牢牢地钉在老二的位置上,却使湘派大失所望。也许是为了找个台阶下台吧,张家政故作高深地将毛泽东在《决定》上批的“已阅,同意”解读为“看来批得很勉强,可能是在压力下批的。不论湘派有多大的委屈与不满,“8•10决定”已不可更改。

工、湘两派正式对决

临时权力机构“省革筹”以笑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内战的枪声代替了欢迎的礼炮”(“8•30声明”)。黎原、华国锋率赴京代表团刚下飞机,长沙市区第一场武斗就在闹市中心的解放路爆发了。参战双方是工联和湘江风雷的战友东方红总部,起因则是为了争一辆汽车和几桶汽油。由于高司早就被赶出市区,武斗的战场在远离市区的板塘铺、易家湾、坪塘、长纺,市民无缘目睹。如今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就在眼前发生,还真使不少人兴奋莫名。笔者就见一位老太太用一把大蒲扇遮住半个脑袋(大概是为了遮太阳兼挡流弹),全神贯注地对着轰隆轰隆驰过的工联直属兵团装甲车(其实是挂了几块钢板的载重汽车)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第一场内战的战果是位于五一广场西南侧的湘绣大楼被劳教人员为主组成的“长沙青年”用高射机枪发射的照明弹击中起火,参与救火的一名47军战士身亡。交战共造成死亡24人,其中湘派死16人,工派3人,无辜群众4人,伤百余人。由于炮击引起湘绣大楼起火焚毁,直接损失约58万余元,库存商品损失上千万元。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工联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激起了湘派的极大愤怒,红斗(高校风雷头头,湖南医学院学生)执笔的“8•30声明”应运出笼。在这篇用革命辞藻包裹着谩骂倾泻对工联的愤怒与仇视的雄文中,除了一如既往地用“二月逆流黑主帅”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袒护不久前公开炮轰周的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其中有真正的516兵团成员)外,似乎看不出声明撰写者的具体诉求,但文中几次看似不经意提到的“领导权”三个字,却暴露了他们的真实心态,与对手争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这个骄阳似火的8月里,一年来在反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勃发的反迫害、争权利的朴素热情,已淹没于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虽然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甚至红旗军都没有在声明上签字,但声明将“机会主义”、“工贼”一类不久前砸向高司的帽子狠狠地砸向了工联,无疑使湘派出了一口恶气,而工、湘两派的分裂,也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
组织准备总是与舆论准备并行的。在湘派组织日渐自觉地靠拢的同时,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理由很简单:受压越深越革命。湘江风雷造反早,受压深,革命性强,自然有资格当核心。而工联,早就右了、修了,该靠边站了。奇怪的是工联却很少公开争着当核心,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早就是核心了,用不着死乞白赖去争。况且他们不但是核心,而且几乎就是全部。在此时的省会长沙,湘江风雷虽然在长纺(缚苍龙)、港航(卷巨澜)、制药厂(湘药战团)、供电局(红色战团)等大单位仍有可观的势力,但此间的工联实力也与其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而在汽电、曙光、红旗、人汽(公交)、邮电、船舶、长机、湖橡、新印、湘瓷、湘运这些举足轻重的大中型企业,湘江风雷或湘派即令有基层组织也只是聊胜于无。更不用说在省直机关“红勤站”对“省直联”的压倒性优势和省委大院内“永向东”的一统天下了。
工联的隐忍不发很快得到了回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传达后,自下而上按行业、按系统的大联合迅速形成了高潮。而被湘江风雷奉为至宝的“以我为核心”则成了典型的反面言论。9月27日,工联宣布解散总部,表面上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走自下而上按行业、系统实现大联合的道路,实际上是想凭借自己在多数基层单位的优势,以大吃小、一统天下。但工联的意图过于明显,于是湘江风雷在9月27日便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在大联合中不解散总部的声明》。虽然此《声明》也振振有词,但却改变不了政治优势在已“解散”的工联一边的事实:工联不但显示了不争席位、不争当核心的“高姿态”,而且比湘江风雷更紧跟上了中央的部署(对工联的这一举动,周恩来是欣赏的,在其不久后的武汉接见中他就称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急了点。)
眼见有跟不上工联步点的危险,湘派开始了自己的“大联合”之路。他们一方面搬出了“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才能消灭山头”之类来路不明、似是而非的“毛主席语录”为自己保留山头的行为大造舆论,一方面急匆匆地谋划有别于工联的大联合路线图。

湘派筹建“省无联”

9月28日,由长沙工人政治部代章,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孙大圣、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6个湘派组织发出通知,邀请各造反组织共商联合大计——工联已解散,自然不在被邀之列。
9月29日上午,部分接到“通知”的组织东方红总部、红旗军、省教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省直联络站、矿冶井冈山公社、红中会、红工会、长沙虎山行、长沙农联等出席了在解放路三招待所东方红总部由该总部谢国凡、唐志明主持的会议。到会者攻击工联搞的“倒旗联合”是“大解散”的“邪气”,提出“应有条件地由各总部先联合再下基层联合”的方案,并将拟议中的各总部联合组织命名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初步决定了“按系统设分会、支会”的组织原则;当日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通过了《关于坚决拥护、全力促进、誓死捍卫革命大联合的联合声明》(即《9•30声明》)。此声明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在于其不点名地攻击工联搞倒旗联合,并为自己顽固坚持抱团搞跨行业、跨系统的社会山头辩解的陈词滥调,而在于它是湘派组织最整齐的一次集体大亮相。几乎所有的湘派组织(湖南井冈山除外)都通过这个声明站到了工联的对立面。
9月30日上午,会议在东方红总部继续进行,到会单位有所增加,除日前出席者外,高校风雷、红旗厂东方红战团、长沙财联等与会。此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省无联的组织条例,决定“总会”下设“总分会”、“分会”、“支会”。参加省无联的大总部可称“总分会”,小总部可称“分会”,各单位设“支会”,人数太少的可几个合起来为一个“支会”,此即“按系统按单位实现联合”。“总会”由现有各总部组成,经选举产生“领导核心”。由于工联总部已宣布解散,欢迎其基层组织参加各单位的“支会”。会上产生了“省无联筹备小组”,由湘江风雷、红旗军、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长沙工人、高校风雷、红中会、红工会、省直联、长沙农联、长沙虎山行、红旗厂东方红战团、341部队红色硬骨头组成。当时即委派东方红总部的郭冬和去刻了公章。其拟定的日程表“争取(10月)5、6号开成立大会”。
10月1日,“筹备小组”主持开会进行了分工:由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长沙工人组成“政治组”,由红旗军、长沙虎山行、长沙农联组成“组织组”,由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组成“宣传组”,由南区“9•24黑鬼战团”、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组成“联络组”,由青年近卫军、红工会组成“保卫组”,由长沙财联、军区联总组成“后勤组”。会议委托刘荣华(高校风雷)负责起草省无联“成立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组织条例”。
经过数日不断的大小会议,“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旗号终于以提前透露的《成立公告》于10月7日打了出去。由于工联已“解散”,理所当然被排除在省无联之外,而对其下属组织,则看在其老造反派的份上,准予参加基层的联合。“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大联合”终于形成了。此时又恰逢湘江风雷成立一周年(湘江风雷成立于1966年10月14日),盛大的庆典正在筹备之中,拟邀请全国的兄弟造反组织来长同欢,长沙所有影剧院向公众免费开放8天(惟不知道有何剧目可演)……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湘派上下一片欢腾。
然而,就在湘派和省无联的小算盘珠子拨得哒哒响,筹划着即将开始的好日子的时候,传来了周恩来将在武汉召见湖南省革筹成员的消息。

