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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3年1月30日第13期
本期目录
〖文革中的女性专辑〗
蓦然回首
谢引麟 文革黑牢92天
黄荣华回忆、何蜀整理 莫名其妙当委员
故纸堆
新师院公社采访组 光辉的青春
小资料
渔歌子整理 文革政坛女性一瞥
编读往来
边犊 2012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丁远波 2012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杨继绳转樊程的信订正一细节
陈闯创来信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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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女性专辑〗
说明：纵观文革十年，许多女性的名字闪烁其间，既有政坛风云中的江青、王光美、叶群、聂元梓、谭厚兰、李讷、林豆豆、谢静宜、王海容、唐闻生……；也有无辜受难者卞仲耘、郑兆南、上官云珠、顾圣婴、严凤英……；还有慷慨捐躯者张志新、林昭、王佩英、马正秀、丁祖晓等等。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高干还是平民，作恶者还是受难者，有关的记叙都还是控诉的多，研究的少，而在极少的研究中，则是从政治角度研究的多，从历史、文化、思想、家庭等其他角度研究的少。许多选题还无人问津。比如文革时期的两届中央委员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279人，其中女性委员和候补委员仅有23人，但后来被开除党籍的即有7人，被判刑的即有4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319人，其中女性委员和候补委员仅有40人，后来被开除党籍的即有7人，判刑的即有3人（其中有部分与第九届重复），另外那些女委员中的大多数后来也都受到降职、降级甚至撤职处理。女性委员占总数的比例这样小（远未达到“半边天”应有的份额），而受惩罚的比例却这样大（似乎未跳出传统的“红颜祸水”观念）。这反映了什么？为什么会如此？有些什么教训值得总结？……除了这些知名女性之外，还有更多的普通女性在文革中的生存状态、思想与精神状态等等，也都值得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本刊编发这一专辑，即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这方面的思考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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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文革黑牢92天
谢引麟
按：不少文革亲历者写到过在“无产阶级专政”监狱——上自中央的秦城监狱，下至地方上的看守所以及基层单位的“牛棚”中的苦难经历，但还很少有人写到在文革造反派群众组织派性冲突中“革命小将”所设黑牢中的经历。那些思想单纯、满腔“革命”激情、从小在正统“革命”教育中成长而且文化素质不能说不高的青年学生，在狂热的“革命”目标蛊惑下，能够变得多么残酷无情，人性会泯灭到怎样的程度，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这篇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材料。当然，不能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只有某一派在这么干，实际上不管哪一派都受着同一种理论的蛊惑煽动，都能对被其视为“反革命”、“阶级敌人”的对立派采取残酷无情的迫害手段，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陈育延等人在四一四派所设黑牢中的遭遇就是一例。今天已经不需要再去争论当年谁更正确谁更错误，而是应该追究：为什么会这样？
感谢唐金鹤女士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材料。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这是唐金鹤在写作《倒下的英才》一书时收集到的大量回忆素材之一。该书于2009年11月由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出版后在清华校友中引起很大反响和许多争议，近年来作者又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全书作了进一步的修订补充，新版已于本月问世。
唐金鹤按：清华大学文革群众组织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时称“团派”或“老团”）和四一四总部（时称“414派”或“老四”）两派后，掌控着校内大权的井冈山兵团总部为了给对立派罗织罪名，将其从政治上打垮，便拿站在414派一边的中层干部开刀，制造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案。老团对这几个干部严刑逼供，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得到预定的“成果”，于是又另想办法，捏造出一个“十二人反党集团”案。团派保卫组抓了原清华大学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和四位女同学，还有自03班的姚毅、物8班的赵汝广等人，把他们说成是“十二人反党集团”的成员。从此，这些人就在井冈山兵团总部保卫组私设的“监狱”中受尽了折磨。
那四个女同学中，有一个是清华大学舞蹈队的楼叙贞。很多清华同学都看过她的独舞——孔雀舞，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优美舞姿。当时，她已经毕业离校了，她是在北京航空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突然被老团绑架、抓走的。
另外三个女生中，谢引麟和黄安妮是冶金系铸7班的。她们为了躲避清华的武斗，远离学生宿舍区，搬到了清华教工的荷花池二宿舍（当时为躲避武斗，许多清华的教职员工搬出学校，住到校外。一些没有参加武斗又没有回家的大学生没地方住，就搬到那些空出来的教职员工宿舍）；还有一个是已经毕业离校的原铸6班的女同学张琴心。她被分配到山西工作，因当地正在武斗，她又返回清华，和铸7的那两个女生一起住在荷花池二宿舍，三人在那里被老团保卫组的人抓走，当成重大“现行反革命”犯进行严刑逼供。
谢引麟的个子不高，身材匀称；她那白白的面庞上镶嵌着一副大大的眼睛。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和她在一起让人感到一个漂亮女性的甜美与温柔，可以说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随和的女孩子。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竟无缘无故地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差一点点就葬身在这批同为“校友”的“革命小将”手中。
我在写作《倒下的英才》一书时，专门去电话询问了谢引麟当时的有关情况，并希望她能自己把经过回忆写出来。下面这个回忆就是她写给我的。有的与她有过相同或类似遭遇的人完全不愿再去回忆，甚至不愿再听到、提到文革中那些悲惨的往事。但是谢引麟回忆了，写出来了。与她一起遭受了那次劫难的张琴心和黄安妮都看过谢引麟写的这篇回忆。她们认为写得完全属实，当时就是那样。许多人读过谢引麟写的回忆以后，感到她真坚强，她可以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如实写出来，是多么不容易！
我的老同学唐金鹤来了几次电话，鼓励我把在文革中的一段惨痛经历写出来，作一个历史的记录。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提文革史，一提就恼羞成怒，好像有人挖了他的祖坟。正如中国一句古语所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注：见《旧唐书•魏征列传》）。我作为文革的受害人之一，应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记牢，决不容许文革苦难再在中国重现。
（右图：进清华大学之前的谢引麟。）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三年了。全国范围内文攻武斗，腥风血雨。清华园内，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与清华井冈山414红卫兵，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校园内到处都是一片恐怖。
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冶金系铸7班学生。文化大革命以前，住在文艺社团，担任一些团部工作。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文艺社团不复存在，我便回到班上。大约在1967年秋，经同班同学黄安妮介绍，我开始参加“巴黎公社”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不定期地讨论文化革命的形势，在讨论会上，大家基本上支持414派的观点。当时，大家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很有看法，于是把一些想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1968年初，团派和414的斗争更加白热化了，团派扬言要抓414派内“一小撮反革命”。他们先捏造罪名，抓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意犹未足，又紧接着抓了“巴黎公社”小组的邢竞侯同学（邢竞侯本人讲，他不是“巴黎公社”小组的成员——作者注）和团委×××老师。
鉴于武斗升级，宿舍没法住了，许多同学离开了清华园。我和黄安妮反对武斗，因我们的老家分别在上海和湛江，这么遥远的路途，也不是想回家就能抬腿走的，可是不回家，又到哪儿去安身啊？我们真是到了无处栖身的境地。这时候，我们班原来的辅导员张琴心来清华找我们，原来，她分配工作在太原，因工作地方武斗，又回学校来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商量借住到荷花池第二宿舍的沈老师家里（沈夫妇搬到别处住了），并购买了北京市的汽车月票，计划去北京的一些工厂去义务劳动，找些事做。
大概在五月初，我们发现我们住的宿舍房间的玻璃窗被打碎；我从朋友处借来的自行车前叉轴被锯断，仅连一层铁皮。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团派对我们有计划的骚扰。不少熟人都劝我们快点离开清华园，但是去哪里呢？到处都是武斗，我们的家又都这么远，没有办法，我们只得无奈地暂时在荷花池第二宿舍住下去。
五月八日那天晚上，张琴心去七公寓串门，临走时她说她可能不回来睡觉了。晚上十点左右，我和黄安妮躺在床上，准备入睡了。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我们的房门被撞开了。4、5个彪形大汉一下子就闯入我们屋内，冲到了我们的床头，其中一人厉声问道：“谁叫黄安妮？谁叫谢引麟？”对于半夜三更，突然破门闯入的这一群凶神恶煞的男人，我和黄安妮的心中是非常害怕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气愤，我们感到他们这批人简直就是一伙强盗，他们私闯民宅，夜深人静私自闯进女生宿舍，真是一种流氓的行为。
于是，我们坐起身来，冷静地质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其中一人厉声喝道：“不许说话！谁要嚷嚷，小心脑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再说话，他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就把我和黄安妮捆上手，蒙上眼，然后，用一床被子一卷，就把我们扛走了，
我和黄安妮就这样被这批匪徒绑架了。我被带到一间大房间里（到了第二天我才认出是生物馆三楼）。不久，进来几个人，他们凶巴巴地盘问，叫什么名？哪个班的？我一听，很生气，我反问他们：“你们把我抓来了，你们还不知道我叫什么？不知道我是哪个班的？你们这样随便抓人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其中一个人一听我这么说，马上吼叫：“你还嘴硬，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还这么狂！”接着，又进来一群人，问我张琴心在哪里？我回答：“不知道。”一个身上穿着黄军装的矮个子，立即逼近我，抄起他的大巴掌连续左右抽我的耳光，他一边打，还一边吼着：“你说不说，说不说？反革命分子还想包庇反革命分子？”这是1968年5月8日的夜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打。自从我来到这个世上，我得到的都是爱，从来就没有人打过我，甚至都没有被人骂过。今天，一个一个的耳光，抽打在我的脸上，我感到屈辱，我感到愤怒，满腔的怒火在我胸中燃烧，我瞪着眼睛，咬着牙看着他们，我就不说。他见我仍不答，就更凶狠地打我耳光，我被打得眼冒金星，头晕目眩。这时，他再用他的脚绊我的腿，我即刻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马上，几个人蜂拥而上把我拖起，数个拳头同时向我击来。
这时候，走进来一个大个子，他嘴上叼着一根香烟，面带奸笑地要我坐下。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可能他是在耻笑我挨打吧。望着那张奸笑的脸，我感到恐惧，全身发冷，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但是，我的脑子却开始清醒了。他皮笑肉不笑地继续向我盘问张琴心的去向。我望着他那张假惺惺的笑脸，心里明白，他们这些人是一伙的，我要识破他们软硬兼施的鬼把戏。我冷静一想，张琴心一旦返回寂静的荷花池第二宿舍，肯定也会落入他们的魔爪，还不如告诉他们，张琴心在七公寓，那儿人多，可能会有人营救。我认为老四的人不知道我们被抓走了，老团的人也不知道我们被抓走了，广大的革命群众都不知道我们被抓走了，只是这几个老团的坏蛋绑架了我们，一旦广大革命群众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就会被放出去了。我多么希望能有人来救我们啊！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我天天都在盼望能有人来把我们救出火坑。
