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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四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2月28日第243期
本期目录
口述历史
米鹤都 有关“李冬民反革命事件”的口述记录
风云人物
张一哲 回忆与李冬民的一面之交
李飞飞 陈守中、刘志兰夫妇与我父亲在山西文革中的患难情谊
书海泛舟
冯双平、王鹿整理 北京三十一中学文革时期简史
（《失德之殇——北京三十一中学老校友回忆录》选读）
于星垣 学长志远兄，安息吧
（《失德之殇——北京三十一中学老校友回忆录》选读）
于星垣 我的高中同学老翟
（《失德之殇——北京三十一中学老校友回忆录》选读）
关雨生 一个追求真理、重情义、思维深刻、鞭辟入里的思想者
——我对学兄翟世明的琐碎回忆
（《失德之殇——北京三十一中学老校友回忆录》选读）
生逢乱世
徐美英 “老右派”在文革中雪上加霜
郭 力 北大中文系右派教师施于力之死
争鸣
叶昌明 对丁育民“参与处理‘安亭事件’”一文的几点质疑
一、关于王洪文向“首都三司联络站”借款的问题
二、关于“安亭事件”怎么发生
三、再看丁文“三、参与解决安亭事件”中是怎么说的
四、关于“四、安亭事件后续问题的解决”
五、关于“工总司”代表进京见中央文革负责人
六、最后讲几句题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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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有关“李冬民反革命事件”的口述记录
米鹤都
前段时间，文革中曾奋勇挑战林副统帅的中学生伊林、涤西之涤西（张立才），被发现在一间破旧的小平房中孤独离世，不仅凄凉甚或可以说是凄惨。然而舆论波澜不惊，几乎无人知晓，社会的记忆早已将这位思想的先驱者抹煞得几乎一干二净。本想为这位老兄写上几句，未及动笔，又闻李冬民因病仙逝。李冬民曾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与当时全国闻名的“五大学生领袖”平起平坐，在全国大约仅此一位。但是他在文革后期走的路则与五大学生领袖非常不同。当文革结束30年后，有的学生领袖还对我提到：如果毛主席还在，我还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而李冬民甚至在文革中后期就开始了对文革路线的质疑，特别在文革遗风尚在肆虐之时，他就和包括伊林、涤西在内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甚至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1月，他们亲力亲为，勇敢地将“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追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镇压群众的法律责任”等几条大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对面、天安门的观礼台、王府井大街路口、军委办公机构三座门等地，公开喊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心声。此事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北京市委将此案件的文件传达到北京市家喻户晓。李冬民等数十人随即被捕入狱。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我们而去，把这些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是一种责任，也是对他们的一点追念。
以下为笔者根据对李冬民、伊林（原名刘握中）、涤西（原名张立才）等人的多次采访编写而成，重点围绕“李冬民反革命事件”展开，以此文作为对李冬民和张立才二位的一点追思。
根据李冬民自己的说法，他在文革后期，思想上对文革的极左行为就开始有了一种系统的认识。所谓系统，就是不仅仅停留在发发牢骚，只言片语，而是可以在文字上系统地加以描述和表达了。这就是他在1975年写下的《论新思潮的出现》。
李冬民回忆说——
1975年初，我写了一个几千字的《论新思潮的出现》论文提纲，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翻来覆去，不三不四”，“实际上失败”了。中央文革等“纯粹的文革派，已成了新贵族”，他们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巴不得他们早日垮台”。新思潮其实是对极左路线的一种批判，从政治上、经济上、工业上、科技上等很多方面来加以阐述。我写了不止这一篇，还有一些文章。我写的这个《论新思潮的出现》，后来被他们抄走了，估计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里。我们当时还提出不少对新社会的憧憬和展望，即使今天看，很多认识也还是正确的，实际上阐述的是一种通过赶超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全就业、全保障的理想状态下的新兴国家资本主义。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个提纲里就提到了，包括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步骤方针，对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大学生这一方向的否定，包括否定单一的样板戏等等。当时我们一批人写的东西，虽然运用的是那时候的语言，后来证明很多都站得住。
（图为1966年秋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对话的三学生中左边一人即李冬民）
这期间，我们没有什么组织，比较经常交流的，工人是一类；伊林、涤西他们是一类。他们也都读了些书，比较早地在民主思想上提出了口号，但我认为这时提这些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呢，按共产党的民主体制来讲，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也确实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至少应该恢复一个集体领导吧。我的另一篇文章，提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文革当中利用群众运动的声势，在政治上形成了极左的路线。不过按照当时的“法律”，我这观点就犯了恶毒攻击罪了。
涤西回忆说——
伊林初中和李冬民是同学，所以介绍我跟李冬民也认识了。在毛泽东刚逝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写的是第三条道路，预示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景。那时还没有人敢提这些。1966年，我们《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是全国率先提大民主、提到普通群众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这一敏感问题的，被说成是“惊雷”，实际上它具有探索民主程序和体制的意义在内。那时，有人说我们“右”。于是，从那时起我就想再往右的方面探索一下，看看向右的这条道是不是能走得通。我早就看过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的那些理论，他们的思路对不对？这时期我也经常翻阅美国历史，给我震动最大的是它的政治民主手段，在众多管理型态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管理型态，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个对我影响很大。伊林看了文章后，就把李冬民领来了，非要我的这篇文章。我说，我这文章没署名，不希望传给别人看。你看完后要还回来。
李冬民看过后很欣赏“第三条道路宣言”这篇文章，他把它在北京的青年人中广泛传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第一条道路指的是毛泽东左的路线；第二条道路是指刘、邓温和的路线，但是他们不主张政治体制的改革；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全面的，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前提。我没有引用马恩的理论，当然也不能引用考茨基的话，是用自己朴素的语言分析和阐述。文章正标题是“目前形势分析和几点估计”，副标题为“第三条道路宣言”。
文章通过大量分析，提出几点估计，最后提出一种思想，引出一个趋向来，很清晰地阐述了第三条道路。文章都是从正面说的，这样抓不着什么把柄。我也支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按这个路线前进，因为他是可以代表民意的人物。当时我也比较成熟了，布朗基主义早就扔到一边了，反过来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是有意义的。社会民主党推崇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如果通过议会斗争资本主义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是件很好的事。这点我喜欢，符合我的性格特点。
后来，李冬民反革命事件的起点，就是从讨论这第三条道路开始的。其实，自文革初期以来，李冬民一直处在一个“不安分”的状态。为了消亡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上面半强制性地要求他下乡离京，于是他只好联系了一个部队的农场。没过几年复员后，又开始“躁动”。他毕竟曾经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有机会找到市里的主要领导吴德、吴忠、丁国钰面谈，提出他对北京市工作的意见。但结果可想而知，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他居然三次到北京市革委会门口去贴大字报。他的特殊身份以及其不安分的本色，使当时的北京市领导一直对他有所“关照”。
李冬民回忆——
还在文革后期，当时市革委会一些人根据我的活动就要给我定罪，不过他们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他们首先对我采取了特殊的“专政手段”。公安局成立了专门的小组，两个处长带队，使用了外线、邮检等手段监控。他们用各种交通工具，自行车、摩托车、还有那时候刚进口的日本轿车，就为了我这么一个人，白天夜里盯梢值班。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整天跟踪。我后来就感觉不对劲啊，怎么上班、下班、回家、找朋友，总有人跟着呀。
197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大街南口，我就突然转身把那跟踪的便衣揪住，然后当众揭露，搞得他们非常狼狈。但是没用，他们还是白天黑夜地跟着我。我去找朋友，他们就在楼下守着。我就体会到电影里描写的那些地下工作者和特务怎么回事了。后来我也就习惯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除此之外，当局还用了一个“眼线”——因为要给我定罪，他们需要过硬的证据。一个曾经在《工人日报》做事的编辑，自荐当特务打入我们内部打探消息。他们不仅打探消息，还故意设局，准备陷害我。这个特务把我和首钢的工人张兆庆，同时骗到他家去。然后他鼓动张和我交流“思想”，企图借此引出我的反动言论。后据公安局长刘传新所说：“要想办法让张兆庆、李冬民见面……只要李同意了张的话，就是反革命，就能抓李。最好能一网打尽。”张兆庆那次没有带文字的东西，但是他谈了他的一些观点认识。张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本人是1958年前后当兵的。他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他那时候对毛泽东就基本上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文革，从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打倒彭德怀，到1964年的“四清”，再到文革，他认为都是错的。他谈得很系统。不过他这个观点，我当时还接受不了，因为我没那些经历。我当时觉得反右还是对的，因为有人要夺共产党的权，毛泽东不干，把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我说：你对毛主席全盘否定，这个我不接受，我们是共产党的崽子。不过文革的这些事我很清楚，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过犹不及，过了就是错的，不够也是错的。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对他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我是这么说的，这是我当时对毛泽东的真实看法。他们做的这个局当时没有能得逞。
到1976年总理去世，大家都觉得是一种希望的破灭，也对“四人帮”他们搞的东西有种怨恨的情绪。打倒“四人帮”让大家稍微松口气，大家喜吃螃蟹，“三公一母”。粉碎“四人帮”之后到我们出事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中国未来的走向。我对这个事怎么看呢，对华国锋抓“四人帮”，大家是高兴的，但是仍然存在着好多问题，希望能够完全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从我们的心理来说也是有阴影的。为此，我当时找过许多人交流，一些文革中打过交道和没打过交道的，找过一些工人，找过一些有思想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影响的人。
华国锋呢，思想上抵触民主这套东西，就是共产党内的开明政治也没做好。而且在技术上，他不搞民意调查，也不看看老百姓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马上下发一个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不许对毛泽东说三道四。看来，华国锋还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一些极左的东西，对老干部居然还是那么个态度。
