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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留在农场旧址的一座孤坟
松竹散人
人迹罕至的山坡上有一座孤独的坟茔，那里面躺着的是我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同事，他是我的好朋友马千里。
我们能够相互走进内心，算得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境界的朋友。他当时在兵团单位的身份是羊倌，此前我所发过的文章中有所述及。
他是兰州人。来兵团之前是甘肃武威太平巷小学（原河南会馆学校）的教师，年轻英俊，口齿伶俐，1957年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
后为兵团十一师二团战友的姬长斌，1953年曾在此校就读，马千里不是他的班主任，但曾给他教过课。
马千里当时已婚，育有一子。因为被打成右派，担心株连妻子和孩子，也不知自己下步命运飘向何处，于是和妻子离了婚。离婚后他被发配至当时新成立的兵团系统，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一师二团（蘑菇滩农场），和后来一直伴随他的同事张雪年在一个团，他在七连，张雪年在四连。
当时姬长斌在二团六连，一次去七连找人，恰遇到他当年的老师马千里，见面后感觉人变得很苍老。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自己的老师，姬长斌问老师怎么到了这里，马千里回答：“一言难尽。人生最大的痛苦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基本都占，就差人亡。”
1970年3月29日，马千里和张雪年一起调到后来的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四营，就是岷县境内的天门山牧场。他和张雪年工作岗位在一起，是一对羊倌，共同管理两百只羊。
放羊这个工作别人看起来很有诗意，牧羊人每天在蓝天白云下陪伴着流动的羊群，高兴了还可以尽情放歌。须知那只是作家笔下的浪漫。那种无穷无尽的孤独和寂寞，足以让人心理失衡。
他们两人轮流值班，白班夜班各一人。张雪年和他共同度过了三年的羊倌生活。
水草丰美季节，羊群并非每天收到圈里，而是在山上宿营，这就需要人在山上陪羊过夜。张雪年人年轻，大部分时间值夜班，身上带着枪防止狼对羊群和人身的伤害。值班地点就是场部对面的山坡上，一个叫白马店的地方。
羊倌的生活就是这样，每班一个人，面对蓝天白云和羊群，只能和自己的灵魂对话，而且长到没有尽头。
1972年我来的时候，羊倌仅就剩下老马一人。张雪年已调离，工作岗位变动为农业岗位。
羊倌这个岗位从我初来算起，一直伴随着老马，一直到他几年后离世为止。
他的宿舍在羊圈的大门口，和老职工李崇德同住，房子大约不足十个平米，就是一个通炕，衣物杂乱地堆在炕上。
冬天零下十几或二十几度，烧炕用的是羊粪。他的房子极少有人去，后来我去过几次，进去就是刺鼻的羊粪味道。
他当时的身份是右派，平时话不多，出言也是极为谨慎，和我开始交往，也是我来了几个月之后。
慢慢熟悉了，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他在同事中算是年龄较大的几人之一，大部分同事是知青和一些岷县孤儿院来的同事，年龄大约都在三十岁以下，那时老马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上。
他身上带有浓浓的书卷气，语言中从不带有粗话和脏话。熟悉了偶尔也会看到他谈笑风生，不乏幽默。
由于他年长加之学识广博，一些兵团同事，生活工作中偶尔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会私下求教他，他赢得绝大部分同事的尊重和信任。
我那时才十几岁，懵懂少年，和人交往的一些注意事项，他会主动提醒我。比如后来的高考报名，我当时对政治氛围不是很敏感，觉得自己出身不好，可能报名也无用。但他主动提醒我，一定报名参加高考，考上就好，考不上也没损失什么，这是他的原话。
70年代以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宋江等运动接连不断，由于本场远离都市，地处偏僻，民风淳厚。即使运动来了，按照文件也必须要搞运动，但是基本只是开个会读个文件就完了。对他很少触及，大家相处比较和谐，基本相安无事。
同事之间并未以他的身份特殊，对他们有丝毫的歧视，平等相处，与常人无异。他对别人也是一样，毫无差别的一体尊重，从不以知识或见解高人一筹而对人显出傲气。
老马多才多艺，除了知识丰富，对民族乐器大都熟悉精通，我亲自看到过他操演过二胡和笛子。
有一年春节前周保生指导员安排我说，你可不可以过年给小学生排几个节目，让这些大山里的人也看看。
对这个我不懂，我只教学生唱了几首歌，有合唱和独唱。对于舞蹈我一点都不懂，于是我求教老马。他亲自出面教学生，一招一式一看就是内行。我不懂但我会看，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春节前后，孩子们在我们农场的下场演过了，上场听说了也要求去他们那儿演，受到普遍的欢迎。
老马从二十几岁被打成右派，到70年代，十几年过去，已经是40岁以上的人了。表面看起来，满脸皱纹，一年四季都是留着大背头，戴着油腻的布帽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
他家在兰州，但从不回家，十几年时间就过着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内心有多苦，只有他本人知道，但从不向人诉说。
冬季晚饭后，单身同事一定是集中在开会的地方漫无边际地聊天，这个房子当时是陈树升在住。这是那个时期，场里大部分单身同事唯一的娱乐方式。
那里有炉子。老马从食堂吃了晚饭后，就端着一个熏得乌黑的搪瓷茶缸，从羊圈方向走下来，他喝的茶和我们有所区别，他的茶缸里，有核桃、枣和茶叶，偶尔加冰糖，这个后来才知道，除了滋补的原因外，这也近似他们民族常喝的八宝茶。
他生活的嗜好就是喝茶和抽烟，但不喝酒，滴酒不沾。
春夏聚集的会议室没有炉子，我们几个单身汉，晚饭后偶尔会到营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平时只是指导员一人，指导员周保生也算是单身。
这里炉子常年不断火，老马和我们常常会在办公室泡茶喝，不是有意接近领导，主要是来泡茶，因这里有炉子烧开水。
就这个行为，被后来的工作组作为老马的一条罪状，说他亲自带着茶叶给领导泡茶，拉拢腐蚀领导。
场附近有个吊沟村，村里有个苏阿訇，因与老马有相同的民族信仰而有交往。苏的儿子看老马生活如此凄苦，就给老马介绍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离婚的兰州回族女性。女性端庄秀美。
老马结婚时，我们约有十几位同事参加了，参加的人都是他一一私下亲自通知的，当时不敢张扬。
我也参加了。婚礼时喝酒，吃的拉面。张雪年也许是触景生情，喝醉了，我当时十几岁，没有喝酒，也不会喝酒。
大家都为老马高兴，第一次看见他脸上露出发自内心久违的笑容，枯木逢春，高兴亦在情理之中。
婚房就在前排和食堂连排的最右边一间，当时是张国杰班长在住，让给他当婚房，总不能把羊圈跟前的简易房当婚房吧？
这桩婚姻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女性借故回家看家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人生几十年间唯一的幸福转瞬即逝。他也知道，女性的出走是因为这里太苦了。
经此打击，本来对生活已经感到绝望的他，绝望又增加了一层。
他请假去兰州寻找，但没有找到。他打算在兰州一直找下去，思念之情就像陆游之于唐婉。
他当时似乎有点疯狂了，甚至不打算再回单位，一直寻找下去。那时没有私营企业，无处应聘找工作。他设法通过关系找了个装卸工的工作养活自己，就是要寻找失散的妻子。找了段时间，看看没有希望，加之单位屡屡催促，最后还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看似苍老了十岁。
这次回来，发现他的右手大拇指包裹着厚厚的纱布，他说是在兰州西站装卸货物时砸成粉碎性骨折，没去医院，就这样包着让它慢慢长，很明显当时受限于经济压力。
回来我劝他不行就到兵团医院切除了，他回答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引经据典，出口成章。
1974年兵团撤销，单位交由武都农业局代管，农业局隔三差五派工作组来，要么学习，要么整顿，要么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搞运动。
1976年以后派来的工作组就一直住在场部，他们权力很大，基本上取代了场部原领导班子。
这时的领导班子还是兵团时期的原班人马，营长管全盘，指导员负责日常事务。另外还有一个营部协理员，协理就是营长的助理，基本无事可做，记得叫李开德，四川达县人。
无事可做难免失落，但受到工作组的重用。
中国官场文化，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就一定有争斗，这近百人的偏远之地也不例外。
多年来，老马虽称被管制，但是大家平时相处还是比较和谐，遇到运动，基本从未触及他，偶尔有所触及，也就是走个过场，你好我好，大家都交差了，都不当真。
交给地方后，来了驻场工作组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是要深挖线索，没事找事，轮流在职工家吃派饭，广泛搜集线索，意在分化原班人马，故意制造矛盾，为走马换将做准备。不这样做，他们就失去了存在感。
1977年底，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邓公已经复职，而我已经参加高考被录取，这时偏偏又要搞个运动，叫“说清楚”。说清楚什么？就是说清自己和上面被打倒的那四个人有无联系，想着都可笑。
当时工作组宣布三个人要“说清楚”：马千里、张雪年和我。
当时的营长、指导员都靠边站被架空，工作组说了算，协理员协助他们。
