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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十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9月 06, 2013 9: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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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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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3年8月30日第20期

本期目录

文摘
孙怒涛 我对毛泽东“七二八”召见讲话的解读和思考

史林一叶
赵元三 “解放日报事件”辨——答王树人、吉景峰
黄肇炎 成都文革初期的一支“第三势力”

忆旧思亲
齐 人 祭沈因立

故纸堆
中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节录)
庞国义录入提供 文革中清理外出人员所借钱粮物的两份文件

编读往来
蒋健来信纠错
黄肇炎来信谈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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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我对毛泽东“七二八”召见讲话的解读和思考

孙怒涛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良知的拷问》一书第八章第三节,原题为“毛泽东7•28召见讲话,我的解读和思考”。

大约是在1968年年底,我看到了一份手抄的毛泽东7月28日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讲话稿。我把讲话稿抄在专门收录毛泽东未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稿、诗词等的专用笔记本上了,至今还在。这稿子比后来韩爱晶整理发表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要简单得多。不过,有关清华两派的谈话内容基本精神是一样的。
毛泽东的这次召见,非同寻常:
1、突然而定
“7月28日凌晨2时多,住在中南海而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严重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惊奇之余,大为恼怒,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当时,毛泽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湖南厅召集会议,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事件。”(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614•文革博物馆通讯447)可以想象,那么多的中央首长在凌晨时分被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惊醒,揉着惺忪睡眼,带着睡意,心中不知道有多忐忑不安呢!
2、空前绝后
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召见五大领袖;毛泽东以下全部党政军首脑(除极个别如张春桥可能不在京的以外)悉数出席;召见时间比一般接见外宾还长许多的五个半小时;主要话题是清华的两派及其武斗以及由此引伸的教育革命等;对414这样一个群众组织明确的表态和对《必胜》的严厉批判。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此后也不再有的罕见举动。
3、意义巨大
这次召见,决定了团派和414的命运,也决定了全国造反派的命运。红卫兵、造反派走下了文革的舞台,文革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成为新的文革主力军。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
当我看到这里,立时感到满腔的悲愤,犹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一般的不能自已。我心里对着远方敬畏的神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一心一意用生命来捍卫您,捍卫您的伟大思想,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好几位414战士甚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您怎么能说我们414是反对您的呢?您要我们把火热的胸膛剖开让您看看我的心吗?那里面是一颗无限忠于您的红心啊!我们知道您对蒯大富是支持的,偏爱的。我们之所以成立414,是因为蒯大富他确实有错,他执行您的路线过左了呀!如果不是有人在您面前歪曲事实,搬弄是非,您一定会明白我们才是您最忠实的红卫兵!苍天啊……”
一想到在伟大领袖的眼里我们竟然是反对他的,他竟然那样的厌恶我们,我沮丧极了,难受极了,绝望极了!我甚至这样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悔不该拼死拼活地搞这个414!
这份讲话稿对我的刺激实在太深了。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多次研读过它。尤其是涉及到清华的,每隔几年读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新的感受。尽管我不是“七二七”的亲历者,更没有“七二七”的内幕秘闻可爆,我还是很想谈谈自己对这次召见讲话的看法和思考,其中也有一些主观的臆想和猜测,算是一家之言。
1、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反感414
从这篇召见讲话中,可以明确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反感《必胜》所表达的“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
我在本书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了《必胜》本来的观点只是“414打天下,414坐天下”或“414为主打江山,414为主坐江山”。是毛泽东硬要上纲上线,把《必胜》的要害说成是“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他对“打天下者不能坐天下”的论调非常反感,说:“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14!”(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4)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反感“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借召见之机,借《必胜》之题,要痛加批驳呢?那是因为这样的论调深深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触犯了他的忌讳。毛泽东本来就是农民造反派的头头,是他造了国民党的反才打下这座“共和国”的江山。毛泽东更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打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坐上天下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论调岂不是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了他坐天下的合法性、正当性?对这样一种从根基上、理论上反对他、反对现政权的言论,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毛泽东看到《必胜》就龙颜大怒,一再声言“我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
胜者为王败者寇。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基本规律。一个敢于造反的首领,率领一群文武左右,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于是首领成了开国皇帝,文武左右成了开国元勋。他们打下了天下,也要世世代代坐天下。毛泽东(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等文臣武将)在“无产阶级”外衣下根深蒂固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观念反映出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本质上依然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已。
在我1967年批判《必胜》的时候,当时只担心《必胜》会传到江青那儿,没想到竟会传到毛泽东那儿。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召见讲话稿的时候,心里对周泉缨怨恨到了极点,以为是他让毛泽东对414产生了误判。实事求是地说,把毛泽东反感414的责任全部推到《必胜》、推到周泉缨头上,是有失公允的。毛泽东并非完全是因为《必胜》才反感414的。但是,因为《必胜》,无疑加重了毛泽东对414的反感。由于《必胜》貌似很有理论性,这让毛泽东认为414反对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有理论支撑的。
其二:他反感414的“红线主导”论。
与团派提出的“彻底砸烂”论相对立的是,414提出了“红线主导”论。这是414思潮最基础的理论。
要是在文革前,尤其是毛泽东被政治上的对手攻击的时候,譬如像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搞得有点招架不住的时候,谁要是提出建国以来的成就是伟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为主导方才取得的这样一番宏论,毛泽东一定是非常领情的。当年,林彪就是因为在大会上毫无保留地对“三面红旗”给予最坚决的支持,给毛泽东以最及时的援手,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当即把唯一一个“很好”的赞语给了林彪。414的“红线主导”论本意是为毛泽东解放以来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业绩歌功颂德的,但是在文革初期提,实在是提得不是时候。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就是多条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正处于攻势,毛泽东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将刘少奇苦心经营的地盘彻底砸烂!而414提出的“红线主导”论,在毛泽东看来,既有为刘少奇评功摆好的嫌疑,又在否定他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妨碍他彻底摧毁刘少奇的势力。
毛泽东说:“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3)毛泽东既说要“彻底砸烂”,实际上他又承认并非完全“彻底砸烂”。究其清华团、四两派恶斗的原因,这种悖论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对团派“彻底砸烂”论表示赞赏和支持,实质上就是他对414“红线主导”论的反感和否定。他以为蒯大富只要把“彻底砸烂”的意思向414解释清楚了,414就驳不倒了。他把414看得忒弱智了!如果说,蒯大富的“彻底砸烂”是“彻底砸烂旧清华”,那么毛泽东通过文革要彻底砸烂的是“彻底砸烂旧中国”(十七年来被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把持的那部分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欣赏、支持蒯大富“彻底砸烂”的根本原因。
其三:他反感414搞抬尸游行、炸高压线。
沈如槐承认:“派人炸高压线的电线杆是我在武斗中最愚蠢、最缺乏理智的决策,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次行动……导致清华园及中关村部分地区停电四个多小时,给国家财产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损失。”(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90) 我能理解沈如槐当时的心情。为了营救科学馆被团派火力封锁的一百多名414人员,才出此下策的。但是,情有可原,法理难容啊!因为这,让毛泽东反感414,我认了,414错得无话可辨。
至于“抬尸游行”,这算什么错误?当4月29日谢晋澄(自9)被汽车辗压而死的时候,“414抬着谢晋澄的尸体在清华游行”(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P344)。那时,414还顾及毛泽东的一点颜面,没抬尸到天安门去游行。但是此后两个多月来,中央不仅没出面制止武斗,武斗反而不断升级。7月4日、5日、6日连着三天,都有老四被冷枪射杀,414才在万分悲愤和极度绝望之下抬尸到天安门游行。这说明414对中央还寄托着最后的希望,敦请中央快快出手制止清华武斗。是的,在毛泽东看来,在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上搞抬尸游行,那是丢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脸,丢了文化大革命的脸,丢了他这个伟大领袖的脸,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为此,他非常反感414。我要说,他反感414是没有道理的。要说丢脸,是他自己在丢自己的脸!他发动、领导的文革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是他丢了中华民族的脸,丢了中国人的脸。414的抬尸体游行,只不过是在无意中把丑陋的、残暴的文革之脸向世人、向外人展示了冰山一角而已。
得益于通天的《井冈山》报,领袖对414的恶行一清二楚。至于团派的恶行,领袖概不知情,偶尔从别的渠道知道一点也以小将犯错误宽宥之。团派有这样的领袖撑腰,怪不得能肆无忌惮了!
其四:他反感414反对中央。
当毛泽东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江青马上接着起哄说:“414是反对我的。”跟屁虫谢富治接着江青说:“414也是反对我的。”江青在别处插话时还说:“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2)
一个小小的414,竟然反了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中央文革,还反了没吭声的陈伯达,差不多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414都反了,真够罪大恶极的。
这里,只有谢富治说414想反他,我们是认的,没冤枉我们。反康生、反陈伯达,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并不代表414。对江青,我们有不满,但是没反她。至于对周恩来,414对他一向是敬仰的、感激的,要说反总理,完全是江青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和挑拨!
其五:他反感414右倾保守。
早在1966年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知道蒯大富其人了。那时,蒯大富是一个被王光美的工作组、被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典型。毛泽东用这颗炮弹狠狠地炮打了刘少奇,把刘少奇拉下了马。在张春桥的授意下,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这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又一次立下了大功!蒯大富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是学生领袖,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些在毛泽东的心里是已经定格了的。
414是1967年4月才产生的。作为革命左派的对立面,天生就注定了是个“右”派(好听一点叫“保守派”)的命运。江青说:“甚至414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蒯大富是革命左派,深得毛泽东的偏爱,正红得发紫,414右倾保守,既没有为毛泽东建立寸功,反而不断地找蒯大富的麻烦,414凭什么讨毛泽东的喜欢?凭什么让毛泽东不讨厌?
这次召见,这篇讲话,让我们第一次直接地听到了毛泽东对414有那么大的不满和反感、那么深的厌恶和怀恨。
相比较蒯大富做了好几件令毛泽东欣赏、开心的大事而得到他的宠爱,也因此,他对414越加反感。
是否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对414的反感,也就是他对全国造反派中温和、保守一翼反感的真情表露?
2、毛泽东认可的“四不”方针让两派都失望之极
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爆发的那一天开始,团派和414都盼望着中央早日表态和干预。当然,双方所盼望的表态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从中央文件和公开讲话中看,他向来都是反对的。这次召见讲话中,他也说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他接着马上就说,“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5)因为他认为“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同上P368)
所以,毛泽东并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武斗都一贯地坚决地无条件地反对的。在他认为需要“治”的时候和地方,他强调反对武斗、不许武斗。在他认为需要“乱”的时候和地方,他是默许武斗、纵容武斗、甚至想法搅乱。乱与治,都出于他的政治需要。
清华的百日武斗,正好处于毛泽东希望文革全局由乱到治的过渡时期。因此可以看到中央在清华武斗的前期和后期,执行着两种不同的方针:
高校学习班结束前后,北京市的一些高校已经爆发了武斗。北大发生武斗后,中央迅速表态了。这一表态,积极意义是北大武斗表面上被制止了,而非常坏的负面影响是,为得到中央支持的强势派蓄意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加速打垮弱势派起到了示范作用。
毛泽东在召见时说:“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我不知道得到他认可的“四不”方针,北京市是何时出台的。我估计出台时间是在北大武斗之后清华武斗之前。这从北京市对北大清华武斗的不同态度就能看出端倪。这一方针,起码一直持续到6月底。这也解释了,在武斗初起的5月上旬,北京市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一个关于清华北大等武斗的调查组,由韩爱晶、王大宾等来清华调查武斗,但是,“因为谢富治支持不力,吴德不认真落实等原因最终失败。”(孙怒涛《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
谢富治、吴德知道毛泽东同意他们提出的“四不”方针,所以不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去做强力制止清华武斗这样既不讨好又很吃力的傻事。
到1968年7月初,毛泽东对全国近似内战的武斗局面已经不能容忍了。再这样下去,文革就要失控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真的想“治”了,再也不想继续“乱”下去了。《七三布告》的发布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于是,7月15日,谢富治等北京市领导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上交枪支(“7月15日上午,蒯大富在市革委会开完会后.蒯大富要求接见。谢富治、吴德、丁国钰、温玉成、黄作珍等接见蒯大富。谢富治等要蒯大富(1)上交枪支;(2)要清华两派提出制止武斗方案;(3)要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1)逮捕罗、文、李、饶;(2)宣布沈、陈、张、刘等4头头为反革命;(3)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4)拆除414的工事。”(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0)蒯大富的建议明确地拒绝了谢富治的要求,也堵死了自己的最后一条生路)。这实际上是上层对蒯大富的严重警告,也是给蒯大富以最后的机会。
对于上层在清华百日武斗期间前后期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方针(“四不”方针是只能感觉没有明示的),清华两派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团派方面
武斗爆发前的4月22日晚,新航空馆里“一场空前严肃的(团派)总部会议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清华要不要武斗。一些人坚持要打,他们列举了许多例子,指出,敌人已经磨刀霍霍,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会场议论纷纷,显然主战派占多数。……会上,也有人这样认为(在五柳村网站2011年2月15日发表的《陈继芳:1968年清华园“百日大战”亲历记》一文中,“鲍长康的见解很独特,他说”代替了此处的“也有人这样认为”):‘中央对清华两派的斗争始终不表态,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与414僵持着,也许只有武斗才能迫使中央尽快对清华问题表态。’”(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P109)蒯大富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蒯大富又说:“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同上)显然,挑起武斗,逼中央表态,用中央的表态压垮414,这就是团派挑起武斗的目的。
什么样的表态是团派期望的?我猜测:要是中央表态说414是挑起清华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已经由一个右倾保守的群众组织沦为被“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所操纵的反动组织,那么,把414彻底压垮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团派有这样的指望,并非是白日做梦。根据以往江青、谢富治等大人物对团派坚决支持的态度,参照北大的先例,不少团派人士估计武斗打起来以后,快则一二天,迟则三五天,中央就会表非常有利于团派的态了。对此,团派信心满怀。
事实上,团派可能得到的中央表态比他们所期望的要大得多。毛泽东在召见中讲了“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最高指示啊!远非1967年4月蒯大富曾经拼凑“414上台,不行!”那样有水分的“最高指示”可比。这个“414是反对我的”最高指示,对414的杀伤力,犹如立即处斩、就地正法的死刑宣判一般,顷刻间,414会作鸟兽散。可惜的是,这一最高指示发表的时间晚了点,恰如马后炮,对团派已经没多大的帮助了。要是在武斗刚开始的时候,或者在武斗期间,甚至在“七二七”前的十几天发布这样的最高指示,团派发动武斗、求助于中央表态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武斗挑起来了,令团派大失所望的是,中央也好,毛泽东也好,对清华的武斗一直没有表态。
可能蒯大富也不知道中央不表态是因为此时正在执行着“四不”方针,他没有认真地琢磨中央不表态意味着什么。团派既没有利用“不表态”不计后果地疯狂进攻414(各种条件所限也是重要原因),也没有因为“不表态”退而停息武斗(可能骑虎难下吧)。就这样,在占优的局面中与414打打停停地胶着着。
到了7月份,眼看414已经被逼上悬崖,这个时候,中央出台了《七三布告》,始终偏袒蒯大富的谢富治也开始叫停武斗。团派对此是极不情愿的(严格地说,此处应该是仅指团派中的鹰派。沈昆对笔者说过:“我记忆中并不知道有此谢富治叫停武斗之事,很可能是老蒯或团派头头贪污了。我以为,如果当时老蒯如实传达了谢的要求,在团派内充分民主讨论,团派可能达成某种停止武斗的解决办法,因为当时一线武斗人员绝大多数都已经感到厌倦了。”)。明摆着,这样做给414有喘息的机会,不让团派取得眼看就要到手的最后胜利。
总之,团派对中央在百日武斗中的前后两种方针和态度全都没看懂,全都不满意。
414方面
在武斗爆发之前,那时我还在学校里。414总部开会和头头们底下议论的时候,说的最多的都是“如何应对武斗”。也在如何应对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在科学馆内安装铁门,加强“李文忠学习班”的训练等。实事求是地说,414对于如何防止武斗想得很少,说得很少,做得很少。我与绝大多数头头一样,都感觉到武斗将一触即发,无法避免,应对武斗是当务之急。
414从来就没有讨论过“要不要武斗”的问题,因为“要不要武斗”的决定权不在414方面。414深知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站在团派一边,414要是挑起武斗只能招来棍棒格杀,自取灭亡;只能引来包括414群众在内的广大师生员工的严重不满,众叛亲离;只能让团强四弱的局面更为不利,雪上加霜。要说414想维持分裂的现状,拖着,以求将来联合的时候筹码可以更重一些,这样的想法是有的。但是想从武斗中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的想法是没有的,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捞。414真的不想武斗,不能武斗。因为政治上打不得,实力上打不赢,武斗对414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引爆炸药桶的敏感时刻,414做了一件错误的、不明智的事情:抓斗陶森。团派认为抓斗陶森触及了他们的底线,是引爆武斗的导火索。团派可能找其他借口甚至谣言(如414在大礼堂藏匿了“480根长矛”(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P340)来挑起武斗,但是抓斗陶森实在是414以自己的错误给了团派挑起武斗的口实。“四二三”武斗终于爆发,演变成百日大武斗。
