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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2年12月30日第12期
史林一叶 杨大庆 回望“新思潮”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阅史漫笔 杨继绳 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牛棚内外 李城外 五七干校中的冰心
编读往来 秋山枫叶谈读杨世元文章感想 —————————————————————————————————— 【史林一叶】
回望“新思潮”
杨大庆
(一) 文革的初衷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官方说法,中国1949年前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从未站稳脚,其“辟”不知从何复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历史是常走错房间的,《炮打司令部》一声炮响,由撤工作组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使各级党委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基层政权全面瘫痪。塌陷的权力地层居然造就了“民主”起飞的跳板,几乎一夜之间,宪法中徒具虚文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全面或部分实现了:无须任何部门批准,只要是“革命群众”就可以成立政治组织,而历次运动中受到整肃的人士和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只要自诩“受迫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被颠倒历史再颠倒过来”,肆无忌惮地发泄对“组织”或某领导的愤怒和不满。更出人意料的,则是在这全民狂欢的盛大节日里,一种类似于摆脱教规、教义和红衣主教的束缚而凭心灵与上帝沟通的“早期基督教新教”式的精神景观静悄悄地浮出水面:由于从中宣部的大小阎王到基层支部识字不多的教师爷都失去了人民信仰指导者的资格和对中央精神、最高指示的解释权,至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语平台上,自1957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几成为“思想反动”同义语的“独立思考”居然有了自己的空间。 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他们建议: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第二,“党政合一”,党政两套组织形式造成浪费,应当废止,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承担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陈子明《1976四五运动的背景:七次冲击波——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之二》)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不久,他又和其他学生一起贴出大字报《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李文博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新思潮就是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打掉一切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样式。”(同上) 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1966年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为《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航空学院出现了一张题为《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的大字报。这张标题触目惊心的大字报把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个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要不了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和毛泽东指责刘、邓在文革初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认为刘邓的路线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及工作组实施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机关,“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岂不是眼前活生生的法西斯党?(华新民《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 十分明显,词锋犀利的“新思潮”虽然充溢着1960年代学毛著高潮中最时髦的话语,但耀眼的思想火花却在其与虚假空洞大话假话连篇的讲用报告、学习心得之间划出了十分明显的界限。“新思潮”是造反派的伴生物,是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思想者力图突破“路线斗争”的官方模式解释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为“造反有理”提供更坚实的道义基础和更有力的思想支持的顽强努力。 然而,在很长的时期内,鲜有主流造反派(从五大领袖到王洪文)对“新思潮”表现出热情与兴趣。原因很简单:当“造反有理”被“红八月”中风头出尽的小贵族们阐释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时,这些造反者还在低声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盼望着平反出苦海;当《红旗》十三期社论吹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角后,他们又顺理成章地将自身遭受的苦难全归于作为党内斗争失败一方代名词的“刘邓司令部”。然而,这貌似强大的“司令部”如此不堪一击显然出乎他们(也包括所有人)的意料,“一月革命”如同天外来客出现在他们面前。乾坤倒转、山河再造,大多数保皇派和其“司令部”一样一败涂地溃不成军,造反派则由赴京上访祈求中央文革主持公道的可怜虫而成了权力盛宴上的重量级食客。简单易懂直白动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打江山坐江山”、“改朝换代”、“替天行道”足以作为“造反有理”的注脚并展现宏伟远景了,何必理会同行的几个白痴关于体制制度的梦呓?何况1957年右派放言高论类似话题的后果教训犹在眼前,殷鉴未远,能不慎哉。 可是,“一月革命”却未能澄清乱局,即实现伟大领袖希望的“见眉目”,更未能使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无论是东北曙光、西南春雷、上海公社;也无论“三支两军”、“二月镇反”,绛灌无文、武人行政,都是旧矛盾刚了(甚至未了),新冲突又生。局部地区造反、保皇两派仍在对峙,全国范围内造反派内部的争端又在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但是,面对金灿灿的印把子眼红心热之余,造反派也“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此时斗争的双方(或三方,如辽宁、四川、河南、江苏、甘肃;或四方如宁夏)无论案底如何(造反或保皇),都把“造反有理”当做旗帜,都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论证自己独占或切下最大一块蛋糕的合理性,利益交错是非混沌逻辑荒谬的文斗武斗在全国展开,而其中的最激进者,则把眼光投向了“新思潮”。 1967年春天,围绕着对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在释放冲击公安部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中对联动的态度问题,北京的中学生分成了“四三”、“四四”两派。6月11日,影响颇大的“四三”派的重磅理论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出台,依据前此不久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里公开引用的毛泽东评述《战国策》中《触讋说赵太后》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该文以此立论,称在文革以前的中国,执政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民的特殊过程。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虽然《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并不为绝大多数“四三”派成员认同,但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思潮”不再仅以“纯学术”的形态若即若离于生死搏杀的两派之外,而是在现实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开始自觉地服务于现实的派别斗争;更由于这场斗争发生在首都,万众瞩目,因而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但是,由于毛泽东为了稳定首都的局势而开始收束北京的群众运动,“四三”、“四四”的斗争很快趋于平静,刚刚掀起潮头的“新思潮”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它的下一站是湖南,在那里,十九岁的长沙一中高一学生杨曦光及其战友将以一纸《中国向何处去》和由此获得的十年不等的牢狱之灾为“新思潮”的顶峰标出高度。 (二) 1967年1月,围绕着夺权,长沙地区的两大造反组织高司与湘江风雷出现分裂,奉命支左的湖南军区支持了前者。杨曦光则在此时狂飙突进高调亮相,以一纸《论夺权必夺军权》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随之湖南军区执行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镇压湘江风雷,杨曦光也被捕入狱。但随着全国性的“反击二月逆流”渐入高潮,湖南军区阵脚松动,杨曦光与大批湘江风雷的中小头目陆续被放了出来。出狱后的杨曦光激进色彩更形浓厚,他不但与北京农大、北京外语学院的“五一六”分子建立起联系,而且直接参加了“五一六兵团”的部分活动。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触角伸向了“新思潮”。他不但成了“新思潮”的集大成者,更堪称“新思潮”的积极践行者。以至他的名字几乎成为湖南造反派中最极端的分裂组织“省无联”的同义语(杨曦光与“省无联”的异同,陈益南先生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同不少“新思潮”的先行者一样,杨曦光也不单从“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而更重从当年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看文革的兴起。那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体现的呢?杨曦光认为,它体现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新的剥削阶级——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红色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是这一矛盾和斗争催生了文化大革命,而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实现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才称得上“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显然,“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新思潮”的逻辑起点,杨曦光据此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作出了极其严重的估计并欲重新审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 杨曦光在1967年底在与几位长沙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红中会成员的谈话中称: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关系,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再加上我们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很多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因此,我们国家并不能称社会主义国家。充其量也只能算一个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际上就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语——按:引文有误,应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他还说,现在我国的生产品分配权被特权阶层所控制。所以,生产资料已由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变化为实际上的私人所有制。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有人问他说:既然特权阶层人物这么多,并且还占了统治地位,那么怎么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呢?杨曦光回答说:中央里面就只有毛主席那几个人才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靠中央集权来体现。他说:我们国家里是世界上集权制最严重的国家,权力无限地集中在中央,所以,中央领导班子的无产阶级性质才决定了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对走资派的行为进行抵制,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体现。 为了讲清他的观点,杨曦光特意讲了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全国所有的省委都被冲垮的原因,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政权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文化大革命一来,就都被冲垮了。 杨曦光更进一步认为,“九评”里有关特权阶层的一段论述值得修正。“九评”说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特权阶层才形成,而实际上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特权阶层就已经形成了。 他还举中国一个北方邻邦为例说,为什么像这样的国家,过去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呢?因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仅有形式,但实际上产品分配权落入特权阶层人物手中,所以生产资料实际上已经成为私人所有制,所以他们的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杨曦光希望自己的战友能坐下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认真分析解放十八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机构,上层建筑的演变情况,”“要分析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新东西产生了,哪些东西灭亡了,这就要不割断历史,不要以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是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内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被人称为‘大脑壳’的阶层”。 杨曦光的这套理论,即令是在长沙地区最激进的造反派“省无联”内,也追随者寥寥,在正统的产业工人队伍里更乏知音。