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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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三十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28, 2014 7: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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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三十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2月28日第30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王 锐 毛泽东的“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
——兼谈周恩来、叶剑英在当时的作用

阅史漫笔
陈益南 谁应对文革罪孽负责?

生逢乱世
张一哲 朱旦华那个眼神震撼了我
庞国义 我的非典型“保皇派”经历

风云人物
舒 声 周培源和季羡林文革中为何参加北大“井冈山兵团”

书海泛舟
李海文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序

编读往来
李晓航谈文革小报目录
庄菁瑞谈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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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毛泽东的“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
——兼谈周恩来、叶剑英在当时的作用

王 锐

-直以来,论及文革之初中国高层斗争时,许多人一方面为刘少奇最后惨死的结局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其大权在握,却甘愿束手就擒,甚至未作一点反抗而坐等灾祸降临,深觉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说,其时在北京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何不趁毛泽东长期不在北京之机,发动-场政变,把毛搞下去?就像在文革爆发的两年前,苏共中央高层一些人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成功把赫搞下了台那样。而且,如此做,还基本上可以避免后来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灾祸。
笔者研究文革时,当初也多次有过这-疑问。近年,随着对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以及周恩来、叶剑英与之关系的深入探索研究,似乎终于可以找到答案。也才觉得当初产生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幼稚。

“五月会议”的血雨腥风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防范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条件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
先看看此时的政治局势和背景。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所谓“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在文革史上,是一次重要而且十分关键性的会议。会议期间,发生了太多可值一书的重大事件。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一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后来披露,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其中最著名、最有份量的-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的“彭罗陆杨”,后来才证实,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其次,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为江青控制,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此外,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有两点内容特别令人瞩目。一是大谈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公开提出当前着重要防“政变”,防“兵变”,称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毛主席正在调兵遣将防政变。当时林彪确实讲得有点杀气腾腾。另一点就是,林彪将颂扬毛泽东的话语,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话是,林彪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又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此话当时也被认为是针对彭真、罗瑞卿等。后来才揭示,此话针对的是其时正坐在主席台上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听到此话,想必十分受用。
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决心对刘少奇公开摊牌,并让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据吴法宪回忆,有次他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其时吴已是最高核心层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车上周对他亲口讲过当时情形。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十一章,香港明镜出版社)
不过,再后来,林彪出事后,又有人称他的这次“五一八讲话”是在为自己以后搞政变造舆论,是别有用心,在唱“政变经”。
这次“五月会议”,还作出了停止或撤消“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职务,并由中央予以立案审查(即分别建立专案组)的决定。后来将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中央高层领导人迫害致死,并相继逮捕审讯,关押迫害诸多党政军首脑人物的中央专案组,即由此派生演变而来。
这个会上,还有一件比较滑稽的事。就是有好多天,曾集中火力猛批朱德元帅。最早,是要朱徳在会上作检查。迫于压力,朱德在大会上当众检查。后来又说其检查不深刻,发动与会者猛批。说朱德有政治野心,想夺权,想搞政变等等。不仅林彪等人,连周恩来、陈毅等都参加了对朱德的讨伐攻击。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朱德元帅就长期处于有职无权地位。平时出去走走(所谓“视察”),在家时种点兰草。但可能朱德元帅在军队中一直威望很高。毛泽东要搞文革怕军队不稳,担心有人会拥戴朱德,所以先把朱徳弄出来,扫扫面子打打威风。毛泽东整人之心机,真是深不可测。有趣的是,朱德的事,从此再无下文,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的5月18日和23日,前后几天时间,首都北京党政军高层,还发生了多起因文革风暴卷来,自身无法面对而被迫自杀身亡的“非常事件”。
第一位自杀者是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已经被打为“三家村”黑帮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他在林彪作“五一八讲话”的当天自杀身亡。第二位自杀者,是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其自杀于5月23日晩。第三位,是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安东将军,5月22日清早服大剂量安眠药身亡(安东将军因聂荣臻元帅为之说话,死因未作“自杀”结论,后来定性为“非正常死亡”。按当时规定,自杀属“背叛革命”,“自绝于党和人民”。政治上背黑锅不说,还会祸及家人)。
“五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仍在杭州未到会,表面上由刘少奇主持,但实际上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会上一切决定,均由康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再由康生向政治局传达。所以说,这个“五月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遥控。刘少奇不过是台面上的主持者。
官方的正统文献,对这个“五月会议”多有记载评述。可惜并不客观。比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对“五月会议”记载如下: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大事记》第276页至2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一版 )
这种表述,完全不提毛泽东对会议的遥控和主导,却将“五月会议”的账,主要算到林彪,其次是刘少奇身上,是不公正,也完全不合事实的。
尤其是,这个《大事记》条目中,闭口不提毛泽东暗中指示周恩来,绕开党中央和政治局常委会,建立实际控制北京的“首都工作组”一事。

毛泽东对“政变阴谋”的猜疑和提防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是否有人会将自已彻底赶下台,始终疑虑重重。可以说,自那时起,“政变”阴影,就一直在毛泽东脑际纠缠,挥之不去。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下,突然解决“罗瑞卿问题”(连刘少奇到了上海开会时,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为什么事)。骨子里,就是因为罗是总参谋长,又曾长期任公安部长,权柄重,位置关键,怕被人利用搞他的政变。毛这一举动,主要是“防政变”的考虑。后来搞彭真,目的也是如此。彭真长期经营首都北京,被毛视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成了“独立王国”。彭又是刘少奇心腹,在中共高层,排名第八,曾一度主持过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搞杨尚昆和陆定一,也有“防政变”的因素。杨主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键的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是他分管范围,其位置极特殊,又曾被毛认为对他搞过“窃听”。陆定一是舆论大总管,在新闻舆论界很有影响和势力。任何人要搞政变,离不开舆论支持和控制。
毛泽东在正式动刘少奇之前,先出手搞掉彭、罗、陆、杨所谓“四家店”,其用心正在防“政变”。
随着文革全面发动的时间临近,要最后与刘少奇摊牌,毛泽东对所谓“政变阴谋”的猜疑就越重。仅据官方权威文献披露,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至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的谈话和私密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中国可能发生政变”这一敏感话题。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显表露岀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变”的担忧和焦虑。毛泽东从苏共中央变成“修正主义”谈起,他说: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0至14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月)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来中国度假休养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及党可能分裂变修的问题,并含沙射影直指刘少奇。毛泽东对胡志明说: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与毛泽东的交往》第4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18页至1419页)
6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长沙,第二天,往家乡韶山,住“滴水洞”。毛泽东在这里呆了将近一个月,静心思考下步举措。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及政变问题。毛泽东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册第1420页至1421页)
这是毛泽东在两个来月中第三次谈及所谓“党分裂”和“右派政变”问题。可见其焦虑之深。这段时间,他所思虑谋划的,除了文革运动布局,主要就是对“政变阴谋”的提防和反制。其中最主要的“防政变”措施,就是暗中指示在北京的周恩来,以所谓“保卫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组”。然后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和部队调动。

周恩来奉命组建“首都工作组”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的。
毛泽东此时的心思和着力点,最核心的恐怕就是“防政变”。说直接一点,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就是要搞人,搞掉中央及地方高层的一大批他不满意的人。但他要提防,他搞这些人的意图真正实现之前,那些可能被搞的对象,不惜“背水一战”,联合起来搞他。尤其是他长期不在北京坐镇的情况下。
毛泽东这时,就必须着力提防一年多以前苏共中央那些人搞赫鲁晓夫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所谓“保卫首都”,不过是个借口,是个幌子。因为此时,中国并无外敌入侵危险,也无内乱。首都北京不存在危险,“保卫”二字从何说起?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
“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文革中,在批判刘少奇或其他人时,常用“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或是“分裂党,分裂军队”,这样的攻击性提法。其实,仅就这件事情来说,不管决策的毛泽东,还是具体执行的周恩来、叶剑英,才真正是公然违反中共的组织原则,“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其实际效果,既分裂了党,也分裂了军队。
因为,无论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还是邓小平主持的实际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其时都在北京,而且也在正常运转。尤其是,这两个机构及主持者,都是经中共高层集体研究,或是相关党内高层会议决定的。毛、周二人都是政治局常委,当时也是投了赞成票,认可过的。现在却绕开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自行决定并作出这种超越党政军中央机构的重大举措和行动,不是“背着中央,另搞一套”是什么?而且,仅就其动机和实际后果看,确实起到了“分裂党,分裂军队”的作用。
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呈上后,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批示照办(其实,本身就是遵毛泽东之意行事的,只不过小组人员构成上须报知毛泽东最后审批认定)。
在“首都工作组”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之前,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已经有所动作。据文献资料及相关当事人回忆,周、叶二人当时主要抓了北京卫戍区的改组扩建,以及相关部队的调动及协调,还有就是,如何加强北京的安全警卫等一系列相关事宜。
换言之,此时整个首都地区已被周、叶二人主掌的“首都工作组”从军事上以及“安全警卫”方面控制了。
再说得具体一点,也就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党中央”,已实际上处于这个特殊的“首都工作组”的控制和监视之下。

周恩来作军事部署

接下来,周恩来就绕开党中央,也不经过中央军委,独自作了相关军事部署,并进行了几项关键性的部队调动和军方人事安排。
也据《周恩来年谱》,5月18日,周恩来单独约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此二人都是当时实际控制和指挥首都地区部队的关键实权人物),就部队一系列调动安排进行具体落实。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周恩来这次单独约见军方实权人物,是事先经中央军委批准或授权,或起码告知了中央军委领导。
还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长期主管的是政府(国务院)事务,共和国以来,也从来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如今却单独召见军方高层,并做出如此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是不寻常的,有越权之嫌。他依据的,显然就是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
该文献记载,三个人(实际是周恩来一人,其他两人都听周的)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十分重要: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
这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其间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绝对保密”。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方法。
1967年武汉的“七二○”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事件发生,局势大乱。毛泽东被困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与林彪商议后,由江致信毛泽东,劝其立即转移。江致毛亲笔信一封,派人专机飞武汉送毛。信使竟然是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江青甚至还说出了“信在你脑袋就在”这样严厉的话。弃现代化通讯手段不用,而宁肯采用这种“信使送信”的古老方法,令人想起基地组织的拉登。不过,拉登不用电话等,是防美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寻电子信号跟踪而至。而中共高层却是为开展党内斗爭,防泄密。
当时,周恩来写信而不用电报电话或传真,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及其手下亲信完全封锁消息。
文献显示,周恩来当天书面报告毛泽东审批的决定和相应部署主要为:
其一,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由傅崇碧任司令员;
其二,调解放军第63军驻防石家庄的189师,以及第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来北京,作为卫戍部队,担任首都卫戍任务;
其三,待这些部队到京后,立即对原来担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门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宣传机构的警戒保卫部署,全部作重新调整。(以上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至32页)
周恩来这份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自此,正式开始了北京卫戍区的扩建重组,进行相关部队的一系列调动,以及首都各要害机关部门警卫力量的大调整。后来在文革中地位关键、知名度很高的北京卫戍区首任司令员傅崇碧,也就此走马上任。
几天后的5月26日,由叶剑英主持,召开了“首都工作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就“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任务,以及内部组织情况,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安排,机构运转程序,还有工作方法等重要内容,进行全面研究,并作出了相关决定。
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定调子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说:“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
周恩来还说:“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在“紧急情况”时,需要调动北京地区的卫戍部队,如果周恩来在京,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不在时(因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还有出访等外事活动),可报邓小平批准(以上均见《周恩来年谱》下册,第33页)。
这个决定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可谓有点意味深长。5月1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到,“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工作的,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但从整个过程及军队调动部署情况来看,刘少奇并未参与其事,而是周恩来在全权负责。
前文已述,报告中提到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一句空话。显然,这个“首都工作组”,只有周恩来有权拍板作出决定。周的身后实际做主的,是毛泽东。
这就是说,“首都工作组”一切举措、行动和部署,只对周恩来负责,它不仅绕过了中央书记处,也绕过了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还绕过了中央军委和总参。这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并作出决定。不过,这样重大的决定,显然不会是来自周恩来本人,而只能是来自毛泽东。
这个事实说明,尽管名义上仍是刘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及常委会,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在另搞一套。其时,文化大革命还未全面铺开,“工作组”等问题甚至还未发生,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还有两个多月。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并要借故搞他的想法,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后来的“派工作组”等情况,刘少奇都已在劫难逃。
此外,这次会议还决定,紧急情况下,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权,周恩来不在时,由邓小平决定。这说明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比较信任的,而且对刘、邓是有所区别的。否则不会把如此重大权力交给他(尽管是充当周恩来不在北京时的“替补”)。
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的5月31日,周恩来将会议所作出的相关决定以及卫戍部队调动安排等军事部署情况,一一向在杭州的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这些决定与部署,亦均获毛泽东批准认可。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办公室地点在军委“三座门”。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日常工作班子的组建及负责人,据傅崇碧回忆是:办公室主任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担任;办公室副主任3人: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办公室其余工作人员由北京军内外各大单位选调。(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其办公室正副主任均由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及负责安全警卫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出任,可见其“反政变”的色彩很浓。而那个雷英夫,正是后来最先向中央高层写材料揭发刘少奇的始作俑者。
傅崇碧还回忆说,“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今后,“每周至少开一次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和研究讨论有关问题”。

