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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〇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5月 30, 2022 8: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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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〇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5月30日第201期

本期目录

〖上海武斗专辑〗

书海泛舟

李 逊 巩固文革新秩序:上海1967年的砸“联司”大武斗
(《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1967年上海的武斗
上柴厂两大派群众组织
联司和东方红争夺造反派名分
上柴厂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市革委会支持东方红
支联站:联司走向社会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解福喜事件
“G号行动”
市革委会的态度
事态继续扩大
市革委会送《公开信》
偶然事件引发必然武斗
8·4砸联司大武斗
武斗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赞扬砸联司行动
小结

黄金海 我所知道的上海青浦武斗(《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选读)

史实考订

卜 权 执笔 当代县志记载的青浦武斗与我们所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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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巩固文革新秩序:上海1967年的砸“联司”大武斗
(《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李 逊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十二章。这次发表时作者略有校订。

1967年上海的武斗

从“一月夺权”以后,全国文革趋势已经不再是“走资派”与造反派的较量,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而且由于支左军队的介入,许多矛盾升级,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达到高潮。许多地方的两派矛盾发展成为武斗。但这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1967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在武汉与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毛泽东这话是针对一些部队支持保守派,明里暗里给保守派发武器的现状。毛泽东7月18日的讲话精神,几天后在武汉7·20事件后的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团时肯定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这个讲话马上被各造反派组织竞相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那些本已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对立情绪进一步升级,许多省市都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些武斗更是使用各种武器,伤亡极大。
这一时期,上海也发生许多起武斗事件。据当时市革委会办公室和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等编写的材料记载,仅1967年4月下半个月,全市就有95个单位发生武斗156起。5月1日至8日,八天之内全市武斗140多起。而8月的上半个月,全市共发生武斗150起,受伤者4500余人,其中死亡12人,重伤173人。 又据当时工总司叶昌明的工作笔记:1967年4月间,87个单位发生武斗;1967年5月间,174个单位发生武斗,894人受伤;1967年6月1日至6日,36个单位发生武斗,542人受伤。
1967年上海较有规模及影响的武斗有:
1月27日至28日,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与二兵团的南市区斜桥武斗;
5月8日和5月12日,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和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版联)武斗,死亡4人;
5月30日,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体司)与工总司直属工人体育系统联络总站(工体司)武斗,伤54人,重伤11人;
6月3日及8月6日,101厂武斗,死亡2人;重伤29人;
7月9日,工总司交通运输局联络站与上体司武斗;
7月26日至27日,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与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造反委员会(消革会)、上海市消防义务兵革命造反委员会(义革会)武斗;
8月4日,工总司调集几万人员,在上海柴油机厂参加砸联司武斗;
8月8日,工总司电业总部与电业战士在南车站路纠集1800余人武斗,死亡3人,160余人受伤;
8月19日,国棉十四厂两派武斗,死亡1人;
8月26日,铁路南站两派武斗,死亡3人,重伤100人;
此外还有国棉九厂、国棉二十二厂、纺织专件厂、华丰钢铁厂、冶金局机修总厂,等等,都发生过武斗。其中,国棉二十二厂的武斗发生在1969年,死亡1人。
而在大学和中学,也是武斗不断。全市大专院校有一半以上发生过武斗;中学武斗也不少,如杨浦区共有五十九所中学,其中三分之一的学校发生过武斗。
大学武斗比较出名的有:
1967年2月3日和7月14至15日,铁道学院红三司和红革会两派连续武斗,共受伤近70人,其中重伤6人;
1967年4月至8月,上海师范学院“井冈山”与红革会两派武斗;
1967年8月6日,华东化工学院“红旗”与“新化工”两派武斗,死1人;
1967年12月22日至23日,上海科技大学红三司与红革会两派武斗;
1968年1月10日,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师筹”与“东方红”武斗;
1968年5月15日,第二军医大学“红旗”与“红纵”武斗,“红旗”一方动用手枪和半自动步枪。这是上海地区少有的使用武器的武斗,死亡3人,重伤10人。 另一起动用武器的武斗也发生在军队院校,即位于大八寺的原南京军区卫校,也死了人。除了这两起武斗事件外,上海地区其它使用武器的武斗,就只有1967年8月25日的铁路南站武斗。但只是一方的领头人周国庭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三枪以壮声势,没有向人开枪。
发生武斗的中学、技术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有:上海中学、第五十四中学、青浦中学、宝山行知中学、江湾中学、航空工业学校、轻工业学校,等等,以及上体司与红卫兵汽车学校的武斗。
在上海郊县,青浦、南汇、松江都曾发生大规模武斗。最严重的是青浦县,自1967年1月开始,延续至1968年7月,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死亡23人,受伤近千人,其中重伤近百人。

上柴厂两大派群众组织

上海文革中最大规模武斗,首推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这是以工总司为首的群众组织,取缔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的行动。
上海柴油机厂地处上海东北角工业区军工路,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柴油机生产工厂,也是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的直属大厂,有六千多名职工。1967春天,它成为上海全市关注的焦点。原因是这家工厂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尖锐,不但闹得全市皆知,而且由一个工厂两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引发出全市性的两大派分歧。
上柴厂两派形成,最初源于对原上柴厂厂长朱文斌的评价,而此时,他已经调往贵州柴油机厂任厂长。朱文斌早年参加共产党,但后来曾两次与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脱党期间,经宋子文驻沪办公室的机要译员介绍,朱曾在国民政府军用仓库工作过。文革前夕的“四清”时,上柴厂的上级管理部门第八机械工业部(八机部)以及中共上海市委,曾专门对此调查,结论认为朱没有叛变行为。但文革开始后,厂党委中有人说朱是被包庇下来的,应该批判。
朱文斌管生产,平时住在厂里,成天泡在车间。他平易近人,以身作则,不但工人,干部也多对他有好感。所以,许多人不赞成批判朱,认为朱的历史“四清”时已有结论,没有新材料不应推翻。上柴厂就这样形成“反朱”和“保朱”两派,这是上柴厂两大派别最初的形成起因。反朱派大多是政治工作系统的干部,即“政工干部”,多为车间党支部书记或委员;保朱派大多是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即“业务干部”。
上柴厂生产军需船用柴油机,和海军关系密切。1964年上柴厂为扩大规模,向八机部要干部,部里给他们分去六七十人,大多是从驻东北的海军部队转业的营、团级干部,原来在军队里都是干部编制。这么多转业军人一起进厂,没有专业技能,却又因是干部编制,不能将他们分配去当工人。厂里只能按他们原来的部队级别,相应地将他们安排为干部编制的政治工作干部,大多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也有在厂部当政工干部的,厂里甚至还将一些原来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们调去管生产,腾出政工干部的位置安排这些转业军人。就这样,上柴厂政治工作系统的政工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相当一部分是外来的转业军人干部,而生产和行政系统的业务干部,则以上海地方干部为多。
这些转业军人,大多资格老,许多人1949年前就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了,进上柴厂后,因自己在军队的级别担任相应级别的车间干部;而不是由厂里干部培养提拔。加上进厂时间不长文革就开始了,所以他们与厂级干部的关系,就不会像一般从工人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上去的干部那样,多了层个人感情色彩,贴领导大字报也就少了感情和私人关系的干扰。而且又由于当初他们大都是从同一部队同时转业而来,有着共同经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工厂,更容易抱团。多年的军旅生活也使他们工作作风简单,加上不懂业务,工厂和车间的业务干部有问题不愿找他们,因为找他们,他们既听不懂也没有能力处理。
上柴厂党政工作系统的政治工作干部,与行政和生产系统的业务干部,就这样在工作和感情上都沟通不畅。这两个群体的隐形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
1949年前国民政府时期,因为工厂的宋子文背景,部分职工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些职工在1949年后长期不被信任,反复受审查。文革前夕“四清”运动政治分层,一些职工在“清政治”中被审查。“四清”由政工系统的干部们负责,那些部队转业干部们工作作风简单,在审查一些“有历史问题”职工时,曾打人逼供。对那些没有历史问题的青年工人,那些部队转业干部也有得罪,尤其是后来因“KO反革命小集团”事件结怨。
那是在1966年5月28日,上柴厂最后一批“四清”工作队员刚离厂,在图书馆、阅览室、理发室同楼男厕所里,发现有四张用蓝墨水写的传单,内容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我不能不为目前的半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双鞋子,而感到羞耻!”还说“生活水平只能同落后的非洲相并列,国弱民穷!”高呼:“女人万岁!美国生活方式万岁!”“立即开放舞会!” 这些传单署名“KO直属”,撰写者都是青年工人。他們下班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业余生活十分枯燥。一些人聚在一起,喜欢谈论女人和时尚;有几个人还标新立异地在自己裤子的皮带头,刻上英文字母“KO”。
上柴厂党委马上立案,不久破案,说揪出了一个“KO反革命小集团”,“核心成员4人,外围3人。处理的结果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首恶分子1名,处分3人,免于处分3人”。接着再抓“KO集团发展对象”,被补充交待出来的“发展对象”有30名。 那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工人,以及“KO集团”的“发展对象”,不但在“四清”中或文革前受到批判或审查,并在紧接着而来的文革“批判牛鬼蛇神”高潮中继续被批,不少被挨打或被抄家。
文革开始后,厂部的转业军人干部跟着厂党委的反朱者贴朱文斌大字报,车间的转业军人干部也大多跟着成为反朱派。就这样,政工系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成了反朱派。受他们影响,许多党、团员和复员军人也加入反朱派。此外,文革前夕,上柴厂还从无锡和东北佳木斯等地的中等专科学校,招来150多个毕业生,而且是整个班级地招来。他们也因此容易抱团并相互影响。负责招工的厂党委干部,自己是从东北调来上海的,也是反朱派。前已提及,那些转业军人也大都是从东北海军转业而来。受地域人际关系的影响,那些东北地区分来上海的工人,绝大多数也都成了反朱派。
如果再深入了解,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反朱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到上海不久,还没有完全融入上海地域文化的新上海人,他们中许多人不习惯上海人的处事待人习俗;而保朱派则大多由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工人和干部组成,他们也不习惯这批外地人的作风。这种地域文化差别造成的人际关系亲疏,也是文革中派别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6年9月间,上海市委曾派马天水前往上柴厂处理朱文斌问题。反朱派要求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马天水等市委领导先是不同意,说朱的历史在1956年的“审干”和文革前的“四清”都已有结论;反朱派坚决要求朱回上海,市委实在顶不住,只好让朱回来,但还是想方设法保护朱。反朱派于是认为上海市委包庇朱文斌,又加入了反对上海市委的行列。而且,因为分管农业机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机械工业部是上柴厂的业务主管上级,八机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都曾经不同意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上柴的问题又被提高到“根子是四级党委”,即机电一局党委、上海市委、华东局、八机部,“阶级关系特别复杂”。
反朱派于1966年9月15日成立了“红色革命指挥部”,10月31日,又与厂内相同观点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总部”(简称东方红),成员一千人左右。
另一派于1966年10月4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群众串联总站”,1967年1月10日,又与厂内观点相同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成员三千人左右,负责人是厂里的技术员杨仲池。1962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进上柴厂,任铸工车间技术组长。
就这样,以政工系统的干部为核心的东方红,形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的特点。这样的成员构成在当时应归入老保行列,然而,东方红偏偏是造反派组织。因为反对上海市委,所以东方红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的一支重要力量。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象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或同情者。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十七年受压制者”,通常都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在安亭事件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联司于是被东方红指为是“老保”。
党团员多的组织持造反派观点,底层群众和被视为落后分子多的组织被指责为老保,完全颠覆1966年下半年文革刚开始时,上海造反派组织“落后分子多”和保守派组织“党团员多”的特点。这是上柴厂两大派阵营构成不同于同一时期上海其他厂的独特之处。

联司和东方红争夺造反派名分

1966年12月2日,工总司成立不久,东方红参加工总司,正式宣布成立工总司上柴大队。
而由几个组织联合成立的联司,其中一个组织当初曾加入过赤卫队,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过“上柴工人赤卫队”,还印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赤卫队宣言》。 虽然这个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前即已退出赤卫队,但联司还是被东方红抓住把柄,说他们是老保组织。其实,1966年12月底,联司也曾经加入过工总司。联司与潘国平关系比较好,挂在与潘国平关系较密切的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是其直属大队。但工总司杨浦区分部的负责人李贵发不久因被怀疑卷进分裂工总司的“双造司”事件 而遭抓,杨浦区分部实力大减。3月,工总司总部清理整顿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的组织重叠状况,杨浦区分部与杨浦区联络站准备合并,而此时潘国平也已失势,杨浦区分部一派没有了势力。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从此不再联系,由此也与工总司总部断了关系。
东方红指责联司受市委操纵,因为联司中有厂党委书记的女儿陈先珍, 她是技术员,党总支干事,与市委一些领导干部熟悉。东方红还指责联司“搜罗了厂内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中的双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团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彻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现在也有80%在柴革会(即联司-笔者注)中鬼混”,还指责说联司参加过工三司。
联司则指责东方红文革前“都是党委的红人”,而且——
一、干部多:基层干部多、总支委员多(名义上已退出)、厂党委委员多(占全部委员三分之二),
二、党员多、团员多,
三、五好工人多,
四、积极分子多。
据当时的统计,“东方红战斗总部”由以下三部分人员组成:
一、党团员(他们占全部人数70~80%),
二、工组长以上干部,
三、干部的家属。
联司还说东方红批判原厂长朱文斌是投机,因为朱已经调往外地,批判他没有风险,还说东方红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 是“只造市里的反,不造家里的反,就是造了反,也只是虚张声势,装装门面”。 还说东方红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层干部,自己就是当权派,本身就应该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对象。
关于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组织各自的成员状况,联司曾经做过统计。以下是当时的统计(表格中的“红卫兵指挥部”即东方红的前身之一,“串联站”即联司):