1977年初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议论，共产党体制没变啊，该当反革命的继续当反革命，然后华国锋接着又抓新的反革命。那时候大字报还没取消，在北京长安街上，很多人写了很精彩的批“四人帮”的东西，也点到了现在应该有所改变的东西，再往后到西单民主墙的时候，从理论上更有力地对现有体制进行了批判。
涤西的回忆是这么描述的——
李冬民把我的那篇“第三条道路宣言”也传给一些核心人物看了，然后在一起探讨。他们到我家里来，一起开过五次会，探讨这个问题。这些人中有偏左的，我觉得当时李冬民、刘刚（原清华附中井冈山的头儿）是偏左的。我和伊林被他们定性为右派，钟加伦他们也是典型的右派。钟当初因为反林彪，在军队被判了二十年徒刑，还差点把他杀了。这些组织工作都是李冬民做的。后来有一次开会，大家说要公开上街刷大标语，钟加伦提议要把重点放在打击刘传新上。刘传新是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是镇压“四五”运动的刽子手之一，要写就写这个。大家对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没有不同意见。然后，讨论提出平反“四五”运动的方案，标语内容是明确的：“必须给四五运动平反”“刘传新必须为血腥镇压负法律责任”。那时候我们就提出了法律责任而不是政治责任的概念，是比较超前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争议的焦点落在呼吁恢复邓小平职务和领导中央工作的问题上。拥邓的问题是我发起提出来的。第三条道路提出民主改革，这谁都欢迎，年轻人有共同的趋向，希望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这毫无疑问。但对政治民主改革这点有异议，分歧就在拥邓这个问题上。李冬民开始处于犹豫状态，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理由，也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如果这个体制内能够出现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那也是件好事。做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呼吁，要推出一个代表民意的人物。从这点来讲，邓还是能起很大的作用的，历史学家也会认可这点的。于是，我们就反复做李冬民的工作，他也不坚持，最后大家统一了。大标语就贴出了“坚决拥护邓小平恢复工作”等口号。
李冬民回忆提到——
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我们就想应当把群众的要求和我们的观点反映出来。群众要求一个是反“四人帮”，要把“四人帮”极左的东西，他们称为路线的东西纠正过来；另一个要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最主要是天安门事件应当马上平反。我们商量了三个口号，第一条是天安门事件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应立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一个焦点。第二条呢，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是体现民意。第三条呢，惩办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原来想说吴德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刽子手，最后缩小目标，缩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刘传新。后来我看到二外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上，还有这一条标语的照片，就在现在东方广场的那个台阶下边。
参与这件事的主要成员有我、重型机械厂的赵尔明、电报大楼的李永萍，还有张立才、刘握中、郑小龙。再一个就是钟家仑，他在部队的时候曾议论“四人帮”，被抓起来打成反革命。我们是在钟家仑提供的景山后面总政的一个楼里商量决定的这件事，具体日期是应该在1月5号左右。大标语是在六部口电报大楼后面李永萍的宿舍里，由张立才执笔写的。钟家仑找人拉来浆糊，在总理逝世一周年前一天的1月7号 ，标语贴出来了。那一条欢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大标语就贴在新华门对面，然后另外是王府井到东单，现在的东方广场下边。
涤西说——
1977年1月8号，我们在天安门前贴标语条幅。当时是我和伊林去刷的标语，大标语是我的手笔。这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写标语的房间是李冬民安排的，并准备了书写工具及纸张。钟加伦是部队复员的，他找了两个朋友，提了四桶浆糊，自行车后面上放一个杠子，一边挂一桶。他自己开一辆无牌照的汽车，开到前门那儿的广场上，刷完后就赶快上车走了。我和伊林从天安门一直贴到王府井的海洋局那里，能贴的地方都贴上了。景山三座门总参那里我没去，伊林去了。
文革十年，北京的中学生在很多地方超越了大学生。文革初期就不说了，此时此刻毕竟是我们这些中学生首先把恢复邓小平职务、给“四五”运动平反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不管怎么说，我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功劳也好，但我们毕竟是做了这件事了。
伊林回忆——
我和李冬民是初中同学，原来并不熟悉。后来联系上，谈得很投机。约在1976年11月下旬，我向他建言，提出发动首都的民众，公开呼吁两条要求：一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中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对于第一条，冬民当时就认为可行；对于第二条为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呼吁，他说让他考虑一下。冬民做事很有条理，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冬民到南纬路的涤西家，我们在那儿等他。他说：第二条，呼吁要求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也可行。我们三人讨论到11点多，冬民才走。我们认为，今年“四五”时，希望变革的上下各阶层群众本来就同情和支持邓小平，现在呼吁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有广大群众运动的基础。如果成功了，也就将“四五”群众运动的民主作用显现出来了。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若没有“四五”时期各阶层广泛的民意基础支持，他们是不敢发动部队逮捕“四人帮”的，华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应当看清，“四五”运动在历史上的效应。
第一条要求为“四五”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平反与第二条要求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两条内容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涤西拿出来毛泽东主席去世之际写成的《第三条路线宣言》，该文很有新意。我接过来，交给了冬民，要他看一看。《第三条路线宣言》认为，中国应立即同时开展民主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既不能走文化革命的路，也不能走文革前十七年的老路。冬民觉得好，带走给其他同仁。这样，涤西的《第三条路线宣言》就传开了，成为“李冬民事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准确点说，这是“李冬民事件”的主要理论基础。
我们在1977年1月7日夜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冬民提出第二天公开贴标语时，应有一张批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标语，被钟加伦否定了。到现在，我还非常佩服钟加伦，他提议将吴德的标语，置换成“公安局长刘传新应对天安门流血事件负法律责任”的标语。钟加伦改定的这条标语对后人有着法律警示作用。标语贴在天安门旁的观礼台上。以后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了。
“李冬民事件”并非遵循那种“不破不立”哲学，没有一点反对华国锋、吴德的意思，只是呼吁让邓小平出来恢复工作，没有“破”，只有“立”。但这不知刺激了华国锋、吴德哪根神经，后来他们自己闹到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亲自指示逮捕李冬民等人。
李冬民对这一事件的后续情况叙述如下——
吴德当时没动我们，他们怎么商量的不清楚。到了2月份，他们先把我父亲支开，让他带了一个考察团去大庆学习。好像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我在工厂上班，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说，有事开个会，就把我从工段叫到车间办公室。我到车间没多久，一帮便衣和一个穿藏蓝制服的警察就进来了，呼的一下都拥到我身前。他们说：李冬民，你被逮捕了。我问为什么，那人说：“别问，跟我们走。”2月25号，他们把我送到半步桥监狱。与此同时在北京市一共抓了大概六七个人，我们厂抓了三个，有我、赵尔明、王健。在去监狱的路上，在城里抓了李永萍。还有程潜的小女儿程昱，那年大概还不到十八岁，是我的干姐妹，她跟我们议论过这件事，把她也抓了。还有刘龙江、秦喜昌也被抓了。这几个其实跟我们刷标语的活动一点干系没有。然后是伊林、涤西，他们俩没进监狱，在单位被群众专政了。钟家仑和郑小龙可能都是在单位审问、监管，但没有逮捕。还有同仁医院的护士王玲。还有些是跟这些人有关系的，北京市被牵扯的有二十多人。
然后外地抓了三个，在内蒙跟我们有来往的两个人，李明启、唐志洁，跟我们议论过这个事，被当地公安局抓起来了。青海的王如山，原来是北航的，也被抓了。其余还有谁，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人家里都被抄了，拍了许多照片，据说送给吴德、吴忠这两个人看。据他们自己讲，搞这次行动，出动的警察、干部和街道的积极分子七百多人。这些人抓了我们、拍了照片以后呢，大功告成，然后在颐和园听鹂馆聚餐搞了个庆功会。这当中，那个“眼线”立了功。他不仅报告了许多后来成为我们罪证的东西，而且说我们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反动。
这个案子把首钢的工人张兆庆放在第一个。吴德说，要让他担纲，但重要的是抓李冬民，因为他影响大、联系人多。接着，吴德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华国锋。3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讲话，就利用我们这个案子，来给全国定了个大调调。一个是天安门事件不予平反，二是不让老邓出来工作，然后是两个凡是，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坚决反对，凡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照办。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查明，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一个张兆庆，一个李冬民。他们要抬邓小平，排斥华国锋，叫抬邓排华，分裂中央，要抢出在押的王洪文，另立伪中央。这是一个巨大的反革命阴谋。这样，他们就借此把全国的方向给定了，并规定不许随便去天安门写大标语。这是华国锋搞的一个事，为维护他的统治基础，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假案，压制邓小平，也遏制了全国人民要把极左路线纠正过来的愿望。
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对老邓出来工作，我觉得这是华国锋要抓我们的根源。直接原因则是吴德和北京遍布的“四人帮”残渣余孽，他们多年来执行这些错误的东西，包括像抓“五一六”，以及工业、农业上的问题，自己怕承担责任。于是欲盖弥彰，就这样把我们作为反革命集团上报给了中央。后来抓这个案子的一个市委书记，在文革当中曾积极支持极左派，和我们这些人一直是对头。我曾经说过中国工人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还远远比不上波兰的工人，差得多呢。这个话也让吴德用上了，说我攻击中国工人阶级，另一个就是说我提倡工人与党对立。他们把张兆庆和我捏到一块，再把张兆庆和王洪文捏到一块，说我们要武装营救王洪文。这个编造过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那次和张兆庆见面的时候，我说的是对毛主席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仅凭这点要定我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很难。但批判我时，他们很极端，说我们要打倒毛主席。在我写的文章上用的是“毛主席”这三个字，不是称为“毛泽东”，其实称他为毛主席就还没有要彻底批判他的意思。他们要给我定罪，又从这里面找文章。可是文章里“毛主席”三个字前面并没有“打倒”两字。一个具体办案人员，是原来市革委会研究室的，他就请示管我们这个案子的负责人。那个人就跟这些具体办案人员交待，前面缺“打倒”两个字，你们就模仿李冬民的笔迹，给他填上。只要符合李冬民的反革命思想就可以作为证据，搁到案卷中。那时候，他们已经有复印机了，好处理了，他们就把“打倒”和“毛主席”拼到一块。他们就是这么办的案子，所以这个案子后来叫李冬民假案。贴上去两个字之后，在我的笔记本上就组成了“打倒毛主席”的字句。北京市委做了大量的印影本，批“四人帮”用的是大本，批我们时印了两个小本。我们的反革命集团案当时传达到群众，家喻户晓。
当时华国锋为稳定局势，全国下令处决了四十六个政治犯，最著名的就是史云峰，一个吉林工人。听说也有人提议要枪毙我，也许因为这案子做得太假，他们还是有点心虚，没有成真。后来，中央全会开会，把华国锋、吴德等人拿下的时候，也是用李冬民假案来做事例。当时有人主张在《人民日报》上把案件详情刊登出来，来教育全党全国。但当时主管宣传的领导人说，这个事情就别登报了吧，有些事情如公安部门用眼线、模仿笔迹造假等太黑暗了，不宜公开。最后不了了之了。
