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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三十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3月31日第31期
本期目录
〖武斗专辑2〗
史林一叶
赵 瑜 虐杀生命
生逢乱世
谢声显 万州保守派的两次大屠杀
李正权 我在文革中亲见的杀俘
罗成胜 我知道的涪陵1967年7月“剖腹沉尸”事件
故纸堆
柳州铁路局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灵川杀俘与桂林舔尸骨事件
文摘
甄 炎 亲睹武斗队报复杀俘
编读往来
朗钧谈上期王锐文
欧阳欣谈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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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专辑2〗
说明：本期中的几篇文章涉及到文革武斗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杀俘。
杀俘，杀降，历来为人所不齿。战国时秦将白起，战功卓著，在长平之战后坑杀赵国降卒四十多万，留下千古骂名。白起失宠后被君王赐死时，“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176页）他这句话本身就是假话。他所说的不赞成讲假话，只是不赞成下边的群众讲假话，而他主持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就是文革中最大的假话；他将各地多有发生的“杀俘”问题，轻描淡写说成“捉了俘虏虐待”，既是为了维护其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论断，还因为这种“杀俘”恶行追究起来，就应追溯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理论及建国以来土改、镇反等实践中的示范了。
四十多年过去，当年武斗中到底发生过多少“杀俘”事件？到底有多少“俘虏”被杀？至今还无人知晓。当年参与杀俘的人，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已经老迈，是否有人曾为之忏悔？……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把那血腥的往事说出来，写下来，留给未来的文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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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虐杀生命
赵 瑜
按：本篇摘自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尚未出版的反映文革中晋东南大规模武斗的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第十七章。
李仁和见证杀俘案
人类社会中，最高意义莫过于人的生命。而在那场大革命巅峰期，“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斗争对象的生命形同草芥。前头章节里，桩桩惨案，已经夺走了许多生命，太行太岳百姓倒在血泊中，两派参战人员，纷纷在战火中牺牲。晋东南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8月，指控红字号淮海厂制造、抢劫手榴弹一项，达到16万枚并投入作战，同时动用各种火炮近200门，发射炮弹数万发。我知道，这些数字只是单方面判决，实难准确。如手榴弹数量惊人，似把国防生产任务也算了进去？不管怎么说，我在灯下紧紧地盯着这些数字，依然感到非常可怕。即便把这些数字砍掉一半，也足够吓死人。而且这里仅仅指出了红字号一厂所为。双方相加，该是多少？
我的记忆又回到了1968年春季的上党，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响在一个少年人耳畔，昼夜不停，数月不止，而每一次爆炸，人间生命都会受到威胁……。这份判决报告指控红字号武装“共打死打伤无辜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2222人”，有整有零，亦不知是怎样统计出来的。两派合在一起，晋东南文革大战究竟打死打伤了多少人？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晋东南文革重案的总结报告，表明该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15人，其中有615人系两派武斗或抓打致死。不含伤残数字。但这仍然是一个很不完全的案例统计，因为寻常百姓及普通战士的死亡并没有立案，或未及状告，便排除在高法统计之外了。至于冷炮冷枪致死的群众，则更是难以计数。
如此推断下来，说晋东南地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超过三千人到四千人，加上伤残者，说全区伤亡上万人，是可以成立的。
我从2004年春节开始采访，到2006年夏末写起前一章，前后两年半时光，手脚不停，我没有心思做别的事。其间不断有人问我说：你这样做值得吗？这书写完后出版得了吗？我常常无言以答。在这里我想说，太行太岳民众，以伤亡上万人的代价，试验了一段惨痛历史，她的子弟不应该去记载吗？作家手中笔，理应努力书写我们民族备忘录的某一个章节，哪怕是一个小的章节。何况这段历史，完全是我的同胞以生命和鲜血浸染而成。把这段历史尽力写出，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暂时不能出版问世，也要写下去。
只是在撰写本章的时候，我心我手都在颤抖着。追杀俘虏，虐辱生命，手段酷绝，不忍复述。在这一特殊阶段里，被抓打致死和伤残的人，比战场上双方正面交战阵亡的人，可能还要多些。
这方面的故事相当残忍。
长治学院中文系主任李仁和先生，当年是长治二中一名红字号战士。他用日记体形式把文革亲历写成回忆录，其中两篇写了关于虐杀俘虏事。一篇是联字号干的，一篇是红字号干的。
李仁和先生写到1968年元月25日这一天，也就是晋东南“革命造反派夺权一周年纪念日”，他和30多名同派战士坚守在二中，依托长运据点，抗御联字号进攻。其余师生和周边市民们为躲避战火，俱已奔逃外地。市区红字号守军约10000余人，与八县民兵交战。小李“看着杂草丛生、弹痕累累的校园，听着附近的枪炮声，心中不由涌起阵阵空虚”。上午，两派枪炮暂时停歇，上党古城静悄悄地趴在盆地里。小李突发奇想：许多天没有外出，不知大街上是个甚样子？于是他拉上战友牛保国，大着胆子走出了校门，也算顺便外出侦察。他接下来写道：
我俩走到往日最繁华的英雄街上。啊，十里长街一片寂静。站在马路中间，由北向南放眼望去，空空荡荡，我俩仿佛站在了刚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都遗址。破烂店铺的大门橱窗，全部用砖石砌死，断壁残垣的死街上，没有半个人影。路边工事的枪眼里伸出了黑洞洞的枪口，可知这静谧中处处透着杀机，死神无时无刻笼罩在每个人头上。我俩壮着胆子向南街走，满街只有我俩的脚步声。不知不觉快到联字号一个司令部据点了。从远处观察据点大门，可见那里有两名战士笔直地站着，仍在站岗放哨。我心中想，仗打到这时候了，还规规矩矩站什么岗？我们慢慢向前靠近，那岗哨没有看见我们，仍然不动。我想，真是活死人，这样站岗顶个屁用！我们又向前走，准备接受盘问。越来越近时，我们终于看清了哨兵灰白的脸，毫无血色的脸，猛然间，我俩大吃一惊，吓得不由自主倒退几步，脊背窜出一股冷汗，想不到，这竟是两具冻僵的尸体！定神再看，两具硬梆梆的男尸，直直站立着，手中各执一根火棒，身后用一根木叉支起来，使其不致向后倒下。他们都很年轻，肩头有残雪未化，呲裂着牙齿。这是联字号把红字号战俘的尸体竖在了自家大门口，一边一个，远看真像哨兵站岗的样子。残忍至极啊！这时，四外里没有任何人，街头形同地狱，悄无声息。我俩不忍多看，更不敢久留，浑身极度紧张，下意识地调头速去。突然，一场新的巷战又在街头打响。子弹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我和保国急忙攀上丈余高的民房墙头，跳到对面瓦房上，踩着瓦，在房顶上跑了七八十米。离战场远了，二人急急跳下房来，穿过无人小巷跑回学校。好一阵大喘气，难以平静。中午，我吃不下饭。晚上，觉也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两具站立的尸体，水泥般灰色的面孔，嘴呲裂着，眯缝着双眼，头发如蒿草，脚尖翘着，站得笔直。他们是谁？是何时被抓住的？是怎样被打死的？谁出了这么残忍的主意，惩罚他们死后站岗？是要震慑来敌吗……
不用说李仁和老师当时被吓坏，时至今日，我在灯下抄录这段文字，仍感到脊背后头吹来阵阵寒风。
我们没有激愤，只有悲凉。
李仁和先生记述的另一件事，发生于上件事之后的第三天，即元月28日。这天，从凌晨4时起，联字号数千军民对红字号西关要塞轴承厂，发动第二次进攻。打到早晨8时，双方激战进入高潮。李仁和——这里还称小李吧，他和战友们站在二中高坡处，远距离观察长运炮火增援的落点。9时多，从红字号长运据点杀出一彪人马，将近三十人，“个个装备精良，轻机枪、40火箭筒、自动步枪、手雷，每个战士身上像苏联反法西斯红军那样，交叉斜挎着两条子弹带”，他们途经二中，紧急救援长轴。其中一名战士手提转盘机枪，与小李相熟，于是，小李也紧随这支队伍，冲向轴承厂，“要去见识真正的战斗”。队伍中因而多了一名战地观察员。
这支红字号小分队战斗力极强。他们急行军大约两公里，到达长轴外围，迅速建立阵地。这时，联字号民兵之一部，也许不是民兵而是其他武装，正在长轴大门口往复向厂内攻击，他们并不知身后红字号强兵来袭。
随着队长一声令下，小李队伍中几挺机枪同时向对方扫射，一下子就中断了联字号的攻势。对方一时惊异，很快掉过头来还击。小李趴在地上观察，听出来对方的武器较一般，而红字号援兵的机枪“哒哒哒”不停地向前喷火，伴之以火箭筒接连发射，对方只能且打且退。小李这支队伍发起冲锋，他们要冲入厂内，与长轴红字号守军会合。而其他方向攻打长轴的联字号武装并不知晓这边发生了激烈战斗，兀自在埋头进攻中。小李队伍一阵猛打猛冲，冲到了长轴大门前，联字号队伍被迫向西面火车站方向溃退。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小李写道：
我们的小分队冲进大门，首先看见水泥地上，躺着一名红字号战友尸体，脖子上压着一根大铁棍，铁棍已将他的脖子压断，身体和脑袋之间仅仅连着一点皮，脸憋得青紫，两只眼球爆突在眼眶外边。这时，厂内守军出来接应，边哭边告诉我们，这是刚才那伙儿联字号干的！看到这个惨状，有的队员哭出声来。只听队长大吼一声：为烈士报仇！跟我来！计划瞬间改变，几十名战士一阵风似的抄直线冲出了西边后厂门，向刚才的溃兵展开追击。厂后边是开阔的田野，我们从厂内抄了直线近路，正好赶上了对方。联字号十多个队员正在向西撤退。队长高喊：打狗日的！顿时，我们的机步枪同时开火，弹飞如雨，打得对方急退。这批联字号队员无险可守，慌不择路，钻入了田野中一孔砖窖。我们迅速包围了这座孤零零的砖窑，大喊：出来投降，缴枪不杀！见里边无人投降走出，队长对着40火箭筒炮手一挥臂：打！那炮手立即扛起火箭筒，对准窑口，轰隆就是一炮，炮弹在窑内炸响！对方队员高喊，别打啦！随即有六七个联字号战士高举双手，从窑口走出来投降。我一看，这是一群联字号年轻战士，可能是哪个县的民兵。他们扔掉枪支，举手投降了。想不到，队长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方队员中一个呜咽哭叫的小伙子，突然端起自动步枪，朝着俘虏就扫射过去，叭叭叭一阵枪响，对方霎时间倒下好几个。队长急忙扑上去抱住他喊：不准再打嘛！我一看这场面，当时就给吓呆了。他们不是已经举手投降了吗？他们没有端着枪啊！……此后，一连多日，我眼前一会儿浮动着红字号战士被铁棍轧断脖子、眼珠暴突的恐怖面孔，一会儿又是联字号俘虏在扫射中倒下的身影……