414在武斗中对中央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些过程:
先是失望。
武斗爆发以后,以“救火大队长”著称的李钟奇副司令员不再来清华“救火”了。海军宣传队撤离清华了。北京市革委会就清华武斗发表了一纸无力的声明后再无实际下文了。种种迹象表明,清华爆发武斗以后,情况十分反常,负有责任的上层竟然都成了“围观者”,谁也不来管清华的死活了。414寄希望于中央和北京市出手制止清华武斗的希望落空,感到深深的失望。
继而丧失信心。
本来以为,这场武斗“发生在首都,发生在毛主席的身边,终究不会打大,打久,中央不会长期不闻不问”。(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67)但是,都打了一个多月了,经过“五三○”大战,双方都死了好几个人了,上层依旧不闻不问。414对上层干预武斗已经一点点地失去了信心,前途感到十分渺茫。
接着是愤慨。
等到武斗进行了两个多月,7月上旬,那几天,每天都有414的人被团派的冷枪射杀。这都是《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发生的惨案。414的情绪极度悲愤也是极度愤慨。抬尸游行是超乎常理的行为。但是,除了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向中央表达请求立即制止清华武斗的十万火急的心情以外,还能有什么样其他比这更合适更理智的方式呢?414是多么祈望《七三布告》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啊!
最后是绝望。
当救援科学馆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以后,414陷于绝境。救又救不了,撤又撤不出,连一向意志坚定的沈如槐也产生了“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即撤出清华”(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92)的念头。我相信,“七二七”前的最后几日,414在绝望中的坚守,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只好听天由命了!
如果414因为失望、绝望、愤慨而被激得完全丧失了理智,采用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报复手段对付团派,那就正好应了毛泽东“暴露坏人”的预言,414肯定会落得个被当做土匪一样歼灭的下场。
所幸414在百日武斗中一直坚守防御的立场,而且是纯粹的消极防御。这明显与军事原则不相符的。在军事上,即使是防御,也应该是积极防御,在防御中抓住有利战机进行反击,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但这是派战,是武斗。既然被迫参加了武斗,唯一可行的就是以消极防御表达不愿武斗的意愿和不屈从团派挑起武斗的意志。
清华发生残酷、血腥、长达百日的大武斗,团、四两派都有责任,但最大、最主要的责任是在上层,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武斗,究其总根子,全在于文革的理论和文革的发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宣扬的谁的拳头硬谁就有发言权的斗争哲学,以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革命经验都为武斗埋下了种子。他纵容暴力夺权,江青鼓吹“文攻武卫”,都造成武斗升级、全面内战的局面。其次,要不是他采用了令两派都失望都不满的“四不”政策放任清华武斗,近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清华即使发生武斗,也是完全能制止得住的。
3、毛泽东为什么没把七二七行动预先告诉蒯大富
几十年来,令团派最想不通并且一直纠结着的疑团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
蒯大富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此话,我完全相信。要是预先知会一声蒯大富,团派对工人宣传队所表现出来的欢迎程度,起码在表面上绝对不会逊于414。
蒯大富认为对他封锁如此重大的消息是一个阴谋,一个“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同上)的阴谋。
就在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团派头头和骨干的小型聚会,他们还在继续孜孜不倦地追寻这一历史的真相。“七二七”那天,团派遭遇了灭顶之灾,他们想弄明白团派究竟是“死”在谁的手里的。
由于“七二七”这一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还没有揭秘,对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把派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预先告诉蒯大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我也是。
“七二七”这次行动的决策、实施过程,韩爱晶是这样说的:
1968年7月的某一天,“毛泽东问机要员谢静宜,怎样看待校园的武斗?谢静宜当即表示反对武斗。毛泽东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组织工人去清华大学宣传中央《七三布告》,制止武斗。谢静宜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分头做准备工作。还让原来在清华工作过的海军干部去团派总部要来清华总平面布置图。……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7月22日、7月25日,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先后两次组织一些工厂群众专门去清华大学周围游行,呼口号。……7月26日晚,8341部队牵头,北京卫戍区配合,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集61个工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宣传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制止武斗,拆除工事。”(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1)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
1、这件事情的筹备过程有好多天,具体参与筹备的也有好几个人。“七二七”行动并非是心血来潮的临时决定,也非个别人知晓的秘密行动。
2、毛泽东是“七二七”行动的最高统帅。原则大事,如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这些都是在毛泽东那里决定的。
3、毛泽东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对于区区三万工人进清华的一次行动,毛泽东没有掉以轻心。他蹲在地上指点地图的架势,不亚于他当年指挥百万雄师的三大战役。这不仅是为了过一把久违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瘾,还因为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通过制止清华的武斗来达到平息全国武斗的目的。
4、为此,毛泽东打破惯例,反常行事:(1)派工人去制止武斗。往常北京市发生了武斗,都是由卫戍区派解放军去制止。如果仅仅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遵循常例就是。蒯大富既不会开枪抵抗解放军,清华武斗也一样能被制止。以往的经验告诉毛泽东,那样只能解决清华一时一地的武斗问题,不能解决清华武斗的根源问题,更不能解决北京和全国范围的武斗问题。毛泽东是着眼大局的。他派工人去制止武斗,这样的方式是过去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完全出人意料。(2)派出了三万之众。三万工人与五六百人的武斗人员,几乎是50:1的绝对优势。三万工人涌进清华,因为武斗而空旷的清华园里将满地都是工人,区区几百个武斗人员立即会陷入工人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架势,工人不是来论理的,而是以多压少硬做的。识时务的,和平解决;不识时务的,就强迫解决。无论团派还是414,只许服从,不许讨价还价。(3)由8341部队指挥,卫戍区参战,海军宣传队带路,主体是工人。军民一体,各自发挥优势。
一旦以这样的非常手段、非凡魄力解决了清华武斗的老大难问题,再通过大规模的舆论宣传,那么北京其他发生武斗的高校,全国还在发生武斗的地区,都能正确无误地接收到伟大领袖下决心要解决武斗的信息了。解决清华一个点,影响全国一大片。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非常规的手段,才会有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效应和震慑各地造反派的强劲威力。毛泽东确实想出了一着非凡的高招、妙招、绝招!
毛泽东拍板决定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的时候,有没有嘱咐有关人员给蒯大富打一声招呼呢?有三种可能:
1、明确嘱咐通知蒯大富。
2、明确嘱咐不要通知蒯大富。
3、没有明确交代要不要通知蒯大富。
1、要是毛泽东明确向某人交代要预先通知蒯大富,我看没有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贪污“最高指示”的。当迟到的蒯大富扑在毛泽东的怀里恶人先告状,对毛泽东哭诉“杨、余、傅黑后台操纵十万工人,严严实实地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工人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5)的时候,毛泽东听了,马上就问谢富治、温玉成:“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同上P365)接着毛泽东又马上追问:“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同上P366)从这两个细节中可以看出,要是毛泽东事先交代过要通知蒯大富而该人有意或无意遗忘了的话,毛泽东肯定会追问个水落石出、责备此人的。即便是周恩来,我想毛泽东也不会放过。如果有人真的忘了通知蒯大富,看到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龙颜已经震怒,即便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肯定早就心惊胆战,赶快坦白请罪的。所以,毛泽东明确交代了要通知蒯大富而经办人故意隐瞒不通知,故意要让蒯大富犯一个大错误,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的“阴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2、毛泽东明确交代不要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可能性也是极其微小的。难道毛泽东有意要测试蒯大富的应变能力?果真这样,当然是没有哪个人敢泄露天机偷偷通知蒯大富的。
3、最大的可能性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想到要不要通知蒯大富这码事。这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办事风格。他向来是只抓大方向,不过问细节的。
尽管毛泽东没想到要通知蒯大富,但是他对蒯大富是有基本估计的。《井冈山》报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414挑起了清华武斗,蒯大富只是没有能力平息武斗而已。他相信蒯大富会欢迎工人制止武斗的。
毛泽东认为:“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4)“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同上P369)这样非同寻常的声势,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给蒯大富“间接打了招呼”(同上P370) ,本来很聪明很机灵的蒯大富应该用不着费太多的脑筋就能想得到工人是谁派的。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同上P368)的蒯大富,已经蠢到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力,蠢到没一点智商了。毛泽东太相信蒯大富了,结果看走了眼了。毛泽东对自己也太自信了,以为三万工人一到,两派定会夹道欢迎,武斗立马停止,人们山呼万岁。所以,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万一蒯大富抗拒工人怎么办”的应对预案。
一方面毛泽东很想帮蒯大富,给他梯子下。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学生领袖、造反派头头,想通过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测试他们的政治智慧,考验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既锻炼他们,考验他们,也测试、甄别他们。这也不能完全排除的。
如果毛泽东是这样的态度,那些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在要不要通知蒯大富的问题上,就要大费脑筋细思量了。
8341部队的负责人,与“清华井冈山”素无交往,没有义务要预先告知蒯大富。8341是“御林军”,其地位是“清华井冈山”不可能相比的。谢静宜、迟群等人“根本不把蒯大富放在眼里。……(他们)有心防止意外泄露。他们怕蒯大富知道了会严加准备,搞名堂不好办。”(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像迟群这样喜欢出风头、有政治野心的人,对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才可能做到一鸣惊人。
北京市革委会的吴德、丁国钰,北京卫戍区的黄作珍、李钟奇等人,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只是配角。而蒯大富“对于市革委会吴德、丁国钰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卫戍区黄作珍的话不会听,更是藐视李钟奇等人”(同上P350)他们对蒯大富的张扬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他们心里巴不得蒯大富摔一个跟斗,哪会多嘴去通知蒯大富呢?
周恩来,从“七二七”行动的策划和操作过程来看,如果毛泽东完全绕过了他,他即使知道了这件事也绝不会插手,只会冷眼旁观。如果在“七二七”行动之前毛泽东告知了他,做事一向慎密的他对这样一件事情该涉足多深肯定把握得极有分寸。只要毛泽东没向他交代要给蒯大富打招呼,他是不会主动去通知的。何况他的内心对蒯大富也没多少好感。
估计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都没有参与策划此事。如果江青知道此事,即使毛泽东没有交代通知蒯大富,凭着江青对蒯大富的关爱,她是极有可能预先通知蒯大富的。即便事后毛泽东责怪江青多嘴多舌,江青倚着夫人的身份,或撒娇或撒泼,毛泽东对她也奈何不得。只因为江青没有参与此事,所以蒯大富这一最重要的援手没有发挥作用(《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杂志刊载了一篇在2004年7月对李传俊的访谈录《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文中提到江青事先知道“七二七”行动。若果如此,笔者认为江青没把“七二七”行动事先通知蒯大富是她的一时疏忽或对蒯的过于相信)。
至于林彪及中央军委的大员们,似乎更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与他们关系不大的这件事。
所有预先知道“七二七”行动的中央要员中,唯有谢富治的处境最为微妙也最难受。蒯大富与谢富治的交情最好,对这样一个与蒯大富有极大利害关系的重大行动,谢富治从心里说是非常想通知蒯大富的。但是,谢富治在这次行动中同样并不是主角,他也仅仅是被知会了配合一下这次行动而已。毛泽东又没有向他交代通知蒯大富,他猜摸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不敢擅自泄密。要是仅仅为了讨好蒯大富而泄露了天机,招致毛泽东的批评、猜忌甚至责骂,那样做是完全得不偿失的。另外,谢富治在7月中旬几次要求蒯大富停止武斗,解除对科学馆的封锁。一向对谢富治比较听话的蒯大富,这次连谢富治的话也不听了。这让谢富治在毛泽东的面前说不响话了,谢富治心里对蒯大富也是不很满意的。所以,我想谢富治在“七二七”前的那几个晚上反反复复地前思后想,一定在为要不要给蒯大富透露点口风而纠结着。最后,权衡再三,还是没有通知蒯大富。很可能谢富治有侥幸思想,以为不预先通知应该不会出大问题的。没想到蒯大富竟然头脑发热到会开枪抗拒。
在召见现场,表现最反常的也是谢富治。蒯大富还没有来的时候,谢富治在毛泽东面前两次都说是蒯大富“不肯来”,“(这连)韩爱晶(都)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蒯大富后来说:“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样一个与他政治生命攸关的重大信息,有不少人(如吴德)可以告诉他,有一些人(如谢富治)应该告诉他,却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这谜底蒯大富即使想一辈子恐怕都难以猜中了。
对于“七二七”这件事,蒯大富先后怀疑有两个阴谋。一开始怀疑的是黑手背着毛泽东操纵欺骗工人镇压团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在毛泽东对蒯大富前后说了四五次“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5)以后,蒯大富不得不打消了。紧接着他怀疑另一个阴谋,那就是工人确是毛泽东派出来的,但是在这过程中有黑手从中作梗,玩了花招,设下圈套“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 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阴谋说” 几十年来,始终困扰着蒯大富无以解脱,始终是一个“没想明白的疑惑”(同上)。
我想对至今还在钻研和破解“阴谋说”的那些团派朋友真诚地说一声,别钻这个牛角尖了。蒯大富的知心好朋友韩爱晶说:“知情者没人真心想帮蒯大富,也没人想告诉他内幕。……(这都是)由于蒯大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走向反动。”(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诚哉斯言!清醒的旁观者一语中的!“全身浮肿”的蒯大富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骄横不可一世的团派也是被自己打垮的!
4、毛泽东对蒯大富、414、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
先说对蒯大富的态度
在整个召见过程中,毛泽东对蒯大富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震惊。毛泽东派出了三万工人去清华,并由他信得过的8341部队组织、指挥,对这次行动的结果肯定有过设想的。我想他认为两派在声势浩大的工人群众面前都会乖乖地服从。他绝对没有估计到对他一向敬仰,对中央文革惟命是从,对文革思想理解最透,对他的战略部署跟得最紧的蒯大富会武力抗拒,而且还打死了工人。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感到极度的震惊,他简直不相信造反派真的造反了。
接着是着急。深夜里,他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全叫起来,把五大领袖全都召过来。他要当面质问蒯大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召见一开始他就关心地问:“蒯大富没有来?”(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53)“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泽东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同上P363)后来的话题有点东拉西扯拖时间,显然是毛泽东在等着蒯大富的到来,那份迫切的心情流露得一览无遗。
痛惜得流泪。蒯大富来了,他“一下就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同上P365)那情景,就像最疼爱的孙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一样,做爷爷的如万箭穿心般的难受。
解释和表白。毛泽东一边三番五次地向蒯大富解释“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同上P365)一边多次表白“今天(召见)没有邀请414(的人来)”(同上P369),“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同上P354)生怕蒯大富内心对他有怨恨情绪。
批评和责骂。闯了那么大的一场祸,当然要狠狠地敲打敲打蒯大富的。毛泽东批评蒯大富“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70)警告他“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同上P368)。最厉害的责骂是“蒯大富,你真蠢哪……你们井冈山很蠢……这一次你们很蠢”。(同上P370)连着用了三个“蠢”字,完全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口吻。
检讨和认错。要毛泽东做检讨是很难的。当着那么多中央要员的面,同时也当着几个年轻娃娃的面做检讨,更是难乎其难。但他十分罕见地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同上P370)毛泽东这样放低身段主动承认“错误”,唯一的目的,我想就是为了减轻一点蒯大富的犯罪感和心理压力。
肯定和鼓气。蒯大富栽了一个大跟斗,但是不能让他失去斗志和信心。毛泽东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同上P354)“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同上P370)这些都是对他的肯定。清华联合的时候,“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同上P370)退回到一年多前《四项协议》的基础上去。这都是对他的鼓气。对于蒯大富这样的学生领袖,毛泽东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
殷殷嘱托。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召见结束时刻。韩爱晶说:“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泽东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没想到,在他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泽东主席又回来了,大家又赶紧迎上去。毛泽东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泽东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说了一会儿,五个头头又跟毛泽东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泽东主席走了。”(同上P373)毛泽东这般殷殷嘱托的护犊之心,我想蒯大富要是不感激涕零才怪呢!
不骂蒯大富,难解心头气。骂得太凶了,怕蒯大富泄了气,也怕414翘尾巴。毛泽东要把分寸拿捏到恰如其分,也真够难为他的。
再说对414的态度
毛泽东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的时候,他估计两派都不会抵抗。当周恩来向他报告在清华大学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猜想,毛泽东第一反应肯定是414在武力抗拒。通过江青、谢富治的不断进言,以及他经常阅读《井冈山》报,在他的脑海中早已烙下了414是闹分裂的,要夺蒯大富权的,竭力挑起武斗的深刻印象。在毛泽东看来,作恶多端的414进行垂死挣扎是很容易理解的。
真要是414抗拒,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泽东早就想好了:“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0)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竟然是团派武力抗拒工人,414真心欢迎工人。这完全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尴尬事实。一个“搞抬尸游行”,“搞砸(炸)电线”,“也没有通知”的414,“为什么他们欢迎?”(同上P370)毛泽东可能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是414欢迎工人,而不是蒯大富欢迎工人。这让他的颜面往哪里搁啊?所以他恼怒地责骂蒯大富:“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同上P370)
因为团、四两派的表现截然不同,善恶分明,所以在召见中,毛泽东对如何评论414,如何对414定性,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三点:
不再公允:作为领袖,对于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造反派分裂成的两派,虽然他内心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极少公开点评,极少公开批评。他得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但是在这次召见中,他放弃了这样的立场,连表面上的公允也不再保持了。他一再对蒯大富表态说“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同上P369)“不管运动中(你们)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着)你们的。”(同上P363)
明确定性:毛泽东明白无误地对414做了“414是反对我的”(同上P370)这样的定性。我一直在琢磨,毛泽东对414的这个定性,在内心早在半年甚至一年以前就形成了,为什么一直不说出来呢?看来他是要选择最需要、最适当的时机。这一次,414与团派的表现,反差实在太大了。已经到了“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快要)垮台了”(同上P369)的危急关头。他必须一拉一打,才能挺住团派不垮台,才能把414的“高兴”劲儿打下去。
