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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三十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30, 2014 8: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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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三十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4月30日第33期


本期目录

〖广西文革专辑〗

书海泛舟
潇 潇 《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由美国明镜出版社出版

生逢乱世
晓 明 我在桂林当“老多”

史林一叶
何 蜀 文革“七二五讲话”:不仅仅是广西造反派的终结

故纸堆
柳州铁路局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件
李晓航整理 广西小报(部分)目录

编读往来
蒋健谈30期王锐文
晓星谈31期
予庆谈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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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专辑〗

说明:广西文革吸引世人关注的一大特点,是由军政当局调动部队协同保守派武装人员向造反派实行大屠杀。这不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是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打着“剿匪”和“镇压反共救国团”的旗号,公开宣布的是“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因此屠杀起来理直气壮有恃无恐。对照毛泽东处理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和武汉“七二○”事件时的态度,可以看出其翻云覆雨、只讲需要不讲是非的本性,也足以说明当年许多造反派心目中“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的自慰观念之虚妄。
虽然在文革结束之后,为了平息民怨,收拾人心,做了一些“处理遗留问题”的工作,但那场大屠杀的主要决策者并未受到追究,许多真相仍然无人知晓。
一点一滴地搜集、发掘和还原真相,是值得民间志愿者为之努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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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由美国明镜出版社出版

潇 潇

近年来,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1985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工作结束开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内部出版,历时4年。这套珍贵的《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每册600-800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这套档案中的一些主要内容也已经被收入了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经宋永毅推荐,明镜出版社决定出版其中最具宏观视角的第十八册《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改名为《文革机密报告——广西报告》出版,以还民众了解被掩盖的文革真相的知情权,更提供给他们一个“身临”近半个世纪前的血雨腥风的机会。
宋永毅应出版社所邀为之作序,认为这一机密档案的出版将给当前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带来不少新课题和新挑战。这一近八千字的序题名为“机密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文革研究的新课题”,共分为“值得追究‘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起源”,“破除各级党组织‘抵制文革’的迷思”,“军队‘支左’使文革从动乱迅速走向灾难”,“解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神话”和“韦国清的不倒翁之谜”等五节。
《文革机密报告——广西报告》一书共36万字,590页。全书除了按大事记格式的文革纪事外,其附录还有“原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三张大字报”,“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和“自治区机构领导人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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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桂林当“老多”

晓 明

作者简介:晓明,本名蒙木生,1937年出生于广西阳朔县,1945年抗战胜利后移居平乐县。1956年毕业于阳朔中学,1960年毕业于桂林地质学校地质勘探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75年冬调入广西274地质队工作。1994年退休后,开始写作回顾与反思历次政治运动的文章,十多年来有数十篇文章在海内外网刊上发表,其专著《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于2006年11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联系电话:18260867499(南宁),13426390993(北京)。

文革运动从1966年在全国开展时,我是桂林冶金地质学校(现在的桂林理工大学)的一名靑年教师,经历了这里文革运动的全过程。现在回想亲历的那一桩桩往事,仍感到惊心动魄,难以忘怀。

大动乱前夕的批判运动

随着姚文元和戚本禹等人文章的发表,随着北京市委的改组,一股批判和声讨“三家村黑帮”的高潮在全国掀起。全国各地工、农、兵、学、商各界的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讲话或文章,声讨“三家村黑帮”。我们学校党委也遵照广西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的指示,组织全校师生学习讨论,写大字报,开批判大会、声讨会。为了联系本单位实际来开展这场大批判运动,校党委抛出了学校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同时把在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人拿出来作为批斗对象。
揪出这个“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我很不理解,从一开始我思想上就认为是不对的。所谓“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的几位教师,如物探科的王钟、王玉梅夫妇是1958年长春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赵叔珍是1959年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还有矿山科的区彼特和戴汶琪夫妇是1958年北京矿业学院的毕业生。他们都是我校教学中的骨干,也从未有过违法之举。只是在几年前的困难时期,那时的人们缺乏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活,而他们几个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相互得到精神的慰藉,仅此而已,绝无任何越轨之举。后来校党委在组织教师向党“交心”的活动中,他们向组织上如实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说明他们是相信党的。现在却成了组织“反党小集团”的“罪证”,岂不是令人好笑吗?
再有采矿教研组的教师孙逊,有人检举他“骂毛主席”,纯属无稽之谈;机电教研组温玉昆、谢中枢不知因何罪名也被揪了出来;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原副校长孙德文和工会主席刘一帆夫妇,原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学铭等人,也被作为专政对象揪出来,成了我校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批牺牲品。
另外,就是有大字报对准矿山科主任岂尽忠。矿山科的几个老师被揪出来后,大字报说岂尽忠是“烂家村”的“村长”;物探科的科主任宋书义,有大字报说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以大帽子压人。这些老师和中层干部的所谓“问题”,如果不是某些领导人(或掌管档案的人)透露出来,一般的群众怎么能知道呢?可见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有人把矛头指向群众和基层干部,搞鬼整人。这是领导者的一贯作法。
当然,此时联系本校实际开展的大批判运动,也只是停留在大字报和批判会而已,并没有打人的事件出现。两位中层干部也仅是有大字报批判而已,还没有被批斗。而那几位受到批判的教师和已戴帽的右派,他们则被打入了另册,受到监督劳动的惩罚。这是学校第一次出现侵犯人权、侮辱人格的事件。对此我的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对他们的受害,在内心里我是同情的,心存许多疑虑。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样,思想上虽有看法,迫于形势而不敢说罢了。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和广播的鼓动下,全国的运动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我们学校也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和大标语,并以全校师生的名义给聂元梓等人发去声援信。当然,这一切仍然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时的许多社论和文章,使我感到这场运动很有来头,矛头主要是上级领导机关的“修正主义”和“黑帮”,绝非普通的老百姓。前些时学校揪出的那些所谓“反党小集团”就值得考虑了。

停止野外实习返校参加运动

尽管此时全国的运动已热火朝天地搞起来了,但在我们学校仍然只是停留在学习、讨论和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方面。运动到底要如何深入下去,领导们心中无数,群众更不知道。在此种情况下,学校仍然按原来的计划进行教学,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搞运动。我任课的化探专业64级两个班按计划要到野外进行生产实习,作为任课教师,我必须跟班前去野外带学生们实习。
大约是1966年的6月中旬,在教务主任孙云鹏和负责教师王乃培的带领下,我们几位教师跟随化探64级两个班约90名学生到湖北省风山洞604队进行野外生产实习了。到达该队后,该队领导和地质技术负责人给我们报告了有关队里和工作区的地质情况,我们也着手准备到大别山的野外分队开展工作。
几天后,604队大队部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刚到该队时,队上的文革运动也仅是批判“三家村”一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几天后则出现有针对队领导和中层干部的大字报了。如一个设备科的科长被大字报点名为“日伪汉奸”,地质科的技术负责人被指为“反动技术权威”,一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指为“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还有某某人是“漏网右派”一类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队部机关周围、食堂外的墙壁等处。看到这样的大字报,我们都感到十分惊奇,我们的生产实习还继续下去吗?
鉴于这种情况,604队领导就通知我们暂时不要去野外,等过一段时间看情况再作决定。我们也只好呆在队上,除了组织同学们学习而外,就是看看604队的大字报。
不几天接到了学校同事们的来信,谈到了学校出现的新情况。原来在我们离校后几天,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组就进到学校了。他们一到学校后就代行了校党委的职权来领导运动,校党委的领导就靠边站了。可能很快就会通知我们回校参加运动了。
果然,不几天,学校就来了通知,叫我们停止实习立即返校。大约是7月初的一天,我们就离开604队住地风山洞,当晚到长江北岸的武穴乘船,次日达到汉口。第二天就乘火车回桂林了。

工作组进校后两人自杀

离开学校仅半个多月的时间,此时情况大变了。学校的一切是由工作组领导,学校完全停课了,整天搞运动。工作组的组长张青栋是一个部队的转业军人,担任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副书记。工作组有20多名成员,都是来自南宁市的机关干部。每一个学生班级和教研组、机关科室都有一名工作组成员在领导运动。
此时的运动比工作组进校前紧张和激烈多了,不但有深揭狠批“三家村黑帮”的大字报,更主要是联系实际来搞运动了。有揭批前一段揪出来的“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的大字报,更有揭发校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说校党委书记王守均和校长王濯之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老师们的教学被指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学方法。整天关起校门搞运动,弄得人心里很不自在。
工作组进校后,有三件事是令我难忘的。
一是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汉文的被批判,王是一个部队转业干部,说话细声、对人和善而又斯文,到学校工作后从未有什么过错,运动开展以来也未见有他的大字报。大概是他对运动不理解,对工作组让校党委靠边站有些看法,说了一些工作组不喜欢听的话而受到批评,由此思想上想不通,他给家人留下字条,说自己“顺漓江而去了”。家人以为是留下“遗书”自杀了,当即报告了工作组。这可急坏了工作组,马上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此事,称“王汉文可能畏罪自杀叛党了”,组织人员沿漓江顺流而下寻找。后来在阳朔县城找到了王汉文,他并没有自杀,而是负气出走了。王汉文被带回学校后受到批判,并责令写检查。
第二件事是张石起的自杀,我们还在湖北604队时就听学校的同事来信谈到了。张石起是学生食堂的炊事班长,1956年建校时由东北调来的,一向工作积极肯干,对学生很好。不知何故,工作组进校不久,竟企图先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自杀。结果他的妻子未被杀死,而他却自杀身亡了。他为什么如此,成了一个不解的谜。
第三件事是教务科干事王殿印投湖自杀,这是在我们回到学校不几天后发生的事情。此人也是1956年建校时从东北调来的,一直在教务科从事课程计划的安排工作。王是一个说话大声,块头高大的东北汉子,平时对人十分友善。全校各班级的课程表和教师们的上课时间都是由他安排和调配的,因此教师们与他都比较熟悉。他的自杀也成了一个不解的谜。
这三件事的发生在学校是震动很大的。工作组认为这是学校“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表现,利用这些事件来动员师生们狠揭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当时许多人(特别是教职工)是在内心惶恐之中跟着工作组参加运动的,一切都按工作组的部署进行。

桂林造反运动的兴起

工作组进校后曾明确宣布:所有的人不准到别的学校串联,不要听小道消息,更不得传播小道消息,要警惕和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当时全校师生都很听工作组的话,关起门来搞运动,与外面世界几乎是隔绝的。工作组的负责人说这是运动“稳定、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
这样大约维持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8月初,形势急速变化了。
事情的起因是由广西师范学院(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引起的,给后来桂林以至整个广西的文革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事的发生及其经过,我是数天后才知道的。
广西师院的文革运动一开始大致也与我们学校相似,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关起门来搞运动。但由于师院的大学生们有不少人有同学在北京和外省市学习,他们互通情况,北京及外地的一些情况很快会传给他们,使他们不能安于现状。早在6月14日,师院的部分学生就在学院内贴出“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这可急坏了学院党委和桂林市委,他们当即布置对写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调查,准备进行打击。
6月20日,广西自治区党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组进到广西师院,工作组仍然是关起门来搞运动,矛头对准一般的教师和原来写桂林市委大字报的学生,这就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反对和抵制。工作组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申本田和桂林市委副书记、桂林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徐为楷的领导下,组织学院的师生反击反工作组和炮轰市委的学生,对他们进行打压,这就更激起了这部分学生的反抗,由此学院内出现了“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两派,反工作组一派为首的学生受到打击迫害,被以“右派”和“现行反革命”论处,受到批判和围攻。7月28日,市委领导召开各单位负责人和工作组组长会议,介绍师院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并组织与会人员参观师院的大字报。以便总结这里的经验,用以指导全市各学校运动的开展。
然而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市委和工作组想把反工作组的学生打压下去,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站出来反抗。工作组想学1957年反右运动那一套对付反抗的学生,现在遇到严重的挑战了。恰在此时,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指出派工作组到学校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要撤出文革工作组。迫于中央的新指示,自治区党委决定撤出驻各校的工作组。8月5日,驻师院的工作组撤出该院。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当即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以此来发泄对工作组的不满。此举使工作组和市委领导更为恼火,认为这必定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学生,当即组织保工作组一派的师生用大字报进行反击,声称要揪出幕后的“坏人”,并大肆搜集这些学生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
由于师院从一开始反工作组、炮轰市委的学生就是多数,即师院的造反派是“多数派”(与其他许多学校造反派开始是少数派不同),后来桂林造反派就被称为“桂林老多”(“桂林老多”的实际名称是“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
师院学生们不服压制,奋起反抗,并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但炮轰桂林市委,炮轰自治区党委的大字报也贴到大街上了,引来了无数市民的围观,这是桂林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字报上街,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整个山城都轰动了。
面对如此的情况,桂林市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们感到事态严重了,立即在工厂中组织工人赤卫队,并调动桂林步兵学校的学员上街,出动多辆宣传车上街广播,矛头都是对着师院“多数派”学生的。8月7日,师院“多数派”学生在街上遭到工人赤卫队、步校学员、机关干部和一些市民的围攻,开始是辩论,继而发展到互相推撞,最终动拳头演变成武斗,使场面失控,有十多名学生被打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桂林“8•7”事件。
“8•7”事件迅即传遍了整个山城。各校的师生和许多机关人员、工厂工人、市民都纷纷涌向街头看大字报,涌向师院看那里的情况。山城沸腾了,原来各自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局面被打破了。特别是我们学校,由于离市区较远,对外面的情况很少知道,简直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此时学校的大门打开了,人们潮水般地奔向市区,奔向师院,急于要看看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8月8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二天,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但《广西日报》仍是黑色大字)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十六条》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自然使我产生了对运动以来一些问题的思考,前一段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所领导的运动,在教师中抓“反党小集团”,把原来戴帽的右派又推出来批斗,显然是与《十六条》的精神相背的。想到这些,感到自己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推动,对文革运动开始由被动参加到主动关心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随着人流也奔向市区、奔向师院去实地观看。
多日不上街,大街上似乎变样了。人们成群地在围着看大字报,三三两两在议论着。一张《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一张《火烧伍晋南》(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广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和《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简直把人们惊呆了,这可是桂林市从未有过的事。
“桂林市委是党的领导机关,伍晋南是区党委文教书记,这些人竟敢‘炮轰’‘火烧’,这不是右派翻天,不是反革命的行为么?”有人在大声议论着。
然而更多的人是沉思、惊奇,也有人看后直摇头,也有人喜形于色,表现出兴奋的神态。
此时市中心十字广场一带的大字报还不多,我快速地浏览一遍就直奔师院,急于要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师院内已是人山人海。在礼堂周围,多数人在看大字报,也有些人在围着师院的学生听讲演,不时还可听到互相辩论的声音。
这里的大字报深深地吸引着我。除了刚才在街上看到的《炮轰桂林市委》《火烧伍晋南》《炮轰区党委》一类的大字报外,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份转抄的毛泽东关于“造反有理”语录的大字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讲话。
在大字报棚区,还转抄有清华大学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写的《修正主义的团中央滚蛋》和有关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因反工作组受到迫害而奋起绝食反抗的大字报。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也以大字报的形式转抄出来了。刘、周、邓等人在讲话中都带有对前一段文革运动派工作组的检讨的内容。特别是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则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
另外还有不少揭露工作组压制学生和学院党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方面的大字报。
一连几天我都往师院跑,看大字报,并认真记录。这些大字报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激发了我的政治热情,最终推动我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当我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的时候,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运动我都是亲历过的;参加工作后,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也都是经历过的。对于这些,我在思想上当时都是有看法的,只是不敢说罢了。当时认为:毛泽东和中央是好的,问题都是下面的干部乱来造成的。现在文革运动来了,毛泽东号召我们起来“造反”,就是要整这些当权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现在不起来“造反”更待何时呢?
大约是在8月中旬的一天,我到师院看大字报后回校的路上,与化探64级的两个学生宋建民、刘桂明走在一起,大家边走边谈对师院大字报的感想,看法竟是那样一致,都表示我们也应起来“造反”,使屏风山(我们学校的所在地)这个“世外桃源”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三个人当即商定,由我来起草一张大字报底稿,由他们抄好张贴出去,以此来点燃屏风山下“造反”的烈火。
当晚我即起草好一份《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底稿,就自治区党委派工作组和几年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第二天早上我把大字报底稿交给宋、刘二人修改,他们看后完全同意,当即用纸张抄写。近中午时分抄写好了,即把大字报张贴在学生食堂门口的墙壁上,大字报落款是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为了加强感染的气氛,我们同时到阅览室把十多个省用套红大字标题刊登《十六条》的报纸拿出来排列好(只把报纸名称和套红大字显示出来)与《广西日报》用黑字标题刊登《十六条》作对比,并用一排大字“广西为什么这么黑”来作标题,用来吸引读者。
大字报一贴出来,立即引来了众多师生的围观,犹如一颗炸弹在屏风山下爆炸了。有人支持,但更多是反对和责骂。有人指责说:“这三个人想把我们学校搞乱,是反革命的行为!”“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也有好心的人在为我们担心,悄悄告诫我们:“小心点,工作组的人(虽然管不到事了,但仍住在学校)在记录你们的大字报,谨防将来秋后算账。”
公开贴大字报支持我们的是师院外语系学生李萍(我校一位干部的妹妹)等人,她们的大字报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有师院学生的支持,一时间反对的人似乎也不敢大张旗鼓反击我们,只是在暗中搜集我们的黑材料。
第二天即有化探65级的陈正福、孙景文两位同学来找我们,愿意与我们一起“造反”。几天后,我们5个人就成立了“火炬战斗队”,在教学大楼东头选择一间办公室作为火炬战斗队队部,出版《火炬战报》,斗争的矛头直指桂林市委和广西区党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两天后,又有归国华侨、民盟成员、老教师韩卓元要求加入我们的组织,虽然同学们心存疑虑,怕会影响我们的组织(因为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最终在我的说服下,接受了韩老师,与我们共同战斗。
火炬战斗队的成立和出版《火炬战报》,这在我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影响是十分大的。有人公开反对、指责,说我们强占办公室,强占学校的印刷工具;有人讥讽、嘲笑,说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厚,想当英雄;更有人在“关心”我们的一举一动,收集我们的材料准备日后算账。
面对这些,大家都表示不怕,认为自己“看准了”,一定要勇往直前。当时我的内心里想:我是教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责任会主要在我,面临的危险是很大的。我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知道后果会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这次我是看准了,从《十六条》及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从报刊的社论和文章来看,我们的做法是不会错的。想到这些,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就倍增。
8月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代表区党委到广西师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撤消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和副书记徐为楷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新的市委副书记和市文革小组组长。乔晓光刚宣布结束,一些学生即涌上会议主席台,给徐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车开到市区游街,众多的学生则列队跟在汽车后面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徐为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一时间整个山城轰动了。
此事的出现,再次引起了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警觉,认为这是少数人在“捣乱”,是“右派”翻天。次日街上出现大批的工人赤卫队和桂林步兵学校的学员,名为维持秩序,宣传《十六条》。实际上矛头是对着昨天上街游行学生的。其后数天,街上随时可见在宣传演讲的师院学生遭到赤卫队和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名曰辩论,实际上是群众斗群众。
也就是在8月18日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很快就有北京的红卫兵到桂林串联,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不几天,师院“老多”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市委则操纵全市大中学校成立“红旗红卫兵”,与“老多”的红卫兵相抗衡。从这时起,市委组织的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一方面对付师院“老多”,保市委,为工作组开脱罪责,打击那些站出来“造反”支持师院“老多”的机关干部和工厂职工,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某某人是投机分子”、“某某人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支持师院学生“造反”的就是这样一批“牛鬼蛇神”等一类的大字报。
师院“老多”在桂林带头“造反”,北京来的学生也支持“造反”,他们到各个学校也到一些机关和工厂煽风点火,发动人们起来“造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这就更激起市委领导和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们的反对。在市区,他们组织人写大字报和大标语,要求北京的南下串联队滚蛋,称串联队是来“煽阴风,点鬼火”,是来支持“牛鬼蛇神造无产阶级的反”,“搞乱了桂林的大好形势”,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桂林附近的一些县如阳朔、兴安、全州等地的党政领导不但组织赤卫队保县委,驱赶红卫兵,并且召开声讨会,声讨桂林“老多”。
对立的两派就这样形成了。此时正是夏季,酷暑炎热,但人们关心政治的热情比这天气更热,即使是朋友间或者是一家人在一起,也会因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产生意见分歧,形成不同的观点。