以上是李仁和先生的两则回忆，写了十分可怕的两件事。在我后来查阅的平顺县联字号司令部《大事记》当中，记载了同一天同一仗“有我县九名战士与我主力失掉联系，下落不明”，因而似可分析，李仁和所见这一队被打入荒野砖窑的民兵，可能来自平顺，“其中包括三名武装部军官和一名战士”。
后来，李老师对我说：长治文革中残酷场景见过很多，但这两件虐待俘虏的事，我一辈子难忘。
人们的深仇大恨从何而来呢？我只能说，这一切，离不开革命的暴烈时代，战争绞杀，人性变了，人性不再，他们并不自知。
我向李仁和老师提问：你自己在战火中的命运如何？这一问不要紧，又有两件事涉及到俘虏生死。李老师对我忆道：
长轴战后，我一连两天精神恍惚。到2月1日夜间，我们在校园巡逻一圈，到值班室休息。有团支书王增发和组织委员关良生，有同班的王平生，还有教化学的梁理老师，我们议论起战局消息，显然对我们红字号不利。突然，轰隆一声，眼前一黑，一股巨大力量将我们统统击倒在地，就甚也不知道了。天快亮时，我最先苏醒过来，摇去满头灰土，只见战友们都在地上趴着，值班室的门窗不翼而飞。我摇醒了王增发等人，意识到这是挨了联字号的炮击。我们相互搀扶着走出门来，只见门外一米处，有个井口大的弹坑，是口径160的重炮轰击的。好险啊，再向前打一米，我们就全完了！另外大约在十米处还落弹两发。听淮海厂老工人说，160炮弹威力巨大，本是他们厂为抗美援越特地研制的，爆炸后弹片平着飞，与地面不构成通常的45度角，杀伤力可达百米以上。不知道红字号生产的大炮弹，怎么到了联字号手里？
我说：淮海厂的炮弹，按照文革前的生产程序，一部分要转到红星厂装引信，所以联字号也有这种大炮和炮弹。
李老师说：原来是这样啊，反正差点儿没把大伙儿炸死。我们二中和长运不分昼夜挨炮弹，大伙儿通常都躲在防空洞里。大白天点着几支蜡烛，一遍遍地哼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失败之前，心情非常痛苦。
我说：长治二中原先是日本鬼子野战医院，防空洞是钢筋水泥浇铸的。
李老师说：是，很坚固呢。打到2月3号傍晚，我很苦闷，在洞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出到洞口透透气。只见操场上满地冬雪，全是脏的，到处是弹坑。这时，炮弹在四面八方不停地爆炸，这里太危险了。正准备转身回到防空洞时，突然，我发现一个低矮的身影，冒着炮火，从远处走走停停，蹒跚而来。这是什么人？他会被炸死的。老赵你猜是谁？永远猜不到，原来是……是我久别的老妈，她一路步行好几十里地，从潞城县老家走到长治城，来战场上找儿子回家。
说到这里，他哽咽了，泪水夺眶而出。我感到一阵伤痛，强忍着泪水。
李老师坚持讲下去：看清了是妈妈，只有激动，我冒着炮火，不顾一切奔跑上前，一边哭，一边拉着妈妈快进防空洞。人世间只有无私的母亲，才会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在枪林弹雨中，来寻找儿子。
炮火仍然猛烈，我和妈妈困在防空洞里出不去了，半蹲半躺着，蜷伏了一整夜。同学们忽然见到妈妈来找我，都很伤感，一个个都想家了。天亮以后，炮火稍停，我妈坚持拉我跟她走，要回到几十里地以外的潞城县去。我不走，她就不走。可是这里太危险了，紧靠长运大据点，联字号就要对全城发动总攻。让妈妈独自走回潞城，我又不放心，真是左右为难。我很想送老妈回去，她咋能在这里陪我打仗？可是，紧要关头，我离开战场，离开战友，讲不讲革命道义啊？内心斗争到最后，时间紧迫，我最终决定亲自送妈妈回家，哪怕被战友们误解，哪怕路上被抓住打死！
离别战友时，我满面愧色。他们坚守在这里，我却像个逃兵。
在时断时续的炮声中，我和妈妈出了市区，走上公路，见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部队的十轮大卡车和联字号的武装车辆疾速往来。只见重重哨卡，他们已经把长治古城团团围困了。这里就要大打一场新的上党战役。去潞城40多里地，每到一个村口，就会被哨卡拦截盘问。我妈妈居然掏出了一个联字号的路条，让我大为吃惊！是她和爸爸到处托人，预先从联字号县总部开出来的。她怕我被抓走，早就做了精心准备。联字号民兵凭条放行，毫不啰嗦。这时候一旦被抓走，一旦弄清你是长治红字号，那只有倒大霉，到处都有随便打死人的现象。红字号被俘后挨“修理”者，总不下万人吧，加上红字号抓打联字号，就更多了。不少人正是被抓捕后摧残死的。我的妈妈，她给了我第一次生命，现在，她老人家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们迎着东北风走了大半天，总算回到潞城县。两派已经在此大战数月，全城看不到人影，风雨飘摇的，到处是碎砖烂瓦，工事掩体。走到县礼堂门口，有联字号布告赫然入目，一看，又把我吓得不轻！是刚刚贴出来的。老赵，你知道潞城县的红字号头头叫啥吗？对，就是王丕贤。这张毫无法律观念的布告上头写着：我县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代表全县十六万人民，判处红字号罪恶累累的坏头子王丕贤死刑，已将王丕贤于昨日几点几分执行了枪决。——就这么简单几句话，下头是联字号司令部的大印，落款日期我记得很清楚，是1968年2月4日，和淮海厂爆炸大惨案是同一天。当时我心惊肉跳，怎么，王丕贤让人家抓住给枪毙了？那时，我并不知道王丕贤和司机李世英二人，是被抓住以后，给活活打死的。联字号说成枪毙，自有其内幕，有些可怕的事，我后来才得知，当时就以为人家枪毙了王丕贤。
李仁和老师谈到了王丕贤之死，他不是被枪决的，这又是一起虐杀俘虏的惨剧，在晋东南地区颇有影响。我的调研并不需要花费太大气力。事实是：在战火中，王丕贤和司机李世英同时被俘，对立派当即以残酷手段对王、李“修理”摧残，王很快被活活打死。更可怕的是，王丕贤的生殖器被对立派用刀割了下来，又置于一把铁锹上，放在炉火上烘煸烤熟，说是“吃甚补甚”，就这样让人给吃掉了——这件事，在文革后的审案及对“三种人”的清理中，存有材料可查。
当时的小李在街头看到了布告，以为联字号对王丕贤执行了枪决。一个中学生，他只能惊恐害怕。如果他知晓王丕贤是怎样被虐杀的，就更会吓坏。接下来，李老师又谈到一桩惨案。他说：
回家后，我爸妈担忧我是长治红字号，怕联字号来家抓人。老父亲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急忙托人联系顺车，要把我转移到更远的襄垣县山沟老家去，并亲自送我走。想不到，上车走时，满卡车都是联字号武装战士，他们刚在长治打了胜仗，正凯旋返乡哩。我和老爸夹在他们中间，倒是顺利通过了不少联字号关卡。但这仅仅走了一半路，前头还有几十里山路，要靠步行。为避开哨卡据点，我们专拣荒无人烟的小道，一路翻山越岭。为了活命，咱只能去偏远的小山村栖身。可你说，再偏远的山乡也有文革之乱，而且同样可怕。村里一个贫雇农，名叫开元。开元解放前穷得没有半分地，养成一身坏毛病。土改时培养“根子户”，开元头一个起来斗地主，分下浮财入了党。那时他多吃多占，被乡亲们痛打过。而村上只有五个党员，上边支持这样的人，开元还是当上了党支部的支委。从此十几年再不上地劳动，吃遍全村，欺男霸女。与老支书搞帮派团伙大对立，拼命争权。而老支书也不是个善茬儿，权大利多，光女人就霸着七八个，岂能让权给你开元？到文革一起，开元精神大振，要斗“走资派”。他认为这是又一次闹土改，老支书好比当年的老地主，必须斗倒。
开元串联成立了“捍东彪战斗队”。老支书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也奋起成立了“东方红战斗队”，双方狠斗二百回合。为了寻求支持，老支书投靠了城里联字号，开元投靠了城里红字号。我虽然也是个红字号，但我没办法去同情开元，双方都是拉大旗做虎皮。斗争干仗，开元一帮人让支书一帮人打出山村，打到县里去了，现在联字号大胜，襄垣县里红字号人马死的死，逃的逃，败惨了。开元只能逃回小山村，这下子他成了程首创的“国民党”歹徒啦，开元只好举手投降，情知老支书联字号不把他整死，也要整得他脱几层皮。农村斗争太残酷了。这天下午，我在村中很郁闷，忽见十几个端大枪的民兵，都是老支书的人，气势汹汹向开元家杀去。我意识到，坏了，开元肯定要倒霉。不一阵，民兵把开元从家里押了出来。开元先是垂头丧气走得很慢，突然，他猛地挣脱民兵的手，拼命向东山沟跑去，民兵紧追，大喊要开枪啦！开元五十多岁人了，哪里跑得过民兵小伙儿，一转眼就被抓回村来。民兵们扭着他揪着他，连踢带打往大队部拉，又是突然，开元挣脱了棉袄，甩开了民兵，照直向村里的水井跑去，我的心猛然一紧，只见开元不顾一切跑到了井台上，民兵们又追上来，开元回头看看，稍稍站了一下，可能在下最后决心，然后二话不说，头朝下，一头栽进了深井中。他走投无路了，井台上看不见人了！十几个民兵追到井边，围住井口往下看，看着开元怎样在井里头扑腾。一阵子，确信他死了，民兵们大枪背起，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相跟上，回了大队部。村里人胆小，赶快各回各家。不一阵儿，村街上响起了开元老婆呼天吼地的哭叫声，那声音发自人的心肺深处，极其瘆人，长期震颤着我的灵魂，毛骨悚然啊……。先头几年，村里人还议论开元弄脏了井水，再后来，这件事便从乡亲们嘴上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像一阵轻风在山凹里飘散。
最后，李仁和老师以这样的话语作为结束：老赵啊，这不是什么小说，这是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我说：中文系李主任老师同志，这的确不是小说，而是非虚构纪实文学，一段悲伤可怕的太行山历史。
这时，我再次想起了美国作家韩丁先生的话。他这样评述太行文革：“晋东南人多才多艺，才智深广。当地的人才、活力和创造性，使文革派性斗争加深扩大、发展和复杂化了。其程度之深，是几千年历史上从战国以来，在这些山脉中发生的任何战争都无法比拟的。”
我希望，太行山上经历过这场酷烈运动的人们，不论是红字号还是联字号，应像李仁和先生这样，拿起笔来，书写这段历史，使其转化为我们民族的特别遗产，诉诸后人。哪怕是几个不长的小故事也好。
刘有才寒夜命归西
下一个故事，是虐杀俘虏的另一种类型，在长治文革中久有流传。原长治市委秘书长刘有才被枪杀了。本书前半部，讲到文革初期长治市委一班人，与造反派斗争的日日夜夜。秘书长刘有才，也是搏战中一个人物。夺权以后，半大不小的“走资派”刘有才，倾向于红字号观点。武斗升级，他被联字号仇家抓走，关在“总司”据点里，百般折磨。这个据点，位于市区南街东华门。李仁和老师惊见两具尸体站岗，便是此地了。你想，把刘有才抓到这里，能有个好儿吗？
根据军分区决策，“总司”精锐武装三百人枪，要撤回北郊长钢，准备大反攻。撤退的路线也怪，为避开正规军，刘三年、丁茂阳等人选择了从城市以西的长子、屯留一线，远绕乡村道路率队北归。全程160里地，计划行军两昼夜。
问题正出在这里。司令部据点中，还关着一些红字号俘虏，特别是关着一个刘有才。据多人回忆，队伍吃过晚饭，几个连队整装出发，临别时并无人顾及刘有才。刚被军分区撤掉职务的王创全，更是心灰意懒，只能跟随队伍回家。当队伍趁着夜色，陆续出发时，忽有下属向刘三年、丁茂阳等人报告：刘有才在押，该如何处置？刘等即命“带上走”！刘三年与刘有才虽然有些矛盾不和，当前，最主要的还是两派立场尖锐对立的矛盾。
战士们听命，把刘有才双手捆起，连拖带拽，裹挟着这位伤痕累累的老干部，随队出发。
刘有才被抓后，又挨了几场“修理”，眼下已是遍体鳞伤，身体早快折腾垮了，走一步，浑身顫抖。在战士们威逼之下，他强撑着走了几十里地。从他的身边，各个连队的年轻后生们，迈着齐刷刷的步伐，不停地向前越过。他挣扎着，呻吟着，哪里能赶得上？
