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三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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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7月30日第37期


本期目录

风云人物
陈益南 毛远新和他的母亲

书海泛舟
韩少功 革命后记（选读）
程 光 《邱会作家书》简介
周孜仁 永远的梦痕——《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序
黄肇炎 《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自序
黄肇炎 母校追打自己的毕业生（《嘉陵旧梦》选读）
何 蜀 刻骨铭心的回忆与反思——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序
李正权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后记
李正权 武斗队琐忆（《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选读）

编读往来
江致知谈35、36期
申纪宗谈36期
李正权谈35期中有关重庆武斗使用的武器
黄顺义对35期中一张照片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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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毛远新与他的母亲

陈益南

按如今的时髦说法，毛远新应是一个公众人物。
只是，他这个公众人物的历史轨迹，尚有很多不透明之处。
今年出版的《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一书，有一些文字使毛远新的许多以往经历得以展示于人。因为，朱旦华是毛远新的母亲，而访问母亲，不可能不涉及到她这个唯一的儿子。母亲谈儿子，无疑，相对会接近真实一些。

五岁多的孩子有三年多“狱龄”

朱旦华是浙江宁波人，原名姚秀霞，出生于1911年12月26日。她的父亲是一个经营布匹买卖的小商人，故而家境小有宽裕，吃穿不愁，还能供养子女上学。姚秀霞先后在宁波、上海上过小学、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其父生意破产，家境变得艰难起来，姚秀霞便转考免费的师范。1931年毕业后，在上海的务本女子中学里谋了一份教职。
1937年秋，已工作六年的姚秀霞，因经常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便被中共地下组织选中、安排去延安学习，并且为了使姚秀霞的家人，不致因她去延安被牵连遭罪，还让她改名为朱家农。到延安后，朱家农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朱家农被批准加入中共。不久，在陕北公学提前结业，派往新疆。在进军新疆途中，再次奉命改名为朱旦华。从此，朱旦华的历史，一直延续了72年，直到2010年5月29日驾鹤西去。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新疆，是军阀盛世才统治。投机政客盛世才为了长期稳坐“新疆王”的位子，便以极左面貌出现，搞起了联俄联共的把戏，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对抗南京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便应盛世才之邀，派去了大批干部，帮盛世才维持局面。朱旦华等人被派去新疆，就是这个大背景所致。
朱旦华被安排在新疆的迪化（乌鲁木齐）女子中学做教导主任，在工作中认识了毛泽民。当时，毛泽民是中共派到新疆、被盛世才任命的财政厅长，协助打理新疆财政。两年后，1940年5月，时年29岁的朱旦华与毛泽民结婚。1941年2月14日，毛远新出生。
婚后两年，风云突变。
1942年9月，盛世才决定重新投靠南京政府，便下令向中共在疆人员开刀，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在新疆的高级干部，包括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捕入狱。
朱旦华带着刚刚一岁半的毛远新，也被关进了牢房。
一年后，1943年9月，盛世才下令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三人。
因而，毛远新尚只有两岁半，就失去了父亲。
对此，朱旦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
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在盛世才的大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当时主政新疆的已不是盛世才，而是南京派来的张治中将军。张治中执行国共“双十协定”中关于国民党方面应释放在押中共人员的条款，朱旦华与毛远新才获释出狱。并与同时出狱的大人、小孩100多人，被送往了延安。
当时年仅五岁多的毛远新，却已有三年零九个月的“狱龄”。
到延安后，毛泽东派人接朱旦华母子到他那儿吃饭，也是认亲的意思。
这是毛远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随即，朱旦华将毛远新安排到延安的中央托儿所，自己则重新参加了党的工作。

生活在毛泽东身边

三年后，朱旦华随着解放军进了北京城，在全国妇联任干部科科长。
毛远新也就随着母亲，进入北京育英学校读书。育英学校于1948年始建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前身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学校，1949年随中央机关迁至北京。
由时在全国妇联的帅孟奇做介绍、邓颖超当证婚人，1949年6月，朱旦华与方志纯结为夫妻，并即随方志纯离开北京，去江西省工作。
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1924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曾是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31师师长兼政委，1949年被任命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做了江西省省长。朱旦华则在江西省妇联工作，先后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主任。
方志纯的前妻因病，在西柏坡期间逝世，遗有一女一子。朱旦华在带着毛远新的同时，也承担起抚育方家后代的任务。
1951年9月，朱旦华到北京全国妇联开会，带着毛远新去了。因为，已经十岁的毛远新，仍想回他熟悉的北京育英学校读书。朱旦华去了毛泽东家，将此事说了。起初，毛泽东不同意，说在他这儿，毛远新“会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故要朱旦华仍带毛远新回南昌。十岁的毛远新已稍懂些事了，为此他辩白说：“我又不住在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会是温室里的花朵？”一番话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在一旁的江青见了，认为毛泽东刚刚经历了失去毛岸英之痛，现在毛远新若能留在这里，对毛泽东的精神上也是个慰籍。何况，李讷也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半岁的堂弟。因此，江青就说服毛泽东留下了毛远新。
从1951年10月后，毛远新就生活在毛泽东的身边了。
但每年学校寒暑假，毛泽东便派人将毛远新送回南昌；而开学时，则又由方志纯派人送去北京。
1955年中共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朱旦华想寄些钱到北京，以作毛远新的生活费，但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孩子。”
毛远新的六年中学，都是在北京101中学上的。
高中毕业后，毛远新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年后，他从清华转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原本高中毕业时，101中学就准备保送毛远新去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毛泽东得知后，怀疑这个保送是对干部子弟的照顾，故不赞成。他对毛远新激将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我看你是怕自己考不上，就选择保送的吧？”
毛远新果然被激发，他横下心来，对他的伯父说：“那好，我不上哈军工了，你说哪所大学最难考，我自己去考！”
毛泽东说：恐怕要算北大、清华吧。
毛远新就赌气说：那我就报考清华大学，不信考不上！
这样，毛远新便考进了清华大学。
但赌气归赌气，毛远新的心里却还是想上哈军工。因为有了已考上清华大学的本钱，所以，后来毛泽东也同意他去转读哈军工了。
不知毛远新是何时成为中共党员的，反正他到哈军工后，年年都被校方评为“优秀党员”。（左图：1960年毛远新与母亲朱旦华在中南海合影。）
对此，毛远新的家庭背景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毛远新个人的努力，想必也还是有的。因为，哈军工学生中，许多人都是响当当的高干子弟，却也并非都是能成为“五好学员”、“优秀党员”的。更有甚者，陈再道上将的一个儿子，在哈军工读书时，因其个人表现太差，还被开除送劳教了。
1964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正逢学校放暑假，毛泽东要毛远新也去。毛远新就直接从哈尔滨去了北戴河，到那里陪毛泽东游泳、散步。
其间，毛泽东给了毛远新一本刚出版不久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小册子（单行本），要他学习。并且，毛泽东就《九评》中的内容，还向毛远新进行了很多讲解。随后，毛泽东要毛远新做一件事：回北京后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汇报请示，传达毛泽东的一个意见，让哈军工全体人员下农村，搞一期“四清”。
8月底，毛远新随毛泽东回北京后，就遵嘱向罗瑞卿汇报请示。中央军委开会后决定，干脆要毛远新回哈军工后，由他向学校领导传达。
哈军工的领导，对此自然非常重视。在听完毛远新的传达后，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领导，还请毛远新吃饭。在饭桌旁，更不断向毛远新打听毛泽东做这个决定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围绕这个决定，还说了些什么？席间，毛远新也就将毛泽东在北戴河向他讲解《九评》的内容，之中涉及到教育革命与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谈话，向哈军工的领导作了复述。
学院领导在要他复述毛泽东的一些讲话时，安排了秘书、干事在一旁作了详细记录。事后，哈军工政治部就此整理了一个《谈话纪要》，上报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则又将此《谈话纪要》形成了一个正式文件，上报给中央军委，请示让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干脆都像哈军工一样，下农村搞一期“四清”。最后，中央军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这个请示。这个《谈话纪要》又以中央军委的文件，返回到哈军工进行传达。
不过，毛远新是后来从系主任戴其萼口中才知道这个过程的。
由此，毛远新的这个《谈话纪要》，在不久后即开始的文革时期，成为了一个著名讲话，传遍了中国。

从周恩来的联络员到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在哈军工本应是1966年7月毕业，但由于当时下乡搞“四清”，未搞毕业设计，所以提前在1月份就毕业了。毕业分配工作时，学院原准备将毛远新分到七机部的研究机构，但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因为，毛泽东要毛远新下到部队去。
毛远新学的专业是防空导弹地面控制系统，因而，他便被分到了空军。时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与政委余立金还决定，让毛远新留在空军司令部机关当参谋。对此，又遭到毛泽东的反对。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
毛远新顶了一句：“参谋算什么官？比芝麻粒还小。”
毛泽东听后也笑了，不过他还是说：“我是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战士……有了基层带兵的经验，再考虑到机关当参谋。”
这样，毛远新便被分到中越边境云南某地的山林中一个援越空军基地。
毛远新到部队没搞几个月，文革运动开始了。
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将毛远新从部队调回北京，让他做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名联络员，具体负责与东北三省的联络工作。这份工作做了一年多，到1968年5月时，周总理又通知27岁的毛远新，中央已决定，他不再担任总理联络员，而是被任命为刚成立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排名第六的副主任。后来，又成为了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
自1968年5月起，毛远新便在文革中的辽宁省做了七年多的省级领导。在这期间，辽宁省发生了杀害张志新这一后来震惊全国的惨烈案件。无疑，作为省委副书记之一的毛远新，确也有洗脱不了的罪责干系。但说这件悲剧的发生，全因毛远新一个人所致，似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1975年9月，毛泽东又将毛远新调离辽宁，让他到自己身边，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毛远新也被捕入狱，开始了其人生第二次、而长达十多年的铁窗生涯。
毛远新的文革十年历程，大体上是三个阶段：以做周恩来联络员起始、而以当毛泽东的联络员告终，中间七年，则在辽宁做了一任“封疆大吏”。

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真实关系

文革中，有一张著名传单流传全国，那就是毛远新写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这张传单上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66年12月11日。
因此，很多人看到这份传单后，便认为毛远新是哈军工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或领袖。
毛远新不是已经毕业近一年、并且已是在云南的援越空军基地的现役军人了吗？他怎么又成了军事院校哈军工的造反派红卫兵了呢？
的确，毛远新是参加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但他不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或领袖，甚至也不是这个造反组织的骨干。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1966年8月3日成立的，而毛远新却在8月中旬才从云南部队返回北京。因而，红色造反团的成立与他无关。
毛远新到北京后，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做了周恩来的联络员。到他写出《我为什么要参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时，则已是红色造反团成立有四个月之后（12月11日）的事了！
但是，已是军人的毛远新，为何又要参加红色造反团、并将此事公之于世呢？
一则，毛远新的确是支持母校的红色造反团闹造反的，所以，他在文章中毫不隐讳这点。第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红色造反团红卫兵的身份，去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一件重要特殊任务。
当时，周总理命他去延边处理一件特殊事件，但不要以军人身份，而是用红卫兵名义，以避免某些麻烦而有利工作进行。这样，他就找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弄了袖章、证件，并以红色造反团成员、化名“周进”的身份，去处理延边那件事。此事之后，则与红色造反团再没有什么实质联系了。
虽然，后来毛远新在1967年1月20日与3月8日，又先后给红色造反团写过《给全团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必须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两篇大字报，但那不过是他在北京对哈军工造反的同学们表现出的一种战略性理论性的关心而已。实际上，由于当时毛远新所处的地位与工作性质，他也不可能真的与红色造反团的同学们“战斗在一起”。
毛远新后来告诉他的母亲，他与红色造反团的关系，“仅仅只有三天”。
是一个利用袖章、证件的关系。

当母亲成为“叛徒”

文革中，毛远新遇到的令他最尴尬的事，就是他到处鼓吹造反、支持造反，而他的母亲朱旦华，却在江西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
1967年3月，所谓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被中央认定。历史上原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在国民党狱中办了假自首手续，用此特殊方式得以出狱的六十一位中共干部，被文革时的中央，重新定性，诬为“叛徒集团”。这样一来，凡是原来曾从国民党监牢里活着出来的中共党员，都有了成为叛徒的嫌疑。
1967年底或1968年初的一天，汪东兴通知毛远新，说毛泽东要见他。跟着汪东兴，毛远新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毛泽东在那儿告诉他：“中央专案组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根据查到的档案证明，1946年从新疆回到延安的人都叛变了，包括你的母亲朱旦华和方志纯。中央已经决定正式立案审查。”
毛远新一听，当即就懵了，心里很紧张，就问：“那我呢？我也是新疆监狱里出来的。”
毛泽东说：“你一个娃娃，小萝卜头，没有你什么事。”
谈话结束出来时，汪东兴正在值班室等他。
汪东兴说：“前天中央碰头会正式决定立案审查新疆一案。我向主席建议是不是给你打个招呼，主席就要我找你来。按党的组织原则，你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毛远新点点头。
汪东兴又说：“你一定要服从中央决定，和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考验。”
随即，汪东兴又拿出一包材料，要毛远新回去认真看看。
毛远新到自己的住处，打开那包材料看，全是江西一些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方志纯的材料，其中有宣称方志纯是叛徒的材料，但没有毛远新最想知道的新疆一案的具体材料。
过了几个月，1968年5月，周恩来总理将毛远新找了去，说：“中央决定你去辽宁工作，不再继续担任联络员。”并将一份刚印出来的中央文件递给他。那是中央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文件中指明毛远新作为军队参加革委会的代表，担任副主任。
在那份文件中，点名批判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原因就是马明方是新疆监狱里出来的，被诬为叛徒。毛远新连忙对周总理说：“中央要我去辽宁工作，在辽宁又点名批判马明方是叛徒，我也是跟马明方一起从新疆监狱里出来的，我怎么办？”
毛远新这里说的是马明方，实际上他想到的是其母亲朱旦华与继父方志纯。
周总理想了想，说：“这样吧，在讨论有关涉及新疆问题的干部时，你都实行回避。”
随后，周总理又笑着说：“其实，你到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娃娃，送进了中央托儿所嘛 ，没有你的事。”
1967年冬，方志纯因1935年时被国民党抓捕一事、以及所谓新疆叛徒问题，被隔离审查。不久，1968年1月，朱旦华也遭到同样的噩运。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逼迫朱旦华，要她交待所谓“签署反共宣言”出狱的问题。朱旦华当然不承认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于是“审查”便成为她长期面对的“待遇”了。
1968年10月，朱旦华进入江西省革委会集训队一队，成为一个被重点监督的对象，本队的两个女人寸步不离地监督她，朱旦华走到哪，她们便跟到哪。如果不经监管人员允许，她便不能去任何地方，甚至连厕所也不能上。同时，“冻结”了朱旦华的工资，每个月只发给她生活费三十元。
集训队地处高安县的向阳农场等地，实质就是一个超越法律的专案审查场所。朱旦华在那儿每天除了从事养猪等农活外，就是接受无休止的审问与大会小会批斗，被逼交待子虚乌有的问题，没有交待，就批斗，甚至要跪着接受批判。
集训队的日子一直到1972年1月才结束。集训队官方宣布解除对朱旦华的审查，下放到安福县针织厂劳动。

母亲平反，儿子入狱

1975年10月，中央办公厅10号文件，终于不得不承认，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并不存在，马明方、方志纯、朱旦华等回到延安的100多人，都没有自首叛变！
1980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再次发文，为这个因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受害的所有同志，全部、彻底予以平反。
这样，方志纯、朱旦华便在1975年8月，先后被江西省委宣布恢复党籍、公职、补发工资。
历经八年的恶梦，总算结束了。
然而，当朱旦华有幸摆脱恶梦，母子间久别的天伦之乐尚不及重温之际，她的儿子毛远新，却加速滑向人生的巨大深渊……
1975年9月，毛远新被调离辽宁，到北京做了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
一年后，“四人帮”倒台，毛远新也被逮捕。1986年，被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17年有期徒刑（从1976年10月起算刑期）。
因此，朱旦华与她唯一的儿子之间，八年之后，又是十几年的隔绝。
1978年6月，朱旦华重新回到她原来的工作岗位，仍然担任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
1983年，朱旦华被任命为省政协副主席。
1988年，年已八十多的朱旦华，上书国家主席杨尚昆，说她的儿子已被关押十多年，且在监狱中，身体不好，希望能让他出来治病。
杨主席很快批示：“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
由此，毛远新便得以在1989年3月被批准保外就医，从秦城回到了南昌的母亲身旁。
时年48岁的毛远新，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终于在母亲身边获得了安稳的生活，并且，得以能对年迈的老人以尽儿子的孝道。
1993年9月，毛远新的刑期已满，从而被正式予以释放，并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实”。八年后，毛远新从工作单位退休，全心照顾亲人，享受天伦。
1993年7月，方志纯在江西医院病逝。事后，遵方志纯遗愿，朱旦华亲自将方志纯的骨灰，送往他的家乡江西弋阳县湖塘村，安葬于故土。
1997年，朱旦华办理了离休。
十三年后，2010年5月，朱旦华也走了，病逝于江西人民医院，高寿99岁。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在她的晚年，还能有21年的光阴，可以让儿子在身边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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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革命后记（选读）