表1 全厂各级领导干部参与各群众组织统计表

分 类
合计 属红卫兵指挥部一方 属串联站
一方 不参与
或不表态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领导干部合计 260 182 70 59 23 19 7
1.厂党委委员 17 13 76 2 12 2 12
2. 十七级以上干部
(除党委委员) 17 16 94 1 6 - -
3. 正副科级干部
(除上二项干部) 94 50 53 32 34 12 13
4. 工长级干部
(不包括组长) 44 31 71 10 22 3 7
5. 政治工作干部
(除上四项干部) 88 72 82 14 15 2 3

(表2“领导干部基本群众百分比的对照”略。)

联司又公布了自己总部常委等人的情况:“19人中党员7人、团员2人;家庭出身除1人系小业主外其余均为工人和贫下中农。”所以“联司是以基本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组织,联司负责人是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联司及负责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而在另一份传单中,联司更是以《比一比上海柴油机厂到底谁是保皇派》为题目,列出自己组织和东方红的党团员、干部等差别。说自己组织“基本群众多,中层干部及党团员占20%”,而且“被打成右派者1200名”。 联司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一则他们反的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压力大,风险也大;二则他们是“十七年受压制者”,而这些长期受压制者才是文革的真正主力。他们对东方红把他们称为“保朱派”不以为然,说:“我们保这些当权派干什么,我们头上又没有乌纱帽!”
1966年12月22日,联司以党委将“黑材料”转移至东方红派的“红卫兵指挥部”为由,砸了“红卫兵指挥部”以及“东方红战斗总部”,两派冲突开始尖锐化。1967年1月10日,联司接管上柴厂的党政权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但是东方红不承认这个夺权,发表声明说要“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夺权”。上柴厂的两派冲突于是又升级,今天这派有人被抓,明天那派有人被打,不过最初还只是一家大厂内的两派摩擦。
在两派的形成过程中,驻厂军代表起着很大作用。1967年初,上柴厂最初的“支左”军人,不是另外派来的,而是原来驻厂海军的军方代表,主要处理厂方和军方的生产业务沟通。上柴厂因为生产海军舰艇用柴油机,所以文革前厂里就驻有海军的军代表。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公布后,驻上柴厂的军代表成为支左军人。而政工干部中又以海军转业军人居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海军部队经历。这些军代表增加支左任务后倾向东方红。他们对东方红的鲜明支持,引起联司的强烈不满。
上柴厂独特的文革两大派阵线曾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还是在1966年11月,就有首都三司红卫兵进驻上柴厂进行调查,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也都曾经组织调查组去上柴厂。以后,各路红卫兵调查团进驻上柴厂不断。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 因为东方红反对上海市委,而且成员中党团员多。一个当年参加过调查团的红卫兵文革后回忆:

我们进去调查后觉得,全国只有上柴厂文革的阶级关系是清楚的,因为这个厂和别的厂不一样,党团员是造反派。我们认为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军,就应该是党团员组成。

红卫兵的观点直接影响工总司尤其王洪文。王洪文对红卫兵的意见一向比较重视。 这使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又升级为与工总司的矛盾。
去上柴厂的学生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令联司很恼火,联司多次与学生发生冲突。1967年2月6日至20日,联司与去上柴厂调查的红卫兵以及上柴厂东方红连续摩擦,双方都有人被打。学生向社会呼吁要求支援,上柴厂的两派斗争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上柴厂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1967年1月21日,上柴厂两派发生冲突,东方红称自己一派先后有二百人被打,向文保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的简称)控告联司。第二天,文保会派专人调查组去上柴厂调查,并与两派代表协商,共同制定了不许私设公堂、不许扣人、打人等四项协定。但两派的冲突并没有停止。
1月24日清晨5时半,联司抓走东方红的人。东方红向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告急,闻讯赶去调停的“文保会”二百名公安人员一进厂也遭包围、扣留和殴打,带去的步话机和手铐被抢走,还被撕下公安帽徽和领章。 工总司派去调查的杨浦区联络站的沈克祥被关押在地下室,他从下水道爬出,赶回联络站汇报。杨浦区联络站的人非常气愤,随即调去几千人,包围上柴厂,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联司的人关紧工厂大门,一面召开全厂大会,控诉进厂的公安人员,一面又爬上房顶反击。
事发当晚,张春桥将王洪文叫去兴国路招待所,要王洪文出面调停,让两派坐下来谈判。王洪文和陈阿大开着摩托车赶去上柴厂,途中还翻了车。王洪文到了现场,说服了包围者撤人。这场冲突造成上柴厂全厂停产一天,一些厂房设施被破坏。
对联司扣押公安人员,工总司总部有人主张干脆对联司采取行动,“敲掉联司”。王洪文告诉他们,张春桥说“再让他们表演表演”,不同意。 武斗后来虽然暂时平息。但是上柴厂两派从此结怨。
联司不服文保会对上柴厂武斗的处理,说自己方面人被绑架,东方红方面则说自己一派多人被打。东方红说联司扣押和殴打进厂执法的文保会公安人员,联司则强调说这些公安人员都是公革会的,公革会是群众组织,他们抓的是公革会人员。第二天,1500多名联司成员及家属,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身挂“我是反革命前来自首”的牌子,往文保会所在的福州路游行示威和抗议,要求释放被抓人员。
这是联司将厂内冲突推向社会的开端。
这以后,上柴厂大小武斗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冲突中,联司始终占着上风。他们人数比东方红多得多,厂里的广播台也为他们控制。每有摩擦,东方红都不是对手,几次被打得全体人员撤出工厂。对此,王洪文和叶昌明等多次说“东方红头头很无能,被联司一打就跑出来了”, “东方红太软,被联司一打就往外跑,把厂里的阵地都让给了联司。东方红的活动能力太差,不如联司会造舆论”。
市革委会和工总司总部最初想将联司和东方红两派捏在一起,促进两派联合。叶昌明等人认为,两派都是造反派,应该促进它们联合。但联合的努力没成功。徐景贤说“联司是茅屎坑的石头,又硬又臭”。

市革委会支持东方红

市革委会多次向张春桥汇报上柴厂情况。1967年3月,张春桥建议派解放军的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但派什么部队去,颇费心思:

张春桥决定在上柴厂派“三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张春桥讲过,上柴厂海军转业干部多,再派海军不太好,武装部是支持“东方红”的,派警备区“联司”不信任,不好工作,最后决定派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柴厂的问题在市革委会碰头会议上议论过很多次。

原来的军代表是海军的,支持东方红,再派海军去会被联司认为有倾向性;陆军去也不容易展开工作,因为陆军是由上海警备区派出的,上柴厂所在的杨浦区武装部支持东方红,而区武装部属上海警备区领导,所以也不妥;于是干脆陆、海、空三军都派。这样一支由三军组成的宣传队,在上海绝无仅有。但是实际上,这支三军宣传队成员,还是以原来驻厂的海军军代表为主,负责人就是原来的海军驻厂军代表。
3月23日,军宣队进驻上柴厂。联司和东方红都希望军宣队表态支持自己。三军宣传队进厂后,便组织成立上柴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联司认为其中没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责说这是个亲王洪文的“王家铺子”。
经过一个月调查,军宣队在4月1日宣布“联司大方向有问题,不对头,错了”。4月24日下午召开全厂广播大会,明确表态支持东方红,再一次宣布“联司大方向错了,而且一错再错”。 这个表态是经市革委会讨论的,
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一段时间之后,对上柴厂运动表态是经过市革委会碰头讨论过的。并且为了支持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总司表态支持,还安排上海的群众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支持。
三军宣传队还于4月6日,让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抓走柏广山和卢伯兴两人。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让公革会执行抓人,理由是此二人“目无法纪、私设公堂、非法拘留、一贯打人”。这个本来意在抑制联司的行动,却促使了联司的进一步行动。
联司原本希望三军宣传队为自己说话,不想三军宣传队还是向着东方红。一气之下在4月22日砸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4月26日又组织赴京控告团,由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带队。
5月20日,回上海的杨仲池带队,联司二千余人往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柏、卢,还成立接待站,争取社会同情。联司通过静坐示威,将活动场所从上柴厂搬到了市中心:福州路的一头是上海市公安局,另一头是人民广场。上柴厂内两派矛盾于是又在人民广场展开。
张春桥最初对上柴厂的两派没有表态,至少到5月初前,张春桥对联司还没有下定论。他在5月5日的一个讲话中说:

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工人,分两派,一派四千,一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人,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一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竟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得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


支联站:联司走向社会

联司从一个工厂内的两派矛盾成为全市性的矛盾,从全向东 和陈卜昌的加入始。全向东真名汤福坤,那年32岁,任上海交通大学140教研室助教。2月29日,他前往上柴厂与联司负责人杨仲池见面。他和杨仲池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两人交谈非常投合,全向东表示支持联司。全向东擅长演讲,讲话很会抓住听众的情绪。他的加盟,理清了联司的思路,放大了联司的声音,为联司争取到许多同情者。
陈卜昌 是上海汽车配件厂的钳工,时年24岁,老造反,参加过安亭事件,当时担任厂革委会主任。 他的加盟,将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从上柴厂扩展到整个上海。那时,正是联司在市公安局门前抗议示威整整十五天。6月4日,上海市革委会出通告谴责联司:“一些负责人,组织一批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妨碍公安机关正常行使职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应该立即返回本厂的生产岗位上去。”而在前一天,张春桥在讲话中说,“那些坐在公安局门口等着的人啊!你们要当心一点啊!你们要的人究竟是要对了还是要错了?你们要动动脑筋哪!不要以为都是抓错了,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
张春桥最后一句话“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是针对陈卜昌的。陈卜昌曾领着人在虹口区公安分局门口静坐示威,要求释放两个因抢黑材料被关的工人。5月20日,这两人被放,陈卜昌让那两个被释放者戴着大红花在虹口主要街道游行以示庆祝。联司在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就是学陈卜昌的。
陈卜昌被张春桥不点名批评,心里不服。6月4日半夜,他去市公安局门口,只见杨仲池和全向东等人正在开会,讨论要不要撤人。杨仲池觉得张春桥表态了,不撤会被动;全向东则主张坚决不撤。有人把陈卜昌介绍给杨仲池和全向东,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卜昌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错了没有?错了,就缩回去;没错,就坚持下去。但是,这里公安局门口不待了,把人统统拉到人民广场去。我明天就动员我们厂的工人来支持你们。旁边的一位人民无线电厂的工程师补充说,这叫“告天状”,古时候,告官状不得公正,就向老天告状呼吁。我们去人民广场呼吁,让全上海的老百姓来评评理。这个工程师还说,我明天就让厂里来装广播喇叭。
陈卜昌提出将全市的反对派势力联合起来。据当时一份对立派的小报记载,说他们提出:

要把2月5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受过“压制”的组织,把至今还被“排斥”在市革委会门外的那些行会组织、把凡是与“名牌”组织对立的组织作为发展、争取对象等组织纲领。他们还提出了原X、X、X兵团(即一、二、三兵团——笔者注)作为反工总司的力量,XX会(即红革会——笔者注)作为反徐景贤、红三司的力量,红卫军、战到底……等组织统统都要。支联站的头头陈卜昌提出了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革命行动联络站”。于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支联站就出笼了。

就这样,联司与东方红的冲突,从厂里转移到市公安局门口,又从市公安局门口转移到人民广场。联司和东方红的矛盾,因为市革委会和工总司对东方红的支持,扩展为联司与市革委会与工总司的矛盾。
6月14日下午4时,支持联司者在人民广场召开声援联司的“誓师大会”。四辆大卡车搭起的临时主席台上,陈卜昌首先发言,接着联司的支持者们相继上台发言。这些支持者成立了许多支持联司的联络站,简称“支联站”。虽然6月14日这天的大会,并不是支联站成立大会,但大会后,全市许多支持联司观点的群众组织,纷纷去人民广场发言表态支持联司,或者为联司提供物质支援。全向东和陈卜昌串联了一百多个支联站,开展对联司的声援活动。到7月,全市支联站发展到627个。
支联站的兴起,使联司力量大增。上柴厂两派矛盾就这样发展到社会上,在全市形成两大派。所有对市革委会、工总司或对张春桥、王洪文不满的组织和个人,终于找到一个代言人。大大小小的支联站纷纷成立。
支联站是反对派力量的重新整合。那些被打击的保守派,那些当初没挤进上海人民公社的造反派组织,那些被解散的一、二、三兵团等组织的成员,那些因“炮打张春桥”被批判的红革会、炮司等组织的红卫兵,那些挨整受排挤的造反派,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失望的人们,还有许多对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不满的人们,都集合到支联站的旗下,结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阵营。
联司被砸后,《工人造反报》上曾登出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作者戴祖大是原一兵团负责人戴祖祥的弟弟。他曾随戴祖祥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和早期活动,后来又随戴祖祥反对过工总司。虽然这篇交代是他关押期间被迫写的,但反映出参加支联站者的心态。戴祖大说,他哥哥戴祖祥因为成立反工总司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3月被关押,所以他很恨工总司——

把我哥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下,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