寒夜，残雪，朔风，野岭。
三百人马行至长子县境内一个叫高河桥的地方，前头传令：全队停止前进。王创全由四个警卫跟着，走在队伍尾部，这时也停了下来。
冬夜行军，走着暖和，一停下来就冷。不料这一停就是半个多小时。王创全后来对我说：队伍里渐渐起了牢骚，要走快走，停在这荒村野地挨球甚冻？王要到前头去看看情况，走出几步，自觉无趣，现在的队伍由人家带，我已被撤职，应该回避才是。过了一阵儿，队伍起而再行。但听前头“啪”地一声枪响，紧接着“啪”地又是一声枪响，一连打了两枪。正疑惑间，前头传来话，说刘有才反抗，上峰把他枪毙了，全队继续前进。王创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奈随队而行。路过杀死刘有才的路段，他也无心留意尸体，就是说，王创全没见着死后的刘有才。
情况是这样：队伍行至高河桥，刘有才实在走不动，成了一个累赘。刘三年、丁茂阳等几个头头一商量，决定杀了他算了。刘三年并没有上手，由丁战士和一名杨战士，还有二中学生王战士负责执行。据说，他们对刘有才执行枪决，还模仿了样板戏里头杨子荣的台词：“我代表人民代表党，判处你的死刑！”丁首先对准刘的头部开枪，王战士继而开枪，刘有才顿时倒在血泊中，他带着一身伤痕，满腔哀怨，死在荒野路旁。——这次残杀，当时却在联字号阵营里成了一段轻松豪迈的佳话。
从武斗停歇后的第二年起，刘有才的亲属们，开始了顽强的上访告状，长期无果。这案子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许多人都知道刘有才在行军途中被枪决的悲惨故事。联字号依托军管，权重势大，当然不可能为刘伸冤。人们盛传一个说法，说刘、丁等人很自信，他们有一份军分区交待的暗杀名单，要消灭30名红字号首领，刘有才只是其中一人，倘若追究刘有才之死，他们就将把这个名单交上去。要查案子，那就一块儿查吧！
人心难违，众口难平。刘有才之死，震撼着上党社会。为平息此怨，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盯上了曾经的司令王创全，要让王创全承担枪毙刘有才的重责。
于是，王创全这个老牌“右倾”司令，在联字号上层的内部倾轧中倒了霉。军管会把王创全抓捕入狱，硬把刘有才的死安到了他头上。移花接木，悲剧横生，刘有才的抓与死，均和王创全无关。而大狱深牢，昏黑无边。罪责加身，说是你就是你，不是你也是你了。直到1979年，省地重查此案，搞清了事实，才又捕了真凶，放出王创全。掐指一算，王创全屈蹲大狱，替人顶罪，整整六年！
许多年后，王创全对我感慨道：枪毙刘有才，枉法杀人，固然可怕，但军人专制的黑暗更可怕，因为他会“依法杀人”呢。
依法杀人？说得好啊。
一名老弱的俘虏，红字号干部刘有才先生，在寒冬暗夜里死去。
靳运法九死一生
的确，文革残酷性不仅体现在激烈战场上，更体现在双方被俘获之后的虐杀中。对此，红字号、联字号两派战士无不心惊肉跳。正因为这样，战败中的人们更需要拼死突围而不敢交枪投降。投降近于送死，或比速死还要痛苦，再度加深了两派你死我活的对立。四新矿红字号守军失利后，残部400多人倾力南逃，就是不愿意受虐等死。而联字号各部在推进南北两线作战的同时，严令加强了全区各个出境路口的封锁，在上党盆地东南西北边沿地带，均有重兵布防把守，极其严密。那一批又一批活泼泼的生命，必须跋山涉水，铤而走险，尝试着能否逃过此劫。而四新矿残部400余众，仅有7人跳崖逃出虎口。长治和黎城、壶关、潞城、平顺等地的红字号残部，向东突围，同样被守候多时的联军包围堵截，抓获大部。高平红字号头头何志立，就是在平顺东部大山中被俘的；而侯小根、韩恩俊等头头，率40余人陷入壶关县五龙山联军重围之中，除侯小根身中枪伤潜藏脱逃外，其余悉数落网；黎城县红字号近百人，绕道平顺漳河两岸，预期沿红旗渠奔逃河南林州，同样被重兵包围，联军以多打少，以精锐打疲旅，嘶喊声声里，红字号俘虏伤兵尽被扔上卡车押回。
古代兵法说穷寇勿追，那是老皇历了。而今，在太行山上，逃生者与围追者展开了一次次殊死搏战。请看一个残酷战例：
陵川县红字号武装70余人，伤亡惨重，仓皇奔投高平县友邻同盟军。不期然五县联军对高平发动总攻，战局艰危。陵川将士分散突围。其中张振山一路人攀山越岭两天两夜，疾行180余里，侥幸跳出了包围圈；李天龙、柴小牛则在晋豫交界被俘，惨遭酷刑致死；另一路人马包括骨干靳运法在内，余36人，由王喜文带领，决计向西北临汾地区安泽县突围。出发前，在高平三甲公社，陵川人马与高平、晋城红字号小股武装合并，集合红字号残部计98人。这其中，有一位山西大学的学生头头，名叫王治安，此前受组织派遣，从太原赴高平支持红字号而来，眼下亦陷入战火重围。这位王治安，在文革中锻炼出一身才干，思路清楚，讲话透彻，行动干练，成为这批逃亡人马的首脑。
2006年夏，随同这一残部突围的陵川红字号骨干靳运法先生，向我回忆了这段凶险往事。几十年过去，消瘦的靳运法老人早已从县上退休，但他对于当年死里逃生的许多情节，仍记忆清晰。文革前，他是该县银行职员，表相看其貌不扬，而脑筋很好：
“1968年正月十八，远远近近都是枪炮声。我们和晋城、高平的红字号战友们陷在了高平三甲公社。紧急之中，山大学生王治安站出来讲话，他讲到革命处于低潮，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突出去，到省城揭露联字号发动南北大围剿的真相，团结战斗，度过艰难困苦，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讲到这次突围，只能穿插于联军包围圈的空档，从高平西北方向进入长子县，再从长子与临汾地区交界处冲出晋东南，进入安泽县境内，从安泽去太原，危险要小得多。他讲到这次突围近百公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全体队员务必下定决心，服从命令听指挥。还说，咱们是自愿原则，不愿意随队突围者，现在可以提出来，返回本县坚持斗争同样十分必要，但要马上做出决定。这样，我们陵川有10人表示愿意离队回县，晋城、高平也有几个人决定不走了。最后，全队留下70余人，集中枪支弹药。天黑时，吃了一顿和子饭，和离去的战友匆匆告别。我和本县王喜文都决定走，不走回去必是个死。出发前，王治安又简短讲话说，咱们现在还有两万元钱，有两万斤粮票，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打到太原去！这批钱和粮票，就绑在王治安身上的挎包里。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半夜，高平战友前头带路，陵川王喜文在部队当过团长，带兵押后。队伍轻装出发。要背井离乡逃亡，心情无比悲痛啊。高平境内几十里路，是最危险地段，我们随时可能被堵截包围。这样，有公路不走，有村庄不进，专拣圪塄河沟不是路的地方，黑咕隆咚，爬上爬下，避开民兵和岗哨。一个跟一个，也不说话，跌倒了爬起再走。走到天亮啦，还没有出了高平！绕来绕去实际只走了20多里地。天大亮后，全队抓紧行军，一前晌没敢停下半步。要活命啊！到中午，终于跨入长子县境。
“队伍一出高平，大伙儿有些放松，一下子感到饿得要命，渴得要命，实在走不动了。这时看见了长子县交界处第一个小村庄。王治安、王喜文一商量，决定就地休整吃饭，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严防追兵袭击。最好找些现成干粮，啃吃罢即走。我们并没有真正脱险，只要你冲不出晋东南，就随时可能被包围被打死。可怜这个村庄太小，只有7户人家，哪有那么多干粮储备，根本不够70多人填牙缝。就动员这7户农民马上支锅造饭。每户管10个人，还是和子饭，越快越好。就这样，半生不熟，酸菜萝卜地瓜，急慌慌吃了两碗。外头喊集合，放下碗赶快归队，谁也没吃饱。可怕的是甚？还是在这里耽搁了时间。刚出村嘛，狗日的，四面八方就响起了枪声。差点儿没让追兵全部包围在小村里，再晚十分钟就完蛋了。我爬到坡坎上一看，东南山上全是联字号民兵，黑压压一片片的，幸亏王喜文，还有个叫王黑瓜的，俩人很有战斗经验，马上指挥队员抢占前面一个小山头，我们依据这个山头和追兵交火，给大多数人争取了时间，有的冲到了山头那边。打到天黑，联字号停止了进攻，我们清点人数，又在沟沟里把人叫出来，大队赶紧向西北急行军。这时候，还剩下52人，有十多个人被打散，一时集中不起来。队伍不能等，就赶紧向西出发了。
“偏偏又有新麻烦，到处找不到当地向导，大伙儿对长子县地形根本不熟，大道不敢走，只好朝住西北方向，在摸索中前进。我们估计，高平追兵不再深入长子境内，并不等于放过了我们，而是人家指挥部将要调集更多的长子民兵，在该县境内围歼我们。王治安、王喜文等人都预计到了这一点，所以鼓励大家快行快跑，与对手争时间。一定要赶在联字号调集重兵前头，冲出长子县，冲出晋东南。这样，我们不吃不喝又走了一天一夜，人要求生，就不知道饿不饿。到天明时，队伍到达一条干枯的小河边，旁边有个养猪场。向养猪老头一问，好啊，小河对岸正是安泽县，这个猪场和这个村，已经属于安泽县了！这一下，人们马上又饥渴得受不了啦。清点人数，52个，一个不少。”
靳运法老人说到这里，停下来抽烟，二人一阵儿沉默。我没有用话语打扰他。
危险分明就要到来，你甚也不需要问。
老人猛抽了两口烟，接着说：
“一说到了临汾地面安泽县，人松一口气，就谁也扛不住了。一些战友抱来高粱杆点火取暖。王治安找到这个村的生产队长，抓紧给我们做了一顿早饭。玉米圪糁儿熬粥，粗粮饼子老咸菜，真是好吃得要命啊！饭后回到猪场集中，王治安鼓励大家振作精神，目标安泽县城，继续前进。嗨，就在这顿饭前后，晋东南大批民兵追杀而来，很快对小村庄实行了包围。并且在安泽对面也设下了伏兵。我们刚刚走出猪场，联字号的机枪、小炮一起打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大吃一惊。一部分人退回猪场，大部分人冲上一片小高地，王治安、王喜文赶紧组织抵抗。不少人被枪弹射中，倒地牺牲。双方打到中午一点，联字号民兵越打越多，越逼越近，田野里到处是民兵喊杀声。到最后关头，王治安带领大家向河槽突围，大批民兵在河槽上头紧追不舍，冲到了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子弹打得我们在河槽里抬不起头来。我们唯一出路就是冒着火力冲上河槽对岸去。这时，河槽里的人已经和王喜文他们中断了联系，相互间都不知是死是活。王治安背着那只重要挎包，对我喊一声，老靳跟上来！他第一个带头向河槽高岸冲去，槽岸差不多有两米高，我紧跟在他身后，他往河岸上头爬，子弹就打在土堰上。想不到，河岸上头也有人家的追兵，我们在河槽里看不见，王治安头一个爬上去，大叫一声不好！我半个身子刚刚爬上岸头，眼看着几个民兵一下扑过来，把王治安按倒在地上，我猛然往后一仰，重又摔回河槽下。王治安就这样让人家抓住了，那个重要挎包还在他身上绑着！我们再没办法，只能沿着河槽猛跑，又一气冲上公路，这是最后一批队员了。机枪子弹扫射在公路上，一旋就是一层碎石，打得我们甚也顾不上，沿着公路一直往安泽县城冲。子弹打住谁算谁，打不住就算命大。这时又有人中弹摔倒。到天黑时候，我们总算是冲出了包围圈，跑到了安泽县城。
“到了安泽城边上一家小客栈，黑灯瞎火，大伙儿光喘气就喘了一个小时。渾身上下，没头没脸，到处是血道道。清点人数，还剩下22个人，王喜文打丢了，一部分队员被打死了，陵川队员被打死俩，尸体扔在长子县野地里。后来得知，山大学生王治安被俘后，钱粮不知去向，长子民兵把他押送到长治集中营，上刑毒打给整苦了，战后又给判了十几年徒刑，一辈子就这样毁了。那真是一个年轻人才啊！陵川队员除伤亡以外，还让抓住好几个，其中一位女将叫任小花，跑不动当了俘虏，交回陵川后，长期剃了光头游街，受尽了凌辱。”
靳运法先生讲到这里，我接茬儿问：“抓住王治安，革命经费和粮票全丢啦？”