“首都工作组”主要任务是“防政变”

周恩来、叶剑英5月15日的报告,以及5月26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都规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这就是,加强首都北京的警卫,确保首都的安全。
所谓“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其实,这只是个借口。说穿了,就是保证尚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旦返京后绝对安全。并在毛泽东以文革之名,对一批党政军高层(以刘少奇为首)大清洗时,防止有人会对毛泽东搞所谓“政变阴谋”。
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也是这个“首都工作组”成员的刘志坚将军,文革后接受访谈时,曾有一段很关键很说明问题的回忆。
据刘志坚说,早在文革正式发动前的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来委派,与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同赴上海,参与对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修改(这种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指派,而由周恩来直接指派,这也十分耐人寻味。说明彼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其时,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开扩大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泽东指派,正在上海主持这个文件的修改事宜。其间,文件草稿已作过多次讨论修改。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座谈讨论时,江青突然耸人听闻地当众说,她担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没有保障”,并表现出深为忧虑的样子。几个人听了不免吃惊。
作为军方人员的刘志坚,深感江青此说事关重大。思索之后,下来立即通过军内保密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北京的总参谋部。总参谋部负责人对此自然也万分重视,当即以总参名义,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要许世友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可靠部队,加强杭州地区的警戒,保障毛泽东的安全。
同时,总参负责人要刘志坚立即赶赴杭州,向周恩来及中央军委领导报告。刘志坚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别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告诉了南京军区许世友已经采取的军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况。(《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第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之后,江青还多次对杨成武等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还要总参及中央军委,特别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障工作。
据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这个话,文革初他刚从东北调来北京时,奉命去见刚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叶剑英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吳德写道:“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而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安全警卫,而主要是“防政变”的相关军事部署大动作。毛泽东在文革深入发动及自己返京重回“一线”掌控局势前,指示成立“首都工作组”,并重新调整组建拱卫京师的北京卫戍部队,可以说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是防着刘少奇、彭真,或是曾一度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或其他任何人,对他搞“赫鲁晓夫式”或“非赫鲁晓夫式”政变。
关于“防政变”的意图,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就表露得十分清楚。如今看来,林彪那个专谈政变大讲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就不是他一时兴起的随意而为,而是有感而发的。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引人瞩目:“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总参谋部让许世友作加强对杭州毛泽东保卫的军事部署,是4月中旬的事。周恩来与叶剑英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报告,是5月15日。周恩来约杨成武、郑维山谈扩建北京卫戍区,调动部队加强对中央要害机关及电台、报社等的安全保卫,也正是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5月18日。林彪是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些情况他应当是知情者。
由此看,林彪“五一八讲话”中这番话,就不是他有意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本上是事实。他讲的其实就是在周恩来、叶剑英一手操持下,关于成立“首都工作组”及相关军事部署等一系列动作。只不过,这是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核心机密,在座者(包括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此并不知情。
3天后的5月21日,周恩来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内容几乎相同的讲话。
周恩来说:“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得好。”又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子、有枪杆子、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转引自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
现在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先是要搞掉彭真、罗瑞卿等,后来要搞掉刘少奇等,确实担心这些人会反抗,甚至对他搞“政变”。这些话他对江青讲过,也对林彪讲过。
可见,毛泽东决心将文革大规模发展并深入搞下去,一直到他7月18日正式返回北京之前,“防政变”确实是他曾经认真考虑过的主要问题。建立“首都工作组”,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组扩建北京卫戍区,并作相应军事调动和部署,都是针对他即将搞掉的刘少奇等人,“防其政变”的具体措施。
“首都工作组”的建立及其幕后一系列运作,在1966年5、6月那种特殊而敏感的政治格局中,起码说明两点:
一是周恩来此时已明确倾向于毛泽东(或者说站在毛泽东一方,而不是站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一方),并全力支持毛深入发动文革;
二是毛泽东在文革全面发动的前夕,通过周恩来及其所控制的“首都工作组”,已经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北京当时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周恩来手中,而不是刘少奇手中。
或者说,这个所谓“首都工作组”,才是当时实际控制北京乃至党中央的“另一套班子”。

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关于叶剑英元帅在文革中的处境变化和作用,海内外史家学者多有论述。不过,多着重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事件”,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行动等。不过,对叶剑英在文革初期,尤其在这个“首都工作组”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似乎少有人论及。
笔者认为,叶剑英元帅在文革初期中国高层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与毛泽东、林彪、江青的关系等,值得深入研究。不过,仅就当年5月成立这个“首都工作组”,让叶剑英来挂帅并实际主持工作这件事来看,毛泽东其时对叶剑英是深为信任的。
而且,此事当时也还要过江青和林彪这两关。两人之中,如果任何一人持坚决反对态度的话(尤其是江青),此事便不会有如此顺利。
可见,当时叶帅与林彪,与江青,关系大体上还过得去。尽管可能周恩来的极力推荐也是其间因素之一(周、叶抗战时期曾在南方局共事长久,彼此深有信任了解),但是如前所述,如此重要的问题,不是周恩来可以做主的,必须由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权在毛泽东。
毛泽东授意让叶剑英与周恩来联名给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提出成立“首都工作组”,表明当时毛泽东在心目中,已决定让叶剑英来负责主持这个万分重要的特殊机构了。毛泽东之所以选中叶剑英,这是大有考究的事。
在几个军委相关领导中,叶剑英一直是排名靠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对中央军委进行改组。《通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军委常委13名,叶剑英排名第11位,是元帅中的最后一名。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见《共和国史记》第二卷第399页)
之后不久林彪称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实际是贺龙在主持。一直到文革前夕。但这个“首都工作组”,不由林彪,也不由贺龙代表中央军委参与或挂帅,组长却由叶剑英出任,表明毛泽东有自己的深层考虑。
毛泽东文革初期对叶剑英的特殊信任,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可以说明,那就是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叶剑英进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决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批追认)。由此,叶剑英此时取代了贺龙元帅,实际主持了中央军委,接过了指挥军队的大权。
而且,其后8月上旬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全面改组。其中补选的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就有叶剑英。
尤其是,数位元帅、军委副主席当中,进入中央书记处的,也仅有叶剑英一人。这显然同叶剑英新担任了“首都工作组”组长有关。因为叶剑英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身份,才便于在“首都工作组”中对党政军各部门机构及人员进行具体的领导和指挥。
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许多著述中都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于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严厉指责。毛泽东在讲话中厉声指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只好检讨认错,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余怒不息,公然当面指斥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这时,叶剑英突然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没料,此话引起毛泽东更大的怒火和指责,当即厉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16页)
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座者,均为党政军最高层人物,毛泽东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其所指何在,已是不言而喻。
大概,刘少奇也被激怒了,失去了冷靜,当场多少带有顶撞毛泽东的态度作答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刘少奇年谱》下册第6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刘少奇这里所说的“五条不怕”,即当时高干中广为传播的“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党内的一次讲话中说的,号召党员干部要敢于讲真话,要有“五不怕”精神。刘少奇在此用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来回敬他,可见其对毛的忍耐已达极限。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文革后也说,这是刘在公开场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顶撞毛泽东。
在此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矛盾,尚未在公开场合爆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也尚未写出。叶剑英在这种场合,说出“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显然与他“首都工作组”组长这个身份有关。他既是从军委这个角度向毛泽东表态,也是从“首都工作组”这个角度表态。
如果说,叶剑英此话不一定是专门针对刘少奇而发的话,起码可以表明,他这番讲话,明显带有代表军队全力而且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上,这也带有向已经与毛泽东公开摊牌的刘少奇示威施压的味道。
这一举动,显然也带有向毛泽东此前的信任和重用,作出某种回报姿态之意。毛在众元帅中,选中排名靠后的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又让其进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而且程序上,是“先斩后奏”,先任命赋以实权,以后才由中央委员会补认。这些都是极为少见的。叶剑英当然明白毛这番用心。
前些年,笔者见过一文章中叶家后人谈叶剑英,其中提到,叶帅身上,有“忠君”思想。叶帅当年,要“忠”的那个“君”,显然就是毛泽东。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叶剑英就着手建立工作组下面的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等。
傅崇碧在其文革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曾谈到自已参加“首都工作组”的情况,及叶帅在其间的作用。
傅崇碧回忆说:“1966年5月,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时的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副主席让我参加。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引者注:其实是叶剑英主持,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常委参加并讲话),宣布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任务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中央和首都安全。领导小组组长是叶剑英副主席。”(见《傅崇碧回忆录》)

“首都工作组”领导下的北京卫戍区

“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大约一周,经周恩来同意,于6月3日由“首都工作组”与北京军区联合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地点在军委所属的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在北京卫戍区的历史上比较重要,被称为“六三会议”。出席参加人员是新扩建后的卫戍区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出席会议有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军委几位副主席,以及解放军三大总部、各军兵种、在京的各军事院校负责人,以及北京军区的正副司令员,正副政委等领导(当时北京卫戍区建制还属于北京军区管辖)。
这次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扩编的命令。叶剑英和杨成武分别代表中央军委和总参在大会上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今天的大会,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对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基础上,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杨成武则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在讲话中说,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首都卫戍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为三个师另一个团,在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下,担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首都的任务,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在讲话中,杨成武特别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这话说得意味深长。在中共历来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北京卫戍部队,不是按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办,而是按周恩来、叶剑英和这个“首都工作组”的指示办。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的同时,在叶剑英主持下,“首都工作组”当即提出了对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及一系列整编安排方案。
该方案主要内容为:
一,在6月10日前,完成保卫北京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卫戍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级干部调配;
三,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也就在6月3日当天,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调整方案作出批示。其批示如下:
“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它三事均同意。”(以上见《傅崇碧回忆录》第180页)
北京卫戍部队扩编,最初说是由原编制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到三个师另一个团。但其后的组建和扩编,大大超出这一原订计划,部队实力强大得多。
据傅崇碧回忆,扩编后的北京卫戍部队共有4个师(其中包括第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第70师),而且每个师辖6个团,而不是通常的1个师3个团或4个团。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团,一个干部大队,一个军乐团,总兵力达到10万多人,成了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之一。
而且,傅崇碧将军还说,后来根据叶帅的指示,还作出决定,“在必要时”,驻高碑店的112师,驻天津的193师等3个野战师,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调动。(以上均见《傅崇碧回忆录》)
从这些安排部署上看,北京卫戍部队“防政变”的成分很大。因为,如果仅仅是负责警卫任务,或维护首都社会治安,哪里需要这么多野战部队甚至包括当时国内还为数不多的机械化师?
在政治待遇及级别上,北京卫戍区升格为与大军区平级。中央及中央军委开会,凡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及省委书记一级的领导参加,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也都参加。
到后来,据说北京卫戍区收到的中央文件,甚至比原来的顶头上司北京军区还要多。可见其在文革特殊背景下,北京卫戍区地位的举足轻重。

吴德谈“首都工作组”

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时,被选中调来北京,任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中共“十大”吴德进入中央政治局,一直担任北京市主要负责人。
吴德近年有一部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问世。虽然有人认为吳德这部口述回避了些东西,但总体上,还是为世人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年高层内幕史实,也为海内外文革史家所瞩目。
吴德这部回忆录中,就谈及当年他所接触到的“首都工作组”一些很重要的史料细节。
据吴德的回忆,“首都工作组”不仅主持改组北京卫戍区,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甚至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的大事,都是由这个“首都工作组”在具体主持操作。由此,一方面可见当年这个“首都工作组”确实非同寻常,另一方面,也可证实,当时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实质已成应付日常事务的“傀儡中央”。连改组北京市委这样本是党中央应有职责和权力的事,竟无法参与做主。
吴德在回忆录中谈及他由吉林调北京这段特殊经历时写道:“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我在沈阳呆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在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主持。”“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
“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
关于“首都工作组”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吴德谈了三个方面:
“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这里也可见,建立“首都工作组”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保证毛泽东回北京的安全。换句话说,也就是“防政变”,防止党內高层或其他什么人对毛泽东搞政变。
“二是改组北京市委。”吴德谈到,在他来北京之前20多天,华北局已派出以池必卿、黄志刚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不过可能因为渉及到自已,对如何改组北京市委的详情,吴德并未多说。而吴德对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形谈得比较具体。
“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逮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至6页)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这种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

