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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四十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10月30日第42期（增刊）
本期目录
〖张光渝文革研究专辑〗
史林一叶
“点名”与审判
林彪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
话说“联动”
阅史漫笔
利用“叛徒”罪名进行政治斗争是很坏的传统
“九一三”林彪飞行目的地的逻辑推理
谁抓了杨勇？
从郑维山的起落看毛泽东的“保”与“不保”
将军在黎明前死去——赵尔陆
风云人物
文革中的张爱萍——兼谈《从战争中走来》的写作尺度
读《陈锡联回忆录》
复生不易——潘复生
戚本禹的“开会即民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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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渝文革研究专辑〗说明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公开宣称的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然而滑稽的是，他却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一个怎样才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准。不过，毛泽东倒是明确点名说过一位领导干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还是在文革爆发之前，被他点名的，就是国家煤炭部部长张霖之。
本专辑的作者张光渝，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霖之的儿子，1950年生于重庆，长大于北京。此后在山西插队，在山东当兵，在南京上军校，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任职，现居深圳，已退休（右图为张光渝近照）。父亲在文革中惨死时，张光渝还未满十七岁，对父亲的工作与经历所知甚少，只是坚信父亲是好人。随着时光的推移和阅历的增加，他越来越渴望了解父辈的往事，越来越对永远失去与父亲进行“男子汉对话”的机会而痛悔万分。从2001年起，张光渝在家人和朋友们的热情支持下开始搜集资料，撰写父亲的传记，于2003年出版了《共和国部长的挽歌——张霖之的奋斗与牺牲》（作者署名俞虎，香港高文出版社）。书成之后，张光渝还有许多没有写进书中的往事史料及研究历史时的思考，于是又陆续写成了《告别元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和《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香港北星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两书，并在《纵横》、《中华儿女》、《老照片》、《领导者》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
本专辑的文章大多选自《告别元老》和《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两书，这次发表前作者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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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点名”与审判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知道张霖之文革遭遇的人大都知道他的两次被点名：一次是在文革前的1965年初被毛泽东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次是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末被江青点为“彭真死党”。
我一直在猜测毛泽东点张霖之名的真实原因。我的理解，从偶然性上说，在那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对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不理解，问毛泽东：
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
张霖之就是！
如果刘少奇问：“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会不会“脱口而出”说“吕东（时任冶金部部长）就是”？
再往前推，现有材料记载，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做的那段著名的“自我批评”讲话中，曾夹带了对煤炭部的批评：
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煤炭部的“那么一个命令”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这个批评的具体背景都尚需进一步搜集材料才能加以评价。但可以断定这个间接“点名”与1965年的那一次点名性质不同。我这里说的“点名”是指1965年那一次。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那期间第一个被毛泽东“点名”的高级干部，要说第一，只能说是第一个被正式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名号的人。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洪山宾馆接见了绔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他对日本同志直言：
中央联络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太平。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也是不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这里点了两个人的“名”——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再早一些，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各种会议上当面点名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他热衷于“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干脆撤消了农村工作部。这三个人的被“点名”都早于我父亲，都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关。不同的是，他们有具体的“罪名”，因此文革开始前就先后被撤职，但我父亲被“点”的直接原因迄今不详，而且可能当时也没有人弄得清楚，所以他保住了煤炭部长的位子。早知后面发生的一切，真的还不如他在1965年就被撤了职（1964年底三届人大召开之前，我父亲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未获批准，并在196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继续任命为煤炭部长。他留在家里的辞职报告底稿在文革中被抄走）。不过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心中，在他点张霖之的名七八个月之前，就已经至少认定中央委员会里的“十几个”“修正主义者”了。这“十几个人”中，有张霖之吗？（左图为1979年张霖之追悼会上使用过的张霖之遗像。）
如果说毛泽东点张霖之名的结果没有“立竿见影”，那么点齐燕铭的名则是当即兑现的。在张霖之被点名的前一个多月，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插话说到文化部，认为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他对周恩来说：
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齐燕铭抗战前是北平著名的大学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撤退到济南，在我父亲主办的军政人员训练班任教，后来又到我父亲领导的鲁西北根据地从事统战和宣传文化工作，并于1938年5月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1944年1月在延安赞扬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的信，就是写给剧作者齐燕铭和杨绍萱的。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当时齐燕铭是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的科长。1964年的时候，他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很受周恩来赏识。但是毛泽东明确地表态说齐燕铭“不能当秘书长”，周恩来不能不照办。不久，齐燕铭以“专职文化部的工作”为由被免去国务院的职务，又过了不久，他被贬为济南市副市长，回到了当初他参加革命的老地方。文革兴起，在济南呆了没多少日子的齐燕铭被揪回北京关押批斗。
回想往事，1964年到1965年的普通中国人，还没有像文革期间被“锻炼”得那样敏感，根本察觉不到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和复杂矛盾。我是到了1998年11月才从《南方周末》刊登刘源、何家栋的文章中得知毛泽东早在文革开始前一年半就把我父亲划入“另册”。文革前夕，我们的感觉依然是“阳光灿烂”、“春满人间”，根本不知道父亲的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1966年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被停职，我父亲冀鲁豫时期的老战友，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感到压力很大。有一天，他和我父亲一起坐我父亲的汽车到家里来，应该是私下评估形势的吧。父亲虽然当时还劝慰万里：“谁做了哪些工作，大家都看到了嘛。”但他也同样为时局的发展而担忧，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已经使我父亲和他的众多战友疲于“紧跟”，力不从心了。当然，在他为彭真的倒台安慰万里的时候，还不可能想到自己后来竟然成为“彭真死党”。直到父亲屈死在刑讯逼供之中，他也肯定不明白“走资派”和“死党”的罪名从何说起。我们不能确认的是，1965年毛泽东对他的点名，他本人知道吗？如何知道的？又是何种态度？
在文革开始后的毛泽东眼中，中央委员会里的“修正主义者”已经远不止“十几个人”。1968年7月21日，为了“帮助”江青了解情况筹备八届十二中全会，康生亲自写就了一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员名单，将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类排队，以绝密件送给了江青。康生写道：
江青同志：
送上你要的名单。
现在有的人尚难定性，运动中还会下降或上升。这是粗略的排列，很不准确，仅供参考。
康生 21/7 68
江青集团被粉碎后，这份名单曝光了。在这份名单中，康生将105名（注：实际上是104名）中央委员和90名中央候补委员分别区划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有病的”、“已死的”、“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及列入专案被审查分子”和“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几大类。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名单。