“那可不，”靳运法说，“全没啦！那天黑夜，二十几号人，在小店里头又冷又饿，我挤在脚地上，圪蹴住睡着了。半夜饿醒，大伙儿凑了凑，统共集中了26块钱，21斤粮票，赶紧打发人买了一堆红薯充饥，花掉6块钱。第二天早起，上安泽街里吃了一顿三合子压面，又花了10块多。有一个伤员疼得厉害，买药花了两元钱，好像还买了两盒纸烟分了分，再没钱了！一天只吃了一顿饭。第三天到中午，饿得难受，我们一伙人到街上，要人家煮面的汤，放些醋，放些盐，放些辣子，喝了一盆又一盆。差人找到安泽县的同一派人，他们也没啥钱，只能先把我们领到招待所，往太原送也没有车。这时候，队伍里又有两个人要在绝望中返乡，他俩每人献出来两块钱。告别战友走了。全队剩下20个人，用这四块钱，又去街上小饭店喝面汤。万幸遇到了同一派的好人，安泽食堂一位做饭大师傅，姓翟，主动问我们，是不是晋东南红字号？要是，就免费吃顿饱饭！我们只好承认，承认让人家打败了，准备上太原去揭露真相。翟师傅给大家弄了一顿面吃，又出去想办法。真是爹亲娘亲不如同一派亲，翟师傅回来说，安泽县有六个车，往太原调粮哩，你们装扮成装卸工，赶紧随车走吧！”
靳运法等20人，就这样爬到拉粮车顶上，冻了个半死，投奔太原而去。
他们是第一批从晋东南逃出去的红字号骨干。由省城同一派红总站安置他们，入驻西山矿务局等地，发给工作服和食堂菜票，开始了流亡控诉的漫漫历程。红总站出动30多部宣传车，在省城全力揭批“张日清、武天明在晋东南屠杀革命派的滔天罪行”。陈永贵出面接见了晋东南红字号代表，让他们一定要把材料整理好，抓紧向中央汇报。不久，靳运法所在陵川县，又从各个渠道逃出来60多名红字号骨干，先后合在一起80多号人，集中住到了省药材公司、省计委大院等地。
史载这一时期，晋东南各市县逃亡在外的红字号人员总计一万余人，以省城太原和陈永贵控制的晋中各县住人最多，他们接受援助，幻想着遥不可及的胜利，长年不敢返乡，有的队伍便帮着打仗。
逃亡在外的红字号骨干生活艰难，处境险恶。他们从陆陆续续跑出来的人那里，得知太行山上十七个县市，一片血腥恐怖，谁也不敢回去送命。
靳运法原本就是红字号组织里的联络员，武斗前后经常跑长治，与红字号总指挥部有联系，因而与淮海厂主要头头相熟。到了太原后，他担任了新“红大”常委，肩负着“红大”驻省城总部与长治方面的秘密联络任务。当时红字号各个据点全部被联字号军民摧毁，只剩下一个淮海厂大本营，且驻满了军队，联字号严密封锁各个通道，内外信息根本不通。红字号转入地下斗争。靳运法每往来跑一次“交通”，都要冒极大风险，随时可能被捕被杀。他潜返长治秘密联络的回忆，可以使读者从另一侧面，观察一番战后时局的严酷性。他回忆说：
“咱这个人，有个好处，就是相貌长得不起眼，长治联字号也不认识咱这个陵川人，这对于我们的秘密联络工作有利。1968年春后，联字号到处抓人，封锁外地与长治的邮电通信，电报电话都不能用，长途客车也没有恢复，恢复了也不敢乘坐。军分区加强了情报战。晋东南内外任何消息没有。惟一通道就是从太原走石家庄，再远绕河南新乡，重新进入山西，走经晋城、高平到长治北站为止的一条铁路，沿途各站特别是列车上，当然也有联字号重兵控制。3月中旬，太原方面迫切需要与长治取得联系，两厢急得要命，只好派我亲自去送信件，目标是淮海厂。我刚从狼嘴里跑出来，留下一条命，又要重入虎口了！而在当时，我却感到任务很神圣，就是牺牲了自己，也要把情报传送进去。赵震元跑到太原来了，毛占绪、郝振祥、陈洪章等人还在淮海厂里头坚持斗争，都在急等消息。3月19日这天，我化装出发。一份打印的材料，把打印纸中间那层薄棉纸剥下来，就是油印机打字那种，老赵你熟悉吧？对，它又薄又软，体积小，我把它折叠好，缝在内裤小布袋里。我穿上一身农民衣裳，挎了个篮子，从太原上火车去了石家庄。倒车上新乡，从河北河南绕一个大圈儿，经焦作去长治。咱们陵川人都能说几句河南话，这是一大优势。在新乡车站上，花生五毛钱一斤，我买下五斤放在篮子里。火车一进山西，旅客稀稀拉拉。一路上都是联字号武装值勤，比旅客还多，上来一伙儿，下去，又上来一伙儿，对旅客挨住盘查，有可疑对象到下一站就抓出去。车厢里空气紧张得要命。查到我，我用河南话说，我肏他娘！你们山西出了个坏人程首创，连俺们河南人都知道。一仗打了半年多，俺哥在长治工地做活儿哩，说让红字号炮弹炸着了，俺老娘一哭哭半夜，非让俺上来找他回去不中，要是炸死了，也见见俺哥尸首吧！这个程老屌，他到底长啥样儿啊？多亏来了亲人解放军，要不然谁敢上山西啊！”
靳运法老人几十年后重述这套话，仍然极熟，可见当年多次应用。他毫无笑意，继续沉痛回忆：
“到高平站，弄下去两个红字号，当时就用土铐子铐上。双方在列车里头骂开啦，红字号不服，大骂法西斯，联字号抡起手枪敲脑袋，打得满脸是血，给拧下车去。就这样到了长治。一下车，我的天呀！站里站外，满满当当到处都是黄军装，当兵的戴火车头棉帽，刺刀上枪，干部挎手枪，旅客排队慢吞吞出站，联字号挨住个儿认人，随时可以把你抓捕盘查，把人捆起。我镇定精神混出站后，又必须步行十来里地去淮海厂，我假装不熟悉，一路上见了岗哨赶紧主动问路，一口河南话，还是刚才那一套。我至今记得清清地，这段路，我一共过了二七一十四道哨卡！有部队的卡子，也有联字号武装战士的卡子，架着机枪，摆着路障，把淮海完全封锁。我就这样蒙混过关，冒死进了淮海厂区。当时见了郝振祥等人，我们都忍不住哭了，咋忍还忍不住哩！”
讲到这里，老靳露出几分伤感。复又抽烟，端起杯子大口喝茶：
“交了情报，说了情况，宗旨就是要看到光明，稳定军心，反对叛变，坚持斗争，揭露真相，上访告状，争取中央表态支持。淮海工人真不简单，斗争性很强，在得到我送去的材料后，在3月21日下午，顶着部队的刺刀，他们还敢举行万人形势报告会，传达太原消息，北京消息，还有陈永贵谈话要点，鼓舞士气。陈洪章、郝振祥照样敢在大会上讲话！他们把我藏了三天，又写出回信交给我。
“怎样返回太原呢？走时候，给我50块钱做经费，请附近五马村的红字号农民帮忙，牵来一头毛驴拉的掏粪车，把一身工作服藏在干粪桶里包着。化妆吧，我和那个农民兄弟穿着又臭又脏的破衣服，一身见屎，扛起掏粪大勺，赶上毛驴车，装扮成生产队的掏粪农汉，去了火车站。到车站厕所里一边掏粪，一边取出工作服来换上，里头装着我那50块钱。趁人不注意，窜出厕所，上火车原路返回太原汇报。我在长治的三天里，还遇到了全市统一大搜查。长治陆续归来一些逃难居民，半夜里家家都要开门，接受搜查。全城一片恐怖，上名单的红字号根本无处藏身。那真是太残酷了。”
“真是太残酷了。”我说。
“我们在外头坚持了一年多，想陵川，不敢回陵川。淮海厂最终还是让人家整垮了，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嘛，关的关，杀的杀，军管判刑。省革委、地革委根据中央指示，一批一批往回弄我们。谁都知道对立派往死里打红字号，我们就让先回来的人，用暗号给外头的人写信，情况如有改善，就在信前头写一条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情况仍然恶劣，继续打死人，就写另一条语录：斗私批修，根据这个暗号，判断形势，决定去留。晋城矿务局几个战友，本来已经集中上了汽车，由部队领上回晋城，刚巧接到了信，台头上写了斗私批修，就又跳车跑了。谁都想回，谁也不敢回，心里真是太苦了。我们陵川县，武装部和联字号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猛刮十二级台风，半个多月打死了一百多号人，人都杀红眼了。张振山当头头没有死，是他在河南跑了一段时间，又转回山西省军区，找到说话顶事的亲戚，给地区和陵川写信打电话一再保他，明令不准打死他，才留住命，是亲戚救了他……”
靳运法向我重复：“宁肯在外头长期流浪，也决不能让抓住当俘虏。”流浪等于活着，俘虏近乎死亡。文革一场，干将们落到追杀索命的悲惨境地。生命一次次被剥夺，惨剧一次次在发生。
在国共两党战史上，虐杀俘虏事件层出不穷。1930年，江西暴肆，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兼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被俘后，其头被红军割下来，缚于“张氏宗祠”木匾上，作小舟沿赣江下漂，借此震慑国军南昌大本营；1931年，在双桥镇战斗中，红军俘敌师长岳维峻，对方出9万大洋及大批西药，同时送红军20万套军服并先期送来10万套，换岳不死，张国焘令：要钱也要命！遂将岳处决。试想，红军将领在残酷“肃反”中，战友人头纷纷落地，哪里还能留得住你敌枭之首？而国民党军政在抓捕共产党人之后，同样大杀特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抗日战争胜利，国共卷土再战。毛泽东特意把“不准虐待俘虏”列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敌方军事对抗，终致大胜。然而在1949年之后，还是杀掉了至少200万放下枪炮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此，彭真等人曾有“肃反”报告公诸于世。
及至文革大战，中华再陷血火。两派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战争性质不可名其状。俘虏是谁？是敌人，敌人岂可不杀？文革之战，纲纪不存，干脆没有规矩。
“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时代语言在生活中应用，必与当时全民族心理基础相一致。暴力时代造就暴力语言，时代暴力应用语言暴力，否则不能流传。文革两派虐俘心理，正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心理，建立在长期阶级斗争基础上，建立在长期国共斗争基础上。
你想，俘虏们还能活不能活？
柴小牛被拷打残害致死
幸存者靳运法，已经把陵川惨剧讲开了头，我顺势把这个县的文革纪事讲下去。
前头提到，陵川县红字号重要人物柴小牛、王喜文和李天龙三人，惨死于被俘之后。柴、王、李三人究竟是怎么死的？
先说柴小牛。
山乡困顿，条件逼仄，出个比较全面的人才，殊不容易。如老张是务农高手，但他未必会打篮球；如老王能掐会算，但他未必会写文章；如老李甚都在行，却不会新法接生孩子等等。而柴小牛，陵川机械厂一名开刨床的工人，文的武的甚都日能。他人高马大，是县上篮球主力，生得仪表堂堂，有河南人传统形象中那般宽大排场。灯光球场很费电，好不容易打场球，每次却像是为他开了灯。文革前，柴小牛代表陵川文化人，出席全国文艺创作积极分子大会，能写能拉能唱。这在当年主流文艺人才倍受瞩目的竞争中，该是多么令人惊羡；球场上他突破跨篮三大步，成了全县球迷经典，发表小说和剧本，也成了全县女性文学青年追捧议题。而全国各地的人尖子，在文革运动中，很难活下去；这样的红字号骨干，在两派厮杀中正是对方剑锋首选目标。——我们可以把能人柴小牛杀掉，还整不了你一般人？
联军攻打吉祥寺那一日，柴小牛夜奔寺河沟硫磺矿告急，拉人马解救吉祥寺之危。次日溃败，柴小牛随队奔逃高平，又败，队伍化整为零。靳运发、王喜文突围临汾，张振山、柴小牛、李天龙挥泪别过战友，潜逃河南省。是日，铁血柔肠柴小牛，决计独回城关，要返家看望少儿婴女，然后再远走高飞。而两派决战，无比严酷，柴小牛儿女情长返家一晚，次日竟丢了宝贵性命——当晚后半夜，他潜入联字号重兵严守的古城，翻跃墙头回到家中，给少儿柴燃留下一双小码黄胶鞋。看过了襁褓中出生不久的女儿，辞别他的女人，这才收起烟草，逾墙而出，潜入漫天风雪之中。
此刻，联字号军民正在山峡道口派兵遣将，设卡布防。
天色未亮，柴小牛在太行峻岭之中，孤身向东逃难，一夜踏雪奔走四十里。崎岖不平冰石路，渐行渐远故乡情，凶凶杀杀革命岁月，都化作悲愤前行了。柴小牛疾步如飞，绕过道道险关，迎太阳，送落日，大半天光阴到达晋豫边境。猛然间，看到前方狭窄处，有重兵把守。两侧山势陡峭，柴已无可回避。于是，他稳步上前，扮作河南人下山返乡，三言五语一串地道河南话，应答如流，很自然麻痹了对手，轻易越过了鬼门关，跳过生死线，大踏步走上了捷径。
过得哨卡下山，前路再无险情。
柴小牛腹中饥饿。他啃一口从家里带出来的干粮，嚼一把白雪，不由放匀了脚步，下坡，转弯。路遇上山返晋一位城关熟客，二人打了招呼。只差一袋烟功夫，他即可跨出山西晋东南，脱逃到河南辉县地面。
问题出在哪里？他路遇城关熟客，并且打了招呼！柴小牛下山，熟客上山，待熟客被联字号哨卡盘问时，城关熟客抱怨说：红字号大将柴小牛下山，你们都不管，倒来查我？
半句牢骚，一条人命。联字号守关重兵立即明白，方才竟是城乡有名的柴小牛混过关去了，只是乡野民兵不认得他那面相。重犯逃关，这还得了？料他必行不远，追兵们立即驱车下山捉捕。