“省无联”触礁之后

10月10日,由东方红总部唐志明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省直联吕寿田、孙君森,矿冶井冈山红卫兵谢香阶、陈湘、红武,红旗厂东方红战团傅芦生,红旗军谭进、段湘,红中会周天赤,财联李安怀、陈荣华,高校风雷何承东、刘荣华,矿冶井冈山公社马决、陆益和,小校风雷代红,红导弹柳正明、谢敏东,虎山行陈焕勤,北区工联刘学桂,青年近卫军戈猛子,红工会唐良林。会议主要是攻击周恩来的广州讲话,叫嚷“不管他”,并猜测“这次又要湖南代表去北京(按:实际是去武汉),可能是不同意我们的大联合”,抱怨准备去武汉的叶卫东、谢若冰“他们这样的人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无奈中决定将“成立大会”推迟至15日前举行。当晚,黎原传达了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代表的讲话,明确表示中央不同意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合”,并肯定了工联解散总部搞联合的方向,给了正在兴头上的省无联一瓢冷水。
不仅如此,10月24日,林彪又接见了47军军长、湖南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明确指出: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背后有三条黑线(国民党,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对号入座,确实有人心惊肉跳。
眼见省无联难产,湘派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最先开溜的是长沙工人。长沙工人本是组织省无联的始作俑者,9月28日,就是由长沙工人组织部代章,湘江风雷、长沙工人、东方红总部、孙大圣、青年近卫军、红旗军等才发出“重要会议通知”,正式开始筹组省无联;可到10月2日,长沙工人以政治部名义发出一个便条,决定退出省无联“筹备组”——不过直到10月4日,吴超仁(粮一库工人)仍以长沙工人名义参加省无联有关会议;10月5日,长沙工人发表“关于促进我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重要声明”,宣布不承认“9•30声明”,自此不参加省无联的活动,完成了与省无联的切割。
10月12日,长沙农联发表“火急声明”,不承认参加省无联;
10月25日,孙大圣发表“对当前重大问题的五点声明”,表示不参加工、湘任何一派的单方面联合,显露出对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的厌倦情绪;
湖南井冈山本是湘派的一彪劲旅,也参加过筹组省无联的会议,但组织上却与其并无牵连,本可置身事外;但眼见工联坐大,工联的唯一中学生盟友“8•19”造反有理军得意又于心不甘,于是在11月23日莫名其妙地发起了炮轰章伯森的战役。此举显然很难与省无联立场划清界限——但省无联对此却并不领情,张玉纲在《我们的纲领》中就将其视为机会主义,认为“此路不通”——井冈山对此亦心知肚明,因此在“1•24”接见时康生在对《我们的纲领》逐字逐句批判念到“谢氏揪章运动证明此路不通”时,神经高度紧张的李亚雄(井冈山二把手)误以为井冈山被点名,吓得几乎跌倒。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被视作省无联的“核心”的湘江风雷的态度。
10月14日,湘江风雷总部发表“关于‘9•30声明’的自我批评”;
10月17日,罗新发在东风广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粉碎极左思潮的猖狂进攻大会”上代表湘江风雷总部再次作自我批评。至此,湘江风雷在政治上与省无联划清了界限,重返《8•10决定》搭建的主流文革舞台。
果然,11月9日,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发表《关于促进迅速实现按系统大联合的联合公告》,排除了省无联的干扰,从形式上开始了工、湘两派大联合的进程。
然而,就在这一派莺歌燕舞之中,不和谐的杂音时时泛起:
10月19日夜,湘江风雷总部与工联发生分歧,退出次日的批斗蔡爱卿(山西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少将军衔,1959年庐山会议后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罢职回长闲居,文革伊始即介入造反派的活动,曾为青年近卫军顾问,后被中央点名揪出)大会;
11月4日,湘江风雷政治部召集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湖南井冈山开形势座谈会,省无联的身影仍在湘派群中闪现。显然,根深蒂固的派性不是一纸《联合公告》所能解决的,双方都在寻找对手营垒的缺口,以期在“大联合”真正实现之前扩大自己的阵地。于是,湘派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819主义兵”。
“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819造反有理军”,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组织,虽戴着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819造反有理军”几乎相同的袖章,也号称红卫兵,但其成员却无一个学生,全是工联属下的青工,主力则是汽电厂梁甘林统辖的一帮由二汽送来培训的湖北佬,好勇斗狠、横行霸道,是来为其在中学界被打压的小兄弟819造反有理军撑腰壮胆的。其实,819系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演化而来,是货真价实的老造反派。但其在髙司与湘江风雷分裂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髙司一边,“二•四”批示后又卖力参与肃清湘江风雷流毒,对工、湘两派均有得罪。1967年4月,髙司与工、湘派斗争的天平开始向后者倾斜,造反有理军的创始人之一(一把手)胡宜民(十二中)带领一部分人退出造反有理军,垒起819造反有理军的山头,投向工、湘派,钢长造留守髙司阵营。819树旗之时,工联与红中会、井冈山等中学红卫兵组织正处于蜜月时期,对其并未予以特别关注,部分湘派特别是红中会、井冈山等中学生组织则对其在肃流毒间的表现心存芥蒂,寻衅打压,故819低调行事,只求跟上大部队。但工湘分裂、形势陡变,红中会与工联反目成仇,井冈山对工联怒目相向,红造会内部在对工联的态度上出现分歧,819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而819也确如工联所望,站到自己一边,这对红中会、井冈山来说无疑是旧恨未消新仇又起,双方对立日形严重。而819也确有把柄被对手抓住。盖819在与钢长造分家时无师自通玩了一套两头下注、对冲保值的把戏,双方达成默契,不论日后谁获胜,都将收编对方余部。于是,不少钢长造摇身一变,顷刻之间就成了819,就连与钢长造并无组织联系的铁杆髙司派二中红旗也带上了819的袖章。819此举进一步激怒了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就连与其观点完全一致的10•24联络站也因珍惜自己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立下的战功与其划清界限,从不对其施以援手。在此形势下,各校那些改头换面的819们根本无法立足,胡宜民就说过:我们有12个军分部回不了校。但是,主义兵的成立虽然大大地给819壮了胆,但未使形势有大的改观,回不了校的还是回不了校,毕竟作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左派,尚不敢明目张胆地跨行业干预中学的运动。于是,819只得气急败坏地声明退出中学红代筹,引起红中会好一阵冷嘲热讽。而精力过剩的主义兵,则只能到社会上找茬生事,激起众怒。
11月26日,高校风雷发表“取缔主义兵”的《声明》;
11月28日,青年近卫军总部发言人称:抗议819主义兵挑起11•23武斗,要求惩办凶手,取缔主义兵。12月3日,青年近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紧急呼吁书”,号召与主义兵作坚决斗争;
12月初,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长沙工人均刷出大标语,扬言“打倒主义兵”、“打倒梁甘林”;
12月12日,湘江风雷、湖南井冈山、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红中会、红专会、长沙工人、孙大圣、红工会、红旗军、红造会“揪黑三线人物总指挥部”发表“关于坚决取缔非法武斗组织‘819’主义兵问题联合声明”。