之所以如此,杨曦光认为这是由“新思潮”的缺点所致,即“新思潮”“没有具体分析在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没有具体分析新生资产阶级怎样把厂矿企业变成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的资产阶级怎样产生,工人阶级头上的吸血鬼怎样从工人身上吸走利润等等。”因为“现在新思潮能否发展和巩固的要害就在于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从分析工厂的现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权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新思潮从知识分子的空想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以上部分引用了多伦多大学吴一庆教授提供的湖南文革原始材料,特表谢意。) 显然,杨曦光眼中的文化大革命既非他十分不屑的“罢官运动”“揪人运动”,也非张春桥的“改朝换代”。他认为当时中国需要的是一场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全面社会革命,而只有通过这样一场社会革命中国才可以避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不言而喻,这场革命将引起政体的变化,“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中国向何处去》);这场革命也将带来社会生活的全新组织,因为“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同上),即党政军民不分、工农商学一体,消灭分工、限制交换、抹平差别、分配平均、共同生活的兵营式农业共产主义乌托邦。对这个乌托邦最重要的政治特征,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中概括为“武装的群众专政”,其直接表现有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到了武装的人民手中,造反派控制财经大权,小学生指挥交通等等。显然,这种“专政”和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风光的“厨娘治国”一样,属于直接民主,是人类文明的破晓时分的希腊城邦民主通过《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折射过来的余光。 对实现这个地上天国的物质力量,杨曦光却并不认为是当时尚有余勇的造反派,而是现行制度缺陷造成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特别是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为了进一步了解和动员知识青年,杨曦光不顾中央禁令偕同山东师院附中批判小组刘锦长(渤海战团成员)召集数省知青在长沙一中开座谈会。会后杨根据会上搜集的情况写成《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对知青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描述,对知青中蕴藏的革命潜力寄予莫大希望:“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底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来,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分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别。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 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十七年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吗?”“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人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要完成这场“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光有革命的人力资源还不行,还必须选择正确的道路。根据杨曦光对当时国情的分析,认为和平过渡行不通,革命暴力必不可免,因为“‘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而“一月革命”之所以成果很不理想,是因为“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同上) 但随之而来的“二月逆流”中军队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却教育了人民,使他们——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像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爆发了:人民在八月爆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上) 群众的觉醒已令杨曦光兴奋不已了,而7、8、9三个月全国性的大武斗更使他振臂高呼:“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像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向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且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同上)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同上) 显然,杨曦光的思想活动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了(当年就算是“独立思考”也很危险,与反革命活动只有一步之遥),当局很快便以阴谋“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将其投入监狱,判刑十年。 (三) 对杨曦光这幅急就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写生画,当时无论赞佩者讥弹者,明里暗里,均以其为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这本是国际共运中的一桩陈年旧案。 早在第一国际时期就与马克思龃龉不断的巴枯宁,对后者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被压迫者解放的条件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少数特权者对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治与奴役。他针对《共产党宣言》称人民国家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发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级,它将统治谁呢?是否另有一个无产阶级将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是否会有“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即“少数特权者管理大多数人民群众”?由于当时无产阶级专政尚未被提上实践日程,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可支持巴枯宁的诘问;也因为随之而起的由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重点搞议会民主、合法斗争,巴枯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与作用及其引起阶级关系变动的观点被打包在无政府主义中轻易打发了。 十月革命第一次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迎来了翘首以望的新世纪。然而,阿芙乐尔舰炮的回声犹震响在耳,捍卫苏维埃政权内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列宁就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之革命的后果深表失望:因为在他看来,实际上苏俄机关完全承继自沙俄,不过抹上了一层“苏维埃的色彩”而已,往好处想,也不过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端的工人国家”——与《国家与革命》的设想相比,相隔何止霄壤;而在其“政治遗嘱”中,他更是将其早中期著作中形容沙俄专制的“无限权力”置诸斯大林头上,表示了对官僚主义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担心与厌恶。而其晚年准备采取的严重政治部署之一,就是与托洛茨基联手展开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此斗争的结局,列宁似乎不乏乐观,因为他是将官僚主义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家机关留用的旧俄人员。然而,天不假年,严重疾病剥夺了列宁的活动能力并提前结束了其生命旅程。失去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只能率领一支有官无兵的小部队进行一次胜算不大的短促突击,结果尽人皆知。自此托洛茨基明白,横亘在其面前的不光是弹性极大、似有似无的官僚主义,更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铁壁铜墙,此集团为工人国家肌体上的“赘疣”,而其成因则可归咎于俄国的落后造成的物资匮乏。既是“赘疣”,当可割去,既然病于物质匮乏,当然可以靠发展生产来解决,托洛茨基由此形成其只反斯大林而不反苏联的矛盾立场,并以此立场在其徒众中引起无尽纠纷,而斯大林则在与托派的斗争中大获全胜。随之而来的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斯大林模式的确立,一个整齐划一、有独特自身利益的官僚阶层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的托派、意大利人布鲁诺-里奇出版了《世界官僚制度》一书,力图拨正托洛茨基的观点。布鲁诺-里奇认为,“官僚集体主义”已经作为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在苏联确立起来了。官僚集团事实上拥有生产资料并在积累利润,不过它是作为集体,而非像昔日的有产阶级那样作为个人实现这一点的。“在苏联社会里,剥削者并非像资本家占有自己企业股息那样直接获得剩余价值。他们是通过国家间接地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先是汇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剩余产品,再在自己的官员群中分配。”对生产资料事实上的拥有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法律拥有。这种拥有是通过国家拥有并拥有国家本身实现的。(多依彻《先知三部曲》中央编译版) 二战使本就不在聚光灯下的布鲁诺-里奇远离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却重新提出了布鲁诺-里奇曾经论述过的问题。这次发声的不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或冷眼旁观的边缘知识分子,而是位高权重的南斯拉夫执政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吉拉斯。吉拉斯在人民政权建立不久,就在实行工人自治的新社会上层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上层统治阶级,并将其命名为“新阶级”。作为一个以受压迫阶级的解放为终身使命的革命家,吉拉斯无法如布鲁诺-里奇一样冷漠地将新阶级的出现看做正面现象,他把对老剥削鬼的满腔愤怒又倾向了新暴发户;由此,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很长时期内被南共领袖铁托作为异端革出教门,流亡海外——而铁托则又被中国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展开严厉的批判。 回顾这段历史,并非指杨曦光剿袭成说,而是说这位刚满19岁的高一学生接触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况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杨曦光研读过巴枯宁、托洛茨基、里齐、吉拉斯诸人著作。杨曦光据以形成“新思潮”的思想资源,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960年代的若干观点或论述,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提出,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既得利益集团”;1964年发表的“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归结为“特权阶层”的出现,从而放弃了前此“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际根源;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的论断;1965年的社教高潮中,毛泽东又在陈正人的蹲点报告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凡此种种,若粗枝大叶看来,确实可与毛泽东将“一月革命”称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相对接;然而仔细检视,其逻辑链条并非十分严密。更要命的是,毛泽东同期另有一些观点与此链条又有不合之处。如1961年处理信阳事件时将其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显系将违法乱纪的干部视为封建剥削阶级残余;社教初期又将形势视为牛鬼蛇神纷纷出笼,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用“三斤猪肉、几包纸烟”收买干部;“五一六通知”虽然杀气腾腾、打击面颇宽,但矛头所指仍然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走的都是割除“赘疣”的老路,看不出要搞地动山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的意思。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何在?至今难以理出头绪,估计与毛泽东1957年后即少有成篇著作公开发表却以大量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最高指示”示人有关,也与毛泽东浪漫诗人与思想巨匠一身二任有关。而时人亦无意(说无胆也许更接近事实)拿这大量不同、矛盾、甚至对立的真理版块玩拼图游戏,或对浪漫诗人的随笔挥洒和思想巨匠的深思熟虑作出区分,只是笼而统之地将其打包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事。而文革中的种种怪事——从“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到各派群众组织打着完全相同的旗帜打内战——与此不无关联。 面对如此一团混沌,杨曦光不愿做不求甚解随波逐流的平庸之徒,他要从这混沌中挖掘出真理的宝藏来。然而,这是一件风险极大的工程。以杨曦光之天分,不会看不出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抵牾不通之处,但年轻人求新逐异的本能使他将目光专注于被他想当然地视为被刘少奇一类走资派封锁而不得发表的毛泽东晚期“激进”思想上而不及其余。杨曦光这样做是真糊涂还是假聪明不得而知,但他按照自己的逻辑设定的路线快意飙车时既有勇气也有莽撞。如他说中国不能称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关系也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说无产阶级专政仅靠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来体现,其理论含量姑且不论,单说其社会政治效果就肯定得不到毛泽东的首肯。若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文革与十月革命有何区别?列宁主义与“毛泽东主义”又有何区别?反修、防修有何意义?第三里程碑又从何而来?然而,杨曦光直到进监狱仍认为自己是毛泽东的旷世知音,当听说这位知音也骂“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1967年7月27日接见五大领袖),斥“省无联”为“极左”、为错误思潮的代表(1969年6月28日接见黎原、华国锋)时,不知杨曦光心中是何况味? 