宣布之后，老马晚上偷偷找到张雪年说，他们这次要斗我，我就去死。张雪年认为他在开玩笑。都知道老马平时很要面子，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因为他重尊严，平时就不爱逢迎拍马，对工作组那一干人也是敬而远之。
按顺序先是张雪年先“说清楚”，过关之后轮到老马，我排最后。
“说清楚”的形式就是在全场职工大会上站起来说自己的不是，没有也要编，否则的话就是态度问题。
轮到老马“说清楚”是下午，全场职工开会，当时农业局局长郭一平宣布开会，工作组长张汉良、刘春生主持会议，协理员李开德坐在主席台上，营长和指导员坐在台下。
台上他们一通发言后，历数老马很多所谓“罪恶”，说他平时拉拢营长、指导员，腐蚀干部。举的例子就是上文述及的，自己拿着茶叶在办公室和指导员一起泡茶喝。
另一个罪状是，说他结婚那次是重婚，没办结婚证。那个时代偏远农村尤其是甘肃，先结婚生了孩子才办结婚证的很普遍。有的孩子都结婚了，老一辈还没办结婚证，有的夫妻一生都没办过结婚证。
那里的民俗是定婚仪式很隆重，定婚就视为结婚。民风如此，很多是后来补办，先结婚后领证。
老马那次没办证严格说起来不对，但不算是重婚，要说重婚女性有可能重婚，而老马不可能。退一步说，就是先结婚后办证，也和政治无缘，更和上面打倒的四个人无关。
都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你有罪就有罪”。
主席台上的人，让他自己站起来讲，这时老马低着头，不但不站起来，还背对着主席台，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毫不理会，完全不配合。
事情僵在那里，主持者只好宣布散会，工作组一干人被冷落，难以掩饰地恼羞成怒。
当天晚上我在营部办公室，正在和指导员下军旗，这是指导员唯一的娱乐爱好。场区大部分人都睡了，漆黑一片。这时和老马同住的李崇德急匆匆跑来说，不好了，老马把药喝上了，人不成了。
指导员起身告知隔壁的工作组长张汉良，张又到隔壁叫醒已经入睡的郭局长，嘀咕几句，就说让指导员和营长先派人去看看，明天安排丧葬事宜。
第二天全场职工开大会，郭一平局长宣布老马死讯，说他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后来我问李崇德当时看到老马的情境。老李说，晚上他从外面进来，发现老马在炕上翻滚呻吟，看到他身边放着一个碗，还有一些粉末。老李系本地人，知道这是个毒药，本地叫“铁棒锤”，是一种植物。我后来咨询内行得知，中医叫“断肠草”，学名叫“狼毒”。
第二天开完会后，按照他们民族的习惯，用白布包裹，然后安排职工申齐耀的牛车送上山，我和其他三位同事负责掩埋。工作组安排我去，也有警告羞辱我的意味。
当时工作组怕张雪年再步老马的后尘，派人24小时值班看护他。张知道老马的死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和煎熬。我和张同住一室，那几日，看到他面容异常的憔悴。
他们不担心我会自杀，没有管我，因为我已经被高校录取，准备行囊要离开了。
我到了学校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学校开会传达了中央1978年55号文件，宣布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对错划为右派的要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当时是1978年9月。
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老马在兰州的弟弟马千程，老马在世时曾告诉过我他弟弟的名字和单位，似乎早有预感或安排。
他弟弟收到信即来学校找我，于是他弟弟给农场写了一封信询问平反之事，不久收到场里来信，说已经平反，并寄来平反决定。同时告知，如果家人愿意把坟迁至兰州，场里将提供尽可能的方便。
老马的弟弟把信拿给我看，写信的是场里的大学生兽医王丹亭。
几年后，原农场同事告诉我，坟没有迁，场里人都走光了，唯独老马的坟还在那里孤零零地和原场的废墟为伴。
当时因为我和老马年龄悬殊二十岁以上，他内心的很多话和个人的家庭背景并不告诉我，他会告诉同为羊倌的张雪年。
他的详细身世是后来张雪年告诉我的。
老马在解放前曾任西北军阀马步芳手下的营部文书和文化教官。解放后参加工作。任武威太平巷小学的老师，后为校长。1957年反右，因年轻，出言轻率，被定为右派。后发配至河西玉门附近的蘑菇滩农场……老马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日子，就从那时开启，一直到自我了断的1977年底为止。
后来我和张雪年聊起老马，认为他能再隐忍一下，坚持半个月、一个月就迎来了局面反转，可惜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是尊严害了他。
纵观他的生活轨迹，他本身十几年都卑贱地艰难痛苦地生活着，如牛负重。后来又遇到婚姻的打击，再后来工作组无情地摧残，就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个农场早已撤销，原来的同事也散居于全国各地，人生真如流水落花，所有的痕迹终将烟消云散。
有些同事现已经离世，唯独老马的孤坟还在那个山梁上，去看过的同事说，坟茔已被蒿草深深覆盖，蒿草在寒风中摇曳，似乎在长久地呐喊和诉说着主人身世的悲苦和不幸。
附记：第一代兵团人至今大都七十岁以上，由于身体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自己撰写回忆录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本人有意愿把自己在兵团的经历留下来，可以在文后留言，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会主动联系你，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也是第一代兵团战友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为“再现兵团历史”作出的再一次贡献。让后人永远记住我们这代兵团人的艰辛与付出。
202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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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的大学同学杨明湘
徐兴海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杨明湘和路遥是同乡，同样的喜欢写作，但是道路却各自不同。杨明湘有独自的故事，其中尽含酸楚与坎坷，我总想把它记下来。
拦羊娃上了大学
杨明湘是陕西清涧县石咀驿柳沟人。一听地名，就知道是在陕北的山沟里。他和路遥同乡，路遥也是石咀驿人，路遥在过继给叔父之前一直生活在石咀驿。杨明湘的人生和路遥有相似之处，都有坎坷之处，都有奇异的地方。据地名，他们的家乡原来是驿站所在地，石咀驿在清涧县城北面，延安去榆林的公路边。距离清涧县城60华里，正好是驿站的一站地，这段公路算是比较平坦的一段路。
1964年,我和杨明湘一起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个年级两个班，我们同在二班，全班50个人。
同一个班里，杨明湘是一个特殊的人，特殊在两点，一是他的穿戴，特别是那双鞋。走在楼道里，他的鞋总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他的鞋是布鞋，鞋底一针一针的针眼纳得密密的，鞋底被鼓得厚厚的、硬硬的，是陕北农民穿的那种十年八载都穿不烂的布鞋。第二是他保留着清涧话浓重的口音，一直改不掉。
我们的写作课老师是阎景翰，笔名侯雁北，散文作家。写作课的助教是贺俊文。几节课以后，老师就在评点课上表扬了杨明湘。于是，大家都注意到,他没有上过高中，但是他在上大学之前已经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过文学作品。这些都是使我们惊讶的，惊讶他的外语当时是怎么学的，惊讶我们的作文距离在报刊上发表还差得很远。他考上大学之前是放羊娃，拦羊、打酸枣，顺带着总是带一本书，羊吃草，他就看书，自己自学了高中课程，还开始创作，并发表了作品。（图为杨明湘〔左〕与侄子的合影）
杨明湘的侄子杨进在《叔父杨明湘》一文中回忆了杨明湘的早年求学之路：
叔父是一个传奇式的人，少年之时就闻名乡里。当然这种闻名，几乎是他的一夜成名所致。那时因家境贫困，我爷爷有供孩子读书的头脑，却没有能力供每个孩子都去上学。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大，就只让他一个人去远在四十里外的店则沟上学，叔父排行老二，只能在家里做些放羊之类的事。这虽然并没有让叔父停止对上学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只能伴随着叔父的向往在蓝天白云和麦田山野间流连。直到叔父十四岁那年，才由我父亲教他开始识字背文，并为他带回来父亲抄写的课本和一些借到的书籍。叔父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好，一边放羊，一边于田埂之间诵读诗书，刻苦自学。在父亲考入绥德师范的第三年，叔父也考了进来，但没念半年，就因身体等原因而不得不中途辍学。进过一段学校的叔父，回家后只得继续放羊，但总算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在学校读书上学的美好，也使他自学更加勤奋。1964年高考，叔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于是“拦羊娃考上大学”之名不胫而走，享誉乡里。
早在他放羊自学期间，就开始了写诗生涯。
天蓝得像一汪湖水，
月亮得似一盏银灯。
叮——咚！叮——咚！
一串铃声时远时近。
啊！好一队“沙漠之船”，
踏霜踩雪把日月追赶。
黎明驮来三边的盐池，
黄昏送来河畔的枣山……
这是叔父最早写于1955年冬的《驮队》。当时还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全靠自学并对诗歌怀着浓厚兴趣的叔父，能写出这样意境优美如画的诗，足见叔父的诗歌天赋。