软硬兼施:毛泽东说,“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同上P369)“对414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及笔者1969年收藏资料《68.7.28召见讲话》)这种“争取群众、区别头头”的政策是分化瓦解的政策,是对待反动组织才采用的政策。一看到这样的政策,我的脊梁背就发凉!至于毛泽东说“沈如槐当副校长”(同上)这样一根胡萝卜,似乎只关乎沈如槐个人,与414的整体命运无关。
如果毛泽东当时只说“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句话,那么414当天就会按反动组织被取缔的。但是他还说了一些与此有点矛盾的话。他说:“要消灭414也不行”,(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9)清华要搞大联合,“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同上P370)这样说来,414又好像是一个群众组织,而不是反动组织了。
这样一些可紧可松模棱两可的最高指示,如何贯彻执行,足以令在座的中央首长和学生领袖们反复猜测、绞尽脑汁的了!
现在再通读毛泽东这篇召见讲话,他说的“那个414是反对我的”,这“反对”一词,可能并非是政治上“反党反毛主席”,性质是敌我矛盾的“反对”,而是与毛泽东文革思想、文革路线不一致,右倾保守,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不管哪一种反对,在那个既极左又极端的年代,毛泽东钦定的“那个414是反对我的”罪名要多严重就有多严重。它足以把414压得顷刻间灰飞烟灭,足以把414的头头送入无产阶级的大牢!
最后说说对工人的态度
在“七二七”事件中,来清华制止武斗的三万工人,他们才是主角,是出了大力的,又是最大的牺牲者。
但是,这次召见,414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
414没份儿的原因,毛泽东已经说了,因为他偏向蒯大富,所以尽管414会不高兴,他也不让414来。其实,414对领袖的安排哪敢有不高兴的胆量哦。不被召见,那是小事一桩。科学馆里的老四死里逃生了,武斗终于停止了,这些足以让414以手加额,欢天喜地的了。
倒是工人,他们挨了打,流了血,负了伤,死了人,这情况毛泽东是知情的。虽然召见中他也多次提到工人,但都是在叙事的过程中顺便提及的。只有一处,毛泽东算是比较正式地提到工人:“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9)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
当我听到他对蒯大富的全力支持,看到他对蒯大富落难时的流泪,觉察到他对蒯大富的一腔柔情的同时,我也痛感到了他对工人的薄情、寡情和无情,他的冷血和铁石心肠!要知道,这些工人,都是受他之命而受伤、而流血、而丧命的!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同上P368)妄想以威力强大的“精神原子弹”抵御土造的却是会致命的长矛手榴弹,是那个疯狂年代的荒唐!
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那几百名伤员正在忍受着伤痛的煎熬,有些正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搏斗。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在召见的时候对蒯大富与对工人是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
因为毛泽东派出了工人,414得救了,所以,无论怎么说,414还是应当对毛泽东说一声谢的。但是,没必要感激涕零,跪拜叩谢。因为,毛泽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他的文革大局。他派工人来清华的本意是给蒯大富梯子下、替蒯大富解围的,并非是来救援414的。414所要万分感激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三万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尽管他们也是受毛泽东之命而来的,他们毕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的救命之恩!
死难的这五位工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牢牢记住他们:
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手榴弹炸死;
张旭涛(北京541厂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手榴弹炸死;
韩忠现(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被长矛刺死;
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被开枪打死。(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为什么召见时毛泽东对蒯大富、对414、对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明白:那就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蒯大富是他疼爱的亲孙子;414是招他嫌的野孩子;而工人,只不过是充当他“炮灰”(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63)的家丁而已。
5、蒯大富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错误判断
蒯大富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在作出判断之前,他也是先做了一番调查的。打电话到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找不到江青和谢富治,工作人员都没明确告诉他工人是不是中央派来的。我猜想,蒯大富认为工人要是中央派来的话,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都会预先知道的,蒯大富所深信的江青、谢富治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他的。现在,江青、谢富治都没给他信息,从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那里都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于是蒯大富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是414的黑后台伸出的黑手来镇压井冈山援救414来的。
另一些相反的信息并不支持是黑手操纵工人来镇压团派的判断。譬如,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并没有肯定工人不是中央派来的;蒯大富“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和我们是一派的。……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这些很关键的重要迹象都被蒯大富忽视了。蒯大富看到了他的好朋友鲁文阁,都没当面去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信息矛盾、局面混乱的状况下,有点吓昏了头的蒯大富顺着根深蒂固的“414有黑后台”的思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韩爱晶一听到清华来了许多工人制止武斗,他在下午也跑到清华实地察看了一番。他一见人山人海的工人,马上就想到:“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及笔者1969年收藏资料《68.7.28召见讲话》)他的判断与蒯大富截然相反。韩爱晶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平常百姓的判断,用不着太高的政治智慧。蒯大富是当局者迷。
让蒯大富产生错误判断的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1、首先,正如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的,是因为蒯大富“害浮肿病”了。他自恃是文革骄子,老子天下第一,除了毛泽东、江青,谁也管不了他,他也是谁的话都不听,谁都信不过。
2、在蒯大富的思想深处,一直坚信414是有后台的,而且这个后台身居要职、能量极大。这个后台平时支持414对抗团派。现在派几万工人进清华就是这个黑后台伸出的黑手,目的就是要拯救濒临绝境的414。
3、蒯大富亲眼见到的现实也印证了工人是被黑手操纵的:科学馆里的414都被工人解救出来了;一个个老团被工人抓走了;工人正在拆除团派的工事,收缴团派的武器,摧毁团派的战斗力。
4、联想到“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的一个群众组织。1967年8月4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血洗“上柴联司”,死伤惨重)的下场,蒯大富就像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感到“很恐怖”、“非常恐怖”。(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蒯大富以及团派总部的委员们集体丧失了正常的思辨能力,连常识都没有了。
错误决策
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于是,蒯大富他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同上》、“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唐少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我猜想,当他们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面对“黑手”的血腥镇压,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敌手,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中必定涌起了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悲壮豪情!
错误的判断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判断毕竟只停留在认识上,错误决策是一个性质更为严重的错误。错误决策一旦付诸行动,立即会造成重大的伤亡。可以这么说,当蒯大富作出这个错误决策的时候,蒯大富本人的命运,整个团派的命运,乃至全国造反派的命运都已无可挽回地决定了!他们的前程都要被葬送了!文革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发生转折了!
错误的判断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但是,错误的判断并不是必然会做出错误决策的。历史上歪打正着的事情很多,歪想正做的事情也并不鲜见。
假设一下,就算三万工人是被“黑手”操纵来镇压“井冈山”的,蒯大富也可以作出另一种决策:那就是不对抗,由着工人做。大不了工事被拆除了,武器被收走了,老团被带走了。即使这样,清华“井冈山”也变不了“上柴联司”。
因为,清华是在北京,离毛泽东近在咫尺,不是远在上海,更不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陲。十万工人(这是蒯大富估计的)来清华这样的惊天大事,不出十二小时毛泽东肯定会知道,肯定会干预的。
因为,清华“井冈山”有蒯大富这样通天的学生领袖,有江青、谢富治这样靠得住的后台。“井冈山”、蒯大富,都是在毛泽东那里挂了号的。“上柴联司”怎么能与清华“井冈山”相比呢?
因为,蒯大富所看到的恐怖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怖,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蒯大富看到工人“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后来高季宏声明他没有被抓,是老蒯看错了或记错了)也被抓走了。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工人见一个抓一个,必然会有一些肢体冲突,但是,没往死里打学生,也没打死一个学生。工人手里拿得最多的是红宝书,以及拆除工事用的铁镐之类,并没有用于武斗的武器。这与“上柴联司”被镇压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采用不抗拒的对策,蒯大富所损失的不过是工事、武器这些“身外之物”。人虽然被抓走了,但无性命之虞。只要毛泽东一句话,把人放出来,重振“井冈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
至于这只把清华“井冈山”整得如此惨的“黑手”,只要蒯大富一见到谢富治、江青、毛泽东,这只“黑手”马上就会原形毕露,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为伟大领袖除了一个隐患大害,为文革又立了一个旷世奇功,也可以出蒯大富心头的这口恶气。
即使最后知道“黑手”是自己错误的臆想,所谓“黑手”原来是一只巨无霸的红手,那也没多大关系。毛泽东向来是只注重结果,并不在意过程中的想法。蒯大富虽然没除大害,没出恶气,但是配合毛泽东停止了清华武斗,并为平息全国武斗做了贡献,这点功劳是跑不了的。
几个小时之后,已经是晚上了,蒯大富在广播台召开会议。面对“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米鹤都、张琦《蒯大富口述:潮起潮落》)的乱局,蒯大富坚决果断地说服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同上)这个时候的蒯大富,无疑是理智的,冷静的。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一个正确的决策。非常遗憾的是,太晚了,晚了三五个小时。现在惨案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虽然避免了此后双方更大的伤亡,但是已经不能逆转历史的进程了。
不管蒯大富判断得是否正确,只要他应对的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形势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让我粗线条地畅想一下:
蒯大富配合毛泽东实现了平息武斗、转入“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毛泽东对蒯大富会高看一眼。“真蠢”的评语将会被“真聪明”、“真有政治智慧”、“真有应变能力”所代替。蒯大富将位列五大领袖之首成为首席领袖。
清华两派尽管会互相指责对方是挑动百日武斗的罪魁祸首,会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但是在不可抗拒的潮流面前,即使面和人不和,也得实现大联合。团派与414这对欢喜冤家、情仇弟兄还得在清华园的同一片蓝天下共生共息。
清华将很快成立以《四项协议》为基础的革委会。414经过一年多的浴血抗争,仍旧回到414分裂时候的起点。有点进步的是,沈如槐将会是众多革委会副主任中的一个。
绝大多数工人被运动着到清华转了一圈,又会回到工厂里干活。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即使要发生,也是以后的事情。各地造反派只要紧跟形势,还能在文革的舞台上再蹦跶一段时间。
蒯大富做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和清华校长,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要做“九大”的中央委员,亦非梦想,完全有八九分的指望。虽然此刻他还不是党员,突击入党,只不过是一纸手续而已。
唉,可惜啊可惜!我真为蒯大富在影响到团派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没有选择正确的决策而扼腕感叹!要不,“七二七”的惨案可以避免,团派也不至于在此时覆没。一着错,全盘输。团派的锦绣前程并不是被“黑手”蓄意破坏的(如果“黑手论”成立的话),而是被蒯大富自己“很蠢”的决策所断送的。
当然,即使蒯大富选择了正确的决策,团派、414、全国的造反派及其所有头头的命运可能会稍有不同,但是,造反派最终被逐出历史舞台,文革头头最终会被清算,文革最终必然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是不会改变的。
6、毛泽东真的一开始就将“七二七”定位成伟大战略部署吗?
挑起武斗以此逼中央表态的蒯大富,最终只把414逼上绝路并没把414打垮却引来了毛泽东的强力干预。在这一役中,团派输得精光。蒯大富这个红卫兵领袖也由中央首长的座上客,迅即失宠,两年后沦落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阶下囚。
414在武斗中死伤惨重,陷入“春秋无义战”、团错四也错的泥潭。即使在“七二七”那天的表现可圈可点,最终还是落得个同归于尽的下场。
至于毛泽东,也不是赢家。他玩团、四两派于股掌之中,要打要停全在于他的意志。但是局面渐渐失控。最后派工人进校制止武斗,说明了“四不”方针的破产。
毛泽东为什么要派三万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对这个问题,猜测很多,各执一词。对“七二七”的意义,有往小缩小的,有往大拔高的。
至今还有一些团派朋友认为毛泽东要制止清华武斗,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更有个别的认为“七二七”的目的就是要镇压团派,打垮蒯大富。他们想的仅仅是制止清华武斗、冲着团派来这样的细枝末节。
相当多的人认为毛泽东派工人来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想着为了让工人阶级取代造反派,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
我认为,“七二七”事件本身,仅仅是毛泽东以别出心裁的举措,通过制止清华武斗以平息全国武斗局面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行动。“七二七”事件的策划过程,毛泽东召见讲话及召见以后最初几天的事态发展,都不支持毛泽东派工人去清华制止武斗一开始就是为了实施“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这一战略部署的说法。
在策划过程中:毛泽东把这次行动看得如同买一包香烟那样简单,所以才会交给一个机要员去办。要是他当时认为这是实施一个战略部署,他应该走正常程序,由中央开会决定,由周恩来牵头督办,交由谢富治具体负责经办。“这次不是这样。这次是毛主席口头对机要员谢静宜布置的,由谢静宜贯彻落实。具体由谢静宜、迟群牵头,张荣温组织工人实施,8341部队起重要作用。”(许爱晶《清华蒯大富》,P349)从这样的策划过程中,我们只能看到别出心裁的战术技巧,看不出为实施战略部署所必须的深谋远虑和稳妥郑重。
在召见过程中:从毛泽东对蒯大富的疼惜、庇护中丝毫看不到他即将抛弃这批学生领袖,从对工人的冷漠、冷血中也丝毫看不到他对即将登上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的热情和重视。
在召见结束后:我们看到谢富治为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而奔波忙碌。7月30日,谢富治在北航接见团派时说:“(宣传队)制止武斗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收缴武器的任务也大部分都完成了,……他们可以减少一些”。(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425)武斗已经制止了,谢富治认为工人可以撤出清华了。8月2日,谢富治接见工宣队和蒯大富时说:“回到老路上来,那个《(四项)协议》和伟大领袖讲的一样么!人数配备上差不多。”(同上P426)谢富治有了“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的圣旨,实现清华两派大联合的底气更足了。
这说明,一切都沿着毛泽东在召见讲话中所确定的轨道上前进。
但是,工人不干了!工人死了人,受接见的却是蒯大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工人的极大义愤,不仅谢富治知道,想必毛泽东也知道了。因为,具体指挥“七二七”行动的8341部队负责人,也一样的窝火和愤慨。为了安抚工人和“御林军”的不满情绪,8月5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朋友赠给他的芒果转送给清华工宣队,以示慰问。这仅仅是姿态性的慰问,还是他对工人阶级即将赋予重任的预告,我们不得而知。8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工宣队的代表。到这一天,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已经作出了让“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决断。
我猜想,当召见完毕,毛泽东回到他的书房,点上一支雪茄,再细细回味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再反复盘算文革大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有些新的想法了。
早在1967年9月的时候,他就提醒、警告过造反派:“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一“最高指示”是1967年9月16日由江青传达的)。这次召见中,他不仅重申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也亲眼见到蒯大富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样屡犯错误的小将还能作为文革的主力军,还能完成文革的重大使命吗?
一边是自我膨胀、很不得力的造反派,一边是组织严密、怨气冲天的工人阶级。在鲜明的对照下,毛泽东抛弃造反派,启用工人阶级作为他的文革新主力军,继续完成他的文革大业,是一个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选择。于是,“七二七”被重新赋予新的重大历史意义,成为“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标志日。
本来是一次代价巨大的制止武斗的行动,成了文革新阶段的转折点。尽管毛泽东在策划“七二七”的时候并不那么高瞻远瞩,但是他把握时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将一个本来是通过解决清华武斗进而解决全国武斗的战术动作演变成开始文革新阶段、推出文革新主力的战略部署。他将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高超艺术发挥到炉火纯青、淋漓尽致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不少团派朋友,不少造反派头头,有一种被毛泽东先利用再抛弃、“卸磨杀驴”的感觉。在这点上,我倒是要为毛泽东说几句公道话。
我认为,从“七二七”策划直到召见结束,毛泽东没有一点点“卸磨杀驴”的念头。后来事态的发展,倒是很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泪”是召见那天就流的;此后,蒯大富等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就被搁置起来了;至于“斩”,那是在二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中才痛下杀手、赶尽杀绝的。
因为造反派在反刘少奇的斗争中为毛泽东立下了大功,所以,他对造反派、特别是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是够宽容够忍让的了。其时,已经发布了好几个制止武斗的公告,也多次发布最高指示要求实现大联合。但是,蒯大富等学生领袖置若罔闻,以为都是说外地的,说别人的。如天之骄子,根本就听不进去。两次联合的机会,都没抓住。林彪在召见中有句插话,一针见血点到了问题的根本:“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614•文革博物馆通讯447)林彪的意思,反过来就是说,你们这些五大领袖,现在已经是要大联合、成立红色政权的时候了,你们还在不识相地继续打派战、搞武斗,远远落伍了!尽管毛泽东对蒯大富恨铁不成钢,有心护犊,但是他毕竟是大政治家,不是心慈手软的小娘们儿。当他看到工人阶级比造反派更有力量更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召见时候的态度,把造反派如同敝屣一样地丢弃了。就算是“卸磨杀驴”,也是因为以清华“井冈山”为代表的这头造反派“驴”不识时务,狂妄嚣张,不再按毛泽东所规定的“磨道”上拉磨了,才招来了“杀驴”之灾。毛泽东没错,是造反派咎由自取,怨不得毛泽东抛弃的。像西安的李世英、北航的韩爱晶,在大联合方面都做得比蒯大富要好得多,也跟着倒了霉。蒯大富在“七二七”中的愚蠢举动,如一粒臭屎害了造反派一锅汤。如果清华两派的头头在两次联合的机会中抓住一次,我想红卫兵运动的命运可能会更长一点,不会只是二年的短命。历史发展的拐点,往往因偶发事件的突如其来而改变了既定的发展轨迹,这并不是罕见的。当然,总趋势还是不可扭转的。
“七二七”那天,团派在9003大楼打出了巨幅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有意思的是,最后上断头台并非是“井冈山人”,而是清华“井冈山”——它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借工人阶级名义登上上层建筑的,在清华是迟群、谢静宜这些近卫军人。他们执行了一条比蒯大富时期更左、危害比团派掌权时期更大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团派要“彻底砸烂旧清华”是砸烂解放以前和文革前十七年的旧清华,那么,在两个“基本估计”的指导思想下,工宣队继承并发扬光大团派“彻底砸烂旧清华”的“事业”,砸烂的对象还包括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尤其是曾经伤害过工宣队的团派。毛泽东用他的后一批炮灰来整他的前一批炮灰,这对“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团派来说,真的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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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十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9月 06, 2013 9: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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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解放日报事件”辨——答王树人、吉景峰