历史经常会出现令人心冷的现象，本文主角们的风烛之年也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但是，涤西曾经说了一句让人感慨的话：尽管我知道这件事风险很大，也可能会再进监狱，但总是有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两个凡是”的厌恶，因为它阻碍社会的进步，不把这个结解开中国怎么前进？说白了，这是一种历史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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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回忆与李冬民的一面之交
张一哲
2023年12月23日中午，微信群里有人贴出消息，北京25中校友沉痛告知：李冬民因病医治无效，刚走了。
我记得他与我是同一届的，1966届高三毕业生，一时触痛，心感悲戚。
1974年7月上旬，在北京地坛公园，我与李冬民畅聊了一个下午。从此，我对他有所关注。
我在1967年认识了一批北京学生，多为北京中学生“四三派”的领袖和骨干，其中主要的是北京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的。因缘是我所居住的城市吉安，是前往井冈山的必经地，那年头前往朝圣的大中学生，都要在吉安停留，有些人还介入了吉安当地的运动。之后，我与其中一些人保持了长期的通信关系。其中，“四三派”的笔杆子文智奇，与我的通信最久最勤。1974年6月19日，文智奇给我的信中写道：“我感到信件之间的来往，是远远不能把许多思想表达清楚的，而我们之间的友谊和相互支持，必将会被证明是值得珍惜的。我们应该怎样更自觉、更有效地相互交流思想、相互支援呢？”他的想法立即引起了我的共鸣。而我心中也有许多问题和疑惑，很想与北京友人交流。于是，这年6月25日，我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
那次赴京，我和高中同班同学黄其作住在文智奇的家中。文的父亲是1930年代参加中共革命的老人，母亲是1940年代参加革命的医生，他们的家就在地坛公园里面。我来京的主要意图，是想了解这一代人中的先进青年，在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正在干什么事情，未来有什么打算。我到京后，见了一些老朋友和新朋友，获得许多启发和尚未完全消化的信息。我不认识“四四派”任何人，作为北京“四四派”的领袖人物，李冬民也是我想见的人之一。
我听文智奇说，李冬民约过他几次，他还没答应见面。在那个大人物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北京一些有思想的青年人，从前的“四三派”和“四四派”，甚至部分老红卫兵，打破过去的派系嫌隙和恩仇，进行更高层次的友好的交流和交锋。但是，1974年的春夏，李冬民借着批林批孔的机会，和徐凯、鲁文阁等北京工代会的领袖（他们仨都是北京市革委常委），以及其他几名市革委委员，三次在北京市委对面墙上贴大字报，指责北京市委反极左不反右，借反极左整造反派。他们还要求召开市革委会全体会议——这个要求暗含着要求承认他们革委会常委或委员的合法身份，并且进一步参加市革委会工作。
文智奇此前写信告诉过我李冬民写大字报一事。信中他认为，确实被整的人，抓住当下的机会，不妨一闹。总的来看，中央目前对造反派不会压的，闹也就闹了。闹也许不会结果很大，但不闹又会怎样？束手待毙不是办法。但对于他们这些身在异地的北京知识青年来说，则主要是关心运动的进程，思想上不落伍。参加进去是很难了。在北京见面后，文智奇对我说，李冬民的大字报引发了国外对于国内民主的压力，可能有双重作用，既可能一时赢得他们自己合法地位的某种承认，也可能开罪北京市实际的权贵而引祸上身。因此，对于已经公开介入运动，介入政治实践的李冬民，文觉得与他见面要谨慎。他再三问我，有必要见他吗？
我早知道李冬民的基本情况。他曾是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常委。他是干部子弟，后来参了军，复员后在北京当工人。我的想法，李冬民是这一代青年人中某种类型的代表人物，他现在想什么干什么，我有兴趣知道。我觉得他还是值得见的一个人物。至于介入运动，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反潮流”运动闹得挺火，像李冬民这样温和理性且仅限于贴大字报又完全不挑战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公开政策，我认为风险很小。文听了我的想法，就去约李冬民来他家见面。
这天下午一点多钟，李冬民来了，带来一伙伴，叫刘龙江，也是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后来知道刘是李冬民的好友，也是北京中学红代会头头之一。
虽然从不认识，从未谋面，但我们一见面就互相有信任感。他们北京2人，我们江西3人，畅聊了一个下午。主要是我和李冬民对谈。江西人除了我和其作之外，还有胡根卿。胡是吉安人，当时是江西省红代会常委，听说我们约了李冬民，也赶来文家参加。1966、1967年群众造反运动时，他还是小学生，我们刚认识。
我问到李冬民贴的大字报。李的回应，大概有两点意思：一、大字报反应一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反应不强烈；二、他不灰心。
此前，文智奇告诉我，李冬民等人的大字报响应者不多，因基本群众在观望，不知中央持何种态度。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在体育馆观摩羽毛球比赛的看台上，前北京“四三派”的领袖人物任公伟对我说过的话：北京人与外地人不同，现在已经没有多少革命心情了，李冬民大字报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至于官方没啥具体反应，我猜，可能与上层的某种胶着有关。
胡根卿对李冬民大字报有兴趣。他想知道大字报是否有背景，是否有中央的什么人事先或事后有支持或指示。从李冬民的回答来看，好像都没有。
我更关心的则是他现在读什么书，想什么事，干什么事，对于未来有什么看法。谈话内容因为当时没有记录，具体内容大多不记得了。这次谈话虽然持续一个下午，但我印象不深，当时没有记录是主要原因。还有可能的原因，一个估计就是当时他确实没有谈出什么让我很受启发或很受震动的重要观点，另一个也许是因为接下去的一天，任公伟等人对我的谈话，直接指向“江阿姨”（江青）等人的种种，对我的思想颠覆太大了，完全盖过了李冬民的谈话印象。我后来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初次见面，信任度不够，李冬民没有将他心中更敏感的思索和盘托出。
李冬民中等个子，面相善良朴实，性格沉稳、温和，有独立思考能力。我当时对于他的人品印象还不错。我见过文革中一些中学生领袖，李冬民还算是其中佼佼者吧。他让我这种来自外地和小城市，而且没有地位和名气的中学生感到很亲切。我当时就很容易理解，他能当中学红代会主席，能当北京市革委常委，毛泽东、周恩来、江青曾经很欣赏他，都是不奇怪的。我后来在1980年代时也觉得，李冬民的性格、思想和能力，绝对是第三梯队的好材料，远远高于我所见到的许多80年代挑选的人。可惜他的著名造反派领袖的身份使他在这一生中受到限制，不可能再走体制内仕途的路。即使是从执政党的立场观察，我也不觉得这是理性的选择。因为我看到，在欧美和日本，都有许多1968年学潮中的风流人物后来成了知名政治家。当然，我后来觉悟更高时，终于改变了年轻时那些幼稚的没悟到病根的想法。
1974年的春夏，许多省市的“反潮流”运动闹得正猛。1968年之后被整、被关、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恢复了革委会委员、常委和副主任的身份。例如，我所知道的，江西省被程世清关押的省革委副主任万里浪就在批林批孔运动初期平反并恢复了职务，江西周围的几个省份，例如湖南、湖北、浙江等省，也都是如此。
李冬民他们几个市革委常委和委员，并没有被关也没有被撤销职务，他们的诉求按说是很容易被满足的。按当年我们的幼稚思维，北京是伟大领袖和中央领导所在的地方，落实这种政策是很容易的事情。
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和高层文革派对李冬民的抛弃，是否促使李冬民有了对文革的反思，我没有根据。但是，我能看到的事实是，两年后，李冬民积极参加了“四五”运动，写大字报表达了对批邓的不满。这表明了他的思想在1974年的基础上有了大的转变和进步。李冬民去世几个小时后，我在微信群里读到有人写了1976年4月4日深夜李冬民与他的亲历，感到亲切。发帖的人是原《人民日报》记者，文革中文革后我们见过几面，他应该不记得我了。因为2015年我在北京与原101中的黄以平吃饭时，她告诉我，收到这名记者的短信，说他1980年代某天的日记中记着，在人民日报宿舍与谁谁谁见面，他不记得这个人。黄以平告诉他，这个人就是我。
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冬民和十多名青年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列为专案。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李冬民。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假案的炮制，一方面是华国锋、吴德应对“四五”运动一周年局面的蠢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应对当时整个局面的“镇压反革命”思维。随后，复制文革“一打三反”运动的华氏镇反运动就在全国开展起来。在这场镇反运动中，上海的王申酉、江西的李九莲、钟海源这些最早冲破个人迷信的青年就成了枪下冤魂。据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说，全国有50人被杀。李冬民好在是在帝都，总算没有性命之险。
李冬民的被捕牵连到我认识的好几个北京101中的老朋友。文智奇在1977年3月7日写信告诉我，此事已经抓了一百人左右，还有些人被传讯和抄家。当时，任公伟就被传讯了，文的一些信件也被一同收去。1980年代某天，我在北京见到任先生，他和我详谈了李冬民写拥邓大字报前曾找他探讨，他给了李支持与策划。怪不得会牵连到他。有位老革命对我说过，任先生1978年在一次大型家宴上说，华某某这种二三流的政治家，撑不过两年。我说，如果他在江西说这话，即使是更私下场合，判15年刑是绝对少不了的。好在他是在北京。
李冬民那次闹出的动静之大，无人出其之右。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造反派出身，如果换了其他人，仅凭“拥邓”这一点，他后来就会红得发紫。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和形势的发展，李冬民一案获得了彻底平反，他载誉归来。我那时已经悟到了政治的某种不人性的一面，所以，我对他的好运也没有什么特别期待。我听知道一些内情的北京友人说，他平反后，胡耀邦曾经欣赏过他。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李冬民一度境遇很顺。他考进了中国社科院，但他也许不甘于做一名书斋里的学者，后来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的调查机构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以后发展成中国社会调查所。
从中学红代会头头到拥邓先锋，这是李冬民思想变迁的轨迹。有一次我去北京，任公伟推荐我与李冬民再次见面。电话打过去，不巧李冬民不在京，我们失去了再见面的机会。
21世纪，我看过一篇详细的李冬民的传记。他谈到自己曾经的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我正好认识女方，就推荐她读了这篇文章。她告诉我，李冬民中学时就很聪明好学，人很踏实，人缘也好，优点很突出。像他这样品学兼优，出身又好的人，如果没有文革，也会很有出息。可惜一辈子就陷在那几个月的行动当中。
李冬民去世的消息刚出，有人立即在微信群里贴出了一篇说李冬民的帖子，题目是“他曾是红卫兵的领袖，20岁当选北京市委常委，最终因诈骗被捕入狱”。阅读之后，我写了“胡说八道”四字评语，因为文中有许多缺乏常识和与事实不符的胡编乱造。这又让我想起相关的一件事。200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的书。该书作者汪文风是“四五”运动的标志性群体“童怀周”的领衔人物，因著名的《天安门诗抄》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进入中纪委，曾在1981年审江青案时担任过审讯组组长。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了。但他在说到李九莲和李冬民的事情时，都有一些不准确处。例如，谈到李冬民因“四五”运动和拥邓而被那个英明领袖打成反革命时，说了“逮捕了当时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冬民”（该书52页）这样不准确的话。我因为1974年在北京曾见过李冬民，当时他就已复员，所以1977年只能说“逮捕了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冬民”。当然这种不准确是小瑕疵，我给汪老写信告知诸如此类，他后来委托责任编辑给我回了信。像这种很优秀很正规的出版物都会出现这类不准确的情节，也许，如今网上一堆堆自媒体的胡编乱造也就不奇怪了。
正在撰写此文时，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李冬民的校友贴出他的近照（见图），是2023年夏天校友拜访他时在他家拍的。我是在1974年见面之后近50年第一次见到他的近影。时间真的是把刀啊，50年前那个英俊的小伙子，现在成了这样老态毕现的老年人了。
这真是个悲泣的冬天！刚刚告别了高耀洁医生和江平校长，现在又要告别同龄人了。
今天上午，我看到李冬民北京25中的校友，著名策划人和网络作家秦全耀先生悼念李冬民的文章。他记得李校友1974年的大字报里几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贴大字报，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盖莱克敢吗？只有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现在看到这些话，就感觉到小青年李冬民机智的一面。秦先生还谈到那个诡异的诈骗案，我不了解情况，无话可说。读秦全耀的文章，不知怎么触动了我，写下回忆李冬民的这篇小文章。我只是感慨，我们这代人，不仅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的C位，而且逐渐在退出生命世界。可我，却还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干完呢。
