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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2年5月31日第5期

本期目录
旧闻杂记

王学泰 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

忆旧思亲
杨广德 哥哥杨凛，你在哪里？
黄光祖 与难友杨凛有关的一点回忆
周孜仁 四姐夫：从白领沦落为“领导阶级”的故事

访谈
黄振海口述 林雪采访、整理 “街娃”的知青生活

书海泛舟
樵 余 研究五七干校的重要参考书——介绍李城外编《向阳湖文化丛书》
坐看云起 又一本有关周恩来与林彪的新书

文摘
司马清扬 林彪离开北戴河；只为避见周恩来

编读往来
1、张晓良谈读上期感想
2、范世涛谈读上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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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杂记】

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

王学泰

谈到文革进监狱这一段特殊经历，常常有人问我，“里边的干部子弟多不多？”为什么北京人对这个问题特有兴趣？因为干部子弟在北京是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特别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干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大体上有些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在对待天下大事上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派头。这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文革中显得特别抢眼。
我在读“大三”“大四”（1963—1964）期间，曾与一位高干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级干部，很有些资历。这位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曾在报社工作过，思想比较成熟，为人也比较谦和。他曾说起，有些干部子弟、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都敢骂。也许这辈子连科长也当不了，可是连部长也不在他们眼下。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心态，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发动起来的就是在大中学校学习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组织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积极响应“革命造反”的号召，在学校最先批斗校长和老师。“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毛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位女红卫兵也是干部子弟。后来由于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高级干部被整，不少的高干子弟出面保爹保妈，炮打中央文革。此时有一些干部子弟被捕，关押在看守所K字楼。我在K字楼时还听说过叶剑英家有几位子女就在这里呆过。其实叶家子女进K字楼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说起此事，可见它给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关于一些干部子女中学生反文革小组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统统释放，后来与他们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做了知青，再后来有关系而且乐于利用这种关系的，纷纷走关系参军或早早地分到各单位工作了。
一监三中队除了与我有间接同案关系的顾某是名高干子弟外，还有两三个接近高干（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级以上被认定为高干）、中干家庭的孩子，其进监狱都与文革直接相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
张建旗：从反周到反毛、拥林
现在知道张建旗这个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时期诸阶段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能知道他的人就会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认为是针对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作“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际组建了“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不觉得自己在这场文革运动中不过是木偶戏中的玩偶，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认为自己是能够主宰天下、引领潮流的“风流人物”。因此许多组织动辄“兵团”、“纵队”、“总司令部”，名目都很吓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说的如此热闹红火，实际上其固定成员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最初因为提的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出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者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
作为始作俑者的张建旗，于1967年8月被逮捕，这些学生都押在K字楼，他们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说是“办学习班”。那时有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因此张建旗被“抓进”的是“学习班”，当然，学习班也就是名声好听些，其实也与监狱差不多。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中写到张建旗，他说张建旗也在K字楼关押过，后来毛主席倡导办学习班，他们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参加“学习班”：“最让我难忘的是‘5.16’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5.16’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页）“学习班”结束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释放了。遇罗文认为张建旗放了以后故去。其实不然。
此时抓“五一六”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陈伯达是主抓这个运动的小组长，组员包括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司令吴法宪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经升格为中央的战略部署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张建旗又不肯认错，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释放的张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监狱了。
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说张建旗1970年被枪毙，其根据皆是师东兵的《吴法宪访谈录》中的一段话：“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一九七○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可是在吴法宪本人写的回忆录中，虽然也谈到了“五一六”问题，就没有说到张建旗被枪毙这件事。这段故事看来是师东兵向壁虚构的。
张建旗没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监三中队服刑。
张建旗刚到三中队时披着棉大衣，拖着几只大箱子，箱子里装着许多衣服（包括有将校呢军装）与书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着的东西送回家了。后来知道，他确实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龙江哈尔滨，父亲早年去过延安，后来牺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亲本身也是延安干部，文革前是黑龙江省厅局级干部，丈夫死后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张建旗的继父，是个省部级的干部。张建旗有点自命不凡，个子很高大，约在一米八以上，身体的宽度、厚度都能与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脸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无尘光景，只是脸稍有浮肿、鼻子尖有点红，好像被冻的一样，显得有些可笑。他很少与人说话，收了工也只是一个人在筒道里背着手走来走去，像电影里千篇一律描写大人物思考重大问题时的情状。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张建旗，他也逐渐透露出自1967年以后的经历。
张建旗在秦城关了几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后，1972年，中央专案组找他谈话，说他没问题（张建旗他们当年反周，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所谓“二月逆流”，林死后这个问题一风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并答应给他分配工作。回到学校后，因为校方还追问他过去的问题，张建旗坚持反周立场不变，但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革干，可能原来是“四野”系统的）的新主张，而且公开同情林彪，因此就没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了。1976年地震时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灾区，事后对犯人和准犯人（或称二劳改，指劳教人员和劳改、劳教释放后在当地的就业人员）管束很严。此时中央专案组又来找张建旗谈话，张建旗批判他们言而无信，双方先是语言冲突，后来竟扭打起来，张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号，于是便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年属于重刑犯，这样他就不能在茶淀农场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监。
张建旗真是一个怪人，不知道他本来性格如此，还是被关押得久了和一门心思学马列、坚决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导致的极度偏执。他似乎把“彻底革命”四个字贴到了自己的脑门上，处处要表现出与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别人说话，其说话的对象只局限在三五个人内，大多是属于纯政治问题的学生，如下面要谈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学生，或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单纯些。胡智对我说，張建旗刚到一监不久就跟他说：“别信他们的，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不是林彪，林彪还活着，他在阿尔巴尼亚。”这倒是个独特的说法，近来林彪一案又引起网民的关注，关于林彪的死仍是众说纷纭，但我还没有见到持张建旗这种说法的。
张建旗有时也跟我聊聊，多是问些事情，问问监狱的情况。从不主动与狱警、看守说话。前面说到监狱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定期有细粮米面和鱼肉。每逢改善，他都坚持吃窝头、咸菜，把细粮鱼肉给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时就干啃窝头，一手拿一个，在筒道里走步时咬一口左手中的窝头，走几步，待口中窝头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窝头，如此左右交替直到两个窝头吃完为止。他走来走去，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张建旗独来独往、也不违反监规，看守人员一般也不愿意找他的麻烦，因为弄不好，可能还碰一鼻子灰，何苦来。
可是中队有个指导员姓罗，因为他个子矮，又好装腔作势，大家暗地叫他“萝卜头儿”。他自觉担负着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别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后本来接见送书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哪个队长也不管，可是萝卜头儿非要管，因为他知道书是会影响思想的，千万不能放松。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么书对于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么不利，因此很好糊弄。那时家里给我送的《左传》、《范注文心雕龙》都拿了进来，都是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当时搞“评法批儒”运动的余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仅次于毛主席著作）。他就会笑着说：“带进去好好学学，别让家里白送一趟。”可是鲁迅著作决不让送。有一次中队开会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教诲大家：“有个事儿这里说一说。接见的时候，有的犯人的家属送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拿进来，但没有讲道理。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服法啊？这次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遇到死心眼儿的张建旗便出现了尴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被停止发行）。监狱要大家学习，大多数犯人不是家里送了，就是在监狱买了，只有张建旗若无其事。其实，张建旗平常也不看什么书，连监狱里发的《人民日报》也不看，收工了没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萝卜头儿这天披着棉大衣对走过来的张建旗说话，张建旗脚不停步，罗追上两步，仰着头跟他说：“张建旗！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让家里寄‘五卷’（指《毛选》五卷），也不买，你怎么学啊？”走在前面的张建旗回过头来给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泽东的？”他声音很大，萝卜头儿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罗竟一句话没说，讪讪地走了。张建旗仍然脚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狱，就不知道张建旗的信息了。最近听与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后一拨平反的胡智说。从1978下半年开始的平反运动里，中央专案组又到监狱找过张建旗几次。胡智与张建旗放在最后，张向政府表明坚持自己的观点，反毛，反周、拥林，决不改变。北京市委讨论过他与胡智的平反问题，最后还是把他们放了。释放后再也没有张建旗的消息了，听说有人在地安门一带见过他，他还滞留在北京？
胡智：为毛泽东去世召开庆祝会
毛泽东的生死观很通达，可惜他的后继者都缺少他的气度与胸怀。他最早倡导改革殡葬制度，死后火化也是他第一个签的名。可是他去世后华国锋固执地要永远地保存他的遗体，粉碎“四人帮”后控诉江青罪状时说，江要毁坏毛主席遗体。这个指责透露了作为毛的家属的江青当时是要按毛的意志来办的，而华是要把保存遗体和大修纪念堂当作自己是承接大位的正统依据来办的。另外，毛讲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幽默。1959年毛泽东就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这些话讲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已经成为神的时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属于犯罪。若让人知道了，轻者进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时，北京还真有个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想到要开个庆祝会。
胡智的父亲是外贸部的老干部，文革初也没有逃过挨整的噩运。那时胡智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熟人）来抄他们家时，把他关在厨房里，使他感到特别恐怖，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父亲又被关牛棚、下放，被当作异类，前前后后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给他种下了对文革敌视的种子。此时正是胡智的成长时期，这本来是灌输对毛主席崇拜的年龄段，胡智却因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这一环节。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以后，北京陷入一片悲痛与恐怖之中。二十岁的胡智忽发奇想，他要组织几个哥们开个庆祝会。
我曾经问过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么冒出这种想法呢？”
他说：“你说北京人都很悲痛，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没准会是这样。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们仇视文革，自然降低了对毛的尊敬。”
“那你应该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时刚刚二十岁，还不懂得什么是怕。”
这是实情，北京许多干部子弟胆子大，常常能干出超人想象的怪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后来经历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早一拨敢冲敢闯的干部子弟逐渐成熟起来，做事也日渐稳妥。可是胡智属于后起来的一拨，没经过上山下乡，他们本来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头整天宣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许多还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头。1976年的“四五事件”也与这些敢做敢闹的干部子弟有关。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为当时受到江青等人打压的邓小平鸣不平。后来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这又给胡智内心积累了新的不满。于是，他才会产生要“开庆祝会”的大胆而叛逆的想法。与他相好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性格也大都类似。
那时，7月28日的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开庆祝会。几个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这些青年刚才干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围了起来，并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几个捆了起来、一起抓走了。
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进了局子后，此案马上被当作重点案子审讯，前前后后一共审了数十次，苦头吃了不少——此时审讯人员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正确，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胡智说，最初审讯规模极其庞大，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讯员竟多达数十人。审讯室小，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审的胡智一个人坐着。当时是华国锋主政，强调继承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成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被拉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后，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审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判决书的编号却是“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矛盾后面有什么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判决可能与“拖”有关。时间对胡智有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无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决书”中说：“胡犯思想极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76年4月以来，经常纠结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待林、王照轩、范士华（均另案处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扬言要拉队伍上山打游击，自命为司令，张犯充当参谋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更恶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后，胡犯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损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胡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当“判决书”写到“民愤极大”处就完全是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的判决词了，如果有“缓”，下面就应该有个转折，比如说“该犯在押期间尚能悔罪知过，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同伙，有立功的表现”等等，这样才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而这份判决书在“民愤极大”之后又进一步加码：“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按过去的规矩，这是非死不可的了。然而胡智还能逃脱这关，判为“死缓”，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代在变。虽然粉碎“四人帮”后，1976、1977两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吴德还一味坚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对“四人帮”还是“现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变，话剧《于无声处》（歌颂“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门诗抄或在剧场演出，或在报刊登载，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天安门事件”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平反，但谁也不敢坚持说它是铁定的反革命事件了。因此，这个判决坚持胡智判死刑、在“判决书”中沿用的语言还延续过去的认识，但没有搞“立即执行”，说明判决者也拿不准这个问题，他们给胡智留条命，也给自己留下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胡智也没有敢上诉，后来他说自己怕被枪毙。
我在一监见到胡智时已经是1978年的5月了。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被判死缓的。也很巧，他到一监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冤狱逐渐被提上日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就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据胡智说，中共中央为此下过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亲的单位外贸部也都下过文件。平反大会是在西城区法院礼堂开的，新华社有记者参加。被抓时他还是在家待业的学生（或说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但放他的同时却为他找了一个好工作，释放后不到一个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机部（现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机部所属的工厂干了13年，当过电工，搞过供销。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后，胡智也辞职下海。他办起了生产水消毒罐的工厂，以供高层建筑使用。此时北京正是高楼林起之时，这些楼顶上都要装上这种能够自动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别好，水罐销路极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满面春风，已经是个成熟的商人了。后来，他卖了罐收不回来钱。那时欠钱的是爷爷，自己是债主、也是三孙子，杨白劳、黄世仁的关系颠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门子收账——他说连要账也要走后门，拉关系，谁能还钱，还要给他们个人一些好处。这真是中国特色。干了13年，胡智收摊儿了，把工厂关了，不再生产了，专力收债。有时间了就旅游、读书，倒也自在，不招灾、不惹祸，朋友有事他还能帮帮忙，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彭灼南：刺杀迫害父亲的保卫处长
按说他不能算干部子弟，因为父亲彭嘉衡从民航局退休时是没有职称，没有级别，没有职务的。然而自从前几年民间发起找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老兵时，发现彭嘉衡是住在北京仅存的美国第14航空队(又称“飞虎队”)、中美航空联队中的军官，成了媒体关注的红人。媒体与民众才开始关注彭嘉衡的历史，按照其经历与贡献说他是位中级以上的干部并不为过。
彭嘉衡1937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41年考入昆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1942年被选送美国亚历山大州凤凰城高级飞行学校深造。抗战结束后，作为华侨，他回到印尼与父母团聚。1950年，他在报上看到国民党政府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人员起义的消息，他也回到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并与抗战末期认识的女友履行婚约。他进入军委民航局任飞行副驾驶，1954年被正式任命为机长，并负责培训飞行员。十多年里，彭嘉衡主要从事专业航空，先后执行过包机、护航、探矿、护林、灭虫等急、难、险、重任务，共飞行7000多个小时。按照这种经历、再考虑到1950年代缺少技术干部的情况，他怎么也应有个中高级职称了。
彭灼南本人也很羡慕干部子弟，他天地不怕，是个蔫大胆，还真有点干部子弟的作风。在一监时，有次闲聊。他说，我爸爸如果1949年去了台湾我也是个国民党高干子弟了吧？那时我就知道他爸爸与妈妈是建国后结的婚，妈妈是大陆人。我说那你爸爸的后代就不是你了。彭灼南挠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虽然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但性格天真，一副老睡不醒的样子，笑起来还像个中学生。
他的案子听起来很重，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杀人案”。在十年浩劫中，此类案件能逃脱一死就是幸运的了，但彭灼南仅获刑20年。
案发与其父有关。彭嘉衡回到大陆后与未婚妻结了婚，五十年代时工作也还顺利，生活还算愉快。然而自六十年代初狠抓阶级斗争之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他历史上的问题太多了。第一是出身华侨，全家还在印尼；第二曾毕业于国民党的军官学校；第三在美国军官学校中深造过；第四又在美国军队当过军官。凡是经过文革的中国人看到这个履历就可以推算出他会遇到多少麻烦和苦难。做检查交代、控制使用、降级使用、大会小会批斗等等都不会少，对于这些，彭灼南不甚了了，因为文革开始那年他才7岁。等到了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个非常有个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亲向上级为彭嘉衡多年来被误解、被冤枉一事写的申诉，他才知道父亲的悲惨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机场保卫处长张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现尤恶，多次殴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冲天，想找个机会报复。他知道这一报复的结局，那时强调阶级斗争，保卫处长的身份和行为是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党和政府的，报复他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嘛！这些作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还是决计一搏。
经过筹划，彭灼南偷偷拿了家中的全国粮票还有一些钱，请平常在一起玩儿的小哥几个吃了顿饭，算是与他们告个别，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意。一天下午放了学之后，彭灼南背着书包去了张家，两家离得也很近，张某的女儿与彭灼南还是同班同学。他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他的同学。“你爸在家吗？”女同学告诉他在里屋。彭灼南推开里屋的门，张某正坐在小马扎上看报。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挡在张某脸前的报纸，厉声问张：“文革中是你打我爸来着……”张还没回答，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彭灼南已经从书包里抽出切面包的餐刀向张扎去。张本能地围着桌子跑，向他求饶。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说过数次，每次说的时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谁都怕这个保卫处长，他一瞪眼不仅五类分子有问题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惧他三分。这回他向我求饶了！”彭灼南毫不动心一共刺了张四刀，有一刀扎穿了脖子。扎完人他夺门而去，最初还准备跑（身上带了钱与粮票），后来他看到逃跑很困难，就到机场派出所自首了。
此时他还不满18岁，又事发在1976年,当时也是惊天大案。可是审判时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人们对于文革中被整的人多了些同情，因此这个典型的“阶级报复”案件最后只判了20年。据说被刺成重伤的张某又查出与林彪集团有些瓜葛，彭灼南事件的政治性质更加淡化，因而也就被减了十多年的刑期，只在监狱呆了几年就被释放了。
1977年，彭灼南到三中队服刑，他被安排到与张建旗一个机台上干活，张建旗还对他有点照应。张建旗不吃细粮和肉时便都给了彭灼南，彭灼南细高的个子像豆芽菜，成天晃晃悠悠，丢三落四，老像神不守舍。有个老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秧子”（北京方言中指少爷公子不明世故、不会办事），这个外号很传神。张建旗高大而壮硕，稳重而富有精力，他与彭灼南的关系有点像大哥与小弟。
有一次接见日之后，彭灼南很兴奋，跟我说：“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好过！要是我因为‘玩闹’（当时称小流氓各种违法活动）进来，决不会来看我。”说着眼睛都亮了，其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深。
再度见到彭灼南是33年之后了，此时他已经五十多岁、闯荡过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了。他也像父亲一样在美国呆了很久，但不是去学习，而是开长途载重汽车，藉以谋生。他挣了一些钱，最后还是回到中国。此时父亲获得了迟到的荣誉。2005年9月，二战胜利60周年，彭嘉衡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亲笔签名的信。在印有美国国徽的信纸上写道：
“尊敬的彭先生，参议员科尔尼已经转发了您８月１日的信。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您的消息，并对您曾经作为一名‘飞虎队’成员而致敬。献上我最恭敬的祝福。乔治•布什。”
此后，彭嘉衡抗日战争中的事迹遂为人所知，一些老战友也得以往来。彭灼南看到和分享了父亲的快乐和荣誉。晚年父亲得了白血病，住院花费极大，媒体披露这个信息后，人们纷纷解囊相助。彭灼南也为父亲献上了骨髓，尽了儿子最大职责。老人于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0。彭灼南又代表父亲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将其账户中余有的十多万元“再捐出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关键时刻，无论艰难还是顺畅，彭灼南都是父亲的一部分。