又如解放日报社的支联站,后来被揭发说就是当初《解放日报》被夺权时,拒绝印刷“第一张新生的《解放日报》”的老保们。 而在一些反对联司的小报上,更不时可以看到文章揭露哪个支联者过去曾经是老保、赤卫队,或什么兵团的分子。
联司开来二十多辆大卡车,在福州路口人民广场排开,又从厂里运来了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每辆卡车都装上大喇叭,只要车上的人一演讲,全人民广场都能听见,晚上柴油发电机将广场照得通亮。过了几天,江南造船厂的支联站又拉来了厚木板和三角铁,以几辆卡车为底座,焊接搭起了演讲台。每天晚上人民广场不是支联会,就是辩论会,或者是声讨会。讲演、辩论、撒传单,看热闹的,起哄的,人民广场成了反对派的天下,广场集会每天到下半夜才散。联司甚至拉起了个“小支联站”,主要成员有三四十个,都是些七八岁至十几岁的孩子,给他们些零花钱或给他们买些吃的东西,让他们为联司看管汽车,散发传单,起哄会场,放掉对立派汽车轮胎的气。人民广场附近南京路上,上海最大百货公司中百一店,自六楼楼顶两个窗口向下挂出每个字足有二平方米的两条巨幅标语: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
文化大革命开展一年,群众中的种种不满在这里找到了宣泄之地。所有的不满情绪在这里受到鼓励,并传染放大扩散。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联司原来反对的只是自己厂里的对立面组织东方红,自从全向东等加入,支联站兴起,联司的对立面扩展到市革委会、工总司以及张春桥,还有公革会、财革会等,因为这些组织都坚决反对联司,而且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抓联司的公安人员都是公革会成员,还有驻沪海军,因为联司认为驻上柴厂的三军宣传队中,海军最坚决支持东方红。
下面是全向东的部分言论,可以看其矛头指向: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对这些山大王估计太高,依靠太多,也是山大王为所欲为的促成条件之一。……
安亭事件应该有个恰如其分的历史估价。既有初期推动运动好的一面,更有它带来破坏性的一面。
上海市在1967年以来,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借着造反的名义纷纷建立,山头较大或较早的拉到虎皮者,就拉着虎皮作大旗去吓唬别人,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成为新形式的工作组和新型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四大”得不到发扬,运动冷冷清清。……
(安亭事件)绝不应该成为某些野心家用之不绝,取之不尽政治资本的聚宝盆,应该把这些山头解散,把种种新型工作组解散。……
我认为这些靠所谓安亭事件起家的人,不能代表上海市广大革命造反派,从数月来运动的实践,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家和野心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必须重新改组,把这些人清洗出去。
在三月份王洪文集团掌握工总司大权以来,就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上海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上海工总司的司令部和基层组织、基层群众是分离的,在广大革命工人的心里并不承认这个烂掉了的司令部是自己的领导。

全向东反对工总司独霸上海造反派天下。他称工总司为“某些大牌组织”。他尤其对王洪文不以为然,认为王洪文不是真正的工人,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他讨论谁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后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他认为市革委会必须改组,把王洪文、徐景贤等清除出去——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已经垮台了,上海你们等着看好了,历史会证明,要把革委会中的著名人物一个个揪出来。……
上海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政权!……
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几乎就在全向东说这些话的同时,北京红卫兵中有人写出《论新思潮》,提出“权力再分配”论,立即遭到主流话语批判。上海的《文汇报》也马上在7月24日发表批判文章《评一种所谓“新思潮”》。后来联司被砸之后,全向东的这些讲话被与“权力再分配论”挂上钩,也被批判。
全向东说“市革委会里除了张、姚,都不是好人”,将张、姚与上海市革委会撇清,似乎他们并不反对张春桥。但其实,全向东们目标的最终指向就是张春桥。6月14日那天下午的支联站的大会上,全向东在发言中说:我已经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春桥,看来他是个叛徒。此话一出,下面鸦雀无声。旁边的陈卜昌见状,赶紧打圆场,淡化全向东的这几句话。会后,几个主要负责人讨论,都认为没必要这样明显地反对张春桥,陈卜昌也认为不能给自己树立这样一个劲敌,虽然他对张春桥一直非常反感,认为他是“政客”。于是,当大会的会刊印出来时,全向东的这个讲话没被刊登。
联司和支联站还几次在开会时提出要绑架王洪文等人:“时候已经到了,该行动了,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他们先动手抓我们,我们怎么不可动手抓他们呢?我们初步计划先绑架以下几个人: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陈阿大、宋有福等。” 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联司和支联站还提出:“揪出陈曹黑秀才”,这是针对徐景贤;“打倒陈再道,揪出军内走资派”,这是指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徐景贤和王少庸挑动群众斗群众,王洪文是为所欲为的山大王”。据后来有人披露,全向东甚至有过抢军队武器库的打算,“像武汉造反派那样武装自己”,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解福喜事件

在整个联司与东方红的冲突中,上海市革委会及工总司都态度鲜明地站在东方红一边。王洪文多次召开工总司总部会议,商量如何对付联司,要求以工总司的名义在《工人造反报》上发表声明谴责联司。王洪文还让叶昌明去工总司所属区、县、局联络站联系,要他们也公开支持东方红,谴责联司。 工总司的负责人都认为应当对联司采取措施。武汉7·20事件的爆发,以及越来越乱的上海形势,大家都认为再不对联司采取行动不行了。但是,王洪文不同意,他认为如果硬打,后果会很严重,毕竟联司是上柴厂的多数派。
上柴厂冲突持续升级,武斗不断。东方红一派几次被打出厂,联司一派也无心生产。据当时一份小报报道统计,在这个六千名职工的工厂中,仅联司方面:

5月20日至6月5日中,联司成员旷工人数达6143人次。平均每天旷工人数达409人,而且还不包括每天报到后又外出的,和不作统计的非生产的科室人员。铸工车间6月1日至5日的旷工人数也没计算在内。

这个统计没有将东方红方面的旷工人数计算进去,否则人数还要多。
从6月22日起,至6月29日,上柴厂又连续发生武斗事件,被打伤者二百多人,其中十多人重伤。 6月30日下午,王洪文以市革委会领导人身份,与支左办公室的刘政委等,联合慰问东方红被打伤者。以这个行动作为不是表态的表态。7月1日,市革委会在人民广场组织十万人集会,“声讨联司和支联站挑起的武斗”。
7月18日,上柴厂局势进一步恶化,再一次发生武斗,东方红一派的解福喜被打死。解福喜是车间的工段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武斗的起因是7月18日上午,联司认为东方红提前覆盖了他们刷的大标语。两派发生争执,4个东方红工人被20多个联司工人围住。解福喜见状,上前劝阻,被联司的人拖走,第二天死亡。东方红指责联司打死了解福喜,因为他身上伤痕累累。事件发生后,东方红派认为在厂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又一次全部撤出工厂。
从1966年底至1967年7月,上柴厂先后发生几十起武斗,上柴厂的生产几乎停顿。支联站的兴起,又将上柴厂的矛盾推向社会。联司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置于上海市革委会的对立面,本来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分歧,被一次又一次的冲突激化,武斗升级着仇恨,直至解福喜的死亡。
7月21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追悼解福喜大会,王洪文在会上发言。会上宣读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通令,通令要求:“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判。” 会后,与会者分乘上百辆卡车游行。
解福喜被打死之际,正是武汉7·20事件发生之时,武汉的“百万雄师”已遭到解散。7月23日,市革委会召开大会,声讨百万雄师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会后游行。工总司的造反派早已经摩拳擦掌,打算像武汉造反派砸百万雄师那样,也对联司采取行动。如果不是张春桥反对,冲突早已发生。但联司却没有察觉局势变化,仍没有降温或改变策略,不但继续反对以市革委会及工总司为首的主流造反派,继续在闹市区和人民广场制造反对舆论,而且还进一步筹划更大的行动,准备成立全市性的支联总站。
只有全向东,已经敏感地从武汉事件觉察出异样,加上他听有人放话说要抓他,7月18日,他将妻子和三个孩子托付给陈卜昌,让陈卜昌为他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自己于7月29日之后不再露面。 陈卜昌也从武汉事件中觉察出不祥:

我觉得事情激化了,搞大了:你要是对的,就一直对到底;错的就错到底了。所以我们不能让对方说我们是错的,因为结果是要么上天,要么下地狱。
我还将自己这派与武汉比,我们到底像哪一派,但没法比。因为百万雄师是保军区的,我们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反市革委会的。所以比不出所以然。

陈卜昌虽然感觉到危机,但他已经没法停止了,在这种莫测时刻,他更加必须证明自己过去的行动是正确的,否则结果对自己将愈发不利。

“G号行动”

就在联司积极筹备全市性支联总站的同时,工总司也在行动。王洪文派陶国正打入支联站卧底。陶国正参加过工总司筹备会议,但从未在工总司总部工作过。他对联司负责人说自己受王洪文排挤,要加入支联站反对工总司。支联站的人开始不相信,多次考验他,有一次还突然将他抓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点审问拷打,问他是不是工总司派来的探子,都被陶顶住了。陶终于取得支联站的信任。王洪文让陶国正与自己以及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杨小兵单线联系。7月下旬的一天,陶国正送来消息:全市各支联站正在联合筹备成立“支联总部”;7月31日晚上,各支联站将在泰安路一栋房子里开会,支联总部以及各区支联站头头包括全向东近25人将到会,讨论成立大会的各项事宜;第二天8月1日将召开成立大会。得到消息,王洪文当即于7月30日下午在“888”召集工总司总部负责人会议,决定趁此机会将联司和支联站头头一网打尽。
“888”是工总司从6月中旬起,设在地处华山路的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一个办公地点。当时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与工总司的矛盾,而且,卧底的陶国正曾送出消息,说支联站几次开会都有人提出要绑架三王一陈,即市革委会的王承龙,工总司的王洪文、王明龙以及陈阿大,因为这几个人都坚决反对联司。王洪文担心工总司办公室被砸或人被绑架,所以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因为所借办公室电话号码是370888,大家就将这个办公室简称为“888”。工总司总部负责人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等就住在支左办的对面,旁边是部队食堂,生活很方便。此外,还准备了二线和三线办公点,以作备用。
王洪文布置陈阿大和戴立清两人为现场指挥,由陈阿大向上海矽钢片厂、上海耐火材料厂等冶金系统工厂的造反队调一百人,负责包围现场外围;请上体司胡永年调50人,负责入室抓人;还要王明龙负责调两辆冷藏车。因为冷藏车密封,外面看不到车里的情况,保密性能好。为防止被抓者反抗引起冲突,王洪文要陶国正在开会前,将房间里凡是能抵抗的工具全部清除; 为防止混战,王洪文要行动人员都在左臂扎白布带作为记号。 王洪文还规定,上体司的人只负责抓屋里的人,若有人从窗口或阳台跳下,则由外围人员抓。王洪文称这个行动为“G号行动”。叶昌明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下了会议内容:

王洪文:
最近社会上有几件事
发现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坚决打倒两面派江青。主要是攻击样板戏问题,攻击江青的生活。
攻击市革委会的大字报也不断出现。支联站不断拉队伍,好多已联合的也被拉开,反说是工总司拉的。同时大反解放军,要大肆抓人(据知在八月初几天要对头头下手)。
这几天敌人已经达到猖狂的地步,我们一些人的地址他们都摸熟了。
张宝林:专政机关决定在8月1日上午在南市第一看守所传讯杨仲池。

G号行动计划
今天支联站(上海联司)开会(经常开的)有三十多人,要抓几个人。
昨天他们写了一份宣言,矛头直指市革委会,里面有一批亡命之徒的。
这几天他们要动手捉我们几个人了,所以我们也要动手捉(泰安路120弄31号)
进去的地点:华山路、泰安路,把弄堂堵塞就走不掉。
方案:1.埋伏捉人。
2.袭击、围攻捉人。
人员:1.体司抽五十人。
2.抽一百人袭击。
时间:晚上七点。
记号:左手绑白布。
指挥部:戴立清、王洪文。

王洪文对大家解释说,他这样秘密行动是为了不引起冲突:

他们准备8月1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如果在他们召开成立大会时,我派人去冲会场,这样会造成流血事件的,所以趁他们头头在今天开会时把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7月31日下午,所有行动人员在泰安路附近的05单位集中,王洪文对人员、车辆、标志等逐一检查,并配备了简单的药物。 上体司胡永年向王洪文报到,王洪文告诉他,这次行动陈阿大也参加。上体司因5月30日与工总司所属工体司的武斗积下怨,许多队员不服陈阿大。胡永年担心陈阿大指挥不动上体司的人,亲自去现场指挥。
晚上,各方支联头头果然如期而至,负责人基本到齐。7时,正准备开会,50个身强力壮的上体司运动员一拥而入。与会者中有人跳上阳台企图跳楼,仍没逃脱。26个与会者全被抓获,开会者准备的“上海支联总部”的牌子和旗子也被当场砸烂撕毁。原来打算装被抓者的冷藏车来晚了,被抓者全被塞进一辆大客车。车子先在路上不断兜圈子,确定无人跟踪后,开往杨浦公安分局。叶昌明特地赶往杨浦分局,逐个清点,发现只漏了一个支联总部的常委。王洪文吩咐绝对保密,决不能让联司知道,甚至也没有报告市革委会,说反正胡永年会告诉徐景贤的。被抓者中,除两名过路人数天后被释,9人被关押一个月,14人被移至第一看守所,关押七到八年。
这次行动,全市支联站的负责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不过,没有抓到联司负责人杨仲池以及支联站的全向东和陈卜昌。全向东前一天已经躲藏,陈卜昌不赞成建立全市性支联组织,和这些人没有来往。陈卜昌认为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正式,成立全市性支联组织,还选出常委,等于给对手送上骨干名单,一旦失败将被一锅端。事实证明了陈卜昌的预见。
砸了支联总部,联司的支持和同情者群龙失首,联司失去支联站的庞大社会支持力量。
尽管整个行动十分保密,但人员失踪,还是使联司和支联站马上察觉,决定以牙还牙。8月1日支联站在江湾附近的大八寺(又称大柏树)开会。陈卜昌说,根据各区汇报,我们的人已失踪48人,其中确定被抓的有30多人。