赵元三

按:这是本文作者分别与王树人、吉景峰商榷的两篇文章综合而成的一篇简版。本文作者为《解放日报》资深记者、主任编辑,学者。著作二十余种。文革中曾任解放日报社革命委员会第一召集人,即社长兼总编辑。

2011年,《炎黄春秋》发表了有关上海文革史的五篇回忆文章,其中有我的一篇《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于四月号,原稿24000字,该刊囿于篇幅,只刊用了8000字。实际上只是个摘要版)。拙文刊出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电、来信,说这篇回忆文章填补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白。但编辑部也通知我,说收到王树人、吉景峰的两篇争鸣文字。我说,有争鸣是好事,事实越辩越真,真理越辩越明。我建议编辑部尽可能给他们登出来。编辑回复说,我们的方针是对事实有出入可登,对观点不同的争论文字一般不登。八月号上在争鸣栏内摘登了王树人、解芳雯的《〈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解芳雯”显系“解放文”的谐音假名,以下只简称王文)。我当即写了6000字的一篇答辩,编辑部说,不能就一个事件久辩不止了。我只好将文章交给《地方文革网•上海》刊用了。
事隔十六个月之后,吉景峰的争鸣文章《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在上海的《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九月号第三期)上刊登了。
网友发给我吉文的复印件,我浏览了一下,感到不值一驳,一笑了之。但海内外新闻界多位同仁、朋友,以及一些当代史研究学者,不断来电、来函教我:让有违史实的说法流传,为害匪浅。现在的知情人不说,难道要等不知情的后人再来重新耗费精力作考证吗?于是,我还是写了万言答辩文字。
现将对王树人和吉景峰的两篇答辩文字,加以压缩,摘其要者,合并在一起,供关心此一历史事件者研究参考。
先说王文讲的两个小事实
1、《解放日报》事件前,《解放日报》和邮局到底有没有同时附送过其他红卫兵报纸?
首先指出一点:“同时附送”就是“同时发行”。红卫兵所说的“夹带”也就是同时附送或同时发行。王文硬把“夹带”说成是一份一份地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里。这完全是玩概念游戏。
拙文说,事件前,《解放日报》与邮局曾附送过一家红卫兵报纸。我这样写,是据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有关文献。王文则说,据他问过邮局一个人,该人说没有附送过。
当年的亲历者、主要当事人——红革会主要负责人马立新打电话给我说:事件前,《解放日报》与邮局确实附送过红卫兵报,而且不止一家。除拙文所写的红总司一家外,还有一家,这就是上三司赵全国办的《红卫兵报》。
马立新说,其实,《解放日报》前后共附送过三种红卫兵报:A、总部设在陕西南路团市委即马勒别墅内的、由高干子弟为骨干组成的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司”)办的《红卫兵报》;B、上三司的《革命造反报》;C、由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前二种,是市委、《解放日报》、邮局自愿附送,《红卫战报》则属事件后被迫附送。
马立新电话上对我说:《红卫战报》早在第七期就点名批罗思鼎,暗批张春桥。我们要附送,与曹荻秋签过协议。据此协议,我们先去找市邮局,报刊发行处副处长蒋某要我们找《解放日报》。王树人说我们不去找邮局而去找《解放日报》,是找错了门,完全是扯淡。
因此,我有确凿依据地指出,王文硬说事件前没附送过其他红卫兵报,这才真属于王文所说的“道听途说”,或“杜撰”。
2、谈判场所到底在哪里?
事件发生前的谈判场所是在汉口路309号底层,那里原是读者接待室,文革开始后即变成报社党委应付红卫兵的第一线、主战场。
事件发生后,还有一系列谈判,则转移到汉口路274号去了。这后来的谈判,包括了同市委负责人韩哲一、蒋文焕的谈判(韩、蒋是从汉口路286号后门中间开的小洞爬进爬出解放日报社的。286号与274号三楼破墙连通为一体),还包括了与市委王一平、李干城的谈判。
王文以事件前的谈判场所否定事件进行中的谈判场所。这或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许是故意扭曲事实,混淆视听。
我八天九夜都在两所大楼里活动、吃饭、睡觉。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领导机构——中心组的成员,需要每日每时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并采取相应对策。如参与报社造反派发表支持红卫兵的声明会议。我们有近百名造反派,有近百名造反派的支持者,每日每时汇总情况。王文说我不了解情况,属信口而言也。
到底是谁挑起了“解放日报事件”?
王文说,“解放日报事件”中,红卫兵是来“找茬的”,是由红卫兵“挑起”的。这是个涉及事件大背景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确:是谁号召京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社来“找茬”并“挑起”事端的?
王文始终避而不谈这个大背景。然而,这正是“解放日报事件”的全部问题的要害之一。
京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社来,理论上是有所宗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发布的红头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行动上是有所本的,这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和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和号召。
文革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当时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社论的规定和精神,不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创造。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领导者是谁?显然无误的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什么叫“发动”?当然就是“挑起”。王、吉二文对这一决议所说的“领导者”,通篇不予提及,而且对“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即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基本不提,甚至对“领导者”毛泽东也不提。
为什么两者都不提?是不敢提。若一提,他们的文章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整个文革是“领导者”发动(或曰“挑起”)的,是“领导者”手里的一盘棋,“解放日报事件”则不过是整个棋盘上的一步棋而已。
而“领导者”对这步棋是很欣赏、很得意的。马立新在电话里对我说:1966年12月上旬,他奉中央召唤去北京。总理办公室的人对他说:《红卫战报》每期送毛主席那里。主席称赞你们办得好。
如果要说“找茬”,那么哪次政治运动不是“领导者”在“找茬”?单瞥一下王树人为委员的解放日报社党委在文革初期的“找茬”吧:
文革开始后,解放日报社党委就开始“找茬”整群众:A、通过党委委员张治民,把报社“四清”时,四十余个所谓“有问题人”的排队名单通过报社内的青年人,用大字报公布出来;B。把理论部、资料室两位人员的“地主出身”变成“地主分子”,批判后送回原籍。把郑拾风、沈光众、张乐平、林关金等一批知识分子点名批判,打入另册;C、把已调出报社的魏克明、王维又弄回报社,交群众批判,说他们就是走资派,目的是为现任党委成员作挡箭牌。报社党委以上种种动作,按当时中央文件,就是整群众,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试问当时的报社党委委员王树人先生:既然解放日报社党委存在以上的问题,那末,当时红卫兵要批判你们,要把批你们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来“找茬”,来“挑起”事端,这是不是符合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呢?
“解放日报事件”导火线:红卫兵来报社看大字报
在“领导者”向全国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气候下,上海全市大辩论一个问题:中共上海市委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综合起来,有三种意见:A、上海市委长期以柯庆施为首,是红线,没黑线。B、柯死后,陈丕显紧跟刘,是黑线。C、有红也有黑,有两条线。
形势不断急剧变化。“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上海市委紧紧抓住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指使成立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同时组织保守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写出《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的传单流遍全市,想利用“上海工人最有发言权”这点来阻止北京红卫兵的行动。
9月4日,北京红卫兵冲了市委以后,使上海广大群众受到很大震动。9月6日,上海市委贴出了“上海市委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面宣扬“引火烧身”、“加强同北京同学的团结”、“宣传中央精神”、“宣传毛泽东思想”,但同时又以“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来保护自己。
10月3日后。《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号角,中央指示要给在运动初期因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市委慌了手脚,调动大批工人、干部来保卫市委。
北京红卫兵揭露、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传单、文章甚多,其中以“首都齐卫东”的集体笔名撰写的《九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出名。九篇共约十万字。
1966年12月18日,市委机关造反派召开了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其实,早在大会之前的9、10月份,市委机关造反派就传出话来:“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又长又粗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两大报及红卫兵都早就得到讯息。
这段时间,解放日报社党委与市委同步运行。党委组织批判了一批“反动权威”张乐平等,横扫了一批“牛鬼蛇神”沈光众、邹兆琦、林关金、黄晴岚等,并抄了他们的家,有的还发配他们回了原籍。还把原老当权派魏克明、王维弄回报社,进行批判,要他们揭发市委及自己问题,以做报社党委的挡箭牌。当时,吉景峰作为党办副头头,以上许多事是他亲自经手操办的。同时,报社造反派、群众也贴出揭批报社党委执行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大字报。
红卫兵到报社看、抄大字报,认为报社党委、市委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写成文章,登上《红卫战报》,要《解放日报》附送。于是,“解放日报事件”就发生了。
再谈吉文中的几处史实问题
(1)吉文篡改、伪造周恩来总理谈解放日报事件。
吉文说:11月27日下午传来周总理指示: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卫兵不要去干扰。
有人查了历史档案,周恩来只谈过红卫兵不要冲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吉文把《解放军报》改成《解放日报》。实际上,周恩来讲话那天,解放日报事件还没有发生。
(2)吉文说,“解放日报事件”是聂元梓到上海策划、发动的。
他没举出任何证据。我曾问过当年红革会的主要负责人马立新,马说,事件前,红革会根本没有同聂元梓接触、研究过;事件发生后,聂元梓在上海同红革会负责人的观点是相左的。即使聂不来沪,“解放日报事件”照样会发生。
(3)吉文说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两天时间在上海接见聂元梓。因此,“解放日报事件”是张春桥、姚文元与聂元梓一起策划的。
此说同样毫无根据。聂元梓是何身份,张、姚需花两天时间接见她?更明显的反证是:红革会是反张、姚的。张、姚怎能利用反他的红卫兵组织发动什么事件呢?
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是我大学同学,有数年,我在市里开会经常碰到他,他曾对我说,张、姚那段在上海忙别的救火的事,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发生“解放日报事件”,也从未听说过张、姚花两天时间接见聂元梓的事。
(4)吉文说,解放日报事件中市委、市人委领导中,有人被红卫兵打伤。
纯系子虚乌有。
(5)吉文说文革中解放日报造反派是错的,保守派是对的。
此说大谬也。二者都是遵照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行动的。都是被领导者利用的工具。况且,吉景峰的保守派,最早组织批、斗、抄,就以吉景峰本人为例,他当时是党委办公室副头头,文革初期由党委操控的大批判、横扫牛鬼蛇神、抄家等,都是由他组织实施的。
(6)“解放日报事件”时,吉文中说他八天九夜没有离开过。
吉是党办副头头,他是第一个中途溜走的。其他人也学他样离去。证人不止一个,都还活着。八天九夜,他大部时间不在现场,所写所谓“亲历”回忆文章,内容多为杜撰,或由他人代撰,并非史实。
文革浩劫谁之罪?
“彻底否定文革”,曾是一个响亮口号。但是如何付诸实施?近四十年来,又否定了多少呢?都还是悬在空中的大问号。
大陆改革年代的经济学家于光远2005年1月出版了《我忆邓小平》一书,书中提到,他参加了起草邓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见该书第212页)
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要求一分为二地总结文革的浪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在当时是一个权威的文件,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的。
即使根据这个决议,也应当彻底清算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错误发动”文革的过失。当然这种清算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而不是旧传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类方式。这就要求开放文革档案,允许报刊公开刊登、研究、讨论,以便先弄清历史事实。
“彻底否定”的宣传倒是进行了一些时候的,可是,此事的进展与人们的愿望有违了。因为要遵循当时的领导者为毛泽东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调子,毛泽东还是要基本上肯定的。所以,清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报刊禁登、出版社禁出。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也就泡汤了。后来只听说在汕头一个小屋里有过一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讽刺性的喜剧小道具罢了。于是,“彻底否定文革”就变成一句空话。
对发动文革的“领导者”不去清算与追究,而文革又要“彻底否定”,怎么办?于是,亿万被领导被操纵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成了替罪羊。全国亿万红卫兵、造反派被妖魔化、法西斯化,变成三等公民,或被打入另册,或被停加工资,或被停评职称,甚至失掉工作,浪迹社会……
针对这种种情况,胡耀邦总书记曾发出多次指示,说文革的责任在上面,下面的红卫兵、造反派是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不能把责任算在他们头上。又说,文革中涌现了一大批有才干的青年人,对他们应该加以爱护。这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政策,公平正义的声音。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光明正大的气量的体现。是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
野史多彩且扼杀不死
我的回忆录,是个人回忆录,不是党史、国史。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经历、见闻、视角写的,不是第三者的编纂。
解放日报社革命委员会是1968年春天成立的。按照当时中央提出并强调的所谓“借鉴巴黎公社自下而上的普选原则”,由全体革命群众三上三下讨论、推选,上报并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讨论、通过,又下发红头文件,授命本人任“解放日报革命委员会第一召集人”。实任至1971年秋天。时跨四年。
那次常委会,是在晚上,在康平路165号小会议室召开的。会前,市革会指名通知我参加。驻沪三军负责人廖政国、高志荣等,都在场,他们都是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会上,由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负责人徐世玉汇报了对拟任命的解放日报革委会十余位成员的审干情况。后进行讨论,廖政国司令员立起来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
鄙人以上所述,上海市、解放日报社档案,均有案可查
当时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是共青团员、入党培养对象。1965年派去工厂参加“四清”工作队任队长秘书。去时,报社党组织的意见是归来后即发展入党。归来时,工作队队部组织意见:可以发展。但回报社后,文革已开始了,发展工作中止了。
市革会主要负责人对我说:解放日报革委会第一召集人,即社长兼总编辑,你主要把报纸办好,因为毛主席每天要看《解放日报》。运动的事,主要让工、军宣队去管。
在我主持《解放日报》笔政期间,《解放日报》发行量由文革前的三十余万份,增长到六十六万份,最高达八十余万份。
“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王文、吉文现在把矛头对着下面的红卫兵、造反派,是找错了对象,本末倒置了。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参与“解放日报事件”的群众,八天九夜,围如铁筒,人山人海。据非官方统计,至少有30万人。若每人写一篇回忆录,30万篇中,没有两篇会是重复的。
对于历史事件,不同人有不同看法,这是自然的,正常的。同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历史事件,还会有不同景观呢。“横看成岭侧成峰”么。
我写回忆文章,是为了抢救历史,真实记录历史,并不是如王文所说,为了揭什么“秘密”。也不是如王文所说,要做什么“造反派的代言人”。造反派加红卫兵全国数以亿计,我一个人即使想代言也代言不了。
老百姓不需要代言人,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发言权。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却至今没有兑现。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封锁、控制的言论自由,已经被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互联网,部分实现了。微博和手机为民众提供了言论自由的广阔天地,它不仅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开辟了民间和在朝的改革力量进行交流合作的渠道,使改革出现一线曙光
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代毛泽东、党中央受罪,被打入另册四十五年的亿万红卫兵、造反派已能通过互联网发点声了。