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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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哥哥杨凛，你在哪里？

杨广德

被“家庭成份”决定的命运
我的哥哥杨凛，1945年出生，大我4岁，是在极贫极苦的坏境中长大的。但他天资聪明，那时，我们住在重庆城郊的李家沱码头，左邻右舍都称他为“神童”。我父母都是极穷的人，父亲4岁死了爹、8岁死了妈，很小就成了流浪孤儿。母亲本姓尹，7岁被卖到陈家，成为陈家的丫头。父亲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辗转多年后来到李家沱，在一个粮库的守卫部队中当了伙夫头，也就是所谓的炊事班长。因当兵时间长，后来就给了个军衔是准尉，不过只当了3个月。母亲为陈家摆小菜摊，父亲买菜母亲卖菜，就此相识，1944年左右父亲就成了陈家上门女婿。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粮库的守卫部队重新编排，各奔前程。因有妻儿在李家沱，父亲就离开了部队。失去了生活依靠，父亲就只好在李家沱码头上当纤夫、挑夫，直到中共建立新政权。
我哥哥读书成绩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加入少先队后总是带“三根杠”（大队委员的标志），我后来入少先队却总是只有“两根杠”（中队委员）。他从李家沱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大队委，初二时就加入了共青团。高中他是在九中（清华中学）读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因而就当上了九中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学校老师都很器重他。高三那一年，他在学校基本都是和老师吃住在一起。那时，他就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课程了。
（上图：杨凛全家五十年代合影。前排中杨广德，左右为舅舅家小孩，后排杨凛与父母。杨凛臂上戴有少先队大队委员的“三根杠”标志。）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学校也开始注意学生的“家庭出身”了。按政策规定，一个人的“阶级成份”以“解放前三年”从事的职业和经济状况来定。我父亲1946年就在河边当纤夫，所以我们两兄弟填的成份都是工人。1964年哥哥准备入党，又这样填报成份，却被说成是“隐瞒成份”，取消了资格。这一结论把我们两兄弟都搞懵了。那时，我正读初二，已经到了建立个人档案的年龄。在个人成份栏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填写了。填工人吧，又怕说是“隐瞒成份”，那就可能成为罪行。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的最大的官就是炊事班长，军衔是准尉，于是我们就填为“伪准尉”。老师问：“这叫什么成份？”我回答说：“这是我父亲解放前当的最大的官了，不让填工人，就只有这样填，不然就要说我隐瞒成份啊！”后来，进了工厂，我也只有这样填家庭的“成份”。
就因这个“成份”，1964年哥哥高考落榜了。
一心只想读清华、北大、哈军工的高材生，竟然落榜了！这不但打击了哥哥，也震惊了街坊邻居，更震惊了他就读的清华中学。录取栏中写着：“考试不及格，不予录取。”后来，老师们带着疑虑去查阅了试卷，回来告诉我哥哥，我们才知道，他是全重庆市高考第一名。
党入不成了，书也读不成了，但生活还要继续。从震惊中苏醒过来，还得要穿衣吃饭啊！哥哥只好跟着别人，到长江边沙河坝去筛石子。那时，只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生活最无奈的人，才这样讨生活。从天不亮到天黑尽，累死累活一整天，最多能有一元多一点的收入。从1964年秋到1965年春，哥哥天天都早出晚归去筛石子，再苦再累他也不叫一声。
有一天，几个穿军服的人来到沙河坝，也不说一句话，走到我哥所在的沙砾中，端起筛子就帮他干起来，一干就是一整天。此事在筛石子的人群中引起轰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整个李家沱码头，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不少人都啧啧称奇。原来，那几个穿军服的人是我哥的同学，他们成绩本来不太好，在我哥帮助下，成绩突了上来，考上了军事院校，离开重庆之前，特地到沙河坝来感谢我哥的。
从知青代表到造反派
后来，哥哥的共青团组织关系转到了街道，他在李家沱街道团支部担任委员。1965年春，上级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哥认为，弟弟马上就要初中毕业，看样子肯定升不了高中。如果两兄弟都成为失学又无业的“社会青年”，必定要有一个去农村当农民。与其让弟弟下乡，不如自己去，毕竟自己年龄大一些。于是，他就抢先报了名，成了李家沱街道响应上级号召的带头人。1965年5月，他就下到达县地区平昌县驷马公社林场当了知青（后来，他们那些文革前下乡的知青就被人们俗称为老知青）。
（右图：杨家仅存的一张杨凛当知青时留影。）
驷马公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树起来的一个样板公社，当时的口号是“全国学大寨 四川学驷马”。我哥一到驷马公社林场，就被任命为林场副场长、副业委员，然后又成为预备党员。1966年春，达县地区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还当上了主席团秘书。
虽然我的成绩也不错，1965年我在二十中初中毕业后，依然没能考上高中。幸逢招工，我顺利进入地处南岸上新街的重庆柴油机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也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成了造反派。1967年春节，我哥下乡后第一次回家，听说我当了造反派，他告诫我，要我当“逍遥派”，不要参加造反。他在家耍了一个月，临走前，我看见他手臂上也戴上了红袖章。原来，他不但也参加了造反派，还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的全市下乡知青造反大会的主席台上忙碌。也就是说，他也投入造反运动了。
3月初，他说要回林场了，我专门请了两天假陪他。第一天，我在家里等他，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钟，他才带了一个女知青回来。他们匆匆忙忙的，坐了几分钟，哥哥就把她送走了。那女知青只给我留下了一个背影的印象，瘦瘦的，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叫什么名字？与他什么关系？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问。第二天，我带着哥哥到了重庆城里，从上半城到下半城，他要吃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好歹我是工人，虽然还只是学徒工，但多少也有点工资。后来，他就返回平昌去了。
哥哥被捕之谜
1967年春，当时，在“一月革命”风暴席卷下，重庆的造反派已经夺了权，但又出现了后来被称为“二月镇反”的事件，不少造反派头目被抓捕。送走了哥哥后，我暗中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他毕竟也是造反派头目之一。
3月17日，我接到他走后的第一封信，说他住在达县二中，整个县城被包围了，他们出不了城，也回不了林场，如果回去可能被抓。不久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说他已经回到林场，林场乱了，牲畜都没人喂，他作为林场副场长、副业委员，不能让林场这样乱下去，要想办法做工作，将林场正常化。
3月下旬，又接到他的第三封信，但不是从林场发来的，而是从重庆发来的。他说，他被捕了，关在大渡口区的李子林看守所。
我一下子懵了。但那时全国各地都有造反派头头被抓的消息，我认为这可能是一时的大势所趋，他很快就会出来的。
没过多久，全国又开始“反击二月逆流”了，四川和重庆的“二月镇反”也被否定了，陆续有人被放了出来，我也在等待哥哥出来的那一天，但左等右等，被抓的人基本都放出来了，就是没有他的消息。我开始着急了，四处打听他到底在林场做了什么，为什么被抓了还不放出来？先后问了他的同事（在李家沱一同下乡的知青也有在驷马林场的），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你哥哥在林场好好的，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他的被抓，林场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他是被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抓的，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这就是我哥哥命运中的第一大悬疑：为什么被抓？
我哥哥出生在李家沱，学习也在李家沱，属于重庆市九龙坡区，下乡在达县地区平昌县，即使犯事，要抓他，也该是由九龙坡区或者达县地区的公安机关出面，与大渡口区何干？他与大渡口区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偏偏是由大渡口区的公安分局千里迢迢从达县地区平昌县的驷马公社将他抓回到重庆来？这实在是太令人费解了！想不通，真想不通，太不合乎情理啊！
我去李家沱街道办事处打听，那里的人都说杨凛是好人，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林场的同事更是称赞他，说他是林场的领导，还是地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没有任何人认为他是坏人。对于他为什么被抓，大家都是一头雾水。
后来，重庆爆发大规模武斗了。我也参加了武斗，一心只想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己的脑袋也随时可能掉，也就无暇分心再顾及此事。
1967年10月左右，武斗平息，武器收缴了，我又到大渡口区的李子林看守所去问。我问那里的管理人员：“杨凛究竟犯了什么法？”他回答我：“你哥有本‘天马’日记本，你知不知道？”我回答说：“那是他1964年夏天用的日记本，我知道的。那时他刚落榜，里面最多有些牢骚话，和一些读书心得、个人修养方面的感想之类。”那警察说：“不！这是一本反动日记，在日记中大肆攻击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我说：“哪有这些内容哟！你举个例来说。”他说：“你哥哥写：人生只能活到60岁，哪里有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我当即反驳道：“你这个例子是不合情理的。毛主席1964年已经超过60岁了，只有疯子才会说毛主席活不到60岁。林彪那时也不是什么林副统帅，在这本日记里根本不会有这些.你这两个例子是造谣！”就在我与管理人员争论之际，我看见哥哥在院坝里走过，脚上带着脚镣。我想冲过去，却被当兵的用枪尖把我逼了出来。我说：“你不要吓人，你这个枪是我摸烂过的，有本事你开枪，朝这儿打！”我边说边往胸口指。这时，过来几个当兵的，一阵推搡，将我赶出了看守所，然后紧闭了大门。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李子林看守所，管理人员一见是我就把小窗一关，大门紧闭，完全拒绝我。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让母亲出面。母亲回来说：“管理说的，杨凛在里面表现很好，本来要判10年的，他们都要帮忙，只判5年，你们放心好了。”每次母亲去，回来都是如此说。当时，社会混乱极了，我真不知道该上哪里去问，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看着高高的看守所大门，我只有捶胸跺足，泣血无泪！
荒谬的“企图”罪
被关押两年之后，1969年3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布告上第一个就是“现行反革命犯杨凛”，说他“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大肆收听敌台广播，企图越境投敌”。因这三大罪状，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时，布告上的文字就像一根根大棒，打得我晕头转向。我本来不吸烟的，却立即买了一包烟，回到宿舍，一连吸了好几支，一直到吸得“醉”了。那“烟醉”的滋味是：血直往上冲，一股接一股，直撞天灵盖，我的头几乎就要炸了，人完全站立不住，一头栽在单人床上。我只觉得血不停地涌，脑袋已经被冲破了，我已经死了。直到傍晚，宿舍的同事回来，又推又拉又掐人中，我才醒过来。同事们问我在做啥子，我回答不出来。他们知道我从来不抽烟，看到烟掉了一地，又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抽烟。我没有回答一句，但头脑开始清醒了，才想起了什么。我明白了，我是“醉烟”了，但我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同事们的询问。
第二天，我请假回到李家沱。我担心这个消息被母亲知道，她会受不了的。下车后，虽然到处都贴着布告，但奇怪的是，所有的布告上都没有杨凛的罪状，原来是被人撕掉了。一个专栏、两个专栏都被不知名的老乡撕掉了，我不明白，李家沱的人为啥要撕，我只是从心里感激这些不知名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父母还不知道杨凛被判20年的消息。我见到母亲，她还是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这让我暂时心安了。她能迟一天知道就迟一天吧，让她少痛苦一天是我当时最大的心愿。
回到厂里，布告到处都是，杨凛总是排在第一位。幸好厂里的同事不知道杨凛是我的哥哥，加上当时布告很多，常常是今天贴了一张，明天又可能贴出新的来，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只有我，反反复复一遍一遍地看，一次一次地琢磨，越看越不是滋味，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头。
判得太离奇，是杨凛一案的第二大悬疑。
第一，“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凡称集团的都必须要有3人以上，为何布告上只有我哥一人？就算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揭发有功，布告上也应有某某某因揭发有功，另案处理或免于刑事处分等字样，但是没有，一个也没有，孤零零的杨凛一人。这叫什么集团啊？
第二，“大肆收听敌台广播”。我家穷，从来没有收音机。文革初期，收音机是奢侈品，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有的。他在林场有没有？我不知道，即使有那也是集体的，广播室里才会有。那个时候，要在广播室里收听敌台，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是一条重罪，哪个敢如此明目张胆而且还是“大肆收听”？
第三，“企图越境投敌”。我哥哥一生，只在李家沱生长、学习、工作，下了乡，也就只在平昌县驷马公社林场干活，连四川的川界，连四川省的边边都未去过，又何来越境投敌？
三大罪状变成了三大疑问，三大不着边际的污蔑！而且，三大罪状中还冠有“企图”两个字。“企图”，只是没有成为行动的想法，谁会知道？“企图”算什么罪？平白无故妄加人头上的“企图”就判20年的重刑？我越看越不对，越想越气愤。这是明显的诬陷，明显的冤案！要为哥哥鸣冤，要为杨凛翻案！作为他唯一的弟弟，我下定决心，必须翻案！
了解到仅有的一点线索