湘派爆发内乱

与主义兵的对抗,是“10•24讲话”后湘派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联手出击,同仇敌忾,动静颇大;然而干打雷不下雨,背靠工联的主义兵我行我素,岿然不动。此后湘派实际已经瓦解,其大部分组织和在工湘之争中一直成功地保持中立的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成了大联合派(一个比当年的不结盟国家还松散的派别),而湘江风雷内部在敌、我、友界限的交错变动中,闹出了大乱子。
众所周知,早在“二•四批示”之前,湘江风雷总部就有叶(卫东)派、张(家政)派之分,据说前者温和,后者激进,但深层原因估计还是权力斗争。司马里会议之后,“6•6惨案”引起的紧张气氛将日渐凸显的工、湘矛盾暂时掩盖起来,但6月15日一个名为“湘江风雷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在《给湖南革命造反派和湘江风雷广大战士的一封公开信》中却说:“工联是湖南各革命造反派所公认的左派组织,我们应该诚恳地支持与维护工联的一切革命行动,坚持革命造反派巩固地大团结。而总部的某些人在外力的支配下口头和行动极不统一,6月4日临时会议所召开的总攻击会有对抗工联所安排的支持革命干部亮相大会的迹象。这种强求革命的整体利益服从宗派主义利益的错误倾向,潜伏了将来革命造反派分裂的危机……”这不但首次将工、湘矛盾向社会公开,而且将尚在狱中的叶、张矛盾重新挑起。而随着北京谈判开始和中央7月27日表态为湘江风雷平反,其总部常委陆续出狱,叶、张之间果然旧账未清,新账又起。
对叶卫东8月8日北京来电,张家政极为反感,称其为大毒草;
9月下旬起,柳枚青(长纺“缚苍龙”)、李仲昆与其属下湘药战团刘忠发、红艺兵战团韩军(省话剧团演员)等开始多方串联,张派湘江风雷在组织上开始成型;
11月初,湘药、红艺兵串联卷巨澜、金猴、猎潜艇等战团在红色剧院开会,统一张派思想正式密谋倒叶;
11月18日,周国辉、柳枚青、唐志明、刘忠发等商议将湘江风雷全部拉出来搞省无联。柳再次指示刘忠发进一步串联,准备夺总部大权;
当晚,韩军召集张派会议,柳枚青到会再次动员接管总部,并说自己将去北京“到中央为省无联备案”。
与此同时,李仲昆密示何建国与红艺兵、金猴等几个大战团串联起来,组织起来,杀出湘江风雷,搞垮叶氏总部;
但“叶氏总部”岂甘束手待毙?
10月13日,湘江风雷“自己解放自己”战斗队发表《请湘江风雷的战友们思考10个为什么?》;
14日,湘江风雷“专揪坏头头”、“反迫害”战斗队发表《提出20个问题》,矛头直指张家政;
10月25日湘江风雷“观察小组”“问张家政之流8个为什么”;
10月27日湘江风雷工业系统总勤务站7•27支队发表《这是为什么》,挺张攻叶;
同日,“揪黑手战团”《向湘江风雷战士提出十大问题,请大家找答案》,矛头仍指向张家政;
11月5日,“专揪坏头头”“反迫害”再提《40个为什么?》;
11月10日,“专揪坏头头”“反迫害”、“观察小组”就张家政扬言要“干掉他几个”发出《最最紧急呼吁》;
11月12日湘江风雷《专揪坏头头战报》出版;
11月24日,湘江风雷总部发出《郑重声明》,不承认省无联并坚决支持“专揪坏头头战斗队”等的革命行动,湘江风雷内部分裂公开化;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任何妥协或转圜的可能都已消失,摊牌已不可免。
12月3日,湘药、金猴、区街工总、卷巨澜等在东方红总部密谋,决定以形势座谈会的形式进一步串联,向叶氏总部夺权;
12月9日,红旗、湘药、金猴、卷巨澜等在红旗战团开会,水电司令部蒋俊隆主持,正式策划接管总部;
12月13日下午,省无联在二轻局金猴战团召开形势座谈会,刘忠发发言称“我们要组织力量把湘江风雷这面旗扛下去”;
12月14日,座谈会继续,目的是统一张派思想,接管总部,再封《湖南日报》;
12月17日,再次在金猴战团开会,湘药、卷巨澜、风雷激等共同研究起草“对叶氏总部的声明”,又有人提出封《湖南日报》;
12月20日,“揪叛徒战斗队”发表“10个为什么?”攻叶;
当日下午,在金猴战团开座谈会,金猴、湘药、卷巨澜、红旗参加,继续策划倒叶;
12月23日,在卷巨澜开会,湘药、金猴、红中联等20余人参加,决定由红中联出面,湘药出人,次日封总部;
12月24日上午,湘江风雷总部被红中联等战团封闭,下午在金猴战团所在地二轻局开会,决定接管事宜,当晚,接管单位开会,成立“接管委员会”;
25日,金猴、湘药、缚苍龙、铁勤站、红中联、刺刀见红、区街等组织宣布成立“湘江风雷临时接管委员会”,同日上午在劳动广场召开所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彻底摧毁湖南反革命三结合誓师大会》,赵南西(卷巨澜战团)代表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宣读了《告湘江风雷全体战士书》,声称:“叶氏总部以反极‘左’为名,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借‘揪坏头头为名’,执行了没有‘二•四’批示的‘二•四’批示”,并宣布接管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一切权力。
对“叶氏总部” 被封、“接管委员会”成立,最高兴的自然是省无联——虽然如前所述,接管委员会十分奇怪地从未宣布加入省无联,而且其行动与口号与省无联也并非完全一致,如1月7日在省无联于劳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梁春桃(长沙纺织厂)代表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反对炮轰周总理”“服从省革筹、47军的正确领导”时台下响起了“打倒折中主义”的口号声。
而湘派则由此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他们不但不能步调一致采取行动,甚至已无法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了。利益的分化迫使湘派各组织各奔前程,其在中央宣布省无联死刑的“1•24”后的结局也大相径庭。
长沙工人为自己的首鼠两端,湖南井冈山为自己的鲁莽盲动付出了代价:身为省革筹成员的张楚鞭、谢若冰丢掉了本可到手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席位;
青年近卫军长期装聋作哑不哼不哈,虽然对省无联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却也再不以总部的名义参加其活动;直到12月27、28日总部发生“政变”,成立“军管会”,31日,“军管会”开除被认为是亲工联的总部宣传部长朱国良(市建筑公司),海司令(谭海清,市建筑公司)才发现自己的山头与省无联并未撇清干系。然而,一贯大大咧咧的他仍旧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1•24”之后他必须为自己的粗枝大叶买单:因为接见中江青毫不客气地请青年近卫军“到苏联去”。在此形势下,青年近卫军只得自找台阶下,唱着高调退场:“苏联不去,山头不保,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说死得不算太难看,但在“大联合”、“三结合”中只能充当叨陪末座的小伙计了。而新一轮权力斗争,已在酝酿之中。
堪称异数的是孙大圣和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他们打着非工非湘的大联合派旗帜不偏不倚地走过了独木桥,双双进入省革命委员会充任常委;特别是后者,挤掉的居然是高校风雷的死对头、工派大专司令部的朱顺祥,令人称奇。
由于省无联和接管委员会的“帮忙”,从表面上看,“1•24”后的叶卫东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的,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甚至还有点扬眉吐气(相对于再次入狱的张家政、李仲昆而言)。但是随着接管委员会被当成省无联镇压,湘江风雷本不巍峨的山头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塌方:李仲昆的湘药战团全军覆没,缚苍龙的柳枚青、梁春桃,卷巨澜的李慈顺所部被革出教门。叶卫东已没有多少可炫耀的资本了,跟着他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只有李敬林、罗新发、李铁凡(港航),王天保(长纺)、袁平泰(省药材公司)、袁建国(水泵厂)、廖立(供电局)、杜志明(五金工具总厂)、刘海霞(市饮食公司)等寥寥数人,与工联胡勇如日中天的“汽电政府”实难同日而语。