韩少功

按：本篇摘自作者对文革历史研究多年的随笔体长篇专著《革命后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冷藏的话题

一堂课开始了。几位身份不明的人闯进教室，与老师先是口舌相争，继而动手动脚，闹得现场一片混乱，直至校内其它职员赶来恢复秩序。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当老师要求学生们动笔记录刚才一幕，提供一份目击证词，结果却五花八门。谁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是谁先骂人，是谁先动手，是谁站在这个位置，是谁捶了桌子或扔了课本……大家对每一个细节都说法有异，难有统一的记忆。
老师微笑了：同学们，知道吗？这就是历史。
原来，这不过是历史老师精心设计的第一课，也是后来广为传说的经典案例。老师的大意是这样：如果一件事发生后不过几分钟，一群目击者的记忆也歧义丛生，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哪一种记录更接近真实？如果现场记忆一开始都难免误差，那么所谓历史，由一些非目击者们书写于现场的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之外，书写于现场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后，就那样可靠？由非在场者们一再引用、转述、推论、发挥的大部头，经过复制和再复制，加工和再加工，转换和再转换，就不会是一堆以讹传讹的流言蜚语？
这也是我的困难。
作为在场者之一，越来越少的“文革”亲历人之一，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比如他们觉得红卫兵步行串联特有趣，那不就是“驴友”探险吗？他们觉得知青下乡也特来劲儿，那不就是真人秀的“魔鬼训练”吗？他们甚至觉得子弹横飞的武斗够爽，够刺激，嘿，那时候“军迷”玩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们曾认定革命样板戏就是文化领域人民主权的神圣标志，红卫兵挎上驳壳枪就是最彻底的解放，工人赶走厂长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1990年代的一天，我就与一位意大利女士反复争辩，希望她到中国走一走后再写论文。当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国官员的振振有词：“你以为现在还是文革？你们还想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面对任何犯上不敬之举，面对任何前来据理力争的工人、学生、教授、市民，都可以拿出这一撒手锏。在他们那里，噩梦一去不复还，谢天谢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口号已成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收红包和笑纳信用卡。没有“文革”的日子，就是他们永远脑满肠肥和颐指气使的天堂，大人们的永固江山不容搅扰。
问题是，这些人的“文革”印象错在哪里？凭什么我就认为自己的“文革”记忆比他们的更可靠？凭什么我能相信自己的记忆不是另一种瞎子摸象，在这里的饶舌不是以白诋青、以宫笑角，五十步笑百步？
甚至不会是一堆以讹传讹的流言蜚语？
“文革”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后的有关争议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缓，而是更烈；不是更精确化，而是更口水化……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难度。
因供职《天涯》杂志的关系，我曾结识不少活跃的学者和作家，发现“文革”几成他们的心结，是他们不愿谈、谈不清、一谈就七零八落的话题。北大教授戴锦华曾私下里感叹：她与外国同行说中国，什么事都好说，只有两块最棘手，“文革”即其中之一。在另一方面，右翼看似统一，却也是裂痕暗布，比如应否承认“文革”中的“人民文革”，这一问题上的点头派（杨小凯、郑义、朱学勤等），一直遭到摇头派（徐友渔、徐贲等）的鸣鼓而攻。
漫长的历史长卷里，空缺和悬案其实比比皆是，并不是所有事都能真相大白。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过是时过境迁后淡忘了，模糊了，消散了，被其它话题淹没了，甚至是当事人一代统统死光后就无需再说——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靠时间来取消问题，靠人口减员给大脑减负。
这也是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积极的遗忘”一说应有之义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有多少秘密深埋在广袤大地之下，无法知道历史长卷是否更像一张破网。项羽是否真烧了一个阿房宫，欧洲“圣殿骑士团”是否真留下了宝藏，伊利亚特战争是否起因于争夺一位美女……这些事也够大的，牵涉到苦难和血泪。但如果不是吃饱了撑的，眼下大概不会有人大举较真，投入巨资和团队，一定要挖个水落石出。
还有很多问题，虽未被时间取消，却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因“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落到现实的语境时便受制于言说者们的生存处境、利益背景、阅历准备、知识成见、时代风尚、媒体影响乃至个人情绪，被各种现实因素所选择，所牵引，所挤压，一步步变形，最终被搅成一团乱麻，造成深刻而持久的社会分裂。“文革”好像就是这样。我的一位老邻居，白天想起当年禁麻将就骂“文革”；晚上想起当年同厂长工资差不多又赞“文革”。同是这一位爷，在歌厅里不熟周杰伦、刘德华只好大唱红歌，进茶馆闲聊时同某个家伙抬杠，或情不自禁模仿某位文化偶像，又可能大骂自己刚唱的“烂歌”——你没法同他较真。不难看出，一位退休师傅身上也伏有多部“当代史”和多个“小姑娘”，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换句话说，先哲们假定的那种认识风范，不被任何私利和情绪玷污的学习态度：每个人都温良，都审慎，都稳定，背着小手和眨着大眼，公正得像一个萌态可掬的上帝，理智得像一块无欲无念的芯片，于是说话必有据，说话必从理，说话必见贤思齐，于是事情越辩越明，大家最终不难在辉煌的真理圣殿欢聚一堂……这种理想一再出现于传说，一再成为知识供应者的承诺，在实际生活中却总是七折八扣——特别是在一个话题被利益和情绪劫持太久以后。
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划定“文革”讨论禁区，也许出于防乱避险的权宜。面对数亿人的派别裂痕，事由各异的普遍伤痛，如果不想在伤口撒盐，不想给余火浇油，不想把某些群体或所有群体再伤一次，那么暂时冷藏“文革”话题，粗线条划定舆论口径，动员民众“一切向前看”，大概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谁都有两难的时候。谁都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经验。为避免社会分裂和谋求政治减压，美国人也曾以法案形式搁置过“抽屉问题” ，待条件成熟后再摆上桌面。欧洲人在种族、排犹主义等敏感话题上也一直绷紧神经，封杀异议，绝无自由。在那里，谁愿意丢饭碗，敢像日本右翼挑剔南京大屠杀数据一样，去挑剔一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有关故事？谁愿意吃官司，敢像某些国人为汪精卫翻案一样 ，去为德国纳粹和法国贝当政府抱屈？
从长远看，暂时冷藏问题，把争议扫到地毯下去，也会留下隐患。“文革”是整整一两代人的人生经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留下了哪些教训，并未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更未积累成公众的思想财富。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后半场，“文革”的空白化、标签化、混乱化，相当于一种自我理解的残障，也必然对整个国情的理解造成迷茫，扰乱人们前行的视线。“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却出现在西方。”这一说法怎么说也不能让中国人很有面子。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教授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学”课程，前去选修的学生达千人之众，人气飚升，热浪叠起，以至这门课后来一直很叫座。较之与国内媒体对“文革”的闪灼其词，较之于“文革”资料在中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大量锁入秘库，有关“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石沉大海，西方那些国家里有关著作车载斗量，有关专家明星辈出，迅速形成了一种知识强势。在很多人看来，这也陷国人于道德窘境，与日本右翼势力对待二战的态度相去不远。《上海生死劫》《鸿》《革命之子》等纪实作品，出自“文革”后最初进入西方的一些国人，当然多是磨难较多的知识精英——纷纷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被不少大学指定为必读书目，无疑是这个强势的开局。其中《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我的大学同学，与我一道步行纽约时，常被陌生的美国读者招呼，攀谈，诚邀合影。用他的话来说，鲁迅在美国的名气，不及他万分之一。
据我后来在美国所知，这种说法并不是他吹牛。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革学”相当于中国原料加西方技术，相当于国人的某种记忆外包和知识信托，把脑袋搁在人家的肩上。一个巨大的知识产业，经“出口转内销”和“内销转出口”各种渠道，历三十多年发育成长，在中、西之间一再获得循环增值和双向扩张，最终以散件进口境内整装的方式，悄悄渗入国内的讲坛、沙龙、网络、出版业以及街头私议。很多国人的思想胃口和意见市场，被这一产业完全接管。
不管怎么说，这是国内知识界的一笔巨额欠账。
一个制造品的出口大国，却长期依赖知识与思想的进口，终究不太正常。作为富有红色经验的大国，又是学术、文学、教育、出版的投入大国，俄国和中国远比众多欧亚小国更有思考责任，如不偿还这一笔欠账，实是天理不容。

宫廷化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前面提到的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细心梳理了“文革”的过程和原因，最终确认“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他在书中另一处总结，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 。
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定调大体接近，正如“彻底否定‘文革’”的官方结论与西方主流说法大体重合。具有官修史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出版，也认为在“文革”发生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近些年来，国内少数几本获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等，均持类似观点。这些书中提到悲剧发生的原因，如“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所受到的惩罚”，当然也是意指毛泽东。
这样看来：
一是个人问题。
二是认识问题。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一，如果毛泽东的位置上换了别人（不妨设想疾病、车祸、政变等事故导致换人），“文革”就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没有毛泽东的地方，“文革”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什么机会。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他认识错误，如果他脑子好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一点，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能读懂德文原著，或智商再提高20或30，事情就不会那样。如果他脑子里多一点自由主义（右翼所愿），多一点孔孟儒学（新儒家所愿），甚至多一点解构主义、犹太教、绿色思潮、计算机原理、重金属摇滚乐……事情大概也都不会那样。在不少人眼里，那种情况下的中国就可跳过十年或三十年，从1949直接切换到1978，甚至直通1980年代的欧美，脱下草鞋，开上法拉利；丢下窝头，换上人头马，私塾弟子们立即读上了《华尔街日报》。
这种历史偶然论是否太过虚玄？是不是一种变体的个人崇拜？
说实话，我也好奇红墙内幕，相信领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怀疑“文革”只是数亿人运气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签，是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心梗致死，是一个人头脑里的古怪念头耽误了大家整整数十年。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作者们还说些什么。可惜的是，追责到此为止，谜底似已揭开，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已能交代得过去。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绝对威权，考虑到他在集权体制下的一言九鼎和威震八方，他当然对事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说并不为错。把很多错误记在他名下，这样说也大体不差，特别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也许够了。问题是，这里的错误是指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长官经济、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权灾难等，即中国语境里的“极左”。这种极左并非中国特产。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些没有毛泽东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舆论起劲儿反毛、反华的地方，火烧毛泽东画像和把核弹头瞄准中国的地方，上述错误也大同小异地层出不穷，诸多故事让中国人十分眼熟——这正是我当年决定翻译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因，大概也是这本书热销的主因。
那么，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一个不落地分派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让他们的个人问题和认识问题一齐发作，让诸多下下签一齐生效，从而造成了红色阵营普遍的失误和重挫？一个短路点就在这里：如果承认那些地方也有极左，那么极左就与毛泽东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关联；如果认定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那么上述国家的类似情况就来历不明，殊可奇怪，与“文革”扯不上近似值与亲缘性。国人们纯属有目无珠。
我们该往哪边说？
其实，这种毛泽东的“群发现象”不仅出现在境外，也出现在境内。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之妻，王光美亲历过不少高层内情。她饱经磨难，劫后余生，但家中一直悬挂着毛泽东与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听说毛泽东的女儿病了，她联系医院寻访名医，去对方家里帮助打理家务，事后还把毛、刘两家的孩子们悉数召来，一起欢度大年除夕——这样的合家欢后来一再重现。她的道理是，账不该算在某个人的头上。用她的话来说：“‘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
“那些人”当然是指一大批，遍布各地、各业、各级的大小推手，包括各个推手下面同样“管不住”的若干人。撇开其中的恶棍，就连很多不幸的蒙难者，真诚的革命者，运动的诸多攻击对象，如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其实也不时闪灼毛泽东的影子，有点“小号毛泽东”或“疑似毛泽东”的味道，分享了某种共同气质。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人也曾极左，至少是不乏偏左、易左、防左无力的思想特点。陈云在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时强调：“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 邓小平对外宾坦承：“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 。” 这是一种谦逊之词？还是一种宽容之态？如果看一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有关彭德怀一案的表态，在不少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便可知他们后来的反省事出有因。如果再看一看刘少奇主持1948年解放区土改、1965年农村社教时的史实……后人还不难发现，当某些极左倾向冒头，倒是毛泽东表现出质疑、审慎、诘难、劝阻、反对，甚至彻夜难眠和破口大骂。这样的事例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很多时候他对同事们“打击面过宽”的严词纠正，同样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打击面过宽”是一种含蓄的公文语言，对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恐吓、羞辱、拘禁、抄家、失业、离婚、私刑、死亡——这分明是“文革”相似形，“文革”初级版。因此“文革”并非1966年突然砸在天安门的一个天上怪物，而是从历史深处慢慢长出来的政治肿瘤，不过是毛泽东所反对的这些错误，与他所赞成和推动的错误，相克相生，纠缠错杂，交叉感染，反复震荡，最终滑向了天下大乱。这一段乱纷纷的往事怎能不让王光美这样的过来人千回百结！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很久以来，我们多是从众多史学著作和传记影片中熟悉这些人物的。我们看他们如何口授机宜，沉思踱步，激情演说，计上心头，妙语博笑，指挥千军万马，接受万众欢呼，让秘书、警卫员、参谋长、同盟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或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很容易相信他们无所不能，一个指头就能拨动历史。他们的一台电话机和一枝铅笔几乎就是历史的全部秘密。出于趣味的考虑，出于体例的传统，或出于政治外行的浅见，一些文艺青年出身的制作者，很少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的身不由己，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他们妥协的加减乘除，看到他们想做的事做不成，不想做的事却偏偏成了，想做成甲的事不知为何竟做成了乙……“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诗句）这种深刻的感悟不大进入这些作品成为具体描写和生动形象。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部领袖史。
这种文本诚然记录了部分真实，如同大脑指挥四肢的真实，却不明白躯体也反过来制约和决定大脑——大象的身上是不可能长出一个猴子脑袋的。退一步说，即使大象身上成功嫁接了另一个脑袋，也不大可能使象腿变成鸟翼，变成鱼翅，变成鸡爪。相反，只要大象的庞大身躯和五脏六腑依旧，大象所依存的气候、地理、物产、天敌等生存环境因素依旧，一个哪怕成功移植的猴子脑袋，还是很可能长出长鼻子和大耳朵。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推想：为什么唐太宗再开明也不可能签署中国的自由宪章，为什么拿破仑再强霸也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苏丹，为什么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简上创立后现代主义……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不是可以随意装来装去的脑袋。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也流产或夭折英雄。他们的大有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历史大势与合力的产物。
领袖史（俗称为帝王将相史）夸大个人作用，充满太多花哨的宫廷故事和偶然情节，却容易让人们舍大求小，放过对制度与文化的检讨。
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自得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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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邱会作家书》简介

程 光

按：《邱会作家书》，程光编注，香港，明镜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一版。

2014年4月是我的父亲邱会作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日子前，我整理他留下来的文字和遗物，感慨万分。我决定以父亲1981年出狱后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为主，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亲写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迹、经他修改审定的录音记录等，以影印版的形式汇集成书，编成了一部《邱会作家书——写给儿子程光的二十三封信及其它》以作纪念，现已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因为许多读者还没有看到书，希望了解有关书的情况，特作如下简介。