精神分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经常要讨论天下大势，我才知道了杨明湘有超常的记忆力，简直是过目不忘级别的。杨明湘有一个朋友叫惠经义，是新华社驻陕西站记者。新华社记者是何等人物，杨明湘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小道消息，杨明湘都能记得到。尤其令我吃惊的是，他对于人物，特别是当代政治人物的记忆力超强，举凡全国名人、中央领导、省市的头头脑脑，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名人，他都清清楚楚记在脑子里，不但分门别类，而且知道他们之间谁和谁联姻，谁和谁是师生、部下，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我曾开玩笑说他最适合的工作是中央组织部。
杨明湘是一个极为聪明、十分敏感的人，遇到问题非得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使他与不许思考不许质疑的时代相撞，结果吃了苦头，头破血流。
这还得先从“桃园经验”说起。桃园经验，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文革中打倒刘少奇时就清算到“桃园经验”，说刘少奇走“夫人路线”。
杨明湘对“夫人路线”这个说法很不满，有一天晚上半夜时分，他思来想去睡不着，就把同一个宿舍的我弄醒，趴在我耳朵边说：“要说刘少奇是夫人路线，那毛泽东也是，江青现在这么红，不也是夫人路线吗？”我听到这个话吓了一跳，不免担心起来，我说：“这个话怀疑毛主席，那是要掉脑袋的！起码是政治犯。”我提醒明湘，这样的想法非常危险，我们大学一入学就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育，高年级同学中揪出了“反动学生”，遭到了批判，不就是例子么？
明湘不是不知道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何等可怕，可是他要苦思个结果来，于是闹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明湘从朋友惠经义那里知道了很多小道消息，包括江青原来的演员身份，如何到延安，在鲁艺的时候如何如何。这些信息和正道上得到的相互抵触，杨明湘又喜欢寻根问底，就造成心理的极大矛盾。
又一天晚上，杨明湘睡不着，被天下的大事苦恼了，先天下之忧，使得他难以入眠。我对他说：“中央的事我们弄不明白，你也别想那么多了，我们解释不了这么多的问题，先睡觉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缠绕着杨明湘，他一个也解释不了，没有人能给他说得清楚，他也就不能解脱。杨明湘在折磨自己，知道得越多，越想更多地知道。这使他总是思考，总是探求，因为想要弄明白：“批刘少奇走夫人路线，为什么江青出来就不是夫人路线呢？”
在那个不允许有自己思想的时代，思考的结果是痛苦，往往有灾难相随。“知多不祥”的厄运越来越逼迫着他。
杨明湘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整天不停地走动，有时候就会跑到很远的地方，找也找不回来。我们几个和他相好的同学知道他有病了，就送他去陕西省精神病院，医院在大雁塔以东，距离学校有四五华里。没有公交车，我们都是从陕西师大东门出去步行去，去一次得一整天。终于有了结论，医生诊断说是精神分裂症，躁狂状态，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治疗的办法是三件套：电击、冬眠灵、安定。我陪着明湘门诊，看见电击的治疗方法，是把阴阳两极分接在两只手套上，“啪—”的扣在患者身体两侧，顿时人一激灵，一次，两次，要好几次。明湘在门诊的治疗效果不明显，后来又住院。住院时，我也去看过他，他被关在隔离的单人房间，只能隔着窗口远远看着他。他流露的是茫然的神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慢慢安静下来。后来病情缓和了，不再那么狂躁了，才出了院。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着，大家都忙着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有几天没有注意杨明湘在不在了。谁知有一天，陕西省公检法军管组给陕西师大革委会筹备委员会打来电话，要学校去领人，领谁，并没有说，学校也没有问，因为这种事情多起来了。领回来，才知道是杨明湘。
我跑去看他，问怎么回事，怎么闯下这么大的乱子。原来，杨明湘爬火车去了北京，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组押送回来。我看见他手腕上的血迹结成了痂，问了后才知道给他戴了一种新的手铐，不能动，越动，手铐就越紧，磨成这样子了。这时看明湘，头发长了，人瘦了，目光呆滞了，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受苦了，受了大罪了，不知道在北京看守所里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那么，是怎么进的看守所？还是老问题，杨明湘到北京去，还是想要解决心中的疑问，质疑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合理性，于是到处讲，到处问，到处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造反派，他就被抓起来了。要知道他的这些言行都是“现行反革命”罪行，当时同样的罪行被枪毙的都有。但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组弄清楚他还是在校的大学生，还从他的言谈中怀疑他有精神病，就送回来了，交给陕西师大严加管教。
学校的造反派组织“筹委会”顾不上管杨明湘，就让班上几个红卫兵送他回陕北清涧石咀驿老家。去的红卫兵有孔铁汉、朱振德、杨耀文等好几个人。他们回来说到杨明湘家里的情况，令人唏嘘不已。原来，明湘的母亲、妹妹都有精神病史，家里穷得叮当响，家徒四壁，家人都自顾不暇呢！但是，班上去送的同学还是把他留在了家里，家里总没有人刷大字报，没有大喇叭对着住地整天吼叫吧。没有了那种狂热气氛的熏染，说不定会好起来呢。
杨明湘的哥哥杨明芳和弟弟杨明江都和精神病不沾边。明湘的弟弟杨明江来过学校，我见过他，个子也不高，和哥哥杨明湘蛮像的。精精神神的一个解放军战士。还有，杨明湘的哥哥杨明芳，也是我们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比我们高几个年级，后来在清涧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他和侄子杨进合作编写了《陕北语大词典》，2012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
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杨明湘在榆林、延安民众中的威望极高，给予了英雄般的待遇。
杨明湘是清涧人，1968年底大学毕业，分配回到了家乡。也许是回到家乡，精神状态放松了，或者是狂热的气氛减弱了，不再有大喇叭对着喊，不再被漫天覆地的大字报所包围，明湘的神志清楚了，不再提出那样多的问题了。他被安排在县蚕种场当文秘，工作轻松着呢，就是接收文件、报纸，管个章子。但是他还是喜欢走动，闲不下。蚕种场的报纸杂志都是明湘自己跑三四里地从县邮政局取回来，然后相关的各机关走一趟，上级下发的文件都是他从各局委办领回来。
杨明湘经常去延安，那里有一个陕西师大中文系高我们一个年级的同学王巨才，家在子长县，爱写作，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以“高粱”的笔名发表作品了。老乡又是同学，又有同样的爱好，所以明湘常去延安地委找王巨才，王当时是延安地委副书记。
有一次，杨明湘在延安地委门前拦住一辆小汽车，他远远的认出车上坐的是地委书记，明湘知道他的底细，尻子上有屎。杨明湘喊着：“下来，下来！”地委书记一看是杨明湘，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又不好发作，只好放下车窗说：“老杨，今天有急事，咱们回头再说好不好？”地委在大马路边，瞬时围拢一大堆人。杨明湘看着聚集的人多了，开始数落这位书记的不是，一件，两件，哪个是贪污，哪个是以公充私，说个没完。延安的街道不宽，经过的人不少，地委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后来还是公安上出面，劝阻了杨明湘，才为书记解了围。地委书记知道杨明湘和王巨才是同学，就去找王巨才为自己出气，说要把杨明湘抓起来。王巨才说：“我同意，你写个条子，我去执行。”等于反将了书记一军，此事就此作罢。这事让杨明湘的声名鹊起。
1971年我从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调到清涧县老舍窼公社师家沟小学，就与这位老同学热络起来。
我有一次去清涧县委问个事情。县委在山坡上，我走出来碰见了杨明湘，他从下往上走。我问他：“作甚个？”他说“县委咯。”我低头一看，他手里拿着手电，灯亮着，明晃晃的。我问：“咋啦？”明湘说：“这里太黑暗了！”试看看，还有谁这么大胆，在县委门口这样子。
杨明湘侄子杨进的回忆中也提到叔父的有名，是敢言，敢说别人不敢说的事情，尤其是揭官员的短。政府官员都怕老杨，怕老杨在清涧闹市区的红巷口扬了他的名：
叔父博闻强记，关心时政，曾有“时事手册”(《半月谈》最初叫《时事手册》)的绰号。几十年在政府机关工作，虽然手中无权，无官无位，却特别注重对国家政策法规的学习，对国内外大事予以特别关注，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和社会上所发生的人与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我的记忆里，叔父每次来清涧，挂包里常带着一台已很旧的“红灯”牌收音机，随时收听国内国外的新闻广播。叔父有极好的口才，每次来清涧，只要他一上街，就会有许多人围拢过来，听他讲一些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所以那时上街去找他，哪里围了很多人，他一定就在里面，纵论时势，臧否人物，说古道今，不加粉饰。讲者滔滔不绝，声震屋瓦，听者鸦雀无声，神色虔诚。
