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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四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5月 05, 2024 8: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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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四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4月30日第247期

本期目录

〖黑龙江文革专辑2〗

书海泛舟

董学章 中央批转哈师院造反团“团结大多数”经验的内情(《飞鸣镝》选读)
董学章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名称的来历(《飞鸣镝》选读)
董学章 从中央文革记者到周总理联络员
——见证黑龙江省的“捍”“炮”两派之争(《飞鸣镝》选读)
范正美 从奉旨夺权到奉旨让权(《秋梦追思》选读)

生逢乱世

魏亚南 魏亚光生前在“哈工大文革十年史”博客群与学友们交流的信息选录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68年黑龙江省七院三所
破获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经验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68年哈尔滨市一份有关两派未联合单位
银行付款问题的报告与批复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68年黑龙江省关于农村包办买卖婚姻情况的报告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68年黑龙江省关于毛主席像章
敬制、发行管理的文件
李晓航提供 青晓录入 1969年哈尔滨市有关职工被拘留审查期间
工资发放问题的文件
李晓航录入提供 1971年哈尔滨市关于“反革命西瓜事件”的复查报告
李晓航录入提供 1971年哈尔滨市对“反革命西瓜事件”的平反决定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75年哈尔滨市一份处理
落实政策遗留问题的文件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78年哈尔滨市一份给错遣返职工
补发工资的报告的批复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79年哈尔滨市一份错案平反补发工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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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中央批转哈师院造反团“团结大多数”经验的内情
(《飞鸣镝》选读)

董学章

《昨天》编者按:本篇及后面两篇回忆均选自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12月)一书。该书主编在《后记》中说明:“收入此书中的材料,只反映了部分当年记者的见闻,只是全站人员接触见闻的极小部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更多当年同事行动起来,积极参与这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回忆披露出更多的重要史实,通过印书保存下来,留给后人,避免其失散湮灭。这是我们这些曾站在‘文革’第一线,亲历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简介:董学章(右图为近照),1943年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文革爆发时为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三年级学生,因所写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团结大多数”的经验总结得到中央赏识,于1966年12月以“《解放军报》借调”名义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哈尔滨记者组,专门采写黑龙江文革的报道,以后又一度被调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大学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公社干部、县委办公室秘书、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等。1986年调渤海大学(原锦州师范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此间曾为政法系五届学生开设书法课。著有《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理论研究》《经济学王冠上的明珠》等。2003年退休后定居北京。

1967年1月1日,中共中央(1967)1号文件转发了《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文件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各级党委: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做法是好的。这个材料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
                  中央
               1967年1月1日

在文革中,这是第一个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批转群众组织“经验”的举措,在当时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历史事实。然而,在黑龙江省的一些文革史料中,却看不到相关的记载,甚至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即原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校史》中,在反映文革这一段历史的记述中,也是只字未提。因此,这段重要史实已成“空白”状态。笔者认为,这段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当年采写哈师院造反团“团结大多数”经验的,是中央文革记者(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姜文品和李玉桥。我当时在哈师院造反团总部一办公室工作,曾协助他们采访和起草这个文件,并因此于后来被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还曾一度担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协助总理解决黑龙江省“捍联总”和“炮轰派”两派斗争的问题。现在根据个人的回忆,对哈师院造反团“团结大多数”经验材料形成的详情,记述如下。



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共有9个系,2279名在籍学生,教职员工为1270人,在当时是一所中等水平的省属本科院校。1966年8月,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哈师院相继成立了几个群众组织。他们是:哈尔滨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简称“造反团”),与其相对立的另一派组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红旗战斗团(简称“八八团”)。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中间派”性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战斗团”(简称“东方红团”),它的人数不多,存在时间也不长,后来自行解体,人员多数参加到造反团去了。还有极少数人哪派也没参加,被称作“逍遥派”。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分别介绍一下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的成立和相互争斗的情况。
哈师院造反团的成立和发展。说起文革初期哈尔滨的造反运动,首先是在14 所大专院校闹起来的。而最早策动造反的又当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哈军工在全市率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红旗战斗团。然后他们分别到哈市其他院校去煽风点火,帮助成立相应的组织。1966年8月6日,哈军工造反团的一些人来到哈师院,召开“造反有理”点火大会。他们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的口号,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娘的蛋……”
这样,在全国造反思潮和哈军工造反派的影响下,哈师院由政治系学生范正美(中共党员,系学生会主席)、杨贵宾(中共党员,院学生会副主席)和政治系教师任万新(中共党员)等人发起,于1966年8月10日成立造反队,于8月18日正式更名为红色造反团。这个团成立时只有300来人,其头头和骨干多为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其成员多为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和遭受迫害的师生。他们以为自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
造反团认定自己“大方向正确”,除了紧跟当时的形势,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两报一刊”社论等文章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底气十足。一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参加了哈军工的造反团。文革初期,已于哈军工毕业分配出去的毛远新,从云南某部队跑回北京,要求回哈军工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周恩来还口头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要毛远新为他反映文革情况。毛远新回到哈军工后不久就参加了“造反团”,还写了一张《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的大字报,公开张贴,广为印发。这样,毛远新便依仗其特殊的身份成为了造反团的领袖人物。据他自己回忆说,当时他很“威风”,很“神气”,就连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要经常找他“联系”或向他“请示”工作。二是黑龙江省委员书记潘复生公开表态支持造反团。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潘复生于当天下午就在哈市北方大厦广场,接见了哈尔滨市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在接见哈师院造反团主要负责人范正美时,他紧紧地握住范的手,激动地说:我代表黑龙江省委,向革命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红卫兵学习!并和这些造反团的代表人物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和“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毛远新和潘复生的公开表态,对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全省的造反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哈师院的造反派就是在8月18日潘复生接见范正美等人之后,宣告正式成立的。此后曾一度快速发展,到1966年10月中旬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哈师院造反团已发展到上千人的队伍。
而哈师院八八团的成立,则是在院系某些领导的背后策动之下由学院武装部部长王××和院学生会主席范××(中文系学生、中共党员)出面组织的。这个团刚一成立就有1000多人参加,其主要负责人和院系两级骨干也多为党团员和干部,其他一般成员多为文革中的“观潮派”或叫“跟风派”,他们当时以为跟着院系领导更稳妥更可靠一些。但八八团的行为在当时形势下,却被认为是“保守派”,又称“保皇派”。
八八团作为造反团的对立面,它一成立就被认为“大方向错误”,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利用的,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此,其许多成员活动并不积极,显得缺乏战斗力。在造反团的强大攻势之下,其队伍逐渐涣散瓦解。其中有人组成“杀回马枪战斗队”,脱离八八团,加入了造反团。导致八八团最后解散的外部因素有三个,一是林彪于1966年8月21日以个人名义给黑龙江省的几位领导人写信说,他在哈军工五系读书的女儿林晓霖“处处与我们作对,而且还有后台指挥她,背着我们在外面做了许多坏事。她一贯反对我们,因此她在外边的一切政治表现都不能代表我的意见。她的所有错误言行和种种不良表现,都希望广大革命师生对她进行严肃的揭露、批判和教育……”。林彪这封信当时只传达到省内各高等学校党总支,直属支部书记和处级干部,但很快便流传到社会上。人们认为,林彪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林晓霖在哈军工参加组织了八八团,并且成为其主要成员之一。林彪的信,对哈军工八八团和哈市所有大专院校的八八团,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二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公开表态反对成立八八团。1966年8月11日,哈师院八八团成立的当天晚上,他们就派人去找潘复生,要求他代表省委表态支持八八团。但潘复生对他们说,你们学院已经成立了一个红卫兵(指造反团)。有一个组织,就不要成立第二个组织了。结果,八八团有些人听到这个“表态”后,当即退出八八团,有的人直接加入了造反团。三是当毛远新贴出《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的大字报后,哈师院的八八团会同哈军工等院校的八八团,去省里找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要求省委和省军区对毛远新的大字报“表态”。此事遭到潘复生和汪家道的严词拒绝。这样,八八团在哈尔滨市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到l966年年底,即全省夺权前夕,哈师院的八八团和哈市各单位的八八团,都已销声匿迹了。



哈师院造反团与八八团的争斗,从两个团一成立时就开始了。按照造反团主要负责人范正美的回忆录《秋梦追思》一书中的说法,哈师院造反团同八八团的斗争,总共经历了九个回合的较量。其中以1966年9至10月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和复杂。开始的时候,造反团认为自己“大方向正确”,八八团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蒙蔽,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因此采用大字报、小报、广播等多种形式,向八八团发起攻击。他们写出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八八团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八八团某些同志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系列批判文章,每篇都是洋洋数万言,并仿照当年党中央反击苏修的“九评”笔法和腔调,通过院广播室大喊大叫,弄得八八团成员垂头丧气。八八团的头头也不甘心,组织人马写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以作响应,但显得软弱无力。当时,造反团内有些“极左分子”更是得理不饶人,他们要把“保皇派”和“走资派”一起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而这样做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八八团的人反而不杀回马枪了。
造反团总部的几位头头感到上述做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认为造反团与八八团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是对运动的认识不同而产生的。因此,对八八团的人只能用争取团结的方法使他们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他们组织全团重新学习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提出的“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参加八八团的绝大多数人也是要革命的,是好的。过去他们跟着“走资派”整了“黑材料”,也是上当受骗,账不能记在他们头上。所以要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把他们争取团结过来。
造反团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注意掌握政策,讲究斗争策略,把争取团结八八团大多数人作为重点来抓。他们主要做了以下一些方面的工作:
(一)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事不对人,批上不揪下。
在为文革初期被院系领导整了“黑材料”,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时,不靠省委下文件,而是自己召开“平反大会”,自己解放自己。据统计,在1966年6至7月份,省委工作组在哈师院按照院工作组提供的名单,将180多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其中学生162人。仅政治系被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就有18人,其中共同课教研室共有14名教师,就有7名被打成“反革命”。造反团将这些情况向全院公布后,引起很大震动。与此同时,造反团组织召开“平反大会”,为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师生澄清问题,恢复名誉。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召开“控诉大会”,让被迫害的师生上台讲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整他们的“黑材料”,逼迫他们写“检讨”,承认“反党”的事实。“平反大会”和“控诉大会”都在学院礼堂召开,人们可以自由参加。政治系有一位领导听完“控诉”之后,非常难过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我整了他们的材料,准备打成反革命。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些八八团的成员听了控诉以后,受到教育,决定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
(二)要“活材料”还是要“死材料”。
“活材料”是指抓“活思想”,“死材料”是指执行反动路线的人整的那些“黑材料”。平反大会和控诉大会召开后,哈师院出现了“勒令”交出“黑材料”的现象。一些系的造反战斗队限令某某领导或某某人,在24 小时内交出“黑材料”。在销毁“黑材料”过程中出现过一些过激行动。那些整过“黑材料”的人压力很大,有些抬不起头来。造反团的头头感到这种做法不对,经过研究,向全团提出,在批判“反动路线”时,不要只盯住“死材料”,而要注意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思想转变不过来,就是把“黑材料”交出来,以后他们还可以再整。思想问题解决了,“黑材料”就是不交出来,也没用场了。由于方法得当,再加上政策宣传的作用,有些领导和八八团的同志,主动交出了他们搜集和整理的“黑材料”。
(三)对受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学不歧视,不打击,而是争取教育他们。
造反团发动群众做对立面的工作,主要办法是:(1)开展个别谈心活动。即对犯错误的干部和参加八八团的师生,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个别谈心帮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八八团有一位女骨干成员曾放言:剩下我一个,也要干到底!后来,同学们跟她进行20多次谈话,终于使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退出八八团加入了造反团。(2)开欢迎会。造反团提出了“革命不分先后”的口号,对退出八八团参加造反团的同学,都召开座谈会,交心述怀,清除隔阂,使新加入造反团的人感到心情舒畅。(3)帮助新成员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造反团对八八团过来的同学,组织学习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使他们从思想上划清界限,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四)实行开门整风,纠正自身的缺点错误。
造反团里的一些人,尤其有些头头,认为自己的“大方向正确”,产生了“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不正确思想。针对这些问题,造反团总部先后进行两次开门整风活动,欢迎任何人,包括八八团的同志提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一些头头勇敢地做自我批评,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八八团的一些人指出,造反团不讲斗争策略,方法简单粗鲁。他们真心接受,诚恳检讨,使八八团那些提意见的人受到感动和教育,退出了八八团加入造反团。
(五)帮助退出八八团的同志顶住八八团的讽刺和打击。
一些顽固的八八团成员,骂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人是“叛徒”,是“甫志高”,有的还向他们吐唾沫。造反团及时组织这些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定其信心。原八八团的一位骨干说,我们向毛泽东思想投降,向真理投降,感到无比光荣,无比自豪!他们表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是斗争的胜利。
哈师院造反团在“团结大多数”思想指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966年年底,已经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两千多人,而八八团则由一千三百多人减少到四百来人。1967年1月16日,哈师院造反团从上到下,全面夺取了哈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哈师院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1966年11月下旬,姜文品和李玉桥持《解放军报》记者证件,到哈师院造反团采访。他们在听取造反团几位头头介绍的情况后,发现了与在其他院校采访所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在其他院校造反团都处于少数派的时候,唯有哈师院造反团变成了多数派。因此,他们把采访的重点放在了“团结大多数”这个重点上来。他们的采访工作很细致,有时下到某些系和造反队去核实某些事例,态度十分认真。当时,我负责协助他们的采访工作。在采访告一段落时,姜、李二位与我一起讨论了如何写好“团结大多数”这篇稿子。他们提出了一些提纲挈领的意见,要我汇总起来写一个书面材料。
当时,我和造反团总部的几位头头都不知道姜文品和李玉桥是中央特派记者的身份,都以为只是解放军报社的一般记者,来搞个调查,然后写一篇文章发表出去,如此而已。因此,我在接受他们给我的任务时,也没多想什么,就以造反团的口气写了一篇《我们在同八八团的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交给了他们。过了几天,姜文品和李玉桥又来找我,说我起草的那个“团结大多数”的稿子写得很好。他们又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并改成了以记者的口气阐述问题。他们把标题改为《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我看了他们修改润色过的稿子,也感到很好,比我原来写的稿子立意高多了。之后,姜文品就在稿子后面写上: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负责人,让我签上名字。记得我当时曾经解释说,我不是造反团的负责人,造反团的负责人是范正美等人。但姜文品和李玉桥坚持说,稿子主要是你写的,应该由你来签名。于是我将“负责人”三个字勾掉。只留下“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几个字,在后面签上了我的名字,他们就把稿子带走了。
过了一些天,学校管档案的一位干部告诉我,北京来两个穿军装的人查了你的档案,并了解你在学校的表现,可能要调你去干什么。果然在1966年12月上旬,学院主管组织工作的领导找我谈话,说根据工作需要,我被借调到《解放军报》去工作。因为我还是在校学生,所以正式调转手续要等毕业分配时再办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特别高兴。在那个年代,林彪和叶群的女儿林豆豆要去《空军报》当记者,得叶群出面去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说话。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要去《解放军报》当记者,得江青找林彪副主席说话。我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还没毕业,怎么能被《解放军报》相中呢?这时我就想到,此事可能与我帮助姜文品和李玉桥采写哈师院造反团“团结大多数”这个稿子有关。(上图为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哈尔滨记者组。前排中为组长姜文品,后排左为记者董学章)
1966年12月中旬,我被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被分配到驻哈尔滨记者组,与组长姜文品等共六人,负责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反映黑龙江省,主要是哈尔滨市的“文革动态”。后来知道,毛主席看到中央文革记者站以《快报》形式呈送的《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经验报告后,他特别高兴,立即作出“要团结大多数”的最高指示,并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1967] 一号文件,将这个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照执行。我也因为协助姜文品和李玉桥采写这篇稿件,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赏识”。1967年1月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黑龙江省红色造反团赴京汇报团时,特意把哈师院造反团的代表、担任汇报团副团长的潘少林叫到身边,和他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周总理对潘少林说:你们学院出了一个团结大多数的经验。这个经验写得好啊,毛主席都伸出了大拇指。我们觉得写这个经验的人文笔不错,就把他调来当记者了。潘少林返回哈师院后,向全院师生传达了周总理接见并讲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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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名称的来历
(《飞鸣镝》选读)

董学章

文革初期,我曾以中央文革“记者”的身份,亲历过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其中就包括“一月风暴”中为新政权命名的活动。今天回忆这些历史事件,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化大革命的盲目性和随机性等特点。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7年1月,由上海造反派掀起的“一月风暴”夺权运动,在毛泽东公开表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的支持下,使这场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发生在黑龙江省的“一月风暴”,虽然比上海、山东和山西等省市稍晚一些,但是它创造的“三结合”夺权“基本经验”,和把新政权命名为“革命委员会”的举措,经过毛泽东的批示,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长久的影响。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明确记载道:
“黑龙江省的夺权虽然并不在最先,但在省、市、自治区一级夺权后建立的机构中,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却是第一个。”
(左图:董学章在韶山留影)
这个全国“第一”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一月风暴”期间,我正好在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哈尔滨记者组工作,和同事一起采访了该省夺权的全过程,并参与撰写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同时,我还应邀为该省夺权起草了《第一号通告》和《第二号通告》,并且在一个近乎偶然的机会,参与了为这个新政权命名的活动,成为“革命委员会”这一名称的三个始作俑者之一。
多年来,许多写回忆“文革史”的文章和著作,不少都涉及“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说法很多,但莫衷一是。现在,为这个新政权起名的另外两个人,已有一人(任万新)辞世,另一人(范正美)在他的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中谈到此事,但不够全面、不够详细。如今我们这些人已是年届古稀,为党史、国史和“文革史”研究的需要,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如实地告诉后人。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决定把自己在文革中经历的那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一一记述下来。这里我先讲一讲我是怎样参与为“革命委员会”命名的事。
中央文革驻哈尔滨记者组于1966年9月来哈后,即住在黑龙江省军区在道里区松花江边上的一个招待所内,食宿和交通等方面均由省军区负责照看。1967年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记者组与组长姜文品讨论如何采访黑龙江省夺权过程的时候,突然接到任万新从北方大厦打来的电话。他说省里正在紧张地筹备夺权工作,已经成立了全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负责组织领导夺取省委和省人委党政财文大权的各项活动。现在急待起草夺权的各种文告,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因此,他和范正美商量,要我回来参加夺权文告的起草工作。
接完电话后,我把此事向姜文品作了汇报,请示是否可以回去参加起草全省夺权的文告。姜文品经过认真考虑后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你既可以红色造反者的身份参加黑龙江省的夺权工作,又要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这次夺权活动,尤其要注意这次夺权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对全国夺权有指导意义的经验。”他还说他也要去采访这次夺权活动,这是记者组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至于全省夺权为什么邀我去起草重要文告,此事还得从我是怎样成为“记者”这一经历说起。我原本是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三年级学生。文革中,哈师院于1966年8月中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我在造反团总部的政策研究室工作。同年11 月份,驻哈记者组的姜文品和李玉桥到我院造反团来采访,由我协助他们进行采访活动。采访工作结束后,姜文品让我写一个“团结大多数”方面的材料。我就以造反团的口气写了《我们在同八八团的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后经他们修改润色,并将标题改为《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让我签上名字后带走了。
过了一些天,学院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解放军报》要调我去当记者。我到驻哈记者组报到后才知道,我们这些“记者”是专门为党中央、中央文革、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各地“文革动态”的,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我能被调任“记者”,就是因为我写的那篇“团结大多数”的经验报告,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赏识”。毛泽东看了那个报告后,特别高兴,立即批示以中共中央(1967)1号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各地红卫兵造反组织参考执行。1967年1月9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赴京汇报团时,特意把哈师院造反团代表、担任汇报团副团长的潘少林叫到身边,和他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周总理对潘少林说:“你们学院出了一个团结大多数的经验。这个经验写得好咧,毛主席都伸出了大拇指。我们觉得写这个经验的人文笔不错,就把他调来当记者了。”我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后被分配到驻哈记者组,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通讯员身份进行工作。
其实,哈师院造反团能够采取“团结大多数”的方法,解决两派的对立和斗争问题,与造反团总部的头头们所实行的政策策略有关。这里就涉及到为“革命委员会”命名的另外两个人,范正美和任万新。这里需要简要地介绍一下他俩的情况。
范正美是哈师院政治系四年级的调干学生,中共党员,系学生会主席。文革中被推选为哈师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总部头头。由于创造了“团结大多数”的经验,加上在哈市大专院校造反总部开会时几次“有水平”的发言,范正美在哈市乃至全省造反派队伍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名声”和“威望”。因此,在黑龙江省筹备夺权成立“联合总部”时,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曾先后两次派人“请”范正美出山,担任全省夺权的领导工作。范出任“联合总部”负责人后,得到属下31个系统造反派头头们的支持。后来竟把他“捧”上了新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班长”的宝座,一时成了全省的“一把手”,开创了文革中由造反派头头担任省级政权机构“一把手”的先例。
任万新是哈师院政治系党史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他是哈师院造反团掌舵的“高参”。他为人稳健,处事缜密。哈师院造反团在两派斗争中讲策略,采取“团结大多数”的一些做法,都与他的出谋划策有一定关系。范正美到省里担任全省夺权的组织领导工作,自然要把他带在身边,以便酌处大事:在筹备夺权工作中,范正美把起草夺权文告的重任交给他。当时他还要忙些其他事务,因此就想到把我召回代他起草夺权的文告。全省夺权后,他曾一度担任省革命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的领导工作。
由于有了上述这些原因,我们三个人才有可能凑到一起,为黑龙江省的新政权起名。