附录: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名单及其派别属性简况

主任:黎原(47军军长)
第一副主任:龙书金(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曾经支持髙司)
副主任:
华国锋(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支持工联)
章伯森(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支持工联,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发生权力之争被边缘化,文革后遭整肃,获开除党籍、行政降级处分)
杨大易(湖南省军区代司令员)
刘顺文(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校长、支持工联,1970年初调出湖南)
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工联,1968年8月特批入党,后任湖南省委候补委员,文革后获刑,开除党籍)
叶卫东(长沙一中教师,湘江风雷,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的权力之争遭整肃,批林批孔中复出并入党,文革后获刑,党籍不予承认)
常委:
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党员、工联,后任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文革后获刑,开除党籍)
尚春仁(省监委委员、处长,省委机关永向东,工联派,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的权力之争遭整肃,隔离审查达十年之久,1978年恢复自由,后离休)
梁裕吉(湖南日报社工人、党员,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工联派,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的权力之争遭整肃)
陈勇(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矿冶井冈山兵团,大联合派,离校后对运动介入不深,批林批孔中入党,清“三种人“时遭整肃,党籍不予承认)
李敬林(省航运局船上指导员、党员,湘江风雷,文革后遭整肃,开除党籍)
邹定国(省水电厅设计院工人,孙大圣挺进军,大联合派,1969年即被抓住小辫子被整肃)
雷志忠(省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党员,工联,批林批孔前被提拔为长沙市委副书记,文革后获刑,开除党籍)
金世钧(省体委〔湘潭〕航海俱乐部运动员,航海红旗,工联派,后不甚活跃)
许云秋(株洲冶炼厂工人、党员,株洲工联,后任株洲市总工会主任,文革后被整肃,开除党籍)
张万宏(会同县桐木公社深冲林场党支部书记、老劳模,基本未介入派性斗争)
江才香(女、党员、酃县水口公社水中大队民兵营长,基本未介入派性斗争)
刘善福(47军副军长)
郑波(47军副军长)
李振军(47军副政委)
张立宪(湖南省军区副政委)
张骥(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支持工联,1968年8月因与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的权力之争遭整肃,隔离审查达十年之久,1978年恢复自由,后离休)
万达(省委书记处书记,曾经支持髙司,后任省委书记,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孙云英(长沙市委书记,支持工联,后任省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文革后未再获任用,离休)
张厚(邵阳地委代书记,支持工联,后任长沙市委书记,文革后获刑。开除党籍)
王敬(省外贸局局长,支持工联,文革后任省计生委主任,离休)

本文所引用的部分原始材料由多伦多大学吴一庆提供,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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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中群众组织与共产党的关系
(《虔诚与疯狂》选读)

孙 涛

按:本篇节选自孙涛所著《虔诚与疯狂——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沉浮纪实》一书自印征求意见本第十一章。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这部书稿作者还在广泛征求意见和修订中。