的确是这么个情况，我进县城找老同学，就去红巷口，围着好多人的时候，就准是他，没有第二个人了。杨明湘为什么敢言，杨进的分析有道理：
叔父为人正直，虽然是个普通人，却敢讲真话，路见不平，便鼎力相助，乐于伸张正义。这与现在社会上那些攀结权贵、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事不关己的人，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叔父之所以这样，除了性格使然、为人使然外，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许多大学同窗当时正身居要职，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仍被叔父上学时崭露出来的才华和他后来傲世独立、我行我素的性格所折服，因此凡见到他所反映上来的事，大都会去过问；二是一些“屁股底下有屎”的人，慑于他敢于碰硬、不怵权贵、问题解决不了决不肯罢休的脾气，不得不对经叔父反映的事予以解决；三是他犀利激越的笔锋，写上去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国家政策和文件法规旁引博证，旗帜鲜明，常常能引起上面的高度重视，甚至专门以叔父所反映的问题为名下发文件纠正或解决，这也是极少见的。
杨进分析的第一条，大学同窗当时正身居要职，我有补充。我们同学当官的的确不少。上面提到的延安地委副书记王巨才，后来当了书记，一把手，再后来，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另外，还有我们68级二班同学：阎向东（瑞禄）给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姜一当秘书，后来任省保密局局长；李海石（保平）是省水电工程局局长；张铁功，省民政局社会救济处处长。68级一班的有：白云腾，明湘的陕北老乡，任陕西汉中地委书记，后来升任陕西省委秘书长；胡天声，是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个监察室的主任；岳峰，是延安地区公安处一个小头头。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延安那天，我正好在延安，正好上街，在南关遇见岳峰，他只说了一句：“总理来了，我是外围保卫。”说完就赶紧跑了。顺着他跑的方向看，已经是人山人海。我想，任务加重，老同学今天可得要拼命了。还有，董德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律师了；李天增，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处长；王学东（孟西），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农业处处长。还有同校中文系六九级的赵英武，明湘的陕北老乡，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国家领导人李瑞环参加黄帝陵祭陵时有张照片，站在李瑞环身后的那个穿警服的“帅哥”就是。美国克林顿总统访华第一站放在西安，赵英武就是在陕西期间安全保卫工作总指挥，距离克林顿总统50米之外安全的第一负责人（按照约定，50米之内由美国负责）。杨明湘和这些同学都熟，大家也都喜欢他，都很关照他。然而，我与杨进认识不同的是，杨明湘的一身正气凛然，根本上还是他本人的一心为公，不杂私念。彻底的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放在他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另外，给杨进分析添加上一条，第四条，明湘没有妻子儿女，没有拖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毫无牵挂，似乎也应该算上一条。
杨明湘只是在外面敢说敢言吗？不是，下面一件事就是杨明湘在单位工作时坚持原则的本来样子。杨明湘是县蚕种场的文书，管着单位的章子，随身有个布袋子，公章就装在袋子里。场里谁有事求他盖章，都好办着哩，可蚕种场主任田秀实却拿不住他。蚕种场招工，田秀实把他一个亲戚录用了，已经上班了，需要给县上补报个材料，得要盖个公章。杨明湘硬是不给盖，说招工不合规矩，是走后门。为了这，杨明湘走到哪里，就把自己那个装着公章的布袋子背到那里，田秀实也就跟到哪里，杨明湘坚持着，就是没有给盖章。即此一件事，就可见他的嫉恶如仇。老百姓喜欢他。他走到哪里，新闻就讲到那里，那里就是舆论场，也就是信息的收集场，他就处在风暴眼。
从榆林到铜川，可说是无人不知杨明湘，无人不服杨明湘。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会明白。上个世纪70年代，陕北交通落后，公路线上汽车司机吃香。有一句话叫“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也不干”。但是，只要杨明湘在公路边上一站，司机都会主动停下车，问：“明湘，甚事？”杨明湘有时会给人捎带清涧的粉条，就说这一袋漏粉送到什么地方，交给什么人。过上一两天，收件人就会回话，收到了。就这么神奇。
对明湘的人缘，我有亲身体会。那时杨明湘所在的蚕种场就在咸（阳）榆（林）公路边的岔口车站附近，我也在清涧，却在县城以东30里地的师家沟。那时候我要回延安的家，回西安的老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难在赶车。要赶到点上，还要车上有空位。有一次，我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岔口车站，等过路的长途客车。可是一直等到下午，没有一辆客运车有空位。我着急了，总不能30里地再返回去吧，再说假期也金贵啊！我就去找杨明湘，他说：“你跟着我就行了。”走到公路边，看到一辆南下的卡车，他一扬手，车“嘎——”的一声就停住了，问：“老杨，甚事？”明湘说：“这是我的同学，你把他带到延安。”司机说：“不是个事。”让我坐在司机楼里，安安稳稳地送我到延安。你说服不服明湘？陕北人说“乡性”，就是信誉，杨明湘就熬下了这个乡性。
他在清涧是第一名人，名声比县委书记大多了，都因为他敢言。
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无所求，还是他侄子杨进的分析：
叔父却从不为自己的事走后门，说人情。他工作一生，无家无室，几十年来蛰居于单位十几平米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单人床的空间外，其它所有的地方都让书占去，及至屋顶。人入其屋，得斜着身子才能进去。即便如此，叔父甘于清贫，生活简朴，一辈子馒头充饥，挂面拌菜，极少到馆子和饭店去享受鱿鱼海参、南北大菜。即便为别人伸了冤、鸣了屈，人家实在心里过意不去，给他送点土特产或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从不收受，足见叔父的秉性和为人。
晚景凄凉
杨明湘不管在清涧，在延安，他的窑洞门从来不锁。“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会害怕什么？
杨明湘的一生无家无室，倒不是“匈奴未灭，何以室为”，而是有所恋，但阴差阳错都没有成。比如，清涧东街那位黄姑娘，就是明湘的梦中情人。我每一次去县城见到他，他都会拿出那个姑娘的照片给我看，的确是“压东街”，水灵灵，美不胜收的那种。差不多见到明湘，他都会说刚从黄姑娘工作的黄陵煤矿回来，见到了黄姑娘，那种幸福感笼罩着他的全身。时间长了，我看出了门道，给他泼凉水，说他是单相思，做美梦，但他不承认。后来的事证明了我的判断。再过几年，再见到他，他说去过北京了，结识了一位女士，给我看了照片，好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还是没有成。他终身孑然。
2000年我来无锡之后，和这位老同学还有联系。他还给我寄过他的诗歌集。那时，他从延安的凤凰区到了宝塔区文联，住在宝塔山下的单位里，他还是没有买房。晚上下班了，办公区就剩下他一个人，他会用公家的电话打给我，天南海北地聊。再后来，他买了房，没有座机，没有手机，也就失去了联系。我问问西安的同学，也都没有他的新消息。
突然在网上看到延安李炳智《拜访杨明湘先生》的博文，称2019年后半年，他去取杨明湘的新诗集（徐按：可知他有了新的诗歌集），看望过杨明湘，杨已经住在距离城区30里地的一个安居小区，有60平米的居室。文中没有提到杨明湘有没有老伴，估计是没有，有的话，应该会提到的。这是关于杨明湘的最新的消息。他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八旬老头住在荒落的小区里，是不是有些晚景凄凉呢？
20200608初稿
2021080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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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亡友沙牛二三事
夏新民
作者简介：夏新民，退休科技工作者。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材料研制工作凡三十余年。上世纪80年代曾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静电复印机用铁氧体球形载体。近年来，曾以本名及“琴台散仙”笔名在网络上发表散文及诗词若干。
（图为作者近照）
一
2023年11月16日，美东时间上午11时，突然接到好友必用的语音微信，他告诉我，“沙牛走了！”
突兀，疑惑，震惊，不敢相信！
想起了八年前的一天早上，我在武汉家里接到沙牛打来的电话。他一如平常，不紧不慢地对我说：“健康走了。”
我答：“晓得。”
他突然提高声调，说：“走了！”
我也跟着提高声调，答：“晓得。到他深圳女儿、女婿那里去了。”