后来得知，张琴心也很不幸，她在返回荷花池第二宿舍的时候，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老团绑架了。
我不记得他们对我的拷问进行了多少时间，拷问结束后，我被带入另一个房间，屋内的地上有一块木板，上面铺着草垫。一个流里流气的男看守不停地在我周围转，我吓得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5月9日，我被转移到一间完全漆黑的小房内。这个房子内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灯。我开始考虑逃走，但是我逃不了，因为门被反锁着，外面一直有看守巡逻。我的耳边只听到修筑工事的叮铛声，砂轮的飞转声，马达的轰鸣声和审讯“犯人”的怒吼声。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抓，怎么顷刻间我就变成了一个反革命？我想是团派的同学搞错了，我鼓励自己，不要气馁，要据理力争。于是，我再次向他们提出抗议，我指出他们这样随便抓人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当然了，我的这些抗争无济于事。
下午，进来一个男人，他要我交待十二人小组的罪行。什么十二人小组？我愣了。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一说法。那男人阴笑道：“你装什么蒜？十二人小组，陈伯达项目组，你还会不知道？！”
经他这么一说，我似乎想起了什么。前一阵，听说邢竞侯和×××被老团抓走了，不久传出，邢的罪名是跟踪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整陈伯达黑材料；×××是陈伯达项目组副组长等。可是谁会相信这些话呢？难道谣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事实？我幼稚地以为，团派抓我们仅仅是派性在作怪，幻想他们会承认错抓了我们。于是我耐心地向他解释道：“根本不存在什么十二人小组，更谈不上陈伯达项目组。只是一些人聚在一起谈谈，关心这场运动。”他当然不听我的解释了。这些解释都是徒劳的。
当晚，我被蒙上眼，五花大绑地转押到二号楼东头的另一个房间。他们对我开始正式审讯了。审讯人一天三班倒，轮番干，逼我交待所谓的十二人小组罪行。十二人小组本是他们强加的，子虚乌有。我拒绝交待，并当即毫不畏惧地写下了保证书，我保证没有十二人小组。他们见到我写的保证书，冷笑道：“你写吧，将来要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接着，他们对我大谈×××是如何如何的反动，并说卫戍区早就点名要他了，他们不肯给。又说他们已经掌握了我和×××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还说十二人小组的案已经定死了，这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当时，我并未识破他们的险恶用心，我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圈套。我想一个人应该襟怀坦白地做人，于是，我向他们承认我议论过陈伯达。我理直气壮地说：“如果说要上纲的话，那就只能在这个问题上上纲，别的没有了。如果你们认为对陈伯达有看法就是反革命，那你们就送我去公安局。”在车轮般的审讯中，他们继续逼我承认十二人小组是一个反党集团。我说，“首先这十二人小组就是不存在的，张雪梅是老四的总部委员，我根本就不认识她；楼叙贞是我在文艺社团认识的，文革开始后，从未碰过面，我仅参加过几次‘巴黎公社’的小组活动，从未听说过十二人小组。”我又说：“反党集团应该有纲领，有组织，有目的，而我们只是一些学生随便凑在一起聊聊文化革命运动，怎么谈得上反党集团呢？”他们说：“你们组×××就怀疑陈伯达，说陈伯达会犯错误，这不是你们组的思想？”“你们说陈伯达在中央作检查了，还有谁在中央作检查了？”我说：“陈伯达在中央作检查这条小道消息是从团派那里传来的，其它情况我根本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人家早就交待了。”他们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翻着×××的交待材料。有一次，他们干脆把×××的交待材料故意留下了。我趁看守不注意时翻了一下，上面有上纲很高的言论。然后，他们又给我看罗文李饶的认罪书和听他们的认罪录音。我当时想，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他们的事情我不了解，他们要认罪，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了解我自己，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我没有罪。没有罪，那我就不能认罪。
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整夜不让我睡觉，轮番拷问审讯，拿着×××的交待材料逼我交待所谓的“十二人反党集团”怎么议论“七二○”（注：指1967年7月20日发生的武汉事件），怎么议论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以及杨成武，怎么议论接班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因此，我如实回答没有这事。他们就说我不老实，要我交待、揭发，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又怎么能交待、揭发呢？
大概是五月下旬，我又被转移到200号（注：原为清华大学设在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实验基地。井冈山兵团把“十二人反党集团”项目组设在这里）（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继续逼我交待上述问题。我明确告诉他们，我没什么可交待的。于是，他们就残酷地折磨我。他们先是令我罚站，必须立正姿势，不能稍息，不能弯腰。我经常连续站几十小时，站得我两腿发麻，肿胀，有一次我觉得受不了了，于是稍为走动了一下。一名看守发现后，他马上叫来一个彪形大汉打手。这家伙嘴上叼着香烟，手持大棍，就往我的身上、手上猛打，还抽我的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他一边还威胁道：“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吃素的，你是嫌这么站着太舒服了，是吗？那我先给你尝点滋味。告诉你，这回我拿这根棒子，下回就该拿那根粗的了。”就是这个凶恶的打手，还经常用拳头打我的乳房，用腿踢我的下身。
我那时还是一个花朵般的年轻女大学生，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20多岁做梦的年华，渴望着幸福和爱，现在却在北京城里遭受暴徒的百般侮辱而无处申告，难道这就是在搞文化革命吗？难道这就是先进的革命思想吗？难道这就是革命路线吗？难道这就是革命先烈追求的理想社会吗？
这个暴徒还把我当成靶子，挥动着他的手臂，然后憋足了劲把垒球朝着我身上扔。更可恶的是，他多次把我逼到墙角，然后，在墙角把我往死里打。他满脸横肉，三角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核桃般的黑眼珠闪着凶光，一步步地逼近我，长时间地恐吓我。我就像一只在狼群面前无助的小羊羔，哆哆嗦嗦地往后退，退到墙角，再也无路可退了，只好用双手蒙住了我的脸，好几次我感到他的鼻子几乎要碰到我的脸。接着就是例行的拳打脚踢。我真没想到，在社会主义中国还会看到这种法西斯恐怖。我的眼泪已哭干了，痛苦和屈辱把我的心都撕成碎片了。
这样的折磨几乎天天有，有时几个打手同时来，一个打手在拷打我，另几个打手和帮凶就站在旁边欣赏，一边指指点点，一边还冷笑，这些人中还有女生，张××和马×。张××表面看是记录，实际上她是打手们的帮凶，有时候，她也举起棍子拷打我。 马×是文艺社团合唱队的，我们曾同住四号楼。想不到，原来貌似温柔的她，居然凶得像个母夜叉。后来，有人告诉我，工物系的王子×也是打手之一。
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我们清华的大学生，他们原来也是单纯的大学生，是什么把他们变成这么毫无人性的野兽？为什么这些人在看到别人挨打的时候，竟然会笑出来？望着那么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场面，他们怎么能够笑得出来呢？
他们继续逼我交待反革命罪行，每天我的心如刀割。我总不能编造谎言啊！没什么可交待，他们就拿所谓别人交待的材料逼我承认。我不承认就是包庇反革命，死路一条。我已经不再把审讯我的人看作为有理性的人类，我已经失去了和这批禽兽据理力争的信念。在这种压力下，对他们的诱导式审讯只好回答说：“也许吧，可能吧。”但是，这样的回答使我的内心十分痛苦，也非常气愤。因此，我收回这些也许、可能的回答，他们马上就使出更毒的一手，反咬我一口，说我是现行反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加一等。这还不够，又调来几个彪形打手对我更残酷地严刑拷打，轮番抽我耳光，打得我鼻子、嘴里鲜血直流，牙齿肿痛，两耳轰鸣，两眼直冒金星；还强迫我趴在地上，四肢着地，逼我承认对毛有刻骨仇恨，我不承认，他们便拷打了我一整夜。
这种骇人听闻，没有人性的逼供就这样没日没夜继续进行，并规定回答中不能有“可能，也许”，一旦说了，耳光马上打过来。我拒不回答，他们便把我推到墙边，强迫我全身紧贴着墙壁站着，我的头，后背和脚后跟必须靠墙，然后命令我后背和脚后跟必须紧贴着墙壁往地下蹲，这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动作，当我试图蹲下去的时候，立刻就失去了平衡，一头就栽倒在地上，使我整个人趴在地上，他们又强迫我立刻站起来，我刚刚站起来，他们又要我紧靠墙壁站好，然后，又强迫我后背和脚后跟紧贴着墙壁往地下蹲。我再试图蹲下去的时候，身体立刻就又失去了平衡，头又栽了下去，我的全身就又趴在了地上了。就这样，他们强迫我再站起来，再蹲下去，再站起来，再蹲下去，我经常连续栽倒数百次之多，摔得我满身虚汗，精疲力尽，连支撑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连续的体罚，使我月经不断，小肚子疼痛难忍，向他们要药，他们骂我装病。
几天后，他们又想出一个题目，逼我交待学习联共党史中炮打毛的言行。我说：“学习联共党史是为了提高路线觉悟，我们班上组织学习过，怎么也有罪呢？”“你们是反革命学习，联共党史是赫鲁晓夫写的。”这帮家伙说。见我不按他们说的交待，便不让我睡觉。就这样，我连续站了五天五夜，站得两腿肿胀，实在挺不住了，晕倒在地上。看守发现后冲进来边骂边拖我起来，“不交待，就这么站着！”之后，他们又继续逼我交待学习联共党史的目的，怎么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见我仍不按他们讲的交待，就用棍子狠狠地砸我的肩，砸得我双肩由红肿到血肉摸糊，一碰就是刺骨裂心的疼。还用铁棍朝我身上乱打，用鞭子没头没脑地抽我，致使我全身上下都是一条条紫血痕，疼得我全身不能动弹，连上厕所都蹲不下。又逼我趴在地上，两手两腿伸直，用鞭子抽打，逼我承认：“×××说，学习联共党史要结合文化大革命，重点学习斯大林时代大清洗。”我不承认，就骂我“死顽固！”
接着，又逼我交待炮打毛的言论，九大问题等。总之，每出一个新题目，我就会被毒打一顿。我不承认，不交待，就不让睡觉，就这样经常连续站几天几夜，站得我神志昏迷，失去知觉，摔倒在地，额头撞出了血；有时站得精神失控，在屋里乱走，直到头撞到墙才惊醒；站得整个小腿一般粗，脚面肿得无法穿鞋，只能光脚站着。几个打手睡够吃饱了，就悠闲地站在一边看着我，说说笑笑，把虐待像我这样一个孤苦无助的年轻女孩当消遣，看到我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上，他们笑得特别开心，逼着我站起来，又看着我摔倒，又逼我站起来，还冷不丁在中间往我身上打一拳，踢一脚。这些人还有人性吗？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日本鬼子和德国法西斯有什么不同？！我真不敢相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还有这种法西斯恐怖，这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吗？
大概是六月中下旬，他们又出新花招，逼我交待一个在科学馆开的黑透黑透的黑会。并说，“在这个黑会上，你们是多么的得意啊，好像天下都是你们的了。”“我没有参加过这种会，不可能的！”我答。“不可能？哼，等着瞧吧，这个问题先留着，以后交待！”他们说，并继续逼我交待反毛泽东的言论，强迫我学习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语录。更恶毒的是用语录向我栽赃。有一条语录，意思是，国民党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马上问，“你们要推翻什么？！”“我们不想推翻什么。”我答。他们立即恶狠狠地说，“你敢把‘推翻’这词滑过去？交待！你们要推翻什么？！”见我仍不答，进一步威胁道，“要不要提醒你，两个字，我要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你就完了！赶紧争取主动。” 还强迫我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问我：
“你要走什么路，是要走活路，还是要走死路？”我说：“走活路。”他们说：“那好，走活路，你就要交待反毛主席的言论。”我说：“走死路。”他们说：“走死路，你就是坚持反毛主席。”然后，他们用棍子拼命砸我的肩，打我的腰部，腿部，并朝我身上乱打，打够了，再问我走什么路？我只好说：“不知道走什么路。”但他们并非到此罢休，而是继续逼我交待“十二人小组的罪行”。可我不能把莫须有的罪名往我自己的身上加，我也不能把莫须有的罪名往别人身上加，我想进监狱，我想监狱里一定比这里好。为了尽快离开这里，让真正的司法机关来审理我的言行，我就摆出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议论过陈伯达。但这无济于事，他们说：“你只交待了全部罪行的百分之一，还有一整套、一整套反动观点没有交待。” 我说：“就算这样吧，这百分之一也是无中生有，是你们逼我说的。”对此，他们竟然说，“你的问题不是编造，而是交待不交待，我们不怕你编造。”我坚持不按他们说的交待，他们便罚我站着，不让睡觉，一旦看守发现我闭眼站着，会马上拿棍子拷打我全身，还强迫我抽自己耳光。