文化大革命中，为反革命翻案本身就是反革命行为，很可能会把自己也搭进去的。我不敢去向别人求助，只有自己一个人暗地里做。我写了翻案信，将我所知道的杨凛被抓、被判当中的疑点及罪名的荒谬写成了书面材料，寄送到中央文革、四川省革筹、省公安厅、重庆市革筹，同时，想到当时的重庆大渡口区是八一五派占优势的地方，担心其中有派性作怪，还给反到底派的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寄了一份。凡是我认为能够伸冤的地方，我都寄了。我想，总会有懂道理的人，总会有正直的人，总会有良心未泯的人，说不定就能得到回音。
但是，石沉大海无消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收到任何一封回信。我不甘心，跑到市公安局“红一方面军”总部去问，去求，因我当时也是反到底派的成员，我想，“自家人”应该能帮我的忙，至少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吧？也不知道是我的耐心还是什么原因，终于有了回应。有一次，公安“红一方面军”的一个人接待了我，告诉我说，杨凛耍了一个女朋友，是大渡口区大堰的人。杨凛那本“天马”日记，就是从她那里查到的。这让我知道了，为什么是大渡口区公安局的人去抓杨凛，算是解了杨凛为什么会被大渡口公安分局抓的这一个“悬疑”。他又告诉我，这样的案子不要翻，不能翻，也翻不了，就这已经是定论。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只能说到这里，其他的我不知道也不能对你说。我问大堰那女人姓什么，住哪里。他顿了好一阵才说：“不知道。”我再问，他就不理我了。这也是我写翻案信得到的唯一的回复。
我想起1967年春节，哥哥匆匆忙忙带回家的那个长辫子姑娘，大渡口那个女朋友会不会就是她？为了找到我哥这个女朋友，我四处找人打听，最后找到住在大渡口的我小姨（我母亲原姓尹家的九妹）。她是重钢的工人，也当过知青。我将我哥哥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她同意帮我的忙。几个月后，她对我说，有这么个人，也是达县知青。但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小姨就不告诉我了，同时她还告诫我不要再翻案了，不会有结果的。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我小姨怎能让自己的亲侄子（注：四川、重庆人都不说“外甥”，统称侄子、侄儿，只是分为内侄、外侄）蒙受这天大的冤屈？难道她也认为那不是冤案是铁案？或是另有什么压力使她不敢沾上“翻案”的边？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认这门子亲戚了，直到今天，我和母亲本姓尹家一脉的人再也没有走动。在我心中，这门亲戚不复存在！
我与哥哥的最后联系
1969年夏天，我接到杨凛从监狱写来的第一封信，说可以在犯人中转站见一面。我和母亲准备好他爱吃的东西，在重庆城内南纪门凤凰台附近的一个院坝见到了他。母子三人一见面，就痛哭一场。旁边站着看守，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只是哭，见面10分钟，我们也就哭了10分钟。时间到了，那难分难舍的情景，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知晓的。分别时，连我们给他买的糖果糕点他都忘记拿走了！在看守所里关了两年多的人，饥饿难捱，见到难得的食物却忘记拿走，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后来，杨凛被关押到四川省第二监狱，代号2306。省二监狱就在重庆南岸弹子石，我工作单位在南岸上新街，离得近，可以经常去探监，但要等3个月过后才行。
省二监狱是个劳改工厂，每月允许探监一次，我和母亲每次都要去探望杨凛。哥哥给我的印象是安定的，每次探望他时，管理干部都说他表现得好。在监狱里，他刻苦钻研，自学成才，是该监狱工厂三个工程师中最年轻的一个。据说，监狱工厂里分了好几个车间，每个车间之间的犯人都是不允许串队的，唯有杨凛等极少几个技术骨干可以在几个车间串队而不受约束。而且，监狱安排他独自住一个宿舍，享受着不同于一般犯人的待遇，俗称“大红毛”。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从1977年开始，全国进行对文革造反派大清算的“揭批查”运动。我也算是厂里被清查的重点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我造过反，参加过武斗，但没有任何一点是该负刑事责任的过错。只因为我为被判刑20年的“反革命”哥哥翻案，就成了抓捕我的重要罪名。1978年5月7日，我被捕了。在重庆关押3个月后，我被判“反革命罪”，获有期徒刑7年，被发配到四川省大凉山的雷马屏劳改农场服刑。
同年，杨凛在省二监狱参与设计的新生牌电风扇（重庆市最早的台式电风扇）在市场上热销。他立下大功，减刑4年。
我被捕的消息家里人没有告诉他，是他在一次随队外出中看到我所在工厂外墙上的大标语“坚决拥护公安机关逮捕现行反革命杨广德”才知道的。
在雷马屏农场，大约是1978年初，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信，信中主要说，他刚立功减刑4年，你却被判了7年，7年减去4年，我们还是亏了3年。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一言半字了。
平反前夕神秘失踪
1979年，我从同队犯人石尚志的母亲口中得知，杨凛一年前越狱逃跑了！她说：“本来就要平反的，这样一跑，太划不来了。”
我大吃一惊，马上写信回家问情况。家里人回信说，杨凛是1978年逃跑的，公安局派人将李家沱的家围了一个星期，凡是杨凛的所有亲戚朋友都被公安局的人找去讯问过。看了来信，我才回忆起1978年有一天，我正在劳改农场里采茶，大队部派车来叫我回去（我在雷马屏农场中山坪大队中山坪中队机修组服刑，该中队与大队同在一个地方）。我回到中队后，大队管教杨干事却告诉我没事了，休息一天，又让我回到采茶的地方。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但管教干部没有给我讲是什么事。这时我才想到，原来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人来雷马屏，落实杨凛是否跑到我这来了。后来，又从大队部传来小道消息说，杨广德迟早要平反，要快点安排人向他学技术。在中山坪，我也刻苦自学，先后学习南京农机学院的《农机手册》，掌握了农场所有的柴油机、发电机、拖拉机、榨油机等农机的维护修理技术，成了雷马屏农机搞修理的第一人。据说，大队还向各个中队下了通知，杨广德到中队不吃犯人伙食，要与干部同吃。后来，我就在本队，也在大队部干部食堂就餐，与一般犯人待遇完全不同了，我也成了“大红毛”。
得知杨凛是在将要平反时才失踪的消息后，我立即写信回家说，我的主罪是为杨凛翻案，他的案平反了，我也该平反，可以同时向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申诉。我要家里人将我的判决书转给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并附上了封信说：“我是杨凛一案的直接受害者，你们有责任立即为我向南岸区人民法院说明，并判我无罪。”
在家里人努力下，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于1980年向南岸区人民法院发函，说明我应当平反。由于抓我的时候，重庆柴油机厂还另外抓了两个人，厂里与法院扯皮，拒绝法院的通知。又拖了好几个月，法院没办法，只好给厂里下最后通牒，厂里若不配合，法院只好独立行法，厂里才同意我回厂工作。但是，厂里又搞小动作，背地里又整材料给区政法委。区政法委又经过几番讨论，恰逢1981年重庆发大水，全市主要精力都投入抗洪救灾工作，又以此为由将我的平反时间拖至1982年，直到1982年5月，我才接到平反判决书。本应在杨凛平反时的1978年给我平反的，就这样被他们硬给我整整拖了4个年头！
那段时间，就连我服刑的大队部干部都为我着急，几次对我说，我们也没办法，你是因一张纸（判决书）来我们这的，也要一张纸（平反书）我们才能让你回家。唯一能弥补你的是，我们从你申诉之日起，就没有把你当犯人看待了。
1982年5月，我回重庆柴油机厂报到，恢复了我被捕前的工作。回厂后，我为杨凛“越狱”之事走访了他那些平反出狱或刑满释放的狱友，了解到当时的具体情况：
1978年，党和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省二监狱也开始了这方面工作。同杨凛一起工作的一个工程师已获平反被释放，这对杨凛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他应该明白，要不了多久，他肯定也将得到平反。一天晚上政治学习时，他一个人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从我们家的历史说到他被捕，他们队全体成员，包括管教干部，都为他的讲述所感动（至今这场精彩的发言还让狱友们念念不忘）。第二天，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平反有望的情况下，却传开了他“越狱逃跑”的震惊全监的消息！
据狱友回忆，当天上午10点多钟，有人看见杨凛围着一辆军车转悠。这可能是最后有人看见他的时间。中午吃饭时，杨凛没有归队，有人报告了队长，队长还训斥报告人无事生非，说他没有归队一定是到其他队吃饭去了（因他长期以来是可以在全监范围随意走动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到了下午3点，杨凛还没归队，又有人去报告，这才让管教干部开始警觉，立即派人到其他几个队找人。但回来都说没有看见杨凛。于是汇报到监狱长那里，监狱领导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发动全体人员在监狱内仔细查找，厕所、下水道，所有的角落，不遗余力地找遍了全监狱，却没找到杨凛。于是，又上报到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搜寻，同时对我们全家以及杨凛的朋友，包括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都进行了监控。但是，依然全无一点信息。不久，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为杨凛平反的通知书下来了。公安部门这才停止了对杨凛的查找追缉。
平反书下来了，人却失踪了。这样的平反还有何意义？
我去找大渡口区人民法院，接待我们的是杨凛一案的主办人，一位中年女法官。一见面，她就向我们赔不是。她说，本来为杨凛平反的事是在他出逃前一个星期就该发函的，因为她感冒了，在医院住了几天，耽搁了。她出院的当天，就办这件事，哪知那时才听说前两天杨凛就越狱了。如果她没有住院，杨凛就已经平反出狱了，就不会有逃跑之事。她一个劲说：“太对不起你们了！太对不起你们了……”为此，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决定，按当时的最高标准，给予杨凛家庭经济补偿500元。她一再重申，钱是太少了，法院不是企业，这已经是他们给与的最高最特殊的补偿了。我想也是，我有一个难友叫王天明，也是一个“反革命”，平反后市中区人民法院给他的补偿是50元。
女法官的道歉，叫我们哭笑不得。我们问她：“4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该怎么办？”她无奈地说：“我们法院错了我们认，我们错判了他，现在我们给他平了反，我们的责任就尽到了。我们把人送到了监狱，人是在监狱里不在的，只有去找监狱，法院不能也不应负这个责。”
我又去省二监狱，找到监狱负责人，他们说：“我们是有责任，但人是他自己逃的，我们有什么办法？为这个事，我们也担了不少的指责，受到了处理。我们省二监狱，自建监以来，从来没有逃脱过一个犯人，杨凛是唯一的唯一。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耻辱。从82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放弃过查找杨凛的工作。这个案子已经成了一个悬案，是监狱管理上抹不去的污点。你们来了，那我们就一起联手，一起努力，共同去找，好不好？”
我们怎么去找？我们只知道，杨凛在李家沱出生成长，在平昌县驷马公社当了近两年的知青。我们全家没有任何一个亲戚在外地，更莫说在国外有什么亲戚朋友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作为政府，作为强大的专政机关，有全国一盘棋的联络，你们都找不到，我们小民百姓还能有什么办法！
问天
这就是我的哥哥杨凛一案的第三大悬疑——“越狱”得太离奇，太不可思议！
第一，他自己有多冤，他自己最明白，凭他的聪明，他应该明白形势的变化，应该看到平反的曙光了，他反而出逃干什么？
第二，监狱对他不错，他自己也是明白的，在他出逃前，还破天荒地一次给他减刑4年。即使不平反，他1967年被捕，到1978年已经服刑11年，加上减刑4年，最多也就只有5年的时间就可以走出监狱大门了，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越狱”呢？
第三，未出逃前一个星期，为他平反的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就做出了决定，主办人却正在此时患病住院5天。就在这短短的5天里，发生了杨凛“越狱”的事，真的就这样遇巧？
第四，他为什么要“越狱”？如果是为他自己，或者是为父母，出逃后已经34年了，他却从来没有给家里或其他任何亲朋好友有过一丝一毫的联系，哪怕是一个电话也是没有过的。他是李家沱码头上出了名的孝子，只要他还活着，就没理由不给家里通信息的啊！
第五，80年代后期，每逢监狱更换领导，都要派人来找我们，询问杨凛回来没有。监狱一直挂着，销不了这个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此强大完善的国家机器，30多年来竟然却也奈何不了，也竟然破不了这个悬案！
第六，杨凛怎么可能从戒备森严的省二监狱“越狱”？该监狱发生过的越狱外逃事件，历来没有一起成功的，即使侥幸逃出去的人也都迅即被追捕归案，杨凛怎么成了这个唯一的例外？
真是叫人想不通的离奇“越狱”啊，我的哥哥从此就人间蒸发了！
只因我们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中国军队（国民党部队）中的一个伙夫头，于是我们成了“家庭成份有问题”，哥哥再好的成绩再好的品德也读不了大学，全市考试第一的他却因这个“成份”（而且按政策规定父亲真正的成份还应是工人）被判不及格，他心中是怎样的痛苦，怎样的失落啊！在那本写满自我鞭策的思想修养记录的“天马”日记上，他发了一点牢骚，于是就因为这本日记他被毫不相干的大渡口区公安分局派警察千里迢迢将他从平昌县驷马公社抓走，然后又以莫须有的“企图”罪重判20年有期徒刑，他心中是怎样的委屈，怎样的愤懑啊！服刑期间，他在省二监狱受到重用，当上了工程师，设计了重庆第一个台式电风扇而被一次性减刑4年，在明知平反有望时，他却莫名其妙而且神通广大地“越狱”了，成为省二监狱建监以来唯一成功“出逃”的案犯……
这就是我的哥哥杨凛，一个神童，一个学校的优秀学生，一个知青林场的优秀知青，一个监狱里的奇特人才，一个离奇失踪的“反革命”！
这就是我的哥哥杨凛的悲剧故事。
许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一直盼着能有再见到他的一天。
母亲在贫病交加中绝望自杀了，没有他的消息。
垂老的父亲在对长子音讯的苦苦期盼中去世了，没有他的消息。
老家房屋拆迁、老街整体改造了，仍然没有他的任何一点消息。
我们等来的只有年复一年的失望，失望，失望……
我不愿再回忆、讲述这一切，因为这太让人痛苦，但我又不能不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讲述，因为这太离奇，太让人想不通！
哥哥杨凛，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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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与难友杨凛有关的一点回忆