刘少奇成“笼中鸟”束手就擒

在周恩来主持和指挥的“首都工作组”完完全全控制了北京后,毛泽东终于在1966年7月18日乘专列回到北京。
自1965年11月12日,即《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天杨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继任)两天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算起来,他有半年多没在北京。此次返京,北京政治形势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来,自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文革运动到底怎么搞法,心中全然无数,多次请毛回京坐镇,毛泽东执意不回北京。事后看,毛泽东及江青等,是担心毛的安全得不到百分之百的保证,担心遭到刘或其他人的“暗算”(当然是癔想中的)。
这里有个值得重视的细节,毛泽东返京前一周的7月11日,周恩来曾专机到武汉,在当时国事那么忙的情形下,还破例呆了两天。当天及第二天,周恩来连续单独见正在武汉的毛泽东。周为何赴武汉?是毛泽东召他去还是他自己决定去?详情内幕相关文献至今均无披露。
《周恩来年谱》仅简单记载:“7月11日 飞武汉。”“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至于谈些什么内容,未作更多披露,只提及毛给周看了那封几天前写给江青的信。周建议为此找林彪谈谈(《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0页)。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被认作最权威的上下卷《毛泽东传》,对此更是只字未提。反而如此写道:“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泽东传》下卷第1420页)好像周本来就在武汉。可见官方正史在关键问题上多么不可靠。
笔者推测,毛因为打算返京,独召周恩来赴武汉,详细了解首都现状及高层动向,尤其是北京安全保卫及局势控制方面是否万无一失,以决定是否返京及何时返京。周恩来也一定会向毛泽东全面汇报“首都工作组”组建运作详情,以及卫戍区部署、部队调动等等,让毛对北京安全以及对整个局势控制心中有数,并百分之百放心。
其后,周恩来又专飞上海见江青。名义上是将毛7月8日那封信转交江青。实际上,也是将北京高层动态,及北京安全防范情况包括部队部署告诉江青(如果不用汇报二字的话),让其彻底放心。因为此前江青说过这话,“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以前,主席不能回北京。”
正是如此,才有了7月18日毛泽东离京半年多之后,正式返京,而且重回第一线亲自主政——就是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际操作上,从刘少奇手中把党中央大权夺了过来。
刘少奇得知毛泽东返京,曾想登门汇报一切,却被毛拒之。而毛泽东却接见了陈伯达、张春桥等。
7月19日深夜,参加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才见到了毛泽东。以后几天,至8月初,刘少奇名义上还主持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但一切按毛旨意行事。毛泽东却紧锣密鼓,暗中布局,准备与刘少奇正式摊牌。
返京后,10天之内,毛泽东采取了两个重大行动。
其一,宣布撤销文革初期派往各学校和单位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并以此为由,追究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实质是开始对刘、邓的清算。
其二,决定紧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机构(包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进行全面改组。
临时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个“非常举措”。本来,中共八大党章规定,每年或至少两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但自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过去了差不多整整4年,中共再未开-次中央全会。如今毛泽东却突然提出开全会,事先未作任何商议甚至通报,完全是想开就开,说开就开。
没有任何一点事先筹划准备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人员也十分奇特。仅有74名中委、67名候补中委与会,却另有47名非中委或候补中委的人“列席”。这列席者,有包括江靑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还有北大“第一张马列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在内的十多名所谓“革命师生代表”,有的甚至连党员也不是。
毛泽东做事,真是敢想敢干,不按常理出牌。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批“列席者”,组成了全会上围攻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先锋和主力。活生生将国人视为神圣庄严的中央全会,变成了一场文革闹剧。
全会议程和时间上也多变。原定开5天,后来开了12天。原定议程,会议第一天由邓小平以总书记名义向与会者宣布说明,主要有:讨论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补议确定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决议等。会议中途,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那张所谓《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于8月7日临时作会议文件散发。由那批列席者带头,会议立即转入了对刘、邓的批判围攻。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和结局,也由此大变。事后看,那些“议程”,不过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理由的一个幌子。
曾列席这次全会闭幕式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自已所经历的一些内情。吴法宪说:
八号那天下午,周恩来突然之间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开会。我刚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等人,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有二十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议。等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先是陶铸来到福建厅,随后周恩来也到了。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95至597页)
吴法宪还说,当时在场的那20多位高级将领和部长们,听后全部都沉默不语,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当时在场的陶铸,也没有讲话。周恩来讲完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走了。会也就散了。”
8月12日,全会闭幕当天,根据毛泽东提议,改组了中央机构,重选了政治局常委(本来选政治局成员和常委应是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第八位。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检讨性发言。他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脫。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刘少奇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9页)
现在看,刘少奇当时的想法还是天真了。他以为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会因此放过他。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和当天,叶群两次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诬陷刘少奇的材料。8月14日,林彪将这两份材料通过江青,交到了毛泽东那里。
9月10日左右,刘少奇写出了《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呈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此时还是不露声色,于9月14日复函刘少奇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0页)
刘少奇接毛泽东复函的当天,向已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致信,请示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50页)
刘少奇有所不知,在毛泽东默许下,江青、康生等人操纵下,欲置刘少奇夫妇于死地的活动正在悄然进行着。
就在刘少奇给周恩来写信两天后的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以薄一波等61人出狱事为题,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欲将刘打为“叛徒集团”头子、后台。毛泽东当时没表态,将之存档,却为今后置刘于死地留下材料。而江青等人,已在秘密建立针对王光美(实为整刘)的专案组。
刘少奇此时,真正成了“笼中鸟”,“网中鱼”,只能听人宰割。11月12日,刘少奇在出席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后,就再没在公众场合露面,一直处于软禁中。
至此,再回到本文开头那个问题,可以说,在毛泽东长时间不在北京的情况下,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及其组建的“首都工作组”,刘少奇或任何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政变”——何况他们根本不会这样想。

“首都工作组”不明不白的终结

最后,谈一下一度权力无边的“首都工作组”以后的结局。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整个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方面利益及权力的较量与冲突,“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也就不那么正常和顺畅了。到1966年下半年,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这首先是“首都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先后受到冲击,以后甚至被打倒靠边。其自身难保,无法再参加“首都工作组”任何工作。最先是北京市委的李雪峰、万里,再以后,身为国务院秘书长、一直是周恩来总理手下主要助手的周荣鑫,因为“西纠”问题,在一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就是挨批斗,被停止工作。
到1967年初,刘志坚、郑维山两位军中将领,也先后遭受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的厄运。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王尚荣、雷英夫、于桑等,也先后在本单位挨批斗。放眼整个“首都工作组”,仅剩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傅崇碧等少数几个成员。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日渐得势。
其深层原因却是,毛泽东7月中旬返京,尤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彻底掌控了北京局势,对周恩来、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就没有多大兴趣了。说不定內心深处,还有某种猜疑和戒备。另一方面,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成了超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甚至政治局常委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党中央机构的权力已大大弱化,运转也很不正常。这时,对江青等人来说,连周恩来也不放在眼里,何况于“首都工作组”!
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江青本人)经常直接对北京卫戍区,对谢富治掌握的公安部发号施令,直接下达指示。这样,“首都工作组”实际面临着被甩开,被架空的局面,其在政治格局中的权威性和要害地位也大打折扣。
最根本性的变化出现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之后。
2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由于有2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与陈伯达这个背景,出席碰头会的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中央文革小组作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3人找江青一条一条说了会上情形。江青当即安排3人直接面见毛泽东告状,引起毛泽东“龙颜震怒”。加上2月17日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指名痛斥江青。
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紧急召集会议,当众大发脾气,说了许多过头话,使得主持这次碰头会的周恩来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检讨。毛泽东立即指示要对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3人开“政治生活批评会”进行批判,并让3人“请假检讨”(实际上是停职检查)。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开了7次这样的“批评会”,除几位老帅、副总理检讨外,周恩来被迫再次检讨。
“怀仁堂事件”之后,江青趁势向周恩来夺权,她在一次有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然向周发号施令说:“主席(指毛泽东)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已经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也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王力:《文革第一年》,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口气之大,前所未有。
随着江青一伙人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升级,叶剑英基本上靠边站,被停止了工作,周恩来处境也很艰难。而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凌驾于中央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基本上名存实亡。
有意思的是,随着文革向纵深发展,连曾经执掌“首都工作组”大权的叶剑英自身及子女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据傅崇碧回忆,当林彪听说叶剑英的两个孩子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在卫戍区所属部队当兵时,就给傅崇碧下令,要把他们抓起来。傅崇碧不愿这样干,就派人事先通知他们离开。
到了1968年3月,一天,谢富治突然又找他布置说(谢富治已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中央文革小组已决定逮捕叶剑英的子女叶选宁和叶向真,以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谢富治要傅崇碧带人去执行。
傅崇碧当然不干,说:“这得先给叶帅打电话,报告他老人家。”谢富治说:“一打电话不都跑逑了,还抓什么?”傅崇碧坚持说:“你不让打电话,我不派人去。”
谢富治没办法,只好说:“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风声。”最后,谢富治另外派人去抓,自然一个也没抓到,因为傅崇碧也派人暗中通了消息。(《傅崇碧回忆录》第185页)
由此可见叶剑英当时处境的险恶。也可见,毛泽东真是善于玩“帝王术”的高手。毛泽东当初成功依靠和利用“首都工作组”,保证自己放心返京,击败“政敌”,清除“隐患”。并且再度“出山”君临天下。眼下,目的已达到,且局势大变,“首都工作组”及主要成员,自然面临“兔死狗烹”的命运。
说穿了,一度大权在握的“首都工作组”,不过是毛泽东政治大棋盘中的一枚棋子。
傅崇碧不理谢富治及中央文革小组那一套,照常与叶剑英等老帅来往密切。谢富治知道后,十分不满,并因此责难傅崇碧,说他不该经常往老帅那里跑。这时,傅崇碧就拿“首都工作组”做幌子,说是叶帅仍是“首都工作组”组长,当然有些情况应该让他知道了解,谢富治对此无话可说。
因为不管党中央也好,或是毛泽东本人也好,都没有正式发指示或发话说撤销这个“首都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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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谁应对文革罪孽负责?

陈益南

文革的风云人物陈小鲁、宋彬彬就其文革中的作为进行公开道歉一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评说。很多人对陈、宋的道歉予以了肯定与赞扬,认为这是清算文革的重要一步。
作为他们本人,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是其良心的发现与提升。
但是,若将这种道歉拔高为对整个文革的反省,则是一厢情愿的莫名其妙!
因为,“红八月”以及湖南道县发生的恐怖血腥罪孽,并非文革的全部表现,在那以后的近十年中,反人权的暴行,变幻为其他形式始终在不断上演,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若干年中,还在演出。
对于伤痕与诉苦,境外的人特别重视。因为,他们只要看到中国人受苦的故事就很满足了,至于历史的其他昭示,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兴趣。他们既不需要有什么感受,也用不着什么反思。
但是,中国人不能像外国人那样只做一名旁观者,而需要对文革的苦难,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
反思的前提,便是认识历史的真相。
真实的历史是,“红八月”与道县的血腥恐怖,只是文革苦难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文革苦难的全部与主干。
实际上,在整个文革的十年期间,不论在文革初,还是文革中,都经常发生当局一次又一次以各种运动名目,竟将数万、数十万普通民众与干部,打成所谓“新右派”、“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并将他们归于另册的恶性事件(包括1969年湖南抓捕判刑杨曦光,1970年北京枪杀遇罗克,1972年仅3000人的外交部就抓出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51人、其他有“五一六”问题者1408人!);经常发生当局以种种莫名罪名将普通民众与干部逮捕入狱的奇冤大案。在广西,甚至由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直接指示,出动军区部队,将数十万普通民众(造反派)当成“土匪”与所谓“反共救国团”,进行残酷围剿镇压,杀死打伤数万人!
很多人说到文革的苦难,就只说一些老干部们的挨批斗、被关押、下干校。而数量更多、涉及更广的普通民众无辜遭受到的悲惨苦难,则常常被当前的主流观念,予以有意无意的淡而化之。
导致发生“红八月”与道县的血腥恐怖以及动不动就将普通民众打成各种名目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与广西公然出动军队镇压老百姓的惨案等这类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文革前便充斥于整个国家的某些反人权的制度与理念!
例如,根本不拿所谓“黑五类”人员当人看的政策,不允许民众对党的领导人有所不满的制度。
甚至,在文革风暴前夕,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还在下指示,要在全国所有的中学,对教师进行分类、排队,清理所谓“资产阶级代理人”及出身不好的教师,以“纯洁”教师队伍。
因而,发不发生文革,这类苦难的出现,都是必然的。
例如,1957 年,并没有什么文革,但55万对党的领导稍有意见(甚至并未发表任何意见)的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便被打成了剥夺公民权利的“右派分子”!
因此,客观地说,最需要对文革苦难负责的,并不是陈小鲁、宋彬彬们,而是导致这些反人权罪孽发生的制度——包括制定与推行这种制度与理念的领导者!
而拔高陈小鲁、宋彬彬道歉的作用,实质上就是为最应对文革苦难负责的理念、制度及其制定与推动者,开脱罪责。事实上,从网上舆论可以看到,当人们热议与赞扬陈、宋道歉之举的时候,很多人便真以为文革的苦难,就是陈小鲁、宋彬彬这些人搞出来的,而不知或忘记了真正的元凶。
由此可见,在一个历史的完整真相尚属机密而被人为尘封之时,想要从这历史中获得真正有益的教训与启示,会有多难。而历史的某些局部碎片,却往往能轻易误导后人。

20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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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朱旦华那个眼神震撼了我