静坐绝食与官民对话

自8月底以后,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多起来了,外省市的学生也陆续有人到桂林串联了。我发现这些来串联的学生大多数是来冲冲杀杀的,我们学校校长王濯之等领导人就被这些红卫兵集中起来训斥,这些干部们的官气被吓跑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学生的举动对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我总感到大多数来桂林的学生只能冲冲杀杀做些表面的工作,有些人甚至是随大流跟着来好玩的。真正来“造反”,做深入细致工作,肯动脑筋的还是少数,像北京航空学院的胡振裕,清华大学的万绍鸿,中国科技大学的黄赛阳,北京农机学院的张铁锚等一些学生,他们到桂林后,即与师院“老多”和各校的造反派深入联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桂林造反派的支持确是巨大的。市委领导最怕的、要赶走的也正是这样的学生。
市委领导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对造反派进行打压,企图驱赶南下串联队,这就激起造反派和南下串联学生的反抗,写大字报进一步批判桂林市委,要求市委领导检讨错误,停止驱赶串联队,停止打压敢于起来造反的学生和职工,但市委领导拒不承认和改正错误,继续驱赶来桂串联的学生。为了反抗市委的打压和驱赶,师院“老多”近千多师生于9月7日下午到市委大院静坐绝食,并同时派出代表与串联队的学生多人到南宁向广西自治区党委请愿,要求他们解决桂林的问题。
学生们到市委大院静坐绝食的举动,再次轰动了桂林,成了人们关注和谈论的焦点。9月8日下午我获知这一情况后,晚上就带上我们火炬战斗队的全体成员到市委大院,参加静坐绝食斗争。我们到达市委大院时,这里已坐满了人,办公室、走廊上、草坪的树下都有人在坐着或躺着;另外有许多看热闹的人来来往往。市委大院在市中心区环湖的南岸,绿树葱茏,风景美丽。此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晚上人们到环湖来乘凉,少不了要到市委大院来看看,更增加了这里的热闹气氛。
师院“老多”的负责人告诉我,市委的领导人都跑了,拒不出来见面,只派一些工作人员来给学生们做工作,动员同学们回去,并送来了稀饭和馒头。同学们不理这些,非得要领导人出来接见,并承认错误,停止驱赶南下串联队和把矛头对准群众,否则就坚持静坐绝食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9月9日的白天,不时有一些单位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列队经过市委大院门口,高呼“反对静坐绝食!”“静坐绝食就是把矛头对准市委!”“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显然这是一些单位领导在市委部署下组织的。
到了晚上,有大批的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及好些单位的群众,排着队,每个单位的前面都是彩旗招展,锣鼓暄天,宣传车跟在后面,在大街上游行,反对静坐绝食。这些队伍经过市委大院门口时,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时传出“保卫桂林市委”“静坐绝食是丑化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行为”等口号,似乎把这个山城都要震翻过来了。
《桂林日报》的摄影记者陈亚江拿着镁光灯相机在不停地对着游行队伍拍照。镁光灯闪烁着,伴随着口号声和高音喇叭的狂叫声汇成了一股歇斯底里的狂潮。最令人嗤笑的是高音喇叭传出的“好消息!南宁来电:黄赛阳被打,张铁锚当场被抓”的狂叫声。这样的叫喊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每叫喊一遍,陈亚江的镁光相机都要闪亮一次,游行的队伍就要爆发出一阵喝彩声和鼓掌声。
关于黄赛阳和张铁锚两人,在此还得简介一下。黄赛阳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广西人,其父乃是当时广西的一位文化人;张铁锚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内蒙人。他们都是到桂林串联的第一批大学生,到桂林后积极支持桂林的学生起来“造反”,在造反派中有很高的声誉。9月7日的静坐绝食事件发生的同时,他们组织一部分南下学生与师院“老多”的代表前往南宁向自治区党委反映情况,要求区党委出面解决桂林的问题。不曾想他们到南宁后也受到南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组织群众驱赶,骂他们是“串乱队”,是来“煽阴风点鬼火”,企图“捣乱”广西的大好形势,勒令他们立即滚回桂林,滚回北京。
两天来,桂林街市上热闹极了,除了不时有宣传车和游行的队伍呼喊口号外,还有一些《静坐绝食是受坏人操纵》《把矛头对准市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看:是什么人在静坐绝食》《支持静坐绝食的是什么人》一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内容,除了扣政治大帽子外,就是“揭露”参加静坐绝食或者支持静坐绝食的人是什么“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某某人的父亲是右派”、“某某的父亲(或者舅父)是反动军官”……看到这些,我总觉得好笑,这些做法实在是低能的表现。但在此时的桂林,这样的口号和大字报,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相当有影响的,因为人们看惯了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诸如土改斗地主、肃反、反右、四清等等,那种随意批斗人,迫害人,甚至抓人判刑、杀人,人们都记忆犹新,都是害怕而不敢说话的。现在居然有人炮轰市委,炮轰区党委,跑到市委的领导机关去静坐绝食,这怎么能想象呢?
当然,也有不少大字报是支持造反派的,认为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的是桂林市邮电局的先进人物高桂英,一个女流之辈,她敢于率先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对带动市内许多机关和工厂的干部职工后来支持造反派起到了带头作用。
经过两天多的静坐绝食斗争,市长冯邦瑞和新的市委副书记王同连终于答应和造反派对话,讨论桂林的文革运动问题。
9月10日晚,静坐绝食斗争宣告结束,所有参加静坐绝食的人都回到师院,那里的食堂已做好了稀饭等着大家。
经过此次事件后,桂林市委果然派出了市长冯邦瑞和市委副书记刘竹溪等领导人,一连几个晚上在师院校门口和学生进行公开对话。师院“老多”的代表和北京来的学生代表在台上公开向冯、刘等领导人提出问题,让这些领导人回答。学生们往往先要这些领导人背某一条毛主席语录,或者要他们在《毛主席语录》本里寻找某一条语录,这些领导人一时背不出来或者找不到某一条语录,或者答不上某个问题时,台下的众多听众都会起哄和讥笑,弄得他们很狼狈。这样的对话我去听了两个晚上,我感到几个月来的运动确是锻炼了学生。同时,看到官员们再不敢像平时那样高高在上摆官架子,不免觉得好笑。
在对话中,这些领导人虽然没有完全承认前一段对造反派打压的错误,但口气却是软下来了,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调动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来打压造反派了。因为《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人民日报》8月24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相继发表,确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北京学生们传来的许多中央首长讲话和毛主席讲话,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这样的传单,认真阅读。毛主席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这些指示在一般人的头脑里都会起到促进变化的作用,官员们对群众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
经过静坐绝食事件,经过学生们与市委领导对话后,学校中参加造反派的人多了,特别是桂林中学、师院附中、医专等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造反派;我们火炬战斗队也由原来的六人增加到数十人了,学校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反派组织。在机关和工厂中,也陆续有一些人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队伍在发展壮大,而保守派的队伍在逐步缩小。

工作组也开始靠近造反派

9月中旬以后,我校的学生大部分都外出串联了。我们火炬战斗队的成员也分期分批外出串联,我和陈正福等十多人是第三批外出的。10月中旬,我们离开桂林,加入到了串联的大军之中。
11月13日我们回到桂林。回来后,我们把在长沙、北京、武汉等地串联中的所见所闻向火炬战斗队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之后又向部分教师作了介绍。在传达中我特别着重谈到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的造反精神。我也汇报了在北京看到的有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字报,在武汉看到的有关王任重的大字报。大家听后一方面感到惊奇,同时也感到我们在桂林写《炮轰桂林市委》《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是没有错的。
自从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桂林各学校和各机关单位批判“资反路线”的运动也形成高潮,一些在运动初期因写单位领导人的大字报、因反对工作组而受到批判、打击甚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右派”帽子的人宣布平反了,所整的黑材料也被销毁。
客观地说,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桂林的“资反路线”对群众的压制和打击还不像北京、西安、青岛、长沙那样造成了疯狂的白色恐怖,有的甚至闹出人命案。就以我们学校而言,虽然有两名职工自杀身亡,但并非因为学校领导或工作组对他们打压所致。就我们造反派而言,运动之初,在学校我们除了受到一些人的流言蜚语指责外,并未受到什么打击和迫害(当然暗中整我们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的人是有的)。甚至文革工作组也在接近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
我校文革工作组的组长张清栋(时任广西区党委直属机关副书记),在1966年的9月下旬和10月初曾两次找我交谈过一些文革的问题,耐心听取我的意见。这在工作组刚进校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时工作组的组长就是学校的最高当权者,对我这样一个普通教师是绝不会主动来接近的。工作组撤出学校,张清栋回到南宁后,12月10日曾给我来了一信,信中谈到了他对文革运动的新认识,并介绍了南宁市运动的形势,希望能和我作为私人朋友多交流。我当时没有给他写回信,一则是因为我对领导干部向来是敬而远之,不喜欢拍马屁,二则是因为当时十分忙,写文章,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把回信之事给忘了。现在想来当时未给张清栋回信是不应该的,是一件遗憾的事。听说在1967年初伍晋南、贺希明等党政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后,张清栋也站出来参加造反派,成为一名积极分子,1968年7、8月韦国清镇压造反派时,张清栋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他的生死结果如何,我至今尚不得而知。这是我现在仍在怀念的一位领导干部。
为了深批“资反路线”,从11月下旬开始,火炬战斗队就派出多人到市内一些工厂和郊区农村进行宣传,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他们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张安山、冯志华等人到了棉纺厂,其他一些人到了制药厂或者穿山公社、甲山公社的生产大队,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受到了工人、农民兄弟的欢迎。
经过市内许多学校学生们(也有少部分教师)下乡、进厂的宣传发动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许多原来参加工人赤卫队与学生对抗的工人都反戈一击,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了。至1966年底,官方组织的红旗红卫兵和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彻底垮台了,市委领导也多次检查了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市长冯邦瑞和新来的市委副书记王同连此时已坚决支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组织扩大了,工人成立了“工总”,农民成立了“农总”,大中学校成立了“红卫兵总部”,可以说桂林市的造反派已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我们学校,我们火炬战斗队和红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教工征腐恶战斗队等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大队,并且首先夺了广播室的权。

半夜查封《桂林日报》

文革开始后,自治区党委首先抛出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广西分会主席陆地作为批判对象。自6月初以来,在《广西日报》上连续开展了对陆地的文学作品《故人》、《国庆节》、《美丽的南方》等的批判,称这些作品是“美化阶级敌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6月28日,区党委作出决定,撤销陆地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其后,又把《广西日报》总编辑钟林抛出来作为批斗对象。桂林市委也于1966年10月抛出了《桂林日报》的总编辑余国琨作为批判对象。
到1966年底,“资反路线”已基本垮台了。为了控制报纸这块舆论阵地,我们想到首先必须使报纸不能再为“资反路线”说话,这就要对报纸进行查封,然后变成为造反派说话的报纸。
为了查封《桂林日报》,我们当时寻找的理由是:《桂林日报》长期以来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文革运动以来《桂林日报》成了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舆论阵地;1962年“黑帮”邓拓来桂林时,在火车上曾作诗“窗外云山动客心,遨游千里有知音……”,我们认为,市委书记黄云和《桂林日报》总编辑余国琨就是邓拓的“知音”。这样的报纸现在不查封更待何时?
我们的这些理由现在想来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却是堂堂正正的理由,也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所谓“罪状”。
大约在1966年的12月下旬,一天我带上陈正福到师院与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驻桂林联络站的人员和市造反大军负责人之一的刘振林(师院外语系62级学生)交谈,大家不约而同谈到要查封《桂林日报》的问题,决定晚上召开会议,讨论查封《桂林日报》的具体事宜。
晚上7时,我和刘振林、北航、清华驻桂林联络站的学生及桂林市若干造反派的负责人共十多人,在工人文化宫的一间办公室开会,刘振林主持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查封《桂林日报》,决定由北航的学生来写查封《桂林日报》的声明,由我来写《就查封〈桂林日报〉告全市人民书》。查封报纸当时在全国一些省市早有先例,参照别人的写法,结合桂林的情况,一个小时两份底稿就拿出来了。大家当即讨论,很快就通过了《查封声明》和《告全市人民书》。
大约在半夜时分,我和刘振林等几个人到桂林市委宣传部部长何福宗的家里,把他从床上叫起来,告诉他查封《桂林日报》的事,要他表态、签字。冬日的夜晚,桂林的天气是寒冷的,半夜时分把一个市委的宣传部长从床上叫起来,要在往日这是不可想象的。他招呼我们到客厅就坐。当我们把来意说清楚后,他表示同意,并在《查封声明》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办好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就离开了何福宗的住地。由于我们学校离市区较远,我和陈正福就回校休息了,余下的事由刘振林等人去办理,他们带上何福宗直奔《桂林日报》社,进行具体的查封。
从次日起,《桂林日报》就只出每日电讯版了,其他版面一律停刊。直到我们造反派夺权后,《桂林日报》改名为《新桂林报》,才恢复全部版面,由报社的造反派主持日常工作,桂林造反派派代表进驻报社协助管理。
几乎在我们查封《桂林日报》的同时,《广西日报》也被南宁的造反派查封了,“桂林老多”的人也在南宁参加了此次查封,我们火炬战斗队的宋建民等人当时正在南宁串联,他们也参与了此事。宋建民回到桂林后把此事告诉了我,讲他们如何就查封《广西日报》一事去找到伍晋南(区党委文教书记),他还向伍晋南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说伍是一个对人和善的领导干部。
《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被查封后,报社的一部分人反对,他们就找到自治区党委,并到广州向中南局反映这一情况。1967年1月,正值全国许多地方在筹建“批陶联络站”,批判陶铸,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来批判陶铸,同时也为了查封《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的事情,广西师院“老多”派的负责人周兆祥带上一班人前去广州,并叫我们也派人参加。1月11日,我带上陈正福、孙景文两人也前往广州,1月21日回到桂林。