书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前几年，一批文革期间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相关史料面世了，这无疑对中共党史、国史是一个重要事情。有资深学者称：研究文革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继出版的回忆录及相关史料）。现在出版的《邱会作家书》，是“吴李邱时代”的产物，是他们回忆录的延续、扩展和深入。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更加细化、深化。而且这些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文字整理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出现的，显示了它所承载那些忆述、谈话的真实性、可信性。如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被偷带出来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审判，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父亲出狱后写的回忆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家书》98页、206页），忆述了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和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非常珍贵。而父亲的回忆稿《初到北京工作》（《家书》325页），忆述了1956年全国“肃反运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彭德怀领导批判刘伯承、粟裕等人的情况。有关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非常稀少，所以它有着相当的价值。
还有，它如实记载了公审后主要当事人的真实状况。它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过去，对“反右”斗争有记述，对运动后“右派”处理、悲惨遭遇的忆述，进一步揭示了“反右”斗争的本质。而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被打倒后的遭遇，千万普通家庭苦难的记述，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对父亲他们的情况却少有触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敏感问题”。这次《家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一个历史上不应缺失的空白。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
其一、公审后把父亲安置到西安，继续让他过着艰苦、屈辱、某些条件甚至还不如监狱的生活。以至于父亲在要求改善生活无果的情况下，说吃不消这样的“保外就医”，要求回到秦城监狱去。
我当初以为那样待他，是文革恶习的延续，很快会被纠正，但没有想到一直维持着。父亲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直到快去世前，不得不让子女帮着养老（《家书》261页）。
对此父亲很感慨：原本是领袖和党的错误，他们已经代之承担了责任，被关了十年。你们认为整得够了，安置了，就是把老账结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功劳了，总不能不承认吧？应当让我生活过得去，有点做人的起码尊严吧？！那就不应当再羞辱我，在生活上难为我，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过日子。一个政治家，当权了，要豁达大度一些，不可以这样小肚鸡肠！再说，羞辱了你的政治对手，就是羞辱你自己。
其二，对家属仍然进行株连。父亲出狱后发现，我们亲属子女们都还在株连的困境中挣扎，特别是我母亲，还被加重了处罚。在父亲的家信中，有好多封都是为“营救”我母亲在设法努力。父亲说：我被扣上那么大的“反革命帽子”，才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而胡敏却变相地被判了“无期徒刑”。我都被放出来，自由了，可她还没有解脱。这不是故意整人，不是政治报复，又是什么？！
我的祖母，一个当年在中央苏区支持红军作战、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的苏维埃模范，这么一个农村老太太，居然“九一三”之后在医院里被停医停药活活饿死，而我的叔父也被迫害致死（《家书》174页）。这可是两条人命呀！却没有人过问。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株连那套东西是文革造成的，是“四人帮”搞的。可是“四人帮”早抓了，文革结束好些年了，这种整人还在搞，而且有些人搞得很起劲，变本加厉。这只能令人思考体制本身和意识形态中深层次的原因了。
父亲说了一句话很是让我记得，“维持一个冤案，比制造一个冤案祸害人更多！”他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好多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习惯。文化大革命以来，坏习惯坏风气在膨胀和扩大。就干部政策来说，整了一个领导干部，还要整他老婆，整他的父母，整他的子女，就连我们家八十岁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甚至婴儿也不放过。现在搞批判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应当纠正的东西太多了，要恢复的好传统也太多了，但是有些人只是对政治报复感兴趣，对于彻底否定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嘴上叫得很响，实际上并不想认真去做。
其三：继续对父亲他们进行监管，直到他去世前。1987年父亲有期徒刑到期之时，他本以为要解除监管恢复公民权利了，没想到对他却是“维持原状”。父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说这么干，就把所谓的“依法行事”的面纱揭下来了。这里哪还有什么真实意义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父亲进行了抗争，给中共中央赵紫阳总书记写信求救（《家书》169页）。之后，父亲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政治上并无松动。在他去世时，中纪委发文规定了“六不准”（不准发消息，不准举行任何形式悼念、不准发讣告等），甚至连父亲遗像上都不许对他有正常的称谓。对人如此严酷，去世了还要剥夺他和家属的公民权利，监查管束他的后事办理。如果不是读者从《家书》中的文字和相片看到这些，怕是难以置信。
《家书》在披露阴暗的同时，也记载着光明和善良。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的人很多，有普通老百姓，有老同志老干部。父亲的一些原来的老领导去世了，可他们的子女还在帮助他，向上反映情况，为其奔走。后来，父亲居住的西安干休所工作人员，虽然无法改变大格局，但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给予父亲好的照顾。最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前后两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在他们主政时，关心爱护父亲。胡耀邦直接批示，让我母亲结束“终生劳改”，返京复查。他还为我们子女解除株连进行了多次指示，加以催办。赵紫阳曾直接关心过我们子女，解决过因受株连而产生的生活和工作困难。父亲刑期结束，还要被继续非法监管之时，向赵总书记写了信，抗议对他“维持原状”的苛待。不久之后，父亲的“人事关系”从省公安厅监管部门转到省委老干部管理局，他住进了干休所，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坚持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力推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固然会名垂青史。而他们对父亲这些人的处理，努力想改变之前的不当，待人的宽厚坦荡，也是一种历史，应当把这些告诉人们。

书中汇集了不少对历史事件不同寻常的见解

研究历史，不仅要依据事实，而且需要对它们研究、分析、考证。其中，当事人对事件、人物的看法、理解和判断，不管是他那时的想法，还是事后的反思，也很重要。一定要记录下来，进行研究。这一点，过去有时被忽视。不是说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吴李邱”时代吗？应当对已有的和新披露的史实解读，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吴、李、邱本人自己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宝贵的历史。从目前我的了解，父亲留下这方面的东西最多，他作为当事人在历史现场，有些在别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细心观察、思考，剖析出深层次的原因。凭借它们，有时会对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人物动机的分析，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比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通常归咎于林彪有野心。而父亲说，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着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了林彪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
又如，毛主席自庐山会议后，为何对林彪步步紧逼，“亲密战友”反目为仇。传统解释是党内路线斗争，林彪要“谋反夺权”。但父亲不那样看，认为：毛对林的问题，简单来说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要”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因为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方面。（《家书》275页）。父亲的话言简意赅，却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执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历史上党内那么多“路线争斗”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是这样。后来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某一个人高居在党和国家法定的最高领导之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本是文化大革命的弊病，可是后来却继承了这个毛病。
又如，对“九一三”所谓的“军事政变”。父亲在本书里的一篇讲话《谈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说了八点不可能的理由，依据的是他在现场参加中央政治局处理该事件时的经过和观察。我相信读者看了以后会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家书》278-281页）。
“军事政变”，这个结束了父亲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审他之前居然没有正面询问过他，后来公审当庭也没审问他，却以此定了他大罪。他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81年公审的10年间，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为什么不公布呢？！如果有这个材料，这是打击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后来，我看了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论”，这个能够是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纲领吗？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见，他还是一种意见呀！“天才论”的见解，即使林彪说了100次，也还是一种见解呀！说这些就是武装政变的纲领，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书》281页）。
再如，对“九一三事件”牵涉人员的处理，毛泽东为什么在情况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要定案，打击了一大片。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为何执意如此？父亲回忆了发生“九一三事件”后一次政治局会上的场景：毛主席要汪东兴回福建厅的时候要传达一句话，就是“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我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他“帮了一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林彪头上了。这就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逻辑，也是主题思想吧！（《家书》317页）。

书中反映出父亲的思想有一个变化过程

《家书》中反映出父亲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见解有一个变化过程，比如对文化大革命，变化就很明显。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紧紧地连在一起，父亲说他决不会去“反毛”，去否定它。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摧残，说起来义愤填膺、痛恨不已，但他坚持认为文革是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而非简单的高层权力内斗。它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和存在的理由。
父亲反对把那段历史采取完全割断的“一笔勾销的办法”去否定。他对历史和现实不停地反思，越是晚年，他的思想越是成熟。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声称“不否定”，变成了批判地总结，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父亲说：毛主席最大的错误是搞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为了坚持文化大革命，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主义”。但这是不可能的呀！你把国家都搞乱了，把中国都搞坏了，你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马列主义政党？！领袖本人正面作用很大，反面作用也很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过程中，他是正确的，你看他起的作用多大呀！文化大革命他是不正确的，你看他的反面作用多大呀。毛主席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间在他一生中到底还是短的。（《家书》291、301页）。
父亲在认识上有这么大变化，得益于他的学习和思考，他认真读书，上老年大学，坚持写笔记，学习新知识。从最新的科技成果，到历史考证发现，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到国内社会新的动态，都在父亲的学习笔记中记载着（他留有多本笔记）。在父亲刚到西安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订报刊，就到附近小旅馆里借各种报纸读。后来他经济也不宽裕，可是还购买寻找了大量的书籍文献资料，如毛泽东等人的文稿、周恩来等人的年谱，党史军史专著和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回忆录更是放在他的案头，不断阅读。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央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事变动，以及国家发展建设上一些大事令他反复思考。晚年的父亲想得深了、看得远了，视野和心胸更开阔。他的这些变化，读者可以从阅读《家书》中明显地体会到。
父亲写回忆经历了21年（1981～2002），这和他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21年（1929～1950），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的21年（1950～1971）一样多，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国冲破文革思想禁锢，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生活于其中的父亲，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早期回忆，受隔离和困难处境束缚，有时显得压抑封闭，申诉和辩解、受迫害的怨气和对领袖的感情缠绕在一起，要表白自己的冤情和对党的忠诚，以早期的稿最明显，中期写的稿子中仍有痕迹，但还是放开了思想，对史实敢说敢写，对领袖的错误直言不讳，可仍然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绪和辩解时的激愤。晚年的父亲逐渐淡泊了那些，更注重回忆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从中汲取和总结经验教训。他思想解放，多了总结反思，对史实的回忆更加丰富，评写领袖功过是非更为客观理性。
其实，父亲的思想一直在变化着，在二十多年武装斗争中，他从少年红军士兵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二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他从军队干部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队和国家经济工作负责人之一。而他人生经历的最后二十多年，尽管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生活艰辛，可是他思想从来没有落伍。


既是家书，也是国史

父亲如何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看那个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大事，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未来。而对当前的正确认知，也是搞清过去历史经纬的要素。
父亲被保外就医后，他不是封闭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有很多干部和群众还在疑惑，父亲就明确赞成，他早在1983年2月给我的信中就说，我对经济改革是全部能接受的。我认为这种政策既是救民的政策，也是救他们自己的政策。要是不从农村开始改革经济，现在不知乱到什么程度了，他们自己也可能被人赶下台了。（《家书》46页）。父亲这个认识，和在台上主政工作的老干部相比，也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了。
父亲反思了中国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说有上千万人饿死。中国老百姓历经灾难，父亲说，作为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和长期在农村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人，他太了解中国农民了，他们实在太苦。而改革从农村开始，是中央走了关键性的一步，走了一步好棋。
父亲在之后的信里，不止一次提到改革开放。他不仅看到了改革的外在现象，而且看到了更深的内涵。他认为，当时中央以农村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有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在过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的“禁区”，从来不许别人说三道四。谁要是闯了那些“禁区”，谁就要被打成“反党分子”。现在他们大胆地在这上面开了刀，破除了过去多年的迷信，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父亲进一步看出了它的伟大意义。他1987年11月在给赵紫阳总书记的信里附的学习笔记中写道：“毛主席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我们依靠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依靠这条路线也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家书》155页）。
父亲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令我很惊讶。因为四年之后的1991年，邓小平南巡时还在排除阻力推动改革，谈论的还是对改革开放的看法，纠正“姓资还是姓社”的错误认识。而父亲很早就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意义。
父亲晚年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当有回潮倒退，他就会忧心忡忡，每当有新的进展，他就会感到高兴。他没有沉浸于个人荣辱得失之中，而是把国家的命运放在心头。他对此有很多评论，其中有个观点让我很注意，他当初就说，以后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从政治改革开始的。这点后来被人们忽视了，误以为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他说，正是中国以政治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才有以后那么大的经济成就。后来，中国搞政治改革，远没有当初开始改革开放时那样的勇气。

用真话扫除历史的阴影

父亲说过：“我们的东西会有瑕疵、不足，但比那些时间地点少有失误，而关键内容错了误导人的东西可是好多了，人们需要听到真话。”这个意思，父亲多次提出，他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大的政治阴影，有一个幕，是政治掩盖了历史，所以历史就没用了，都是政治。政治把它掩盖了、歪曲了。”父亲一直强调，这一层阴影要把它扫除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家只要说真话，真正的历史自然就能搞出来了。（《家书》315、318页）。
父亲晚年做的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晚年走过的路和坚持做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还留下了未发表的数以百万字计的遗稿、日记、书信、短文、谈话录音稿等，有待整理，面世。我想，越多人把留藏在自己手中的历史资料公开，哪怕它们是一家之言，并不完整，有一定局限性，甚至有缺陷，但只要大家努力去作，中国那段历史的面貌就越能真实地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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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永远的梦痕
——《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序

周孜仁

按：黄肇炎著《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

黄君肇炎是一位勤奋的机械工程师。长期从事民爆、环保与供水行业的非标准设备设计制造，在领域内成果累累，为他的人生赢得过许多精彩与荣誉。他在退休前后，欣逢电脑普及，开始涉猎数字世界，蹒跚学步，垒字万千。此后持之不辍凡十余年，操作键盘鼠标，思考人生并倾诉不止，这便有了我们面前这部26万余字的回忆录——《嘉陵旧梦》。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云：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称道的。肇炎君沉思漫漫人生长路，并修得正果，实在可喜可贺！
我和肇炎君同期就读于重庆大学，不同系，不同年级。文化革命这一罕有的历史灾难，让我们走到一起，相识并相知，这就注定我们之间的友谊，具有一种先天的精神基因：无凡夫之碌碌兮，多精神之交融；无世俗之虚矫兮，多君子之真诚。同样因文革浩劫，我们齐遭整肃，一道发配边山，转蓬漂泊，从青春年少，直到晚岁老迈。我们在属于自己的、各各不同的人生途次、社会环境中接受命运安排的苦难、蹉跎与坎坷。饱经忧患的煎熬，促使我们由可爱的单纯、愚蠢的激情，变得成熟与理智、豁达与从容。并且顽强地、正直地活着，依旧坦然直面残酷的社会变迁和桑榆斜阳。我们为此深感欣慰。对于遭际如此不平凡的时代，对于成全了我们并不遗憾的人生，对于在过去岁月中关爱过我们的亲友，对于难以忘怀的苦乐悲欢，我们都理当心存感激。《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肇炎君把自己“几十年从来没有淡忘过”的幽远乡愁和萦回旧梦，细细地记录在这部回忆录中，他对命运感激的真情表达，莫过于此了。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那一代人的特殊遭遇。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担任着时代差遣的不同角色，表演命运安排的各色悲欢故事。作为同时代人，尤其像我这样的同期学子，阅读这部书是倍感亲切的。书中许多故事，不论发生在浓荫匝地的校园小道，还是帆影飘弋的嘉陵江流；不论是狂飙喧嚣的天安门广场，还是刀光剑影的山城故地……都让人感觉如在身边，如在昨日，刻骨铭心，不胜感慨唏嘘。读到真挚感人之处，不觉双眼已潮，甚至老泪湿面。而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读起来也许会觉陌生，甚至不可思议；对于一些专门研究者，也许又以为不如名人、大人物的回忆显赫华贵……其实，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作者真诚地、平实地把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不管是家族的琐屑小事，还是社会的震荡风云——这就够了。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时代发展到今天，写史已经不再是朝廷和史官垄断的专利。历史本来就是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只有让所有亲历的人一起来记录，这样的历史才算得全面、真实和完整。
曾国藩说过一段话：“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意思就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各人的生活状况可能千差万别，社会地位云泥相殊，职业有好坏之别，官位有大小之分，获利有多寡之差。如果抛却以成败论英雄的偏激观念，在争取做一个乐观知足的、心地坦荡的、问心无愧的人方面，完全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经过漫长的人生折腾，不知不觉老之将至。当你发现已经拥有了富足的、曾经是非常稀罕的闲暇时光，既毋须为稻粱谋辛勤操劳，也不必在名利场锱铢计较，你就应该回过头来选择最该做的事了。肇炎君在饱经沧桑之后，执着于用文字对人生和历史进行反思，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命运赐予老年人特有的成熟、见识、超然、理性和哲理意趣，让他们更有资格谈论人生，更能客观地审视一切。更有能力让思想插上回忆与遐想的翅膀，高飞翱翔。从而实现与造化命运、历史规律、社会万象、生命历程的彻底融合。这些，都是年轻人无法办得到的。
仅仅就因为这个，为了这些永远的梦痕，人的一生就应当感觉圆满了。
祝肇炎兄大作出版！是为序。
2013年7月26日写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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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自序

黄肇炎

这本回忆录，是我幼年到学生时代，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经历。
很凑巧，我已经过去的七十年人生，按照居住和生活的地域划分，自然地形成了三个阶段。其中从出生、童年、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正好都是在嘉陵江沿岸度过的。毕业之后去了云南。但嘉陵江宽阔的激流，木船的帆影，船工的号子，轻薄的晨雾，始终浮现在脑海之中；青少年时代的苦难和温馨、成长的坎坷、幽远的乡愁、萦回的旧梦……几十年从来没有淡忘过，这就是本书定名的缘由。
人的生存脱离不了时代和现实。回忆录对应的20世纪中后段，是世界和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亲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改朝换代，三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频繁的政治运动；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衰退落后；普遍贫困与长期全面的物资短缺；思想和文化的钳制封锁等等，几乎与当时所有的人们，也与我和我的家庭度过的岁月密切相关，渗透到生活的细微末节，触及到灵魂、肉体，甚至直接限制到了肠胃的容量，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普通人有必要写回忆录吗？我记得有一句话：“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只是匆匆的过客。”历史早已不是帝王将相的垄断品，它也是黎民百姓的生存记载。把下层某个角度看见的社会风貌和生活见闻写下来，对于全面反映历史的真实场景，应该是有重要意义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回忆录出自一个“麻五类”（注：文革前已有“黑五类”之称，指属于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又有了“红五类”之说，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而介于红、黑两类之间的其它各种家庭出身，就被戏称为“麻五类”或“灰五类”）独特的观察视角，遂使其郁结了忧伤的基调。因为笔者的父母亲，抗日战争时曾在国民政府第九陆军医院当过医生和护士，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汉会战中亲手救治了众多负伤的官兵，为民族存亡的正义事业尽了一份力量。这本来是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但却为后来的当权者所不容，认为是“历史问题”，成了父亲（包括母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原因。并成为“家庭出身”问题连累到子女在生活和政治前途上饱受歧视，其痛苦况味是没有长期经受过屈辱的人难以领会的。笔者以为，这一“愁”滋味，才使回忆录更有了某种真实性。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人生道路，多姿多彩。人的一生，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必然地要受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有的富贵，有的贫贱。有的平安顺利，有的历经患难。但只要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以认真的态度处理和对待自己这一生，我认为就值得尊重。我对此生往事进行回忆的同时，也负责地做了检讨和总结。
人生只有一次，不可能从头再来。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原因，小的遗憾没有办法，要争取不留下大的遗憾。
人生如梦，岁月悠悠。但愿我的回忆，能够引起读者，特别是同辈人的共鸣、思考和喜欢！
二○一四年六月十六日改定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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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母校追打自己的毕业生
（《嘉陵旧梦》选读）
黄肇炎