张一哲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自编自印书《回忆与怀念》第三辑。

1992年冬天,我去看望中国社科院的王先睿老人。王老将他应某杂志之约写的一篇回忆他外公与毛泽东交往的文章草稿给我看。这篇用正楷小字写的三万多字的文稿,披露了许多珍闻与趣闻。
有一个情节我有疑义。
文中写到,有一天,他外公去毛家做客时,毛泽东对他外公说,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嫁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了。
我记得已经在别的回忆录中见到过朱旦华向主席“托孤”的故事。我说了别人回忆录的情节,王老说,那个说法不准确。
我问,你的直接信息来源是什么?也许,几十年过去了,人的回忆不完全可靠呢。王老回答说,这些内容是他从他外公见毛泽东当天记的日记中来的。
从信息的信道和信息与信源的距离来看,王老的叙事也许更可靠。“不过,”我说,“朱旦华嫁给邵式平肯定是你外公的笔误。因为我知道,朱旦华是嫁给江西省后来的省长方志纯。”
我帮他分析可能的原因:可能你外公当时记住了“江西省长”几个字,但名字因为不熟悉没记准,是回家后问询或查询之后补记的;毛谈话时方志纯是副省长,而有时口语中并不区别省长与副省长。
王老让我说详细点。我告诉他,我是江西人,读中学时就知道朱旦华嫁给了方志纯。而且文革时方志纯被打成江西头号走资派、叛徒,遭批斗审查,朱旦华也受连累,这些事实知道的人太多。最重要的是,我亲身经历了一次对方志纯、朱旦华的批判大会。那次批判会,给我后来的人生带来极大影响。
那是1977年2月,我在南昌参加了江西省“工业学大庆”会议。毛泽东的文革已经破产了,但华国锋的“文革”正方兴未艾。会议专门开了一个批判方志纯的大会,省委主要领导全部出席,地、市领导和工业战线的领导以及先进模范也出席了。那个大会的所有模式与文革都是一样的,气氛严肃而带有明显的红色恐怖味。
那天,我坐在会场右前部,座位左边紧靠走廊。方志纯和朱旦华被押解着低着头正好从我身边走过。我转过身,一直看着他们俩在批斗的口号声中缓步前行。
我先看到方志纯的脸。那个曾经的一省之长,在自己人多年的“牢狱”折磨中,已经变得漠然和憔悴。
朱旦华步履艰难地紧跟着方志纯。就在她走到我跟前时,偶然地朝我随意地瞥了一眼。我的目光与她相遇了,就在几秒钟之间。朱旦华那种在疲惫的批判中似乎漠然的眼神深处发出一种近乎绝望痛苦的冤屈。我读懂了那个眼神,而且我立即相信了那个眼神。
我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一时间,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
在全场举起的“手林”中,我的手举不起来了;我的嘴巴也停止发声了,我再也喊不出“打倒”这两个字了。文革中我经历过许多的批斗场面,但从来没有这么近地和被批斗者眼神相遇。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那天会议的发言,我一句也没有听清。
朱旦华当时的心理,该是怎样的复杂,怎样的冤屈啊!
在她身上,是如此典型如此显赫的政治社会关系的矛盾纠缠:
她的前夫毛泽民,为创建这个共和国捐躯了,而他的亲哥哥毛泽东,曾经是这个国家最高的统治者,今天仍然被奉做最高的“神”(著名的“两个凡是”就是在这天的前后公开发表的)。照理,她应受到最高的敬重与照顾;
她与毛泽民的亲生儿子,最高之神的亲侄儿兼最后的传言人——毛远新,现在又被当成“四人帮”的死党抓起来了。甚至有坊间流传的故事误传说,毛远新因拒捕而被当场击毙了;
她的同样献身于革命的现任丈夫方志纯,却被当成了革命的叛徒和敌人,被自己人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即使是“四人帮”被抓了,仍然被新的领导当作敌人来批斗,看来似乎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她自己也因此受牵连,挨整多年。在这期间,她的前夫的哥哥,那个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统帅,以及似乎权倾一时终日伴随领袖的她的亲生儿子,好像也不能(或也没有)救她脱离苦海。
这样奇特的矛盾反映怎样的政治现实?
一个女人,为了她所信仰的共产党,在反动军阀的监狱蒙难3年多;然后又在自己热爱的党所建立和管理的“监牢”中度过好几个3年!
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又作为一个几十年投身革命的党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更可悲可痛的吗?
她的灵魂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啊!
我当时真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朱旦华更冤屈的人了。
我们的“革命”小说见不到对这类感情的描写。我后来看了金庸的一些小说,倒是深刻地表现了这种被自己人仇恨和追杀,被自己的亲人冤屈和打击,被自己深爱的人误解和怀疑的心情。在《天龙八部》里,大英雄萧峰所经历的那种冤屈、痛苦和绝望,以及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保留的人格魅力,在我心中激起过强烈的共鸣和震撼。每次都使我回想起朱旦华那个眼神。
我想,比起萧峰,朱旦华的感情和心理应该更加复杂和丰富。为什么中国的作家们没有去写她?今天的作家们,明天的作家们,会有人真实地写出20世纪人类灵魂中的这样一种经历吗?
文革中,我也多次呼喊过“打倒方志纯”的口号。但,这一天是朱旦华使我感到了迟疑,我的手下意识举起却在半途中停住了。当台上领呼“打倒朱旦华”的口号时,我的手再也举不起来了。
几年后,方志纯、朱旦华的冤案被平反,朱老还担任了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我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中,自身多次体验“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一现象,最后留给她的是怎样的心路历程和心灵归宿。
我告诉王先睿,朱旦华绝对是嫁给方志纯了。要么是毛泽东的“口误”,要么是你外公的“笔误”。王老听了我的叙事,信服了。在他同意下,我提笔将邵式平改成了方志纯。
201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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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三十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2月 28, 2014 7: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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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的非典型“保皇派”经历