在夺权的日子里

从广州一回到学校,蒋建荣、王宗器等造反派的负责人就向我介绍了桂林市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的情况。桂林的保守组织彻底垮台了,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市长冯邦瑞等许多领导干部都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桂林市的老百姓都支持造反派,驻桂林的6955部队也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现在是造反派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桂林的形势真是一派大好。
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我们也要在学校夺权。1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决定开会研究具体事宜。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在原来革命造反联合大队的基础上,成立学校的革命造反指挥部来进行夺权。“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由九人组成,蒋建荣(化探64级学生)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宗器(物探64级学生)、冯志华(女,物探63级学生)、吴虹(化探63级学生)、韦子斌(地质63级学生)、覃瑞环(化探64级学生)、周世明(物探教师,党员)、杨正文(地质教师,党员)。当时之所以由蒋建荣任组长,是为了显示学生的重要,由学生冲在运动的前面,实际上的指挥大权则是由我来掌握。
夺权的过程是:由我起草一份《夺权通告》,然后指挥部全体领导成员讨论通过,再召开各战斗队负责人会议宣读通过。到第二天就通知学校的党政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到指挥部办公室(原来的党委办公室)开会,给他们宣读《夺权通告》,要他们表态、签字同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广播通知(头天晚上就个别口头通知到本人了),上午8时在指挥部办公室召开学校领导和各科室负责人会议。会议由蒋建荣主持,王宗器宣读《夺权通告》,然后由我发表讲话。我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根据上海造反派的夺权和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讲了一通大道理,我特别强调,革命的干部应该站出来亮相,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将视每个干部的表现来选择“结合”的对象。
在我讲话后,这些领导干部都主动在《夺权通告》上签字,并争相发言,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愿意接受指挥部的领导和安排工作。会议开得十分顺利。
夺权斗争就这么完成了。下午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宣布负责人的分工情况,部署下一步运动的作法和准备复课闹革命及有关斗批改的各项工作。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夺权后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选择原来的领导干部进入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就成了当务之急。学校原来的领导干部中,党委书记王守均,校长王濯之,副校长史树筠以及十多名中层干部都表态支持造反派,支持夺权,我们该选择谁作为结合的对象呢?
经过指挥部成员的讨论,认为副校长史树筠比较合适,应作为首先考虑的结合对象。为此,我就与指挥部的几名主要成员找史树筠谈话,向他交底,我们相信他,打算结合他;也希望他向我们交底,要对革命负责,保证自己没有历史问题。我记得他公开说党委书记王守均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并未使我感到意外,因为从工作组进校后,就领导师生把斗争矛头主要对着王守均;工作组撤出学校后,当时学校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矛头也是指向他,并两次召开了批斗他的大会。现在我们造反派夺权了,这种看法仍延续了下来,指挥部的多数成员也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我的思想里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掌握什么材料,大字报揭露的多是标语口号式的东西,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然而面对此时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也只好叫专案组深入调查,整理材料再说。对党委书记和校长两人就暂不考虑结合。对十多名中层干部,只有后勤、财务、图书馆等部门有工作,这些科的科长就叫他们坚守岗位,搞好工作;其它的各科室暂无什么工作,就在指挥部领导下参加运动。
夺权后我们就掌握了学校的一切大权,在指挥部的九名领导成员中,我们火炬战斗队就占有5人,可见这个战斗队在学校的威望是高的。此时的我由一名普通教师而成为学校的掌权者,这是我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我深深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决心把各项工作都要做好。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现在要管理好这么一个学生和教职员工共有一千多人的学校,确是十分不容易的。许多事情都要过问,都要管,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实在使人有招架不住的感觉。且不说这个运动要如何搞下去心里没数,只能跟着中央的部署和报刊发表的社论精神去做。就是日常的事务工作一大堆也难于处理。各班级、各科室经常来请示汇报要给他们表示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反映上来要作出处理和解析;原来的学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中的一些人,经常给我写思想汇报或者提出一些建议,看这些材料我都花去大量时间,有时还得找他们谈心。由于造反派的地位变了,也不时有一些人在我的耳边唱赞歌,似有拍马屁的味道。对拍马屁的人我是最看不起的,自己也从未向什么人拍马屁。现在我当权了,居然有人想来拍我的马屁,实在令我生厌。记得一个人事科的干部张明,过去和我没有任何交往,是个向党委书记王守均拍马屁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此人在文革之初是一个铁杆的保守派,现在保守派垮了,造反派掌权了,一次他找到我,想向我汇报他的思想,我也耐着性子在听。他竟讨好地说:“过去没有看出你有这么高的水平,没有得到重用,人事科是有责任的……”一听他的话就令人生厌。在1968年造反派被压垮后,对我进行批斗,对党委书记王守均进行残酷批斗最狠的人就是他,此是后话。
桂林市及各机关、工厂、学校以及街道、郊区农村夺权后,都由造反派掌了权,驻桂的6955部队和桂林军分区、桂林市人民武装部都是表态支持造反派的。从1967年的3月份开始,广西师院首先开展了军训工作,新华社和《光明日报》都为此总结过经验予以报道。从5月份开始,市内各大中专学校及普通中学都开展军训和复课闹革命。6月13日新华社的两名记者到我们学校与我们座谈,了解我校军训、实现大联合及解放干部的有关情况。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市革命委员会也正在积极筹建之中。整个桂林的形势是稳定的。

保守派重新集结后的两派之争

在“一月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不但桂林,在自治区首府南宁和柳州、梧州及少数县城,造反派都在进行夺权,而驻各地的部队及广西军区、各军分区、各县人民武装部此时都是支持造反派夺权的。1月31日,广西军区举行了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誓师大会”。
然而,斗争是复杂的。当桂林、南宁等城市的造反派进行夺权的时候,许多县的两派才刚刚兴起,一些公社和大队,在“夺权风暴”的影响下,互相在争夺公章,似乎是谁掌握了公章,谁就有了大权,导致了一些地方武斗的发生。
当1967年2月19日,贺希明(当时的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12名领导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站出来“亮相”,发表“革命造反声明”支持造反派时,并没有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相反,广西军区的态度此时出现变化了,他们于3月1日砸了南宁的造反派“工总”,并逮捕了“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又以“复课闹革命”和“归口”为由,企图解散中学的造反派组织,并且在广州军区的指令下,做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站出来的工作,说“韦国清过去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广西军区如此的做法,在社会上自然要引起不同的反响。
首先是南宁的“工总”、“八三一”、广西大学“革联”,广西医学院“闯”及区直机关的造反派站出来欢迎贺希明等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坚决反对广西军区把韦国清“抬出来”强加在造反派的头上。事情传到桂林,“桂林老多”表示了同南宁造反派同样的态度,并率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原来的保守组织虽然已经垮台了,此时在广西军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反对贺希明等领导干部,认为他们是“支持牛鬼蛇神造反”,是“牛鬼蛇神的黑后台”;认为“韦国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好干部”,坚决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由此,两派斗争之火重新燃起。
4月19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广西区政府副主席)等三人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此举立即得到了造反派的支持,而广西军区却暗中支持一些群众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伍晋南等人和他们的“4•19声明”。
4月22日,为了反对广西军区把韦国清“抬出来”,南宁的造反派成立了“4•22”火线指挥部(即后来的“广西4•22”),大批造反派到广西日报社前静坐示威。4月26日,广西军区党委决定撤销贺希明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这就更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满。晚上,广西大学等一千多学生到广西军区静坐示威,反对军区的决定,高呼“揪出军内一小最走资派”的口号。
5月11日,支持韦国清的群众组织(都是原来的保守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广西联指”),他们公开声明“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由此,新的两派斗争形成了,并迅速波及到广西各地。这实际上是1966年开始的原始造反派和原始保守派斗争的继续,是文革形势的发展而出现新的斗争。
此时的桂林也出现了某些变化,6955部队是支持我们的,但此时在广州军区的指令下,他们也在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并且于1967年的6月29日晚上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市内各单位共有近万人到会,大多是原来保守派的人,也有部分是在部队做工作后改变观点的“老多”派的人,此后人们称这些人为“6•29”派。
两天以后,“老多”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大会,会后并到大街上游行,万众高呼“坚决打倒韦国清”,整个山城都轰动了。此后不久,“6•29”派就销声匿迹了。在桂林,“老多”派的威望是很高的,是深得民心的,而“打倒韦国清”也是民心所向。6955部队虽然对我们做工作,要我们支持韦国清;但当我们表明态度要“坚决打倒韦国清”的时候,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也仍然支持我们,只是在韦国清的问题上他们与我们保持着不同的看法。
其实6955部队一些支左的同志,他们平时的一些表现,他们与我们的谈话,表现出的激进思想比我们“老多”还要“老多”,只是由于部队的纪律,他们不便公开表态罢了。他们的心情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们学校,我们“老多”派的个别负责人(如教师中的尹维和、蒋述杰等)也组织了部分支持韦国清的同志去参加“6•29”大会,一时间在我们的队伍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其后在我和蒋建荣、王宗器等人公开表态“坚决打倒韦国清”后,经过做工作,这种状况逐步有所改变。
此时,在我们学校,原来的保守派组织垮台了,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化探63级的梁战芳,化探64级的古敬群,物探65级的唐爱娟,地质65级的刘斌等学生,教师中的吴寿安、李家驹,人们都称他们是铁杆“保皇派”。去年他们参加“红旗红卫兵”,保工作组,保市委和区党委,是站在第一线的积极分子。他们的“组织”垮台后,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现在“支持韦国清”之风从南宁刮到桂林,他们不但表示了“坚决支持韦国清”,而且要“坚决打倒伍晋南、贺希明”等人,他们也站出来“造伍晋南等人的反”了。特别是当中的古敬群,当全校师生都在“复课闹革命”,开展军训的时候,此时的他却不断写大字报“造反”,转抄北京红卫兵去年写的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转抄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学生领袖蒯大富在受压制和打压时写给工作组的公开信,大叫“革命就是无罪,造反就是有理”。看到这些,人们都会觉得可笑,一些人就把他称为我们学校的“古老蒯”,是我们学校的“造反英雄”。
1967年的4月下旬开始,南宁的“4•22”和“联指”两派出现了激烈的斗争,从6月13日开始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并迅速影响到广西各地。围绕着“支持韦国清还是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还是打倒伍晋南”,两派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就是在桂林,造反派虽然占绝对优势,但此时已垮台了的保守派在广西各地“联指”的支持下,也成立了“桂林联指”,在市区及周边县城挑起事端,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但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因为“保皇派”在桂林人民的心中早已成了“过街的老鼠”。然而,在其他地方,除南宁、柳州这样的城市及凤山、融安、平桂矿务局等地方的造反派力量强大而外,其他地方都是“联指”派的一统天下,那里的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处在受压制和打击的地位。
1967年,就整个广西的形势而言,除桂林、南宁、柳州及少数县的造反派力量强大未曾受到什么打击迫害而外,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多是受压制的。但由于此时的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激进的造反派还是支持的,经过周恩来总理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广西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11月8日,广西军区和韦国清最终交出了检讨,承认了“支一派,压一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认错和道歉”,一些被非法抓捕和打成“反革命”的人释放和平反了。在中央的主持下,两派实现了大联合。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及广西军区的检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55军领导人)、焦红光(空七军领导人)、郝忠云(6955部队副师长)、王斌(104部队领导人)、伍晋南、安平生(区党委副书记)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区革筹”)。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广西取得的伟大胜利”,是造反派经过斗争得来的胜利。受压制和打击的人们以为从此无事了,没想到空前的灾难很快就临头了。

千古奇冤——1968年的大屠杀

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广西区革筹成立了,这是广西的最高执政机关;广西的两派也实现了大联合,达成了“上缴枪枝弹药和停止武斗的十条协议”。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广西的形势应该趋于稳定,人民会得到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然而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愈来愈坏,1968年初以来广西各地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并且这种武斗的残忍和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了1967年的两派武斗,最终导致大屠杀的产生。仅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在1968年的大屠杀(非武斗情况下的杀人)中,全广西87个县、市、柳州铁路局、平桂、大厂等企业单位被非法杀害的(包括被迫害致死者)共计89810人(民间估计可能超过10万)。这是惨绝人寰的千古奇冤,是广西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未见过的反人类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导演者就是韦国清及广西军区的某些负责人及各地当时的当权者,而杀人凶手则是那些在“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等邪说的指导下,在“狼奶”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暴徒。可恨的是这些违法者不但长期逍遥法外,未受到法律制裁,有的还一路升官执掌大权,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关于1967年广西两派的斗争及1968年广西造反派组织被摧毁,大批成员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惨遭屠杀的情况,笔者在早前写的《广西文革列传》和《不应遗忘的历史——论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两篇文章(以《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为书名,已于2006年11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有详尽的记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只对自己学校的造反派受到打击迫害和对立派的“联指”疯狂报复打人的情况作些补充说明,看看这些暴徒们是如何疯狂表演的。
我校的“山鹰兵团”是桂林“联指”的一个下属组织,他的成员都是1966年红旗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当南宁地区出现“4•22”和“联指”两派斗争之时,在1967年的6月,他们重新组合起来成立“山鹰兵团”,是以“站在反修斗争最前线”的阿尔巴尼亚这个“山鹰之国”而取名的,意即他们也是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山鹰”。这个组织中的主要成员,如梁战芳、肖怡奎、古敬群、刘斌、唐爱娟(女)等二十多名学生,当1967年春学校中一千多名师生都在“复课闹革命”和开展军训工作时,他们却经常离校,不参加班级的活动。到了6月以后,他们干脆脱离学校到“联指”力量强大的阳朔、荔浦等县去“革命”了。1967年8月“联指”在二塘撬铁轨和抢炸药,9月在雁山抢粮食和白沙武斗,他们都是积极参与者,是“桂林联指”的骨干力量。
就是这样一批长期在外流窜的人,当1967年11月广西两派在京达成大联合协议后,他们回到学校,虽然只有20多人,我们一千多人的队伍仍然把他们视为联合对象,让他们派出与我们对等的代表参加大联合机构,对他们退让、迁就,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然而此时的他们却是仗着有广西军区和韦国清的支持,摆出一副霸道的架势,不断在学校挑起事端,而我方总是一再忍让,委曲求全。他们的要求是难以满足的,因为“广西联指”和韦国清的方针早就定了,就是“消灭‘4•22’,建立革委会”。
1968年初以来,梧州和广西一些县的“联指”在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指挥下,正在对各地的“4•22”进行围剿。4月开始,南宁、柳州等地出现武斗的紧张局势;5月4日开始,“桂林联指”突然在市区内抢占武斗据点,并率先抢夺军队的枪支,武斗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势下,我校的“山鹰兵团”全体成员离开学校到市内占据点准备武斗去了,等消灭桂林“老多”他们再回学校来夺权。
自6月5日开始桂林出现大规模武斗,桂林军分区支持“联指”,调动桂林地区12个县的“联指”及武装部上万名武装人员来围攻桂林“老多”。经过近两个月的武斗,“联指”虽然人多、枪多,但最终未能消灭“老多”;相反他们所占的据点多处被“老多”的“红卫师”拔掉,地盘被缩小。在7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姚文元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的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会上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大骂“4•22”和桂林“老多”,周恩来总理也一反去年曾表扬“4•22”和桂林“老多”的态度,严厉批评造反派了。这时的形势不同于1967年了,毛泽东在召见北京的“五大领袖”蒯大富等人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时的毛泽东不再需要造反派了,造反派的悲惨结局到来了。
此时广西许多地方的造反派早已被消灭了。“7•25”接见后不几天,南宁、柳州的造反派全部被歼灭。最后论到解决桂林“老多”的问题,虽不是武力强攻解决的,但“老多”仍是全军覆没。
8月13日“老多”主动交枪撤除武斗据点后,为了歼灭“老多”,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搞了一个“8•20通告”,把“老多”派当做“反革命”来抓捕,他们组织“联指”的武斗人员改头换面全副武装,戴上“工人纠察队”和“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袖章到“老多”的占领区来随意抓人、打人、甚至杀人。在桂林周边各县杀人惨状就更烈了,“8•20”才是真正屠杀群众的反革命事件。
我校在武斗期间“联指”派有3名学生死亡,“老多”派有25名学生和一名教师战死。在“8•20”镇压期间虽然没有人被打死,但“联指”这些“还乡团”疯狂的打人则是异常恐怖的。
8月20日一整天,“联指”在市区内抓人、打人;21日则到东江片抓人。8月21日天未亮前,兴安县和平乐县到桂林的“联指”武装人员近千人包围了我们学校,天亮后即打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号全副武装进入学校,立即实行戒严,学校的前后门、教学大楼、实验楼及各宿舍楼门前布满武装岗哨,马路上也是三步一岗,教学大楼顶和实验楼顶都架上机枪,这些武装人员则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名曰查武器、查外来人员);然后把所有教职员工、学生都集中在球场上,由这些武装人员的头目进行训话,宣读《7•3布告》和《8•20通告》。这种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鬼子进村了”或国民党的“还乡团回来了”的白色恐怖,这时人们是亲临其境实地感受到了。用枪炮指着人们,向被包围的人“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韦国清和“联指”头头们的一大“发明”吧!
由于当天进入学校的是兴安县和平乐县的“联指”武装人员,对我们的师生并不熟悉,所以当天只抓了我们的个别负责人(如杨正文老师,有人诬指他是日本“汉奸”),也并没有出现乱打人的现象。但到了22日晚上约7时,学校的“山鹰兵团”这20多名“还乡团”回来了,顿时学校就笼罩在一片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这帮“还乡团”像疯狗一样嚎叫着,凶神恶煞般地到处抓人,在少数出卖良知的教职工和学生的指点下,很快有十多名教师和数十名学生(都是“老多”派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被抓捕,教师中笔者就是首当其冲被抓的人,另有林明静、王乃培、张宝义、陆宏津、黄步轩、韩卓元、赵如海、许群、何令仪、龚安、李虎成、樊学勤、卢国雄等及学生中的“老多”派负责人王宗器、蒋建荣、冯志华、覃瑞环、栗占岗,骨干成员沈云成、蔡义珍、陈玉军、周宁等等一大批人,把我们五花大绑,强迫跪在校园的路边,排成一列长队,由这些“还乡团”任意拳打脚踢,棍棒相加。我听到地质63级学生沈云成和职工陆宏津被打得最惨,他们都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被抓的教师和学生普遍都遭到毒打,女教师何令仪还是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她的小女孩只有10个月大,她也被非法抓捕了,留下她的小女孩和年近70岁的老母亲在家无人照看,十分可怜。
当暴徒们发现我后,正围过来高声嚎叫着下手打时,正好一个兴安县“联指”的头目走来,他高喊:“不准打人!”并听到他拉动枪栓的声音。说实在的,此人当时确是救了我,免除了我的皮肉之苦——甚至被打死的危险。
在兴安“联指”头目的制止下,打人停止了,然后把所有被抓的人送到教学大楼三楼西头的联合大教室关押,到处是林立的武装岗哨,整个校园内充满了恐怖的气氛,那是一个悲惨的黑色之夜。
由于许多人被打伤了,有的人在流血,有的在痛苦呻吟,显然是伤势较重的。不久学校卫生所的医生陈国敏来了,他带着药箱,逐个为受伤者包扎和处理伤口。说实在的,兴安县的“联指”武装人员由于与我们都不认识,他们还有一点人道主义,最终制止了乱打人,并允许医生来给伤者包扎伤口。如果没有他们的制止,可以肯定会有人被“山鹰兵团”的人打死。从这点来说,兴安的“联指”在我校还是做了一点好事的。但在他们县,“8•20”前后,该县共有869人被非法杀害。这说明打人、杀人的都是熟人所为,“山鹰兵团”的那些人,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是熟悉的,由于他们过去当“保皇派”,受到了一些学生的讥笑和奚落,他们怀恨在心,现在则乘机报复,尤以梁战芳等人最为疯狂,简直就像疯狗,他们扭曲了的人性都展现在世人面前了。
第二天早晨,被关押的70多人经过一个晚上的煎熬,早起后第一件事仍然是忘不了给毛主席做“早请示”,唱毛主席语录歌。当唱完了两首毛主席语录歌后,突然蔡义珍同学发音,指挥大家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许多人唱着都流下了热泪。这时一个兴安“联指”武装人员的头目带着几个人进来,不准大家唱《国际歌》,并把领头唱《国际歌》的蔡义珍同学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以示惩罚,大家也只好停住了歌声。我小声同周边的人说:“这种时候没有必要和这些人斗,以免吃眼前亏,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与“刘三姐”同一天被游斗