更令杨曦光始料未及的,则是文化大革命此后的双轨运行:一方面是“国共两党长期内战的继续”发展为以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为打击对象的“清队”,并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针对造反派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老将归位、小兵回营”,最后是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被推上反面教员的位置;河归旧道十七年,走上了传统政治运动的老路,而除了某些“有历史问题”者外,至少是笔者没听说揪出过有组织部门定性的“走资派”(即算是曾经被中央点名者,后来也无一人有此定性)。另一方面,则有“反潮流”,“五不怕”,“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批林批孔又夹个批走后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新中国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对造反派不要动不动就滚”,“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最后是与里奇、吉拉斯、杨曦光极难划清界限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仍然是以“炮打司令部”为起点的“矛头向上即是大方向”。如此南辕北辙,必然形不成恩格斯所说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文革要想善终,难乎其难矣! 果然,山陵崩,乾坤倒转——杨曦光在狱中冷眼旁观了这一切,熬过了最后一段刑期。 (四) 杨曦光的遭遇值得嗟叹,而主流造反派对杨曦光的态度则值得深思。 杨曦光蒙难后,从杨在湖南的直接对立面长沙工联、湘江风雷(温和派)到与其无任何利害冲突的蒯大富,均众口一词地跟着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大骂其所在的组织“省无联”为“反革命大杂烩”(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老蒯,他竟信口开河地把杨曦光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代表!)。此中缘由,前文已略有提及,现更详剖如下。 众所周知,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以党团员、积极分子、工农革干子弟为基本依靠力量,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孤立和打击名目各异、层出不穷的“一小撮”。文革初起,刘、邓也依循故辙,派出的工作组在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中“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掀起“反干扰”、“抓游鱼”的浪头,于教工中的“牛鬼蛇神”之外,又在学生中抓出了不少新生“一小撮”。高干子弟的优越感也因此大为膨胀,在“红八月”中横行街头,以打人为乐杀人为能,用无辜群众的生命与鲜血为“血统高贵”、“自来红”做出了注脚。可是,令老官僚和小贵族们始料未及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阴暗面”,“阴暗面”的受害者自然成了“革命的动力”。于是,在“五十多天”揪出的“假左派真右派”们身后,迅速聚起掺杂着大批落后分子、出身不好者浩浩荡荡的大军,历来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造反”则成了戴在其头上的革命标徽。这支史无前例的革命大军的出现无疑是对十七年乃至更早以来的历次以整人为特征的政治运动的惩罚,它不是如先前的大大小小既得利益者们借运动之机扩大自己的领地,而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下自发地代表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对平等的追求和对不公的抗议,并释放着历次运动中受打击者的积怨和表达着对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的朦胧向往。若在一个有健全理性的社会制度下,造反派或许不乏成长为目标明确的合法诉求团体甚至政治团体的生长点,可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却吝啬地没给未经启蒙洗礼的造反派长大成人的机会。当其认识尚停留在一切社会不公、一切自身不幸均出自“反动路线迫害”的幼稚水平时;突如其来地实现了改朝换代的“一月革命”便使其在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之前就取得了对“反动路线”的“伟大胜利”。权力的诱惑力立即显现,造反派开始了分化、“造反”与“保守”的界限开始泯灭、“造反派”身上原本就十分暗淡的理想色彩日复一日消退,中国人从小熟知的“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开始在造反派身上显现,受压者追求公平、正义的火种淹没在爆发户渴求权势的利己主义冰水之中。不管口号如何夸张和离奇,翻译出来都只有两个字:夺权。 而几乎与此同时,林彪在工交座谈会上有关刘邓的问题不仅是五十天而且是十年、二十年的一席话,将批“资反路线”延伸到了文革前的十七年,造成多年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不论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都开始以“长期受压”自我标榜,并将造成自身不幸的根源归于“刘邓路线”。于是,一个与“批资反路线”齐头并进的“反迫害”运动勃然兴起,其最先掀起的潮头是合同工、临时工为要求享受与正式工同等待遇(其实就是要求转为正式工)而造反,以及因“三年困难时期”而被清退的职工要求返回企业为主体的维权行动。就大方向而言,这股潮流与造反派批“资反路线”是一致的(据说长沙就有右派分子到三司驻长联络站请求主持公道),但却未得到支持造反的中央文革的前后一贯的认同。于是江青先是声泪俱下地对合同工、临时工的遭遇表示同情,并支持其造反组织“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共同发出通告,满足了其相当大一部分要求;继则,收回通告,取缔“全红总”,逮捕其头目,上演了一出翻脸不认人的闹剧。而被清退职工的维权行动则被上海工总司极不光彩地扣上了一顶“经济主义”的大帽子,并由其与上海市委先后共同发出《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文革被彻底否定的1970年代末,原上海市委的几位头头脑脑还曾与工总司争过《告人民书》《紧急通告》的首创权或著作权)加以打击,由此拉开了“一月革命”的序幕。而在随之而来的“二月镇反”中,“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板子则理所当然地打到了同是因受压而反迫害的造反派的屁股上。 天下大乱的1967年7、8、9三个月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扫除殆尽也一度形成权力真空,于是,在2月被镇压的造反派扬眉吐气的同时,“经济主义”再度抬头,规模可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运动也移师城市;而更引人注目的,则是某些异端政治诉求公开的发声(如“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下台干部”、文革初期被横扫的“牛鬼蛇神”、遭弃用甚至打压的原地下党或原游击武装人员要求平反及落实政策),和一些另类的造反组织(包括地痞流氓、劳教人员)开始涌现。这些目标各异的团体“长期受压”而且“受压最深”,自然“造反精神最强”,极希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然,这个“底”不是主流造反派豪气干云的夺权而是可怜兮兮的“反迫害”“落实政策”——无疑,这是这个燥热的夏天喧闹中游走于“左派造反”和“右派翻天”之间者发出的刺耳杂音。 然而,就在这全民狂欢的盛大节日里,事情正在起变化。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包围中南海的“揪刘火线”事实上宣布刘少奇彻底垮台,原始意义上的“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所有派别都造刘少奇的反、造支持对手的军人和当权派的反。中央对各派的取舍标准也不再是“造反”与“保皇”这已过时的意识形态标签而是控制局面、重建秩序和权威的决心和实力。特别是面对“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所提示的可怕前景,主流造反派开始收敛自己的野心并努力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搞起了不问“路线是非”或心口不一或以大压小的大联合、三结合。而那些“反迫害”的目的尚未达到的边缘群体则仍然期望着再来一次天下大乱,使自己有机会“造反到底”(此类言论和诉求在“省无联”身后如“湘江战团”一类组织的文件中所见多多)。新的形势迫使所有派别根据自己的道德水准、思想水平、政治智慧重新选择道路,主流造反派则如同1848年欧洲革命中“为了自己的钱包而反对自己的作家与政治家”(马克思)的资产阶级一样,开始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自己队伍中捧着马列经典的一小批激进分子(如长沙工联对“省无联”,武汉“三钢”、“三新”对“北决扬”);而边缘群体则驱策着“新思潮”的马队挣脱缰绳冲出造反派的方阵绝尘而去,跑在最前面的则是后来居上的杨曦光。而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伟大领袖把杨曦光及其同道或后继者(山东“渤海战团”、武汉“北决扬”、广州“八五公社”等)送进监狱的举动,使主流造反派乖乖地迅速与“新思潮”和“造反到底”的口号拉开了距离。于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得到了全面落实。 (五)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长河东去,浪走沙沉。杨曦光盛年辞世,“新思潮”的喧嚣早已散去。然而,往事并不如烟。每一个严肃对待历史的中国人都不应忘记,正是包括杨曦光在内的“新思潮”先行者在文革中步履艰难地蹚出的那条小道,通向了新启蒙的大道通衢。 文革前的中国,舆论一律的环境使独立思考成了思想反动的同义词,不要说对执政党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持异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自发组成的学毛著学马列(特别是学马列)小组,也时刻面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危险。学校的课堂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则以论证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为目的,一方面神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胜利者;一方面割裂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环境的有机联系,将其抽象成干瘪空洞却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圣教条。1962年秋季中共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又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唯一观点和方法,其实际运用则十分业余地将前者替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将后者蜕化为用放大镜去寻找“阶级烙印”、以论证“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和“查三代、看出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新思潮”恢复了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社会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貌,恢复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这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本义,并勇敢地从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解剖中得出了客观上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结论。诚然,由于年轻幼稚,由于所受教育带来的先天思维局限,由于缺乏异质思想资源的支持,“新思潮”始终在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框架中挣扎(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比不上在黑暗的隧道中挖掘前行终获光明的顾准;但早就被剥夺了发言权的顾准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不为人知也未对实际政治生活发生影响),其自身的重大缺陷在当时也是一望而知的。 但是,“新思潮”至少在两点上给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明显启示: (一)即令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十七年”的道路也非中国唯一选择更非理想选择。前文说过,杨曦光认为文革的终极目标是落实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建立“留恋原始的丰富”(马克思)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政治层面反射着的是历史的余光。然而,对于久处铁屋中的人们来说,余光也是光,只要它能照亮屋角故纸堆中与中国的“十七年”或曰斯大林模式有别的理想残片,它就能鼓舞着人们勇敢地摸索前进; (二)既然十七年的统治最终形成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用毛泽东的话是“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社会主义的诺言最终落空,执政党“十七年”的统治就失去了合法性。为此,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里顺理成章地提出“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要“武装左派”,要“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即“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正是这个“三重建”,使一个二十出头的高一学生当年领十年重刑,日后也未获政治上的平反,甚至去世后还要烦劳礼部通知各主流媒体不得发消息、不得举行追思活动、更不得提及其文革期间的言论。但也是这个“三重建”,日益沉重地叩击着一代又一代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的心灵。 正因为如此,杨曦光的入狱不是“新思潮”的谢幕,恰恰相反,对其“反动思想”的大批判使原本为征求意见而印数寥寥少有人知的《中国向何处去》在全国范围内不胫而走,引起不少青年的警醒与深思。而1968年秋冬“老三届”离校,一大批日后被朱学勤称为“六八年人”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上山下乡、奔赴社会底层,“新思潮”分成股股细流潜入地下。虽然先天的贫血症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但相对宽松的读书环境却使他们得以有机会通过《新阶级》《赫鲁晓夫主义》之类的“灰皮书”窥见重重铁幕后那并不遥远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们用青春从泥泞的乡路田塍上和粗砺的黄砂黑土中吸取新的养分。生活的风雨洗尽了理想主义的浓腻油彩,褪去了“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的派性外衣。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从大地吸取了真正的力量,“新思潮”不再是浅草丛中若明若暗的烧荒野火,而是奔涌于地层深处的灼热岩浆。1974至1976年间,中国的政治地壳再次断裂,“新思潮”也开始了耀眼的喷发: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真实地反映了全民对文革后果的深深失望和对一个有着高度民主与健全法制的合理社会制度的殷殷向往;而在那个云愁雾惨的春天,一次悲壮的日出——“四五”运动——中,“新思潮”夺目的寒光也在刺向秦皇暴政的出鞘剑锋上闪现。 也许中国是上演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悲喜剧的最好舞台,高潮和落幕几乎在刹那间反复出现:从道义上宣告文革破产的“四五”血腥尚未散尽,历史就在一场静悄悄的宫廷政变中完成交棒,船队在一次以笔为旗的争论中掉头转航,而“新思潮”则在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和道德动力的西单“民主墙”前完成了最后的冲刺。 此时,自光荣革命以来、费城制宪以来、《人权宣言》发表以来、(毛泽东认同的)《大西洋宪章》问世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人类进步潮头已在天际涌现,“新思潮”蜿蜒千里的涓涓细流终于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让我们站在“新思潮”在文革瓦砾堆中留下的仅存几块可供向未来攀登的完整基石上,回望历史,远眺未来吧! —————————————————————————————————— 【史林一叶】