庞国义

1964年8月,我考入重庆化龙桥虎头岩下的重庆二中(现为重庆29中分校)读高中。两年之后,一场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风华正茂、满怀激情却又单纯幼稚的学生,毫不容情地卷了进去,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文革初期,由各地党政领导部署或授意成立起来,以“保卫党委”为主旨的群众组织,被称为“保皇派”(后来又改称“保守派”),我不慎误入其中,也就有了一段虽不典型却也有些戏剧色彩的“保皇派”经历。
我“被成为”赤卫军战士
1966年暑假期间,8月8日之后(大概是第二天),我在石桥铺街上邮局报栏全文阅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8日,我又在家中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心情极不平静。
第二天上午,家住井口的同学余永堃来我家,约我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一同匆匆赶回学校,恰逢班上几位同学正在商量组织红卫兵的事情。
我们十分崇尚解放军,为与其他班上的红卫兵区别,就把组织名称定为“八一红卫兵”,由我执笔仿照社会上流行的传单内容起草了红卫兵宣言和章程,并用蜡纸刻成传单,张贴在校内和化龙桥街上。由张××等同学将章程递交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得到一笔我们视为“巨款”的活动经费:15元,用来购买笔墨纸张和印制红卫兵袖章,于是我也当上了红卫兵。
其他学校尤其是沙坪坝地区的学校,学生运动已经闹得轰轰烈烈,有的已经杀向社会,师专还发生了著名的“八一五”事件,而我们学校因为地处被称为偏远“西伯利亚”地段的半山坡上,消息相对闭塞,却还在宣传贯彻“血统论”,把同学家庭分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和“麻五类”(中农、职员、教师、小商贩、自由职业者)。
班上几个“红五类”子女,到学校校务处查阅了每位同学的家庭档案,得知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商”,属“麻五类”范畴。一星期后,当我再次从家中返校时,被“红五类”子弟张××没收了红袖章,他板着面孔严肃地告诉我,你属于团结改造对象,但可以参加红卫兵的外围组织。
那些属于打击对象的“黑五类”子女可惨了,我班的李××、汤××等同学被勒令每天到大操场拔草、做清洁,女同学刘××还被勒令交出共青团团徽。
我不甘愿当时代的落伍者,也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只要有机会就不能置身于革命大潮之外,于是迫切要求参加革命群众组织。9月初,一张贴在实验大楼的《东方红战斗队章程》引起了我的注意。大红纸上除了千篇一律地写着与其他组织章程雷同时髦的“宗旨”“任务”之外,“参加人员”中那句“欢迎一切劳动人民子女参加”唤起我的共鸣,“麻五类”属于劳动人民范畴,我的资格合符条件!于是,我邀约了同班同学余永堃、晏尔盈、兰培武一起去报名,得知战斗队的发起人是学校的两位年轻教师李开林(政治教师)和吴晋辉(化学教师,武斗后下落不明),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参加组织。于是我得到第二个红袖章,正中印的是“东方红”三个大字,下面是“战斗队”三个小字。
参加东方红战斗队的同学很多,不几天就发展到两三百人,在学校算较大的组织了。我们知道社会上已经有了“八一五战斗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就议论着应该与社会上的大组织挂钩,哪知两位年轻教师从沙坪坝串连回来,宣布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重庆二中东方红战斗团”,就这样,我“被成为”一名“赤卫军”战士。赤卫军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是重庆官方授意和支持组织起来的,后来被称为“保皇派”。
我就这样成了“保皇派”的一员。
国庆节游行风波
当上赤卫军后,没有什么大的活动。
此时“八一五”派组织在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攻击“八一五是暴徒”的“八二八”事件也传得沸沸扬扬,我们却无所事事,天天在校内球场上打篮球玩。偶尔听到个别同样是“赤卫军战士”的女生从校外回来,说别人骂她们是“保皇派”、“麻子兵”,我弱智地自鸣得意,认为当今“皇上”就是毛主席,保他大方向没错,只是那个“麻子兵”听起不太舒服,反正我脸上没有麻子,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1966年国庆节来临了,团部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以“革命师生”名义参加国庆游行,于是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练习了几天“一二一”,算是我在赤卫军唯一的一次正规活动。
国庆节那天清晨,我们几百号人身着清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怀揣语录本,提前就餐后列队出发,从化龙桥一路步行到李子坝,上“二层马路”(比嘉陵江岸坡上的化龙桥马路更高的上边一条马路),经桂花园抵达大田湾体育场外面的通道上指定位置等候。
团部告诉我们说,今年国庆节与往年不同,因为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八一五”搞破坏,要以造反组织名义举行游行,市里坚决不答应,仍旧按照“工农兵学商”的次序排列,所以我们学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赤卫军成员都不准戴红袖章,均以“革命师生”的名义参加游行。
几名大个子“思想兵”(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俗称)抬起四个厚重立体大字:“革命师生”标识牌走第一列,紧随其后的两幅巨幅标语架上写的是一贯奉行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9点钟过后,游行大队伍缓缓移动,经两路口、观音岩、七星岗,朝邹容路前行。我发现站立两旁的观众稀稀拉拉,而且面部表情也不那么热烈,与去年我当观众时的拥挤欢欣场面完全不同。
过解放碑了,我们一本正经地挥动手中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呼着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整齐地通过主席台。主席台上站的是些什么人,我一个也没有看清楚,也不认识,但肯定没有原来的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因为他已经被点名批判了。
过主席台后,我们不是向左朝民族路走,而是按照工作人员指挥,向右朝民权路而去,沿途不断有人催促我们:“快,快!”抵达较场口后,又有人招呼我们顺中兴路往下疏散。我疲惫地随人流朝前走,途中经过长江边的黄沙溪,才引起我的兴趣,不断朝四处打量。
我父亲抗战时期在黄沙溪码头当了多年的搬运工,抗战结束后第二年,才借钱搬到石桥铺开了一个小小的油腊铺,由此我的家庭成分成了“小商”。我暗自责怪父亲,你在黄沙溪码头多呆几年,我不就是“工人”家庭成分,不就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了吗?哪能像现在这样被没收“红卫兵”袖章!万幸的是没有钱买地办厂,否则成为地主资本家,那就只有下地狱受煎熬,子女的前途就更暗淡了!
经大坪、虎头岩回到学校,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意想不到的是,食堂居然准备好热菜热饭供我们免费饱餐了一顿,看来社会上流传的“保皇有功,麻饼两封”并非空穴来风。
晚上我们寝室十分热闹,班上那位“八一五”派同学黄眼镜(黄德福,家住重钢,工人成分)到寝室串门,张口就宣布:“今天的游行是个大阴谋!”把我们这些“老保”惊得目瞪口呆。他详细叙述了他的游行经历,我们才知道了我们游行散去之后发生的一幕。
原来,当“正牌”游行队伍快要结束时,排在尾部的队伍在七星岗附近按照市里早就策划好的方案,突然宣布解散,使紧随其后的重大“八一五”等造反队伍和“正牌”游行队伍中间立刻出现几百米空档距离,在这段空隙时间内,主席台上宣布游行结束,市委领导们迅速转移到市公安局内躲藏起来,避免了他们“检阅造反派队伍”的尴尬局面。
各大中学校的“八一五”造反派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巨大的“集中火力炮轰市委”标语架,以及自己制作的手工油印机模型,手持纸糊的圆筒“排炮”,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冲破阻扰抵达解放碑时,主席台上已空无一人。然而这丝毫没有冲淡“八一五”游行队伍的斗志,相反人们更觉得市委几爷子的手段卑劣,“八一五”游行队伍在解放碑的声势更加壮观,特别是重庆大学的摩托车队和铜管乐队使人耳目一新,令人振奋,人们自觉地让开道来,鼓掌声欢呼声和“八一五、好得很”的声音连成一片,群众热情达到高潮。
黄眼镜他们经过解放碑,一直从民族路游行到朝天门才罢休,回校已经下午3、4点钟,食堂早已关门,只得等到晚上把中晚餐并做一顿吃,造反者饿着肚皮闹革命早已习以为常。
我不禁扼腕叹息:“唉,今年的闹热又看脱了!”
接班人队伍中有没有阶级斗争
1966年8月31日,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连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从学校广播中听到这段话,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很想成为“中学生代表的一部分”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然而我很快冷静下来,“代表”们绝不可能有我们“麻五类”子女一份。果然,后来我们班上有两位“红五类”子弟去了北京,回来大吹特吹北京见闻,我沮丧地调头远离了那位神吹者,心理极不平衡,他的学习成绩最差,往常根本没有人瞧得起!
10月初,我们学校设立了接待站,许许多多来渝的外地学生在重庆火车站登记后,手持分配住宿地的介绍单在化龙桥下车,一路打听寻找到我们学校,我们这些赤卫军成员则负责搞接待登记,发放饭卡,引领他们到教室改成的寝室休息,睡好吃好后四处参观游览。
学校伙食团顿时热闹起来,一早一晚排起了长队(伙食团早上发放他们中午的干粮),都是南腔北调的外地口音,但以说普通话的居多。洗碗槽旁边的剩饭剩菜到处都是,有时一个个白馒头也被扔在地上,令人心痛可惜。一天早晨,这里终于爆发了一场革命行动。
一位梳着两根蜻蜓辫子的北京女一中学生,揪住了一个扔馒头的家伙(没有佩戴校徽),不依不饶地要那人捡起来吃下去。一大堆外地学生围在那里,叫嚷着问那人是哪个学校的,要查他的家庭成分,还要开会批斗他。那个学生害怕极了,果然捡起馒头硬吞了下去。
听着那个女生如同电台播音员般的标准普通话,心里很受用,我在日记里记下过她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个败类的行为是给我们红卫兵脸上抹黑,是给革命串连抹黑,对这种现象决不能容忍!我们一定要通知他的学校,严加处理。为了杜绝这类现象继续发生,我建议大家展开讨论,题目就是:‘为什么今天还有人浪费粮食?’‘我们接班人队伍中有没有阶级斗争?’”
不久,我看见食堂周围贴满了标语:“浪费可耻,节约光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一堆收集起来的剩菜剩饭旁,贴着几个斗大的字:“同学,看见它你想到了什么?”最后那个问号画得很大很醒目。
我特意在接待登记簿上查到了那个北京女一中女生的名字,叫朱晓红。
原来“麻五类”也可以外出串连
在接待工作中,有幸结识了一名郑州航校的来渝学生郑福龙,他个子瘦高,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一看就是个“革军”子弟。他希望我们陪他到渣滓洞参观,我和一位名叫朱荣凡的高一同学便陪同他一道上了歌乐山,没想到这次导游使我的人生道路出现了精彩的一段。
在渣滓洞、白公馆、杨家山、戴公祠游了一遭,我滔滔不绝地介绍解放前夕“11•27”大屠杀的情况,郑福龙听得津津有味,还提出要看《红岩》小说封面上那块“红色的岩石”和“沙坪书店”,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告诉他,《红岩》是小说,里面有加工虚构的成分,真正的“沙坪书店”是没有的,那块“红色的岩石”是四川美协版画家的创意,听后他显得很失望。
我的同伴朱荣凡家住南岸,也是第一次到歌乐山,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好奇,他很腼腆,不好意思当着外地学生的面向我提问,总是笑嘻嘻地昂起“一匹瓦”分头,谦恭地听我给他们介绍情况。
——可惜的是在1967年8月3日,这个瘦小体弱的男生(当时已加入八一五派)无意中被人鼓动去参加武斗活动,在杨家坪空压厂中弹负伤后被反到底武斗人员用刀砍死了,死状极惨,尸体被埋进了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墓园”里。更不幸的是他的亲弟弟(重庆十一中初三年级学生)是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成员,8月18日在增援陈家坪五台山时遭八一五派伏击中弹身亡。
歌乐山之行当晚,我把郑福龙作为新结识的朋友领到我们寝室玩耍,与同寝室的余永堃同学见了面。
永堃性格直爽大胆,直言道出我们“麻五类”子女没有资格上北京串连的苦恼,希望能得到帮助。郑福龙听说重庆市委以阶级成分为借口,阻扰革命师生串连,立刻义愤填膺,说外地早就不讲血统成分了,谁都有资格上北京串连,新华社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就包括了不是红卫兵的老师和学生,他表示有办法帮我们搞到去北京的火车票。
第二天一早,我和永堃陪同郑福龙到了火车站售票处,那时大规模的串连活动刚开始,由于重庆各校的压制阻扰,从重庆本地出发到外地的人员并不多,排队办票的一般都是外地来渝后离开重庆的。郑福龙用郑州航校的串连介绍信,轻而易举地办了一张三位去北京的车票和一张一人到昆明的车票。原来他那张介绍信上写的是4个人,那张填着3人去北京的车票给了我们(这种一张票单上填写乘车人数的车票在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时间是后天,即10月18日,他自己留下了去昆明的个人车票,时间是明天。我们高兴地乘缆车上了两路口,带着他乘兴一路游到解放碑玩了大半天。
晚上,我俩邀约同班同学兰培武一道进行了密谈,决定我们三个“麻五类”子弟结伴,一道去北京见毛主席。兰培武是团小组长,余永堃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们三人平时就是“死党”,彼此信赖,这次结伴而行,没有经过学校认可,也就没有串连介绍信,是要共同承担风险的。
难忘的北京之行
听说遵照市委指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纠察队在火车站严防死守,防止非红五类子弟外出串连。而北京对黑五类整得非常厉害,对非红五类子弟也不客气,有人去了北京也被清理出来。我们现在只能冒充外地学生进火车站,到了北京再相机行事。明天回家作必要准备,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1966年10月18日凌晨5时,我们三人各背一个胀鼓鼓的书包(主要是语录本、换洗衣服、学习用具、盥洗用具等,学生证和钱、粮票揣在内衣口袋里),迎着拂面凉风从校园出发,静悄悄地朝菜园坝火车站步行进发。前景莫测,一路无言,生怕路上遇见巡逻队盘查。大家约定,一律只准说普通话,一口咬定是郑州航校的学生,学生证介绍信都搞丟了。
所幸10公里的公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一个人,那些夜巡队恐怕都收班回家补瞌睡去了。
天色蒙蒙亮,我们进入一家亮着灯的小面馆吃了一碗小面,老板娘真的把我们当成外地学生了,问我们在重庆耍好了没得,为什么不多耍几天?我们含糊回答了她的问题,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我们心虚地在黑压压一片人头的候车大棚地上坐着,眼睛不断朝四面扫射,观察有无异动。好不容易到了8点半钟,喇叭里传来10次列车检票的消息,立即随着人潮涌向检票口,我紧张地递票给检票员说:“三个人。”她瞄了一眼票,顺手撕去一角,我们进站后像出笼的鸟儿一样飞奔登上一节空车厢,迅速在硬座上坐下,不一会儿就座无虚席了。重庆是这趟列车的始发站,乘客中除学生外,还有不少出差人员、探亲人员,所以还比较正规,但此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为此吃尽了苦头。