我们在学校被关押了几天,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广西各地都在召开庆祝大会,庆祝韦国清和“联指”派的“伟大胜利”。8月27日,我们被关押的人大部分被送到市革委会临时成立的“收容所”继续关押,少数人(如杨正文、王守均等)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而送到第三监狱关押。
收容所设在第七中学,这里的教室都关满了人。7月28日,桂林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作报告,号召桂林市各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联指”)要立即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在陈秉德的指令下,从29日开始,各单位开始了大游斗,把“老多”派的大小负责人和骨干分子,支持“老多”的领导干部以及那些“地、富、反、坏、右”等,每天都成批游斗,在游斗中许多人被打致伤、致残,一些人被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专区食品公司的职工林伟、王修澡、马洪光等多人在游斗中被活活打死。“8•20”行动使桂林市(包括郊区)共有345人被非法杀害(少数人在“8•20”前被杀害)。
我们学校的“联指”(即“山鹰兵团”)是9月3日组织游斗的。我们20多名师生被五花大绑,挂黑牌,戴高帽,被押上汽车,先在校园内游斗,后到市区游斗。韩卓元老师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归国华侨,虽然他参加了我们造反派,但并没有违法乱纪之事,赵如海、许群、何令仪这些教师,都是老实本份的人,也只因参加了造反派就被游斗。“山鹰兵团”的暴徒们声嘶力竭地嚎叫着:“对阶级敌人就是要大游特游,就是要大刮‘12级台风’!”“要把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受难者们惨遭无情的迫害,却成了暴徒们盛大的“狂欢节”。
与我们同在一天被游斗的,我看到有桂林文艺界的黄婉秋(电影《刘三姐》中的刘三姐扮演者)等著名演员,这位“刘三姐”也是桂林“老多”的一名积极分子。她原是桂林彩调剧团演员,成立桂林歌舞团时她成了歌舞团的主演,在电影《刘三姐》中因出色地扮演了刘三姐而名闻天下,“粉丝”上亿。文革中歌舞团多数演员都成了“老多”。1967年春,黄婉秋曾和一批造反派演员到我校慰问演出时,我还代表学校上台与之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想不到如今在同一天遭到了游斗。所幸这一天的游斗没有人被打死。(后来一些文章写到黄婉秋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只讲她因电影《刘三姐》被打成“毒草”而遭到迫害,却没有讲她因为参加造反派而遭到迫害。她当时的男友也是造反派“老多”成员而且是基层的头头。大镇压时被抓进监狱关了多年。)
桂林游斗之风大约延续了约十天。这股“12级台风”刮过之后,紧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斗、批、改”,再次掀起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狂潮。
9月中旬,我们在收容所被关押了十多天后放出来了,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回到了家,只有我和林明静、王宗器、栗占岗等4人继续被关押在教室里,由驻学校的工纠队(即市区的“联指”)武装看守。此时我们“老多”的另两名负责人杨正文和韦子斌仍关在第三监狱,杨正文老师是从部队转业上大学的,现在怀疑他是“日伪汉奸”;而对韦子斌则怀疑他与一件“人命案”有关。实际上都是毫无根据的诬陷。
对我和林明静、王宗器、栗占岗等四人的批斗,“罪状”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韦国清,反对解放军,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的“罪名”多了一条是“写黑文章,进行反革命动员”,林明静的“罪名”多了一条是“制造杀人武器”;而王宗器、栗占岗的“罪名”多了一条是“指挥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指挥武斗”。在批斗我们的时候,由于学校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是“老多”派的,参加批斗会的人往往没有积极性,只有“山鹰兵团”的少数人在不时带头狂呼口号,一般人也只是跟着喊喊口号罢了。有时也有“积极”发言者,历数我们的所谓“罪状”,听得出来那是在给我们摆“功”,说我们当时指挥他们干了什么什么,现在“反戈一击”,实际上是在为我们唱赞歌。晚上我们几个睡下时往往在细声交谈,对“联指”们的低劣做法进行讥笑,而对自己则认为我们完全没有错,“联指”是有了黄永胜和韦国清、广西军区的支持,排斥了支持“4•22”和“老多”的6984部队和6955部队,他们是“狗仗人势,才取得了胜利”。
对我们几个的批斗会不多,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斗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句所谓的“罪状”,人们都听厌了。而被批斗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党委书记王守均,原来紧跟他的张明和那些党员积极分子,对王是斗得最起劲的,这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不时压王守均低头弯腰,诬称他是“假党员,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再一个是杨正文老师的被批斗,他不时被“联指”派的人压头弯腰,有时还被人拳打脚踢,这些上台斗争的人确实是看人来欺负。杨老师是个老实人,说话细声,对人友善。他是东北人,搞专案的人把他的档案资料抛出来,说他在日本人统治东北时读书、做事,是“日伪汉奸”,完全是一派胡说。正是这些胡说使杨老师吃了不少苦头。
批斗王守均和杨正文的时候,大多把我们4人和那些已戴帽的右派、“沙漠中绿洲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押来陪斗。看到他们在台上被斗的惨状,我们实在心感不平,内心里充满了愤恨。通过这些斗争,更使我们看清了像张明一类人的丑恶嘴脸,此人在造反派夺权后曾来吹拍我,实在可笑。
在批斗我们的会上,我们4人都违心地说“我们有错误”;但私下里我们对“联指”所做的一切往往发出会心的讥笑。
曾经一度在桂林占据主导地位的造反派“老多”,就这样在韦国清和广西军区与他们扶持的保守派联合围剿下覆灭了。回顾那个荒唐、疯狂与残暴血腥的年代,使人万分愤恨、悲痛,令人终生难忘,且发人深省。我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所记得的一切写下来,告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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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七二五讲话”:
不仅仅是广西造反派的终结

何 蜀

说明:本篇原载2002年4月15日华夏文摘增刊第28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26期,发表时署名“闻于樵”,题为《文革“七二五讲话”:不仅仅是广西造反组织的终结》。这次略有修订,并增写了“中学生的文章与‘理论权威’的逻辑”一节。文中所引“七二五讲话”均出自1968年7月26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印制厂105红印兵团翻印的版本。

本文所说的“七二五讲话”,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7月25日《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时间是在那天下午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接见并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人)、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次讲话当年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作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影响极广。虽然这个讲话只是针对广西一个地区的问题而作,但却成了对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起着非同寻常指导作用的“重要指示”,是终结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一个说法的两点补正

在2001年12月10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27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15期中,有韩辛的《文革中广西武斗二三事》一文,文中说:“一九六七年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成为两大派:造反派(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和桂林老多)和保皇派(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和桂林联指)。造反派要打韦国清保伍晋南,保皇派要保韦国清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两派打的不可开交,四次闹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要周总理公断谁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一第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相安无事。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一九六八年夏,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随后周总理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广西两派武斗的‘七三布告’。”
韩文所提到的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的讲话,应该就是这个“七二五”讲话。但是,与韩文回忆有出入的是,这个讲话是在中央《七三布告》发出22天之后才作的,并不是在《七三布告》之前就作的,也不是在这个讲话之后周恩来才签发了《七三布告》(布告是毛泽东签发并批示“照办”的)。
是否在《七三布告》之前还有另一次接见讲话呢?应该没有,这从“七二五讲话”中康生的开场白可以看出:“现在开会了。今天开广西的会议。广西的问题,情况你们知道的比我们还清楚,中央‘七三’布告不但发到广西,而且发到了全国。同志们来时看到街上长长的游行队伍没有?都是拥护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的。你们广西问题闹了很久,全国出名了,全世界也出了名。现在请同志们到中央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身边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多数同志来了,但还有少数同志不愿到中央来,不愿到毛主席身边来,不愿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还有的来了不到学习班学习,跑到阴沟里去活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广西代表们是在《七三布告》发布后才被接到北京的,可见此前并无另一次接见讲话。
韩文所说的周恩来“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也不准确。在“七二五”讲话中,并无直接宣布广西“四二二”派为“反革命组织”的明确说法。不过,通篇讲话中,确实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代表讲话中少有的。确实给人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感。当康生在讲话中第一个点名要“四二二”派的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站起来时,首先就来了一通“下马威”:“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按:谢王岗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因支持“四二二”派而成为广西军区和“联指”派的打倒对象,1968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批示中将其列为广西第二号打倒对象。文革结束后直到1983年处理广西遗留问题时才得以平反。)接着周恩来也对朱仁说:“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在随后对“四二二”派其他代表的逐一点名训斥中,也大多是这种不容分辩的、大帽子乱扣的口吻。周恩来称“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等于就是把“四二二”视为“反革命组织”了,因为众所周知,按照当时那个“公安六条”的规定,杀人、放火、放毒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但实际上,南宁的大火是部队配合“联指”攻打“四二二”占领区时炮击引燃的。据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

(1968年7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所控制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另有几条街道是双方交战时互相投汽油瓶而燃烧了民房、商店。
1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对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08、109页)

然而,在“七二五”讲话中说到南宁大火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们却众口一词声色俱厉地谴责“四二二”派代表: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讲话中,对“四二二”派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
关于周恩来对广西“四二二”派评价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周恩来在这个讲话中谈到桂林造反大军“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一事时,有这样一番话:“去年.前年你们造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定混进了坏人!”周恩来还斥责“四二二”另一代表苏振国说:“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当“四二二”代表曹东峰汇报“西大‘革联’被围几个月了,没粮食吃”时,周恩来蛮横地一句话顶回去:“什么没粮食吃,你们抢啦!”
这样一些讲话传达下去,当然就会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组织”了。

中学生的文章与“理论权威”的逻辑

康生当时被视为中共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在“七二五讲话”中,他摆出“理论权威”的大架子,对广西“四二二”派由中学生写出的一篇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大加斥责,并认定那不是学生能写得出来的,肯定是“黑教师”写的,他说:

广西大学、广西党校有没有黑教师?你们自己说还没有发现,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讲过吗?《今日的“哥达纲领”》说是学生搞的,我看不可能。那不是学生写的!
  总理:王反修,是学生搞的吗?(王答:是。)
  康生:说是学生,骗人!我看你王反修也搞不出来。是黑教师搞的。在座的谁读过《哥达纲领》?朱仁你读过没有?(朱说:看过。)你看的是《哥达纲领》还是《哥达纲领批判》?(朱答:《哥达纲领批判》。)你不要混过去,你看过没有?(朱答:没有。)

自治区党校教员朱仁在康生咄咄逼人的喝斥下被迫回答自己没有看过《哥达纲领》。但他前边又说了自己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其实,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后面就附录了《哥达纲领》。康生这样的“理论权威”居然也忘了这一点,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或这本书(文章的单行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这就有点像某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人鼓吹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却不知道马克思首先就反对新闻出版检查制度一样。
对于康生这样的“权威”们来说,他们还有一个惯用的思维逻辑,就是在他们需要大树特树某些领袖人物威望的时候,会竭力突出其年纪如何小就写出了怎样了不起的文章,真正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呀!而对下层无名小卒里的青少年学生,只要写出的是不合他们意的东西,就坚决否认那是学生自己写的,不但中学生写不出来,大学生也写不出来,背后一定有“长胡子的人”,有“黑手”。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学员时的讲话中,谈到要批判湖南“省无联”的几篇文章(其中包括由中学生杨曦光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康生就说:“杨第甫的儿子、一中夺军权的头头杨曦光的文章没有看,只看了他们的纲领,周国辉的讲演,及同志们的介绍,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们背后有反革命黑手,像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讲的有刘、邓爪牙,彭、贺爪牙,有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帮他们的忙。”周恩来也说:“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手组织”。(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然而,事实上《今日的“哥达纲领”》、《中国向何处去》这些文章就是中学生自己写出来的。背后没有什么“黑手”。如果一定要追“黑手”的话,那就是毛泽东,因为这些中学生红卫兵完全是按照毛泽东那些教导,用他们学到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在思考问题,分析形势。当年不是鼓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吗?怎么写出一两篇似乎有点离经叛道的文章来,就让这些“理论权威”大惊小怪了呢?

关于“反共救国团”

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在此之前,广西驻军已经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对“四二二”派展开了打击,而这次讲话,则由中央出面肯定了对“四二二”派这一“莫须有”的指控。周恩来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今天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康生也说了:“我看广西两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进‘反共救国团’……”但讲话重点打击的还是“四二二”派。
这个所谓“反共救国团”案,应算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大冤案。既然广东“旗派”与广西“四二二”的头头都被牵连进去了,下边被牵连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众自然更是难以计数。文革中与康生有关的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案和云南的赵健民冤案,都已经有了公开出版的专著(图们、祝东力著《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但有关两广文革中的“反共救国团”大冤案却至今未能见到出版专著。这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题材。

对广东“红旗”派的打击

在“七二五讲话”中,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所谓“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康生还说“‘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这已等于是明确宣布广东“红旗”派是反革命组织了。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他们说什么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辩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黄永胜说:“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
武传斌文革时为中山大学学生。文革中任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团及广州红旗派主要负责人。1967年1月领导了广东省夺权。2月下旬领导了红旗派冲击广州军区行动。是广东地区激进造反派的“领头羊”。1968年2月22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任常委。6月30日,武传斌率100余人冲击广州火车站,强行乘车赴京“告状”。到京后住于北京航空学院,于7月17日主持召开了全国造反派会议。
7月24日,即“七二五讲话”的前一天,武传斌离京返广州参加省革委常委会议。他不知道他刚离开北京就有了这个“七二五讲话”。7月30、31日,广东省革委会按照“七二五讲话”精神,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待“反共救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待与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林的关系问题、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问题、“反革命屠杀团”红警司问题等。8月4日《中大战报》、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卫二红”战斗团发表《反革命小臭虫武传斌罪行录》。8月7日至8日,省革委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竞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邱学科等“旗派”头头交待错误。8月12日广州红代会作出清除武传斌、林凡(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的决定。
由此可见,“七二五讲话”不仅是对广西造反派的打击,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广东的“红旗”派。这两方面的打击都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此后,广西“四二二”派遭到严酷的清剿,广东“红旗”派也成了“过街老鼠”,由“响当当的造反派”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广东各地游街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押着示众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旗”……

“清队”的指导文件

“七二五讲话”在相当程度上为各地正在陆续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作出了指导:怎样以势压人进行逼供,怎样进行上纲上线定罪,怎样“打态度”,怎样根据人的家庭出身和职业来推定罪名……都可以从这个讲话中受到启示,学到方法。请看下边这些讲话片断——

  康生:你要老实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些什么黑会?搞了些什么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伯达: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温玉成:你们在北京贴大标语,写“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对不对?你给我回答。
  总理:这个口号是对还是不对,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怎么能说是宣判了韦国清同志的死刑?!
  康生:不要兜圈子,要直接回答问题。
  吴法宪:这个口号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总理:这个口号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吴法宪、温玉成:要回答这个问题。
  康生:你(对曹东峰)像什么东西?是什么态度?你是什么派?你是不是就不回答?你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性质。总理问你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们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

康生:你(对曹东峰)这个青年人,不知在哪里学了那一套两面手法。这种手法是会毁灭自己的。在中央面前,要老老实实讲问题,你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你想骗人,能骗谁呀!一个大学生,在中央、毛主席面前玩那一套花腔!我看你口头上讲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批示的“七三”布告,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执行阴沟里黑司令部的路线,你不敢讲,你没有勇气。

  总理:你(指施向东)也是中专毕业生,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干部,你们领导铁路,工人就会上大当!
  康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国民党、抗美援朝都没参加过。现在是个知识分子就觉得不得了啦!
  总理:你(指施向东)今年多大?(答:二十七岁)不管你是什么家庭出身还不是个知识分子!
  康生:白鉴平,你是冰室代理会计?
  总理:你(指白鉴平)是商店里的怎么能领导群众?乱领导一阵,要把群众领导到哪里去呀!
  富治:白鉴平你是不是要走你父亲的道路?!(会上有人揭发白的父亲是右派)

  “办案专家”康生在讲话中要朱仁回去写出关于“北航黑会”的交待时说:“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考验考验你是革命的,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段话堪称“经典”,后来几乎成了各地“清队”中大搞逼供、诱供时的常用和通用话语。

值得研究的“北航黑会”

“七二五”讲话中,除去有关广西武斗问题外,还着重追查了“四二二”代表跑到北京航空学院去参加的一个“黑会”。这个“黑会”,据另外的材料介绍,是在7月17日举行的,由广州“红旗”派负责人、中山大学八三一头头武传斌主持,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激进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会议。
在“七二五讲话”中,中央领导人一再追问这个“黑会”的时间、出席人、内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四二二”派代表追问:“你们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康生还要求朱仁写出交待:“你回去把在北京的活动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怎么造的谣,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姚文元还追问:“你们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组织?”朱仁回答:“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叫什么组织?”朱答:“全国造反派总部。”姚文元还要求:“你们在北京开会的详细情况,要给中央写出书面汇报。”康生还问“四二二”代表白鉴平:“我问你个问题,你参加几天黑会?北京有些什么人到会?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黑会?谁通知的?”当“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地总代表高寿仪说:“黑会”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会议要向中央写个报告时,康生反驳说:“不对!你们是这样讲的:中央知道了,写个报告,争取主动。”康生这一说法,有可能是无中生有恶意陷害,也有可能是确实掌握了内部情报。
从讲话中可以看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当时造反派要成立全国性组织是相当敏感、坚决反对的。近年在文革史研究中,已有人提出当年的某些造反派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准政党”的性质。显然,各地造反派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正是这种“准政党”性质的一个突出体现。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从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人还在鼓励群众成立造反组织时起,就一直明确反对成立跨地区跨行业组织和全国性的组织,并在1967年2月12日以中发〔67〕47号文件专门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组织的通告》,明确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当时还把好几个全国性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在鼓动群众造反时期尚且如此,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夏,自然更不能容忍全国性造反组织的成立了。吴法宪在讲话中就说:“你有什么资格召集全国十几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利?谁给你的任务?”
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那些认为文革时期的所谓“大民主”给了群众极大民主权利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符的。
从“七二五讲话”中也可看出,当时成立全国性造反派组织,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但是到底已经筹备到了何种程度,“黑会”的具体策划人和参加者有哪些人,他们的具体打算是什么,会议有些什么具体内容,被中央否定后还有些什么情况……这些都未再见到更多资料。其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件。

