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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三十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5, 2014 9: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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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三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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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8月30日第38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3〗

生逢乱世
徐友渔 亲历成都最初的大武斗
蒋国辉 “武装支泸”中一次血腥而荒唐的战斗
黄昌国 我在铜梁见到的武斗

口述历史
曾伯炎、曾仲恢 中江武斗访谈录

书海泛舟
冉云飞 要留真实在人间——《中江武斗访谈录:附民国中江记忆》序

史林一叶
王 锐 1967年:自贡数百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始末

忆旧思亲
萧建民 起落沉浮殷老师
故纸堆
李晓航 提供 渔歌子 录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康定军分区关于彻底
为天宝同志平反的公告(初稿)
编读往来
高原谈毛远新军内职务的有关史实
黄葛云就毛远新去延边事提出一个问题
江致知谈重庆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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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亲历成都最初的大武斗

徐友渔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蓦然回首》第三章《峥嵘岁月——1967年》,该书于1999年2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本刊转载时作者作了校订,现标题是作者另拟的。作者在文革爆发时是成都市第一中学高三学生,参加了当时成都最大的造反派学生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

1967年5月6日,成都发生了全国震惊的“五六血案”。这件事发生时我在现场。它是我自运动以来亲眼目睹的第二次最大的武斗事件。
我看见的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四川国营棉织品一厂,时间仅在两天之前。两次事件都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川棉厂是一个有数千名职工的大厂,李井泉的妻子在那里当党委书记,因此保守派力量十分强大。从5月1日下午起,该厂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发生了冲突,全市的造反派赶去声援。武斗一直持续着,到5月4日晨达到高潮。
我去那里时,战斗已经进行了好一阵子,保守派被赶出了各栋大楼,最后固守在一栋主楼上。
  我不明白造反派为什么非要拿下那座大楼不可,那是极其艰难而危险的。那时尚处于武斗初期,双方均未使用火器。因此,攻楼的过程完全和古代攻城一样。保守派把所有的楼道堵死,进攻只能用长梯架在外面墙上进行。进攻者力图顺长梯爬进窗口或爬上楼顶平台,防守者则从窗口和顶层居高临下地砸大石块,甚至砸水泥预制板。梯子不断被掀翻,被砸断。进攻者接近窗口时被木棍戳翻或被石块砸倒,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下来。战斗延续了两三个小时,从不间断。从长梯上摔下来、砸下来的人不知有多少,场面极其惨烈。
  久攻不下,进攻一方只好改变战术,他们艰苦地捅开楼道的堵塞物,从下面层层攻上去。最后,只见一个窗口飘起一块白布,防守一方投降了。从大楼里走出上百名投降者,他们高举双手,在长长的人墙中穿行,遭到辱骂和唾沫袭击。我看见我校一个女同学高举双手走在战俘队伍中,颇为惊奇。
  在保守派业已失败之后大约半小时,他们的援军到了。支援部队基本上由退伍军人组成,有近万人。他们身着一色工作服,大头皮鞋,步伐整齐,落地铿锵有声。造反派全是散兵游勇,但人数要多他们几倍。支援部队列成方阵在人丛中穿行,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双方在河边一大块空地旁聚集起来,形成对峙局面。
保守派阵营前排有一层盾牌保护,他们之中靠前的人还手持短棍。造反派一方则既无组织又没有防御工具。河边地下全是鹅卵石,两边对扔石头,石块像冰雹一样落在人群里。这时我站在造反派阵线前列,没扔石块,而是作仔细观察,不时躲开飞来的石头。保守派显然训练有素,他们把石块扔得很远,就像战士在练习中扔手榴弹一样。几乎每一分钟都有人被击中,那些满面鲜血的负伤者被迅速抬下战场。虽然整个武斗始终是一片混乱,但不知有谁在组织。有些必不可少的事情总有人在做。比如,人们在好几个小时的战斗中能取到热食,受伤者有人救护并送往医院。
  相持局面只维持了大约20分钟,造反派阵营有几个十几岁的小孩,捡起破木板当盾牌冲过去,背后是雨点般的石块掩护他们。他们被打回来几次,但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保守派终于未能坚持住,开始退却了。俗话说“两军相逢勇者胜”,事实正是如此。保守派节节抵抗的退却很快就变成了转身逃跑,这是灾难性的,他们背对着进攻者,既不能还击,又不好保护自己。造反派在山呼海啸般的吼声中掩杀过去,大获全胜。
  “五六事件”的起因和过程大致与此类似。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三二厂,这是一个大型的军用飞机制造厂,职工上万人。国防工厂属于保密单位,职工的家庭出身及本人政治面貌都极纯正,工厂自然是保守派的天下。厂中有少数工人(可能是临时工和辅助工)是造反派。他们遭到压制,于是向外边的战友救援。风声传到市内,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许多大街上都有公共汽车在等人(成都公共汽车公司是造反派——工人造反兵团的大本营)。我跳上一辆车,很快就到了离市中心十多公里的现场。
  与川棉厂武斗不同的是,进攻者虽然也是赤手空拳,守卫者却是全副武装。当时中央有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冲击国防工厂。像一三二厂这种高级别的保密单位,厂当局有开枪卫厂的权利。保守派卫厂队伍由退伍军人组成,他们前不久从中印边境复员到地方,个个勇悍异常。但进攻者人多势众,他们无组织,手无寸铁,但仍然勇猛地冲向对方。防卫者且战且退,不时朝进攻者开枪,射手们枪法极精,几乎每枪必中。在死伤者较多时,进攻的人会暂时止步。这时双方僵持,手持自动步枪的卫厂队员在大楼里、大树后严密监视。进攻者不顾伤亡惨重,仍一拨接一拨地进攻,最后占领了主楼。
  这时我见到了最悲壮无畏的场面。进攻者冲到主楼顶层平台上,挥舞大旗以示胜利。就像电影里苏联士兵攻占柏林后在国会大厦上舞动旗帜一样。但从旁边一栋楼上传来枪声,对方可能不允许这种宣告他们最后失败的举动。射手弹无虚发,挥舞大旗者捂胸捧腹,应声倒地,红旗亦随之跌落。但马上就有人捡起旗帜,继续挥舞。但接着再响一枪,又一人倒下。这样连倒数人,我在好几分钟内不见旗帜复立。这是精神上的较量,它当然不是力量上的抗衡。最后,还是有人毅然重举红旗,枪声没有继续响下去。一队守卫者组织有方地持枪冲出包围,向厂外撤离。厂区内喊声动地,战旗翻飞,人们欣喜若狂,欢呼胜利。
  这场冲突中,我校一初中女生H胸部中弹而亡,她属于“成电东方红支队”,哥哥是一三二厂工人,她死时年仅17岁。“红野”一名高中女生J失踪。
  J是“红野”头头之一,我与她关系很熟。据同去的目击者说,当大树后射出一枪击倒她前面一个小孩后,她从掩护物后从容地走出来,平静地向持枪者说:“我是去抬伤员的。”她背着那个小孩走了,对方没有射击,但此后再也未见到她。
  这次事件死者五十多人,伤者数百。过了两天,造反派以车载尸在全市游行,场面极为悲壮和隆重(右图)。保守派被声讨,在市内到处遭到攻击,这次事件导致蓉城保守派彻底覆灭。我们忙于处理死者后事,并设法打听J的下落。
  许多人都不知道,“红成”头头在此事件中持一种特殊立场。打保守派,声援造反派,他们不能公开反对。广大战士自发地去参战,他们无法阻止。本组织死伤惨重,他们要追悼、抚慰,可能还要把这当成光荣的资本。但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反对冲击一三二厂,因为中央命令明明摆在那里,不准冲击就是不准冲击,没有含糊的余地。但另一派就不同,他们具体怎么看,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感觉到了道义上的压力。如果自己的战友正遭到攻击,难道可以坐视不救?川棉厂、一三二厂事件,以及静坐军区事件,都有这种因素。而“红成”头头甚至怀疑事件中有人搞鬼,在事件过程之中和之后,他们都暗中派人做了调查,想弄清是否有坏人混在造反派中冲击军工厂。我不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结论,但我相信他们曾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看法。
  “五六事件”之后,中央发来一份电报,声称要进行认真调查,追究开枪凶手。开枪者的下场完全随政治局势而变化。当造反派掌权时,他们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当造反派失势时,他们被宣布为护厂有功。现在看来,他们开枪是有法可依的,他们肯定不是罪犯。但似乎也没有任何方面说那些进攻者有罪,说那些死者罪有应得。
  J失踪之后,我们紧张地寻找了一个多星期,一直不知下落,我们想她必死无疑。正准备开追悼会(有人已经写了悼文),她突然出现了。原来她抢救伤员之后,跟着撤离者走,深入到保守派在农村的根据地,想看个究竟。她后来受伤,由部队救护,治愈后返回学校。大家见她之后又惊又喜,庆幸免去了一场悲剧。
  大约从6月份起,我们学校中武斗连绵不断。开始是我们要求“八二六”派搬出新教学楼,因为两派共用一楼,有诸多不便。我们让他们使用小一些的旧楼,遭到他们拒绝。我们的理由是人数比他们多几倍,但问题在于双方之间不存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在争吵中,我们一些人强行把他们赶到旧楼,因为对方在场的全是女生,我方也只能是由女同学动手,她们又推又拉,没有伤人。后来,我校“八二六”撤出了学校。客观地讲,我们一派确属以强凌弱。
  过了不久,另一个学校的“八二六”派出一支极精悍的武斗队在夜间袭击我们,施行报复。当时武斗初起,还未养成战斗的习惯,我听说外边有人侵入,跨出楼去,指着他们大声斥骂。这时一个人冲上前来,二话不说,举起弹弓就射。弹弓距脸不到一尺,我感到重重一击,眼冒金星,昏倒在地。我很快醒来,继续投入战斗,他们寡不敌众,慌乱地撤了。但我方有一人被弹弓击中眼球,十分危险。我们用车将他送往川医抢救。川医是“红成”的天下,但眼科例外,对立派居多。医生见是“红成”派武斗伤员,显得不甚高兴,我们十分担心他们是否会认真医治。但他们还是以负责的态度做了一切应该做的事。幸好,这位同学的眼睛没有失明。
到了8月份,“红成”派在市中区的据点被对方全部除去。我校靠城区西边,形势岌岌可危。这时,“红成”一派发动北上告状,主力大部离蓉,我们的处境更为恶劣。我校常常完全被对方围困,电话被截断,夜间受到骚扰和攻击。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认真躺下睡过觉。幸好同学们勇敢无畏,精诚团结,渡过了一次次危机。在武斗中,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有人在容易破门而入的地方安上电网,有人从化学实验室中取出硝酸钾自制手榴弹和燃烧弹。一晚,在试制中不慎引起爆炸,操作者伤势很轻,但轰炸的巨响使手持棍棒、石块的围攻者知道我们拥有“超级武器”,不敢贸然进犯。
我们最常采用的战术实际上是唱空城计。在预计激战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令广播员高声播送通知:“请‘一月风暴’战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位队员带上乐器,紧急集合,准备马上演出。”我们力图给对方造成一种印象:我们正在用暗语下达作战命令,宣传队是指武斗队,乐器代表武器。我们希望对方知道我们已有准备,并且正在作紧急动员,因而放弃进攻。
  在武斗期间,我们几个头头深感责任太大,有些担当不起。万一有同学死伤,我们如何向家长交待?特别是,我校学生大部分是女同学,她们固然勇敢坚强,但万一战斗中被俘,遭到对方当中流氓的凌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毅然提出,武斗期间,解散队伍,各自回家。同学们大多不服从,我们只能尽力说服。有人提出,回家无事可干,闲不住,还是得来。我的解决办法纯然带有个人特征,我提出,回家看书去!我当即决定,打开图书馆(它实际上早已被盗过不知多少次了,书已从原馆移到一间小房子里),每人各取所需,待局势正常后返校恢复活动,并将书归还。我找到前校长D,要她同意让大家拿书回家。她对我作出决定的动机非常理解和支持,但对同意我们开门取书犹豫不决,不敢作出决断。我觉得不能拖延了,立即下令行动。其实,我去找D校长完全是多余的,她被打成“黑帮”,能有什么权力呢?我作出这个举动,不过是力图把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行为和一般偷抢区别开而已。
  我挑了一套《鲁迅全集》、《列宁全集》和《资治通鉴》,以及其他一些书籍,准备在家潜心阅读。我颇为得意,对每个来访者都展示我选出的书籍。
  运动后期,对立派中有人整我,他们大造舆论,说我带头偷书,往自己家中搬回一立方米的书。我将所取之书全数交回(其他人也都交回),并将收据小心保留,以防有人仍拿此事和我过不去。下令将学校的书拿回家,这是我在文革中干过的一件确实授人以柄的事,但我至今不悔。在我有权管辖的范围内没有发生伤亡事件,没有家长来找我们哭诉,这就够了。
  我厌恶武斗。记得有一次,一个驻在省委的军官通过我校同学把我和另外两个头头找去,怂恿我们攻占“八二六”派的一个据点。他的部队支持“红成”,他们以军人身份进出那里,早已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还可以再作更周密的侦察。他甚至给我们详细地画了地图,但我们没有行动。我们一致认为,那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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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武装支泸”中一次血腥而荒唐的战斗