每次上厕所，均有看守押送。有一次去厕所的途中偶然看到“巴黎公社”另一个女同学，才知道她也关在此楼。于是，我写了一张小条，丢入手纸篓内，简单讲了我每天受酷刑，逼交待，但又不知所以然的苦状。下一次上厕所时，我在手纸篓内发现了她的回条。打开一看，吓了一跳，条上所写内容，和打手逼我交待的几乎一样（出狱后，又见到她，才知道她也是在酷刑下被逼按打手们的要求编的，以后都推翻了。）我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些是真的。第二天，他们又来逼我交待那个黑会，我便把那张纸条给了他们，并明确地说，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巴黎公社”的成员讲过这些出格的言论，也没有参加过所谓的黑会。从日期上看，那天我没在学校，你们可以去调查。他们听后暴跳如雷，一边用棍子砸我的肩，一边吼着，“你敢说没参加这个黑会？赶快交待！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这些话肯定是你讲过的，你在黑会上的言论比这个要恶毒得多！那天你穿什么衣服，坐在谁边上，别人都交待了.你再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没有！那段时间我根本就不在学校。你们可以去调查。”我坚持道。于是，两个审讯者，一个用木棍砸我的肩，一个持铁棍打我的身体，打的我前仰后倒，摔倒在地。打手们一边还不断吼着：“有没有！有没有！”我仍答：“没有。”他们便更凶狠地抽打我，还说：“你这个反革命分子竟敢向我们提要求！我们井冈山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不用调查，人证、物证俱在，连罗文李饶都证明你参加了，现在是看你交待不交待！”“没有！”我坚持道。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残酷拷打我。我感到混身骨头都在开裂，我的心也在撕裂。
这以后，我彻底绝望了，我不愿意胡编乱造给自己身上泼脏水，但又看不到一丝希望。我是长在红旗下，每天怀着“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最幸福”的信念去上学。现在毛主席还健在，我这个祖国的栋梁，清白无辜的青年学生却在北京城里遭受暴徒的法西斯般残酷的非人拷打，这反差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令人无法自解，我感到痛不欲生。我看不到希望，与其被他们这样活活地折磨死，还不如以死来抗争。
我寻找着机会。有一天，我从房门小洞往外看到，外面的看守正在看小说，闲聊天，没人注意我，于是我就悄悄地把凳子迭起来，站上去把灯泡拧下，慢慢把手指伸向电极。年迈的父母亲的脸晃过眼前，一阵阵痛楚掠过心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对不起你们几十年的养育之恩，只好下辈子再报答你们了！”
一直到现在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精神恍惚的原因，迭起来的凳子突然倒了下来，我摔倒在地上。事后有人说是因为我的手指已经触到电极，造成手臂肌肉痉挛、抽搐，致使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听到响声，一群看守冲了进来，骂我是畏罪自杀，一定隐瞒了更大的罪行。“交待所有的黑会！”他们吼道。见我还不说，就罚我跪在地上，双手举凳子，说是治我的“不交待症”，还恶毒地说：“你不交待，我们不会让你好活的，你想死，没那么容易！到我们手里，没有不交待的！”
就这样，我连续跪了数十个小时。他们见我举不起凳子，就用香烟头烫我的手，用手指弹我胳膊上的穴位，用脚踩我的脚趾；他们见我伸不直腰，就连凳子往上拉，还边拉边骂：“你不是腰杆挺硬的吗？挺起来呀，你为什么不挺了？！”我实在撑不住了，他们就用脚朝我的身上随便乱踢。他们见我仍不交待，就又凶狠地抽打我耳光，他们嫌用手打我的耳光他们自己的手疼，于是改用折迭扇子的柄来抽我的脸。
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我是到后来才得知的，那天大概是宣传队进校的第二天，一个男的又来逼我交待科学馆黑会。我不答。他发了疯似地吼叫：“黑会上，哪个王八蛋递给你一张纸条？”“我不知道这个会。”我答。这家伙又死命地抽我耳光，还逼我抬起头来，让我看他那野兽般的眼睛达数分钟，还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我的脸被打得烧痛红肿，整个脑袋好像要掉下来一般。我到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首都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他们这批暴徒的末日来到了，所以他们才发了疯。这是我最后一次被打。
7月29日，就是首都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的第三天晚上，我被蒙上眼睛塞上卡车，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才知），在一个洗澡间的厕所里坐了四天四夜（因为414正在营救我们，老团就急忙把我们转移）。
然后，在8月1日，首都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的第六天，他们又把我弄回到200号。他们又继续逼我交待，还威胁我说，“你听听下面的汽车声，这是卫戍区来抓你们的同伙了。卫戍区专抓态度差的，你至今不老实交待，顽固透了，像你这样也快要带走了。进去的，我告诉你，都给带上三十斤重的铁链，把你的脚磨烂，看你受得了不，你赶快交待！”一边不停地用手晃着所谓其他人的交待材料。
就是说，首都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开进清华大学六天了，但是这批暴徒对我的审讯仍然在继续进行着。在他们的末日来到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甘心就这么失败，他们拼死也要制造出“十二人反党集团”。
一天，几个男人板着脸进来，阴沉沉地说，“把你的衣服整好，要放你走了。是反革命分子沈如槐点名要你回去的。为了拯救我们的阶级兄弟，将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放出去交换，让你们出去表演，表演够了，再抓你进来。”
那天是1968年8月8日，首都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已经十三天了。
我度过了整整三个月的非人生活。我被单独监禁，关在黑牢里，和外界完全隔离，没有放过风，没有见过阳光，连国民党特务的白公馆都不如。在那暗无天日的92天里，前前后后毒打过我的人，不只是几个人，而是一帮人。那些站在旁边，以看我挨打作为消遣取乐的人也是一帮人。现在，我不能确切地说出这一帮人到底有多少，但是那一幅幅狰狞的面孔，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人用棍棒打你，用鞭子抽你，用巴掌抽打你耳光，你能忘记他们丑恶的面孔吗？那些用我的痛苦来寻欢作乐的人，他们幸灾乐祸的笑声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那被刺伤的心，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还在流血。
我被他们打得全身伤痕累累。我的身体被彻底弄垮了，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现在在我的身上仍可以见到当年被毒打以后留下的厚厚疤痕。在精神上我所受到的创伤，经过了四十几年才慢慢治愈。今天，动笔写这篇文章，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使我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
（上图：劫后余生的谢引麟和黄安妮1968年毕业离开北京时留影。）
1968年8月8日那天傍晚，我才被这批暴徒放了出来。我在主楼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许多我熟悉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围着我，关心地问寒问暖。这是在92天的单独监禁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不是要审问我的人，不是要打我的人，我第一次和不是审问我的人说话。
8月9日的早上，这是92天的地狱生活以后，我重新又见到了阳光。我请同学打电报给家里报平安，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年迈体衰的老爸爸，接到电报以后，老泪纵横，颤抖的双手拿着电报，迟迟不敢打开，他怕呀，他怕看到凶讯啊！我的可怜的父母双亲，女儿的生死安危，令你们牵肠挂肚，使你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现在，噩梦已经过去了，你们的女儿总算活着过来了。
我毕业分配到宝鸡郊区一小厂，结了婚，生了孩子。80年代初，国家开放，托邓小平的福，我随丈夫来到美国，过着平静、自由的生活。四十多年过去了，身体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还留下不少后遗症，如失眠、神经衰弱、严重的关节炎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伤疤很难愈合。每每想起这一段惨痛的往事，刀割似的心痛就扫过心头。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丈夫，是他帮助我抚平了心灵上的创伤；我还要感谢许多老师和同学，是他们给了我理解和支持；我也要感谢我的两个儿子，是他们给了我温暖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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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莫名其妙当委员
黄荣华 回忆
何蜀 整理
按：本文摘自作者正在撰写中的长篇回忆录《我怎样成了“江青的干女儿”》。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黄荣华，女，1945年生于成都，文革爆发时为大型兵工企业国营重庆长江电工厂工人，共青团员。群众造反运动中参加本厂二七战斗团，1967年6月厂内八一五派群众组织成立联合总部，被推选任总部常委（分管后勤）。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被安排任委员。1971年车间党支部通过其入党申请，但厂党委因其不配合揭发群众组织中另一头头的所谓“贪污”问题（实为不愿意按专案组要求做伪证）而搁置未批。1972年4月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到湖南长沙中南矿冶学院读书。1975年底毕业回厂，分配在理化室工作。1976年5月16日批准加入中共，同时提为检验科副科长。文革结束后接受审查，被免去原职务回理化室当工人。1987年晋升工程师。1993年6月退休。
下班过后看热闹
我们车间也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注：重庆当时由党政领导授意建立起来保卫党委的官办群众组织），队长叫贺宝华，是车间的工会委员也是我的邻居，他曾多次动员我加入工人纠察队护厂。每次我都找借口回绝了他，推说家里事情多，要回家去帮妈妈做家务等等。实际上是我妈妈不让我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因为她不理解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凄惨，那么乱哄哄，她说：“文化大革命就像解放前的土匪下山一样。”当时到处都在抄家，斗争建国前家境好的人家，把别人值钱的东西抄走还要斗争主人家。我们厂医院的院长张省，就被红卫兵抄了家，还被弄来站在一大堆他自己家庭的财物面前，低头接受批判斗争……妈妈说：“张院长是个大好人呀！”她住院动手术时，张院长对她非常关心，没有一点当大官的架子。妈妈说：“那个运动就是在做坏事，斗争的是好人。”所以，妈妈不让我参加任何组织，妈妈还在家中为张院长掉过好多次眼泪，说不晓得这是个什么世道，好人也要遭殃……张院长有个儿子在民办中学教书，后来民办中学撤销了，他才调到工厂职工大学教英文，当他的父母亲都去世以后，他应邀去美国与他的姐姐一家团聚，此后再没有回来。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妹妹已经小学毕业，初中又没有招生，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时期已经告了一个段落，革命进入了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时期，妹妹因为无书可读，就在家里帮妈妈做些家务事，我下了班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厂里的劳光剧场坝子里去看热闹。
劳光剧场是我们厂当时演电影、看文艺表演、开大会的地方，剧场前面有个大坝子，我们就叫它劳光广场，广场上有个露天舞台，剧场旁边有一大排房子，都是属于倶乐部的，有一间比较大的会议室挂满了大字报，每天晚上都热闹非凡，有的抄大字报，有的看大字报，他们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那里为文化大革命添柴火……有厂内外的工人、家属、学生、还有很多凑热闹的小孩子也在人群中穿梭嬉戏，开心玩耍。
当时，厂里已经出现了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他们的头领多数是年青工人，中专毕业生居多，下面的成员也大多是青年工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以前的政治运动，大多数人没有成家，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胆子忒大，没有一丁点的后顾之忧，他们迅速地接受大、中学生们的观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学生相互联络、支持。最初他们的任务，好像是到各车间去抄“四清工作组”搞的那些给工人作政治“排队”的材料，当时的造反派称之为“黑材料”，工厂和各个车间都有。他们把那些材料都抄出来集中销毁了。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把他们的团部设在劳光剧场旁边的那一排俱乐部房间里，每个组织一间房。各个组织都把写好的大字报张贴到那间大会议室的墙上或挂在一排排的绳索上，密密麻麻，引得无数大人小孩在那里观看，谈论国家大事，以后大字报越写越多，室内已不够张贴，就转移到室外张贴，还专门安了好多的灯，以至劳光广场每天晚上都热闹非凡。
为唱歌跳舞参加造反派
我们车间有很多的人都参加了一个叫二七战斗团的群众组织，他们在俱乐部那排房子的第一间设立了二七战斗团的团部，他们组织里年青工人特别多，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排练节目，准备到另一家军工厂嘉陵机器厂去演出。因为都是些熟人，我就常到那里去玩耍，跟他们一起唱歌。我们车间有个运输工人贺德荣就在二七战斗团，是个小头头，他又在宣传队里面敲锣打鼓，他先后动员过我多次，叫我参加他们的二七战斗团，说他们是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是全市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组织的名字也很响亮，继承了“二七”大罢工的光荣革命传统。我很羡慕他们有红袖笼戴，有的人还背着一个能够装一本《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小布包，看上去很神气。他们既快乐又干了革命。我早就想参加一个组织，开始，是我妈妈不准我参加，后来他们那些组织都已经有很多的人了，我又不好意思去参加，现在贺老工人喊我去参加他们的组织，我就顺水推舟地进去了。