“革命委员会”这一名称,就产生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三楼的一个大型会议室内。北方大厦是矗立在哈市南岗区市中心的一座高大建筑。文革中曾一度改名为“人民大厦”。它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建造的集办公、会议、食宿为一体的服务中心。当年被人们看作是黑龙江省的“人民大会堂”,其内部设施堪称豪华。为夺取黑龙江省党政财文大权而成立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就设在这座大厦内。
我到“联合总部”报到后,被安排在三楼东南侧的一个带套间的办公室内。负责全省夺权组织领导工作的造反派头头范正美等人,也分别在这层楼内办公。此时,参加夺权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搬进了北方大厦,他住在九楼。受党中央和周总理委派、代表东北局前来“祝贺”夺权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等诸多要员,夺权期间都住在这里。“联合总部”已决定,即将召开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就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举行。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要暂时在这座大厦里办公。
1967年1月28日下午,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召开属下31个大系统总部头头的联席会议,商讨全省夺权的各项事宜。我在会场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大会,竟然没有主席团之类的组织,当时夺权组织的领导核心尚未形成。参加会议的有上百人,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互相不认识,需要自报门庭。会议也没有预定的议程,完全是“聚义厅”式的乱呛呛。范正美作为“联合总部”的负责人,也是第一次在各大系统造反派头头面前“亮相”。他在会上作了一个较长的演讲,在分析了全省夺权形势之后,他提出:“我们要高举四面旗帜:第一,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实现全省、全市造反派大联合……第二,高举夺权的旗帜,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取黑省委、黑省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建立新政权……第三,高举大团结的旗帜……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第四,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把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推动生产的发展……只有把这四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大夺权。”范正美的发言得到与会大多数造反派头头的赞同,他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这个演讲的态度。
但是,由于会前没有充分酝酿,没有征询各方面意见,致使会议出现了反对者的声音。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团的头头刘×突然提出,现在全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他们反对马上进行夺权。理由有二,一是全省造反派的队伍还不够强大,尤其是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起来……;二是新政权要结合的省委书记潘复生,在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还没有彻底亮相……因此,会议就围绕要不要结合潘复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会上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发言,他们都同意立即夺权并结合潘复生。有人认为,潘复生已经充分亮相,他被誉为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他不能参加“三结合”,还有谁能参加呢?结果经过争论,依据多数人的意见,大会通过了在新政权中结合潘复生的决议。之后会议主持人宣布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开会,讨论新政权的命名议题。
会议休息中,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任万新就跟了进来。他说,这个新政权究竟叫什么名字好?我看上海叫“公社”是不合适的(那时已经传来上海即将成立的夺权后新的权力机构叫上海人民公社)。因为我们都是学政治专业的,谙熟巴黎公社的历史,所以我就应合着说,叫“公社”肯定是不合适的。那么叫什么呢?这时,我突然想到苏联“十月革命”时好像成立过一个由斯大林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于是,我就说可不可以叫“革命委员会”呢?苏联的“十月革命”时不是成立过由斯大林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吗?任万新听到以后眼睛一亮。他说对呀!“十六条”上不还有“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说法吗?我看叫革命委员会行。你等一下,我去叫老范(正美)来一起研究一下。我说咱俩一起到他那里去吧。任万新说不行,他那里人多,闹哄哄的研究不了事情。他边说边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就和范正美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范正美也显得异常兴奋。他说他也考虑了叫“公社”是不行的,那就叫“革命委员会”吧。因为这个“三结合”夺权组织,还是要以我们造反派为主体,所以“革命委员会”前边还应加上“红色造反者”的字样,我和任万新听了也感到很好。就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长达十多年之久的临时政权组织名称,就被似乎不经意的议论敲定下来了。之后,我们又简单讨论了一下由范正美到会上去宣讲这个名称的发言要点。
复会后,即开始讨论为新政权命名问题。会上抢先发言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造反团的代表,他们主张学习上海,成立“黑龙江人民公社”……哈军工代表的发言,得到了大会多数代表的附和,眼瞅着“黑龙江人民公社”的名称就要通过了。这时,范正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他操着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我们要学上海,但要学的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一定要模仿他们的具体做法。我们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发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认为,现在要把我们这个新政权组织搞成巴黎公社式的,时机还不成熟,条件也不成熟。……因此,新政权不能用‘公社’来命名。我看这个新政权组织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更好。这是一个掌握全省党政财文大权的过渡性质的组织,以后还要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成立统一的政权组织。……我们这个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要有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三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就是由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负责人,同省军区和驻军的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进行联合夺权。……之所以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是表明这个新组织是以‘红色造反者’为主体建立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代表,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人民解放军是这次夺权的坚强后盾。这也是我们学习山西、贵州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最后,范正美还建议由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负责人,省军区和驻军领导人,省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代表,三个方面组成一个“三结合”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范正美的演讲大约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扭转了大家的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就这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被大会通过了。
1967年1月29日下午,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召开会议,商议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各方面人选。会议推选17名成员组成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并推选了由5人组成的核心领导班子,名叫“勤务组”。范正美在本人缺席(到火车站接家属去了)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勤务组班长”,哈尔滨石油配件厂的造反派头头刘雪峰,和哈军工的造反派代表游兴懋被选为“副班长”,原省委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被选为“成员”。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潘复生和汪家道在夺权后把自己说成是省革委会“顾问”而不是“成员”,后来一直被误传并写入历史。这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当事人范正美和刘雪峰在他们各自撰写的文革回忆录中,均否认潘、汪的“顾问”之说。刘雪峰在他的回忆录《尘封的记忆》中写道:“当时一切重大问题都是潘、汪先拿点子,经勤务组商定后,再拿到核心组正式通过。”可见,潘、汪不管是“成员”也好,还是“顾问”也罢,当年的事都是他们在背后运作,都是他们说了算的。《黑龙江省志》等史书在这方面的记载都是正确的。
1967年1月31日上午10时,黑龙江省10万军民齐集北方大厦广场,参加“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会议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从即日起,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驻哈记者组及时作出内参报道,引起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即作出向全国转播的决定。据当时《黑龙江日报》的一位负责人讲,中央对黑龙江省联合夺权的报道,有四个方面是空前的:一是作出报道时间的抉择最快,1月31日开会,2月1日新华社就发出电讯稿;二是电讯稿全部采取双行快速电传;三是大会的各种文告和领导讲话都是全文照发;四是要求上述电稿全部在头版和其他显著位置转发。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条新闻,就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夺权大会的消息,并全文转发了《第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等领导人的讲话全文。《人民日报》在以头版通栏标题发表黑龙江省夺权消息的同时,还配发了《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社论说: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此时,中央文革记者站的领导也打来电话,指示驻哈记者组迅速采访并上报黑龙江省的夺权经验。姜文品和我在采访潘复生、范正美等人之后,不分昼夜赶写成《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用“保密电话”传回北京记者站。此文当即被刊载在中央文革小组1967 年2 月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390 期上。2月9 日,毛泽东就对这个“经验”报告作出了批示,原文是:

伯达同志:
请与小组同志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予广播?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
                 毛泽东
                 二月九日

结果,这个报告被陈伯达当天就交给《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重要新闻时间内播发了全文。一时,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创造的”夺权“基本经验”,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看到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道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他决定把全国所有夺权单位的名称,都统一为“革命委员会”。1967年3月30 日,《红旗》杂志发表的《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即: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就这样,全国各地上上下下的夺权单位,都叫成了“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2月5日宣告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来也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据当年出版的《革命委员会好》一书记载:从1967 年1 月31 日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到1968 年9 月5 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同时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除台湾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历时近两年时间。当时《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欢呼这是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到1980 年前后,“革命委员会”被在全国范围内撤销。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长达十二三年之久。这段历史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和反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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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从中央文革记者到周总理联络员
——见证黑龙江省的“捍”“炮”两派之争
(《飞鸣镝》选读)

董学章

1967 年的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省市几乎都发生了不同派别的对立和斗争。发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炮轰派”和“捍联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从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小斗”有数百次,从几千人到上万人的“大斗”也有数十次。这场斗争给黑龙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场斗争也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
1967 年8 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解决黑龙江省“捍”“炮”两派的斗争问题。直到1967 年12 月份,在周总理苦口婆心的说服劝导之下,两派终于在北京达成“十二条协议”,表面上实现了“大联合”。
同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以中发(67)396号文件,批转了潘复生和汪家道在处理“捍”“炮”两派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捍”“炮”两派斗争被“宣告”结束。
从1966 年11 月至1967 年8 月上旬,我在中央文革驻哈尔滨记者组(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组),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通讯员的身份工作。哈尔滨市出现“捍”“炮”两派斗争后,我与记者组其他几位同志,先后写了二、三十份动态报告,为党中央、毛主席掌握黑龙江动向,为周总理解决黑龙江省两派斗争问题提供了真实情况。1967 年8 月中旬,我在北京花园村一号中央文革记者站驻地,代表驻哈记者组起草了《关于解决黑龙江省“捍”“炮”两派斗争问题的几点意见》。此报告上报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后,毛主席圈阅同意。
为此,周总理点名让我作他的联络员,协助解决黑龙江省两派的问题。
可以说,我是黑龙江省“捍”“炮”两派斗争的直接见证人。
接受本书(《飞鸣嘀》)主编约稿后,我查阅了黑龙江省的一些“文革史”资料,包括《黑龙江省志》《黑龙江省历史编年》《哈尔滨大事记》等,还研读了“炮轰派”主要头头范正美撰写的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和“捍联总”主要头头刘雪峰撰写的文革回忆录《尘封的记忆》。上述书刊对黑龙江省“捍”“炮”两派之争,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和评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是,我也发现许多漏记和错记的地方。我真希望尚存于世的“当事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把当年亲身经历的史实,尤其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史”,揭露出来,留给后人。现在,根据个人的记忆,参照相关史料,对我在驻哈记者组和总理联络组工作期间了解的部分重要情况,叙述如下。
一、驻哈记者组对“捍”“炮”两派斗争真相的一些报道
(1)驻哈记者组简介。中央文革记者站是党中央、毛主席为掌握文革动态,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于1966年9月份组建的一个临时情报机构,对外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工作,人员多数都是从各大军区选调的,也有少量的大学生。记者站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设有3至6人不等的记者组。我原本是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学生,文革时在院造反团总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因协助驻哈记者姜文品和李玉桥采写《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经验,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赏识”,结果被调任记者工作。当年,毛主席看到那个“团结大多数”的经验报告后,非常高兴,立即作出“要团结大多数”的批示,并亲自签发中共中央(67)1号文件,将这个经验转发全国,要求各地红卫兵造反组织参考执行。
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我和驻哈记者组组长姜文品一起,采写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此报告上报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后,毛主席先后作出两个重要批示,前一个批示是要陈伯达立即向全国转发的,后一个批示就是公开发表的那个包括“革命委员会好”几个字的一段话。1967年3月,姜文品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央文革记者站的领导工作。新派来的驻哈记者组组长郑安业,原为济南军区的一位团职干部。此时驻哈记者组还有张××和李××,我们共四个人。“捍”“炮”两派斗争的实况,就是我们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的。
(2)“捍”“炮”两派斗争述要。早在1967年1月,黑龙江省32个造反组织就成立了联合夺权总部,并发表公告准备夺取省委、省人委和哈尔滨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在研究成立“三结合”的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时,造反派内部发生分歧,主要是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团内,有人反对结合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认为他有这样那样问题。潘复生进入省革委核心组之后,立即把哈工大反对他的那些人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他还不顾有些造反派的反对,把原省政法部长赵去非拉进省革委任常委。此举引起许多造反派的不满。4月2日,以黑龙江大学和哈工大的造反派为主,召集哈市十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上万人,在哈工大召开炮轰赵去非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哈尔滨市炮轰赵去非联络站”。炮轰派就这样形成了。5至6月份,炮轰运动从哈市蔓延到全省各地,渐成扩大态势。为了对付炮轰派,在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等人的支持下,由哈工大新曙光造反团和省直机关造反团发起,成立了与炮轰派相对立的“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从此“捍”“炮”两派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对立和斗争。
1967年6至8月,“捍”“炮”两派以哈市为主,在全省范围内发生多起武斗。6月5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炮轰派,在省革委会驻地“107”门前静坐示威,要求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接见并回答问题,遭到拒绝。新成立的“捍联总”调集数千工人和中学生,与哈军工炮轰派在省革委会院内院外发生武斗,围观群众人山人海。6月9日,“捍联总”手拿棍棒,冲进哈军工院内与“炮轰派”发生武斗,强行夺取了由“炮轰派”掌握的哈军工革命委员会领导权。之后,哈军工“炮轰派”被赶出院外,他们冒雨上街游行,抗议“捍联总”的暴行,得到市民社会的广泛同情。6月21日,“捍联总”又发动了对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炮轰派”的夺楼攻势。身为省革委会常委的韩×亲自上阵,头顶抽屉,手抡鞋片,带领手拿大棒的人蜂拥而入。这次武斗打伤20多人,学院的图书仪器和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据《黑龙江省志》记载,从1967年8月4日至9月6日,“捍联总”与哈尔滨第一机器制造厂“炮轰派”发生多次武斗。双方不仅使用木棒铁矛,还动用了机关枪、手榴弹、装甲车和坦克30多辆车次,致8人死亡,数十人重伤。同年8月12日,“捍联总”在哈工大门前与哈尔滨港务局“炮轰派”发生武斗,当场打死3人,打伤100多人。同时,在鸡西市发生的一次“捍”“炮”武斗中,共造成9人死亡、44人重伤。在汤原县“捍”“炮”两派先后发生武斗十余次,造成24人死亡和340多人受伤。至此,黑龙江省已是全省大乱,局势严重失控。
(3)省革委会常委分裂成两派。1967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被《人民日报》社论赞誉为“东北的新曙光”。它创造了“三结会”夺权的基本经验,被毛泽东批转全国,成为典型模式。夺权时的造反派代表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系学生)成为省革委会五人核心领导的“班长”。当年被称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旗手”的原省委书记潘复生,成为新生的革委会的核心组“成员”。到3月份,中央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班子时,潘复生成为“主任委员”,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为副主任委员,范正美、毛远新等30多人为常务委员。这期间,潘复生和范正美的合作堪称“密切”。
1967年5月下旬,“炮轰派”活动日甚。潘复生点名让范正美出任“反逆流联合指挥部”的总指挥,负责对付“炮轰派”。发生“6·5”武斗事件和“6·9”哈军工夺权事件后,范正美认为潘复生等人对“炮轰派”采取打压手段,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他多次找潘复生提“建议”和“谈心”,希望潘复生能改变他的做法。而潘复生则认为范正美“太软弱”,同情“炮轰派”。后来在正式成立“捍联总”时,就把“总指挥”换成了另外两名省革委常委刘雪峰和聂世荣。至此,黑龙江省夺权中的先后两任“一把手”,分道扬镳了。
当时在省革委会常委中,唯有东北农学院结合进来的宋振业和范正美观点一致。他们不同意潘复生等人对“炮轰派”采取的高压政策,认为这样会把省革委引向错误的路线。为了帮助范正美和宋振业改变观点,潘复生于7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天召开常委会议,由各位常委轮流发言,批评范、宋站在“炮轰派”立场上看问题,劝导他们改弦易辙,回到潘复生等人这边来。但是范正美、宋振业坚持认为,在“6·9”夺权和“6·21”夺权过程中,省革委会一些主要负责人亲自指挥“捍联总”,甚至直接上阵攻打“炮轰派”,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掀起了黑龙江省的武斗之风。他们又联系省革委会对鸡西市等地问题的不当行为,指责潘复生等人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次会后,范、宋二人找到驻哈记者组,阐明了他们的意见,要求记者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和他们的意见要求,希望中央早日出面解决“捍”“炮”两派的问题。
范正美和宋振业认为他们在省革委会内受到孤立和打击,于1967年7月下旬回到各自学院去了解情况,发现两院的造反派大多都参加了“炮轰派”。哈师院造反团总部考虑到范正美在省革委会内的处境,一直力劝本团造反派站在“捍联总”一边,但有些成员已另立山头,组织“野战军兵团”,到社会上去参加“炮轰”运动。哈师院造反团总部的头头们,听说范正美在省革委内受到三天“围攻”,再也按捺不住,于7月27日发表了《炮轰宣言》, 声言“要轰出钻进省革委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轰掉某些领导同志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轰散东北新曙光上的浮云”。这是哈尔滨市最后一个加入“炮轰”队伍的大学。
为了促成中央尽快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范正美和宋振业于1967年7月底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中的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帮助下,四出活动。终于在8月初的一天,周总理联络员赵刚出面告知范、宋说,周总理通知你们俩不要离开北京,中央马上就要解决黑龙江省两派的问题。你们参加炮轰派汇报团。中央已通知潘、汪了,他们也成立汇报团,不日就要来北京。你们赶快回去作准备,总理要接见你们。到此,黑龙江的“捍”“炮”两派斗争,进入了北京谈判阶段。
(4)驻哈记者组上报解决黑龙江省两派斗争问题的意见。1967年8月上旬,中央召集黑龙江省“捍”“炮”两派各自组成汇报团,进京谈判。两派谈判代表都住在西苑旅社。此时,中央文革记者站通知驻哈记者组,说记者组在哈市的报道工作告一段落,全组撤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记者组回到北京稍事休整,即接到中央领导要求写一份关于解决黑龙江省“捍”“炮”两派问题的意见。开始时记者站领导要求每个驻哈记者各写一份材料,后来大家提出,我们几个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不如集体讨论,然后由一人执笔写一份报告为好。记者站领导经过研究,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于是,驻哈记者组组长郑安业让我执笔起草这个文稿。我们共同议定七条内容,标题定为《驻哈记者组关于解决黑龙江省“捍”“炮”两派斗争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主要内容的大意是:
第一、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在对待群众的批评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中,犯了错误。革委会是新生事物,在前进中犯错误是难免的。省革委会的有关领导应承担责任,改进工作作风,把黑龙江省的各项工作做好,争取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第二、“捍联总”和“炮轰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各自都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两派组织应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克服派性,自觉解散“捍联总”和“炮轰派”各级组织。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重新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第三、潘复生和汪家道二同志,、亲自组建“捍联总”并支持其到处夺“炮轰派”掌握的革委会权力,酿成武斗,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后果十分严重。在“捍”“炮”两派斗争中,他们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必须以个人名义作出深刻检查,并认真改正,取得被迫害群众的谅解,才能重新回到省革委会的领导岗位上来。
第四、省革委会常委赵去非是“炮轰派”炮轰的主要对象。他的一些反对毛主席、攻击毛主席语录等言论,虽然不能核实认定,但已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引起公愤。故此,他必须从省革委会内清除出去。否则,“炮轰”运动难以平息。
第五、黑龙江省的当务之急是有效地制止武斗。“捍”“炮”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已经动用了机关枪和坦克等武器。建议以中央名义派出得力人员,去黑龙江督促两派立即停火,就地封存并上缴武器。“捍联总”应归还以武力夺取的“炮轰派”的权力、人员和物资。
第六、黑龙江省地处反对苏修斗争的前线,敌情比较复杂。“捍联总”对哈军工的“6·9”武力夺权等各次大型武斗场面,苏修都很快播放了实况。目前,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和外国敌特,都在寻机破坏文化大革命。故此,省革委会必须团结起来,加强反修战备,打击各种反动势力。
第七、黑龙江省是国家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捍”“炮”两派的斗争,给全省工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省革委会应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统一抓起来,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全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这个报告在记者站领导的参与下,几经讨论修改后,定稿上报党中央、中央文革,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久得知,此报告已被毛主席圈阅同意,由周总理亲自贯彻执行。至此,我们这个驻哈记者组,也就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的最后一项工作任务。