我仍旧密切注视着周围的情况,生怕“纠察队”人员突然上车盘查。直到9时正,列车一声长鸣,车轮缓缓启动,那颗悬吊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喇叭中传出激动人心的语录歌,一位女列车员进入车厢,指挥我们一齐高唱:“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惊无险,我们如释重负,谁也阻拦不住我们了,可以开口说四川话了!沿途风景不错,绿色田地里许多社员向我们招手,我们得意地挥动语录回敬。
晚9点一刻,列车抵达成都不走了,要另换列车,这下乱套了,我们立即扑向一节卧铺车厢。永堃动作麻利地翻窗进入抢占了一个上铺位,我和兰毛(兰培武外号)没有抢到铺位,只好轮流上去与他挤着睡觉。
喇叭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播出一条消息:“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50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
我们条件反射地弹了起来齐声哀叹:“遗憾,晚了一步!”
窗外不再绿油油的一片,呈单一黄色,出现跟陕北一样的分散窑洞,好远才看见一个。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对面铺上那个铁路局青年意味深长地似诵似问。
蓦地,一片滔滔奔流的黄水出现在眼前,我们一齐惊叫“黄河——”
过黄河大桥,安阳、邢台、石家庄、保定……一个个车站抛在身后,离北京越来越近,心脏跳动利害!
女播音员动听悦耳的声音响起:“旅客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前面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城了,让我们高唱《东方红》,迎接即将到来的幸福吧!”我们兴奋地跟着唱了起来。列车缓缓驶进永定门车站。
并非想象那般恐怖,此时的北京,没有人拦截问我们家庭成分,我们随人流在一个体育场排队,按次序乘上大客车,被送到北京抗大战校(80中)住宿。
教室就是寝室,窗户紧闭,地上铺着稻草草席,靠墙四面是几排暖气管子,晚上不用盖被子,同寝室的十多个武汉师生后悔带了累赘的铺盖卷。
永堃拿着我们三人的学生证急忙到接待处登记,领了饭卡,每人还得到一本《十六条手册》、《纪念我们的文艺革命先驱鲁迅》,关键是得到一枚梦寐以求的毛主席像章,令我无比兴奋激动,立即在日记本里写上:
“一轮红日从胸中升起,红太阳照耀在我心里!”
10月21日,天气晴朗,我们一早赶到天安门广场,在茫茫人海中排队等候照相,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套上“东方红战斗队”袖章,手持语录本,在毛主席巨幅画像前留下“珍贵的瞬间”。
说起这个袖章令人尴尬,虽然我们已经更名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东方红战斗团”,却没有换发新的袖章。有人指着袖章问我们为什么不是“红卫兵”而是“东方红”时,我们搪塞道:“‘北航红旗’袖章上不也没有红卫兵三个字吗?”
遗憾的是故宫门前贴着告示:“为了防备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坏人破坏历史文物,故宫博物馆暂停开放。”附近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没有对外开放。
在清华园和北大抄了整整一天大字报,主要是中央首长的讲话。我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批判“血统论”的那段特别感兴趣:“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我在笔记本上抄了几十页。
晚上,我们安静地在地铺上整理笔记、传单,那边武汉师生在作小结。带队的刘老师突然说:“他妈的,今天看见我们武汉一个学校贴的通缉令,要把他们学校几个职员出身的学生从北京抓回去!”
我们这边三个“麻五类”不敢吱声,心里咚咚直跳。脑子里谭立夫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和陈伯达的“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相互打架,乱做一团。
10月23日,漫游中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左边树林,鸟儿鸣叫,右边堤坎,绿水清波,浓浓树荫掩盖一段红墙绿瓦,竟是一所学校——北京市女一中,就是在我们学校揪住扔馒头学生的那个朱晓红的学校。我想她可能还在南国漫游串连,没有回校吧。
奇迹发生了,当我大声用四川话喊“兰毛”的时候,旁边人群中一个脑袋忽地转过来,居然是我们东方红战斗团的团长李开林老师。他是学校第三批赴北京代表团的成员,无比惊讶地望着我们。
我们“他乡遇故知”般地高兴,也不顾忌串连身份不合法赶紧围了上去。他却很平静,笑眯眯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一再劝我们尽早离开北京,说今后串连的人越来越多,乘火车更挤了。我的理解却是他怕我们学到造反精神,回去后要造他的反。
北京串连最大收获是证实了毛主席确实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知道了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代表革命路线,成员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工作会上作了检查,今后恐怕在劫难逃。
五天期限已到,接待站已经给我们送来去上海的火车票,催我们离京。我们错误判断毛主席已经接见红卫兵多次,不可能再次出来了,只好悻悻离京。但不管怎么说,此行北京,也算人生一段精彩乐章。
在上海接待站里打了一架
10月26日下午三点,623次到浦口的列车启动,车速很慢,有时“临时停车”达一个多小时。李团长“乘车更挤”的预言兑现了,我那天误解了他的好意。硬座车厢内人满为患,空气混浊,男男女女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挤作一堆,没有任何邪念地互相依靠着身体睡觉,互不干扰,秩序良好。
10月27下午,列车停靠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一片嘈杂声音传了进来,伸出脑袋一看,原来对面一辆北上列车打破了站台井然的秩序。一群久候在这里的红卫兵开始攀登列车窗口,一个身背书包的十五六岁少年,两只手掌吃力地紧攀窗沿,身子紧贴车厢,脚离地半公尺远,意图从窗口爬进车内
意想不到的是,那车厢内同样戴着红袖章的学生却“啪”地一下关下窗门,沉重的窗门压住了少年手掌,他全身重量就靠这两张手掌支撑,这能坚持多久?
“简直比渣滓洞的特务还残暴!”车底下的人和我们这列车上的人都惊叫和责骂起来。
“妈的,对面车厢里是些什么人?快把窗户打开,让人家上去!”这是一个北京口音。
“你们还有阶级感情吗?”好像是湖北口音。
“小崽儿,坚强一些,坚持就是胜利!”典型的四川话。
那个少年受到鼓舞,咬紧牙关,满头大汗,一声不响地忍受着。谁知那边车厢里的人先是用拳头猛击那双被压住的手掌,继而竟用小刀在那无辜的手背上戳了起来……
车底下的红卫兵狂怒了,跳下站台从枕木上捡起石块朝那列车的各个窗口投掷上去,开始了一场混战。我们车内的几个女生吓得哭了起来。
结果不得而知,因为我们这列车恰好缓缓启动,离开了徐州车站。这血淋淋的一幕使我难受了很久,一直担忧那个少年最后怎么样了。在越来越庞大的串连队伍中,竟有人为了自身利益表现得那么残忍!
10月30日乘晚上11点钟的火车离开南京去上海,再次体会“乘车难”的滋味。下午6点就在车站外的候车队伍中排队,好不容易挨到11点,可是去上海的火车没有丝毫响动和踪影。
在冰凉的地上坐着,寒气逼人,一身疲软,睡意朦胧。我昏沉沉地靠在兰毛肩上,他一摸我的额头惊叫:“你在发烧!”立刻跑到站上医务室,要来几颗退烧药片,又端来热开水,叫我服下。永堃也拿出刚买的菱角叫我吃,我感到闷人咽不下。
不知过了多久,火车进站的消息像飓风扫过马路,平地立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人们一个紧跟一个,在灰黑的平房之间弯来绕去,天边现出鱼腹色,四周房屋轮廓越来越清晰,啊,天亮了,我们在这里整整等了12个小时!
当人们发现面前的火车时,队伍大乱,不顾一切地朝车上涌去。见车门口堵满了人,我们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飞奔窗口你推我拉爬上火车,“飞车”付出的代价是:兰毛上衣口袋里的眼镜架在攀越车窗时被压坏,我口袋里的眼镜片掉了一块,成为“独眼龙”,好在我们平时不是非戴眼镜不可。
车厢内已经饱和,我被挤在一个椅子角落,差点窒息。余、兰二位爬上了行李架,又被列车员撵了下来,我们挤在一起站了两个多小时,才出现空隙坐在地板上。因为服了药,又经过剧烈的攀车运动和车厢内大烘笼般的蒸烤,出了一身大汗,病魔居然被驱跑了。
上海外滩的市人委楼前人山人海,火药味十足,喇叭里响彻豪迈的战歌,从高楼大厦上撒下的传单如雪花漫天飞舞,“打倒陈丕显,火烧曹荻秋”的大标语比比皆是,几个戴高帽子弯着腰的人正在挨批斗。我们不知究竟,只能当看客。
在上海的七天里,我们到豫园参观小刀会遗址,到虹口公园参观鲁迅展览馆,到江南机器厂瞻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去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还坐长途车去宝山县望大海。
在卢湾区工人俱乐部接连看了两个展览:一个是《抗大校史展览》,一个是《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红雷青年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晚上,在俱乐部澡堂洗了个热水澡(离开北京那天我们洗的冷水澡)。还破天荒地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黑白电视,是播放中国与罗马尼亚乒乓球友谊赛。
离开上海前晚,与接待站同住一室的辽宁本溪学生打了一架。
那8个本溪初一学生卫生习惯太差,平时穿着球鞋在地面上的被子上踩来踩去,上厕所却不穿鞋,脚上还沾着尿水就钻进被窝。更恼人的是晚上嬉闹滚打,嘲笑我们四川话“把鞋子递过来”是“把孩子递过来”,“你们孩子多大了?”没完没了。还把那个多点控制灯开来开去,室内忽明忽暗,严重影响我们看书写字。我们多次劝告也无济于事。
晚上10点过,我们躺下休息了。两个本溪学生没有瞌睡继续练习摔跤,一个倒地正好摔在兰毛身上,平日脾气好得出奇的兰毛忍无可忍,大吼一声,翻身提起身上那个学生朝一旁扔了过去。另一个学生扑了过来,兰毛飞起一脚,把他踢翻在地。另外那六个学生“哇哇”直叫,立即围上来要抓打兰毛。我和永堃见兰毛两拳难敌十二腿,也立马翻身站起,各自就近抓住一个掀翻在地。
永堃大声喝叫:“全部不准动,谨防老子的砣子不认人!”
我也提起虚劲吼道:“都滚回去睡好,不然今天全部打下来趴起!”
接待站工作人员听见喧闹,立即赶来制止了这场混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返程途中的惊险一瞬
从上海到贵阳的车票是11月13日,我们不能傻等,决定提前一周出发,翻越栏杆进入天目东路的上海北站,在站内守候一夜。第二天下午,没有人检票,从站门开始一阵狂奔,见到列车立即翻窗进车厢,里面已经又是满员了,这是起点站,真不知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上的车?
混乱中我与他们两个挤散了,随人潮被挤入一节软卧车厢走道上。
一个手提公文包的中年人,起劲拍打包厢门,门忽地打开,里面人堆中出来一个凶神恶煞的青年大汉,阻止中年人进去,双方争辩起来,操一口京腔片子的青年大汉蛮横地说:“我是北京红卫兵,就是应该优先坐车,你敢把我怎么样?小心老子揍你!”
中年人气馁了,嘀咕道:“好,你是红卫兵,惹不起,躲得起。我的软卧车票算白买了。”便朝另一节车厢拼命挤过去了。
我们一大堆人便在包厢外狭窄走道上坐下来,人挨人,人挤人,盘腿坐在书包上,因为无法抬腿换脚,一会儿脚就酸痛了。那些挤来挤去过路的,小心翼翼见缝插针下脚,还是经常踩到别人身上,灰尘和臭气直朝鼻子里钻,有什么办法呢,能挤上车就算不错了!
麻木地昏睡,手脚动弹不得。口渴得要命,厚着脸皮叫旁边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女生把水壶借给我喝了一口,她没有拒绝。大家都不敢多喝水,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了人,根本无法上厕所。
柳州过后,火车离了湘桂线,开始在黔桂线上驶行。窗外除了山,还是山,深山里的筑路养护工人向列车招手,他们的帐篷和炊烟,给大山带来一丝生气。
严重超载的列车在崇山峻岭中爬行,盘来绕去,速度很慢,没有检修的车厢吱吱嘎嘎地扭动作响,真担心拖不动,把我们扔在山里。
火车进入黔境,兰毛和永堃找到我们这节车厢来了,大家见面又亲切又高兴,毕竟回到大西南了。
独山,是抗战期间日寇唯一在大西南涉足过的地方,火车停下休息片刻。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农民,站在车下向红卫兵讨要毛主席纪念章,有的得到一枚,就欢天喜地离开了。
列车靠停车站,是我们例行“方便”的大好时机,平时大家都是翻窗子下去就对着车轮“扫射”。
兰毛尿急,从窗口跳下去,这个团小组长脸皮太薄,见下面人多,还有女生,忘记“屙尿不看人,看人屙不成”的习俗,急忙翻越站台栏杆,朝车站后面一间房背后跑去。
小站停车时间太短,不管他的百米冲刺速度有多快,站台上已经响起哨音,列车随之开始启动。
我和永堃双双挤在窗口,焦急地惊呼:“快,快!”探出半截身子,企图伸手拉住拼命跑回来的兰毛的手,列车正在加速,那个摇旗子的铁路员工见状疾呼:“危险!”也追着跑。在距站台终端不到10米的一刹那,我们终于抓住兰毛伸出的手,齐心协力,把他从窗口下生拉活扯地硬拽了上来,好悬呀!要是列车驶出站台就只有死路一条,就靠这零点一秒,我们化险为夷!
贵阳“革”与“保”斗争十分剧烈,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大街上一边是与重庆八一五观点相同的“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造反派标语,一边是“保皇派”标语:“向老红军贾启允学习,致敬!”
这个贾启允是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重庆的“保皇派”都不敢写这么露骨保领导人的标语,至多写个“抓革命,促生产”来代替。
11月14日上午我们抵达蓉城。
成都火药味很浓,昨天(13日),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红卫兵成都部队主持召开30万人大会,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做检查,却被川大八二六、重大八一五、首都南下红卫兵造了反,说是主持者“右倾”,致使大会流产。
人民南路热闹非凡,各派各组织的高音喇叭展开对攻,有的叫“红色堡垒”,有的叫“解放大西南”……成群成堆的人在下面听着、说着、争辩着。漫天飞舞的红、白、黄、绿各色传单,把人群一会儿引向东,一会儿引向西。
一群学生用粗绳拖着一辆客车在大街上缓缓行走,一个大学生站在车顶上,手拿话筒激愤地发表演讲:“市委和校临革压制我们革命,不拨经费,不给笔墨纸张,不给宣传车。压迫愈深,反抗愈深,蓄之愈久,其发必速!真理的声音是挡不住的!”
四周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们分别到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川大、川医、工学院、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处看大字报,捡传单。还到大邑县安仁镇看了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四川美院创作的那个著名“收租院”雕塑也在那里展出。
11月17日,在成都大学校园听到广播,内容是:中央决定,从11月20日起,停止全国性乘车串连。我也觉得这个混乱局面应该结束了。
兰毛的大哥在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读书,刚串连回校,他们一路也是三个人,只回来了两个,另一个不慎在北京北海游泳淹死了。想起兰毛在独山车站惊险的一幕,不由暗自庆幸我们这个三人小团体依然完好无损。
11月24日晨5时,成都东下的301次列车准点开出。兰毛留在成都继续陪他哥哥耍,我和永堃在下午6点多钟踏上了家乡大道,结束了历时三十八天的串连之行。
亲历“一二•四”事件
回到重庆不久,就在大街上看见了以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原工人纠察队)名义贴出的石印开会海报。当时“思想兵”、赤卫军和“工纠”(人们对工人纠察队的鄙称)都是造反派八一五派的对立面。我作为赤卫军成员,兄弟组织召开大会理应关心,于是在12月4日一早,我和永堃相约来到大田湾体育场,无意中亲眼目击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武斗。