说时迟，那时快，弯弯曲曲山道上，尽是联字号追兵。柴小牛骤然间身陷绝境。他带枪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即使他带了一支枪，也无济于事。
柴小牛被围，犹如虎落陷阱，竟无路可走。前后左右全是亮闪闪的钢枪，枪口对准了他的头颅或者胸膛。面对众敌兵，他言语粗放：走就走，回就回，不用鸡巴拉拉扯扯！
边境哨卡紧急向城关指挥部报告。
大卡车轮胎打滑行进，卡车返城，载着兵勇，也载着柴小牛，一路攀爬，驶向地狱之门。
卡车上，联军用一条装米布袋，套住了柴小牛的头。
红字号名将柴小牛落网！县城里，联字号官兵怪虐心理当下横生异动，有人说：好啊好，敲断他的腿，看他在球场上还跑不跑三大步？有人说，打烂他的嘴，看他还唱不唱中外情歌？有人说，剁下他的手，看他还拉不拉小提琴……
考研文革的另一个角度，正是庸常群小对精英的灭绝。
当夜，施暴者连贯吊起拷打柴小牛，果然剁断了他善写文章的手指，戳瞎了他瞄准投篮的眼睛，废掉了他跑跳如飞的脚踝，砸扁了他勤于思索的头脑。
施暴者在打人时，往往蒙上受害人的双眼，使其认不清是谁在打人。施暴者或者以为，既然瞎子看不见施暴者是谁，就等于我们不曾在历史上施暴。
黎明时分，柴小牛在严刑拷打中死去。时年29岁。
那时棺材紧俏。两口太行特产水缸，相对扣住，是柴家收尸埋葬时无奈的选择。一种物品多种用途，亦是贫困群体中常见的事。粗砂胎大缸不仅可以盛粮装水，也可以装埋孤魂残尸。一对缸，用麻绳捆扎了，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圆柱体，两米来长，在架子车上左右滚动着。当地公社大队，竟不敢批给红字号柴家一块坟地，柴小牛的尸骨只能与陵川城外黄土高崖为伴。
柴小牛在奔逃之前，把一双小码黄胶鞋留给了儿子柴燃。柴燃日后颇有诗名，省城自由作家。曾出一本长诗报告，取名《死无葬身之地》，审视40年前那场风暴，怀想诗人苦难的父亲。柴燃就是柴小牛真正的遗产。长诗揭开了悲剧黑幕，由父亲担当悲剧主角。
柴燃手中笔如同灯烛，又一次把牺牲者的尸体照亮：
残雪冬夜，有人奉命抬死者还家
我用麻棒点起门前火堆
火焰把大屋老墙从漆黑中显形
他的脸糊满了青紫油彩
头顶上几个血窟窿开花绽放
却从下嘴唇结出核桃大黑血疙瘩
前额七八道攘刀深沟如同古人治印
曾经灵动的腰肩四肢在击打中折断
年轻的小无产者革命成员
经受了七个男人18种暴刑
他因为疼痛无边，
便永远不再呻吟
柴小牛之死，是晋东南文革战后虐俘残杀之一例，甚至是不很突出的一例。此类暴行花样百出，是足可以专门写一部书的。他们被俘而死，放在全国文革看，亦非孤本，不是偶然现象。重庆文革两大派，“815”与“反到底”，双方展开激烈武斗，除去战场上死伤惨重外，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 省人保组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其中拘捕239人）。”（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161页，1999年12月31日）
昔日炮兵团长王喜文遭粉身碎骨
晋东南武斗，全区在四个多月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有枪炮激战，甚至一日数战，战火遍及太行山各市县，城镇十室九空，早已人迹罕至。战火遍地，整个地区陷入十万军民战争状态。而战后虐杀俘虏，惨况更要严重许多。陵川柴小牛被杀害了，再看其战友王喜文之死，情景尤为残酷。从作家柴燃的记载看，柴小牛尸体还算完整。王喜文死后，则完全粉碎了人形。
在陵川红字号作战队伍中，王喜文是一位真正懂得军事的将领。他体格壮硕，在军队里担任过炮兵团长，本是带兵打仗出身。其人生经历，尤耐人寻味。王喜文原籍陵川礼义镇，年轻时出山，当兵吃粮，在晋绥军里学文化，学军事，抗日杀敌有战功。
中国旧军阀争雄逐鹿，最早正规装备现代火炮的部队是晋军。早在1900年，晚清山西机器局即可生产18毫米步枪。是年农历八月，国难当头，慈禧太后西逃离京。到太原后，“圣驾光临”山西机器局，勉励员工爱国精进，慈禧亲赠“团龙马褂”表彰局官。山西于1902年制造成功英式57毫米火炮，国内领先，朝廷授工长为武官四品衔；1911年留日高材生阎锡山在晋革命成功，信奉“武力为公道之后盾”，更加重视军工生产。1916年造出105毫米山炮；1917年派出技术骨干赴汉阳兵工厂交流培训，1918年扩产88毫米山炮；1921年即可月产子弹24000发及上万枚手榴弹；1925年月产冲锋枪900支，机关枪30挺。到1927年，晋军炮兵扩大到8个团，阎锡山势力扩展到晋、冀、察、绥、京、津四省两市，阎担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此时的山西军工达到鼎盛，其月产稳定在：迫击炮100门，轻重大炮35门，炮弹15000发，机步枪4000支，子弹42万发。步兵发展到10个军，炮兵发展到7个旅。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大战，推演了中国军阀史上一场规模最大的战争。
这位陵川后生王喜文，从参加晋军一开始，就到了炮团，历经抗日战火。抗日胜利后，与中共军队再战，王喜文已是国军炮团团长了。1949年夏，王喜文炮团整体收编为中共解放军，他仍当团长，转而掉转炮口，进军大西南，与国民党重兵作战。王喜文率其所部，一直打到四川西康。
王喜文在西康地区，展开剿匪，成为敢拼敢打的一员虎将。这时候他年过三十，也到了娶亲成家时候。当地一位美丽姑娘，是他的意中女人。俩人尚未成婚，部下们一口一个嫂子就叫开了。岂料西康剿匪，战局艰险，老辣的川匪们打不赢王喜文，却抓走了他心爱的未婚妻。百般凌辱后，姑娘被川匪杀死于山中。姑娘惨死，激起王喜文全团将士报仇雪恨凶杀斗志，个个奋勇，将敌1000余官兵包围于山中。战士们在王喜文指挥下，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不投降者要杀，投降者也要杀，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政策，直到把这股地方武装全部斩尽杀绝于西康战场，一个不能少。可叹战后总结，王喜文犯下了滥杀俘虏的严重错误，受到军、师、团三级通报处分，从此在军中失去荣升机会。几年后，王喜文与另一个名叫向秀珍的川妹子成家。到1961年，他领了一笔退伍金，带上他的四川媳妇，也带着他战火中幸存的生命，返回了陵川老家，王喜文打了半辈子仗，终于回归和平田野。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平静地在家做些战史回忆，桑荫种瓜，或可过个悠闲晚年。
文革之乱，谁能逃过？王喜文成了全县有名的红字号骨干，整天和张振山、柴小牛、李天龙、靳运法等一拨新战友团结战斗在一起。坚守吉祥寺又突围成功，转战高平到长子，都和他的指挥分不开。在高平与长子交界处，他和山大学生王治安以及靳运法，率众摆脱了追击，曾经跳出了包围圈，但在长子与安泽交界处，再度陷入重围。王治安被俘，靳运法西奔，一部分人战死，王喜文成了光杆司令。凭着半生战场经验，他藏卧在田野冰雪中一天一夜，躲过了联军搜捕。身无分文，腹中饥渴，王喜文再无去路。最后的选择，他只能独自潜返陵川山乡，试图长期隐蔽，求存待起。哪里还有更好去处？王喜文从部队归来年头不长，熟人少，地面生，上长治去太原，他都走不通的。
王喜文潜回礼义镇杨家河村，不敢住在自己家里，哪怕半天也不敢。他趁夜摸进村舍，见过了四川老伴，说：当年老子在西康剿匪，到如今咱也成了“红匪”，当年川兵怎样躲灾，如今咱也怎样躲吧！
村外头靠近山坡跟儿，过几道荆棘沟坎儿，乱草丛中，有先人打出的一孔井窑。这井窑有些讲究，把人直着吊下去，半腰里往横旁一拐，就进了一间土堂屋，能吃能喝能睡。说不清是大户早年躲匪，还是抗战时躲避日寇，抑或是藏金储宝之洞。如今逃避文革灾难，也算一个去处。
身躯高大的王喜文钻进了这口干枯井窑，四川女人向秀珍一夜一送饭。
如此藏身之地，在外人那里，不失为一个隐密洞穴，而在当地人看来，却是保不住的秘密。
不几日，村中对立派便向县总部做出密报，准确无误地指出王喜文藏身于本村井窑內。
抓捕王喜文的细节繁杂有序，不消详述。反正枪戟如林，人在刀下。你不投降即会饿死，躲是躲不长的。王喜文万般无奈，生生从井窑里被吊上来，胡须遮面，语不成音，还是做了一名“红匪”俘虏。川女向秀珍长哭竟夜，无端责骂可能是自己暴露了目标。其实，哪里能怪她呢？
对立派打手押送王喜文到礼义镇上，当日过堂酷打十个时辰，将人打至半死，使其绝无逃遁能力，然后送往寺河沟硫磺矿，交给那里返矿执政的联字号战友毒虐过瘾。
许多年后，我向当年联字号头头王天池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抓获对立派成员打得那么凶残？这位老红卫兵沉思片刻，做出一番令人震惊的回答。王天池说：“双方结仇既久，打骂报复势所必然，确是常见现象。但请注意，真正艰苦抗战在第一线的联字号干将，以胜利者功臣自居，或以领导者身份审讯，总要摆出什么姿态，较少亲手打人，而亲手打人特别费力气，主要头头们也忙乱得顾球不上。不瞒你说呀老赵，打人打得最凶残者，偏偏是在战火危难中，没有坚持攻杀在第一线的人。胜利后他们回来了，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那么多钢铁战士！他们没有立过什么功，更要表现革命性，表现坚定性，表现斗争性，表现积极性，又找不到正事可干，也没有新仗可打，所以，有的人就在虐待俘虏时冲上头阵。革命不革命，他充分表现在打人狠不狠上头！毒打一个人，还算是抓住了闹表现的机会哩。领导有领导要负的责任，这勿庸置疑，比如你刚才也提到，有人揭发说，一位姓贾的领导，代表联字号在地区礼堂讲话，说打人固然不好，但群众有气，也可以理解嘛，对国民党要有阶级仇恨嘛！结果，讲完话当天，一晚夕就打死七名红字号！领导们能没有责任吗？但具体动手打人的是谁？头头们打死俘虏，并不算立新功，闹表现的人却需要在这时候打得多打得狠，要立新功，都想在新政权里头捞一些好处，往死里打人，在当时都是有活思想的啊。”
联字号大头头徐志有向我肯定地说：“咱从来没有亲手打过一个人，我老徐用得着亲自动手吗？用不着嘛！”冷静一想，这里有一个文革大现象，打手们极左的革命性，正是一种要极力“表现”自己的极端性。不仅自己解恨，更需要打给别人看，以谋取私利。
没有法度制约，只有派战氛围。极左社会，残酷时代，夺命背景，历史残章。
王喜文被押回了寺河沟硫磺矿。的确，那里有一批刚刚返回矿山，急需稳固政权和瓜分权力的人，有一批想让新政看好进而寻求利益的人，有一批在危急战火中缩手缩脚未曾立功、现在要赶上末班车的人。一句话，各单位新政在重组之中，必有一批发泄仇恨、扩散仇恨、张扬仇恨、挑动仇恨、制造仇恨、利用仇恨并极端表现自己的革命者。
王喜文此刻被抓，他的惨死，简直无可逃避。——半年后为何暴虐降温？原因固然众多，其中一个原因，应是表现者已经有所表现，该瓜分的利益也瓜分得差不多了，打死人要承担责任了，有制约了，好处少了，风险多了。于是，表现方法演变了，革命内容转移了。
暴虐者打烂了王喜文的全身。可叹的是，这位昔日炮团团长，一位历经战火的老牌职业军人，他没有死于军阀混战，没有死于日本鬼子东洋刀，没有死于1945年秋后共产党军队大反攻，也没有死在进军西南时国民党炮火中，还没有死于西康悍匪快枪下，却死在了文革时期太行同胞的严刑拷打之中，而且碎尸万段——
怎么碎尸万段？说来十分恐怖。王喜文被打得体无完肤，全身烂紫，惨死于矿区。联字号即通知王家川妹子收尸埋人。而打手们情知尸首浑身打烂，伤情深重，王家很可能拒绝收尸闹出事端，或者引发矿区及农村红字号借机追究凶手责任，扩大事态。因而使出极端残忍一招儿：把王喜文的尸体搬到硫磺矿井深处，捆绑炸药于尸身之上，引爆碎尸，而后谎称王畏罪自杀，掩盖酷打致死真相，迫使其家属收尸闭嘴。——事实就是这样，打手们在矿井下，使用炸药崩碎了王的尸体。可怜那四川妇女向秀珍，惶惶然下井收尸，竟无从下手。最后，她一手挎着一只箩头篮筐，一手收捡碎尸块。她把丈夫一块一块收入筐中，总共收起半箩筐，合约十来斤，最大一块肉，不足三斤重。余下的太碎，没办法收捡了。她默默地挽起篮筐，一步步走出矿井。山西丈夫生前是条高大猛汉，体重在150斤以上，如今，她用半只臂膀的力气，就可以把他运送回家。