在104名中央委员中，只剩下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康生自己在内的二十人是“合格”的“中央委员”，而且罗贵波和刘格平的名字后面还加了问号，说明这两个“好人”也当得比较勉强；朱德等五位元帅、粟裕等三位大将、陈云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共十七人被划入“二档”——“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这在当时还算是“高抬贵手”的“恩典”。以下滕代远、谢觉哉、王维舟三人“有病”，我觉得这是“无关紧要”的意思；“已死的”十六人，其中后来被平反恢复名誉的有刘长胜、贾拓夫、李立三等人；划入“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及列入专案被审查分子”的竟有四十六人，占全体中央委员总数的44%！这里面既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也有彭德怀、贺龙、罗瑞卿，既有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薄一波、安子文，也有“一贯的机会主义者”张闻天、王稼祥，既有胡乔木、杨献珍这样的文人、也有许光达、萧华这样的军人，既有管共青团的胡耀邦、也有管工会的刘宁一；而宋任穷和舒同被列入“靠边站”，吉凶未卜。
在90个中央候补委员中，只有李大章、许世友、吴德、黄永胜等十七人是“好人”；杨勇、苏振华、范文澜等十二人“有错误”或需“历史考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另外十二人“已死”，其中后来需要平反昭雪的有六人；被列为“叛徒、特务”之类的“坏人”竟有四十四人，打头的是杨成武，他当年3月才被抓起来，中间有被康生“一眼”就看出来的“叛徒特务”赵健民，殿后的是廖志高，他是四川的“李廖（李井泉、廖志高）死党”之一； “靠边站”的八人都是地方大员，如江苏的江渭清、山东的谭启龙、湖南的张平化等。
这份名单表明，堂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叛徒特务里通外国需要专案审查”者共计90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194人的46%！这还不包括“历史需要考查的”、“有错误的”、“靠边站的”、“死了的”。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党、有这样的政治集团？！
需要指出的是，“康老”有一个笔误，他重复计算了陈少敏，既把她列入中央委员的“有错误”类，又把她列入“特务叛徒里通外国”类，说明他当时还没有拿定主意。“康老”“日理万机”，当可谅解。到后来陈少敏获准出席十二中全会，竟然拒绝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康生火冒三丈，当面指责陈少敏。从康生的角度讲，那个名单中四十六个“叛徒特务”里还得包括陈少敏。不过，中央委员的总数要改为104人。
审判“四人帮”时，整理这份名单被列为江青伙同康生陷害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罪行。其实我看，江青、康生迫害无辜是“中国一绝”，罪行很多，但这件“罪行”却经不起推敲。康生写这个“绝密”名单是在1968年7月文革高潮中，那份名单中被“点”为另册者实际上都已经被打倒，被剥夺权利，康生的名单不过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那些被打倒的人并不是因为康生写了这份名单才被打倒，那个局面是毛泽东认可的。这个名单只记录了实况，写这个名单、看这个名单算不上江青、康生的罪行，它只是文革荒谬到极端的佐证。
按104名有表决权的中央委员算，超过半数需要五十三人，但把中央委员中的二十个“好人”与康生划出来的“有错误需要审查”的人加起来，也不够半数。为了凑够开除刘少奇所需要的半数有投票权的与会者，使八届十二中全会“合法”，毛泽东圈定了几个“凑数”的人，他们是“临时解放”的陈少敏、李志民、范文澜，然后又将十名还算是“好人”的候补中委补为中委，凑齐五十三人，刚好超过半数。
注意，毛泽东提出“解放几个人”只是为了“凑够半数以上”，他并不认为超过半数的中央委员无权参加中央全会有什么不对。被康生列入“需要专案审查”的胡耀邦是在凑够了半数以上之后毛泽东又额外“钦点”到会的“第五十四个”。
文革中的“好人”、“坏人”都是怎样“点”出来的呢？ 且看1967年2月7日毛泽东做出的批示：
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各同志”经过研究，认定只有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好人”，周、王被定为“坏人”，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据此分别通知了西藏各方面。张国华曾任冀鲁豫第四军分区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副政委，是我父亲的老战友，1950年率十八军解放西藏，1962年指挥了中印边界反击战，是有功之臣，当时他是西藏第一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正在北京养病。而主持西藏日常工作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和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也是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这三个人在建国后的近二十年里一直在条件艰苦的西藏高原兢兢业业地工作，现在，他们的“好”“坏”甚至生死却要在毛泽东的指令下用这种近似于“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这是文革荒诞不经的众多事例之一。多少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以至肉体生命，就是用这种随意的方式“点名”决定的！王其梅后来被批斗迫害身亡。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文革中变成了“三人行，必有我敌。”如果把文革高潮时期省部级领导干部名单排列出来，随机抽取三人，用当时的标准评定，“敌人”、“坏人”的比例只会比三分之一多而不会少。至今还有人吹捧文革是打倒“走资派”的“伟大群众运动”。实际上，却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是被“群众”打倒的，不服，就请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来。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点名”确实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生死。我爸爸就直接死于江青的点名。曾参加对江青集团审判工作的王文正法官口述回忆了江青对张霖之的诬陷：
196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议室里，江青接待了中直机关的有关人员。当陈贵干讲到煤炭部的运动还没有搞起来，部里有阻力时，江青立刻插话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
王文正还说：
自从江青和戚本禹的讲话之后，张霖之的“彭真死党”就被定了铁案，张霖之被无辜地拉到各种各样的大会上去批斗。造反派把批斗张霖之当成了一种乐趣，逢会必先把张霖之弄出来批斗，使这位兢兢业业为中国的煤炭发展而忘我工作的部长，身心受到极严重的摧残。
不过，王文正说我父亲是在被定为“彭真死党”遭受批斗后，“此时，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批准张霖之前往大庆治病”，这是把事情的顺序搞反了。我父亲经周总理批准去大庆治病是在1966年9月，而江青的点名是在12月。
实话实说，我父亲当年被批斗最残酷最厉害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造反派别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点过张霖之的名，他是因为“彭真死党”的罪名被活活折磨死的。他的死，江青要负直接责任。“彭真死党”是一个毫无根据又在当时能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彭真位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首。
令我们全家意外的是，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公布的特检字第一号起诉书，竟没有江青迫害我父亲致死的内容。在这份起诉书第二部分《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中，列举了林彪、江青集团迫害北京市委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等同志；迫害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迫害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迫害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抗日时期在新疆被捕的同志；迫害吕正操、万毅、张学思、刘澜波等在东北军工作过的同志；迫害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同志；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上海文艺界人士等等具体罪行，却没有列出煤炭部长张霖之被诬陷迫害致死的事实。这是一个明显而重要的遗漏。这真是：不该点名时被点名，应该点名时又不点名。
在一些老同志们的支持下，11月17日，我母亲李蕴华代表全家上书最高人民法院，以原告人身份向特别法庭起诉江青、戚本禹等人迫害张霖之致死的罪行。起诉书叙述了张霖之被害经过后说：
霖之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在文革中第一个被他们阴谋迫害致死的老同志，他死的最早，也死的最惨。但我们在中央公布的受害人名单中没有看到霖之同志的名字。他的惨死不是我们一家一户的个人恩怨，而是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行之一。
我母亲在起诉书中以被害人张霖之的妻子的身份，与子女一起强烈要求：
1． 调查审理江青等人迫害张霖之同志的罪行，并公布于众；
2． 要求按照刑法有关条文，判处江青死刑，以正国法，以慰民心；
3． 戚本禹是残害张霖之致死的元凶之一，要求捉拿戚本禹归案，归入林江反革命集团一并审理并判处死刑；
4． 要求出席公审大会，以受害者家属身份出庭作证，控诉江青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这个起诉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按法律标准看，原告人不应提出具体刑罚要求。但它的主要功能是对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没有列举张霖之被害事实提出了质疑和补充，在特别法庭开庭之前明确要求把江青迫害张霖之案件列入审判日程，无论对实现我们家属为父亲伸冤昭雪的愿望来说，还是对完整有效起诉江青等人的罪行来说，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封信件送到主管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彭真手中，引起了他的重视。彭真要求立即搜集材料，并委托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复之等同志与我母亲面谈，直接听取家属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在1980年12月开庭审判时，江青迫害张霖之致死案列入了审判日程。我母亲作为受害人家属出席旁听了公审大会。