来自各企业各单位的与会者高举红色队旗和主席像、语录牌,从体育场大门和各个入口秩序井然地进入场内。我们两个散兵在体育场主席台后面的一道门被裹入人流之中,顺利进入场内主席台侧面上方坐下。我们前面整整齐齐坐着几排戴着“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崭新红袖章的小学生,他们很激动兴奋,是“保皇四军”的追随者,其在校的对立面是八一五派的“小闯将”。
体育场内人山人海,个个兴高采烈,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集会,跟着会场广播一遍又一遍地高唱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等。而在会场外边通道上停着的几辆造反派宣传车,反复播放的语录歌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不同内容的语录歌显示着不同的观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使人预感今天的大会一定不寻常。
大会尚未正式宣布开始,主席台上便发生骚乱,我们坐的位置居高临下,清清楚楚地看见几个人在主席桌前推来搡去,好像在争抢麦克风。我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周围的人就站了起来,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撵出去,撵出去!”
一个瘦瘦的戴军帽的眼镜青年(旁边有人说是重大八一五的周家瑜)正拼命扑向台桌抢麦克风,被几个大汉连拉带拖不知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也被照此办理(后来知道是重大八一五的黄顺义),四周随之报以一片欢呼声和热烈掌声。
我十分惊讶,这些造反者是怎么上的主席台?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更大的骚乱又开始了。临近主席台前的坝子上,忽然有一面旗帜晃了起来,上书“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原先站在那里的一群青年人像得到冲锋令一般行动起来,直端端地呐喊着向阶梯上攀登,威逼主席台。主席台前的大会纠察人员连忙阻拦,更多的工人纠察队员赶了过来,把进攻者围在核心。
场内早已大乱,许多面旗帜在挥舞:“工人造反军”、“二七战斗团”、“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造反派纷纷在旗帜下集结,一边呼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边向主席台推进……
那些工人纠察队队员,愤怒谴责、坚决阻挡这些不速之客破坏会场秩序。主席台前的工人纠察队员手挽手排成层层人墙,不准造反派人员往上冲。四周看台上同时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吼声:“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
我在愤怒的浪潮中也受到感染,觉得造反派实在太不像话,难道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有错,也要来造反?我也加入到狂叫的声浪之中。
靠在大门外的几辆八一五派宣传车开始往会场里挤,一边通过高音喇叭高呼口号:“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一边朝场内驶来。大门口工人纠察队防线形同虚设,大批造反派人马像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一般蜂拥而入。
一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宣传车十分醒目,车上那面印有“鬼见愁”三个大字的红旗迎风猎猎招展,喇叭中一个中气十足的尖利女声用标准普通话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一边要冲主席台,一边要拼命阻击,双方先是唇枪舌剑的口水战,继之发生抓扯打斗,那些随身携带的语录牌、旗杆,和刚刚拆卸下来的大型标语和主席像的抬架,都成了手中武器,这些木制武器很可怕:上面带有钉子,只要是打在身体裸露部位,那鲜血就会一涌而出。
十万人的会场像煮沸的开水一般,叫骂声、撕打声、哀喊声不绝入耳,双方至少有近万人直接卷入了这场文革以来全国首次大规模武斗。
武斗逐渐形成两大块焦点战场,一块是主席台前的阶梯,那是预先布置在那里的造反派“敢死队”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在工人纠察队顽强阻击下,不断有进攻者倒下,爬起来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继续往上冲。另一块在球场中部,那是造反派从场外涌进来的接应队伍,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向主席台靠拢,支援先头部队。
四周看台上的人群帮不上忙,只能大声地有节奏地高呼:“八一五,暴徒!”喊叫声此伏彼起在体育场上空回荡,以此声援场内正在酣战的战友。
大会主持者见大会已经无法正常进行,几个人临时碰头后,一个负责人拿起话筒宣布:“大会暂停召开,请工人战斗军的同志撤出会场,立即撤出会场!”几句话说完,主席台上的人员就从专用通道迅速撤离。
刚开始,场内的造反派人数少,搏斗中处于下风,随着大批造反派人员潮水般涌入,防守人群听从大会指挥从各个通道迅速撤走,场内还在与造反派对抗的工人纠察队员逐渐减少,处于劣势。
永堃招呼我:“走,下去看看!”本想从高层看台往下走,声援场内的弟兄们,哪知接到撤退命令的工人纠察队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文艺军、红小兵的老弱妇孺们,从场内和低看台蜂拥而上,蚁群般直涌看台中部的出口,生生地挡住我们的去路。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中我们也只好随大流退出到场外。
刚刚退出场外,就听见场内传来一片欢呼声,几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止不住喜悦高喊:“我们胜利了!”“八一五,好得很!”
转身来到体育场大门外,看见车道上停着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卡车,一些从场内抬送出的伤员正在上车,那些伤员有的捂着头有的按着手,都能够自己走动。听说已经开走好几辆车了,原来造反派们早就做好了武斗准备。
时间快到中午了,我在两路口挤上一辆9路公交车回家,车上大部分是气愤难平的“保皇四军”人员。汽车驶过大坪后缓缓停了下来,前面河运校与重庆医学院附近的交叉路口上发生一起车祸,路被堵死,只得下车步行。
车祸现场有一辆灰色破旧的三轮车侧翻着,旁边躺着一具女尸,大约二十四五岁,农村妇女模样,头部严重撞伤,血流满地,正在等候交通警察前来处置。没想到这具普通车祸的女尸几天后竟被当成了“一二•四”事件的“殉难烈士”,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第二天,即1966年12月5日,我又到了两路口,只见一幅幅大标语在建筑物墙上触目惊心地贴着:“向工人纠察队讨还血债!”“坚决揪出一二•四血案的凶手!”
体育场、体育馆和市体委大楼前的大批判专栏上,一张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写着昨天发生事件的经过,大意是造反派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被工人纠察队拒绝并打伤两百多人,已经有3人死亡。不一会儿,有人用钢笔在上面补充批写:“又有两名不治身亡,死亡人数上升为5人。”等我转了一圈回来,只见不断被人用钢笔修改补充的死亡人数已达14名!
我走进体育场大门,造反派正在开纪念大会,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后来造反派之间发生分裂,罗被羁押,跳楼自杀身亡)正在主席台上用蹩脚的普通话对着麦克风发言,他用低沉哀婉的声调说道: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
会后,群情激愤的造反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口声声要揪出制造“一二•四”血案的幕后黑手——重庆市委!
工人纠察队究竟打死人没有?在场的工纠队员们都声称自己没有打死人。造反派坚持认为会场上有人死亡,而且尸体已被转移。以“北航红旗”、哈军工“鬼见愁”为首的外地学生和造反派一道到火葬场等地寻找当天死亡人员的尸体,企图证实工人纠察队打死造反派人员的宣传。
不久,造反派公布了两百多名在市第三人民医院、重医儿科医院、市外科医院等医院疗伤的造反派伤员一长串名单,大多是头、脚、手等部位的轻伤,没有伤残及后遗症。
但在公布的七八个死亡者名单中,我惊讶地发现,“廖承秋,女,20岁,死亡地点:河运校路口”,这不是那名车祸遇难者吗?我感到十分震惊,不禁对其他死者的真实性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虽然“一二•四”大会现场没有因斗殴死人,一首由文艺界造反派谱写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还是在重庆大街上迅速流传:
“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
文化宫中门对面的墙上,贴着用两张白纸工工整整抄写的歌单,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向围观的人群教唱这首歌。我混在人群中听了一阵,觉得旋律还是很优美的,即使在高潮部分,也不像当时流行的造反歌和语录歌那样硬梆梆的。
等教唱歌曲的人走了之后,有人悄悄在歌单上那句“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面用钢笔批注道:“在火葬场”“在省二监狱”,发泄了对造反派捏造事实的做法和说法的不满,算是虚弱的工人纠察队及其“保皇派”同盟军对造反派荒诞行为的一个小小反击。
在中央文革明显偏袒支持造反派的政治高压下,被诬为“打人凶手”“杀人犯”的工人纠察队树倒根摧,土崩瓦解,成员纷纷倒戈“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作为“工纠”同盟军的赤卫军也受到牵连,不少成员回家蛰伏观望。
我回家躲避了一段时间的风声,一天偶然在大街上看见一张铅印的“思想兵”副政委孟军造反声明传单,好像茫茫大海浮现一根稻草,又见到一丝希望,于是我便回校,与同学晏尔盈一道采取了一个荒诞可笑的举动,成为一场砸抄行动的祸端。
我们的造反计划意外夭折
说来可怜,当了几个月的“保皇派”赤卫军士兵,竟不知本部最高领导人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其实赤卫军虽然全市有统一的名称,却没有统一的总部(或者虽有,却不为下属成员所知),作为外围组织,一般都依附于本单位的“思想兵”。唯一知名的保皇四军“工人战斗军(工纠)”头头楚光辉,还是“一二•四”事件后,在大街上看见“八一五”派刷的大标语“向楚光辉讨还血债”才知晓的。等我知道“思想兵”统领人物刘桂兰、孟军、王桂香等芳名时,她们已经是宣布造反的“叛徒”了。
同学晏尔盈家住化龙桥食品公司屠宰场内,他牛高马大,却戴着斯文眼镜,显出一副学究模样,他到我们寝室说,他在大礼堂听了孟军关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报告,很受启发。他决心走孟军的道路,造“思想兵”、赤卫军的反,加入造反派行列。社会上流传“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此时不亮出革命造反旗号,更待何时?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
我们商量后到大坪一家刻字社刻了一枚“重庆二中革命造反纵队”的公章,准备择日揭竿起事,公开亮相。晏尔盈说他打听到幼师有一个赤卫军的造反联络站,我们先到那里去挂钩,联合起来力量大一些。我觉得可行,就在12月末的一天下午5点钟左右,与他一道去了幼师。
幼儿师范校园空空如也,大多数学生已经回家团聚准备过元旦去了。我们按照路边一张写着“红色造反联络站由此去”的路标到了一栋两层楼房,底楼无人,上了二楼,见一间办公室门前贴有“化龙桥地区红色造反联络站”字样的纸牌,便冒昧闯了进去。
想象中幼师是女生的天下,殊不知里面坐的一个二三十岁的高个男子,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明显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他头戴一顶带舌的蓝布棉帽,身穿一件蓝色棉衣,腰间扎一根皮带,棉裤上还扎着绑腿,俨然一副淮海大战时期的“支前民兵”模样。听说我们来意后,他表示欢迎并叫隔壁房间的一位女生给我们端了茶杯过来。
相互介绍中得知,他是幼师的专职团干,赤卫军负责人,谈话中不时冒出“岂有此外”的口头禅,我理解就是“岂有此理”的意思。当他从晏尔盈口中听到“孟军”二字时,不禁脱口骂道:“这个叛徒!”他滔滔不绝地说,决不能走孟军的道路,她的行为不能代表广大红卫兵、赤卫军战士的意愿,我们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是收拢已经散失的队伍,清算前段时期的工作失误特别是纠正右倾错误,重整旗鼓,坚持把红旗撑到底。
我和晏尔盈互相对望了一眼,心想:完了,此路不通!
他拍了拍桌子:“我们决不认输!你知道八一五干了些什么?煽动牛鬼蛇神翻天,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动摇红色江山,能跟他们一起造反吗?真正是岂有此外!”
见话不投机,道不同则不与之谋,于是站起来准备告辞,殊知风云突变,外面传来阵阵声浪,隐隐感觉有大队人马杀来。楼梯口几个女生惊恐地问道:“哪里的?要干啥子!”
来人大吼:“革命造反者向上冲呀!砸烂黑联络站!”
“团干”闻声脸色倏然大变,伸手拦住我们俩,怒目而视咬牙切齿说道:“你们两个原来是奸细,我晓得八一五就会搞这些下三滥,不准走,给我说清楚!”我还真的紧张起来,心里直打鼓,后悔今天不该来。
一群学生涌了进来,为首一个小个子眼镜神气活现地宣布:“早就晓得你们这里是假造反的保皇窝窝,今天非砸烂不可!”“团干”瞬间气势骤降,放开我俩,摊开双手不停地摇晃叨念:“岂有此外,简直是岂有此外!”
那个小眼镜白净脸皮,穿一件像唱戏的宽大衣服,扬着那只看不见手指的长衣袖,指挥众人在办公室翻箱倒柜,搜查文件纸张宣传用具。那时砸抄行动还比较文雅,毁物不伤人。幼师“团干”口头上表示几句“强烈抗议”后就喘着粗气不再吭声。
小眼镜蛮横厉声对我们两个说:“各人回二中八一五那里去登记,不准在这里搞啥子假造反串连!”
我俩一头雾水,出门下楼,在人群中遇着一位T同学,他告诉我,他听说我们去幼师串连,就跑到隔壁工业校给一位同学讲了,他们说正准备砸掉这个联络站,就由工业校八一五战斗团勤务员雷午生(后来成为反到底派红岩兵团勤务员)带领三四十个人来了。
原来如此,真正的“间谍”就是这位T同学。可现在一边认为我们是“贼心不死”的保皇余孽,另一边给我们扣上为砸抄引路的“奸细”罪名,明天我俩肯定会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在两派的大字报中。
这场意料不到的结局,令人有口难辩。把我们逼进了一条死胡同,即使马上扯旗造反,也会被视为脸上“麻窝窝”没有填平的“保皇变种”,落得被砸抄的下场。
我灰心丧气,百般无奈地回到学校寝室,把铺盖卷好,当晚就背回家中,决心除了每月返校领一次粮票之外,再也不在学校留宿耽搁了。
造反派一统天下了(一月夺权后他们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我终止了四个月的赤卫军“军龄”,从此游离于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之外,成为一名与世无争的逍遥派。
那枚从未启用过的“重庆二中革命造反纵队”公章,在七十年代初全市清扫文革痕迹时,被我一刀劈为两半,连同一叠日记本和那些在串连、武斗期间收集的传单小报一起,扔进灶堂一把火烧掉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却也丢失了现在回顾文革历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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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周培源和季羡林
文革中为何参加北大“井冈山兵团”