201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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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成都文革初期的一支“第三势力”

黄肇炎

在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分裂发生得比较早,内部的纷争和分裂行动在运动的初期就开始了。而这时当权派——西南局和省、市委,保守派——学生中的官办红卫兵和工人中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的势力还非常强大。
分裂的具体事例突出地表现在1966年的“一一•一三大会”上。这次大会是造反派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等为了排除阻力、打开局面、促进文革运动的开展召开的大会。会上将要安排“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作检查。
1966年11月13日,大会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有20万人参加。大会刚一开始,就被红成下属的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川大八二六)以红成的领导“右了”、“修了”为名造了反。主席台上一片混乱。李、廖的检查没有作成,李井泉在若干人员的保护下趁乱离开了现场。这次大会,正式拉开了成都造反派分裂的序幕——而在其他许多地方,造反派才刚开始形成,正在团结苦斗。
这以后,造反派分裂双方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以川大八二六和兵团为主要力量,组织了“解放大西南联合总指挥部”(解大联总),一般称之为八二六派。他们的口号和行为比较激进,指责红成派“右了”,“修了”,“反帝必先反修,要打倒李井泉,必须先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分裂活动中处于攻势。另一派以红成和工人造反派组织红卫东为主,组织了“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地区联总),简称红成派。这一派比较温和,反击八二六派是“极左”、“分裂主义”,处于守势。
当时外地来蓉串连的造反派,态度各不一样。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坚决支持八二六派,他们发出的宣言、文告等,观点与八二六派高度一致,在有的大字报上还与川大八二六等联名签署。
而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下称挺进纵队)对于这种局面,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不赞成成都地区在产业军等保守组织活动还非常嚣张的情况下,偏离了文革运动的大方向,造反派内部自相残杀,放松对走资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让他们坐山观虎斗,继续阻碍运动的进展。挺进纵队先后发布了《给全市革命人民的第三封信》(公开信是挺进纵队对外发布宣传文告的主要形式。第一封信的内容是落实“十六条”,坚决支持造反派;第二封信主要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反对经济主义)、《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接待室答群众问》、《告全市革命人民的第四封信》等多篇文告。油印成几十份“铺盖传单”(中字报)贴在全城各处的大字报栏。在文告中坚决反对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北地东方红、川大八二六等宣扬的造反派“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进行了批驳。同时,也对红成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笔者当时是挺进纵队的笔杆子,这些文告都是笔者负责起草的。
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成都地区也开始了夺权。但这完全是单方面的,川大八二六等11个单位,抢走了省人委(政府)的大印。对此,挺进纵队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是抢权、偷权,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夺权。这时还发生了一起可笑而又滑稽的3个人夺西南局大权的闹剧。1月28日晚,解大联总的3个人去西南局办公厅要王同臻(办公厅干部)交出大印。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及几个队员刚好在现场,郑立即通过西南局的机要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值班的钱某汇报,根据钱的指示,制止了这种荒唐闹剧。
基于造反派内部闹分裂的现状,挺进纵队的认识很清楚,要克服这种倾向,光靠自己一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联合队伍,共同来反对分裂,促进大联合。1967年2月10日,由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清华井冈山雄关漫道战斗队、西安交大六六战斗团南下造反队、解放军空字028部队(空军十三航校)红色造反总团、新华社四川分社红色革命六一○造反队等发起,决定筹备成立“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简称促进会)。
2月10、11日,在桐梓街统战部召开了促进会筹备小型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众多造反派代表对当前的分裂现状忧心如焚,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市总工会造反团发言说:“两派的分裂也影响到单位自身,好多造反组织内部都有一分为二的苗头。”省人民医院造反兵团代表说:“他们提出‘造反派始终是少数’,这样下去,造反派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左。这种论调的实质是形左实右。”省邮电工人革命造反团发言:“他们现在的夺权排斥对方参加,实际上是派性夺权。我们希望首先实现大联合,然后夺权。”
12日,大联合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盐道街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召开。参加的有: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造反兵团、五冶燎原战斗团、成都贫下中农新四军、成都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团永丰分团、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兵团三系造反团、成都十三中红卫兵团、成都教职工革命造反兵团、四川省商业厅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四川省新华书店革命造反战斗团、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红色造反兵团、成都市人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四川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成都联络站、各省驻川办事处“一四”红色造反队、北京化工学院红旗造反队、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亚非拉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成都联络站、北师大井冈山驻蓉办、三司驻蓉联络站、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红岩革命造反司令部、雅安中学红卫兵风雷战斗队等216个造反派组织(多为两派的基层组织),宣布成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促进会宣言》。确定了参加促进会的基本条件:“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坚持联合,反对分裂。”组成了以上述发起单位的负责人为主的勤务组。促进会提出的口号是:“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建立‘成都人民公社’,把权力交给工、农。”
14日,召开了勤务组会议。会议议定,促进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鉴于北航、清华等外地院校在蓉都只有几个人,空字028部队提出不便过多涉足地方运动,决定由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负责促进会的日常事务,推举纵队队长郑全体为勤务组召集人。会后,郑带领挺进纵队的20多人住进了出版社。
促进会办了一份机关报(小报),报名为《征腐恶》,取自毛主席词句“六月天兵征腐恶”,报头用的是毛手迹。笔者是主编之一。创刊号刊登的内容是《促进会宣言》和主要参加单位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由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出面联系,在一家专门为省市委和政府印文件的小印刷厂印刷,质量相当好。当时这家印刷厂的保密规章还在严格地执行着,编辑人员需处理校对及排版事宜时,都只能在门口的专用接待室接谈,不允许进入厂内。可惜的是,这张小报只出了创刊号就完结了。
促进会阵容不小,也有几家知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好像很像回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恰逢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出《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由成都军区主导的四川“二月镇反”开始。文革运动迅即转入低潮,造反派普遍遭到打击,不少的头头被抓捕关押,大联合等问题就说不上了,促进会也就自动解散。《征腐恶》还被成都军区指为“黑报”。郑全体也在一次辩论会上被成都产业军的人抓捕扭送公安局,关押在临时监狱大慈寺。
在文革复杂的条件下,由于指导思想及多种因素的决定,造反派的分裂有其必然性。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为反对造反派分裂,做了不少的努力,精神是可嘉的,效果是徒劳的。它主导成立的大联合促进会,从磋商、筹备到结束,存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当“二月镇反”遭到否定,造反派两派内战再起后,原参加“大联合促进会”的各组织也基本上都分别站到了一派立场上,被卷入了内战。
2013年7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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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祭沈因立