特别检查厅的起诉书为什么不写张霖之案件，曾是令我们疑惑的问题。我母亲当时的判断是，张霖之“畏罪自杀”说仍在起干扰作用，因此，无论如何要提出申诉，如果需要，告到邓小平那里也要告。二十多年过去了，王文正法官的回忆补充了我们从不知道的重要内幕：
在秦城监狱预审阶段，当讨论到张霖之被迫害致死一案时，我和参加预审的某些法院的同志主张应该对江青提起公诉。因为文化大革命才半年时间，就这样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给活活打死，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讨论中，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光说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这个词表达不清楚，写起来不明确。因为作为法庭审理此案就得实事求是，起诉书必须经得起推敲，还要写清楚彭真是个什么人，张霖之怎么成了他的“死党”。
这样，对于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有着两种意见，在起草起诉书之前内部就有了分歧。
因此：
细查一下当时的起诉书，在江青个人的罪行中，却没有诬陷张霖之这一条。
也许我的法律知识欠缺太多，在我摘录上述文字的时候，怎么也看不懂反对把张霖之案件写入起诉书的意见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江青对张霖之的诬陷太高深太难懂，写进起诉书会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损害了法律公正？
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递交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后：
第一审判庭包括我（王文正）在内的法官都一致提出，对于迫害张霖之这件事，必须得对江青进行审判，起诉书上虽然没有写，但法庭有权对此进行调查。
很快，第一法庭的法官们取得了一致意见。
应该感谢王文正和他的同事们主持公道，感谢王文正法官告诉我们这样深层次的内幕。但是，我母亲代表全家给彭真的上书也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即使法官们一致要审此案，在起诉书之外另立题目，也肯定要得到“上面”的批准。这一点，是我对王文正法官口述的补充。
起诉书中有江青迫害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罪名，以此为平台，法庭对江青诬陷张霖之致死的案件进行了调查审理。
审判员甘英代表法庭进行庭审调查，她问江青：“你是不是诬陷过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
江青答：“不记得了。”
为了让江青认罪服法，法庭宣读王洗尘（注：原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头目）1977年2月27日的证词和北京矿业学院教师杨志伊的证词。二人的证词中都证明江青在1966年12月14日和12月24日戚本禹的讲话中，都讲到“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和“江青说过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话。
法庭接着投影1967年1月张霖之批斗现场照片和张霖之尸体检验的照片。
王文正说：
张霖之的尸体检验照片更是惨不忍睹。只见他背部的伤口竟达三十多处，头部有一处重伤，其创深至骨膜。
谁能想到，在敌人的屠刀下都未曾牺牲的革命者，一位新中国的国务院部长，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地折磨着送掉了性命。
接着，煤炭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杨克和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又当庭作证，历数在江青诬陷煽动下张霖之惨遭批斗拷打的事实。王文正说：
铁证如山，江青无言以对。
经过审理，法庭判决书对江青的这一罪行认定如下：
1966年12月14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
这是法庭最终认定的江青八项罪行之一。
从1966年到1981年，相距十五年的“点名”与审判，在这里落下了帷幕。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缓期二年期满，最高人民法院对江青改判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监所自杀身亡。
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终于走进了历史。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或文字资料：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邸延生著 新华出版社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妹著 北京出版社
《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王文正口述 当代中国出版社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特检字第一号起诉书》 198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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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林彪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七名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中，我至今惟独没有找到我父亲与林彪打交道的记录，但林彪却在文革中提到了张霖之。
王秉璋是我父亲在刘邓大军十一纵的搭档，他是司令员，我父亲是政委，算作二野出身，但王秉璋同许多其他二野指挥员一样，渊源却在一一五师和红一方面军。当年林彪被阎锡山部士兵误击落马，一一五师作战科长王秉璋抢上前去扶起林彪，搂在怀里，林彪的鲜血染红了王秉璋的军装。文革初期，七机部长王秉璋也被斗得死去活来，林彪报请毛泽东同意，保了王秉璋，他不久就被重新启用，主管国防科委的工作。1967或1968年的一天，王秉璋到林彪家中向他作例行的季度工作报告，谈到了文革中的混乱现象，包括张霖之的惨死。张霖之与林彪没有任何直接交往，但林彪知道王秉璋与张霖之的关系。这时，林彪说：
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被戚本禹那一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
这是王秉璋自张霖之死后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明确地说出他的死因，而说这句话的人竟是“接班人”和“副统帅”！
在我多年后（2003年）与王秉璋叔叔的交谈中，他又一次确认了这次谈话，他说：
当时叶群也在，就坐在我的对面。
不管林彪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对中共在文革中的损失负什么责任，他对张霖之的评价是正确的。
如果把出身四野、在文革中被林彪提拔重用放在关键位置上、与林彪叶群关系密切的人划为“林彪集团”，那么确实也有许多人的亲属、长辈在文革中受到这个集团的打击、迫害，甚至被整死，这是事实。与之相对的，是文革新贵们组成的“江青集团”，这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无战功、无民望、无根基的“三无”集团，完全是靠了毛泽东个人的扶持才能撑上十年之久，戚本禹就属于江青集团。虽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都形成于文革、得势于文革，但对文革权力分配、走向目标的认识却大相径庭。常用的所谓“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这个概念，没有反映出这两个集团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事实。
张霖之的悼词中称张死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迫害，这是评述文革中遇害者遇害原因时通行的政治用语。文革就是这样一场奇怪的政治运动，中共的纪年中就有这样一段难解的历史。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把那段独特的经历记录下来，流传下去，让比我们更聪明更客观的后辈去研究评说。
与其告诉后辈们结论，不如告诉他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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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话说“联动”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粟寒生，现在姓郑，是他从海军转业时，父亲粟裕给他更的名，改的姓，理由是姓粟的很少，到了地方可能会“特殊化”。
我知道他姓郑，大概是1996年前后。再次见到寒生是2006年新年过后的聚餐，年近六十的寒生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他的父亲。我把我父亲的传记送给他，他马上说：“淮海战役那时候你爸爸和我爸爸在一起啊。”我说：“是你爸爸的部下。”“那时候”是从1947年8月算起，我父亲当政委的中原野战军十一纵刚成立就在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包围黄维兵团，十一纵才正式归还中野刘邓指挥，而双堆集打黄维的活儿也是中野华野一块儿干的。
说起长辈对自己的影响，饭桌上，他讲起了文革中被当成“联动头目”送进监狱的经历。
讲寒生的那段“古”，就要先从“联动”的来历说起。
“联动”（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曾自称“联委会”）是一个历史专用名词，知道的人很多，真正了解的很少。一般人的概念里，北京的高干子弟，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大都是“联动分子”。但据我所知，“联动”的正式成员并不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真正要干什么“联合行动”的事情，就会招集一批“乌合之众”，刷标语，散传单，进攻“造反派”，这些行动都具有随意、偶然、卤莽的特点。“联动”的标识是在左臂戴一个一拃宽的无字红色袖章，谁认可联动、谁支持联动，谁就可以自己搞一个袖章戴上。
联动的前身“西纠”、“东纠”、“海纠”（即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简称）成立于1966年8月左右，背后有周恩来通过当时的“联络员”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的扶助支持，意在维护一下文革初期越来越混乱的秩序。“红卫兵纠察队”，含有“超级红卫兵”的意思，成立之初也确有代替日益涣散的各级政府机构维护社会秩序的想法和行动。西城区纠察队连续发了十个“通令”，企图以“权威”身份规范文革运动。比如其1966年9月3日的第五号通令，题为“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明确提出“在今后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针对当时从北京驱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情况，西纠的9月9日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逐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明确驱逐对象是从外地逃亡、流窜到京的地富反坏，或隐瞒身份查有实据的人员。通令提出，资本家、右派和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的人“不必离京”，交原单位监督审查。