202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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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陈守中、刘志兰夫妇与我父亲
在山西文革中的患难情谊
李飞飞
每一次的大变革，若没有相对正确的思想引导，最终会由野心家篡权，理想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以及被裹挟者成为牺牲者。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人手一册《常识》（著者托马斯·潘恩）。美国的成功不仅是有华盛顿，更重要的是参加战斗的战士人手一册《常识》。在反“乌托邦”的人物中，我特别喜欢两个人，一个是奥地利人哈耶克，一个是英国人奥维尔。二人的生活轨迹主要在英国，一个经济学者，一个小说家，早期都是社会主者，晚年彻底背叛原有的“乌托邦”信仰并从不同角度给以犀利的批判。他们的书也算我的重要启蒙教材，使我认识到在一个迷信“乌托邦”的社会里，首先你必须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任何一个集体的目标一旦确立，失去个体意识的群体都将为之义无反顾。为达目标，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其行为跨越人性底线。作为人怎么可以做这样的跨越呢？于是有良知的人受人性道德的考验退却了，他们被良心所淘汰。那些不受良知约束的人就冲到了前面。国际共运史，不正是这样一部典型的画卷吗？在集体主义的领域里，最终一定是跨越人性底线的“最坏者执政”（哈耶克语），就像《1984》里的“老大哥”和《动物庄园》里的那只猪（奥维尔）。
陈守中，1932参加革命的老一代革命者，石家庄解放后，曾在毛铎任书记、柯庆施任市长的石家庄市任公安局长。在任时经人介绍，与左权烈士遗孀刘志兰结为夫妻。50年代初，任中共华北局工业部副部长，组建包钢后任书记。
刘志兰，青年学生时在北京读书，“一二·九”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后到延安参加抗日活动。经朱德介绍与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结为夫妻，1942年左权牺牲，几年后刘与陈守中组成新的家庭。1950年后曾任北京市委党校教育长，后调任包钢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我父亲李一夫，与陈刘夫妇认识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包钢，在包钢时代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我父亲是冶金部派到包钢参与组建的第一代负责人之一。陈守中为首届华北局解散后派到包钢的代书记、书记，刘志兰从北京市党校领导的岗位上随夫到包钢任职。一度陈为书记，我父亲为组织部长，刘志兰为宣传部长兼副书记，工作中有合作也有磕碰，但关系正常。刘志兰长得精干漂亮，作为见过大世面的女性，又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我父亲作为年长者常在领导班子会上拿刘说事。有一次在党委会上将刘气得大哭，刘回家后拿丈夫出气，说：“你也不管老李，让他欺负我。”陈守中说：“我没觉得老李有什么不对。”（此故事出自太原五中学生陈川生之口，他当时是刘志兰的“铁杆保派”）。1957年反右，有人向党委反映某处长说总经理杨维官僚主义，是右派言论。杨坚持要打此人为右派，我父亲在党委会上说：“此话源头在我，难道杨维你没有官僚主义吗？”陈守忠做和事佬说：“老李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此动议遂作罢。
1961～1962年间，因我父亲为所辖区内渡过难关提出“政治挂帅加山药蛋”的口号，动员全民开荒自救。有人告到华北局，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三干会上点名批判我父亲搞独立王国当土皇帝，并说要派工作组来检查。我父亲没参加会议，刘志兰在会上听到李雪峰动怒批评家父，十分着急，连夜给我父亲打电话通报险情，让他早做准备。父亲听到后，久等李雪峰检查组未到。即给李雪峰并华北局写了公开信，大意是：听说你要派工作组来查我，我拭目以待三月有余，你的工作组为什么不来？内蒙古地方领导不想看我父亲与李雪峰关系搞得太僵，经协调，把我父亲调到内蒙地方。因乌兰夫一向不买李雪峰的账，李雪峰鞭长莫及，也对我父奈何不得。
1965年我父亲因身体不好回山西养老，在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主任由副省长兼政府秘书长卫逢琪兼），偶然发现刘、陈也在太原，便得空去串门。如果不是偶遇，作为一般工作关系而非生死战友，离开包钢也就终结了。可是有了共同的遭遇而又在异地相见，实有他乡遇故知的欣喜。陈对我父亲讲了他如何离开包钢的过程。陈说：1959年反“右倾”时包钢将当时的总经理杨维打成了“右倾”并解除了职务，你是知道的，后来李雪峰来包钢逼着要给杨平反（因杨曾是李部下），我觉得不妥。处理杨维也不是一人所定，若要平反也不是一人说了算，于是我就把李雪峰的霸道作风给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少奇同志把此信转给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拿到信未作任何处理便交给了同为书记处书记的李雪峰，告李的信交李处理，结果可想而知。不久李雪峰给陈来了电话大加训斥，并说既然你不想干了那就别干啦。陈说我只是客观地反映了一下情况，并非告恶状，如果这里不用我，我可否去华东或西北（华东柯庆施，西北刘澜涛均为陈老上级）。李雪峰说：“华北之大难道无你安身之处？就去山西太原当个书记吧。”陈提出带个秘书和司机（这原本是通例）也被拒。我父亲听完陈守中的苦诉，哈哈大笑，并说以你的能力和水平，在山西最称职的岗位是公社书记。陈不解地说：“我当一把手弱一点，太原当个副手应该没问题。”我父亲又笑着说：“你对山西不了解，这个副职干不长。”没成想父亲的话竟成谶语，很快就应验了。不久袁振反党案事发，陈、刘均被打成一案。此次我父亲与刘、陈的闲聊成文革前的最后一面。陈守中为党内忠厚诚实的老资格干部，能与我父亲如此深谈可见委屈之深。
文革开始，省委把刚从外地调回的我父亲列为“第三类干部”（文革前期，省委按四清运动时的规定，让各级党委把所属干部划分为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类），我父亲则认为按照中央有关文革的精神，山西省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小集团”，当然也成了积极反省委的参与者。因父亲作为参事室、文史馆主持工作的一把手成功化解了本单位的矛盾，因此本单位除统战对象之外的工作人员都成了父亲反旧省委的同盟军，并组织起战斗队（好像叫“大无畏”），很快杀向社会，对旧省委多次贴过大字报，成为当时反对旧省委的一支小有名气的队伍。
有一天晚饭后，应是1967年1月10日前后，我陪着父亲在省政府前看大字报，人很多，突然看见有个戴着口罩的妇女拍父亲的肩膀，我一时没认出来。父亲一愣神，那人摘下口罩，父亲对我一笑，小声说这是你刘志兰阿姨。我再往后一看，还有一个大个头。父亲让我用自行车先带刘回家，这还是我第一次先由大人坐在后座上我再驮人骑车，搞得很紧张。回家不久，父亲与那大个也走回来了，原来是陈守中。他们在父亲的房间里谈了很久，我只记得一觉醒来刘、陈还未走，谈话内容就不得而知了。
我只知道隔天或两天后的夜晚，父亲也参加了刘格平的夺权会议，刘格平在会上拿出卫恒家一个断臂毛泽东瓷像和台湾反动传单说事，这就是所谓“一·一二夺权”。如果这也叫夺权，父亲觉得有点儿戏。但他讲了他进去之后，刘格平曾当众对他大加赞赏，说我父亲才是山西反旧省委的“第一张大字报”。尽管我父亲对刘格平不甚了解，但至此他就成了刘格平在“四一四”之前的亲信。
从此我作为父亲与刘格平之间的联络员常去刘格平家。我第一次去，一位嘴角处好像还长有一小疵的中年妇人接待我，自报家门后才知是丁磊。此后我一去，她就操着山东腔大声喊：“翠花！你同学来啦！”（刘与丁的女儿叫翠花。）后来有首歌里有“翠花！上酸菜”的歌词，听到时就会让我回忆起当年丁磊的那声喊。
很快中央承认了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夺权。但夺权者内部的利益分争迅速明朗化，刘格平很想让我父亲出来与丁磊组织一支属于自己的力量，就是后来的“东风兵团”。我父亲觉得丁用的政府人员有一些品行欠佳，相当一部是旧省委的骨干，只不过旧省委垮台后这些人又在找新的靠山罢了，因此不愿与这些人合作，也就未介入“东风”的领导工作。在新省委（党的核心小组）挂牌办公时，各级组织相继成立，我父亲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时任省委核心小组下属统战办公室主任（代统战部）。刘格平对山西的历史不甚了解，因此常把我父亲叫去咨询。在如何配备太原干部时，父亲提了个建议，说袁振是个有野心的人，而积极参与夺权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又是袁振的队伍，放在太原有可能尾大不掉，无法领导，并建议由陈守中在太原组建班子。父亲说老陈忠诚而无野心，又没有帮派队伍，这样会很好地支持你的工作。不知是否父亲的建议起了作用，最终是陈来组建了太原领导班子。当陈再来我家时好不威风，在父亲房间里谈话时大门口站着带枪的警卫，我的家我都进不去了。这样，山西夺权的结果袁振什么也没得到，这也为后来发生的“四一四事件”埋下了伏笔。
1967年4月13日下午（也许是4月14日？），丁磊突然派人去找我父亲，说有要事商量。当我父亲赶到刘格平家时，家中已是熙熙攘攘，丁磊还无暇与我父亲说事，也不见刘格平。坐了近两小时也无法说话，但我父亲已看明白了，丁磊正在对她所能调动的力量，包括“东风”“决死队”还有“兵团”的所属战斗队，布置炮轰“刘、陈、刘”！
我父亲痛心疾首，眼见的革命成果即将断送，愤然起身离开。丁磊问我父亲：“看清了？”我父亲说完全清楚了。丁磊还认为我父亲是支持她的嫡系呢。哪曾想，我父亲是彻底看清了这一群高干也是投机的野心家。回家后疾呼“四一四”是个大阴谋，并以此为题张贴了大字报（4月28日，省统战部负责人李一夫贴出《强烈要求澄清四一四事件》的大字报。——摘自红联站大事记），表示对革命的失望和对刘、陈、刘的同情。
我父亲由此与刘格平分道扬镳，而与刘、陈、刘结成共挨批斗的患难友谊。之后的日子里，无论顺境逆境，他们常聚，有时我也陪同。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对于身处险境早已置之度外。1980年我父亲去世，刘、陈到家中悼念，夫妇大恸。
不觉三十年逝去，三人加上我母亲，大概在天堂里谈笑风生吧。愿他们在天堂里依旧快乐。
陈、刘夫妇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中共事业忠诚，为人诚实本份。无端被贬山西，受派性所累改变了人生轨迹。全家在文革中再次遭劫。难道这就是他们为此而奋斗一生的理想吗？
陈守中当年依党的原则给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写信，反映李雪峰的问题，刘转给邓小平，邓直接转给李雪峰来处理。被告办案处理原告，这样的自纠机制，令人哑然。
附：
我所知道的太原“九五”事件前后
山西“一·一二”夺权，建立新政权后不久，各种势力因分赃不均或理念不同很快就势同水火。我父亲作为刘格平倚重的干部被定为核心小组（代省委）下统战办（代统战部）组长，并被选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四一四”事件中对刘失望而分道扬镳，并在多次省委扩大会上公开批评刘格平、杨承效，最激烈的一次大会发言后拂袖而去，并扬言退出委员会。会下曾发动正直的干部给杨承效、丁磊贴大字报，其中就有被杨打死的李希哲。李希哲有一段时间常去我家，他个子不高，一身警服瘦小干练。当时我母亲还想给北城区一女干警当红娘。有一次李希哲来我家时半个脸被打成青紫色，警服被撕破，是被杨承效一帮捉去下的毒手。但他对杨承效一点也不怕，说一定与这个打砸抢坏人斗到底。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李希哲。我母亲一个战友姓董，也是公安干警，最初就是她带着李希哲来我家的。一天，她又急匆匆来到我家，说小李子死了。我母亲听后伤心了好一阵。
还有一位薛姓转业军人是个学校的医生，因代我父给杨承效在省府门口贴了一张反对打砸抢的大字报，结果也被杨承效一伙毒打。薛医生挨打的前一天来我家串门，聊天中父亲对薛医生说：“年轻人，你敢不敢给杨承效贴大字报？”薛操着吕梁普通话说有何不敢。父亲立刻提笔，我研墨，他边说笑边写，大笔一挥而就，对薛说：“你替我当回宋世杰吧。”说着写上署名薛××后哈哈一笑。随即我与薛一起去将大字报贴在原省政府东侧墙上。
至此，父与刘格平、丁磊、杨承效如同水火。
“七月会议”我父亲也匿名去了北京，会上一看康生在座，便知在中央败局已定，与同行的造反派说靠上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赶快回去发动群众吧。没想回来不久便多次被抄家打砸，他也被抓走。
“七月会议”后没几天，我家已被多次破坏性的抄家，家里的东西又摔又砸。我家有个50年代母亲买的樟木箱，还有一个战争年代父亲用的手提箱，平时上着锁，可能放着母亲的宝贝吧，反正我没开过。造反派来抄家时，母亲赶紧给他们拿钥匙，这帮人故意不用，随身带着榔头、改锥硬要砸开。还有一次，一个戴眼镜着一身军装长得挺墩实的青年人在抄家时还乘机拿走我大哥的手表，我与他们据理力争：难道手表也是黑材料？他们才不得已没拿走，但还仗着人多势众顺手给了我一拳。抄家的主要有“四野”“永红”，背后是政协系统的刘格平派干部躲在外边指点。我母亲知道他的名字，与我讲过，可惜我忘了，只记得姓张。
在一次抄家后，父亲即被他们抓走关了起来。后听父亲讲，除了被他们批斗外，还多次行刑，包括老虎凳——说到此处父亲讲了个笑话，说上刑的人不会用老虎凳，最下边的皮带勒的位置不对，腿架得很高，但并不十分疼痛，他也顺势呻吟，打手们看到如此高度怕腿弄断也就作罢了。关押期父亲还被打断一根肋骨。
“九五”（1967年9月5日，太原两派冲突激化，刘格平调动武斗队伍攻打反对派占据的十中，打死二人）那天我正在太原，当时父亲早已被造反派抓走多日，街上早已乱作一团。我家的位置与十中、省政府是个斜三角关系，两边对喊的喇叭都能隐隐听到。我家一邻居，男的是一处级老干部，女的也是政府的副处长，全家铁杆红联站观点，大女儿成××是十中初一学生，也是马尚文的兵，嘴快腿快，过一会儿就跑来我家一次，报告十中被围攻的情况。一屋子人围在家中等待最新消息。
最可气又可笑的是在“九五”那天，刘政府的大喇叭说十中藏有“苏修特务高兴嘉”“美国特务金谦寿”“日本特务李一夫”……李一夫可曾是他刘格平造反路上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啊！他们这时明知我父亲已经被抓去关在省政府某大楼的地下室。
历史有许多巧遇，后来当我父亲去京看病住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竟与刘格平住对门，常常照面，却形同陌路了。
同在中组部招待所的还有“刘、陈、刘”中的刘贯一，从“四一四”之后与家父成了密友，他们无话不说。二人经常下围棋，互有胜负。我问：陈帅与你比水平如何？刘老笑着说：与我不相上下，爱玩而已，吹得凶。哈哈。