可是，等我参加二七战斗团的时候，已经没有小红布包可发了，我只好把家里的红色被面剪了一小块，自己缝了一个小红包来装《毛主席语录》。那个时候，我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一个口口声声要报答党恩，报答毛主席恩情的革命青年，不参加组织，当逍遥派怎么行呢！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抄家，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早就已经是见多不怪了，妈妈对我的管束也松懈了，下班后我去看热闹，她也不像以前那么坚决反对了，还有就是我们周围的人都参加了革命群众组织，妈妈知道那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再乱、再胡闹、她再看不惯、想不通，也是大势所趋，她无法改变那乱哄哄的现实，她阻拦不了别人势如破竹、洪水猛兽般的闹腾，她就是不要我去参加那些活动，也丝毫改变不了现实。以前妈妈看不惯闹腾，日久天长看多了，见多不怪，她逐步习以为常了，慢慢地，她也会带着小孩子去看热闹，自然而然她就不再阻拦我去看热闹了。我们家离劳光广场很近，只要两三分钟就走到了，妈妈也常到劳光广场来，暗暗查看我在那里干些啥子，每次她都看见我是在那儿唱歌跳舞，以后，她也就放心我了，不过她也有交代，要我不去与别人争论，不要去和别人吵架，更不能做害人事，一定要少说话等等……
我成了一名二七战斗团的正式成员，参加的活动就是唱歌跳舞，我从来没有参加打、砸、抢、抄、抓。
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参加二七战斗团的时候，斗争的矛头已经转向到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美其名曰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疯狂抄家那段时间，我要上班，我还没有参加组织，下班后我又要给妈妈做家务事，所以，我连看都没有看到过几次抄家（有一次下班，正碰到学生抄长江工贸商店经理的家，我好奇地驻足观看了一会儿，见识了金条、金皮带扣……）。母亲为了我的安全，下班以后就要我马上回家，回家后就不让出门去了。现在我是二七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任务就是唱歌跳舞，我们唱的歌是毛主席语录歌，如《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以及《长征组歌》、《老俩口学毛选》之类；跳的舞也很简单，如“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还有“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以及用毛主席语录歌编排的一些舞蹈，动作都是硬梆梆的那种，也很简单好学，只要表现出战斗性、火药味就行了。年底我们还以二七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到嘉陵厂大礼堂去演出过一台节目。
旁观乱哄哄的造反夺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是重庆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了一场惊天的武斗，在当时可以算是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血案。那天全市的工人纠察队和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等，好几万人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一个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批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时社会上有两派群众组织，一派是八一五派，自称为造反派；另一派就是被八一五派视为“保皇派”的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这几个组织。八一五派有组织有預谋地去冲击破坏所谓“保皇派”正在召开的大会。在冲击会场的相互抓扯中发生了武斗，以至酿成了流血事件。还传说八一五造反派被“保皇派”打死了几个人，伤了几百人，八一五派还搞了个抬尸体的游行示威，搞得就跟真的一样，后来才知道“尸体”是从火葬场抢来的，八一五派根本就没有死人，所谓的“保皇派”打死人也是被栽赃陷害的。由于事先的精心策划，使大家都受了蒙蔽，有的人还痛哭流涕地咒骂“工纠”和“思想兵”，有的人还非常之激动，摆出要与对方拼命的架式，“义愤填膺”地高呼“向保皇派讨还血债”，要“血债血还”……大字报、大标语迅速地把“工纠打死人”的假消息散布到全市各个角落。
八一五派的头头们还趁热打铁，号召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对“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改的名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等所谓“保皇”组织进行打、砸、抢、抄、抓，把他们的总部砸掉，把头头揪出来批斗。所谓的“老保”大势已去，工人纠察队的一般成员，都纷纷宣布退出组织，有的还加入了八一五派组织，有的则成立了另外的“革命造反组织”。
我们厂的那些“走资派”和“保皇派”，也被一些造反派组织的人抓起来批斗、游街。听说造反派用桌子和竹竿绑成一个简易的“轿子”，让李厂长坐在轿子里，强迫“保皇派”的头头抬着“走资派”游街（表示“保皇派”是专门为“走资派”抬轿子的）。几个“保皇派”的头目都是科室干部，长年坐办公室，哪里抬过什么轿子！他们抬着李厂长，游到一处下坡时，一下把“轿子”翻倒了，李厂长被重重地摔了下来，腰被摔伤，落下了腰痛的老毛病。这事我是听别人说的，我没有参加那个批判会，对那些作法我也很反感，后来李厂长调到洛阳一个新建的国防厂去当厂长了。一九七三年我在长沙读书时到洛阳铜加工厂去实习的时候，顺便去过那个厂，听李厂长的妻子说李厂长到北京治病去了，就是那次“抬轿子”被摔下来以后落下的腰痛老毛病。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开始了，重庆市八一五派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的各造反派总部也争相响应毛泽东的夺权号召，对市委进行了夺权。我们工厂的几十个造反派组织也联合起来，夺取了工厂的领导权，后由驻厂的军代表为首成立了临时接权小组。我是基本车间的工人，上班要分白班和夜班两班倒，所以我没有亲眼看见夺权的过程，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夺权的。听别人说：是各个组织造反派集结在厂部办公室外面，各派的头头一起进入厂长办公室，厂部办公室，搜缴厂里各部门的公章和钥匙，还有厂广播站也被夺了权，并派出了造反派中的工人杨光玉、汪玉珍二人去当了广播员，让广播站变成了造反派宣传文化大革命本派观点的阵地。
造反派从辩论到分裂
重庆市夺权后，造反派在五十四军的支持下建立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为重庆市的最高临时权力机构。但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白炽化，也因此一分为二了，一部分人反对革联会，说革联会是五十四军用刺刀挑起来的，是右倾复辟的产物，革联会应该砸烂（这一派后来就叫“砸派”），另一派认为革联会是“一月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新生事物，有军队支持，要坚决捍卫。反对革联会的一派中，最有名气的要算作家罗广斌，他因为写了小说《红岩》而闻名全国，他受人尊重，有影响力。本来他和重大“八一五”的周家瑜是好同志、好战友，他们在一起共同对付“保皇派”的时候，可谓是珠联璧合，二人都能言善辩，这时，两个人的观点变成了对立派，两张伶牙俐嘴，辩论的水平自然也难分伯仲。后来罗广斌被八一五的学生绑架了，关到后勤工程学院里，也不知道学生们对他做了些什么？他自己想了些什么？他又悟出了些什么？感受到了些什么？最后他跳楼自杀了。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那一劫难他都躲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他却要选择自杀。他到底有什么不能承受之痛苦？或许是他参透了些什么，促使他绝望到需要放弃生命，选择一了百了的死亡之路？
“二月镇反”中，到处抓“反革命”，主要是抓那些带头“砸革联会”跳得高的个别头头，有的人是有一点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不过也不至于该抓起来嘛！现在看来，主要是杀鸡给猴看，教训砸革联会的人。
没多久，“二月镇反”就被否定了，被抓的人全部都放出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特别之处，就在这些中央的政策及文件，来得快也去得快。翻盘的事，随时都在发生。被放出狱的那些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最坚定的“砸派”，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提前退出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是高人，是先知先觉的智者，如我们二七战斗团砸派观点的头头们，他们提前看透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是损人不利己，是祸国殃民。由于他们有先见之明做了逍遥派，免除了日后两派自相残杀的伤害及文革中后期兔死狗烹当替罪羊的悲惨命运。有些在监狱中通过反省以后，看破红尘，及时退出了造反派头目的行列，更多的善良之人，被个人崇拜迷惑了心智，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挤了进去，接替填补了退场头目们的位置。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辜的傻蛋。
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下达后，造反派对于革联会“该砸”还是“该保”的争论，又一次进入了巅峰对决。
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是“保革联”派；以西师“八三一”为首的是“砸革联”派。从此“保派与砸派”分道扬镳，各自有了自己的阵营，他们刚开始的斗争形式，是咬文嚼字的辩论，用嘴上的功夫去打败对方，壮大自己的队伍，不过很快他们就转文斗为武斗。
我们工厂各战斗团还只是有不同的观点，人员还没有分家，都还在一个房子里相互辩论打嘴巴仗，说服教育不同观点的人站到自己这一边来。全市的八一五造反派学生内部分裂出的“保派”与“砸派”，已经各自有了自个的阵营，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派人到下面的基层单位宣传各自的观点，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入伙，来壮大自己的队伍。我们工厂的劳光广场就有重大“八一五”和西师“八三一”的两派学生们来搭台辩论，吸引了上万的群众驻足观望，有的人是去助阵的，有的人是去听了要决定自己方向的，有些人则是去看热闹的……我们二七战斗团里的战士，虽然也是两个观点，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没有分裂出去。所以学生们就拼命的来游说，推销自己派别的正确性、革命性，说自己这派是彻底的革命派，别人是“保皇派”、“牛鬼蛇神”等等，其目的就是为各自招兵买马，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
当时，那些造反派学生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热爱毛主席，全心全意地投身文化大革命，他们对认准的一派非常执着，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斗力很强而且特别冲动，他们的言论有极强的煽动力。辩论中双方都能言善辩还常常引经据典，用毛泽东思想包裹自己、美化自己，不遗余力地攻击对方、诋毁对方。参辩的双方人员都是辩论高手，都有众多场次的台上经验，完全不用手稿，小小年纪的他们从不怯场，常常是轻松自如，面带微笑，一边大动作的挥手与台下的听众打招呼，一边健步登台……
八一五说：革联会有解放军支持，得到了重庆广大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拥护，是新生事物，所以我们要支持。比如说：一个新生儿满身都是血，我们不能因为他脏就把他抛弃，对“革联会”也是一样，不能因为他有一丁点不如意，就把它推倒重来……“砸革联会”的人只是少数，是不得人心……
西师“八三一”的学生则说：革联会是大杂烩，参加革联会的人员中，有保皇派的成员。还说：革联会是五十四军用刺刀挑起来的，它不能代表真正的革命群众。最后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重大“八一五”的代表反应很快，马上就接过话题，并以高八度的腔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家说嘛，真理怎么会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笑话！台上台下齐声大笑。
台上在辩论，台下在争吵，直至互相吐口水，以及发生肢体冲突。现在想起那些都觉得很可笑，几十岁的成年人兴致勃勃地追随十几岁的学生娃娃，去呐喊助威，关键的问题是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都被发动起来了，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还把自己的观点看得很神圣，哪怕是父母亲、兄弟姐妹、好朋友，好邻居、好同学之间，只要观点不同，就反目成仇，就能够拉下脸皮争得你死我活，毫不留情，用当时的话说，那就是革命，那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工厂里的造反派，也因此分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群体。同一间办公室里的人也有两种观点，有的人在写“砸革联会”的标语、大字报；有人在写“保革联会”的标语、大字报。贴出去的标语、大字报，有时还会相互撕毁，导致双方吵架推扯，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发生武斗。