市革委会的态度

张春桥最初不同意黄金海等提出的敲掉联司主张。王洪文最初也不主张硬行解决联司问题。虽然工总司总部的其他人例如黄金海、戴立清、王腓利等人,一直主张干脆砸了联司,但王洪文不赞成,他认为如果武斗就会有伤亡,他作为负责人要承担责任:

王洪文不是很强硬的人,他耳朵根子软,不同意打联司。他认为打了联司会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他作为我们的一把手要担当责任。另外他认为矛盾还没有激化,他也对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抱有希望,还想通过政法指挥部解决问题。

后来随着支联站势力的扩大,王洪文的态度改变:

(1967年)5月以后,社会上有一部分势力提出新的口号:“上海夺权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用老干部比较多,不是造反派掌权,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市革委会决定做工作,也没做成。7月份联司在社会上闹得很厉害,把南市的一所中学烧了,烧了手工业局的一座楼房,在外滩把汽车给推翻烧了,把东方红派打出厂去,住在市革委会33号的地方。社会上少数坏人附和联司当时提出的口号。联司这一派实际上比林彪的更“左”,它提出的实际是打倒一切,反对用老干部。我对这些做了调查,8月3日给他们写了公开信,派三军(海、陆、空)宣传队送去,联司不接受,把宣传队赶出来,摄影机砸坏了,人也被打了。调查后,我认为如果不解决,当时社会秩序刚恢复些,上海就要乱下去,革命生产都搞不好。

但是,市革委会始终下不了硬行解决的决心。6月29日,上柴厂又一次发生武斗。晚上,主持市革委会工作的王少庸在外滩的市革委会大楼底层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专门讨论联司问题。到会者有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以及军队的廖政国、李彬山、张宜爱等:
王洪文态度激烈,讲早该砸联司,主张立即动手不能再拖延,批评市革委会一直没有措施。三军领导人都主张用武力取缔。王少庸不同意用武力解决。我支持王少庸,也反对用武力。朱玉佩也是。徐景贤开始不同意用武力,后来看到会议上多数主张用武力,他又把原来的意见缩回去了,含糊起来了。并在中途要退会回康平路去,想回避尖锐矛盾。我不让徐景贤走,我讲你走我也走,这样才留下。

见会上两种意见无法统一,王少庸说立即请示张春桥。他让王承龙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打电话。电话接通后,王少庸征询张春桥意见,张春桥说:“不要急,乱透了,群众会起来的。”于是会议决定暂不采取武力行动,先展开舆论攻势。
张春桥对联司问题始终不赞成以武力解决。7月13日,他又一次电话指示,希望大家冷静:

春桥指示,文元来电:
关于联司的问题,希望大家头脑要冷静,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被干扰、转移了大方向,革委会对两方面都要听他们的意见,对群众还是要促进大联合,头脑要冷静,要做细致思想工作,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市革委会努力化解联司矛盾:在上海所有报纸上开展攻势,试图彻底孤立联司;让两派代表都到市革委会来谈判。 解福喜被打死之后,市革委会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以及三军代表,曾与联司负责人坐下谈判。但是,谈判没有成效,联司不接受市革委会要他们交出打人凶手的要求。

事态继续扩大

联司不服市革委会的表态,两派对立的局面没有缓和,相反事态还在继续扩大。从6月底到7月底,仅人民广场及周边地区,就连续发生多起武斗事件:
6月29日晚上12点,人民广场旁边西藏路上的市青年宫被冲砸,玻璃被打碎,一人重伤。起因是青年宫的人要在自己楼外悬反对联司的标语,支联站的人便以“有人从青年宫楼上往下洒杀虫剂666粉”为由,冲砸青年宫,砸碎了青年宫的玻璃窗,还将值班人员拉出来殴打。
7月3、4、5日晚上,吴淞路海宁路上的市北区邮电局被连续冲砸,一人被打伤。起因是那里有个广播喇叭播放《工人造反报》上批判联司的文章。
7月8日晚上,西藏路福州路口的市饮食公司大楼被冲砸,所有广播器材被砸毁,两人重伤。起因是财革会在那里设了一个广播站,播放批判联司的文章。
7月9日和8月2日晚上,淮海路西藏路附近的光明中学被冲砸,校门被捣毁,门口所有的玻璃都被砸碎,学校的门房间也被纵火烧毁。起因是该校红上司的红卫兵在校外散发反联司传单,在校门口悬挂反联司大标语。 联司和支联站的人还要冲进光明中学去抓人,后来工总司派人增援,才解了围。
7月31日、8月1日和8月3日晚,南京路四川路口的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手工业局)办公大楼被连续冲砸。起因是一辆卡车上的红卫兵对着另一辆卡车上的人员高呼“联司必败”口号。红卫兵的卡车当即被对方拦下,卡车上的人员被殴打,其中一个女中学生被侮辱。事发附近的手工业局值班人员见状出面制止,与打人者发生口角,也遭殴打,累及所在的手工业局大楼遭冲砸。大楼的大部分玻璃门窗计大小玻璃共147块被砸碎,而当时一块大玻璃就值500元,21间办公室被砸,打字机、速印机等办公用品被毁,底层产品陈列室被抢,手工业局机关的文件被烧,局机关内6人被打伤,其中两人被打至重伤。还累及手工业局对门以及附近的和平饭店、春雷童装店和益众商店也遭毁坏。 那个被侮辱的女中学生,是工总司物资局联络站一个头头的女儿,下身被塞进碎玻璃片,就是打碎的窗子洒在地上的碎片。女孩被路人抢出送进医院,阴道缝了近20针。做父亲的在工总司总部说起女儿遭遇,忍不住失声痛哭。
市手工业局门前这场骚乱连续三天,到8月3日半夜,更达到高潮:一辆卡车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委会召开的声讨联司大会,行至手工业局门口被拦下,车上人员被拖下殴打,多人被打伤;一辆交大反到底的摩托车在手工业局旁边的和平饭店门口被拦,骑车者被打成重伤,摩托车被烧毁。
闹事和看热闹的人群整天拥堵在马路上,途经人民广场的49路公共汽车只得改道,光明中学附近西藏路上,17路公共无轨电车无法通行。与此同时,在上柴厂内,从6月1日到7月20日,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武斗就有30多起。解福喜就是在其中一起冲突中被打死的。

市革委会送《公开信》

面对联司和支联站的日益壮大,市革委会和工总司以《工人造反报》开展猛烈宣传攻势,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联司。同时,工总司总部多次开会讨论如何在一个适当机会采取强行措施。王洪文说,联司和支联站企图以第二工人组织取代工总司,上海将因此分成两大派,形势刻不容缓。但王洪文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专门开会讨论布置。因为市革委会不赞成。
7月29日和7月31日,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为解福喜事件传讯以杨仲池为首的联司负责人,联司拒绝听命,还围攻前往执行的政法指挥部人员。 。
8月1日晚,西藏路上的“大世界”门口,又发生流血冲突,起因是为一辆公交车。王洪文在888召集陈阿大、张宝林、戴立清等,说有一辆公共汽车被联司抢去作宣传车,要去将其夺回来。于是当即决定由戴立清、张宝林等人连夜调集队伍,将西藏路上的大世界附近从云南路到龙门路一段马路封锁,以抢回车子。为避免与支联站发生冲突,定于早晨5点统一行动。但是,行动中还是出了乱子。本来,讨论时决定,为避免混战,工总司人员全部以左臂扎毛巾为记号。但前往的队伍大多没有这样做,结果现场一片混乱,都以为对方是支联队伍,乃至自家人冲突。冶金局队伍中的上海冶炼厂工人金乃林被打死;带领冶金局队伍去大世界的陈阿大,乘坐的小汽车窗玻璃被砸碎,司机在慌乱中当场压死南昌中学的学生潘国盖。
8月2日,市革委会发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要联司群众“反戈一击”,“起来检举揭发,抓出杀害解福喜同志的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这封信是王承龙等人极力主张写的,王承龙主张“先礼后兵”,先以市革委会和政法指挥部名义发公开信,而王洪文则主张快刀斩乱麻,不赞成发什么信。 最后,市革委会同意王承龙意见,向联司送公开信。
8月3日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委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即原“天马”)电影制片厂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委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委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和扣留,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据联司后来说,扣押他们是打算万一发生情况,可以将这些人作为人质提出交换条件。下午5时左右,送《公开信》代表被打被扣消息传到市革委会,引起愤怒。联司连市革委会代表都敢殴打甚至扣留,显然是对上海最高权力机构权威的公然挑战。市革委会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晚上,王承龙和朱玉佩去888,商量当夜大会筹备事宜。为车辆调度问题,王承龙与工总司的人吵了起来。王承龙说车辆调度必须由市革委会负责,他指责正忙着调度车辆的王明龙,说车辆怎么都归工总司统一调度,工总司的权力怎么比市革委会还大?王明龙很生气,说,我不管了,你王承龙去管吧。在场的张宝林、戴立清、叶昌明、陈阿大和王腓利,本来就看不惯王承龙企图独揽市革委会大权,也和王承龙吵起来。王明龙赌气离开888,让司机开他去西郊公园。工总司的其他人见王明龙气走,也都驱车跟了去。他们在公园门口发了一通牢骚,被紧跟而来的上海警备区驻工总司小分队负责人潘又安劝回。 王明龙和王腓利从交运局和工交二场调了近五百辆卡车和公交车,接送半夜去人民广场开会的各群众组织队伍。

偶然事件引发必然武斗

8月4日凌晨1时左右,全市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数万人的“控诉联司罪行大会”。大会是市革委会召开的,放在半夜,是因为联司在下午打了市革委会派去的代表,所以连夜开会强烈抗议。还有,据说也是因为8月夏天的白天太热,晚上凉快些。王少庸、王洪文、徐景贤、王承龙出席大会,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并讲话。被打死的上柴厂工人解福喜的妻子、被抢了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都上台控诉,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说,对联司是应该采取行动了。大会开得很短,半小时不到就结束。虽然在会前通知时,只说是控诉大会,没有说要去砸联司,会上也没有动员大家去砸联司,但大会放在半夜召开,甚至等不及第二天,事实上起了激化和煽动情绪的效果。 大会结束,一些参加大会的工厂造反队随即游行。在外白渡桥,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所属造反队三人,被突然冲来的卡车撞倒:

联司两辆开足马力的大卡车发疯般行驶着,朝正在外白渡桥下的我站造反队员扑将过来,顿时,飞旋的车轮碾轧了造反队员的身体,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许多阶级兄弟就这样被这一小撮匪徒惨遭伤害了。新仇旧恨心中涌,万丈怒火胸中烧,怒不可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即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上海柴油机厂开去。

被撞倒的三人都是冶金局所属耐火材料厂的工人造反队员,其中一人头破血流,被撞成重伤。 肇事卡车撞人之后,马上混入车群飞快逃逸。在场的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造反队员们都认为卡车是联司或支联站的,这是具挑衅意味的故意撞人行为。三天前,在大世界武斗冲突中,被打死的上海冶炼厂工人金乃林就是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的,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头头曹可祥早就恨透联司,这下更是新仇旧恨。他当即决定,将冶金系统游行队伍拉去上柴厂,一定要联司交出肇事者。他们于是立即开往军工路,将上柴厂团团包围。 此时,是8月4日早上5点。
上柴厂被包围的消息,很快传到888。8月4日清晨5点左右,睡在888的戴立清、王腓利等人被从梦中叫醒,说以冶金系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包围了上柴厂。戴立清和王腓利等立即赶往康平路大院,睡在那里的王洪文也已被人叫起。接着,市革委会其他负责人王少庸等也都陆续赶到。大家商量了半天,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市革委会该怎么办。王少庸坚持要王洪文等待张春桥的回音。但是,电话打了半天,没有找到张春桥。
张春桥其实就在上海,据张春桥的秘书回忆,8月4日那天——

主席此时在上海,我知道张春桥在主席那里。但我不能随便打电话去,我不能透露主席的行踪。我只能说张春桥不在上海,我无法联系到张春桥。直到晚上张春桥回到兴国路,我才向张春桥汇报了王少庸他们的担忧。张春桥没有说什么。

而张春桥自己在砸联司行动不久后的一次讲话中,也说那天他没有和市革委会联系过:

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讲,8月4号那天我在上海。不过,我没有和革命委员会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上海。

王少庸担心武斗将造成大规模伤亡,着急地催促众人赶快去现场,他要王洪文去说服冶金局联络站撤包围。最后决定,所有人一起去上柴厂现场。据戴立清回忆:

8月4日一早,天还没有完全亮,大约5点不到,我还在睡觉,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打来电话,说上柴厂门前人山人海。我立即和我的秘书交大的红卫兵胡斌赶往康平路汇报,那里好多人,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等都在,他们已经知道上柴厂被包围了。说市革委会的人这样在康平路不行,要马上去现场。于是,几十辆汽车,好像是41辆,开往上柴厂。