蒋国辉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回忆录《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作者文革时为重庆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三学生,在1967年两派武斗中是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西师附中布尔什维克成员。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跟那个时代所有满怀革命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一样,都深深地感到幸运。一直由衷向往革命却遗憾再没有机会抛头颅洒热血的我们,终于赶上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以后说起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骄傲地对子孙宣称:我们是这场大革命的参加者!就像当年的老红军给我们讲长征故事一样,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后代讲述这场伟大的“革命”……只是,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料到,这场“大革命”并不是什么革命,而且我们中间有好些人将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为这场“大革命”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彻底失去了在后代面前彰显“英雄业绩”的机会。
我所在的西师附中初三四班一个叫杨宏谦的同学,文革前期一直和我在同一个群众组织里。那年暑假我们都回家了,而他没有,他留在学校里革命。武斗开始时我们撤离附中,他把自己的一大包衣服寄放在我们家里,原想着等革命胜利后回来取。我妹妹把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好放回包里等他回来拿走。可是他再也没能回来,他在“武装支泸”的战斗中被打死了。
那是我们到永川经历了第一次荷枪实弹的“战斗”之后不久,又投入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在全川甚至全国都出了名的“武装支泸”。不过,在我们亲历这场“战斗”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次事件的波及面会这样广,后来还听说,不知是哪些不怕死的“战地记者”把我们“打仗”的场面拍成了电影纪录片,被有的部队拿去作为教育新兵的内部教材。
整个事情的起因是怎样的,我一直没弄清楚(恐怕我们当中绝大多数像我这样的普通参战人员都没弄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泸州“红旗派”来人向我们求援(当时,我们这支重庆市北碚区反到底派的中学生武装力量在川东南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他们说,泸州天然气化工总厂的“红联站”派(和重庆的八一五派一个观点)十分猖狂,武器又好,把“红旗派”打得在泸州已经站不住脚了,眼看泸州市区就要失守。我们接到告急自然是义不容辞,头头们立即决定派出队伍支援处于危急状态的战友们。
可是,我们队伍的全体“战士”包括头儿们在内,都是拥有满腔热血而缺乏基本军事素质和经验的青少年,完全没有考虑也不懂得考虑和制定正规的行动方案。头儿们紧急集合了两个排(我们全体人员编为三个排,每个排约四五十人),第二天上午就跟着泸州的来人出发了,留下一个排待在永川作后备力量。
从永川到泸州只有一百来公里,但那时的路况不好,我们的车开得慢,中午过后才到了泸州郊区一个叫兆雅的小镇(二十多年后,我曾再次到泸州,又路过了兆雅,整个小乡镇还是跟二十多年前一样灰扑扑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当年我们停留过的地方,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左图:作者当年在“武装支泸”前留影。)
我们住下来后,被告知明天进攻就从这里出发。晚上当地的组织招待我们打了一顿牙祭,想必是因为第二天会有一场恶战,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给将要去赴死的人(包括将被处决的死囚)好好吃一顿。吃饭的时候,年轻热血的我们倒是没有想这么多,但对于我们中间的不少人,这顿饭真的成了“最后的晚餐”。
晚饭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仓库里睡觉。那一夜好像所有的人都没睡踏实。我们虽然小有名气,一些派性小报上吹嘘我们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分量。从我们得到真枪实弹组成武装队伍一路走过来,真正意义上的仗却谁也没打过,又没受过起码的军事训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之前我们的胜利,基本上都是靠配带精良的武器装备进行武装游行震慑对方取得的,所以上战场前不可能不紧张,谁要说自己不紧张不害怕,那才是怪事。
从搞武斗的初级阶段——以钢钎为主要武器——开始,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各派为了鼓舞士气,都把林副统帅(林彪)的一段话作为座右铭,临上战场的时候,更是必须集体反复朗诵或个人在心底反复默诵:“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声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不知道林彪这段话在真正的战争年代是否确实鼓舞过战士们的斗志?武斗期间,我们这些生命历程还非常短暂、人生经历还十分粗浅、一直深信自己是在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浴血奋战的中学生,确实因了副统帅的这段话,把不怕死看成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双方在武斗中被打死的热血青年,其坚贞不屈、英勇顽强,比起战争年代的英雄们来,一点也不逊色。他们死的时候,确实在自己的派别中被当作了英雄烈士,葬在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我的母校西师附中也在进校门最显眼的高坡上,由我们的对立派八一五派修起了“烈士纪念碑”,纪念“无产者”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员,碑上还仿照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写着“胡明富(“无产者”的创建者)烈士永垂不朽”。直到我们下农村当知青时,那个纪念碑还竖立在那里,什么时候拆毁的,不得而知。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双方死难人员短暂的“烈士”身份也就结束了。已经腐烂的遗骨被挖出来,不知是被家人移走还是被处理到了什么地方。文革后我有几次进城,都在大田湾体育场一带看见一些已经朽了的棺木被人抬着,扔到卡车上。后来才知道,我们那时的献身和当年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牺牲,完全是两回事,死得“六月飘雪”,一个字——冤!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的士兵,都是“革命烈士”,身后殊荣,家人后代也都受到福荫。而天真地、虔诚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奉献给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学生,不但没有成为烈士,倒成了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
那次“战斗”还让我第一次感到,人对自己的死是有预感的。当晚,我看见两个十三中“九八”的成员——年龄大约在十六岁左右的初一学生,他们并排面向墙壁坐了很久,没有满怀豪情地念诵林副统帅的语录,而是低声地反复念叨:老天保佑,明天不要把我打死了……而第二天,他们双双被打死在战场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走了约一小时的路程,被告知前边就是“泸天化”的控制区。这时从我们行进的前方传来了枪声,我们迅速分散到近处的小山丘上隐蔽起来。不久,有人说山沟对面就是对方的火力点,我们也确实看见那边有射击的火光,于是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朝那个地方倾泻子弹。我记得那一下我打出了十四发子弹,这也是我在整个文革武斗期间唯一的一次向“敌方”开火。
打了一阵枪,看看对方没有了动静,我们以为对方被消灭了,或是撤退了,就开始往前移动,也就是进攻。我们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只是一群拿着精良武器的“乌合之众”,绝大部分人不要命不怕死敢打敢拼,但怎么打却根本是外行。战前没有作战方案,战斗中没有人组织、指挥,所谓“进攻”,不过是人人按着自己的想法——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冲着冲着,我扫视一下发现自己周围就只有三四个人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跑得太快,冲到了最前面?此时我们几个成了所有火力聚焦的中心,正前方和左右两边都在向我们打枪。好不容易冲到了一座农舍后边,前方密集的枪弹把我们挡在了那里,再也不能前进。在农舍的墙后边只能躲过前方射来的子弹,而从毫无遮拦的左边射来的子弹就擦着我们的头皮“嗖、嗖”地飞,有的打在离我们不远的地面上,打得土皮“扑、扑”地飞溅。看情形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我们只好往后撤。
农舍的右边有一道齐胸高的土坎,那后边可以躲避从左边射来的子弹。看好了地形,我的动作突然变得十分敏捷和果断,仿佛真受过训练的士兵一样就地一滚到了土坎下,随后迅速站起一步跃上土坎,趴到了一笼竹子后边。刚刚匍匐下来,就听见“扑、扑”的几声响,一串子弹正好打在我刚才起跳的地方,跟在电影里看见过的镜头一模一样。看样子对方肯定是看准了我们这个目标在开枪。
跟在我后边跳上来的,是一个其他学校的学生。他在我的旁边趴下来后,抬起头想看看。就在那一瞬,又是一串子弹打过来,只听见他“哎呀”一声,我急忙转过头去,他的左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鸡蛋大的血糊糊的洞。我赶快把他拉下来仰面躺下,不一会那个洞就开始往外冒血。好在这时我们学校两个做战地救护的女生赶了过来,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拖到土坎旁边的农舍墙根下,往他的伤口里塞药棉,扎绷带。开始,他还不停地问,我的伤在什么地方,眼睛是不是好的……不久就失去了知觉。在给他包扎伤口时,一个女生又被子弹打中,不过这颗子弹不是击中而是“落”在了她的手腕上,所以伤得不重。
这两个女生告诉我,说大队伍已经撤到后边去了,她们也是在撤退的途中遇上我们的。我们几个抬着伤员往后撤。子弹不停地在头上嗖嗖地飞,我们跑几步,趴一阵。一路上看见一些田坎边还有我们的零散人员,就招呼他们撤退。一个二十四中的学生,刚从一道田坎后边站起来,就被一发流弹射中。当时看他的伤似乎不是很重,子弹从肚脐一边的腹壁打进去,又从另一边的腹壁钻出来,血都没有怎么流,他自己坚持着跟我们一起走,直到有车来接伤员他才上了车。没有想到,当天晚上他死在了医院里,不知是伤到了什么要害。在永川的时候,一个十三中的学生在拿自己的自动步枪时不留神把手指压在了扳机上,而他拿枪的枪口恰恰对准了自己,一串子弹射过来,他的胸部中了一排四发子弹。这样重的伤,所有人都认为他肯定活不成了,可是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两个跟人们预料的结局完全不同,更让我觉得人的生命何时终结就是命里注定的。
我们一直撤退到再也没有流弹在头顶飞舞的地方,才敢坐下来等待队伍,但是大队伍究竟在哪里,我们一无所知。感觉坐了很久,终于远远地看见我们的人列着队走了过来。战友们见我们完好无损地坐在那里,都很高兴,说,你们还活着呀,大家都以为你们被打死了。我们几个在别人心目中竟然已经死过一次了!
“活着”这个字眼儿在那一瞬间让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动,生和死的界限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就是一颗子弹的落点啊!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饱受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我似乎一直都在追求一种高尚的、完美的生命结束方式,可是当生命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之后,我突然感觉活着或许更加美好。
我们跟随大队伍在公路上走了一段,看见了送饭和接运伤员的车。吃过饭,队伍就在原地休息,直到有车来接。
这一仗我们到底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我不清楚,不知其他人清不清楚。来车直接把我们送进了泸州城,那以后,我们和对方就再也没有过任何武装接触,应该说是我们这一派在泸州站稳了脚跟。
过了好久,我才从一份小报上得知,“武装支泸”是我们这一派的全川统一行动,泸州的“红旗”派组织得到了从四川各地来的不少援兵,一举攻下了“泸天化”。我们这支队伍只不过是援兵中小小的一分子。
这时,一向比较喜欢思索的我才有点怀疑,我们那天究竟是在和谁打?那场战斗一片混乱,两派之间没有服装上的差异,没有任何可以区别的标志,同一派内部也根本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进攻的目标和打击的对象都完全不清楚。战斗一开始,我们先是对着一个可能的目标胡乱放了一阵枪,然后端着枪冒着雨点般射来的子弹胡乱冲了一阵。那些毫不手软地对准我们把我们当着野兔子一般射杀的人究竟是谁?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是在同其他地方来“支泸”的“自己人”互相混战!假如这是真的,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就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不敢想下去了……
在前往泸州城驻地的途中,有一段让我至今想起来依旧心惊胆战后怕不已的插曲。我们的车队在路上走走停停,我站在一辆卡车车厢的最后边。一次停车时,我拿出“五四式”手枪对着坐在后边那辆车驾驶室里一个姓孙的同学瞄准,就像小兵张嘎拿着木制手枪对着胖墩儿“啪、啪”,想跟他开个玩笑。可我拿的是真枪,玩笑就开得有点大了。我认为我手里是一支空枪,打算抠扳机。就在食指往下压的那一刹那,也许是鬼使神差,我脑袋里突然闪出“万一枪里有子弹”的念头,我把枪口往下指向地面……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石板路面被击出一个小坑!我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姓孙的同学跳下车,冲过来一把夺去我的枪,破口大骂。我自知理亏不敢出声,任由他日爹操娘,只在心中暗暗庆幸:老天保佑,幸好在千钧一发之时转了念头,不然,我不单成了杀人凶手,而且杀死的是自己的战友……
在当时那种氛围下,我的枪若真的打到了自己人,还不知同伴们会对我采取什么行动。我说的那种氛围,是指当天在战斗中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所有的人都阴沉沉的,谁也不说话,四周的空气陡然变得十分沉重,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们这支队伍,一共“牺牲”了十三个人,包括前一天晚上面壁祈祷的那两个十六岁左右的初一学生,他们其中一个死得很惨,被枪榴弹把整个背都打烂了。我们住在泸州医学院,伤员们都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治疗,死者的尸体也在这里处理。很多人都去看了十三个死者在医院太平间里被洗净、用白布裹好的过程。开追悼会时,十三具尸体在礼堂里一字摆开,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
死者中间有一个十三中的青年教师,叫艾德政。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以教师的身份在我们这群中学生中间,就好像是位“高参”。他也是十三中“九八战斗团”的元老和“勤务员”,他的意见基本上可以左右我们这支队伍的行动。他在“武装支泸”中被打死,说不清是不幸还是有幸。学生中参加武斗并且是头头的人物,到文革后期都被抓的抓、判刑的判刑。他以教师的身份带领学生搞武斗,到文革后期,估计被判二十年徒刑是轻的。当时他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不论他死了还是活着,应该说这一生都断送了。
十三中跟学生一起参加过武斗的,还有一位叫张华的教师。他的年纪估计应跟我的父母亲差不多。他是作为军人随共产党部队南下的,后来以调干的身份被送到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大学,在学生中算是位“老革命”了。六十年代初,西师的大学生文娱生活很活跃,中文系的学生演出话剧《在烈火中永生》,张华扮演许晓轩。由于他的北方口音和军人气质,视觉冲击力比较强,我看了好多次,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到十三中当了老师。武斗初期拚杀钢钎的时候,由于张华老师是军人出身,会拚刺刀,又持我们这一派的观点,中学生们就请他来当教练。不久后,不知又从哪儿请来一位退伍军人,据说是部队里一个师的刺杀冠军。他教的是新式刺杀动作,确实厉害,三五个人上去,他“嘁里咔嚓”不到半分钟就全给刺倒了。比起来,张华老师那种慢吞吞的老式刺杀动作就没劲了,他在这个时候因“失宠”而离开了武斗行列。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文革后期,他虽然也没有逃脱被清理的厄运,但因为没有真正参加武斗,最后被放过了。
“牺牲”了十三个战友还不是我们那次战役的全部损失。第二天从永川又传来噩耗:留守永川的那一个排,不知接到谁的通知,说我们在泸州打得很吃力,需要支援,就又派了二十个人乘卡车前往泸州。谁知在半路上出了车祸,卡车翻到了几十米深的山沟里,四个人当即摔死,其中有一个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王栋才。他的父亲是天府煤矿的工人,母亲好像是家庭妇女,都没什么文化,原本指望他成为栋梁之才,可他只走过了十六七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一棵小树基本还没长成材,就折断了。所有那个年代把生命定格在十几岁的少年们,都犹如一颗流星,在父母的生命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弧线就消失了,给父母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战斗减员加车祸,使我们这支总共一百二三十人的队伍,一下子就损失了十分之一还多,每个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身边少了熟悉的伙伴。好些日子人们都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蔫蔫的,谁也打不起精神来。
从战场上撤下来回泸州城里时,跟我们的队伍在一起的有几个对方的俘虏。当得知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时,就有人开始失去了理智,十三中几个学生皮球一样蹦起来,跑到俘虏面前把他们拉到一栋农舍后边,一阵乱枪全枪毙了。由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失掉了那么多“战友”的悲痛中,对这样的犯罪行为根本无人出来阻止。好多年以后,几个枪毙俘虏的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叫李贵安,下乡时和我们在一个公社,后来被招到重庆制药五厂工作。李贵安个子不高,瘦瘦的,带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模样,完全无法想象他会拿着枪去屠杀几个手无寸铁的人。在农村时,我们还常有来往。
七十年代末我已考上了大学,一天,他突然来找我,告诉我说他可能要“倒霉”了。原来,那一次被他们枪毙的人中,有一个是新任泸县县委书记的儿子。书记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抓到屠杀他儿子的凶手。于是泸县公安局把这个案子立为要案,随即和北碚公安分局联系,到北碚公安分局把文革后期参加武斗的骨干人员学习班的交代材料翻出来,没费什么事就查到了李贵安的交代,材料中他对自己参与枪毙俘虏事件供认不讳。当时参与枪毙俘虏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那几个人都比李贵安滑头,知道杀人偿命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在学习班里闭口不提这件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使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可以认定他们是杀人犯。只有李贵安一个人老老实实地承认了,白纸黑字就成了铁案。李贵安很快就被北碚公安分局拘押,不久移交给从泸县公安局来北碚办案的人。听说他在泸州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以后情况如何,我不知道。
这次“武装支泸”,我们重庆反到底派的伤亡较大,死伤一共有大约四十来人。后来住在泸州那段时间,我们被当地人当作“救星”供了起来。住宿条件倒是比较一般,在泸州医学院里,因为是夏天,大家就在教室的课桌、椅子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睡觉。吃的方面比起在永川,就有些天上地下的感觉了。在永川每餐除了米饭,永远只有清炒莲藕;而在泸州每顿都是几菜一汤。此外还有桂圆、西瓜等水果,每天送到我们的驻地。喝开水也非常奢侈,我们把成包的葡萄糖往保温桶里倒,直到超饱和为止。我们毕竟都是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战场上的伤痛很快就被像菩萨一样受人供奉的得意冲淡了。
从泸州回到永川后,再没有什么军事行动。这时已经是8月底。没有过几天,中央就发出了让群众组织交出武器的命令,并由各地驻军负责接收。交了武器我们这支队伍就解散了。我也是那时离开的队伍,直到1968年底武斗完全平息才回到自己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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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铜梁见到的武斗

黄昌国

按:本篇摘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作者文革时是重庆大学学生,文革初期参加过“八一五”事件,后参加官办保守组织赤卫军,造反派得势后成为“逍遥派”。曾因“炮打中央文革”(公开写出大字报指责戚本禹“挑动群众斗群众”)被当作“反革命”批判。这是其回到家乡铜梁县农村躲避武斗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我的家乡铜梁县位于重庆西北,离重庆路程约100公里,直线距离却只有50多公里。我家在铜梁北郭八村(鸿雁村)黄泥湾,离县城约7公里,曲曲弯弯滋润铜梁县城的巴川河,其源头三块碑、流水沟、蛮洞子和滴水岩都是我幼小时调皮撒野的地方,那里山清水秀,自然风光很美丽。在各大中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内战”之后,重庆城里已经打得炮火连天,这里却没有辩论,没有武斗,消息也很灵通,是躱武斗的好地方。

铜梁县的两大派

铜梁师范校一个女生曾同学,经常给我寄资料,所以我对铜梁文革形势很了解。曾同学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她家住铜梁侣俸,是历史上孔子的“三好学生”曾子一支散布在四川璧山、铜梁一带的后代,侣俸水龙村三社曾家院是她家族在铜梁的一个根基点,院里长有一棵中国最大的红豆树(鄂西红豆Ormosia hosiei)。曾家世代当老师的多,她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曾同学很会读书,简直就像部读书的机器,成绩很好,初中一、二年级成绩我不及她,初三才和她不分上下;她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休学养病,没有跟我们同年参加中考。1963年她身体康复后,受家族世代教书的传统影响,考入铜梁师范校,文革中是造反派“师生员工”的干部。文革前我就和她有通信联系,她在师范校搞“访贫问苦”活动去过黄泥湾,我父母也很喜欢她,说她能说会道,嘴甜(说话讨人喜欢)。
文革中,铜梁有两大派:一派是以政府机关人员和工人及贫下中农占多数的“无产阶级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联司”);另一派是以中学师生员工红卫兵占多数的“师生员工造反指挥部”(简称“师生员工”)。“联司”派称“师生员工”为“鸡公鸭公”或“私麻儿”,“师生员工”则称“联司”为“黑联司”或“联匪”。“联司”与成都的“产业军”和重庆的“赤卫军”、“思想兵”是一个性质的“保皇”组织,由于在县城人多势众,还没有垮,后来他们想投靠巴结重庆八一五,自作多情,自称和八一五是一派的,八一五认为其是保皇派,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接受。“师生员工”是造反派组织,只要支持打“联司”,重庆随便哪派都交好,他们对重庆八一五和砸派(反到底派)态度暧昧。后来,“师生员工”既接受砸派的“武装支铜”,1967年底又派代表团来重大八一五慰问,还在重大风雨操场文艺演出。

“联司”败兵从我家门前退走

我虽在重庆参加了赤卫军,又炮打过中央文革,由于派性激烈,重大八一五也无暇管我这个要到“运动后期处理”的“现行反革命”,武斗期间我行动是自由的。
当时造反派光荣,我到专县后,就与“联司”划清界线。我的日记上还记着8月14日我被“联司”扣押过一次。在当时四川的专县,只晓得重大八一五,重大八一五名气太响了,“重大”=“重大八一五”,几乎不晓得重大也有思想兵、赤卫军和砸派,我是重大的,专县的人也就认为我是八一五了。我老家所在公社里的“师生员工”,领头的是北郭三村(永安村)拱桥的秦汉章,与我很熟悉。
1967年8月17日中午,我家旁的路上突然出现大队人马,他们说“师生员工”和重庆的武斗队打来铜梁了,他们是“联司”,从县城撤退出来。一支联司撤退队伍中有个师范校的女生挨了子弹,那子弹打得也怪,打伤了臂膊,还打掉一个乳头,他们说是撤出县城时,“师生员工”在后面追击,在城郊北郭二村得胜碑挨的枪子,仅粗略包扎,血迹还是殷红的。我问他们要撤到哪里,他们也说不清,我把他们送出我家生产队,送到黄泥湾上湾铁篱笆垭口九村地界,走下去,过九村,再过十村周石门或盘龙寺,就进入水口场、白羊场,安居镇一带了。我还记得,共产党夺取政权时,国民党军散兵游勇也有往这条路撤退的。
原来,1967年8月以来,铜梁“联司”以马家湾为根据地,“师生员工”以铜中校为基地在学坡和烈士馆高坡一线设防,土枪土炮互相对垒。8月17日,“师生员工”引来重庆反到底派的武斗志愿者,全部是用先进的枪炮武装到牙齿的突击队,从铜梁的几个方向同时奔袭县城。铜梁“联司”勤务员黄志伟称他们为“外来高人”,这些“外来高人”势如破竹,击溃了“联司”的武装力量,打垮了“联司”的武斗指挥系统,很快就占领了铜梁县城,“联司”多数普通成员在混乱中投降,骨干分成两支,分别向安居和西泉溃退。经过我家旁的“联司”就是撤向安居那一支。
往水口场、白羊场一带,坡高峡豁,如陡石梯水库(上游水库),水塘沟、楠木沟,蛤蟆石等丘深谷狭,地形复杂,雄伟壮观,似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森林虽遭1958年“大炼钢铁”的破坏,由于沟深坡高,仍林木森森,荒草萋萋,物产又丰富,是打游击战的好去处。说到铜梁安居,文革前,我大学班上的同学常奚落我,说铜梁是国民党的模范县,说我来自国民党窝子。当时我极力否认,后来才晓得,铜梁完全应该是国民党模范县,仅国民党黄埔军校在铜梁古镇安居就培养了5000多名军官奔赴抗日前线。
“联司”撤退到西泉的一支,1967年8月23日遭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袭击,全军覆没。铜梁“联司”司令黄志伟等几个头头乱军中逃出,潜往重庆,自我宣布是八一五派,请求重庆八一五武力支持,却反被重庆八一五北碚捍红指挥部关押到管教所。