二、周总理解决黑龙江问题联络组的工作
(1)总理联络组简介。周总理办公室有常设联络组,总理解决黑龙江问题联络组,是在1967年8月中旬组建的。组长是赵刚,成员有梁川和我。赵刚从1938年就在总理身边工作,他儒雅敦厚,是一位忠贞不二的人。梁川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江青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后,他是负责处理江青信件的秘书,后来回到信访局工作。这次是总理点名要来协助解决黑龙江问题的。据赵刚讲,我也是周总理点名来到联络组的。因此,我想到前些天在记者站的一件事。一天,记者站领导要我去检查身体。我问为什么,他笑着说,去吧!去吧!于是有两位军人陪我去了解放军总医院,对身体作了全面检查,折腾了半天,结论是健康状况良好。之后,记者站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的工作有所变动,要到周总理身边去工作,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光荣,也是记者站的光荣,你一定要努力工作……周总理第一次接见联络组时,赵刚带我坐在最前排面对总理的位置上。总理到来之后,先和在场的各联络组人员挥手致意,落座后就说,有几位同志我要认识一下。他先点了两位解放军的名字,最后点到我的名字。我有些紧张,马上站起来,总理深情地注视一下后,示意让我坐下。接见后我问赵刚,总理为什么点我的名字?他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都减员了,工作周转不开,你看总理都累成啥样了,他是带病坚持工作。因此,总理指示要在解放军和大学生中,选调一些人来充实到各部门去。他还说,他也是像我这个年龄来到总理身边的。这是莫大的荣幸,应该好好珍惜。此后,赵刚还向我介绍了许多保密要求,工作要求……
联络组开始工作后,我向赵刚和梁川介绍了驻哈记者组向中央汇报过的一些情况,使他俩对“捍”“炮”两派的形成及斗争过程有所了解,以便开展工作。1967年8月下旬到12月份,在联络组的精心安排之下,周总理分别接见“捍”“炮”两派代表各3次,两派一起接见也有3次之多,直到双方达成“十二条协议”后,联络组的工作才结束。
1967年8月29日凌晨3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捍联总”汇报团时,对他们挑起武斗的事情,进行了严厉批评,尤其是把赵去非叫到前排正中的座位上。总理问“捍联总”的代表:“你们是不是被坏人利用了?”这次接见后,潘复生和“捍联总”的人受到刺激。他们认为这是联络员和原来的驻哈记者,给总理和中央领导“烧了火”。他们知道我原来是驻哈记者,所以认为我在总理联络组工作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无理要求把我从联络组调出,甚至以拒绝谈判来要挟。当时正赶上王力、关锋出事,他们就把驻哈记者组和总理联络组,说成是王力、关锋的“黑手”,还到处散发一篇名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的文章,点名攻击我和驻哈记者郑安业、总理联络员赵刚,影射总理。总理知道此事后很生气,说我说话他们(指“炮轰派”)都不听,他(指我)哪能起那么大的作用?但是,为了使两派谈判继续下去,还是把我从联络组调出,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去昆明记者组工作。正好这时毛远新从东北回北京,他原来就有总理联络员的身份。他接替了我的工作。
(2)两派达成“停火协议”,中央派出“调查组”。两派在京谈判刚开始,“捍联总”就于1967年8月27、28日对哈一机厂和港务局的“炮轰派”发起武攻。双方动用了机关枪、手榴弹、装甲车和坦克,共造成十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责成联络员与两派代表商讨制止武斗的办法。经过三次会议的协商,双方共达成九条协议。在此基础上,周总理于9月6日晚接见两派代表。总理说,今天我只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打与没打的问题,一方说没打,一枪一炮没打我看是不可能的。今天就组织人去调查,双方派同等的人,由吴法宪同志确定人员的名单。双方的武器都要封存,整个哈市的武器都要封存……二是你们开了三次会,达成了九条协议,这很好。要继续逐条研究,最后签订一个文件。
关于中央调查组的组建问题,周总理当场指名由军委总后勤部供应部副部长史一民任组长,由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陈继铎任副组长,两派各出五名代表,组成监督停火的中央调查组。在双方就“九条协议”签字生效后,总理派专机把中央调查组送到哈尔滨市,期望这个调查组能在制止哈市乃至全省的武斗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这个中央调查组并没有起到周总理和中央所期望的作用。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的“九条协议”,也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哈市的武斗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升级了。(董学章〔左〕和中央调查组副组长陈继铎在哈尔滨)
1967年10月6日,“捍联总”对哈师院“炮轰派”发动了武力夺权。“捍联总”调集大批人马,把“炮轰派”包围在主楼和化学楼两个据点内。双方动用了火药枪、小口径步枪和手榴弹等武器,造成1人死亡,40多人受伤,几十万元的国家财产遭受损失。最后,“捍联总”夺权成功。紧接着于10月12日,“捍联总”又对被长期围困在哈一机厂内的“炮轰派”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武斗共造成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哈一机厂“炮轰派”掌握的革委会权力被夺去。至此,哈尔滨市的“炮轰派”已经在组织上被剿灭了。它使两派在北京谈判的所谓“大联合”问题,失去了实际意义。
(3)潘复生、汪家道作检查,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在哈市个别单位出现炮轰派时,潘复生就认为,表面是轰赵去非,实质上矛头是指向他的。因此,他没有采取接见、说服、疏导等办法解决问题,而是组织“捍联总”,实行打压政策,致使炮轰运动从小到大,波及全省。他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是不争的事实,原驻哈记者组上报中央的“关于解决黑龙江省两派斗争问题的几点意见”,也有一条是这样写的。这个报告被毛主席圈阅同意,也说明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这个判断是认同的。
然而在“捍”“炮”两派开始谈判之后,潘复生和汪家道并不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作检查了。经过周总理的耐心说服和批评教育,他们把谈判拖了两个多月才承认错误并准备作检讨。1967年10月26日,潘复生到西苑旅社对捍联总汇报团的代表说:我和汪司令是检讨好,还是不检讨好,我看还是检讨好;是公开检讨,还是背后检讨,我看还是公开的好……检讨一下,既教育了别人,也教育了自己。后来,潘、汪在12月7日上报中央的“检查”中,死活不承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只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因为在那个年代,承认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可能就保不住省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的职位了。他们在检查中写道:“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沈阳军区:我们在处理两派斗争中,在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后面具体讲了五个方面的错误。
1967年12月20日下午3点多钟,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捍”“炮”双方各十名代表,把潘复生、汪家道的检查稿发给大家,征询双方意见。捍联总的代表认为,潘、汪的检查符合毛泽东思想,也基本符合黑龙江省的斗争实际,他们表示支持。而炮轰派的代表则认为,潘、汪的检查不深刻,没有承认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严重错误”的说法,不符合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后经周总理做工作,炮轰派代表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双方通过了潘、汪犯“严重错误”的检查。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69)396号文件批示并转发了潘复生和汪家道的检查。
(4)双方达成“十二条协议”,两派谈判宣告结束。从1967年8月至11月,“捍”“炮”两派在京谈判四个月,仍未取得成果。这时,全国许多省份都发生了两派武斗,都要进京解决问题。周总理不光要管东北三省的两派问题,还要关注其他一些省市的重大问题,真是昼夜奔忙,日理万机。他病容憔悴,有几次接见两派代表时,医护人员就守候在后面的房间内,有时护士端着水上台叫总理服药。大家看了真的感到心疼。这时,总理要求联络员,争取在12月份让黑龙江省两派达成联合协议。联络员也是昼夜地做促成两派联合的工作。
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对捍联总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们一边在京谈判,一边在哈市和全省剿灭炮轰派。到1967年10月下旬,哈市的炮轰派就在组织上已不复存在。正如捍联总的主要头头刘雪峰在他当年的日记中写的那样:“谁都知道,捍、炮两派斗争是以炮派的失败而告终的。除了几个主要头头保留了席位,在基层班子里的炮派几乎被清洗殆尽。”
而对于失去队伍的炮轰派在京谈判代表来说,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对他们以后的命运似乎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坚持要在大联合协议中,写上潘复生犯什么错误,赵去非被打倒,还有两派在各级革委会内实行对等联合,等等。范正美等人还向联络员建议,要求把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厂的两派代表召来北京,让他们也分别签订一个联合协议,附在总的联合协议之后。联络员将这个建议向周总理汇报,总理表示同意。
到12月初,经过联络员的艰苦努力,两派终于达成了一个《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协议》,具体内容有12条,故简称“十二条协议”。周总理对这个协议逐字逐句做了修改。在场的同志看到,总理连标点符号的使用都进行了斟酌。之后,由联络员组织“捍”“炮”双方代表各15人在协议上签了字。这个协议捍联总感到满意,炮轰派的任何要求都没有达到。他们要求潘复生、汪家道公开作检查,然而在两派签订协议时,潘、汪还没有向中央递交检查。联络员告知,赵去非的问题要另案处理,不宜写进大联合协议。至于双方在各级革委会内是否对等联合,协议中也没有反映。所以,“十二条协议”其实就是一个证明捍联总胜利,炮轰派失败的协议。
1968年3月,中央派往黑龙江省的调查组撤回北京。潘复生等人更加放手整肃炮轰派,对各单位炮派头头大搞“秋后算账”。炮派头头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整死,其他的都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软禁起来。有些人还被定下种种罪名,设项目审查,一直搞到潘复生因“叛徒”等问题垮台。“捍”“炮”两派斗争,给黑龙江省“文革史”留下了许多必须记载的事件,也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值得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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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从奉旨夺权到奉旨让权
(《秋梦追思》选读)

范正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范正美著长篇回忆录《秋梦追思》。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此书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书出版后,据曾在文革初期与范正美等黑龙江省赴京代表有过交往的阎长贵先生(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江青首任秘书)看到后,不敢相信高教出版社能得到允许正式出版这样题材的书,亲自向出版社询问,得知该书版权页中所列出的出版社、出版时间、责任编辑及书号等均系伪造,该出版社并未出版此书,应是书商冒名非法出版的。阎将此信息告知范正美,范只得叹息花钱出书上了书商的当。不过此书的内容仍是有价值的亲历者回忆史料。
此书中值得重视的一个内容,是黑龙江省造反派的夺权与让权。1967年所谓“一月革命”中四个得到中央承认的率先夺权省份——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在那时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其中尤其是贵州与黑龙江的夺权,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被热情洋溢地分别誉之为“西南的春雷”和“东北的新曙光”,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黑龙江省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勤务组”,本来经过民主选举的“班长”是范正美和“副班长”刘雪峰(工厂造反派)、游兴懋(哈军工红卫兵领袖,很快就被潘复生打成反革命抓起来了),后来却被中央强令要求群众代表将领导权(省革委会一、二把手)让给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而且这种让权还是经由中央“循循善诱”之后,由范正美按潘复生口述写出请示报告,交潘复生上报,再由周恩来代表中央“批准群众要求”完成的。“十六条”中标榜的所谓在文革中“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完全成为骗人的鬼话。从范正美的回忆中可以具体生动地了解到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是如何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巧妙地当作棋子摆布玩弄的。
作者简介:范正美,男,1938年生,湖南长沙人。文革时为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四年级二班学生,政教系学生分会主席,中共正式党员。文革中参加造反后被推举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总部负责人。1967年1月参与领导省级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后,范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勤务组班长。后被中央要求让权,范改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造反派分裂为“捍联总”和“炮轰派”两大派后,潘复生任命范为捍联总负责人。后因对“炮轰派”的处理与潘复生产生分歧,被逼到了炮轰派一边,遭到隔离审查和下放劳动。潘复生被中央罢免后范才重获“解放”。1971年8月范在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1972年夏被任命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副组长,1973年6月被任命为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由周恩来提名出席中共十大。文革结束后1977年4月5日被隔离反省,接受群众大会批判,几年间先后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恢复组织生活,留党察看二年,分配做一般工作”“定为‘三种人’,撤职并开除党籍,保留公职”的不同处分。1984年5月被分配到省电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后任电大经济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1998年教师节获授校优秀教师称号。10月退休。2023年8月13日病逝。


(节选者注:范妻于1966年下半年奉调支援三线到重庆工作,1967年1月29日给范打来电报,说她来哈尔滨101厂带队实习,要范去接站)……这样,1月29日下午联合总部召开会议,讨论成立夺权后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各方面成员人选、选举勤务组班长时,因为我要去火车站接她而没有参加。我委派潘少林代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到学校,潘少林在由学院礼堂到办公大楼的道上见到我,就兴奋地急忙地告诉我:“在这次会上,联合总部决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由17名成员组成,并一致推选你担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的班长。勤务组由5名成员组成,刘雪峰——石油配件厂造反派头头和游兴懋——哈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任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任成员。”
我说:“我怎么能胜任全省这么大的领导责任?你怎么不给我推掉?”
他说:“我怎么能推辞,你又没有授权。再说,我也不好推辞。”
我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一层啊!”
他说:“大家给你摆了好几条,我也很受感动。看来大家对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很佩服,对你很佩服。他们说,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团结大多数干得很出色,是全国第一个受到中共中央文件肯定和表扬的造反派组织,这固然是师院红色造反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与范正美领导有方有关。全市不少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总是换了又换,而你们师院造反团一直是范正美。他又是政治系毕业班的学生,有理论,有水平,还是党员。他们说,你最近几次发言见解深刻,很有水平。所以大家认为你很有能力,就相中了你。我看这也是件好事,你就干吧。”
我说:“这可是把我吊到火炉上烤啊。不过,事已至此,撵鸭子上架,我也只得干一段再说,你们可得支持我啊!”
他说:“放心吧,哈师院是你的后盾,只要你需要,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就是这样到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且当上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就是这样,我被推到黑龙江省文革的浪尖上,一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而在10年后被摔得粉碎。其实,我当时想得很幼稚也很简单,一是认为红革委只是一种临时权力结构,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性的机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二是我是由群众组织推举产生的头头,现在推是推不掉的;三是作为省一级负责人最终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服从组织决定,要我干我就干,不要我干我就下。我要注意的是,不住高级地方,不要高级办公用具,不要特殊照顾,夹着尾巴做人,少说多做,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少指使人,紧紧依靠勤务组,依靠群众,做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当好召集人。