按：本篇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第十章。

工宣队主持的毕业分配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下发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开始向高校派遣工人宣传队。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最高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驻下去，参加学校中的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样，时间只过了两年，共产党处理学生运动的方式，又转回了工宣队——换了一个名称的工作组。但这次是由毛而不是由刘、邓所派，所以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了。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是依靠外界的强力介入，掌控所派往单位的全部权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等话就不再提了。
8月27日，重庆市革委派工人宣传队进驻重大，校革委会名存实亡。市革委实质上还是驻军说了算，五十四军调防去了云南，接防的是十三军，十三军对重庆两派的态度与五十四军大体上差不多，可能要和缓一点。
我所见到的，重大的工宣队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克服派性，大联合；制止武斗；毕业分配。
两派的人都回来了，我班的原保守组织的人也回来了。他们原是紧跟各级党委，在市委被中央点名为“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打倒后，一段时间里，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其中的一部分在政治上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参加了反对革联会的砸派——反到底派。他们许多人对文革已经不感兴趣，但为了在毕业分配时有一个组织作为依靠，希冀能分得好一点。加之支持反到底的张西挺担任着省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所以多数人又在“左派”的周围形成了反到底派。
大联合就是开会，大会开了几次，小会基本上天天开。只不过在运动初起时是工作组通过年级党支部、团支部来召集，现在是工宣队来召集。我们班的大联合就是大吵架，只要开会就吵。派性和仇恨犹在，联合根本谈不上。客观地看，不讲革命大道理，哪怕只说一般的道德，从运动一开始的所作所为，最起码我们没有帮着工作组、党支部，背地里整同班同学的材料，要把多年的同窗划成“右派”。
我这时开始对文革产生厌倦情绪，或者说是困惑。主要因为这样几点：没有是非标准，今天说你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明天可以说你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风险未知，今天你是忠于毛主席的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明天你可能就是阶下囚；中央文革利用这一派打那一派，然后又让那一派打击这一派，而他们始终都正确。其它的更深的认识那时还说不上。
制止武斗好办。因为两派已停止了有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八一五已经没有了实权，革委会被工宣队控制，想搞武斗也搞不起来。
再说毕业分配。按当时的政策，66级暂不分配，可在校领工资。我们67级本来应该在1967年毕业，可以拿工资了。但在1967年的9月，中央下来一份文件，说66、67级暂不分配，也不发工资，毕业生可以在学校借生活费。分配完毕，到单位报到后再发工资，所借的生活费由单位从工资中扣除，归还国库。连66级原来发的工资也停发了，改为借生活费。大约在1968年11月，中央下发文件，将66、67、68三个年级一起进行分配，也就是把“臭老九”扫地出门。“臭老九”者，是文革中，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名列第九。连毛泽东都知道，他曾借用样板戏中的台词戏言“‘老九’不能走”。
工宣队布置学习文件，要求实行“四面向”，即是面向农村、工矿、边疆、基层。采取先公布去向指标，个人填写志愿，最后由工宣队平衡协调，确定去向的办法进行分配。宣传说毕业分配重在表现，但实质上主要看家庭出身。
我这个专业67级的分配指标不理想，120个名额中大城市只有寥寥十数个，且多是机密、绝密单位。云南省国防工办要12人。因时间紧促，好多要人的单位来不及编制计划。所以还有几十个人没有地方可去，要先到解放军农场劳动，也就是常说的军垦，待一两年后再行分配。
差不多每个人都想到大城市，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工作，这关系到个人一生的生活环境，非常重要。一些绝密单位的地点好，如成都的电子工厂，南昌的飞机厂等。我长期被认为出身有“问题”，不敢奢望到太好的地方，所以填的志愿是湖北黄石市的华新水泥厂，是建材部的重点大厂。我到过武汉，那边的生活好，黄石离武汉100公里许，不算太远，对我今后与谷妹建立家庭具有良好的条件。当时分析，重庆、成都等地名额太少，竞争太激烈。黄石属中等城市，我来个中庸之道，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但后来公布的具体去向，我分到云南省国防工办，属于三线单位。因我们专业的分配指标中保密单位要的人数较多。而67级的人是在1962年阶级政策环境宽松时入学的，大多数出身较差，成绩较好。所以凡是符合条件的必须到机密、绝密单位。符合条件的人不够，我等“麻五类”也得以凑数进了机密单位。当时对云南非常生疏，还以为在贵州的东边，现找地图来看才知道是在贵州的西边。还有冶金系的人愿与我专业的换云南国防工办的指标，那肯定不会太坏。所以我就接受了到云南的现实，其实不愿接受也没办法，必须接受。
我专业分配到云南的共有32人，我班涂植辉、郑登厚、钟履鑫也去云南省国防工办，另有王瑛、许在龙、黎定一到云南的地方工厂，王明才、万太学到云南文山军垦。
几十年后，听人说，因工宣队刚到校，对学生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在每班指定了有两派的代表参加的分配小组。
还有一条潜规则，据说54军留下话来，分配时要照顾八一五武斗队的成员。所以参加了302部队（当时负责校内治安的武斗队）的戴桂青分到重庆机床厂，地点在道角。方大东也是302的，得以分到成都前锋无线电设备厂（40信箱），在成都梁家巷。李林森因为给301（当时参加校外作战的武斗队）、302部队操办伙食有功，被照顾分到成都国光电子管厂（6号信箱），在那时都是最好的单位了。傅培林分在重钢三厂，就在嘉陵江大桥脚下。明道君也到了成都国光电子管厂。他们都已找好了对象，有的已结了婚，没有造成两地分居。奇怪的是这些内情当时我们竟然不知道，糊里糊涂地就被打发走了。
毕业分配完毕，拿到了报到证。因为我们还要到云南省国防工办再分配一次，有人说早去可以选好一点的单位，所以大家就急急忙忙要走。我收拾好了行李，旧皮箱装书籍等物，被盖衣服等用油布包好捆成一大包，随身物品装在小包里。有人在校汽车队联系了卡车，把我们送到重庆火车站。于是，1968年12月21日，冬天一个阴冷的日子，我离开了生活了六年多的重庆大学。

重大穷追不舍秋后算账

我毕业离校，《815战报》寿终正寝，按理说《815战报》与我就没有了关系。但是不然，重大还在不停地找麻烦。先是清查《815战报》编辑部的经济问题，他们根据罗贵荣提供的线索，在1970年12月来信通过云南省国防工办找到我。我给他们回信，说明了我所知道的经济情况，他们没有再写信来，看样子认可了我说的情况。
十多年后，我在云南边疆的国防企业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从事基层技术工作，取得一些成绩，获得过国家奖励。在多年申请加入共产党的基础上，党支部于1982年底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党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正在快要转正成为正式党员的当口，重庆大学来了一封清查信。
1983年10月3日，厂党委组干科张文忠科长找我，说重大党委组织部来信，指出我在文革中犯有重大错误，问题十分严重。要我就以下问题写出一个材料：
1.《815战报》成立的经过，上面的领导？
2.《战报》有多少头头？如何分工的？
3.《战报》 哪些人执笔？此外还发表过哪些影响大的文章？
4.该员在《战报》分管何种工作？写过哪些错误文章，在《战报》和其它小报上发表？
5.该员还搞过什么错误事等问题？
6.对《战报》其它人，特别是头头所干的错事必须进行检举揭发？

我按照以上提纲，写了一份材料交给张科长。
11月下旬，张科长又来找我，说重大再次来函，要我补充交待问题：

中共国营云南燃料一厂党委组织科：
十月七日寄来黄肇炎所写材料一份已收到，该黄所写材料提供了一些情况，但未把《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及其续篇的作者交待出来，故再请你们给该黄做好思想工作，要求该员把《必胜》及其续篇的执笔人逐一交待清楚，写成书面材料尽快寄给我们为荷。
此致
敬礼
中共重庆大学委员会（组织部章）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憋着一肚子的气，再次写了材料（两次材料写的都是我在编辑部做过的事，即是在前面的回忆录中讲过的东西，在此恕不赘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从其它渠道，例如网络搜寻阅读）。
重大党委组织部来信的口气那么严厉，动不动就称“该员”、“该黄”，不再称呼“同志”，看样子是把我看作敌我矛盾的性质了。这个“该”字，本来是个中性的词语，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较多地用在敌我矛盾的地方。在大街上经常可以见到贴着判决犯人的“布告”，上边都是“该犯”、“该罪犯”等的称呼。当年我正好40岁，但我就看到了他们爱整人，整人的本事太大，整人的次数太多，太不择手段，太残忍。这一次他们要把人整到什么地步？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也不知道。所以，思想压力是大的，精神是紧张的，情绪是悲凉的。
就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于1983年10月发动了整党运动，其重点是清查“三种人”。即清查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我的清查，也就纳入了清理“三种人”的运动。文革后，中共曾经承诺不搞运动。靠运动起家的政党，不搞运动可能吗？整党就是不叫运动的运动。
材料发出后，再也没有见到动静。重大党委组织部对我在《815战报》编辑部的活动情况是否作过结论？是什么样的结论？装没装档案？是否通知了云燃一厂党委组干科？这些我都一概不知。反正，为此事厂组干科没有再来找过我，看样子“问题”不那么严重，所以我的“三种人”就没有当成。但是，没有向我做任何说明或解释，我的预备党员却被取消了。
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到1984年11月，又有两位军人来到我们工厂所在的山沟，找到我。这次是来通过我了解张波的问题，他们说张波在他们部队。因为张也参加过《815战报》编辑部，这次整党运动中，也要弄清他的问题。经过了这么多的运动，搞了这么多年的“阶级斗争”，我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决心不再配合他们无端地伤害人。我只说张波来得晚，他来时《815战报》已基本停刊，改由工宣队出《新重大》。我和他没有共过事，不熟悉，提供不出什么材料。我说的确实也是实际情况。他们叫我写材料，我说书面的东西我不写，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他们无法，只在笔记本上记了我说的话就走了。我叫他们留下名：“成都军区后勤部，孙万年，高天保”。
过了半小时，他们又回来了。给我讲了许多好话，意思说，他们这样回去交不了差，一定要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随便怎么写都可以。我就写了以下的情况（原文照录）：

关于张波同志在文革后期的一些情况
重庆大学在文革后期，大约是68年8月，由工宣队进校管理。这时两派有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就停止了。后来，工宣队主办了两派大联合的报纸，记得是叫《新重大》。张波曾参加过《新重大》报纸的工作。68年12月我毕业离校，70年1月我探亲时，回重大一玩，在《新重大》编辑部曾见过张波一面。由于我与张波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关于他以前和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黄肇炎 1984年11月4日

我之所以特别只写明张波参加《新重大》编辑部的事，是想为张波“评功摆好”。因为《新重大》是工宣队办的报纸，工宣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派的，代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新重大》宣传的肯定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了。张波为《新重大》干过工作，应该是他的光荣经历。我不希望张波因《815战报》的事在政治上受到牵累。


被清查的郑全体等校友“挣扎一生”

后来，从多方面得到消息，重大查处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所谓“问题”所发的清查函，涉及面很广，数量很大。有造反派头头，有参加301、302部队的，有《815战报》和其它小报的编辑，有看管过“走资派”的陪护人员和有其它问题的人，仅我所知道的有名有姓者就有数十人之多，加上我不知姓名的，估计至少上百人。诚然，这中间可能有个别触犯刑律的，对他们完全可以和应该由司法部门根据法律进行处治。但是，如重大这样铺天盖地地滥发清查信，在全国的大学中可能都是少有的吧。
被清查的人当中，除八一五的头头，和知名人物如郑志胜（负责武斗尸体处理）等外，我所知道还有这些方面的代表人物：
周孜仁，成都人，电机系66级毕业生，原《815战报》主编，清查时在昆明市自来水公司当总工办主任兼技术处处长。他在文革中的活动，我在前文中有详细的描述。重大党委组织部把他视为重点清查对象，发过几封调查函，周都拒绝回应。于是重大两次派人专程到昆明找其做讯问笔录。第一次是两个年轻人，被周巧妙“打发”走了。后派了两个“老辣”干部，清查的主要问题是受到毛泽东关注和批评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的写作情况及其“幕后黑手”。讯问一开始，周就反问：“《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是我写的，它的主要内容是炮打刘、张。现在刘结挺已被判处20年徒刑，张西挺判17年。岂不是说明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刘、张是正确的吗？”来人说：“当时刘、张还是毛主席、党中央委任的革命干部，你们提出打倒他们，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错误。后来把刘、张关起来，也是中央的战略部署，不能拿来掩盖你们的错误……”周再问：“他们的判决书中罗列的罪状，主要都是当年我们揭发批判的内容和事实，这岂不是说明我们当时揭发有功吗？”来人无言以对。后通过周的单位党组织施加压力，周才写了很不像样的“材料”——一份自辩书，交组织发给重大。周后来辞职下海，到深圳创业，获得成功。
杨宪腾，泸州人，动力系67级毕业生，原《横眉》编辑部负责人。清查后被处分在原单位难以立足，不得已飘洋过海，到美国发展。后在软件开发领域取得成就。
王永斌，机械系68级毕业生，分配在重庆某大型国防企业，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秘书。文革中作为红卫兵看管陪护过李井泉。清查时本要从重处理，他辗转托人找到李写了证明信，李井泉说：在重大监护时没有受到亏待，“那段时间的生活，我感觉很好。”这才把党籍保住，下放到车间当一般干部。
回光文，校足球队主力队员，机械系66级毕业生，分配在十八冶金建设公司（重庆）。因担任过武斗组织301部队头头，被关押。释放后回到单位，再次被重大清查，属“三不”对象——不得当干部，不准入党，不准重用。他的机械技术专业特长不能发挥，被下放班组当工人，后到公司的子弟小学去当了体育教师。
袁炯，冶金系67级毕业生，分配在广东省韶关钢铁厂。80年代中期，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炼钢改模铸为连续浇注，提高钢水、钢材收得率，实现钢水浇注机械化、自动化。他领导和亲身参与连铸机的设计，施工、安装。该项目取得全行业的领先水平，被冶金部评为样板机、引路机。袁也成了业内公认的技术专家，上调到广州广钢股份有限公司，准备提拔为广钢股份公司总工程师。此时正好遇到了重大党委组织部的清查函，说袁参加过武斗组织。后来给的结论是“犯了一般错误”。他的任职遂被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否决，后屈居副总工程师。
其实他参加301部队只有几天，仅参加过攻打电校王家大山那一次武斗。正好就在这次武斗中，亲眼看到了重大10个同学死亡，若干同学受伤。死亡和鲜血的教育，促使他开始觉醒，初步认识到了最高领袖关于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理论的欺骗性，和中央文革小组“文攻武卫”号召的蛊惑性。从此退出了武斗队。
若干年后，他原来的政治辅导员，现在的重大某校办企业经理来找他，要他帮忙拿到科研项目。袁炯不无遗憾地回答说：“广钢可以对外合作的科研项目其实很多，我也很想帮老师的忙。但我很抱歉，因为我的确无能为力，我只有干活的份，没有给谁做的权力。起码要总工程师才有决定权……”重大滥施清查，加害自己的毕业生，其实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中更典型的是当年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的头头郑全体。
郑全体是成都人，重大采矿系四年级（67级）学生，校跳伞队队员。文革初期，出于对重庆市委、工作组严重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控制操纵所谓的“左派”学生，上打校长郑思群（被工作组迫害致死），下压广大学生群众的一系列行径的反感和义愤，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而参加造反。八一五战斗团成立后，他出任采矿分团团长。1966年冬，带领重大八一五数百人参加成都“一一•一三大会”后，即留下担任赴蓉挺进纵队队长。在他的领导下，纵队在成都的文革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文革连续剧。这些活动，我在前面赴蓉挺进纵队一章中有详尽的叙述。
我和郑全体原不认识，是在挺进纵队时才相识的。他给我的印象是：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坚毅果断，坦诚豪爽。他最大的特点是，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能够凝聚一些人，甚至不乏女同学，围绕在身边心甘情愿地效力办事。唐宋传奇中有一篇《虬髯客传》，我想如果要寻找现代虬髯客的风采，那么郑全体身上就带有某些影子。他在纵队时，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有刘燕喜、鄢家尤、陈雷、王永斌、袁炯等人。那位王永斌成天与他形影不离，就好像是他的保镖。这些人有的是他采矿系的同学，有的是跳伞队或校体育队的队员。郑在“二月镇反”中被关押在大慈寺临时监狱期间，留在成都尽力设法营救的就有他的异性倾慕者。
我在纵队里是笔杆子，需要有较多的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不可能成天去跟着他。我和他保持着一种互相欣赏的关系，我赞赏他的领袖气质和才干，他看重我的写作能力及水平。
郑全体毕业后分配到了广东省平石矿务局，在局建井工程处工作了12年多。建井工程处，就是煤矿为了扩大再生产，在新矿的开发中，进行矿井、巷道等工程施工的先头部队。由他们打出井、巷，在矿井具备条件后，移交给采矿部门正式建矿进行采煤生产。他从工人干起，历任技术员、建井工程处生产技术负责人。他在关春矿、关溪矿、八字岭矿等都工作过，一直担任基层领导。上级把他当成是救火队长，哪里的工作上不去，就把他调去。而他去之后，团结同志，化解矛盾，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也总能使单位的工作发生变化、取得显著进步。他领导掘进队，多次创造月掘进尺全省最高记录，几次受到省煤炭厅的表彰。在掘进工程中，还注重采用先进技术，他总结出半机械化作业线管理办法，有力地促进了工程的进展。并制订出规范的技术操作规程，用以指导煤矿的掘进工程。
在施工中，他身先士卒，奋勇当先，许多时间都是下到矿井与工人劳动在一起，苦乐在一起。干起工作来，可以说是非常玩命。长期的井下艰苦环境，给他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每次的身体检查都反映出肺上的毛病，一直到晚年。2010年，他在体检后给我发短信说：“这次体检不大乐观，胸部器官除肠胃外都有问题。肺叶上黑点处处都有，这是矿山硅肺。心脏变大，心率不齐，高血压，胆结石。开过刀的左肾变形等。好在没有癌变，医生说得很形象，我就像一辆又旧又残的车，还可以在公路上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煤矿开采环境恶劣的现状，对职工身体的严重侵害，亟待大力改进。
1980年，建井工程处完成历史使命，宣布结束。他调任关春矿副矿长、副主任工程师，主管生产技术。在关春矿期间，他根据改革的要求，突破当时认为“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的精神枷锁，率先采取精神鼓励加物质奖励方法，促进了关春矿的生产，把全矿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由于他深得群众爱戴，工作成绩突出，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快入了党。
80年代初，中央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的问题。即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随着中央干部政策的重大调整，一大批年轻、有学历、具备专业知识的新人担任了各级领导人。1983年，广东省煤炭厅党组把他列为平石矿务局局长后备人选的重点对象，进行培养，准备提拔。
殊不知正在这时，重大党委组织部发来了公函，指控郑具有“三种人”的重大问题。这样的清查函不是一封，而是多次纠缠不休。其中还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东西。左查右查，他的局长前程从此断送。后来，组织上根据他的实际表现和群众的良好反映，从轻处理，给予留党查看一年，撤消行政职务的处分。
郑全体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在“二月镇反”的关押中，猛然想到：“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我们今天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冲锋陷阵，多么雄壮，看起来是那样的轰轰烈烈。但一旦身陷囹圄，又是那么不堪一击，脆弱到极其可怜的地步，多么的孤独无援啊！谁能保证若干年后不会为了今天的造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呢？谁能保证今后没有人‘秋后算账’呢？”（见郑全体的博客文章《二月黑牢》）从大慈寺临时监狱出来，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此开始，便多了一个心眼，凡事处处小心，事事留神。把自己的行踪，参与过的比较重要的事件、活动等记录了下来。他笔记本上的这些记载，没有使他摆脱被整的命运。但作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还是洗刷掉不少重大清查函中强加给他的不实“罪错”。他的遭遇，印证了当年的预感。
政治上的打击，使他不便再留在工作了18年的平石矿务局。经活动，郑全体于1986年调广东省煤炭工业学校（1995年改名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教书。后任讲师、高级讲师直到退休。即使在磨难中，他也没有沉沦，教书期间曾任教研组组长、教务科党支部书记。被评为省厅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
客观地说，郑全体仅仅是一个想要以自己的领导能力、学识专长，报效党、国家、人民的人。一个富有事业心，渴望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的人。属于思想比较“正统”的那种人。我们有时通过网络议论当今严重的两极分化、贪腐遍地、官民对立、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他不抱热心态度，从不发表意见。
对于政治上遭受的磨难，他对我说过：“文革中我们听毛主席的话，积极投身运动。但我们的热血换来的是清查、清查，没完没了的清查。我们本来是一群精英，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出大力，干大事，出大成果。结果却被送上刑场，这难道不是悲哀……”“如果国难当头，冲在前面的非我等莫属。到底谁是英雄好汉？谁是孬种软蛋？那时我们比比看……但老天对我们这伙人太不公平。……好在我们都还活到今天。”
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完全无能为力的政治风浪中，当了替罪羊。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牺牲了一生的事业。最后只能把万丈豪情压在心底，成天与粉笔、教鞭、教案为伍。他在总结清查后的经历时用了四个字——“挣扎一生”（见郑的博客）。
重庆大学是我的母校，但她的部分领导人在政治上“左”得要命。他们长期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熏陶，骨子里浸透了“斗争哲学”的余毒，唯恐树“敌”太少，加上想报八一五造反的一箭之仇，正好借此机会来把一大批学生打成“三种人”。
一般来说，任何一所大学，都希望自己的毕业生进入社会后，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中创造出重大成就，有突出的贡献，有远大的前程，这不单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是学校的荣耀。但是，像重庆大学这样，学生已经毕业离校，还要追出去亲手施以政治打击和迫害，是否有点丧尽天良？真不知这些领导人安的什么心。他们这样做，不知葬送了多少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的前程，让中国少了多少高级工程师、教授、学者、专家、厂长、经理和官员。使国家蒙受了多少科技、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损失。
民国时期，那些校长不顾安危，出面保护学生的义举，只能存在于北大等学校的历史记载中。