庆祝“第二次解放”大游行

我为“联司”散兵指好路,我就要往县城赶,去看“师生员工”朋友。我逆向进城,我妈不准,追上来阻拦。我戴上草帽,穿上父亲的衣服,打扮成一个地道的农民伯伯模样,还是进城了。我受到北郭公社“师生员工”朋友们热烈欢迎,要我参加他们。
我又回家,与父母说好我要到“师生员工”那里去。第二天我进城,铜梁城关镇一片欢腾,嘉年华(Carnival,庙会,狂欢节)般热闹,到处贴着大标语,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解放了铜梁,庆祝铜梁第二次解放。
我随北郭公社“师生员工”勤务员(头头)秦汉章到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去。烈士馆坡下曾经是“联司”的根据地马家湾,为防止“联司”从坡下进攻上来,“师生员工”在烈士馆坡上用铁钉之类布下路障,铜梁刚“解放”,地上的铁钉还未清理干净。秦汉章穿的草鞋,脚被钉进一颗铁钉,血流一地。
经过两天的准备,县城各单位和郊区农村各公社也组织了大量社员进城关镇,在藕塘湾体育场开庆祝大会。
10点过后,游行队伍从藕塘湾体育场内出发,队伍最前面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紧接着依次是红旗队、锣鼓队、部队军乐队、扛着欢呼铜梁“第二次解放”的标语仪仗队,再后面就是一队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每人肩上都扛着一挺轻机枪,走在正中的两个彪悍男人还抬着一挺重机枪,雄赳赳气昂昂,这支武装队伍还打出了他们的番号和红旗:“铜梁县川剧团文攻武卫战斗团”;随后是四辆军车,每辆车顶上都架着两挺机枪,车厢里甚至车门外都站着耀武扬威的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再接着就是铜梁县各学校、各部门和单位的武斗队了。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震天响,有些地段还有居民燃放迎接游行队伍的鞭炮。我也随“师生员工”北郭公社文攻武卫队参加了游行,虽也有武器,但大都是扛着三八大盖,只有少数的半自动步枪和全自动冲锋枪,还有手持钢钎、肩背大刀者;我们也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但总有乌合之众之感。武装队伍最后面是全副武装的五十四军的7801、7789部队军人的支左游行队伍,手拿语录本,一挥一挥地喊着口号。然后才是大批的“师生员工”群众游行队伍。

一次突袭一场虚惊

我参加的“师生员工”这支武装小分队驻地在东桥小十字“狮子(或石子)坎”供销合作社内。小分队有十几个人,主要是农民伯伯,还有个来北郭三村走亲戚的河北姑娘,那位河北姑娘很漂亮,操一口很好听的北方话,气质高雅,队伍里唯我是大学生,其余是些和她地位悬殊的农民伯伯,但我这个人惧怕美女,被她的美丽和气质震慑,不敢在她面前大气出一声。英雄见到美女,农军们精神状态好极了!铜梁北郭公社乔家大队(二村)倒石桥旁机房垭口的农民叶兴才小兄弟是小队长,他们虽是农民伯伯,但操练很认真,毫不含糊,批评是很严肃的,真有点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农军的感觉。
“师生员工”从“联司”那里缴获了些烟、糖、酒等物资,又掌权了,伙食对农民伯伯来说是相当好的,经常“打牙祭”(吃肉),我们大家都很能吃,记得一次每人发十个煮鸡蛋,我们都是一口气吃光。
一天晚上,我们得到情报,在县城南门外的计都寺有“黑联司”,“师生员工”指挥部命令我们小分队马上突袭。
计都寺离县城五里。夜,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风吹树叶沙沙,路边虫儿唧唧,遵照指令,我们很快摸到了山坡脚下。这时候,走在前面的农军兄弟开始往后退缩,我本胆小,他们比我胆还小,我很生气,冲到了队伍的前面,一声喊:“跟我来!”我没拿枪,手上只有一根树枝,我带着大家小心摸索前进,不一会摸进了山门,寺内古树参天,凉风悠悠,树丛中一庙宇,高墙大院,阴森肃穆。寺庙早已经用作小学校舍,我们搜查正殿、耳房、厅堂,至后院,除守学校的工友外,没发现其他可疑人。
我们继续搜索,至后山门,发现山梁上有人,我急喊:“口令?!”
对方没答话,突然射来一梭机枪子弹,我们马上卧倒,不知哪来的胆,我继续喊话,对方听出我的声音,是自己人,一场虚惊!
原来当夜有几支队伍同时参加行动,一支从曹家店方向爬上坡来了。
后来农军们很佩服我的临阵指挥能力,说我是当将军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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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中江武斗访谈录

曾伯炎、曾仲恢

按:本篇摘自曾伯炎、曾仲恢著《中江武斗录:附民国中江记忆》书稿。
作者简介:
曾伯炎,退休报人,现为自由撰稿者,出版过诗集与散文集。晚年从事口述历史记录,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曾仲恢,少年入朝,战火血海中幸存。曾任炮兵文工团员,音乐组长,晚年行医济世,已于2011年病故。

曾伯炎:记录中江武斗的缘起

武斗在文革中的四川很激烈。从一个城市留下的故事看,重庆最血腥。从一个县留下的伤痛看,中江最深重。
我原籍中江,还有胞弟行医那里,每年清明返乡为祖坟扫墓后,从旧契故友谈话里说到文革的武斗,那暴力之凶残,令人发指,其罪孽留下的后遗症,仍深埋人们心底,却被当局讳莫如深地逼人淡忘。当我向有史学修养的友人说到这些感叹时,他愤然警醒我:最典型的一段痛史,深藏着历史中许多隐秘与经络,焉能被岁月模糊与隐蔽,使流血与亡命的代价,仍化为乌有吗?
想到黑格尔笑人类从历史所获得教训的那句名言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获得教训。于是,在2000年代中期,我开始筹划为中江武斗作一笔记录。
我向仍在县城悬壶行医的仲恢弟提出合作,由他去寻找访问线索与对象,我们共同来记录。他慨然承诺,且兴致盎然去寻找当年武斗参与者与知情者。遇到一个最大的障碍,即卷入最深的那些人,无论他们抱着怎样真诚的“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亡命投入那血腥的战斗,几乎在文革后期都受到判重刑的惩罚。响应毛主席号召奋起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都成了罪行。他们或进了牢狱或开除公职与党籍,心里都窝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一本滥账,和一团乱麻。有的从监狱出来,再无去翻文革这笔历史旧账的勇气,文革武斗像一条蛇咬了他们,再没有胆子来话当年了。在继光兵团任过武斗司令与政委的李致贤与陈光华,他们也在牢里蹲过多年,出来后,已萎琐胆怯得再不敢话当年叱咤风云的往事,向他们一说到那段武斗历史,就像戳到他们的伤痛,紧闭双唇,不吐一字。在碰了许多钉子后,我们曾迂回地找侧面的人去启发与开导,均无效果,好像怕再算旧账再遭打击那么回避历史。
但是,从与继光兵团对立的东方红派,终于访问到部份武斗真相的记录,从当年在两派战斗之外的逍遥派那里也获得不少资料,而一些武斗中受害者的亲属,也说出了当年火并血腥的一些真相。我们弟兄用录音与笔记,终于整理出数万字中江武斗历史,想到三四十年前,此县那血雨腥风使千多人丧命数千人致残的往事,当事者知情者都已到晚年,再不记下,湮灭于岁月,让后世的史学家、社会学家去考证,将会有多少迷雾与谜团,增添多少麻烦,便也就力所能及,以民间修史笔墨,留存下来,供后世参考。
想到如果国家档案这种公器,能向公众公开,就省多少事,少费多少力啊!就是文革中那些各派办的小报能公开,记录武斗的文字,也有历史价值,也可筛选出不少真实的历史细节。许多真实的历史,往往藏在历史的细节中。遗憾,这些便捷打捞历史的方法,都被堵塞,并划为禁区,于是,我们只好从民间去打捞了,虽然颇像海中去捞针,但捞到一件鲜活的事,也如矿工挖到金矿般欣喜。
历史不能只是简单的数字,血写的事实,总难被墨写的文字篡改。尽管,记下的这几万字非中江武斗全貌,也可以斑窥豹,洞见历史的一段真相,供后世史家或社会学家作为研究资源。我们是那一时代的过来人,能不为历史留下一些证词与证据,让文革中冤死的冤鬼冤魂,永远含冤莫白吗?

吴华明谈中江武斗

费了许多周折,当年被迫在武斗中玩过命的吴华明,终于愿打开他记忆的封皮,敞开心扉,像弹着三弦的渔樵老人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样唱:当年多少事,都在血泪中。这是我们造访中江武斗参与者与见证者的第一人。
在城南御马河畔一家小茶馆里后院,除了四个妇女在斗麻将,就是吴华明带着他当年东方红造反兵团小通讯员同我们弟兄二人品茗话当年了。很有趣的是,当我们话到乒乒乓乓的战火时,邻近的麻将也搓得噼噼啪啪,仿佛在给我们伴奏,又像在对我们调侃:斗枪炮玩命的游戏,哪有这斗麻将玩金钱的游戏好玩啊!毛泽东有一段语录,也是祭起生灵涂炭的魔咒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看来,好斗的中江人已来了一次和平演变,他们在这御马河畔与凯江河畔摆起斗麻将的一字长蛇阵,把他阶级斗争的教导,由赌命变成赌钱的游戏了。历史也真会吊诡哩。
65岁的吴华明,虽然曾被囚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受审,再判刑入劳改队,时间长达13年,这条汉子仍然身板结实,谈吐直率,郁积心中的苦水,终于找到我们这个倾吐对象,一泻无遗地一谈就到回首落日已含山的黄昏时分。

曾:哪年进的百货公司,
吴:1957年,女的站柜台,我们这种小伙子,就背起花布篮布白布赶乡镇,没车,尽是两肩驮着布像马像牛一般下苦力,一月的工钱只有11元,10多年后,才24元。人穷却喜欢读书买书,还爱与读书人交往,如县里陈世勉这样的知识分子,亦师亦友。我出狱后,他总结我这一生是:父母生我养我,祖国教我育我,常在党的指示下工作,却尽是坎坎坷坷。耶莫哥,其奈谁何?
曾:在那讲斗争群魔乱舞的年月,是恶人神气好人受气的时代,总是让老实人、正派人、正经人做牺牲呀!
吴:是呀!1958年,县长梁凯带领工作组下乡到新坪去推广小麦条播密植,我也被召入组,他规定一亩土必须下80斤麦种,那岩鹰山上泥土只20公分厚,这么下种,种子都收不回来。我说,还是按实际情况少下点吧?梁凯就说我这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像1957年抓右派的言论问题那样,也开大会批评斗争我。我一气,背着被盖回百货公司,卖我的布去了。后来,那山上按县长命令播种的,不仅颗粒无收,麦草也只长了15公分高。
曾:不是听说从山西赶马车支援前线的民兵大队长李英是县长呀!也该懂点庄稼活儿。
吴:已换成梁凯了,县委书记已是王德立,政法委书记也是尹履恒了。原县长黄安仁读过一些书,是中共老地下党员,他凭常识,对中江这贫瘠田土叫放卫星要亩产千斤万斤,说不能浮夸,应实事求是,也批他思想右倾,抵触大跃进,贬到商业局来当局长了。
曾:卖布就不关什么跃进与路线,应该平平顺顺过日子了吧?
吴:这大跃进后是大饥饿,想想岩鹰山那些颗粒无收的瞎指挥,还有高征购,不饿死人吗?饿得先是一张皮包骨头,后来又水肿得像猪尿泡,我爷爷,我外公,我外婆都是这大饥饿饿死的,心里好痛苦,忍不住在日记中写了:“大地干裂禾无饮,宇宙充满饥饿声”,被当会计的团员姜安凤偷看了,写成检举,装进我的档案。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这两句就成了反党言论,斗争时逼我交代,我灵机一动,推说在《人民日报》上读的革命烈士诗抄记下的,在百货公司的多是低文化,我这小学生因喜欢买书读书,胡编几句诗文,他们也听不出破绽,虽然把我当反党分子打入另册,当时,还是让我过关了。
曾:你一个卖布的,不与人争名争利,喜欢读点书,也不招人惹人呀!
吴:事情就出在这爱文化上,真的一字不识,还对了。1966年,调我到县委工作组,到元兴乡推广种棉新技术,这时,报上正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追出一个“三家村”反党集团,以北京三家村作样板,在四川省追出作家沙汀、李亚群与马识途,与北京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类似,在中江县百货公司也要找反动黑笔杆子,我常有稿子登在五一节或国庆节的墙报上,他们从我那些歌颂祖国与歌颂劳动的文字中,断章取义,就也找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公司职工每天写10张大字报批判我。我从牙缝省下钱买的书,包括心爱的线装书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和中外作家名著,抄走一架架车。我在元兴乡的日记也抄走,就更成了罪证,管他怎么批,我在这百多里外乡下推广种棉新技术,不理不睬。没想到11月6日下午通知我回县城到派出所报到,我一听,不对头,是哪股水发了?怎么被公安部门盯上了?回到城里才知是出了大案,把我也牵连进去了。
事情是大串连串到中江的红卫兵,发现饭票背面是人像印的,怀疑这是阶级敌人在污辱毛主席,就从源头上追查。当时县百货商店办小印刷厂,大饥荒后物资短缺,给公共食堂印饭票的纸张也买不到,新华书店仓库里,从建国以来就积压着大量马、恩、列、斯的像,以及十大元帅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像,就处理给我们印饭票,每张1角8分1降成两分钱,毛主席的像在文化革命前就贴在家家户户的神龛上了,很好卖,常脱销,哪有他的像印饭票呢?我是印刷厂里裁这些铜板纸上印刷机的,我如实说了,他们并不罢休,追到新华书店追出一个职员廖吉熙,过去是县城里最大的书商,又是资本家兼地主,判他七年徒刑,才把中江污辱毛主席这案子了结。运动来了,总是找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牺牲品,心想我家是贫农,不便给我栽罪名,又过关了。我想反右运动,也只半年,百货公司60多人,打出20几个右派,眼看半年已过去了,也该结束了,老子学鲁迅那“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再不沾政治与文字。谁知,文化革命中,单位里的人要分一二三四类,把我已划进第四类,就属于打击对象。
1967年“二月镇反”,第一批,就抓了川剧团蒋圣杰、陈永洪,县医院陈莲等七十多人,到四月,抓第二批已准备就绪,要抓两百人,逮捕证己填好,我是其中之一。后来这“二月镇反”的事闹到北京,又称“二月逆流”,被否定了。我才没有被抓,又算过了关了。好像你千方百计躲避灾祸,费尽心机也躲不脱这铺天盖地魔瘴似的,真像人们说的“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啊!
这之前,看见红卫兵来中江串连,鼓动人们起来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江当权的都慌了,县委书记王德立、县长梁凯与政法委书记尹履恒、武装部长刘亚平精心策划,找出一批人来呼风唤雨,组织战斗队,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与权力,由尹与刘出面,找到农机厂复员军人陈光华、印刷厂复员军人李志贤,成立了无产者造反兵团和中江中学红卫兵部队,1966年10月由县长梁凯领队,组成红卫兵中江部队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他们认为经过天安门的领袖接见,就是正统的革命造反组织,县里明眼人都清楚是当权派的御用组织,那些在“二月镇反”被抓的人出狱后,虽然与这些御用组织对立,还处弱势,却有狂飚战斗兵团与东方红公社两个组织崛起,与御用组织抗衡,恰逢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鉴于西南土皇帝李井泉与四川省委头子廖志高已打倒,派军头张国华、梁兴初与刘结挺张西挺到四川成立革委会筹备组,用飞机撒传单宣传“红十条”,给我们这些受压的很大鼓舞,狂飚、东方红公社与千钧棒等造反组织,就联合成立了东方红造反司令部,选姚光前任司令。无产者与中学红卫兵部队也联合成立黄继光造反兵团,李志贤为司令,陈光华为政委,小脚老太婆邓芳芝(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之母)为名誉政委。他们对待“红十条”的态度是不满的,口号是:张梁好干部,刘张烂萝卜,自称他们是革命的造反派,骂我们东方红造反司令部是反动的还乡团,因为有些成员被“二月镇反”抓过,出狱后就叫还乡团。我们怎么服呢?他们的假造反真保皇,就常被我们揭露,形成对立。
曾:我知道,老毛把马列主义总结成四个字:造反有理,争到造反这块牌子,就能争到位子、金子、房子、女子……老毛就是这么争来他多娇的江山的。一造反,打着他的旗号去反,民众也懂得这是借钟馗打鬼,把县委那殿上的鬼打下台了,形成权力真空,这权力再分配,就是项羽与刘邦在攻下咸阳烧了阿房宫后,那老戏又会出台了。
吴:是呀!继光兵团骂我们是还乡团,我们就骂他们是保皇狗,尖锐对立,也只是打嘴仗,用大字报打笔仗,还停留在文斗范围,从1967年6月开始,继光兵团不断在县城里组织武装游行,他们手执钢钎、铁棒、木棍,头戴藤帽,耀武扬威杀气腾腾横行在大街上,那阵仗真有气吞山河之势。这是一种恐吓,吓得东方红的人不敢单独在家居住,集体住在宿舍,而且他们用高音喇叭在城里昼夜攻击东方红造反兵团,造谣生事,给对方抹黑,说我们杀了继光兵团3个人,尸体藏埋在何处,继而又说他们多少战士被东方红杀了,杀人者都是家庭出身反动阶级,对继光兵团的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那时,都知道要做什么,总是舆论先作准备,目的是瓦解与消灭我们这对立派。
曾:其实毛的这套先作舆论准备的教导,还是从孔夫子的“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抄来的,继光兵团把你们说成邪,他们就是正了,人家身后有当权派势力作后盾,当然看不起你们这些在野的民间集团了。
吴:岂只看不起,而是要拔出这眼中钉,1967年“一月风暴”从上海夺权开始,全国各地纷纷玩起“城头变幻大王旗”。继光兵团成员,主要是几个大厂的工人与中学学生,他们集中在凯江烟厂内,吃住等支销,因有当权派作后台,都由县财政承担,继光兵团陈光华与李志贤很顺利就把县委的权夺到手,等于他们与当权派演了一出双簧戏,而我们东方红造反派的人较分散,分属全县各单位,多数在县城外乡镇。他们处处采取攻势,我们则处于守势。
6月18日入夜,我们的战友刘崇本、陈仁贵等与他们辩论,大字报、大辩论是文革中“四大”。先是仗恃他们人多进行围攻,说不赢后,就拳头脚尖齐舞,还用匕首把三人刺倒在地,扬长而去。闻讯后,我们派人从血泊中把人救起,抬到县武装部要求惩办凶手,救治伤员,部长刘亚平置之不理,我们又打电话向绵阳军分区求救,一直等到派来的7838部队开来中江,才把这中学生刘崇本与医药公司职工陈仁贵与另一同志抬进医院,刘的身上被刺6刀,陈被刺9刀,生命垂危,另一位也中5刀,都救活了,陈仁贵已退休还健在。
这是文化革命在中江首次流血事件,也是武斗的开场。
曾:什么事,只要一开头,就难收尾了,老毛发动文革,也弄得他一年两年也难收场,骑虎难下呀!
吴:到了7月18日夜,就来势更凶猛了。我们东方红公社有30多人在珠市街房管所开会研究形势,突然,继光兵团出动两千多人,手持棍棒、钢钎、弹弓来包围我们,声称他们有3个人被我们杀了,掩埋在院内,强行冲入搜查,我们只好撤退到房上,对方用石头与弹弓攻击我们,我们只好用屋瓦进行招架,不断退却,我退到镇政府房上,他们用电筒照着我瞄准,那弹弓射来石子,打掉我两颗牙齿,眼也肿了,发现房上只剩我一人了,他们正向我一人包围,我赶快跳房逃生。这一跳,崴了足,忍痛逃回房管所,这房屋有两堵高的防火墙,易守难攻,7月19日下午,7800部队赶到中江,才将我们救了出来,这次打伤我们20多人,7800都队把房管所里检查了又检查,哪有掩埋的尸体呢?不过是制造谣言作为攻击的借口罢了。
(吴华明说到这里,话语转为激动,让他吮几口茶,燃一支烟,再平缓地重话当年的腥风血雨与浪费的青春表情。)
接着就是震惊全省的8•19血案了。
还在8月5日夜,我在大东街小学守夜,这是东方红战友集中住宿的地方,避免人员分散遭对方暗算。忽然,有纸条包石头从墙外掷来,写着:继光兵团正从乡下组织大批农民进城来攻击你们,希望及早准备!我立即交纸条给姚光前,大家商讨对策时,认为无力抵抗,只有暂时撤出中江,向绵阳军分区汇报后,争取军队的支持。
8月6日下午,我们决定冲出包围,从大东街小学冲出东门,向三台撤走。沿途皆有继光兵团小股成员拦阻,走到通济乡,省汽车运输二队的东方红战友开车来支援,才将我们顺利运到三台武装部,向绵阳军分区首长请示。回示要我们返中江抓革命、促生产,派车送我们返中江。我向姚光前请假去德阳姑妈所在医院医足伤,未返中江,就躲过了8•19那场血案。
经县委走资派与县武装部密谋与布置,谎称地主暴动返乡团将在城中暴动,如暴动得逞,广大群众就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全县党团员民兵与群众,要立即起来保卫毛主席与红色政权,进城来消灭这些反革命分子。由原政法委书记尹履恒通知省汽车运输二队和有汽车的单位,调出数十辆汽车去各乡镇运载农民进城。8月19日凌晨,10多万受蒙蔽的农民,由陈光华、李志贤与尹履恒统一指挥,尹履恒用信号枪向天空发射信号弹,当农民分三批涌进城时,城里的继光兵团就同时向住川剧团、师范校与大东街小学的东方红公社成员进攻,在睡梦中,只听见在呼喊:消灭地主暴动还乡团!冲呀!杀呀!只见这三个据点外,人山人海,不断传来我们战友伤亡的消息,司令姚光前带领一批人奋力冲出重围,也只冲出少部份,到了下午,三个据点全被攻破,接着就是残忍的屠杀与搜捕,最惨不忍睹的是我们百货公司系统的房万章那16岁的孙子,名字忘了,他腹腔被戳穿,肠子拖了一地,还叫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天真无邪的孩子,被人撑着双手还在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这天,与这孩子同牺牲的,有师范校校长王高原,川剧团蒋圣杰的妻子等共9人,有刀砍死的、钢钎戳死的、小口径步枪打死的,遍街是血泊,与我同单位的唐泽海,躲到猪圈下面才幸免一死,送三台、绵阳与德阳医院的伤者,有数千人。