我们二七战斗团的一号头头李闯，二十多岁，是我们车间的一个工人，中专毕业生，他写了“砸烂革联会”的大字报准备张贴出去，另外一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就与他争吵起来了，都各有各的理由，谁也说不服谁。“支持革联会”的一些女同胞很泼辣，她们多数是家属老太太和中年妇女，没什么文化知识，只是凭借自己的“朴素阶级感情”坚决拥护解放军。我们的小头头，是老工人贺德荣，虽然没文化，三教九流他都能应付自如，他为人正直，讲义气，平时爱说些笑话、歇后语，话语间充满诙谐与风趣，虽略显俗气，却总能引来人们开怀大笑，他人缘特别的好，比较有威信，他见两种观点吵得乌烟瘴气的，谁也说不服谁。就说：“双方都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我提个建议看要不要得，我们今天就来一场辩论，把不同的观点都摆在桌面上来，大家心平气和畅所欲言谈自己的观点，多数人都赞成的一派观点就留在这个屋子里，只有少数人赞成的一派观点，就去另外找一间屋子，另起炉灶，你们说好不好？”
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选代表开始辩论，一号头头李闯代表“砸派”观点，亲自出马挑战，贺德荣则毛遂自荐，代表“保革联会”观点上场。李闯说了很多很多道理，有的还很深奥，结果是曲高和寡；贺德荣只说了简单两条：一是革联会是新生事物，对新生事物要爱护；二是革联会是军队支持的，我们拥护解放军，就要支持革联会。这两条道理很简单朴实，大多数工人（特别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中、老年工人）都能够理解接受，况且我们组织里还有很多的家属老太婆，近乎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她们更听不懂那些高深的理论，贺老工人的话最合她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就都站到了运输工人贺德荣这边来了，有个别平时是“砸革联会”观点的人，看到赞成“砸革联会”的人很少，也都站到了“保革联会”这一边来了，最后李闯他们的人数很少很少，他们没有讲任何条件就搬出去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人还是很耿直的，说话算话，没有花花肠子。
从此，我们厂的二七战斗团也就正式分裂成两派了，以前的革命战友现在成了对立的敌人，过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因为观点不同，彻底地分道扬镳，各自另立门户了。
无奈当上团部“秘书”
“砸革联会”的人离开以后，小头头贺德荣变成了大当家，大家都喊他贺团长。他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叫大家重新登记花名册，并指定我来负责登记工作，我推辞不干，要他去找另外一个姓王的中专生，他把我拉到一边去悄悄对我说：“他是个不坚定分子，你没有看出来呀？他是看到我们这边的人多，才站过来的哟！”没有办法，看在贺老工人求我的份上，只好答应先帮帮他，我就当是“临危受命”，暂时帮贺老工人登记一些名字而已，有些人还随声附和着说：“要得噻！你就给贺团长当秘书嘛！”
从此以后，我就被绑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战车，越陷越深。
我们这个组织的团部就设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上。成员中老年工人居多，家属老太婆比别的组织更多一些，特别是那些婆婆大妈们，我看她们好多人都是因为喜欢听贺德荣“神吹瞎侃”，说一些水流沙坝的笑话，才经常来我们二七战斗团聚集的。贺老工人口无遮栏，却能逗得在场的各种人士笑逐颜开，时常有人会回敬一些笑话出来，那就更加增添了屋子里的热闹气氛，人们像是找到了一个比茶馆还好玩的去处，既干了革命又非常的开心，何乐而不为呢？婆婆大妈们一但认定了这个组织，又特别地虔诚执着，她们尽心竭力，每天除了给家里人煮饭，其它的时间都会毫不吝惜、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泡在团部里面，做些打扫清洁、发传单、贴标语之类的事。还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也很有特点，老爷爷是外省海轮上退休来渝投奔儿子养老的海员，小的是六中的一个学生，因父母在外省工作，由爷爷奶奶照顾。他们两人是邻居，每天都是结伴而来，老人写得一手好字，一到办公室就拿起笔兢兢业业地坐在那里抄写大字报；小的很活跃，能说会写还能闹，什么他都能干。
面对形势的困惑
两派逐渐发生了武斗，最初武斗是使用的钢钎、棍棒、石头之类。杨家坪工业学院的“八一五派”学生被“砸派”学生赶出来了，二七战斗团总部还派了两个流离失所的学生来帮我们抄写大字报。那时我们厂里还没有停产，我和贺德荣都要上班，要下班后才能到团部办公室去办事。这下可好了，有人能帮我们值守办公室，有时还帮着到总部去开会，去取资料。
记得我第一次带领二七战斗团的队伍到珊瑚坝去参加批判大会，就遇到了麻烦。队伍中有很多大姐、大妈、老太太，在下船的路上巧遇“砸派”观点的工程师黄林桥，他不会记得我，我却认得他，因为他在我们小组参加过干部劳动，他妻子是工厂医院的医生，大家都认得，黄与我们的队伍相遇同行那一刻，大妈老太太们一个比一个恶地骂他，还有人向他吐唾沫，他见势不妙，不吭一声，埋头就小跑，河边鹅卵石路跑不快，我们队伍又长，他无法逃避。我傻了眼，明知我们的人做得不对，想制止，也不敢正面去批评，着实费了点脑筋，才想出指挥大家唱歌，目的很明确，“转移斗争大方向”来个“曲线救人”。黄是我们厂的工程师，地位高，以前很受人尊重，我对他那样的人物除了尊重就是仰慕，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侮辱他。但是在当时，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一切都可称之为革命，好人是很难做的，做得不当是要冒风险的，现在想起那些，我都觉得羞愧耻辱。
当时，我虽然对参加群众组织的活动也很积极，但也只是从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角度出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是共产党的助手，应该站在阶级斗争的前列。对大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我是稀里糊涂的。比如：当时所有报刊杂志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组织大家看不要钱的“批判电影”，看完了要进行讨论和批判，我就感到很困惑，不能理解，我已故的父亲生前是个戏迷，什么戏他都爱看，有时还要自己哼几句。我小时候，他就给我讲过武训，说那是一个大好人、大善人，他苛求自己少吃少喝，终身不娶老婆，做工讨口找来的钱，都用来办学堂，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进学堂读书。可是我们现在还要批判武训，把武训说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帮凶奴才……武训帮的不是穷苦大众吗？用现时的标准，他不正是雷锋那样的精神吗？在我幼稚的心里矛盾重重，怎么也无法理解和接受对武训的批判。由于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令，我只能人云亦云。
有个星期天，我在家后门口洗衣服，有个四十三中的学生，是个红卫兵头头，手里拿着根长长的钢钎，头上戴了一顶藤帽，到我家后面那栋房子去找他的同学。他看到了我，就主动上前来跟我打招呼，因为他是我们单位一个同事的弟弟，他先招呼我，我自然要与他寒暄几句。而妈妈看到他手中拿着的那根钢钎和头上戴着的藤帽，就已经吓坏了、恨极了，她正想要关门，却看见我在同他说话，她担心得要命，几次叫我进屋，当时，因为我没有弄懂她的意思，所以晚了一会儿才进屋。妈妈就非常生气地对我大发脾气，说：“他拿起那个东西，你还站在那里跟他说话……”
我知道妈妈不喜欢武器，更恨那个血淋淋的伤人武斗。当然，她更不允许我和那样的人有话可说，让别人误会我与他们有什么瓜葛。我也想听妈妈的话，远远地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和那些事非之人。可是，我已经是我们团长的秘书了，有什么办法呢？
第一次参加声援武斗遇险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下午一点钟左右，二七总部来电话通知我们，马上派人到总部去参加紧急会议，尽量多派些人去。我问开什么会，对方说：“你们来了就知道了嘛。”
总部在城里市委的附近，我们工厂在郊区，除一江之隔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我安排好办公室的工作，就和一个家属老大妈，一个加工厂的中年女工李姐一起去了。去了以后，才听二七总部的人说，要去北碚声援西师“春雷”，说八一五派的“春雷”被西师“八三一”的砸派包围在学校图书馆楼上出不来了，要我们去声援。我一听说要我们到北碚去，还是去“声援”武斗，就急了，连忙说不行不行，我们都没有给家里的人说要晚点回去，现在跟你们去了北碚，回来过渡的轮船都收班了，我们怎么回家呀！再说我们三个都是女的还有个是老太婆，又不会打架，去了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总部的人说：“又不是喊你们去打架，只是去声援一下，人多些壮大一下声势。”
她们两个却没有跟着我表示反对，倒还说她们没有去过北碚，不晓得北碚像个啥样子，听那口气还有意想去看一下。我一个人也犟不过总部的人，加上在场的众人也七嘴八舌地鼓动，我也没话好说，只有默默地随了大流。
我极不情愿地跟随着大家爬上了敞蓬的大卡车。的确，我们这一车的人都是赤手空拳去的，没有拿任何的凶器。我们没有坐大卡车的经验，被别人挤到了大卡车的正中间站着，没地方可拉，随着车摇晃的方向不停地摇过来撞过去。卡车刚刚开过沙坪坝，就有头头招呼车辆都停下来，交待大家要注意安全，能蹲下的就尽量蹲下去，过一会儿车子要通过砸派的据点，车子会开得很快，大家要相互照应，靠车厢边的人一定要拉稳不要被摔出去了。但是车上人很多，不可能都蹲下，我就叫同行的另外两人蹲下，我用手护着她们两个的头。
没想到汽车刚开到施家梁的时候，一阵如同雨点般的乱石从山上猛烈地向我们掷了下来，虽然天色已经有点擦黑了，但是，向我们飞扑而来的石块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躲避。眼看着像蝗虫般蜂拥而至的石块，吓得我魂飞魄散，我本能地抽回了放在同事头上的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一块向我头部飞来的石头砸到了我左手背上，瞬间又从我手背坠落到李姐的头上，李姐大叫一声“唉哟”……我低下头一看，她眼角被石头砸了条大口子，鲜血正往外冒。我虽然吓坏了，但还是赶紧拿出手绢去给她捂住伤口止血，这时才发现我的手背也在流血不止，我用右手按住李姐的伤口，又把自己受伤出血的左手背上的伤口放到嘴巴里咬住，以止血消毒。
汽车一阵狂奔，终于逃离了那段危险路段。现在偶尔想起当时的情景，我都还心有余悸。汽车继续前行了没有多久，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一个我至今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的地方，我们被直接拉到一个不很大的卫生所里，我的伤不太重，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李姐的伤口可不轻，在右眼角上方眉骨处缝了九针，我庆幸没有砸到她的眼睛，庆幸那块石头是先砸在我的手背上以后才坠落到她的眼角，否则李姐的伤势会更加严重，还有可能会影响她的视力。我和另外那个老大姐就一直在医院守护着李姐打吊瓶，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晚饭也没有吃着，也不知道哪里还能弄到饭吃，就一直又冷、又饿、又自责地趴在李姐病床边，有气无力地听着肚子里发出的咕咕叫声。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亮。早上八点钟左右，听到有人在病房外面大声喊：“战友们开饭了啊！能动的人快出来帮忙拿一下馒头！”我们已经有近二十个小时没吃饭了，肚子已经饿得巴背了，加之惊吓，深夜的寒气，一夜未眠的疲惫……忽闻有吃的送来，真有点迫不及待！我快步走到馒头推车前，一见到那大大的热气腾腾的白馒头，我喜出望外，忙要了三个，拿到病房分给我同去的战友，一人一个，我一边啃着那个特别香甜的馒头，一边到处去转转、看看，只见昨天与我们同车来的很多人，都在空旷的地上坐着，我也不知道，到了目的地以后，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去干了些什么？只见他们都疲惫不堪，像吃了败仗的溃军又像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灾民，他们各自围拢，一堆一堆的相互靠着，有的人还直直地躺在地上，真是一幕“哀鸿遍野”的惨像，看得出来晚上大家都没有地方睡觉，早晨也没有条件洗漱，个个都蓬头垢面，没精打采，有的还哭丧着脸，忧心忡忡，生怕砸派会再次打来。我很想打个电话，叫厂里派车来接我们回去，我们还有伤员呀！可是，我处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来我们没有钱去打电话；二是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打电话的地方。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待上层的头头给我们安排出路，
快到中午了，我们的车队才在支左部队的精心组织保护下，浩浩荡荡返回了市区，我们也回到了工厂。
回厂以后，李姐就住进了职工医院，可能是在北碚那个医务室缝针的时候消毒不好，李姐的伤口红肿发炎，人也一直高烧不退，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才基本好转。我内心一直很难过、很内疚，总感觉是我没有保护好她，我非常后悔，当初不该听总部的安排去北碚，要是我再强硬一些，坚持不上车就好了……特别是在厂医院看到李姐的丈夫，高大壮实的罗老工人，我内心忐忑不安，害怕他会找我的麻烦，就主动给他道歉，说对不起他，我没有照顾好李姐……万万没想到，罗老工人的觉悟特别高，他说不怪我，还引用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顿时我好感动，好惭愧，活像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觉悟的小人。但我还是觉得对不起李姐及她的家人，李姐是个临时工，看病要自掏一半的腰包，如果她的眼伤留下了什么后遗症，我不是要愧疚一辈子啊！
我暗下决心，今后决不再去参加“声援”了，能躲就躲。
被推到联合总部当常委
我们回厂以后，中央发出的“六六通令”传达下来了，要求各地制止武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重庆军工系统最大的“保革联会”组织是“八一兵团”。我们厂“保革联会”的二七战斗团、工人造反兵团、八一兵团、红卫兵等二十几个组织，在军代表的牵头促进下，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组成了八一兵团长江联合指挥部。总部的负责人，由各组织推选一个代表，组成联合总部委员会，再民主选出十一个委员作为常委，原有的各组织仍然保留，作为兵团下属的战斗队。