补记：文革中派性大字报传陈守中为左权秘书，近年来又疯传于网络，纯属胡编乱造。陈自参加革命从未与左权将军有任何交集，与刘志兰相识也在左权牺牲数年之后。特正之。
于2017年“九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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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北京三十一中学文革时期简史
（《失德之殇——北京三十一中学老校友回忆录》选读）
冯双平、王鹿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及以下三篇均节选自《失德之殇——北京三十一中学老校友回忆录》（香港·人文资料出版中心，2020年）一书中《北京崇德学校（三十一中学）简史》的文革部分，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个别文字有删节。
三十一中前身是1911年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崇德学堂，以后发展成为北京市最早的完全中学，1952年崇德由政府接管改名三十一中。先后在该校接受中学教育的著名校友有梁思成（著名建筑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俊（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振衡（著名有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同炎（著名桥梁和结构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秦馨菱（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严东生（著名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关肇直（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道临（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黄宗江（著名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杨振宁（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邓稼先（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元勋”）、林焘（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刘若庄（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江平（著名法学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宋世雄（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周孝正（著名社会学家）、沈宁（著名旅美作家）、钟阿城（当代著名作家、编剧家）等，而在十年浩劫中则出现了公开书写“打倒毛泽东”标语的吴志远（1966届高中生），秘密组织反抗文革、批判毛泽东的小团体的翟世明（1967届高中生）等著名中学生。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等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学校师生中造成很大影响。随后，开始出现矛头指向学校领导、部分资深教师的大、小字报，批斗会、辩论会，纷纷乱乱，学校停课，“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不断升温，朱自能、王骐骥、徐琪、王玺珍、张玉茹等校领导和教师最先受到批斗，并被责令参加改建游泳池劳动。退休校长李瑞启也以“走资派”罪名被揪回学校遭受批斗。
6月8日，部分激进学生受运动的影响，主动到驻团中央的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反映校党支部的所谓“问题”，请求派工作组进校。当晚，即派来徐霄祥、卢锦华组成工作组进校。不久，蒋南翔、何伟、陆平等教育部领导被押到学校接受大会批斗。在驻校工作组的支持下，学校成立了劳改队，强迫部分校领导和老师进行体力劳动，由学生负责看管。
6月中旬，工作组操纵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高三学生史平任主任，数学教师韩福基任副主任，委员由各年级一名学生担任。7月下旬，毛泽东声称学校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于是各校工作组开始撤离，三十一中驻校工作组月底撤离，筹委会无疾而终。
7月底，宣扬反动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开始在各学校流传，在学生中造成恶劣效果，并由此引发全市各校由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对普通市民子弟的歧视、侮辱、迫害。7月29日，本校红五类学生仿效海淀的中学成立了“红卫兵”。31日，部分对“对联”持有异议的红五类学生，成立了“七一赤卫队”。
7月底8月初，学校被一度改称“毛泽东主义第一学校”，刻制了学校公章，制作并颁发了新校徽。
8月初，高二三班学生十余人骑自行车到天津二中送大字报，揭发原在本校的教师杜学忠先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8月18日，校红卫兵组织及师生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检阅首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彪、周恩来先后讲话，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由此，肯定了红卫兵一切违法犯罪的打、砸、抢、抄、抓、驱赶……罪恶活动。文革浩劫由此开始。
我校红卫兵们杀向社会去“破四旧”，砸毁了（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的许多建筑、设施、名画，开始对所谓“黑五类”抄家劫掠，打人成风，导致死人事件屡屡发生。同时，发生多起校外“黑五类”在校园内被红卫兵打死的残忍事件，有的就发生在学校的小礼堂（原崇德中学小教堂）。
8月初，一贯忠实执行党的教育政策的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宋克（女）从市委学习回校后，即被关押至劳改队，被剃“阴阳头”，受尽侮辱。8月31日，宋克准备回家时，却被一名臂带“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拦下，重新押回劳改队。是夜，宋克不堪人身迫害和羞辱，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经医院抢救脱离危险，被继续关押。
9月末，学校的学生及教工组织的“东方红”“红旗”“红教联”等相继成立。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错误”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学校群众组织即积极响应，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红卫兵”组织受到冲击，式微。
全国大中学生“大串联”9、10月份进入高峰时期，本校接待大批各地学生。
1967年1月初，高二三班同学到天津杜学忠先生家，为曾上门送大字报的行为向杜先生赔礼道歉。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这个文件进一步加剧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确定“思想犯罪”，并为“群众专政”、为二次抄家遣返提供了依据，其后导致全国大量（含本校）冤案发生。
1967年初，中央通知全国停止“大串联”。学生陆续返校。春节过后，学校试图“复课闹革命”，但收效甚微。
3月7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不久，北京军区六十五军派出李朝然为政委的军训团进驻学校。所谓“军训”，除队列训练以外，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吃“忆苦”饭、听“忆苦”报告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课间做“毛主席语录操”。
同年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央领导、中央文革领导分别在4月3日、4日针对中学做了两次不同的讲话，导致北京中学生的组织分裂成了“四三派”“四四派”，在校园内的对立更加严重。是年5月1日、2日，北京二十八中两派红卫兵发生武斗事件，本校“东方红”参与声援及武斗支持二十八中“四三派”。下半年，军训解放军企图统一全校学生组织，建制以原年级为连、以教学班为排。
6月，学校组织学生到顺义南彩公社参加夏收劳动。9月，在军训解放军操纵下成立了学校革命委员会。解放军张团长任主任，宋克、范景瑞任副主任，委员有教师王尧（女）、学生关雨生和于志恩等。为此，还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篮球队到校进行友谊比赛。
1968年1月，高二三班学生翟世明串联本班同学于星垣、李树仁、郑炳才、周立、胡澄清，秘密成立全市第一个反对“文革”的小团体组织（两年后，周立下落不明，除胡澄清之外，其他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2月，1966届、1967届小学的男女学生就近入学三十一中，学校结束只有男生的历史。
2月26日，在驻校军训团操纵下，学生关雨生、叶肇咸、贺孝先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抓捕并“群众专政”，关押在私设的学校行政办公楼二楼的土牢里。学校革委会多次举行对关、叶、贺的批斗大会。4月26日，学生于星垣被以反革命罪进行了“群众专政”，关押在一楼的土牢里。
3、4月，海军北海舰队到校征兵，少数在校生入伍，第一批离开学校。不久中央提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厂矿，面向基层”的方针，要求驻校军训团举办学习班进行思想发动和动员工作。6月，本校个别学生被安排到三线工厂、京郊门头沟煤矿、化工实验厂等企业工作。
5月，高三（4）班学生吴志远因不满“文革”、抗拒暴政，在宣武门外住家附近书写了“打倒毛泽东”等5条标语，被公安机关逮捕。嗣后，西城区法院在学校召开宣判大会，判处吴志远有期徒刑15年。
7月，中央、中央文革人士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现在是小将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不久，中央文革的姚文元在两报一刊发表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转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各个学生组织土崩瓦解，红极一时的头头们都被抓捕。随即，中央下发《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8月底，北京低压电器厂以高永立为队长的13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学校，教会创办的崇德中学彻底变成工人领导的三十一中。
根据中央“斗批改”部署，工宣队及驻校解放军以内查外调和办学习班的方式，“清理阶级队伍”。参加学习班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师生中的所谓文革积极分子，另一部分是教工中的嫌疑对象。在召开学习班的大会前，常常是在某教师背后安排好积极分子，开会突然宣布把某某抓出来专政，某某会猛然被背后的积极分子扭上批判台。每逢开会，教工们个个胆战心惊。李瑞启、徐琪、伊去病、郭熙隆、姜京魁、王杰、刘桐、吴佩璋等一批老崇德教工被投入学校劳改队，被强迫从事与教育无关的体力劳动，被批判斗争，受到了人格侮辱和政治迫害。
9月，到内蒙古武川县农村插队落户的学生离校。
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编者按语里引述了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全国中学生被迫大批上山下乡，直至文革结束。
12月30日，本校数百名学生被送往山西省运城县农村插队落户。
1969年1月，又有数百名学生被送往陕西省延长县插队落户。
4月份，以1968届初、高中为主的一批学生被送到吉林省镇赍县插队落户。
从8月开始，1969届初中学生也先后被送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劳动。
9月，又有一批学生到黑龙江山河农场劳动。至此，全校“老三届”学生（1966、1967、1968届初、高中学生）和刚入校一年多的1969届初中毕业生全部离校。这些既没有中学毕业、也未成年的中学生成为了“知识青年”，离开了北京三十一中学。
1969年，伴随着“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上山下乡”等各种毁灭教育的浩劫，北京三十一中成为了全市第一个在文革“复课闹革命”中有成绩的样板中学。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几次到本校考察。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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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学长志远兄，安息吧
（《失德之殇——北京三十一中学老校友回忆录》选读）
于星垣
1966年中国爆发了五千年历史从未有的文化大革命。6月初学校停课，7月初高考“推迟”了……国家陷入浩劫。高我一年的学长吴志远，是北京三十一中1966年毕业的高三学生，由此改变了人生。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科技新星，在多年坎坷境遇之后以自刎的方式陨落。