“七二七”的前奏曲

“七二五讲话”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即中央领导人对北航和清华两大著名学生组织的态度。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与新北大公社、地质学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他们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垃圾。周恩来在讲话中严厉质问:“是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还是跟北航走?”这一问是很厉害的,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常向“走资派”或“保皇派”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刘少奇走?” 现在轮到他们被摆在刘少奇的位置上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再看看这些讲话——

陈伯达:北京的一些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有些大学生是表现不错的,现在有少数几个人很可惜走向反面,如果不赶快觉悟是不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老造反派。过去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对的。但胜利冲昏头脑,头脑膨胀了,现在手伸得很长,开秘密会议是很危险的。在和平里、清华、北航开的一些秘密会议是危险的。
  文元:奉劝你们把秘密摆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观点、材料摆出来。
陈伯达:北航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清华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韩爱晶、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他们懂得多少?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请注意,这时离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这一历史事件只有两天时间,
这时陈伯达已经明确宣布了“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这就预示了,派工宣队的“战略部署”,这时显然已经作出,只是“革命小将”们还被蒙在鼓里,还在那里狂热地大打内战。广西代表们被关在中央学习班里,谁也不可能将这次讲话的内容向北航、清华的“战友”们通报。因此,蒯大富仍然在那里发号施令,仍然在盼着伟大领袖对他的再一次“解救”。
“七二五讲话”其实已经奏响了“七二七”的前奏曲。
“七二五讲话”中,还传达出了后来发表的姚文元那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一些信息,整个讲话中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的鄙视、歧视,陈伯达讲话中说:“一些知识分子,不放下架子,没有什么本事,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空空洞洞的、蒯大富能领导多少人?(姚文元:二百多人。)是不是一致的?可能不一致。脱离了工农群众,要回头是岸,回过头来,还欢迎他。”
在“七二五讲话”的最后,“四二二”派梧州“造反大军控诉团”一个教员报告请求发言时,康生断然说:“不谈了,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听够了。宣布散会。”
这句结语颇有象征意义,它给这次接见划上了句号,同时也给文革中盛极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两天之后,工宣队强行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正式将他曾倚重的“革命小将”打下了文革历史舞台,曾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红卫兵、“革命师生”从此改称为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甚至“臭老九”。在“七二五讲话”过去刚好一个月后的8月25日,姚文元那篇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其中提到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等等,在“七二五讲话”中都已经用不同的语词表述过了。

2014年4月15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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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三十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30, 2014 9: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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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柳州铁路局“文革”大事件

柳州铁路局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2年2月

按:本篇原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1987年10月。选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现美国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已有收藏并可查阅。原件包括“1•23”夺权事件、关于张炎同志受迫害及“张炎黑司令部”事件、“6•11”6次特快停运事件、“7•28”夺军权大会事件、“8•24”文化宫武斗事件、“5•21”“5•25”抢援越物资及解放军枪支事件、“5•26”小鹅山武斗事件、铁路运输中断两个月事件、“6•18”灵川枪杀熊兆祥等六人事件、桂林地区舔尸骨事件、南宁“53天”会议共11部分。本刊第31期已转载其中“6•18”灵川枪杀熊兆祥等六人事件、桂林地区舔尸骨事件两部分,现再转载其余七个部分(删去了讲造反派“一月夺权”的第一部分“1•23”夺权事件和讲局党委常委会议上派性争论的第十一部分南宁“53天”会议)。

前言

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全国、全区一样,这场内乱也给柳州铁路局在政治上、经济上和职工生命财产上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全局各级党政组织瘫痪,运输生产多次中断。全局在这场内乱中死亡39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201人,武斗死亡192人;遭到冲击、揪斗、审查的职工7155人,占当时职工总数的19.9%,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638人,占这级干部总数的75.5%。在7155人中,革委会成立后正式立案审查的3569人,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287人。被查抄财物共400户(不包括武斗中两派互抄户数)。
二、编辑“文革”大事件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教育当代,警戒子孙,使其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三、编辑“文革”大事件的原则是,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系统地记述我局在“文革”中发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以及人民生命财产上造成严重损失,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为了说明历史事实,文中对某些事件作了必要的评述。
四、“大事件”的材料来源,以局档案馆保存的“文革”期间的有关资料和局党委、革委会的有关会议记录、文件为主,同时参阅“处遗”核查工作中建立的个人案卷和事件材料。
五、“大事件”是在“大事记”的基础上,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记述事件的起因、经过和造成的后果,以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情况。
六、我局在“文革”中发生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共101件,根据事件发生对全局造成影响的程度,本文只列编11件,其余90件列为分局一级的大事件,由分局整编存档。
七、对事件的主要责任者的处理情况,有的人对几件事件负有责任的,只在其中一件记述。
八、根据中发(1982)55号、(1984)17号和广西桂发(1983)4、22、54、55号、(1984)15号文件的精神,自1983年5月我局开始进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以来,全局立案审查974人(干部401人,工人573人;党员516人,群众458人),其中:核查对象225人(处级19人,科级116人,一般干部90人,党员214人,群众11人);严重违法乱纪对象749人(干部176人,工人573人;党员302人,群众447人)。现已定案处理974人,其中:核查对象225人(定为“三种人”6人,严重错误58人,犯有错误80人,一般错误56人,查无问题25人);严重违法乱纪对象749(定严重违法乱纪分子77人,严重违法乱纪错误69人)。在定案处理的974人中,给予处理的410人,其中:判刑6人;党纪处分247人(开除党籍33人,清除出党44人,留党察看33人,撤销党内职务2人);行政处分157人(开除留察41人,降职2人)。
全局被迫害致死201人,渉及498人,已全部查清结案,其中给予处分的188人。全局大事件101件,已查清100件。全局被查抄财物400户,已查清375户,其中退回原物的97户,补偿176户,计币29,918元。对“文革”遗留下的293人案件和错误清退的127名合同工,给予了平反和收回安排工作。

关于张炎同志受迫害及“张炎黑司令部”事件

张炎同志生于1917年6月,安徽濉溪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65年调柳州铁路局任政委、党委书记。在“文革”十年中,张炎同志被监护、关押长达九年半之久,先后被批斗50多场次(指大型的批斗会),惨遭刑讯、毒打、游斗、活人展览等严重的迫害,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因张炎同志问题而受株连的有2名局级干部(副局长黄永安、张子扬),20名处级干部和一大批干部、群众,成为我局时间最长、株连人最多的一起大冤案。张炎这一冤案可分为两个阶段,出现三次迫害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元月至1968年7月),即造反派夺权阶段。这一阶段形成张炎同志的所谓罪行材料有3份,出现两次迫害高潮,先后被批斗30多场次,并被造反派关押、审讯、毒打。
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柳铁联合总部”宣布夺铁路局党、政、财大权后,勒令局、处两级当权派靠边站。此后,全局各级党、政组织逐渐瘫痪,张炎等领导干部被揪斗。2月初,刘俊三、孟祥奎、范群等人起来造反,召集“四清”工作队员(张炎同志是“四清”工作团团长)张坚、罗政、唐瑾琦、谢文华、王永红、蒋受铅等9人,在柳州饭店编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张炎十大罪行”(初稿),全文两万多字,提出要“罢张炎的官,撤张炎的职,打倒张炎”。2月24日,以“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柳铁联合总部、毛泽东思想东方红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毛泽东思想缚苍龙革命造反团”三个群众组织名义,由罗政送鹿寨县印刷厂用两开纸印发全局。26日,由刘俊三、范群、张坚、黄清瑞等人组织斗争张炎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柳铁文化宫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由黄清瑞宣读张炎的所谓“十大罪行”。此后,3、4月份连续召开批斗张炎同志的大会。同时,召开10多次局、处级干部“爆炸会”,揭局党委的所谓阶级斗争盖子。局党委常委、副局长孙连捷同志带头写了六揭张炎的所谓罪行材料,说张炎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伪君子”、“阴谋家”、“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杨志宏(局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也揭了张炎的问题。跟着,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韩杼滨同志写了七揭张炎的所谓罪行材料,给张炎同志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帽子,提出要“把张炎斗臭斗垮”、“打倒张炎”!李华山(总工会生活部长)、冯兆信(局宣传部长)、杨飞(南宁分局长)等处级干部先后写了张炎问题的大字报,把党委常委内的问题公布于众,特别是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直接把斗争锋芒指向张炎同志。3月6、30日,“毛泽东思想总部”和“红联总部”,根据局处干部“爆炸会”揭发的问题,整理了“揭露批判张炎最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炎八大罪状”(再稿)印发全局,形成了批斗张炎同志的第一次高潮。
局、处两级干部“爆炸会”后,在柳局的干部、工人和家属、学生中,形成了对张炎、孙连捷两名局领导干部“革”与“保”的对象(本刊注:原文如此,疑为“对立”之误)。从5月底开始,先后有局长金玉成等5名局级干部和杨世贵等51名处级干部亮相支持孙连捷,有王进等7名局、处级干部参加了柳铁“联指”(“思想总部”或“红联总部”,后为“钢联指”总部)的活动。7月21日,张炎在桂林发表支持“工机联”群众组织的“亮相声明”,同日,在柳州有冯兆信等8名处级干部表态支持张炎,有黄永安等12名局、处级干部参加了“工机联”总部的活动。由此,“联指”总部称为“张炎黑司令部”(后来军管会、革委会都认可)。因而株连了张子扬、黄永安等20多名局、处级干部。张炎从桂林回柳州后,住进了“工机联”的据点柳铁文化宫。7月24日,张炎给广州军区黄永胜和柳铁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写信,申诉他的处境“实际上自军管以来,我已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军管从来不找我参加任何会议,也不分配我任何工作,个别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派联合总部、红联总部、柳铁东方红公社)错误的加予我的各种‘待遇’,军管也从来不表示任何态度,我曾几次的找军管负责人想汇报一下我的处境,同时也想交换一下观点,他们以各种借口推托不见,这实际上等于军管已侧面表态支持上述群众组织强加给我的罪名——‘三反分子’”。张炎写的上述两封信,都没有得到回音。
1967年6月以后,两派“总部”,都成立了张炎专案组,派出大批人员对张炎同志的历史问题进行外调。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工机联”总部专案组1967年12月,认为张炎的家庭出身及个人政治历史问题是清楚的,并将调查情况在“红卫兵战报”第13期上作了详细的介绍。“钢联指”总部干部专案组于1968年3月,整理了“对张炎反革命罪行的调查报告”,并在“钢联指”报第70期上公布。柳铁军管会于1968年4月21日和5月4日,先后两次向中央写了“柳州铁路局政委张炎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张炎有“特嫌”、“托派嫌疑”、“挑动群众斗群众”,“请批准并利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大会,宣布对张炎采取监护审查”的意见。5月6日,张炎被军管会武装押送北京。5月12日晚,周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点了张炎的名:“听说你们要把他送到温玉成那里去是不是?(答是)好,我们欢迎,这个人在柳州起了不好的作用。”5月13日下午,广西赴京代表团在北京友谊宾馆揪斗了张炎同志,柳局军管会副主任王国瑞代表广西代表团领导小组及柳铁军管会,对揪斗张炎表示最坚决的支持。会后,张炎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监护,直到同年9月4日才回到南宁。
1968年中央“7•3”布告下达后,从上到下掀起了批斗张炎的第二个高潮。把“布告”所列的事件都栽赃到张炎身上,甚至把广西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与张炎牵连上。为了配合批斗张炎,靳成环、高永康、周誉蒸、傅德炎等人编造“彻底清算历史反革命柳局头号走资派张炎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材料,刊登在7月21日“钢联指”报上。同日,刊登了“钢联指”总部发出的“总攻击令”和“向落水狗张炎猛烈开炮”的社论。命令所属组织对“张炎黑司令部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大批判、大声讨、大斗争的新高潮”,“集中一切火力,向落水狗张炎猛烈开炮!开炮!!开炮!!!轰它个人仰马翻,杀它个片甲不留。轰,轰,轰!杀,杀,杀!坚决摧毁张家皇朝,彻底埋葬张记黑司令部”。7月27日开始,“钢联指”报连续7期刊登“张记黑司令部主要人物画像介绍”,“张记黑司令部内幕”等文章,以及“彻底摧毁张记黑司令部”等社论,使受到株连的一批老干部遭到了严重的迫害。
第二阶段(1968年8月至1977年6月对张炎解除监护时止),即局革委会成立后对张炎同志的迫害。
1956年4月25日报经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批复山东省委对张炎同志1943年整风中的政治嫌疑的历史问题,作了应予取消的结论。对1959年张炎所犯的右倾错误,1962年中央监委发文(62)监批字第103号文件作了甄别结论。1968年8月23日,局革委会成立后,按理应实事求是地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结的结论,但却成立了“张炎专案组”,除对中央已经结论了的历史问题和在“文革”中所谓罪行进行大规模的外调外,从9月4日张炎由北京回南宁后转回柳州送局看守所关押,到1969年初,长达几个月之久,在局管内的桂林、南宁、玉林、湛江、矮岭等地和南宁、柳州市轮番批斗、游斗近百场次,单是全局游斗就有30多场次。9月6~9日,在广西区第一次革委扩大会上被批斗(在南宁)。9月14、17、21日,由局革委会在柳铁鹅山体育场召开了三次大型批斗会。21日的大会上,革委会作出了张炎等9名局、处级干部有严重问题,交由群众批斗的决定。这样,对张炎同志和所谓张记黑司令部的批斗迫害合法化了,即第三次迫害高潮。
1971年下半年,张炎被押送到南宁区公安厅审查,1972年8月又押回柳州,开始审查其所谓“5•16”罪行,直到1976年5月止,达4年之久。在这期间,由王柬莱负责,前后经王起草的“关于5•16反革命分子张炎的罪行报告”、文件、请示报告等共8份,有的经局党委书记孙连捷修改后签发。这些报告、文件、给张炎同志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一贯坚持反动立场、一贯攻击伟大领袖、一贯攻击中国共产党、一贯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局党委常委会先后7次讨论张炎案件,每次讨论意见都是给张炎以“清除出党,开除干部队伍,逮捕法办,判20年徒刑”的处理。上报广西区党委后,区“清办”两次来人检查,提出“帽子太大”。“有些还是1969年的旁证”,“有的一人一证显得单薄”,“有些是张炎1943年整风时的检查”等具体意见。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对报告只在措词和段落上作了修改或调整,实质内容没有改变,致使张炎同志蒙受的冤屈长期得不到伸张。
1977年6月27日,打倒“四人帮”9个月后,局党委才作出对张炎解除监护的决定,下放到局砖瓦厂劳动。从此,张炎同志九年半之久的狱中生活才告结束,但案件并未了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的方针、政策,局党委本应及时对张炎作出平反的决定。但由于局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和某些领导同志,错误地认为张炎是周总理点的名,认为广西有一条以韦国清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广西和柳铁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成为有派性观点的同志的精神支柱,因而,使张炎同志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以至在1978年11月27日,经局党委书记王屏同志签发,给广西区党委和铁道部党组“关于张炎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还给张炎同志扣上“追随‘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建议“给予张炎以犯严重错误的结论,并撤销其党内外职务,降为副局级,由铁道部另行分配工作”的意见。广西区党委于1978年12月6日正式批复:“张炎同志在1967年和1968年期间,积极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住进群众组织据点挑动武斗,破坏柳州铁路局军管,破坏无产阶文化大革命,错误严重,经研究决定,给予张炎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张炎同志对处分决定于1979年底给铁道部写了申诉。1980年1月5日,部领导刘建章、郭维城同志批转了张炎的申诉。局将部领导的批件转到自治区后,区党委多次来电话催促局复查张炎案件。直到1980年6月2日,柳铁组干(80)字042号文件“关于对张炎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正式给张炎同志平反。广西区党委1980年7月5日批复:同意局党委意见。1980年11月20日,局党委第四次落实政策的全局电话会议上,为张炎同志公开作了平反,同时给张炎同志发了平反信件。至此,张炎同志蒙受13年之久的“文革”冤案得到基本解决。
参与迫害张炎同志的主要人员的处理情况(有的人员是与犯其他错误一并处理的)。
张坚,“文革”前任局运输处技术科长,“文革”中是柳铁“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参与编造张炎的“十大罪行”,指派人编造张炎“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材料,登在派报上。在多次批斗张炎的大会上,诬陷张炎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叫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向张记黑司令部讨还血债”等。张坚在“文革”中,拉帮结派,迫害干部,策划抢枪、武斗,造反起家,当上了局革委会委员、局运输处处长职务。经柳铁党纪(84)字第46号文件决定:给予张坚开除党籍处分,撤销运输处处长职务,按“文革”前正科级安排工作。
刘俊三,“文革”前任局直属机关党委干事,“文革”中是柳铁“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参与组织编造张炎“十大罪行”和批斗大会。刘俊三在“文革”中,拉帮结派,迫害干部,策划抢枪,指挥武斗,造反起家,当上了局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局第五届党委候补委员,柳州车站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局工业处、货运处副处长。经柳铁党(84)065号文件决定,开除刘俊三的党籍,撤销局货运处副处长职务,按“文革”前股级另行分配工作。
范群,“文革”前任局党校教研室副主任,“文革”中是柳铁“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参与组织编造张炎的“十大罪行”和批斗张炎的大会,带队在全局游斗张炎同志。范群在“文革”中,参与迫害干部和策划抢枪,指挥武斗,犯了严重错误。成立革委会后,被结合为局革委会委员,“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之一,保卫组副组长,政治部宣传处代副处长,柳州分局党委书记,局第五届党委委员。经柳铁党(85)014号文件决定,给予撤销局党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按“文革”前正科级分配工作。
王柬莱,“文革”前任局安监室监察员,“文革”中为局“斗批改组”、“三办”、“清办”工作人员,“张炎专案组”负责人。在批斗张炎的大会上揪张炎的头发和打耳光,参与在全局游斗张炎。在其担任“张炎专案组”负责人的近三年期间,多次为局“清办”起草张炎的审查报告。在报告中诬陷张炎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嫌”。1956年山东省委就张炎同志在历史上的政治嫌疑问题作了否定的结论,但在报告中仍然作为悬案挂着。王作为专案组负责人,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经柳铁党纪(86)字号01号文件决定,王柬莱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批斗干部,诬陷干部,犯了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撤销工务处副总工程师职务,按工程师分配工作。
高永康,“文革”前任局工务处线路科技术员,“文革”中为柳铁“钢联指”总部头头之一,干部组负责人之一,参与批斗张炎和修改“对张炎反革命罪行的调查报告”、“历史反革命分子、柳局头号走资派张炎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材料,诬蔑张炎同志“混入党内”,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地道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南宁、柳州等地批斗张炎的大会上,高作了中心批斗发言。1968年10月,高执笔整理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张炎是怎样被揪出来的”所谓经验材料,作为“张炎专案组”集体代表之一出席了铁路局和广西区先代会,并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经柳铁党紀(85)字第06号文件决定,高永康同志在“文革”中积极参加批斗干部,诬蔑老干部,犯了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局副总工程师职务,按工程师分配工作。
靳成环,是柳铁“钢联指”总部干部组负责人之一,在群众组织期间直接负责对张炎的专案审查,诬蔑张炎有“特嫌、托派”,组织人员外调,还把15名局、处、科级干部诬陷为“张记黑司令部”的“黑司令、黑高参、黑干将”,参与组织批斗、游斗干部,犯有严重错误。“处遗”工作开始以来,能主动检查交待问题,揭发他人的问题,认错态度较好。经直属机关纪委直机纪(86)字第03号文件决定,免予处分。
郁柱龙,“文革”期间为局“斗批改”办公室工作人员,调查张炎的历史问题,起草了“张炎历史简况”,认为山东省委1956年对张炎历史上的政治嫌疑问题所作的否定结论是“没有全面调查”的。郁等人到中组部抄阅张炎的档案后,提出对张炎的历史问题“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意见,对延长张炎同志的审查负有一定的责任。郁还作为“张炎专案组”的先进集体代表之一,出席了局和广西区召开的先代会。经柳铁政干通字(1985)091号文件决定:郁柱龙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对张炎同志的审查中,歪曲张炎的历史,犯有错误,在“处遗”和整党中,能主动检查错误,总结教训,态度较好,免予处分。
邓乔生,“文革”期间为柳铁“钢联指”总部头头之一,1969年底至1970年7月,为“张炎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在此期同,专案组编造了“关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炎罪行的审查报告”,把张炎的关系人张弓从安徽带来柳州辨认,迫张炎交待所谓“历史问题”。同时,还参与了广西区公安厅对张炎的审查和全局游斗张炎的工作。经柳铁党纪(85)字第10号文件决定:邓乔生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抢枪、武斗活动和批斗审查干部,犯有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工程处副处长职务,按工程师安排工作。
罗政,参与编造张炎“十大罪行”,由他送鹿寨县印刷厂印发。经柳铁政干通字(1985)087号文件决定:罗政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编造干部材料和办派报,犯有错误,党内免予处分,免去局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职务,按正科级分配工作。
孟祥奎,柳铁“红联总部”勤务组成员之一,“联指”政治部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编造张炎“十大罪行”,经柳铁政干通字(1985)078号文件决定:孟祥奎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组织编造干部材料,犯有错误,党内免予处分,按副处级分配工作。
造成张炎冤案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人员之多,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历届军管的参与。1967年3月3日,在驻柳局军运处组织下,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把张炎同志排斥在领导小组之外。这个小组实际上代行了局党、政领导权。3月12日实行军管后,张炎曾两次写信给广州军区和局军管会负责人之一张志臣,提出要找军管汇报所处的孤立处境,而军管推托不见。1968年5月,张炎被押送北京,周总理点张炎的名,后送北京卫戍区监护,都与局军管会两次整理上报张炎的问题材料有直接关系。因此,当时的军管会主任、副主任葛冲、王国瑞、张志臣、巴庆增、黄文俭等人,负有领导责任。
第二,局革委会、党委会未能及时讨论案件结案。局革委会成立不久,把张炎、黄永安等九名局、处级干部正式宣布有严重问题,交由群众批判斗争,客观上就给张炎等人定了性,致使一大批干部、群众受到株连,遭到审查和迫害。到1974年1月10日,局党委第一次讨论张炎案件和以后的对案件讨论中,由于当时担任局党委书记的孙连捷和以后担任局长的韩杼滨等个別局领导坚持不同意见,从而延误了结案时间和平反工作的进行。孙连捷同志在多次常委讨论张炎的案件中,坚持要“定张炎为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20年徒刑”的意见。韩杼滨同志认为“张炎是周总理点的名,不是柳铁问题”。对此,孙连捷和韩杼滨两同志应负有责任。
第三,个别办案人员未能实事求是地办案。主要是成立革委会后的“张炎专案组”,它沿袭群众组织时期的问题和外调线索进行调查,张炎同志在1943年整风中的政治嫌疑问题,1956年山东省已作了否定结论、而办案人员到中组部抄回张炎档案后,仍把这个问题作为“特嫌”挂起来。广西区党委对审查报告提出意见后,没有按意见进行修改。
除了上述原因外,张炎同志发表“亮相声明”和住进群众组织据点所带来的后果,本人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铁路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公开发表支一派的声明,这在当时是起到了加剧两派对立的作用。对此,张炎同志在整党学习,否定“文革”教育中,应加深认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见局“清办”133、135卷,核查办第1、7卷,张坚、王柬莱等人案卷)