但是，这些“通令”的题目都是“意见”，说明通令起草者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也有些含糊。事实证明，这些“通令”也基本没起什么作用。今天重述，只是为了缕清红卫兵纠察队成立的初衷。
据我所知，除了少数核心人物以外，“纠察队”并没有固定的成员，也没有统一正规的加入手续，很像是一种需要“自知之明”的“带不带你玩儿”的游戏。当时有“资格”加入这个纠察队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出身不好”的被排斥在外，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观。我所执行的1966年8月18日和8月31日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大型集会的“标兵”任务，通知我去，我就去了，没有任何其他程序和环节。当年北京八中的同学吴新潮回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
（8月）31日上午，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们北京八中以及四中、三十五中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接受警戒任务。中午时分，我们列队到达天安门城楼前，和中央警卫团取得了联系。不一会儿，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来找我们，要我们负责金水桥到天安门城楼之间的警戒线。
那时候，能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合影的，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值勤的，大多数是干部子女，其他人也要是“红五类”出身。但当时正在激烈辩论的那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不是所有干部子弟都赞成的。我曾经参加过7、8月份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一次“辩论会”，邓小平的女儿（记不得是邓楠还是邓琳）上台自报家门，明确表态反对这副对联。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倒”，她亮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发表意见时立场站得住。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口号的错误，而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封建传统深远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就长期存在这种血统论，对联不过把它挑明了而已。虽然中央文革也出面批驳对联，但至少在十年文革中，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这幅对联的，谁的命运都没有逃脱对联的支配。文革中打倒了许多原来自认“革命血统”的青少年们的父辈，这些青少年当然也就不再是“好汉”，但那些没有被打倒的，新上了台的，仍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而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们，照样是没有“混蛋”公开称谓的二等、三等公民，当兵、进工厂、上大学，都没他们的份。十年文革没有改变血统论，反而十倍百倍地放大了血统论。
文革初起时，只想革别人的命，没想到其实我们“保卫”的是一场矛头指向自己父辈的政治清洗运动。到后来才意识到，即使是“革别人的命”也是错误的。文革初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环境下，各色“红卫兵”都干了不少打砸抢的勾当。不过那时的受害对象还主要是过去的旧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工、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家庭及一些闲散平民。
在1966年夏天“破四旧”高潮中，毛泽东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找去汇报，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吴德汇报了社会上的混乱情况，说市委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希望中央采取措施，但是：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原来，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那些血腥事件，是以“超乎寻常”的“雄才大略”为根据的。既然“运动”了，不死人是不可能的，如同反AB团、肃托、抢救、土改、肃反、反右等等运动一样，死人是必然的，文革不过是一脉相承而已。我去抄过资本家和“历史反革命”的家，到玉渊潭公园参加过“抓流氓”的行动，批斗过校领导和老师。2005年见到两位当年参加过联动的同学，他们回忆往事，为自己的蛮干后悔不已，但他们一致认定“光渝没有打过人”。记得当时父母对我们在社会上的“革命行动”很不以为然。妈妈说：
你们都被街道和派出所那些人当枪使了。
“纠察队”转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年底的事情，联动的主要发起者是“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那里一○一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十分集中，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于增寿、卜大华、宫小吉等都是出自这些学校。清华附中的卜大华是全国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这支红卫兵喊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曾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的赞言。据考证，“红卫兵”这个名词最早也是出于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张承志办的墙报，现在的张承志是一位知名作家，而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当时已是学生党员。宫小吉更非同一般，他也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在1965年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五分的秘诀》，列举如何得五分的“诀窍”，指出这样考出的五分实际没有用处，学生无须单纯追求成绩，三分四分足矣，应当注意多方面实际能力的提高。《中国青年》杂志在同年第六期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文中的思想与他对学习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随即做了批示，并称“此人厉害”。
实际上，宫小吉等干部子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毛泽东早些时候对教育革命的指示他们已有耳闻，并引起共鸣，才能写出那篇文章。不要小看这些“渠道”，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谁能早一步获知“上面”的“风向”，谁就能先行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是干部子弟的原因。
但到1966年底，曾受到毛泽东肯定和鼓励的这些青年人却对“革命”和“造反有理”产生了新的理解，对“上面的风向”产生了怀疑和抵触。如果说“纠察队阶段”的干部子弟还自认为“正统”，对文革运动采取积极拥护的姿态，那么此时，联动所代表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已经把“革命造反”的矛头从社会转向中央文革，从正统转为叛逆。
由宫小吉执笔的《成立宣言》将联动的任务定为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句话前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对文革运动的压制和对造反达”的口号。群众的打击，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而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则是指对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大规模冲击和迫害，这个定义是联动这些中学生们自己做出来的。
1966年11月27日，包括上述骨干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发起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意为“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的联合体。12月5日发布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联动成立伊始，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提出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
“联动”的成立“仪式”实际上是在1966年12月5日，这一天，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一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
“联动”存在期间，最有影响的是组织了从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之间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行动。干这种事情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军队的地方的（政府机关）的都有，“高干子弟”、“中干子弟”都有。但并不是联动成员才参加这些行动，相反，谁参加了这些行动，谁就算是联动成员。
我当年就听一位同学讲起他如何碰巧“赶上”参加了某一次冲击行动，而使他最得意的竟然是在公安部大食堂里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这是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中的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进入公安部的行动，其余五次都是“冲”设在公安部院外的接待站或冲击大门未遂）。他的经历为后来由官方举办的“粉碎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所证实——1967年1月6日近午夜时分，打着联动旗号的一批中学生冲进了公安部大院，他们砸了礼堂内的一些设备后意犹未尽——展览会的解说词原文如下：
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还一边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