研究文革历史,不能不正视群众组织的发展和消失的过程。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表面上看,是一种独立的社团,但实际上,各种群众组织又和深陷于文革泥淖中的党内领导干部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群众组织的一些政治诉求,代表了一些党内领导干部的政治诉求,党内领导干部的一些政治诉求,又要通过群众组织来实现。特别是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经过组合发展,形成了大的派别以后,这种特点就更为明显了。
我们以山西为例具体分析一下。
在山西,官办红卫兵组织,是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其领袖刘普德是省委树起来的学毛著标兵。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全国赴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时,刘普德是由华北局推荐,站在最高领袖身边的全国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代表。在当时的山西省委看来,刘普德是可靠的革命小将。可以这样说,山西省委要领导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想依靠刘普德领导下的这类群众组织。
山西省群众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如工人联合会,因为其口号和行动都是支持省委的,认定以卫、王、王为首的省委是革命的,要在省委领导下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领袖和省委领导们,也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工人联合会的第一把手张志安就告诉过我,说当时的省委领导人如王谦、贾俊等,就和他说过要互相支持的话。
刘灏、宋捷等学生领袖们领导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起初向省委造反的目的是要为遭到省委批判的太原市委书记袁振翻案,所以这个组织和袁振的联系密切,对立面组织将他们骂为袁家军,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组织从诞生到消失,其活动一直和袁振的政治活动有关,而袁振也正是通过这个组织,实现了翻案的目的。
红总站的实际掌门人是刘格平的夫人丁磊,红总站的发起人之一黄锐庵,从组建省人委办公厅东风兵团开始,就是刘格平家中的座上客。刘格平夺权成功后将黄锐庵任命为省革委办公厅副主任,结成了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领袖新的政治同盟。红总站另一位发起人郝庭云,当年是英武帅气、浓眉大眼的帅小伙,人聪明,办事有胆识,很得刘格平和丁磊赏识。郝庭云就和我说起过,他和刘格平一家相处甚好,丁磊当年还想把自家的姑娘嫁给他呢。
至于红联站勤务组的学生领袖们,在山西文革初期的大分化大改组中,特别是4•14事件前后,他们和张日清、刘志兰等山西党的核心小组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多有来往,在本书有关“七月会议”的记述中,提到张日清在北京街头与红联站的几位领导人匆匆见面一事,足见双方政治友谊之深。
当谢振华受中央之命,在山西负责支左以后,与各路群众组织的领袖们也多有来往。原红联站的宣传部长张玉峰,就给我讲过一件事。他说,1967年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代表红联站发言,主要是批判刘格平,滔滔不绝,竟说了近一个小时。那次会议上,有几位军队首长也参加了,谢振华就在场。1968年元月,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们,全被召到北京办学习班,张玉峰也是其中的学员。大约是4月的一天,有一位解放军战士自称是谢振华将军的警卫员,到学习班找到张玉峰,说谢振华军长要见他。张玉峰只在会上见过谢振华,和堂堂六十九军的副军长连话也没有说过一句,更不知人家要找他干啥。来人带着小车,领上张玉峰直奔北京郊外八大处。到了一处大院内的办公楼前,这位解放军让张玉峰下车,领上他往前走。那座办公楼前,有几位解放军首长正围着一副单杠,在单杠上练大回环的,正是谢振华将军。谢将军一圈又一圈,练得老到,围观者不时喝彩、鼓掌。等谢振华终于完成了杠上的动作,双手离杠,双脚落地后,才向张玉峰招招手,张玉峰即紧随将军,步入楼内将军的办公室里。既没有寒喧,也没有让座,谢振华径直走到他的办公桌后面坐下,从桌上取出一份薄薄几页纸的打印材料,递给了张玉峰。只说了一句,有这么一个材料,你们看看吧。张玉峰急忙翻看那几页纸,是一份揭发材料,大意是经向韩培义(孙涛注:刘格平当年没有随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在具结文书上签名出狱,与他一道如此行事者,还有一位韩培义)调查落实,韩培义与刘格平后来刑期已满后出狱时,也在一份具结文书上签过名,具结文书的内容,与薄一波他们签字的具结文书内容大同小异,足见刘格平也是叛徒。张玉峰还想多问将军几句,不料将军已拿起电话,喊来那位警卫员,让他送客人回去。
我追问:谢振华就再没有说啥?
张玉峰肯定地说:再没有说啥。
张玉峰给我讲这件事时,说他坐在小车内,一直琢磨谢振华将军给他这份材料是啥意图。当时山西的群众组织,红联站是人所共知的坚定不移反对刘格平的组织,一定是军队不好出面调查刘格平的历史问题,谢振华想借红联站之手调查了解一下刘格平的这段历史。红联站勤务组分管材料收集的负责人是山西农学院的任荣庭,张玉峰后来就将这份材料交给了任荣庭。至于这份材料的出处,材料上写着一个小组织的名字,当时社会上三大组织名下,各种小组织多得很,传单可以到处寄,张玉峰说他已经记不起署名的是什么组织了。这份材料的真伪姑且不论,这个故事却可以再次印证群众组织和党内领导干部的关系。
当年官方批评群众组织时,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说群众组织有“资产阶级派性”。派性,难道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吗?无产阶级难道就没有派性吗?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是不是一种派性?当这种党内的派性和群众组织的派性融在一起时,群众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党内斗争的另一种队伍了。
中国共产党从当年的武装割据,到后来夺取了全国政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一条始终不变的信条。就连刘格平奉旨造反夺权时,也要先成立一个党的核心小组,将群众组织的造反夺权,纳入党的领导之下。在文革中,所有的群众组织从一成立起,就没有反党的诉求,也没有向党夺权的政治目标。
现在,我们再从群众组织的形成,透析一下文革初期群众组织和党组织的关系。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形成,杨承孝那种“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的认识和做法,只是一个例外。以山西大学8•8和8•14两派为例,都是由几名骨干学生领袖发起,众多学生参加,然后再开全体成员大会选出领导班子,最后形成了一个组织。如工人联合会、兵团、红联站这样的群众组织,其发起的青年工人和学生领袖们,则首先要求省委承认他们建立组织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然后才挂旗、刻章,再吸纳下属各种人马来扩大队伍。他们在炮轰和打倒一些领导干部时,也必然会支持和拥护另外一些领导干部。刘灏组建的兵团是最明显的,无论是一开始炮轰卫恒,还是后来炮轰刘格平,袁振始终是他们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而这些群众组织的领袖们,都是根红苗正的青年人。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造反(当然这党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是他们的共性。
这些群众组织无论观点有多么不同,他们都有许多共同点。
他们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他们都认定自个儿执行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代表。自个儿一派要打倒的,就是走资派。
他们都信奉阶级斗争的观点,认定自个儿是可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力量,没有法治理念,可以揪斗和专政持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
他们都拥军,即便受到支左部队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和部队开战,但依旧认为那是支左部队犯了错误,他们是希望“军民鱼水情”的。
他们都认为参加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是要担负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世界革命的重任。
他们在武斗中,全视对方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对其充满仇恨。
而这些共同点,又都是基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下衍生而出的。
这是一种虔诚引发的狂热。当高居神坛上的领袖看到这种狂热已经使全国变成一种无序的状态时,他赋予民众的这种结社自由也就到了终止的时候了。“九大”前夕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新政权相继建立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工、军宣队开进大学,军队对厂矿的军管等等举措,让风起云涌了三年的群众组织,终于在全国烟消云散了。有文革历史研究者提出三年文革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就文革中出现群众组织这一时段而论,确实也就是文革初起到中共“九大”召开的三年时间。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大小领袖们,有的被抓了,有的被上山下乡了,有的按当时毛泽东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要求,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不复存在。之后党内的斗争,直至文革结束,也再无群众组织可以依托和利用了。
可以说,“九大”之后的文革,是党内斗争的继续。群众组织从1966年形成至1969年退出历史舞台的三年中,文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党内的走资派。待群众组织退出历史台后,如上一章所说,在山西,文革已进入第四和第五个阶段,全国也基本如此。而这时的文革,已经在文革的大运动中,套入了各种小运动,诸如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山西的批谢、曹,等等。在这些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中,革命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党内的当权派,广大民众中的各色人物,都可能随时变成运动的目标,倒在血腥的内斗中。在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虽然还可以看到当年一些群众组织领袖们的活动身影,但他们已经不能再用那种大民主的结社方式活动了。他们的身后,也没有了群众队伍。他们加入了党内不同的派别,在“九大”后文革继续扬起的浊浪中,伴随着党内的斗争,继续着他们的人生沉浮。且以本书的主人公刘灏为例,当初为袁振翻案,之后又与刘格平明争暗斗,他身后有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这样一支群众组织的队伍可以调动、指挥。而在1971年山西省委重新组建,谢振华担任了省委第一书记之后,刘灏的身后,早已没有什么群众组织可以调动、指挥了,再往后,他成了一名基层领导,他所在的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也不是由他来挂帅统领。在江青炮轰谢振华后,他选择了支持谢振华,反对江青炮轰谢振华,反对陈永贵、王谦批谢、曹的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面对党内斗争时的站队,并非什么群众组织的行为,而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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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告诉后人:亲历者的责任

唐勇康

作为“十年文革”中的沧海一粟,毕竟我也是这场中华民族史无前例浩劫的亲历见证者。那些曾经参与其中的罪恶荒唐事,不能因为岁月老去而遗忘,后代不能,自己更不能!《旧约•箴言》有曰:“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恳借贵刊一角,略示本人忏悔之心——做一个起码的人,这是应该且必须的!