黄光祖

在一个特殊地点初识杨凛
我们这一批文革中入狱的囚犯，是全国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落实‘九大’政策”的时期集中打击判刑的。那是一九六九年春夏。重庆全市各地被判处的犯人，都集中到南纪门的市劳改转运站，等候发配到各个监狱或劳改队。
我们北碚的犯人最先被送达，随后其他区县的犯人也陆续送来。我们彼此的监房隔着过道正好相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凛。大家都关心彼此被判处的刑期，于是小声问：“好多年？”
他回答：“二十（年）！”同时伸出两根指头。
“啥子问题？”
“日记。”
——哦！原来和我是一样的……
八月中旬，各区县的犯人都已全部送达转运站，便开始发配。刑期十年以下者分送劳改队；十年以上的所谓“重刑犯”都统统押送到设于重庆南岸的四川省第二监狱。
入监后首先是新犯集训，我和杨凛在一起，但不是一个学习小组。每天学习“监规纪律”、“认罪伏法”，还做过一点开挖公路降低其坡度的劳动。国庆节后，集训结束，纷纷被监狱各中队的干部带走。我到了一中队，杨凛去了七中队。
后来我们都被安排做了一点生产管理方面的事情，相互偶有接触。他若来我们一中队，主要是来要一些铁丝，拿去做电风扇的网罩材料，还有就是要一些做凳子的铁条（每位犯人都配有一张小凳，供学习开会、休息用。小凳用铁条做成架子，上面盖一块木板。所以各队过一段时间都要制作一批小凳，“以旧换新”和配发给新犯）。我去杨凛他们七中队，多半是去要一点专供机电车间生产用的特殊材料（如烤漆之类）——其实拿回来生产上用得少，而绝大多数是为干部做私活用。
我和杨凛这样的交往有过多次，但相互间从未有过深谈。
“新生牌”电风扇
杨凛所在劳改场所是四川省第二监狱第七中队，是整个监狱工厂中的机电车间，小型电机马达做得很好，大有销路。一位叫刘明哲的“就业员”（刑满后被留下未走的人）向干部提出在此基础上试制家用电风扇的建议，但遭到干部严词拒绝，认为不务正业，无事找事。刘明哲便私下悄悄进行研制，最后获得成功，这下干部态度大变，指示马上投产。市五金交电公司非常欢迎。这就是当时闻名于世，十分抢手的“新生牌”电风扇。
一九六九年我们入监时，“新生牌”电风扇已经试制成功并起步生产，产量逐年攀升，但仍在不断地进行改进（比如后来引进的电扇台面的冰花镀锡技术等）。
一九七九年，当时我已调到监狱技术科资料室（由各中队各抽调一名犯人组成，与“就业员”组成的技术室毗邻，专门为其绘制图纸、整理资料）。我在知道将要平反出狱的等待中，为刘明哲师傅描绘完“新生牌”电风扇最后的一套改进图纸。七月份我走出监狱，第二年刘师傅也落实政策平反回家。几年后与几位难友相聚，说起杨凛，刘师傅说，他自己逃跑回家躲藏起，家人反而跑到监狱来要人。最后平反，也就算了！——我一直相信他说的这个“版本”，后来再也未与他人谈到过杨凛。
二○○五年春，想到又有好多年没有见到刘师傅了，于是专门赶往红岩村他简陋的家中去看望。他老伴已在他快要平反之前过世，他又不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家中无人，便等候着直到他归来。他很高兴，两人畅谈一番，起身告辞握别时，我对他说了一句：“我是你的关门弟子！”一是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一是指“新生牌”电风扇最后那套图纸。他连忙制止：“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一直目送我走下长长的小山坡……刘师傅是一位技术很好，很谦和、低调的人。听说现在已经过世了。
在杨凛他们七中队还有一名生产骨干犯人黎永常（原长寿中学教师，刑事犯罪），刑满后约集了原七中队出狱的一些人员，在石坪桥办厂生产“双菱牌”电风扇，就是“新生牌”电风扇的“正宗”盗版，生意也曾红火一阵，后又生产“鸿运扇”。以后空调机逐渐面市，该厂便随之关张，人员各自四散。
第一名平反的犯人就在七中队
一九七八年，中央发出55号文件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开始对“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有犯人对我说，你们属于政治问题，看来也快了。
年底，监狱中第一个文革政治犯屠德雍获得平反。
他原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委员，无线电天线专业讲师。文革期间1976年负责外调中，看到各地工业停产，庄稼荒芜，对单位党委书记表示应当向中央反映像邓小平复出那样抓一下生产，得到书记点头，由他执笔写信递交中央。据称信函落到“四人帮”手中，被认为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为邓小平鸣冤翻案”，判处无期徒刑，投入二监狱七中队劳改。
“新生牌”电风扇在市面上热销后，五金交电公司拿来一台新出的黑白电视机给七中队“试看”。当时的电视技术还很初级，屠德雍便承担起调试和维护电视机的活路。电视机有时被借到其它中队，他也跟到其它队，这样我就与他认识了。他在狱中时间不长，平反时原单位用小车将他接走，全院为他召开了平反大会。此事影响很大。
第二年，平反工作渐渐开始进行，监狱中时不时地释放一个一个的犯人。到七月份，我当算是第三十几名平反出监的“囚徒”。
九月份我去成都探亲，专门去见了屠德雍。他说二监狱曾去人，问杨凛是否到他那里去过，他便也得知了杨凛失踪的消息。
又过两年，我想学电脑，苦于没有资料，托他代购一本教材。很久才接到他回信。原来他已调回到家乡浙江，在杭州电子工程学院工作，辗转收到我的信。我指名的书没有，他寄来了另一册类似的（当时这样的书都很难买到），复信再三叮嘱，书是送我的，不必汇款。如去杭州，一定要去找他……前年学校组织去观光上海世博会，终于有机会去苏杭，赶快联系屠德雍。但多方联络都不得结果。听另一平反出狱的难友蒋仁德（因言论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说，据浙江方面的难友讲，屠德雍已经去世了！其实他还并不老……
“职能犯人”与“技术职称”
“红毛犯人”一般指狱中称横耍霸，欺软怕硬的牢头狱霸，杨凛应当算是“职能犯人”。狱中因生产活动需要，当局指定少部分犯人作“职能犯人”，包含生产调度、统计、保管、检验、医生等。他们可能会有单独的劳动办公场所，比大多数犯人有较大的活动范围和相对自由行动的许可，但不能有单独供个人使用的“监舍”。
犯人的技术职称好像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里面没有评定过，充其量是后来发给一点“技术津贴”。在省二监狱，公认的工程师屈指可数。七中队的就业员杨治平是电气工程师，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美合作所（不是后来的“渣滓洞”、“白公馆”）电台任职；六中队金加工车间就业员张佑直是机械工程师，文革后期主持过生产汽车的关键大型设备“弧齿铣齿机”的制造。前面提到的刘明哲，及蒋仁德（主持化学分析实验室）、陈新光（大型镀锌车间技术总负责人）等都统统被称为“技术员”。尽管他们都技艺高强、独当一面，但入狱时的身份都未注明“工程师”，所以只称技术员。
杨凛在劳改中表现一直很好，在劳动生产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和付出。能减刑四年应当是对他在劳动中积极肯干，努力生产的肯定。
他失踪的时间应当是一九七九年初夏而不是一九七八年。因七中队派人监内大肆寻找他的情景我还记得，那时我即将平反出狱。

……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上午，我父母亲收到一位十多年未有联系的朋友写来的信：“黄老先生：你们的儿子当时被判重刑，不知他的问题现在情况如何，是否正在解决之中……”
真不知道是一种天意还是巧合，当天下午我就挑着行李回到了家里……
半月后见到这位关心我的朋友。一见面她便说：“我们九龙坡区当时也判了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名字叫杨凛……”
——说明还是有人记得杨凛，记得杨凛因日记被判反革命罪，二十年徒刑！
2012/05/16读杨广德忆兄文稿后急就