笔者整理记录到此,想到那房万章的孙子,不就是小学教师李文玉的儿子么,李文玉的姐姐李文璧,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的教授,我还是少年就熟识,前后有60年的交往,便拨动她华西坝家里的电话,问她这中江侄儿的名字,只听她在电话里说:叫房中柱,一面啜泣一面向我倾吐,她说,当时妹妹文玉在文革中只讲了一句按巴黎公社原则,就受到批判,吓得她离开中江去躲避斗争,儿子在家,奶奶又不管,我是坐汽车从绵阳回成都,听车上一教师说中江武斗,孩子房中柱也被杀了。我吃惊,立即下车转回中江,房家的人吓得尸体都不敢领回埋葬。一打听,中柱与同学被老师领着在庙子里排练舞剧《白毛女》,孩子们哪知什么夺权斗争,只知拥护革命路线,听说继光兵团组织十万农民杀进城了,老师吓得跑了,这些孩子就成了俘虏,那么小的娃娃,也下得手呀!肠子掉出来了,还在侮辱!
40年了,我听见冤死孩子的姨妈心上被戳的伤口还在滴血!这笔债该谁偿还?难道可以一黑心就抹去吗?记下这段插话,谈话记录又回到吴华明的话题。

吴:8•19惨案震惊全国,四川各地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支援我们东方红公社,声讨继光兵团,他们武斗一时得胜,政治上却彻底被孤立了,在民众中被称为“继匪”。受压迫的东方红公社战士,却获得民众的同情,尤其他们在中江境内搜捕与捆绑吊打我们的成员,死伤惨重,有的被迫逃出中江。省里和绵阳对逃亡者救助,是按4千人核算,每人每天供给1斤粮,3角钱,人数最后增加到1万人,只好煮成稀饭,每天吃两顿了。

吴华明谈到这里,长叹息一声说,天色不早,明天我再谈中江打的四大战役,都是逼出来的,不是流行一句“树欲静,风不止”的话吗?我一个卖布的本份良民,也被逼着保护自己与战友,不得不拿起武器来自卫了。
太阳落坡时,我们四人在御马河畔小茶馆分手,约定翌日下午同时在此继续未完话题。

吴华明谈中江四大武斗

第二天,在南街文庙外豆腐庄饭店与少年同窗把酒叙旧时,一看相约时间将到,拱手辞去,来到御马河畔那家小茶馆,沏上茶不到一刻钟,吴华明匆匆赶来,一再致歉,并说到自己前两年还在成都荷花池市场给商人打工,管理生意,老板还好处,老板娘太刁太抠,一气就回中江来吃低保算了。望着这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一条好汉,凄凉的晚景,想到他生未逢时,如果早出世十多年,像那些也跟着老毛打江山的战士,今天岂不也享受团级、师级的退休离休待遇吗?从他能欣赏那些唐宋绝妙好词来看,又有多少当年军、师、旅级的军人有这种文化功底呢?这意识流一流,想到1991年盛夏在北京万寿路总参的同乡同学胡永丰家里闲话时,他告诉我还有中江来的官员叫尹履恒,要去北戴河度假,他已安排在北京饭店住下了。我把存在脑库里的中江老政客文革后的潇洒,与这位文革中受尹书记追捕撵杀的吴华明晚景一对比,不免在心中暗暗太息了。

吴:8•19惨案后,逃出的唐泽海跑到德阳医院见到我,说他不是躲到猪圈下,也没命了。看见7800部队的解放军抢救我们的伤员时,还遭到继光兵团的拦阻。我问司令姚光前逃出来没有,他也不知。后来才知姚从东街小学突围出城后,藏在农民家,经农民给他化妆才逃到绵阳,从赶到医院看我的战友中,才知我们东方红勤务组两位成员也逃来德阳,即县中校教导主任张谷一老师与县医院被称为“中江外科第一把刀”的舒奇才医生。我联系到两位勤务员后,便共同去安排逃到德阳的两千多人,募捐钱粮与衣物,有的伤员遮身的衣服也丢了,这些中江难民住满了招待所与学校。
曾:这只能暂时,不能长久呀!
吴:当然要打回老家去,10月初,姚光前联系绵阳造反派一起到军分区抢枪,得步枪30支,组织三个班到距中江30里的西平镇(属三台),由朱明伦领导训练,这支队伍就是东方红民兵师后来孙大圣战团的前身,懂得一些初步军事常识后,我们也学游击战,只到中江边缘骚扰继光兵团。既显示我们的存在,做出打回中江的姿态。相比较,他们从南充的同类组织联合在五十四军弄到的武器;就有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与吊盘机关枪等,县农机厂也在加班生产武器与手榴弹,有一架推土机也被用来改装成土坦克,共有1000多条枪,还尽是转业复员军人在掌握。我们不敢去正面交锋,便在石安、黄鹿、石笋、兴隆等县境边缘骚扰,直到第二次在绵阳抢来枪,有六七十条枪了,才突袭了一次集凤乡,没有打几枪就缴枪一支,结束战斗。听说继光兵团在开大会庆祝成立一周年,扫一扫他们的兴。就夜行撤到须弥山。又冷又饿,下着大雪,在兴隆住下整编为三个连,我任二连二排副排长。这时,金堂淮口造反派12•4派百余武装支援我们,增强力量后,才开始反攻辑庆,打响凤凰山战斗。
曾:有金堂的余勋禾告诉我,他的朋友参加过这次打辑庆,把继光兵团打跑后,摆的几桌饭还没吃,看见死的人,肠子铺在地上花花绿绿的,触目惊心,应该是这次打凤凰山吧?
吴:正是这次,只是我在攻制高点,没有进镇,天一亮,我们往上冲时,农家柴楼上甩来一颗手榴弹,炸伤我方3人,抬头见一小伙扬手正丢手榴弹时,我一枪击中他。他是辑庆中学学生,成了我后来坐牢的罪行,这次战斗,打死对方9人,缴获冲锋枪、步枪数十支,还有一支吊盘机枪。当我们撤回兴隆休息整编时,人枪己经超出千人,编成孙大圣战团与红缨枪战团,统称东方红民兵师,姚光前任司令,朱明伦任参谋长,我编入孙大圣战团。
力量壮大后,1968年春节前,从兴隆出发,兵分三路打回中江县城,神速地占领南渡口,冲进乡政府缴到28支枪,等到晚上姚光前率大队赶到,便沿凯江布防。天一亮,就隔河打响,只见继光兵团的土坦克冲上桥要过来,被我方火力压住,有人想捆几个手榴弹炸毁坦克,怕作无益牺牲,就用穿甲弹对付土坦克,误传后面山上重机枪阵地被围,怕阵地丢失,我去支援,被密如弹雨的射击压来,子弹从我背上穿过,李飙把我背上山头阵地,用车送到成都三医院抢救,幸喜心、肺、肝、肾都未受伤,只打断三根肋骨。但是,我们东方红在正月初一就打回县城,逼继光兵团退守中江南部四个区,我们占领北部四个区。
春节后3月,出县城向南攻打玉兴乡,损失不小,孙大圣战团团长李学诗就死于这次交锋。在新华乡一处埋人的地方,就挖出27具尸体,尸身上洒了农药,面目全非,一位姓萧的教师,被剐成白骨,脚上还穿着尼龙袜。我读到许多死者的遗书,有一封这样写到:“亲爱的战友们,永别了,我将死在继匪的屠刀之下,但东方红是杀不完的,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为保卫毛主席而死,死而无憾。亲爱的战友们消灭继匪,为我们复仇!”这斑斑血泪,令我悲愤难止。后来攻打太阳山时,我的枪伤还未痊愈,想到这些惨死的无辜者,我奋起冲上前线。
这时,继光兵团已退守到广福深丘陵地带,盘踞的重点有新华乡的摩天岭,母猪寨,广福镇的太阳山、鸡崽山几处,4月22日,我们从永安出发,第二天打下摩天岭,第三天拿下母猪寨,进到那一带制高点太阳山,就遇着易守难攻的堡垒了,寨墙筑了6、7米高,4米厚,继光兵团在墙内还挖了掩体,砍了许多30公分直径的松树铺在掩体上,还填了1公尺厚坭土,指挥部也设在地下,司令李志贤是转业军人,属下有许多人都有过当兵打仗的经历,李志贤不仅指挥战斗,还给参战人员每月30元军饷,面对这样有组织有实力的对手,我们几次进攻,都被他们打退,便用迫击炮去轰垮寨墙,也无效,二纵队头头王金山说:要有一门57无后坐力炮,老子3炮就轰垮它寨墙了。他在军队就是操这种炮的炮手。是呀!这样对峙打消耗战不行。我去向姚光前说,能弄一门这种炮来就能攻下太阳山了。姚叫我回城去找张谷一老师设法。
回城后,我与张谷一拿着介绍信到三台、绵阳的驻军中去找这种炮,没找到,又到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请求援助,才知在中江同情与救助过我们的7800部队已进驻峨眉电影制片厂与132厂,找到部队杜政委,推说部队不参与这种事,叫我们这群众组织去找群众组织,最后是132厂武装民兵连陆连长愿大力协助,叫我们拿出图纸来,他们可以加工赶造。又问可否用另外的炮代替,我们说能轰垮寨墙,什么炮都可以,最后,经他们勤务组决定,5月12日出动解放牌汽车二辆,载着23机关炮两门,单发的两门,145与147高射机枪各一架,弹药若干,由陆连长带领8名炮手同我们齐返中江,途中遇上检查站,费尽周折才将这些武器运到中江,先进行试验,发现单发炮比连发的效果更好,又回成都拉来8门单发炮来。
5月15日,发动了总攻太阳山,凌晨,3发信号弹在天空一亮,枪炮齐响,只见炮弹像火老鸦直飞寨墙,燃起熊熊大火,但寨墙还是不垮,李飙与袁同顺等人急了,抱起炸药包连续3次在同一地方爆破,才成功炸垮几公尺寨墙,一拥而上,终于拔掉继光兵团这个重要堡垒。
战斗从4月24日打响,到5月15日结束,在山上,只发现3具尸体,却有些坛子装着氯化钴制毒气用的毒物,败退时,他们来不及处理了。却把途中桥梁炸毁,待我们追至苍山镇时,他们已逃往乐至县城了。怕他们在乐至再制造流血事件,乐至县的造反派组织,把他们全部缴械,我们赶到乐至时,当地造反派要求我们把继光兵团这两千余人押解回中江,不知谁运来一车绳子,我们把这两千多人,全部绑了。当晚,有人通知我去乐至县武装部,部里头头对我说,继光兵团被绑的也是受蒙蔽群众,要正确对待他们。我立即承认了错误,愿意立即解除捆绑的1003人。当时由汽车己运走第一批人,就没法通知了。我回到乐至礼堂即为他们松了绑,这些人已两天没有吃饭了,我又找到乐至造反派司令刘放之(中江籍)给他们煮稀饭吃,待中江来了20多辆汽车,把这继光兵团千多人运到苍山,交给指挥部,我已三天三夜未合一下眼睛,便跑到小学里,找了两床棉絮,睡了一天一夜。
曾:这次运这些人回中江,听说你们肆意报复杀人,我幼年两个同学名曾魁霖与丁学书,就是押运途中杀了的啊?
吴:这是第一批的事,我不清楚,我押运的1003人,全部交给指挥部,回到中江后,县里已成立了工代会,有个文攻武卫办公室,叫我去上班。后来,中江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组成军队、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主任是驻军代表王绍泰,副主任是原县委书记王德立,继光兵团的邓芳芝与东方红的史良富也结合为副主任,姚光前列入委员。
以为从此就化干戈为玉帛了,谁知被撵出中江的继光兵团有部分人到了南充与重庆,加入重庆的815与南充的214,在54军的支持下,要武装打回中江。中江东方红民兵师本已解散,这又逼迫我们再组织起来,开到中江南部苍山一带去阻击。3月18日,史良富带领宣传队去演出慰问,途经广福李子湾,被继光兵团的武装枪杀,宣传队被俘,其中18岁的女青年被轮奸于猪圈。我们闻讯赶去,已跑得无影无踪。
1969年4月,北京发文件,收缴群众组织的全部武器弹药,绵阳军分区派来7838部队,不等继光兵团上缴时我们就先缴出了。组织全部解散,我也回单位上班,到了秋天开展“清队”运动,通知我进商业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开始失去自由,我主动交待打凤凰山伤过人命,却诬我在乐至押人回中江途中杀了继光兵团3人,我喊冤枉,就对我批斗,揪住手坐喷气式飞机,拳打足踢逼我招供,1970年春节,都放回家了,仍派专人看守我,不许回家。一直关押到10月,由原政法委书记尹履恒来宣布,称我罪行重大,态度恶劣,拒不交代,民愤极大,交公安部门处理,被五花大绑押往城北收容所,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打我的下马威,相当于水浒上林冲入牢要挨的煞威棒,中江收容所的名称叫“吃鸡肘子”——两手被反卷,勒紧细麻绳,不到10分钟就大汗淋淋,只绑半小时,就能致人残废,仅10多分钟,我就昏倒在地,醒来时,一片漆黑,摸索一阵,才发现我被关在高1米5宽1米5不能站也不能睡的黑牢,只有碗口大的洞射进一点光线,气得我发出狮子般怒吼,又昏过去了。怎么,响应毛主席打倒走资派的号召,现在反被走资派关进黑牢了?我是无辜啊!
还没有给我定罪,没有判刑,我的劳改生活就先开始了。被武装押到南渡采石场拉条石到公安局,每天7趟,往返路程有百里,还有50里是负重行走啊!吃的却是包谷米汤汤搅牛皮莱,被吃的人形容“一吹一个泡,一喝一条槽”,用饥饿与苦役来逼你屈服。许多东方红的硬汉子,都是不怕摧残不怕屈辱而遭徒刑的。这关押的两年期间,我亲眼看到被捆绑与毒打致死8人,就是派出所赖建之、李国祥两个头目,就可以这么草菅人命,那些牢头狱官就更不用说了。我在这苦役中熬到1973年春节前两天,李国祥宣布:“吴华明的问题是清楚的,态度是端正的,劳动是积极的,现在就回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我才获得自由。
单位却另眼看我,另类对我,人家工资调了,我不调,人家照常上班,我像还在劳改,苦活脏活累的活,都派给我,掏厕所、清下水道,都是我的事。北京打倒“四人帮”了,文化大革命造的孽算在他们头上,中江文革的账,就算到我们这些替罪羊身上了。最先是开除我出工会,后来又宣布开除我公职留用,红卫兵们以“知识青年”名义撵下乡,我们这种工人就以“造反派”名义顶罪了。
我以为这些处分给我打了疙瘩了结了,谁知华国锋上台要“抓纲治国”,这就是抓阶级斗争这纲,又大开杀戒,6月18日,在公园广场开大会,宣布抓了400多人,关得看守所都挤不下了。这次只把我又弄到派出所,天天遭批斗,经常押去游街,这次拘进来,又遇上监狱叫“退神光”,凡是新拘来的人,三天不给吃不给喝。我不懂,大叫派出所长邱文海的名字,说给我水喝,来了民警,给我两耳光,骂我不懂这是规矩叫“退神光”,然后把我甩进监房,里面只有一把臭气熏人的滥谷草,只睡一夜,蚊虫、跳蚤把我咬得一件白衬衫上血迹斑斑,就这样还要在白天押去批斗游街。
过了一段时间,又是那位原政法委书记尹履恒,来宣布逮捕我,罪名是杀人犯了。这一关,就两年,比派出所的拘留还凶,说话也禁止,只听见号子房外武警的脚步声音,1979年9月,以杀人犯又判我5年徒刑,押送广元营山煤矿劳改。我想不通,看见向我丢手榴弹了,我以枪射击,这是自卫,怎么是杀人犯,照刑法规定,即使我这射击是杀人,也过了起诉时效,何况早在学习班时就交代过的。我不服,向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去申诉过,回答是,现在的刑法,不管刑法公布前的判决,叫不用现在政策去翻过去的案。
刑满出狱后,还是想不通,我去找法院办案的邓跛子,他说,哪个抓你,去找哪个嘛!我又没抓你。我去找尹履恒讨个说法,尹回答说:“我什么时候抓过你,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已退休,你不要无事生非!”
世上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苍天!苍天!最气人的是我在城里土生土长,说我妻子是农村户口,派出所又要撵我去农村落户,逼得我办了个离婚证明,才无话可说,把户口上了。生活没有出路,又逼我去当老打工仔,这两年才只好去吃每月百多元的低保金。我这种中江县文化大革命受压受迫害起来自卫自保的小人物,小工人,在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起来响应号召,在毛主席指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中,完全照领袖最高指示去出生入死,忘我奉献,怎么竟成了罪人?而中江那些拉一派打一派的走资派却有功,文革后还升官,现在在市场经济中又发了财呢?忍不住我写了一副对联来倾泄心中苦闷,内容为:
群众斗,斗群众,群众受罪
当权派,弄权柄,权力在握

横额是:横顺在理!