40辆左右的轿车赶往上柴厂,长长的车队见头不见尾。王洪文和廖祖康乘一辆车,同车的还有王腓利。 他们听说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包围了上柴厂后,担心冶金局联络站人少吃亏,所以尽快赶去。刚进军工路,车就无法再往里开。从军工路口到上柴厂,数不清的车辆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大都是冶金局所属工厂的造反队。王洪文只能下车,和王腓利、廖祖康一起,在车辆间穿来穿去,步行到上柴厂大门口。
联司早已有准备。在整个厂区,几天前就派人每日24小时轮流值班。虽然支联站的陈卜昌对联司死守大楼的准备不赞成,认为不可能顶住众多人的进攻,但杨仲池没有听他的。联司制造了长矛、盾牌、钢盔等武斗工具;将玻璃瓶灌满汽油制成土燃烧弹,甚至还将盐酸装进小玻璃瓶做成“炸弹”。他们将这些东西搬上厂内各建筑物的楼顶,在厂办公大楼和一些车间的屋顶上堆满石头、铁块和铁螺帽,筑起防御工事;为了应对被长期围困的可能,还准备了半个月的粮食,并给每幢大楼都配备了小型发电机。8月4日凌晨,联司不断接到报告:大批人马正在逼近。联司立即紧急集合,人员上房顶准备应战,还将工厂大门用装箱机器堵塞;让妇女们撤走,但一些女工还是选择了留下。上柴厂内,办公大楼和车间厂房的楼顶上,到处是联司的人群。此时已经是早上8点左右。
王洪文和王腓利等人步行到上柴厂门口,看见这阵势。王洪文像是对旁边人、又像是对自己说:“看这个架势,劝他们是劝不回去了。今天这次要死人啊,争取不能死十个人啊。” 王腓利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感觉,王洪文很担心因武斗死人。
虽然工总司总部的一帮人主张敲掉联司,而且在8月4日之前,工总司总部内部曾对上柴厂的情况议论过许多次,戴立清、黄金海、张宝林、叶昌明、王明龙等都说不能任由联司这样闹,但王洪文一直没有下决心,而且市革委会王少庸、徐景贤等都始终不同意用武力解决。 现在,冶金局联络站的人已经将上柴厂包围,事态严重了。王洪文立即动身赶往现场。
众人从另外一条路,绕到上柴厂北面军工路上的2856号一幢平房内,那里是铁路殷行洗罐站班道房,8点左右,众人在道班平房内开会,商量如何解决处理这样的局面。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班子,最初是为了解决两派对垒的局面,不久实际成为砸联司的指挥部。 戴立清拿了张纸条,一一记下在场者名字,第一个是王承龙,第二个是王洪文,还有工总司的张宝林、王腓利、戴立清,以及工总司的一些区指挥部或联络站。指挥名单内中还有潘国平,不过他开完会就马上找地方睡觉去了,以后再没见他身影。 闻讯赶来的还有耿金章。因为没有上柴厂的平面图,他们对上柴厂的建筑物分布不了解,后来还是赶来的消革会人员给他们一张上柴厂的消防地图,王腓利照着这张图,简单临摹了两张,自己一张,另一张给了张宝林。 消革会的人还拿来对讲机,这是工总司的人第一次看到对讲机。
大家都认为,尽量不要强攻。先采取宣传攻势,劝联司的人从房顶上下来,尽可能不激化矛盾。王洪文分析现场形势,提出若强攻硬打,会造成大的伤亡。他建议围而不打,以切断厂区水源电源的办法使联司自己瓦解,这样可以避免双方冲突,避免伤亡。这个建议指挥部的人都同意。市革委会的王少庸、徐景贤,以及驻沪三军领导人,近中午时也都赶到现场。他们都担心强攻造成伤亡,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减少伤亡。于是,调来了宣传车,还找来了手提喇叭,先向屋顶上的联司进行宣传攻势。
上午,开往上柴厂的车辆越来越多,都是闻讯赶来或被电话调来的工厂造反队,事后估计有约十一万人。整个上午,两军对垒,剑拔弩张。解放军战士拿着手提喇叭,对守候在房顶上的联司人员喊话,联司也用安在厂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反宣传。一个解放军战士被联司用强力弹弓发射的螺丝帽击伤,王洪文当即布置将厂门口的大喇叭拆下来。人群一拥而上,向紧闭着的工厂大门逼近,房顶上,联司成员射下流星雨般的铁螺帽。强力弹弓的皮筋以医疗橡胶管做成, 弹性十足,弓架是直接焊在楼顶墙沿的铁条,用铁螺帽作子弹,射程可达几十米,杀伤力不小,不少人受伤:戴立清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被射断,墨水染蓝了衣服前襟;王腓利左腹和耿金章锁骨也被射伤。宣传车更是只要一喊话,立即招来雨点般的螺帽,车上的喇叭被打瘪。戴立清后来回忆说:“我们因为是仓促上阵,连‘武器’和安全帽都没有,还是上柴厂的人拿来了柳条编的安全帽。”后来闻讯赶去者,很多都被吩咐带上铁榔头、铁棍或木棍,还有安全帽。

8·4砸联司大武斗

双方对峙到中午。谢鹏飞回忆,当时王洪文对他们铁路局造反派的交代是:

可以助威,但不要参与。所以后来我们铁路局的100辆卡车的人在外面兜了一圈,但没参与打。我们铁路在殷行有个车队和洗油罐车的殷行洗罐站,就挨着上柴厂。王洪文叫我们铁路不要参与,因为周总理有指示:铁路和地方运动必须脱钩。我就通知这家厂不要参与砸联司。这说明王洪文一开始不是想搞大的。

王腓利后来回忆说:

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没有狠下心要强打,王洪文也再三关照要尽量避免伤亡;后来,因为联司的人不断在房顶射螺帽,许多人被打伤,甚至把解放军都弹伤了,激起大家愤怒。来上柴厂参加的都是下面的造反队,那么多人,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到中午11点左右,一些人开始强攻。王洪文也认为再不强攻,拖到晚上天黑会很麻烦。

这样的两军对峙,僵持到中午,参加包围上柴厂的造反队有的开始采取行动。王洪文此时也认为,再这样下去,拖到天黑,黑暗中如果发生冲突,可能造成大伤亡,还是在白天解决问题较妥。 而且王洪文决定由工总司而不是市革委会出面行动:

我产生这么个想法,这派不解决不行,全市要乱,下决心要砸,从根本上解决。……决定后,市革委会王少庸不同意砸联司,认为上海警备区有一批干部支持我们,王少庸批评了警备区的几个干部,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他要我请示张春桥,我不同意,心想:张不好表态,对了,错了,我自己负责。

城市建筑公司的造反队调来一辆推土机,将大门旁的围墙推倒;冶金系统的造反派从上钢一厂调来25吨履带式起重吊车,吊走堵在大门口的装箱机器;另一些人则拆毁厂区南面的围墙。众人借着推土机的掩护冲进厂区,一个个车间大楼被包围。人们用木板顶在头上当盾牌,挡住射来的螺帽,冲上了屋顶。与此同时,耿金章带人攻入厂区,首先占领了食堂等处。联司成员们眼见自己被分割在几座孤立的楼顶上,无法相互联系,又被8月的烈日暴晒,一整天没水没食物,只得纷纷下楼投降。到下午2时左右,三分之二的厂区被攻下。
攻打的难点是原东方红总部大楼和联司总部大楼。王洪文要求在天黑之前务必攻下。联司人员从屋顶上射出密集的螺帽,扔下石头、铁块,还有土燃烧弹、盐酸瓶。大楼外墙本有铁扶梯可攀上屋顶,但联司在武斗前已将靠近地面的下半截切割,攻方无法攀登。下午2时,王洪文要消革会调消防车攻打联司总部大楼。最初只开来两辆,廖祖康忍不住发牢骚:你们消革会与公革会武斗时,将全市的消防车都调去了,今天支援我们却只来两辆。 后来又调来了八辆消防车。消防人员在高耸的云梯上,居高临下地用高压水枪射向楼顶的联司成员,但因水压不高,作用不大。后来还是使用消防云梯以及绳梯才攻上大楼。
另一些人则在王腓利带领下,爬上车间里侧高处的起重行车轨道,翻出天窗,与外面爬上楼顶的进攻者两路汇合。虽然联司用长矛猛戳攻上屋顶的人员,但顶不住人多势众,大楼终于被攻下。大楼旁边的水塔顶上尚有七人,看到大楼被攻克,他们便自己下来了。至此,联司的全部制高点都被攻克。(上图:强攻联司大楼。)
由于联司有准备的拼命抵抗,在强攻大楼时期,受伤者大部是攻方人员,有些人受伤非常严重。 王腓利亲眼看到好几个人血肉模糊地从他面前被抬过去,由闻讯赶来的上医司的医护人员和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学员包扎。
整个武斗,工总司的王洪文、戴立清、王腓利、张宝林、耿金章、曹可祥等人,都在现场指挥,还有赶去的各路造反组织负责人,以及市革委会的王承龙,也都实际参加武斗指挥。陈阿大、叶昌明、王明龙、王秀珍,则在888值班接电话,以及组织向上柴厂运送面包等食物。但他们没有调派增援人员去现场。去上柴厂的大部分造反队,都是在武斗发生后被已经在上柴厂现场的人员调去的,或是自己闻讯赶去的。
进上柴厂的道路早被封锁,堵住了联司的逃跑路线。黄浦江水面上,游弋着巡逻的船只,是王腓利布置的。傍晚,他接到电话,说黄浦江面上好像不太平,联司看样子要从水路逃走。他于是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的造反队,要他们派一些船只在黄浦江上巡逻。 阻击增援的最激烈冲突,在上柴厂与几百米外的上柴职工宿舍之间。那里有一条一百多米长的铁路专用线,直通上柴厂内。联司方增援人员几次试图突破这个铁路隘口进入上柴厂,但砸联司指挥部已紧急调动上海金属材料加工厂造反大队封锁道口。增援者一再发起进攻,阻击者则将带铁钉的铁板铺在路上,设置成长二十多米的障碍,阻止了据说是“满装硫酸、灭火器等化学毒剂”的车辆进厂增援。 (下图:联司大楼被攻占。)
上柴厂刚被包围,在厂内的杨仲池就给陈卜昌打电话,要各支联站急速调人增援。此时,王洪文的“G号行动”作用显现:陈卜昌打了二十多个电话,根本找不到人,只好让人开着宣传车去人民广场紧急呼吁。结果去的都是零星队伍或人员,起不了大作用。
联司一千多人被俘。为了辨别谁是联司成员,男俘虏们一律被强迫脱光上衣,赤膊,女俘虏们则一律被撕下所穿衣服的一只袖子,有些女俘虏衣服被撕裂得露出身体。他们都被强迫高举双手作投降状,还被迫不断念着:“联司必败,联司必败”,许多人被打得浑身是血。整个武斗中,在强攻各个大楼时,攻方的被打伤者占多数。但到武斗结束,联司成员从占据的各大楼下来后,受伤者就都是他们。一些人用棍子、长矛殴打这些已经投降的俘虏们,在场的同济、交大的红卫兵们,手挽手组成人墙,拦着不让打,但还是拦不住,许多联司成员都是这时候被打伤。 据王承龙回忆:

联司的许多人被打伤都是在投降之后,从屋里出来的时候被打的,有的流血。我和朱玉佩去劝,不听,照样打。许多联司的人不敢出来,女的在屋里哭,怕被打。

俘虏们被分别送往公安局,以及附近的上海体育学院和同济大学,一些轻伤者被送往离得较近的第二军医大学。
杨仲池躲藏在地下室,当场被抓,被打得鼻青脸肿。王腓利怕打出人命,只好将他藏在消防车后的储物箱里,冲出包围人群。
厂区对面就是工农新村,这是上柴厂职工的住宅区。道路两旁和房顶上聚满人群,除了看热闹的,许多是联司成员的家属,他们惊恐地目睹了这场大武斗的全过程。而在工厂大门口,聚集着更多担惊受怕的家属们,眼见自己的亲人被打,有人甚至跪下求情。
整个武斗过程,被闻讯赶去的东方红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人员拍下纪录片。为历史留下了记忆。
下午5时,联司被彻底击溃,到下午6点3刻,武斗全部结束。王洪文马上要人检查有没有死人。王腓利在全厂仔仔细细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死人。他四十年多后还记得,当他通过对讲机向王洪文汇报时,王洪文几乎是欢呼般地叫起来:“没死人,太好了!” 王洪文离开上柴厂之前,要戴立清和黄金海留下,和公安系统的人一起护厂。
第二天,8月5日,陈卜昌在自己所工作的上海汽车配件厂内被抓。全向东在砸联司前已经不露面。联司被砸之后,另外有六人找到他一起出逃。他们乘着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黑色吉普车,就是8月3日从市革委会派去上柴厂宣传时扣下的那辆,一路向东开。8月6日,市公安局公革会组成十余人小分队,跟踪追击到九江,但没有抓到他们。为了“在他们之前赶到武汉,不使他们与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系上”,上海警备区和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立即通过上海民航局,经在北京的民航总局批准,调去一架双引擎飞机,最后在武汉抓到全向东,上海方面派出专门交通工具去武汉接应。8月18日,全向东被押回上海。