【忆旧思亲】

四姐夫:从白领沦落为“领导阶级”的故事

周孜仁

一、娃娃眼里的姐姐、姐夫婚恋历程
第一次看见四姐夫，我还是娃娃。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成都来找我姐谈恋爱。其实四姐那时也不在成都工作。她在川西藏区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旮旯当小学教员。为说明那地方多偏远，举两个数字就够了：一、采购生活必需品，如大米油盐之类，得骑着马往返跑上整整两天；二，每次回成都探家，四姐都喜欢给家里买回许多当地土产：虫草。你问价格几何？每根1分钱！几十年后商路通达，虫草的价格已飙升到上百元一根，涨幅达数万倍——余下的你可以自个儿想像去了。四姐寄回的家信落款地址是：“四川。理县。杂谷垴”。几十年后，一场著名的地质灾害“512大地震”，让该野乡远地一夜成名——年迈苍苍的四姐对我说，电视上天天播放的“映秀湾”，就是她最宝贵的少女时代呆过的“杂谷垴”。
下面接着说四姐夫找四姐谈恋爱的事。
当时弟弟妹妹多，我家房屋仄逼，根本无法提供单独的私密空间供谈情说爱之用。还好，离家不远便是成都工人文化宫，很袖珍的，但让两人找一树荫找一花径窃窃私语，还是绰绰有余。那时国人观念保守得很，每次谈恋爱他俩总要拉上我和妹妹“打掩护”，小兄妹对大人的图谋不轨一无所知，入得园内只管自娱自乐——没过多久，在人数众多的姐姐丛中，四姐第一个宣布结婚了！
何谓结婚？结婚要干些什么勾当？娃娃我当然稀里糊涂。我只知道姐姐去了男方工作所在地，之后二人又一起回成都看望父母，并带回来许多荔枝——除了在齐白石大师的画上见过这种水果，我是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他们还带回许多织工精致的竹扇，都是热地方的物产。我知道了：原来，姐夫在川南一个叫沐川的县上修公路。
接着就生娃娃。当然也是我家兄弟姊妹的第一个晚辈，该好好庆祝的。爸爸观念守旧，媳妇生孩子必须在婆家，而出嫁的女儿则只能在外面生产。小两口在离我家老远的西城青龙巷租了一间空荡荡的小屋让宝宝降生。爸爸妈妈心疼女儿，隔三差五总要命令我和哥哥穿街过巷、路途遥遥地去送鸡汤送鸡蛋，都是挺好吃、我们想吃又不得吃的好东西。
以上便是一个娃娃近距离观察到的结婚生子第一例。从恋爱到组建家庭，在我看来，实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男女二人单等天黑人静，找个黑黢黢的地方躲着说说话，然后又不知道去哪儿买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看看父母兄弟，再把娃娃生出来，再得些好吃的好喝的……这就完了。
如果说他们的好事遇到了什么不顺当，就记得一回：四姐让妈妈带她去找算命先生求了一卦。那天我也被妈妈牵着手陪同前往。好像离婚期不远了。终身大事啊，妈妈有些不放心，四姐孝心又忒好，这就去求半仙指点。半仙瘦骨嶙峋，山羊胡，像一只弓腰驼背的水鹳。在成都荔枝巷开店营业，生意很红火。几十年后回忆，那厮肯定是个心理分析大师，忒善察言观色。他从母亲脸上读出了几许疑意，而女儿对老人又百依百顺，这就卜了一个显然让四姐难以称心的结论。可惜算命先生似是而非的谶言在伟大的爱情面前毕竟苍白无力：四姐最终还是断然去沐川小县和男朋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四姐夫结了婚。
我无法知道成都荔枝巷老半仙具体胡诌了些啥。肯定是于当事人不利的，说不定还把两人未来的运途说得十分凶险。我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属于花岗岩级别的脑袋，但是我必须承认：不管我信不信，老半仙关于四姐命运的预测，确实一语成谶。
接下来，还是娃娃的我，很快就知道了，恋爱、结婚、生孩子、过日子……原来并不简单，恰恰相反，它们和悲情小说一样，每一页都写满了苦难！
二、晴天霹雳
前面说了，爸爸思想守旧，出嫁的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其实我们家本来够窄，爸爸即使不守旧也没地方让四姐在家生产。孩子慢慢大了，四姐夫长年在沐川修公路，就留四姐一个人带着娃娃在成都生活，各方面困难可想而知。后来她在一条叫昌福馆的小胡同租了一间小屋长住。昌福馆离我们家近，但凡有事，需要下个力、搬运东西什么的，只要托人捎个信来，弟弟妹妹总是召之即去，去之能干。
家里经济困难。四姐当小教那会儿，每月寄回的15元钱事实上构成了家庭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婚前，单身四姐只要一人管饱就成，再说藏区亦无可供消费的场所，寄回家15元钱确有保障。结婚了，生娃娃了，虽说姐夫一人挣钱三人消费，日子似乎也能凑合过去，每月的15元四姐照样如期交给爸爸。爸爸是个理财高手，就凭着合理安排几个姐姐的微薄贡献，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匀匀净净，平平静静，很让邻居们眼红。
顺便补充，父亲原来做生意，生意破产，留下来许多空白账本，就是阶级教育电影里地主资本家用的那种：蓝封皮、横向装订、印着许多竖行的红格子。这些账本就用作了父亲家庭开支精确的财务记录。每天晚上都要在菜油灯下用毛笔正楷记下当天开支：黄豆芽、一市斤，100元（旧币。指新币一分钱）、莲花白，一市斤，150元（旧币），豆腐四方，200元（还是旧币）……字迹极端工整。如果保存至今，完全可以作为书法作品拿去拍卖市场蒙高价。这些稳健的财务计划和同步的书法，一定让父亲的晚岁生活充满了成就感。
可惜很快出事了。
我记得特清楚，一天正吃晚饭——如果能把我家吃饭的图像拍下来，肯定是一副融融熙熙的天伦图，虽说碗里盘里都是些豆芽、豆腐、莲花白，却总是被能干的妈妈和嗷嗷待哺的娃娃们共同演绎成一顿顿难得美味——那天满桌儿女正集中精力埋头苦干，一个小女孩跑来了。她叫黄厚英，和我同班却从来不说话的女同学，四姐正好租住她家的房子。她叫了一声周伯伯，把四姐的一封信交给我父亲便飞快离去，好像做了一件什么缺德事。
我们家和昌福馆近在咫尺，有什么话过来说一下不就完了？四姐却偏偏写信，这件事本来就奇怪。平时，父亲收到远方儿女来信都很开心，邮差一走，他从来都是马上开信就读——那天也一样。黄厚英一走，他停下碗筷便拆信。这一次可坏了：信还没读完，他便突然昏倒过去，吓得妈妈带着娃娃们不停给他刮痧灌姜汤。
等把父亲搬去床头放好，大家一起好奇地挤上前读起信来。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四姐夫已经在不久前倒霉，饭碗丢了。一家三口弹尽粮绝，自身难保，根本无法再给父亲寄钱。
三、仇恨是这样炼成的
时间过去太久了，四姐那封特殊家信具体写了些什么已无法回忆，我只记得信很长，在众多兄弟姐妹的所有家书里，四姐那封信足以凭长度摘取单项冠军。只是许多年后，当我已经长大，知道了悲剧的全部真相之后，我才明白，其实那封长信不过是真实故事最草率的简略版。时间已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17岁，考取了重庆大学，开始了在这个陌生火炉城市的陌生生活。姐夫本是重庆阔少，在伟大的革命事业感召下去外面的世界绕行一大圈，最后又回到原点：只是这时他不再是银行白领，而钻进了长江南岸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煤窑矿洞，做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挖煤工，每天提一盏矿灯下井，黑不溜秋的，过着人称“埋了还没死”的日子。
他成了我在重庆这座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亲人。下面的故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姐夫出身于银行世家。重庆崽儿素以性格暴烈著称。这些年研究文革的学者有一种共识，即文革武斗之所以重庆最为惨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庆人的性格使然。四姐夫家境优裕，性格就尤其洒脱任性。重庆刚被宣布“解放”，他立马背着亲人悄悄报考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所谓大学，其实就是短训班，不用发学历文凭的，叫大学是为了增加事情的神圣感。四姐夫进“革大”匆匆训练数周，旋被派赴川西藏区去“开辟革命工作”。他的任务是别着手枪去接管当地一家金融机构。出发前，姐夫神气活现地回银行告别。他原来那一身西装革履已经变成了皱巴巴的灰色“列宁装”，头上还戴一顶傻乎乎的“列宁帽”。这让昔日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又艳羡不已。大家将他团团围住，啧啧赞叹：“哟！没想到你老佘原来是个地下党呀！”
四姐夫姓佘。重庆南岸海棠溪，就数他们家族枝繁叶茂，最大。
就这样，他满怀着新中国交给他的理想和豪情出发了，到了雪山深处那个叫杂谷垴的蛮荒野地，在刚组建的信用社做了会计。前面说过，这儿环境糟透了，生活艰苦得很。但是，有刚刚组建的政权给人们的壮丽承诺，有滚烫胸中憋足了的年轻梦想，这些困难算得什么？再说，同样从大都市去那儿当小教的、同样年轻的美丽的四姐，命中注定该在那儿等待与他相识。和这些相比，再大的困难都变得微不足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猜想，像外星空间一样荒寂的杂谷垴，远山顶上那些冷冷的残霞，那些无言的月光，阒无人迹的山间小路和路边的激流，留给四姐夫和他女朋友的，一定全是些值得永远咀嚼的浪漫回忆。
事实上，四姐和四姐夫的故事并非个案。新中国刚刚成立，无数大城市的热血青年都满腔豪情，背井离家，到远方去垦荒、到野山旷原去为国家寻找宝藏、为自己寻找奇迹，创建功勋……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四姐和四姐夫同样会无怨无悔，终其一生，在雪山深处生活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养育属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浪漫故事很快戛然而止。生活很快不再浪漫，简直就在刹那间变得血腥无比。
新的当权者信奉的哲学叫做“斗争哲学”。从他们掌权伊始，细数以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大小四清”、“文化大革命”……每一次，当权者都兴致盎然地为自己制造大批的敌人并煽动老百姓领略仇恨的快感。
四姐夫不幸成了最初一批牺牲品中的倒霉蛋。“三反”有一反叫“反贪污”。在杂谷垴那山窝子吃官饭的，加上我姐姐这样的小学教员，不过就十来号人，去哪儿找清洗对象呢？绝顶聪明的山镇小吏绞尽脑汁左右思量：小旮旯不有个姓佘的小子吗？他成天不就和钱打交道吗？这家伙自以为来自大码头，傲气熏天，有一回小吏去储蓄所找他借借电话他公然不肯。他不贪污谁贪污？不抓他抓谁？
就这样，姐夫被揪出来了。接着开会，接着发动群众揭发批斗。重庆崽儿嘴犟着呢！他干干净净，两袖清风，你要他承认什么？真是瞎扯淡！镇头当然不吃素。行，你不承认是吧？好办：捆起来！打！打不服？跪玻璃渣！跪你个双膝血淋淋。还不承认？好咧，吊起来，吊你个七窍断生气！那时候姐夫二十出头，虽说年轻气盛，可毕竟肉身凡胎，被酷刑折磨得实在受不了啦，只好认账：是，我贪了。野镇小吏乘胜追击：贪了多少？吊在梁上，胡乱报个数字——该数字达不到领导期望值，于是又打、又跪，又吊……全身已经血肉模糊。没别的办法，自我加码吧，你们需要认多少我就认多少，一直加到施刑者满意为止。事情至此，还得再审：你贪的钱都放哪儿了？其实，能放哪儿呢？姐夫的全部行李就一口箱子，早翻来覆去抄过了。那时候，由杂谷垴到重庆远如极地，巨额赃款想送回老家绝不可能。只好承认：送土匪了。行，我们党从来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既然贪污事实有来龙，有去脉，案犯供认不讳：运动于是胜利结束。姐夫被投进了大牢。他不是说钱都送土匪了吗？就把他和土匪关一起吧。
事情过去好多年，姐夫向我谈起那段恐怖日子还心有余悸。他说他曾那么向往新社会，没料到新社会让他看到的，却是雪山深处的铁窗风景。他对我说，那些土匪真可怕呀！一个个斜眉愣眼，满脸横肉，原来他只是坐在豪华舒适的“国泰电影院”看美国警匪片时见识过。
关了半年,查无实据，落实政策，“当时抓你是正确的，现在放你也是正确的。”总之我党都是正确的。“要革命就要经得起考验嘛”。于是，经受过考验的姐夫回到储蓄所继续当会计。姐夫还年轻，国家也年轻，两者相看尚不厌。姐夫还不懂得专政机器的强大和固执，出狱之后依旧天不怕地不怕；天高皇帝远的小镇芝麻官也不清楚手上有了权其实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个由浪漫而血腥的故事于是还得继续演绎下去。
前面不是说到姐夫有一口皮箱吗？皮箱里不是有好多套西装和领带吗？那可都是些世界顶级名牌啊！都是他在银行供职期间攒钱买的啊！不是那个场合，他舍不得穿戴呢。可是等他从号子里放回来，光秃秃的小屋早已空空如也，箱子和满箱宝贝已被查抄，或上缴、或处理、或扔掉……铁窗苦情和心爱物的蒙难在甫出冤狱的姐夫心中顿时点燃冲天仇恨，他到镇政府找芝麻官论理，索要皮箱，还有装在皮箱里的西装和领带……接着，毫不客气地将对方暴打了一顿。
打共产党领导，性质肯定很严重。如果时间坐标再往后稍挪几年，那么不用再开什么群众大会批斗了，也不用伤精费神捆绑吊打、跪碎玻璃什么了，就凭你对共产党官员动了手，立马定个反党分子或别的什么，直接送大牢就绰绰有余。我姐夫暴打远镇小吏那会儿，社会情况还不错，小镇芝麻官还不清楚权力这宝贝儿原来法力无边，甚至还觉得有点心亏理怯，还晓得该讲点道理；还有一点，刚建国那年头，小学毕业就算知识分子咧！凭我姐夫那点水平，有用之才嘛，政府还舍不得他呢！总而言之，芝麻官只是很有肚量地把姓佘的家伙赶出杂谷垴了事，发回内地修公路，眼不见为净。
去藏区“开辟革命工作”的神圣感已经幻灭净尽。按时下观点，姐夫真是因祸得福：重回了内地。沐川虽然依旧穷乡野地，比繁华的老家重庆差远了，但和杂谷垴相比，却好出了不知多少个数量级。再说，沐川离成都近啊！来成都找我姐谈情说爱，方便啊！
姐夫的遭遇，把姐姐的远山之梦也顷刻间摧毁。她决定把自己的心交给他。她让妈妈带她去荔枝巷找老半仙算命，应该就是那段时间。姐夫被逐回内地不久，她也断然辞去小学教师的职务，离开了给她带来初欢、也带来最初恐惧的的杂谷垴。
本文开始说到的故事：四姐夫和四姐去文化宫谈恋爱，以及后来在青龙巷生娃娃，就发生在这以后那段时间。
四、苦果
初为父母的日子肯定是愉快的。虽然夫妻两地分居，少不了许多困难。但我们周家是大家庭啊，兄弟姊妹多，刚刚降临的小娃娃成了我们第一个晚辈，自然也成了人见人爱的小宝贝。领娃娃一类事简直不成问题，大家都抢着玩呢。沐川不远，姐夫经常可以找借口往返成都，抱着头生女儿“心肝长心肝短”亲个不够。刻骨铭心的爱情和温暖的家庭像春阳行天，很快把苦难的冰雪消融净尽。
文革听“样板戏”，有一句很著名的唱段，叫“仇恨入心要发芽”。四姐夫后来的故事总让我这样想：姐夫的心和所有年轻的心一样，注定是一片净土，它种得下爱，也种得下恨，而且这些种子一旦种下，就永远都不会死灭。正如考古学家发掘出的那一粒宋代的千年古莲子，一旦来到地面，遇了春风化雨，马上又蓬蓬勃勃地伸枝抽条，吐蕊展瓣。尤其要年轻人的心里容下如此沉痛的冤屈和深刻的仇恨，难呢！发生下面的事，也许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姐夫了。
某一天，姐夫从沐川来成都出差，阴差阳错，偏偏在这个大都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又遇到了也来成都出差的杂谷垴芝麻官。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重庆崽儿习气不改的姐夫走上前，再次找对方论理，主题还是索要皮箱，还有皮箱里的西装和领带。事情肯定不会有结果。接着，二人开始在大街上争执，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失控，争吵无果，就推搡，就撕打……我一直没有问过姐夫，那位芝麻官是什么模样？身高几许？当时来四川做官儿的，官阶不论大小，或军或民，大多是随共军南下的北人。北人应该普遍比川人高大，而我姐夫不过中等偏小个子，为什么他每次总是敢于主动出击，老拳相向？只有一种解释，仇恨让人一旦决定拼命了，定然是无所畏惧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方不论官儿大小，总算“穿鞋帮”啊，理所当然又尝了一回“光脚帮”的姐夫以老拳相报的滋味。
这一回，对方在大街当众受了一顿暴打，回家后就动起了脑筋——不知在官场上疏通了些什么关节，告了些什么恶状，最终，公路主管部门将佘小子一脚踹出了大门。
不会接受教训、老喜欢由着性子瞎干的姐夫，再次一无所有了。有的只是一个他没有能力支撑的家庭、一个同样没有收入的妻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头生女儿。四姐那封让父亲突然晕倒的信，就是那时候写来的。
家乡永远是受难者的避风港。姐夫不得不回重庆找亲戚借债度日。他第一次霉运确属冤枉，而第二次与第三次，则完全因为脾气使然。不就一只皮箱吗？不就几套西装几条领带吗？其实新社会根本就不时兴那些破玩意儿，有什么值得你巴心巴肝疼的？为这堆身外之物去动手动脚、吵架打架，解决什么问题呢？哲学家说，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在于：一事当前，野蛮人总是把感情立即变为行动，而文明人则需要将感情通过理智过滤，然后再考虑怎么办。按照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水平，四姐夫应该算是个文明人了，只是毛泽东建国以来一再要求“知识分子劳动化”，视文明习惯为“资产阶级作风”，四姐夫也和许多原来的都市白领一样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早已从服饰发型到言谈举止都可与那些“大老粗”们打成一片了。如今，他被美好的理想出卖了，被曾经向往的社会遗弃了，辗转回乡，当了丈夫，当了父亲，偏偏孑然一身；浑身力气，偏偏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办法？用石头去打天？
苦恼。彷徨无计。他只能泡在廉价的茶馆里消磨时间，茶馆在长江边的吊脚楼上，楼下是嶙峋的峭崖和滚滚东去的江水，他真想纵身下去把一切了断：如果没有远在成都的孩子和老婆。四姐夫说，他在茶馆里常常碰到另一个同样贫穷潦倒的“无产阶级”模样的茶客：旧社会什么报纸的新闻记者，那人听了他的遭遇，曾义愤填膺地煽动说：你还男子汉呢，真能受气！要换了我，哪怕就一个人，我早上街了！干啥？举个牌子，向政府情愿！