井冈山12•4战团司令刘召贵访谈

曾伯炎前记:流沙河常向我说到金堂县旧事,多次提到文革中金堂人去参加中江武斗,城厢镇也被打死两个,抬回尸体还从他劳动的木器社前经过哩!
有时,他最小弟弟余星禾来看望九哥,也参与我们的闲话,我问他:听过金堂人说去中江武斗的故事吗?答曰:常听人说啊!有个辑庆乡,知道吗?我回答:怎么不知,土地名叫漆家坝,我家大伯娘就住那里哩。他说,听12•4造反团的人讲,打到辑庆,继光兵团被打跑了,摆下的几桌饭菜还来不及吃,死人在地上的肠子流一地,花花绿绿的,令人恶心。我说,这些亲历者,还在世的,都是证人,他们腹中装着的那些故事,不能被带到阴国,湮没了,帮我找个金堂去打中江武斗的好汉,想听听金堂人眼里的中江武斗是什么样子。星禾满口应允了。
差不多过了半年,在沙河兄家里再见到他时,他说,你要访问的人己寻到,正是我的朋友,叫刘召贵,他是五凤溪金堂建材厂退休的厂长。同意与你话当年。
没过几天,我们一家正要去金堂再转中江省亲。到了金堂告诉星禾,他引我们到城郊的农家乐茶馆,找到这刘召贵,他65岁了,还风采不减,可以想象当年指挥百多人的飒爽英姿了。

曾:中江武斗,你们怎么卷进去的?是观点一致呢?还是其他原因?
刘:你知道中江那次8•19事件吧?东方红公社遭血洗后,被继光兵团撵出县城,他们有的流落三台、绵阳,有的撤退到金堂,当他们恢复了些元气,在绵阳等地抢到一些枪支,意欲打回中江,姚光前来找到我们,支援他们打继匪——继匪就是继光兵团。我们也很不满继光兵团占据兴隆场,那时,我们金堂淮口等下五区运粮运物进金堂赵镇,必须经过中江兴隆场,继匪就抢夺我们的粮食与物资,早就恨这伙牯吃称霸的强盗了,一说,就同意了。
曾:你们这战团火力很强吗?说句客观的评价,无不是“乱世英雄起四方”的乌合之众吧?
刘:怎么不强啊!有老兵当头头,组织者姓都名爱国,14岁就参加太行山八路军,解放军打进成都,第一个闯进国军北较场军营的就是他,有个绰号叫“小诸葛”,能文能武,1958年成都军区机关打了38个右派,他也遭劫,遣他回河北老家了。第二政委郭林祥、司令员黄新廷要写回忆录,回忆1952年进军阿坝州打黑水战役,而都爱国是身带鸦片烟,装成烟贩子,打入黑水藏族内部搜集情报的。想起他那支笔和熟悉许多战役,又把他召回成都军区,文革前,他就写过一本书名《金色的太阳》。但是,1963年四清运动一来,就把他撵下金堂五凤溪这建材厂,还叫我们对他监控,只做些一般的工作。分配他到水运队做副队长,可是他的工资比金堂县委书记还高一倍。他进成都时,就是连级,在二野就是谍报参谋,谁还监控得了他?最使我惊奇的是他的记性好得没人能比,还未开始文革,那本小红书上的毛主席语录,就能记得烂熟,随便翻出一句来,他就能说出是第几条在哪一页。你想,有都爱国这种战争中历炼出来的人物,由他承头组织这12•4战团,不仅有战斗力,他还领导办了一张小报,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抢的枪最多,从成都、金堂抢了不少,还在淮口431部队里抢到一批,不仅火力强,人也多属犯点小错就弄来劳动驯化的那种小青年,都很野,打起来很亡命,不少人在“二月镇反”又被关过,都爱国当然也未漏掉,也曾被投入监狱。不久,平反出来,他又回成都军区穿军装去了,留下这批出狱的弟兄,就由我带领去打中江继光兵团。
曾:这是1968年吧?去了多少人?
刘:事情与当时成立的三县一区联防指挥部有关。广汉、金堂、中江与青白江划成一片联防。指挥部设在金堂,中江那次8•19事件,东方红被继光兵团从县里撵走,在金堂的不少,他们抢到的枪最多,要求我们一齐打中江,我们金堂的运输要经过中江兴隆,继光兵团常在兴隆打劫我们的粮车与煤车,也想打走他。就在1968年1月打兴隆,只放了些空枪,他们就撤退到辑庆了。
各路人马齐集兴隆场,把这座场镇堆成一座兵山,然后决定打辑庆凤凰山,我带人主攻凤凰山正面,姚光前从侧面包抄,打得艰苦呀!从早晨8点打到下午4点才结束,继光兵团的尽是当过兵转业到省汽车二队的,很有实战经验,共打死他们十多人,打死我们金堂的两个,都是城厢镇的人,已经打赢了,自己人的枪走火,打伤我的脚,我被抬回金堂。进辑庆镇是姚光前他们。但我们缴获56式机枪、自动步枪等新武器不少。打了又撤退到兴隆。
曾:你回金堂养伤,人马也撤走了吧?
刘:伤还未好完,姚光前就来邀我,说他们红樱枪战斗团的团长受了伤,那个团的战斗力不行了,要我再出马来支援打回中江城。姚还说,不从辑庆打进城,这一打,把继光兵团的汽车打跑了,抄后路从南渡口再杀回马枪,汽车就跑不脱了。果然,不只打来一些汽车,还壮大火力,拿下中江县城。继光兵团把拖拉机装成铁甲车也抵不住我们的进攻了。
曾:进城休整了多长时间又继续追打南退的继光兵团?
刘:正是1月,标语口号喊的:“中江解放了!”我们住在县中校,接下来是打玉兴乡,我们也参加了。
曾:打广福镇那边太阳山,你们12•4也出马了吗?
刘:我们冲在前面,我离继光兵团的寨子只几十米,姚光前还在后面哩!这一仗,打了23天21夜,这一仗打得够残酷啊!死尸一个个拖下来,人就钻到死人堆里作战。有时,头一歪,就倒在死尸上睡着了。那时,打得我身上长了虱子,7805部队的耿副团长对我说,这战斗,比我在朝鲜打的仗还残酷,最凶不过比刺刀嘛!现在是什么都拿出来了。我说,己打疯了,老子有原子弹,那时也敢甩了。你想想,从成都拉来的那些炮,炮弹都打得快完了,132厂来支援的也有人牺牲了。不少时候,你派人去夜袭,他也派人来夜袭,混战到一团,分不清敌我,听到有人喊:受伤了!卫生员赶去包扎,一看,是对方的人,一梭子弹送他归天。有时,把氰氢类毒液装在瓶里,装入炮膛与炮弹打出去,什么也不管了。炮弹供不上,由川大学生在城里印刷厂自己制造,他们懂化学,造的炮弹,有的能打出去,有的炸了自己人。没办法,还是要打,就在炮座旁挖个坑,一放了炮就跃入坑里隐蔽。就这么亡命战斗。继光兵团见我们冲上寨子,就把一束手榴弹拉响放在坛子里滚下来,很响,杀伤力不大。中江那土法赶制手榴弹,也炸死了不少制造者啊!打下了太阳山的堡垒。在上面拚剌刀呀!上头的粮食储藏得几个月也吃不完。这一仗,参加战斗的几千人,还未包括外围的新兵部队,要是拍成纪录片,不比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逊色。
曾:你们这是为什么啊!太阳山上还是普通民众呀!
刘:那时像中了邪,疯狂地要保卫毛主席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里知道是受骗啊!
曾:那你当了武斗的头领,后来也不容易逃脱惩办呀!秋后算账要还呀!
刘:这要感谢成都军区的都爱国,我被邀去攻太阳山的继光兵团时,他就阻挡我不要去,我说,我不去就对不住那些共过生死患难的朋友,没有我们参与,他们就可能失败,不能临危不相助呀!老都便叮咛我,抓住对方的俘虏,千万不能杀害。正是有他这告诫,几次抓住人,我都不允报复枪杀。打下中江城,有继光兵团百余人逃向广汉连山,姚光前要我堵击,我在连山小学抓住他们,全部押回中江。打到广福镇,那场外桥头,尸体一堆又一堆,我派几个架架车推到山沟里掩埋,埋了一天,这时,广福镇上有座文昌宫做了继光兵团的野战医院,许多伤员成了俘虏,我也不许报复他们。打到乐至,解除了继光兵团一、两千人全部武装,叫所有战团首领开会,恰遇我头暴痛,吃了药在睡觉,他们研究的在押解回中江途中要杀的名单,我也不知道,但汽车开拢中江边境,我是听见枪声一串,离得远,看不见,后来才知是杀了俘虏。这些事在清查中,关了我一千天,我写的交代材料,是一大本,几乎每一天每一件事都作了详细记录。
曾:这些材料还在吗?还有底稿吗?
刘:哪里还有啊!我记得最清楚与澄清我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广福的一个孩子。他父母属继光兵团,见无处逃身自杀了,身旁留下一个10来岁的娃儿,枪已对准这娃儿了,我喝令一声:不准杀!这孩子便跪向我哀求说:叔叔救我!我带他到广福镇里,吃饱了饭,又交给当地公社主任,由他们安排。我记起这件事,由清查小组到广福去找这孩子,这孩子己当兵入伍,在部队里问明情由,他写了材料,我入狱半年,就释放了。

杀妈红卫兵孔繁路的悲剧

几年前,尽我晚年这绵薄之力,终于从中江兴隆镇的族侄汉之那里,获得孔繁路在乡下的居住地址和孔家的电话。我十分兴奋,因为我与恢弟一到民间去探访文化大革命造成中江武斗的惨酷历史时,孔繁路疯狂到把阻止他去武斗的妈也打死了的骇人听闻之事,已经听到不少人提起了。
电话打去,这位杀妈逆子,不是到外省去打工挣钱去了,便是到外县谋生去了。我选春节前后的时间,电话打过去,终于与他有过一两次对话,当他听说我要探访他几十年前轰动中江全县那灭亲的旧事时,不仅不关门,甚至十分主动。有时还来电话催促。当我把手边的事打点收拾后,往往他又出外打工去了。就这么拖延了好几年,访谈记下的笔录锁在箱里期望用孔繁路对话来结束,2012年3月30日,族侄汉之终于把他从乡下约到镇上家里,我去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实录。
当他与我面对面时,这个农家汉子并无横眉眦目的恶像,倒是一种驯善的农村人平常面目,开口说话,干净利落,显得质朴。族侄汉之告听我:他族兄卓之的妻子常称呼的孔嫂嫂,就是他们孔家的,按辈份,孔嫂嫂是他的族姐。有这么一层瓜蔓亲的关系,这孔繁路就更无陌生与拘束,心中窝着的想着的,尽一吐无遗了,向他提的问,皆爽朗地回答。

曾:多大年纪了?
孔:1949年出世的,62岁了。
曾:啊!你与这红色国家同一年出世,应是同庚了。用那些年流行的语言,应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红色接班人了呀!土改时,家庭划的什么成份呢?
孔:贫农!(根红苗正的出身,与我原以为出身不红者子弟,用大义灭亲去染红自己面孔显然不是同类了。)
曾:你怎么卷入武斗的?
孔:1967年,萧德先与曾常福都来约我参加红卫兵,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就参加了造反派,认为这是我们贫农义不容辞的。你想想:正17、18岁特青春的年纪,有一杆炮火拿在手里,可耀武扬威,好不风光啊!
曾:我听人说,你那造反派组织是属继光兵团?
孔:不!不!我是与继光兵团对立的东方红派的,司令是姚光前,政委是三台人孙有雷。
曾:姚光前与我小学曾同过年级,文革中,他任过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三结合也入过县革委,又判过8年徒刑。我去寻他访谈,说他出狱不久就病故了。找孙有雷,三台的人告我,说他也去世了。
孔:我就是他们属下几个战团中那孙大圣战斗团的。
曾:那么你一定参加了东方红打凤凰山那第一次翻身仗了?
孔:就是打这一仗,我们从兴隆镇东征,拿下辑庆乡与高板桥一带地盘。晚上,我回家去,狗咬得凶,我把子弹就推上膛,以备打狗。忘了把子弹退下膛。回到屋里,我妈劝我:鬼娃娃,别出去打枪弄炮了,看把命丢了。我哪听得进。见兄弟穿着一双胶鞋,叫兄弟把鞋脱给我穿,晚上不穿鞋去巡夜很冷。兄弟把鞋脱给我时,我妈夺过去就甩到茅坑里。茅坑里猪粪发酵翻起来一沱沱,我去捡鞋子,我妈用锄头把鞋子往茅坑下戳,我急了,拿枪威胁她住手,我忘了枪里的子弹进院子是推上膛的,把枪弄响了,子弹穿进妈的肚子……
曾:你怎么办?
孔:吓得我跑了!第二天,妈抬到金堂赵镇医院,就死在医院里了。
曾:啊!原来是这么造成的。那你不后悔吗?
孔:后悔也来不及了呀!反正我有错也有罪。判我时,当时公检法已砸烂了,由军管的军人叫我舅舅这原告签字,好枪毙我。舅舅始终不签,只好判我死刑缓期执行。1970年“一打三反”弄到南充的省一监狱,由于我老实劳改,几次减刑,1992年放出来,回了家。像过去戏文里唱的:死罪虽免,活罪难饶。我63岁了,无家无室无妻无儿,还在到处打工过活。
曾:你也算受文革之害的一个活标本了。
孔:我是人性丧尽天良尽灭的恶人吗?那次夜里,在永兴乡抓到继光兵团一串俘虏,喊立即枪毙。我看有个小娃儿,不过十四五岁,很不忍心,便说我去枪毙那娃儿。我把那娃儿押到无人的角落,悄声对他说:我朝天放三枪,听枪声你就跑!枪响后,他还呆站着。我急问:为啥还不跑!他说:我害怕!我推他一掌,他才跑了!我这些事,去向人说,人家相信吗?其实,有的坏人比我过得好,那天赶场我还见他,因为人家的老婆长得很漂亮,借武斗时,他从人家背后开枪把人杀了。占有那漂亮女人,现在还给他生了一对儿女,已成人了。我也不忍心去拆散人的家庭了。
曾:现在,你对文革看透看穿了吗?
孔:在监狱里就看穿了。那时关了好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啊!重庆有名的开炮舰进攻的邓长春也关在一起。有个有点知识与头脑的小伙,看见特赦国民党县团级的囚犯,发牢骚说:为啥还不放你们的刘少奇同志呢?说这话的叫赵会来,才20岁,也以反革命罪杀了。后来,共产党为刘少奇的冤案平反,这个早了几天为刘少奇鸣冤的,虽然也平了反,就只有一句话,命也没了啊!监里还有个王国章,看见《人民画报》上江青穿着连衣裙的照片,笑着说了一句:这么老,还这么妖艳!就被关了独居——只一公尺高的石房子。幸喜没来得及杀,“四人帮”就打倒了。才把他放出来了。
曾:你恨文化大革命害了你吗?
孔:当然!不是那运动,我的孙儿也有了。能像现在没妻没儿没房?劳改回来一直住在兄弟的一间空屋,我去找监狱质问:我出狱时,你们说的当地政府会安排生活与工作,却不管。监狱叫我去找县民政局,民政局又把我东推西推!最近听人议论重庆又闹起小文革,若真他妈的文革再来一次,我就不去杀内伙子(注:川语,自己人),老子抢到枪就要杀那些几十年愚弄民众的贪官污吏了。
曾:不行!制度不改,贪官污吏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会又长!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想一想,点一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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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三十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5, 2014 9: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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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要留真实在人间
——《中江武斗访谈录:附民国中江记忆》序