“国骂”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比如一首红卫兵战歌就唱道：“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所以正式展览的解说里有那个词也并不为怪。
虽然联动追随者的行动很卤莽，但他们的诉求却很清晰，“联动”显然成了逆潮流而动的“逆动”，请听他们在冲击公安部时喊出的口号：
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
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
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强烈要求为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一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因此实际上，联动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两个月时间，主要活动也只集中在北京城区和西郊，但其影响却很大。总之，与其说联动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潮。
我从1966年9月就外出“串联”，从北到南往返两趟，最后回到北京已是12月初，那时我和学校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12月14日江青点了我父亲的名，我们一家自顾不暇，顾不上到外面“闹革命”。没想到的是，江青在那前后还点过粟寒生的名。寒生在酒店的餐桌上给我们讲：
当时我是十三中的。那天一个同学叫我到北展剧场去参加红卫兵集会，我就去了。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台下与同学聊天，突然听到喇叭广播：“十三中的代表粟寒生请到主席台上来”。原来每个学校要有一个代表，而我不知为什么、被什么人推为十三中的代表。那一天全场都只记住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别的学校的代表都已经在主席台上，没有“点名”邀请。
粟寒生提到的那个大会是1966年12月26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联动“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是“联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集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人公开喊出了“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的口号，得到极其热烈的喝彩和长时间的掌声。而粟寒生的名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专门提到，就成了“出头椽子”。我看，这也是出身惹的祸，谁让他爸爸官大呢。那样的场合，他不当代表谁代表？
寒生说：
过了些日子，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粟裕的儿子粟寒生是联动头目，要我爸爸 “大义灭亲”。那天我看到我爸爸回家后把妈妈拉到房间里嘀咕了好长时间，出来后就问我是不是“联动分子”。我说我绝对不是联动，还讲了那次开大会的事。老头子说，你不是就好，但是既然江青说你是联动，接受一下审查，把问题搞清楚也好。他就叫秘书把我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我关进天安门旁边的一处地方，过了些日子又被转移到陶然亭的半步桥监狱里，算是正式坐牢了。
寒生说，狱中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饿肚子，每天只给四个一两的窝窝头和白菜汤。好在楼下是女“联动”，“千金”们咽不下那些玉米窝窝，楼上的“男犯”就把被子的缝线拆下来，顺到楼下“钓”窝头，也算是苦中作乐。
说是因为“高干子弟”被关进去，实际上他们的出身还是起正面作用的。粟裕1958年被彭德怀主持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整下去靠边站，文革中因祸得福没有被打倒。粟寒生在联动全体释放之前就先出狱了，他说自己是受“优待”的。“联动”们被集体释放的那一天是1967年4月22日。当天，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不是“高干子弟释放犯”，能享受这种待遇？
被释放的青年学生们见到了几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过的周恩来，还有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周恩来向前走了两步，问道：“有没有清华附中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联动的发起人之一卜大华站起来，还没开口回答，就哭出声来，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在他身后，站着他的同学们。周恩来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眼泡浮肿，头发蓬乱的晚辈们，心里也不是滋味。
周恩来继续问：“董良翮在不在？”满面泪痕的董良翮站起来，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周恩来点到他，是为了确认他在场。周恩来接着问：“谁是孔丹？”孔丹站了起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党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场的老红卫兵，周恩来认识不少，他们许多人的父母亲是周恩来的老熟人、老部下。孔丹的父母与周恩来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这些子弟身陷囹圄，他们的家长也都自身难保。周恩来一一叫着他们的名字，亲切地交谈着。他高声说道：
这次在这里见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宾到广州，发现抓了许多人，都是些孩子，这怎么行呢？不能不教而诛嘛！回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此时，江青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小团体，会引起误会，你们自己考虑。”顿了一下，江青问道：“谁是牛皖平？”牛皖平站了起来。江青笑了笑，说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牛皖平没有回答，也没办法回答。江青说：
骂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骂的，也是骂不倒的。你们还小，还不懂得斗争是艰巨的，也是复杂的……
这场极其特别的接见在口号声中结束。文革初期的那批红卫兵，就此消失在文革高潮的政治舞台上，分别奔赴了农村、工厂和军营，迎接现实生活的严峻考验。据我所知，我的同班同学刘亚铁当时就是以联动罪名在广州被捕的，理由是他们可能偷渡香港。他后来对我讲述那段“冒险史”时，还不知道周恩来的广州之行与他们那帮人被释放之间的关系。1967年，刘亚铁同学在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展以前就自愿到北大荒去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孟建新也是在那段时间穿越中越边境，找到抗美援越的中国部队要求参军打“美帝”。部队表态，精神可嘉，礼送回国。
多少年过去了，那批“联动分子”中的一些人还有时会在4月22日这一天抽空聚一次，共同回味那段不可复制也不应复制的经历。当年这些发起红卫兵运动的热血青年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后来才发现，那是历史给他们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然，他们也在这场“玩笑”中领略了许多终生受益的东西。
说实话，联动当年的政治口号是符合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干部子弟胃口的。1967年元旦，联动以“中央字003号通告”的名义号召全国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保卫老一辈打下的江山”。请看原文摘录：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女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啊！人民盼望着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公开发布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通告，公然要“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破天荒提出只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如果不是“高干子弟”们干的，早就被枪毙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能够公开喊出这些口号而不受镇压的，只能是老干部的子弟。
1967年1月，我父亲和许许多多老干部确实正处于“公告”中指出的“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的境地，它无疑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当然，我并没有参加具体的“联合行动”，许多人也没有参加具体行动。但这并不能避免出现诸如把陈小鲁说成是持有“双枪”的“联动总头目”那样的社会舆论。为了避风头，周恩来在亲自询问陈毅，得到他保证儿子不是联动的承诺后，让陈锡联把陈小鲁安排到了沈阳军区的农场劳动。
寒生后来当了海军，从部队转业后进了中远公司当海员，跑船，当船长。他曾经从单位分了一套房子，虽然并不违反规定，但粟裕知道了，仍严令寒生退掉住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寒生和我等都是文革的亲历者，都是那场“红卫兵运动”的亲历者，都是沾了长辈的光也倒过长辈的霉的“革命后代”。今天我们在谈笑中话说当年，其实也只是触及皮毛和片段，亲历者实际上往往说不清楚自己言行和见闻的全部内涵和意义，历史经验都是后人总结出来的。曾有一本书名为《告别万岁》，是反思个人崇拜、极左路线和阶级斗争为纲种种人祸的时论文集。多少年后，是否还要出一本书，名曰《告别革命》，反思那些打着“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旗号排除异己争权夺利的历史悲剧？
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曾论及联动，他说：
也许，“联动”留给“文革”和后世的一个最值得注目的惊叹号就是那一条标语：“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当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的时候，我们再来检阅这“文革档案馆”里的陈迹，不得不慨叹历史的无情与严酷。
依我的看法，文革的“史无前例”在于，无论是革命的发动者还是革命的对象，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竟然没有任何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那场运动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
回头看那段历史，“红卫兵”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是被独裁利用的工具。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在文革中完全是一句虚伪的煽动性口号，它的实质是“奉旨造反”，不是“谢恩”就是“谢罪”。