1月31日下午,由我和刘雪峰邀请潘复生、汪家道来到北方大厦三楼联合总部会议室,同我们一起开会。因为游兴懋当时还忙于哈军工造反团的事抽不出身来。此前,我们四个人进行了小议。我们简约地议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称为勤务组,设五名核心组成员,他们是范正美,任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任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二是新机构统领党政财文大权,但目前主要行使政府行政权力,党的领导问题待以后请示中央再定,现在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执行中央政策上;三是确定临时办公的地点,先设在北方大厦,潘复生住九楼,我们几个群众代表分别住在三楼的一般房间,不得住高间。在这次商讨中,潘复生、汪家道一再表示: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完全同意我和刘雪峰传达的联合总部的意见。同时,我们也议论了几句哈工大的反对意见,我和刘雪峰提出红色造反者的思想革命化问题。潘复生接过我们的话头说:“左派学习很重要,有时间应该读读《共产党宣言》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潘复生当时很小心谨慎,说这几句话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别样的勇气,令我和刘雪峰感到很震惊,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今天在我的笔记本里还可以找到它的记录。我后来回想起来,这位老领导感慨时事,此时出此言是不无原因的。
之后,我们一同来到起草组参加夺权文告的讨论。当时文稿起草分成三大块:由任万新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一号通告;由《黑龙江日报》记者邴瑞年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由黑龙江大学(简称黑大)的王福成负责的小组起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我的记忆里,潘、汪只参加了夺权公告即《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的讨论。他们口不离“向革命小将致敬”“向革命小将学习”,向会场走来,同大家见面,在大家一再让座的情况下,他们才落座,两人几乎同时说:“我们得从头学习,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的。你们的水平比我们高,你们定吧,我们都同意。”只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说。
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下,当时我见到的许多老干部都是这样“谦虚谨慎”,常常把我们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潘复生说:
“我是个有罪之人,文革开始我也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应该向你们请罪。我要向你们学习。通告写得很好,很有力,我没有什么意见。”他的话语略带沙哑,语气平和,显得沉重而诚恳。屋子里十分安静,只见潘复生稍稍提高了声调,严肃地说了一句:“要学习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略停了一会儿,便起身说道:“我要回去准备明天我的发言稿。我写好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汪家道显得兴致很高、很激动,爽爽快快地说:
“你们有理论有水平,希望把第六条(指公告的第六项关于加强公安工作,打击地富反坏右)再加一点,既要讲严打,也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讲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也要讲团结,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击,从严处理。我们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他们两人都是革命的老资格,文化水平不同,经历也不一样,表现了当时他们对文革的极度兴奋之情,同时也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和作派。他俩的这种不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是铭记在心。
送走潘、汪以后,我和刘雪峰留下来,同起草组进一步讨论《一号通告》的各个细节,接着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给全省人民的呼吁书》。我们遵循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力图使这两个文件成为响当当的历史文件。我们咬文嚼字,反复讨论,直到晚间10点多钟。以后又讨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因为一些执笔人还想要继续在文字上对前两个稿子进行推敲和润色,就把致敬电稿留给我来决定。直到大约12点以后,致敬电的稿子才送给我。我觉得稿子写得太长,一是把浓墨重笔用在对毛主席革命功绩的歌颂上,并且用的又多是别人用过的词,缺乏新意和自己的语言;二是没有紧扣黑龙江的特点、夺权的主旨以及夺权以后所应该表达的愿望和决心。我阅读该稿,起草人早已栽倒在一旁进入了梦乡,看来再叫他大改是为难他,并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请他回去休息。开始我试图在原稿上进行删改,感到很费力,就另写了一稿。我认为,致敬电应该突出三点: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集中起来还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应该写出我们的体会和认识;二是造反派队伍内部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极大地妨碍革命派的团结、同社会革命力量的联合和夺权,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应该强调我们在思想革命化这方面的觉悟和愿望;三是表达我们边疆人民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一时思潮翻滚,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给毛泽东,把原来稿子上的毛主席称谓前用的一连串“最”字抄了下来,还嫌不够,又加了一两个。这就是后来见报的那个电文。因为时间仓促,稿子写得十分粗俗,缺乏认真的推敲和必要的修饰,思想浅薄,毫无文采。我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只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此文是当时我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文风的最真实的写照,因而以后针对这种文风,理所当然的受到学者文人的嘲讽和讥笑。对我的教益是大大的。

1月31日上午,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举行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时值隆冬,红色造反者穿着整齐,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精神抖擞,按单位排成六路纵队,早早地从四面八方有秩序地进入会场,省军区和驻军指战员5000人持枪列队威武雄壮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会场四周竖立了无数面红旗,整个会场显得隆重热烈,给人一种革命火爆的热烈气氛。主席台由几张办公桌连接而成,上面铺着红布。我和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驻我省二十三军军长游好扬、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喻屏,以及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其他负责人刘雪峰、游兴懋等人站在主席台的站台上。在大厦的前门晾台横额上,赫然张挂着红底白字横幅《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于10点15分正式开始,按照当时盛行的方式,先奏了一曲《东方红》乐曲,接着由主持人张连科宣告“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按议程顺序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自即日起,停止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在大会上,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先后致辞。他们热烈欢呼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在大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游好扬先后讲话。
大会进行到最后一个程序,由我在大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为了更清楚地再现这段历史,让我再回放一组镜头:
夺权前几天,宋任穷受周恩来委派到达哈尔滨。周恩来派他来哈尔滨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他取得黑龙江省造反派的谅解,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二是通过他考察黑龙江省造反派头头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应该说,他很好地落实了这两项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黑龙江省造反派着实地给了宋任穷两次亮相的机会。
一是27日哈尔滨大专总部在哈军工大礼堂召开了各高校造反团分团(我们师院是分队)以上负责人会议,给宋任穷一次讲话的机会,让他对他前期执行反动路线进行检讨。
在这次会上,宋说:“我和喻屏同志这次来哈尔滨,一是我们坚决支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的一切革命行动。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是向你们学习。并在这里,我代表东北局作初步检查。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打击了一大批革命小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向大家沉痛地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同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事实,一再表示很对不起大家,并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与会者以热烈的鼓掌,表示通过他的检讨。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高级首长是这么虔诚地对待自己的错误,从心里表示对这位劳苦功高的湖南老乡的崇敬和谅解。我认为,检讨不在词多,也不用无限上纲上线,而在于说真心话,从心里认错。
二是在夺权大会上请他以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讲话,让他代表东北局对大联合大夺权公开表态支持。
在1月31日的这次大会上,宋任穷用稿纸写了500字的讲话稿。事前曾一再要求,希望我看看,我说既然请你参加就相信你,我们不检查,也不看。他的讲话措辞极其严谨,去掉七行口号,实际不到400字,却赢得了全场10万人的多次鼓掌。他来时因为受沈阳造反派攻击而堆起来的满脸愁云,此时被黑龙江省造反派上上下下的这份难得的支持而眉开眼笑,清瘦的他,迎着刺骨的寒风,此时此刻显得格外的精神。虽然他在讲话时,还是多少有些紧张,声音有点儿发颤。宋任穷讲话有两个要点:一代表东北局对今天的大联合大夺权大会及其成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二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决心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要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潘复生说:“今天我和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喻屏同志参加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我觉得潘复生讲话时比宋任穷要轻松得多,因为他没有宋的那份对沈阳的牵挂,虽然他的讲话稿也不长,比宋任穷多不了几个字,但却比宋任穷要显得更热情,言语之间洋溢着其内心的无比喜悦。他说:
“我坚决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要把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过来。我们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好得很。”他又说: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站在一起,向红色造反者学习,当小学生,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全省的大夺权斗争,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做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把黑龙江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我宣誓坚定地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后潘复生领呼了六个口号结束了他的讲话。
汪家道和游好扬分别代表省军区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同宋、潘大不一样,两位部队首长,显得特别地轻松、自若,底气足,活力壮。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之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月31日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一组文件,大概是10点多钟,省红革委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进屋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找你。”我好生奇怪,心想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做什么?电话转到大厦三楼服务台。我接过电话筒,传来一位中年男子低沉而稳重的声音:“你是范正美同志吗?”
我回答说:
“我就是范正美!”
“我是总理办公室。我想问问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是怎么安排的?”对方的语言干净利落,我也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回答说:
“革命委员会设常务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一共5个人,设班长一人,副班长2人。我是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为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
“好,我就是问问这个情况,没有别的事。谢谢你。”
放下电话话筒,我想这是中央核实我们夺权情况,并未放在心上,但这件事的始末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想到,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第一条新闻,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游好扬的讲话,人民日报当天除了头版通栏头条发表以新华社哈尔滨一日电的长篇消息报道夺权大会及上述内容之外,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是这么说的: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党权、政权、文权、财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指致敬电,下同),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必须思考的头等大事。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省夺权以后,除了《人民日报》报道以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其他中央舆论工具也用各自特有的形式作了报道。《人民画报》在重要位置转发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在一起学习的照片。(图为《人民画报》1967年第四期发表黑龙江夺权胜利的照片,文字说明是:“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了权,并且建立了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图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在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前排左起第二人是革命领导干部、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左起第一人是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新华社记者摄影”)一时间,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云集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夺权前前后后成了中国的新闻热点。

毛泽东对黑龙江省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做法十分重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及时地进行了总结,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我在夺权后的第三天到黑龙江日报社去检查工作时,黑龙江日报社的负责人高兴地翻指着新华社的电讯稿向我介绍说:“中央对于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大会的报道有四个方面是空前的。一是作出报道时间抉择最快,1月31日开会,2月1日晚间,新华社就发出了电讯稿;二是电讯稿全部采取双行快速电传;三是大会的各种文告和领导讲话都是全文照发;四是要求上述电稿必须全部抓紧时间在头版和其他显著位置转发。”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报告说,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这说明,黑龙江省第一个搞了“三结合”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这个办法好,把它确定为一种基本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措施。

如上所述,黑龙江省建立“三结合”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当晚,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我潘、汪的职务安排;新华社1日很快转发了黑龙江省的消息;接着通过解放军报社驻哈记者站,于2月初推动我们造反派头头总结夺权经验,并于2月9日,通过《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新华社《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
毛泽东通过“两报一刊”传到了他对前一段夺权斗争的理论概括: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黑龙江省的经验呢?当时我和任万新、董学章等一些同志做了这么几点分析:
其一,“打倒一切”严重。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五一六通知》开始的,毛泽东在5月改组了中央文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以后,各单位群众联系实际揭发本单位领导的问题,差不多的领导遭到了炮击;而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刘少奇主持中央决定派出工作组,并且发出了“中央八条”,对各单位的群众运动实行了高压,数以千万计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混水摸鱼分子”。但是,这些被压制的少数派,并没有被压服,而在“十六条”颁布以后,他们组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比6月初要大得多的反劲、冲劲,各单位的党组织由于执行了“中央八条”,而全面受到了冲击,变得十分被动,致使各级领导全面陷入瘫痪。到了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开始夺权,加上领导层分化,各单位造反派组织门派林立,山头四起,就使打倒一切更加泛滥。除了党中央,全国各级权威丧失殆尽。毛泽东认为必须解放一批干部,逐步贯彻干部政策。黑龙江提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契机。
对此,《红旗》杂志在1967年第四期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章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文章重申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文章说,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文章引用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的一段话后说,“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接着,文章长篇引用毛泽东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中一段关于对待陈独秀和李立三路线的两个教训的论述,苦口婆心地要求当时的造反派引为借鉴。
其二,无政府主义严重。这是“打倒一切”的必然结果。由于各级组织瘫痪,各种党政机关有名无实,不知所措,无政府主义泛滥。如何建立新的革命权威,黑龙江省的三结合结构值得借鉴。对此,《红旗》杂志于2月4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专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文章论述为了造走资派的反,必须不管他们的“纪律”,之后接着论述道:“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必须粉碎反革命的纪律,同时,必须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于是文章大段大段引用列宁、毛泽东的有关革命纪律的论述,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反对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文章说:“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冲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纪律,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绝不是不要任何纪律,绝不是提倡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又说,“不克服这些东西,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性,就不能组成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同敌人战斗,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些话说明无政府主义是多么严重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文章转而论述了建立革命权威的问题。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黑龙江省的经验就显得十分宝贵。
第一,黑龙江省的经验是通过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把军队首长和原来有影响的革命领导干部置于这个临时领导机构的领导核心,同当时最具革命权威的造反派头头相结合,这就在新的条件下树立了革命权威,成为众多的群众组织和广大干部的新的号令中心,解决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推动了社会秩序尽快地走向正常,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进行。
第二,黑龙江省的经验是全国省级夺权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革命干部的省份,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使一些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有机会站出来工作,这就为逐步引导群众向着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黑龙江省的造反派自觉地提出了造反派自我教育、自我整顿的问题。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特别提到我在前面引用的学习毛主席老三篇、《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克服错误倾向的那段文字。造反派内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关系文革成败的大事。应该说,这是许多人引以为忧的事情,何况明察秋毫的毛主席。
第四,黑龙江省的经验解决了夺权之后,怎么命名一个全国可以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问题。上海叫人民公社,山西,贵州也有自己的不同名字。这些地方也叫临时权力机构,但缺乏稳定的结合机制,不容易形成革命权威,一些地方因而出现了反复夺权的现象。黑龙江明确提出军干群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就是黑龙江省夺权经验的可贵之处。基于上述几点,毛泽东当机立断,及时地肯定了黑龙江省的做法,快速转发了黑龙江省的经验。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和师院的同志们一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即进入社会的第一仗,出师大利,并有所贡献,见到战友们,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同我握手致意,备感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对于开展省里的工作,又觉得脑子一片空白,茫茫然,不知所措,感到寝食不安,自觉有点傻傻乎乎,很不自在。因为自己原来只是个学生,虽然一直当学生干部,当过教员,前一阶段当了造反团头头,从少数派发展到多数派,积累了一些群众工作的经验,但是省里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进门或重大集会,总要我走在最前头,感到很不自在,很别扭。直到红革委机关搬到107,还有人因为这一点,对我在背后指指点点,用双关语讥笑我没有官架子,这时就有人出来批评,要他们见我不要嬉皮笑脸,对我放尊重一点。我听到这些话,也感觉很不是滋味。感到遭熏烤、受熬煎。
同我在学院工作相反,我担任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把手期间,因为怕犯错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不搞大篇讲话,自觉地夹起尾巴;工作起来主动性差,不能推出系统性、系列性的工作安排。有的同志还为我捧场,美之曰“大智若愚”,叫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们作了这样的分工:我负责运动,刘雪锋负责生产工作,游兴懋负责组织建设;潘复生协助我主持全面工作,汪家道负责支左和社会治安。那个期间的工作是在大家推动之下开展的,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节选者注:以下略去范正美主要抓的八件事具体内容:一、主持总结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二、完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主持制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告》。三、解决各地夺权斗争中出现的问题。四、大力抓解放干部。五、抓生产。六、抓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和红卫兵的思想建设。七、接待外宾。八、抓革委会成员和机关的学习。)

斗转星移,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人们对于新生的革委会领导开始习惯,并且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秩序过渡,一批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成长,我们的自我感觉也不错。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一个毛孩子领导东北边陲之省是极不放心的。据当时传闻,毛泽东对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像蒯大富等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学生,曾经寄予过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是这些人阅历浅薄、独特的个性和善于思考的倾向,使他终于改变了初衷。他还是觉得,这些孩子毛手毛脚,不知深浅,只有他带出的老干部,才是信得过的。正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信息,打破了我的盲目乐观。
潘复生几次在革委会上谈到他昨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说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革命生产十分关切。到3月初,潘复生在一次革委会上又郑重地说:
“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黑龙江的工作,他昨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汇报团到北京汇报工作。”
这件事潘复生事前并没有跟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我个别交谈,使我和其他造反派委员感到特别突然,但我们从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因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黑龙江人民的关怀,必将极大的推动黑龙江省的革命和生产。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很迟钝的,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幼稚得可笑。我在这时,一点也没有思考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信号。我的参谋不少,他们常常有什么事给我提个醒,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一个人向我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我和许多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以为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其负责人是在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两个通告也写得明明白白,以后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新的权力机构予以取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也就是说,我对于文革以后的政治体制转换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到北京之后,一开始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回想起来我感到自己见事迟、政治愚钝。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所以,当时我根据潘复生的传达,抓了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积极组织汇报团;二是准备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对于汇报团的组成,我们开会定了三条原则:首先是革命性,汇报团的成员,一定是最坚定的文革左派,他们忠于毛泽东思想,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其次是代表性,要有省革委成员,也要有基层各个方面的代表,军干群,工农商学兵都要有;三是年龄结构要合适,老中青三结合。
经过酝酿、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定了26人组成“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汇报团”,具体组成是工人代表5人,农民代表3人,解放军代表4人,学生代表5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2人,商业服务系统代表2人,文教方面代表2人,机关干部代表3人。其中中共党员17人(包括预备党员3人),非党员1名,其余为共青团员。
5名工厂代表是:北满钢厂工人李树森、哈尔滨发电厂工人姜凤珍、哈尔滨锅炉厂工人于庆彬、哈尔滨石油配件厂业余教员刘雪峰、哈尔滨伟建厂设计员孙宝生。当时就是这样,所谓工人,并非指的是第一线的产业工人,而是在工厂工作的人,都视为工人。这是当时的一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潮。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时尚,至今依然如故。
3名农民代表是:依安县通宽公社社员宋淑芳(女)、肇州县双发公社社员许占义、望奎县先锋公社社员韩大凤(女)。
4名解放军代表是: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双城县人武部政委王爱国、望奎县人武部政委范凤鸣、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张富。
5名学生代表是:范正美、哈尔滨体育学院学生王平武、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边士军、郭海(在省接管委员会工作)、黑龙江工学院学生聂景民。
2名革命领导干部是:潘复生和燕文卿。
2名商业服务业代表是:省外贸局一般干部毛远珍(女)、省水产局人事干部纪勇。
2名文教代表是:《黑龙江日报》见习记者李振盛、省广播电台朝语部编辑李德松。
3名机关干部代表是:省总工会研究员张林、肇州县副县长孙洁、哈尔滨市共青团市委一般干部刘宝民。
关于汇报的内容和分工,在哈尔滨我作了这样的安排:全省夺权情况-刘雪峰;三结合与干部政策-郭海;抓革命促生产-燕文卿;大专院校-聂景民;镇反情况-张富。此外,我还安排了关于典型汇报问题:哈尔滨市-王平武;北满钢厂-李树森;哈尔滨石油配件厂-刘雪峰;肇州-许占义、孙洁;望奎-范凤鸣;省市委机关-郭海;大专总部-聂景民、边士军。为了进一步发展省里的形势,我还归纳应该请示的问题有七大方面:党的组织恢复问题、地专领导机关设置、特区、林业总局和农垦总局设置;有关学生毕业及参加接管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问题;劳改农场归地方管理问题;森林警察建制(包括3000人员及其由省军区管理、次森林划给部分社队等);大庆专题汇报问题;军工八八团后台以及省报纸张和机器问题。我叙述这么多,不是说我当时安排得如何周详细致,而是想告诉读者,在我的生平里,这是我第一次悟性迟钝,我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汇报请示的根本问题应该是由潘复生、汪家道担任革委会的一二把手,而不应该是我和刘雪峰。读者会想到,不是还有一个游兴懋吗?且请听我说明。
如前所述,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接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跟我打招呼请假的理由是,学院有事,或者接到哈军工造反团的电话要他回去。此人身材魁梧健壮,黑黑的头发,一对隆起的一字大眉,使得闪亮的大眼睛饶有精神,加之道地的一身合体的黄军装,显得特别英俊、帅气有派,在北方大厦出入,格外引姑娘们侧目。就是这位哈军工大汉,言语不多,却喜欢同女服务员聊天。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同志却背着我们,同哈军工个别人(请允许我隐去真实姓名),在搞潘复生同27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机密,终归一时疏漏而被哈军工造反团的一名人员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于是潘复生找我和刘雪峰等,称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按照当时革委会的做法,群众代表可以由本单位随时调回,我们当然就同意了,并没有作多么复杂的思考,特别是出于对潘复生的高度信任。于是潘复生得手,依靠汪家道,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此前,对游等进行了多场批斗。这件事潘复生做得表面上严密有序,表现了一位老练政治家的胆识、干练和果决。这事我以后还要详加述说其原委。
这样,我们去北京汇报的时候,革委会的正副班长就只有我和刘雪峰了。