我们二七战斗团的团长贺德荣，要我到总部去当代表。我说：“不行不行！你自己去嘛！”他把我拉到一边，恳切地对我说：“我没得文化，开完会回来也不晓得怎么给大家传达，去开会也发不来啥子言，搞不到几天，他们就会把我们这个组织给吃掉……”我还是坚持不愿意去，我想我的那点文化，哪里敢去当什么总部的勤务员哪！我是个普通工人，在师傅的面前说话我都不敢声音大了，小组开会发言我都会脸红心跳……贺德荣见说不服我，就说：干脆大家来选！结果，大家也觉得贺德荣说的话有一点道理，最终他们还是推选了我。我不得不第二次“临危受命”，代替贺团长，作为二七战斗团的代表，进入了长江电工厂八一兵团联合总部去当代表。
我胆怯地、很不好意思地去了新成立的八一兵团联合总部办公室，参加第一次召开的全体代表会议。那次会议的议程，是选举产生联合总部的委员，常委。参会的代表好像有三十个人左右，有人见我，第一句话就说：“吔！小娃儿你都来了呀？”还有一些人马上就附和一句“黄毛丫头”。我很弱小，畏惧那个全是男人的世界，他们中有的人还用很奇异的眼光盯着我看，并怪怪地笑着……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心里很是紧张，还有点生气。当时我头脑空空，想不出一句恰当的语言去回敬那些大老爷们，我只好点头和极不自然地微微苦笑、傻笑、尴尬地笑，内心却是满腔的怨气，哭笑不得，心里想着，我也是与你们平等的代表，你们也太不尊重我了嘛！……
我拘谨地找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下，心里却忐忑不安，不知道今后怎么与他们共事，后悔自己真不该来这种地方，当什么代表啊！出尽了洋相，那是男人们的天下……过了一会，又来了个女代表杨明芳大姐，我像遇见了救星似地暗自高兴，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喜形于色地招呼她来挨着我坐，想看看那些大老爷们会怎样去对付她。那些大男人们看到她来了，目光又聚了过去，对她招呼的语言语气却与招呼我时大不一样，有人说：“哟！又来了个女将啊！”其他人也连忙给她打招呼，她显得落落大方，应对自如，我的紧张状况有了些缓解，心中的怨气压力也少了许多。杨姐是个老资格的工人，人很聪明，泼辣、强悍，脑子灵活反应快，而且能说会道，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想，在座的男士十有八九都不敢招惹她。我相信与她在一起工作，肯定没有哪个男同事敢欺负我了。
第一次会议的议程，是要从到会的三十来个委员中选举出十一个常委。因为我们二七战斗团在工厂里算是一个大组织，人数特别多，我因此被选成了常委，我也不能够再去推辞，因为我代表着二七战斗团很多很多的人，大家信任我选举了我，我不应该辜负大家的希望，我不行就好好地学习，我也正好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自己。我这些想法来自于艰难的成长过程及当时年青人应有的上进心，还有就是我的单纯幼稚以及对未来美好前程的向往。那个年月就是受的那种教育，心中想的就是跟毛主席干革命，我们这代人，错过了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机会，眼前决不能放过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我很高兴的是杨姐也当选为常委，我能与杨姐一起工作，我的担心少了许多，底气也随之足了许多，我也不再害怕那些男人们取笑我了。
以后，我们厂有很多的人就开始叫我“黄团长”，其实，我们组织从来就没有明确过我是“团长”，我做的一切都是在帮“贺团长”的忙而已，别人那么喊，我想有的人是不了解情况，有的人是在开玩笑，有的人是在取笑我，有的人或许是看到我啥事情都在管（贺团长不大管事，很多事都交代给我做）。开始的时候我不停地给别人解释、声明，但是没有用，我也讲得累了，以后叫的人更多，而我也没有精力去挨个制止和给他们解释了，没有办法，更多的时候我也只能是听之任之了……
我们厂八一兵团联合总部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是供应科的一个中层干部。据说在反“右派”的时候，他就差点挨整，有人背地里说他是个“老运动员”，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对他的看法是：他人很能干，很有头脑，很有正义感，很有指挥能力，敢于批评，威信也很高，没有一点当官老爷的架子，对人很真诚，处事也很公平。
我们的常委分工是，总部总指挥易永忠，作战指挥部四个人（派到南坪指挥部两人），组织部两人，宣传部两人，后勤部两人。分工的时候，我和杨明芳被分配到后勤部，分管后勤工作，她负责生活，我负责搞接待。在我们总部的这些常委中，我的工龄最短，年龄最小，说话声音也最小。我从未见过大世面，一开会发言我就脸红心跳。有的委员还一直都喊我“小娃儿”，“黄毛丫头”，他们还常常支使我去做一些本不该我做的事情，对我说话、分派工作，他们也很随便，我看，他们就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不过我也不计较，同他们的年龄相比，我的确是一个小娃儿，啥也不懂，又没有学历，又没有阅历，他们各方面都比我强，都够得上当我的老师。我整天就跟杨姐在一起，还常常拉着她走，遇到问题都依赖她出主意去解决，她敢说敢做，处理问题一点不含糊，以她的聪明才智应付文化大革命中的乱哄哄，绰绰有余，她说：“对恶人就要以恶治恶……”看问题，她也远比我深刻，遇到事情她的反应相当快，应变能力也很强，很得体，她文化虽不高，工作却很早，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一九五一年她才十四岁多一点就进厂当了工人，经过了无数次政治运动的磨炼，积淀了在各种场合攻防自如的本领，她很能说，道理也很多，两派的人都有点虚（注：虚，川语，怕。）她，认为惹她不得，惹到她会自找麻烦……她对我特别的好，在工作上帮了我很多的忙，给我解过不少次围，在她的帮助下，我工作做得比较顺利，由于她无私的言传身教，我学到了不少在书本上难于学到的东西，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办事的能力，以及看问题的方法等等，我都有所提高。不过她的泼辣劲我没法学到。
厂里第一次血腥武斗
我们八一兵团联合总部，根据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成立了相应的“作战指挥部”。其任务是负责厂里的安全保卫，召开常委会时，还特别强调要大家各负其责，后勤部只管后勤工作，宣传部只管宣传工作，在一般情况下，大家不要到作战指挥部去随便走动，我们搞后勤的两个人也从没来没有去过那里。
接着，厂里就陆续出现了许多陌生面孔，都是外单位的八一五派战友，手里都拿着木棒、铁棍、钢钎。我不认识那些人，也没有去问过是怎么回事。往往是武斗打过了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参加战斗的人员。
七月二十一日清晨七点钟，厂广播站紧急通知：八一兵团全体常委马上到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我去后才知道，头天晚上，我们厂和空压、建设厂来的八一兵团武斗人员，把我们厂的反到底派设在四科会议室的据点端掉了，我们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叫我去配合医疗队，负责救护伤员的工作。
我立即组织人手，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把技术科办公室的房子改建成了战地医院，并建了一个简易的手术室、住院部。那时候，厂里面随处都见到拿着钢钎的人，有的人是厂里的职工，有很多的人是其它单位来的，我都不认识，还有几十个用黑布蒙着眼睛的所谓“俘虏”，是反到底派被抓起来的人，都是我们工厂的工人和我们厂技工校的学生。他们坐在马路边的地上，看到这些人的遭遇，我感到很不安，特别是有个姓叶的女孩，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常一起开会，一起参加团支部的各种活动，她是个很文静的女孩，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很想帮她，可是我却无能为力。我又想，如果我们这一派打败了，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这样被抓起来呢？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何必这么狠心嘛！我不敢靠近他们，尽量绕道走。我虽同情他们，我知道，我是帮不了他们的，我并没有因为派性不同就幸灾乐祸，而是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同时还感觉到心中在隐隐作痛，不知所措……
七月二十号深夜的武斗，双方都有人员伤亡。反到底派死了两个人，一个技术员叫顾其强，只有二十几岁，记得我刚进厂，去上夜校的时候，他还是我的数学老师，另外一个老工人是二五车间运输工汪海洲。还有一个肠子被钢钎捅出来的年青人。更为可恶的是，八一五派有两个武斗人员轮奸了一个被俘虏的反到底派未婚女青工。听杨姐说，我们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得知强奸女俘一事后，气得拍着桌子大喊：“抓起来，枪毙！”后来经过她劝说：“要注意政策，不能随便枪毙人。”我们的一把手才冷静下来说：“把他们两个抓起来，先关起再说。”后来那两人被交给了公安部门处理，当时的公安局是军管会领导下的接权小组在负责日常工作，那两个轮奸犯都被判了二十年刑，其中，一个是我们二七战斗团的成员，二十岁刚出头，而且长得很帅的未婚青年工人，另外一个是有老婆、有儿女，已经是五十开外的石匠。
当时，我们这一派的第七军医大“红总”的军医，外科医院等八一五派的医生，大约有二十几个，他们受全市八一五派总部头头的派遣，来到我们工厂，设立了“战地医院”，对当晚一些受伤的伤员进行简单的手术和治疗，特别严重的伤员就送到八一五派控制的儿科医院或外科医院去住院治疗。工厂医院一共住了二十几个伤员。这些伤员中，主要是在“七二○”武斗中受伤的人，还有一个四女中的十六岁初三女生，在检验科参加试制手榴弹时，被炸掉了三个手指头，当时，重庆还不能做断指再植手术，从此女孩就残疾了。另外有个小男孩子，是他在打靶场工作的父亲把炸药拿回家，准备到鱼塘去炸鱼，结果被小孩拿出来玩时炸伤了脸。
看到这些情况，我感到很心疼、很难过。
内心的怀疑与担忧不敢说
就在全市到处都炮火连天，每个角落无不迷漫着硝烟瘴气之时，举目工厂内外，行人稀少，手持钢钎枪械的武装人员来来往往，热闹繁忙。那场景很像是一幅战争片中的镜头，偶尔出行的人们，提心吊胆，没有一点安全的生存空间。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原本善良之人（也包括我），被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宣传蒙蔽了心智，并不知道武斗是错误的。因为，有大字报抄写的“文攻武卫”的首长讲话为证，而且还是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同志讲话。况且那个时候，谁都认为自己这一派就是在武卫，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对方则是被走资派在幕后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向我们开枪了，我们能不自卫还击吗？所以，那个时候，我还照了一张像片，腰上佩了个手枪的盒子，是六中32111战斗团的一个女学生的男朋友给她玩的枪，照片上还题写了“文攻武卫”的字样。
我们厂从“七二○”武斗之后，反到底派的许多人都逃离了工厂，厂子里也完全停止了生产。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肯定“文攻武卫”口号的大字报出现在街上那天，又有一些生面孔出现在我们厂区，后来才知道是八一兵团总部的大人物阳增泰、方文正，重大的学生头头等人都来过我们厂，开始我并不认识方文正，是当了市革委委员，在开会的时候才认识他的（方文正是市革委会的常委），阳增泰是我听到人们叫他名字知道的，当时他是很有名气的八一五派工人领袖。这时指挥部安排我和杨明芳负责给晚上十点以后值班的人员发放米花糖，照名册每个人发两封。以后才听人说：米花糖是南岸糖果糕点厂八一五派的头头免费送来支援武斗人员的。那天来到工厂里的那些人，都是全市八一五派的大头头们。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子弹生产厂，目的是策划“抢劫”军品库房的子弹。当时两派武斗已经进入了枪战时代，建设厂的反到底派已经拿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向外散发，武装反到底派。我们工厂是八一五派控制的，所以，全市其他八一五派的大头头们，就盯住了我们工厂，他们跑到工厂来搞里应外合“抢”子弹。
不过，这类行动在当时也是很保密的，连我们分管后勤的两个常委都不知道。以后在清查造反派问题时，有人叫大家集体承担责任（说这样“法不责众”）的时候才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我一直按此口径承担着自己根本不知道的责任，说自己同意拿子弹出去搞武斗是对人民的犯罪。
还有一件令人发指的事，就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份武斗最厉害的时候，有很多外单位的八一五派武斗人员，说是被单位的反到底赶出来了，他们来到了我们工厂里，有的还参加了我们的护厂队（武斗队）。有一次我无意之中，听到几个外单位的人员在一起吹牛谈天，其中有个人讲：在一个很热的天气里，八一五派的一些大头头，在一个中学里面开会，忽然听到有人撕心裂肺般地嚎叫，头头们出来看究竟，才晓得是那些学生娃儿们，抓到了一个“砸派”的俘虏，那个俘虏打着赤膊，下身只穿了条裤衩和一双拖鞋，那些学生娃儿就把那个人绑在一个十字架上惩罚他晒太阳，由于天气很热，那个人的汗水就像下雨一样流淌，人已奄奄一息，耷拉着脑袋似睡非睡。有个学生悄悄地走过去，用火柴去点燃了那个人的腋毛，那个人受到了惊吓，加之灼烧肉体之疼痛，便撕心裂肺大声哭喊，哭喊声把开会的头头们引了出来，见状立即制止了学生的粗暴行为，并要求学生立即把人放了……
听到这里，我不寒而栗，震怒、惊愕、心痛，使我几乎晕了过去……我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听下去了，我流着眼泪，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才只有十几岁的学生娃娃都变得那么坏，都变得那么狠心，都能想出那么残酷那么惨无人道的整人绝招？就连渣滓洞、白公馆都没有使用过的招数，他们都能想出来并且用起来。他们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今后长大成人，怎么得了呀！我真不知道也不敢去想像，这个文化大革命，到底要把人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开始在心里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目的，更加憎恶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就的罪恶。但我仍然是只能想，不敢对任何人说出心里的担忧，包括我相依为命的母亲，我也不敢说出我心底的真心话，不是我不信任母亲，是害怕母亲为我担惊受怕。
还有一个建设厂的武斗人员，听说是个络腮胡子，在我们厂区与建设厂遥遥相望的一个碉堡里（是当时修建的武斗防御工事），强暴了一个未婚女工，据说那个女工当时吓坏了，也不敢吭声更不敢去揭发，她一怕遭报复，二怕毁了自己的名誉，今后不好嫁人。最后，就让那个坏人逍遥法外了。