北京三十一中，在1949年以前是教会学校北平崇德中学，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是崇德的校友，学校以数理化师资强势而闻名。1949年以后，虽然校名改换了，教育方针改变了，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如李瑞启校长、伊去病先生、徐琪先生都还健在，学习孜孜以求、体育蓬勃向上的校风，依然被师生们潜移默化地继承着。
伊去病先生任教
到了1966年，三十一中高三年级的数学，依然是由伊去病先生任教，我的学长吴志远是他的高徒。
伊先生何许人也？在1949年以前，学校的教师任教自由，优秀教师更是抢手。教高中数学的伊先生并不固定在某一所中学当老师，而是坐着专用的黄包车，行走于北京一些知名中学，画龙点睛般地上几节指导课。名师出高徒，伊先生在崇德中学授课时，他的学生中有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等等。杨振宁在1971年从美国到中国探亲，专门提出要求看望自己在崇德中学时的恩师伊去病先生。
1949年之后，北京市中学评定教师级别，全北京只评上两位数学特级教师，在三十一中任教的伊先生乃其中之一。很多男孩子喜欢到三十一中就读，除了学校有游泳池和足球场，数理化师资雄厚也是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吴志远、吴志坚兄弟俩，就是在三十一中工作的父亲吴佩璋先生鼓励下，双双考入三十一中的。到了1965年，志远升入高三，成为伊先生的高徒。
教高三数学的伊先生，是学生们崇敬与畏惧的名师。学长志远在班上是勤奋又聪慧的学生，各门功课优异，数学成绩尤佳。伊先生曾对志远说，希望你以华罗庚为榜样，在数学上做出成绩。
某日自习课上，伊先生出了一道数学难题，并激励说，谁能做出来谁就可以下课了。同学们全力以赴，当其他同学还在解题之时，志远举手：“伊先生，我做出来了。”
伊先生一惊，拿起练习本细看，果然是逻辑严谨、解题精练、答案正确。伊先生点头赞许，随即右手拿粉笔，在身后黑板上画了一个标准的圆圈（这是他的绝活之一），准备再给出一道难题让志远做。
没有想到志远却说：“伊先生，我可以下课了吗？”
伊老师一愣，但接着说：“可以。”
众目睽睽之下，志远抱起足球，一个人绕道去大操场了。当时高三（4）班的教室在新教学楼后面最西头的小院里，但偏僻的小院一样藏龙卧虎。
伊先生对志远充满期待，在学生中赫赫有名的王骐骥先生，也对吴志远钟爱有加。王先生是曾经留学欧洲十一国，并在崇德中学时期就教授多门外语的老教师，他见多识广，讲课精练。夏天，王先生的招牌服装是咖啡色皮质背带，吊米黄色西装短裤，外加白色长筒袜，褐色凉皮鞋，头发一丝不苟。据说，这是英国圣公会绅士们的打扮。学生们对上他的课是敬畏、兴奋、渴望，没有学生敢在他面前有丝毫自满神态的。王先生教志远班的俄语（他同时也是学校英语主课教师）。
某次，在课余参加民兵训练时，志远不幸被教学弹中混入的实弹击伤大腿，加上治疗不够精细，耽误了两个月上学的课。王先生以为志远一定拉下不少学业，提出要为志远补习。没想到志远用俄语向王先生汇报，表达流畅从容，更不用提课本上的那些按部就班的基础内容了。吴志远平时俄语就很好，但是并不显山露水，经此一事，王先生对吴志远是赞誉有加。在三十一中，能获得王骐骥先生表扬的学生，真是凤毛麟角。
上世纪60年代，大学还属于精英式教育，入学率仅10%多一点，而三十一中在文革前的1965年高考升学率已经达到67%了。这得益于学校有优秀的教师和良好的校风。名师们讲课精彩、教学严谨，学生们也具备拼搏向上的精神。
吴志远尽管个子矮小，不足1.6米，身体瘦弱，体重不到100斤，其貌不扬，绝非帅哥，但他有超人的智商和坚定的意志。在球场上一起踢足球的时候，虽然志远在球技和体能上都不如我，但他绝不轻易服输。在伊先生的课堂上，志远完成难题，提前下课去踢球，固然是伊先生应允的待遇，但他敢于婉拒伊先生出第二道题，更是他自信、自立、自强，展现良好的心理素质，难能可贵啊！
1966年高考临近，学习成绩好、意志又坚强的吴志远，作为伊去病先生的高徒，完全可以进入名牌大学深造，成为科技人才。
不幸风云突变，一场大革文化命的浩劫降临中国大地。
迸发出的怒吼
1949年以后，崇德中学改为三十一中。1957年在北京的中学老师里抓右派，那年三十一中老师一共抓出了12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被批判及自虐检讨之后，被降职降薪。伊去病先生由特级教师降为二级，并且和其他教师一起调离教学岗位，发配到南口农场，在石滩地上挖石头、担土、种树。还有的右派分子，被放在学校里潮湿阴暗的蘑菇房里种蘑菇……他们颜面扫地，待遇陡降，名曰“改造思想”。1958年确立教育方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学生中也开展阶级斗争，一些老师受校领导特别委派，在学生中搞秘密活动，组织一些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暗地里监督“黑五类”子女的一言一行。
吴志远的父亲吴佩璋先生，也失去了教课资格，降职降薪，在总务室负责发放笤帚簸箕等杂品。他面容黝黑且憔悴，身体虚弱。面对日复一日全校师生对吴佩璋先生的白眼，从13岁就在三十一中读书的志远，内心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啊！父亲是黑五类，自己是黑五类子女，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吴志远的精神长期被压抑，身体发育不良，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倾注在学习上。在知识的海洋中，特别在数理化的解题上，他才有快感。
然而，正直善良的人们正在苦苦寻求残喘苟活之时，文革浩劫从天而降。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用皮带棍棒打死了自己学校的中共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女士。8月18日毛对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由此，北京开始了中学红卫兵擅闯民宅抢劫杀戮的抄家、驱赶狂潮，史称“红八月”。吴佩璋先生吴志远学长一家，居住在校场口宣武门外大街路西的（原灵石会馆）大杂院中。他们家在劫难逃，8月底被红卫兵抄家了，家人遭侮辱殴打，志远的母亲被驱赶到山西雁北祖籍。一个原本生活拮据的家庭，遭此劫掠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惶惶不可终日。幸好吴佩璋先生在三十一中上班，每月几十元工资还在，尚能供全家购粮糊口，维持生命，可谓苟延残喘。数学天才志远多年幻想的高考梦，彻底破灭了。
文革不是群众运动，乃是领袖“运动群众”，台上的头面人物如走马灯变换，台下的学生也如炮灰般被利用被遗弃。到1967年冬天，当年“红八月”充当抄家杀戮凶手的红卫兵已经过气，因此吴志远被驱赶回老家的母亲，回到北京残破的家。转眼快到春节，吴氏一家难得团圆，在大杂院破旧的平房里一起包饺子。没想到风声走漏，饺子包好，准备下锅，来了街道的“小脚侦缉队”。她们横眉立目，气势汹汹，闯进房内，打翻包好的饺子，喝道：“地主婆，谁叫你跑回来的，命令你今天必须离开北京，滚回老家！”一家人如同犯了弥天大罪，不敢说理，不敢争论，不敢抗拒，如同待宰的羔羊。志远的母亲战战兢兢，赶忙收拾衣物，当天离开了自己的家，离开了丈夫和儿女，坐火车返回山西。山西雁北土地贫瘠，物质状况极差，又逢三九腊月，天寒地冻，志远的母亲悲愤交加，走投无路，最后以生命来控诉惨无人道的文化革命，她投井自尽了……年仅48岁，身后留下两儿四女。
吴志远出于对受迫害致死的生身之母的大爱，对文革浩劫杀戮人民的满腔激愤，从心底迸发出怒吼，于1968年1月22日在离大杂院后门不远的校场口三条（胡同）公共厕所男厕内的墙壁上，写下令人胆战心惊但振聋发聩的五条标语：打倒毛泽东！打倒江青！打倒中央文革……
在“四个伟大”叫得震天响、红色标语满街巷的浩劫时代，身体弱小但意志强大的吴志远，发出对抗浩劫的时代最强音，震撼了发动浩劫的龙庭。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开动，反革命标语案件破获，志远被捕。他被关押在宣武公安分局，除了现行反革命罪行，还要审查志远写反抗标语幕后的“国外敌对势力”是谁、在哪里。那当然毫无结果，因为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文革浩劫的愤怒反应。
之后，吴志远被押解回学校进行批判斗争。三十一中军宣队把我从学校的“土牢”中拉出来，作为他的陪斗（我当时被外校同学揭发有200条反动言论，被关押在学校总务办公楼改造成的“土牢”中）。
百年前崇德中学由中华基督教圣公会筹建。在1911年的新校舍中，就设立起一座小教堂，供师生做礼拜陶冶身心之用。1949年以后，小教堂改为小礼堂，开展各种学术活动。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阶级斗争是主课，小礼堂又被赋予新的使命，成为召开批判斗争会的场所。
1968年5月15日，学校小礼堂舞台上，吴志远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脑袋按到地面，架在台子西侧，我在东侧。我俩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双双被批判斗争。我再次看到吴志远不足1.6米的弱小身躯，却万没想到，那竟是我与他的最后诀别。
被安排在批判大会上发言的老师、学生，个个慷慨激昂，但毫无例外是一模一样的套话、废话，甚至屁话。我明白，到了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还有几个人相信文革是文化的革命，而不是在革文化的命呢！？皇帝根本没有穿新衣，就是个光腚的禽兽。但是小礼堂批斗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没有吴志远所具有的勇气和胆量，都不敢发出自己的心声。
1968年6月初，吴志远再次被押回三十一中，在学校大操场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会上，他被北京市宣武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随即，弱小的吴志远被两个强悍的警察塞进一辆停放在足球场东边球门处的吉普车，在两排座位之间的狭小空间，志远佝偻着的身子，几乎成了齑粉……吉普车驶向北京市监狱。
像王国维一样因绝望而死
在吴志远上学六年又进行两年“革命”的北京三十一中，他以被判刑15年的罪犯身份，离开校园，被关进监狱。而目睹了这一切的伊去病先生，当年曾在同一校园，送杨振宁进入清华大学。
后来听说吴志远被发配到公安部阳泉荫营煤矿劳改服刑。
在阳泉这个远离北京的劳改场，志远不但身单力薄，而且人脉财力皆无，他在劳改场遭受的苦难，绝非常人所能想象。有些事情我知道，但是太残忍、太血腥、太卑劣了，难以启齿，我无法再更多地讲出学长吴志远的苦难。
在监狱里，吴志远受尽牢头狱霸的欺凌之外，还要受到狱警的特殊“照顾”。因为在推行阶级斗争的年月，监狱里的强奸犯、流氓犯、诈骗犯，都比反革命犯高贵。这些人自诩地说：我们是内矛儿（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敌矛儿（敌我矛盾）。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劳改中，反革命犯都要受到监狱警方更加严厉的折磨，利用犯人整治犯人则是惯用的伎俩。
…………
1976年毛泽东死了，江青被抓进监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吴志远获得平反，回到北京。1979年吴志远被分配到北京蛋品加工厂工作，那是个有一千人的中型国企，地点在南郊大红门的南顶。
在计划经济时代，北京市区里市场上的蛋品，来自全国各地，都用火车运到蛋品厂，进行分类、加工、储存、调拨。吴志远每天在厂内的火车专用线上，把一箱箱五六十斤重的蛋品，从火车车箱里搬到站台上。他干着厂里最粗笨的活儿。
1980年初，蛋品厂大型冷库兴建。厂里的维修、基建各个方面的原材料备品备件进出保管，需要强有力的人手，吴志远被选中担任库房的材料员。
当时的工厂还没有使用电脑，材料库房的一切备品备件，都靠一本本的账本管理。某次，厂部基建科的同事来领取某型号的阀门。吴志远没有查看账本立即回答，采购员还没有买到，现在暂时没有。基建科同事不信，走到货架旁一看，果然是空的，但吴志远报出的备品标签上规格、型号、材质，均准确无误。此事在厂里传为佳话，同事都说吴志远的脑袋超过电脑。
当好材料保管员，不但需要好脑子，还需要好人品。在北京市唯一的大型蛋品厂，职工们经常会低价购买甚至免费分一些食品。东西到了科室班组按人头分，难免会有不均匀，而吴志远不挑不捡，在厂里是出了名的。
在厂里，无论是作搬运工还是材料员，吴志远从来都是话少，但有问必答。厂里的老同事说，吴志远学识渊博，没人能够和他聊得起来；而他又为人热情，哪位同事求教什么问题，他都仔细回答。慢慢的，吴志远的同事们都不再叫他的名字，全厂的人都称他为“大帅”，他在厂里的威信甚至超过厂长。
吴志远做保管，业务精准出色，但伊去病先生期待的是又一位华罗庚……
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是每个家庭的大事。某次，同事向大帅请教高考模拟数学卷。吴志远问，急着知道答案吗？答，不急。志远在库房里，一边发放备品，一边思考，一小时后高考模拟试卷做出来了，答案全对。此时，志远已经离开恩师伊去病先生，颠沛流离几近20年。
到1980年中，吴志远快40岁了，经人介绍，认识了小冯女士，不久二人成婚。志远没有声张，没有告诉同事，但还是有人知道他结婚了，也知道他爱人是位残疾人士，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背后闲言碎语，扯他爱人残疾的事情。为什么？“大帅”虽然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但人品端正，学养深厚，他在厂里深受大家的尊重。
婚后，吴志远和妻子及岳母一起，住在邮电局的半步桥家属宿舍区，后来儿子吴孝骞出生。孝骞聪明伶俐，小学就读于右安门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再后来据说成为律师（那是后话了）。
家庭和美，吴志远到厂里，依然如故，每天中午休息时间，还是经常去踢足球，身体挺健康；厂里组织职工去旅行，志远、孝骞父子愉快同行。工厂调整工资奖金，每次少不了志远。厂里还分给他一间6平米小房子，地点在天桥附近的建工医院（现健宫医院）东边。
…………
1996年底传来噩耗，吴志远10月22日在自己家的房子内，用做饭的菜刀，自刎身亡。
副厂长及同事们在事发当日，闻讯赶到，一起协助家人料理后事，并且捐款予家属。大家在惋惜之余，百思不解，平日沉稳的“大帅”吴志远，为什么会自杀？厂领导没有歧视吴志远过去的历史。同事们对吴志远尊敬有加，恭称“大帅”。经济上，吴志远不比返城的同龄知青差。小家庭虽不够十分完美，但儿子很出色。
与吴志远相处15年，北京蛋品加工厂的同事们，找不到“大帅”吴志远自杀的原因。
与吴志远在青少年时期一起读书的校友们，怀念着当年的学霸。
校友姚俊义、王玉忠、赵文霁、刘英才、吴传石、陈京尼、郑彤、于星垣……努力追寻吴志远的足迹，思念三十一中老三届校友中杰出的才子，为一颗未能放射光芒的科技新星彻底陨落而痛惜。思念之余，校友们也在思考吴志远何以决绝赴死。
吴志远在自刎前一年，曾经服用过量安眠药，那正是他母亲投井自杀的年龄。吴志远在自刎前几天，在小房窗外的棚子下磨那把菜刀，他是决意要自刎而死。