从此，向秀珍深受刺激，后半生一直处在精神折磨的悲痛中。那黑黝黝阴森森的矿洞，那血肉模糊的尸块……
遥想当年西康国共内战，王喜文所在部队，曾把1000余名当地“川匪”全部杀光，也足够残酷了。整整一代人，相煎几十年，既是民族大悲剧的受害者，又是悲剧的参与者和制造者。
炸碎尸体，消灭罪责，是暴烈而又简约的手段。王喜文之粉身碎骨，在陵川一县并非孤例。除他之外，该县秦家庄公社石井大队红字号王国怀，也是这样被炸烂的。当时，王国怀饱经酷刑，先被活活打死，而后，对立派把他拖到山沟里，身下埋设炸药，铺上石块，再把王国怀的尸体平放到炸药碎石上，引爆后，王国怀的骨肉残块全部飞上天空，有一段肠子，在半空里甩来甩去，划出了百般怪异的弧线……
李老汉接儿子的惨痛遭遇
王喜文、王国怀就这样被粉碎了。他们的死，对于其家人的沉重打击，对于古远山乡的深远震撼，是可以想见的。而他们的另一位盟友李天龙之死，同样残酷，对其家人的打击，尤为直接。
陵川红字号骨干李天龙，被俘后，铁丝穿过双肩锁骨，吊在空中，轮番暴打，脚板被烧红的钢板烤焦，迅即惨死于酷刑。因为死在县城中心，这让对立派在处理尸体时，多少有些不便。如果命其家人从山村前来，拉回去一个仍然“活着”的李天龙，那就推尽了责任！于是，李天龙的老父亲被告知进城，命他把“生病受伤”的儿子拉回去治疗。李老汉哪里知道儿子已被打死，得到消息后，心急火燎连夜进城接人——而不是领尸。打手们特地把李天龙的尸体搬到县医院去，又安置于病床上。当李老汉披一身霜雪，赶到联字号城内总部时，人家告他说，天龙病得不轻，怕是走不动路，要用平车快些拉回去才好。李老汉急忙托人借来一辆平车，上医院拉人。这时，办事者进一步对他说：你把病人拉走，要写个字据，让我们给头头有个交待，不然上头骂我们，把天龙擅自放跑啦？李父憨直实在，觉得此话有理，连说，咱把天龙接上走了，还不该写个字条？
这边李老汉按了手印，接到活人一个，那边有人往平车上装尸。
李天龙的尸体让被子褥子包裹起来，分不出是人样还是尸样。李老汉刚想看上儿子一眼，对方说快走快走，等屌甚哩，让人认出坏头头李天龙，不等你走出城，肯定叫人打死！让人拦住打死，咱可不负责。
李老汉哪里还敢多言，拉起平车就走。他急惶惶出得城北，只怕病儿让人认出。他不敢停步，不敢跟人搭话，一直拉着儿子往深山走。离开联字号的县城越远越好啊。他那个村子，属平城公社，名叫石门村。
看看天色向晚，山谷斜风刮着残雪，啸啸地吼。归路上早已绝了人迹。李老汉前番焦虑渐次平息下来。他渴了，饿了，累了，他要歇一歇，喘口气。自他拉上平车从县医院出来，身后那儿子李天龙，就一声不吭，一动不动，这很使老父亲不安。人多眼杂时，他不敢停车察看。现在，李老汉终于停下脚步，顺手拣一块扁石把轮胎支住，呼唤一声孩儿啊！他要跟儿子说：天龙孩儿，山外头乱得怕烘烘，爹接你回家，这辈子咱再不出村做事啦。
李天龙永远不会对老父亲做出半句应答。
太行山深处，石门村这位老父亲，慢慢揭开被头，唉，平车上不过是一具黑紫僵尸，早已死去多时。老人家终于明白了真相。
北风怒号，雪屑横飞。苍天紧闭双眼，不敢观看这一幕。老父亲心中的石门，此刻轰然倒塌。
到哪里去说理？当局在哪里？把活人拉走不是你按下的手印？生老病死由你说哩？
革命派遮天而山里人苦啊。
征战炮火刚停，复仇烈焰又燃。更大面积的迫害，更严重的摧残，遍及晋东南，血溅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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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万州保守派的两次大屠杀
谢声显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黑与白的记忆》，现标题是另拟的。原书曾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12年），这是修订后的新稿。
文革爆发时作者正在四川省万县市（今重庆市万州区）以出卖体力做临时工谋生，因自知“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所谓资本家），本是不愿参加任何群众组织的“逍遥派”，但在那样的政治风暴中却无法“逍遥”，在1967年夏两派武斗开始后被街道居委会诬指为造反派“主力军”的“暗杀队长”，遭到保守派“红色派”关押毒打，险遭枪毙，幸遇一在“红色派”任小头目的熟人将其放出，被迫逃到造反派驻地避难。这时，因支左部队奉命发枪武装造反派（学生组织“赤旗”与职工组织“主力军”等，统称赤旗派），使造反派得以反败为胜。“红色派”在败退出城之前，对关押的造反派俘虏和看守所内的囚徒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败退出城前的大屠杀
在1967年8月那些万众狂热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日子里，尚未满21岁的我还能保持一份清醒。我不仅从未抄起刀枪去厮杀，就连那些围攻对方据点的现场都从未去作过旁观。武斗期间，爱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我不去，一是因为身上有伤未愈，不能奔跑，若逢意外，便不能自救；二来我刚从死神魔掌中逃出不久，心中多少有些余悸。自从使用枪炮以来，作壁上观的人也不一定安全。我就知道好几起被流弹打死的例子。
大反攻开始后，高笋塘的人们都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不过才四五天，到了8月13日下午，占全市总面积三分之二的范围内，红色派数十个据点都被攻克。他们只得退守苎溪河东的东城区，封锁了河上的几座桥，与赤旗派隔河对峙。
14日上午，我在吃早饭时便听说今天要发起总攻，打过苎溪河去。大家都预测，从那几座桥上强攻过去，将付出不小代价，今天将是死伤惨烈的一天。但最后必将打过河去，是没半点可怀疑的。
我就想到了还关在建筑总公司里的小雷、老殷等难友，脑海中就升起一幅电影里看到过的图景：跟着第一批打过苎溪河的队伍冲进那座我刚离开20来天的“监狱”，对席地而坐的难友们大喊一声：“弟兄们，自由了！”这念头一经升起便异常强烈，使得我拖着还未完全康复的右腿下到了久违的二马路。但我还是没料到，今天虽然在本地历史上是血腥的一天，但在几座桥上却根本未发生过战斗，进攻队伍冲过大桥时没伤一个人。
8月14日那天是晴空万里，天上没一片云彩。上午的太阳就非常暴烈，人们在阳光下都很难睁开眼睛。我走到二马路时，大约已是上午10点多钟，只看见一幢幢楼房的阴影里，坐着一群群悠闲的武装人员。进攻还没有开始。偶尔能听到一阵枪声，是双方在隔河对射。
二马路西北终点与万安桥的引道形成了一个直角。我走到这个拐弯处，有许多带枪的人聚在最后那幢艺品社楼房前面，不时有人小心地从墙角探出头去，打望一下万安桥又飞快地缩了回来。我也湊上去望了望。只见对面桥头堆着沙袋，有人说沙袋后面架着机枪。平生第一次看见阳光下宽阔的桥面上空无一人，我心里的感觉十分怪异……
从满街散漫的武装人员口中，我没打听到什么时候开始进攻。他们都说不知道。我也相信，因为在武斗期间，群众组织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守。我就转到乐器门市对面的那条小巷子，下到更低一层的胜利路。由于夏季长江洪水倒灌，苎溪河中的水已上升到胜利路边，临河两岸的房舍便与水面很接近。胜利路与二马路的情况大不一样，街道上几乎不见人影。我正站在路上四处张望时，临河一幢红砖平房里有人连连招手喊我过去。
红砖平房里有几个带枪的人，招呼我的那位好像是当年在大巴山上一起运过粮的伙伴，原本不太熟，我都叫不出名字。他热心地告诉我，站在没房子遮掩的地方很危险，特别是在两幢房子之间的空隙。他说，昨天下午，熊道生（注：当时万县市造反派“主力军”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四川省革委会常委、万县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就站在前面不远处的马路上与人谈话，没注意到所处的位置正对着一条下河的小巷。对岸发现了，几枪打过来，将熊道生那位姓冉的警卫员当场打死了。我就想到了几天前在地委大院汽车上协助熊道生发枪的那位彪悍青年，听说他是搬运公司的工人。
红砖房里的人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攻，上面只叫等候命令。
一起在大巴山上当过挑夫的伙伴还大方地将他那支“汉阳造”递给我，让我“过过枪瘾”。我端起枪伏在临河的窗子下，不敢将脑袋露出来，因此就没有什么目标地朝着对岸的天空扣动了扳机。由于是第一次开枪，没料到“汉阳造”的后坐力有那么大，枪声一响，枪托猛地一退，将我的右肩撞击得疼痛异常。旁边的人又指导我正确的射击方法。依言将枪托紧抵着肩窝，试着又朝天开了几枪，果然就没有撞击的疼痛了。他们还叫我继续打，指着屋角几个沉甸甸的挎包说，子弹打不完。我却对这种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式步枪没兴趣了。在武斗时期，我也玩过各式枪支，从小小的“掌心雷”到马克沁重机枪，除了手枪子弹外，其它枪支的子弹确实多得浪费不完。
红砖小房里又闷又热且又危险，我就告别了主人重返二马路。
此时已到中午，正想返回高笋塘去吃米饭南瓜汤，不料却见一些“居民赤旗”的婆婆大妈们抬着木桶端着脸盆送来了绿豆粥和泡菜。她们一见左手腕上系红布条的人，便满腔热情地招呼着递上碗筷。在此要说明一下：由于天气太热，男人们多是背心赤膊，那标示组织的袖章就不方便戴在胳膊上，赤旗派的人便在左手腕上系一小条红布，以便识别。此时，困居据点内，许久没吃过家常饭菜的人都蜂拥而上。那绿豆粥真熬得又稠又香，就着刚从各家泡菜坛里抓出来的黄瓜、大蒜、嫩姜、缸豆，人们吃得直似要将舌头都吞下肚去。婆婆大妈们一边忙着给我们添饭夹菜，一边说：“这是我们各家各户自愿湊起来的粮食和咸菜，家里还在熬着呢，你们尽管吃，吃饱了好去打那些保皇派。”
美美地吃饱午饭后，我在小桃园旁边阴凉的小巷子内靠墙打了一阵瞌睡。
后来才知道，此时，苎溪河对岸正在进行溃退前的大屠杀。
醒来时就发现太阳已开始偏西了，大约有3、4点钟了吧。突然就听见对岸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不是两岸对射，是红色派后面山上响起的。
待我一瘸一拐地跑到二马路的转弯处，只见北山梁上看守所那高高的瞭望塔上，有一面红旗正在朝这边挥舞，黑压压的一片武装人员正呐喊着潮水般涌过桥去。对方无任何抵抗，沙袋阵地后面早就空无一人。人们说，云阳县武装部奉支左小组命令，率“11•27”战团沿江而上，抄了红色派的后路，从都历山的举人关杀下来了，那挥舞着的便是“11•27”的战旗。但当我在几十年后写到此处时，老友李永安却说，从都历山下来挥舞战旗的不是“11•27”，而是他们这支由支左部队军官率领下的迂回部队。他当时是赤旗学生，就在这支队伍里面。永安说，他亲眼见到，从举人关杀下来的“11•27”，此时已进驻了万一中。
红色派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已从钟鼓楼渡口逃过江南。
虽然我满脑子想随第一批武斗人员冲过苎溪河，冲进那座我刚离开不久的“监狱”，大喊一声：“弟兄们，自由了！”但由于打瞌睡，我错过了时间，又因腿伤不能奔跑，当我瘸瘸拐拐地过了万安桥时，追击的武装人员早已不见踪影。晚上回地委大院后，听一些朋友讲，他们一口气冲过了万安桥，追过了环城路。当时地表的温度可能超过四五十度了，穿着鞋子都感到烫脚。天气太热，又全副武装急奔了几千米，都累极了。踏上一马路时，看到路边家家关门闭户，街上空无一人，就想在人家屋檐下找个阴凉地儿坐下来喘息片刻。不料刚上人行道，那一段人家的门都咣当咣当地打开了，涌出许多老人妇女，一边鼓掌一边喊：“保皇派往那头跑了，快追快追……”就不好意思坐下休息，鼓起勇气又追。一马路是当年市区最长的一条街，长约2公里，这么热的天又还全副武装，哪还跑得下来？追出几百米，真不行了。看街上还是家家关门闭户，空无一人，又想找个阴凉地儿坐下来休息。不料那些紧闭的门窗后面都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街头，一见到左手腕上系红布条的武装过来，又都涌出来鼓掌欢呼，指着前面喊快追快追。“那场景真停不下来，直累得我们都差点趴下了。”朋友们说。