我对文革的一些粗浅认识

这么多的毕业生，难道真的属于文革后应该加以防范的“阶级敌人”吗？文革的责任，难道真的就应该由造反派、造反派红卫兵、青年学生来承担吗？
对于学生来说，在文革那样波谲云诡的复杂情况下，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党委是错的，工作组是错的，官办红卫兵是错的，造反派是错的，保守派是错的，逍遥派是错的，军队“支左”是错的，工宣队是错的，“秋后算账派”是错的，毛泽东是错的，中央文革是错的，林彪、江青等是犯罪，等等。可以说，以我们当时的身份，不可能不犯错误。随便怎么样，随便怎么办，都是错。
这就引起了我的思索，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
文革结束以后，严峻的现实摆在党和人民面前。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统治，把中共“左”的错误演进到了极致。“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包裹着的封建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已经穷途末路，难以为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国家的命运，党的前途，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包括许多中共党员的严肃思考：我们的党怎么了？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空前大灾难？阶级斗争怎么成了长期不休止的残酷内斗？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变成了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专政？党有哪些错误？错误为什么会发生？今后要如何来避免？我们的国家怎样才能有希望？毛泽东对于灾难性的后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邓小平是其中最有权威、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从他本人在文革的遭遇，深刻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总结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顺应民情，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主导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多项政策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想，人民会记得邓小平的丰功伟绩。
他深切地认识到现行体制的弊病，作了有名的1980年“八一八讲话”，指出弊病的最大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但他的问题，正好在于对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他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也是他自己实质上中止了政治体制改革。他奉行的是，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坚持毛的一党专政体制。这就为后来的领导人口头宣称稳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拖延搁置的做法，带了头，留下了遗患。
邓多次说过“要防右，但更要反‘左’，‘左’对革命的危害更大”这类意思的话。但是，恰恰是他自己，没有走出“左”的窠臼，同样喜爱把“权力过分集中”到自己手中。他说过，共产党内“只有一个婆婆”。他对“三代核心”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他主导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又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根据这样的精神，对于文革责任的追究，毛的罪错被掩盖了，毛的牌位被保护了起来。
那么，总得有人对文革负责吧？那很好办，就把文革“浩劫”高层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继而在1980年11月～1981年1月对两个集团的主犯进行了审判。
而在底层，实际上是把造反派红卫兵、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和各行各业的造反派视为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把文革下层责任的板子打在造反派屁股上。完全无视这些人起来造反，是拥护毛的号召，是毛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手鼓动和支持的，当时党中央派遣的工作组压制群众，也确实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这就是在整党前多次对造反派进行清查，和整党中把造反派当作“三种人”进行处理的来由。
为达此目的，造反派被妖魔化则是题中之义。高层领导人的意识，和主流媒体的宣传，都把文革中当权派、走资派、工作组、早期红卫兵、官办红卫兵、保守派、工（军）宣队、革委会、党委所作的所有坏事错事，统统安在造反派身上。甚至把造反派产生之前和退出政治舞台之后的坏事错事，都赖给了造反派。
有研究家认为，文革中造反派起来反对走资派，是长期以来尖锐的官民矛盾的反映，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的体现。造反派是这部分民众的先锋。造反派后来的被清算，实质上表明，经过多年时隐时现的较量，是民众失败了。
再后来，当局实际上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往后退。对文革问题的批判被设为“敏感词”，主流媒体噤若寒蝉，从此讳言文革。
在任何社会，甚至是一党专制的社会，造反都是极端异常的行为。在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造反更是十恶不赦的杀头大罪。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号召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自己各级当权者的反（但绝对不能造他本人和执政党的反），这难道不是荒谬绝伦的事吗？难道不应该首先追究发动造反的最高领袖的责任吗？
有的人总是迷信自己拥有的无穷大的权力，认为历史不过是一个任随强权侮辱玩弄的小姑娘。
但是，历史毕竟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被欺骗一时，但绝不可能长期忍受欺骗。对待历史是不能蒙混过关的，蒙骗历史终将受到她的报复，有担当的政治家应当对历史抱有高度的敬畏。正是因为对毛的评价不全面、不真实，对文革的清算、批判不彻底，导致了当今社会的一系列严重恶果。
文革的种子还在，产生的土壤还在。一遇气候、水源等条件适合，文革就可能复辟。重庆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就是明证。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是一位政治家在即将告别政治舞台时给世人的警告和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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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刻骨铭心的回忆与反思
——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序

何 蜀

按：李正权著《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

大约十多年前，在重庆市南岸区文联办的一份内部刊物《南山风》上读到一篇连载多期的纪实文学《重庆武斗琐记》，作者署名李衡之，内容相当扎实，文笔生动，并蕴含有较深刻的反思，非亲历且有认真观察与思考者不可能写出。我向主持该刊编辑工作的杨金邦打听，才知道作者真名李正权，是文革中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是当年武斗的参与者。我于是与李正权联系上，从此成为朋友，有了对文革特别是武斗历史进行回顾、探讨的多年交流。
进入新世纪后，我曾经打算编一本有关重庆大武斗的资料书，想把李正权的《重庆武斗琐记》中一些内容节选编入，但考虑到拟编入书中的其它各篇都是亲历者的回忆或日记等资料，而这一篇却是以第三人称写的“纪实文学”，不大好混在一起，就建议他用第一人称改写成回忆录。他当时还在一个政府机关上班，不愿让单位上的人知道他写有这样的“敏感题材”作品，更不愿让单位上的人知道他曾经参加过文革中的武斗（这也是他在《南山风》上发表时用了“李衡之”化名的原因），所以就暂时搁下了。直到近年退休之后，他才着手改写，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李正权的这部回忆录，让我看重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其内容的真实生动，二是其深刻的反思。
在当年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数亿人中，参加武斗的人只是极少数；而在参加过武斗的人当中，能够清晰地如实回忆那些经历的人又是极少数；在那些愿意回忆武斗经历的人当中，能够自己动笔写出来的也只有极少数；在这能够写出回忆的极少数人中，能够写得细致生动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凤毛麟角。从这一点来看，李正权的这部回忆录就十分难能可贵了。
我接触了解过一些文革造反运动的亲历者，发现在这些人当中，能够对文革特别是对自己参加过的造反运动进行反思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文革前就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而受到压抑的人，他们因自身及家庭的遭遇而对毛泽东缔造并力图通过文革来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弊端有直接的切肤之痛，对于他们来说，反思那段历史几乎就是出于本能；另一类能够反思者，是那些虽然“家庭出身好”（所谓“根红苗正”），但在文革之后能够始终坚持继续学习，不断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使自己思想认识不断提高的人。李正权就属于后者。
李正权家庭出身是地道的工人，“红五类”中的头一类。他的学历也不高，文革爆发时只是个初中生。但他并没有像有些自认为是“领导阶级”的人那样以“大老粗”为荣，因从小对学习的热爱，特别是对文学写作的爱好（文革武斗期间他都在学着赋诗填词），养成了不停顿地自学的习惯。即使后来下农村当知青，进工厂当工人，他都从未间断过在逆境中自学。而且，全凭自学，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及许多文史随笔，而且还在质量管理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出版了十余本专著（含与人合作），成为国内知名的质量心理学专家。他写的好几篇短篇小说（见本书附录），都是以文革武斗为背景的，可见他对这段历史的长期关注。
李正权这部回忆录，并不局限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感受，他还以较为广阔的视野，在亲见亲闻的基础上加以调查采访所得，比较全面地记叙了重庆文革从文斗到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武斗到后来炮火连天的“全面内战”的发展演变，记叙了他所了解的武斗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特别是他曾经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那些专业武斗队中正当青春花季的少男少女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及从抢枪到交枪、从战场厮杀到战后杀俘、从胜利进攻到败退逃难的武斗全过程中许多重要情节，许多在正史中不会记载的真实生动的细节。这些都是他在亲身经历中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思考积累起来的，可以让人更加真实地把握那个年代的脉搏。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重庆文革武斗的小百科。
我们这一代人（我比李正权大两岁），从小是在革命与战争的教育中成长的，我们当时能够读到、看到的文艺作品，只有诸如《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战火中的青春》之类。这样的文艺作品让我们受到一种把革命、战争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浪漫思想的熏陶，以致让许多人从小就向往、憧憬着献身革命、投身战争，甚至以未能赶上战争年代而深感遗憾，很少会想到战争的残酷，更不会想到战争对个体生命、对人性的摧残，更不要说文革中的“全面内战”这样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战争了。李正权这部回忆录，通过他自己以及他那些“战友”的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的刻骨铭心的体会，对文革进行了较深入的反思。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教科书和文艺作品里不会写到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一些教益和启示。
2014年2月9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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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后记