吴志远的弟弟吴志坚说：丧事可以一切从简，我哥哥是横（读音四声）死的。
吴志远为什么坚决一死？有同学认定，是目光远大的人壮志未酬的一别，“哀莫大于心死”啊！吴志远在蛋品厂15年，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他的物质状况已与普通人无异）。他被平反了，但已错过允许参加高考的年龄，十几年来他的数理化才华无处发挥，也永无用武之地……他失落、痛苦、失望、绝望，他的心早已经死了。是不是呢？
校友钟阿城（阿城）给出与众不同的结论：“吴志远的死与王国维同类，即对文脉断绝的绝望。”王国维是清华大学1949年前四大国学教授之一。在共产国际支持的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继而于6月1日占领郑州之后，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投昆明湖自尽，年五十。为什么？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阿城的话耐人寻味。
回顾崇德、三十一中百年校史，名师伊去病先生的学生中，有崇德杨振宁这样业绩辉煌的人，也有三十一中吴志远这样悲壮惨烈的人。杨振宁和吴志远，在骨子里是一样的血脉。
2019年6月，我两次到太子峪陵园拜祭吴志远。学长志远兄，安息吧！
绒线胡同百年风，前后际遇殊不同。
诺奖开启争荣耀，决绝亦是真英雄。
同场竞技实难忘，地动山摇气奔涌。
壮志未酬身先死，太子安息吾学兄。
（注，吴志远安葬在太子峪陵园）
2019.6.30
小记
本篇回忆与纪念文章，先后得到了赵文霁、姚俊义、王玉忠、陈京尼、冯双平、韩书文、刘英才、吴传石、郑彤、朱其佶、钟阿城（阿城）等多位校友的鼎力支持，阿城甚至给予逐字订正，深表感谢！
201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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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的高中同学老翟
（《失德之殇——北京三十一中学老校友回忆录》选读）
于星垣
文革中的1974年12月某日，在北京三十一中，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教学楼前，在那个被学生瞩目的大操场领操台上，67届高中学生翟世明正在受到全校师生的批判斗争。批斗大会结束，翟世明被西城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押往监狱服刑。
思想，逆腥风血雨而上
1961年我和翟世明同时进入三十一中初中，1964年成为高中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爱好学习喜欢钻研文史的翟世明和四肢发达驰骋球场的我，在两年高中求学生涯里几乎没有说过话。翟世明在学校的尊称是老翟，我的绰号是马哈，足见我俩距离有多远。身高一米八十的马哈在球场上“横行”，而老翟虽然身躯弱小但思想却驰骋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学问与体育的两极上的人却因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走到一起了。老翟那双不大却十分深邃、锐利的双眸在浊浪翻腾的文革中注视着浩劫乱象，努力思索，为国家民族的前景担忧，乃至后来挑战“风车”，自知弱小也要向邪恶搏斗。
1966年6月初，中学校园就停止学习闹起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随即有工作组到三十一中。不久，大约7月底又撤走了。其间他们组织学生批判校长、老师，暗中对学生也磨刀霍霍。
8月初，鼓吹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社会掀起恶浪。毛的红卫兵随意抄家、打人、打死人、逼死人，冤案丛生、亡魂遍地。整个中国惊恐、震荡，一派红色血腥的恐怖景象，使人想起当年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
10月，又一批学生走到前台，成为揪斗批判走资派（即各级领导）的干将。到处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标语，曾经为民请命的元帅彭德怀在寒冬腊月的卡车上被挂牌游斗，惨不忍睹。
1967年1月，由上海开始了“夺权”风暴，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以中央文革划线进行大换血。
（右图老校友重聚时合影，左起赵文霁、翟世明、于星垣）
我从高中起努力争取加入共青团，文革中又加入筹委会、东方红公社，积极参加文革，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经过一年的所谓革命，很多事情我无法解释：
为什么人可以随意被打死，那么多有名望的文化人被逼自杀？
为什么大批打天下的人包括彭真、彭德怀都被游街、批斗？
为什么有的干部上调中央来没几天，比如陶铸，就被打倒？
为什么一些学生参加文革未几，就变成了反动组织成员，如“联动”？
文革中，我所见、所闻、所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用什么样的理论也说不通，但年轻人的求知欲促使我不断地思考，尽管没有答案。
1967年底，我的疑惑不解和追求正义的言行被同学翟世明察觉。他邀请我到他家里聊天。
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印象深刻。他的家在北京和平门外的前铁厂胡同9号，是狭窄的小胡同里的一座普通四合院。进院门向北，翟世明带我进了北房，上三步台阶的北房是一厅两卧。一进屋门就看见他的妈妈、一位胖胖的慈祥的老太太端坐在客厅里靠东墙的椅子上，翟世明的姐姐正在给她梳头。打过招呼之后，我们就进了东边的翟世明的卧室。他的单人床紧靠着东墙，临着朝南的窗户，床对面是一张办公桌，最显眼的是桌子上有一台老式收音机。
我坐在床上，他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很快，互动的聊天变成了二人问答：
为什么可以随意打死人、逼死人？
毛泽东就是说一不二的皇帝，他要借用红卫兵的皮带让知识分子彻底臣服。
为什么连彭真、彭德怀都要被游街、被批斗？
狡兔死走狗烹，开国皇帝历来都是如此。
为什么陶铸上来没几天就被打倒？
不管什么职务，不听话就是欺君之罪，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没有变。
为什么“联动”成了反动组织？
利用过了之后就卸磨杀驴，一批批学生都是炮灰……
讲到“红八月”、破四旧、残害文化人，翟世明认为毛泽东就是封建社会历史上最残忍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翟世明从文革现象看穿了毛泽东的本质。
我听到翟世明的每一句话都感到震憾，甚至惊恐。他说话的分量与他弱小的身躯极不相称。“八一八”之后的毛是如日中天的四个“伟大”的人，岂能是残暴的封建皇帝？
我带着极为恐惧的心情，深一脚浅一脚像喝醉了酒一样离开那漆黑狭窄的小胡同。他的每一句话在当时都是可以杀头的罪过。然而，翟世明的话很有逻辑性，因果关系自然合理，我无力反驳。
未几，翟世明又在他的小屋接待了我。
翟世明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发达之后，就会达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更残酷剥削工人，当阶级矛盾激化了就会爆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欧洲发达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并没有发生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倒是经济十分落后的俄国在1917年有了十月革命，马克思的理论正确吗？而且，按照列宁的观点和实践，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生产力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才会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列宁主义。但中国呢，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毛泽东思想怎么会是马克思主义呢？怎么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中国革命，就是农民暴动夺取了天下。
当年的翟世明只是个中学生，不是理论家，政治经济学论述可能很肤浅，但他透过乱象敢于质疑社会本质的勇气让我仰视。翟世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逻辑上戳穿了被大肆吹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环。
我在中学时代驰骋在众多体育场，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及列宁的书，手上也没有毛选四卷，文革爆发后，仅仅有一本“精选”过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而此时此刻，翟世明对马、列、毛的分析让我目瞪口呆，有了如同一个信奉“地心说”的人知道了地球仅仅是宇宙中的一粒小星星之后的恍惚。第一次到翟家还是有问有答，这次就是一个小学生在聆听教诲。
走出翟世明家，我不知道自己是懊丧还是欢欣，因为此前我还准备高举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思想去解放全人类呢，哪里知道自己是被人蒙在鼓里的。后来，我多次走进翟世明的房间，探寻他是如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勇气的。
当时的北京是“红海洋”，从报纸电台到所有的建筑物乃至居民家中，都是敬神一样地悬挂毛像毛语录。在顺之者生逆之者亡的文革中，翟世明是从哪里来的胆量敢于质疑甚至否定毛思想？交谈中，我觉得他敢于如此，是因为他依据事实而有充分的自信。翟世明的大哥翟世英是中国第一个掌握阿尔巴尼亚语的专家，在毛与阿国总理之间担任翻译。他是在驻匈牙利大使馆期间自学阿语的。二哥翟世豪以演唱一首《骑马挎枪走天下》成名，得以在南国广州立足，并成为歌唱家……翟世明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养成了独立自主、勤于思考的特质。
翟世明思考社会问题，也思考先哲的话。他读过的书中，我记得有一本《孙中山选集》。他说，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致李中堂书》。文章中写道，欲国家强大，非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通。翟世明接着说，孙中山关于国家强盛的见解，毛当权以后是一条也不用，因为毛的一切行动的目标只是为了巩固独裁宝座。
翟世明知道的消息多，绝非仅仅是两报一刊外加《参考消息》。谈及消息渠道，他指着办公桌上的收音机说，我的消息来源还有“美国之音”，而毛泽东实行愚民政策，是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已经逃亡到了美国的消息，我就是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得到的。
对于1967年夏秋，在府右街中南海墙外林立的各种揪刘（少奇）火线指挥部，翟世明更是嗤之以鼻：刘少奇在国内采取“三自一包”，让老百姓免于饿肚子，有何不对？在国际上推行“三和一少”，总比到处树敌要强嘛。我听了翟世明的话似懂非懂，甚至什么是“三和一少”都不知道，但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翟世明还特别强调，没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就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知道多方面的消息则判断就会出错误。
我对社会上无数的暴虐、凶残、怪异的乱象无法解释，但在翟世明的家中所有想不通的疑惑或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如同久旱的土地得到了甘露，得到了合情合理令我信服的答案。翟世明认为天下大乱、血雨腥风、鸡犬不宁的原因，是毛泽东自1949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要建立和维护他自己的皇权宝座造成的。
这是在1967年底翟世明的见解。到后来，刘少奇、贺龙等夺天下的哥们儿陆续被毛迫害致死；容国团、严凤英等文化和体育界的名人被逼自杀身亡；许多老百姓（如我的学长盛中平）被多次抄家、凌辱、驱赶，都证明翟世明在1967年底的预见和判断是正确的、准确的。
翟世明在天翻地覆的文革中没有加入任何群众组织，他在滔天浊浪中用自己犀利的双眼在看、用对社会观察得到的认知去思考去印证。他看穿了文革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里程碑，就是谎言。翟世明使我从混沌走向了澄明，翻然醒悟去抗拒文革浩劫、抗拒穿新衣的皇帝。
这一年，翟世明仅仅是19岁的高二学生。
行动，直指暴虐的“秦始皇”
在文革浩劫中，说错一句话（哪怕是并不错的话），比如说样板戏的唱腔不好听，就会进监狱；如果家里的老照片的背景中有中华民国的国旗，都会招来灭顶之灾，死于红卫兵的皮带。如此，翟世明的说词就是弥天大罪。但翟世明却说：“全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翟世明说，我们要把反对文革、看清毛泽东的秦始皇本质的人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我问，连说话都会惹来杀身之祸的环境中，还能有这样的人吗？翟世明说，现在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天怨人怒，我们高二（3）班的四十几个人就有六个人是这样的人。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丈夫以匡扶社稷为己任，你愿意有这样的担当吗？翟世明问我。他的房间里静悄悄的，我沉默了几秒钟之后，坚定地说，我应该像你一样！此时的时间是1968年1月。当我离开翟世明家的时候，我的步伐是那样沉稳，好像瞬间我成熟了许多，似乎有重担在肩膀上，我不再是仅仅爱打球的学生了。前途是光明的？还是未来像无底深渊？无论怎样，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过了几天，翟世明邀请我到他家，与其他四位志同道合反对毛泽东（秦始皇式的）独裁统治的同学见面。1月份北京的夜晚寒冷异常，当我走进翟世明家北房的时候，感觉有一股热浪。挑帘进了东面翟世明的卧室，看见了正聊得热烈的五位同班同学。他们围坐在一起：靠南窗是翟世明，左边床上坐着郑炳才、周立，在右边办公桌旁边椅子上胡澄清端坐着，外首是李树仁，我就坐在了李树仁旁边。