当我在后面随着一些散兵游勇走到电影院附近时，就嗅到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之中。我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的感觉，跟着几个人急步跑到曾关过我的“监狱”——建筑总公司。
只见从里面直通大门的水磨石路面上，形成了一条约两尺宽的血路，鲜血中夹杂着白色的脑浆和黑色的头发。那是许多还在淌血的尸体从地上拖过去所留下的痕迹。因为天气太热地面温度很高，这条血路还未完全凝固。
我不久前住过的那间大堂屋里空无一人，地上和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孔。几张熟悉的草席还在地上凌乱着，古老的方砖上，潴留着巨大的几汪鲜血，死者的衣服、鞋子、扇子还浸泡在血泊之中。我在与小雷一起睡过的那张草席上捡起他的语录本时，鲜血还顺着塑料书皮向下滴。可见屠杀是在不久之前才发生的，难友们是在自己的铺位上突然遭到了枪杀。
我呆若木鸡，浑身冰冷。我想像着那些熟悉的人们，十几岁的小雷，在朝鲜经历过联合国军炮火的老殷……我想像着他们面临死亡时的表情，这些鲜活的人就突然被集体消灭了？我又一次感觉到，人的生命真是太脆弱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挪动了脚步，去检查了曾商量过要从那里逃跑的窗户。巨大的画像没有一丝移动过的痕迹。这次屠杀一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小雷他们一定没料到，红色派在撤退前竟敢干出这样的暴行，才会那么安份地坐在铺位上承受着子弹。生死真在一线间啊！
我浑身冰冷地走出了建筑总公司，又听说附近财政局、市人委大院内都发生了集体屠杀俘虏的惨剧。
第二天，赤旗派在钟鼓楼前的垃圾堆上找到了5具尸体，其中就有志愿军老战士殷明发。这位在朝鲜战场上流过血的军人，他的肚子已被开花弹打暴了，肠肝肚肺全流了出来。还有一具不知名的尸体，腿上的肌肉已全被割掉，露出了白骨，脚筋也被割断了。后来，我看到过一份资料。据居住在钟鼓楼附近的目击者说，一些被害者的尸体是用架子车拖到钟鼓楼来的，被红色派从江边那小山般的垃圾堆扔了下去。有些尸体被长江的洪水冲走了，但还有尸体留在垃圾堆的半腰上。
当天，又在罐头厂外的河滩上发现了23具被害者的尸体。
以上仅是我所耳闻目睹的，自然不会全面。这一天，他们在各处共杀了多少俘虏？是谁作出了这个灭绝人性的决定？哪些人是杀人凶手？
不久后闹得全国轰动，中央下令追查的四川江津杀俘事件，总共也才杀了14个人，还是在几天之中于不同地点分批杀害的。万县市的暴徒闷着头在不停地屠杀，情况比江津严重得多。不知什么原因，却未曾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我孤陋寡闻，至今还不知道，这几起屠杀的凶手后来受到过怎样的追究。
这些人血淋淋的尸体和红色派杀俘的暴行在赤旗派中燃起更大的复仇怒火。在不久后攻打南岸的战斗中，已放下武器的红色派也因此有人被当场枪杀。
当我出了建筑公司，在市人委大院里看那刚从花园的新土中挖出来的3具尸体时，又听说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未决犯（现在叫犯罪嫌疑人）被红色派“扫监”了，就随人流跑到看守所去。
据说是在中午12点钟以后，一个挥舞着手枪的头目带领十几个端着机枪、步枪的武斗人员冲进了看守所的大门。
由于冲进看守所进行屠杀的家伙没拿到牢房的钥匙，时间紧迫，又不能很快砸开那一扇扇坚固厚实的牢门，就不能进入各间牢房去屠杀。无奈之下，刽子手们只好将枪口伸进牢门上那6寸见方的风门，逐间开枪扫射。这样射击便产生了死角，就有了少数幸存者。当我们进去时，看见几个幸存者正在军人的指挥下将各牢房的尸体往外搬。军人手中都没有枪，而是拿的扁担，据说枪都被红色派抢走了。
据万县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共万县市委政策研究室和万县市农村经济委员会1996年联合编写的《万县市历代战争和灾害》一书中记载：“1967年8月8日，万县市对立两派的武斗人员开始枪战。主力军派获得云阳县10个民兵连的支持和得到大批枪支以后，8月14日，向红联站派发起进攻，红联站派不支，在撤离市区时，枪击了万县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的在押犯33人。”以上记述基本准确，但撰写者可能没亲历过那个时代或另有隐情。这里也记载了看守所内的枪击，却无一字涉及那些私设集中营内的屠杀。“枪击”和屠杀可有区别？还有，当年普遍的称呼和文告都是赤旗派和红色派而非主力军派和红联站派；进攻发起的时间也是得到大批枪支的当天8月8日，而非将红色派完全赶出主城区的14日。
而那被“枪击”而死的所谓“在押犯33人”，都还是未经判决的人，也并不都是罪犯，法律上的名称应为犯罪嫌疑人。幸存者中有我认识的一位教师，他后来就被证明是错关了的好人。
我的一位姓向的同龄朋友，也是看守所内少数幸存者之一。向后来对我说，当前面监房有枪声响起后，所有囚室都呼天抢地哭泣哀号乱成一团。他却保持着清醒急中生智，用夜壶里的尿液将棉絮浇湿，在同室人众都还没明白过来时，他已用这湿淋淋臭气熏天的棉絮将自己连头带脚裹住，倒在牢门右侧那死角处缩成一团。一阵枪响过后，同室的人都死了，唯独他逃得活命，只是左手肘部中了一枪，现在还看得见伤疤。就因了老向有这份胆量和急智，许多年后，他成了一位在本地颇有名气的商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公司便开到了那“同志加兄弟”的国家。有一年春节他返乡扫墓，请了些人到他家去吃饭。进屋后，有两位女人热情地给我们泡茶递烟，我们都不认识。面对着大家询问的眼神，他笑着说：“对不起，忘了介绍；这两位女士，都是我家的人，年纪大的，是我的女儿，年纪小的，是我的老婆。”他并未开玩笑，比他女儿年青的还真是他老婆，只不知是第几任。老向多次对人说过，他当时便看清了带队冲进看守所进行屠杀的红色派头目。老向在任何时候说起那头目时，都咬牙切齿直呼其名从不隐讳。但我们都知道，那一次带队“枪击了万县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的在押犯33人”的头目，后来一直未受到法律追究。
在江南农村的大屠杀
1967年8月中旬。
已经退守江南的红色派，已被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筹正式宣布为“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这等于他们在政治上已被军政当局宣判了死刑。红色派局踞于那块弹丸之地，四面被重兵包围，外无救兵，且突围无望，就干出了在运动初期北京郊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发生的对“分子”家庭灭门的暴行。
人们在传单和小报上经常看到红色派在南岸各乡镇农村大肆杀戮“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的惨事。在有的村落，红色派还进行了灭门似的杀戮。只要是“五类分子”的家庭，全家杀光，年过古稀的老人和呀呀学语的婴儿都不放过。
据万县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当时整理的资料记载，至9月下旬，长江南岸万县的新田、白羊、白土、走马、跃进、上游、五桥等7区23个公社的红色派，以干掉嚣张的“地富反坏右”和“翻天派”（指“造反派”）为名，先后杀害了301人，关押600多人。这数字不知准不准确？
许多年之后，四川省委党校教师唐龙潜先生写了一篇《长埋心中的块垒——沉重岁月的剪影》。文章叙述了1967年夏，发生在万县市南岸农村他妻子老家的血腥惨案。经龙潜友许可，摘录部分于下：
在“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对所谓阶级敌人——地、富及其子女所进行的公开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杀，现已被披露的有北京的大兴，湖南的道县，但从全国来看应该远不止于这两地，以下是我所经历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呈现出另一个红色恐怖下的血腥地——四川万县。
惊悉噩耗
这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武斗的疯狂时期，我们（引者注：唐先生和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则早已从成都下乡到西昌农村当了知青……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是从老家万县寄来的。信的边角已经破裂磨损得不成样子，可以想见那穿越武斗硝烟的不寻常经历。只用手指轻轻一抠，一叠淡蓝的信纸便掉了出来。她没有看完信，忽然哭得呼天抢地，只喊了一句话：天呐，我在农村的全家都被杀了！便一头栽倒在床上……这信写发于两个多月以前，也就是说悲剧在两个多月以前就发生了。于是我们向生产队告了假，到有关部门办好各种手续，我以同队知青小组组长的身份陪同护送她开始了三千里奔丧。
劫后万县
劫后的万县（引者注：应为万县市）纯然一幅破败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们神色凄惶，就连相对热闹的码头也是一片沉寂。行船无号，船工无歌，纤夫们扛着大绳赤脚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滩上。大规模的武斗刚刚平息，零星的枪声还昼夜不停。落成的新坟比比皆是，仅一处集中地就达三百余冢。这就是地处长江边文化和文明都开化甚早的万县！
……
天降虐杀
从县城到她老家有四十余里，其中有二十多里的山路还不通汽车，虐杀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对立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对方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自称纯而又纯的“红色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忽然祭起清肃阶级敌人的旗帜。那手段是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清肃，从肉体上干净彻底地消灭阶级敌人。然而真正是其对立面组织的人大多已得到消息远走高飞，靠这支由民兵组成的“造反军”手中的长矛、大刀、钢钎根本碰不到。于是这场清肃的实际对象便主要是早已被监管的无法逃遁的地、富分子和虽然没有宣布监管但实际仍处于被侮辱被歧视地位的他们的子女。疯狂的虐杀已经在距她家仅三十里左右的两个公社实施了，数百名地富及其子女规规矩矩的被堂而皇之地消灭了。恐怖而令人颤栗的消息，她的家人应该已有所风闻。也许是觉得无处可逃，也许是觉得多年以来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自问没有搞过什么破坏活动。她的二哥还会认为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算是回到了人民中间；她的三哥还会认为自己是长在红旗下的回乡知青，除了积极下地劳动之外还凭着拉得一手好二胡丰富了父老乡亲的文娱生活。然而，行刑队已经来了……