齐 人

没想到1974年3月沈因立之死竟然在北大附中赴山西下乡插队的知青中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1980年代末,原山西知青编了一本叫《往事如烟》的书(出版时书名可能改了),其中有一篇是回忆沈因立的,文中说沈因立盼着进城分配工作,但那个招工名额被她(他)顶了,要是知道结果会如此,就应该把那个名额给沈因立。
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亲历此事,虽然已过30多年,一些细节想不起来了,但难以忘却,今天如实地写出来,也算是祭奠沈因立的亡灵吧。
1974年我已26岁,按年头算已下乡插队七年了,按实际时间算整整五年多。我无颜再让已经非常艰难的家中接济,就和本村知青杨观林闯到榆次县的“第二完全小学”(包括“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小”是指一至四年级,“高小”是指五、六高年级)做代教老师,每月可得29元。和校方谈妥后,我回自己插队的庆城大队小石拐村取粮,时间大约是阳历的2月初。
从榆次县城到我们那个山村90华里。粮食就是把谷子碾成小米。那时庆城大队已经有了碾米机,碾米的加工费可以用谷糠折算,我们知青又不养猪,谷糠也就常常不要或少要。
在庆城大队,沈因立见到我以后,大家都很高兴。那时知青该走的走了,想回北京的就留在北京办理困退或病退,仍在石圪塔的北京知青已寥寥可数,又是春节刚过去没几天,知青在村里的就更少了。也怪,知青刚过去插队时,还要分合得来还是合不来,如今留下的知青一旦相见就像久别的亲人,对故土的思念和孤独、失落感,把大家拉得很近,总之,那是一种人世间的真情。沈因立所在的寺沟村就剩下任兆琳一个知青——因为沈因立懂电学,大队让他来庆城,负责刚刚建起来的全大队(包括各个生产队、自然村)有线广播站。
广播站也是他的居室,门前有一条小狗,这条小狗就知道不停地叫,他给小狗取名“凯绨”,说“凯绨”没有人养,挺可怜的。
他请我留宿,我又高兴又感激。那一天的饭吃得特别长,他做了自制的蛋糕(和好玉米面,放一个鸡蛋搅匀,再放点白糖或糖精,小苏打少许,装进涂了些油的铝饭盒里用火烤),一锅和子饭(山西民间饮食:用小米加些玉米面或者高粱面煮成的粥,再加点榆树皮粉以增加粘性,起锅时放点盐和葱花)。而这次和子饭里放的是挂面,还开了一听从北京带回来的泥肠罐头。我们吃得爽,敞开心扉地谈。谈知青的命运,谈前几天春节刚过,江青在首都体育馆直敲耿飙、侧击周恩来的讲话,笑谈文革伊始红卫兵要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表演理论体系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谈了沈和他母亲、妹妹之间的关系;谈到了他的大舅,沈因立的大舅也是我父母的至交,他说大舅特幽默,总是使人感到轻松和快乐;还谈到了近日读书的心得,有数理化,有中外文学著作,有哲学和政治书籍,记得他说“没想到高中的电学那么简单”;在谈到音乐时他说,知青歌曲挺好听,还说那些批判“无标题音乐”的人难道真的对音乐不懂吗?我们也忸怩地谈到了男女和爱,他说他有一个远房表妹,气质特别好……
我们谈了有五、六个小时,时而伤感,时而严肃,时而轻松,时而认真,即使安静了,也是那么从容不迫。这样的谈话方式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虽在生活中经常碰壁,但我也懂得了,人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只要能真心相待,就会像初春花草的明丽,也像秋天北方的壮美。我后来能够深刻领会庄子“自然”和儒家“诚”的理念,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晚上七点多,小石拐村贫下中农要在有线广播中批林批孔。一位妮子发言时因为紧张,稿子念得嗑嗑巴巴,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念的;“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开倒车。”沈因立和我笑得什么似的,无形中也增添了一种荒诞和轻松气氛。后来我们看原稿,才晓得那妮子念串了行。
在我美滋滋地躺在暖和和的炕上时,沈因立兴致仍很高,非让我听两张唱片,那是老式的留声机和唱片,而且要我谈感想。我听了两遍,然后说,我不懂音乐,只能说说对声音的感受。听我说了感想以后,沈因立说:“你听懂了,一首是莫扎特的,一首是贝多芬的。”还说这两首曲子也给老乡放过,老乡说“听不得,没有俺们山西梆子好听”。
记得1969年大队请了晋中的一个文工团唱山西梆子,腔调传得很远。天黑后戏开场了,那清悦的戏曲声似乎是要把远处的人们吸过来,若离开了现场,那声音又像要把人拉回去。山西梆子真是挺好听的。
沈因立聪明,内秀。英文不是一般地好,酷爱音乐,也爱鼓捣无线电半导体什么的,有一股子常人无法比的钻劲儿,不过按北京的土话来形容他的神态,就是有点“礼儿大”。通过这次长聊我才知道,这个因文革只上到初二、年届23岁的青年在不倦地思想着,在求一个明白。
也许过了二十几天,我上山拿些铺的和换的,又来到庆城大队他那儿,打算再借住一宿。
就是为了确证那一天的日期,我在2008年4月找到沈因立的生前好友耿端,根据耿端尚存的沈因立的那份遗言,沈因立自杀的时间应该是1974年3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
沈因立那天见到我,只是淡淡地说“你回来了”。我看着他没有表情的眼神说;“你怎么了?那只小狗怎么没了?”他说;“没什么。大队不让我养‘凯绨’。”
我当时回到村里,唯一能投奔的就是沈因立了。李可虽然在,但住在寨洼,太远,乘车下山也不太方便。沈因立似乎看出我的难处,让我留了下来。那顿饭他做的是全挂面,面里放了两个鸡蛋,开了两听罐头(一听泥肠,一听咸菜)。饭前对我说:“今天我有事,你不要留宿,真对不起。”
如果说二十余天前双方敞开心扉,从容不迫犹如自然,今天则是他在倾诉,也就是说他在尽情地发泄着。我清楚地记得他说了这样几件事:
他说他过去吃了两顿舒心的饭,一次是他二舅妈做的韭菜馅馄饨,一次是和朋友在莫斯科餐厅;吃过两顿不舒心的饭,一次是饭刚刚吃了一半,饭馆服务员就收拾,把空凳子倒摆在旁边的桌上,一次是饭快要吃完时,服务员就扫地。我油然而言:“这顿饭是舒心还是扫兴?”他说:“还可以。”停顿片刻又说:“挺舒心的。”
他若有所思地说:“无意间做的事,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用处。”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几年前买了一个便宜的晶体管,后来攒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时就需要这种晶体管,可跑遍北京城也买不到,猛然想起曾经买过,后来终于在工具箱里把它找到了。”此时他似乎说到了“继电器”三个字。
他还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最好听的歌是假古兰丹姆的丈夫在屋顶上弹着琴弦唱的,还唱了一句“戈壁滩上风沙迷漫,卷起了整个的云和雾”……
天全黑了,我起身要走。沈因立说:“我送你。”我拗不过他,只得由他送行。外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想,凡是山西知青都知道什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路上我问他:“你今天有事,是不是要写信?”他说:“要写一封长信。”我说:“写不写你对生活的感受?”他说:“要写几句。”就这样,他将我送到了寺沟口。
寺沟口相连公路,但有一条从寺沟口流出来的河水横穿过公路,行人要踩着河上的石头来来往往。我说“别送了”,过河时忽然听到他大声说:
“今天的夜色真好啊!”
河水在冰凌下潺潺作响,我没听清,转身问他刚才说什么,他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今天的夜色真好啊!”然后互道珍重。
我走了也就200来米吧,前面轰然一声巨响,吓得我毛骨悚然。我知道,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砖窑。砖窑那个地方在我的知青生活中是让人感到诡异的:砖窑离公路大约五米,窑口烧火处面对着公路,天黑时就像一张开的大嘴,仿佛要吞噬过往的行人,每到天黑我单独走过此处时,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见过鬼灯,灯在我们那个山村里分为神灯和鬼灯,老乡说神灯动,鬼灯不动,而我则亲见过砖窑上的鬼灯,有人说灯就是磷火,可灯的颜色和磷火的颜色真的不一样(需要说明,我不是色弱更不是色盲)。本村一个未满20岁的后生1972年底在修公路时从桃花塔的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结果却被传得可邪了,弄得公社武装部都派人来我们那条纵深几十里的山沟里破除迷信,这其中有一则怪事就和庆城的砖窑连在了一起。
我想,此时我要退回到沈因立的住处,就意味着我已经被吓破了胆。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手中攥着一块从地上摸起的石头走过了砖窑。
后来想,那天我要是给吓了回去,兴许也就把沈因立的初衷岔开了!
回到小石拐村,我躺在冷冰冰的炕上,心里非常凄凉。想起二十多天前在榆次县城火车站见到一位原北京123中的朋友,他身形憔悴,似乎风都能把他吹倒。他告诉我,他屋子的窗户没有窗纸,炕上也没有一点热气,可是他盖了三床被子,一不小心把脑袋漏在了被子外边,就病倒了。要不是老乡觉得他恓惶,给他热汤,悉心地照顾他,今天也不会在榆次见到你金大哥了。
我似睡非醒,清晨听到村子里的四儿说:“因立在广播站自杀了!”接着就是广播站的喇叭声,让李可和我赶快去庆城大队。我路过砖窑时特别注意观察,确实有几吨的泥土坍塌在了公路边,可能就是头天夜半轰然巨响的缘故。
不久,榆次县(当时榆次要改为市,县级机构搬到了长宁)公安局的人也上来了,组织了公安局代表,知青代表,庆城大队代表一行六人正式进入广播室。公安局的人说:“你们先看看遗书。”
遗书放在写字台上(凡是我打上引号的,应该是原话或原词),遗书的意思基本如下,但段落可能会颠倒:
我小的时候是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世界”,如今这个“眼镜”被“打碎”了;
我的选择与大队“支书王四货”“批评我”“没有一点关系”,也“与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已经把广播线路全部检查了,有两处需要派人维修,一处是“牛寨沟”,一处是××。可以由“李可接替我的工作”,并把所需的工具“留给李可”;
关于遗产主要是粮食和衣物,这些遗产大部分留给了他曾经插过队的“寺沟”村的老乡,而且有名有姓;
“我的死”不会引发事故,这之前我已服用了足量的“安眠药”;
最后一句字迹要比前面的字大:“永别了,我是怀着异常平静的心情走向死亡的。”
下款日期是:“1974.3.3”。
遗书千字左右,有一些涂改。
沈因立已经穿好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戴了一顶帽子,直挺挺地躺在炕上。按照县公安局的意见,我们把衣服脱光,他的双手腕和双脚腕都缠绕着电线,线路通过广播器材,之间串联了一个闹钟和一个后来才知道名字的“继电器”。公安局的人验尸时用了一个镊子,然后说,这是电死亡的明证。李可和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再把衣服给沈因立穿好,我则在旁边帮衬。
我呆呆昏昏地走出了广播室。在广播室前面的坡上听到公社书记对一个人说:“沈因立自杀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李可。
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追问和思想的,即使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上纲上线。
接着开会。知青代表是李可和我;庆城大队代表是支书王四货和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县知青办公室是刘宪平和一位原在介休也许太谷县下乡插队的知青,这位知青长得挺帅,戴着一个鸭舌帽,说是原清华附中的学生;县公安局二人;还有两个是什么人记不得了。
首先发言的是县公安局的人,他说话不到一分钟,最后说“沈因立属自杀身亡”。说罢靠在墙上,闭上了疲困的眼睛。
接下来是大队支书王四货。四货蹲在门口已经泣不成声,他抽抽嗒嗒地说:“庆城大队广播站的建设,因立出了大力……因立是个好娃儿,我对不起他。我没有照顾好因立,对不起毛主席给我们派来的北京娃儿,我有罪……”
我在写这篇回忆时,似乎还能隐隐听到他的哭声。
往下发言的是县知青办那位原先在介休也许是太谷县的知青。他说,沈因立为庆城大队做出了贡献,他的自杀固然令人痛惜,但是这件事也表明知青的思想是混乱的,这是个教训。要抓好知青的思想工作,也说明了把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下去是非常必要的。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沈因立不是反革命。”随着这位县知青办代表的话落,我直愣愣地说了几句:沈因立来这里插队时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体单薄又没有力气,插队已经这么多年了,在艰难的生活中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我昨天还和他长聊过,他的死可能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其它的什么事。我的理由是:二十余天前他对我深情地提起了他有一个表妹。
再往下谁说话,记不起来了。
会后,大队支书王四货拉着我的手说:“启平,你不能走。”我说:“我不走,但要回榆次第二完小请假。”
当天下午应该是坐县知青办公室的汽车下的山。第二天又乘长途汽车回到了庆城大队。那一天我住在了寨洼的李可那里。
翌日,也就是沈因立自杀的第四天,因立的二舅、因立的好友耿端和因立的表弟,还有寺沟村的任兆琳、石片村的朱仁宝,中午时分来到了庆城大队。当时我以为其中的前者是被通知上山的,其实不是。沈因立有一封信寄回了北京,信中讲了自己的归宿选择。
由庆城大队贫协主席引路,五人直奔广播室。当时的天阴沉沉的,雪花纷纷扬扬,庆城大队的乡亲们远远地看着。耿端、朱仁宝、任兆琳见到沈因立的遗体痛哭失声,加上他们疲顿不堪,声音就更撕心裂肺。只有沈因立的二舅,双眼含泪,紧闭双唇,是一种无声的悲咽。那个情景让人难忘。
大家坐在一起谈因立的后事。大队贫协主席说因立的后事要快点办,又没有现成的棺材,要送到太原去火化。因立的二舅说不用去太原,远,只需架起一垛干柴把因立烧了,再找个坛子盛些遗骨,随便埋在哪儿都行。庆城大队在场的人齐声说:“使不得,使不得!”因立二舅又说,我们五七干校对死去的同志,都是架干柴烧。庆城在场的乡亲们执意不从。
我静静地听着。我想,祖祖辈辈生息在这山沟沟里的人,怎能让一个孤魂在这片空中游荡!而且去年鬼异,弄得人人心惊胆战,更不会如此对待沈因立了。
沈因立的二舅执拗不过庆城的乡亲,同意去太原火化。
就在这时石圪塔村来了电话,说下雪难行,车开不上山,只能到石圪塔。无论如何,遗体送走要有亲人,但赶来的人真的是太累了。大队支书王四货握着我的手说:“启平,你走一遭吧!”
不管我有多少想法,数天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当时只说了一个字“行”。
天擦黑时,大家把因立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小平车上,准备从庆城拉到石圪塔。此时雪花零星,路上不厚的白雪似在送走这段往事。随行的老乡一个20岁左右,一个30多岁,郑重告别后,我们三个人和沈因立的遗体就上路了。从庆城下山到石圪塔40里,估摸午夜12点多到了石圪塔。年龄大的乡亲对我说:“你歇歇,我瞧着因立。”我蜷缩在石圪塔饭馆的灶台上迷瞪了一觉,知道外面刮着风,扬起了雪,也知道沈因立的遗体放在堰子下避风的地方。
天亮了,从榆次或长宁开上来一辆解放牌卡车,带了一副担架,后面拉着一个拖车。司机说,尸体放在拖车里。庆城大队民兵连长别牛也连夜骑车从庆城下来了,别牛也拗不过司机。我们把遗体抬到拖车上,然后用绳子千方百计地固定好。
从石圪塔下山到长宁县要走20多里颠簸不平的路,我和两位乡亲站在驾驶室后面的车斗里。车开了,沈因立的遗体在颠簸不平的路上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就像摇煤球,就像震动中的石粒。此前我没有掉过一滴泪,现在看着这样的情景,一阵心酸,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年龄大一点的老乡说,你要是太伤心了,就别看了。
卡车到了北河流,路面就好了,一直开到了太原市。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太原,见到了两个古塔,卡车西拐东拐地到了火葬场。在把遗体从拖车上褪下来时,因用力不均,遗体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扑”的一声,就像一块生肉从高处掉在了平地上。别牛说:“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大家把遗体放回担架,默默地抬到了火化炉的前面。别牛对我说:“你给因立选个骨灰盒,别太贵就行。”我浏览了一下,最贵的骨灰盒百元左右,我指着一个八元的骨灰坛说:“就是它吧。”别牛说:“便宜了。”我说:“你不是让我做主吗?我们插队生的命本来就不值钱。”别牛依了。
骨灰坛的证号是否由我拿着,记不得了。但记得当年我所代课的学校放暑假时,我必须回北京到北大蔚秀园去见沈因立的母亲——北大附中的优秀英文老师胡瑞丝(1946年曾经在美国参与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过翻译)。
胡老师一望就是悲伤过度,知道我的来意后,眼泪簌簌如雨,但毕竟是大家出身,一点儿不失态。我说,沈因立的事我自始至终都在场,在太原我拿主意给他买了一个便宜的骨灰坛。胡老师说:“谢谢。”我又说,处理沈因立的遗产时,他舅舅把一个写字台合5元钱给了我,今天我把钱带来了。
那个写字台1979年时我重新油漆了一下,一直用到了1985年的夏天。
今天我回忆这段往事,忽然想到:沈因立那八元的骨灰坛不正是当年从山西榆次到北京火车慢车的票价吗?兴许他的灵魂乘着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早已回到了这片故土?不知道。
2008年4月15日于海淀大有北里

附录

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与在天津的李可多次联系。下面是李可的回信:

你好!我同意你把沈因立的事写出来,原原本本按客观事实,还沈的清白!
我因工作较忙,时间又过去长久,有些具体的事情记不清了,但也想简要地说说我的看法和体会。
沈因立的死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背景。文革时期家庭受冲击,父亲的死对未成年的他影响是很深刻的(注:沈乃璋,1914年生,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点名批判、抄家,挂牌批斗,受尽侮辱后于1966年10月9日凌晨在家服毒自杀)。
环境的变化。从高知家庭到下乡插队,生活环境天壤之别,对身小体弱的他来说,很难担起生活的重担。
怀才不遇。沈因立很有天赋,在文学、音乐、无线电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比一般同龄人甚至比他年长的人都要高。
情感生活上的突然打击。去世前一两天接到女友的绝交信。
我认为众多原因中,最后一条是导火索,可以说支持他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只有选择离开人世。
尽管如此,我们应对他有个公正的评价:
首先,沈因立是热爱生活的。从他广泛的爱好,渴望知识,在逆境中苦中作乐的精神都说明了这一点。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是从他那里学会了用小米面、鸡蛋、发酵粉、糖精(插队时很难买到白糖)和油,用铝饭盒烤蛋糕的技术,这在当时插队的艰苦生活里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其次,尽管生活对他是不公的,他还是尽自己的能力,为队里做了很多的事,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建了大队的广播站。从采买广播设施、零件,到安装调试,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我与他一起到各村去安装大喇叭和每户农家的小喇叭,从中深深体会到他对工作的满腔热情。他对我说过他很感激大队支书,王四货把他从寺沟(他插队的村子)调出来搞广播,正好能发挥他的专长。他正是以这种报答之情,很努力很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再有,他尽管最终选择了离开人世,但仍惦记着工作。他在留给队里的遗言中,除了说明死因与任何人无关,还交待了一些后事。其中向大队推荐我接替他的工作,并把很多(三个小木箱)他用自己的钱购买的无线电零件及工具都指名留给我。正是这样,在他去世后没几天,我就去了大队广播站,直到我被调到县知青办公室。每当我想到这些,心中就有无限的感慨。
时间过去长久,沈因立去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去世前后的一些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他这个人的整体印象,应该用原大队支书王四货的话来说,“因立是个好娃儿”。我们应该记住他!
在上山下乡插队四十年之际,仅以此文来祭奠他。
李 可
200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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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节录)