舒 声

文化大革命前,周培源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文革中的1967年,他们几乎同时加入了反对聂元梓一派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这两位著名的学者为什么会参加这个造反派群众组织?他们在井冈山兵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周培源怎么成了反聂派的领导成员
在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周培源对陆平的工作作风是有意见的,也向周恩来反映过对陆平的看法,认为陆平把北大搞乱了。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时,周培源正在筹备国际物理讨论会,对聂元梓大字报是持支持态度的。文革开始后,由于周培源在社教运动中的表现,北大群众没有把他划到“陆平黑帮”的圈子里,但由于他身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烙印,也没有把他当成“左派”而选入校文革领导班子,他的主要工作是分管北大汉中分校即“653”的工作。
1966年8月,聂元梓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赶走了工作组,成为北大校文革的主任,北大成了她的一统天下。北大汉中分校受到当地造反派的干扰,工作遇到困难,周培源从汉中回到北京,向聂元梓汇报情况,聂对此毫不关心,十分冷淡;过了些天,周培源陪同柬埔寨王子访问北大,聂元梓又推说有事,不予接见,让外宾去参观《北大文革展览馆》,又遇到铁锁把门,吃了闭门羹。周培源认为聂元梓对工作不负责任,对外宾不礼貌,很有意见。
1966年12月14日,周培源出于对北大运动的关心和帮助聂元梓改正工作作风的愿望,写了一封《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元梓在外事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对不同意见的群众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温和善意的意见,在信里,还提到了被划为“陆平黑帮分子”的段学复、黄昆、麻子英、刘雯等干部,“只是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应该解放他们,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可是聂元梓此时正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丝毫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反而认为周培源是反对校文革,为黑帮翻案。
1966年底到1967年初,北大陆续出现了一些反对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如“井冈山”、“红联军”、樊立勤、杨勋、杨炳章、沈达力等,校文革中聂元梓的战友孔繁(第一副主任)、杨克明(委员、《新北大》主编)等也站到聂元梓的对立面。聂元梓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反对她的组织和个人,有的被抓进监狱(杨勋、杨炳章),有的被迫害致死(如沈达力),孔、杨被开除出校文革,当时被打成反革命和受到批斗的学生竟达200多人。1967年2月15日,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策划下,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成为支持聂元梓的群众组织。
1967年4、5月,北大反对聂元梓的势力日渐活跃,“东方红公社”、“红旗飘兵团”、“井冈山公社”陆续成立。6月5日,陈伯达在北大讲话,严厉批评了聂元梓,“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相继成立,形成了反对聂元梓的五大团体。
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示:“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红旗飘、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表明他们已经否认了聂元梓的正统领导地位,站到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一边。
1967年7、8月,反聂的5个群众组织酝酿联合,虽然这些组织都以反聂为共同目标,但各个组织的具体观点有很多分歧,经常争吵不休,北大当时也没有一个有声望有能力的学生领袖能够为各个组织所接受,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于是,5个组织的头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凝注在德高望重的周培源身上,认为只有他才能被5个团体共同接受,只有他才能和聂元梓抗衡。
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周培源也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同意出任新组织的领导人。1967年8月17日,五方联合的“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召开成立大会,大多数高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派代表参加并致贺词(包括清华井冈山),周培源任勤务组组长,勤务组成员有孔繁、杨克明、郭罗基、侯汉清、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胡纯和、谢纪康等。
在周培源的影响下,又有著名教授侯仁之、赵宝煦、肖永清和原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戈华、副教务长张群玉等陆续加入到反聂的群众组织里。
周恩来得知周培源加入群众组织的消息后,派人传达了他的意见,劝说周培源退出,周培源接受了周总理的意见,不再担任井冈山的领导职务,但有时仍出席有关会议。
聂元梓为了搞垮井冈山,暗中组织了“周培源专案组”,内查外调,罗织罪名,企图把周培源打成“美国特务”,并准备把他抓起来,被新北大公社中同情周培源的学生得知,提前给周培源通风报信,井冈山兵团及时把他接进总部所在地28楼保护起来。北大发生武斗后,周培源悄悄离开北大,住到女儿家(军队大院)。
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又把周培源当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审查对象,直到1969年3月,8341部队进校后,才把周培源解放出来,9月27日,北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周培源任副主任。1978年,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
季羡林为什么“自己跳了出来”
1965年秋天,季羡林到昌平南口参加农村社教,担任工作队副队长。1966年6月4日接到通知,返回北大。由于他只是个系主任,在党内没有职务,所以直到1967年春季,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只是因为写过一篇《春满燕园》的散文而被批判,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还参加了一些接待外地红卫兵、游行示威以及到农村劳动等活动。
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北大两派斗争日趋激烈,两派组织都在拉拢干部和教师,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季羡林也成了两派拉拢的对象。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自序中写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罗用长矛刺杀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懂得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
季羡林加入井冈山,也受到了周培源的影响。在《忆周培源先生》一文中,季羡林写道:“领导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有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派在大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赔上”。“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季羡林参加井冈山兵团后,当上了第九纵队(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中也是少见的。由于他参加了和聂元梓对立的组织,不久就受到了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打击迫害。1967年11月30日的深夜,新北大公社派人抄了他的家,之后他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改。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牛棚”,并住了进去,每个屋子20人左右,每个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这段生活,被记入了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中。
两位教授参加造反派并当上头头的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周培源和季羡林作为“学术权威”和老教师的代表人物,在文革中参加了北大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并且还分别当上了校系两级的负责人,与北大当时的形势、历史背景、聂元梓的政治品质,周、季二人的经历和他们的性格都有密切的关系。
一、北大当时的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影响
文革中聂元梓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当上了北大校文革的主任,掌握了一切权力,由于她的倒行逆施,压迫不同意见者,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成立了反聂的群众组织。由于北大文革有社教的背景,从一开始就受到上层操纵,聂元梓反陆平和反工作组都是有后台支持的,北大文革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大都是干部、教师,没有背景的学生中很难出现领袖人物,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中也缺乏一呼百应的学生领袖。周培源、季羡林都不是“走资派”,平时群众关系较好,在干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他们参加井冈山自然受到“山上”广大群众欢迎,并在缺乏学生领袖的情况下被推举为校、系级的负责人。
二、聂元梓把很多人推向对立面
聂元梓政治品质恶劣,投机取巧,以怨报德,见风使舵,善于文过饰非,喜欢奉承,自己水平很低,又不接受不同意见,文革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凡是对她有所了解的人都对她极其厌恶。文革中她先后把很多曾经是她的战友和同事的人如孔繁、杨克明、李醒尘、郭罗基等都推向对立面。周培源和季羡林也曾对她支持和抱有希望,并善意地提出过意见,但却遭受打击和恐吓,所以说,他们是被聂元梓逼上梁山的。
三、和周、季的个人经历及性格有关
周培源和季羡林都是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毕业于清华大学,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崇尚自由民主,建国后受到重用,先后入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有一定的学术和行政地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本顺利,没有受过冲击。他们的性格都比较耿直,喜欢独立思考,富有正义感,同情弱者,对不学无术而又品德恶劣的聂元梓十分厌恶,对聂元梓在文革中的行为十分反感,对受打击迫害的群众产生同情,所以做出加入井冈山的选择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周培源和季羡林身上体现得也非常充分。

参考文献
奚学瑶《十年风焰漫燕园》,《燕园风云录(一)》 286-306,2012年8月
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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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序言

李海文

按:本书于2014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涉及文化大革命的篇目有:《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1966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见闻》《周恩来劝止红卫兵大串联》《〈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经过及影响》《1972—1973年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设备由来》《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腥风血雨”中接班》《审理林彪、江青集团“两案”的经过与面对的难题》《我的公公严佑民在逆境中》《回忆我的父母李琪、李莉》。
作者的父亲李琪是原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文革初期在遭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公开点名批判后,于1966年7月10日含冤自杀。

我生于1943年12月9日,十岁左右时,父亲领我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为我买了一本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小册子。他说:“你要知道在这天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从此,中共历史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
我所读书的女一中校领导是从延安来的杨滨、张乃一、宋克,总务主任是战斗英雄(人称“地雷大王”)李勇。母亲给我讲晋绥女英雄李林的故事,而后来工作的周恩来研究组组长方铭,就是李林的入党介绍人。长辈们不经意间谈起战争年代的往事,寥寥数语,印象深刻。我喜爱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回忆录,常常被感动。有时突发奇想:苏联有一本联共(布)党史,中国共产党有一天也会写自己的党史,如果我能参加这个工作该有多好。那时我是一名中学生,离参加工作还很遥远。
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期间,要感谢陆平校长顶着“四清运动”挨整的压力,坚持让学生先学习知识,后下去搞运动,使我们受到两年正规的教育。毕业后,我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劳动时,碰到人民大学党史系的同学。他们两次下去搞“四清”,只上了一年的课,党史课只讲到毛泽东搞湖南农民运动。虽然我们只学了两年,没有学习哲学,还是比他们有一些基础。这是我从事党史研究的基础。
要感谢老师们的严谨作风。肖超然、王向立的党史课。张汉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一堂课张老师就讲:我要用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此课讲好。这句话使我明白做学问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准备坐十年的冷板凳。
北京大学有民主与科学的传统,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浓。在北大,大家不是比谁的官做得大,而是比谁的书读得多,学问做得好。这种价值观的取向,决定了我对未来的选择,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1966年“文革”爆发,我所学的党史知识,使我了解党的传统和一贯的政策,能夠比较冷静面对。“文革”虽然打断了课堂的学业,但是北大是运动的中心,全国、北京市各单位的大字报都往北大贴。我不能参加任何一派,有很多时间看大字报。白天看大字报的人太多,就晚上看,常常看到半夜,夜阑人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我不仅了解全国各地的运动情况(这是我研究文革历史的基础),更看到披露的大量干部档案、检查。这些材料有重要价值,包含着大量信息,使我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多面性,由此产生很多疑惑,开始带着问题学习,思索为什么。
当时我的家庭处于风暴的中心。在最困难时,我常常提醒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疯。只有我不疯,运动结束时,我还能工作,这就是胜利。在同学们的保护下,我仍然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躲进小楼成一统”。学校的图书馆被封了。许多人被打倒,各家的藏书落到子女的手里,同学们辗转借阅。我利用文革在校两年半的时间大量读书,读了三遍《毛泽东选集》、二十几本马列著作,还有大量世界名著,中外历史、名人传记。最多时,三天读一本书。近百万字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是以活页形式印刷的,分装在三个口袋中,俗称“三口袋”。我从外校的同学那里借来,如获至宝,抓紧离校前最后一段时间,做了详细的摘抄。这个基本功奠定了我的党史基础。可惜为了节省时间,我只抄个大意,没有将重要的文字完整地抄下来。这种做法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不能引用;二是写作时,常常不符合语法,为改这个毛病,后来颇费时费力。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黑龙江通河一中工作。刚步入社会,不谙世事,得到杨清泉校长和马柯、冯延生、马恩海、李凯、王作民等许多老师的帮助。领导、老师、学生对我都很好,从来没有歧视过我。大家见我熟悉党史,鼓励我讲党史。没有教材就自己写。我将写好的开头寄给在绥化的丈夫严晓江,他回信说:“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写。”可以说,没有一中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就不会有我写出的那十万字。后来我正是拿着这个“教材”,才能到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工作,才能进入专业行列。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亿万民众同悲。我想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开始收集周恩来的资料。那时我还在北京三十三中教书,天安门事件后,同事马老师对我说:“你要是被抓起来,问我,你天天干什么?我就说:看见你天天在那写。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我答道:“你能这样说,我就很感谢了。”当然这是开玩笑。度过风雨飘摇的十个月,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欢庆之余,人们对周恩来的怀念如同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我到许多图书馆遍查全国各地报纸刊登的纪念文章,三十三中也将多年存放报纸的仓库打开,任凭我进去剪报。我一共收集7000多张卡片。当时一张卡片一分钱,为买卡片用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我当时不会写文章,但是从中熟悉了周恩来的历史。后来我到周恩来研究组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说:“海文是带着嫁妆来的。”
1977年李正亭长辈特意告诉我中央党校恢复的消息,经许立群、范若愚、缪楚黄前辈的介绍,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工作。1978年底,随缪楚黄到中央党校南院工作,在这认识了李新、廖盖隆、陈铁健等党史学界的前辈、翘楚。后随廖盖隆、缪楚黄领导的毛泽东传小组到了毛家湾,当时那里是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办公室(后改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经廖盖隆的推荐,我参加了编辑周恩来选集编目、注释工作。从此研究工作走上正轨,如鱼得水。为寻找注释资料,一趟一趟到中央组织部看档案,有时在中央档案馆一住就是几个月。30年来,我采访了数百名历史事件亲历者,其中有部长、省委书记、将军、民主人士、政治局委员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与同事也常为讨论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是从来不伤个人感情。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
我一直追求平实、直白和准确的写作风格,希望自己文章写得言之有据,持之有固。历史不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著作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不需要哗众取宠,不需要噱头。这次收入本书中的,是我30多年来党史研究工作的结晶。编选时我发现全部文章竟也有百余篇,自认为是心血之作。这次,我从中选出40篇,加工合并为28篇,以就教于方家和各位读者。
一本书,最终是在读者那里实现它的价值的。我真诚希望读者能对这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201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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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李晓航谈文革小报目录

读到《昨天》第29期刊发的文革小报目录,感到研究文革确实很需要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目录,这对于研究文革小报和群众组织,是很有价值的。但由于这个目录不是根据小报原件,而是根据间接目录整理的,自然有些美中不足,一是目录全是铅印小报,油印小报没有收入。二是信息量较少,除了报名和主办者外,没有标出创刊和终刊时间、开本、印刷方式等有用信息,如果能将这些信息补上,编出一个内容完备的精细目录,再将缺漏的小报尽量添加齐备,就更好了。相信经过同道者的共同合作及努力,这个目录会更加完善。
另外,29期的目录中发现有一些疏漏之处,如:北京的《教育风暴》主办者“北京中学红代会教育革命组”,原报为“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育革命组”;《新四中》主办者“北京四中新四中公社”,原报为“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农林战报》主办者“首都农村系统革命造反总部”,原报为“首都农林系统革命造反总部”;《批谭战报》主办者“首都农村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判谭震林联络站”,“农村口”原报为“农口”;《首都文艺》主办者“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诗’编排筹备会”,“筹备会”原报为“筹备处”;《工交文艺》主办者“首都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派”应为“首都工交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派”;《电影造反报》主办者“北京电影革命造反串联会”,该报创刊号原件上没有“北京”二字,“串联”原件上为“串连”。 上海《红色工人》的主办者“上海芦湾区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中的“芦湾”应为“卢湾”。广西《红卫兵报》主办者“桂林市大中学红卫兵总部”,原报为“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钢联指》主办者“柳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柳铁”原报为“柳州铁路局”。

庄菁瑞谈28期

看了28期的文字,感觉陈子明对文革的概括很新颖也很精准:“与其说文革是一场革命,不如说它是一场游戏,一场由东方式君主所导演的极其残酷的揪人、整人、杀人游戏。”特别是谈到“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毛泽东既是文革的发动者,也是文革的俘虏和牺牲品”,这些精辟的见解让人拍案叫绝。在对毛及文革的认识上,陈子明这篇文章远比其他一些专家学者的分析更深更透。研究文革和毛,不能按毛本人的宣言及思维逻辑(他的思维本身就是混乱的,可以说是无逻辑),否则会陷入“云雾山中”,看不清事物的原貌。更不能把中国的文革与国际共产运动挂钩。那些都是幌子,用来掩盖本质的幌子。被蒙蔽的不仅是文革时期的人,今天许多人也还是一个样。
另外,这期有关《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一书的几篇文字也很吸引人。这个人物很典型,是普通大多数参与者中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整理后记》中归纳的4种文革参与者类型也很恰当。我特别想到其中的理想主义者,在上个世纪很耀眼,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这类人的激情身影和忘我出演。他们可悲,还是可敬?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有时觉得他们可敬——青少年时的看法;有时又觉得可悲——中年时的看法。眼下,即将迈入老年的行列,我倒是觉得他们既不可悲也不可敬。每个人在时代大潮中参与了一场演出而已。是悲剧还是喜剧闹剧,都只能由历史去评说。
如今,我们说要反思文革,这个反思绝不是笼统的、抽象的,离开具体个人的反思,一切都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参与的每个人都不觉得有什么责任或不对之处,或者认为是“青春无悔”,是“伟大的探索”,甚至还盼望“再来一次”,那么,仅凭一小撮人呼吁倡导是没有用的,绝对唤不醒处于集体无意识中的绝大多数。中国的进步,特别需要社会精英,需要真正的精英来规划来启蒙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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