“6•11”6次特快旅客列车停运事件

1、事件起因
1967年6月11日,凭祥——北京的6次国际特快旅客列车,担任南宁——柳州区段的柳州机务段胜利型422号机车程振民机班人员,私带被查封的《广西日报》到柳州,在伶俐、黎域(本刊注:原文如此,疑有误,后文均为“黎塘”)站被“联指”派的群众搜查,双方发生争执,列车到达柳州站后,以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为由,致使6次特快停运88.06小时,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2、事件经过
1967年6月11日,担任6次特快的机车司机程振民,副司机颜建跃,司炉马根兴、黄雄瑞,在南宁出乘后,司机程振民将《广西日报》300份带上车,南宁车站值班员谭振启发现后即告知南宁分局调度所,值班调度员曹阳答复,先开车,然后再设法处理。后经调度所研究,利用6次在伶俐站停会5次时,把报纸弄下来,曹即先告知了伶俐站值班员芦国仕。当13•51时6次到达伶俐站时,有伶俐地区的百余名群众找司机程振民要《广西日报》,司机说没有。群众要求检查,司机说你们没有权利检查。结果双方发生争执,有人把司机从机车上拉下来,在司机座位底下取出了三捆《广西日报》。在互相抢报纸的推拉过程中,司机的左手肘部擦破皮,颈部被抓一道红伤痕。司炉马根兴为阻止列车员上机车,用脚踢列车员。列车员拉了马的脚,把裤子拉破了。群众把搜查到的报纸拿走后,列车于14•52时从伶俐站开出,站停时间1•01时。
16•01时,6次到达黎塘车站后,就有200多名群众,跳过栅栏向机车冲去,声言要交出非法的《广西日报》。机车上有人说,报纸我们这里没有,都在后面的邮政车上。群众即冲向邮政车。群众冲上邮政车后,东翻西看,将6袋邮件(三袋国际邮件)拿到客运室检查,拆封后发现没有报纸,随即送回邮车。为了弄清责任,邮车押运人员视正身(本刊注:原文如此),在列车已开动后,拉了车长阀,列车停下来,经站、车双方出具证明后开车。当列车开动后,车站一名“工总”观点的职工跳上车拉了车长阀,列车第二次停车,理由是不交出凶手不能开车。这时,住在行车公寓的柳州机务段机车乘务员云集于机车附近。一些乘务员把列车长找来,提出“列车员打伤了司机,乘务员安全失去了保证”,“要交出凶手188号列车员”,“要书面检讨认错,否则不开车”。列车长说,“我在场没有看到列车员打人”,“退一步说,即使有,我们查出来可以批评教育,铁路是一个整体,内部问题好解决,应当先开车”。司机坚持不让。最后双方派代表谈判无结果而散。这时,铁路局调度所值班调度长潘少华与机车调度员黄炳研究,如果反复动员程振民不开车,即改用货物机车1808号担任,转线开车的方案。经与柳州、南宁分局协商,铁路局局长金玉成同意,并通知南宁分局调度所下命令黎塘车站实施。就在这时,铁路局调度所北口行调张立民越台指挥黎塘站,不同意用货物机车担任。张还电告铁道部总调度,部总调度答复,不管用什么机车,先开车要紧。局、分局调度让司机程振民接调度电话,他拒绝,并坚持无理的要求。最后,在柳州机务段、黎塘折返段等多方面做工作,司机提出列车到柳州站后再作处理,经局长金玉成同意,6次终于22•56时开出,列车已晚7•45时。
6月12日1•09时,6次到达柳州车站。“工机联”群众组织已有百多人在月台等候,列车刚停稳,就有一伙人冲上各车厢寻找“凶手”。“联合战队”的宣传车也开进了站台,并占据了车站广播室,反复广播“要交出凶手,不交出凶手休想开车”。铁路局长金玉成等局、分局领导和军管、公安人员都在站台上做说服工作,维持站、车秩序。下午4时左右,正当6次转线到三道准备开车时,422号机车司机程振民不顾一切,把机车开到一、三道咽喉道岔处,堵住了到发列车的进路,致使6次无法开出。
“工机联”总部的个别头头,提出了①交出打人凶手,②保证乘务人员安全,③交回《广西日报》三条作为谈判条件。“联合战队”由钱文俊担任总指挥,成立了“6•12火线指挥部”。6月13日,“指挥部”给柳州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柳局军管发出了“不答复造反派的要求,即从6月13日21•00时起,除国际特运外,中断南宁列车段的一切客运列车”的通牒。当日,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柳铁暴动团外交部”就1967年6月11日国际联运6次特快列车给柳铁军管小组的所谓“照会”。声称:“不交出凶手不开车”。柳州市“造反大军”的头头况既白等人,组织了一、二百名学生在列车前面卧轨,阻止列车开出。
鉴于上述情况,铁道部军管会12日23•00时给局军管会、柳州卫戍区并转6次列车全体乘务员的(67)字第289号电报,要求“顾全大局,照顾国际影响,立即通车”。14日7•30时,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传达周总理“一定要把列车开出去”的指示,望立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迅速将6次快车开出。15日3•00时,铁道部军管会传达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就解决6次列车开车问题的指示的紧急电报(电文343号),指示要求6次旅客列车迅速开来北京,原机车乘务人员4人,及全体列车乘务员、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军管小组代表一人,随车来京,开车时间另以调度命令下达。在周总理、铁道部军管和广州军区等领导直接干预下,6次特快终于6月15日9•38时,从柳州站开出,造成列车晚点89•15时,其中在柳州站停留80•29时。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担任6次乘务的机车和列车的全体乘务人员、副局长黄永安、局军管会主任葛冲等一行人,到北京等候周总理接见。7月4日,周总理接见了上述人员,对不按时开车的恶劣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3、造成的后果
6次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在黎塘、柳州等站中断运行88.06时,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严重损失。①一些国际友人不能按时到达北京,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②打乱了运行计划,造成黎塘、柳州等站的接发列车临时改变进路、机外停车、邻站等牌的情况不断发生,许多列车不能按图运行。仅在柳州车站,造成了15列客、货列车到发晚点共计10.43时,少开货车5列,两台机车不能投入运用,使国家在经济上损失约200多万元。③使千多名旅客生活不便,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④给中央和各级领导施加压力,造成工作困难。
4、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及处理情况
事件的发生是因司机程振民出于派性,私带群众组织出版的《广西日报》而造成的,应负主要责任,由于是一般群众,未作任何处理。
事件发生以后,柳铁“工机联”总部的个别头头李振岭、王反修、刘荣生、钱文俊等人,不从全局出发,不顾国际影响,提出无理要求,使事态扩大,应负主要责任。这些人的处理情况见抢劫援越物资事件(第六件)
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和柳州机务段政委徐一,对事件的处理上有派性,不能认真执行中央和铁道部军管会的指示,做好乘务人员的思想工作,及时开车,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见局“清办”67—72卷)。

“7•28”夺军权大会事件

1、事件起因
1967年3月12日,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以来,柳铁“工机联”总部认为军管在柳铁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6月,原柳局政委、书记张炎曾与赵周成(柳州分局宣传部长)、王反修(“工机联”总部头头)在桂林议论广西和柳铁的“文革”问题,认为“解决柳铁问题的关键在于军管,解决柳州市问题的关键在于柳州驻军,解决广西问题在于广西军区”。6月22日,王反修从桂林回到柳州,将上述看法向“总部”的头头陶煦、刘重阳、张启文作了传达。武汉“7•20”事件后,柳州“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从北京打回电话,声称“全国已到了全面向军内走资派夺权,要大造声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新高潮”。这时,赵周成从桂林回到柳州,对“总部”人员说:“军队问题是根本问题,只要解决了军队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与此同时,7月20日,柳铁“革命造反联合战队‘痞子战报’”编辑部发表了以“打倒拿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为中心内容的“对目前形势的九点看法”,提出“夺权必夺军权!非夺不可!不夺军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现在“大搏斗到来了”,“要枪对枪,刀对刀,血战到底”,“解放大中南”,“武装保卫广西”。在林彪、江青的“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口号煽动下,柳铁“工机联”总部头头酝酿召开“为毛主席夺军权誓师大会”事宜,并在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等方面作了准备。
2、事件的经过
7月23日,“工机联”总部的核心成员陶煦,在柳西建筑工区召开“总部”头头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镇市、张启文、王反修、李秉刚、桂叔林、夏冠楚等人,中心议题是:武汉“7•20”事件后,军内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其他地方都行动起来了,我们怎么搞?在议论中,刘重阳拿了一张“痞子战报”编辑部发表的“对目前形势的九点看法”进来,在座的人分头看了,一致认为文章写得好。张启文说,我们目前正需要这样的文章来统一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应组织全体学习。镇市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当前的中心任务都提出来了。我看“总部”不再另搞什么文件,就把这个材料翻印下去,“总部”发个通知,组织战斗队很好学习。到会人员一致同意镇市的意见,并由夏冠楚起草了学习的通知。会上,还决定召开一次批判军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
为了进一步落实批判军管执行“资反”路线大会有关事宜,24日,陶煦在柳东建筑工区主持召开“总部”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镇市、刘重阳、王反修、王业骏、桂叔林、夏冠楚、钱文俊、王继宁、张启文、杜永泉等人。会议就大会的五个问题进行了讨论:①大会名称问题。桂叔林、王反修、钱文俊等人提出,要开一个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誓师大会。也有人说召开“夺军权大会”。张启文认为这样提法不妥。镇市说:“夺军权就是夺军内走资派的权”。王反修说:“这样提法没有什么错,夺军权就是夺被军内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陶煦说:“夺军权不是说群众组织把军权夺过来自己掌握,而是把军权夺给军内的左派掌握”。讨论结果意见基本一致,要召开“夺军权大会”。②对要不要军管负责人到场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要到场,一种不同意到场,最后意见由机关“总部”征求干部意见后再定。③由“联合战队”负责起草大会发言稿。包括徐一代表干部的发言。④先开誓师大会,然后再揪斗军管负责人。⑤誓师大会由张启文和宣传组筹备,“联合战队”配合;批斗会由王反修、于义霞和斗批改组负责筹备,黄玉梅协助。最后,一致认为大会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改组军管会,二是撤换军管会领导人,三是军管公开认错,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达到第一条最理想,不过不容易做到,只要军管公开承认错误就好办了。
24日常委扩大会后,按分工筹备。7月24日下午,张启文在灯光球场乒乓球室召开机关“总部”成员会,组织学习“痞子战报”,布置各战斗队回去组织学习,同时,对大会名称和要不要军管会负责人到场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各队长意见不一。25日,在少年宫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对上述问题又进行讨论。结果,认为不应要军管负责人到场。镇市也到车辆段去布置学习“痞子战报”。
24日,“联合战队”召开常委会,作出了四点决议。决议提出:“我们今后的政治任务是……彻底地孤立和打击广西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砸烂广西军区黑司令部”。
25日上午,张启文在行车公寓主持召开柳铁地区各单位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部”的陶煦、王立和、黄树声,车辆段的黄克勤,工务段的杨××,水电段的陈柳钢,机务段的杨雨水、王明松,局机关的肖贻堃,铁一中的李崇泰等20多人。会议要求各单位对揪军内一小撮问题,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大造舆论。
25日下午,柳州机务段造反派的头头杨雨水、王明松,在参加地区头头会议后,向徐一作了汇报。徐一认为:“总部跟得比较紧,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应召开一个常委会进行传达,像铁一中那样定出几条,作为我们的行动方向,将来写个总结也有个依据。”当时在场的还有张志恒(段党委副书记)。徐、张二人都表示去参加常委会。下午两点半左右,在运转楼由杨雨水主持,召开了机务段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徐一、张志恒、王明松、刘克勤、肖洪章、肖福祥、罗国信、杜永龙等9人。会议内容是传达“总部”会议精神,学习铁一中“联合战队”的“决议”,徐一在会上作了“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的大方向”的发言。会上,决定由杜永龙起草决议。26日下午,在运转楼学习室由杨雨水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人员除25日常委会的外,有李华农、黄世羽、李恩、朱达余、枢民、刘植生。会议通过了柳州机务段“革命造反派”常委会决议:“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草案),声称目前“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未被彻底揪出,彻底打倒,军政大权还窃据在他们手中的时候”,要“坚决揪出广西军区、柳铁军管会的谭氏人物,捣毁其黑司令部,彻底揭发、批判、清算拿枪的刘、邓路线”。
7月26日,“联合战队”在局军管会大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军管衙门朝南开,有理无权莫进来”,横批是:“混蛋执政”。在大门口上同时贴有一首“夺军权之歌”,内容是“国家大事夺军权,人类相杀几千年,血染柳州更娇艳,多少人头飞不见,没有太阳要黑天,不夺军权命危险,革命造反本无情,刀子无血无军权”。
在经过周密的筹备和大造舆论后,28日,张贴了由肖贻堃起草的“柳铁工总、机总、教总、工程工总、家总、联合战队”关于召开“为毛主席夺军权誓师大会”的“海报”。
28日晚上,“工机联”总部在鹅山体育场召开了“为毛主席夺军权大会”。大会由铁一中“联合战队”常委黄玉梅、龙炳宏主持。大会宣读了“关于揪斗葛冲、张志臣的严正声朋”。“声明”要“柳局军管会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群众投降”。柳州机务段政委徐一代表干部作了题为“我们要造军管会走资派的反”的发言,提出“打倒军内走资派、把葛冲、张志臣揪出来示众!为毛主席夺军权!”的口号。局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被勒令到会受批斗,会后被“联合战队”的余敏惠等人揪到铁一中关押、批斗一个多月。
“7•28”夺军权大会后,30日,“联合战队”的“老联战报”印发了大会专刊,刊登了大会的开幕词和“工机联”总部“向柳局军管会葛冲、张志臣之流的宣战书”,“把葛冲、张志臣揪出来示众”,“把葛冲、张志臣的权夺过来”等文章,提出要“向军管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为毛主席向军内走资派夺权,把葛冲、张志臣从军管会赶出去,葛、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3、造成的后果
这次大会造成了柳铁地区揪斗军管人员的严重后果。大会结束后,局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被揪到铁一中关押一个多月。在此期间,王反修、田松年对张进行过三次批斗,张遭到了打骂。8月2日,“联合战队”揪斗了公安处副处长张珍同志。8月7日,柳州机务段造反派夺了段军管的权,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行动委员会,行使指挥生产权。8月10日,机务段造反派砸抄了段军管小组,绑架了除刘亚友以外的汤金生、张宝安、张准路、瞿青云、谭传荣等5名军管人员,关押在运转大楼内。晚上,又将分局军管会的张升豪、占喜信和6982部队的副师长王焕东揪出来关押。柳州机务段军管小组被砸时,热水瓶被砸烂,衣服、被子丢落一地,军管小组的电话被拆,军管人员的领章、帽徽被扯掉。12日,机务段的刘荣生又到车辆段将5、6个军管人员揪到机务段关押。军管人员被关押最长的有一个多月,一般都在十几天。在此期间,他们遭到皮带、凉鞋的抽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4、主要责任者及处理情况
主要责任者是王反修、钱文俊、杨雨水、刘荣生,这些人在清查“5•16”时均被收审,具体处理意见见事件第六件。
赵周成、徐一、张启文、陶煦是事件的重要责任者,其中赵、徐在清查“5•16”时被收审。张启文在“处遗”时,定犯有错误,党内免予处分,免去局总工会宣传部长职务,按正科级分配工作。陶煦在“处遗”时,定犯有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免去质量管理办副主任职务,按正科级分配工作(见局“清办”第4、13、30卷,张启文、陶煦案卷)。