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文刊载于The China Quarterly 2012年12月号,原标题为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第二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教授。
内容提要: 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党内高层派性斗争导致各省的群众运动死灰复燃,使中国再一次经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冲突。现有研究著述将这些冲突定性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即东山再起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势力奋起抵制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复出掌权。然而南京地区的冲突和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老干部群体的操控下,这场运动的斗争矛头集中指向那些依然把持该省党政大权的军队干部。由于造反派在此前几轮异常惨烈的军方镇压行动中遭受重创,所以南京的民众抗议行动并非由先前的造反派领导,而是源自那些在1960年代后期“清队”和“下放”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城镇“下放户”。当杭州和武汉等地的原造反派群体利用这场运动向老干部群体发起攻击之时,南京的老干部却利用这场运动赢得了反对其军方对手的胜利。杭州和武汉模式意味着1960年代后期政治斗争的复活,南京模式则预示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运动的到来和毛时代的终结。
毛时代的最后五年,是一系列重大斗争和急剧政治变化相互交织的五年。 自1971年林彪突然死亡并受到批判开始,到1976年“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遭到逮捕为止,中国经历了长期持续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精英派性冲突,以及间歇性爆发的民众抗议活动。这样的地方性突发事件,有些是此前当地派性斗争的回光返照,其参与者主要是在1967-68年相互对垒的派性组织成员;有些则是在1976年4月清明节期间达到高潮的民众性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前奏。这两种政治倾向的着眼点截然相反。其中一种回溯不久前的过去,从毛泽东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中央激进派官员倡导的红卫兵和其他社会势力的造反运动的口号和心态中寻求灵感,而另一种则展望毛时代之后的未来,公开谴责蛮横暴戾的政治压迫,呼唤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生于上述历史时段的中点。由于在此前后形成的许多历史文献行文隐晦,充满玄机,其真实含义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例如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林彪的性质最初被界定为“极左”——即指责他刻意将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极端,从而造成破坏性后果。然而现在他却被界定为“右派”——即指责他乞灵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阴谋反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此后的不少学术论著认定,毛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希望借助这场运动达到两个不同的政治目标:其一是要弱化军方对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长期控制——尽管在1971年以后揭批“林彪集团”的运动中,军方在中央一级的权力已经受到极大限制,但是在地方上,许多军队干部依然占据着主要领导岗位(因而有必要继续“批林”);其二是要延缓文化大革命后期日益显著的政策回摆——此前,周恩来曾借助于批判林彪的“极左”大力推动地方老干部的解放,以便迅速恢复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1974年的运动获得毛的认可,意在削弱周的影响并遏制老干部群体的重新崛起,从而确保毛主义阵营所倡导的经济和教育政策得以延续(因而有必要开展“批孔”)。(这个观点始见于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58-373,并在Teiwes and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E.Sharpe,2007,pp110-118的论述中得到深化。一些中文论著也认同这个观点,详见:安建设《毛泽东与“批林批孔”若干问题考述》,《党的文献》2004年第4期,第55-63页;童小鹏《周恩来在“批林批孔”中》,《领导文萃》1996年第12期,第48-52页和陈立旭《“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1期,第135-140页) 这场始于1974年1月的运动,公开鼓励对那些被指责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恢复旧秩序的领导人展开批判——这些领导人中既有介入地方党政领导工作的军队干部,也有在“林彪事件”后复出掌权的老干部。在许多地区,当地的各种势力纷纷闻风而动,竞相利用中央指示中的语义含混之处谋求自己的利益。根据MacFarquhar 和Schoenhals的观察:“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中央领导层便发现地方层面的运动进程越来越难以控制……这场运动很快遭到地方上各种势力的劫持,这些地方势力更加关心的,不是如何批判声讨中央圈定的反革命分子——无论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否真的与林彪和孔孟有何牵连,而是如何与自己在当地的敌人进行斗争。”(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p371)在一些地方,这场运动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造反派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借助于这场运动,在与那些一度落马、而今又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因而,这场运动鼓励民众动员和街头抗议,并被公开地标榜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夺权”。(Teiwes and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p111) 尽管人们很早就知道这场运动引发了十分广泛的政治冲突和民众动员,然而学界关于其地方性实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王绍光关于武汉的论著,描述了当地东山再起的前造反派势力所实施的广泛的民众动员。(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p228-251)Keith Forster关于杭州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大体类似的运动——先前的造反派头头借助这场运动进一步接近权力庙堂。(Forster Keith: “The politics of destabilization and confrontation: the campaign against Lin Biao and Confucius in Zhejiang province, 1974.” The China Quarterly 107, pp433-462; Forster Keith: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1966-1976,Armonk, NY: M.E.Sharpe, 1990,pp131-176)在广州,先前的造反派为了实施民众动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字报运动。(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Armonk,NY: M.E.Sharpe,1985,pp4-9)甚至在激进势力的大本营上海,这场运动也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尽管相对而言较为短暂与低调。(Perry,Elizabeth J.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CO:Westview,1997,pp177-184.由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诉求在于增加其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发言权和吸收更多的造反派成员入党,因而受到运动波及的主要是当地一些工厂和政府机关。此外,该市领导人都是“四人帮”的亲信和支持者,因而不会受到浙江等地那样的指控和批判。) Forster关于浙江省及其省会城市杭州的研究专著和若干论文,已成为一些有关那个时期的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理解“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实际影响的一个标准模本。(详见Teiwes and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pp173-178,其叙述几乎完全依赖于Forster的相关论著。该书作者没有提及王绍光关于武汉运动的分析,尽管这些分析的详实程度与Forster的杭州叙事相差无几,并在大体上支持Forster的看法)在杭州,1960年代后期涌现出来的那些著名造反派头头纷纷动员起来,挑战那些掌握该省大权的地方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他们依赖其在杭州城内一些学校和大型国营工厂中的群众基础,发起针对那些省级领导人的批判运动,给他们贴上“修正主义者”的标签以迫使其就范,并强迫他们将造反派头头提拔到领导岗位,同时将成百上千的造反派群众吸纳进党内。这场由造反派发起的批判运动对当地工农业生产造成破坏,并威胁到政治稳定。这种省级范围的政治动荡与其他一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最终促使毛于1974年后期决定终止“批林批孔”运动。杭州个案后来被视为中国首都之外广大地区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出象征,而且由于缺乏来自其他地区的详实叙事,人们很容易主观地认定全国各地的冲突情况都与杭州一模一样。 然而在与浙江毗邻的江苏——其省会城市南京大约距杭州200英里,事态的发展进程却截然不同。在南京,这场全国性的运动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语境中酝酿并展开。以最具攻击性的姿态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地方群体,不是1960年代后期的造反派头头,而是那些幸存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而后被结合进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地方老干部。这些老干部利用这场运动逐渐削弱并最终推翻了那些依然掌握地方党政大权的军队干部。江苏的造反派头头在军管期间遭到彻底镇压,因而不能像其浙江同伴们那样发挥积极的和主导性的作用。倒是那些地方老干部采取投机主义的策略,将自己打扮成前造反派的捍卫者,首先站出来指责军方要为1971年前后发生的、旨在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负责。南京城内也爆发了民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但与杭州和武汉不同,这种民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不是前造反派实施社会动员的结果,而是由那些在1968和1969年整肃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人们发动的——当时军方为了巩固新成立的省市革委会的统治,给这些人贴上各种政治标签并将其赶出南京,同时却将一些造反派头头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 南京的老干部们通过指责军方领导人无情镇压造反派势力,将自己装扮成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造反派对老干部的上述举措投桃报李,积极参与他们在地方党政机构内部组织的批判军方领导人的运动。意识到对军方过去种种行为的公开批判,可能是改善其自身处境的一个机遇,成千上万在1960年代后期被迫下放农村的城市居民纷纷返回南京,持续地向省市当局请愿,在市中心游行示威,甚至阻断京沪铁路交通——与杭州和武汉不同,南京的民众动员不是前造反派成员酝酿“二次夺权”的产物,而是1960年代后期历次整肃运动受害者的反抗活动。然而南京“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最终只属于老干部——他们利用这场运动将军队干部从地方党政机构中驱逐出去。 “批林批孔”运动对上述两个相邻地区截然不同的影响,揭示了1974年中国政治的模糊性和过渡性。在杭州(以及武汉),这场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前造反派群体“向后看”的倾向,他们试图通过重新启用1960年代后期的口号和策略,打击削弱那些复出掌权的老干部群体,以实现政治的逆转。而南京的运动则与之相反,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1976年的政治斗争和“后毛”时代的到来。尽管南京运动中的话语策略是捍卫毛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其真实的核心内涵却是谴责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以复加的政治压迫。这一政治进程的线索在1974年广州的大字报运动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进一步发展便是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爆发的更加广泛的公众抗议活动和1970年代末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江苏老干部群体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然而他们对浙江模式中的激进主义话语的利用,预示着更加广泛的反抗政治强权和极端主义的斗争必将到来——事实上,这样的反抗斗争在1976年浮出水面,并在1978-79年间以一种更有组织的方式展开。 在那些积极参与南京“批林批孔”运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这场运动被赋予的表层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然而他们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应该如何利用这场运动的政治修辞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尤其是那些老干部,他们借助这次运动发起一场异常猛烈的批判攻势,以牺牲其军方对手为代价谋求自己的政治升迁——同时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当地“批林批孔”运动的目标。以彭冲和许家屯为首的地方老干部群体,因军方强权人物许世友将军(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不久前的调离而备受鼓舞,希望借助这次运动彻底颠覆军人的统治。(彭冲原为江苏省委书记处成员,在文革初期遭受冲击,而后在1968年被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重建省委时,他被任命为副书记,但无实权。