中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1987年5月28日

按:原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四册,1987年10月。选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现美国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已有收藏并可查阅。本篇原件分“造反派夺党政大权”、“‘五•四’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派性武斗”、“‘十二级台风’浩劫,无辜者惨死于非命”、“丧失人性人吃人(节录)”等四个部分,本刊节选其中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删去了最后有关参加吃人而受处分的人员名单。文中原有欠通的文句保持原样未改。
前言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24日,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而进入尾声。
“文革”期间,《造反派夺党政大权》、《“五•四”事件引发的派性武斗》、《“十二级台风”浩劫,无辜者惨死于非命》、《丧失人性人吃人》等四件大事,损失严重,影响久远、波及范围是历史上罕见的大事。特别是吃人肉事件,舆论沸腾,蜚声一时。
大事件的资料源出《“文革”大事记》,在此基础上,加工、提炼、补充,本大事件成文约15000字。
沿着《“文革”大事记》的轨迹,筛选出4件《“文革”大事件》,“文革”中有的死者先被杀,后被吃肉,因此,在撰写《“十二级台风”浩劫,无辜者惨死于非命》和《丧失人性人吃人》两件大事,其临界关系必不可免重合。
为忠实于历史记载,记述的大事件是以事系人,采用指名道姓的写法,有的肇事者予以判刑,有的受党政纪处分,他们人还在。有的受害女性被蹂躏,目前尚健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后裔已长大成人,这些女性的不幸遭遇属于“隐私”,付印下发此资料时,建议约束在较小的范围内,或且在打印时,采取隐姓埋名的手法处理为好。
编写大事件时,按照历史的真实面目,尊重史实,客观的加以记述。旨在存史、资政、教育后人,不“重蹈覆辙”,不再重演历史的悲剧,如果能达到此目的,将聊以自慰。
鉴于编写组的政治素质和方志学理论以及文化水平有限,还有在体例上,遣词造句中的文理和史实等方面,难免错误,期望审稿时,予以补遗纠正。

武宣县“文革”大事件编写组
1987年5月28日

第二、“五•四”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派性武斗
“五四”事件 武斗前因
1968年5月4日,武宣县“四•二二”造反大军中的“红匕兵团”,成员钟统方、龚国锐等人,在武宣港务站抓了桐岭区信用社会计梁达坚等3人,进入“四•二二”造反大军西楼据点关押,并搜去120元2角8分和部分衣物。县革委常委闻讯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员进据点做思想工作,当天放了两人,梁达坚仍扣不放。县革委多次敦促放人无效。至此成为“文革”中的所谓“五•四事件”。
5月6日,“联指”和“造反大军”双方拉开了武斗的帷幕,“联指”一方为“五•四”事件,老羞成怒,迁怒于造反大军一方,其动态如下:
“联指”一方:
以潘茂兰为首组织《武宣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总负责人潘茂兰、蔡朝钧等人,下辖:
作战部:由覃振球、胡月华、刘杰成、刘树江、赵鸿捷、晏书金等人组成;
政治部:由张虹一、韦德凡、何培贤组成;
后勤部:由蒋曙光、江顺芳、黎连枝组成。
“四•二二”造反大军一方:
“红匕兵团”对《公开信》极为不满,并作出积极反应,张贴标语、大字报说:“县革委是‘派委会’,发表《公开信》是屠杀造反派的‘白色信号弹’”。
大军总部:由李淑宇、廖汉科、周金寿、罗和明、黄炳信、江聚双、黄流志、张俊、黎天贤、邓克飞组成,下辖:
作战部:由周伟安、陈石保、江聚双、蔡炳先、黄流志组成。
后勤部:由周金寿、覃礼珍、张启芳、丘子兴组成。
组织部:由李淑宇、陶显荣、黄炳信、罗和明组成。
宣传部:由翁胜、廖汉科、廖燕来、甘家帅组成。
武斗准备 调兵遣将
5月7日,“联指总部”由潘茂兰主持召开各区武斗参战负责人会议,研究战斗方案。参加会议人员有桐岭区覃启飞、苏运昌;三里区刘杰成、王业周;东乡区廖汉生、张木荣;禄新区覃汉茂;通挽区黄伟亮;武宣区武桂发;二塘区何海军;黄茆区陈赞明以及指挥部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确定各区参战人员进入战区的序列,并决定划为五个战区和任命各战区负责人:
一战区负责人:黄怡昌、梁德业、何银光;
二战区负责人:蒋中传、黄启焕、武启炎、韦新德;
三战区负责人:罗水经、臧东安、邓国安、龙集;
四战区负责人:陈彪、陆桂发、杨桂发、黄恩范;
五战区负责人:陈景福、刘忠发。
会后,进行战斗兵力部署。
5月7日晚,10点多钟,桐岭区“联指”总部由覃纪飞、龙志仁率领90余人,分乘两辆汽车,开赴县城驻武中,并进入北街第一战区武斗。
5月8日,三里区和三里锰锌矿民兵开赴县城,进入战区,全城宵禁,武斗进入“张弓待发”状态。
5月9日,又一批三里和锰锌矿民兵再度进城,继而,黄茆、二塘、通挽、禄新的民兵陆续进入战区。截至9日,武斗准备工作已进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
5月10日,东乡区带队参战负责人廖汉生,在农林水楼上巡视战区时,被冷枪击毙身亡,“联指总部”迅速作出反应。潘茂兰主持召开各战区、各区参战负责人紧急会议,以学生李汉南组成炮队,于同日中午,以小炸药包送大炸药包的办法,轰击造反大军防区制高点——北楼,派性武斗,愈演愈烈,武斗进入高潮。
5月11日,“武宣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再度调整指挥机构和战斗方案,因此,在茆庙召开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县直各兵团战斗队组织头头和各区带队负责人,三里刘杰成;二塘陆乐基;黄茆、黄太茂、覃明桂;禄新覃汉茂;桐岭覃纪飞;通挽韦高。
会议内容:
1、调整“武宣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成员如下:
前线总指挥:黄镇荣(原上柳州参加武斗被召回);
前线副总指挥:潘茂兰、黄元介;
负责武斗的:赵鸿捷、李汉南;
负责后勤的:蔡朝钧、蒋曙光、江顺芳、罗模忠、覃振球;
负责宣传的:张虹一、王朝显、何培贤;
负责财务的:李玉仁、龙贵权。
2、由前线副总指挥潘茂兰,下达作战命令,部署各战区作战任务。
3、发布向造反大军的总攻命令。
会后,各战区向各自目标,发起进攻,逐巷逐户逐墙爆破开路,紧缩包围圈,形成强大攻势,战况非常激烈。
制止武斗 措施不力
5月5日,县革委常委会开会,决定向“红匕兵团”发出最后通牒如下:
1、放出梁达坚;
2、交出抢去的财物;
3、交出抓人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
4、交出枪枝弹药;
5、如再不放人就采取武力行动。
“红匕兵团”于5月5日,午夜11点,放出梁达坚,但不退财物。
5月7日上午,县革委在县城圩亭,召开县直机关职工大会,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长文龙俊在大会上讲话,宣读“致红匕兵团的公开信”(张虹一起稿,黄元介修改)责成8日下午6时前退还钱物(最后仍未退钱物)。
5月10日下午1时,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旨在研究事态恶化的对策。会上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长文龙俊说:“根据现实情况,怎样处理,打也好,教育也好,都是处理方法。”对于制止武斗态度暧昧。文部长发言后,常委们发言,内容大体一样。
同日下午3时,会后用电话向驻柳支左办公室汇报:“武宣酿成两派局势日趋恶化的原因是:4日下午2点,‘红匕兵团’成员抓梁达坚;5日深夜放人不退钱物;9日中午造反大军开枪袭扰武宣粮所、财政局,当晚用炸药包炸毁农、林、水大院部分围墙;10日早上造反大军黄正中,开枪击毙廖汉生(“联指”派);请指示。”对方是姓孙的接电话,答复核心内容是:“制止武斗,做好教育。”
在制止武斗问题上,县革委和县领导,态度暧昧,思想偏斜,决心不大,方法不当,措施不力,贻误时机,局势失控,致使武宣武斗,未能制止在萌芽状态之中。
紧缩包围 猛烈攻击
5月11日,“联指总部”会议之后,会上下达了战斗命令,于当夜幕降临,各战区向各自目标发起进攻,采用逐巷逐户逐墙爆破开路的战术,紧缩包围圈。
  5月12日,柳州“联指”中的“一反到底”部分人员,从北方(柳州)来援,贵县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民兵300余人,乘汽车从南方横渡黔江驰援武宣“联指”,形成南北夹击的增援势态,增强了攻击有生力量。深夜,炸药包轰鸣,火光四起,枪声密集,震撼夜空,武斗形成胶着状态,造反大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强大的攻势下,力不能支,弃阵逃遁,打算从北门码头横渡黔江突围。岂料“联指”在对河沿岸设有埋伏。后突围舟楫行至江中,突遭袭击,生者弃船落江泅渡,“联指”又将车渡拖头开出,打开探照灯在江面来回搜索,发现逃者开枪射击,葬身黔江者难以计数。沈国师等五人被拦截上岸,何岩生、黄炳坤将其枪杀,弃尸江中。蔡友斌等5人,突围泅渡对岸,被韦玉锦、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捆绑手脚,丢下河中溺死。有30余人躲藏在石狗、石人坪(地名)的洞穴中,13日打扫战场时,除刘树江护走一名15岁小孩外,其余全部被打死。女学生马金秀逃时被抓住,下身被刀捅伤数处,被拋入江中后得救。
伤亡严重 损失重大
5月13日上午,武斗结束,这场由“五•四”事件引发的大规模的派性武斗,兴师动众1000余人,历时约40小时,双方共死亡97人,毁坏房屋67间,价值3万7千9百多元,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2万6千6百多元,吃掉国库粮食2万8千多斤。
5月13日上午武斗结束,“县联指”开会研究,组织成立办公室、保卫组等处理战后工作:
办公室负责人:覃振球;
保卫组负责人:韦新德、张超江、龙机;
政工组负责人:韦德凡、武桂发、兰荣明;
服务组负责人:吕褀奇、蔡朝钧、江燕、蒋曙光、江顺芳;
专案组负责人:张虹一、闭仲纯。
武斗突围 难逃厄运
“造反大军”突围逃遁无一难逃厄运,他们是:武斗总指挥周伟安于5月13日凌晨突围,同月14日逃至禄新大榕被击毙,县“联指”头头潘茂兰专程至大榕将周的头颅和双脚拿到禄新为武斗死者覃汉茂、黄世放开的追悼会场,悬挂于树,当天又从禄新拿周伟安的头和双脚回县城食品公司售肉门市部侧畔悬挂于树。
副总指挥黄流志,5月12日晚,黄随周伟安、江聚双、张金海突围,黄返回县经理部隐藏在伙房左侧房内,被人告密,抓捕关押在黉庙的私设牢房内,同月15日晨被就地枪杀。黄流志生前是武宣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县经理部汽车司机。
红卫兵覃守珍、韦国荣两学生,于5月12日深夜突围,逃散后,被古禄大队民兵抓住,押往禄新区“联指”总部,行至粮所附近覃汉茂、黄世放开的追悼会场被打死。
5月12日深夜,覃乃文突围逃到桐岭被抓,后押往武宣“联指”总部,在车上用一块木板压在身上,木板上坐有数人,覃乃文在途中被活活的压死。
覃乃武在突围中负伤,隐藏在县城郊大龙村亲戚家中养伤20天后,逃往二塘被打死。
李志平突围逃到桂平县东岗大队,由桐岭“联指”领回关押数日,后被群众打死。
5月12日深夜,江聚双突围后失踪,至今(1987年5月20日)下落不明。
武斗元凶 惩前毖后
“处遗”期间,对“联指”总指挥黄镇荣羁押6个多月,免于刑事起诉,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十二级台风”浩劫,无辜者死于非命
武宣非法杀人之风骤起,(社会上习惯用语“刮台风”),始于1968年3月19日,终于1968年7月17日,6月中旬进入高峰时期,当此政风不振,法纪荡然乱世,因“文革”事件死亡526人,除武斗死亡87人(武斗被俘遭杀10人不在内)其余439人均是“文革”中非法杀害所致,这些死者是在“左”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思想指导下被非法杀害的,从档案资料看,这些死者大部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及其子女,有的是有历史污点的人,个别是有海外关系和造反派的成员。本文只记述比较突出的,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文革”中的非法杀人案件,不作一一赘述,现从几个方面阐述:
“台风”四起 风源何方
1、组建特殊职能的武装力量。
1968年6月11日,县革委决定成立纠察队,由县革委副主任,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负责,下设两个连,连长分别是孙兰发,王传义。纠察队组建后,在县边界的金鸡、通挽各15人组成哨卡,检查一切过往车辆行人,对无证携带武器,弹药、凶器一律没收,无执照车辆一律扣留,各区相应建立20至30人组成的纠察队。生产队设加强班子,经实践证明,它是慑威武装力量,导致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
2、召开会议,上行下效。
同年6月14日,县革委在县城召开县、区、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贯彻柳州会议精神,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文龙俊在会上说:“对敌斗争要刮十二级台风。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专政,把政策交给群众。搞阶级斗争不能手软,在批斗中可采取多种形式,加上控诉会,诉苦会,游街等等。”
在“无产阶级专政继续下革命”的历史背景“对敌斗争”的概念即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等所谓“黑五类”和有历史污点的人,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杈派”,个别人还将“敌”的概念随心所欲扩大到“黑五类”的子女,以及不同观点的人,在“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口号影响下,抓、关、杀人的行为是“顺理成章”之事。
3、举办所谓“五•四反革命事件”展览。
四级干部会,与会者参观了多数派举办的展览会,此展览会展出武宣武斗“联指”一方缴获的物品,传闻还有一张女裸体像,后来不雅观才藏起来。此展览会在客观上,县革委给“五•四事件”挑起的一方的定性。
杀人手段 残忍奇特
“文革”中杀人,气焰嚣张、疯狂亡命;寡廉鲜耻,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影响极坏,其手段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被迫上吊,更有甚者,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围捕杀害,演出了一幕幕腥风血雨,血迹斑斑的悲剧。
1、敲死
1968年5月4日,通挽圩日,陈汉考、臧世赏、蒙志高、覃家琼、黄瑞成、甘德班被押到通挽圩游斗,行至邮电所门前时,均被棍棒敲死。
1968年5月×日,桐岭圩日,桐岭区新龙大队龚培民、龚培卫出于泄私愤,以龚姝颖是顽固地主分子为由,将龚姝颖捆绑押送到桐岭街游斗,边游边宣布龚姝颖的所谓罪行,当游到戏台前时,来赶圩的通挽大团村人臧东荡听到龚培民宣布龚姝颖怎样坏时,即用扁担打死了龚姝颖。
1968年7月1日晚8时在桐岭中学十丙班教室批斗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批斗会持续约1小时后,谢东宣布散会,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棒押解黄出会场,行至电话室门前时,覃廷多喝令“打”,声落棍下,朝黄打了一棍,其他人不约而同地蜂拥而上,将黄家凭乱棍打死。
黄家凭同志,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广西解放后,任过广西苍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等职,“文革”中惨遭杀害,令人痛惜。
1968年7月17日,三里区上江乡“文革小组”在乡政府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4人,均被乱棍打死。
2、溺死
1968年5月12日,蔡友斌等5人在武宣武斗中突围泅游横渡南岸时,被韦玉锦、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捆住手脚丟下河溺死。
1968年6月18日,禄新圩日,古禄乡治保主任覃袓月指使民兵覃廷笋、黄天桃等人,抓覃太焕、江邓珍、钱家信三人上街游斗,游到十字街头,即令被斗者跪下,由乡民兵副营长秦大福宣布被斗者的所谓罪行后,覃延笋用棍对被斗者3人的头部各打一棍,随着黄天桃叫覃以群、覃以耐、覃泽才、黄凤廷、肖冠朝、肖锦寿等人,将被斗者3人拖往古灵塘。覃、江、钱三人一路呻吟,到古灵塘边时,覃延笋即令覃以群等6人,将被斗者3人丢下水,当江邓珍浮上水面挣扎时,覃延笋又令覃以群用脚踩江下水,直至死亡才心甘罢休,被斗者3人均在水中命绝身亡。
3、枪杀
1968年3月19日,三里圩日,陈北福等15人,被押到三里绕街游斗一周,回至三里区公所球场,休息片刻,民兵陈立生、何才兴将陈北福枪杀于球场西侧30余米的塘边田角处。陈文权(工人)随后用“五•四式”手枪对陈北福补打两枪,由此拉开了全县“文革”中目无法纪的乱杀人的帷幕。
1968年5月14日,倾向造反大军观点的刘志远同志(生前任县交通局长),在武宣武斗期间被抓进“联指”总部私设在黉学的牢房关押,被梁春林等人拖到县城十字街枪杀,这位南征北战的老干部,当年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如今死于非命,实在令人痛惜。
1968年6月3日晚,李光伟、李春会、李光仁、李树兴、张兴昌以不服从管制为由,被集体枪杀于二塘街边果园内。
1968年6月15日,李赞龙、李锦良、刘业龙、陈天掌在三里车缝社门前(旧称石牌坊)游斗中被枪杀。
1968年6月15日,黄礼康、黄荣昌、覃乃光、覃伟成、黄德安在黄茆街口游斗中被枪杀。
4、捅死
1968年6月12日,武宣区在县城街上圩亭召开批斗会,王春荣亲自押送被批斗的周忠等十多人入场,在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打死,黄振基被打休克,王春荣令周忠等四人将谭启欧、黄振基往中山亭拖至途中黄振基醒来抬头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寸刀,气焰嚣张的说:“嘻!嘻!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上,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而死。
5、砍死:
1968年6月18日,三里区台村大队开会批斗陈汉宁、陈承云、陈除建等人。“文革”主任陈思庭主持会场并讲了话,材料员陈竟明宣读被斗人的所谓“罪状”后,群众批斗发言继续约半小时,陈思庭问群众,“这些人怎么办”?群众异口同声喊“杀”!民兵即将被斗的人推出会场,陈志明用大板刀将这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
6、拖死:
1968年6月×日,刘杰等8人在东乡李树岗村第二生产队刘达贵家开会,研究对练平的处理时,梁树明、刘杰提出把练平杀掉,会后交雷保英、刘达耀、蒙惠强等人,押练平到后山松林枪杀未死,次日练爬回村边,庾日明得知后,又叫刘国谋用绳套练平的脖子在地下拖,他在呼救,惨叫,呻吟声中活活拖死。
7、活割:
1968年6月17日,正值武宣圩日,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拿汤展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龙基用步枪将汤击伤倒地未死。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汤命绝身亡。当时在场的县革委副主任生产组长,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而一言不发。
1968年7月××日,通挽区大团村第七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的头上打去时,尚未死,甘祖扬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死先嘛!你们再割。”甘袓扬却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续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怵目惊心,惨不忍睹。
8、砸死:
1968年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黄培刚参与该乡雷国保召开的批判张富展(当时18岁,系武宣中学应届毕业生)的大会。批斗未久,黄海军(当时12岁)用木棍敲打张富展的头部致使张昏倒在地。黄培刚即将张富展拖到一里多远的那凰岭放下,用五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扭动着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拿一块石头砸张的太阳穴,接着又连捅了两三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随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9、被迫上吊而死:
1968年8月10日,江乃生从广东海康县堂兄江毅生住处避乱返回桐岭老家,被桐岭区纠察队捆绑押进区公所院内,绑在树下。
自此之后,从当天上午9时起至午后3时许,曾三次对江乃生轮番刑讯逼供。区武装部长曾两次劝阻无效,肇事者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在被关的房内被迫自缢。
10、杀父奸女、杀夫奸妻:
1968年5月20日晚,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宝等人,在桥巩村召开批斗王德欢,王开华大会,在批斗会上被斗者王德欢遭乱棍打死。王开华被拖到会场外捅死。迨后,覃锦必伙同潘新德、覃汉民、覃世松到王德欢家,轮奸正处豆蔻年华之次女王××。
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带领左伯洪等14人,各拿棍棒押送被斗者到县城区游街,游到菜市时,即令黎三兄弟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恶”,并高喊“该不该杀”,围观的群众答:“该杀”!李炳龙等人片刻即将被游斗者活活敲死。
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
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
这种杀人夫,奸人妻,灭人族,劫民财罪行,惨无人道,违法犯罪,触犯刑律。
11、围捕杀害:
1968年6月29日,三里区“工农总部”常委周胜松对三里乡治保主任陈必洪观点倾向造反大军,以有驳壳枪为由,6月28日调兵遣将100多民兵,于29日凌晨包围陈必洪家院,9点左右,陈爬上房顶被枪击重伤,不久死亡。
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纠察队长覃忠兰,革委副主任兼纠察队副指导员李华天、授命纠察队副队长覃振权,率领纠察队3个班,并有金岗乡加强班配合前往金秀,武宣、桂平三县交界的驾马山,以剿匪为名,追捕少数派刁其棠、刁其珊、刁其瑶等人,刁其珊死里逃生,刁其瑶坠涧身亡,刁其棠被击毙。
无法无天 栽下恶果
1、全县因“文革”事件死亡526人,占全县22万多人的万分之二十三,除武斗死亡87人外,(武斗被俘遭杀10人不在内),其余439人均是“文革”中非法被杀害。有501户受害。
2、“文革”造成的孤老、孤幼、孤残48人,有的被非法杀害死者遗孀,为避免再遭横祸,被迫拋下孤儿幼女和年迈的公婆而改嫁他乡,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安排受害干部、工人遗属子女就业56人。
4、“处遗”时发放给死者埋葬费和家属的抚恤费。“三孤”定期补助费,生产生活困难补助费22万8千9百多元,国家为处理善后工作,兴师动众、耗资伤财。
5、杀父之仇,慈母被辱,结怨难平。
惩罚凶手 以正法纪
1、因杀人或与杀人有牵连的干部被判刑1—14年,被党内警告处分以上,行政被记过以上,共有52人(具体被什么样的处理详见《“文革”处遗》案卷)他们是:
罗模忠、覃廷多、彭银金(女)、 张国政、韦明惯、谭启高、韦武平、韦英瑜、韦善主、龙振党、覃太波、黄斗朋、李国华、韦德森、黄土硬、李世强、李耀基、张太保、覃许钰、龙正安、陈武康、朱绍康、廖宪祯、卢银田、吴胜芳、莫朗华、胡月华、李秀新、黄龙收、黄启明、黄开强、潘齐隆、陈彪、韦东欣、谭炳辉、韩步信、黎信珊、覃甫备、韦日光、吴梦禾、谭长苗、覃振权、韦文湘、韦荣忠、武桂发、覃世安、陈竟明、陈水春、华群、韦忠福、韦铁委、周胜松、
2、杀人或与杀人有牵连的农民81人,他们是:
覃家成、黄太广、黄明海、韦旭芳、韦扬正、韦建升、覃兴强、覃敏瑶、李社光、李宏基、廖炳辰、廖天栈、梁少秋、廖炳勤、张榜刚、谭启界、谭长弟、谭建华、谭晨彰、谭正猛、苏志耿、陈锦福、陈木生、陈凤飞、陈有芬、方绪廷、方绪仁、周应桥、周达民、甘袓扬、雷保英、江超华、黄培刚、韦琼雅、韦善针、覃延笋、廖正年、潘造华、潘培龙、张崇桂、谭正蕊、陈木兴、陈日昭、赵土金、卢启珠、江超云、黄宽宏、黄建赛、覃太松、李群、廖亮生、廖力玲、谭善志、谭正项、甘维亮、吴袓喜、梁树明、谭建田、林武祥、李炳端、方绪远、陈有信、甘德柳、张国命、梁家道、黄祥、陈志明、陈业雄、龚海龙、王春荣、覃风经、韦炳文、樊日明、龚培民、潘茂兰、粱春林、周善迪、谢朝荣、张德标、张其灶。
3、因杀人或与杀人有牵连被判刑3年以上——7年的工人、居民4人,他们是:黄殿娥(工人)。居民是:黄炳坤、朱桂才、何岩生。
第四、丧失人性人吃人(节录)
臭名远扬 影响久远
纵观历史,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对老死者或奴隶及战俘被杀吃肉的现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精神文明、社会道德日益发展,人吃人的不人道行为已绝迹。然而,19世纪(注:应为“20世纪”)60年代,人类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已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武宣县在“文革”期间,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这种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返古”人吃人的离奇行为,县外国内曾蜚声一时,丑闻传奇不翼而飞。
作为“文革”十年动乱,到1976年是结束了,但其不良影响却远没有结束。
参与吃人肉的人毕竟是少数,他却给武宣各族人民脸上抹黑,影响极坏,在武宣的史册上记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惩前毖后 引以为戒
1、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27人,他们是:(名单略)
2、非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干籍、行政开除留用的共18人,他们是:(名单略)
3、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的共5人:(名单略)
4、非党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的共21人:(名单略)
5、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59人,他们是:(名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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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文革中清收外出人员所借钱粮物的两份文件