武斗的严重后果

比起康平路事件,砸联司武斗的双方真正是杀红了眼,守方和攻方受伤情况都十分惨重。文革中的宣传,和当事人文革后的回忆,都没有提到8·4砸联司时曾打死人。 武斗中被打受伤者一千多人,其中许多人是武斗结束后,被作为联司或支联站各级头头关押,在关押期间遭到毒打的。不少人从此落下残疾。(右图:全向东被抓捕时上海《公安战报特刊》上刊登的示众照片。)
武斗后,被绑架关押者八百多人。 杨仲池、全向东以及陈卜昌等11人被关押8年以上,直到1975年才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杨仲池被判刑3年缓刑3年,实际关押8年,刑满后又被工厂“监督劳动”3年;全向东被判刑2年缓刑2年,实际关押多年;陈卜昌刑期最长,被判20年,据说是因为他主张成立全市性的支联组织,将上柴厂内的两派矛盾推向了全市。 还有陈先珍,尽管早在1966年底左右,她就已经退出联司,但仍被关押8年以上。
上柴厂两派长期武斗不断,给上柴厂造成极大损失。据中共上柴厂党委文革结束后的资料显示:整个文革中,上柴厂非正常死亡共18人。
8·4武斗后,工人们一个多月都无法回厂,工厂二三个月无法生产,甚至半年也没能恢复正常生产;8·4前后两个月中,因停工停产,减少产值500万元,减少利润175万元;武斗后经全厂性盘点,损失350万元。两派的长期对立与武斗,使工厂受到重大破坏,为修理被损坏的设备和厂房,用去修理费14.8万元。(左图:砸联司后给联司派人员办了“学习班”强制转变观点并揭发“坏头头”、交代“罪行”。)
由于武斗中大批职工受伤,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中,上柴厂医药费用开支11.86万元;文革后,为复查和落实政策,用去14.31万元。 无法统计的是人们精神上的创伤,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这些后遗症在上柴厂多年都没有能愈合。最初引起两派分歧的原厂长朱文斌被反朱派打断了一条腿,从此伤瘸,落下残疾,不过所幸活到文革之后。
8·4砸联司之后,许多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以砸支联站的名义冲砸对立面。为制止这样的状况,工总司于8月7日和8月8日连续两天发出通告:《关于处理支联站的通告》,《关于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的通告》,要求所属组织“不得借解散支联站为名,冲砸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对联司和支联站的群众“不要轻易扭送专政机关,不要拉出来游街,也不要进行人身侮辱”。
但是,还是有不少组织借口砸支联站攻打对立面,造成严重后果。上海8月4日以后一段时间内,许多武斗或冲突,理由大都是“砸支联站”:

8月6日,工总司普陀区分部以砸支联站为名,帮助101厂的造反队攻打另一派造反组织。101厂的两派纷争已有好几个月。一派为联合造反纵队(简称“联纵”),成员一千多人,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分部;另一派“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成员七百左右,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联纵在3月份夺了厂党委的权,成为掌权派。总部不服联纵一派掌权,于6月3日,在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的支持下,集结外厂9个组织约1500人,冲砸联纵,将其打出工厂。武斗中,联纵被打伤64人,总部也有20人受伤。联纵誓言“杀回厂去”,“血债要用血来换”,宣布总部是“支联站”。8月6日,在工总司普陀区分部支持下,组织八十多个工厂近万人,调来消防车、大卡车和大型公交车,使用长矛、铁锤、铁棒,甚至氨水、硫酸等,于凌晨2时向总部发起攻击,5时攻入厂内,武斗到上午10时方才结束。打死对方2人,打伤382人,自己这派也有160人受伤。101厂因此停产49天,经济损失60多万元。

8月8日,工总司电业总部以砸支联站为名,攻打电力修造总厂另一派造反组织“电业战士”。造成3人死亡,160余人受伤,全厂停产20多天,经济损失53万元。 电业总部攻打理由之一,是说中百公司大楼上那两幅巨幅标语是“电业战士”刷的。

毛泽东赞扬砸联司行动

砸联司行动时,毛泽东就在上海。毛泽东7月21日因武汉7·20事件被迫离开武汉,乘飞机到上海,张春桥为此特地从北京赶回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住了近两个月,直到国庆节前坐火车离开上海。 但为毛泽东的安全保密起见,除了张春桥的秘书,上海方面的其他人包括徐景贤,都不知道张春桥这一时期在上海陪毛泽东,以为他在北京。
毛泽东在上海时,住在西郊花园代号为“414”的招待所。8·4当天深夜,毛泽东坐了装甲保险轿车,由张春桥陪同,到外滩巡视。 徐景贤文革后回忆说: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毛泽东感到很高兴。电影制片厂人员拍摄的砸联司记录片,电视台随即转播。毛泽东在414看得津津有味。
9月8日,张春桥和马天水等接见了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戴立清、王秀珍等人。张春桥那天情绪非常好,称赞打联司的行动:

你们打联司打得好,一天时间就把上柴联司打掉了。你们工总司打联司打得对,打得得人心,受到了上海人民群众支持拥护。
联司破坏上海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再不能让联司他们这样闹下去了。

张春桥情绪好,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要徐景贤在电视台的频道中多安排些节目。徐景贤遵嘱,除了播放砸联司现场纪录片,还专门组织了几场批斗上海市委负责人电视实况转播,批斗现场设在上海杂技场或文化广场,张春桥在招待所陪毛泽东观看。在一个批斗会上,王洪文作总结发言,张春桥在一边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的情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虽然是在电视屏幕上。这个指挥十几万人踏平上柴联司的工人造反派领袖,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对上海的形势非常满意,甚至因此想在上海过10月1日的国庆节。他问张春桥“国庆节我在上海过好不好?”但是当时正值上海附近的苏南武斗非常激烈,而且部分武器已经流入上海,中央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工作难度很大,毛泽东最后还是于国庆节前回了北京。
9 月14 日,《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讲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毛泽东在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后多次讲的,在上海时又几次讲起。毛泽东终于看到群众两派对立的恶果。
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一天晚上,市革委会通知工总司总部的王洪文等开会,张春桥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张春桥告诉他们,毛主席原来打算接见工总司的部分负责人,但他当时对毛主席说,他们工人造反派守不住这个秘密,接见他们的话,主席住在上海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利。现在主席已经回北京去了。 张春桥还告诉他们,8月4日砸联司的那天晚上,他陪毛泽东坐小轿车去人民广场转了一圈。 陈阿大后来回忆张春桥的这段讲话:

你们8月4日打联司,我在上海,你们可不知道呀,这天晚上,我坐了车出来转了一圈,在延安西路和淮海路上,看到载满人的一辆辆卡车打好联司胜利归来,好多过路群众在马路上乘风凉,群众和在楼上的居民,群众大人和小孩都从窗口伸出头来,拍手鼓掌表示欢迎拥护攻打联司,说明联司非打掉不可,我看到这个情况很高兴。

1970年,毛泽东接见王洪文时,再一次谈起砸联司之事,毛泽东对当年这场势不两立的大武斗是肯定的。毛泽东说:

看了你们的电影,实际是电视片,你们打了个胜仗,稳定了上海的形势(应为“局势”-笔者注)。

在另一个场合谈到武斗时,毛泽东甚至对各地报上去的死亡人数不以为然,一次会议上——

附带又讲到武斗问题,主席讲:各地报上武斗的情况,死伤多少,讲得都很严重。武斗有,但查下来都没有那样严重,好像过去虚报灾情,好多领粮食一样,好得到支持。

毛泽东反对武斗,但当他的文革主张和支持者受到威胁时,他也不反对冲击一下对手。

小结

从联司和东方红的早期轨迹,可以看出文革前的人际关系,是怎样被文革初期的政治动员转化出派别意识。这是文革初期派别形成的又一模式,即派别意识不只由文革前与主流政治的亲疏,而且也由人际关系的亲疏决定。而以后,政治因素又不断激化着派别的对立。在上柴厂,干部问题是两派群众组织矛盾的开端。对干部的争夺,实际就是对政治资源和话语权的争夺。干部问题是夺权的关键,正是夺权和对于干部的评价,激活造反派组织的欲望以及组织之间的分歧。谁都希望夺得这个能够显示自己组织正确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
除了对干部的评价,联司和东方红争论不休的,是谁才算真正的造反派。因为只有具有了这个革命名分,才能够具有在文革新政权中参政的资格。这是中国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文化传统,所以必须不断进行谁是打天下者的鉴别。对文革来说,打天下的是“老造反”。不过,对于究竟如何区分造反派和老保,各方标准不一。在联司和东方红的争执中,联司一方认为东方红是老保,理由是东方红成员中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居多,这是以与文革前主流政治的亲疏划分“保”与“造”。东方红抨击联司是老保的理由,是因为联司中有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这是以文革初期的政治表现划分“保”与“造”。而全向东认为东方红是老保的理由则又不同,他认为工总司和市革委会已经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东方红与他们关系密切,所以是老保。这是以与文革中主流政治的亲疏划分“保”与“造”。
整个反对联司和支联站的过程,反映出文革对上海造反派角色身份转换的要求。1967年“一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秩序和权威的恢复和重建。因夺权而成为或即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们,身份的转换要求责任的转换。此时文革对造反派的要求,已经从1966年文革动员时期的“炮打”、“火烧”走资派,转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于是,“一月革命”前,衡量革命派或者左派的标尺是“造反”还是“保皇”,造反派是文革的动力,必须大力支持,保守派是文革阻力,不被允许存在。但是“一月革命”以后,衡量革命派的标尺因文革新秩序的建立而改变,以是否维护文革新政权、新秩序为标尺。
可是联司和支联站却没有悟出这个变化。他们争夺谁是名分最正宗的革命派,但标尺还是“造反”与“保皇”,还在为“造反派”名分而纠缠不休,全然不顾他们所反的对象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政权,全然没有觉察文革话语已经改变,革命派的标准已经变化。联司指责东方红是老保,既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老保,就没有存在权利,市革委会支持老保东方红,所以市革委会也必须改组。他们挑战文革新秩序,挑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以为只要造反就必然革命,必然是文革原动力,必然应该掌权,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造反观念,已经使自己成为文革发展的新阻力。
联司和支联站将“一月革命”前造反派“炮轰”上海市委的口号“上海必须大乱”,稍作修改,重又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口号:“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这是已经成为文革强势集团的工总司等最不能接受的。用《工人造反报》上的话来说:过去乱,是乱了走资派,现在再要乱,就会乱了自己。反映了已经跻身上海主流政治的工总司等造反派们,对不同阶段的秩序的态度。
砸联司是上海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武斗。和外地死伤无数的武斗相比,上海的这场大规模武斗要克制得多,武斗当场没有发现死人。而且,这场武斗与外地同一时期发生的武斗相比,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没有动用枪支弹药。上海几次著名的两派冲突,最初1966年12月底的康平路事件,只是拳脚相加;以后包括这一次上柴厂的大武斗,最多只是以长矛、铁棍、弹弓、燃烧瓶和高压水龙为主要武器,杀伤力较小。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地域文化所特有的上海人谨慎小心的性格,另一方面,也与驻上海军队没有太深介入上海地区文革有关。上海地区的矛盾都由张春桥表态定夺是非,军队对上海的是非没有发言权。向上柴厂派军宣队,是上海市革委会派出,军宣队进厂后的倾向,实际是市革委会的倾向,代表的是市革委会,而不是驻沪三军。这使驻沪部队领导部门,与上柴厂的两派都拉开了感情距离,避免了直接介入,也避免了武器流入民间的可能。
在全国一片武斗烽烟甚至真枪真炮战争之际,砸联司武斗,却是上海文革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上海的主流造反派在支联派还没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统一派别时,便抓了主要头头,继而砸了上柴联司。砸联司武斗的两个月之后,除了郊县和极个别工厂、学校,上海的两派冲突类型武斗基本平息。这为上海文革局势的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上海就这样以稳定的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
但是,这样的稳定却是以巨大代价换得。这个代价,不仅是两派群众的大量受伤,不仅是上柴厂厂房设备财物的严重损坏,而且更是对本已混乱的文革理念的彻底摧毁。造反派之所以成为造反派,从本质上说,就是反权威,自由言论,不盲从当局的舆论导向,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而他们最初的造反,实际上就是争取言论和结社自由。但是,现在他们自己也开始压制别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反的本义。这些刚进入主流话语的造反派们,缺乏对制度的呼唤意识,当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他们也如当初整他们的干部们那样坚决反击。在这方面,工总司的造反派们早有倪端。从对待赤卫队、红工司、二兵团,一直到对待联司,都是道不同就相砸,动辄宣布对方是“非法组织”,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粗暴激烈。他们对干部,对反对文革者也是动辄批斗。就这样,他们重复“资反路线”曾经对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层面进行哪怕是些许改变的可能,文革彻底进入死胡同。而他们直到最后被真正“秋后算账”,也许还没有对自己当初与“走资派”同样专横的行为有所反思和醒悟。
砸联司事件也显示造反派组织之间,没有双赢,只有你死我活。每一方都必须不断证实自己的正确及对方的错误。因为一旦失败,带来的结果是全盘皆输。不只是自己这派组织的溃灭,而且更是组织中每个个人,尤其是领导成员的彻底垮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文化基因,又一次在这里发挥影响。这也是文革前阶级斗争理论长期教育的结果,只讲如何“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讲如何妥协。在这种文化教育下,只知斗争,不知妥协,不知如何谈判。没有了上级权威的调停,双方根本不知如何互相退让一步。只要有分歧,一定都是真理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联司和支联站拒绝任何谈判和妥协,本来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矛盾,就这样成为死结,除了武力相砸,再没有别的出路。这也是文革武斗不断的又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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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〇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5月 30, 2022 8: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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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所知道的上海青浦武斗
(《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选读)

黄金海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黄金海回忆录第八章第三、五节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协助黄金海整理回忆录的叶昌明先生特意说明:有关青浦文革的史实,特请原“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简称“工青联”)的负责人陈恩伯校核,对黄文中有错的人名、时间等直接订正,对叙事方面需说明的则在后用【陈注:……】说明。

作者简介:黄金海,1935年生,江苏镇江人。文化程度成人业余中专。文革时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车工,劳动模范,市五好工人。1966年3月党支部大会通过其入党申请,但厂党委还未批准即遇文革爆发。因在6月15日写出批评党总支学风不正的大字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遂参加造反。8月组建厂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写出批判驻厂工作队的大字报,参与了上海工总司的组建。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委。文革结束后1982年8月23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15年病逝。著有《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2020年10月由家属自印分送亲友。