“8.24”文化宫武斗事件

1、事件起因
1967年8月21日,住在柳铁文化宫据点的“工机联”群众抓了基建处的工人蒋顺生、徐廷瑶。23日上午8时左右,基建处“陈国平造反总团”的刘树源、魏诘、杨以顺三人到文化宫门口贴抗议的大字报。这时,文化宫冲出一伙人与刘等人辩论,又把刘抓进文化宫(8月24日放出来),余下的人即回单位报告。大约10时左右,“基建总团”的主要负责人黄运琪到柳铁“联指”总部(局机关东楼)要求打文化宫救人。当时在场的“总部”头头有张坚、范群、刘俊三等人,还有领导干部白生元、王进等人也在场。“基建总团”提出“总部”不打,他们自己打。还有人把匕首插在桌子上(据说是靳明元,但证实不了),威逼“总部”下命令打文化宫。根据这种情况,张坚、范群、刘俊三、王进、白生元等人作了简单的研究,决定派刘俊三去找局军管和市支左办、55军领导,想通过军队出面调解放人。
下午,还在闹着要打。刘俊三到市内联系调解无结果。这时,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张坚、刘俊三、范群、温甲友和领导干部王进(局政治部副主任)、杨世贵(局干部部长)、陈永康(柳州南站党委书记)、白生元(柳州分局党委书记)等人,在局西楼政治部王进的办公室再次碰头研究,当时有人提出要打,有人提出还是通过军队调解。最后同意采取先礼后兵的三点意见:①继续找军队联系出面调解。②发最后通牒,限时放人。③以上达不到,则作打的准备。会后按分工做准备,刘俊三继续找军队联系。张坚写通牒。温甲友、范群组织人员作打的准备。
2、武斗经过
23日晚上七、八点钟左右,由于找军队联系和广播最后通牒无结果,柳铁“联指”总部在局中楼二楼召开了柳铁地区各总团头头会议,具体布置打文化宫事宜。会议由范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张坚、刘俊三、温甲友、邓乔生、陈良祖、万健、黄运琪和领导干部王进、杨世贵、白生元、陈永康、刘景隆(直属武装部长)、曲德仁(桥隧大修队党总支书记)等,一共二、三十人。会上,范群宣布晚上攻打文化宫的决定。在讨论时,刘景隆发言讲了打文化宫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要朝天开枪,不能伤人,人放出来后,即撤退。最后,决定由柳州分局“总团”担任主攻,基建“总团”在豆腐厂一带阻击可能从柳铁一中出来的增援,机关“总团”负责“总部”一带(铁路局大院周围)的安全。会后,各自作武斗的准备。
24日凌晨二、三点钟左右,各队伍按分工就位。担任主攻的柳州分局“总团”,由曲德仁(营长)带领民兵营的五、六十人来到文化宫的西面,沈子文带领一部分人来到文化宫的东面,基建“总团”人员要豆腐厂至汽车队(现汽运公司)一带埋伏(本刊注:原文如此)。担任现场指挥的范群、刘俊三等人,从局大院乘小汽车到中心医院门口(指挥部所在地),王殿贵背着步话机与“总部”联系,广播车上由广播员陈一春反复宣读最后通牒(下午已开始广播最后通牒了),谢文华也在广播车上。大约4点钟左右,担任阻击任务的基建“总团”的通讯员罗锡标、刘型忠二人到中心医院门口向刘俊三报告,人员已按指定到位。刘说,准备好了就打,随即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弹。这时,担任主攻指挥的曲德仁即指挥人员进攻。瞬间,枪声大作,文化宫内的电灯熄灭,西侧门被炸药包炸开。当曲指挥人打文化宫的高音喇叭时,被子弹打伤脚送医院包扎。武斗中,白生元在邓乔生的护随下,到武斗现场察看。由于解放军极力劝阻,制止武斗,范群、刘俊三先后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弹,武斗结束。基建队伍在撤退时,刘重阳一伙人从文化宫冲出来,朝工人郭新安开了一枪,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据刘申诉:他开了一枪,郭当时没有死,手上抱着一支枪,其他人要去夺郭死抱不放,后来,现在柳州车辆段的邓学深用长矛捅了一下,才把枪抢去,但经查,证实不了这一情节)。
3、造成的后果及主要责任者的处理情况
这次武斗,是柳铁“联指”总部的主要头头经过周密策划而发生的,是柳铁地区第一次使用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事件,造成死、伤各一人的严重后果。
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张坚、范群、刘俊三、温甲友和曲德仁,其处理情况见大事件的第二件。曲德仁担任主攻指挥,“处遗”定为犯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工务处副处长职务,按正科级分配工作。另外,王进、杨世贵、白生元、陈永康、刘景隆等老干部,对事件也应负有责任(见张坚、刘俊三、曲德仁案卷)。

“5•21”、“5•25”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枪支事件

1、事件起因
1968年4月16~18日,由柳州市“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主持,在柳州召开三市一局(南宁、柳州、桂林、柳铁)会议,白鉴平、李振岭(柳铁“工机联”总部头头)在会上提出:“形势一触即发,要准备大打”。5月7日,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在柳铁林场开会,由从北京回来的柳州市代表覃文彩作所谓形势报告,煽动武斗情绪,提出要在铁路上想办法搞武器弹药。李振岭在会上表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吃铁路。”王反修也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5月中旬,白鉴平、廖伟然(市“造反大军”头头)再次同李振岭联系,白提出,“地方要和铁路打成一片,现在说互相不介入只是一句空话,铁路一中断,中央就要表态。”这样,在抢夺武器弹药方面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在此期间,柳铁“钢联指”总部的下属组织曾发生6次抢枪事件。5月3日,由“总部”头头戴云庄等人组织一、二百人到东站519团部抢了枪。5月4、6、7日,柳州分局“总团”、运校“红四军”、大联委巡逻队等,先后在局党校、柳州分局机关、工程机械厂、鹅山战备山洞、铁五小等处,抢了驻军6985.519部队(本刊注:原文如此)的枪支。
2、事件的经过
为了抢劫武器弹药,柳铁“工机联”总部四出派人侦察和了解军列情况。5月17日,9257次军列从衡阳进入冷水滩口(柳局范围)。16日,桂叔林(局办秘书,派头头)在柳铁一中向李振岭报告,“冷水滩方向有军列来,抢不抢?”李告知再行侦察。于是,桂即派柳州车站驻冷冻厂的陈太宇、程荣、唐诘到538编组站侦察,钱文俊(“联合战队”主要头头)派袁桂生、汤忠纯到车辆段化装成列检人员实地侦察,张德明、邱文润、刘明亮、佐余光等人都参与了侦察活动。
5月18日下午,李振岭、王反修召集“文攻武卫指挥部”人员会议,到会的有:李选风、李旺生、周彪、李崇泰、邱文润、王明松、桂叔林、潘秀、张德明、钱文俊等人。会议根据张德明提供:“538编组站有代号车(爆炸品),抢不抢?”经讨论一致意见,抢。李振岭说:“只要有,就抢,哪有那么多怕的?我怕什么?最多还不是杀我的头。”王反修说:“有就干,坐牢我去。”邱文润拍着胸脯高叫:“干,没问题,机车我包了。”邱还提出将列车拉冷冻厂去卸的建议。王反修提出:把女同学组织起来,如果部队来包围,就由女学生出面挡住。后因情况不准,晚上又继续开会。白鉴平等人也来参加,李振岭征求白的意见,白说:“到什么时候了?有枪就抢,打成反革命我们当,干吧!”当即由车站的巢炳泉汇报代号车的停留位置,决定拉到冷冻厂卸车,李振岭作了具体分工。当晚按计划将九辆代号车拉入冷冻厂。结果将炸药误认为化肥,未有抢成。
19日继续开会研究。会上,白鉴平说:“你们好好侦察,军列肯定会有的,大胆去抢,是援越物资也要抢。”李振岭说:“要有决心非搞到一批枪支弹药不可,不搞到决不收兵。”20日上、下午继续开会。当晚,公安人员赵克义将在柳州站发现9257次军列情况告诉了邱文润,邱又派人去侦察核实。晚上开会时,根据杨建平介绍军列的停留情况,决定抢,并作了分工。由韦立仁、周祖发、陈日福开车,李达道调车,杨建平扳道。21日凌晨三点钟左右,按分工人员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四时左右,机车开到柳州站后,因夜间作业,仅将10道南头停留的五辆车拉入冷冻厂,打开车门发现是炮弹,有的说要抢,有的说不抢。此时,李旺生持枪威胁押车的解放军(据李讲,解放军告诉他,你们要抢的东西在后面。而解放军龚道满讲,有一人用枪威胁他,问他这趟列车还有什么东西,龚未答)。于是,李旺生即告诉王反修、李振岭,李、王决定再次派机车到车站拉车。五时左右,第二次到车站10道将9257次列车八辆援越子弹车拉入冷冻厂卸车,押运的解放军要求打收条,王反修以“李向阳”的名字打了收条。可在打收条时,查看过运单,发现是援越物资,但事后仍欺骗群众说是“进凤凰仓库”的。子弹卸下后,李振岭派人通知廖伟然,廖即派人武装接管了冷冻厂,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子弹分运市内各地。
抢劫事件发生的当天,广州军区即转军委办事组指示:“抢劫援越弹药是非常错误的,希望快点交回来,并指定由欧致富、霍成忠同志主持收缴工作。”同时,中央通过广州军区给柳州支左办下达:“武装包围收缴,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动员上交”的指示。
24日上午,局军管会副主任曹银忠将强行收缴的消息向王反修透露说:“你们抢的太多了,不交一点是不行的,部队也不会答应,到时候强行收缴,也是要交,那就被动了。”下午,李振岭、王反修在林场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振岭、王反修、李旺生、周彪、李选凤、李崇泰、钱文俊、王立和、邱文润、桂叔林、王明松、张德明、潘秀等人。会议由李振岭主持,讨论中心问题是:“抢的援越子弹交不交?不交,强行收缴怎么办?”讨论中,李振岭、李选凤、李旺生三人不同意交。王反修说:“我也不同意交的,就是交也要有条件,一是全面制止武斗,两派一起上交;二是动员民兵出城。”桂叔林说:“我们不能说一颗子弹不能交,解放军问的时候,我们还是答应交,但可以提一些条件,他要办得到就交,办不到就不交。条件:一是全面制止武斗,两派一起交;二是动员农民出城;三是释放被打的人;四是承认“4•20”是革命行动,取消“4•21”责令(4月20日,市“造反大军”在车波口非法扣留参加柳江县“三代”会代表乘坐的两辆汽车和随车上缴国库的74000元现金,并打死一人。21日,柳州市警备司令部发出责令其交出人、财、物等),这样我们讲话就主动了。”最后,一致意见要提出条件,由王反修、李振岭、钱文俊负责谈判。王反修说:“提出的条件解放军不答应,还是要强行收缴怎么办?”李振岭说:“强行收缴不通过我们,就发动老百姓去把他们拦住,进都进不到我们的地盘,他收个屁呀!”钱文俊说:“这还用发动,到时候老百姓自己也会去。”邱文润说:“他们如果强行收缴,婆婆妈妈的都上去,和他们辩论,这个办法最好。”王反修又提出,“要是武装收缴怎么办?”李选凤、李旺生等人说:“解放军来武装收缴,我们连枪都将他们的抢了。”邱文润说:“现在有米没有鸡,带枪来正好。”王反修提出:“现在可以先做好准备,赶紧把子弹藏好,该分散的分散,该埋的埋。”李振岭最后说:“这个问题就这样,回头我和大军再商量一下,统一口径。”会后,王反修、桂叔林、王明松、张德明、钱文俊、邱文润等人分别对所属组织作了传达和布置。
24日夜、25日凌晨,6985部队奉令进入机务段、铁一中、冷冻厂、538一带,收缴部队的首长在机务段会见了王反修、肖贻堃、李选凤、杨雨水、桂叔林、邱文润、邓承刚等派头头,动员他们交出抢去的子弹。王反修、桂叔林竟说:“解放军受了蒙蔽,镇压造反派。”接着邱文润、王明松带了几个人冲进会场,大喊大叫,辱骂解放军。邱、王还撕开衣服,拍着胸膛叫嚷:“朝这里开枪吧。”王反修等人趁机溜出会场,谈判无结果。这时,行车公寓和林场附近,家属、小孩围着解放军辩论,绑架部队首长,使部队失去指挥。在林场附近,周彪吹着口哨大喊:“造反派战士冲呀!抢枪呀!”大约7•40时左右,任树德爬上火车头拉汽笛,刘抱德带头抢夺解放军武器。于是,全地区性的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行动几乎同时开始,到上午10时左右,这场大规模的抢枪事件结束。
3、事件造成的后果
“5•21”事件,共抢去9257次军列八辆车的援越子弹(56式),计11888箱,1700余万发。“5•25”事件,抢夺了解放军的各种枪支728支,弹药约11余万发,打伤解放军120多人。同时,加剧了柳州市和柳铁地区的武斗升级,连续发生了市探矿厂、小鹅山、技术馆等地的大规模武斗,造成10多人死亡。冷枪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迫使万余名职工、家属撤到柳北,形成南北河割据,铁路运输中断两个多月的严重后果,严重地影响援外物资及三线建设物资的运输,使我国的国际威望受到极大的损害,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4、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及处理情况
主谋者:柳州市“造反大军”主要头头之一的白鉴平(柳州市北极冰室会计)、廖伟然(柳州市五金站干事)。
组织指挥者:柳铁“工机联”主要头头之一的王反修(柳铁分局宣传部干事)、李振岭(柳州机务段司炉)。
主要参与组织指挥者:柳铁“工机联”头头刘重阳(柳铁机务段电工)、钱文俊(铁一中学生)、桂叔林(柳铁局办秘书)、邱文润(柳州机务段扳道员)、潘秀(柳铁第二工程队管理员)、张德明(柳铁机修队汽车司机)、李旺生(柳铁第三工程队材料工)、周彪(柳州机车车辆工厂车工)、李选凤(柳铁林场助理技术员)、李崇泰(铁一中学生)。
1971年9月,根据广西区党委的指示,对“5•21”、“5•25”事件列为反革命事件进行立案清查,对以上主谋、组织指挥者的白鉴平、刘重阳等14人,除钱文俊、桂叔林、周彪、李崇泰四人外,其余10人均按现行反革命实行关押审查。其中,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岭等人,1977年12月,经柳州市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15年。1983年5月,广西开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后,法院对事件的性质重新作了认定,不以反革命事件论处,撤销原判,免予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其他人员也重新按“处遗”核查有关政策给予定性处理(见局“清办”第15卷)。