姐夫告诉我，说那鸟记者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他去跪跪玻璃渣，去吊吊“鸭儿浮水”，看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其实，姐夫不过是想在记者面前表现自己的大彻大悟或者先知先觉罢了。他的内心事实上已经被煽动起来，只是他不敢上街，而在暗中偷偷摸摸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在咱们这样的人民国家，越级告状绝对是不允许的，更何况你竟斗胆给国家领导人写信，简直就大逆不道，搞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呢！还好，这回他没遭遇危险，只是信件投去不出一周，便有人找他谈话来了。来人和远在北京的国务院八竿子打不着：重庆海棠溪派出所警察。给北京的信根本来不及出重庆境，就已落入公安之手。警察恶狠狠审讯老佘：
“你给谁写了信？”
他知道信已被截获，只得老老实实交代：“周总理。”
“你坦白了。很好。老实交代吧！你为啥子要给总理写信告状？”
“我没有告状。我想找事做。”姐夫的回答永远老老实实，“我没工作。老婆娃娃等饭吃。”
警察追问：“你到底有啥子不可告人的目的？老实交代！”
“我没得啥子目的，也没得啥子好交代的。”他很可怜又很顽强。看来对方还不至于对他用刑，他想。
“那你为啥子要给周总理写信？”
“我没饭吃。”
“没饭吃为什么给总理写信？”
“我想找工作。”
“找工作为啥子给周总理写信？”
“因为我没饭吃。”
“没饭吃为啥子给总理写信？”
“因为我没工作。”
……
开始，姐夫还以为对方有什么杀手锏呢，发现对方不过黔驴技穷，也就豁了出去。不管问什么，不管怎么恫吓，他就死死咬定一个主题，以不变应万变：“我想找工作！”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后台，休想挖出什么大案要案！
传讯了几次，情况大同小异。事实上，对方发现他确实家境困窘，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意外的是，街道办事处后来公然真的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挖煤。地点就离海棠溪不远：南岸下浩，涂山煤矿。煤矿小得不能再小，矿洞窄得不能再窄，工作苦得不能再苦，可是——总比饿肚子强啊！何况，是当工人阶级呢！
后来，四姐也找到工作了，在成都一间兵工厂当什么车间办事员。还派去重庆培训了不短的时间，这样，他们就有了第二个孩子。
我一直不知道在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下，像挖煤工那样的重体力劳动，工资是不是比较高一些？我知道的只是四姐夫的粮食定量比普通人高。每下一次井，还发一个大号馒头：分量足有半市斤。后来我考取大学到重庆读书，间月都要去遥远的长江南岸礼节性地看望四姐夫，他总是要把那个大馒头从矿洞里带出来让我吃。
那时候四姐赴重庆的培训期早已结束，回成都了。夫妻分居，四姐夫只能长年住煤矿的集体宿舍。实在说吧，那不叫宿舍，而是上百人群居的大窝棚。每次我去看姐夫，他除了从井下省一个大号馒头让我吃，晚上，又总是把我带到窝棚里乱七八糟的铺位间绕去绕来老半天，然后拣一个稍显干净的空床让我囫囵过夜。那时候学校正好组织大家看一部歌颂共产党早期如何组织工人维权（当然那时不叫维权叫革命）斗争的影片《燎原》，讲述旧社会安源矿工日子如何之凄惨，因而共产党人雷焕觉（文革中批判此影片时说那是刘少奇的化身）去鼓动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并借一次矿难死了一个老工人而发动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群体事件”，找当局要说法……当我恶卧在涂山煤矿肮脏杂乱的集体宿舍里时，总会想起那电影里的布景。
生活早把姐夫折磨得万念俱灰。我上大学，刚到重庆那阵儿，他还偶尔在我面前发发牢骚，零零碎碎地说说他的故事，后来阶级斗争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绝不是鼓动矿工们起来闹革命求解放而是警惕“阶级敌人”搞破坏了），我们见面简直就没有什么可说了。我去南岸，到涂山煤矿等他下班，他总是从暗无天日的矿洞里带给我一个馒头，然后就让我和他去吊脚楼上坐茶馆，枯坐一两个小时，他常常一语不发。想起当初来我家约我姐谈恋爱，他完全判若两人。有时我到南岸，他干脆去上新街影院买一张票，让我独自一人去看电影。四姐夫是不看电影的，如果我向他推荐新到的故事片，他总会淡淡一笑，记忆力很好却又轻描淡写地给我说解放前看过的《月光宝盒》和《出水芙蓉》。那会儿，我正在大学校园里接受着最为正统的革命教育，被政治辅导员反复灌输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告知工人阶级为何最伟大，最有革命性、最有纪律性，最大公无私……等等，我们被要求认知的工人，都是宣传画上的王进喜和电影中的李玉和……所有这些，和我在涂山煤矿见到的、常常一语不发的、孤独的四姐夫如此南辕北辙。不管愿意不愿意，最后，我和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共同语言了，完全属于亲戚之间礼节性的拜访。我感觉无聊，甚至还有些尴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四姐到来。
五、妈妈的乖乖女
应该说说四姐了。
要说操持家政，四姐绝对是众多姐姐中最能干的：这一点没任何人怀疑。正因为如此，她从小深得妈妈宠爱。母女俩感情也最为笃厚。俗话说国难显英雄。家庭生活的艰难正好让四姐把她的这一强项发挥到了极致。
前面说到四姐给爸爸写信，姐夫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经济来源彻底中断，成天呆在家里领孩子的四姐必须想办法挣钱了。却说某日下午，街道办事处突然来人通知，说某兵工厂正好缺一工人职位，而且必须当天报到，否则职位取消。那一天，四姐恰恰背着孩子不知又去哪儿投档、找关系去了……全家急成一团糟，爸妈吩咐弟妹们满世界寻找——还好，总算赶在办事处下班前把她找回来了，登记成功。兵工厂有点军事性质，要人方规定新员工第二天就得开拔，到重庆参加为期两年的集中培训。外甥女还不满两岁，嗷嗷待哺，四姐开始犯难，妈妈毫不犹豫地说了：你去吧！娃娃留下来，我给你带！四姐从小是妈妈的乖乖女。我记得当初去杂谷垴，远行前那一晚，她依旧蹲在烟熏火燎的灶门前忠实地帮妈妈劈柴添火，舍不得离开，妈妈也是这样说了：你去吧！家里有妈妈呢。
姐姐去重庆一个生产常规武器的工厂培训两年多，其间，姐夫好歹也算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虽说很糟——重庆有两种职业被人瞧不起：一是跑水路摇船拉纤，说是“死了还不能埋”；还有就是挖煤炭：“埋了还没有死”——总之，夫妻终得团圆，还有什么比这个好？两个人挣钱，妻子又是理家高手，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那一段时间定然是这个小家庭的黄金岁月。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们生了第二个女儿。
四姐的“单位”毕竟在成都，培训结束，她只得再次回乡。老大依旧留在我们家、孩子的姥姥身边，四姐带着襁褓中的二女儿独自在厂里生活。已到饥饿年代了。吃饭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因可怜的食品争端而兄弟失和、父母闹嘴的事在不少家庭发生，而身处工厂底层的四姐，日子偏偏过得滋滋润润，甚至还常邀请弟妹去她那儿补充营养。四姐赤手空拳，单打独斗，想方设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比如：她帮医生织毛衣、做饭——四姐在家政上可谓多才多艺，样样精通，菜饭尤其堪称一绝。凡见识过她的，都说只用交她二两肉，她就能为你办一桌丰盛酒席——然后让医生帮卖肉的开病假公休证明，又从卖肉的那儿帮第三方专拣好的部位割肉；再利用第三方的优势帮助第四方解决某桩难题……余类推。四姐还背着孩子在围墙边开出一块自留地，稀稀疏疏种了些红薯。红薯要等冬天才能收获的，四姐就把多余的薯叶采下来，撕去茎上的皮层纤维，用开水烫过请我们吃。没有油，只能凉拌，但非常可口。像单亲家庭充满责任感的能干母亲，为了孩子，她永远忙碌，像是忘记了还有一个孤独的丈夫远在长江那头，像孤魂野鬼般于矿坑游荡。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人都像生活在一个大军营，私人生活被挤到了微不足道的角落。一切听从党安排。更何况，姐姐是在兵工厂啊，即使想念丈夫，也毫无办法。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已经降生了，是个男孩。男孩是更需要父亲的。
终于，夫妻双方都感觉到了：再让家庭这样渺无终结地破碎下去，对于他们、对于孩子将会有多糟！1964年，我上大三，矿工姐夫再次表现出早已陌生的男人气概，断然下决心结束分居状态，由他独自来承担一切。他要四姐把成都兵工厂的工作辞了，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娃娃，从成都迁居重庆。
同时迁回的，是一人干活全家吃饭的窘况。而且现在是三个孩子，四姐夫得一人养活五人。压力如此沉重，所有细节都必须精打细算。他在离煤矿很远的莲花山半山腰租了一间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农舍——我第一次从沙坪坝校区造访重返夫家的四姐，他们的勇气曾让我大吃一惊：农舍是竹篱搭建的草房，四面通风漏雨；城市里惯有的自来水自然是没有的。四姐把竹筒剖开，将竹节打通了，去坡头把稻田里的水一段段引进大瓦缸。接下来，又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四姐夫去猪鬃厂每天领来黑白间杂的猪毛，分装成大大小小几个竹簸箕，让娃娃们都参加劳动，把白的猪毛和黑的猪毛分拣开来。拣一斤三分钱——一斤猪鬃有好大一堆呢。劳动力之廉价，可想而知。四姐一家为了生存有多顽强，亦可想而知！
后来又不知过了多久，四姐总算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街道小厂，缝纫雨衣，这正是四姐的强项，每月有23元工资。一家团聚了，日子也慢慢好了，莲花山草屋便宜是便宜，可实在太不方便，于是再次痛下决心，搬好一点的地方吧：下浩。峭崖上一栋古宅。离姐夫上班、娃娃上学，都近了许多。只是吃水依旧困难，得下楼去公用水站挑。大人没工夫，每天就让老大和老二去抬。我亲自见到了两个梳小辫儿的小把戏抬水的艰辛：在岩边陡峭的石坎上摇摇晃晃爬好长一段坡，还要跌跌撞撞抬上三层楼。我永远记得小姐妹抬水上梯时互相间的谦让和照顾。山城重庆恶劣的生活环境，逼得这儿的人们从小懂得吃苦耐劳——仅仅为了这个，我为自己准重庆人的身份感到自豪。
山城火炉，夏天够热的，古宅位置高，傍晚，阳台上会有徐徐而来的江风，挺惬意的。如今四姐夫下班归来什么也不用做了，一个人只管舒舒坦坦往竹马架上一躺，摇一把芭蕉扇纳凉。重庆人性格暴烈，喜欢吃火锅：因为火锅刺激。喝茶也喝最浓的：沱茶，往杯子里一砸一大把。四姐夫最喜欢老三，他总要让小儿子绕着马架撒娇，一边咂着浓得发黑的酽沱茶，一边闲看无语东去的滚滚长江，还有江面摇曳的万家灯火。
记得我刚来重庆，四姐夫还是准单身汉，他带我去看望过他的八姐。八姐家就在市中心一座袖珍的公园边上，挺洋气一幢小楼。和四姐夫同时出身于同一家庭的八姐嫁了一个同样出身于银行世家的男人。八姐夫身材修长，一表人才，慢吞吞地说话，喜欢很有修养地微笑，典型绅士派头；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儿子在川剧学校学喜剧表演。八姐一家人过得很贵族化。对于弟弟的瞎折腾他们既同情又无奈，开玩笑对我说，你姐夫这一辈子的故事写出来，一定比《红岩》还精彩！四姐夫苦笑着说：我的写出来，是《黑岩》。然后大家又笑。
1966年，他躺在竹马甲架上摸着老三的头喝酽茶，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六、造反始末
可惜，生活最终还是逼着他把一切都记起来。
夏天，席卷全中国的文革动乱砰然峰起。在重庆，偏偏是我这个满脑子拯救世界的并非“红五类”的学生成了最早的造反闯将。我没有时间去南岸看望四姐一家了。我以为太忙，好像只要自己缺席，这个地球就会停止转动，至少转得慢一些。让四姐一家平平稳稳继续市井草民的悠闲日子吧！
十二月某日，四姐夫突然来到我主持的《八一五战报》编辑部——我来重庆上大学已经五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来我校造访。
我这位“工人阶级”亲戚兴奋、又有些谨慎地告诉我，说他们煤矿工人也要造反了，也要成立战斗队了。工友们知道他妻弟在重大，还是“八一五”的小报主编，特地要他来邀我前去参会。
听到这消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我姐夫不是坏人，而且理论上还属于响当当的“文化大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但实质上却是“混入工人队伍中”的另类。我非常清楚，十多年前在雪山深处播种的、早已沉寂的仇恨，这一次，不过被北京最高当局的动人口号重新点燃罢了。四姐夫想要报复的，已经不再是那个北方佬，而是那北方佬代表的那些“走资派”。大学生是纯洁的：我确信自己是在为一桩壮丽的事业献身，而“工人阶级”的姐夫，我知道充溢他心中的，定然更多是个人的恩怨情仇。我担心他的造反对于他，对于我，甚至对于整个造反派，都不是好消息。但我不能把这些说出来。见我喁喁难决，姐夫又讨好地怂恿，说不要紧的，你只要去主席台坐一坐就行了，什么话都不要你说。只要坐在那儿，保皇派一见“重大八一五”，心里就发怵……
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让另一个叫王泰康的同学跟他去了。开会归来，王对我说：你姐夫，亚克西（牛）！
王同学当然不知道我心中的隐忧。毕竟还是共产党天下啊！这一次，毕竟是最高领导者在降旨造反啊！只用翻翻四姐夫的档案袋，“银行旧职员”、“贪污犯”、“开除公职”……随便挑一个罪名，都可以剥下他“产业工人”的画皮，把他打下十八层地狱。
果然，文革动乱经过两年多莫名其妙、翻来覆去的折腾，上峰终于决定秋后算账了。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十二级台风”里，四姐夫果然被作为“牛鬼蛇神翻天”的典型揪了出来，政府组织的“群众专政大军”给他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捆绑去南岸地区的中心上新街游街示众。游街结束，直接关进了涂山煤矿私设的监狱。
那天恰好我在四姐家。消息传来，四姐默默去房间将被子、衣物、牙具等收好，小心扎成一捆，让老大——我这外甥女已经13岁了，在南岸雷锋小学上五年级——给身陷私狱的父亲送去。大女儿在姥姥身边时间最长，又因为是老大，在家里最不受宠，甚至和父母还有些生分。她不敢违抗母命，顺从地扛起包裹下楼去了。很快，我又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她回来了，像在外受了巨大的委屈，独个儿扑去角落便失声大哭。母亲无语，走上前，小心地、不停地拍打女儿的肩，自己跟着悄悄落泪。
接着，正等候毕业分配的我也被收审了。我的罪名是写了一篇著名的“毒草”文章，受到最高当局申斥。当初四姐夫造反，我曾担心他们的行为会玷污我的圣洁，而现在，我和他扯平了。
也许我的事情比他要简单些。我没沾惹任何单位上的个人恩怨。我的问题也就比他先行了结，发配边疆了事。出发前，我专程去涂山煤矿的私监和四姐夫告别。还是由外甥女带我去的，矿方打开铁栅门让我进去，然后再锁上门，便任由我和人犯坐在地坝边说话。还有什么比挖煤更苦更累的活计呢？“准犯”其实还和平时一样挖煤，不同的仅仅是缺了两样东西，一是自由，二是工资。蹲了几个月，四姐夫早习惯了。他祝贺我远走高飞，虽然没到过云南，但他对云南印象挺深。他告诉我说，下次回来，一定帮他带两样宝贝：一是“三七”；二是白药。我说一定，只是此一去吉凶难料，我只能尽力而为。
想不起又过了多久，我们党又在落实政策了。四姐夫被释放出来，接着还补发了全部工资。下面继续发生的情况时间是准确的：“四人帮”垮台了，改革开放了，四姐夫意外收到一封来自雪山深处的平反通知，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县政府寄来的。政府告诉他，说解放初那一回确实搞错了，特此平反，并补发损失费200元。他用那200元钱去买了一把当时特时髦的“鸿运电扇”。他对回乡探视的我说：看！你姐夫一辈子，就值这一把电扇呢！
那一年，姐夫已两鬓花发，年逾花甲。
七、结尾：白领本色
九十年代，我受聘在深圳一家公司就职。某日，突然收到一封珠海来信，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四姐夫的。原来他也到沿海来了，应聘来一家大酒楼做财务总监。
四姐夫出身银行世家，兄弟姊妹分散在各大银行。某大亨在珠海办了一个酒店，四姐夫的亲戚认识该亨，就把他推荐来了。工资很高的。四姐夫说他也想感受一下特区是怎么回事。人地生疏，不敢乱走，知道我在深圳，他很想过来看看：深圳比珠海名气大。
读到姐夫的信，我忽想起一句古话：“每闻风飙之起，常怀凌云之志”。四姐夫饱经沧桑，晚岁暮年，肯定没有凌云之志了，只是既然苦难已经过去，新时代再度开始向人们呼唤，他来特区，不过想对曾经充满梦想、最后却满是伤痕的苦难人生，做一点儿补偿罢了。反正孩子都大了，工作了，无牵无挂，他也出来看看外面据说很精彩的世界。除了杂谷垴和沐川，我印象中的四姐夫，什么地方都没去过。我非常高兴能在深圳以主人的名义接待他。
他却久久未能成行。于是我利用假日，到蛇口买舟西渡，专程去了一趟珠海。不料四姐夫告诉我，说他不来深圳了，他要马上回老家去。他身上依旧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在国家开放前沿的一片西装革履中，他显得有些土气，像远山来的乡巴佬。他把我拉去空荡荡的酒店大堂，看左右无人，这才地下工作者一样小心翼翼向我解释：在这儿挣钱，他怕呢！随时都感觉危险！我问为什么？他更加低声下气，说每到节日来临，税务的、城管的、公安的……全都等在我的财务室。干什么？索要红包啊！他还说，底楼的夜总会，经常有北京的高官公子哥玩舞女玩歌女，动不动争风吃醋，拔出手枪就驳火……他说他怕得很。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听四姐说，珠海回来，闲来无事，他只能天天去吊脚楼泡茶馆。天热，他回得很晚，那天照例慢吞吞顺崖边石梯坎走回家。山路本来陡，偏偏下着小雨，于是更滑，他不小心就一咕噜往下梭了，肋骨砸断三根，脑部大出血，一家大小慌慌忙忙把他送医院抢救，结果无效。
四姐夫大名佘一明。重庆南岸海棠溪人氏。1925年4月26日出生，在姊妹众多的大家族排行老幺。26岁第一次蒙冤，29岁第二次蒙冤，43岁第三次蒙冤。1996年7月23日因跌伤致死，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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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街娃”的知青生活