我记得潘、汪于3月9日坐飞机到达北京,我们其他成员是3月11日到达北京的。潘、汪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在坐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我们这些人在北京等了五六天,3月16日晚饭之后,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我们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戚本禹这次找我们群众代表的本意是,要我们群众代表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但是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而是忽悠了一个大圈。
戚本禹这么开始他的谈话:“黑龙江省革命搞得很好,很早就想向你们学习,今天请你们来谈一下。”接着,他对着汇报团名单,一一认了一遍之后,又说:
“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近几天有什么想法?”对于这句问话,我和刘雪峰互相对视了一下,感到很突然,想不出问者用意的真谛,于是我反问了一句:
“戚本禹同志,您想了解我们哪方面情况?”
戚本禹不睬地说:“你们的情况从报纸见到了,潘复生同志汇报我也看了,在这个基础上找你们再谈谈。”
于是,我开始汇报,谈了一些情况之后,戚本禹忽然问道:“你们核心组经常开会谁主持?就是主席说的你们弹钢琴的班长是谁?”当大家指着我说,“范正美是班长,刘雪峰是副班长。”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荻秋对左派就怕得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你们把正副班长交给他俩,我想你们不会有意见吧。革命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嘛。潘复生的意见正确就按着他的干,不能认为当班长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员就是阿斗,那么群众就更是阿斗了。这种说法不正确。游兴懋挑拨,你们没有上当,这很好。当班长是为人民服务的。谁来当班长,谁来弹钢琴呢?必须是有领导经验的。让潘复生来做班长,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你们可以提议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做决定。你们说,这事他本人不好提。你们做个委员,把你们报为班长,而让潘复生做个委员,中央不好批啊。论权威,你们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但是从全局看,特别是在干部中和军队中你们的威信是不如潘复生和汪家道。你们可以做个委员嘛。他们要向你们学习,但你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恐怕就更多些。上海、山西、山东等地已经批了。上海是姚文元,山西是刘格平,山东是王效禹……这次你们来主要不是为了得到中央的正式批准和承认吗?过去中央知道黑龙江省有问题,才派潘复生去的,结果那里勾结得严严的。潘复生受到排挤。现在,潘复生和你们造了反,你们得让他真正当书记。要革命就彻底革命嘛。”
说到这里,戚本禹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首先表态完全拥护潘复生、汪家道当正副班长,我个人的安排完全听从组织和群众的安排,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要求。我说完之后,刘雪峰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其他群众代表没说什么,戚本禹就起身与我们告别。
第二天,我在住所召集了汇报团全体大会,汇报了昨晚戚本禹代表中央接见群众代表的情况,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潘复生和汪家道在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精神,并表示服从中央安排,要向小将学习。我问潘复生应该怎么办?他要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家里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明知道,这是走过场,但我还是按潘复生的指示,给张万春同志(离开哈市时,指定由他主持工作)打了电话。在我写这段回忆录时,翻看了我的笔记,是这么说的:
“根据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我省革命委员会班长、副班长应该由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担任,我们来京的同志和潘、汪一起研究,完全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决定由潘、汪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并改称主任、副主任。委员会设51人,常委19人,具体人选回家一并研究定。现征求你们的意见,上报中央批准。如无异议,可以不来电话。如有不同意见请来电话通知。建议立即召开全体委员开会。”
记得过了两天,潘、汪打电话,用车把我接到京西宾馆他们的住地。潘复生、汪家道亲切接见了我。告诉我,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个报告,由他们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我不知道如何写,就由潘复生口述。报告用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白信笺这样写道: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范正美1967年3月18日

至此,我的班长之职就卸任了。历时50天。

3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汇报团全体成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指我写的报告)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之后,周恩来还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体有这么几点,我在这里也是复录当时的记录:
关于运动发展,周恩来说:“初期,学生起了很大作用,初期有丰功伟绩,破旧立新也好,大串联也好,都有很大功劳。去年10月以后,林彪同志号召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学生从北京到各地,也是学生到工厂、到机关推动了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运动、前进,反动路线要反扑,搞经济主义,是新形式。他们钻进来假夺权,这时我们认识到要夺权了,工人阶级就当了先锋,上海工人阶级打响了第一炮,由很少人,发展到群众运动,由几千人发展到上百万人上了街夺权了。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反动路线进行了反扑。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形象化点说:展开了全面内战。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年一月,‘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连锁反应,夺权斗争,闻风而起。光学生造反派还是不行的,仅工人也不行,还要革命干部,要大联合。”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夺所有犯了一般错误干部的权。只要彻底改造,不是反动的,不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吸收三结合。一个地区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慎重,要是不慎重,就复辟了。没亮相的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坚决的,群众通不过的,不能参加结合。三结合,不是凡是领导就结合进来,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需要革命干部参加领导,但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出来支持,必须讲究三结合。军队支持夺权才能站住。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广大群众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骨干。”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周恩来说:“过去刘邓路线是一律打倒,在干部路线上还没肃清。打倒一切的流毒,还是从刘邓那里来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到一个学校,干部一律靠边站。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说了吗?打倒一切是形‘左’实右。他们六四年‘四清’搞人海战术,让干部一律靠边站。这个思想‘四清’时就有了,现在又复活了。”
关于反倾向问题,周恩来说:“既不能打倒一切,又不能让原班人马复辟。”“一种是没有阶级分析,一律让回来。有的人反动路线还发展,搞什么赤卫队,经济主义,这就是保自己。这样的情况要分析。有的人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就不能结合。”“领导干部三结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搞两条路线斗争。”
关于李范五、欧阳钦问题,周恩来说:“现在的黑龙江省从省里造反的也是比较多的,搞一些阴谋的是李范五,欧阳钦是底子。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党中央,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独立王国。”
关于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汪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十七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一个方面。黑龙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查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查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查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关于党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这次汇报,事先我都作了周密布置,大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宣布“现在请你们汇报”,而是一个个问我们的姓名,在哪个单位、干什么的,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等等。原先我们都感到比较紧张,这样一问一答,大家就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进入总理要谈的正题,而我们原来要说的主要事情也就谈清楚了。我对总理的谈话艺术、不倦的工作作风和亲切诲人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总理的谈话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像长辈唠家常一样,把他那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应该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如行云流水般表述出来,没有任何做作和装腔作势的地方。上述几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的谈话记录写下来的,并非刻意整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没想到,总理此后就记住了我。遗憾的是,我因为激动,竟没有请求总理同我们一起留影纪念。会后,大家把我好一顿埋怨,后悔终生。
全体受到接见之后,临别时,总理又对我和潘、汪交代了几句话。一是“调欧阳钦到北京接受审查”;二是“李力安是安子文安排去的黑龙江,现在已经明确了。”
周恩来讲完之后,一个个征求其他领导人讲话。只有康生讲了几句。他说:“要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嘛。在这方面,你们黑龙江省还要加强。要向上海学习。我看你们黑龙江的文章太少。”周恩来又补充说:“对啊,你们还要多写些好文章,希望在报纸上,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这就是黑龙江省汇报团3月去京的始末。

我在从京西宾馆回汇报团住地的车上想,我区区一个普通大学生,28周岁,被群众组织推出,当一个省的最高领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堪胜任。在哈尔滨已有深的感触,到北京不几天,更是感到力不从心,经验不够,疲于应付。差不多天天都有张万春的电话请示:有全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问题,煤炭生产和供应问题,大庆石油生产问题,春耕生产问题,出口车皮问题,粮食厅关于稻种问题,还有外事——阿尔巴尼亚大使访哈尔滨问题,干部解放和结合问题,建工学院造反团问题,等等,要我拿主意、出对策,或要求请示中央,我都一一作了答复(这些答复后来没有听说怪罪我的)。
那几天,汇报团其他成员都是那样轻松愉快,而我却忙着记笔记、做记录、草拟文稿,大事小情,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吃饭都有电话要接。现在我可解放了,不用我去操心了,真是如释重负,有一种解放感、自由感。后来有人问我:“你不担任班长了,有何想法?”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上来的,也没有想在这个位置上长期呆下去。革委会的一号通告说的十分明白:革委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我只不过当了一段临时工。”说实在的,不但我是这么想的,当时许多造反派也是这么想的。

在北京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红政会的问题。红政会是黑龙江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的简称。我当时任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这件事也许对研究文革史有某些参考。这里有我就红政会给张万春打电话保存的手稿,我把它抄录如下:
听说明天就要召开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提几点建议:
1. 要充分认识这次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的意义。红卫兵运动是我国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搞好红卫兵政治思想建设,不但是当前左派建设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我国人民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并且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我们已经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夺了过来,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可能有反扑。搞好大专院校红卫兵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要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建设总结经验,提出任务。同时要为其他左派提供榜样,摸索一些办法。
2. 要把这次会议开好,从会议安排、日程、报告、决议,革委会都要责成专人抓好。
3. 重视内容,不要讲形式。会要开得朴实、认真、细致、落实。
打电话的时间是3月16日上午。《黑龙江日报》在17日第一版用了通栏大标题发了这个电话的精神,并且配发了社论。
这个政工会议是我在家里定的。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呢?可以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我们认为,左派队伍里,出现了若干带有倾向性的问题:(1)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主要表现在对待干部、保守派的组织以及自己内部三个方面。(2)单纯军事观点,主要表现是材料第一,只要干货,忽视活思想;只重视抓专案组,忽视群众运动;只注意冲打,忽视总结提高;只重视镇压反动组织头目,忽视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二是夺权后,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某些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力,对红卫兵组织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抓得不紧,领导对思想工作和活的思想教育抓的不够,没有把根子扎在基层。这些问题和解决办法,都详细写在《关于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里,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对红卫兵的自我认识和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于了解和分析文革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3月21日我们乘飞机取道沈阳回哈。在沈阳辽宁宾馆会议室,宋任穷、顾卓新、喻屏等东北局领导人接见了我们汇报团全体人员。宋任穷一再地表示,向黑龙江省祝贺,向黑龙江省学习,黑龙江省创造了革命三结合的经验,希望发扬光大,好好总结。接见时,宋任穷同潘复生一对一式的谈话,没有别人插话,别人也不好插话。概括起来,他们的谈话,主要围绕三点:
一是关于“三结合”问题。宋说:“革命的‘三结合’是从黑龙江省开始的。在你们召开(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的誓师大会的前一天,哈工大的陈造反提出,让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当顾问。我们按《红旗》四期社论精神,和陈造反谈,还是当委员好,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现在当主任和副主任了。黑龙江省有经验,你们好好总结,不只是省一级,地、市一级也要搞。”并说:“现在结合的干部少了一些,逐渐地要加上去。”
二是潘复生传达周恩来批评哈军工造反团对27人的处理,宋很有感触地说:“哈军工是个问题,对‘二十七人’反动的大字报,应该进一步批判,但不能扩大化。我们在这方面有亲身体会。过去斗争时肃反扩大化,我们被搞得连话也不敢说。那时我们自己也害怕,搞人家,也害怕别人搞自己,形成了人人自危。过去斗争杀人哪,掉脑袋。毛主席伟大得很。现在不杀人,留头说话,捉起来也没关系,因为还活着,可以说话。”
三是潘复生说到造反团要加强学习时,宋任穷说,“总理怀疑造反派能不能坐下来好好看看社论,好好学习学习,所有的社论是不是都看了?要学习和研究中央的社论精神。要坐下来写点东西,写点好文章。像北京三司的《破私立公》,上海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等文章写得很好。”
此外,他们还谈到矿区、车站、码头等一些重要部门,中央决定实行军管的问题。
看起来宋任穷很兴奋,和他到哈尔滨市的精神状态相比,似乎有所改变,可能从黑龙江的赴京汇报中看到了希望吧,也或许是黑龙江给了他如此高的礼遇,使他感到一时的轻松。因为在受到黑龙江省造反派的礼遇期间,正是他遭受辽宁两派群众组织的夹击之时,日子并不好过。这是后话。
在我听起来,两位老领导的对话,语重心长,是对哈军工造反团,也是对我、对我们全省人民说的,很有分量。

北京之行,结束了我的一段人生旅程。
50天,昙花一现。
但是,在那个时代那样的非常时期,我尽了力。我献给黑龙江人民的是,一片赤诚,一片爱,一个真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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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四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5月 05, 2024 8:0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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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魏亚光生前在“哈工大文革十年史”
博客群与学友们交流的信息选录

魏亚南 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刊第235期(2023年10月30日)曾发表魏亚南先生《冥寿缅怀——写在告别人世的大弟魏亚光78岁生日之际》,可参看。
魏亚光简介:魏亚光(图为魏亚光晚年留影),194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1963年从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毕业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被选为6313班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小鬼”“小游鱼”。解脱后外出参加步行串联,途中得知黑龙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即折返哈尔滨,回校后参加了哈工大1967年1月31日关于进入省革委会的领导干部潘复生亮相是否充分的辩论会即“一·三一”事件,站到了否定潘复生的一边,成为“炮轰派”骨干。此后受到潘复生及拥护潘的“捍联总”派残酷打击,除惨遭毒打外还被关进监狱。后为促进两派联合,周恩来召集两派头头到京开会时点名魏亚光参加,始得出狱。此后又被当权者以魏同寝室一“出身不好”的同学为突破口,揭发魏有“攻击林副统帅”的言论。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再次投进监狱。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方得解脱,其时前后坐牢已近四年。延期三年毕业的魏亚光分配到齐齐哈尔无线电一厂做技术工作,因工作好,贡献大,被提拔为厂长,但没想到要求入党却一直得不到批准。后来才知是被当作“坏头头”控制使用。直到1984年才最终由齐齐哈尔市委清查办正式发文肯定了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最后他带着文革的满身伤痕,感染疫情后,于2023年5月25日病逝。

布衣札记之《莫名其妙的暴行》(一)
(注:“布衣”是魏亚光在博客群里的笔名)

1967年2月19日,我的人生中又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2月12日,哈工大“1·31”辩论会被刚刚诞生十几天的黑龙江省革委会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数千人之众的哈工大造反团被打成右派组织,该团的头头、骨干以及所谓的“黑后台”等十多人被捕入狱。以陈造反、刘俊业、刘佐文为首的17个人受到潘复生的亲自接见并且当面赞誉:“你们才是哈工大真正的左派!”左派们立即杀回学校全面夺权,勒令红色造反团等“右派组织”一律解散,其各级头头和骨干人等限期到指定地点登记自首,号召“逍遥派”(多数是原“保皇派”)和原造反团的一般成员“反戈一击”加入他们刚刚成立的“哈工大新曙光造反团”。
我与“1·31”事件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我正和本班一些同学以及东北林学院我哥哥他们几个同学打着“乐在天涯战恶风”的旗帜行进在徒步长征的风雪途中。得知消息返回学校时,事件已经过去。

(林纪华:亚光兄,这一点我可作证。但后来为什么抓您?)

2月19日晚,马上该上床睡觉了。突然间“咣”的一声房门被撞开,黑压压拥进一群人,门外挤不进来的还有不少,为首一个高个的我认识一一正是陈造反!
“谁是魏亚光!”一声断喝。话音未落,我就挺身站出:“我就是,有何贵干?”万沒想到陈竟二话不说,一步窜上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下按,其他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拧胳膊、打嘴巴……同宿舍几个同学都被惊呆了,陆续有人喊:“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打人?”他们并不予理睬,依仗人多势众,连拖带抬,拧着双臂一直将我从学生二宿舍弄到主楼二楼他们的办公室。一路上紧抓头发按着我的那只手没有放松过。
我被紧紧地捆在椅子上,抬眼望去,陈造反、刘俊业、姚仲凯、王启凤、张小兵……被潘复生夸赞为“哈工大真正的左派们”几乎集体出动,悉数在场。“你们凭什么抓我?为什么打人?”没人搭腔,回答我的只有拳打、脚踢和耳光。其中有一位“英雄”令我终生难忘,体格壮硕、满脸横肉,只见他抡圆了手臂,铆足了劲儿,“啪”地一声搧在我左脸上,我连同椅子一块翻倒在地,半边脸立刻火辣辣的发麻,左耳也嗡嗡鸣响(桂志强兄被打得耳膜破裂想必也是领教了这种“铁砂掌”)。
被人扶起后,我扭过头问他:“有没有胆量报一报你的大名?”“怎么?你还想搞反革命阶级报复?”他一边不无自豪地拍拍胸膛:“大名鼎鼎刘国英!”一边再次抡起手臂,瞄向了我的右边脸,这时刘俊业过来挡住了他,把他推出了房间。

(林纪华:知道了,当时两派争斗无可非议,都上当了!但抓人,打人,陈造反心中有数,上必有旨意!陈必反省。)

折腾了多半宿,“英雄”们够累的了。是谁找了一块不知是擦什么用的脏抹布塞进我嘴里,就各自歇息去了。
天大亮了,陈等几人开门进来,给我松了绑,扯掉嘴里的抹布。啥理由也不说,更谈不上道歉:“没事了,你回宿舍睡觉去吧。”“怎么,这就完事了?你们也太无法无天了!平白无故把人绑来,连踢带打,折磨了一夜,就没事了!这还有点王法没有?”
难怪当天晚上同宿舍和在场的林元圭、林纪华等同学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一头雾水,我本人当年也是一头雾水。直到十多年后,陈造反也挨了不少整,良心发现,当年实在对不住炮派同学和挨整的工大老师、干部,在各种场合一次次地表示忏悔和歉意,甚至通过程俊人兄多次向文革初期同为造反派的我致意:真诚地向我致歉,愿意与我交往、成为朋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可能比别人更多些,毕竟一来二去,确实走得很近,这也算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陈实(即陈造反)兄:
近好。我今冬亦有意去海南,只是丛华(魏亚光妻子)近来身体不太好,正在服中药调理,需视恢复情况方能决定能否成行。昨天与(程)俊人兄通话,相约如我果真能去三亚,那里熟人多。但愿我等能又在三亚相聚,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冬天,不亦乐乎!
关于在网上建立回忆哈工大文革史博客群的事,前天已试开通,博主是九系61级的安世民兄,与张小兵同班同学,你认识吗?谁是博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搭建了一个我们共用的平台。相信通过此平台可以逐步汇聚当年工大各方亲历了文革的知情人,通过一些典型事件的探讨、回忆、剖析甚至争论达到恢复真相、辩明是非、汲取教训、警示后人之目的。
众所周知,兄(陈造反)与弟(魏亚光)同为当年哈工大较有影响的人,各自的故事不少,曾经分属两个对立的组织,互为仇人。后来相继遭遇不公对待,吃足了苦头,乃至同为天涯沦落人,甚至最终竟成朋友。你我这种曲折离奇的经历本身故事性就很强,令许多人好奇,也包含着很多有意义的哲理。
弟窃以为我们应该把当年自己的、相互的,以至我们所经历、所知晓的有意义的大事告知世人,把我们对历史、对人生深深的感悟无保留地剖示给同学、同辈甚至是我们的后代。这也是我们行将就木之前为社会尽的最后一点责任吧,你说呢?
我想就以这个博客群作为我们交流的平台,用它来实现我们的一点心愿。我已参与的、已经有联系的哈工大校友群,包括“63132”群、“好友”群、“哈工大463博客群”、“五十年”群等原哈工大校友们以及所有能够见到“哈工大文革十年史”博客群有关信息的老校友、老朋友、新朋友们,我就以这篇写给陈实(亦即当年的陈造反)的私函转发给大家,并作为对您的邀请(请点击链接:新浪一博客一输入网,进入并参与哈工大文革十年史的回忆和反思)。为减少“工作量”,采取此种偷懒的办法,务请各位见谅,特别请陈实兄见谅。

魏亚光 于2016年9月28日晨

我第一次被抓、被打的“原因”
魏亚光

(2016-10-11 07:30:59)

有一次,我当面问陈造反当年他为什么带人去二宿舍抓我、打我?没想到竟然引出这么一段“狗血”故事:
1967年2月,他们刚刚夺权,工大多数人有些气不服,他们(陈造反们)有潘、汪支持,有恃无恐,急于立威。一天,学生二宿舍收发室值班的妇女(都是五六十岁的,其中只有一位稍年轻的,陈说就是她)到新曙光总团报告:魏亚光这几天晚上不睡觉,半夜三更在一楼大厅里踱来踱去,不知在想些什么。还有一个情节是她发现我们寝室对面的厕所里有烧过的纸灰,会不会是魏烧的?(我们用的厕所离收发室最近,值班的老妇们为图近便,也用这个厕所)正在开会的新曙光总团成员们一听。魏亚光!一系的“绊脚石”,在校内挺有影响,与夏承光、魏录元都是井冈山的,听说骨头还很硬。好,正好拿他来立威!走!去教训教训他!总团会也不开了,全体大员杀向二宿舍!