文革最初的产物红卫兵很快掉过头来反对文革的发动者，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文革的损害。干部子弟的那些利益一部分被认为是“特权”，但还有大部分是与全民族利益一致的，人们往往注重前者，忽略后者。“联动”这个不受社会多数人“待见”的“小圈子”出于本能提出的一些幼稚偏激的口号中，之所以还能够包含着某些惊世骇俗、被历史证明正确的东西，就是出于上述原因。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或文字资料：
《孔丹自述：难得本色任天然》 米鹤都 中港传媒出版社
《毛泽东的车“抛锚”了》 吴新潮 《老照片》第15辑 2000年9月
《十年风雨纪事》 吴德口述 当代中国出版社
《粉碎“联动”反革命组织展览会解说词》 1967年2月
《血色正淹没于浪漫之中——关于“联动”和“血统论”》 丁帆
《红卫兵档案》 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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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利用“叛徒”罪名进行政治斗争是很坏的传统
张光渝
按：本篇原题为《谁是叛徒？》，载《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一书。本刊删节了原文中非文革内容的第一部分“谁出卖了瞿秋白”。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为什么说六十一人不是“叛徒”？
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不能不说是为了达到“伟大战略部署”而采取的政治性选择。但是这个案件能够成立，也是中共党内对被捕、出狱问题一贯十分敏感的结果。要一劳永逸地打倒刘少奇，光说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国的赫鲁晓夫”不行，那是可以“翻案”的，只有把他定为“叛徒”，才能同仇敌忾、铁案如山。而刘少奇正好被捕过，他没有被杀，而是获释，就有了把他定为叛徒的想象空间。
刘少奇是叛徒，在刘少奇指令下具结“反共启示”走出国民党反省院的六十一名中共高级干部也就理所当然成了叛徒。这是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捷径。所谓反省院，就是将刑期已到，但拒绝声明反共的共产党员继续关押的特殊监狱，实际上是将有期徒刑变为无期。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赶在日军占领北平之前救出被捕同志，经张闻天、毛泽东同意，指示在北平反省院的人可以具结出狱，主持这个行动的是刘少奇。事后，为了明确此举的性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当天），中央组织部做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陈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145）
四年之后，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
“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陈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146）
这个处理办法更权威，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更宽泛，即使是未接中央指令，仅仅是为了获得出狱机会而签据反共声明的，只要实际上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变行为，仍可恢复党籍，但要注明情况，以区别于没有履行手续无条件出狱者。
在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保守组织秘密，坚守政治信仰和与敌周旋、保存自己的行为并行不悖。上述两个文件适应特殊斗争性质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六十一人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投降敌人，他们的出狱是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也完全符合组织手续。
但在文革期间，这两个判定被捕人员出狱标准的重要文件谁也不再提起，这是“选择性办案”的典型事例。按照这种思路，敌人抓到你，就只有死路一条，活着出来就是叛变——你没有被杀，就是罪过。
江青如何成了“叛徒”？
文革中这一实用主义的恶劣先例一开，“抓叛徒”就成了一柄双刃宝剑。几乎所有在战争年代坐过敌人班房的干部都被打成叛徒，连没有坐过班房的周恩来也险些中招。他在被推入手术室之前，之所以还要亲笔在有关历史材料上郑重签名批注，申明自己不是“叛徒”，就是因为这是毁灭他一生名节的最大威胁。叛徒不叛徒，在一定条件下，说你是，你就是。
但是，这柄“抓叛徒”宝剑的另一刃，却指向了文革中“抓叛徒”最起劲的江青。与周恩来被敌人有意编造诬陷不同，江青确实被捕过，按照活着出狱就有嫌疑的标准，她政治上也很危险。实际上，利用江青被捕历史对她发起暗中攻击的行动，几乎贯穿文革始终，因此抄“黑材料”，烧“黑材料”，就成了江青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江青于1934年在上海被捕，两个月后被保释出狱。国民党对中共人员有“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极端行为，但那并非常态。一些政治面目并不清楚，党员身份没有完全暴露，或者对方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通常就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保释。即使被证实为共产党员，国民党的司法系统也会按照情节和身份判处不同年份的徒刑（当然也包括死刑），刑满后具结（即签署反共声明一类的文件）释放。刘少奇、江青的出狱算前一种（保释），薄一波等人的出狱算后一种（具结）。文革中，江青亲自出马，将刘少奇、薄一波等统统定为叛徒，自己也就同时被逼上悬崖。
江青被捕时的上级领导是徐明清，江青出狱后得到了徐明清很多照顾。但第二年徐明清也被捕了，1936年才被保释。也就是说，她出狱的性质与江青一样。到了文革中，江是“旗手”，徐是叛徒，而江青接到当年对自己关照有加的老上级的求援信后不闻不问。不过，按照江青在文革中的手段和作为，她留下徐明清一条命，已经算很不错了。
江青倒台了，徐明清却更倒霉了。她的被捕经历，她与江青历史上的密切交往，全成了她的政治包袱。文革虽然结束，但用“叛徒”的称号置人于死地的旧习却没有随即改变。为了给江青定更严重的罪名，办案人员迫使徐明清写出江青自首叛变的证明。1977年3月，《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中央文件向全党全国公布了如下一段话：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既然江青是叛徒，她的上级徐明清也得是叛徒，这叫“捎带”，是一种政治需要。后来徐明清平反了，江青的“自首叛变”帽子却没有宣布摘掉。当然，在以后的所有正式文件和媒体宣传中，都没有再提及江青的“叛变”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存在。
什么叫叛徒？谁是叛徒？
叛徒就是背叛信仰，出卖组织，投降敌人。这个定义很简单。但掌握起来却很复杂。
党内多年利用“叛徒”的罪名进行政治斗争，是一种很坏的传统。实际上，刘少奇、薄一波、瞿秋白不是叛徒，江青、陈伯达（他被毛泽东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钦定为“叛徒”、“特务”）、张春桥也不是叛徒。经过严密的、反复的、矫枉过正的整党审干多次运动，早在文革前，“叛徒、特务”就基本只成为一个概念了，不能说没有漏网者，也已极为个别。但是文革继承和发扬了党内对被捕人员审查处理的“左”的恶习，丢弃了曾经有过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康生在临死前向王海容、唐闻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政治投机，他依据的是“文革标准”。殊不知，按照这一标准，康生他“老人家”本人也有“叛徒”嫌疑，因为他1930年曾在上海租界被捕，关了三天后获释。（凤凰卫视中文台2013年4月27日《我的中国心》专题：《牟宜之》）这是很有“杀伤力”的三天。
张春桥在济南上中学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组织。看起来这是将他打翻在地的最佳理由。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国民党为扩大自己的势力，通常是搞“集体加入”的，即将一个班，一个年级，甚至一个学校或单位的人全部划进去。张春桥就是这样卷入的。（《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丁三 著 语文出版社出版 137页）单纯从这样的“加入”判定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片面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拿文革时的老观念来议论历史人物，以为把一些“负面形象”与“叛徒”联系在一起会更有说服力和杀伤力，那就错了。江青的可恶，恰恰在于她本人是个有一定资历的共产党员，却把众多老共产党员置于死地。她以及她的那些同伙是在加入共产党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左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逐渐膨胀，权力不受制约，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才变得越来越恶劣的。一定要给江青、张春桥等人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才觉得踏实，是没有自信的表现，也不利于正确总结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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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九一三”林彪飞行目的地的逻辑推理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一书。
李德和舒云合作编著的《林彪日记》（明镜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但不知为什么作者要将年谱称为日记。本书的可取之处是收集了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讲话、文章和主要活动，为研究林彪的历史提供了迄今最为详细的文字资料。
按照年谱的体例，要全面、客观地反映传主的生平，不带主观评论，也不可做有倾向性的选择。但是作为林彪的秘书，李德似乎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比如，在第十一章“1970——1971”的前言中，编著者称，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说去大连，但知不知道去苏联还是一个谜”。（《林彪日记》下册1175页）
在这里，编著者以林彪曾说去大连为理由，将林彪飞往苏联的行动暗示成某种违背他的意志的强制行动。对此，如果研究“九一三”事件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提出和讨论，但作为年谱，做这样的暗示或推测是画蛇添足，或是混淆视听，因为它违背了年谱要求的纯客观记录事件的基本要求。
更进一步说，编著者在这里做的主观推测缺乏客观事实，也违背基本逻辑。本文就此与编著者提出商榷。