许家屯文革前也是省委书记处成员,文革初期被打倒,1969年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曾邦元、周锡禄、徐松林等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前造反派头头,在1971年前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洗并被投入监狱,现在他们与老干部通力合作以谋求自己的平反(曾邦元原为南京大学政治辅导员,后来成为南京“屁派”头头,1968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1970年成为省委委员,1971年秋因清查“五一六”遭到监禁,1974年春获释,积极投身于批判军管当局的运动。周锡禄和徐松林原为省级机关年轻干部,后来成为南京造反派不同派系的重要头头。他们两人都在1968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而后像曾邦元一样,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洗。1973年秋获释后,加入了反对军方的斗争)。那些在1968和1969年整肃运动期间因各种政治嫌疑被迫下放农村的普通市民和干部,则希望借助这场运动返回南京。上述几大群体不约而同地采取十分类似的政治策略以实现其自身的诉求,因而在本质上,这场斗争是各种在野势力结成联盟,去推翻自1968年掌权的军方领导人。 我们对南京一系列事件的解读与再现,基于大量公开出版和尚未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和大事记、一些残存的大字报底稿和油印传单、以及许多亲历这场运动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公开发表的和自印发行的个人回忆文字。我们还对一些在1974年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前造反派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大量引用了前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暨团省委书记个人保留的1974和1975年间的十二本工作笔记。这位领导人出席了省委召集的所有重要会议,并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中央会议的记录。他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了历次省委内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自我批评和辩论交锋情况,并提供了许多中央和省委文件的全文抄件(这位官员名叫施兆祥。他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文革前担任苏州团市委副书记,1967年被结合进苏州市革委会,1971年后期被提拔为省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遭到清洗)。上述这些资料使我们对这一时期一个中国省份内部的尖锐派性冲突有着异常深入的了解。 江苏军管,1968-1973 在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拉开序幕之时,江苏依然处于军队干部的绝对控制之下。军人占据着省级和地、市、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职位。在浙江掌权的资深军队领导干部因直接受到林彪事件的牵连,在1972年遭到清洗。而江苏的许世友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继续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信任。许世友对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充满自信,当然有他的理由。早在1967年夏天,因认定他在处理江苏派性冲突问题上立场偏颇,南京“好派”曾发起一场“倒许”运动,省军管会内部的一些高级军官也加入其中推波助澜。然而就在许世友的统治看似摇摇欲坠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将他召到上海,明确表态全力支持他,并叫停了造反派的“倒许”运动。此后许世友采取强硬措施终止派性武斗,使江苏的秩序得以恢复。1969年,他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不但在军队内部的整肃中毫发无损,反而在党内、军内获得更高地位。因而,他在江苏说一不二。 1973年12月,为了削弱军队在地方上的政治影响,毛泽东下令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奉调广州后,其在江苏的强权统治戛然而止。丁盛从广州调来南京,接替许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许的两位主要副手成为省内最高党政领导人:吴大胜代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职务;蒋科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全省行政事务。 由于许世友去了广州,而新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不再担任地方党政职务(丁盛自1969年起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事件后因黄永胜很快被逮捕,他又在1972年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丁调到南京后只担任军队工作,清楚地表明中央高层有意使军方人员脱离地方事务),所以吴大胜和蒋科此时占据江苏的高位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他们将在社会各界对1968年后军方统治的各种批评和谴责中首当其冲。在南京,以及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绝大多数其他地方,当地驻军在1968年以铁血手段镇压了派性武斗,并进而实施严酷、残暴的军事管制。通过组建名义上包含幸存的地方党政干部代表和各造反派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内的各级革委会,军方实施了一系列针对被那些打倒的地方党政干部和其他社会势力的镇压行动。 这些镇压行动事实上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在位的江苏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和数以千计的其他各级领导干部首当其冲。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后,约有20多位省级领导人遭到各造反派团体的公开羞辱和摧残,并被关进牛棚。到1967年3月实施军管时,这些官员又几乎全部遭到军方关押。他们被关在南京城东句容县的一处监狱里,直到许世友调往广州后才陆续获释。到1975年之前,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获得重新任用。(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421页) 对地方干部群体的清洗还蔓延到基层。南京军管当局认定地方党政干部和政府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旧人员”,有预谋、有步骤地将他们从现有岗位调离,其中也包括那些在1967年加入各造反派组织的人。在1968年夏天,大约有7000名省级机关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被送往南京东郊农村参加集体劳动。到1969年初,其中约有1000多人得以洗脱罪名,被重新任命为省革委会下属各机构的副职。对于那些没有通过甄别审查的人,军管当局于1969年夏天在南京周边建立了若干“五七干校”。在“干校”内接收“再教育”的人数很快便增至10,000。在1969年底,其中约有3000多人及其家属被下放到农村。到1972年后期,还有约4000名干部被留在“干校”内(袁刚《风雨八年》,南京:自印本。2008,第122-184页。作者原为南京军区司令部下属作战训练部年青参谋,先被任命为省级机关军代表,后成为省级机关“五七干校”负责人,在1973年后期被任命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在1974年运动期间受到攻击,1975年被调回部队工作)。那些被从“干校”解放出来的干部,以及那些躲过早期审查、没有被送往“干校”的干部,通常会被任命为在各单位掌权的军队干部的副手。有些则被全家下放到农村,通过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 大规模的江苏城镇居民和各级党政干部 “下放”运动,是始于1968年的一系列整肃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昌文《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斗争》,《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40-43页)。截至1969年底,全省约有近百万人遭到逮捕和刑讯逼供,他们的涉案罪名通常是含糊其辞的“特务”、“叛徒”和“现行反革命”等(《江苏省志•大事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235页)。在1970年下半年,全省又有83,000多人遭遇到类似的厄运(《江苏省志•中共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318页)。 有些旧省委领导人——如彭冲和许家屯等——很幸运地躲过上述清洗行动,并在1968年被结合进江苏省革委会。但他们很快就在军方巩固其权力的过程中被边缘化,或者被强行解除职务。那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如文凤来和曾邦元等——起初也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性地位,但很快也被边缘化,并最终成为后续一系列整肃运动中的斗争目标。在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提交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许世友声称原省级机关领导干部中75%的人有严重政治问题,原地、市一级领导人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占到70%(钱永清《揭发批判吴大胜对抗中央指示,拒不交代与林彪及死党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问题》,《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7月5日印发,第33-37页)。 原造反派显然受到比老干部更为严酷的对待。当老干部陆续重返工作岗位之时,原先的造反派头头和他们的下属却成为新的打击目标——其主要方式是一场声势极其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根据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在1970和1971年运动高潮期间,江苏全省有130,000多人受到“五一六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讯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证其罪,有6,000多人在关押审查期间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体或精神残疾(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235页;《江苏省志•中共志》,2002,第320页;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第63-66页。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p237,将江苏列为全国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而据一些参加过专案审查和事后复查的人士透露,真实的数字可能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董国强与王春南访谈,2008年1月9日;王效智、余华明、王春南《纵观江苏挖“五一六”之战——三批江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油印本,1974年4月18日。王春南在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参加了造反运动。从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华日报》社工作,参加过单位内部清查“五一六”的专案组。1974年春天他与两位同事一道贴出大字报,加入反对军方领导人的运动。1975年,他被调往《人民日报》工作。当时彭冲曾私下向他透露,官方公布的全省调查统计数据并不完全。MacFarq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p552, note 66, 引用其他资料,指出这场运动造成的伤亡数字还要大得多)。 在一些被确定为清查运动“重点”的单位,相关数据更加令人震惊。例如在南京电子管厂,3,800多名干部职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审查,1,226人被认定为“五一六分子”,7人死于刑讯逼供(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235页)。在南京市政建设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审查,约占该单位干部职工总数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南京会议资料汇编,1974,第44页)。在南京大学,当时在校的约3000名教职员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指控,有1,154人受到正式审查,有108人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有21人自杀(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这些数据意味着,当地造反派势力在这场运动中遭受到的毁灭性打击远甚于其他地区。这个因素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以下事实——与他们在杭州和武汉的同伴们不同,南京的原造反派势力在1974年的公共动员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事实上,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但迫使那些前造反派头头离开领导岗位,而且也波及到许多在1968年赢得“革命干部”头衔的老干部。在清查运动期间,吴大胜宣称省级机关中55%以上的厅局级干部和30%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是“五一六”分子。在1971年10月,约有2,400多人接受正式审查(周志华《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1-6页)。1968年任命的省革委会常委中的绝大多数人——28人中的21人——成为清查对象。9名前造反派头头全部遭到清洗。8名老干部也悉数受到怀疑——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得以保留其职位(汪学周《坚决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搞独立王国的严重错误》,《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27-31页)。清洗运动还蔓延到军队内部。一批在1967年夏天卷入“倒许”风潮的军队干部受到隔离审查,并被免除职务(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25日)。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担任江苏党、政、军一把手的许世友将当地的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到他所信任的军队干部手中。尽管北京高层曾做出规定,地方行政权力应该由实行“三结合”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共同行使,但实际上,军队干部控制了所有权力。由于现任常委中的许多人被解除职务接受审查,所以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73年底许世友调离南京,江苏省革委会没有召集过一次会议(李昌文《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斗争》)。