安世民评论:
这个“狗血”故事听上去有疑点,可以相信是收发室的中年妇女去新曙光总团报告的,但这个人不会知道亚光的观点或“事迹”,也不知道检举亚光会“立功”,甚至她怎么知道总团在哪,向谁报告?比较符合逻辑的推理是事先有人指使,她才注意盯上亚光,否则那么多人怎么就先入为主地说厕所烧东西就怀疑是亚光干的呢?如今是用这个“立威”的故事掩盖“指使人”的罪责。1·31事件后,陈造反、张小兵、刘佐文、姚忠凯等17人为了“抱紧”潘复生这棵他们认定的大树,首开非法抓人、打人的先例,向全校众多师生员工大打出手,逐步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加之打死李之炎时,陈造反就在现场,说有人往外推他,让他不要管,更是明显推卸自己的罪责。人命关天,他是一把手,“全无敌”就是他主持组建的,出了命案还往下推,这哪里有忏悔之诚意?

布衣札记之《幸存者》
魏亚光

(2016-11-07 04:48:18)

文革中我竟然能活下来,应该说是个奇迹。
今年5月初,陈造反在哈尔滨宴请我和工大炮派在哈的部分人员时,我们曾谈及一件事:当年文革时期黑龙江省捍联总的主要头目、省革委会中“不是常委的常委”刘俊业当面对我说过:“你得感谢潘复生,他认为哈工大右派势力雄厚,最可恨的就是你。但是他没有对学生动杀机,如果动杀机,要枪毙的第一个学生非你魏亚光莫属!”我想他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经潘复生批准,我曾先后两次被抓进黑龙江省公安厅监狱,其间曾数次被拉出去游街批斗,每次都是遍体鳞伤九死一生。狱中我曾连续绝食六日,以死抗争,但当奄奄一息之际,又被强行鼻饲救活,求死也不成。
1968年夏秋之交,我戴着手铐押回学校接受批斗,那是被打最凶的一次。上楼梯时有人揪着头发狠狠地往铁栏杆上撞,眼角被碰裂,血一直往外流,伤疤至今清析可见;全场高呼口号、背诵语录时,我在工大大礼堂舞台旁侧化妆室内经受暴殴,终生难忘的有一拳一脚:那一拳,直击我的左眼,长期红肿发炎,导致外伤性眼球变形,视网膜脱落,虽经多方治疗,终于完全失明;那一脚,典型的西门庆式窝心脚,完全是刻意致人死命的一脚,我背过气去,眼前漆黑,第一次体验濒死的感觉。送回到监房后,我可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以至于监狱方面都觉得实在太过分了,当着我的面,冲着送我的工大人怒吼:怎么打成这样?以后别想再来申请提人批斗!

评论:
余世宝
昨晚读了亚光兄的回忆文章,真正地催人泪下!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哈工大和哈市其他单位一样,成了真正的人间炼狱,由潘复生之流一手操纵和支持的“捍联总”和“全无敌”把持了哈工大,把广大红色造反团的师生踩在脚下,任意蹂躏,成为他们待宰的羔羊。他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任意辱骂,毒打,或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打骂,棍棒相加,轻则投入地下室、牛棚,重则投入监牢,严刑逼供,毒打摧残,多少人惨死在他们的皮鞭棍棒之下,或者是不堪他们的高压,跳楼自杀或割喉自尽!尤其是对造反团的大小头目,他们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连我们这些无名小卒都不能幸免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受尽摧残,何况亚光兄等造反团的头目,可想而知会受到何等的摧残!谢老天保佑,亚光兄能保得一条性命,已是万幸!那时真是感到大厦将倾,人人自危!我到现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全无敌”那些打手,打起人来,那么心狠手辣,几欲置人于死地!我们平民百姓,和他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他们那么狠,那么凶?这只能解释他们是一帮毫无人性的地痞流氓和畜生!

老葛:
看完魏亚光的回忆文,可见那些也受过高等教育的凶残的“全无敌”战士,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就不是善良之人。这些人能立地成佛吗?难!

林元圭:
我班的文志侠就被“捍联总”打得大便都拉到裤子里自己都不觉得,他被押回宿舍后,大家发现他身上臭气熏天,帮他查找才知原委。
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做人要有良知这一底线。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我虽为炮轰派,在守师院时,不知谁扣押了十多个“捍联总”的女生,并给她们蒙上眼。我被派去向她们问话,考虑到守师院的人员复杂,怕出事不好办,就偷偷地把她们都放了。当时曾经查是谁放的,現在我可以说出这秘密了。

王世成:
两派,归根结底不是什么阶级性,什么无产阶级感情……而是人性优劣的划分。是投机者行痞而坚,与正直者不惧淫威的对照。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必然归属。

枫林晚熙:
我曾想过,当年如果是炮轰派掌权会是怎样,从范正美和宋振业身上就可找到答案。文革后魏亚光和陈造反从对立冤家到第二次握手就不难说明他们都意识到全都输了!当年我们拿青春赌明天,以期达到美丽的理想,却不料都成了输光了的赌徒。青春不再,学业无成,理想破灭。但我们并没有沉沦,我们学会了深度思考,我们虽老但精气神犹在。人生就是要潇洒走一回。有苦涩也有快乐,有背叛更有友谊。
2016-11-9 11:01

布衣札记 《谁之罪》(一)
魏亚光

一个悲凉的灵魂——63132班王圣会同学的死
2016-10-16 10:53:57

王圣会,63132班学生,安徽省含山县人,与魏亚光同班。
1968年清队时被抄出“反动日记”,被迫揭发魏亚光的“反对毛泽东思想” 的罪行,1969年底分配到黒龙江嫰江一农场,不久卧轨自杀,自杀前口袋里留有一份给魏亚光表示愧疚和道歉的绝命书。
下面是魏亚光的回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刚刚从囚禁、劳改、流放的境况获得稍许的自由后下久,哈工大昔日的战友们为我组织了一次聚会,邀请在哈的当年各校、各单位炮派“名流”,上百人济济一堂。
席间,原黑龙江大学的炮派头头之一张姬娴(就是那个乘广播车沿街演讲、妙语连珠的“胖二嫂”)告知我:
“你有一个工大同学叫王圣会的,和我一起分在嫩江县(1970年初),他不久后就卧轨自杀了,你知道吗?”
啊?我当时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嫩江县对他做了什么?”
“县里倒没有怎么他,我们都一起被安排带队知青下乡劳动,他很少跟人讲话,谁也弄不清他为啥自杀,而且会选择那么激烈的方式——躺在铁轨上,火车过后,头滚出去老远,惨极了!”
找到死因还是不难。遗体的衣袋中备有一份事先写好的绝命书,一封没有收信人地址,而无法投递的信函,信封上收信人姓名处赫然写明“魏亚光亲启”。公安部门自然很快从来自哈尔滨的大学生圈内查到了我的线索,哈工大的,炮轰派头头,胖二嫂甚至给出了我的确切下落:现正关押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监狱中,据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2016-10-16 15:36:41)
怪不得狱中一次提审,竟然莫名其妙地向我问起了王圣会:
“有个叫王圣会的,你认识吗?”
“大学同班同学,怎么会不认识?”
“你们有什么联系?”
“您这话问得可真奇怪,把我关在这里快一年了吧,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叫我们怎么联系??”
“问你的是过去。”
“过去当然联系太多了,同班同学,朝夕相处,您关心啥?”
“你们经常聊些什么?”
“聊学习,聊日常生活,有时也谈理想,交流学雷锋、谈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体会,还经常聊如何要求进步,争取入党。”
一如既往。提审人员知道从我这儿不会有任何收获,就匆匆转移了话题。他们为什么问起了王圣会?当时在我的脑海里确曾画过一个问号。王圣会为什么要自杀?他的绝命书中都写了些什么?绝命书为什么会选择寄给一个正在坐牢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小地方,消息传播得快,没多久我就通过一些人打听到了悲剧发生的原委,也大体知道了王圣会绝命书的主要内容,还真的与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在绝命书中向我,一个他认为可以充分理解他的人,用血泪倾诉了文革给他的灵魂带来的巨大的撞击和深深的伤害,他不能理解这一切,也无力抗击这一切,他绝望了!
临死之前,他还因当时违心地揭发了我,向我表示真诚的道歉。他不能把这分愧疚带到另一个世界。
文革当年我的“反革命”罪行中,最为要命的罪名叫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中有两条罪证是:
(1)反对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2)反对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事实经过是:一天晚上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后,我对同班同学王圣会说:“这是文学语言,不是哲学语言。什么是顶峰?就是至高点了吧,那么过了至高点该是什么?下坡了吗?这种提法本身就违背马列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
“这话未免太过了!一个人一天除工作外都免不了吃喝拉撒睡,在各种场合得说多少话,怎么能句句是真理?一句就是一句嘛,怎么会顶一万句?
“我还对他说,面对这些过头的语言和狂热的吹捧,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考,我知道毛主席也反对这些。他能不知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登高跌重,物极必反’的道理吗?”
王圣会有写日记的习惯,文革前他曾把自己高中时的多本日记拿给我(魏亚光那时是班级团支部书记)看,共同探讨一些人生感悟。我相信他一定也把文革中我们一起探讨过的问题和心得都写进了日记。这一次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学校掌权者为了彻底整垮炮轰派,就从王圣会这里打破缺口,查抄了日记,并让他揭发了上述两条可以致于我死命的“反对毛泽东思想”言论,并在一次对我的批斗会上让王圣会当面检举揭发了我。
1969年冬,王圣会也和工大180多名66-68届“流放学生”一样分配到黒龙江嫰江一农场,但那时我还关在狱中,潘复生还在台上,文革还在继续,到农场不久,他终于丧失掉与命运抗争的最后一丝勇气,选择了死亡,卧轨自杀了!而我是到近十年之后的70年代末与张姬娴见面时,才知道他自杀前还留给我的这份绝命书!
王圣会在告別人世的最后一刻,因人性和良知的呼唤,在绝命书中表达了对我的愧疚和道歉,把灵魂的最后一次闪光,留在了奈何桥的这一边。
安息吧,王圣会!送去我最真情的抚慰。

英子:城东旧事
——给魏亚光的一封信

星光(魏亚光):五十年前我想到“命运”这个词。
那时“炮轰派”的同学在守建工楼,我是广播员,无论我怎样呼吁表忠心,也难免遭对方头头指挥着的、头顶着抽屉的打手们对学生们的抓捕和暴打,这就是专政!只要是这派人就要挨整,这派人的命运就和魏亚光联系着,抓他来压垮这个群体。而稍有自由思想的人哪怕在心里对毛所发动的文革产生怀疑时,一不小心暴露了思想的就被杀被打。在文革之初,这些不知深浅的,其实还是孩子的年轻学生,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驱赶到这场血雨腥风的“战场”,而他们开始竟然感到“令人兴奋”,却不知等待他们的是灾难!李之炎多么惨!左凤琴多么惨!陶乾多么惨!还有王圣会……
事情过去了,但我和这些人的命运没有中断,最初也想过逃避,但是命运还是把我和他们连在一起,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愿更多的人看到是的人类的善良天性,使人们为文革这场浩劫中遭受苦难者的命运多想想,那是我们的同胞。
星光:我在劳教所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人具有反思的天性,人们往住在事后意识到当时、当事中自己的错误,对不起良心的事。这就是当时、当事时人心被功利等等所缚而迎合势力,这众人的合势就推动了历史的巨澜,而过后当人们去掉功利回首往事时,灵魂会深深地谴责自己,深深地痛悔。一般到老的时候,功利上不去了就明白了,可这时这些人群已被边缘化了,另一些强势的壮年统治了世界,仍然上演比上一轮更烈的戏剧。
人只有亲身经历那段历史才能有切身的体会,如我在文革清队时感到每个毛孔都被扎着,低头弯腰呆似木鸡,年轻人听了可能哈哈大笑,哪能体会我内心在哭?
每个人都是一个博物馆,那历史是珍贵的,所以我要把我经历的心路,也是灵魂的反思写出来,这是上天赋予人的本能,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在下一轮的现实中让灵魂主导自己的心。
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历史的真相,这代人也大多把自己超然于自身历史了。星光,望你能发挥你的聪明才干,把我关心的事包括进去,使反思文革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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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68年黑龙江省七院三所破获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经验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昨天》编者按:这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期一篇典型的将整人的罪过当成功劳吹嘘的“经验介绍”文章。文革结束后应该没有人会认领这份“功劳”了吧。
文中提到的“七院三所”,文化大革命前为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舰艇研究院)第703研究所(大型舰船动力研究所),所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68年1月随第七研究院转归国防科委领导,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研究院第703所。1969年7月移交海军领导,1976年5月重归六机部建制。现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3研究所。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件
龙江革委字〔68〕2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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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转七院三所军管小组坚决依靠广大革命群众,
破获“鲁迅战斗员(不断革命筹备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经验

各地、市、特区、县革命委员会,并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沈阳军区:
七院三所革命委员会总结的“军管小组坚决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破获‘鲁迅战斗员(不断革命筹备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经验”很好,现转发各地。
这个经验的突出点,一是依靠群众,深入调查,反复分析、研究,发现敌人,掌握敌人的大量罪证,做到了实事求是。二是把毛主席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交给群众,使广大群众能够在斗争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又在于能否正确对待受蒙蔽、被欺骗的群众,特别是能否正确对待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是阶级敌人的人。对于这些人,只能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既要严格要求,有必要的斗争,又要注意团结。尽可能把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可能站过来的人,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该所军管人员,在领导群众同反革命集团斗争时,坚持把犯有错误的群众组织同反革命集团严格区别开、把受蒙蔽的群众同反革命分子严格区别开,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同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以及对反革命集团的顽固骨干分子和有悔改表现的加以区别对待等做法,很重要,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七院三所军管小组坚决依靠广大革命群众,
破获“鲁迅战斗员(不断革命筹备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经验