一、北戴河林彪寓所发生的公认事实
逻辑很重要，它是思维判断能够符合客观事物原本内在关系的有效工具。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往往不能完全掌握细节，此时根据基本事实做出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得出符合事件要素逻辑关系的结论。剩下的部分，则由可能在以后发现的新史实补充修订。
1971年“九一三”，林彪知不知道去苏联，是个“谜”吗？或者说，他真的想去大连吗？
1971年9月12日夜到13日凌晨，北戴河林彪住所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目前众说纷纭，许多细节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就此只能根据公认的基础事实作为前提加以逻辑推断，得出能够站得住脚的结论。
以下是“九一三”事件林彪飞行目的地逻辑推理所依据的公认事实，只限于1971年9月12日晚到13日凌晨林彪北戴河寓所发生的事件。所谓“公认”，指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拥林”还是“倒林”，都一致承认的事实。
第一、林彪一家住在北戴河，林的儿子林立果是9月12日晚乘专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的。
第二、林彪、叶群为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举行了订婚仪式。林立果向姐姐姐夫表示祝贺。
第三、林立果到后，林豆豆察觉情况反常，认定林彪处于危险之中，可能被人胁迫逃跑，而造成这种危险的是叶群和林立果。林豆豆下决心向中央报告，要求阻止林彪离开北戴河。周恩来接报，查问林彪专机的去向，还和叶群有过通话。
第四、林彪、叶群、林立果果然急匆匆乘车而去，奔向山海关机场。在此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林彪的警卫干部李文普负伤。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却没有和林彪、林立果父子一起走。
以上四点，就是“九一三”事件当天（严格说是9月12日午夜前后）发生在北戴河林彪寓所的公认的事实，是做出逻辑推理的前提条件。
从“公认”这一标准出发，更为了尽可能符合客观事实，下列说法不用于推理：
1.周恩来查问林立果所乘专机时与叶群说了什么话；
2.林彪是否在当晚说自己“至死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林彪日记》注释称此话的出处来自张宁，而张宁称是林彪的内勤讲的。《林彪日记》下册1202页）；
3.当晚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是否在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过谈话以及谈话的内容；
4.林豆豆及北戴河警卫部队负责人与北京有关方面的通话内容；
5.林彪上车后是否问了伊尔库茨克的方位；
6.林彪警卫李文普负伤是他伤还是自伤。
之所以不将上述因素列入逻辑推理的要素，是因为这些内容或是一面之词，或是完全不同的两面甚至多面之词，互相矛盾，或者即使有某种结论也不能为肯定和否定双方共同接受。更重要的是，《林彪日记》也未对这些要点做明确或可信的客观记录，因此一律排除在外。
根据以上逻辑推理依据的四项公认事实，会得出什么确切的不可否认的推论呢？
二、关于事件出于偶发而不是蓄谋的推论
林彪并未事先决定9月12日晚上或者13日凌晨离开北戴河。他和叶群匆忙离去与林立果当晚的到来有直接关系。林立果到达前和到达后林彪、叶群、林豆豆情绪和行为的巨大反差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到最紧急的关头，林豆豆不可能下决心在接受了母亲和弟弟对自己的婚姻祝福后又举报他们。
推理的结论是：“九一三”事件并非“预谋”，既不是林彪的预谋，也不是周恩来或毛泽东的预谋。如果说“九一三”是针对林彪的“预谋陷害事件”，那就要从林豆豆查起。没有她的报告，就没有今版“九一三”事件。
三、关于林彪行为反常的推论
如上所述，林彪等人是在没有事先计划好的情况下，甩开警卫部队匆忙离去的。其匆忙的程度可以从没有带上林豆豆和张宁就不辞而别来验证。林彪没有带林豆豆和张宁，一个可能是来不及找她们；一个可能是不愿意连累她们，或者不信任她们，因为她们两人确实是局外人。二者必居其一，再没有其他理由来解释这件事情。究竟还有什么原因使林彪夫妇扔下自己的女儿？如有，愿闻其详。这是从离去的匆忙上判断其反常，而匆忙是公认的事实，铁证如山。
反常还在于，林彪的去向是哪里？除去境外，如苏联，无论是北京、大连、杭州还是广州，就算是有我们不知道的正常原因使林彪必须连夜飞去，他为什么不带自己的女儿和刚与女儿订婚的女婿，以及未来的儿媳？他是为了避险？北京、大连、杭州、广州，只要是在中国国土，哪里更安全，哪里又更危险？普天之下，莫非“毛”土啊！李德和舒云是否能想出一个林彪在半夜三更急匆匆丢下自己的女儿，甩掉警卫部队而必须赶到大连的理由？
四、关于林立果确有地下活动的推论
林彪为什么匆忙离去？唯一的解释是，林立果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不走不行的坏消息。我们不知道林立果对自己的父母说了什么，但如果林彪及其家人没有不可告人的原因，都无需连夜不经正常程序匆忙乘机转到另一个城市或地区去——即使真的要去大连。
林立果会带来什么消息？抑或周恩来接到林豆豆报告后又对叶群说了什么？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要收拾林彪？
——九届三中全会要批判林彪，撤他的职？
——要彻底打倒林彪，把他弄成刘少奇第二？
谁还能想出更坏的消息？这些消息哪一条使林彪和叶群必须连夜离开北戴河跑到大连或任何一个中国的城市？他们离开后就能避免这些结果吗？
事实不明的时候，逻辑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如同我们不知路向，但至少可以从天上的星辰推知东西南北一样。我们虽然不知道或不能公认林立果、周恩来先后给林彪夫妇提供了何种信息，但常识告诉我们，林彪连夜飞到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避免上述我们想到的最坏结果。除非：一、他飞到境外，如苏联；二、他在中国境内某地能够采取对抗和自保措施。而无论是飞到境外避难还是转到某地组织对抗，无论从中共的历史传统上说还是从当时的国内环境上说，林彪都是自取灭亡。林彪自己公开宣布过：“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但他居然不惜冒这样的风险，这是为什么？
因此，促使林彪决心冒险匆忙起飞的坏消息，肯定比上述设想的三条更为凶险，那就是：林立果告诉林彪，自己在空军搞的地下活动有暴露的危险。当然，这一点并非“公认”，似乎违背了本文开头只使用公认事实作为推理基础的承诺。能够为我这个观点作证的反倒是《林彪日记》。9月8日，“日记”载：“林立果瞒着林彪回北京看牙。本来7日他就想回北京，被林立衡劝阻。林立果对林立衡谈了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并谈了他的三点方案”。《林彪日记》注释称，林立果所说的“三点方案”为：“上策刺杀毛泽东，中策南去广州，下策北去苏联。”（《林彪日记》下册 1201页）。注意，如今被许多人否认的“政变”意图，在《林彪日记》中却以文字形式记录了下来。
林立衡为何劝阻林立果去北京“看牙”？“看牙”为何瞒着林彪？我们都暂不讨论。常识告诉我们，能够把这样机密的两人谈话说出来并可以写到书里，只能出自林立衡之口。不管林彪事先是否知道林立果的“小九九”，也不管林立果的异想天开是否有谱，但这种地下活动和暗中策划一旦曝光，也足以毁灭林彪一家的政治生命。林立衡之所以站出来向中央报告，就是因为她知道了林立果居心的可怕后果，只有“大义灭亲”才能保住自己，更希望能保住父亲——她想“灭”的是自己的母亲和弟弟。
与林立果的暗中活动形成证据链的，是“九一三”凌晨周宇驰等人劫持直升飞机外逃未遂后的自杀和被捕。这两个相继发生在同一天的非同寻常的事件，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巧合。
除这样的解释之外，我期望征得更具有公认力的解释——林彪为何采用非常手段连夜匆忙离去（不用“逃跑”一词，因为那不在公认范围，而“匆忙离去”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这是为“九一三”事件定性的关键环节。
五、关于李文普枪伤无关“九一三”事件性质的推论
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在林彪一行匆忙离开寓所时跳下汽车，身负枪伤。从李文普负伤这一公认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是：林彪离开北戴河确实是一个非常事件。
但是，李文普负伤的性质遭到质疑，有人说他是自伤，又给这场突发事件增添了诡异的一笔。对此，《林彪日记》正确地采取了客观陈述的方法：“林彪汽车跑出约200米，李文普叫停车，他从车里出来。这时连响两枪，李文普左上臂负伤。”（《林彪日记》下册 1203页）
“连响两枪”，却没有主语，就有了他伤和自伤两种可能。从“自伤”的认定出发，有人推导出了“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或者其他势力针对林彪的“阴谋”论。这个推理是：李文普是陷害林彪的阴谋参与者，他在最后关头跳下汽车，一为避险，免得与林同归于尽；二是栽赃，用自伤的方式诬陷林立果（李文普说那一枪是林立果打的）。
实际上，不管怎样讲，当时的李文普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后来的结果。但他和林豆豆一样，察觉了反常。林豆豆察觉反常后电告北京，李文普察觉反常后跳出汽车，为什么林豆豆可信而李文普不可信？
就算李文普确实是开枪自伤，那也不过是他自保的一种应急行动，企图给自己跳车一个合理的理由。无论这一行动值不值得肯定，但对“九一三”事件的性质并无影响。说李文普参与了对林彪的绑架或者误导，逻辑不通。林彪、叶群、林立果被李文普煽动或胁迫乘飞机逃跑，而李文普自己却从汽车上跳下来？这不是在破坏飞走的计划吗？
还有人认定，既然李文普自称被林立果开枪击伤是假的，那么李文普所说的，他听到林彪在汽车上询问伊尔库茨克的有关信息也是假的。这个推理是为了否定林彪外逃的企图。但是，根据前面对林彪去向和离去原因的推理，他问还是没有问伊尔库茨克都不重要，如同李文普是他伤还是自伤一样，对“九一三”事件的性质没有影响。
有人说李文普的行动是为了给林彪夫妇和儿子栽“外逃”的赃，但这种说法绕不过一个巨大的事实障碍：向中央报告林彪一行企图外逃，要求警卫部队阻拦林彪一行离去的是林豆豆而不是李文普，而且是林豆豆报告于前，李文普跳车负伤于后。如果林豆豆听自己的父亲说只是要当晚乘飞机在国内换一个地方（大连）呆着，又何苦向中央告发自己的母亲？李文普又何苦跳出汽车？难道是林豆豆和李文普商量好了演大义灭亲和苦肉计的剧本？
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六、关于“叶群、林立果绑架”说不能成立的推论
叶群、林立果绑架林彪，胁迫他外逃，是林豆豆最先认定的，并据此报告了周恩来。
我们不猜“绑架”的手段，因为这个话题很可能导致一部电影剧本的诞生。我们只做逻辑分析：叶群母子要绑架林彪，就要置林彪于无权地位，或者失去行动及语言能力。因为这一家三口的移动要有警卫部队的护送，林彪不发话，叶群、林立果自己走是可能的，但带走林彪是不可能的。欺骗林彪？有这个可能吗？林彪以为去大连，上了飞机却糊里糊涂飞往苏联？还是前面那个问题——林彪若去大连，干嘛不带警卫部队？不带自己的女儿女婿？这一切都是在林彪驻地而不是飞机上发生的事情，林彪干嘛要用这样的手段离开北戴河转往大连？这符合逻辑吗？
“绑架说”可以摘清林彪。只有保住林彪，保住父亲，林豆豆在政治上才有生路。但林豆豆的说法要有事实作为依据。可惜，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支持林彪被绑架被胁迫的事实证据，因此不能采纳。毕竟，林彪在山海关机场自己爬上了飞行员使用的进入机舱的竖梯，这也是公认事实。对一位年过六十的“副统帅”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动作，头脑不清醒或者自己不情愿，是上不去的。即便是林彪被动地听从了叶群或林立果的建议，那他至少也是一个建议接受者和最终决策者，要负主要责任——从私，他是一家之主；从公，他是副主席。