此前一天中午，老同学健康与我们在武昌小东门一家酒店小聚，把酒言欢。聚会者是武汉市九中高一（1）班上的8位同学。我因几项基础性疾病在身，滴酒未沾。余下7人，喝了两斤白酒、若干瓶啤酒。沙牛和健康“能者多劳”，二人所饮白酒，都在半斤以上。酒后，健康提出下午到沙牛家打牌，众人见他醉眼朦胧，未允，依依而别。
健康女婿是深圳一家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年轻有为。我到他们深圳家去过，也受邀参观过他女婿的企业。他们的企业做电子产品，很具规模，其路由器产品位居全国三甲之列。
沙牛见我懵懂，罕见地不耐烦，再次提高并拉长声调，说，“走——了！！！”
我猛然明白，却难以置信。昨天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不到12小时，会走了呢？事后知道，当晚健康心脏病发作，半夜去世。第二天他太太发现他倒在床沿下，已无生命迹象，唯有眼角还留下几滴未干的泪痕……
这次是好友必用传来哀讯，我第一时间没有误解。他还告诉我，沙牛已走一个多月，他所有的朋友都是昨日才刚刚得知，然后相互转告的。
不由想起南朝范晔名言：“……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
呜呼沙牛，你去天堂，高飞远走，匆匆默默。惜哉，悲哉。
二
沙牛是好友仲林的诨名，从读高中起，我们便建立起了友谊，五十八年来，前后交往密切，中间失去联系。我很少这样称呼他。背后极少，当面从不。
这个诨名是读高中时，班上一位绰号大王奉送给他的。我初听时不明其义，直到4年后的1969年，我随千百万“知识青年”大潮，下放到荆门农村，才从当地农民那里知道，“沙牛”就是湖北、四川一带人称谓的母牛。
这与仲林的形象严重不符。
1965年夏，我们16岁，同时进入武汉市九中高一（1）班。市九中以篮球、田径、举重、航海在武汉见长。例如校篮球队主力罗辑，70年代是武汉市工人代表队主力中锋。田径校队中的队员，群星璀璨，如武汉市中学生女子百米短跑连续三年冠军获得者宋福慧、武汉市中学生跳高亚军王才金等。举重则有武汉市中学生举重冠亚军“大块头”和“二块头”。更有校航海队，依托紫阳湖，凌波逐浪，独步江汉，屡夺武汉中学生队冠军……
沙牛进校伊始，便在班上爱好体育的同学中脱颖而出。他是班篮球队队长、校航海队队员。
我在这里一改从前，对仲林反复以“沙牛”称谓，乃自然流露。这是对我们那代人逝去年华的追忆，也是对他个人寄予的绵绵哀思。
三
我们的友谊始于共同的爱好。
1965年进校后，相互之间还不认识，学校便安排我们到纸坊大花岭“三同”半月，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某日黄昏，劳动之余，同学们谈起各自爱好，沙牛和建英谈起共同的爱好是篮球，我在一旁插嘴，说：“我也喜欢打篮球。”他们两人看了当时还是矮个子的我一眼，同声回应：“你的篮球一定打得很好。”
我答：“打得不好。”
建英是革干子弟，校篮球队队员。他和沙牛两位篮球高手，都以为我刚才的回答是谦词。
我从初中起，都是学校中占用篮球场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无奈天赋欠缺，我的篮球技艺与投入时间严重背离。
不久，他们看到我在篮球场上近乎疯狂地热情投入，又一次不约而同地对我说：“你是真喜欢篮球！”
但沙牛，没有同时忘记看到我体育中的“闪光点”。他多次说：“新民的自由泳游得好。”我是我们那个年代学生中少有的通过自学学会自由泳的人之一。
九中紧邻湖北省军区和炮兵学校，军干子弟多。又因为是非重点学校，1965年，学校实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高中生中的“五类分子”子弟比例明显高于其它中学。军干子弟多爱好体育，“五类分子”子弟多成绩优秀。
我与沙牛因共同的爱好，与班上喜欢体育的革干子弟关系不错。
四
沙牛不但与我有共同爱好，还两次与我“成分”相同。读初中时，我因父亲是教师，填写家庭成分时，我一直自作主张，填写的都是职员。待到初中毕业中考，班主任通知我，我的成分应该填写为“旧军人”，从此进入“黑五类子弟”之列。而沙牛，一直到进入高中，家庭成分一栏，填写的都还是职员。
沙牛的母亲是我父亲在昙华林小学的同事。她是美术老师，从前曾在桂林艺专学习，在武昌中、小学界享有盛名。
沙牛的父亲，我们也见过。他家住民主路鼓楼洞斜对面的一幢二层楼的楼上。那是类似“七十二家房客”的楼栋。我们去他家玩时，看到他的父亲总是蜷卧在天井二楼走廊里的一个旧木躺椅上，无言无语。
几年以后，我们才得知，这个终日无声的老人，1949之前，曾在江西上饶地区军政部门就职，军衔上校，政治光谱深黑。
更晚才从沙牛的发小那里知道，老人是一个有趣的人，喜欢古诗，尤喜老杜。他只在最熟悉的人面前敞开心扉。
我与沙牛还有一点相同，我们都是不要求进步的落后学生。我们与那些一进校门就憧憬大学的同学不同，终日玩耍，无忧无虑。我们不知道看似风平浪静的紫阳湖，其时已暗藏漩涡。
五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66年的8月，那个灯光灰暗的夜晚，那个红色风暴中留下的一连串标志性动作的记忆。沙牛是其中的一环。
5月中旬，高中第一学年课程还没有结束，学校开始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学校的院墙上，教学楼的走廊上，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字报。班上戴同学也参入其中。他是“黑五类子弟”，是班主任指定的三名“御用”笔杆子之一。他的大字报是一首诗：“邓拓吴晗廖沫沙，自称渊博是杂家。三月菜花早起芯……”此刻，火还没有烧到师生中来，还有这样的雅趣。后一句是什么，起什么心（“芯”）？我记不得了。戴同学现在也记不得了。
8月初，学校大门内正对操场的门牌上，第一次出现了非官方的，由革干子弟从北京转抄来的，署名“红旗”的大字报，由一首歌起头：“红旗，红旗，革命的旗，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你。高举着红旗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此时，大字报并非针对学校师生中任何特定的个人，但作为“黑五类”子女们已经感受到红色恐怖的来临。
这是风暴前的平静。
不久，学校出现了揭批老师的大字报。我们这才知道，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不少老师也是“黑五类”子弟！他们多是武汉大学、华东师院的毕业生，他们的教学水平丝毫不亚于省市重点中学的同行。
紧接着，全校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红五类和非红五类。后者是黑五类子女加上非红非黑类子女。战火烧向了教室。班上五十余人，前者大约十余人。革命无疑是他们盛大的节日。他们载歌载舞走向舞台。不，讲台。
“革命”最初在每个教室里发生，各自为战。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歌声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舞蹈紧跟。讲台上，红五类们双手紧握体操棒，作持枪斜刺状，左边刺三下，右边刺三下。双脚配合，左脚跺三下，右边跺三下。这是“革命艺术”特有的节奏，高昂，急迫，划一，铿锵。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简洁，直白。革命亦然。
那天，“大块头”“二块头”的登场，突破了教室的壁垒，也将“艺术”带入了新的境界。他们是高二（4）班的。他们进来时，讲台上我班的红五类急忙闪开。“大块头”压阵，“二块头”右手提着一个沉重的哑铃走向讲桌。他高举哑铃，猛地向讲桌一击，大喊一声：“老子们今天造反了！”
台上的红五类们开始控诉，火力重点指向班上的几个黑五类。他们是班主任平素喜爱并重点培养的学生。
一位城市贫民出身的红五类子弟，手指台下一位，指名道姓地控诉：“Y必用，你父亲是工商业兼地主，你弟弟叫Y必黄。你父亲是不是要他当黄色接班人？！”
另一位，混入红五类的子弟紧接着声嘶力竭地问道：“这学期全班政治就两人为优，为什么你是其中的一个？！”
一位革命干部子弟，真正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学校红卫兵副大队长X同学，从眼镜框上方斜射出揶揄的眼光，操着汉腔普通话，不温不怒地说：“我是觉得LJH（班主任）特别欣赏Y必用。”
我和沙牛是火力无暇顾及的对象。也许是革命年代残存的人缘，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要求进步，不是斗争漩涡的中心。
但这位班主任垂青的好学生，是我的好友，我们平常在学习上多有交流，他无端受到伤害，物伤其类，我感受到恐惧，且心理上受影响多年。
多年以后，这位同学对我说，当时X同学的揶揄，让他心理压力缓解不少。这是后话。
在点名控诉几位黑五类子女同学后，一位铁道工人的儿子开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台下的同学全部站起，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
狂热气氛中，一位田径女将跳上讲桌，只见她双脚张开，与肩平行，上身向后侧转去，双手向右上45度方向肖像处，伴随着口号声，有节奏地伸出和缩回：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台上台下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女将跳下讲台，我们刚刚坐下，有人便对着台下喊道：“要革命的站起来！”
我们唰唰唰地笔直站起，毫不拖泥带水。听不到平时下课铃响起后，连带的噼里啪啦的桌椅声。
控诉与口号声交替进行，美其名曰“造反会”。
这会，早上开了，下午开。下午开了，晚上开。我们每天弹簧一般，条件反射，站起坐下。连续几天后，我少了许多当初的恐惧。毕竟给了我们一个选项：“要革命的站起来！”唯有迟钝、麻木和疲惫。
一天晚上，讲台上的一位，不知是脑子短路，还是别出心裁，反向检验？大喊一声：“不革命的站起来！”台下纹丝不动。革命关头，谁说我们九中的黑五类学生觉悟不够高？！反应不够敏捷？！
只有沙牛一个人突然站起。台上的人全都愣住了，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不知该如何应对。台下的我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教室死一般的寂静。