我曾经是“唐力夫”

我出生于建国初1951年,文革开始时正在上海红旗中学(地处虹口区)读初二(老三届中属67届)。进中学后,我积极上进,学雷锋做好事,还组织班里几个同学成立“学毛选”小组,像模像样课后捧本红宝书,写可以公开的日记(这些幼稚文字,倒真实记录下了一些人和事),出身又是工人“红五类”,姐姐又是当时还为数不多的解放军,因此成为全班唯一的共青团员(1966年4月我第一个入团后,文革接踵而至,停止发展团员了)。
狂飙一起,我这样的人,不积极投入才是怪事。自认为根红苗正,卖力推崇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被冠以“唐力夫”,成为班里8个红卫兵组成的小队长。
可是到了1967年“一月革命”时,由于父亲在运输公司参加的“工人赤卫队”,被王洪文领导的“工人造反队”镇压下去,也成为革命对象,自觉革命本钱不够了,就做起了旁观逍遥者。

写大字报的快感与麻烦

大字报是早期文斗的主要武器。从批“三家村”开始,学校三层楼墙壁上就没有一天空白过。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一公布,学校大字报矛头全部指向本校教师或领导。学校有高中部,高中生对老师指名道姓揭露批判,我们跟着大轰大嗡,满纸都是“打倒、砸烂、火烧、剥皮”之类辱骂语言。我作文比较好,写大字报就派上用场。记得有篇揭露班主任武沛才老师,说他上课放毒:徐州家乡有个土匪会气功,解放军机关枪扫了半天也不见死;体育老师刘金福(是个年轻人),说他为什么不去新疆,勒令改名“刘进疆”;大队辅导员陈美德老师,我还是她亲自培养入的团,我却写大字报说她爱打扮,勒令改名“陈缺德”……
我还夹着一叠大字报,回到曾就读过的欧三民小,去骂那些小学教过我的老师。凡此种种,“师道尊严”、“人格尊重”,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想大字报写得要有轰动效应,驻足观看的人多,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紧跟革命”,也多少获得些出风头的快感。
9月份,上海组织红卫兵代表进京去拜“红太阳”,住在空军部队大院,与一个王姓同学又贴出了大字报:《回民不吃猪肉是“四旧”》,批评回民同学搞特殊化,增加解放军叔叔麻烦。这次惹出了大麻烦,几百个回民学生从其它地方赶来围住我,说犯了伊斯兰大忌,要揍死我!幸得更多汉族同学相助,最后一场大辩论到后半夜,才不了了之。我倒有些后怕,大字报再不大敢乱写了。

我曾经参与批斗老师

进入7月份,被大字报点名后揪出来的老师成为“牛鬼蛇神”,面对面的批斗开始了。批斗有两种形式,一种小会:一大群学生围住一个老师,七嘴八舌地逼他交待问题,不肯讲或讲得不清楚就喊口号竭尽辱骂之能事。历史老师陈旭以前是个新四军干部,转业当教师,他讲历史很有趣,我至今记得他讲“石敬塘给耶律阿保机当儿皇帝”的故事。高中学生的大字报说他当逃兵被开除军籍,要他交代,围斗了好几次。他交代自己在新四军里如何摆脱敌伪追剿最后归队,也是跌宕起伏,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但最后他头上还是一顶“叛徒”帽子。这种围斗会天天有好几场。
过一段时间,就在大礼堂或大操场开全校性的批斗大会,集中火力把一个老师当靶子,其他几个老师拖上台去陪斗。上台老师都头戴纸糊高帽子,上写姓名身份,身上衣服贴大字报。被主斗的老师头颈上还挂一块大木牌,不老实就加挂砖头,两臂被学生反扭高高扬起,谓之“乘飞机”,甚至下跪。大会内容就是上纲上线揭发,逼使老师坦白承认罪行,不承认,就在台下一阵高过一阵“×××不老实,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里,随便哪个学生都可以冲上台去,一顿拳打脚踢。印象最深的是物理教研组组长黄崇武老师,有人说他是国军兵团司令黄维的堂弟,也在国军里做过少校,黄维在淮海战役中使用火焰喷射器,就是黄崇武老师研究物理,给他出的主意,烧死成千上万解放军,现在黄维的女儿还住在他家……黄老师颇具军人气质,就是不承认,所以几次大会以他为主角,真是被打得惨啊!
这些数不清的批斗会,轮不到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去组织召开,但我是积极参与的,除了喊口号,也有过上台反扭老师手臂、打老师耳光的行为。
看管“牛鬼蛇神”老师是我们低年级学生的任务,主要是监督他们扫地做杂务。站在比我们高一头的老师面前,神气活现地训斥他们,排队报数不报“一、二、三、四、五”,而是报“地、富、反、坏、右”,叫他们围着圈倒走,意谓“反动派倒行逆施”,走歪了,就去踢他们腿,罚多走。吴伯和老师当年成为右派后,贬去管体育器材,以前他对我们很客气,总是一张笑脸,向他借球什么的,总拣气足的,我们称他“和气吴伯伯”。文革一兴,在劫难逃,他是首当其冲的死老虎。我们也翻脸不认人,斗打他好几次。有次,我想学“金猴奋起千钧棒”,拿起保管间里单杠上的铁杵,想横扫他一下,无奈太重,举不起来,只好作罢。
1994年,当年初中同学回红旗中学聚会,70多岁的吴老师也来看望当年学生,我向他道歉,他却仍是笑说:“不怪你啊,你们那时小孩子,不懂事啊!”

难忘邱老师的死

惨剧发生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篮球场,只听一声惊叫:“邱凤仙跳楼了!”赶快奔到教学楼下,只见草地上躺着三楼化学实验室的邱老师,她没有流血,身体还在动,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围观的人们,头发刚刚被人剃掉一半……过了好一会,救护车才来,送到医院里就没呼吸了,说内脏都跌碎了。这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起运动死亡事件。邱老师我也熟悉,每星期四下午劳动课,我几次分到她负责的化学实验室里清洁仪器,她总是笑眯眯地告诉我们:“到初三你们就要读化学了,做实验像变戏法,有劲呐!”说得我心痒痒的。
邱老师,这个“地主女儿”,不愿顶着个阴阳头苟活人世一分钟,刚从剃刀下一挣脱,毫不犹豫选择了向天国的纵身一跃!
当晚,我们一帮子学生涌到邱老师祥德路上的家(我就住在隔壁新村里),向她正在满地打滚,嚎啕大哭的丈夫宣布:“邱凤仙畏罪自杀,反动透顶!不许哭,明天交出她在家反动言论的揭发材料!”——今天回忆及此,真感到痛悔万分!
此后,我只要一见“化学”俩字,眼前浮现的就是半边头发,永难瞑目的邱老师!