多年以后我还听人说：我们厂机动科还参加了制造“八一五式冲锋枪”，参加造枪的有建设厂的工人，他们被“砸派”赶出了工厂，就躲到我们厂来参与武斗及造枪，南坪的第二机床厂也参与了制造零部件。除此之外还造了“鱼雷”，那是放在长江里面，对付反到底派邓长春的“舰队”的。邓长春在望江厂组建了一个“舰队”，是用他们工厂的运输船改装的，八月八号那天从望江厂一路开炮打到建设厂去与他们那一派汇合，我们厂区前面的长江一段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听说把我们厂的油库打漏了，还在大码头打死了六十三车间的一个工段长刘章洪。河上有一条装满冬瓜的木船也被打漏了，顺水漂了下来，到我厂区的岸边停下，船被我们这一派接管了，冬瓜被交给食堂处理，食堂吃不完的就卖给厂区家属，三分钱一斤。当时天气很热，有许多冬瓜都烂掉了。
为了那几百块冬瓜钱，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时，厂里有两个同事背了个“贪污”公款的罪名，一个是后勤组的沈青元，另一个是管生活的后勤部长杨明芳，她作过无数次的解释，我也帮她做过旁证，可军代表不相信，非说她有贪污行为，八年以后才还她清白。我也因为所谓的“包庇贪污犯”，入党的问题受到了牵连，被搁置了几年。
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中
一九六七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我们地区也同市里其它地方一样，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每天全市各地枪声炮声隆隆炸响，特别是一个枪厂（建设厂）、一个弹厂（我们长江厂），不时相互射击，还有“军舰”上的炮击声，搞得人心惶惶。高音喇叭也不歇息，每天不停地传播武斗信息，提示大家增强防范，老百姓心中有一种乌云压城的惶恐，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我们厂的家属们特别害怕“邓长春的军舰”沿江打炮，因为传说邓司令舰艇要扫平铜元局地区（我们厂是原来民国军阀开设的铜元局，后来就成了这一地区的地名，厂区及家属区有很大一部分在江边）。就连晚上睡觉大家都要用砖头把床脚垫得高高的，人就钻到床下面去睡觉，靠江边的窗户，要用棉被遮挡着。就在邓长春的舰队从朝天门一路打到铜元局，真的打死了我们厂的工人刘章洪（头部被炮弹打飞了半边）以后，大家更是心惊胆战。
那时候我每天都得早出晚归。有时还没有回家就是第二天天亮了。妈妈对我的安全也非常担忧，特别是刘章洪死后，妈妈更是惶恐不安，我常常很晚很晚才能回家，她就不睡觉，一直守在家门口等我回去。回家看到她那样等我，我很难过、很心疼，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后勤工作的事情不但很多，而且杂乱无章，没有一点点规律性，厂里广播一喊，就得马上去处理事情，有时候刚要下班又有事情找起来了，只好又去办事……白天忙得回不了家吃不到饭，饱一顿饿一顿，更有甚者晚上都回不了家，只能住到我们车间的一个女工唐姐的临时宿舍里。为了让妈妈放心，我叫那个女工唐姐到我们家里去给我妈妈讲，我和她住在一起，妈妈才放心了。
唐姐是我们车间上一道工序的工人。她与她丈关系长期不合，一直在闹离婚，他们上法庭好多次了，男方都不同意离婚。还说：如果法院要硬判离婚，他有三个条件，1，女的必须回农村，2，女方今后不许在我们工厂找对象，3，必须要把前两条写在判决书上……他们多次打架以后，女的就搬出家了，又没有地方可住，她是已婚，又不能住女单身宿舍，所以就在车间找了个空房间暂时居住。以后法院又传讯他们，我是后勤部长，这个事情该由我分管。但是我又没有结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委托了单位的人去负责办理。就这样我们来往多了，成了好朋友，很知心的那种朋友。
八月的一天，长江涨大水。我们工厂有一条装满煤炭的船只，没有码头可以停靠（码头已被洪水淹没），以往卸载煤炭用的机械传送带也被水淹了，煤船是重载，如果继续涨水，船就有被冲走或者翻沉的危险。情急之下决定用人工转运。总部命令我立即组织人员去抢运，我一面写广播稿，交给广播站广播，号召广大八一兵团战士们，自带工具，马上到江边去抢运煤炭，一面找人开会，分头组织人手。我还以身作则，自带箩筐扁担到江边的船上参加卸煤。由于我的脚和腰都有旧伤，根本没有稳力挑着担子走那么狭窄而且晃晃悠悠的跳板，差一点我就掉到那急流翻滚的江里去喂鱼了，虽有人好心抢下了我的箩筐扁担，但我却不能下火线，为鼓舞士气我必须一直坚持到最后。
武斗对生活的影响很大，一度连煤炭都买不到，买菜就更困难了，没有在食堂搭伙的家庭，只能吃咸菜和豆瓣下饭。妈妈常常叫我的妹妹背着小背篼同邻居的小孩子们整天在马路边上去，用一根有尖尖的铁丝收集桉树叶子，拿回家来当柴烧。另外还要到山坡上去种菜。
由于武斗，一些道路被不同派别的武斗队控制、卡断了，运粮的车队不敢运送粮食，一怕挨枪子，二怕粮食被对方抢了去。我们厂所在的铜元局粮店，一度没有粮食可卖，好几万人没粮食吃怎么行啊！指挥部决定派当时的武斗人员全副武装去押运粮食，那时候的粮库在弹子石，途中有好多个反到底派的据点。押运的人员都是头戴钢盔，还在车上架着机关枪，一路艰辛，米总算拉回来了。粮店有米卖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地区，买米的人们蜂拥而至，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粮店围了个水泄不通，因为许多人都害怕排到后面就买不到米了，所以，都想挤到前面去先买了心里踏实些，所以大家都拼命往前挤，吵闹声、打骂声，不绝于耳，谁也不怕谁，谁也不让谁。那个拥挤混乱的场面，根本就没有办发正常营业。最后，还是由全副武装的“红八一”武斗队员们架起机枪来维持秩序。我当时在厂里忙别的事情走不开，妈妈和妹妹也没有能力去挤，还是我们车间的一个青年工人小杨帮我们家把米买了回去。
带头收殓武斗尸体
厂里面一共有两个武斗组织。一个是对外的，由一个姓沈的转业军人当队长；另一个在厂内维护安全，叫“红八一”。听说“红八一”的头头是个熔铜工人，曾经在宜宾被我们厂里反到底派的人“点水”（俗语，即指认，告密），结果，被当地的反到派抓去打得死去活来，还留下了内伤，因此，他对反到底派恨之入骨。所以在组建“红八一”护厂队的时候，指挥部就选中了“苦大仇深”的他当头头。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因有人报告：“黄山的反到底派要到红卫厂去抢布匹，还要到粮库去抢粮食。”八一五南坪指挥部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出动人马去攻打黄山。黄山是反到底派的一个武装据点，军工井冈山的武斗司令邓长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黄山警备区”，凭借制高点的优势，控制着南岸弹子石、上新街以及长江的一大段区域。八一五派的武斗人员还没靠近黄山，在三块石那里就遭遇反到底武装力量的猛烈攻击，反到底派控制了制高点，有地理优势，八一五指挥部显然是吃了大亏，只好边战边撤退。听说那次八一五派伤亡不小，死了二个人，一个是三十九中的学生，一个是红卫纺织厂的头头。我们厂有一个人称“焦司令”的转业军人左胸部中了一弹，他算是一个很革命也很勇敢的人，他受伤后，在鲜血长流的状况下，居然一手按着流血不止的伤口，另一只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最终因为血流过多倒在血泊中昏迷了。幸亏他被同伴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当时人们认定他就是英雄人物，临死还不忘喊“毛主席万岁”……
八月下旬，好像是二十几号的一天中午一点钟左右，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变成了个火炉，烤得人们汗流浃背，耷拉着脑袋懒洋洋地只想找个凉快的地方打瞌睡。八一五派南坪指挥部，用大卡车运了二十几具尸体到我们工厂来，把死人扔在厂门口的马路上，车子就开走了。厂里广播站播出紧急通知，指明道姓叫我赶快到厂门口去，有重要事情需要处理。我正在家里吃饭，听了广播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有那么紧急，丢下饭碗就匆匆忙忙往厂里赶，刚到厂门口就有人告知我，总部要我把那些尸体弄到防空洞去用冰冻起来，等做好棺木再拉去埋。一群人围着地上的死尸，悲愤地咒骂着另一派的惨无人道，议论着尸体的来源，数着尸体的数目……我也数了，有二十多具，都是被枪打死的，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胸膛被打穿，有的人身上中了多颗子弹，到处都是洞、血肉模糊，血都变成了黑褐色，尸体散发出一股血腥臭味，有个别死人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的景象令我胆颤心寒，欲哭无泪。虽然那些死去的人我并不认得，从他们血肉模糊的脸上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年轻。我的任务是尽快处理这些尸体，却还没开始工作就一阵恶心呕吐……
但是没有办法，我还得克制自己，面对尸体，强作镇定，找人去抬我们牺牲的战友，那是我分管的工作呀！那时候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夏季下午厂部要两点半钟才上班），好不容易组织了十几个人，另外又叫人马上去领二十双手套，二十个口罩来，又叫人到冰糕房去领冰砖来冷冻尸体。听说南坪指挥部还有七具尸体。
我这个“后勤部长”要组织别人搬运尸体，自己不动手肯定是不行的，虽然我很害怕、很恶心，一开始就把中午刚吃的一点饭吐完了，以后，吐出来的都是些酸水，最后还不停地在干呕。那天晚上我都没有吃饭，一口也吃不下。更难过的是，那天整个晚上我都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些千疮百孔、满身污血、散发出血腥及尸臭味的模糊面孔。
没有办法，不管我有多么的恐惧，我都必须身先士卒，搬抬那些尸体，人们也很照顾我，让我抬脚那一头，稍微要轻一点点，但是，我还是感觉力不从心，那些尸体很沉很沉，我几乎是把那个尸体靠在了自己的身上抬着。
上班的人们陆续进厂了，这时我们原二七战斗团的一个战友，外号叫“麻雀”的男青年看我实在可怜，才把我换了下来，还有些同情我的人，对我说：“你喊别个来抬嘛！你负责指挥就行了噻！……”
我们把那些尸体都运到防空洞里去用冰冻起来了，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整个脑子都被那些死去的人搅得乱七八糟的。那些人，我虽然并不认识，但是他们血肉模糊的面孔却总是在我眼前晃动……他们死得那么凄惨，他们都是男人，都很年青，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多岁，最小的学生不到二十岁，为什么呀！他们那么年青就死于枪林弹雨，如果是解放军上前线去打击敌人，为祖国的和平，为人民的利益，死了光荣，也死得其所。而他们双方都是工人、农民、学生，互相残杀值得吗？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我想不明白。学生死了，他的父母亲有多么的伤心痛苦！工人、农民死了，他们的妻儿老小靠谁去养话？几十具尸体就意味着几十个家庭的破碎、悲哀，我真为他们伤心难过，我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怎么就变成了武化大革命……
第二天这些尸体被拉走了，听说是集中埋在南岸区的一个什么地方，那些尸体中，有两个是我们工厂的人，一个是二十五车间的工人，是部队转业来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厂一个郭姓老工人的儿子，还是个中学生。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人是南坪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派去打交通学院时死的，听说对方也有死亡的人。
二十三车间有个姓唐的头头，到上新街去探望父母亲，被本单位的反到底派点了水，挨了一顿暴打，他怀恨在心，一心想要找机会报复。单靠自己当然是不行的，只有借用一派的力量，才能实现他报仇雪恨的心愿。当时这种人还不少，小打小闹常因此类原因而起。有一天，他跑去找到指挥部的武斗负责人沈队长，说：可靠消息，“砸匪”要来厂里抢枪、抢子弹，要赶快组织人把“砸匪”阻拦在南坪。于是，指挥部就派了一伙武装人员出去，一行人刚刚走到试剂厂门口，就碰到了水泥厂省建校的学生，都是八一五派的人，还都是全副武装。不知道怎么回事，互不相让，据说是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双方都像是吃了火药，倚仗手中的家伙，有恃无恐，红眼对战友，用枪去指着对方的头，突然两声枪响，两个人都中弹倒在了血泊中。一个是省建校的学生李向元，一个是我厂的工人梁双文，李向元不到二十岁，梁双文虽有二十多岁，但是，他还没有讨老婆。他的父母得知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开个追悼会，我都不知道祭文是怎么写的！
最后把他的尸体用白绸一裹再穿上工作服，就埋到了厂区附近的马路旁边，当时还垒了一个大大的坟包，立了碑。武斗结束，为消除派性就铲掉了碑文，一年一年地过去了，随着修公路、搞开发，就连埋他尸体的那个地方也被推平了，现已尸骨不存。
军代表要我经受考验“继续革命”
九月五日，中央发布“九五”命令，要求群众组织上交武器，重庆两派都先后交了一些枪支弹药。交枪以后，逃出厂的反到底派也陆续回到厂里来了。
我们地区，有个反到底派的小学生组织，叫“一一•二七小闯将”，回来后就在马路边镇人委的一间房子里设了个团部。有人传说他们那里还藏有机关枪（因为墙壁上开了个洞），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真的像亲眼所见一样。但是，我根本就不相信，一群小小孩儿，怎么可能还保留着枪？有一天，我路过他们的门前，一个姓郭的小女生叫住我，挑衅地对我说：“黄团长，你敢不敢进来耍一会儿吗？”我笑着说：“你们又不是老虎，我有啥子不敢？”我就进去了。我本来就对别人说他们有机关枪一事生疑，这下正好去证实一下。小郭还带我到阁楼上去看了一会儿，阁楼墙上，的确有个小洞，我看只是为了空气流通而已，什么武器都没有看到，只有几床被子和枕头。以后我就公开说：他们那里什么武器都没有，别说机关枪了，不要轻信有的人胡说八道。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句话我体会得很深。当时有很多外单位的学生和工人因武斗逃出了原来的单位和地区，在我们工厂避难，其中有个别人心术不正，别有用心，有的人则是血气方刚，没有头脑，还有的人是吃了对立派的苦头，怀恨在心，一心要报复，个别人则不过是社会上所说的“搅屎棍一根”，唯恐天下不乱……特别是一些参加武斗的人，在打斗中找到了快感与乐趣，无时无刻不想去厮杀拼打，他们千方百计地挑动，总想找机会去出击对方。有的头头缺乏判断能力，偏听偏信。这几股力量相互作用，推波助澜，不愁武斗没有导火索。
在当时还有个倾向：就是越左越革命，越是暴力越算彻底革命。极左的人说话，往往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稍有点理智，不同意极左观点的人，说话反倒还有点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对一些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与一些武斗人员的意见不相一致，有的人就因此说我保守，更有人散布谣言，说我是“叛徒”，要提防我，甚至还有人说要把我抓起来等等。听到各种议论我的风言风语，我百口莫辩，实在是想不通，对这个“大革命”我都有点心灰意冷。辛辛苦苦办事情，说了实话就被当成是“叛徒”！我打算撂挑子走人不干了，就去找厂里的领导人，军代室主任彭中治，我对他说：