一天晚上他们三弟兄从不同地点被同时抓押到离家不远的水库边。老大是从家里被带走的；老二早已搬出去居住，是从另一个生产队抓来的；老三还在为生产队看守场坝，是从晒棚里直接带走的，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虐杀分设两处，在水库的东西两端。老大、老三在一处，老二在一处。执行这次行动的是一些手握钢钎的民兵（其中还有一个二十来岁未成婚的女人），为首的是大队民兵连长。夜黑沉沉的，只有行刑队手中的电筒在闪烁。就位以后隔水两端开始大声喊话：
一边问：“动得手了不？”
一边答：“动得手了！”
按理说这些都是经常见面的乡亲，现在却个个着了魔似的血红了眼，无论怎样的哀告都无济于事。并不锋利的钢钎举起来了，像练习刺靶一样一次次戳进骨肉之躯。汩汩的鲜血，轧轧的钝响。没有反抗，没有抗争，只有承受。因为这面对的不是一群歹徒的袭击，是“以革命的名义”而执行的死刑判决。一个解决完了又解决另一个，虐杀进行得缓慢而漫长，杀人者是那样从容不迫。
老大向德全，时年四十二岁，茕然一身，妻子在解放后离异跟人去了，女儿死于贫病。四九年当解放大军进逼成都时他正在一所军校里读书，一位教官想带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一方面舍不得新婚的娇妻，一方面觉得自己并没有罪恶，还仅仅是个学生，能够为新政权所容纳。这幼稚的想法随即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先是被赶回农村老家，接着便戴着反革命帽子接受监管至今。他没有为自己哀求，大概觉得求也无用，或者觉得死是解脱。毕竟当过军人，还有几分豪壮。他在自己全身血流如注时为老三求情，希望留下这个历史清白的弟弟。他的微弱的哀求被对面传来的吼声淹没了，老二那面大概进行得很顺手，有人在朝这面喊：“你们搞完没得？我们搞完了！”老大最后能听见的大概就是这句话。
老二向德厚，时年三十九岁，尚未婚娶，也是茕然一身。新政权建立时他正中学毕业，文化人奇缺，还被招进土改工作队里干了一阵。应该说拥护新政权的态度是鲜明的，工作也是积极的。证据是当他自己的父亲被列入镇压名单时他没有奔走说情，也没有通风报信。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四处乞讨，他也保持了立场坚定没有往来联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赢得信任，还是被调整到供销社做商业工作。五七年他对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评头品脚，被划为右派遣返农村老家。三年后摘了帽子，但实际上仍处于被监管状态。他早已万念俱灰放荡形骸，得过且过漂泊无所，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成家立业已属子虚，甚至对于生他也已并不留恋。但他没有老大那样“坚硬”，当钢钎一次次戳进肉体时，他发出一声比一声凄厉的惨叫，这惨叫又变成微弱的呻吟和最后的死寂。生命在血流和哀号中蒸发到零。
老三向德高，六三年高中毕业，时年二十五岁。他长得比较单薄，性格也柔弱。喜爱音乐，温文尔雅，艾口失羞。平素邻里相处，总是谦恭退避，连同人发生口角的时候都没有。目睹屠戮大哥的惨状，耳闻隔水传来的二哥的哀号，他早已魂飞魄散，站立不稳，跪伏在地上。人生对于他才开始啊，他实在想活下去。经过几年的苦干和努力，他刚刚修补了破屋；一个女孩不嫌弃他的出身，还向他表露了爱慕之情。浓黑而冷硬的生活已绽开一条缝，未来的日子将多一丝柔情。他将摆脱大哥二哥的命运，可望安家成婚。生命的热力正在体内散发，更多的牵挂和向往托起对于生的渴望。已经有两具陈尸了，他想别人也许可以软下手来。他为自己哀告，承诺一切一切，包括今后每天晚上都为贫下中农义务演奏二胡，随叫随到。他记得大家爱听他拉二胡，除了这能够娱悦乡亲的一计之长他实在也别无所有了。他把生的希望寄托给二胡，脆弱的二胡哪里承载得起。柔细的丝弦怎敌阶级斗争的铁弓，嗜血的钢钎还是举了起来……
老三是蜷曲在地上受刑的，他已无力支撑起自己的躯体。在血肉被钢铁穿刺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哀求。这可怜的无望的哀求一直持续到说不出话来，最后被垂死时的呻吟所代替。呻吟之声还没有止息，血糊的肉体已被绳索捆扎起来抛进水库里，任其慢慢毙命。
行刑结束了，大地回复死一般的沉寂……
母亲魏群英，时年六十四岁。老大一夜未归，她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天明后她听到了确切的消息，不是一个，是三个儿子的尸体都已漂浮在水库里。肝肠断裂的她颤颤巍巍地把锅里最后一盆猪食喂给两头小猪，又对着猪咕噜了几句告别的话，然后找绳子准备自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自杀的权利已被没收。她被叫去薅秧，有人监视。当劳作完毕她拐着小脚从水田里爬起来准备回家继续自杀程序时，却被告知不准。接着被带到不远处的小学校，关进一间由厕所改成的教室里。这里连她在内陆续集中了七个人。四个六十岁以上的地富分子，都是寡妇女人；三个被认为是持对立面观点的人，都是青壮男人。这些不同“类”的人为什么被搅在一起？奥妙是：已挂牌的阶级敌人是一摊臭肉，一摊狗屎，谁都想把这些狗屎抓来涂在对方脸上，因为这是使对手万劫不复的杀手锏。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
青天白日，日正当午，谁敢相信这阳光下的暴行？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一个点燃引线的炸药包从破烂的窗口投进来了，瓮中之鳖们那时是怎样的状态已无从得知。轰然一声巨响，自然血肉横飞，然而并没有完全结束这七条生命。于是又一个个拖出来，投进附近一个用于窖藏番薯的土坑里，还是用并不锋利的钢钎逐一了断那些哀号……
真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在一个崇高的口号下干出来的罪行。
不管口号多么堂皇，对老弱妇幼施以虐杀，显然不是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异常气氛激发起来的虐待狂心理和兽性。在文革和之前的历次杀戮中，那些施暴者为何不问一句“为什么”？
事过多年之后，我听一位老友说起：1975年，他因“马克思主义主义研究会”一案关在沙河子的万县看守所，大约是在1977年，一下子抓进来二、三十个长江南岸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的杀人犯，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他们经常在监里发牢骚：“我们替政府把阶级敌人杀完了，自己却成了阶级敌人！”这些贫下中农不久都被判了刑，刑期是按杀人数累计，每杀1人判一年，但最高也只判15年封顶。这批人当中，共有3个家伙被判了15年刑。一个供销社书记是因为开会传达了“杀光地富反坏右及家属”的命令，还有两个家伙都是个人所杀之人超了15个的。但未听说有任何一个策划这次大屠杀的人受到追究。
因了武斗，工厂早已全部停产。由于两派隔江对峙，川江已经断航。虽然时值盛夏，但天黑之后，整座城市真是一片死寂。除了一些巡逻的武装人员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梭巡之外，大街小巷几乎看不到行人，听不到一点市声，连千百年都常见的夏夜于江边纳凉、游泳的人都不见踪影。
在8月下旬的一个寂静的深夜，居住在临江胜利路一线的人们突然听到南岸江边传来一阵阵凄厉的呼喊，那是许多条喉咙发出的最后的吼声：“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造反派的战友们，为我们报仇！”……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对岸又恢复了死一般的静寂。北岸骚动了，人们奔走相告：“红色派又在屠杀我们的战友了！”
大概几十分钟之后，一支造反派的巡逻队在下游南门口的江水中发现有一个人正吃力地用仰泳向岸上挣扎。几个人扔下枪扑进汹涌的江水，将那奄奄一息的汉子拖上了岸。巡逻队发现，反绑他双手的绳子已经在江水中挣脱了。这位在漆黑之夜游过风急浪高的长江，逃得一条性命的精壮汉子姓崔，他个子不高，当时大约30岁左右，是忠县主力军战士，好像是食品站或煤矿的工人。几天后，我们亲耳听到过他的讲述：
……那天晚上，我们在陈家坝一个院子内紧锁的囚室里还未入睡，一群红色派恶狠狠地闯了进来，将我们十几个俘虏用棕绳五花大绑，我们都知道，这下子完了。我听见隔壁一个年青女子在叫，说她怀有身孕，丈夫是解放军的军官，你们不能杀害一个怀孕的军人家属……红色派照样捆绑了她，用枪托将我们十几个人驱赶到江边的草盘石，直走到汽车轮渡码头的岩边，被推搡着面对汹涌的江水站成一排。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听到了脚下传来激流冲击岩石的轰鸣。大家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就拚命地喊口号。我听见身后发出拉枪栓的声音，心想反正是一死，只有拚死一搏，或可逃得性命。就在枪响前的一刹那，我纵身扑进了漆黑的礁岩下。在湍急的洪水之中，我无法挣脱被反绑着的双手，只好用仰泳和踩水这两种姿势，闯过了好多个漩涡。那二流水上的水耳巴，呛得我几乎回不过气来。虽然我从小便在江上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但若在平时，即使是白天，我也不敢反绑着双手去横渡洪水期间的长江。但那时候，顾不得了，是挣命啊……
后来我奉命去采写过与草盘石杀俘相关的报道，知道了与老崔一起被押上草盘石的14个人之中，确实有一位年青的妇女。她叫吴明贵，北山路小学的教师，当时怀有身孕，丈夫就是支左部队54军的一名军官。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短发圆脸，笑得很灿烂。她拍这张照片时一定没想到，自己会在年仅20多岁，腹中怀着孩子时便被同样喊着“誓死保卫革命路线！”的另一些人所枪杀。
但在后来对杀人案件的清查中，这仅因崔某逃脱而一次枪杀了13名被俘人员的草盘石血案，在相关责任人中，也仅抓了决策者和现场指挥者还有那一个用机枪扫射的家伙。机枪手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病死了，决策者和现场指挥者两人被判了死缓。在关了十多年后，这两人都被减刑而提前释放了。集体枪杀被俘人员，连怀孕的军人家属都不放过的血案，再无其他人受到法律制裁。
红色派在溃败后不光对戴政治帽子的家庭进行灭门杀戮，还多次集体枪杀被俘的赤旗派成员和怀孕的军人家属。在赤旗派群众和支左部队官兵心中，无异于在仇恨的烈火上一次次地用瓢浇油。
8月底，在支左领导小组和“造反联络站”的安排下，各战团开始每天学习《毛选》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满街都是《打过长江去，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彻底消灭红色派》的标语。大大小小的广播站、宣传车不停地播放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血腥报复的果子被红色派自己的双手催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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