李正权

写完本书，有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萦绕，苦苦思索也找不到答案：一是文革真的能够避免吗？二是文革还有没有正面意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网上搜索，可以发现有好多种答案，有的人认为不可避免，有的人认为可以避免。不管是持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说法的人，几乎都把原因归结到执政党，甚至归结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持可以避免说法的，以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他们认为，文革之所以发生，就因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实行家长制。按邓小平说法，只要从制度方面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只要解决了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只要解决了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之类，就可以避免。按陈云的说法，只要在党内实行了民主，让毛泽东的权力受到约束，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就可以避免。持不可以避免说法的，大多也是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历史经验等方面来进行分析的，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就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文革就是杀功巨，或者文革就是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对政治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至今也要拥护文革的人，也认为文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文革全面发生的时候，社会已经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不可避免。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是把如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投射到了文革前的那十七年，因此他们甚至呼吁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没有走出文革的泥沼，但其谬误却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论。我们只说前面两种观点。
的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他的个人特性，例如他的政治思想、浪漫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对文革的发生以及文革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即使没有毛泽东，文革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景象，但依然还是要发生的。
据说，世界上上百种的古文化或者消亡了，或者退场了，只有中华文化从古代走到现代，几千年来延绵不绝。这当然是中国人的骄傲，但也让中国人背上了沉重的文化负担。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文化负担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直到现在，人们往往还只是从民间或只是从普通老百姓身上来分析这样的表现，其实，这样的表现在那些政治人物，包括那些所谓的伟人身上可能更突出，引发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对中国20世纪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四人了，人们也愿意称他们为伟人。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至少也是十分相似的。他们的一些言论，他们的主要行为，甚至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至少也是十分相似的。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与毛泽东的大跃进，蒋介石的新党计划与毛泽东的“踢开党委闹革命”，邓小平的“垂帘听政”与毛泽东的“退居二线”，岂不是完全相同？至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与毛泽东带兵上井冈山，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与毛泽东的反右斗争，邓小平搞的“六四”事件与毛泽东搞的“四五”事件（不再过多举例），虽然其原因、过程、形式、结果、影响等方面都有许多的不同，但如果你认真分析一下，其出发点、其动机、甚至其手法又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辛亥革命成功，如果孙中山能够完全掌权，如果他还能多活几十年，他搞不搞大跃进，搞不搞文革，真还说不清楚呢。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所有的传统都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伟人，虽然政治思想不一定相同，但都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都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而且都面临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大课题。他们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怀、个人秉赋、极端权欲等等，不可能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他们更不可能脱离既定的历史条件，去创造他们想要创造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可能就是他的随心所欲，至少不可能全是他的随心所欲。我们当年参与文革，参与武斗，参与战争，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着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深刻原因。因此，如果我们把文革放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我认为，文革很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文革很可能就是一个必经的历史过程。
我们来说两个假设：
假设一：如果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去世，文革由刘少奇来主导，文革会怎样？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事实已经不容分辩地说明，刘少奇将把文革变成第二次反右。如果是那样，虽然其形式和某些内容以及其规模、持续时间、深入程度和后果可能都有所不同，但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并没有多少区别。在那十年里，经济可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对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其阻碍作用可能是依然相同的，至少也是相似的。况且，刘少奇还有所谓的“驯服工具论”，连共产党员都只能做“驯服工具”，不得有非分要求，何况一般老百姓呢？
假设二：如果林彪的耐心和隐忍再加强一点，能够等到毛泽东去世，文革又会怎样？按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的安排，毛泽东造成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可能停下来，整个社会可能“克己复礼”，但是中国很可能就被他们引到当年日本走过的那种军国主义道路上去了，中国人很可能陷入法西斯专政之中。事实上，当年的军管会在地方、在企业中实施的就是那一套，他们的一句话就成为命令，任何人都不得也无法违抗。如果那样，中国就更加背离了现代化进程。按林彪的“复礼”，人被分为不同的等级，人人都要压抑自己的欲望，那还谈什么民主、自由，还说什么法治！
我们往往都爱做“事后诸葛亮”。文革一结束，几乎所有的人都标榜自己是受害者，都标榜自己很早就开始反对文革了。特别是那些当权者，包括那些早就“结合”到“新生红色政权”里的当权者，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纯粹的受害者，找当年冲击过他们的群众算账（且不用反攻倒算这样过分强烈的字眼）。他们的确受过冲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甚至大大超过那些曾经冲击过他们的人。特别是那些很早就被“解放”的领导干部，文革十年，可能受了两年冲击，却在后面八年实际上领导着操纵着文革，所做的坏事可能更多更坏。他们本来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更让人莫名其妙。我不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拥护者，但除了极少数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之外，我敢说，没有几个人敢于拍着胸膛说自己在文革中完全是无辜的。相反，像我这样自以为“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投入其中的，并不在少数。即使是那些逍遥派，也仅仅只是外在表现不同而已，其内心和我也差不多吧？因为我们都背负着传统文化的包袱，都脱离不了既定的历史条件，不可能随心所欲，也不可能完全超然物外。
因此，反思文革，不能只责怪毛泽东一个人，也不能只打倒林彪、“四人帮”，更不能只批判所谓的造反派，还应当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人类学的多个侧面去研究，去分析，才能真正治本，才能真正避免文革“再来一次”。
再说第二个问题。其实，文革有没有正面意义这个问题，其基本含义就是，没有文革，会不会有改革开放。我们且不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去分析，只说说文革对老百姓民主意识发展的作用。
如今，一些人竭力美化文革前的那十七年。其实，那十七年里，虽然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有了一定的进步，而且诸如“当家作主”、“人民政府”、“群众路线”之类说教，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从来只能生活在强权下的普通老百姓。但是，从整体来看，不管是社会的民主程度还是人们的民主意识，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相反，随着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日益深入，加上诸如反右之类政治运动，反而强化了人们的奴化意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大跃进后饿死三千万人，除了极少数人向中央反映情况之外，除了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之外，整个国家竟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极少有人出去讨饭、出去逃荒！虽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搞清楚像反右、大跃进那样一些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但是，总是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或者当权者怎么说，被管理者就怎么做，极少有人反思，更极少有人真正反对（哪怕只是在心里的反对）。甚至那些被整的人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谢主隆恩”，认为自己有罪。
1968年初，全国已经陷入全面内战的深渊，毛泽东却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不管如今的人们对这段话如何理解，但文革的确是把中国人都发动起来了，都动员起来了。虽然几乎全体中国人都曾因此而受过苦、受过难，但却从一定的角度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至少让中国人认识到，当官的也可以被打倒，权威也可以被怀疑。文革期间，甚至形成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
从理论上来分析，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思潮，如果中国人还一直处在“谢主隆恩”的状态中，要搞改革开放，要出现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那样分田到户的事件，要涌现诸如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人物，肯定是不大可能的。更不要说，没有文革中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没有文革对中国人的切身教育，没有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的那种反思，中国能够出现天安门事件，能够出现如今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没有文革，就没有今天我们对民主、对自由、对法治，也就是对现代化的认识，甚至也不可能有这样强烈的向往！从历史角度来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虽然有点矫枉过正，但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却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并不完全等于高楼大厦，也不完全等于GDP世界第一第二之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不认可普世价值，没有民主法治，没有马克思所说那种人的完全解放，也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历史的包袱越重，这个过程也就越长越艰难。在这个已经超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文革十年可能更加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教育了整个中华民族，是那十年的灾难唤醒了整个民族，让我们懂得了反思，让我们认识了民主，认识了法治。不过，由于当局始终压抑我们对文革的反思，文革的教育作用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得到释放。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唱红打黑”之类模仿文革的做法，才有了那么多呼吁文革“再来一次”的杂音。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有这样那样形式的倒行逆施，虽然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还会遇到一个又一个难题和一个又一个阻碍，但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妄图让文革“再来一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薄熙来的垮台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我们一直在批评日本不正视历史。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不正视历史，就不可能开辟未来。其实，不仅仅国际关系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正视历史，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的包袱就会压在我们身上，就会拉扯我们的后脚，就会阻碍我们去开辟未来。在这方面，我们是向二战后的德国那样，认识错误，彻底反思，采取政治的、法律的等等各种措施，坚决予以否定，防止其重演呢，还是像日本那样，躲躲闪闪，否认历史，歪曲历史，以不搞所谓的“自虐史学”为借口，幻想着“再来一次”呢？战后，日本一直或明或暗否定自己的侵略行为，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这样做也没有阻碍其经济发展，但是最近这二十多年的经济衰退，是不是历史问题在对他们进行惩罚呢？而且，这种惩罚是不是还将持续，甚至还将改头换面，还将加重呢？我们的经济也在迅猛发展，但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会不会像一个定时炸弹，在某一天突然爆炸，让我们措手不及，不仅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动荡，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害呢？
不过，我是一个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文革十年让中华民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这样的代价是不可能白白付出的。早迟总会有那么一天，通过对文革进行彻底的清算，通过对文革进行深入的反思，中华民族就会向前大大地迈进一步，中华文化也将洗刷自身的那些污点，真正走向现代化。当我们的后人用百年千年的尺度来看这段历史时，他们或许会说，文革那十年，文革后对文革反思压抑的那几十年，可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过程，中华民族终于还是走向了现代化，中华文化终于还是走到了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前列。如果说文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也自有其历史价值。如今的问题在于，为了防止文革“再来一次”，为了中华文化更好地更快地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应当怎样更充分地利用文革的这种历史价值。
首先当然是加强对文革的研究和反思了。作为文革的一名参与者，一个过来人，为文革留下一点记忆，留下一点多少可以供后人研究文革、反思文革的参考材料，应当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得知我在写作本书，有朋友说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的确，当局把文革研究列入禁区，不许说，不许写，不许研究，更不许出版，本书写出来很可能依然只能放在抽屉里，说不定还可能引来诸多麻烦。但是我想，参与过文革战争的那一代人，包括像我这样当年还没有真正成年的人，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时日不多，精力渐枯，继续等待的本钱并不太多，还是早点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好吧。
1994年，我写了十万字的《重庆武斗琐记》，但却没有地方发表，只好放在抽屉中，让书稿睡觉。薄熙来事件后，我想，不能再让其睡觉了，就找了出来，换了一个写法，重新写成本书。为了供历史作档案，供武斗参与者们反思那沉痛的教训，我力求尽量真实地反映武斗的本来面目。但是，当年处在极度的混乱中，两派都爱夸大其辞，瞎编伪造，甚至公开造谣。我只能保证自己经历的事是真实的，而难以保证当年从大字报、传单、小报、参与者自述等等渠道获得的记忆的真实性。即使是我自己亲历的，也可能由于时间久远和遮蔽性记忆等原因，难免有失真之处。作为一部原生态的回忆录，本书可能在内容、结构、语言、文字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我真诚希望读者和有关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既然要真实地写，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些当事者，这就很可能给某些当事者带去某种风险。为了不给当事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个别当事者我只好隐去其真实姓名，采用了一些变通方法。即使如此，局内人或明眼人一看，也立即能够知道这些隐去真实姓名的人是谁，更不用说其本人了。但这也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让涉及的当事人不快，二是让读者感到困惑，并有可能因此怀疑本书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在写作过程中，我因此而一直犹豫不决，思前想后，在现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只好保持这种变通方法。因此，我一要请本书涉及到的不管是用了真实姓名的还是没用真实姓名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学鉴谅，二要请读者理解我的这种变通。
此外，我还将若干年前写的一些有关武斗的故事、小说之类文章作为附录或作为本书的一个章节，也呈现给读者。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多少看到我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
早在十多年前，何蜀先生就鼓励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并且给我出了不少主意。如果不是他和其它几位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本书肯定难以出笼。在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谢意。
2012年10月10日初稿毕
2014年1月30日第七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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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武斗队琐忆
（《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选读）

李正权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第22、39、40、41章。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当时是初中三年级学生，驻重庆南岸山上的反到底派专业武斗队黄山红二连班长。

南岸的战斗

1967年8月21日晚上，我们回到南山，住在四女中教学大楼。
就在前几天，也就是1967年8月17日深夜，为配合在大坪到九龙坡一线的进攻，南岸区的八一五派也组织兵力，对黄山进行了夜袭。黄山是南山山脉的一段，东、西、北三面都朝着长江，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因此上山的路也多。那天晚上，八一五派分成几路，偷偷摸上山来。其中主力一路是从五马槽水库方向摸上来的。那五马槽水库是大跃进时修的，四周有五座山峰，水库就形成像章鱼那样的五个触角。我们曾去那水库洗澡游泳，那山林静悄悄的，蓝天白云，碧水清波，很是惬意。从五马槽水库到黄山疗养院，是一片相当茂密的树林，即使白天去走，弄不好也会迷路，更不要说晚上看不到路了。
八一五派的武斗人员在那密林中钻来钻去，竟然钻迷了路。如果他们能够顺着那一条小路摸进疗养院来，一个突然袭击，即使也可能要被打退，至少也要让反到底派吃很大的亏。但是，这样一迷路，不仅耽搁了时间，而且遇到了反到底派放的暗哨。几声问话不对头，便引来枪声。那时，黄山上的反到底派只有百来人几十来条枪，居高临下，“乒乒乓乓”，就往那树林中一阵乱打。
怪只怪八一五派运气不好。那天晚上，住在黄山的鸡冠石的反到底派农民造反军，也是顺着五马槽水库的路，准备下山去偷袭八一五派，两派的武装队伍正好在路上错过了。那下山去偷袭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走到半路上，突然听见背后枪声大作，知道山上出事了，又立即赶回来，对偷袭黄山的八一五派形成前后夹击之态势。八一五派只好丢下几具死尸，狼狈逃下山去。天亮后反到底派打扫战场，还发现不少八一五派丢弃的武器。其中竟然还有一支英国造的毛瑟枪，与当年打太平天国的华尔洋枪队使用的那种洋枪一模一样。仔细看，那枪上面还刻有“1860”的字样！1860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我估计那枪是清政府从英国买来镇压太平天国的。这样的枪肯定打不响，八一五派从武装部抢来，也拿到战场上来，可能是“有”聊胜于无吧？后来，我还到五马槽那山沟里去搜寻过，以为还可以再找到什么，结果除了几颗子弹壳，只有空手而回。
枪声一响，其它几路上山来偷袭的八一五派以为被发现了，于是就心慌。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还没发现对手就乱开了一阵枪。反到底派居高临下，武器又好，天还没亮，八一五派就只好全线撤退。
那天晚上，打得最激烈的是炮台山。炮台山反到底派炮兵阵地对面的山顶上有三块耸立的石笋，称为三块石。八一五派从三块石山下的乱坟堆里摸了上来，就听见五马槽山沟里枪声大作，再不敢向前摸，就把机枪安放在那三块石下，向炮台山猛烈射击。炮台山只有炮兵。前两天，炮兵排的年轻人又被编入黄山红二连，到建设厂“提”枪去了，剩下的人不是头头就是年龄较大的师傅，而且只有两支苏式步枪。那苏式步枪要扳一颗才能打一颗，哪能与对方的机枪抗衡？虽然是夜晚，但在山顶，天又晴好，相距不过100多米，双方人影晃动都能看见。那机枪子弹打在那高射炮上，“当当当”乱响，谁敢爬到炮上去？
这时，外号叫“黄金棍”的那个炮兵教练，那个从望江厂总装车间来的老师傅，却沉着冷静。只见他趴在地上，用手去转动那炮盘，让那炮管转过去，对准了三块石。八一五派的捷克式轻机枪的弹匣只能装20发子弹，手指按着那扳机不放的话，一下子就会全部飞出去。“黄金棍”师傅人瘦小，却相当英勇。趁那机枪换弹匣的时候，猛地站起来，抓住那摇把，把那炮管从高仰状态摇到水平状态。此时，机枪又响了，他又赶紧趴了下来。要爬到炮上去击发，至少需要十几秒时间，肯定不行。于是，他便用他天天捏在手上那根胶木棍，去捅那击发板。那击发板像汽车的刹车踏板，有弹簧顶着，力小了就捅不动。光是手上的力不行，他就用身子去顶那胶木棍。人趴在地上，角度不对，还是捅不动。机枪继续在响，子弹继续打在炮上“当当当”乱响。他一咬牙，竟然弓起身子来，一用劲，居然将炮打响了。咚咚咚——！那炮弹飞向三块石，机枪立即哑吧了。后来，炮兵们跑到那三块石去看，地上还有大滩大滩的血迹。经观察分析才知道，那炮弹并没打着那机枪，却打中了那石笋。那岩石被打碎，石块落下来，打伤了机枪手，才逼迫他们撤退了。
应当说，除了望江厂（那时望江厂的地盘还属于南岸区管辖），南岸两派之间的武斗并不像城里头以及江北、沙坪坝、大坪、杨家坪那样激烈。拼钢钎的时候，好像只有八一五派偷袭柴油机厂那次打死了一个人。战争开始后，八一五派在新市场伏击城建兵团，一下打死打伤二十多人。反到底派的仇还没有报，八一五派又对黄山进行偷袭，让反到底派更是气愤。可能是听到留守黄山的人报告，邓长春在回到黄山之前，就与留在山上的人策划了“八二二”攻打上新街的战役，目的是要教训教训八一五派。
南岸的地形是一个哑铃，东面是南山山脉，山下的市区是两头大中间窄。东北面是弹子石，有重棉三厂、纺织配件厂、西南制药厂等企业；西南面是南坪、铜元局，有长江电工厂、第二机床厂、水泥厂等企业；中间则是一个狭长地带。区委区政府就位于这狭长地带最中间的上新街。而八一五派的主要力量则在西南面的水泥厂、长江厂一带。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派组织了几百人的武装，从中间突破，对上新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清晨，首先开始炮击。反到底派把黄山大门外那门三七高炮拖到龙黄公路一棵树（现观景台）附近，又从望江厂拖来一门五七高炮，向山下的区武装部、区委大楼及几个制高点轰击。然后，又派九一纵队红二连、黄山红一连和其它几个武斗连队下山。当时，八一五派在上新街的武斗队只有大庆民中“三二一”，不管是从兵力还是从武器来看，反到底派都占绝对优势。反到底派冲进上新街，八一五派几乎没有能够组织起像样子的抵抗。没用多少时间，反到底派就大获全胜。这一仗，反到底派打死对方二十余人，打伤数十人。
地处上新街西南侧的八一五派主力得到消息，立即组织力量前来支持。长江厂八一兵团也拥有一门三七高炮，不知是从哪儿抢来的，不过是单管的，同时还有几挺口径为12.7毫米的高射机枪。他们不知深浅，只好把那炮和机枪布置在海棠溪附近的山坡上，向反到底派的山上阵地轰击。八一五派的炮兵都是转业军人，据说还有驻军空军的人参与（当时南山的不少山头上都驻有高炮部队），那三七高炮仅试射了两炮，第三炮便打中了反到底派设在真武山上的指挥所。那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草棚棚，马上燃烧起来，一会儿便烧得个精光。反到底派的两门炮被一棵树前面的小山挡住，不能向海棠溪方向还击，只好闷在那山凹里看着八一五派的炮兵显威风。邓长春见进攻上新街已经达到目的，便下令撤退。山下的人员便陆续撤上山来，顺便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其它物资。
我们黄山红二连是8月21日晚上才回到南山的。打上新街的兵力已经足够了，邓长春就没有安排我们。这样也好，黄山红二连有柴油机厂的，还有三十九中的，都是上新街的人，认得上新街那些八一五派的人。如果把黄山红二连放下山去，肯定还要打死打伤更多的八一五派的人，邓长春的罪行就更大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打上新街，睡了一觉起来，战斗已经基本结束。我们跑到龙黄公路路口那儿去看热闹时，八一五派的三七高炮正在向山上轰击，只见那真武山上火光一闪，就冒起大火来。
天快黑的时候，有命令下来，要我们黄山红二连派一个班去黄葛古道上设立哨卡，防止八一五派夜里摸上来偷袭。我是班长，便主动请战。柴油机厂的杨广德是排长，由他带领我们去了老君洞。
我这个班，除了我和我的同学罗朝忠外，都是柴油机厂的学徒工。我们出发时，两个女生也硬要跟到我们一起去。这两个女生是在重医参加救护伤员的卫校和护校的学生，因为她们家都住在大兴场，不知什么时候也从重医那边回到南岸来了。可能是因为认识望江厂的人，她们就和另外几个女生组成了黄山红二连的卫生班。两个女生坚决要去，杨广德也没办法，只好让步，让她们换上劳保服，和我们一起出发。
天还没有全黑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老君洞，在一个靠近黄葛古道的断墙处设立了哨卡。那黄葛古道原是重庆通往綦江及贵州等地的驿道，青—色的石板路，沿途多黄葛树，那时路两侧尚存不少明清建筑风格的木结构穿斗民居。
我们去守夜的那天晚上，那路上连个鬼影影也没有。坐在那草笼笼里吹了一阵龙门阵，大家都有了睡意。于是就安排人值岗，其它人便横七竖八倒在树下的凹凼凼里睡了。
两个女生睡在男生们的中间，虽然穿着劳保服，但那睡相却也相当刺激人的。柴油机厂那些学徒工，大多在社会上混过，说话时甚至都带着下三流的腔调，有空时都要说点骚话、摆点晕龙门阵什么的。现在想来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天晚上，就是这样一些人，竟然没有人想入非非，更没有人做任何非礼动作。天亮了，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叫醒了沉睡的年轻人。大家爬起来，竟然没有人想到那一回事，两个女生也没有一点尴尬一丝脸红。有没有人做那种荒唐的梦，我不敢保证，但我绝对没做。如果真的有人做了，我想他可能会脸红，可能会表现出不自然的状态来，但十几个人里面却没有谁不自然。后来——那是一年多以后了——一个曾睡在那女生身边的柴油机厂的学徒工对我说：“当时好傻呀，都不晓得趁机摸一把！……”我对他说：“如果当时你乱摸了，说不定就被枪毙了！”他说：“那也是。”
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两个值最后一班岗的人竟然也睡着了，大家很是气愤，有人甚至要出手打他们，被杨广德劝住。都是年轻人，又没经过特别训练，站岗不打瞌睡其实是很不容易办到的。其实，八一五派刚刚被打得那样惨，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再组织偷袭，我们总算平安度过了一夜。