我所是一九六一年新建的国防科研单位。建所之初,接收了一批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建所以后,又陆续分配来一些大、中、专毕业学生。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人员较多,资产阶级思想有广泛市场,阶级队伍不纯,政治情况复杂,反动标语、反动言论和各种破坏事故不断出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思想反动分子,上窜下跳,空前活跃,两派群众组织长期对立,“内战”越打越凶,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一直不能实现,科研、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军管小组进驻三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的指导和协助下,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经过五个多月的内查外调,破获了一个隐藏在内部的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鲁迅战斗员(不断革命筹备处)”,掀出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揭开了我所的阶级斗争盖子,促进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生产呈现一派大好形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依靠群众,深入调查,掌握敌情,发现敌人
军管小组进所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一方面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群众,帮助革命群众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引导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一方面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同群众一道分析敌情,研究问题的症结。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摄影员于永,长期以来散布“一分为三”的反动谬论,文化大革命中上窜下跳,格外活跃,拉拢群众,以“鲁迅战斗员”名义进行串连,积极组织“不断革命筹备处”,猖狂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广大革命群众也纷纷向军管小组反映于永的反动言行。但是,对“鲁迅战斗员”是于永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不断革命筹备处”是一个落后的组织,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还肯定不下来。军管人员积极组织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在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协助下,他们从一个笔记本、几张小报、一个没有署名的电话号码开始,逐步深入,扩大线索,顺蔓摸瓜。本着毛主席的教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反复的分析研究。发观“鲁迅战斗员(不断革命筹备处)”是以于永为首,纠集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杀亲之仇分子和思想极端反动分子为骨干组成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涉及两个省的两市一县十四个单位。他们活动诡秘,成员用代号,接头用暗语,联系用暗号,活动有据点。这个反革命集团,纠合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发展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以“一分为三”的反动谬论为“理论”基础,疯狂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分为二”的光辉哲学思想,以“左、中、右阶级路线万岁”的反动口号为反革命组织路线,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反革命战略方针,制定了长期的反革命计划,叫嚣到那时“揭竿而起”,“定是革命化的老刘掌权”,妄想中国赫鲁晓夫复辟上台。
军管人员和革命群众掌握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大量罪证后,报请省公安机关军管会批准,依法拘捕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和主要骨干分子,全所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二、掌握党的政策,区分两类矛盾,稳、准、狠地打击敌人
“鲁迅战斗员(不断革命筹备处)”反革命集团,打着“造反”的旗号,操纵群众组织,以“今天同意我的观点,就是我的成员;明天不同意我的观点,就不是我的成员”的公开口号,进行广泛物色,重点发展,欺骗蒙蔽群众,致使全所受它蒙蔽和与它有瓜葛的近百人。为了团结大多数,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顽固的阶级敌人,军管人员在领导革命群众同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遵照党的政策,掌握了四个区别对待。
第一,把犯有错误的群众组织和反革命集团严格区别开。
“不断革命筹备处”反革命集团,为了掩盖其反革命本质,便于反革命活动,大多数成员钻进了原六七三红色造反团(炮轰派)和“遵义造反队”(由中层干部组成),有的成了这两个群众组织的核心。破案后,“红色造反团”的群众看到自己组织会同反革命集团混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感到压力很大,情绪低沉。有人主张解散“造反团”。“红联总”(捍联总)中有的人认为:“‘六七三’这回不攻自垮”,甚至说:“‘断筹’、‘六七三’、‘遵义’就是三位一体,没办法给他们分开”!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势必造成两派更加对立,不利于革命大联合,不利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军管人员及时召开了两次全所大会,在揭露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反复向群众交待了党的政策。明确指出:从群众组织中揪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并不影响这个群众组织的性质。必须把犯有错误的群众组织与反革命集团严格区别开。他们还耐心地做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两派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号召从无产阶级党性出发,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坚决相信“红色造反团”的广大革命群众,能够划清界限,并组织他们堵截逃犯,吸收他们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这样,就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同革命群众组织区别开来,团结了大多数,促进了大联合,很快地在全所掀起了群众性大揭发、大检举高潮。
第二,把受蒙蔽的群众和反革命分子严格区别开。
不少群众与“不断革命筹备处”有过串连,有的还在这个集团的名单上“挂了号”。破案后,这些群众感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加上当时有人提出“大胆怀疑”的口号。主张“凡是成员就该揪”,致使这些人心情更加沉重。军管人员根据毛主席“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的教导,“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耐心教育,热情帮助,提高他们阶级和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认清反革命集团的反动嘴脸和阴谋手段,吸取教训,打消顾虑,轻装上阵。三四室有个技术员,曾和反革命集团有过联系,他写了一份检查和揭发材料,送交室专案组。专案组同志当时只留下了揭发材料,把检查部分退还本人,并鼓励了他的进步,使他非常感动。在开展群众性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军管人员经过调查研究,按照党的政策,公开宣布,八十个受蒙蔽的群众,不算反革命集团成员。很多人感动的热泪盈眶,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个工人激动地说:“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使我得到了第一次新生。这次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分子拉我下水,又是党和毛主席挽救了我,使我第二次得到新生。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的恩情。”他们卸了思想包袱,积极投入了对反革命集团一小撮骨干分子的斗争。“不断革命筹备处”骨干分子李淑伟,矢口否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集团,有个受她蒙蔽的群众当场揭露:“你还拉我参加,难道你还没有参加?”事实驳得这个顽固分子哑口无言,不得不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第三,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和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
在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活动中,遇到了如何正确处理参与反革命集团,干过很多坏事,犯有严重错误,但又不清楚反革命集团纲领、计划的人的问题。有些“红色造反团”的骨干,参与“鲁迅战斗员(不断革命筹备处)”,大刮三股妖风,“跳的最高,蹦的最欢”,群众对他们最气愤;但他们并不知道反革命集团的真正内幕。这种人也感到自己问题严重,惶惶不安,有的想逃跑,有的剃了头,买了牙具,准备蹲监狱。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呢?还是采取批判教育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呢?军管人员反复向群众交代了党的政策,指出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还不完全是自觉的,属于觉悟不高或受敌人利用干了坏事,应把他们和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同时,教育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彻底交代问题,反戈一击,将功补过,才是唯一出路。如“红色造反团”核心包仕伦,干了许多坏事,经过军管人员和革命群众,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帮助他认识错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痛哭流涕地说:“我忘了本啦!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一定将功赎罪。”他不仅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还主动交出了为反革命集团隐藏的有关材料,在全所大会上又揭露了反革命集团翻案活动。这些“知情人”反戈一击,又揪出了几个过去没有查清的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第四,对反革命集团的顽固骨干分子和有悔改表现的区别对待。
为了瓦解敌人的营垒,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顽固敌人,军管人员遵照毛主席“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教导,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政治攻心,展开了分化瓦解工作。破案后,有些家伙背后煽阴风,造谣言,订立攻守同盟,进行翻案活动,拒不交代问题,态度很不老实。为了打击顽固分子,分化瓦解敌人,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省军管会又协同召开了全所大会,当场宣布逮捕了于永等四名拒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宣布释放了认罪较好的骨干分子赵国熊,交由群众监督。赵国熊解除拘留后,连续在大会小会上坦白交代和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教育了群众,打击了顽固骨干分子。有些骨干分子也纷纷坦白交代,加速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化瓦解。
三、率领广大群众,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继续扩大战果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革命集团破获后,全所出现一派崭新气象。过去,两大派群众组织,由于阶级敌人挑拨,长期严重对立,“内战”不休。从去年九月就开始谈判大联合问题,谈了半年多,越谈越僵,毫无进展。把这个反革命集团掀出后,广大革命群众认清了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大联合的阴谋诡计。他们说:“我们两派为什么长期闹对立?就是这一小撮敌人捣的鬼!”三○工厂在革命工人的倡议下,首先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全所形成群众促头头,头头带群众的革命大联合高潮。破案后的第八天实现了全所的革命大联合。联合后的第八天又顺利地实现了革命“三结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过去办不起来学习班的三○工厂,很快办起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经常只有半数人上班的单位,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一年来被严重破坏的科研生产,迅速恢复起来。
通过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广大革命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迅速提高。那种认为“三所是清水衙门,人员经过审查,问题不大”的右倾保守思潮,受到了猛烈冲击。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军管小组按照毛主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的教导,又帮助所革命委员会,以这个反革命集团为线索,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向暗藏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最近,又揪出了反动资产阶级分子、逃亡地主、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八名。
我们革命委员会在军管小组的协助和指导下,决心率领广大革命群众,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七院三所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组 1968年6月27日印发
共印一九九○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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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68年哈尔滨市一份有关两派未联合单位
银行付款问题的报告与批复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毛主席語录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批复文件通知 哈革委密字(68)第31号

主送: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市分行革命委员会
抄送:省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市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
签发:石青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1968年3月9日印发 共印6份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市分行革命委员会:
你们报来的“哈银革委字(68)4号”收悉。经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哈尔滨港务局联合接管委员会系市、区正式批准的,有权办理取款手续,应予办理。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公章)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市分行
革命委员会文件
哈银革委字(68)4号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于哈尔滨港务局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未实行联合签署前
银行如何掌握付款问题的请示报告

市革命委员会: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下达以后,港务局港口红色造反团(即“大红色”)即向银行提出通知:根据中央通知第九条精神,在该单位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未实行联合签署前,要求银行拒绝付款。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通知,银行有关经办人员去港务局听取了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双方意见,经了解,该单位于六七年六月份,经市、区革命委员会批准,由港务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即“小红色”)以及市、区革命委员会、市公安局、市人武部派驻人员组成联合接管委员会,“大红色”一直没有参加和承认联合接管委员会,又据目前掌权的“小红色”表示,当前港务局还未实行革命大联合,并且承认“大红色”是革命群众组织。
中央“十—条”通知的第九条规定:“各单位的财政部门、银行提取款项,必须按规定定的签署手续办理。凡是没有实行革命大联合又没有实行军管的单位,必须由各革命群众组织主持业务工作的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和会计联合签署。否则,财政部门拒绝拨款,银行拒绝付款。”我们领会第九条的主要精神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有利于各革命群众组织共同监督财务,消除派性,更好地实行“节约闹革命”。港务局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既然没有实行革命大联合,又不是实行军管的单位,因此根据中央“十一条”通知的第九条规定,在该局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未实行联合签署前,银行暂时停止了对该局的付款。
我们的意见和做法当否,请指示。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市分行革命委员会(公章)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

抄报:省革命委员会、省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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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68年黑龙江省关于农村
包办买卖婚姻情况的报告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件
龙江革委字〔68〕2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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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转省公安机关军管会
关于当前农村包办买卖婚姻情况的报告

各地、市、特区、县革命委员会、军管会:
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当前农村包办买卖婚姻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参照办理。
我省农村中的包办买卖婚姻现象比较普遍。切不要以为“这是生活小事”。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婚姻问题上的反映。彻底地肃清封建的买卖婚姻残余,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精神面貌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一个方面。大量的事实说明,已经被打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务必重视这个问题。要大力宣传毛主席“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教导,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把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婚姻问题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作为革命大批判的内容之一,批深批透,彻底肃清流毒。要坚决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严格地区分和正确地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拐卖妇女、以婚骗财等罪行,必须严厉打击,并选择若干重大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以震慑敌人,教育群众;对群众一般包办买卖婚姻,则主要是加强教育,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斗私批修,提高认识,移风易俗。特别是教育干部和青年,模范地遵守党和国家的婚姻政策、法令,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斗争中,发挥革命的积极作用。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最高指示
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关于当前农村包办买卖婚姻情况的报告

省革命委员会: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肃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包办、买卖婚姻的流毒,在农村,包办、买卖婚姻的现象大为减少。但从最近受理的要求处理婚姻问题的来信、来访中看,有些地方包办、买卖婚姻仍很严重。
我们自今年一月到四月二十五日,共受理要求离婚和处理婚姻问题的来信、来访一百五十件,占同时期来信、来访总数的百分之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包办、买卖婚姻所造成的。例如安达县一九六七年处理六十七起离婚案件中,就有十八起。经派人对安达县久青、富强两个大队的典型调查,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今年三月,有八十三对青年结婚,其中属于包办、买卖婚姻的十七对,占百分之二十。有的由父母许配,强行结婚;有的以婚为名,进行买卖;有的一女多聘,从中渔利。望奎县奋斗公社白七大队林树海,以八百元现款将其女儿卖给张洪学,婚后感情一直不和,女方得了精神病,要求离婚;林还给他的二女儿找了“对象”,得的钱比大女儿还多。望奎县庙兰公社四队李文,以六百五十元把他的女儿李相珍许给孟繁成,结婚后,李又让他女儿离婚再嫁,李相珍被逼自杀(未遂),未等离婚,李又以四百五十元将其女儿卖给一个姓卢的,目前正在筹备结婚。
包办、买卖婚烟,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十分严重。一方面,摧残了男女青年的身心健康。有的在结婚后感情不和,吵嘴、打架、闹离婚,被逼成疯,甚至自杀。另方面,严重地毒害腐蚀了青年。有的男青年说:“工分、工分,小命根,拼命挣钱娶媳妇。”有的女青年,贪安逸、图享受、讲阔气,料子服、手表、自行车,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
当前,有些地方包办、买卖婚姻所以有些抬头、泛滥,主要原因是:
(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婚姻问题上的激烈反映。长期以来,中国赫鲁晓夫贩卖了大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胡说:“社会主义国家里,设个介绍婚姻的机构,婚姻介绍所。”“关于结婚之后的离婚问题,可以不用管,在这方面可以放松。”等等。当前存在的包办、买卖婚姻,就是他的流毒和社会上封建残余思想所造成的。
(二)阶级敌人寻机插手,大搞腐蚀、破坏。他们以贩卖人口,坑蒙拐骗、指女骗财等种种恶劣手法,破坏党和国家的婚姻政策、法令。安达县被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宝德,挑唆其女儿张玉兰四次离婚,骗取人民币一千四百五十元,还有一些衣物,目前尚在闹离婚。安达县有个叫李井木的坏分子,先后六次,以给其养女找“对象”为名,进行骗钱。在安达县骗了社员高龙的钱物之后,又逃到牡丹江温春公社,女方非法与两三个男人同居,骗钱骗物。李井木还与一劳改犯的老婆合谋,以找“对象”为名进行拐骗。安达县富强大队坏分子李殿才,一贯游手好闲,跳大神、卖假药、赌博、盗窃,无所不为。近几年,他以“保媒”为名,骗钱四百多元。
(三)有些干部对于违犯婚姻政策,破坏国家法令的现象,不教育,不制止,有的甚至纵容包庇,亲自带头。安达县富强大队支部书记王继风,他儿子仅十三岁,就给包办订了婚。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刘汉文和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老婆常桂芝非法同居。安达县火石山公社的公安助理员王炳善,近几年保媒六七对,其中有的家庭出身不好,也由他给捏合一起,影响极坏。
为了认真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婚姻问题的指示,积极维护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坚决制止包办、买实婚姻,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大力宣传毛主席“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伟大教导,使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群众,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自觉性,同包办、买卖婚姻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作为大批判的一个内容,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通过忆苦思甜,今昔对比,控诉包办、买卖婚姻的罪行,把包办、买实婚姻切实搞臭,造成人人抵制的气氛。
第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环活动。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拐骗妇女、贩卖人口、以婚骗财、指女骗财、保媒骗财等等罪行,要严厉打击。并选择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大张旗鼓的进行公判处理,震慑敌人,教育群众。对他们所骗得的钱、物,要经过群众讨论,酌情退还原主。
第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群众一般包办婚姻和索要财礼,主要是加强教育,通过“斗私,批修”,自我批评,提高认识,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移风易俗。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对群众中在婚姻问题上的纠纷,要依靠群众调解和处理。
第四,要教育农村的广大革命干部,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积极维护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对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破环婚姻政策、法令的行为,要坚决抵制,大胆斗争。同时,要教育干部,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婚姻政策、法令,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参考。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组 1968年6月24日印发
共印一七四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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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68年黑龙江省关于毛主席像章
敬制、发行管理的文件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昨天》编者按:这篇资料中留下了那个荒诞年代的一些特殊“语言遗迹”:除了那曾一度泛滥成灾的“最……最……最……”“无限……无限……无限……”之外,后人还很难想到,那时对毛泽东像章的制作只能称为“敬制”,发行单位新华书店对毛泽东像章的购进只能说是“请进”……当年还有新华书店大门上张贴过这样的告示:“本店近日因年底(或月底)盘存,毛主席宝像(或宝书)暂不外请。”只是这类文字很难如这份正式文件这样保存流传下来。
黑龙江省革命员会文件
龙江革委字[68]4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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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主席像章敬制、发行工作暂行管理办法

各地、市、特区、县革命委员会,生产建设兵团,各敬制毛主席像章厂、新华书店:
现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毛主席像章敬制、发行工作暂行管理办法》发给你们,望按照执行。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毛主席像章敬制、
发行工作暂行管理办法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英明、最卓越的天才舵手,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最杰出最伟大的领袖。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日夜渴望佩戴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因此,敬制和发行毛主席像章是时代赋予我们最最光荣、最最崇高、最最神圣的职责,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各敬制、发行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敬制、发行毛主席像章,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为此,特制定《黑龙江省毛主席像章敬制、发行工作暂行管理办法》。
一、定点敬制
敬制毛主席像章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经常和广大群众見面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必须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实行定点敬制。未经批准的单位(包括工厂、机关、学校),一律不得擅自敬制。经批准的定点单位,由省统一安排任务,统一敬制。定点单位实行专业经营与兼业经营相结合的方针,目前兼营的企业,仍以兼业为主,不宜再建专业厂。
二、设计定型
毛主席像章的设计要坚持“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气魄、伟大风度和光辉形象,头像必须占像章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力求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做到准确、严肃、朴素、大方、精致。坚决反对忽视政治内容,单纯追求艺术形式,偏重于艺术装饰的错误倾向。规格也不宜过大,普及像章暂定三十——三十二毫米,最大不超过三十五毫米。特需像章暂定三十六——三十八毫米,最大不超过四十毫米(均指圆形直径)。
像章设计要经过批准方能敬制,未经审批的一律不准随意敬制。但各地要积极地、充分地发动群众,设计出政治上、艺术上尽可能完美的像章。
为了确保像章质量,敬制像章用的头像模具,由指定单位专门统一翻制,非指定单位一律不准制造和翻制。
三、统一价格
敬制、发行毛主席像章部门要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原材料,降低敬制、发行成本。敬制部门要贯彻“保本微利”原则;发行部门只收成本,不计利润。全省力争尽快做到统一出厂、发行价格。
四、保证敬制质量
敬制毛主席像在要坚决保证质量。严禁粗制滥造。各敬制单位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查制度,凡不合质量标准的像章,一律不准出厂。发行单位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像章有权拒收和要求退换。
五、原材料供应
敬制像章的主要原材料(铝板、铜丝、有机玻璃、聚苯乙烯、金粉、电化铝、透明红等),由省统一专项安排,专料专用,不准挪用,其他辅助材料主管生产和经营单位要积极组织货源,保证供应。非定点单位不予供应。
六、发行工作
毛主席像章的发行工作,由各地新华书店负责。各定点单位敬制的毛主席像章,除少量公用样品外,必须全都交当地新华书店,由省新华书店统一发行,不得自行分配。省外毛主席像章的请进工作,也由省书店负责,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组织请进。
毛主席像章的发行工作要贯彻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的方向,贯彻以普及为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原则。具体发行办法:(1)以市、县为单位,逐个普及发行。普及顺序,由地市革命委员会按优先普及边境、边远地区、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则,提出意见,由省新华书店统一权衡,拨给各地。用于普及发行的像章,不准挪作他用。在发行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隆重举行仪式,进行大颂扬、大宣传,使之成为推动革命和生产的巨大动力。(2)特需用的毛主席像章,由省书店按各地人口比例和特殊条件,全省平衡分配,直发各地书店。当地革命委员会可责成有关部门,在分配数字的限度内严格控制使用,中央驻我省企、事业单位以及省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驻军的特需像章,均由所在地特需分配数内供应。特需发章的条件:外宾,反修战士,中央在我省召开的各种会议和县以上代表大会,可发毛主席像章一枚(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可稍多些),其他会议,在全省没有普及之前,一般不发。(3)不属普及和特需范围内的像章,可由省书店分配到各地书店门市发行。
七、加强领导
毛主席像章的敬制和发行工作,要加强领导,严加管理。各敬制和发行部门,要订出必要的管理制度和完备的敬制、发行记录。严禁用像章搞非法协作、走后门。对于破坏像章敬制和发行工作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非法敬制,有意歪曲毛主席伟大光辉形象,粗制滥造及倒买倒卖像章的不法行为,专政机关和市场管理部门要严厉打击,情节严重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敬制和发行毛主席像章工作的领导。对从事毛主席像章敬制和发行工作的职工,要进行认真的审查和必要的调整。使这项工作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以上“办法”与上级规定有抵触时,按上级规定执行。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组 1968年9月18日印发
共印二〇二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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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69年哈尔滨市有关职工被拘留审查期间
工资发放问题的文件

李晓航提供 青晓录入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文件
哈发(69)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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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
关于对在职职工被拘留审查期间的
工资发放问题的修改意见

各区、市直属单位革命委员会:
市革命委员会同意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对在职职工被拘留审查期间的工资发放问题的修改意见”。现印发你们,望遵照执行。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关于对在职职工被拘留审查期间的
工资发放问题的修改意见

市革委会:
关于被拘留审查的在职职工的工资发放问题,市革命委员会已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以哈革委会字(68)30号文件批转了市公安机会军管会“关于对在职职工被拘留审查期间的工资发放问题的修改意见”。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在押犯的家属经常来要求解决生活费问题。为了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根据全国各地对在职职工被拘留审查期间的工资处理情况和省公安机会军管会指示精神,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一、凡被拘留审查的在职职工,在被拘留期间的工资原则上照发(发给家属,以前停发的工资不补发也不追收伙食费),拘留期间的伙食费照收。
二、经拘留审查后,依法逮捕的,从逮捕之日起停发工资。如家庭生活确有困难,可由原单位按社会救济标准,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单位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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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71年哈尔滨市关于
“反革命西瓜事件”的复查报告