冉云飞

在我们这个信息流通不自由,你所需要的信息被摒蔽,并定向给你灌输符合官方要求消息的国度,寻求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一直倡导有能力的老年人一定要努力将自己所经历的人事记录下来。个人的经历,当然并非历史的全部和必然的真实。但参与回忆的老年人一多,就给后来者提供了切入历史真实的机会。因为后来的研究者,会根据众多的回忆,加上其它史料,来做出更为客观的研究。再者,我一直认为老年人将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与爱。我想没有任何一位经历过反右、文革苦难的父母愿意自己的子女,再经历自己这般的要命磨难。我认为要杜绝这些悲剧的发生,就必须说出自己见到的真实。让自己的子女不再重蹈覆辙,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对子女的爱,也是茅于轼先生所说的,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我很高兴四川不少的前辈先生们,都曾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并着力出版,让更多的人知晓他们所历苦难之一脔。如陆清福、曾伯炎、严家伟、张先痴、彭慕陶、黄承勋、王建军、杨泽泉等人,都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使得他们的苦难生活,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而不致消失于天壤间。这里面尤其可说的是王建军、张先痴、曾伯炎先生三位。王建军主编了《五八劫》正续编,可算对“五八社教”运动中对在川中学生的迫害做了绝大的复原工作。张先痴则在写了《格拉古轶事》回忆其二十三年的劳改经历后,再贾余勇写了《格拉古实录》记叙了他不少难友的一生,也算是对这个苦难群体的一个共同纪念。而曾伯炎在写下《幸存者手记》回忆其劳改经历后,接着与其弟曾仲恢为他故乡留下了一部难得的实录和回忆《中江武斗访谈录:附民国中江记忆》。
文革十年是发生于全国的灾难,穷乡僻壤也未能幸免。由于文革实物存世稀少,当地文化人较少,亲历者不愿意或者无能力写下来,故小地方能留下来的文革史料,就我目力所能及不多。关于四川省小地方的文革史料,在我读到曾伯炎、曾仲恢二先生的《中江武斗访谈录》前,只读到过何希明主编的《盐亭文革史料集》(是书2003年由中共盐亭县委党史研究室内部编印,546页,仅印500本),分别为上编《沉重的回忆》和下编《沉痛的教训》,附录有“全县各公社革委会成立时间及首任主任”和“盐亭县文革非正常死亡名单”。此死亡名单只列了23人,可能不全,但作为官方组织编写的史料集,也算难得了。不过像曾伯炎、曾仲恢二先生这样的民间人士,撰写小地方的文革史料特别是武斗实录者,可谓稀如星凤。
中江固然是小城,若我说它是黄继光的故乡,众多被红色故事薰染浸泡长大的国人便知晓了。但若说它是《资本论》第一个译者陈豹隐的故乡,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二人在当今中国社会层面的一显一隐,不只是中江一地文化选择的隐喻,其实也是中国整体文化选择的隐喻,亦暗示了《中江武斗访谈录》及其附录部分《民国中江记忆》的强烈对比。但显与隐的故事,却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复杂,黄继光广为人知,文革武斗略知一二的人也不少,但对其间骇人听闻的残暴细节,所知的人却不多,许多人更无从知晓官方为何不让你完全了解文革的真相。换言之,知道黄继光的人成千上万,但知道文革造反派组织“继光兵团”的就百不存一了,这就意味中江的黄继光显而中江的文革隐。与此同时,当代中江的真相固然许多中江人也并不知晓,但与民国中江被刻意的隐藏比起来,应该算是比较显然地存在于那里的。正因揭露中江文革之残暴和表彰民国中江之良俗公序,使得对桑梓念兹在兹的曾伯炎、曾仲恢二先生不顾老迈之身,笔之于书,以期留下一点可能的真相。
小城自然无法得风气之先,其文革的爆发与点燃,比大城市要晚几个月,如访谈录里蒋海福先生说“中江文化革命的浪潮,是1966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掀起的”,你从“117革命造反兵团”和“1126东方红公社”,就看得出造反派组织的成立时间,与成都的826相比都相隔了几个月。从这些地方可以观察文革在中国爆发向小城乃至乡间的传播史,由中央到地方,大约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既符合小地方人们的观望策略,也符合上情下达的传播速度。与现在互联网的传播速度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小地方的文革武斗往往与省市乃至京城造反派,深有瓜葛,哪怕是武斗也存在极权垂直下的差序格局。中江文革既有北京轻工学院中江籍学生回来煽动串联,亦有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产业军等组织的参与,才使得中江如此小的地方文革武斗爆发得相当血腥。其血腥程度,有自己亲妈阻止其参加武斗,妈妈被其误杀的孔繁路,更有东方红派司令姚光前的狂言为证:“杀人算什么,杀一个是杀,杀七十、八十乃至七百八百,也是杀,逼急了,有原子弹,老子也敢甩!”可以这样说,重庆、泸州(彼时含宜宾)、中江三地的武斗,可以分别作为四川大、中、小城市文革武斗暴力血腥的活标本。
在访谈和分析中江小城为何在文革武斗中表现得如此凶猛后,作者便将其笔触深入民国时期的中江,以便对二者的社会形态、制度建构、民俗风情、生活格局等方面的变迁,做一个鲜活细致的对比。作者分衙门、教育、市场、信奉、娱乐、商会、慈善、茶馆、税赋、治安、租佃、艺文、党派、祠堂、学田、医疗、民变、士绅、教会、司法、人物(刘洙源、李炳英、陈豹隐等七人)等41个名目来写,使得中江小县城微型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细细地凸显实出。一个地方得自己所养育的人如此厚待细写,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实在是一件幸事。曾伯炎先生退休后并不像许多人那样只是莳花弄草、含怡弄孙,还更加勤奋地阅读和写作,把他坎壈的一生着力地写出来,使其人生活得更有深度和广度。“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曾伯炎先生贯彻着人活一天就要不停地做出自己努力的良好愿望,希望他能利用自己晚年的余暇,再给我们后辈贡献更多不为人知的史料,让更多的人鉴往以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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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1967年:自贡数百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始末

王 锐

1967年四川著名的“二月镇反”中,短短一个多月时间(2月中旬至3月底),全川各地有近10万造反派被捕入狱(《四川当代史》)。其间,被捕造反派在狱中组织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绝食事件”,震动各方。两次“绝食事件”,分別发生在成都市和自贡市。成都那一次规模和声势影响最大,狱中绝食者据称达数千人之多,且惊动了中央高层。自贡市规模稍小,也有两百多人(市中区看守所被押造反派全部参与)。
如此大规模狱中“绝食事件”,在共和国监狱史上,可说绝无仅有。可惜至今为止,见不到任何史料或文献记载,仅存于民间记忆,或有关部门尚未解密的档案中。本文仅谈自贡市造反派绝食事件。

自贡“镇反”更迟但势头凶猛

自中央军委“2•17”信件发布后,由成都军区按毛泽东批准发布的军委八条命令主导的“镇反”行动,在四川全省大规模展开。自贡市因自贡军方(市武装部)开始“支左”起,就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所以自贡“镇反”行动开展得较迟。
为应付上级压力,2月19日深夜,自贡驻军及市公安局按成都军区命令,拘捕了“川大八二六”在自贡的“中南海哨兵”勤务员2人。2月21日,在驻军配合下,市公安局“临时领导小组”按照成都军区命令,抓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自贡分团”勤务员5人。2月22日,又将中央点名的临时工组织“全红总”自贡分团主要勤务员10人抓捕入狱。
不过,对本市主要造反派,市武装部李宗白为首的领导层,迟迟不肯下手。成都军区大为不满,决定采取措施。3月5日,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带部队(军分区独立团)进驻自贡,接管了“支左”大权。刘尚武在市委原公园招待所建立“指挥部”,主持“支左”及“镇反”事宜。自贡市武装部失去了对全市文革局势的控制。
3月8日凌晨,军方开始了镇压自贡造反派的第一次大逮捕。共调动了两个连的兵力,另出动150多名公安干警配合行动,包围了自贡市张家坝制盐化工厂、机二厂、自来水厂、省一司、大安联络站等,逮捕了全市知名造反派勤务员佘仁礼、严子康、郝荣华、洪宝善等14人。
抓捕行动中,在所谓“在自贡闭着眼睛抓也不错,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思想指导下,除按预定名单抓捕外,竟将在水厂暂时住宿的中学生陈××,以及“九一二造反司令部”普通人员潘××等二人,以及“大安联络站”同王本一睡在一间房子的张××等四人也一并抓捕。内江军分区负责人王小珠夸奖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超额完成了任务。”
3月9日,自贡驻军发布主要內容为“镇反”的《告全市人民书》。同日,成都军区来电,宣布李宗白“停职反省”。
3月10日下午,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专来自贡,与副司令刘尚武一起召开市武装部全体干部大会。宣布成都军区××的电报命令。“命令”称:“以李宗白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文化大革命支左工作中,对外支持右派,对内封锁消息,对抗军区命令,决定李宗白停职反省,张崇亮、李声辉、方锡九、高凤和、刘映兰学习坦白交待,下掉背袋武器。”当场把支持造反派的市武装副部长李宗白,政工科副科长张崇亮拘押,并送内江异地关押。其余四人打成“反革命”“右派”,软禁在自贡。部长赵斌则被责令“戴罪立功”专门抓“生产”。
3月11日,军方在公安机关配合下,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当晚,刘尚武从内江带来的副手,内江公安处副处长刘梅村现场督阵指挥,组织大批人员,在驻军配合下,包围川南电业局,抓捕电业系统工人造反组织“红电工”等勤务员及积极分子22名。
同日,公安局革委会以“帮助造反派整风”为名,派公安干警通知工人造反组织“硬骨头总团”及“捍卫团总部”勤务员,在工人文化宫及自贡饭店楼上“开会”。将这些勤务员骗来预定地点后,突然包围会场,当场抓捕15人。同日,还逮捕自贡最有影响的工人造反组织“八一战斗总团”勤务员周光文、陈永发等3人。
3月19日晚,刘尚武坐阵“公园指挥所”,得力亲信现场指挥,调动军警及官办保守组织“五军一兵”二万余人,层层包围蜀光中学,封锁各路口,强砸市内最有实力和号召力的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将“毛泽东主义公社”兼该团主要勤务员孙科明逮捕。并强行“集训”邬家贵等2人。保守派“红卫兵战斗军”在市区大街写出了“枪毙孙科明”等巨幅标语。
3月24日,分别在区属厂矿、学校和街道召开大大小小的“公捕大会”,被镇压的有自井“红色小教”造反团、高山井街运输队“群运兵团”、东新寺街修缮社“捍卫团高建分团”、东街理发社“反修战斗团十分团”、车辆社“捍卫团锋芒战斗队”等27个单位的28个造反团队勤务员80人,其中抓捕29人,强行集训51人。
同日,还公开镇压了全市银行系统造反派。计有建设银行“坚持真理”战斗团、人民银行“银鹰”战斗队等勤务员8人被捕、2人被强行集训。仅仅一天内,即抓捕造反派90人,自贡地区“镇反”运动达到高潮 。
3月25日,“镇反”运动推向农村,计将大安区人委“真理”战斗团,团结公社贫下中农“冲锋”战斗团、爱和公社贫下中农“红流”造反团、“风暴”战斗团、新民公社贫下中农“八一”二分团、胜利公社“坚强”兵团等勤务员23人抓进监狱。
同日,经“郊区镇反领导小组”三天的“突击”准备,深夜,军方和公安局革委,调动大批干警配合郊区分局大规模镇压郊区所属沿滩、仲权、黄市、永安等公社和场镇的40个造反组织,逮捕丁德华等56人,拘留李安平等39名,分别关押于郊区公安分局和沿滩粮站。
一天内,即抓捕拘留造反派120人。是自贡市“镇反”开始以来,捕人最多的一天。
3月29日,王小珠向公安局革委会传达中央3月26日“暂停抓人”的通知。不过,他一方面传达贯彻,另一方面却指使公安局革委继续镇压抓捕造反派,说:“以前批的,还要执行”。当天,在贡井地区召开“公捕大会”,贡井区医院、贡井小教等9个组织的22人被抓捕。同日,还公开镇压了市二人民医院“攻坚”二分团,抓捕和集训该团勤务员等4人。
3月30日,刘尚武等不执行中央“停止抓人”的指示,当天上午,在公安局内召开所谓“公捕大会”,拘捕“红色公安”战士3人,职工1人,第三次镇压公安机关内部造反派。并发布“镇压公安机关内部反革命活动”的《布告》。
3月31日,在川剧院召开“公捕大会”,镇压卫校、文工团、川剧院等造反组织,抓捕5人,强行集训2人。又抓捕油毡厂、贡井车辆社造反派2人。
当日下午,中央又再急电通知四川各地立即停止抓人。“接电之时起,不论批准的或未批准的都一律不准再抓”。全市抓捕行动才暂停。
截至3月31日止,短短20来天,自贡全市共抓捕、强行集训1017人(著名作家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三线建设”时內迁来自贡,文革中参加造反任自贡长征机床厂二号勤务员,亦被捕)。此外,口头宣布为“反革命”而警告的100余人,已批准抓捕集训而未执行者尚有100余人。其时,自贡全市城市人口仅30来万,加上农村,不足60万。

造反派狱中的反抗与斗争

这次“二月镇反”中被捕的造反派,通通是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的,属于“政治犯”。-般来说,“政治犯”无论在看守所,还是在正规监狱,均会遭受看管最严酷,各方待遇最差,囚犯中地位最低的处置。
不过,文革中这批被捕被囚的造反派,属于一批特殊的“反革命”政治犯。第一,他们认为自己是奉旨造反,是在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甚至是在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承认自已是“反革命”。其次,这批人又属于有一定政治信仰,有组织,且造反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政治斗争经验的群体。因此,入狱之后,造反派都与狱方及当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和斗争。这种反抗和斗争,在开展了“绝食”的成都市和自贡市,表现得尤为典型。在“绝食”之前,被囚的造反派就以各种方式反抗监狱当局。
以下这份材料,是当年自贡市公安机关一份《审案工作简报》的摘录,题为《在押犯邓遂夫书写反动信件被及时揭发打击》。原存于公安局內部档案中,造反派获释并重新崛起掌权后,公安局內部造反派“红色公安造反司令部”将这些档案翻找出来,作为当局“镇反”迫害造反派战士的“罪证”,公之于众。

四月二日查获拘留人犯邓遂夫(原文工团“敢死队”勤务员)写给×××的一封信。信中恶毒攻击诬蔑我伟大的镇反运动,疯狂叫嚣变天复辟,妄图通过写信与外面挂勾,培植反革命势力,继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这封信是邓在三月二十日写在一条内裤上,企图交同仓犯人×××,叫×××将来带出去。现将反动信内容摘要简报如下:
“……对于最近发生的一切,这没关系,中央在‘公安六条’的第六条上对此早有防范:‘党政军事机关及公安工作人员,凡歪曲上述规定(即前五条),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混水摸鱼迫害革命群众者,决没好下场!!历史的车轮是决不会倒转的!……
××,最好能有一个人到北京去一趟。不过不去也没啥,反正他们这样搞寿命不长,最迟×个月以后便可见分晓。……这封信最好别毁掉,必要时以我的名义摘抄一些作大字报贴出去。……”
邓犯还在人犯中一再进行煽动。最近对同仓犯人颜××策动说“在这里面好好坚持斗争,……以后出去等斗争形势好转,战斗军是会垮台的。这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四月一日中午,邓犯公开对抗管理人员,背地骂“这个×××,没得一点无产阶级感情,你进来还不是一样的”。煽动其他犯人“我们不是专政对象,如果我们承认别人应该对我们严格管制,就是投降”。一号晚上,邓见管理人员制止其他犯人违犯监规行为时,乘机大声煽动说×××打人,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另一个仓的犯人×××呼应叫喊说:“你们这样打人就是不对”企图起哄闹事,……
根据邓犯坚持反动立场煽动闹事、叫嚣变天复辟的严重破坏,我们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立即在人犯中进行了揭露,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邓犯拟整理材料报捕。据此情况,进一步加强了看守、狱政,继续深入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载自贡市工代会主办《盐都炮声》第22期,1967年11月9日)

这份《审案工作简报》中提到的,“我们坚决采取了专政措施”,看似轻描淡写一句话。实际情况是,这个邓遂夫(市文工团创作员)吃足了苦头。当天就被上了“背铐”,夜里弄去提审遭到拷打。邓坚持不认罪,又被铐上数十斤重的脚镣。
关于邓遂夫先生,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其当年及以后,都算得上当地知识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66年9月初,他是第一个将反市委大字报贴上街头的机关干部(市文工团创作员属干部编制),也是全市最早的造反派。获释后,作为“笔杆子”,入市革筹政工组,一度出任官报《红自贡报》主编。文革后,成“三种人”被清查。后来,从单位辞职,在闹市开了家“芹溪书店”(他十分崇拜曹雪芹)。生意很红火了两年,文化界都传说,他成了“先富起来”那类。没料,突然又被捕入狱。警方从其店里及家中査获数十套港版《金瓶梅》。邓的二次入狱,全市知识文化界相当震动,多有文化人找市委高层为之呼吁奔走。那时八十年代,市委书记是后来做了成都市长的刁金祥先生,对文化人尚看重。他出面过问下,邓遂夫先生关押一阵获释,没有入刑。后来,遂夫先生出走海南深圳闯荡。又去北京发展,最后成了颇有知名度的“红学家”。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红学”论文不说,近年还出版了《草根红学杂俎》等专著。尤其是,其潜心校阅修订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大获好评。已连续出了多版,近年几乎每年一个新版本。笔者七十年代末就与遂夫先生相识为文友,近年彼此皆返乡,也多有交道。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对文革往事,他一直不愿多谈,也从没写过一篇回忆文革经历的文章(包括口述)。

《人民日报》社论让形势逆转

1967年4月2日早晨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当天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上午,学生造反组织自贡一中“十•一八”、自贡六中“钢枪战斗团”,不顾“镇反”压力,首先结队上街,举行游行,欢呼《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的发表。学生沿途高呼口号,数以万计的市民夹道观看。
同日,文工团“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大无畏队”写出大幅标语:“誓与毛泽东主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镇反”以来的局面,出现了逆转趋势。
市公安局革委急忙向“公园指挥所”及驻军负责人刘尚武等报告,并请示下步举措。驻军及公安局紧急研究,当天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①在被关押的造反派中,清理一些出身好,年轻而“罪恶”不大的人员,转送“集训队”,“消毒”后,以所谓“宽大处理”释放。
②“集训队”现押人员,绝大部分予以“宽大处理”为名释放。但释放时要人人表态“认罪”。
③“公园指挥所”负责调查整理所谓右派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的组织材料,上报审批;公安局革委会负责整理所谓“反动”组织,“八一战斗团”、“硬骨头战斗团”、“盐场工人捍卫团”材料上报。
④确定公安局革委会委员,副局长张××率领15名公安干部,到“五云村看守所”加强“审讯”工作(被捕的造反派均关押于此)。
当天,驻军“公园指挥所”和公安局革委会,在市召开各科室、分局头头会议。王小珠在会上讲:“《人民日报》的社论牵涉公安局不大,而自贡市对学生的涉及也不大。干部思想是有波及,是自然的。虽然有的该抓的抓了,但也有该抓而没有抓的。社会上有的组织蠢蠢欲动,值得注意。我们的态度应该鲜明,该硬的要硬。”
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传到了自贡。其中有不准随便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相关内容。当天,市武装部一些军人,在武装部大门口(闹市大街)贴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的标语,受到了造反派和市民的欢迎和高度评价。他们在这张标语上批满了:“坚决和市人民武装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词句。
在中央相关精神的压力下,刘尚武为首的驻军及公安局革委会,被迫开始有选择地释放被捕的造反派。但所放极为有限。而保守组织则散布“这次镇反,成绩是主要的”的舆论。
4月5,“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造反派学生,写出了“还我战友孙科明”等大幅标语,向当局示威挑战。
4月6日,首都红代会南下“长缨”战斗队重新杀回自贡,支援造反派。一连两天,南下“长缨”战斗队、“红成”反复辟兵团,以及“毛泽东主义公社”等造反派学生同刘尚武为首驻军负责人谈判。并提出必须把市中心广场“自贡饭店”顶楼上设的“炮打司令部广播台”,退还给毛泽东主义公社。
同日,大街上贴出《历史将宣判邓遂夫无罪》的大字报和“还我炮打司令部广播台!”等巨幅标语。
深夜,市公安局革委会紧急派出副主任梁××及办公室负责人张××前往北京,以向公安部反映“镇反”情况为名,以图打探了解中央态度。
4月7日,市公安局革委会召集各厂矿保卫科长在市局开会,继续逐级统一“镇反是正确的”口径。没料,一个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驻军及当局的部署。
当天中午12时许,“盐场工人捍卫团”造反派人员,通过看守所狱警中某些同情支持造反派的“红色公安”人员这种特殊渠道,利用给在押犯送生活用品的机会,私下把抄有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等文件的纸片,藏在肥皂、水鞋以及牙膏中,带进了监狱。并交到了造反派“囚犯”手上。