截至1970年,军方的集权统治已达到如下程度:全省14个专区的党政一把手全部是军队干部;而在全省68个县里,有61个县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是军队干部(周志华《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许世友的所作所为,必然招致前造反派头头群体和地方老干部群体的强烈怨恨。 南京军管当局与中央的紧张关系 许世友在南京的独裁统治,还导致其与中央和周边省份的关系紧张。林彪事件发生后,北京高层曾于1972年8月发出通知,要求军方“三支两军”人员逐步撤出地方行政管理事务,让位于那些具有经济建设工作专长、富于行政管理经验的地方老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第32号文件,1972年8月21日)。然而许世友并未认真贯彻上述中央通知和其他相关指示。截至1973年底,仍有2,000多名军队干部占据着江苏各级党政领导职务(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15日,关于吴大胜自我批评的记录)。专区一级的党政一把手依然全部是军队干部;与此同时,68个县中的39个县的党政一把手也依然由军队干部充任(周志华《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 南京军方还极力抵制北京过问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盐城专区是清查运动的重灾区,在13名专区党委常委中,有10人成为审查对象,有6人被判罪名成立;在84名专区下属各党政机构领导干部中,有一半以上遭到关押;在中层和基层干部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被判有罪;其中18人死于刑讯逼供(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汪学周《坚决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搞独立王国的严重错误》。因而,当地的许多干部群众纷纷前往北京告状。1972年3月,中央信访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省委报送关于盐城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情况的报告。当省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这一问题请示吴大胜时,他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这个东西干什么?不要理他!”(汪学周《坚决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搞独立王国的严重错误》) 中央对南京军方处理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十分恼火。因为那些对经济工作和生产管理一窍不通的军队干部,试图通过耗资巨大且浪费严重的基建工程来凸显其政绩。他们在没有请示中央、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上马了一大批基建项目,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徐怀萌《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在基本建设战线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37-39页)。中央领导人对这种固执己见、愚蠢失策的做法非常气愤,以至于李先念在一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严厉斥责这样的做法是“吃基建”,是“犯罪”(朱通华《揭发批判吴大胜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7月5日印发,第11-15页)。与此同时,一些在中央各部委看来十分必要的项目,却遭到南京军方领导人的抵制。他们甚至告诫中央各部委不要插手江苏地方事务(周锡禄《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抵制党的基本建设路线,破坏水电战线的革命和生产》,《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发言》,1974年12月14日印发,第12-16页)。 许世友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他对以张春桥为代表的、权倾一时的“上海帮”激进势力的不屑。他对“上海帮”的怨恨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1967年夏天南京“好派”发起的“倒许”运动,曾得到张春桥的积极支持。直到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许世友后,张才不得不紧急刹车(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2011.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436-438)。许世友曾做过一首打油诗,表达他对张春桥的蔑视和羞辱,并在其下属中广为传播:“戴眼镜,夹皮包;写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25日)1973年11月,许世友明确告诉吴大胜,不要理睬中央发出的要求各地学习上海经验、迅速组建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指示(汪学周,1974,《坚决团结统一,反对分裂——批判吴大胜同志等人搞独立王国的严重错误》)。 “批林批孔”运动引发地方冲突 由于许世友已经调离,领导江苏“批林批孔”运动的重任便落在吴大胜的肩上。1974年1月,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开展运动的三个文件。2月初,全国性的主流媒体又发表了3篇重要社论(详见《红旗》1974年第2期;《人民日报》1974年2月2日和2月5日)。江苏省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发轫。2月4日,江苏省委召集一个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文件和《红旗》、《人民日报》社论。省委领导一致认为这些文件和社论十分重要,但他们并不了解中央的意图,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展开批判运动。于是他们决定先在南京和其他城市选择一些单位进行试点,看看群众的反应(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2月4日)。这些试点单位的情况显示,许多普通群众同样都对这场运动感到困惑与担忧,但也有一些敢说真话的人正确地猜测到这场运动的深层动机是“批死人、逮活人”。有些人还断言,这场运动是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2月8日和11日)。 为了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并控制运动的导向,吴大胜在2月中旬召集了一个省级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他强调这场运动应该集中批判林彪的反动谬论如“天才论”和“克己复礼”之类。他还强调,这场运动的目的并非要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来惩治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而是旨在“教育群众”,使他们与“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决裂”,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教育群众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2月13日)。 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吴大胜的上述努力并不成功。那些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前造反派头头都将这场运动看作自己争取平反的良机。3月初,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指责军方在清查“五一六”期间的种种做法。学校党委并未采取措施阻止这样的行动(余为群《揭发批判吴大胜破坏高校批林批孔》,《揭发批判吴大胜“三破坏”等问题》,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干部批林批孔会议秘书组编印,1974年7月5日,第22-26页)。在3至4月间,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两位前南京大学造反派成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系列大字报,详细披露了江苏清查“五一六”期间大搞逼供信的情况(葛忠龙访谈,2007年4月13至14日;葛是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在1970年受到“五一六”专案组的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王春南访谈,2008年1月9日;王也是南京大学造反派成员,曾参加《新华日报》内部的清查“五一六”专案组)。在一次地市委负责人会议上,吴大胜承认清查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他强调那次清查运动“主席有批示”,“中央有文件”,“大方向是正确的”。他警告大家要防止阶级敌人利用各种借口彻底否定清查运动,并号召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保持警惕(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3月14日)。 然而问题在于,各级党组织中也有不少人对军方的所作所为心怀强烈不满。4月初,吴大胜在省总工会召集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发表讲话,高调阐释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号召与会者积极揭发批判林彪及其在江苏的“死党”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2日)。令他大出意外的,是两天以后在同一个会议上,省总工会主席、前苏州造反派头头华林森(华林森是苏州一家机器制造厂的工人劳模、党员和造反派头头,1968年被任命为苏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出席过中共“九大”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被任命为苏州市委副书记,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同年出任江苏省总工会主席)指责时任苏州市党政一把手的军队干部与林彪的罪行有牵连。华的指控还涉及到许世友。与会的其他前造反派成员纷纷起身响应,提出许多类似的指控——其中之一,是指控吴大胜为了保护许世友夫妇和蒋科,在1973年初审阅省委向北京报送有关林彪集团在江苏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时,有意删去报告中与他们有关的内容(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4日)。 当彭冲和许家屯——现任省委领导班子中的老干部代表——提出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揭批运动议程时,吴大胜等军方领导人操纵运动进程的企图遭遇到更大的失败。许家屯呼吁就林彪在江苏死党的活动展开调查,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吴大胜等人。他在省委召集的一次大型会议上说过:“革命小将反潮流,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潮流?”彭冲则强调,江苏的“批林”运动应该聚焦于(一)林彪在江苏死党的罪行、(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和(三)军方人员与“选妃”活动的牵连。他还提出,要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这三个问题(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6日。所谓“选妃”活动,是邱会作将军的妻子胡敏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寻找合适配偶而做的一系列努力。这些活动在林彪案件调查初期遭到揭露和批判。在江苏,蒋科曾受命负责这项工作,因而受到牵连。后来吴大胜在省委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删去了这一内容)。 省委领导层的公开分裂,对基层的群众运动无异于火上浇油,导致批判运动迅速升级。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吴大胜在4月中旬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承认,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确实存在许多错误,而且省委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他同意释放一批依然被关在牢房中的著名造反派头头——这些人都在1966和1967年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并在1968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这批人中包括文凤来、曾邦元、朱开地和鲁学智。文和朱都是省革委会委员,后来在清查“五一六”期间遭到清洗,并在关押审查期间精神失常。文凤来原为南京大学教师。他发起并领导了一个重要的造反派组织,并成为南京“好派”头头。他于1974年获释,而后于1976年自杀。朱开地是南京工人“好派”头头,1974年获释后长期在家养病,境况十分凄惨)。他还同意对时任苏州和无锡党政一把手的两位军队干部展开调查,搞清楚他们与林彪在江苏活动的关联。对于自己的一些错误,他也做了自我批评。 4月21日,彭冲等人对省委办公室进行了改组,使其摆脱吴大胜和蒋科的个人控制,而置于省委常委的集体领导之下。他们还恢复了名存实亡的“林彪问题调查小组”,并要求该小组加紧追查林彪在江苏死党的活动。此后,江苏的“批林批孔”运动沿着一个新的方向展开,聚焦于许世友、吴大胜、蒋科与林彪夫妇在江苏活动有牵连的种种指控。要通过这样的“调查”找到大量的相关“材料”并非难事——因为林彪夫妇在苏州有一处“行宫”,文化大革命前后曾几次在那里小住。省市军方领导人在此期间多次向林汇报工作,请客送礼。面对这些调查材料,吴大胜不得不在5月初举行的一次省委领导层会议上作出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11、14、21、23日和5月7日)。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民众抗议运动 在江苏实施军管后的两三年中,全省约有350,000城镇居民被迫到农村安家落户,仅南京市就下放了130,000多人。这种做法酿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1月26日)。近几年来暗中涌动、日益扩大的反对军管措施的社会潜流,使得那些被迫离开城市的“下放户”受到鼓舞,促使他们为重返城市家园做出种种努力。在1974年1月下旬农历春节期间,数千名南京“下放户”返回南京,吁请省市当局恢复他们的城市户籍和原有工作。然而省市领导人拒绝与他们见面。在此后的三个月中,“下放户”多次在省委和市委门前聚众示威,贴出大字报申诉他们的悲惨境遇,并不断在闹市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这些请愿活动吸引了大批围观者,市区的公共交通常常因此而中断。僵局持续到4月28日,被激怒的“下放户”集体涌入南京火车站,试图强行登上北上的火车去首都告状。当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拒绝让他们登车后,他们便坐在铁轨上阻止火车驶出南京站。京沪铁路的交通运输因而中断两天。 4月29日和30日,中央办公厅两次给省委领导人打来电话,要他们设法阻止这些“下放户”去北京。中央办公厅在电话中指示,省委领导人可以承认在下放运动中存在着一些失误,但“下放户”的请愿活动偏离了当前运动的政治大方向。他们的问题必须等到“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后再设法处理。北京当局还认为,这次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由于吴大胜等人拒绝接见“下放户”而引发的,所以他们命令省委主要领导立即前往南京火车站,倾听请愿者的申诉,劝说他们不要阻碍火车的正常运行(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4月29日和30日;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南京:油印本征求意见稿,1985,第195页)。