沙牛似乎还没有完成站起的全部动作，身子还没有进入僵直挺立的状态，突然发现整个教室的台下，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起，马上装作座椅上有什么硬物梗住了他的屁股。他在自己的屁股上摸摸掸掸，缓缓坐下，直到“造反会”下一波来临，教室才恢复了那段时日革命应有的旋律。
但，沙牛那天晚上的标志性动作，作为“造反会”中的一个音符，休止符，让恐惧演变成了荒诞，悲剧化成了闹剧，甚至喜剧。
六
他下农村，没有随我们九中一起下荆门。班上的大部分同学，男生和女生，红五类和黑五类，大都也没有下放荆门，多数是投亲靠友，各找各的江湖去了。
等到1989年春天，我们班上同学相隔20年第一次聚会，我才知道沙牛下放到老家金口（现属于武汉市江夏区），以后招工进了国棉三厂（原申新纱厂），那是男工占比很少的工厂。
70年代，武汉工厂工人兴起自己打制家具潮。他给厂里的职工同事打沙发，从自绕弹簧，到裁缝面套，到沙发成型，一人独自完成。他自制精美的沙发“供不应求”。一位原来的职工宿舍邻居，后来的厂长，使用他制作的沙发，作为那个年代家里的重要家具，超过30年，直到2005年最后一次乔迁新居，才忍痛舍弃。
他因钳工技艺精湛，在国棉三厂脱颖而出，由保全（钳）工，做到了车间设备主任。
90年代初，该厂垮了。他成为下岗职工，以后经同学介绍到广东一家企业打工，做乳胶漆，他负责设备安装与维护，发挥他的技术专长。
再以后，他到我武汉实验室来玩过。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近距离地观察到过他钳工技能的精细。他手紧螺丝时，在顺时针拧紧后，再逆时针回松约30度。他说，这样又紧又可避免螺丝滑丝。他还现场演示过滑丝的螺丝如何处理等等。
我看到从前班上的体育干将工作精细的一面。
七
他没有跟他父亲学诗词，也没有跟他母亲学美术。
他的母亲，左老师，一生都在画画。他给我看过他母亲晚年的山水画，清新脱俗，“山水丹青杂，烟云紫翠浮。”那是一种令人心仪的境界。
他的母亲笃信基督教，他没有追随。他母亲高寿而终。他74岁去世。这对于一个曾经的体育爱好者，从来没有听说患过什么疾病的人，确是走早了一点。
他做得一手好菜。也许是跟他岳父学的。很多年前，他跟我们说过，他岳父曾给周恩来做过菜。想必烹调手艺一定高超。
出国前的几年，我曾3次吃过他亲手做的菜，都是在他家里吃到的，都很不错。一次在他大东门家，一次在他水陆街家，一次在万科花园，他女儿、女婿家。
最享受他烹调技艺的，无疑是他的外孙女。他的外孙女从出生到实验小学毕业，由他一手带大。外孙女聪明漂亮，学习成绩也好。那是他的慰藉。
在我的高中同学中，他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是肯帮助人，多在他的专长方面助人。此时，他会端起一点架子，这是在申新纱厂众多女工环绕的环境下形成的，无非是要招待他一餐酒菜。他不挑剔，好招待。我们家安装新地板时，就请他帮过忙，从地板采购到施工时把关，他都兢兢业业，让人放心。
他另外一个优点，是从不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
听同学说，1949以前，他父亲在江西工作时，有远渡海峡对岸的机会。他母亲挺着一个大肚子来到当地，他父亲要他母亲一起走，他母亲没答应，反而将其父亲拉回武汉。那肚子里是尚未出生的沙牛。
沙牛是我所有同学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人。即便在我们非重点的市九中，也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的突然离去，让我悲痛和感慨。悲痛的是一个乐于助人，本性善良同学的去世。感慨的是，如果沙牛当时随父母乘桴于海，他的一生会是怎么样的呢？我想，绝不会是一条重复的曲线。
还有，1966年8月那个不堪回首的晚上，那种恐惧，那种荒诞，这么多年过去，始终印在我内心深处，久久无法忘记。
但，我不会沉湎于悲哀。我想用荒谬年代读到过的显克微支的那句话自勉，“我笑，是因为生活不值得用泪水去面对。”
202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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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难忘的岁月
张宁静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60周年即将到来。年逾古稀的我回忆起在近8年下乡插队的一些坎坷经历，很是感慨万千！
我是如何被列入下乡名额的
1962年，我从榆次大乘寺街小学毕业后考入榆次二中初中59班学习。全班53名学生朝气蓬勃，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当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学校也不例外，紧跟形势，开展对学生们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在初中学习期间我的成绩一直靠前，深信自己一定能考上高中，继续深造学习，将来圆自己的大学梦。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就在我们即将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国家发出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瞬间，下乡插队的阴云便笼罩着每个学生，班主任老师马上动员每个学生写申请报名下乡插队。当时我自信自己学习还算可以，所以觉得下乡插队轮不到自己，也就和大家一样写了申请。转眼中考结束了，奇怪的是没有公布考试的成绩，随后迎来的是学校批准我们班的4名同学“光荣下乡插队”。那时，我仅是一名不谙世事的青涩学生，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班4名被批准的学生都有这样那样的“家庭问题”。
经过了解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我父亲虽然身为农业技术专家，曾出席全国群英代表大会，中央领导还接见过，但由于是旧政权留用人员，又因是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毕业的学生，被认为有重大历史问题。另一同学张冀，其父是县糖业烟酒公司会计科长，但出身地主家庭。第三名同学郝文显，其父生前是县供销社主任，尽管早已过世，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第4名同学赵某，尽管其父出身贫农，本人是工厂的工人，但曾是旧警校毕业的学生。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历史问题”，因此这4位同学便成为“不宜录取”的学生，就这样被“光荣批准下乡插队”了。
南庄村欢迎下乡插队发生的尴尬
1965年，榆次二中在学校举行了欢送下乡插队同学的大会后，32名被“光荣批准”下乡的学生乘坐一辆大卡车来到了榆次县东阳公社南庄村。在村大队部会议室召开了欢迎会，我们插队生在无意中突然发现在会议室墙上贴着的“农业技术宣传”画面上，竟有人在多处写着“不稀罕你们”的小标语。当我们发现这些小标语后，心里不由得一怔：我们被强迫来到这里插队劳动，这里却不欢迎我们，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将如何生存？
离别家的凄苦，前途未卜的惶恐，不受欢迎的尴尬，致使我们的思想包袱愈加深重。也不知道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怎样度过。面对现实，我们也无奈，只能报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随遇而安吧！
下乡插队后面对的严酷现实
下乡插队后先集中学习了几天，就分配到各个小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我和刘海元、石金梅同学分配到第七生产小队劳动。有一天，在劳动中的休息之余，小队的贫协小组长指着我们三个插队青年和一个被赶出城市的外来户，用生硬的语气训斥说：“你们来这里劳动，然而在入社时没有你们的资产，所以你们就得多劳动多付出才行！”当时真叫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为什么？
村里组织青年突击队，指定我参加，只能劳动，没有佩带“青年突击队”红袖章的权利。受到如此的歧视，我只能默默承受……
1965年冬季，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广大农村全面展开，我所在的农村也不例外，每天晚上各小队必须组识社员学习四清有关文件。其间，竟然发生了至今让我心痛难忘的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我在参加小队的社员学习会上，贫协小组长带领解放军战士（驻村四清工作干部）把我从会场揪出，说你没有权利参加社员会。我在被驱离会场回宿舍路上，面对漆黑的天空，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致我青涩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
2016年，退休后的我回到南庄村，看望了村里的新老干部和曾一起劳动的社员们，还资助了个别贫困户。在农民朋友吕香保的带领下，还看望了原小队的贫协小组长吕九心，我和他说，我返城参加工作离开多年了，退休了，所以回来看看，向大家问好！然而想不到的是这位当年的贫协小组长情绪高亢地用生硬的语气训斥我：“你还回来！你还回来？……”当年整人训人的精神不减。但我不能和他一般见识，用平和的语气说，当年我在咱小队劳动了近8年，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明天我在村饭店安排了饭局，邀请村的新老干部和一起劳动的部分社员，也请您参加相聚座谈。他也欣然参加了，也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吧！后来村里人还嘲笑他说，还有脸去！但我是以德报怨。由此可见，那阶级斗争的烙印已深深刻印在他的心中，永远抹不去了。