都是疯子吗？

如今，说起文革，说起武斗，人们都认为那简直就是神话，那些出生入死的人简直就是疯子。就是这些疯子，打来打去，死的死，伤的伤，没有哪一个落得了好下场。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要说是疯子也可以，首先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人疯了，然后把全国六七亿人都搞疯了。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几乎所有反对过文革的人，包括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之类所谓的走资派，也包括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死难者，你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就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也是“疯”的。真正清醒的，可以说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
在黄山红二连的时候，我和几个柴油机的战友没事打“牙巴仗”（嘴仗），争论一道难题：如果你父亲是八一五派，如果他拿着枪来进攻，你打不打？我说要打，我还举了许多历史上一些“大义灭亲”的例子，举了诸如彭湃之类先烈为例子。也有人说不能打，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我们争得个面红耳赤的，主张打的竟占了上风。事实上，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因观点不同而各在一派的多得很。那年月，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朋友决裂，同学厮杀的太多太多。电影《枫》那样的悲剧，并非绝无仅有，有的比其还要典型，还要可悲。不少参加过武斗的人看了《枫》都说，那女主角已经瞄准了那男主角，却还要犹豫；要是我的话，早就一枪将男主角打死了，有什么犹豫不决的！
的确，现在想来，当年那些参加武斗的人，那些出生入死、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都是疯子。但是，那么多人都是疯子吗？重庆城多多少少参加过武斗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万吧，十几万人都疯了不成？其实，那时的人说不定比现在的人都还要有理智，都还要崇拜理性。武斗中，死人的事几乎天天都有，却没有见到过谁去烧香拜佛求神卜卦。要打仗了，遇到危险了，可能要死人了，最多说一句：“该死鸡儿朝天，不该死鸡儿朝地。”用来自嘲，也用来安慰自己。
“该死鸡儿朝天，不该死鸡儿朝地”是一句四川俗话。当年传说，五十四军的战斗英雄陈代富在给红卫兵作报告时，就说过这句话。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陈代富去炸印军地堡，将爆破筒塞进去，却被印军推了出来。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的间隙插进去，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来。他喊着“一二三四五——”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那一瞬间，他迅速滚下地堡，地堡被炸毁了，为部队打开了前进道路，他因此被称为是活着的黄继光。陈代富是四川安岳县人，当年他顶爆破筒时是否想到这句四川俗话且不论，但在重庆文革战争中，这句表示生死莫测的话的确很流行。

英雄的悲剧

我们刚从战场上下来，
就来到毛主席像前，
用伤口流出的鲜血，
写下这钢铁誓言——

要毛泽东思想，
宁可不要脑袋！
为保卫毛主席，
完蛋就完蛋！

一个字就像一朵鲜花，
一个字就是一只大雁，
把它捎到北京吧，
献给毛主席，表咱心愿。

一个字就像一把钢刀，
一个字就是一颗子弹，
把它贴在心窝里吧，
冲上阵地去，决一死战。

这是我在1968年1月写的一首小诗，虽然写得差劲，却真实地反映了武斗人员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
作为“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我们从小所接受的就是革命教育，家长、老师、组织、社会都要我们学英雄，做英雄，不怕苦，不怕死。我们一懂事，接触的就是英雄，先是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后是江姐、成岗、许云峰，还有卓娅、舒拉、保尔、牛虻……我们当中，谁没读过《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谁不知道《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不管男生女生，长大当解放军，几乎是所有人的第一理想。不管问谁，都可以一口气给你背出一长串战斗英雄的名字来。文革一开始，我们那样投入，与那十几年的“革命教育”是分不开的。那时，我们当中好多人都为没有赶上战争年代而遗憾，又为能赶上文革而庆幸。英雄教育让我们向往英雄，让我们鄙视胆小鬼、怕死鬼，让我们胸中积淀了浓浓的“英雄情结”。武斗，特别是已经发展为战争形态的武斗，让我们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学英雄，做英雄，成为我们的心声。
的确，面对死亡，任何人都可能胆怯，都可能害怕。但是，在那一两年时间里，我却没有听说哪个参加武斗的人，哪个走进战争的人，因为害怕当了逃兵。被对方抓住，认罪，求饶，写“反戈一击”声明，肯定是有的，而且还不少。一旦被放了出来，依然如故，继续“战斗”，甚至比过去更亡命，却是普遍的事实。拼钢钎的时候，看到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有的人也可能害怕。但打枪后，离得远了，反而不害怕了。第一次上战场，也可能因为害怕而浑身发抖（有的人也可能是因为激动而浑身发抖），还没瞄准就开枪，甚至连枪也举不起来。但只要打响第一枪，也就镇静下来。后来我对此进行过分析，可能是胆小的人、害怕的人已经悄悄地“逍遥”了，脱离出去了，回家跳“锅边舞”去了，留下的人都是不怕死的。这些留下来的人，最怕的就是别人骂他“怕死鬼”。在战友面前，特别是在异性面前，至少也要装出一副英雄的样子来。装多了，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如果谁心里有了那种“英雄情结”，当然也就更要表现出一副英雄的样子来。
本书中已经讲过不少英雄的故事，不妨再讲两个吧：
1967年8月18日，重庆潘家坪附近的五台山。九一纵队红二连副连长为了救战友，被一串机枪子弹打伤，脚上手上竟然有十来处伤口。他被战友救下来，被送进医院。据医生说，那十来处的伤口均不致命。但是，由于药品奇缺，无法镇痛，这位中学生竟然被活活痛死。他是十一中“红色暴徒”的头头，来照看他的几个女生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儿，全都哭成了泪人，他却不哭，反而强打精神，安慰她们，直到最后落气死去。
1967年11月，南山中学。我们十几个人被八一五派包围在尖尖房子那小楼里。进攻者仗着人多钢钎长，已经从窗口攻了进来。虽然那为首的被我一钢钎戳在颈项上，暂时停止了进攻，但我们却被压缩在一个小房间里，不知所措。眼看八一五派调整部署，就要发动再次进攻，冲进我们所在的房间。面对电筒光下那一排上着长长刺刀闪着寒光的钢钎，突然，矮胖矮胖的高三同学朱心跃提着钢钎，冲出小房间，大声喊着：“为保卫毛主席，完蛋就完蛋！”那气势竟然使进攻者一愣，接连后退几步，不敢再向前冲，这才为我们赢得了时间，纷纷从楼上往下跳，逃过了一场劫难。
不但男生如此，女生也相当英勇。事实上，武斗并不是男生的专利，几乎所有的武斗队中都有女生。虽然女生往往不会被直接派往战场，但她们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同样令人钦佩。九一纵队红二连有个通讯班，班里有两个女生，外号叫大娃、二娃，都是十一中初一年级的，不过十三四岁。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派要攻打上新街，头一天派人下山去侦察，就派了这两个女生。两个女生换了衣服，竟看不出是中学生。特别是那二娃，长得小巧玲珑，穿一件花衬衫，套一条裙子（那年月穿裙子的人极少），头上还扎上一个大蝴蝶结，像个托儿所的大娃娃。两个女生分头下山，从弹子石到上新街，从上新街到海棠溪，把八一五派的据点一个个侦察得明明白白才回到山上。第二天，这两个女生还是那身装束，跟着战友们又打下山去。有人认出他们来，竟啧啧感叹，她们还笑。那大娃姓黄，后来也进了望江厂，曾和我老婆在一个单位上班。我问她：“当时你们害不害怕？”她说：“好像没有想到害怕一样。”我问：“万一被人识破，被八一五派抓住，你怎么办？”她说：“好像也没想过。”
再看我1967年写的一首小诗《血染的袖章》：

战壕里，伏着亲爱的战友，
头顶上，飞着呼啸的子弹，
面对着敌人的疯狂进攻，
她英勇沉着地作战！

忽然，一颗手榴弹飞来，
她转眼一看，啊，嗤嗤冒烟，
眼看就要爆炸呀，
怎么办？怎么办？

黄继光在眼前出现，
王杰的话响在耳边，
喊着“毛主席万岁！”
她扑向那就要爆炸的手榴弹！

……她叫什么名字？
身旁的战友都不知道，
从她身上找到一个鲜血浸透的袖章，
才知道她是九一纵队的一员！

报仇！报仇！！报仇！！！
枪膛里射出愤怒的子弹，
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向李任死党讨还血债！

诗中的故事，是我1967年8月底在一份叫《九一纵队战报》的小报上看到的。虽然这个故事本身可能并不真实，但故事中体现出来的那种英雄气概却是真实的。如果真的发生了故事中的那种情况，在那样一种氛围中，说不定也真有人会扑到那手榴弹上去的。事实上，那时候也流传着不少类似的故事。
类似的故事，本书中已经讲了很多。从这些故事中，不是很可以看出当年电影、小说、革命回忆录留下的影子吗？如果能将这样一股力量引到正道上去，该会产生多大的效果呢？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是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文革战争中，你能否认他就不是英雄？你能否认那行为就不是英雄行为？
遗憾的是，武斗不是正道，那个时代也难以有什么正道。他们即使可以冠以“英雄”的头衔，也只是历史的悲剧。后来，武斗终于停止下来，竟然使很多人都感到惶惑和失落。不少人都说，应当组织武斗人员到越南去打仗，而且还要去越南南方，直接和美国鬼子打。还有更提劲的说，应当组织一个世界兵团，到非洲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解放黑非洲。好像是1968年武斗还没完全停止的时候，非洲的刚果（布）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政变者带着100多人的武装人员从刚果（利）的首都利奥波德维尔（现金沙萨）偷偷渡过刚果河，攻入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国家电台和总统府，宣告政变成功。后来，这支政变武装虽然被政府军打败，但却坚持了好几天。我们看了这样的新闻，都觉得好耍。我们学校那叫张正华的头头说：“干脆我们组织一两百人去，保证打下一个国家来！”那几年，也还真的有人跑到云南，想方设法越过边界，跑到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家去“干革命”呢。据说，缅甸共产党的部队里就有好多的中国红卫兵。如果当时中国也出一个格瓦拉那样的人物，要在全国招摹几百万的“世界兵团”，可能真不会成问题。但是，那将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武斗中的男女