于是,吴大胜和其他省委领导赶往火车站与“下放户”谈判。他面临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中央严禁采取“经济主义”——即物质刺激——的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下放户”又绝不会满足于空洞抽象的政治说教。经过艰难的谈判,省委领导人与“下放户”于5月2日签订了一个“八项协议”。“下放户”原先所在的工作单位接到指示,要尽快给这些人找到栖身之所,并许诺给他们发放经济补贴和粮油煤炭计划配给(李之荣《十年动乱期间的南京》手稿,成稿日期不详。作者是南京市委党校教师)。 这个协议解决了南京火车站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问题。当这些“下放户”的要求得到满足的消息传播开来后,另有5万多名“下放户”从周边农村涌入南京城,要求同等待遇。地方当局显然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安置如此众多的请愿者。当这个情况明朗化以后,后来的“下放户”要么聚集在南京街头抗议示威,要么三五成群地向北京进发。由于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阻碍铁路交通,一些北上的请愿者便在公路上拦截巴士和大卡车。奉命前往劝阻他们的干部遭到围攻,有些人还被打伤(南京市档案馆《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5—196页)。 5月9日,北京当局发出一份文件,严厉批评吴大胜对第一批请愿者的处理,指责他没有遵从中央指示,对请愿者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而是屈从于他们的“经济主义”要求,结果引起更大的麻烦。这样的错误处置,严重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中央文件重申,省市委领导人绝不能在“下放户”的种种经济要求面前让步,要说服群众等到运动后期再协商处理这些问题(施兆祥工作笔记,中共中央1974年14号文件抄件)。 5月10日,省委召集会议传达北京的最新指示。吴大胜在会上作了长篇检查,并详细回顾了与“下放户”谈判的经过,暗示参与事件处理的彭冲和许家屯等老干部也应该分担责任。随后,彭冲和许家屯也就自己在谈判中的表现作了自我批评,但他们继续攻击吴大胜,强调他作为主要领导人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他们还强调,吴大胜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捂住林彪问题的“阶级斗争盖子”。他现在采用“经济主义”手段转移“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与他此前的立场一脉相承。彭和许还针对吴大胜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责任提出一系列问题,使双方的争论重新聚焦到军方对老干部和造反派头头的打击迫害问题上(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5月10日)。 在彭、许的暗中策动下,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5月11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奋起批判省委长期以来所遵循的错误路线,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该报还在显要位置分别报道了4月中旬召开的几次群众批判大会的情况——这些批判大会的主题,是批判军方近年来所犯的种种错误(《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斗争大方向,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新华日报》1974年5月11日,第1版。《省总工会、省贫协、省妇联、团省委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彻底清算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罪行》,《新华日报》1974年5月11日,第1和第3版。《南京大学和省级机关宣传系统分别召开大会,揭发和声讨林彪及其死党在江苏的罪行》,《新华日报》1974年5月11日,第1和第3版)。虽然吴大胜和蒋科没有被公开点名,但谁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目标显而易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文章还极力影射吴大胜和蒋科是所谓“林彪死党”(《新华日报》负责人樊发源是一位地方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1969年获得解放。他曾积极参与清查“五一六”工作。不过在1974年,他坚定地站在彭冲和许家屯一边,支持他们反对吴大胜的斗争)。 从5月中旬至6月底,省委在中山东路省委招待所举行有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数十位“群众代表”应邀与会——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前造反派成员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他们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军方领导人做出种种批判。与会者还时不时地在公共场合贴出大字报和散发传单,公开点名谴责吴大胜等人(《坚决捍卫中共中央14号文件,彻底粉碎吴大胜等人的猖狂反扑》,1974年5月24日。《严正抗议!强烈要求!》,1974年5月7日。这是其中两例。这两份传单的落款都是“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部分代表”)。彭冲和许家屯多次出席省级机关批判大会,并常常在会前与一些积极分子密谋,指导他们如何在大会上展开斗争(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6月21日;袁刚《风雨八年》202-205;王春南《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手稿)。他们还与那些没有资格参加省级机关批判大会的前造反派头头暗中接触,鼓励他们在社会上组织抗议示威活动,给军方领导人施加压力(葛忠龙访谈,2007年4月13-14日。葛是前南京“好派”头头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他为了获得平反,曾多次求见吴大胜和彭冲。此时,彭冲暗中鼓励他率领其他造反派头头到省委闹事,要求平反。葛随后动员了200多人一起前往省委围困吴大胜,迫使吴同意为他们平反,并释放了关在监狱里的文凤来)。 随着批判运动的不断升温,一些在省级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掌权的军队干部也纷纷倒戈,加入到批判吴大胜的行列中。在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中,最具杀伤力的指控是吴大胜直接卷入了1969年“九大”上提名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活动,以及他与林彪集团在江苏的活动——如“选妃”活动——的牵连。指控者不但暗示吴大胜参与了林彪集团的种种犯罪活动,还详细披露了他如何指示其下属拒不执行中央各项指示、极力排斥地方党政干部群体、从而在决策过程中大权独揽的情况(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5月11日和6月21日)。 吴大胜多次在这类群众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但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各种错误主要源于其思想认识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自我指控与所谓“林彪死党”的指控相比,自然有天壤之别。彭冲和许家屯极力促成群众性的揭发批判运动,多次采用拉线广播的方式召开全市性的群众大会。他们还多方设法,将省级机关批判会议上的批判发言和自我批评发言加以整理、汇编,在社会上公开散发。他们呼吁继续调查清查“五一六”期间的冤假错案和“选妃”问题,旨在对吴大胜的种种错误做出最严厉的政治定性(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6月21日;王春南《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手稿;袁刚《风雨八年》第202-205页)。他们要求释放那些依然遭到关押的“五一六”问题受害者,而后又指令其所在单位的领导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批判吴大胜的群众运动中来(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6月21日)。 对军方领导人的攻击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导致1974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的滑坡。为此,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等人对稳定问题和生产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中央随后发出了第21号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动荡和生产滑坡归咎于许多地方的领导人未能切实有效地开展好“批林批孔”运动,不愿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在种种不合理的经济要求面前妥协退让,导致矛盾激化,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给“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破坏革命提供了可乘之机。该文件还强调,“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后,统筹解决”(《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7月1日)。 这份文件将江苏列为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当地的动荡局面究竟是社会各界对依然掌握省委大权的军队干部的过度批判的结果?还是源于这些军队干部拒绝承认并忏悔其此前的错误言行?在7月5日召开的省级机关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学习、讨论中央文件的会议上,彭冲大力倡导后一种解释。他极力强调,江苏的生产搞得不好,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没有搞好——即对吴大胜等人错误言行的揭发批判还不够深入彻底。彭冲的解释立即得到许家屯和其他许多与会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大力支持。他们决定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展开批判“林彪死党”的运动(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7月4日)。 在整个8月和9月,各级各类群众性的批判大会继续举行。与此同时,彭冲等人在省委领导干部会议上继续加强对吴大胜等人的批判攻势。8月15日,吴大胜最终承认他在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参与了支持林彪集团的活动,以及他千方百计掩盖许世友夫妇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种种事实(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15日。吴大胜在这次会议上所做的自我批评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活动的细节情况,(二)在清查“五一六”期间违反中央指示的行为,(三)如何破坏省委集体领导等。这些内容在《江苏省志•中共志》第323页有详细记载)。8月21日和22日,蒋科作了长篇自我批评,详细交代了他——当然也包括许世友——参与“选妃”活动的情况(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21、22日)。 两位军方主要领导人的坦白交代不但没有赢得批评者们的谅解和同情,反而激起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始终极力隐瞒自己的上述罪行。此外,由于两人的坦白交代都直接牵涉到许世友,所以与会者们开始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这位南京军方前任大老板(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9日、26日)。在8月31日会议结束时,彭冲代表省委做出如下总结:作为原江苏省委一把手,许世友的种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而且必须受到批判。各级地方党委应该将揭发批判其错误的材料报送省委,由省委统一转报北京中央。他断言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林彪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就的复辟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还下令起草一个正式文件,对那次清查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纠正(《江苏省志•中共志》第320页对这份文件的内容有概要性记述。施兆祥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彭冲的讲话)。 由彭冲和许家屯领头发起的批判攻势,也遭遇到一些零星的抵抗。一些地市一级的军方领导人试图遏制这场批判运动的势头——很显然,他们担心自己会与数月前倒台的苏州、无锡军方领导人一样,沦为这场批判运动的牺牲品。于是,一些谣言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说中央会很快结束“批林批孔”运动;还传言毛主席说了,中央14号文件点了吴大胜的名,点重了。最直接的挑战来自担任徐州专区一把手的军队干部。他公开挑战了“江苏省委没有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并挑战了提出这种说法的地方干部的领导权威。他还提出一系列问题,质疑那些积极推动这场大批判运动的人的动机,以及他们的终极目的(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8月9、10、14日)。在9月份的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有人指责对吴大胜的严厉批判“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说这场运动“过火”了。还有人说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应该彻底否定。担任盐城专区一把手的军队干部曾对其下属说过:只有吴大胜能够代表省委,他不会接受来自其他任何省委领导人的指示(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9月5日、18日)。 这些零星的抵抗并未能够蔓延开来,因为10月6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支持彭冲和许家屯等人的解释。几位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对一些地方领导人拒斥中央指示的行为给予严厉批评。李先念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江苏的情况——他批评了担任徐州党政一把手的军队干部的派性主义观点。10月14日,王洪文和张春桥出席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从激进主义立场出发阐释了毛泽东“安定团结”指示的含义——安定团结并不意味着批判运动的结束,而是要更好地开展政治斗争,以实现更高意义上的团结。他们强调,在成千上万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没有获得平反之前,不可能实现安定团结。王、张的讲话,以及李先念的讲话,显然与彭冲和许家屯对江苏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中旬)。 当出席这次会议的许家屯返回南京后,省委召集部委办局负责人、地市委书记和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北京的最新指示。许家屯和其他地方干部引用中央激进派领导人王洪文和张春桥的谈话,进一步加大了批判吴大胜和许世友的力度。吴大胜在10月23日再次做出自我批评,就许世友与林彪集团的关系问题交代揭发了更多情况。