更让人可笑的是，四清工作队和村大队召开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会议，竟然指定让我们几个同学参加。我们几个同学中，一个同学的父亲生前是县供销社主任，早已过世，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工人，还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县糖业烟酒公司会计科长，只是有的父亲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的父亲被认为本人有“历史问题”……在会上还责令我们表态和家庭划清界线，现回忆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但这确是在那个扭曲的社会发生的荒唐事。
苦涩的插队生活
当年下乡插队时，国家给每个人的安置费是420元。其中建房费240元，每人每月伙食费8元（仅半年），医药费每人3元集中使用，劳动工具4大件：铁锨、镰刀、撅头、锄头。这意味着半年后我们就和社员们一样，凭劳动挣工分生活，也就成为自食其力的真正的农民了。
然而在现实中一件事也没解决好，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村里拿国家拨来的建房款，竟盖了6年之久，质量很差，以至于直到大返城时我们也没住上。当时村里人戏说：那么好的大队部都盖起了，而大队旁的茅房（厕所）也盖不起。我们18名男插队生同住在一所5间房大的大厅里，仅有一个砖砌的炉子，加之我们没有生炉子的经验，炉火时着时灭，尤其是到了冬天夜里，许多同学冻得不能入睡，至今很多人都落下腿疼的病根……
当时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生产力低，又限制各种副业，所以，经济困难，粮食尤为紧张，每年才分40多斤小麦，吃顿白面就如同过年一样。在1967年春天，曾发生了因误用砒霜而险些死人的悲剧。事情原委是这样，女知青赵某、郝某向事务长要了些白面出浆糊贴炕围纸，结果出浆糊时水是水，面是面，怎也粘不上去。问事务长时他答道，可能是时间长了，“白面”坏了，别浪费了，倒给猪吃吧。但猪吃后不一会儿，三头大肥猪便倒地死亡了。此事惊动了做饭的大师傅，马上过去一看，大叫一声说猪是中毒死的！再问清原委后，事务长突然醒悟，自己也用这些“白面”做了面扑。就这样，好不容易吃顿白面条改善生活，却几乎闹出人命。侥幸的是，用砒霜出浆糊虽然猪吃了死了，但却救了32名知青的生命，一时被村里传为笑料，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怕。
虽然大家拼命劳动挣工分，但很多人入不敷出。有一位女知青王某，一年劳动挣了200多个工，因工分值低，扣除村里的摊销以及伙食费，还欠了集体40多元，为此她气得大哭了一场。插队青年食堂因没粮开灶，担任事务长的王某气得险些自杀。
目睹一场批斗会的前后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各地城市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驱赶“黑五类”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和家属回农村的运动。当时年仅17岁的吕五贞（男）跟随父亲在沈阳市生活，在这场红色风暴中也未能幸免，全家被当地红卫兵组织以“黑五类”罪名赶回山西榆次县东阳公社南庄村劳动改造，也就是笔者当年从榆次二中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的地方。
一天晚上，村里的红卫兵组织通知我们到村大队部参加批斗“黑五类”大会。晚饭后，我们知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大队部。因天气渐冷，我便进了村大队部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只有吕五贞一人低头坐着，我便上前和他聊了几句。此时突然闯进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不由分说，上前将五贞两条胳膊用力拧住往外拖，当时我吓了一跳，也不知怎么回事。当把他押出办公室后，这几个人围住他就是一阵暴打，而五贞也毫不示弱，马上挣脱进行自卫，就此扭打在一起，虽然五贞身强力壮，用力挣扎，但也难以抵挡几个壮汉的毒打，瞬间五贞被打得头破血流，随后被拧住胳膊连拖带拉到批斗会场。此时，会场主持人马上呼喊起口号：“打倒地主孝子贤孙吕五贞！吕五贞不投降就让他彻底灭亡！”
本来第二天晚上还要继续开这样的批斗会，但不知为什么却取消了。事后才知道，原来是那天上午，吕五贞拿着铁锨来到村办公室，对村领导说：“你们这样置我于死地，我也没活头了，告诉你们：我不会白死，一定要带你们几个人一起走……”那位村领导知晓吕五贞要采取极端手段报复杀人，于是和其他村领导商量，为防止意外，决定取消继续批斗他的大会。至此，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型报复杀人血案也就中止于萌芽状态了。
晚年，我有幸见到吕五贞，聊起那件尘封的往事时，他告诉我说，如果他们再继续批斗我，那我就确实不想活了，准备杀人了，但还算不错，他们被我给镇住了！
艰难的返城经历
文革开始后，我自觉矮人一等。我明白不守“规矩”的后果，所以在形势大乱，造反派组织林立，武斗四起的年月，依然坚守自己的“广阔天地”岗位，每天迎着朝阳出，伴着星星归，吃大苦，耐大劳。在劳动之余，晚上还抽时间为农民扫盲，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许多文盲被脱帽。在那广阔天地里，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汗水里泡，泥水里滚，一干就是近8年，终于得到社员们的好评，其间我多次被评为“五好社员”。
1969年，煤矿在农村招收工人，文件规定也可招收部分插队青年。我们男生怀着希望积极报名，然而在公社体检后的政审中，没有一个合格的，仅有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直到1971年，知青政策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这些老插队青年终于看到了返城的希望。当时久经风霜的老青年高兴得难以言表，终于可以回城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一批批的返城分配工作名单中，居然没有我。当时就像一盆冰凉水泼到了我的头上。尽管我为返城一次次找知青办申请，但次次都遭到白眼，看着一个个插队生们返城参加了工作，而我却回不了城，心也碎了，当时曾在绝望中想到自杀。
当时我父亲还在“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接受审查，偶尔回家小住，仍不辞辛苦地托关系找人。父亲被审查结束后回到家里，继续为我的返城到处找领导、亲友。经过一段奔波，总算有了点眉目。在县商办工作的亲戚李某的帮助下，安排我到县百货公司，李某还高兴地来家告知，让我做好准备。然而等了一段时间，不知怎的一直得不到正式通知，又空欢喜了一场……直到1972年12月那次“突击招工”中，在亲戚李某的再次努力下，才把我调到了别人不愿意去的基层供销社，我才结束了农村插队，离开了插队近8年的农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意外发现真相
在基层工作几年后，我调回榆次县工商局担任办公室干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发现了当年被“光荣批准下乡”的真正原因。
有一天，局办公室主任让我到机关给他拿个材料，并把钥匙交给我。那时我年轻（27岁），骑车很快就到达县革委大楼一层工商局办公室。当我开门进入办公室，拿钥匙打开存放材料的文件柜时，突然一眼看到最上面一个牛皮纸袋上写着“张宁静档案”，我再细看，档案没有贴封条，心里一阵高兴。为了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我马上关紧办公室门，心惊肉跳地把档案袋打开，拿出里面的材料。一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呈现在我的眼前，在这张表的备注栏内写着：“该父有重大历史问题，曾是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学生，在运动中拒不认罪，态度极不好。”后边还有一行写着：“不宜录取。”
当时我的心咚咚直跳，马上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浮出：抽走算了！蓦然又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事王某在五七干校受审查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原因，就是将档案中对他不利的材料私自拿出销毁所致……是拿走，还是放回去？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决定还是让它沉睡在档案里吧！
就是那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登记表》里的那段话语，让我上了“黑名单”，导致我中考不能录取，下乡插队受辱，返城受阻，入共青团更不敢想……那正是我人生的一个黄金时期啊！严重影响了我的大好前程。多年后我也了解到，二中好多学生也有类似的遭遇。
如今回想我在那个扭曲年代下乡插队期间遭遇的各种坎坷，虽已成为历史，但对我的打击是何等之大，至今仍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却。今将这段坎坷的经历写出来，我认为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不可以忘却的真实历史，值得后人从中吸取教训！