李晓航 录入提供

毛主席語录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
关于“反革命西瓜事件”复查报告

市革委: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伟大教导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市商业局有关部门和市人保部组成了复查组,于四月六日开始对“反革命西瓜事件”(以下简称“事件”)进行了复查工作。通过发动群众和内查外调工作,现已查清是一起冤案,现将全面复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原市果品公司水果批发部发生了烂掉西瓜和桃子的问题,当即反映到潘复生那里,于二十七日上午,潘复生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讲“哈尔滨市果品公司西瓜问题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并指示“要关门闹革命”。当天下午省蔬菜公司、果品站、市蔬菜公司联合接管了市果品公司一切大权,原公司人员除留十五名继续工作外,其余二百三十余名全部集中到五十六中学办学习班,追查制造“事件”的坏人。
八月六日,省、市报纸联合报道了《“西瓜同题”说明了什么?》的调查报告,同时发表了《破坏和反破坏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特点》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一小撮不甘心灭亡的阶级敌人,正在采取破坏生产、破坏市场的手段,妄图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因为那里的阶级阵线乱了,领导班子乱了,烂瓜烂果,只是其必然结果而已”,“这是一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等等,肯定了“西瓜事件”的性质。
八月二十三日,市财贸战线召开了“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坚决镇压破坏生产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会上××同志在报告中说:“逮捕了一个张秀盛(水果部工人,造反团头),拘留了一个刘志和(水果部主任),西瓜问题并没有解决,后面还有更加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找到西瓜事件的‘后台’。又相继捕了丰在顺、王吉堤。”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安机关军管会在全市宣判大会上,以制造“西瓜事件”反革命罪,判处丰再顺有期徒刑八年,刘志和有期徒刑十二年,张秀盛有期徒刑七年,王吉堤有徒刑三年,交群众监督改造,饶忠发免予刑事处分。

(附原判处理情况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出身 成分 政治面貌 原职务 处理情况 备注
丰再顺 男 38 城贫 工人 党员 果品公司筹备小组班长 判八年 造反派头
刘志和 44 富农 学生 党员 水果部主任 判十二年
张秀盛 男 41 城贫 工人 群众 果品公司筹备小组成员 判七年 工人造反头
王吉堤 男 44 中农 店员 预备党员 水果部副主任 判三年交群众监改
饶忠发 男 37 中农 农民 群众 果品公司筹备小组成员 免处分交群众监改 工人造反头

二、原判事实和复查结果。
原判事实:
丰再顺、王吉堤出身资本家,刘志和出身富农。他们隐瞒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混入党内,坚持反动立场。张秀盛、饶忠发混入群众组织,操纵装卸队大权,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反革命破坏。
复查结果:历史部分
1. 丰再顺十四岁时,由山东来哈市在其姑父陈祖锋(资本家)开设的工厂学徒和当工人,并非其姑父扶养长大的,一九五〇年丰发现其姑父欺压工人,上告到太平区法院,后被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丰的家庭出身系城贫,个人成分工人并未作隐瞒,参加革命后一直表现很好。
2. 原判认定王吉提父亲王泉石伪满在富锦县庆太厚百货店当副经理,他的成分是资本家。经复查王泉石一九四一年因病离开富锦回山东省黄县,一九四三年死亡。王的哥哥王吉禄去富锦处理的善后。王吉提土地改革时定为中农,其本人成分为店员,并未隐瞒,参加革命后表现很好。
3. 刘志和参加革命时未定成分,只将其家中经济状况向组织上作了交代,被组织认定为富裕中农,后来土改时其家被定为富农成分,刘仍报富裕中农。但刘隐瞒了其父当伪副区长以及其兄当伪村的联络员一般历史问题。
4. 张秀盛过去散布过不满言论,“四清”中定为落后言论已批评教育过。饶忠发曾因两性关系错误被拘留教育过。这两个工人参加群众组织,不能称混入群众组织。
复查结果:事实部分
原判认定丰再顺、刘志和,王古堤在水果旺季到来不作安排,主张停止和压缩进货数量,扣压省革委指示,制造“反革命西瓜事件”,致使西瓜烂掉六十二万斤;桃子十一万斤。破坏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部署,给新政权施加压力,给东北新曙光抹黑。
1. 经复查,水果旺季到之前,刘志和(水果部主任)、王吉堤(水果部副主任)做了一些安排,先后召开了计划、批发、零售、装卸工作等会议,进行了安排。丰再顺(果品公司筹备小组班长)当时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六月末,果品公司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办学习班,当时正处于两派群众组织打内战,各自都要把对方打成“翻案集团”。刘志和当时边学习边工作,王吉堤感到工作不好干,曾提出这样干法不行,但未解决,领导指挥不灵。因此,对工作都有一些影响。
2. 进货过于集中,已超过原计划数(当时只有三十三名装卸工人)。七月二十三日进货集中时,刘志和、王吉堤为了解决卸车问题,先后召开了五次会议,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决定,西瓜进来后分散甩车,并请兄弟单位工人协助卸车。七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进货突然增加(平时进十二、三车左右,这两天共六十车),卸车产生了困难,二十四日研究卸车会议上,王吉堤、刘志和提议停止进货三天也可满足市场供应,其他与会同志不同意,没定下来。事实上进货不但没减少,反而成倍增加,二十七日竟达到日进货四十三车。在总进量中,河南西瓜原计划进三百三十万斤,实进三百九十万斤,超六十万斤,合肥西瓜原计划进三十万斤,实进了一百四十万零八千斤,超过原计划近四倍。
3. 烂掉西瓜的主要原因。七月一日至二十七日水果部共进西瓜六百一十三万三千七百一十八斤,途中损失九十六万四千六百一十七斤,占总进货量百分之十五点七三。在总进货量中二十一至二十七日进合肥西瓜六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一斤,途中损失了三十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五斤,占合肥西瓜进货量的百分之五十点一七。合肥西瓜烂的主要原因,是产地遭水灾,西瓜被水冲过,成熟率大,不易长途运输。当时哈市采买员发现及时提出停发措施。合肥果品站革委会负责人表示承担超过合理损失以外部分,而又继续发货。“事件”发生后,合肥派人前来承担途中损失百分之十六以外的部分(按这个标准合肥应承担二十一万九千零九十二斤),当时哈市水果部接管小组副组长方锡群表示“为了照顾灾区”只让合肥承担十四万斤损失。减去合肥承担的全部损失,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至二十七日途中损失为百分之十二点一五,加上销售中损失百分之五点九,两项合计为百分之十八点零六。这个损耗率,比一九六四年黑龙江省果品处规定的“黑龙江省果品系统商品损耗定额”中规定的西瓜合理损耗标准为百分之二十一低百分之二点九四。因此原定的“反革命西瓜事件”是错误的。
4. 原判认定扣压省革委指示问题。
七月二十六日晚,刘志和等人向省财贸组副组长项继昌汇报了进货集中的情况,并提出了解决的意见,汇报后项继昌提出了四点意见,汇报后已夜十一点。刘志和虽没有连夜召开会议传达,第二天上班后做了传达和部署,根本不存在扣压省革委的指示问题。
5. 原判认定:张秀盛、饶忠发混入群众组织操纵装卸大权,进行反革命破坏。经复查:张、饶二人虽犯过一些错误均作了处理,并非混入群众组织,利用职权进行破坏活动,而张、饶受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影响,有多挣钱的思想,在二十三日研究卸车的会议上张秀盛主张卸车问题由水果部的工人包下来,但遭到工人队长冯广杰的反对,张的主张未实现,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平均每天进货二十五车,昼夜不停也卸不完。由于卸车不及时烂了一些,在抢卸中人为的也损失了一些。加之两派打内战,领导指挥不灵,运输力不足也受到一些损失。

三、处理意見:
综上所述,经复查后水果部和宣传队、市蔬菜公司、市商业局、市人保部一致认为“反革命西瓜事件”,是一起冤案,对丰再顺、刘志和、王吉堤、张秀盛、饶忠发判罪和定性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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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71年哈尔滨市对“反革命西瓜事件”的平反决定

李晓航 录入提供

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
关于对原市果品公司水果批发部“反革命西瓜事件”的平反决定

〔71〕哈刑字第13号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原市果品公司水果批发部发生了西瓜腐烂问题,认定为反革命西瓜事件,并追查制造事件的坏人。于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先后逮捕了原市果品公司综合小组班长丰再顺、成员张秀盛、水果批发部主任刘志和、副主任王吉堤四同志。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全市公判大会上以制造西瓜事件反革命罪,判处丰再顺有期徒刑八年,张秀盛有期徒刑七年,刘志和有期徒刑十二年,王吉堤有期徒刑三年交群众监督改造,饶忠发免予刑事处分。
经复查,原认定为“反革命西瓜事件”一案,由于破坏性反动路线的影响,把运输中损耗和工作中的缺点,视为反革命西瓜事件。定错了性质,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一起错案。对丰再顺、张秀盛、刘志和、王吉堤、饶忠发的判决是错误的,伤害了同志,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教导,撤销一九六九年哈公军刑字第146、147、148、149、150号对丰再顺、张秀盛、刘志和、王吉堤、饶忠发的判决,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挽回影响,补发工资。并向丰再顺、张秀盛、刘志和、王吉堤、饶忠发同志及其家属赔礼道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公章)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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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75年哈尔滨市一份处理落实政策遗留问题的文件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关于我市处理落实政策遗留问题进展情况的汇报提纲

现将我市贯彻、落实省委关于认真处理好落实政策遗留问题指示的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报据省委今年三月十九日常委会关于处理好落实政策中几个遗留问题的指示。四个多月来,我们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传达贯彻中央九、十二、十三号文件,进一步提高了对落实政策的认识,加强了领导,从促进落实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有利于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有利于团结、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积极性出发,抓住重点问题,边调查研究,边解决落实,使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有所进展,初步见到了效果。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指示,处理好遗留问题,这阶段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四项工作:
1、传达省委指示精神,提高各级领导的认识。市委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并分别召开了区、局和重点厂校的领导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了省委的指示。大家一致认为,省委的指示是重要的及时的,完全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完全符合我市情况。我市落实政策工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从七〇年省落实政策车辆厂现场会议,特别是新省委成立以来,随着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级党委积极努力,在纠正林贼和叛徒潘复生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多数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块。但遗留下来的打死人案件的处理、拘押人员定性结论等问题都是遗留量较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强,更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许多同志对照省委指示检查了过去对遗留问题的处理有消极畏难情绪,怕犯错误,怕引起派性,以及认为剩下这点问题无关紧要等思想,端正了态度,绝大多数单位的同志认识到,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势在必行的大事,都表示要下定决心,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好。同志们在讨论中,还分析了当前的有利条件,中央、省委都很重视,都有明确、具体指示,各级党委前段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大提高了路线觉悟,对落实政策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更要坚定信心,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处理好遗留问题。
2、进一步加强领导,把遗留问题的处理分别落实到各个系统和部门。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由梁彦德、郭步湘、陈达同志组成市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召开了四次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梁彦德同志还亲自深入有关部门督促检查落实,对各单位工作起了推动作用。同时,根据省委指示,按照市委统一领导,按战线归口负责的原则,把遗留问题,分别落实到有关部门组成专门班子具体负责。公安局抓打死人案件和关押人员定性结论的处理;市人事局和劳动局分别负责干部和工人的死、残人员的处理;市革委办公室负责查抄物资遗留问题的处理;有些存在遗留问题的重点单位也按工作量的大小抽出力量,搭成班子专门抓这项工作。目前,市公安局、道里区、太平区、电线厂、师范学院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在积极开展工作。如市公安局领导很重视,苏毓汉同志亲自主持领导班子会议,传达讨论省、市委指示,并指定了李瑞同志具体负责,还组成了十一个人的专门班子,又分别召开了各区主管公安工作的书记、分局长会议和八十一个局、重点厂、校负责人会议,深入贯彻省、市指示,具体研究这些单位的落实政策工作。他们还一个分局一个分局去摸清底数,并深入到重点厂、校同党委一起研究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使打死人案件和拘押人员的处理工作,上下结合,全面铺开。师院党委认识高,决心大,行动快。他们为尽快处理好遗留问题,抽调了四名干部和十二名学员组成复查组,对二十九起拘捕判刑案件和三起打死人案件采取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方法,全面复查。已着手复查约十二起案件中,三起已结束,五起即将结束。
3、研究打死人案件的政策界限,学习外地经验,为下步处理作好准备。据初步调查,我市打死人案件共七十九起,被打死一百人,过去仅处理了七起,这方面的问题时间拖得长,工作量大,处理过的七起大都是属于反革命阶级报复案件,这类性质好定。而其他性质的案件,过去没处理过,在定性、量刑上拿不大准。为了平衡处理这些案件,做得更准确些,我们搞了一个中央、省、市委有关处理打死人案件的指示汇集(附后 )。另外,根据前段初步摸底掌握的情况,结合外地的处理经验,按六种类型,选了二十起外地处理的典型案例(附后),经过领导小组讨论,已打印下发,为处理好打死人案件提供了参考依据。
为了进一步了解外地处理打死人案件,有否变化,和学习外地关于处理打死人案件和如何处理拘押的反动组织头头等问题的经验,六月十九日到七月十日又派人去南京、济南等地学习。经过反复学习研究,对打死人案件等遗留问题的处理政策界限更加明确了,为下步加快处理遗留问题做好了准备。最近,我们还选了我市的几起案件,作为我们自己处理这类案件的案例。
4、抓住重点问题,边调查边落实。
经过这段边调查摸底,边落实解决,我市遗留问题的处理又有所进展。首先,对拘押人员进一步摸清了底数。截至目前为止,全市经市、区公安机关共拘押了一千五百四十四人,(市局拘押五百三十人,分局拘押一千零十四人)现已处理了七百零二人,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五,待处理的八百四十二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五。其次,七十九起打死人案件中,过去已处理了七起,基本查清和需再进一步调查的二十四起,情况尚不清的四十八起,其中现已成立了十三个调查组着手进行调查。三是,复查处理了一起张双军“反革命阶级报复”案件。至此,全市二十七起大案件全部处理完。对哈港的问题研究提出了落实政策的处理意见,已上报省委审定。四是,据初步调查,全市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共五百七十二人(自杀四百七十二人,被打死一百人)、伤残人员,除少部分难度较大的还在继续工作外,大多数已处理完了。关于被查抄财物的处理问题,据原市清查办不完全统计,全市已登记上报市被抄家的一千零一十八户中,除了查抄的十五户资本家五千元以上存款共三十四万元待中央指示后处理外,其余九百零九户已落实了政策,占百分之九十二,还有九十四户,因经过反复查户卡,到单位、委组访问,确实找不到失主,本人又不来找,财物无法退还,因此,只好将有些物品变卖折价,连同存折共二十五万六千元一并交市财政局代为保管,待找到失主后再交本人。另外,各区和各单位自行抄家的问题尚有一些工作量,已由各区、单位自行调查处理中。
总之,这段由于加强了领导,工作又有所进展,但按省委要求还相差很远。当前主要问题是,打死人案件的调查处理进展不快。最根本原因是还有些思想障碍,有些同志存在难字(事过境迁难查清)、怕字(问题大怕惹出麻烦)。因此,领导还不得力,还没真正纳入议事日程,工作上得拖就拖,得推就推,特别是涉及到几个单位的案子不愿出人联合搞调查。个别单位派性还没解决,影响案件的调查。另外,也有些其体问题尚待明确,如,同一案件省、市公安机关都拘押了一些人(如工大一九六七年“一·三一”案件),或是由省公安局单独拘押的哈市的人员,现在省公安局没人抓这些人的定性结论的复查工作。其次,省属单位但保卫工作关系在市里,或原是市属单位后划为省属单位的,这些单位的遗留问题如何搞;再是,工大“一·三一”事件等拘押人员因涉及事件本身的定性问题需请省里讨论决定。
下一步,我们要借传达贯彻中央九、十二、十三号文件和中央、省委领导指示的大好时机,进一步加强领导,加快工作速度。在九月底以前把拘押人员定性结论问题搞完,年底以前把打死人案件处理完。具体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特别是对一些存在遗留问题的重点单位,要结合传达毛主席关于落实政策的指示,进一步加强思想路线教育,克服怕字、难字,把这项工作真正纳入议事日程,集中力量,抓紧抓实。
2、继续搞好调查研究,把底数摸得更准,并要边调查研究,边解决落实。
3、选准典型案例,积极慎重处理好打死人案件。准备在查清事实,定准性质的基础上,选出各种类型案例处理一批,推动这项工作的落实。

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一九七五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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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78年哈尔滨市一份给错遣返职工
补发工资的报告的批复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哈尔滨市供销合作社文件
哈供销劳字(78)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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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错遣返原籍的王俊丰
补发工资的报告”的批复

哈尔滨市土特公司:
你公司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错遣返原籍的王俊丰补发工资的报告”收悉。按龙革发(1972)237号文件中第七条规定,同意对王俊丰从被遣返原籍之日起至落实政策恢复公职期间,扣除生产队实际劳动所得和病事假工资,按照实际出勤予以补发工资和附加工资,计一千五百七十五元九角。
此复

哈尔滨市供销合作社(公章)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抄送:市计委、市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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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1979年哈尔滨市一份错案平反补发工资的报告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哈尔滨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文件
哈废字(79 )第30号

关于我公司所属旧物经营部职工徐凤林、姜忠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案平反补发工资的报告

市供销社:
徐凤林是旧物经营部的职工,原家庭成分市贫,个人出身工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十月),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当时的群众组织把该人的成分错定为资本家兼地主,同时开除出职工队伍,停发了工资。该人因病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死亡时尚未平反。根据哈办发(78)56号文件《关于在“三案”清理工作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稿)》中规定:“因错案被开除的职工要恢复工作,开除期间的工资给予补发……”的指示精神,将徐凤林收回职工队伍,工资从宣布开除之日起至死亡之日止,全部给予补发,丧葬费按劳保规定发给。
徐凤林原月工资六十元零五角,计一百一十个月,应补发六千六百五十五元,丧葬费一百元零八角。共计六千七百五十五元八角。
姜忠厚原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分富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十月),当时的群众组织把姜的个人成分错定为富农分子,开除职工队伍,停发了工资。该人因病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死亡时尚未平反,报据哈办发(78)56号文件精神,将姜忠厚收回职工队伍,工资从宣布开除之日起至死亡之日止,全部给予补发,丧葬费按劳保规定发给。
姜忠厚原月工资四十五元二角,计八十二个月,共补发三千七百零六元四角,丧葬费一百元零八角,共计三千八百零七元二角。
共给他们二人补发工资一万零三百六十一元四角,丧葬费二百零一元六角,总计一万零五百六十三元。
报告当否,请批示。

附件:徐凤林、姜忠厚的平反材料(略)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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