亲见的冤魂

恐怖席卷,高压横扫状态下,社会上自杀多、精神病发作多,就不奇怪了。
看到的“神经病”多了,特别是祥德路上一个40来岁女的,披着一条烂棉花胎,赤脚,里面也不穿衣服。她隔三差五笑着唱着来到街上,大家就相互通风报信:快去看!快去看!
自杀的,除了亲见邱老师,还有三起印象特别深。
一起是四平路邮电新村对面楼里,一家4口人关紧门窗,开煤气自杀,我们赶过去,人刚刚用车拉走,走廊里浓浓的瓦斯味。教导处周老师是死者邻居,绘声绘色向围观群众介绍发现经过:三天三夜不开门,煤气味道越来越浓,派出所警察劈开门进去,死人身体梆梆硬……为啥自杀?女主人是大连西路那里北郊中学老师,在学校被揪斗后,逼着跪在地上吃食堂泔脚桶里的秽物!
另一起是在四川北路上,余庆坊是条大弄堂,临街是幢9层高楼,下面都是店铺。那是天寒地冻的日子,有一天早上路过,只见许多路人朝天指指点点,我也抬头仰看,只见最高一层人家打开的钢窗横档上,绳子吊着一个男人的头,双脚腾空在墙面外,寒风中,身体荡来荡去……
再一起是在山阴路连接甜爱路的274弄内(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在这取过雨夜镜头),一个女的从小洋楼跳下来,可怕的是她已在肚子上扎了一刀,满地鲜血,肚肠什么的都淌出来了……我当场一看就呕吐,好几天吃不下饭。
学校出门四平路就有一座头道桥,30来米宽的沙泾河流过,往虹镇老街处有一个小湾,上游漂来的垃圾聚集于此。那段日子里,这里的“浮尸”三日两头可以发现,有时一天有两个。开始我们还跑去站在桥上,根据水面露出的衣服、头发,猜死尸是男是女,年大年小。后来一多,就听同学进来报说:刚刚头道桥又氽过来一个死人!大家也懒得再去看热闹了。
1968年4月有一天,大家又相约着涌到山阴路上的东照里,去看一个70多岁的老者,他用切菜刀杀死老妻后也自杀了,断了气人却不倒,直挺挺顶立在门后面……此人死前天天挨斗,都说他就是1959年获大赦后蛰居于此的原国军中将、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

我们那一代都是“三种人”

记忆追寻历史,笔端求索真相。写下以上一行行记录当年“干革命”的文字,我的心情是难以言说的沉重!那一个个名字,就是一张张曾经熟悉的脸,那一件件事,哪一样不是荒唐透顶!不堪回首,不能不回首啊!对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师、长辈,哪怕是痛彻心扉地说声“对不起”,也只是廉价的道歉。刻意湮灭回避那段岁月,难保我们的子孙不会复制那些悲剧;为那份激情鼓噪招魂,社会再次暴戾动荡就有可能。
我们那一代人,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都逃不过做“三种人”:受虐者或者施虐者,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受蛊惑被戕害而再去加害于人的人。
清算也罢,忏悔也罢,道歉也罢,更需要的是一份亲历者的责任——“以真相求和解”的责任,告诉、警醒人们:
“二茬罪,两遍苦”的噩梦,绝不能再现!

小注:此文写作冲动,源于实在不能忍受的“唱红打黑”重庆模式甚嚣尘上那年,半年后,薄熙来方才倒台。我曾将此文投稿于大陆多家媒体,不得录用,此种不说自明的原因,促使我转投贵刊。
原稿写于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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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14首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散记

李 乾

由新历史合作社发起和承办的2014历史嘉年华活动,于2014年11月13—16日在深圳举行。参与此次活动的机构有永源公益基金会、中华口述史研究中心、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东方历史评论-全国中学生写史大赛、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数十家单位和机构。参会的个人超过千人。其中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历史记录走进民间的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有在记录中国当代历史的努力中取得斐然成绩的团体和机构的代表,有多年来在为保存普通人的历史而默默努力着的草根,更多的是关注过去,关注未来,更关注现在的年青学子。除致力于历史记录工作的民间人士之外,还有国家图书馆吴邦伟先生、中华口述史协会秘书长左玉河先生等。
保存记忆就是保存历史,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留有大片空白历史的民族就是一个让人生疑的民族,在历史中设置种种禁区的民族一定是一个随时都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民族。正是基于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良知,这一大群人走到了一起,交流和分享在抢救、保存记忆中的心得和成果,并努力让更多的人走进书写历史的行列中来。
民间写史,从中华民族混沌初开的那一天起就有了。尽管当朝不修史的惯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史的客观性,但与老百姓的生活离得太远,历史的细节太少而留下太多的缺憾。民间的野史或笔录看似历史的碎片,这无数的碎片却让人们感受了历史的鲜活和真实。它们或填补了官史的空白,或印证了官史的记录,或说明了官史的偏颇。特别是在写史为某一利益集团所垄断并沦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时,民间写史的意义和价值就更加非同寻常了。
今天,由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捍卫历史记忆的意识的觉醒,让记录历史走进平民百姓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人们的自身需要。记录下自己或祖辈的历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自发和自觉的选择。这正是历史嘉年华活动能够成功举行的条件和基础。
在2014历史嘉年华的首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开幕式上,主持人谭昊介绍说,希望这个大会能够汇集惯于寂寞的历史记录者,聚合力量与资源,研讨方法与路径,展示成果与产品,探索合作与共享,共建中国记忆。
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先生介绍了历史嘉年华活动的产生发展与演绎的过程,他说这个活动也是一个聚合民间历史记录者的过程。今天这个大会其实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第一个我们互相认识,第二个是互相了解,第三个是互相讨论,第四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共识。话题也很简单,第一个是我们在做什么,第二个是我们在怎样做。
北京永源基金会秘书长李国武先生在致辞中介绍了基金会的情况,表示要为口述历史等公益慈善工作的推进做出更大的努力。
土家野夫作了精彩的大会开幕主旨演讲,题目是“让记忆抵抗遗忘”。
  随后有多个历史记录团队介绍了他们各自工作的进展情况。有的关注建筑方面的演变,有的始终聚焦抗战老兵,有的记录了石油战线老人的回忆,有的发掘自贡井盐开采的历史,有的把镜头对准了四川三线建设的往事,有的不忘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遭遇,有的介绍了现在年轻人的目光所在等等,更有一批人把精力放在了推动中小学生记录自己的父辈、祖辈的往事,这个活动成绩斐然,最早的小学生参加者现在已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这个活动也已在大学生中展开。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前主任熊景明女士作了精采的介绍与点评,有句话特别有意思:有人说现的束缚越来越紧了,我不认为是束缚越来越紧,是你的体格越来越大了。
分会场的活动,重点是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在怎么做。大家做了充分的交流。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发起人李远江,上海电视台“往事”栏目制片人陈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熊景明,麻省理工学院新媒体实验室研究员周逵,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银祥,新历史合作社“我的历史”计划总监渠馨一,新历史合作社主编潘晶等在各自主持的会场都有精彩的专题发言。
15号和16号两天,在深圳中心书城、深圳图书馆、关山月美术馆、深圳福田图书馆、深圳音乐厅慈怀慧舍养生馆、越众历史影像馆等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作家鄢烈山、土家野夫、时事评论家杨锦麟、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的讲述个人经历与思考,讲述个人历史观;有台湾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制片人陈君天、朝鲜战争亲历者作家张泽石团队,深圳最早的建设者之一陈难先等与大家分享历史记忆;有作家胡发云关于红歌、艺术与革命的演说;有作家鄢烈山、原“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客从何处来”执行总导演金辉等的对谈“今天我们如何寻根”;有作家土家野夫讲述1980年代的爱情,并和嘉宾与听众一起朗读1980年代的诗歌;有深圳市越众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宪在越众影像馆开馆仪式上的激情演说等精彩内容。
把活动推向高潮的是16号晚上的“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盛典。这个盛典以庄严的姿态向民间历史记录者致敬,以丰富的内容展现历史之美,以多样的形式显示历史的维度。
新历史合作社执行总编辑谭昊的颁奖辞有高度,有激情,有文彩,特录于后: 
十年筚路蓝缕,团队戮力同心,采访一千余位现当代中国史的亲历者、见证人,以口述和影像史料,制作中国最早电视口述历史纪录片,对中国大历史下普通人的命运持续记录,由此还原历史风貌,传播历史价值。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记录者:邵燕祥
怀揣深刻的思想力量,强烈的现实关怀,真诚直面家国历史,不惧呈现真实自我。2014年新出版回忆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找灵魂补遗》,以诸多史料保证可信度,进行自我的解剖,历史的反思。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文化品牌:《国家人文历史》杂志
以历史的眼光解读新闻,用新闻的视角看待历史。创造有深度、有厚度、有历史感的新闻解读,给予读者全新的时政评论,风格卓异,人文日新。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特别致敬:刘道玉
先生巨擘独支,破冰前行,不拘一格,广录人材。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为国家育才,为民族养士,蔚为大观,开风气矣。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公民写史:凯迪社区《百姓家史》栏目
他们在浩如烟海的网民中,寻找能够讲述当年“那些人、那些事”的人,重现个体或家族在历史背景下的整体记忆和个人感受,形成具有独特历史人文魅力的民间传记。百姓家史,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公益:“家•春秋”大学生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北京市永源基金会等)
家国记忆,人间春秋。以公益计划鼓励年轻人参与,以影像记录推动普通人传播,从家族留存故事,从身边抢救历史。涓流成河,口述历史群体在此聚合;薪火相传,历史记录新秀在此成长。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影像:《黄埔》(深圳越众影视有限公司)
民间视角,以个性人物为重。敬畏史实,以特定历史为线。牺牲与贡献,悲怆与光荣。波澜壮阔的历史影像,生动翔实的将士风采,黄埔人及其母体中国人的历史温度在此回溯。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图书: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部中国家庭的变迁史,一曲人间悲欢的心灵志。家国记忆,身边历史,纵横百年岁月,横跨数代离合,叶氏家族的浮沉史诗般展现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背影。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特别致敬:陈君天
先生披肝沥胆,皓首穷经,赤子之心,慷慨盛情。以历史影像,记录山河血泪,弭平战争伤痕,回首家国殇痛,坦陈心灵轨迹。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走出悲情,还原历史。君子风范,天道不泯。
“国家记忆2014•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行动者:柳红
做经世济民学问,矢志不渝。推社会建设实践,知行合一。铁肩道义不让须眉,妙手文章记录时代。一手研究1980年代回望来路,一手组建1980学社憧憬明天,以行动彰显生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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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菁瑞谈41期民生专辑