黄振海口述
林 雪采访、整理

按：本刊第三期“武斗专辑”中曾发表同一访谈中的另一选段《“街娃”的武斗》，有关口述者情况请参见该期介绍。

林雪（以下简称林）：你当了几年知青？
黄振海（以下简称黄）：大约三年吧。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县，四川与云南接壤的地方。
林：你是自愿下乡的吗？
黄：当然。怀着浪漫的情怀。记得下乡之前，我们几个人还专门去看了电影《朝阳沟》，还记得吧？写一个名叫银环的城市高中毕业生，嫁给农村青年的故事。
林：当然记得。不过我想除了浪漫情怀，心底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黄：唉，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武斗这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岂止是武斗啊，文革就这样翻过去了——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原先打倒的“走资派”又回来当官了，造反派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被清算了，我们红卫兵小将也“犯错误”了，下乡了。文革转了一大圈，就像是一个全民动员的宏大的游戏，玩完了。记得当时我还是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掌管着学校所有的大印。可是当我坐在台上的时候，我知道其他的人是看不上我的。我有点像那个猪八戒，虽然到了西天，也成了“佛”，也就是封了个官，可是这个猪八戒的“官”在众人眼里，就是个“饮食菩萨”，是个笑话。记得当时还把我们很多造反派头头送到市委党校去学习，要培养我们入党。我马上就想到那个“张队长”，觉得很恶心。
林：于是就想去闯出一个新的天下。
黄：可是我们中间也有坚决不下的。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她的哥哥就在文革前下的乡，也是去的西昌，知道真实情况，随便你居委会怎么“动员”，就是不去。最后就“赖”在城里了。可是我们不怕：文革都过来了，还怕下乡吗？什么接受再教育，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就是去广阔天地干革命的！
林：现在回想起来，下乡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第一，知道了自己很傻，很没本事；第二，知道了老百姓很苦，也很复杂；第三，知道了“生存”比“口号”更重要。
林：先说第一。
黄：我们下的那个地方，是云南与四川交界之地，汉彝杂居，当年红军被追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样偏僻的地方逃亡。60年代毛主席下令开发攀枝花钢铁基地之后，才修了些公路，之前近乎于刀耕火种。我们去之前，工宣队说得一片浪漫，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晚上出来踩着什么东西摔了一跤，一摸：遍地都是核桃！核桃啊，多好的东西，就冲这满地的核桃，我们也得去好好干一场革命。
林：结果呢？
黄：还在路上，就发现上当了：山越来越高，地越来越荒。当天晚上住雅安，知青的情绪就很激烈，很混乱，结果在吃饭的大食堂里就打起来了。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小小的雅安城，全城各个单位的“专政大军”出动，要不是驻军赶到，我们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
林：一群很豪气的人发现自己居然也上了当，是很恼火的。
黄：是啊。之前谁敢骗我们啊？咱们再是“小将犯错误”，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才下的乡啊！就在几天前，我还是学校掌管着大印的革委会副主任，从工宣队到老师到校长，谁都对我恭恭敬敬的。可是现在，我们这些曾经被宠得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突然被抛到了这样天荒地老的地方，这才醒悟过来：中国革命不需要我们了，就把我们变成劳改犯了——却用了些很高尚的口号来哄得我们自觉自愿。我们是一群笨蛋。
林：可能不仅仅是这个。
黄：更恼火的还在后面。我们这群战天斗地的“英雄”，连饭都挣不来吃。我们吃不下包谷，吃不下荞麦，吃不下干酸菜，吃不到肉，饿上几天，什么雄心壮志都化成了云烟——原来我们不是什么英雄，是一群废物，是一群为了肚子不得不去偷鸡摸狗，跳“丰收舞”，连农民也痛恨的小偷。英雄和小偷，这么大的落差，真是让人措手不及。
林：可是毕竟从虚渺落到了真实。虽然方式有些残酷，对于人生却是有好处的。
黄：那当然。否则我们这群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人，不会知道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林：是什么？
黄：这就要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老百姓很苦。
林：难道你不是老百姓？
黄：我当然是。但是不知道城里和乡下的区别这么大。当然了，那个时候城里人也苦，但是不管怎么说，总比这穷乡僻壤好得多。我们在成都，还能够吃得起白米饭吧，哪怕顿顿都是白菜豆芽，总算还有菜吃，每个月还有几两菜油吧。还有电影看，有图书馆……记不得谁说过：城市是过好日子的地方。可是在这里压根就是刀耕火种。不长稻谷。玉米一定得磨成面，要不然你从今天煮到明天，都是硬的。我们吃的第一顿饭是煮洋芋，队长的老婆用锅铲铲得沙子嚓嚓作响，让人心惊胆颤。没有吃菜这一说，最好的菜就是干酸菜煮了放点干辣椒面，根本吃不下，只好去供销社打胡豆瓣下饭。我们生产队有个劳改释放犯，他的罪行是公开反对大跃进“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被判了十年。他跟我说：他们劳改队的农村犯人轮到刑期将满的时候，常常故意要逃跑，又让抓回来，目的就是想“加刑”，不回农村去，在劳改队多呆几年。因为那里虽然没有自由，却有饭吃啊。
林：听起来很让人心酸。
黄：刚刚下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农民很反动，人人都在反对“三面红旗”。一说起大跃进和“公共食堂”，人人恨之入骨。久了才知道，是“三面红旗”把老百姓害苦了。于是就产生了同情心。记得让我去搞“一打三反”，我们公社的书记在基层干部和党员中搞人人过关，动不动就喊开除党籍。其实那些基层干部和党员也苦，也无奈。于是我就劝他们“出去算了”。因为我看他们在“里面”被斗得太惨了。当普通群众有什么不好嘛，最多说你落后。落后就落后，只要不挨斗，还用不着处处去“模范带头”，少干些活路。
林：你劝人家主动要求“退党”？
黄：不是退党，是要求被“开除出党”。永远不得重新入党。
林：你真是个反动分子。
黄：不但是我了，知青都反动。大家也不出工，没事就躺在床上评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那敌人拥护吃饭呢，我们就得去吃屎？敌人拥护穿衣服，我们就去打光胴胴？胡说嘛。
林：那是你们男知青。
黄：女知青更！她们把毛主席语录拿来做引火纸，烧饭吃。
林：我可不敢。
黄：也有像你这样“不敢”的，大多是因为“出身不好”，不敢给家里惹祸。不过很多人都无所谓了。这样“无所谓”的情绪在知青中犹如燎原烈火，很多人铤而走险，到处打架，惹是生非。有的人跑回城里，游手好闲，最后加入了抢劫团伙，死于非命；还有有人跑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一去就没有回来，音信杳无。当然，也有沉下心来读书的，然后说出些很吓人的话，说不定就被抓进监狱里去，当了“反革命”。
林：一个知青就牵动一个家庭，还有亲戚朋友，舅子老表。知青牵动着全中国。这样的情绪也牵动着全中国。
黄：就是，连那些中央首长的娃娃都下去当了知青，“开后门”是后来的事情。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同情知青，可是全国的农民都在恨知青，恨我们打架，恨我们偷鸡摸狗，更恨我们分了他们本来就吃不饱的一点粮食。到处都有打死人的事情发生，我就亲眼看到知青的尸首摆在路边，臭了都没人管。
林：现在想起来，“幸亏”把这批人投入了农民的汪洋大海。否则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事情来。
黄：光是农民我们还是不怕。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无钱无家无牵挂，最要命的是看不到希望。我们血气方刚，可以当亡命徒，而农民就不敢。农民斗大的字不识两箩筐，很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50里地，就连那些干部，见个生人都吓得发抖，怎么会怕他们啊！再说了，农民其实很简单，很淳朴，只要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你对他好一分，他会对你好十分。何况在中国，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老百姓总是崇拜读书人的，我们一个个虽然不过读了个初中高中，但是在他们眼睛里总算是读书人，知识青年嘛，又是从省城下来，最要命的是“顶着毛主席的圣旨”下来的，所以本质上，是他们怕我们。
林：不对吧？你忘了最后人人都去讨好农民和乡干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黄：这就是毛主席英明的地方：把你死死按在人家的屋檐之下。两年之后他下了个政策：调工作的知青，必须要由贫下中农推荐。也就是说，如果农民不说你的好话，你就死在这里吧。就这一枪，就把我们的“血气方刚”消灭得干干净净。
林：而且让那些乡干部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黄：刚刚下去的时候，农民觉得我们知青都是坏人，从天而降的坏人，恨；后来呢，又觉得我们是有“来头”的人，怕而远之。到了让他们推荐的时候，突然觉得可以在知青面前耀武扬威，就卡着一张推荐表，干了很多坏事，其中包括到处都出现的强奸女知青。而那些家伙，很多都是“贫下中农”出身。
林：还是那句话：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再说了，贫穷也不产生美德。
黄：除了农民，我们自己内部也很复杂。人这东西，很奇怪。没有希望的时候，很勇敢，很无私，刀山火海都敢闯。记得刚刚下乡的时候，有几个队干部当着女知青说怪话，我知道了，带领男知青们连夜打着火把赶去，把那几个干部叫出来跪成一排，自己打嘴巴。那时候知青们多么团结！可是一旦有了希望，我们就散架了。很多人就成了软蛋，千方百计为自己打算。有向乡下的干部献媚的，有去诋毁好朋友的，有去抢人家指标的。我们以前看不起的那些东西都出来了，以前喊的那些漂亮的口号，唱的那些高调，都成了过眼烟云。
林：这就是你悟到的第三个问题：“生存”比“口号”更重要。这恐怕也是当过知青的这批人，现在不太唱高调的原因。
黄：唱高调的依然有，两种人：一是苦没有吃够，不醒悟。二是假唱：为了别的什么目的去假唱。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了。
林：这批人的改变，也是中国的改变。
黄：肯定。因为这是整整一代人嘛。下乡之前，我们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半空中飞来飞去，谁说两句好听的话就跟着走，上刀山下火海，还自诩为“革命军中马前卒”。下乡之后，我们终于看清了中国的现实，也看清了自己，对于政治斗争，从此不再“积极参与”。
林：可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黄：我们是老百姓，那些远大的理想，高深的道理，我们实在看不明白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只看一点：谁在为咱们谋幸福，解决咱们的生存问题。政治嘛，我们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绝不轻易参与。我们和政治家们不是一路人。除非……
林：除非什么？
黄：除非又被逼得无路可走，看不到希望。
林：真可怕。
黄：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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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研究五七干校的重要参考书
——介绍李城外编《向阳湖文化丛书》