“5•26”小鹅山武斗事件

1、事件起因
小鹅山上有供应全柳铁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水塔,原来是解放军看守的。两派武斗紧张以后,小鹅山就被柳铁“钢联指”总部所属的第二工程队的群众组织占据,安装了广播设备,每天派人上山轮流值班看守。小鹅山是柳铁地区内除大鹅山以外的一个制高点,实际上起到了瞭望哨的作用。1968年5月21、25日发生抢劫援越子弹和解放军枪支事件后,柳州地区的武斗形势很紧张,两派都在抢占据点。23日,市“造反大军”占据了飞鹅粮店和探矿厂一带。24日晚,市“联指”和“钢联指”占据了铁五小、柳铁中心医院、411家属楼一带。25日,为了堵击“造反大军”到太阳村的退路,市“联指”和“钢联指”围攻了柳铁运输学校。“工机联”总部为了给运校“井联”解围,决定攻占小鹅山据点,一来可以牵制“联指”围攻运校的兵力,二来可以减少对机务段、车辆段、工务段的威胁,打通与运校一带的通道。这样,一场大的武斗在策划中形成。
2、武斗的经过
1968年5月26日上午,柳铁“工机联”总部由李振岭主持,在铁路林场召开第二、三武斗指挥所的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潘秀、王明松、周彪、李旺生、张德明、钱文俊等。会议内容是研究如何攻打小鹅山据点的问题。会上,潘秀介绍了小鹅山据点的人员、火力配备情况及攻打方案。下午,在柳州机务段行车公寓9号房召开第三指挥所辖区各单位武卫负责人及第二指挥所部分武卫负责人的会议。会议由“三所”负责人潘秀、张德明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机务段的王明松、邱文润、任树德、方醒民,一工队的李旺生,车辆厂的周彪、张思乐,电务工程队的吴云、刘光洁、刘顺祥,工务段的黄树生、李国清,机电厂的王鸿儒,材料总厂的楚树亭,局办室的桂叔林,铁一中的钱文俊,列车段的李念中、王惠明、二建段的肖国启,电务段的蒋勇,李振岭作为“总部”负责人的身份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潘秀宣布:24日晚,“联指”武装围攻运校(实为25日凌晨),为了给运校的“井联”解围,分散“联指”兵力,“总部”决定攻打小鹅山这个制高点,一来可以牵制“联指”围攻运校的兵力,二来小鹅山这个制高点拿下来后,可以减少对机务段、车辆段、工务段等地区的威胁,打通这一片的活动范围,“二所”和“三所”可以连成一片。小鹅山早就是“工机联”的眼中钉,我们一定要拔掉这个眼中钉。过去我们武器弹药少,现在枪多、弹多,所以指挥部决定今天攻打,任务交给我们“三所”,由“二所”配合。经过一番研究,潘秀布置具体任务:由方醒民、邓承刚、王克明、李念中四人带领一部分人打佯攻,把火力吸引过来;由吴云为队长,肖联保为副队长带领一部分人担任主攻,从小鹅山后面摸上去;由楚树亭、任树德带领一部分人,机电厂、车辆厂配合,担任狙击,切断“联指”的增援。另由王明松在机务段带一个班进攻二队,其他单位则负责对本单位的“联指”增援队伍的阻击任务。具体实施是:进攻二队的由二队派人带路;佯攻队伍在机修所进行佯攻;主攻队伍由12人组成,分成四个小组,从小鹅山水库偷袭上山;打狙击的要封锁机电厂后面通往校方面的公路小桥,机电厂、车辆厂要封锁车辆厂的大车库,工务段负责阻止列检所方面的增援。最后,潘秀还讲:今晚这一仗是关键的一仗,要出其不意,在没有拿下小鹅山之前,在我们的区域内不准出也不准进,答不上口令就开枪,无论是什么人都一样。李振岭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有了武器,小鹅山据点对我们威胁很大,是指挥所的眼中钉,要拔掉它,不管他们怎么打,我们只准打胜,不准打败。会议最后确定由潘秀、张德明、李旺生、周彪四人组成前线指挥部,潘秀为总指挥,其他人为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铁四小(现厂小),进攻时间为27日凌晨2点钟(后因情况有变,提前于26日晚12点)。
26日晚上,按分工队伍进入指定地点,零点左右,担任主攻的队长吴云,副队长肖联保二人,带领张思禄、许训词、易木林、蒋勇、田连生、尹则栋、覃承庆、赵义贤、张世乐等人,全副武装,由刘顺祥带队(只带到半山就跑了),从小鹅山背后上去。当晚在山上值班的有廖明亮、夏顺庭、陈安柏、陈鹏、王正元、邓正文、许殿忠、杨昌樟、杨信鸿、熊志安、张金汉、黄永年等12人,有一挺老式的机枪(仅有一梭子弹),一支步枪和10多个土制的手榴弹。零点左右,许训词、尹则栋、覃承庆等人先摸到山上,尹则栋首先向山上的碉堡打了一梭子弹,碉堡内还击,打中了尹,尹当场死亡,拿信号枪的覃承庆的头部也中弹受重伤跌下山。为了与机修所取得联系,其余的人点了一堆火。此时,山上和二队内枪声大作,半个钟头后,武斗结束,“工机联”占据了小鹅山。
3、造成的后果
这次事件是“工机联”总部头头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性的武斗。武斗造成了守方的夏训亭、许殿忠、杨信鸿、黄永年、廖明亮、邹祖贵、吴祥林(邹、吴二人在二队院内被打死的)七人和攻方的尹则栋死亡,覃承庆重伤的严重后果。
4、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及处理情况
潘秀,是第三指挥所的负责人,前线总指挥,应负主要责任。因此,1968年8月6日被关押审查,1975年5月29日,经局党委讨论决定: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路籍,交群众监督改造。1979年5月,摘除现行反革命帽子,恢复党籍、路籍,分配当工人。1986年核查“处遗”中复查,定为犯严重错误,鉴于潘是1938年10月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的老干部,免予处分。
许训词,在事件中,开枪打死许殿忠、黄永年、廖明亮,加上许在1968年7月12日策动别人毒打车辆厂工人倪金田致死,故在1969年9月23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总部其他头头,如李振岭、李旺生等人,在与其他事件中一并作了处理。
5、疑点说明
小鹅山事件,是柳铁地区武斗死人最多的一次事件。事件发生后,柳铁“钢联指”报用了整版篇幅刊登了死者的照片,宣传死者曾被“挖心剖腹”。对这个问题,在“处遗”核查工作中,作了专题调查。经查,尸体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二工队的朱炳炎、李忠怡、王学文等职工自发组织准备上山收尸,由于车站屋顶打机枪,看情况不妙,各自散回家。后来,军管收的尸,查不到收尸者,也查不到拍照者,因此,“挖心剖腹”的疑点,得不到证实和否定(见局“清办”第15、111卷,局核查办第2卷)。

铁路运输中断两个月事件

1968年5月21、25日,柳铁“工机联”和市“造反大军”抢了援越子弹和解放军枪支后,柳州地区的武斗形势很紧张,两派都在抢占据点。23日,市“造反大军”占据了飞鹅粮店和探矿厂一带。25日,市“联指”和“钢联指”为了堵击“造反大军”到太阳村的退路,围攻了柳铁运校,造成死亡三人,还占据了铁五小、柳铁中心医院、411家属楼一带。“工机联”为了给运校的“井联”解围,26日晚,攻打了“钢联指”据点小鹅山,造成死亡8人,27日又攻打二级站,6月1日又攻打了铁路技术馆。“工机联”自抢了枪支弹药后,枪多弹多,白天黑夜,冷枪不断,时有伤人事件发生。5月23日,在医院长大楼向365医院开枪,打死解放军1人,打伤1人。同日,在通往技术馆的桥上,打死到医院上班的女工1人。28日,为了揪出小鹅山事件的所谓罪魁祸首,“钢联指”群众先后抓了王椿湘、林荷达、高潮等领导干部。这时,两派矛盾相当尖锐,人心慌慌,有的家属开始向柳北撤离。
鉴于上述形势,两派“总部”都在密谋对策。30、01日(本刊注:原文如此),市“造反大军”头头廖伟然在探矿厂二楼召开有“工机联”头头李振岭、刘世清、李崇泰、袁桂生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攻打铁路技术馆(“东方红公社”所在地)问题,6月1日,攻占了技术馆。“钢联指”总部在27日上午,由张坚主持,召开了队长会议,市“联指”头头张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由于对柳铁地区形势看法不一,内部闹了起来。28日,由张坚主持,范群、刘俊三、温甲友等头头参加的会议上,鉴于柳南的武斗形势,“总部”决定动员本派群众撤过柳北。31日,“总部”的头头开始搬家,下午,由头头傅佛霖等人分头到各家属区动员搬家和转移资料,到6月1日下午,“钢联指”所属的职工、家属万余人撤到柳北,形成南北河对峙的紧张局面,铁路运输至8月1日止,中断两个月之久。
“钢联指”群众撤到柳北后,为防止对方偷袭,双方都在柳江铁桥南北头设置障碍。“工机联”在桥南头钢轨上装设了脱轨器。“钢联指”在桥北头停放几辆货车,并拆了一根钢轨,桥隧大修队在线路上埋设了四个土炸弹,派专人看守。
柳州两派武斗中断铁路运输以后,使苏联过境到越南的45号军列不能通过,在政治上和国际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广西区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铁军管会及柳州“造反大军”、“联指”发出了关于柳州问题的特急电报(简称“6•13”特急电),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立即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总理办公室也亲自过问柳铁运输问题。6月16日,广西区革筹小组的安平生、欧致富、徐其海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柳州市、铁路的两派代表,对贯彻中央“6•13”特急电,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提出了要求。经多方做工作,在此期间的七列45号军列才得以通过,但在国际上已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柳州的形势逐渐好转。从8月1日始,职工、家属陆续从柳北返回柳南。此后,运输生产逐渐恢复正常。
铁路运输中断两个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职工、家属撤离时,由于仓促,所带用品有限,造成生活上的困难。由于柳南武斗混乱,有千多户被抄,使公私财物蒙受巨大损失。
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工机联”和市“造反大军”的头头李振岭、王反修、白鉴平、廖伟然。柳铁“钢联指”总部的头头张坚、范群、刘俊三、温甲友等人,负有重要责任,以上人员的处理情况见事件的第二、六件(见局“清办”第15卷、张坚等人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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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广西小报(部分)目录

李晓航 整理

说明:笔者依据手中所存及网上查到的资料,对《昨天》29期上所载小报目录中广西部分作了补充修订,将部分广西小报标上了开本和印刷方式,有的标上了创刊时间。后一部分补充目录中,凡是没有标明开本和印刷方式的,均出自《馆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目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献资料组编印)。

4•22战报 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4•22战报》编辑部。8开。铅印
广西联指报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1967年创刊。8开。铅印
邕江怒吼 广西联指《邕江怒吼》编辑部。1968年创刊。8开。铅印
百万雄师 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编辑部。1967年5月15日创刊。8开。铅印
革命造反报 广西南宁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南宁革命造反联络站。8开。铅印
广西红卫兵 广西红卫兵总部
南宁红卫兵 南宁红卫兵编辑部。1967年6月创刊。8开。铅印
南疆烈火 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指挥部。8开。铅印
千钧棒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广西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
818战报 广西南宁市818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8开。铅印
红西大 广西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红卫兵总部。1967年创刊。8开。铅印
炮声隆 广西日报社58112革命联合总部。8开。铅印
广西工总 广西工总《广西工总》编辑部
红卫兵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8开。铅印
斗陶战报 广西革命大学斗争陶铸联络站(桂林)
老多战报 广西革命大学
革大老多(原名《老多战报》) 广西革命大学
五四铁笔战报 桂林市五四铁笔战报编辑部
战恶狼 柳州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967年创刊。8开。铅印
柳州工总 广西四二二柳州革命造反大军柳州工总。8开。铅印
柳州联指报 柳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8开。铅印
红卫兵 柳铁红卫兵报革命造反编辑部。8开。铅印
钢联指 柳州铁路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1967年创刊。8开。铅印
606次特别列车事件专刊
西江怒涛 梧州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财贸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等

广西小报补充目录

广西4•22 广西四二二赴京汇报团。8开。铅印
8•18战报 广西南宁市8•18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新桂林报 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
桂林联指报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桂林联合指挥部。8开。铅印
八一红卫兵 桂林市八一红卫兵
鬼见愁战报 广西革大鬼见愁战斗队
兵团战报 广西桂林医专革命造反联合兵团
轰 桂林五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1966年创刊。8开。手刻油印
革命洪流 柳州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洪流》编辑部。8开。铅印
4•22通讯 广西四•二二柳州革命造反大军驻穗《怒涛》通讯组。16开。铅印
工交兵团报 柳州工交兵团。8开。铅印
红彤彤 柳铁工代会。16开。铅印
东风 柳州日报社革命职工。8开。铅印
红战报 梧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
造反之声 广西梧州市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
山城烈火 广西4•22梧州革命造反大军二七工人革命造反总部。8开。铅印
榄口战报 融水县榄口电灌工程指挥部。手刻油印
风雷激 玉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风雷激”编辑部。铅印。8开
先锋战斗报 中共兴安县委保卫毛泽东思想先锋战斗队。1966年12月26日创刊。16开。打字油印
要武 毛泽东思想近卫军
革命烈火 广西全州县红卫兵总部工农革命造反兵团联合总司令部
红卫报 百色城红卫兵联合指挥部
红色造反报 广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融水野战兵团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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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蒋健谈30期王锐文

30期王锐《毛泽东的“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一文中说到: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的。
对于上面的内容,如果参看戚本禹去年末发表的《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22497544.html]一文,就会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因为根据戚本禹的回忆,“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通知说,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我们,要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三个人必须在明天(13日)一早赶到上海。”他5月13日凌晨上了飞机后还在心里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而且,“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当晚,魏文伯、曹荻秋请总理和我们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的东西交给主席。”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是在上海,而非王锐所说的杭州。在毛泽东5月13日夜向周恩来面示机宜之后,才有5月15日周、叶的联名报告。
戚本禹回忆中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5月14日,他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虽然从字面上看,这里的“汇报”也好,“传达”也好,都只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有关,但鉴于杨成武和林彪当时的身份,杨14日的汇报不可能不涉及毛对“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的指示。
顺便一提,新出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完全没提毛那段日子的活动,包括他见周,见陈、杨、戚。

晓星谈31期

《昨天》31期的“武斗专辑”,比较集中地揭露了文革中的杀俘现象。尽管血腥味较重,有朋友反映“只敢匆匆扫了几眼,令人毛骨悚然”,但我还是坚持读完了,感觉史料价值颇高。编者辛勤钩稽,将散落于民间回忆录中的同类材料汇为一编,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文革的全景观照,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都是很有用的资料。
毋庸讳言,从1966年北京“红八月”开始,肆意虐待和残害生命,几乎成了那个年代的“神曲”。记得在文革打派仗最凶猛的那年,上海街头随处可见来自各地的《紧急呼吁书》,内容大多是一派控诉另一派的“暴行”。有一天,我在街边墙上看到一张传单,说是另一派的“暴徒”抓住了自己这派的一名“战士”,是位女护士,对她施以各种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传单上居然还印了相当清晰的女性全身照,一丝不挂,当然是从背面拍摄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女性裸体照,竟是在那样一种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氛围中,而我当时尚未成年。这类暴虐行为,在动乱年代可谓擢发难数。正如有些朋友所说的:“文革把人性中最阴暗最残忍的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
残害俘虏,尽管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现代更有国际法严加禁止,然而杀俘暴行依然代代不绝。比如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杀俘也是其核心内容。日军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并集体屠杀的主要对象,就是被他们怀疑为中国军人的青壮年,这是有大量记载可以为证的。以虐杀而取乐,闻血腥而亢奋,则是不分中外的,并非只有日本鬼子才如此凶残。所以我更倾向于鲁迅,对人性抱着相对悲观的看法。
前不久读到爱尔兰一位教授写的论文,他认为罪犯并不是学会暴力,而是生来就会,只不过暴力行为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被摒弃。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他细心搜集的许多事例也可证明,暴力、虐待等倾向在儿童期即开始显露,即使“好孩子”也不例外;后天环境的作用,仅仅是唤醒潜藏的原始记忆,并为原始冲动的发泄寻找理由罢了。前些年媒体曾报道过北京一名牌大学的学生,无缘无故地用硫酸去残害动物园里的狗熊。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把这个年轻人投放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并且告诉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其结果会发生什么呢?
文革中暴虐成风,固然是执政者长期将暴力神圣化的恶果,而从更深层次去探究,足以窥见人性深处那无边无际的黑暗。那是从人类早期社会传承下来的,平时被文明规则强行压制着,一到战争或动乱时,便不可遏止地尽情宣泄出来。文明社会所能够做的,也许就是将一些有危害性的冲动尽力束缚,不让它泛滥成灾。至于能不能从根本上矫正人性中的缺陷,摈除那些与文明相悖的沉淀物,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人类文明在曲折中延续至今,阐述人性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我们对人性的认识或许才刚刚开始。

予庆谈32期

阅《昨天》32期徐友渔《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文中说:“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务实路线得到党内多数认可,这时彭德怀写长信请求审查自己的问题,刘少奇说了一些对彭德怀有利的话,毛于是把刘少奇也当成赫鲁晓夫,认定他要为彭德怀翻案。”
查有关资料,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提到彭德怀时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消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刘少奇的讲话,在无确切证据情况下就给彭德怀加上了“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罪名。对彭德怀提出了比1959年庐山会议更严重的指控。
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杨尚昆:“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为辩诬,申明是非,彭德怀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
此后,刘少奇有无再“说了一些对彭德怀有利的话”?笔者未见有关资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是多方面的。但如果刘少奇是因“说了一些对彭德怀有利的话”而被毛当成赫鲁晓夫,似嫌证据不足。反而,刘少奇无确切凭据就指控彭德怀里通外国,同时还使用了“高、饶集团余孽”,“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等不实之词,也是左的表现。时间仅仅过了六年,1968年刘少奇也被伪造证据,滥加罪名,诬陷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打倒在地。其悲剧盖源于祸害日久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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