三、青浦“农革司”开上海武斗先例

上海的情况在全国来说比较特殊。上海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工总司”1966 年 11 月成立之初,就在“安亭事件”中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陆(上海警备区)、海(东海舰队)、空(空四军)三军在上海支左中也是方向明确、阵线清晰。尽管有些军队负责人如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有些观点与我们不一致,但他还是能做到“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我们同驻沪部队支左办公室相处一直很好、很协调。1966年12月出现的“工人赤卫队”在人数上虽一时多于“工总司”,但仅受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人的支持,军队始终没有表示支持他们。因此在上海文革中,从总体上讲几乎没出现军队支“保”支“右”的情况,更无给保守派发枪的事。上海也没出现持枪武斗的情况。
但是,在上海郊区青浦县曾出现县人武部支“保”、镇压造反派,以致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在一系列事件中造反派与保守派各死亡十几人)。
青浦县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组织有:“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简称“工青联”)于1966年11月29日成立;农民组织了一个“青浦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贫革会”)【陈注:‚贫革会原属“青浦县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即“联总”】,县级机关干部组织了“青浦县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机反会”);青浦中学学生成立了“青中红旗战斗团”(简称“青中红旗”)。青浦县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2月前的一段时间内,在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下和上海市区运动影响下正常进行着,在上海市的十个县中,青浦最稳定,实现了大联合,于1月16日由“联总”、“红卫军”、“工青联”等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向青浦县委、县人委进行夺权。
就在夺权后的关键时刻,在1967年2月2日“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农革司”)正式宣布成立后,青浦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等人插手操纵“农革司”,制造派性,煽动“农革司”与“联总”、“红卫军”、“工青联”、“机反会”、“青中红旗”等造反派对立。2月14日,在人武部顾仲良的直接策划下,会议也是在人武部开的,“农革司”调动上万农民进城,砸掉复员军人组织“红卫军”,开了上海地区武斗的先例。
紧接着,他们又在2月17日调集了几万农民进城,将“联总”、“青中红旗”、“房战团”、“青影东方红”、“上艺司全无敌”、“装卸队红旗战斗队”、“版司青浦纵队”等多个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统统砸光,并将这些组织的不少头头都抓起来关进青浦公安局。此后连续几天进行搜捕,许多人被迫逃离青浦。一部分“联总”、“青中红旗”等组织的人员坚持下来,联合组成了“反逆流兵团”。
2月23日,“农革司”再次调动农民进城,砸掉“反逆流兵团”。青浦县城一片白色恐怖,许多人不敢回厂,一到厂里就会被揪到公安局拘留起来。“农革司”成为独霸青浦的“革命群众组织”,几次三番煽动农民进城打、砸、抢,还有工分补贴。因为农民人数众多(许多人是受了煽动的),革命造反派成了少数派。后来,他们在1967年3月22日又从工人中拉出一个“青浦县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革司”),4月21日在学生中拉出一个“打刘兵团”【陈注:这些受顾仲良幕后指挥的组织,在1967年9月成立了“青浦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红总部”或“红色派”】。
把文革之初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组织统统砸光后,他们在3月19日单方面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革筹处”),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祸首顾仲良进了“革筹处”。

四、上海红卫兵、工人造反派支持青浦革命群众

上海市区出现“青浦告急”、“青浦在流血”等大标语,一些大学、中学的红卫兵“红东北”(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革会”、“红中技”、“红上司”等组织赶到青浦,声援少数派。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厂技校的红卫兵和“红革会”红卫兵还撰写了上万字的“支左”调查报告,抄成几十张大字报,贴在青浦县公安局门口墙上,要求释放被抓的人,引来成千上万群众观看。
3月中旬,市革委会派我去青浦做调查。我带“工总司”总部黄兆祥、邹天龙等几个人去了青浦,看到县城里造反队牌子都砸光了,人也找不到。我们去了朱家角镇,发现“工总司”县商业联络站的牌子还在,但没人,托人找到联络站的周亚英,了解“二·一七事件”的真相。又在上海铁床厂找到“工青联”的滕福根,进一步了解情况。
经过一系列调查,我向市革委会、王洪文做了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要支持青浦的造反派,将“工总司”青浦联络站恢复起来,被抓的人要释放。我提出顾仲良的问题涉及到军队,可以由市革委会向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打招呼。
3月29日,我和陈阿大、戴立清、邹天龙、黄兆祥几个人去青浦县公安局朱家角镇派出所找所长刘凤仙,“工青联”负责人陈恩伯、滕福根二人是被他抓起来的,我们要他放人【陈注:黄金海和陈阿大、戴立清等人这天到朱家角镇的“工总司”小分队驻地了解调查情况,正好这天“红色派”也冲击“工总司”小分队驻地,把陈恩伯和滕福根二人抓进派出所,黄金海等人知道后即去派出所交涉】。
一到门口,好家伙,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守着。我对刘凤仙说:“你这小小派出所竟有解放军站岗,够威风,全国大概独此一家,闻所未闻。”(连“农革司”大门口也有解放军站岗,还美其名曰“支左”。)小小派出所长,盛气凌人,胡搅蛮缠,甚至将口袋里的手拷拿出来摆弄,吓唬我们,还告诉我们来青浦要登记临时户口。我告诉他,我们是上海市革委会青浦问题调查组的,他的嚣张气焰似乎才消了些。我们向他宣传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1966年8月21日下达的《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刘凤仙开始很嘴硬,就是不肯放人,陈阿大和他大吵一场,拍了桌子,指责他对抗中央、中央军委,要造他的反。他终归是理亏,最终还是将陈恩伯、滕福根二人给放了。
从朱家角派出所出来,我们又赶到青浦公安局,同样宣传了中央文件。当时“青中红旗”和“联总”的头头洪国钧,“全无敌”头头钟少翔等人都被拘在县公安局,去交涉要他们放人,交涉过程中没发生任何冲突。【陈注:经过上海市和青浦县的造反派共同努力斗争,最后青浦“公革会”不得不在5月17日才全部释放了“联总”头头洪国钧及其他几位革命造反派的同志。】
文革后编的青浦县志说我带了“几百个人冲击派出所”,一派胡言!我们仅去了五六个人,哪有几百人?当天除了陈阿大喉咙大一点外,别人都是劝说为主,连派出所的一只杯子都没有打碎,何谈“冲击”?有趣的是,我上世纪90 年代初出狱后,刘凤仙已是县邮局局长了,他托青浦造反派杭德法多次请我到青浦聚一聚,我一直没机会去,等到有机会了,他却故去了,不然和他叙叙旧应该很有意思的。
我经市革委会、王洪文同意,于3月22日将“工总司”文艺小分队(即总部赴青浦调查组)派去青浦,由邹天龙、黄兆祥带队负责,还将“工总司”大旗也扛去,宣传中央文件,宣传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恢复“工总司青浦县联络站”工作。顾仲良和“农革司”头头徐家桢则不断挑动农民进城,企图将“工总司”小分队和红卫兵打出去。特别是当地搞了所谓“摸鸡棚”行动,即半夜三更十几个农民一组,到一些造反派的家里砸、抢一通,把人拖到外面毒打一顿,搞得人人自危,许多造反派连家都不敢回。“工总司”小分队和红卫兵只能集中住在青浦电影院,以防“摸鸡棚”。我们做顾仲良的工作,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也做工作,希望他遵守中央关于不允许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但他就是不听。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青浦县的少数派也开始文攻武卫,双方都有伤亡,共死20多人。此事在后来审判我时,作为重要罪状反映在判决书中。我当时对检察院、法庭都申辩说,我们去青浦就像救火队一样竭力制止武斗,而人武部的人一再挑起武斗,这账该怎么算?我甚至提出:“青浦发生那么多次武斗,你们只要证明有一次是我指挥、组织的,甚至我知道哪一次武斗而不去制止的,青浦所有的武斗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检察院、法院始终拿不出这样的证据,还是判了我这个罪。我上诉后维持原判。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革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太大,且由历史去评判,就具体事件来说,应作具体分析判断。凡事都有因果,武斗的发生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但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反对武斗,“十六条”和以后许多文件、讲话一直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武汉军区一手挑起严重武斗时,毛主席还冒着极大的风险亲自去武汉做工作。以后还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要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某些掌权者就是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青浦县的武斗正是这股逆流的反映。