因此，林豆豆的“绑架说”是一种保住林彪从而保住自己的良好愿望。与《林彪日记》编著者李德、舒云对林彪飞行目的地的怀疑不同，“九一三”事件前半程最关键的参与者林豆豆坚信自己的父亲不是去大连而是外逃，否则，她无须事先发出警报。
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林豆豆感知了反常，预知了危险，不愿意林彪离去，但自己又没有能力阻止，所以先提出了将责任推给叶群、林立果的说法，进而又将罪责归于警卫部队及其上级，再在其他人的鼓动配合之下推演为某种有意致林彪于死地的蓄意的“阴谋”。经过这样的三段式推断，林彪、叶群、林立果干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林彪已经成为一个阴谋中的牺牲者，一场悲剧中的英雄。林豆豆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也令人同情，但她后来不断操作和“被操作”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阻拦一方，而在于出走一方，林彪、叶群、林立果如果不愿意走，谁又能让他们走呢？即使林彪发觉了危险，但采用非常手段连夜飞往大连，对避免危险来说是毫无作用的。这样的强行起飞，岂不是把事情越闹越大，从而使自己更为不利？
据上述推论，林彪不可能为了前往大连而甩开警卫部队和机组人员急匆匆爬上飞机强行起飞，这样反常的离去手段与目的地大连在逻辑上完全无法吻合。因此，《林彪日记》所谓“林彪说去大连，但知不知道去苏联还是一个谜”的说法，没有根据。林彪的最后经历是：9月13日凌晨，林彪夫妇和林立果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在专机机组人员没有到齐，起飞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起飞，飞出国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为了保证客观和公认，只说“毁”，而不说如何毁）。
千秋功罪，谁人予以评说？林彪的飞行目的地，谁都可以推理猜测，唯独林彪年谱（名为“日记”）不行，因为它要取信于历史，就只能客观记录而不能主观臆造。
要使本人接受林彪目的地的“谜”说，就要做到以下其中一条：
1.补充本文所列公认客观事实之外的公认事实，并由此推翻本文的结论；
2.指出本文所列公认事实的虚假或错误之处，并由此推翻本文的结论；
3.指出本文所列不予采用的某些内容为公认事实，并由此推翻本文的结论。
4.指出本文根据所列公认事实进行推理的逻辑错误，并由此推翻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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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谁抓了杨勇？
张光渝
按：本篇原载《告别元老》一书。
文革中，红卫兵四面出击，六亲不认。陈凯歌后来就讲出了他批斗自己父亲的事情。我还听煤炭部的人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初期，在矿业学院附中上学的杨勇的儿子带人到煤炭部刷大字报，“造反”，还要面对面与我父亲“辩论”，要他承认是压制文革的“走资派”。父亲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老战友，我是不是走资派，回去问你父亲，比我对你讲更清楚。
后来我又听另一个人讲起了杨勇的儿子，此人是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和旅游局工作过的张锋叔叔，战争年代他曾是我父亲的部下：
文革初期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住红霞公寓，一大群红卫兵来造反，批斗我，其中还有杨勇的儿子。我心里想，这是什么世道啊！
如此说来，杨勇之子在文革初期可能确有此类行为，且煤炭部与北京市委在一条街上（台基厂），捎带着就一起把反给“造”了，也未可知。我曾在深圳请杨勇的女儿吃过饭，当时不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否则问一问她是否如此，也挺有意思。
1967年1月21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没有宣布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现在已知杨勇被捕的背景是：1967年初，江青策划打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京西宾馆开会宣布萧华的“罪状”。但毛泽东却改了主意，声称要保萧华，于是会议半途而止，并决定谁也不能出去讲。不知为什么，参加会议的杨勇回去后却向北京军区传达了。但是这算一个怎样性质的问题，值不值得、应不应该为这样一件事就逮捕一个大军区司令员，为什么在萧华真的被“打倒”后也不放过他，却始终没有答案。
值得指出的是，1939年时，我父亲是鲁西区党委书记，杨勇是鲁西军区司令员，萧华是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到了1967年1月，我爸爸死了（1月22日），杨勇被捕了（1月21日），7月，萧华最终还是被打倒了。
更需注意的是，毛泽东和林彪当时都表示不知道杨勇的被捕，事后他们还分头询问杨勇为何被捕。而中央文革再横，也不能直接处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我看到一个毛泽东在1969年中共“九大”期间的讲话记录稿，我不能确认它的准确性，只是记录在此作为参考。1969年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九大”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说：
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萧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
“我们哪里能下令抓人”这句话好像是江青的口气，是不是括号加错了也未可知，但毛泽东说不知道哪里下命令抓杨勇，这个意思却是很明确的。
“九一三”事件后，把文革前期发生的许多不得人心的事情都归罪于林彪。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理由居然是“老同志们”在“二月逆流”中反对林彪。当过李德生秘书的祝庭勋在《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中提到：
1972年7月，毛泽东问李德生，你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知道杨勇、廖汉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毛泽东接着说，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没有经过中央讨论，而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另有资料证实，毛泽东的那个廖汉生、杨勇被林彪“指使”“整下去”的判断，是1972年7月7日就廖汉生子女的来信给周恩来的批示。杨勇是在当年5月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的。
林彪“指使”的“个别人”是谁？为何林彪垮台之后，仍然无人对“没有经过中央讨论”，连续逮捕大军区政委和司令员的非法行径承担责任？
文革后，原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回忆当时情景，竟仍然不知道究竟是谁下令逮捕杨勇。他说：
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关押起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3月，上面追查杨勇被抓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示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委，谁敢抓他们呀？如果错了，上面一句话不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陈先瑞继续说：
林彪把北京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抓杨勇、廖汉生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经过。
事情还没完，陈先瑞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两年：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实行对调的会议上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
其实，杨勇被关起来后曾两次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每次都立即上送，不知毛泽东看到没有。
陈先瑞曾说林彪的“查问”是“推卸责任”，但似乎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一说法。而且，既然毛泽东和林彪都来查问，为何在查问后既不说明，也不纠正，不了了之，抓了就抓了呢？林彪倒台已经两年，毛泽东却仍不知道是“哪方面”抓的人，此前也只能把林彪“指使”作为一种“看法”。而江青则在1969年肯定地说是“老帅们”下命令抓人（在1967年初的环境下，能下命令的“老帅们”是特指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不包括“林副统帅”），郑维山执行。但是如果老帅们抓人，江青知道毛泽东能不知道？
文革中许多高级干部蒙冤入狱，但毛泽东在一个人入狱之后至少三次查问，反复表示自己不知情的，杨勇似乎是唯一一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向前元帅写回忆录，也讲到了杨勇被捕事件：
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可能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反彭黄不积极。……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萧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
徐帅说下令抓杨勇的人是林彪，用的是一个“猜”字，这里只明确了杨勇倒台之前徐、叶是知道的，而且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是由叶剑英用口头打招呼的方式告知的，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仍然在“猜想”是哪个“上峰”决定逮捕杨勇。问题是，林彪专案审查了那么多年，杨勇被抓与林彪有何关系，为什么元帅还用“猜想”？
至此，这件公案仍无结论。读者感兴趣，可以继续“猜想”下去。
但无论如何，那个时候杨勇的儿子已经顾不上批斗别人，他的任务是打探消息，想弄清自己的父亲被搞到哪里去了。
现在大家都已看到，文革本身就是大水乱冲龙王庙。但这又是何苦呢？
我参加了当年的大串联。1966年9月，我从武汉给爸爸妈妈写信，“汇报”我在外面“革命”的情况。我说正参加首都红卫兵和武汉红卫兵的联合行动，要求王任重承认“路线错误”，批判湖北省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是很得意的，以为爸爸妈妈也很赞赏我的行为。但他们没有回信，几十年后找到爸爸1966年12月在黑龙江疗养地写给我们四个子女的信，其中只字未提“革命造反”，而是希望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本文参考、摘录的书目或文字资料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祝庭勋 中央文献出版社
《廖汉生、杨勇被抓和“华北山头主义问题》 陈先瑞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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