狱中造反派发动绝食

狱中造反派当即互相传看转告。很快,整个看守所被关押的造反派都知道了这些消息。
关于这次绝食事件的起因和大致经过,也有一份当年公安局的《审案工作简报》,作了具体记载。这份《看守所发生在押犯闹事的情况》简报中写道:

我市看守所关押文化大革命中逮捕的现行反革命犯二百一十四名,于四月七日中午发生闹事事件。事件发生前,人犯即非常注意窥测外面形势,六日晚发现二大仓二、三小仓的犯人坐起听街上的广播,……人犯吴纪昌煽动说:“我们快出去了,出去后就上街游行”。吴犯还问武装:“你知不知道外面在游行”?“毛主席最近发表了什么新指示?”七日上午发现人犯赖兴诚(学鲁迅总团物资局分团勤务员)乘放风之际进行串连活动。
七日中午十二时过,三大仓一小仓就以“全体革命同志”名义递出纸条“毛主席的声音已经传来了,我们不是反革命”。提出要退还收去的私人东西,准许抽烟,增加放风。二大仓四小仓内便议论“怎样进行斗争”,随即发现三大仓一小仓出来两名犯人,声称“交材料”,直撞管理人员办公室,见办公室无人又折回,武装制止时就乘机说“我们没有罪”。二大仓有犯人接着叫喊:“找公安局负责的来,把事情给我们搞清楚,我们没有罪,无故把我们弄来,手续材料啥都没有”。(《盐都炮声》第22期,1967年11月9日)

从官方的这个“简报”看,这次自贡造反派集体绝食事件,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囚于该看守所“二大仓”的赖兴诚、吴吉昌等。
赖兴诚是市物资局造反派勤务员,吴吉昌是市“交通兵团”勤务员。赖兴诚后来在造反派重新掌权后,地位知名度都不太高,吴吉昌却成了市工代会主要头头之一,最后进了四川省革委会常委会,成了自贡全市唯一的省革委常委。
在全监造反派开始起哄后,赖兴诚、吴吉昌等即以“二大仓全体革命派”名义,向狱方提出了三点“强烈要求”:
一,要求读四月一日的中共中央文件;
二,读《人民日报》社论及四月二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三,每个监房派三名代表到公安局谈判。
其他各大仓被关押造反派立即呼应,写出一些类似的纸条。同时,情绪激烈地长时间呼口号、唱歌。
下午四时左右,一、二、三、四大仓的造反派鼓掌通过了“五条纪律”。并提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接受看守所、公安局的所谓审讯”。有造反派发出号召:“我们造反派的同志,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其后,由赖兴诚提出,通过一项决议,提出,“看守所必须在五时正以前作出明确答复,到时如不明确答复,我们从今晚开始绝食”。
这时,市检察院检察长杨青山得到消息,赶来看守所。杨青山与看守所领导出面,针对闹事情况,正面进行教育,重申“监规纪律”。有的人马上反驳:“你是站在反动立场说话!”又质问:“杨检察长,是检察后逮捕,还是先逮捕后检察?”杨无言以对。

……气焰非常嚣张,不听制止。对已决定释放的孙科明、周光文、吴纪昌三名都被其他犯人阻止拒绝出来。下午六时集体绝食。
七日晚九时,看守所围墙外面发现一群学生给里面喊话呼口号“向你们致敬”,搞里应外合,又发现一群学生及两名捍卫团的在密谈,有学生在看守所门口打听“孙科明放没有放”等情况。晚九时半在继续哄闹中,发现监内传读中共中央四月一日的五点指示(可能是今天家属送衣物来夹带进去的),有的写成纸条互相传递,有的叫喊“把非法逮捕我们的拘留、逮捕证、所谓提审我们的材料、检举材料、黑名单、黑材料及我们写的思想回报,不准转移,不准复制,不准烧毁,全部交给本人,如若违背必定追究。”犯人邓遂夫带头呼口号“坚持斗争就一定胜利,绝食到底就是胜利”,并呼“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等口号,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歌,有的叫喊“头可断,血可流”,并叫喊“叫看守所长出来表态”,“看守所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邓遂夫提出给毛主席发电报,电报稿互相传阅修改,而且要把电报稿拿到街上去贴。七日从午后一直闹到晚十时过,约定八日晨继续闹。
上述由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坏分子为首有组织的反革命闹事事件严重破坏了看守所正常秩序,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后我们立即向市局、××首长及省厅七处作了回报,并根据领导指示,正反复对在押人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讲明党的政策,指出闹事是违反监规、破坏法纪的,揭穿敌人阴谋,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做好看守管理工作。同时按照中央指示的五点意见,不应捕的速即清放。对组织煽动闹事的首恶分子,在平息事件、查证属实后,应依法严惩。(同上“简报”,载《盐都炮声》第22期,1967年11月9日)

狱中造反派这番举动,大出狱方及公安局革委会意料。紧急商量后,一方面全面升级警戒,加强兵力警力部署,强化整个看守所的警戒,以及对各囚室的监控。防止狱中造反派“暴狱”,或狱外造反派“劫囚”。狱方及公安局革委会坚持原有立场,不对狱中造反派提出的要求作公开答复。还在监狱中安置专用广播,不断宣读“监规”等,发出威胁性警告,对闹事造反派施压。
另一方面,又以“在押现行反革命发生闹事事件”,急报驻军“公园指挥所”。
“公园指挥所”此时亦无更多办法,只是指令市公安局革委,向狱中造反派连续发出一、二、三次所谓“反革命闹事警告”。

《给看守所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封公开信》

绝食斗争起事后,狱中造反派知道自己眼下已无退路,必须硬着头皮坚持到底,争取让事情出现某些松动,甚至迎来整个彻底性转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绝食”失败,将遭到狱方,以及主持“镇反”的军方和公安当局异常严厉的报复镇压。
此时的狱中造反派,不仅团结一致,以死相搏,而且充分展示了文革以来,在实践中领悟学到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他们对狱方干警,实行了分化瓦解策略和政治“攻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狱中造反派中的“笔杆子”,当场草就了一篇《给看守所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封公开信》,向狱方人员反复宣读,施行“反攻心”。
草拟这封《公开信》的,是市鸿鹤坝化工厂(文革中更名东方红化工厂)的一位名叫邓尔谦的造反派,他是该厂的技术员。1958年高中毕业,入当时的自贡化专(后并入泸州化专)。本来中央规定不在中学生中抓右派,但李井泉却于1958年在四川中学生中大抓右派补课。邓尔谦因之成为“內控右派”,頗经磨难。文革初亦因之挨整,后奋起造反。前些年,在那册有名的《五八劫》中,收有邓尔谦写得很不错的相关回忆文章。今年春节的一次朋友聚会中,得知邓尔谦先生竟然还保存着当年狱中写的这封《公开信》原稿,且提供笔者一录。这里原文照录:

广播送来了毛主席的声音,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的阳光照进了铁窗,高墙外传来了革命群众激昂的呼喊。自贡市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重新燃起了熊熊烈火!英雄的自贡革命造反派重新站起来了,监狱内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歪曲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歪曲党对犯错误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政策,抓着革命造反派在前进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扶植“保字号”组织,对我英雄的革命造反派实行反攻倒算。把成百上千的革命群众抓进监狱,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歪曲中央指示,践踏《十六条》。企图使轰轰烈烈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夭折!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的反扑,加速了他们的灭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们彻底垮台的日子,已经到来了!旧账未还,又欠新账。这一笔笔账,非算不可!
铁窗关不住真理的声音,铁镣吓不倒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斗争的反复深深地教育我们:如果不坚决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伟大的祖国就会改变颜色,千八百人就将被投入监狱。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根子、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坐牢只是对我们真正革命造反者的锻炼和考验。这是我们无上的光荣!我们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胜利!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胜利进行到底!
监外的革命形势正在起着急剧的变化,一场更伟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看守所的全体工作人员也必将在这场革命大转折中接受考验。你们中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和我们一起不畏强暴,英勇捍卫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我们也知道你们中间的大多数是受蒙蔽者。对我们进行迫害的罪魁祸首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希望你们,赶快擦亮眼睛、辩明真伪,倒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不然你们将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在这里我们要警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走狗:必须立即停止对我们的迫害,悬崖勒马、将功赎罪!否则逃不脱革命人民的审判!
我们是真正受迫害的革命者。我们对人民的专政机关从来就是尊重的。我们还将继续遵守看守所的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坚决和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中的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将一如既往和监狱中的真正的犯罪分子划清界限。协助你们对他们实行坚决的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红旗》五期社论指出:目前摆在全国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两个阶级、两种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正进入白炽化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更要牢记毛主席这一教导!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自贡革命造反派!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造反派停止绝食 狱方着手放人

4月8日,五云村监狱中革命造反派战士的绝食斗争仍在进行,公安局革委派出大批警员,采取各种方式和各种手段进行干扰打压、引诱等,以图让狱中造反派停止绝食。
中午,狱中被押的周光文、吴吉昌、丁德华、孙科明4位造反派头头,和被关押在内江的李宗白、张崇亮,被中央点名通知上北京。消息传开,造反派大受鼓舞。
周光文等造反派代表上北京的现实,以及中央三令五申“停止捕人”的指示,对驻军负责人及公安局革委会很大震动和压力。压力之下,只得答应已“绝食”三天的狱中造反囚犯,立即着手清放被抓捕造反派人员。
由此,持续三天的自贡被捕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方告停止。
但市公安局革委对此“绝食事件”如此了结并不甘心,仍指派市局侦察科长温××深入监狱,想利用和依靠关押的刑事犯等,调查绝食的“幕后人”,试图以后算账。不过,因局势发展太快,公安局革委这些人很快就自身难保。所谓调查“幕后”,所谓秋后算账,亦不了了之。
4月10日,南下“长缨”战斗队发出与自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五军一兵”血战到底的《宣战书》。
4月11日,公安局革委会头头去“公园指挥所”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尚武主持。王小珠传达了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的“六条规定”,提出“先轻后重,先易后难,先女后男”的释放被捕、被拘的造反派的“原则”。
会上,刘尚武进一步布置:“已宣布取缔的组织,要抓紧进一步研究和调查整理,未取缔前作瓦解工作,明天把卷宗送来,搞好一个就送来一个。要防止假象,不能真真假假,防止陷害战斗军,思想工作要好好抓一抓。我们要有气魄,是反革命今天抓,明天也要抓。要敢于承担,要顶住歪风,防止那些人到处批判,还要准备冲击我们,准备他们静坐示威,准备挨批判。牛鬼蛇神在这个时候就要趁机跑出来,要认识到看谁是真正革命还是假的。”除自我打气外,继续把造反派称为“牛鬼蛇神”,试图采取各种手段对抗中央指示精神。
公安局回局后立即按此执行,将市属单位、企业保卫科一批干部集中公安局,配合整理所谓“反革命”资料。看守所开始“清放”被拘留中二十岁以下,所谓“罪恶”不大的造反派战士。不过,释放证明上仍然印有,“能够检查认识罪恶”,“教育释放”等词句。
4月16日,自贡驻军发布《重要声明》,承认“政治觉悟不高”,对文革“认识不够”,“犯了方向错误”,同时宣布当初在“镇反”中对市内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定性,“一律作废”。
同日,“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发布《关于“平反大会”的严正声明》。要求“立即全部释放”被捕被扣的造反派战士,同时,要求“认真地开大会,出通告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且重新派出宣传队到农村和工厂消毒”。
南下“反逆流”兵团也发布《严正声明》。指责驻军当日发布的《重要声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妄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蒙混过关,溜之大吉。《声明》还“警告刘××等一小撮人”,“必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向全市人民低头认罪”。
同日,公安局革委会几天来按照其所谓的“清放原则”,先后放出被强行集训、抓捕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七批,共217人。这些人一律被夜晚转送集训队,进行所谓“消毒”后才被释放。但是,大批的革命造反派仍被关在监狱中。
为此,市人民武装部,当天电话通知公安局革委会:“坚决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办事,除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另案处理外,对抓捕的革命造反派一律都要释放。放人时要派人做政治思想工作,代表军区向受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由军区承担责任,向毛主席认错,向广大人民群众作检讨。”
市武装部还责成市公安局革委立即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并派专人亲临看守所,督促公安局革委释放仍被关押的造反派。自此,被抓捕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才大批释放出狱。公安局革委仍采用种种借口,拒不释放造反组织主要勤务员郝云华、熊文彬、杨光、洪宝善等50余人。
一直到4月29日,在市武装部支持下,公安造反派“红色公安”司令部人员,冲破公安局革委会及其支持者的重重阻碍,全部释放了尚关押在狱中的50余造反派战士。

造反派对“镇反”当事人的报复

被抓捕的造反派陆续释放出狱,从中央到全川,大形势对造反派有利,对军方不利。在此背景下,自贡造反派对主持和参与“镇反”的当事者,进行了迅猛而有力的报复行动。
此时,自贡造反派对从內江来市主持“镇反”大计的“二刘”(即內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和内江专区公安处副处长刘梅村),可谓恨之入骨。报复的矛头,首先指向这两人。刘尚武有军人身份,况且手中尚有全副武装的军队,造反派暂时不敢造次。但对非现役军人的刘梅村,造反派就没那么客气了。
4月16日,“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和南下“反逆流”兵团发布《严正声明》的当天晚上,造反派闯入市公安局,找到刘梅村,将其揪到市工人文化宫,对这个被称为市公安局革委会“黑后台”的内江公安处处长作了第一次批斗。
4月18日,“毛泽东主义公社”造反学生,在市中心英雄口广场召开“打倒刘尚武誓师大会”,到会的造反派及群众达2万多人。这是自“镇反”以来,造反派第一次公开出面召开的万人大会。
4月19日晚上,市武装部在英雄口召开了“支左誓师大会”,到会七万多人,以造反派为主。此举表明市武装部再次以“自贡驻军”身份,重登自贡市文革舞台,并占据主导地位。会上,市武装部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
与此同时,声讨打倒刘尚武的舆论,越来越高。当天,“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以及南下“反逆流兵团”联合发布《关于打倒刘尚武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刘尚武败坏解放军声誉,罪恶滔天,为什么揪不得,为什么打倒不得!”
“毛泽东主义公社作战部”,还发布《紧急动员令》,要求该公社所属各战斗团“动员一切力量奋起战斗,把双手沾满了自贡地区和内江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鲜血的刽子手刘尚武等一小撮人揪出来,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坚决打倒。”
当天出版的《公社之声》第6号,发表社论《打倒刘尚武!》以及署名“南下‘反逆流’战士”的文章《向刘尚武宣战!》。
4月20日,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等人,奉命带部队撤离自贡。当晚,从北京传来了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被自贡市、内江造反派在京联合批判斗争的消息。
5月29日,以“红色公安造反司令部”为主,造反派在英雄口召开“批判三月黑风中镇压自贡造反派的刽子手刘梅村”大会,现场再次批斗刘梅村。
刘尚武虽躲回了内江军分区,但自贡造反派要将之揪回批斗的计划和努力,一直沒放弃。6月2日,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受张国华政委、梁兴初司令员委托,接见自贡造反派“赴蓉代表小组”。
接见中,在自贡造反派强烈要求下,军区领导终于同意通知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令副司令员刘尚武近期赴省,称“首长有事找他”。自贡造反派“揪刘”行动终获结果。
刘尚武于6月8日奉命来成都军区,即被安排与自贡造反派“赴蓉代表小组”人员“见面”。当即被自贡造反派扣留。两天后的6月10日,刘尚武被造反派带往自贡。
6月12日,刘尚武在自贡市人民武装部作内部检查。他在检查中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并表示决心与“五军一兵”划清界限,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支持“毛泽东主义公社”、“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日,毛泽东主义公社“炮打司令部广播台”,转播了造反派现场录制的,刘尚武当天在市武装部所作检查的实况录音。并从当天起,连续几天制作“专题节目”播放此录音。
6月14日,被称为刘尚武“镇反帮凶”的原内江公安处副处长刘梅村,被自贡造反派第三次批斗,并遭游街。
6月17日,《公社之声》发表由“本报战士整理”的《刘尚武部份反动言论》。并同时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给刘尚武指出一条生路》。该文章指出:“对刘尚武一定要斗。我们通过七斗八斗,把他斗好,如果他一定要当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也毫不惋惜。刘某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同日,《盐都炮声》第3期,以“大事记”形式,发表题为《看,三月黑风中刘尚武的屠夫面目》的材料。逐日记载揭露刘在自贡“三月镇反”中的言行,并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粪土当年万户侯》。文章对其指名道:“刘尚武,两个月前,你可曾想到也有今天啊!”
6月18日,全市造反派数万人在市檀木林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控诉镇压自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刘尚武大会”。此前,造反派在闹市区张贴了批刘的《海报》。会上,刘尚武被安排作检査。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被造反派认为检查很不深刻。造反派相继上台发言控诉痛批刘尚武。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至此,自贡造反派对“二刘”的报复清算,才暂告段落。至于参与“镇反”的市区公安及“五军一兵”各级头头和骨干,更是遭到很长时期的批斗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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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起落沉浮殷老师