樵 余

多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界，文革题材几乎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禁区。然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不时会有这方面的书籍出现，引起读者的惊喜。
由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咸宁市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主任李城外主持编成的一套“向阳湖文化丛书”，于2010年10月由武汉出版社推出第一版。这套丛书应是迄今为止研究文革时期一项标志性的“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重要参考书。这套丛书包括史料、回忆、评论、研究动态等多方面内容，并配有大量当年老照片及干校亲历者精心绘制的插图，图文并茂，共分五卷七册，分别是——
1、《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集中了对冰心、楼适夷、萧乾、文洁若、严文井、周巍峙、韦君宜、周汝昌等当年文化部干校学员和曹禺、王蒙等文化名人的采访102篇，这些文章所采访的人物中有三分之一已经去世，本书记录的他们的谈话已成为“生命的留言”，更显珍贵。
2、《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上、下），收入回忆咸宁干校的文章115篇，作者中有文坛泰斗，也有普通文化人，还有干校学员的子女，有夫妻二人或一家三口都分别写成的文章，当年的两位干校军代表也写有文章并提供了不少老照片。
3、《向阳湖诗草》，分三编，前两编收入沈从文、臧克家、楼适夷、顾学颉、陈迩冬、王世襄、郭小川、绿原、牛汉等31位著名文化人写于咸宁五七干校或事后回忆干校生活的诗作，不少为首次公开发表；后一编则收录了当年文化部干校政工组编印的油印本《向阳湖诗选》，选了40余名当年“五七战士”的“墙报诗”。原《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评价道：此书“在中国诗史上，无疑是一部绝无仅有的诗集。它汇聚了‘干校’学员从大诗人到小学生特殊环境中即时即兴的心声。有莫名的盲从，痛苦的思忖，生活的向往，劳动的艰辛，自然的风情，也有命运的抗争。”书中有的诗作曾经引起极大争议（如臧克家歌颂干校生活的《忆向阳》组诗）。虽然有的诗所反映的思想认识现在看来颇有些可笑或不可理喻，但却反映了当年许多干校学员真实的精神状态，可算是一类极具研究价值的文化形态的“化石”。
4、《向阳湖文化研究》，分“论坛”、“书评”、“史料”、“争鸣”、“动态”、“笔会”六个专栏，是第一部系统展示五七干校文化研究成果的著作。其中“史料”部分收入了郭小川、陈白尘、张光年在同一个月（1970年1月）的日记摘抄；冰心、沈从文、萧珊、巴金、叶至善、叶圣陶、臧克家、冯牧、楼适夷等人的书信；范用当年记录的1969年10月人民出版社同事们在干校对他“走资派”罪行进行批判的会议发言要点《咸宁批判》；郭小川写于1975年1月的《关于〈万里长江横渡〉的交代》等。
5、《城外的向阳湖》（上、下），是丛书编者李城外从1994至2009年十六年间有关向阳湖文化的开发和研究工作的日记摘抄，约80万字。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向阳湖文化”的挖掘、抢救、形成影响、树立品牌的全过程，堪称开发“向阳湖文化”、研究五七干校之一大典型的备忘录。
几位著名文化人对这套丛书作了如下评价：
萧乾：“我相信它们不但当代必拥有众多读者，将来也会有历史价值。”
任继愈：“后来人如写文化大革（命）史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
崔道怡：“独一无二的‘五七’文存。”
樊星：“研究‘干校文化’的必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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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又一本有关周恩来与林彪的新书

坐看云起

《穿过历史的迷雾——周恩来与林彪》一书已于2012年4月份由明镜出版社出版，在香港上市。本书作者为年轻的文革学者司马清扬。
本书是一部论述中共建国后周恩来与林彪关系变化的学术著作，通过大量的史实，全面地论述了周恩来与林彪在建国后一系列党内重大斗争（譬如“高饶事件”、“庐山批彭”、“七千人大会”、“打倒罗瑞卿”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中的表现。本书之目的在于厘清几十年来官方蒙在周恩来与林彪身上的迷雾，追寻历史的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与林彪。
通过全方位的对比，读者将会发现周恩来不是神，林彪也不是鬼。周恩来、林彪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共大员，都要为建国以后的党内重大斗争负一些责任。可是在这些事件中，周恩来与林彪的表现不尽相同，作者分别探讨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读者通过对比，可以从中发现真实的历史与中共官方的宣传之间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完全可以颠覆一些传统的认识。历史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但是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归纳、对比、推导、论证，仍然为读者重新认识建国后的党内重大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尤为独特的是，作者论述了“中央政治”的特殊含义以及周恩来、林彪的最后结局的可预见性。
唯实才能唯真。本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因其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同时又有很高的可读性。本书的问世是周恩来、林彪及建国后的一系列党内重大斗争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成果。
本书作者司马清扬，曾用笔名蓑笠翁，美国加州大学毕业，作为“70后”的有机化学博士，却因业余兴趣而成为文革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在网络和电子杂志如《华夏文摘》增刊之《文革博物馆通讯》和《记忆》、《昨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计有四十多万字，曾被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书籍引用。现专注于中共党史，特别是文革史的研究，曾被《亚洲周刊》评论为对“林彪一案”有突出贡献的研究者之一，受邀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做过学术报告，参与《百年林彪》一书的写作，于2009年与欧阳龙门合作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于2011年与丁凯文合作出版《找寻真实的林彪》，该书被《亚洲周刊》报道为香港地区书籍类十大畅销书之一，并被香港凤凰卫视专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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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林彪离开北戴河：只为避见周恩来

司马清扬

9月12日，获知毛泽东已经回京的林立果，乘三叉戟256号专机飞抵山海关机场，旋即回到北戴河。林立果回到北戴河后，林豆豆问林立果要去哪里，林立果回答说去广州。林豆豆把这情况向北戴河的8341警卫部队领导张宏做了报告。林豆豆向张宏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华夏文摘》增刊第42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61期，2005年4月4日出版）除此之外，林豆豆还向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做了报告，姜作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北京的张耀祠。张耀祠后来回忆说：“（姜作寿）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当即告诉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宋德金《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皇福图书出版，2008年7月，第258-261页；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8页）
在接到汪东兴报告之后，周恩来开始查问林彪专机事宜。据吴法宪回忆：“大约是当晚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吴法宪查询的结果是停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是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调去的。胡萍报告说是改装后的试飞，吴命令飞机立即飞返北京，可胡萍随后又报告说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正在检修。吴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飞机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吴又立即将周的指示传给了胡萍。（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62页）周恩来还通过李作鹏查询了山海关机场。李作鹏在11点10分左右向周恩来汇报了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三叉戟专机。（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93页）周恩来控制了专机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林彪的行动。周恩来告诉吴法宪，如果叶群打电话过来要飞机，不要给她，要叶群向周恩来请示。（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2页）
吴法宪和邱会作的回忆都证实，叶群在当晚11点多钟给周恩来打了电话，告诉周恩来，林彪要去大连，而周恩来则说夜间航行不安全，要说服林彪不要夜航。（当时政治局有规定，所有政治局委员出行都需报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备案）周恩来甚至说需要的话可以去北戴河看望林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叶群随后给吴法宪打电话，要求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亲来北戴河驾机，但吴法宪告诉叶群，胡萍生病住院，且调动飞机一事也作不了主，要请示周恩来。（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2-863页）此时，周恩来还电话通知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令，不许放飞256专机，李作鹏的确按照周的指示向山海关机场下达了不许放飞的命令。吴法宪也亲自给256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下令：“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潘景寅当时满口答应。（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3页）可是另有资料说，潘景寅在12点过后，又接到一个电话。潘景寅接电话时连着说了三声“是”。（潘鹭口述，程诉整理《女儿眼中的潘景寅：爸爸决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文史参考》2011年第9期）
周恩来通过李作鹏给机场下的是一条非常奇怪的命令——一道把黄、吴、李都绕进去的命令！
当叶群和周恩来通电话时，叶群对周说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先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随即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但是后来则称李作鹏将此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1980年审判时，法庭宣读了李作鹏1971年9月12日给山海关场站传达周恩来的电话记录。23点35分李作鹏电话：“告诉你们，它（指林彪的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周恩来总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这段电话记录内容，在旁边批示：“我说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虽然后来李作鹏回忆说：9月12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481页；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541页）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不重要。因为如果要拦堵飞机，周恩来可以直接通知机场。周恩来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而且这个命令，周恩来并没有告诉黄永胜和吴法宪，也就是说，周恩来的命令就是让飞机无任何起飞的可能性！（知情人讲述）若是周恩来本意是不能放飞，那么可以直接通知机场把跑道封死就可以了。如果是因为黄吴李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是李德生等人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把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都拴在一根绳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对叶群的独特含义。
罗瑞卿、贺龙被整肃之前，都是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出面同他们谈话的。特别是贺龙，周恩来与其谈完之后，贺龙就被软禁在西山了。（余秋里《英雄业绩与世长存——纪念贺龙同志逝世十周年》，载《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水工《中国元帅贺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1页；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薛明访谈，2006年9月；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另外，周恩来在处理武汉“七二○事件”时，还带了大量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同行。（李克菲、彭东海《绝密飞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此事同叶群等人决定突然出走的关系尚待更多材料证实。不过对笔者来说，周恩来说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是叶群当夜决定要离开的第一个触发点。随后叶群找吴法宪要飞机，结果一向温顺的吴法宪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拒绝了叶群，并说要请示周恩来。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胡萍还把周恩来查询256飞机的事情告诉了周宇驰并让后者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胡萍的亲笔供词，1971年10月4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发［1972］24号）叶群随后想找黄永胜询问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军委总机一号台找不到黄永胜。（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原来黄永胜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讨论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规定里面的人不准出来接电话。（舒云《百问“九•一三”》，明镜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高振普《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中华儿女》2000年第4期）林立果打电话找林豆豆，找不到。叶群也找不到林豆豆，还担心林豆豆到8341部队去了。（舒云《百问“九•一三”》第43页；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109页；吕学文《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档案春秋》2005年第10期）知情人说：叶群慌了，大声喊“黄永胜被抓了”、“吴法宪被控制了”、“周恩来要来抓人了”……舒云说：叶群把林彪从床上拽起来，说有人要来抓你了，快走快走。（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第525页）李文普回忆道：叶群告诉他“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笔者认为，由于林彪已经知道周恩来知悉毛泽东南巡讲话，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把华北组二号简报再次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又说犯了路线错误的头子总是改不了的。因此林彪有可能相信叶群所言。由此林彪才决定出走。笔者认为此时林彪只是暂时躲避周恩来的造访，并非要出国。林彪只要不被软禁失去自由，不在北京而在其他任何地方比如广州，毛泽东都不可能通过当地政府或者军警部门软禁林彪，除非毛泽东公开宣称同林彪已经决裂。毛泽东又是不可能这么做的。至于256飞机后来为什么飞出国境，只能靠新的材料来加以阐释了。

节录自司马清扬著《《穿过历史的迷雾——周恩来与林彪》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九一三”之夜〉。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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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张晓良谈读上期感想
阅读《昨天》第四期杜钧福《文革中陈战武的忆苦报告》后，引起我的回忆。文革中七十年代初，我读初中，父亲是军人，当时因病住在武汉军区总医院，他从病友处转抄了陈战武的忆苦报告，给我看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强盗为了做实验，又把两个姑姑抓走，在破庙里支起大锅，把两个姑姑肚子割开，挖掉心肝，扔进油锅。”当时只觉得惊恐，毛骨悚然。后在网上读到记述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文章，说严凤英不堪批斗迫害自杀后，军代表刘某某叫医生对严开膛剖肚，理由是严可能把国民党的发报机吞到肚子里了，之后刘还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同样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如果说前一记叙是为了当时“阶级斗争”宣传的需要而编造的话，那么后一记叙又说明了什么？

2、范世涛谈读上期感想
上期这两篇文章令人印象深刻：
孙言诚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未删节版）
王 炎 口述史的魅力在细节——由“老舍之死”谈文革口述史
国内公开发行的期刊杂志受所谓“宣传纪律”和版面约束，经常会对作者的作品加以删节，《昨天》刊登未删节版，既开辟了稿源渠道，又提供了更完整的文本，值得重视。王氏文章开篇提出了口述史的一个一般性问题，案例辨析入微，令人钦佩。
孙文谈到，“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北京的中学开始设立劳改队恐怕是8月上旬的事？据我所存资料记载，至少北京四中和二十六中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