10月24日,许世友和吴大胜的一名军队下属揭发,许世友有意利用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前造反派头头,并公布了许世友讥讽张春桥的打油诗。10月25日,一位资深地方干部指控许世友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公开污蔑所有造反派头头,还指控许世友亲自审讯并殴打一些老干部审查对象(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19、23、25日)。 这次会议最终对南京军方主要领导人提出以下六项指控: 一、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 二、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三、搞以人划线,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 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五、搞独立王国,破坏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六、批林批孔以来,不批林,不批孔,不准联系江苏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捂盖子,保自己,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破坏批林批孔。有错不认错,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影响安定团结。 省委在一份文件中公布了对“吴大胜等人”的上述指控,在干部群众中广为散发。但这份文件没有公开点许世友的名——他是否应该承担上述罪责,需要由中央高层定夺(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0月28至31日)。 地方干部群体的升迁 11月13日,地方老干部群体的胜利得到最终确认。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包括丁盛、彭冲和许家屯——奉召前往北京。当天下午,他们受到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纪登奎等人的接见。中央领导人宣布任命彭冲为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吴大胜和蒋科被停止领导职务,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强调,这次江苏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他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好几年了。他们指示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要认真处理好那些“下放户”的问题,并对“五一六”案件进行复查。许世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传达这些决定的中央和地方文件中。由此可见省里对他提出的各项指控,未获得中央高层的支持(施兆祥在1974年11月下旬的工作笔记中抄录了政治局常委们的谈话记录。其他不少访谈对象证实,这份谈话记录当时曾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广为流传)。 彭、许等人返回南京后,召集省委会议传达中央的最新指示。屈服于北京的权威,吴大胜和蒋科公开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拥护彭冲的领导(《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1月19日)。12月30日,江苏省委和江苏省军区联合发出通知,命令在地方党政机构里工作的所有军方人员全部返回部队(《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1988,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29页)。许多地方老干部奉派接替他们在各级政府中的党政领导职务。 在1975年的头两个月中,新的省委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巩固他们的胜利。1月初,彭冲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现在还有人在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要求继续揭批“黑帮”。他指责这样的行为偏离了党的正确路线;“否定一切”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说,吴大胜确实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党内团结。我们欢迎原先的造反派帮助党内负责同志纠正路线错误,但他们必须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许家屯积极倡导为那些受到军方错误指控的人平反,并立即释放那些依然受到关押的人。但他认为平反工作不应该不加分别地“一风吹”——有些在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到诬陷的人,可能同时犯有其他错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将自动地获得平反、释放(施兆祥工作笔记,1975年1月4、5日)。新近掌权的省委领导人承认军方镇压造反派的运动过了头,但他们一再强调,各级党委应该拒绝造反派头头提出的恢复其原先领导职务的要求。造反派头头被从牢房里解放出来,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但他们重返权力走廊的诉求却遭到无情的拒斥(施兆祥工作笔记,1974年11月19、26日)。 至于那些城镇“下放户”,彭冲在一次谈话中坦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命令各级政府官员在1975年农历新年期间下到农村去,为“下放户”发放生活补贴,聆听他们的倾诉。他还命令农村基层各级革委会关注这些家庭的生计问题(施兆祥工作笔记,1975年2月2日)。进入1976年以后,彭冲还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提到,“下放户”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施兆祥工作笔记,1975年8月10日,1976年2月28日)。大多数“下放户”直到在1980年代以后才陆续返回城市,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未能恢复其下放前的工作。 结论 迄今为止,人们对1974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主要基于Keith Forster和王绍光对杭州和武汉两地的个案研究。然而在南京,这场运动的本质内容和展开方式却与上述两个城市的情况大相径庭。在杭州和武汉,前造反派头头在前造反派群众中实施动员,并进而对重新复出掌权的老干部群体发起攻击。在他们看来,老干部势力的重新崛起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否定。在南京,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老干部群体自始至终操控着当地的运动,并利用它推翻了军方在全省的统治。他们采取的策略之一,是以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并指责军方主导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措。如本文开头所述,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隐含着两大诉求,南京的运动仅仅实现了其中之一——即最终迫使军方势力从地方行政事务中退出。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并不难预料:地方老干部成为南京“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最大赢家——他们以进攻者的姿态出现,并诱导这场运动朝着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发展。因而,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与其字面上的应有之意背道而驰。 南京的运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显然基于当地的一些特殊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直到这场运动发生之时,军队干部依然在江苏地方行政事务中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许世友在中央党、政、军领导机构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他在省内一言九鼎的权威,使他有可能延缓军方势力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离——而在其他许多省份,尤其是像杭州那样的城市,原先掌权的军方领导人早已因林彪事件的牵连而受到清洗,军方势力也早已陆续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淡出。作为一个地方强权人物,许世友通过异常彻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确保原先的造反派群体绝对无力挑战军方的领导权威。那场清查运动的许多受害者直到1973年底还被关在监狱中——其中几个最重要的造反派头头,则因刑讯逼供和长期监禁导致精神失常,无法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许世友在南京长期统治的第一个后果,是当地的前造反派群体无法像其杭州和武汉的同伴那样实施民众动员,并进而扰乱南京的经济。在后两个城市,造反派头头依托原先的派性组织进行社会动员,在一些大型企业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群众中重新激活了1960年代后期的派性身份认同和激进政治口号。然而在南京,群众性街头抗议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并非原造反派群体,而是那些在1968年及以后的历次整肃运动中被迫全家下放农村的城镇“下放户”。这些人或者因为个人历史问题,或者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成为1960年代后期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南京经济的瘫痪,并未源自原造反派群体的新一轮造反运动所导致的普遍停工,而是由于成千上万要求回城的“下放户”阻断了市内和城际交通运输网络。 许世友在南京任期的第二个后果,是军方势力始终没有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出。因而,如果“批林批孔”运动旨在批判那些当权派,那么南京军方领导人成为这场运动的目标显然是顺理成章的。在军方领导人以“军管”名义实施一系列镇压运动期间,彭冲和许家屯一直跻身于当地权力机构内部。但这并未阻碍他们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操控这场运动,严厉声讨许世友前些年犯下的种种“错误”,并迫使其下属吴大胜和蒋科承担罪责。尽管事实上,许世友绝对效忠于毛泽东,并未卷入迄今为止众说纷纭的林彪“篡党夺权阴谋”,彭冲和许家屯还是给许世友及其领导下的军方人员贴上所谓“林彪死党”的标签。他们套用此前针对“林彪集团”提出的种种指控,谴责南京军管当局的政治实践——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老干部的批判攻势中最富创意的一点,是他们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前造反派头头的支持者的姿态出现。由此,他们将自己装扮成文化大革命遗产的捍卫者,极力争取北京激进派领导人的支持。通过上述种种策略,南京的老干部得以操纵这场运动朝着与杭州和武汉的运动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全国而言,这场运动旨在遏制老干部重新崛起的势头。然而在南京,这场运动却加速了老干部重新执掌全省大权的进程。 很有意思的是,这场最终导致吴大胜和南京军方统治彻底垮台的运动,大肆渲染了军方犯下的种种错误,而这些错误都与当时依然身居全国党、政、军高位的许世友直接相关。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还大肆渲染了许世友对张春桥和上海市激进派领导班子的不满和不屑。南京老干部这样做的目的,无疑在于竭力争取北京对这场运动的支持,并进一步凸显其作为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捍卫者的自我定位。然而,同样有意思的是,在中央关于罢免吴大胜和蒋科的文件以及江苏关于军方人员“一揽子”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出的文件中,均未出现许世友的名字。针对南京军方领导人的批判运动表明,许世友与北京的大人物之间存在裂隙。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举措,一方面使得他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受到清算,另一方面使他继续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因为他对毛的忠诚毋庸置疑。吴大胜和蒋科倒台了,许世友却保住了他的各项职务。 南京的老干部一旦实现他们将军队干部从地方党政领导岗位上驱逐的目标后,便不再支持原造反派群体的事业。他们明确表示,造反派头头不能回到他们在1968年取得的领导岗位。这清楚地意味着,1974年运动的胜利只属于老干部。此外,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还采用高压手段瓦解了“下放户”要求回城、要求复职的抗议示威活动。这显然为南京地区下一轮政治冲突搭建了平台——笔者拟另外撰文对此加以详细论述。这里只想简略地指出,到了1976年,原造反派群体已逐渐恢复元气。他们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起新的政治攻势,指责老干部压制造反派势力、大搞“修正主义”复辟回潮。与此同时,在另外一条战线上,那些在1974年聚集在南京街头抗议示威、反对文化大革命过激政策的“下放户”,与其他许多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的人们一道,在1976年清明节前夕再次聚集到南京的闹市区,发起群众性的街头抗议行动。事实上,1976年3月末的“南京事件”,是更为著名的天安门广场4月4日至5日清明示威活动的先驱——或者如某些论著所言,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目前学界对1974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阐释,几乎完全脱胎于杭州和武汉两地运动情况的现有论述。而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则与这样的论述完全不同。南京的老干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以批判此前几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的政治过激主义为标榜,无意之间激起更多其他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共鸣,并进而引发了群众性的、旷日持久的街头抗议活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1974年南京的“批林批孔”运动预告了在1976年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出现的、旨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以及在1978-79年间爆发的反对“凡是派”中央领导人的政治斗争。 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再一次提醒我们,北京发出的政治号召可能在地方上造成无法预料、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后果。它还警告我们,不要将一、两个我们对之有深入了解的地区的政治运动发展情况,轻率地拔高为全国范围的普遍范式。它还提示我们,尽管近来的不少研究成果表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政治状况的了解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对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运动中的政治动力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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