萧建民

世事沧桑,世态炎凉。对约40年前的那段历史,有的人逐渐淡忘,有的人文过饰非,而对有的人,却是刻骨铭心,不堪回首。每每回想起那段历史,那些故人和往事,那些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禁心潮难平,感慨万端。四川大学外文系殷钟崃老师那几年的经历遭遇,就至今令人难忘,令人慨叹。
殷老师在中共执政前就读于百年老校四川大学,学的是英语。50年代初期,由于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而不吃香,俄语是“苏联老大哥的语言”要大力普及推广,全国纷纷砍掉英语课改开俄语课。应工作需要,原在中俄边境工作与苏联人打过交道的殷老师赴哈尔滨进修,后返回川大执教俄语。他精通英、俄两种语言,先后担任川大外文系俄语专业教研室主任和英语教研室主任,后来在“社教”中蒙受不白之冤而被一度取消了授课资格。他本来是教高年级的,但在我们进校后不久,系上却让他协助另一位青年教师给一年级新生上课。
殷老师高大魁伟、慈眉善目、温文儒雅。他不因给一年级上课而马马虎虎,而是认真备课、细致讲解。他善于深入浅出,而且条理清楚、口语纯熟、书写流利、颇见功力。他对成绩一般的与成绩较好的同学一样耐心,对农村同学和城市同学一视同仁。他处处谨小慎微不事张扬。那时候电教设备简陋,音像资料匮乏,殷老师就把课文和练习以及能找到的补充材料录成磁带供我们听用。录音机是那种老式国产的,磁带用大圆盘装着,总重达10来公斤,殷老师却要提着它楼上楼下来回往返。每当看到殷老师提着笨重的录音机来到教室,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用手绢揩着额上的汗水,我总会带着深深的感动之情连忙上前接应。
殷老师嗓音低沉浑厚,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认为殷老师学识渊博,教学认真,态度温和,都很尊重他。
课间休息时,殷老师总是靠在教室窗口,点燃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在他慈祥和善的面容后面,似乎总隐藏着几分苦涩、抑郁和忧伤。偶尔,他的脸上也会露出些许笑容,但在我看来,他的笑,与其说是微笑,不如说是苦笑。
渐渐地,我们知道了殷老师和所谓川大“浪漫派”的一些事情。原来,外文系高年级有几位同学思想活跃、个性突出,对当时广为批判的苏联文学作品等持有不同意见,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点儿我行我素、不拘小节,有时还到成都街头和公园的茶馆看书学习做作业,同时体验市井生活,喝喝茶、抽抽烟、下下棋、写写诗,写些诸如“月儿弯弯照九州,几个光棍在夜游”之类风花雪月无病呻呤的东西。其实这几个同学很聪明、有才气,幽默风趣浪漫风雅,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无可厚非。可是,在那个思想极端禁锢、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在那种大讲阶级斗争大搞“兴无灭资”的形势下,在那个千人一面千口一腔扼杀个性压抑人性的环境里,却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大逆不道。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工作组进驻川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工作组就是话语霸权就是金口玉牙。这几个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大学生不由分说被上纲上线打成所谓“浪漫派”而受到批判,有的被开除,有的甚至被“劳教”。作为任课老师并与这些学生素有往来的殷老师亦未能幸免。有人揭发他公然描述苏联男女青年谈恋受时“接吻声响彻伏尔加河畔”等等,是散布修正主义观点,宣扬资产阶级情调。殷老师有口难辩,被扣上“浪漫派祖师爷”的帽子而抬不起头来。以前的殷老师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结果被搞得垂头丧气、郁郁寡欢。
不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场了。这是一场令人痛心疾首的十年浩劫,是一场天怒人怨的民族灾难。一时间,从上到下秩序大乱天昏地暗,人们头脑发热精神亢奋情绪失控人性扭曲灵魂大暴露,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有人抛档案有人揭老底有人算总账;有人卖友求荣有人反目成仇有人落井下石;有人栽赃诬陷有人报复泄愤有人投机钻营。殷老师免不了又挨整:检讨、交代、反省、悔过、受批判、被斗争……有人在学生食堂墙上贴出大字报,编写打油诗并配上漫画,对殷老师等人丑化谩骂人身攻击:“殷钟崃,浪漫派,冬瓜脑壳好气派……”引来众多学生观看传诵。顷刻之间,教授受辱蒙羞,尊严扫地,颜面全无。殷老师被整得灰溜溜的,终日诚惶诚恐惴惴不安,连走路都总是低眉顺眼埋头弯腰,犹如惊弓之鸟。
因为文化大革命,全国所有学校都停了课,我们也中断了学业。川大师生被下放到成都军区位于崇庆县的军垦农场劳动,犁田插秧、挑粪挖土、种菜喂猪。工间休息时,大家在田间有说有笑,而殷老师却独自一人远远地坐在田埂上抽着闷烟。在那个年代,一般人对所谓的牛鬼蛇神,或歧视或冷落,避之惟恐不及。我的父母文革中在重庆某高校也惨遭迫害,饱经折磨,受尽屈辱。当我看到那些年迈体衰的老教授弓身低头吃力而又认真地掏厕所、扫垃圾、挑泥士进行“劳改”的窘相时,看到他们头戴高帽胸挂黑牌被人挥舞皮带抽打批斗厉声斥骂的惨状时,我心里就充满着深深的同情,就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父母的遭遇而倍感心酸和悲愤。他们及其亲属心灵深处所受到的伤害和隐痛难以言喻,旁人难以体会。这时,一个关切的眼神、一丝温和的笑容、一声悄悄的问候,都会令他们感念不已。所以,我特别理解殷老师的处境和心情,便毫无顾忌地朝远处的田埂走去,要过一支香烟,顺势坐在他的身旁,伴着枯叶和秋风,默默地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和飘然远去的浮云……
文革结束,阴霾扫尽,殷老师终于扬眉吐气焕发了生机。他的事业心和工作积极性并没有被不公正的岁月消泯,而是老而弥坚、老而弥笃,他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到著书育人之中。他担任了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主持编撰出版了大词典,有很多论文和著作获得优秀成果奖,在教学和科研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1987年5月,我作为秘书随四川外语学院群懿院长、杨武能副院长赴成都参加四川省高校职称评审会,与殷老师意外重逢,自是欣喜不已。殷老师是与会的省外语学科评审委员会委员。当时能担任省评委的,在全川几十所大学里也屈指可数,那该是有资格、够分量的专家教授了。在阳光明媚风景旖旎的宾馆庭院里,我与殷老师促膝畅叙师生别离情谊。分别近20年了,只见殷老师花白的头发浸透了岁月的风霜,脸上也增添了不少皱纹,但他的身体还是那么魁梧硬朗,面容仍旧那么慈祥和善,嗓音依然那么浑厚悦耳,而且豁达乐观,谈兴正浓。当我握着他那双温暖的大手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笑意在荡漾。听说他的儿子前些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的奖学金,考上了美国一家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我由衷地替殷老师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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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康定军分区
关于彻底为天宝同志平反的公告(初稿)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按:本篇原载《长城》第5期,《长城》杂志编辑委员会(成都),1968年1月出版。这一公告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一个人做了同样一些事情,今天可以说是罪行,明天就可以说是功劳;今天说你是“疯狂复辟资本主义”,明天又可以说你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是非对错,全看政治上的需要。一个领导干部到底是应该“打倒”还是应该“结合”,也全看中央的政治需要,并不管“群众运动”对其评价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大民主”。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副省长、中共甘孜州委第一书记、康定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天宝(桑吉悦希)同志,是一位革命的领导干部。天宝同志因为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炮轰派的一切革命行动,被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军分区个别负责人和甘孜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柳溪、王润富等操纵的保守组织“1230”、“黑联总”(甘孜州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黑色公安”(红色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打成了“三反分子”,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是严重的政治迫害,必须全盘否定,彻底平反。
天宝同志自幼参加红军,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三十多年来,为人民的解放,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多年来,他和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因此长期遭受李井泉及其同伙的压制和打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天宝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不怕孤立、不怕围攻、不怕坐牢,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定支持成都和康定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证明:天宝同志是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一位经过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但是,分区个别负责人出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本能,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对待州里的革命造反派——炮轰派和对待革命领导干部天宝同志的问题上,完全颠倒了敌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全州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
1.今年一月十二日,天宝同志回康定以后,在“一•一四”炮轰派坚决响应毛主席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向甘孜报社夺权时,遭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的抵抗,天宝同志毫不含糊地给了炮轰派坚定有力的支持;在“一•一六”“1230”等保守组织围攻炮轰派联络总站人员,企图行凶杀人时,天宝同志挺身而出,同炮轰派战士并肩战斗,勇敢地保护了革命造反派;在“一•二五”炮轰派对甘孜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天宝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地支持炮轰派,同时,天宝同志以分区政委的身份,亲自打电话给分区领导同志,教育我们坚决站在炮轰派一边,支持炮轰派夺权的革命行动。但是,天宝同志这一系列光明磊落的革命行动,却被分区个别领导人认为是“支持右派”,“耍阴谋”,“企图保护自己”,因此不但拒绝了天宝同志的指示,而且公然站在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的保守组织“1230”、“黑联总”、“黑色公安”一边,迫不及待地指名反对天宝同志,反对炮轰派。这样,一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就完全站错了立场,颠倒了敌我。
2.一月二十八日泸定事件前,天宝同志曾经多次指示泸定县委领导人,要坚决支持泸定炮轰派,劝说农民回乡抓革命、促生产,防止坏人煽动群众,挑起武斗。在泸定县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景秀操纵的保守组织,泸定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欺骗蒙蔽不明真相的贫下中农,搞了假夺权之后,天宝同志又冒着生命危险,同康定炮轰派派一起前往泸定支持泸定炮轰派进行革命的“反夺权”。但是这些爱憎分明、勇敢坚定的革命行动却被分区个别负责人认为是和炮轰派“互相勾结”、“坐镇指挥”、“镇压贫下中农”、“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狂妄地向天宝同志发出所谓“警告信”,并在社会上公开散发。随后又把天宝同志打成所谓“炮轰派的幕后指挥”,把炮轰派诬蔑为他的“御用工具”,给他扣上所谓“泸定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等政治帽子,并于元月二十八日擅自派部队到泸定支持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搞的假夺权,镇压炮轰派,非法悍然拘捕天宝同志,从而制造了震动全省、闻名全国的泸定“一•二八”镇压炮轰派,迫害天宝同志的严重政治事件,长了资产阶级的志气,灭了无产阶级的威风。
3.二、三月份,在分区个别负责人的直接指挥下,一方面用军分区名义大量编印和翻印了“泸定反革命事件真相”、“泸定事件调查报告”、“康定‘一•二五’假夺权真相”和“告全国人民书”,天宝同志的所谓“十大罪状”等一系列诬蔑天宝同志和炮轰派的宣传品,甚至将一面抄来的匈牙利国旗,也诬蔑为天宝同志“分裂祖国”、“建立东藏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大造舆论,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使用各种宣传手段对天宝同志和炮轰派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同时,又炮制了一个所谓《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天宝罪行的综合报告(草稿)》材料,用军分区党委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上欺中央,下骗群众,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4.从一月二十九日天宝同志被非法监禁,到四月二十八日离开康定到北京的三个月中,在分区个别负责人的直接指使和纵容下,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1230”、“黑联总”、“黑色公安”,反复对天宝同志进行大小会围攻、斗争,并在围攻中进行了残酷的体罚和变相体罚,甚至抗拒十六条,公开在甘孜报上点名攻击天宝同志和炮轰派,与此同时,还对天宝同志的亲属进行迫害,天宝同志的弟弟石渠县县长更登降错同志,也遭到拘捕和残酷的围斗毒打,以致被迫害而死。尽管这样,天宝同志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相信党,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终于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获得了自由,重见了天日。
5.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以后,本应及时迅速地给炮轰派和天宝同志平反,但由于分区个别负责人对中央首长对天宝同志的态度,和军区张、梁首长对天宝同志的评价,以种种借口含糊其词、断章取义、玩弄花招,进行拖延,只承认组织上的错误,不承认政治立场上的错误,因此在“七五”公告中,根本未给天宝同志平反,对炮轰派的平反也很不彻底。结果又给我州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新的损失。
毛主席说:“只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主动了。越是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会被鬼缠住,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是得解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为了彻底纠正错误,肃清流毒,特郑重宣布:
一、原来用军分区和“黑联总”名义上报、下发的所谓天宝同志的“十大罪状”、《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天宝罪行的综合报告(草稿)》等等材料中,所谓天宝同志“反对毛主席,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是天宝同志在历次重大政治关头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党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表现很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忠于毛主席的好战士;所谓天宝同志“疯狂反对社会主义,瓦解集体经济,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把李廖死党及其在甘孜州的同伙的罪名强加在天宝同志头上的,而天宝同志则同他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天宝同志“大搞民族分裂活动,阴谋策划独立王国”,实际上是天宝同志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民族分裂言论和反动上层的反党言论,一贯进行坚决的斗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所谓天宝同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宗派主义”,实际上是天宝同志是李廖死党及其在甘孜州的同伙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宗派主义的受害者,而天宝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坚决地维护了毛主席的组织路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所谓天宝同志的“十大罪状”、《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天宝罪行的综合报告(草稿)》等等材料中的所谓罪行,不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造栽赃,就是尽情拼凑,歪曲夸大,无限上纲,因此,一律宣布作废,应予全盘否定。请革命组织、革命群众帮助我们将整天宝同志所有的黑材料,全部、彻底地进行清理焚烧。对于“十大罪状”、《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天宝罪行的综合报告(草稿)》等黑材料中强加给天宝同志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分区将另行印发材料,一一予以批驳,彻底肃清流毒。
二、把天宝同志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甘孜州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泸定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并在精神上、肉体上对天宝同志进行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摧残折磨,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其主要责任应由分区个别负责人承担。分区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在这一事件中,或者随声附和,或者没有抵制,也是有严重错误的,我们向毛主席、党中央承认错误,向炮轰派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再次检讨认错,向天宝同志赔礼道歉。
三、在全区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为天宝同志和炮轰派彻底平反的教育,彻底肃清分区个别负责人在前阶段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在部队中的流毒,发动全区部队指战员一齐动手,在全州城乡的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农牧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个为炮轰派和天宝同志彻底平反的宣传高潮,为天宝同志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
四、天宝同志是一位经过考验的革命领导干部,是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是我们军分区全体指战员的好政委。我们决心认真向天宝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字当头,英勇顽强地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密切联系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心连心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我们坚决支持天宝同志的一切革命行动,虚心接受天宝同志的正确领导,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党委和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及天宝同志的领导下,在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我们的“三支”、“两军”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五、誓同炮轰派一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彻底为天宝同志平反!坚决支持天宝同志的一切革命行动!
坚决站在炮轰派一边,同炮轰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号召,斗私,批修!掀起一个斗私、批修的新高潮!
牢牢掌握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斗争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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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高原谈毛远新军内职务的有关史实

贵刊37期《毛远新与他的母亲》一文(以下简称《毛》文),脱胎于马社香整理的《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一书。应该说,该访谈录在纠正、澄清了有关毛远新早年经历的一些不实传闻(如传说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毛远新发起组织)的同时,多多少少还是遗留了一些不真实的尾巴。如提及毛远新1966年初从哈军工毕业后,毛泽东“要他下部队当兵”,又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就这样,远新被分配到空军高炮部队一个最基层的班里当了战士。”

实际的情况是,1966年2月毛远新到空军,是分配至空军直属的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并非《毛》文所称“分到中越边境云南某地的山林中一个援越空军基地”,只是该师当时有部队在云南担负国土防空机动作战任务,却非援越任务)。所谓“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其实是空军第一个地空导弹师的对外番号,换言之,毛远新获分配的单位,是与他专业对口的地空导弹部队,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高炮部队。毛远新获分配的具体职务,是该师高炮独立第三营(该师没有团的建制,师下辖就是营)一连(制导连)三号车(指挥车,这台车是全营的指挥中枢)见习技师。见习技师属干部编制,排级,如果未取消军衔,大概就是个少尉。但无论如何,排级也是个“官”而不是“兵”,况且,这与“高炮部队一个最基层的班里当了战士”,可谓相差甚远。

黄葛云就毛远新去延边事提出一个问题

37期《昨天》陈益南文章里提到毛远新在文革中的一个情况:“当时,周总理命他去延边处理一件特殊事件,但不要以军人身份,而是用红卫兵名义……”但文章对毛远新是去处理一件什么“特殊事件”,没有具体说明,给读者留下一个很大的悬念。

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有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将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去电制止当地两派冲突的电报批给周恩来的批示:“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见该书第195页)该批示的注释说:“中共延边自治州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东北局、吉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明,十八日下午三时,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系统同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因为《延边日报》的接管问题发生武斗,已造成伤亡,规模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州委三次派出代表到双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均未成功。现在他们不信任州委,州委无法进行工作,事态发展又十分严重,急请中央文革给双方来电话或电报,制止冲突。”毛泽东在批示里明确将延边的一派群众组织定性为“反革命派”(不知他依据什么,延边州委的报告上并未对两派表现出褒贬偏向),这是比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将湖南“湘江风雷”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更早的一个镇压群众组织的批示,可谓“二月镇反”的先声。从毛的批示看,毛远新已经去延边工作了一个月,而且“那里大有起色”,那么,周恩来叫毛远新去处理的“特殊事件”到底是在此前“工作一个月”期间还是在毛这个批示之后?这段历史,不知谁能作出具体说明?

江致知谈重庆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文革回忆

从《昨天》37期得知,又有两部重庆文革的回忆录出版。其中一部为重庆大学毕业生所写。另外,此前的35期有何蜀写的原重大八一五勤务员黄顺义尽心尽力搜集该校武斗死难者资料的文章。我就想说说关于重庆大学的话题。
重庆是一座卓尔不群的城市,文革运动波涛汹涌,武斗打得惊天动地。而对文革的反思、研究,也有其突出之处。在不少学者、专家和业余研究者的努力下,有关重庆文革史的著述,亲历者的回忆录,近年不断现身于世。其中,工人造反派勤务员的回忆,已看到有反到底的李木森、八一五的黄荣华等人的回忆录问世。文艺界的有杨世元的口述回忆。相反的,重庆大学八一五这个运动初起时造反派的司令部、参谋部、宣传部、核心团体的勤务员们,还没有见到有回忆录出来。除原《815战报》周孜仁十来年前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透露了某些上层情况,郑志胜以基层普通成员身份写出了《武斗“尸长”忏悔录》(载《记忆》总第42期)外,其他情况外界都还不得而知。
尽管当年重大八一五名气很响,武斗中重大又死了27个大学生(其中二人是反到底派),这可能在全国高校中都是罕见的吧。但今天来看,在反思文革方面,重大还是远不及清华。清华两派的头头及骨干,例如孙怒涛、陆小宝、沈如槐、蒯大富、叶志江、周泉缨(一时想不全)等几乎都有回忆录出版或发表,而且都有相当高的水准。他们的某些观点,我不一定赞成,但许多有见地的认识是我望尘莫及的,我从他们的论述中吸取了不少的思想源泉。这有他们原有的基础素质高;当初在清华了解到的上层情况较多;后来又不断提高自己,眼界开阔,有了新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但我看最主要还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抱负和历史责任的担当。值得一提的是邱心伟、原蜀育整理的清华文革大事记,关键地方的时间,甚至精确到了分钟。他们的历史远见不能不使人叹为观止。以上资料大都是从《记忆》、《昨天》上看到的。我在网上看到,他们还有过许多交集,对回忆文革进行讨论、交流、补充、修改等,甚至当面提出批评指正。
重大、清华都是有名的理工科大学,都是所在城市领头的高等学府,都在文革初期中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年,重大八一五的勤务员们满怀着热诚和纯洁的信念,挑头造反,在文革前民众与官僚阶层之间的激烈矛盾中,代表了正义力量(道统),体现了他们的胆识。但文革后在反思历史上却不如人意,是否说明他们的思想认识退步了,精神消沉了呢?
重大如此,重庆当时“十二所大专院校”中的其他院校以及当时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几所军事院校就更不用说了(在《昨天》35期上才看到第一篇当年的军事院校学员写的回忆文章)。对此,我本来有点悲观。但看了《昨天》35、37期后,又觉得比较振奋。因为看到中学生的文革回忆已经较多地涌现出来了。35期节录的几篇原中学生的回忆,以及37期介绍的李正权的长篇回忆录,都值得重视。他们比大学生胆子大,少有大学生的世故心。对此,我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愿当年不管哪方面的群众组织的头头、骨干都能站出来,把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说出来,写出来,为文革史研究提供真实素材,为文革博物馆的修建添砖加瓦。因为这是历史付托给你们的,不容推辞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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