不用寒暄，不用介绍，都是同班同学：郑炳才是物理科代表，围棋极棒（绰号大馒头）；李树仁是化学科代表，功课样样好（绰号小牛）；周立极为聪明，善于演讲，有时候唾沫四溅（绰号小喷壶）；胡澄清上课昏沉沉，下课篮球打得欢（绰号迷糊）。但这些同学都毫不迷糊，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罪恶和反毛的危险。“红八月”中许多人遭受无妄之灾丢了性命，崇文区榄杆市的李文波被红卫兵打死后还追认为反革命。为了自己的祖国免受荼毒，翟世明是冒生命危险组织同仁们与文革抗衡。至于他是怎样串联起其他同学的，我无需多问（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我明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现行反革命”之路。
诸位同学痛斥文革的残忍。记得翟世明说得最透彻：
“解放”初的镇反是自食其言杀戮民国人员，随后土改是肉体消灭地主，紧接着反右是围剿知识分子，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之后的反右倾打击党内干部推卸责任，现在的文革是迫害所有打天下的哥们儿。毛是一步步一层层打击迫害所有具有独立思想而不愿做奴隶奴才的人，用来稳固他的皇帝宝座。所谓反对走资派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谎言，使他自己成为秦始皇才是真实目的。但是，历史不能倒退，从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民到工业文明的工人，人的自由在一步步扩大。现在焚书坑儒，走两千年前秦始皇的路，是历史的反动。如果不反对文革、不反对毛的倒行逆施，人民将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中……
翟世明说话时慷慨激昂，我们几次提醒他声音小点。
1968年初，北京三十一中一个反对毛泽东独裁专制、反对文革的反革命（如果毛及文革算是革命的话）小集团，在翟世明组织与领导下组成了。
为了防范街道小脚侦缉队的密探，其后我们六个人又在西山八大处李树仁的大爷（大伯父）家聚会。李树仁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住在天主教北堂（西什库）附近刘兰塑胡同的四合院。“红八月”被抄家、信仰被凌辱，身心受到极大蹂躏。落难时，曾经到翟世明家甚至市委接待站流落夜宿。他大爷住在居民院落中，在一排排坐西朝东的红砖平房里，他一个人居住着一间。我们六个人到齐了就用各样的小板凳围坐。
某次在李树仁大爷家，李树仁对在红色恐怖之下我们的前途能辩证地看，他的话给我印象极深。他说过以卵击石的成语是讽刺不自量力，但事物都在变化。卵可以变成鸡，鸡又生蛋……而石头是没有生命力的，大自然的力量可以把它变成沙粒，被鸡吞下。独裁者就是没有生命力的石头，人民就是卵，强大与弱小都会起变化的。我们都非常赞同，增强了干正义事业的信心和勇气。
为长远大计，翟世明和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要为公义而奋斗，要勇于抛弃自我，日常要做到两条，一不贪财、二不好色。人人都要多看书。记得我还提供了两本所谓内部读物供大家阅读：《核时代的美国战略》《不体面的美国人》。前书提及1958年金门炮战停止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向国军提供了可以发射小型核弹的核大炮。后书提及美国要对提供给落后国家的物质援助进行监管，不要被共产党国家偷梁换柱，等等。
在聚会上，大家认为与毛与文革作斗争，需要聚集更多的仁人志士，决心以推翻毛的残暴统治、使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幸福生活为己任。
作为中学生，我的社会活动范围就是同学。我要向翟世明学习，探寻周围人的思想。我寻访过我在什刹海冰球队的队友苏林同学，他是景山学校老高三的学生。到他家只见家徒四壁，正为生存而发愁，无心谈任何话题。后来我又与自行车训练队的队友王拾金（女十二中高二学生）、盛晓明（四十一中初二学生）串联。当时是在我家（复兴门内大街126号）的东房，我们畅谈了多次，主要是我谈及对毛对文革一系列暴政的不满，引起了他们俩的共鸣。
1968年，文革的残暴手段日甚，周立同学家面临着第二次被抄家、被驱赶出北京的困境。周立的父亲被污蔑为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几乎所有可怕的帽子都被扣上，可谓罪不容诛了。周家在“红八月”已经被红卫兵抄过家，财产被洗劫一空，此时已经无物可抢，第二次抄家就是用暴力驱赶回湖北老家。我们五个中学生对无立锥之地的周立毫无搭救能力，只有尽最大努力凑了几块钱和几斤全国粮票，让周立在被遣送之前先逃出北京。一晃，至今已经50年了，周立毫无音讯，生死未卜。
1968年下半年起，我们几个人都陆续到各地上山下乡：胡澄清1968年到陕西，李树仁1969年到云南，翟世明1969年到黑龙江，我本人1970年到阿荣旗，郑炳才在北京没有动。
1970年事情败露，大部分人被陆续抓进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其后，到了1974年底，翟世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于星垣（我本人）7年徒刑、李树仁8年徒刑，郑炳才被关押了4年多未判刑，周立杳无音信，只有胡澄清一个人安然无恙……我的判决书上的罪名是（其他人也应该一样）：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几个中学生反对文革暴政的义举暂时失败了，我们四个人在看守所、在监狱、在劳改场受尽苦难和折磨。在中国的大地上，另一些仁人志士林昭、遇罗克、张志新都在文革中被陆续判处死刑。十年文革充满着血腥，但人民的反抗从来就没有停止。
意志，胜过铁钢
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翟世明承认所作所为，但拒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反而晓以大义，陈述真理，痛斥文革与毛的劣性。这惹怒了理屈词穷的审讯警察，以致翟世明被审讯他的恶警戴上各种刑具：粗大的脚镣、从背后紧锁的手铐，并组织人犯批斗他（就是殴打）……以期用长期的肉体折磨，来逼其精神垮台向强权、向毛泽东思想低头就范，但这些都是枉然。翟世明从认清毛的本质并决心与之斗争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可能的结局。他曾对我说过，要以谭嗣同为榜样唤起民众，要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为结束毛的独裁统治，使国家走上民主富强奉献自己的一切。因此，他认为强权不过是粪土。审讯的警察无论从知识、学养，到胸襟和意志，根本不是翟世明的对手。对于只会背诵毛语录、只能用手铐脚镣来逼迫人改变思想的警察，翟世明对他们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在北京市西城分局的班房，那1.62米的弱小的身躯与粗大沉重的刑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班房（法制殆尽，不分什么拘留所、看守所、劳役所）是一条大通道，两侧是小牢房，尽头是厕所。长期关押（已知的就有六年多的）在西城分局班房的人，一听到通道里走路及脚镣的声音，就知道是哪个牢房的人甚至是哪个人在放茅（即是去厕所。这里没有让人见见阳光的放风）。脚镣沉重、身躯弱小、饥饿折磨，翟世明在通道里步履艰难，脚镣声节奏缓慢，还不时传来几声狱警似狼嚎的训斥声。这时，监房里的人犯们（大部分是北京的老三届中学生，包括四中的赵金星、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都知道这是硬骨头老翟放茅了，他是三十一中老高二的。
人可以扛过一顿毒打（翟世明在监房内被人犯批斗即殴打多次），也能咬牙挺几分钟的老虎凳（活动式手铐多次紧紧嵌进翟世明手臂的肉里），唯独长期被使用刑具，致使分分秒秒存在的对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摧残，才是最难以抵御的。翟世明被恶警从身后带上手铐，让他双手无法端碗吃饭，迫使他像狗一样去啃放在铺板上的窝头和喝碗里的水；长期在背后锁上手铐，翟世明无法躺下入睡，耗得他筋疲力尽整日头晕脑胀；背铐使人无法正常如厕，翟世明就得一直穿着湿淋淋的尿臊裤子；哪怕是身上某处瘙痒的小事情，也无法用手去搔痒，但时间稍长，难受得就会直入骨髓……
但是，翟世明战胜了各种卑劣而残酷的“刑”径，甚至还向狱警“反击”。
某次狱警李队长（规定犯人称狱警为队长）向牢房里的人炫耀：你们在这里关着，我下班回家可以包饺子吃。翟世明不冷不热地说：李队长，你的思想境界真高哇！噎得狱警李队长半天说不出话来。等他缓过劲来，才结结巴巴地对翟世明说：“你、你小子等着！”
狱警中最恶的莫过于长着一对三角眼的盛队长，他经常无故整治犯人。一天，他看着七级钳工、字也写得很帅的犯人郝兰亭不顺眼，便在牢房里指使其他犯人批斗他（凌辱殴打）。正巧军管会孙代表进到班房来巡查，盛队长连忙谎报军情：“郝兰亭刚才说了反动话！”翟世明当即说：“郝兰亭今天除了给大家读报纸，一句话也没有说！”孙代表立即用眼睛瞪着盛队长，姓盛的脸涨得通红，直翻白眼。
翟世明的刚强与不认罪，甚至蔑视狱警的态度，让分局的警察们十分恼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不认罪的集团组织者翟世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案中的死刑犯。只不过是因为出现了另一偶然情况，翟世明才被判为15年刑期——1968年夏秋，翟世明曾联络了青年工人于东石，使他也成为“反革命集团”成员。于东石在1970年夏天，被西城区委书记马进坐镇工厂指挥“一打三反”时扭进了西城公安分局班房。于东石不甘于暴政虐待，在狱中暗中串通和组织了另外四名在押人员权有寿、姜志军等人，在1971年3月14日利用早晨放茅的时间，进行了“反革命暴乱越狱”（西城公安局语）。他们把牙刷柄磨成尖锐的匕首、用牙粉作为袭击值班狱警眼睛的迷雾剂，五个人一起冲过了班房守卫狱警冯队长把守的岗位，并且冲出了班房所在的西城公安分局预审大院的大门，跑到了皮裤胡同。只因长期蹲监，体能很快殆尽，五个人最终被全部抓回。这是1949年以后北京公检法系统中在押人员里发生的第一起集体反抗越狱大案。因此，以翟世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中，组织集体暴乱越狱的于东石被内定判处死刑，翟世明遂幸免于死刑。（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这类“反革命”案本应全部平反，但“凡是派”在1977年继续抓阶级斗争，于东石于1977年5月遇难后，1980年才获得平反。）
我读过许多烈士的狱中诗抄或临刑诀言，也知道谭嗣同、秋瑾、陈然这些伟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事迹，然而，只有翟世明在西城分局牢房中的凛然正气和无畏行动，才是我亲眼所见的英雄形象。文革浩劫是彻底反人类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人性。在小说《红岩》中，1949年以前的监狱里，共产党员是可以绣红旗的，是有放风时间见见太阳的。文革中，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班房是不分拘留还是预审的，统统都是无限期的关押。
翟世明在被关押数年、反复“深挖”之后，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苏联克格勃有任何瓜葛，纯粹是普通中学生对毛氏发动的文革浩劫不满进而反抗。因此，一直到了1974年12月，才把翟世明等（包括我）拉回三十一中批判斗争，随后宣布判处翟世明15年徒刑，并押往黑龙江劳改农场。
两年后，毛泽东死了，“四人帮”被抓了，浩劫暂时停止了。翟世明开始上诉：承认反对了毛发动的文革，但依然不承认是反革命，没有犯罪。1980年翟世明被无罪释放。
牢狱之苦没有摧毁翟世明的精神和意志，他回到北京，在邮局的工作中曾小有发明创造。但长期在班房及监狱的恶劣环境中遭受的酷刑，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机能。翟世明于1993年5月年仅45岁时过早病逝。高二（3）班在北京的二三十位校友（以及邮局系统的职工自发）参加了翟世明的追悼会，送别老同学、三十一中校史上杰出的校友。
三十一中在1949年之前是英国教会学校崇德中学，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校友：邓稼先、杨振宁、梁思成……个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949年后的三十一中，也有一些出色的校友，如钟阿城、陈道宏、沈宁、周孝正……他们都在各自领域中成绩斐然；更有翟世明……
在贫弱的中国大地上，崇德中学的毕业生杨振宁、邓稼先刻苦钻研、奋力攀登科学高峰，成长为民族的骄傲。在文革浩劫的国土上，三十一中的67届高中生翟世明是民族的脊梁。在中国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百多年历史上，从崇德中学到三十一中，就可以看到文脉顽强地传承者，翟世明就是名垂青史的代表。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上，在没有外敌侵略的情况下，发生了残害人民、销毁古迹、剿灭文化的空前大劫难，只有文化大革命的这十年。它是由披着马克思外衣的“秦始皇”亲自发动领导的，他蒙蔽、驱使、教唆了亿万国人参与毁坏自己的祖国。万幸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还有的张志新、遇罗克、陆洪恩、翟世明……作为民族的脊梁，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到今天！
当年，仅仅十八九岁的中学生翟世明，或许幼稚或许粗浅，但在国家遭受浩劫之时不惧生死、挺身而出组织反抗，他就是国家的栋梁，更是百年崇德中学三十一中校友中的俊杰与骄傲。
在翟世明的追悼会前，李树仁和我选了一张翟世明在一株伟岸的青松下的照片作为追悼会悬挂的遗照。追悼会上，李树仁代表同学们朗读了他撰写的悼词，那是对翟世明准确的赞誉：
“世明友，你同意我们选的这张照片吗？因为我们感到你在乱云飞渡的苍松下目光炯炯，定睛眺望远方，心意十分坚定。我们知道并理解你的心意：你确信你的信仰必然实现、必然实现！不管风吹浪打，还是乌云密布，甚或××恐怖，历史的车轮必将勇往直前，必将压碎一切魑魅魍魉，你坚信！对吗？世明友？此时，儿时的记忆常在我们的脑海中……世明，你是一株高山上伟岸的青松，永远令人景仰！祝福你一路走好！”
201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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