文革民生专辑很有意思,有足够稿件的话可以多出几期。我们的历史一直是帝王家史,希望后人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能有足够的平民资料来填补“官史”的空白。文革那些年普通人家的生活状态,穿衣吃饭小孩子玩耍,婚庆殡葬等等,都是很值得记录的。

申毓明谈42期张光渝专辑

过去不知道张光渝其人,这个专辑让贵刊的读者认识了他。从“红二代”一夜之间坠入“黑二代”行列,这样的打击是许多人很难遇到也很难承受的。令人佩服的是,他能在如此巨大的人生起伏之后冷静对待历史,不带情绪,不带偏见,真正有“旁观者清”的味道。特别是有关张爱萍,有关林彪“九一三”飞行路线的分析,有关戚本禹等几篇。希望今后能继续读到他更多的文章。

江致知谈42期张光渝专辑

《昨天》42期张光渝专辑,细节真实而生动,分析也颇有见地。
光渝先生是张霖之的儿子。张霖之1965年初被毛泽东钦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被江青、戚本禹诬陷为“彭真死党”后被造反派批斗毒打惨死。据资料,张死后全身青紫,口微张,背后是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三十多处伤痕,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血痕尚在,前额偏左处有塌陷……这些都记录在验尸报告上。当我们看见这样的记载,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从上来说,透露了最高领袖口含天宪的蛮横霸道,江、戚等人周纳陷害的恶毒凶狠。在下来看,红卫兵造反派长期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奶教育毒害,轻视生命,扼杀人性,变得群体性的血腥残忍。奇怪的是,在审判江青、戚本禹等人的罪行时,迫害张霖之致死事原本竟没有列入指控。还是在家属多次要求之下,声张正义的法官坚持主张,才进入了审理范围。不知是不是怕提出这一指控后被告在辩解中会扯出“最高”来?
关于913事件,光渝先生对林彪出逃直接原因的逻辑推理,我很赞同。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从现有的材料看,也应该是公认的事实。我曾经读过周宇驰女儿向红的回忆,里面清楚地说到其父深陷于小舰队和将要参加异动的情况。她的描写,给了我类似古侠士豫让、聂政那样的慷慨赴死的印象。
文革初期杨勇被抓事件,是文革中众多未解谜案之一。毛、林几次查问,最后仍然没有结论。光渝先生罗列了他知道的若干信息,最后说:“至此,这件公案仍无结论。读者感兴趣,可以继续‘猜想’下去。”
我就来“猜想”一下。当时能够抓杨勇的政治势力不外乎毛、林、江、周、老帅、红卫兵。从后来文革的演进看,除毛外,其他势力全都受过政治打击:“批林批孔”,“批周公”,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批“二月逆流”,清查“三种人”等。在这些要彻底清查批倒批臭的运动中,尽管挖空心思寻找罪状,但都没有提出当事人涉及抓杨勇一案。从逻辑推理分析,这些人应该被排除。文中介绍,叶剑英曾说过:是“上峰”指示抓的杨勇。那么这个“上峰”还需要猜想吗?
从郑维山将军的起落沉浮,我只想到了八个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复生不易——潘复生》一文给我的感慨是:身处乱世,不要说“复生不易”,就连苟全性命也都是不容易的。例如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的许多人。
纵观戚本禹文革中的表现,仰承最高领袖鼻息,舞文弄墨为虎作伥,极其活跃。从民间最普通的基本道德来看,都是人所不齿的。光渝先生对当前一股吹捧戚本禹有“宽阔的胸襟和气度”,“他的为人品行……还是相当正直的”,要对戚“宽容”的论调,表示了正义的愤慨。鉴于当前文革清算遮掩模糊的现状,他对今后对戚评价的变化也有担心。但我还是乐观的,我相信时间越是久远,历史将越发趋向于公正。
42期这个专辑通篇读完,我仿佛进入了历史穿越,看到的是帝王将相的活动行止。如同汉高祖刘邦对萧何、张良、韩信等,明太祖朱元璋对刘伯温、徐达、胡惟庸、蓝玉等的一系列权谋倾轧,弓藏狗烹。而“红二代”文革前后的境遇,是如同《沈小霞相会出师表》那样的故事在重演。一句话,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脱出皇权专制传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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