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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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忆老同学、知青老友龚可
宋晓涛
龚可走了，消息很突然。2024年1月17日上午，我从儿子住处回我家，刚坐下打开电脑有点事情要处理，知青老友焕琨来电话说龚可走了，让我万分惊愕。因为没有听到过他生病的信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子愣在那里了。我打开知青微信群，看到他女儿龚欢发的讣告，确实得知他昨晚因肝硬化离世。我赶紧在电脑里搜寻他以前的照片，终于在那次鸿恩寺公园知青聚会中找到一张，做了一张讣告图片发给友人。友人张竹升闻讯后连连发声：龚可怎么走了呢……怎么会走呢……
当年在大竹县张家林场的重庆知青中，可能我与龚可的关系最亲近。他父亲龚巴邨和我父亲宋清涛，同是重庆市歌舞剧团的，他爸演歌剧，我爸是歌舞编导。他俩又同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时，我爸是召集人，所以经常在我家碰头，我也就常与他爸打照面。同样因为父亲的这一“问题”，我与龚可小学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官井巷民办中学（本来当时民办中学是从未考取公办中学的落榜生里招收学生，但那年却改成了硬性分配去），我们是初六四级（1964年毕业），他在一班，我在二班，教室相邻。在校时我俩交往不多。但我们都是班上的好学生，也是老师看重的学生干部。
初中毕业后，1964年8月底，同样因为父亲的“问题”，我和龚可都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继续读书无望，我爸让我报名上山下乡到农村去。那天是我和龚可相约一道去较场口街道办事处报名的，后来也一同领取了棉衣和面盆。
9月2日傍晚，龚可的爸妈和我的爸妈一道送我们来到中兴路的精一小学报到乘车，准备第二天一早赶赴大竹县的社办林场。我们的爸妈把我俩叫到一块儿，嘱咐我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当晚也知道了同去的还有同班的回光时、李昌咏、粟道蓉，还有小学同窗周大同等。
三天后，我们来自重庆市市中区较场口街道办事处的34人，来到了大巴山区的大竹县马家山半山腰陈家湾的张家公社林场。于是，数年来我与龚可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知青的共同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回首想来，在林场从劳动方面来说，无论是积极性和技能，龚可都不是出色的。下乡那年冬天，知青们开荒种地，将一大片楂林用弯刀砍掉，然后大家横着站成一排，抡起锄头刨根挖地。不想突然听得刘淑英一声大叫，围住一看，只见她的棉衣左袖子，从肩膀处扒拉断裂下来，原来是站她左边的龚可挥动锄头时竟不慎挂到了她的肩膀，幸亏有棉衣垫了一下……想起来都可怕！这也说明龚可这位读书时的好学生，在农业劳动中真还不在行。至于赶牛犁田之类，他更是从来不摸。倒是曾康宁、戴立人等，喜欢跟着老农学习农技。周大同和我，则包下了窑罐厂的制泥工作，吃苦耐劳，年年被评为标兵，下乡一年后，周大同被公社指定为场长。
当时因为要“突出政治”，林场也组织了宣传队，龚可毕竟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从小受到熏陶，文艺表演方面不在话下，也成了林场宣传队的一员，男声小合唱、表演唱都有他，嗓音不错，普通话朗诵更是他的强项。后来普及样板戏时，我们演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片段，张源忠饰李玉和，我演鸠山，龚可饰演王连举。
1965年9月初，第二批来自重庆江北区的11位女知青来到了我们林场。石子区照相馆的摄影师扛着相机（立式大盒匣式）、背着布景画布来到了林场，他们是常年走村串户到乡间为农民拍照的，绘制的布幔很有特色，有树有房，人站在前面留影，避免把那些破房土墙摄入画面。这次除了集体照外，我和龚可有张合影，在画幔前拍的：《紧握枪和斧，痛打纸老虎》。文革中，我们去邻近的垫江县赶场，几个兄弟伙头戴军帽也拍了一张。几年的知青生涯就只有几张照片，那个年代，一般私人很少拥有照相机，哪像现在几乎人人手机整天拍个不停。
（左图持枪者龚可）
（下图前排左一龚可）
龚可性格较沉稳，在林场不算是显山露水的，但有一件事让我没想到。1966年底，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我的大姐丁小元是北京师范学院的，戴着“首都三司”的袖章来到我们林场，给我们宣传了北京的革命形势，算是点了一把火。她走后，我们也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12·8五四红色造反团”，我和朱小容任负责人，他改名朱向东，我改名宋红涛，也将林场改名为“红卫林场”。
但几天后，龚可、朱小容、张源忠三人不见了——原来他们悄然离开林场，去北京“大串联”了！这真让我们大出意外。朱小容政治意识浓，也容易激动，小学毕业的张源忠胆大包天，前一年曾单身独闯西双版纳，只为想欣赏电影上看到过的美丽风光。他们有此举动都可以理解，但龚可平日举止谨慎，不事张扬，这次居然也敢“杀出林场”，真让我刮目相看。
他们走后，人心浮动，社会上群众造反运动已经如火如荼，我们也陆续都回到重庆了解情况。1967年1月初，我从达县知青驻渝联络处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带着我们林场的17个人去了北京，住林业部的接待站，与龚可三人会合了。本想等待毛主席的接见，不想中央号召各地上京人员“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我们都是“遵命”派，只好返回林场。在经历了数月的“造反返城”斗争失败后，我们于1967年中又回到重庆，当上了逍遥派。
7月初，因为我小弟弟宋小京与街对面的一个小混混打了架，我气愤中上前将那小孩揍了一顿。他哥哥提刀放言，说一定要将我大卸八块。那时文革武斗盛行，打架杀人频频发生。为避锋芒，我先是随奶奶在李昌咏家躲了几天，随后就在龚可家住了下来。他家住官中学校旁边的“慈居”，一栋石墙高砌傍岩而建的旧式楼房，小说《红岩》中专门写到过，曾是“徐鹏飞”办公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这时已经改建成了官井巷民中与坡下的凯旋路中学共用的教师宿舍。大门上边“慈居”二字还清晰可见。
我那次在龚可家里差不多住了一个多月，我们一起读了一些书。他妈妈是凯旋路中学的老师，悄悄从校图书馆拿回一些被定为“四旧”的书，我印象中有《拿破仑传》《约翰·克利斯朵夫》。龚可告诉我，他妈妈张蕾以前是志愿军文工团的，抗美援朝去朝鲜慰问，曾经和金日成将军跳过舞。龚可四兄妹，他是老大。大弟弟张时（随母姓），小弟弟龚曼（龚曼后来当了重庆市图书馆的领导，算是能力出众的），还有一个妹妹。
从龚可家的阳台可俯瞰盘旋下行的凯旋路和下半城。8月15日那天，因重庆八一五派要庆祝“八一五造反一周年”，而反到底派要以枪炮为八一五派“庆生”，两派武斗格外激烈，我们意外地在龚可家阳台上目睹了一辆造反派大卡车遭到机枪扫射，后又连同车上的死伤人员被沉入长江的惨烈一幕。
那次惨案让我们受惊不小。龚可的父母听说后，商定让我和龚可的大弟弟张时一道离渝赴陕，我去西安电影制片厂找我生母，他去咸阳市武功县老家找亲戚。我俩爬火车遭拦截，在内江停了一晚，又走走停停，白天在车顶上趴着，晚上摸进车厢，终于在三天后的深夜，到达西安。因是半夜，无车无住，我俩拔起人行道上的木板宣传栏做床板，躺在上面，直至天亮才找到一家浴池，将全身污垢洗净，中午我们才到了西影厂我母亲家里。第二天张时去了武功县，我则在西影呆了一年，直到被西影造反派赶出西安。
1968年底，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随后我们的社办林场被撤销了，我们这些“老知青”全部被要求插队落户。依据自由组合，龚可和胡北寿插队1大队1小队，我和周大同插队5大队5小队。
接下来的日子中，知青们的表现差异是很大的，有的自留地种得不错，有的则经常串门蹭饭。我与大同，是他主外种自留地，我主内煮饭搞内勤，经常接待来串门的男女知青。龚可最喜欢串门的是苇子湾，女知青郑淑芳、饶碧秋、罗运国处，以及3大队吴琼瑶、陈启明处，或者段前芳、刘淑英处。
一年后，我因为参加县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基本上是离开了生产队。后来大招工时，我被招调到县文工团。龚可等知青也陆续回到了重庆。几年后在重庆见面，得知龚可在红旗纸箱厂工作。又过了几年，他成了车间主任，每当聊起他们工厂，溢美之词滔滔不绝。后来他结婚生女，夫人郑克芝端庄美丽，女儿欢欢聪明娇媚，工作与生活都很不错。
1993年，我也调回了重庆。次年，我组织了知青下乡三十年大聚会，并返乡重游林场，每人得到一本纪念相册。其后，原林场知青中就不断有人逝去，黄从周、曾丽珊、陈章国、陈德惠……近年又是蒋志清、游思颖，让人感慨光阴有限，友情珍贵。于是，一年中有了数次知青聚会，春节更是要邀众团聚。特别是大家退休后，经常由李焕琨召集吃个便饭，名目要么是踏春，要么是庆生。粟远霞从江西返渝，也必为她接风洗尘，龚可作东也专门请了一回。刘淑英还邀约大家到成都及全国多地出游，增进知青情谊。不过，龚可相对清高，少与为伍。偶有小聚，也仅邀大同、小容、光时、康宁和我。最近两次，都在半年前，一次大同作东，在南坪；一次小容作东，在解放碑老四川。龚可还带了一瓶自己调制的白酒，口感不错，我们一饮而尽。
谁也想不到，那次聚会后才过数月，今年开年之际，竟意外收到了龚可病逝的噩耗！
我印象中，龚可的父母都是高寿。几年前我和几个知青老友去看望他父母，都九十多岁了，二老精神矍铄。我猜想，龚可一定会遗传父母高寿的基因。谁料结果却不是这样……惟愿我们大家，面对余下的日子，充实把握，开心快乐！
2024年元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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