庞国义 录入提供

说明:这两份在地摊上淘到的旧文件,分别是1969年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关于清收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串连所借钱、粮、物的通知。那时普通文件一般都用打字机打蜡纸,油印机印刷,所以质量与现在的文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文字尚清晰。对于不了解文革历史的人来说,需要注意的是,文件中提到的“外出人员”,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因公出差人员,而是武斗期间逃离本单位、本地区到另一地区或省城避难、上访的人员,也就是当时所说的“吃支左饭”、“吃一二五”(每人每天发给1斤粮票、2角5分钱维持生活)的人员。极有史料价值的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文件中明确记录了当时为接待这些“外出人员”和串连师生:“仅成都地区,经省的财、粮部门先后拨出的钱约二千三百万元,粮食约一千八百八十万斤。”虽然“全省开支、借出的数字目前还没有精确统计”,但有此成都地区拨出钱粮的数字,也为研究这方面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文件
市革办(69)第4号
最高指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要斗私,批修。
要节约闹革命。

关于转发省革委生产指挥组
“关于清理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串连所借钱、粮、物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机关、企业、事业、学校、街道、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现将省革委生产指挥组(69)川革生字第025号通知原文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情况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清理、催收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串连所借钱、粮、物的工作,政策性强,牵涉面广,既是一项经济任务,同时又是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依靠群众,加强领导,组织力量,成立清收小组或指定专人负责办理。
二、对清收一切外出人员及革命师生向国家所借的钱、粮、物(包括旧市委滥发的串连费),必须要认真地按照省革委通知第二条原则办理。对少数生活有困难而短期内不能归还的,可酌情分期扣还,但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对个别生活确实困难而无力归还的,经群众讨论同意,可酌情予以减免。其减免批准权:全民所有制单位,由单位革委会审批;各大、中、小学,由学校革委会审批(民办中、小学由主管部门革委会审批);集体所有制单位,由公司、联社(或相当于公司、联社)以上的革委会审批;街道革委会所属单位,一律由街道革委会审批;农村一律由人民公社革委会审批。
三、原市各部门的接待办公室和各单位接待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的站、点,对借出的钱、粮、物应由原经手人进行清理催收,未发出催收通知的,必须在二月底前全部发出。
四、对少数人违背国家政策规定和采取非法手段所获得的钱、粮、物和票证,都应清理追回。
五、各单位清理收回的钱、粮、物,现金应直接交入国库,粮票交当地粮食部门,物资及各种票证交当地区、县革命委员会;同时,应列表上报市革委。在清理收回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可与市革委办事组物资清理办公室联系(电话:52789)。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
一九六九年元月三十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文件
川革生字(69)025号
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要节约闹革命。

关于清理接待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串连
所借钱、粮、物的通知
各市、地、州革命委员会、军分区生产指挥组(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红卫兵大串连到现在,我省一些大中城市为接待红卫兵和各地外出人员,先后设立了一些接待站、点,开支了一些接待经费,同时借出了大量的钱、粮、物品。仅成都地区,经省的财、粮部门先后拨出的钱约二千三百万元,粮食约一千八百八十万斤。全省开支、借出的数字目前还没有精确统计。目前红卫兵串连早已停止,外出人员已返回本地,本单位。前段时期借出的大量钱、粮、物,各省已纷纷寄来单据,要由我省组织清收。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省和全国一样,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斗批改的革命群众运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出现新的飞跃。为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勤俭建国”、“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紧急通知》有关规定,经请示省革命委员会同意,对我省清理接待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串连所借钱、粮、物的工作,作如下通知:
一、清理接待工作中借出的钱、粮、物的工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遵照毛主席“要斗私,批修”“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对借钱、借粮、借物的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进行破私立公的教育。要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认真做好清理回收工作。
二、一切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外出和串连期间向国家暂借的钱、粮、物(包括旧省委滥发的学生串连补助费等),原则上都应当如数归还国家,不得无故拖欠。但少数生活确实困难,无力归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并经单位革命群众共议,本单位革命委员会审查,酌情予以减免。有权批准减免的单位、部门,掌握减免的一些具体界限,请各市、地区、州革委会(军分区)根据本地区情况,具体确定。各地应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向广大革命群众讲明清理回收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求借了钱、粮、物的群众,自觉斗私批修,不仅按寄到的清收单据归还,还应主动地向国家交还借用的全部钱、粮、物。
三、为了便于清理工作的进行,并简化手续,对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所借钱、粮、物,一般的由借出单位进行清理结算,汇总报各市、地、州革委会批准后,就地统一核销,并将应收回钱、粮、物列单通知借钱、粮、物人所在地有关部门就地催收。收回的现款,上交当地财政部门交入国库;收回的粮票上交当地粮食部门;收回的物品就地处理,其变价款交当地财政。对于以群众组织或集体名义所借较大宗的钱、粮、物,原则上仍由借出单位(或清理单位)直接催收,不得先行报销,以防止弊端,堵塞漏洞。一切借出单位和欠款人所在单位,都应当树立整体观念,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清理工作。过去由各部门、各单位用自有的钱、粮、物借出的,应自行负责清理收回归垫。
四、清理外出人员和革命师生串连所借钱、粮、物的问题,政策性强,牵涉面广,工作量大,除各级财政、粮食、业务部门负责有关具体工作外,各地是否设立专门清理工作机构,由各地自定;清理收回中的问题应及时向各市、地、州革委会请示汇报;具体工作情况可与本组财贸组联系。省上寄出原省人委各接待站借出钱、粮、物的清收单据和转寄省外寄来清收单据,统一使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接待经费清理专用章”办理(六八年五月份以前以原省人委各接待站名义已经寄到各地的单据仍应清收)。原省革筹小组联合接待办公室和省革委办事组管理组经管借出的钱、粮、物,均统由管理组直接向各地寄出清收单据。各地接待站、点,包括各级革委会、军分区、武装部建立的和原党政机关建立的,都应抓紧办理结束清理工作,同当地财粮部门办理结算,交清钱、粮、物资;应向外地寄发的清收单据应由县以上负责清理工作的机构统一向外寄出,直寄欠钱、粮、物人员所在县的清理工作机构。清理收回情况应定期逐级向上汇报。
以上事项,请予研究执行。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
一九六九年元月十日
——————————————————————————————————
【编读往来】

蒋健来信纠错

上期《在山西文革的“震中”》一文19-20页处说: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文件是关于处理“反党分子”罗瑞卿的决定。文件中罗列了罗瑞卿对林彪不满的一些言行,指出罗瑞卿有野心、想簒权,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该说法不甚确切,因为罗当时还未被开除党籍,当时撤消的也不是"党内外一切职务",而是其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军职。罗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向中共中央写信请辞与军队有关的一切职务,包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职,中央很快批复,并将罗的请辞信连同批复,作为文件发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县/县公安局一级。
当然,罗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不是他辞掉的,而是在上海会议结束时被撤掉的。

黄肇炎来信谈19期

19期山西专辑读后,感觉非常好。选材精当,篇篇都吸引人。孙涛书的三篇序和孙涛的《分解固化》文分析很透彻。李辅的回忆让人了解到一般人不熟悉的省级机关文革的情况,只觉得有点不过瘾。如能够看到一直到1976及以后的回忆,就更好了。我本来对山西文革很不清楚,看后已有初步明晰的概念。较深的印象是反复多,除造反派与保守派、走资派的斗争外,还交织着当权派内部的派系斗争、名利权斗争(而这是以往有关文革的文章中很少涉及的),错综复杂。山西离北京近,中央文革小组插手也多,好像比其他许多地方更惊心动魄。说明地方文革史研究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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