当然，现在的人们不屑于听英雄故事，最关心的可能是武斗人员性方面的事。很多人以为，搞武斗了，手上有了枪，没有“110”可以报警，也没有警察来管，肯定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以为，参加武斗的男生就是一群性饥渴者，都是色狼，见到女人就会“乱来”（在重庆话中特指男女之间的事）；参加过武斗的女生就是“慰安妇”，就像随军妓女一样，似乎谁都可以与她们睡觉。在他们的想象里，武斗就是睡觉，就是“乱来”。遇到这样的人，你解释得再多，他们也不信。后来，我就不解释了。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的想象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参加武斗的，绝大多数是学生和青年工人，身体刚刚发育成熟，有的甚至还未发育成熟，正处在性危险期。如果是现在，那局面肯定难以收拾。但是，文革前那种革命的禁欲主义的教育，使绝大多数人又有很强的自制能力，加上革命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很少有人想到过要借用武斗来解决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一般的中学生中，如果谁在耍朋友（注：川语称谈恋爱为“耍朋友”）谈恋爱，都会遭到大家的嘲笑，更不要说随便“乱来”、随便“睡觉”了。我没有正式耍过朋友，只是对一个女生有过那么一点暧昧的感情（她可能还没有），就被别人看出来了，就被嘲笑过。
不仅现在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武斗中的两派也都经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通过大字报、小报、广播什么的，把对方说成是强奸犯，是妓女。这种风潮大约是从1967年5月全面武斗开始后兴起的。那时，虽然诸如反革命之类依然是最大的罪恶，但由于已经用得太多，用得太滥，给对方扣上诸如反革命之类的政治帽子已经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也就失去了作用，而攻击对方是强奸犯，是妓女之类，更容易让对方难堪。如果对方在性方面真的有什么越轨行为，也更容易将对方打倒。1968年9月，我们回到学校。有一天，我正在张贴批判专栏，一个八一五派同学来捣乱，指着我鼻子骂：“老子要揭发你，你在黄山上强奸了三个女生！”把我气惨了，立即扑上去，要和他打架。还是旁边的人拉住，我们才没打起来。
“食色性也。”性毕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虽然有禁欲主义的压抑，但性的需要依然要通过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攻击对方，仅仅骂几声强奸犯、妓女之类好像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于是就开始编造故事，那故事从简单到复杂，甚至耸人听闻。前面曾说过了那个1968年7月在江陵厂武斗中被打死的女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还有更荒唐的传说，说某武斗队把打死的对方女生尸体洗干净，然后让武斗人员排着队去玩乐。有的文章甚至写得很细很淫秽，无异于黄色小说（当然还不能与现今的黄色小说相比）。其实，读过弗洛伊德著作的人很容易就知道，这都是那些写此类文章的人把自己的性幻想变成了攻击对方的谣言，反映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性需要。读此类文章的人当然也可以通过阅读和性幻想，以满足自己的性需要。
虽然如此，但也不能说就没有怪现象。参加过武斗的人那么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那么一些烂污崽儿也正常。但是，谁一旦敢拆烂污，一旦被揭露，几乎都没有好下场。1967年8月底，住在建设厂的某中学的几个烂污崽儿，不知哪根神经发了岔，看到一个女人路过，就将其抓来轮奸了。那女人是建设厂一个工人的老婆，已经怀孕，是到厂里来找丈夫的。此事很快就被揭露，建设厂的反到底派指挥部立即将那几个烂污崽儿抓了起来，给予一顿饱打。9月初一停火，又将这几个烂污崽儿押送到“警司”，请求当局严肃处理。后来，这几个烂污崽儿都被处以死刑，公开宣判后枪毙了。
1967年8月18日，电技校一个武斗人员从王家大山打仗回来，路过一处田地，看到一个农村姑娘在摘豇豆。可能是打了大半天，见过太多的死人，经历过太多的危险，控制行为的神经出了毛病，这家伙忍不住，就把那姑娘强奸了。走到前面的战友见他半天不来，以为出了什么事，便倒回去找他，正看到他在强奸别人。当头头的顿时火起，一枪托向他砸去，其它的人则用半自动步枪的剌刀在他屁股上捅了好几个窟窿。
到了1968年，一些单位的武斗队纪律松懈了，没有事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也摆些“骚龙门阵”。特别是在专县跑的时候，见到长得乖的女生，或者见到穿得特别的女生，大喊大叫说怪话的也不少。在宜宾“红旗三○三”的时候，开车的是一个望江厂的工人，外号叫“水生”。每当遇到这样的女生，他都得意忘形似的，丢下方向盘，拍手大叫：“好麦子（好妹子的谐音）！好麦子！”让我们坐在车上的人提心吊胆。
当然，也有一些烂污崽儿，搅上一两个烂污女生，跑到成都或专县“乱来”。据说，有两个永川的女生，在成都跟着重庆某技工校的崽儿鬼混，吃了别人的，用了别人的。后来要返家了，在火车上，那技工校的崽儿们强占了一个列车员室，将那两个女生叫来，硬是将两个女生轮奸了。那两个女生跪下来求饶，那些烂污崽儿便威胁道，如果不答应，就将她们丢出车窗外去，其手段令人发指！
还有一些烂污崽儿伙在一起，打着某一派的旗号，牯吃霸赊，欺压百姓，乱搅女人，抢劫农民，被称为“操民愤”。但是，这种现象毕竟不多，而且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惩处。即使本单位的人不来惩处，外单位的人也可能要来惩处。在荣县，我们“红旗三○三”就惩处了这样一个烂污团伙。
但是，一般来说，学生不比工人，拆烂污的要少得多。那些投入武斗的男生女生，特别是跟着自己学校战斗团行动的，大多还是要表现出正人君子的样子来。别说行动，连言语也不敢猖狂。特别是女生，把性当作是一种极端低级极端下流的东西，不少人根本就不懂。如果哪个男生敢于在女生面前做个小动作，很可能就挨上一耳光，还可能引来“打流氓”的喊叫，让你下不了台。那时，牛虻和保尔是年轻人的偶像，即使有了性的冲动，或者有了爱情冲动，也要像牛虻和保尔一样，把那冲动压制下去，表面上还要做出一副冷漠样子来。
南岸窍角沱中学的反到底派头头，人长得又小又黑，但极聪明，外号叫“小脑壳”。1968年4月，我们一起“逃难”到了乐山，住在地区医专。吃饭的时候，一个女生可能是真的喜欢他，分菜时给他多分了一点，他竟然大发其火，把那女生骂了一顿。几个男生趁机在一旁说笑，他一时怒起，竟然又拿起那土陶罐罐的饭钵钵，向那女生掷去。不是躲得快，那女生头上肯定开花。后来我听说，他和那女生还真的有点“那个”呢。
1967年9月初，我们交枪后回到学校，不知是谁在八一五战斗团的团部找到几封情书，写信的人是高一年级的，还是八一五战斗团的一个头头，是写给他同班一个女生的，虽然满纸都是革命言词，但却写得情真意切。我们井冈山战斗团那个一号头头看了，可能也受了感动，又拿给我看，还说：“此人不错，肯定是个好人。”话语中好像还充满着羡慕。可是，我那时还真的不太懂事，除了从小说上读到过之外，还真没有读过这样的情书，也就不能从那革命言词中去把握写信人的感情。我读后不以为然，心底里还多少有点嘲笑，便揉成一团丢出了窗外。现在想来，如果保留下来，那还真是一件“文物”了。
我们井冈山战斗团的那个女头头，人长得并不漂亮，但不知为什么，另外几个头头都私下爱上她，却都不敢表露，我们也不知道。有一次，她在街上被八一五派抓走，弄得那几个当头头的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夜连晚开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各种关系，想了各种办法，才让八一五派第二天把她放出来。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那个一号头头一个人独自躲在厕所里，哭了一个钟头。另一个头头张正华则不给任何人讲，独自带了两个亡命徒，各提一支手枪，连续三天晚上溜回学校，发誓要报销对方两三条命来报复。只因对方戒备森严，晚上又无人敢出据点一步，才未造成血案。可是，他们都缄口不说，表面上好像都是正儿八经的，实际上心中都有“鬼”。这些事，连那个女头头自己也不知道。下乡到农村后，还是她主动，最后才和那个一号头头结为秦晋之好。
当然也有不压制自己感情的人，趁着武斗，相互追求，或者在生死搏斗中产生了恋情，最终结为秦晋之好的，几乎每个单位（包括每个学校）都有，但不多。像我们学校井冈山战斗团，好几百人的队伍，最终也只那么两对而已。除了一号头头和那个女头头之外，另一对就是周大齐和林明。我们“逃难”往专县跑，他们两个都留下了，一个留在“红中司”，一个留在铁路局，相距不远，正好加强来往，增加感情，后来也真的成了很幸福的一对。毕竟是在枪林弹雨中恋爱上的，一旦结合，感情也就深，生活也就幸福。
也有像电影《枫》所描写的那样，男女各是一派，但观点和派性往往挡不住爱情，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演绎出一个个相当精彩的故事。
到后来，当初那些还不懂爱情的人，那些还没“醒”过来的人，那些有机会而又没抓住的人，对那些在文革战争中恋爱成功的人，既羡慕又嫉妒。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但有时聚会，依然还有人在感叹：“当年啷个那么蠢哟！”既有男生这样感叹，也有女生这样感叹，好像那一场文革战争真的是恋爱的最佳季节！
1968年9月，各个学校的两派都回校“复课闹革命”，一些人抛弃前嫌，冲破两派隔阂，耍起朋友来，也演绎了不少浪漫故事。我一个同年级同学，本来是八一五派的钢杆，被手榴弹炸得满脸都是肉疙瘩，他竟然喜欢上了他同班一个反到底派的女生，硬要和她耍朋友。不知他使用了什么“道法”，两人也的确恋爱起来。后来下乡，不知他为何又没有和学校大部队一起走，结果造成两人各在一方。可能是太思念了，下乡不久，他还专门跑到忠县我们公社来看望过那女生。后来又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场恋爱终究没有成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在家跳“锅边舞”的逍遥派。他们中不少人吃了饭没事干，便陷入爱河中。1968年8月，我们在宜宾时，就来了一个同年级的同学，还带着一个小学的女生（已经16岁）。他从来没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到宜宾来是来“躲祸”的。原来，他把那女生的肚皮弄大了，想到医院去坠胎。我们很看不起他，也不理他。可能是医院也不理他，住了一两天，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后来，那女生就为他生下一个孩子。我们下乡后，他还把他那孩子带到乡下来耍过，那孩子都可以走路了。像他这样早在1968年便生了孩子的，我们学校就有好几个，全是呆在家里的逍遥派。
还有就是那些比较安定的地区，那些某一派占了绝对优势的学校，没有武斗可打，一些崽儿闲着无事，便“乱来”，强奸的，乱搞的，都有，个别的甚至相当严重。这些家伙，后来大多数都没有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武斗那个年代，性是最严厉的禁忌。“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虽然到了一定年龄，正常的人都会有性的冲动，都会有恋爱的需求，但是我们那一代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却不善于表达，越是所谓的“好学生”，越是所谓的“高才生”，越不懂怎么去恋爱。这样的人真正恋爱成功的，也极少。怎样去恋爱（更不要说怎样做爱了），老师不会教，家长也不会教，而这样的事要无师自通往往很困难。可能正因为如此，到后来出现了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1968年3月，我们住在成都省农科院，一个高中同学可能是遗精，醒来不知所措，竟然指责睡在一起的人“耍流氓”，为此差点打架。不过，到后来也的确有些人“耍”这样的“流氓”：不知是从谁开始的，趁别人睡着了，把一张草纸弄湿，贴到别人的脚板心上，然后用报纸之类往那草纸上扇风，据说就能让那人遗精。此风在“逃难”人群中甚至很流行了一时。我就被这样贴过湿草纸，但一贴我就醒了，让我愤怒得要和对方打架。不过，与其说这是“耍流氓”，不如说是开玩笑恶作剧。
武斗全面停息后，也就是1968年年底后，重庆出现了一些北方来卖假药的人，在街头上拉起圈子，为兜售所谓的“紫河车”，转弯抹角讲些性知识。那时武斗不能搞了，复课也没有真的“复”起来，像我这样的学生有事无事就到街上去闲逛。只要没有遇到认识的人，就围上去听。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的性启蒙老师，竟然是这些家伙，现在想来好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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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江致知谈35、36期

35、36期读后，有些感概。我是重庆文革的亲历者，但刚好大武斗那几个月，我不在重庆。两期专辑中提到的许多事，有的听说过，更多的是闻所未闻。现在读到，仍感觉惊心动魄。大学生毕竟理智一点，对于武斗，我有一种本能的躲避心理，如果我在重庆，肯定不会参加。
我的看法，文革初起之时，八一五造反派（这时还没有分裂）代表了正义力量（历史道统）。有研究家的论述中已有指出，如杨继绳说的“官僚集团和普通百姓的矛盾”。徐友渔说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反官僚的因素”。尽管学生们满腔热血，出于理想和纯洁的信念，造反派代表正义方，但还是奉旨造反。实际上是在如来佛的手掌里翻筋斗。
造反是手段，夺权才是目的。重庆造反派的分裂起之于“一月夺权”建立的革联会，因为有了利益的存在，从此逐渐发生变化。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一派，在驻军的支持下掌握了革联会的主导权。而没有掌权，且被驻军在“二月镇反”中镇压过的西师八三一等造反派就起来“砸烂革联会”。那时也不存在制定规则，实行民主，以选票说话的宏观条件。
既然双方对于革联会这一临时权力机构不能妥协，是“路线斗争”，根据“斗争哲学”，那就只有打，诉诸暴力，开展传统教育一贯鼓动的革命方式：武装斗争——武斗。
这时，文革的发动者暨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对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武斗，抱着欣赏和支持的态度。1966年12月26日他在生日家宴上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祝酒说：“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他对林彪说“应该给左派发枪”。江青7月22日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说：“有一个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还说过：“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打过仗了，打一打，也是一个锻炼”。“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然后，毛作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一经典论述。
各地武斗的猛烈蔓延，跟火上浇油的煽动关系太大了。上海张春桥、王洪文指挥打上柴“联司”，拍了纪录片，毛在上海看了纪录片，他是赞成的。
我的分析是，毛对当时都号称忠于他的两大造反派，不见得都有好看法。对各地“支左”的解放军所支持的那一派，也不见得感冒。他需要用武斗的方式，让他感兴趣的那一派在听他号令的部队的支持下，独霸地方的政治舞台。也可能他觉得两派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需要在武斗中敲打锤炼。
从他对清华武斗的态度，就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他钟爱团派，对蒯大富有几分宠爱，不喜欢414。414派头头沈如槐看了毛“七二八”召见的讲话后，在回忆录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414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准备）“实施最严厉的惩罚。”毛的态度，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等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准确地按毛的意思充当了装腔作势拉偏架的角色。使414派在清华百日武斗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吃了不少亏。
全国的武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日本式的提线木偶剧。有人从高处提着操纵线，在半截围布后面操纵，让木偶需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但这个需要不是剧本的要求，而是按照政治的需要。又像人斗蟋蟀，用鬃毛撩拨正在发怒的两只蟋蟀，使它们越斗越凶猛。
作为参加武斗的头头和群众，确实有着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为保有革命名义、不当反革命而斗争的一面。在毛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已的！也有为集团、为个人生命安全，为生存而斗争，无可奈何的一面。
武斗也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体现出最高尚的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丑恶和善良，两派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例如在男女学生接近中坐怀不乱的纯情，在今天是难于复制的。又如杀俘这样丑恶的事件，在两派中不断重演，令人发指。
我们这个民族向来崇尚“丛林法则”，所谓“打天下，坐天下”。到近代，更自称掌握了“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某主义的精髓，并有创造性的发展。不善于求同存异，通过谈判形成游戏规则，实行法治。一说到妥协共赢，就是投降主义、背叛革命。从古到今，发生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争夺的是天下，是皇位。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尸骨遍野，血流成河，以牺牲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据资料，我国历史上人口锐减数千万，下降比例在46%—71%的大滑坡就有7次。孟子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千里无鸡鸣”那样的惨相，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牺牲的是百姓的生命，得利的是皇帝、皇族，是大官，是统治集团。
我认为，争夺天下的战争，以及战争的领导者、参与者，不好说具有正义的性质。刘邦、项羽……朱元璋、张士诚等，哪一个可称为是正义？无非是夺得政权后，其国名排进了我国历史朝代正统的序列中而已。
古训曰：“死生亦大矣”，多少哲学家、思想家探讨过死生之大义。所谓大义，就是司马迁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在社会大动荡战争中死去的人，是否有重大意义，要作具体分析。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为抗击侵略，为民族存亡死难的人，其意义无疑是重如泰山的。如果是死于楚汉相争，朱（元璋）张（士诚）争霸等，我想很难与重于泰山挂上钩，沾上边。领袖操纵控制自己的臣民互相掐架，即使把它的“重要意义”上升为国共之争，其死者谈得上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为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力，充当了炮灰。其意义不见得高于乱世中争天下的死者。
36期列出的1200多名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为1200多个亡灵不至于湮灭在岁月的记忆中，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清浅的痕迹。无论从尊重生命，缅怀死者，保留真相，还原历史的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搜集、整理者付出的极大辛劳，做出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我怀抱深深的敬意！
而今天我们回忆武斗的发展过程，揭露其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危害和损失，探讨武斗发生的背景根源等问题，对于声讨发动文革浩劫的罪魁祸首漠视生命、践踏人权的罪恶，避免重新发生文革之类的人间惨祸，无疑将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意义！

申纪宗谈36期

35、36期《昨天》已收到并已转发一些朋友。这两期内容都很重要，尤其是36期的《重庆武斗死难者名录》，令人感慨万端。
许多人都知道，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日之间至今争论不休，一个很大的疑问是，中方能够公布的死难者名录不足三万名。这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很大缺陷。抗战年间的具体数字，如今去追索已难度很高，但对文革死难者的数据，不能再这样因循糊涂了。将来要能实现巴金的“文革博物馆”设想，这个博物馆里也不能仅仅陈列老舍、邓拓、孙维世、遇罗克等名人，也应该陈列普通的死难者的名单，因为文革中受害最深的还是下层百姓。每一个生命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李正权谈35期中有关重庆武斗使用的武器

《昨天》35期、36期都是有关重庆武斗的，不少地方涉及到武斗中使用的兵器。有的作者可能不熟悉兵器知识，再加上武斗当时所用兵器型号多、样式杂，既有最新式的，也有100多年前的，因而在表述上出现一些失误。笔者当年也参加了这场武斗（实际上是战争），后来又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对武斗中使用的兵器多少有些了解，不揣浅陋，作一点说明：
一般来说，兵器以口径大小分为枪和炮。20毫米以下口径的称为枪，20毫米及以上口径的称为炮。当时，建设厂生产枪，包括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班用机枪等。1967年7～9月期间，反到底派占据了建设厂，大量使用这些当时堪称先进的兵器，因而在那次武斗中占了上风。
一二七高射机枪口径为12.7毫米，它有一个可以装卸的脚架，射击时一般需要两个人操作。如果力气大，两个人也能搬走。一四五高射机枪口径为14.5毫米，当时刚试制出来，先是两联（双管联发），后是四联（四管联发），是装在炮车上的，要由汽车牵引，威力很大，有精度很高的瞄准具，但也存在许多毛病，部队没有列装就停止生产了。
三七高射炮口径为37毫米，分单管和双管，还有陆炮、海炮之分，陆炮称为陆三七，有炮车，要用汽车牵引；海炮称为海三七，是装在军舰上用的。望江厂反到底把海三七装在“人民5号”等船上，就成了“八八海战”中的军舰。
中央首长1968年9月16日讲话中称望江厂为“重庆高射炮厂”，该厂还生产过五七高射炮，口径为57毫米，威力更大，但已经转产给外地厂，厂里只留下一两门。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攻打上新街前，曾拉了一门五七高射炮到“一棵树”那儿，却没有开过炮。如果开炮，一炮就能打烂一幢楼，邓长春可能还是有所顾忌的。
重庆武斗中八一五派使用过轻型水陆两栖坦克，坦克上虽然装有坦克炮，却没有炮弹，因而坦克开出来只有吓人，没有实战功能。由于装甲薄，不能承受一四五高射机枪和三七高炮的打击，因而武斗中只在攻打嘉陵厂时发挥了作用，在打潘家坪时反而被打坏并导致紧跟其后的武斗人员失去掩护伤亡惨重。
除了兵工厂生产的，重庆武斗中还使用了民兵训练用的、体育锻炼用的以及从部队“抢”来的，那型号、样式就更加五花八门了，甚至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用过的那种洋枪（就像现而今黑社会自制的火药枪）。
当时八一五派为弥补枪械不如反到底派的问题，还曾组织几家厂联合试制“815式冲锋枪”，是仿照加拿大式手提机关枪的样子，只是把口径改为7.62毫米，加大加长了枪膛，可以打1956式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那种子弹。在专县，也有人称之为红旗牌冲锋枪。这种冲锋枪结构简单，只要有相应的机械加工能力，画几张草图就可以制造出来。但是，正是因为结构简单，性能也就差劲，打起来后坐力太大，精度太差，一不小心，一个弹夹里的30发子弹就全部飞出去了。
泸州红联（八一五派）制造的时称“蛤蟆炮”（川语读作“克妈炮”）的迫击炮，据说炮弹落在地上后会像蛤蟆那样跳起来爆炸，杀伤力极大。但它性能很差。我曾看到过“红联”从沱江边向对岸打过这种炮，至少有一半的炮弹都没有打过河来，全落到江中了。


黄顺义对35期中一张照片的更正

《昨天》35期《为了不应忘却的27个同学》一文中那张辜习荣同学的遗像，是我提供的，但是这期被一些原重大校友看到后，有校友指出那照片不是辜习荣同学，而是另一华姓同学。我必须提出更正并向华同学致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错，我说明一下：因为我在搜集死难同学资料的时候，照片是个大难题，当年我们都很少照相，许多同学的照片都无法找到，即使其亲属也没有（有的亲属拒绝谈伤心往事，有的亲属还联系不上），我不得不费了许多心力（此中艰苦一言难尽），才从一些集体合影中截取出几个死难同学的头像。辜习荣同学那张被弄错的遗像，就是从当年重大武术队的集体合影中找的，而且经两个原武术队同学分别辨认，都认定那就是他，我才花钱请打字复印店帮忙扫描截取下来。但没想到竟被认错了。非常遗憾！现将与辜习荣同专业的同学重新指认的集体照中正确头像附上。在此，我还借《昨天》一角，向原重大校友及有关知情者发出求援呼吁：希望能提供还未找到照片的死难同学陈茂明、陈蕴健、吴中和、杨兴格、黄文田的照片或线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