“有人惟恐天下不乱，制造谣言惑众，我说了几句真话，就诬蔑我是叛徒，我想出去躲避一阵。”
军代表问我去哪里，我说：“回成都老家去。”
他说：“成都是砸派的窝子，你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你去找死啊！”
我说：“我不到城里面去，我到乡下亲戚家去躲一躲，总可以噻！”
他说：“路上也不安全呀！算了吧，你不要想跑，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革命到底。你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在工作中遇到一点困难挫折就不干革命了，那还行吗？……”
当他看到我在流泪的时候，又说：“都是常委了，还哭鼻子，笑不笑人哟！你要经得起考验，革命战争年代，被冤枉被误会的革命者多得很，他们就去躲避呀？不行，只能等待组织调查，接受考验，工作还得继续去做……”
我那时的思想很单纯、很幼稚，在军代表说的这些大道理面前，当然只好“继续革命”了。如果那时候我不顾一切地走了，当了逍遥派，以后的许多事情就不会有那么麻烦了。
据说是“锻炼了群众”
交枪不久，就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歌乐山林园的通信兵工程学院，两派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驻校的解放军警卫连开枪打死几十个人，多数都是该校的八一五派学员，还伤了很多的人。没过几天，我们工厂的军代表组织厂里的几百人坐大卡车去参观现场，接受教育。讲解的人说：是反到底派的黄廉指挥武斗，指使“猛虎团”打死八一五派的学生和群众，记得在那里摆放了几十具尸体，全都用福尔马林浸泡着的。从那个时候起，“猛虎团”的团长邱开全，在八一五派众人的心目中就成了一个杀人魔王，现在才知道，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远在北碚的反到底派“猛虎团”与此完全无关，我们都深受蒙蔽。
重庆两派交枪以后，武斗并没有真正的停息，它又向四周的专县发展了。与八一五派同一派观点的专县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派代表来重庆，向八一五派战友求援枪支弹药。一时间我们兵团总部和装配车间门前热闹非凡，现在才知道，到我们厂来要子弹的人，都是市里面的大头头们指使来的，有的人手持总部的介绍信，有的人手拿着知名头目的批条，有的更是总部的头头亲自陪同前来。比如，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妈妈，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张思德的妈妈，她们都是以“革命母亲”的身份来到我们工厂，来找总部的头头们为其所在专县的一派求援子弹的。黄妈妈还满胸佩戴着抗美援朝的各种功勋章、纪念章，在我们工厂的剧场作报告，介绍他们专县的武斗情况，活灵活现地讲述他们那一派是如何在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斗争中作出牺牲的……张思德的妈妈在重庆对“一○•二七”事件发表了强烈抗议的声明，说：那是砸派坏头头黄廉制造的反革命暴乱，还说她不向这些反革命分子讨还血债誓不罢休等等。
到了一九六八年初，收缴武器停止武斗的“九五”命令已经传达了半年多。但是，武器弹药却依然随处可见，枪声时有所闻，武斗仍然停不下来。当时我对形势的看法（只是在心里想想，不敢说出来），中央根本就没有下决心真正的要制止武斗，可能是有意要让社会乱一阵吧！因为当时宣传毛主席对武斗的评价是：“打一打也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照这些说法，乱是对革命有好处的，也是上层斗争所需要的。
还有，当时收缴武器弹药也是很不得力的，支左部队其实也很辛苦（有点两难），但又确有派性观点，对收缴八一五派的武器有时就不那么严格。比如炮兵部队来我们厂收缴大炮，他们应该去找作战指挥部（因为他们才知道东西摆在哪里），可是，他们到了指挥部后，指挥部的人却把他们引到我们后勤部来，叫我带他们去参观工厂，很可笑的是，这些军人居然“客随主便”，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我没有准备，没有目的，就陪着他们瞎逛了一阵，我该下班了，怎么打发他们走呢？我脑子一动，假意说：“该吃饭了，到我们食堂去吃了饭再走嘛！”他们连忙说：“饭就不吃了，我们该回去了。”我暗自高兴，就顺水推舟说：“你们慢慢走啊。”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去收缴武器，如果中央的态度再强硬一些，会是这样吗？为此，我很纳闷，很迷惑。老实说，我的心中就一个想法：快点上缴武器，快点停止武斗，恢复正常的生产，加点工资，为了我的妈妈、妹妹和自己，我都需要钱。
我们工厂有个中专生叫李质明，妻子在专县的农村务农，他们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因为武斗转移到了专县，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来投奔了他，一家人就住在单身宿舍里，他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十六块钱，为了生活，他们开荒种地养猪。有一天，他到厂区勒枸树的嫩叶子喂猪，他站在高处，一手拿了一根带铁钩的竹竿去勾枸树干，另一只手就去拉树枝，他用力拉树时，不小心身体失去了平衡，人就摔到坎下面去，正好就倒在了高压电线上，当场被烧焦了，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他那个背篓和那个带钩的竹竿大家认识，谁也不知道那个死者就是高大魁梧的李质明。
他的妻子和一个四岁一个六岁的儿子被通知到了现场。妻子先看了遗物，再见到丈夫的那个惨状，当场就哭晕过去了，两个小孩子开始还呆呆地看着他们哭泣的妈妈，根本不知道那个面目全非的烧焦的尸体就是他们的爸爸。一会儿，有人建议把两个小孩子带到外面去玩，他们马上就像没事人一样地到处跑跳、玩耍，根本忘记了他们的母亲还在哭泣。等到第二天开追悼会的时候，两个小孩还在人群中穿梭、嬉戏，直到木工要钉棺盖，有人提出要让小孩子去给他们爸爸告别，当小孩听说棺木中那个烧焦的尸体是他们爸爸的时候，他们没有喊，也没有哭，只是疑惑地看着……
当棺木被抬起的那一刻，李妻拉着两个儿子猛扑上去，撕心裂肺地哭泣。那时候，两个小孩好像才突然间醒悟过来，他们也同妈妈一起大声哭喊起来：“我要爸爸！我要爸爸！”那响亮的声音，那凄惨的景象，令人永远难忘，好多在场的人都为之抹泪哭泣。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悲惨事件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武斗……多少个夜晚，我都久久不能入眠。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重庆两派群众组织各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厂两派各去了一人，八一五派去的是姜太煊，反到底派去的是刘锡邦。在那个学习班上，中央首长作了个“三一五”指示。严厉批评八一五派参加“打刘张”，说“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说到武斗时，还说了“小青年爱玩枪”，“打一打也好，锻炼锻炼嘛”之类的话。当那个“三一五”指示精神还没有正式传达下来的时候，就从北京用电话电报传回了一些小道消息，大字报也铺天盖地。有很多的内容，我们都感到不可理解，又有些怀疑，不知道那些小道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以后的事实证明都是真的）。结果，搞得反到底派趾高气扬、八一五派灰头土脸义愤填膺，一场腥风血雨的武斗又要开始了……
八一五派受了中央领导的批评，不得不违心地在表面上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内心却根本就不服气，还写在脸上。紧接着又来了个“四二七”指示，中央首长又批评反到底派“打谢反梁”是不对的……这时，两派都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批评，八一五派的心里又找到了一丝平衡，学习班的头头脑脑们，很快就达成了大联合协议，我们厂的两派也联合了——当然只是形式上的联合，骨子里还是貌合神离，相互敌对，暗暗较劲斗法。
我们后勤部的工作，可以说是杂乱无章包罗万象，什么事情都要管，没有一点规律，有很多的事情是突如其来的，在那动乱的年代，有好多事情都是在做无用功，瞎折腾人。比如逢年过节，我们要例行公事夜间查访，由派出所牵头，晚上十二钟以后，到家属区去抽查人家的户口，查一些人的家里，有没有外来人员。特别是每逢春节，天气很冷，也要把人家从热被窝里喊起来对户口，若查到家里有外来人员，全部都要喊起来，一个一个地挨个问，什么地方来的？来干什么？哪天来的？打算哪天走？……美其名曰是为了安全，其实，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因素。
我就这样当上了市革委委员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号，我们厂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给了我一封信，对我说：“重庆市明天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你是市革委的委员，你好好看一下这封信，按上面通知要求做好准备，明天搭宣传车到市里去开成立大会。”
我一听就急了，连忙说：“不行不行！哪个喊我去哟！我不去，你自己去嘛！”
我们总部另一个常委姜太煊说：“你还不去？我们好不容易才争来的一个名额……”
我说：“那你就去嘛！”
他又说：“上面指定要一个女的，不然哪有你的份啰！”
我说：“那就叫杨明芳去！她也是女的噻！”
易永忠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不要争了，还争啥子嘛！上面都已经批了，哪里有说换就换的道理！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拿上通知，搭宣传车过江去开会就是了。”
我不想当委员。对文化大革命我有太多的疑惑，太多的不理解。对有些“战友”我感觉很陌生，不是同路人。前一段就有人说我是“叛徒”，要把我抓起来……辛辛苦苦干工作却危机四伏，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越陷越深，能退出文化大革命那就更好。可是，这行吗？听易永忠的口气，我当市革委委员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哭笑不得地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听天由命，回家去做准备。说实话，我稀里糊涂的，根本就不知道市革委是个什么东西，当委员要做些什么？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武斗快点结束，文化大革命快点结束，正常上班，加工资，让母亲不再帮人家做事，让妹妹正常上学。
从此以后，我多了一个头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很多人就直接叫我“黄委员”，还有人取笑我说：“你是市一级干部哟……”开始听了那些话，我很不习惯，很不舒服，总觉得别人是在有意挖苦我、讽刺我，特别是遇到有什么难于解决的问题，总有人会借此将我的军，说：“喂！黄委员你看怎么办？”他们明明晓得我没有办法。还有个别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你这个委员是我们大家给你打出来的哦！你要给我们大家办事情才行哟！”我只好苦笑着说：“你去当嘛！我才不想去当那个啥子委员呢！”他会说：“我若有那个资格的话，哪里还轮得着你哟！”
有能力、有功劳、有资格，以及想去当那个委员的人很多很多，有个别人，好像参加造反就是冲这个来的，若要论资排辈、论功行赏，都是轮不到我的，有的人还公开说：“她有啥子资格去当市革委的委员？……”可是，天不从人愿啊！我也不愿意去当那个委员，只是因为我是个女的造反派头头，其它条件（指上面内定的家庭出生、政治面貌等等）还可以，迎合了上面的需要，给我碰上了，非叫我去当不可。这或许就是老天爷有意在戏耍我吧！在别人的眼里，我好像是占了个大便宜，捡了一个落地桃子。对我来说，那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有时，我像是一只钻进风箱的老鼠，两头都在受气；有时，我像是一只被人宰割的羔羊，无奈待宰；有时，我像是一只被人戏耍的猴子，被迫配合主人去演戏；有时，我又像是一条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跟随别人的指挥棒转……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木偶人，没有思维、没有自我。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总结我的文革人生更恰如其分一些，不过那些失去的青春岁月，再也不会回来了，说过的话是覆水难收，做过的事已悔之晚矣。文革十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啊！况且，那时我二十多岁，那是人生最美好、最充满活力、最充满希望、最充满梦想，最该出成果的年华，那也是我的母亲和妹妹最需要我奉献的时候。我愧对了她们，我也有愧于我死去的爸爸，他那么信任我，对我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要我照顾好妈妈和妹妹，我却没有完成。
只有比我更傻，更愚昧无知、憨厚善良的老母亲，她见我能够到市里去同大首长们坐在一起开会、吃好吃的东西、见大世面，她又听信了别人的一些羡慕、赞美、奉承之词，以为我有了出息，给她长了脸，也给我们家的老祖宗争了光。她不知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因为市革委会委员的头衔，我将成为众矢之的，特定时期的必然牺牲品、替罪羊。
事后我才知道，原本八一兵团总部推选我们长江八一兵团联合总部的常委姜太煊去当市革委的委员。但是，上面决定，要国防系统有一个女代表，姜太煊被武断地拉了下来，是姜太煊的本位主义思想作祟，不愿让这个名额落到别的厂去，就推荐了我，经过领导班子的审批，我，工人家庭出生，共青团员，没有受过任何处分，还是“四清”时候党的积极分子。就这样，没有我的申请，也没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莫明其妙地成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恶梦屈辱也就开始孕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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