五、青浦武斗中的几个重要事件

除了前述的“二·一七事件”,还有:
“五·一八事件”
1967年5月18日,“工总司”小分队和市区红卫兵“红东北”、“红西南”、“红中技”一些成员在青浦剧场聚会【陈注:当时青浦剧院是上海来青浦红卫兵的住宿点,工总司小分队住在县前街群众旅馆】。“红色派”在这天白天组织游行,高呼:“二·一七好得很!”红卫兵回敬道:“好个屁!”当天晚上,“农革司”就调动几千农民包围了青浦剧场,冲砸红卫兵。红卫兵都是十几岁二十不到的娃娃,小分队里大多是女孩子,根本只有挨打的份,被打伤40多人。现在的青浦县志上说“发生冲突,有四十多人被打伤”,含糊其词,怎么起的冲突,谁被打伤,全不交代清楚。
第二天,5月19日,青浦“火线指挥部”(“工青联”等少数派组织在 5月16日联合成立的)将五名策动这起事件的干部和四名直接指挥的人揪到三十一棉来告状。我赶回厂里了解了这一情况,批评了这几个人,他们也认了错。在整个过程中,从未发生对他们殴打或体罚的情况,有个人可能被揪来时头上破了皮,我叫厂医务室给做了检查治疗。我又叫少数派写个报告给市革命委员会,并讲你们无权扣人,都要放回去。
“六·四事件”(又叫“重固事件”)
重固乡造反派组织正要恢复时,“农革司”调动农民去砸了一通,将一名饭店职工沈永兴活活打死。这次事件根本谈不上武斗,因为造反派组织只是在筹建恢复中,几个人,怎么会和大批农民武斗?这纯属杀人事件!
“七·二一事件”
7 月 19 日,“火线指挥部”接管了县“革筹处”,因为“革筹处”是顾仲良挑动农民进城将造反派组织统统砸光后,单方面组成的。接管时仅仅占了几间办公室,没发生冲突,更没武斗。谁知两天后,7月21日,“农革司”调动上万农民包围了“革筹处”(在县委招待所),冲击围攻中打死了“火线”方的造反队队员吴志浩、李树源等三人,400多人被打伤。他们还用船运来氨水,用高压泵往楼房上喷,上面几百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警备区支左办主任隋日瑞和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直接找了顾仲良,要他立即动员农民撤掉,回答是没法做工作,农民不听。为此,王洪文特地写了一封信,叫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的秘书高松送过去,内容是违反中央规定挑动农民进城是错误的,此事已上报周总理。由于陆军倾向性比较强,后来(经中央同意)调了东海舰队几百名官兵去才解了围,避免了更大伤亡。
“八·二二事件”
8月22日,朱家角镇“红色派”人员打砸“火线指挥部朱家角联络分站”。分站里就几个人办公,县城“火线指挥部”调了三卡车人急驰到朱家角支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全国普遍文攻武卫,青浦少数派也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在这次冲突中,多数派“红色派”农民死亡一人,少数派重伤多人,这是青浦多数派人员第一次被打死的案例。从这件事来看,少数派有些不冷静,但由于前几次事件中少数派先后被打死4人,打伤400多人都未追究,情绪难免比较激动,这次又是被动防御,为防止“重固事件”重演,也属无奈之举。
“八·二三事件”
8月23日,少数派在县城南门夜间巡逻时遇见多数派,发生冲突,多数派被打死一人。
“八·二五事件”
8月25日,赵巷乡东方红中学红卫兵在刷大标语时,被“农革司”农民围攻,因为就几个人,根本没有还手能力,最后一位老师卜鸿钧被活活打死。红卫兵求救,赵巷大新砖瓦厂工人造反队增援红卫兵学生,在抓凶手的冲突中“农革司”也被打死一个人。这是多数派被打死的第三个人。
第二天,8月26日,“农革司”头头徐家桢亲自到方家窑,召集大批农民要冲少数派集中的大新砖瓦厂(在赵巷地区的市属单位)。这天我正在支左办公室,隋日瑞接到青浦县人武部报告(人武部内也有反对顾仲良这种做法的,副部长白文哲就是代表),我们顿时感到事态严重。怎么办?徐家桢是听顾仲良的,张宜爱副司令员下令县人武部去做工作,可顾不愿去做工作。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我和张副司令员决定亲自去制止。张宜爱怕我被认出来惹大麻烦,叫我穿了一套军装,戴上领章帽徽,化装成解放军。我们赶到方家窑,只见打谷场上已挤满了手持锄头、铁锨,肩扛木棍的农民。突然又发现徐家桢正在现场煽动,张副司令员紧张了。当时整个青浦县城乡都贴满了“打倒黄金海”的标语,连小孩都知道,农民大多只知道我名字,不一定认识我,但我和徐家桢打过多次交道,只要他一叫黄金海在这儿,我就会被不明真相的农民乱棍打死,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灵机一动,干脆走到徐家桢身边。他这时认出我来了。我进一步贴紧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装着握有手枪——其实并没枪,连一起去的几个战士也都空手没带武器。徐家桢吃不准,没敢喊。张副司令员就叫大家散了,要相信市革委会会正确处理。我告诉徐家桢:“赶紧叫大家散了,再造成流血事件唯你徐家桢是问。”他只好顺势讲我们相信市革委会,相信解放军,既然张副司令员说了,大家就散了吧。也看得出广大农民并不愿意参加武斗,很快一溜烟地散了。前几个月农民进城很积极,因为有绝对优势,只有他们打人的份,没有被打的风险,“摸鸡棚”还有好处可捞。少数派文攻武卫后,听说多数派也有被打死打伤的情况,再调农民进城武斗就不大容易了。农民没医保,一家少了或者残了一个劳力,整个家庭就遭难了。我们要回去了,但车在公路上,离打谷场有几百公尺,万一徐家桢在后面叫唤还可能出事。我就继续贴着他,要他送送张副司令员,他只好一直送我们上了车。随后我叫砖瓦厂的工人、学生全部撤了,避免发生冲突。
“一〇·一七事件”
多数派“工革司”在城厢镇支家弄的原红十字会医院,他们在楼顶上设了工事,居高临下,用自制的弹弓打少数派的红卫兵、造反派,甚至不相干的过路群众经常有人被射伤,引起民愤。群众自发地冲击了“工革司”,其中有红卫兵,有居民群众,也有造反派。后来,另有一部分人去包围了城厢二中的多数派“打刘兵团”,认为弹弓事件与他们有关。
事情发生后,支左办公室隋日瑞接到县人武部电话,知道了情况。眼看一场大规模武斗又要爆发,隋处长通知我到支左办。我用支左办的军用电话找“工青联”主要负责人陈恩伯,没找到,找到了另一负责人杨宝财。他在电话里本想解释,我说:“现在你什么都不要解释。无论什么理由,你们主动包围二中‘打刘兵团’总是错的!尽管你们事先不清楚,也不是你们调的人,但现在你们知道了,必须叫大家撤出!如果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我找你们几个头头算账,你们要负全部责任!请转告陈恩伯,并转告现场的人,这是‘工总司’的意见。”
经他们再三做说服动员工作,群众终于开始撤退了,人武部即时来电话告知了我们。
【陈注: 设在支家弄的“工革司”总部(原红十字会医院房屋),6月底就开始建立武斗小分队。到8月初起,“工革司”开始大修工事。在门口两边放置两排麻袋黄沙包,留下一人进出的小通道,还把底层窗户用砖砌上,在屋顶上用毛竹搭成瞭望台,并在上面安装了大型弹弓,专弹铁螺母,射程可达几十米,晚上铁螺母打在地上的石头上还冒火花。到10月份出现多次用弹弓弹铁螺母伤人和殴打“火线”派过路的群众。广大群众把这条路称作阎王路,尤其是房管所和修建队的工人上下班只好绕道行走。10月17日上午,有群众多次到“工青联”反映讲“工革司”用弹弓伤人,引起了民愤很多,群众自发地与“工革司”对抗。由于无组织的行动已有多人受伤,很多造反队员到“工青联”来反映,要求“工青联”出面干涉。有的造反队员到“工青联”来骂头头不管队员的死活。“工青联”把群众的反映及时电告武装部,要求解放军去阻止“工革司”的伤人行为,武装部也叫“工青联”去做群众撤退工作,我们到现场支家弄农业银行边上时,就看到“工革司”还在弹铁螺母。支家弄路口有很多群众,有的在甩砖头,有的在骂,有的在看。我们要他们撤退避伤亡,反而被群众大骂头头右倾不顾群众死活。在那种双方冲突白热化的场面下,撤退要求根本没有人听的。“工革司”也是不听解放军劝阻,还是不断用弹弓弹射螺母伤人,所以双方还是继续冲突。由于群情激烈的无组织行动撤也撤不下来,而受伤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群众自发的冲突延续到下午,被打伤的群众越来越多。面对这情况,“工青联”头头就开会商量乘机把“工革司”砸掉。会议达到基本一致意见后,马上就通知各系统组织武斗队伍到火线大楼门前集合去砸“工革司”。约半小时后砸“工革司”的队伍回来了,当队伍走回火线大楼(招待所)门口时,只听队伍里有人高喊去把二中“打刘兵团”一起带掉(砸掉)。在大楼门口已经停止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跑上东门桥向城厢二中冲去,叫他们不要去根本叫不停。我们火线头头马上开会研究当时情况,就在我们开会时总部打电话来,要“工青联”把去二中的武斗队伍撤回来。我们就停止会议到二中操场上向队员转告“工总司”意见,动员队伍撤退……】
10月17日,就在大多数人已经撤退时,大批农民进城了,开始追杀尚未来得及撤退的群众。青浦中学的红卫兵盛卯全(仅二十岁)被农民捉牢,将头按在水田里。旁边支持多数派的人武部干部怕出人命竭力去救,指出这是犯罪,要出人命的,可是被几个农民拦住,眼睁睁地看着盛卯全被活活呛死。“工青联”负责人杨宝财也没来得及走,头、背、胸被砍了七八刀。文攻武卫负责人叶章才为救人,被农民追上一顿锄头、铁棍,当场打死。被打伤的就更多了。杨宝财被抢救出来,送至中山医院,徐景贤、王洪文和我都去看了他,只见他不省人事,头、颈部肿得很大,浑身是血。中山医院全力抢救才挽回他一条命。
“一〇·一八事件”。
这是“一〇·一七事件”的延续。10月17日大批农民进城后,打死打伤许多人,第二天又大搞“摸鸡棚”。18日凌晨青浦五金电器厂工人袁迪洪被农民冲进家里拖到外面,活活打死在西门街上,更多的人被打伤,家也被砸了,好点的东西也被顺手牵羊了。(此后,这种“摸鸡棚”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根本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单方面的打、砸、抢、屠杀!一些农民乐于此道,既无风险又能捞到好处,还有工分补贴,何乐不为?)
同一天,又有大批农民增调出来,总数达到万余人,攻打少数派“火线指挥部”大楼,几百名造反派、红卫兵、机关造反派被围在县委招待所三楼的楼顶。“农革司”运来大量农用氨水、农药,准备向上面喷射,几百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市革委会、上海警备区领导再三指示县人武部必须动员农民撤退,警备区并派出宣传队到青浦宣传停止武斗,但广播宣传车也被农民砸了。“农革司”只听顾仲良的,可是顾仲良置之不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在支左办公室里,市革委会领导王洪文、总部王秀珍、陈阿大等人和警备区领导研究,拟请空军用直升机将被围困的人员吊出来,但因人多房子又矮,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决定自己调人进青浦解救。
当时决定由我去安亭调“安亭兵团”,从安亭方向进青浦,金祖敏去闵行区调人从闵行方向进青浦【陈注:当年听“工青联”驻沪联络员赵友纯讲是戴立清带人从松江方向进青浦】,陈阿大、缪南生等人调市区队伍从西郊公园(现在的动物园)正面进青浦。为防止“农革司”设路障,还调了大型推土机、铲车等机械。到晚上7点多钟准备进发时,得悉“农革司”因知道大批工人要进青浦,迅速撤了。消息是青浦县人武部电告支左办公室的,比较可靠。总部决定,既然危机已解决,人就不进去了,撤!【陈注:此事件是鉴于“红色派”不听市里劝阻,从18日起一直围攻火线大楼不肯撤离,总部10月23日在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开会,决定调动数万人队伍,分三路挺进青浦,平息武斗。“工青联”驻市区联络员赵友纯、孔繁富还安排了人员分别为三支队伍带路。之后,当中路队伍在沪青平公路吴家巷地段集合了几十辆卡车、约近万人时,王秀珍赶到集合点传达了张春桥不同意的意见,后解散队伍回各单位。“红色派”消息也很灵通,当晚就全部撤退到农村。】
“六·一一事件”(又称“金泽事件”)
金泽镇造反派因为怕被“摸鸡棚”,聚集在供销社药材仓库楼上。1968年6月11日下午,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红色派”和大批农民包围攻击,两人被活活打死,十余人受伤。
“七·九事件”(又称“白鹤事件”)
1968年7月2日,因白鹤乡“火线”方造反派被“农革司”和“三四八八”武斗队冲击并打伤多人,其余人逃到县城控告求助。7月9日“工青联”的黄进军(老干部)、沈永良未经负责人杨宝财同意,擅自调人去白鹤反击,在冲突中“农革司”方被打死两人。黄进军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文革后被判无期徒刑。

青浦县所谓武斗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事实基本在这里了。根据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如不带政治偏见,稍讲一点实事求是的话,不难看出为什么一个大联合的形势稳定的县,一下子变成了武斗不断、伤亡惨重的地方。祸首正是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那么,顾仲良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是地方政府瘫痪,无法行政,文革进入夺权阶段,能保持完整体系和行动能力的只有军队了。1967年2月前后,全国武斗上升……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打压造反派,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造反派,把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武斗恶性升级,都是某些部队以“支左”名义搞起来的。顾仲良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
青浦这么严重的打、砸、抢、杀,文革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少数派头头黄进军被判无期,杨宝财被判15年,陈恩伯被判18年,沈永良被判15年,钟宝根被判12年,丁梅蓉被判10年,还有两个大队支书宋月芹、沈国良被青浦法院判无期,后市中级法院改判为 15 年【陈注:还有许才良判10年、蔡祥卫判7年、张学东判2年】……判刑的19人全部是造反派,都以“打、砸、抢分子”罪名判了重刑,而多数派“农革司”那样残酷杀人者却一个也没被抓,更没一个被判刑,都成了“左”派!文革后在青浦召开的批斗会上,一边是我和张宜爱副司令员接受批斗,一边是宣布为顾仲良平反。

(《昨天》编者注:1982年8月23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2)沪中刑字第 374 号》中说:“一九六七年被告人黄金海还在青浦县煽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黄金海在回忆录中对此指控做了如下自我辩护——)
(三)关于青浦县武斗问题
在讲到青浦县武斗时,二张(《昨天》编者注:指上海市检察院来提审他的两位张姓检察官)说死伤那么多人(双方各死十多人)的武斗是我策划的,我应该负责。
我说:“你们是代表检察院来的,是执法机关,讲话要科学,要有确凿证据,不要从主观概念出发,胡子眉毛一把抓。青浦问题,首先应搞清是谁打谁、谁杀谁,谁是被迫自卫,青浦之所以武斗不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根本问题不搞清楚,笼统地说青浦武斗谁要负责任,执法严肃性在哪里?关于青浦历次武斗我不知写过多少次了,你们查了几年,应该清清楚楚,说我是青浦武斗的策划者,是事实吗?如果你们有根据证明青浦任何一次武斗是我策划的,是我指挥的,是我煽动的,甚至我知道而不加制止的,那么青浦所有武斗所造成的后果统统由我一个人承担。哪怕只有一次!你们有吗?查了几年了,有吗?一件都没有。我倒可以提供自己多次甚至冒了生命危险到青浦去制止武斗的证明,为什么还认定我是挑动武斗的主要分子,是打、砸、抢首要分子?我打谁了,砸过什么东西,抢过什么财物,有吗?查了五六年都没任何根据。你们口口声声说以事实为依据,现在一点事实都拿不出,就下结论说我挑动青浦武斗,站得住脚吗?”
我又说:“你们抓住的唯一理由就是1967年11月我参加被进城农民活活打死、按在稻田里活活闷死的叶章才和盛卯全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授旗授刀,讲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这句话,就认定青浦流血事件就是我挑起的,站得住脚吗?就事论事说,那天大会事先并没有授刀授旗议程,在我讲完后,突然冒出了这个议程,令人猝不及防。其实就是将一面‘文攻武卫’旗子和一把象征文攻武卫的铁皮制作的大刀,授予被打死的文攻武卫负责人叶章才的接替人。会后我对少数派头头陈恩伯就提出批评,说为什么事先没与我商量,这样做是不妥的。至于‘血不会白流’,是指那些杀人凶手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并非要大家去杀别人。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人都被活活打死了,在追悼会上总不能说死得活该吧?讲一句血不会白流以慰死者家人是天经地义的。”【陈注:10.17事件后,11月19日下午,火线在红卫兵剧院召开“叶章才、袁迪洪、盛卯全三烈士追悼大会”。那天追悼大会由“火线”办公室主任杨森才主持,大会宣布袁迪洪烈士生前所在的战斗队命名为“红军战斗团”,叶章才烈士生前所在的战斗队命名为“叶章才战斗队”,盛卯全烈士生前所在的天兵战斗队命名为“盛卯全战斗队”。“工青联”驻沪联络员赵友纯去总部把蒋周法、黄金海也请来参加大会。大会议程中有总部领导发言一项,蒋周法、黄金海都在会上作了发言。当黄金海发言后准备回坐席时,大会主持人杨森才又讲:下面请工总司领导黄金海向叶章才战斗队授旗授刀,接着就有会议工作人员把旗、刀拿给黄金海,手工业局造反队头头杭德法头戴钢盔站在边上准备接旗接刀,在这种场合下黄金海迟疑了一下,就接过旗刀交给杭德法。追悼会一结束,黄金海就在主席台上责问陈恩伯,讲这授旗授刀怎么事先没有告知,如果我不接受,大会就出了洋相,考虑到是开大会,今后要注意。其实加进这授旗授刀议程,连陈恩伯也不知道。后来弄清情况了,就由赵友纯去总部向黄金海汇报和表示“工青联”作自我批评。想不到这一事情竟然成为黄金海“1967年还在青浦县煽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所谓“罪行”。】
我还说道:“从历史背景上来说,青浦的武斗从1967年2月开始,就是人武部政委煽动‘农革司’一次一次挑动农民进城打、砸、抢、杀少数派,先后杀害少数派多人,有些根本不能算武斗,完全属于行凶杀人。农民一进城就成千上万,少数派没来得及逃的就被活活打死,怎么能算武斗?斗应该是你来我往的。所以最先被打死打伤的全部是少数派的工人、学生,这情况我在材料里写了多次。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提出‘文攻武卫’,青浦少数派眼看一个个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刷标语就被打死,于是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不再像以往那样束手被打、被杀了,也开始自卫了。在法律上讲这也是正当防卫,各国法律也都规定正当防卫无罪。所以退一万步说,授‘文攻武卫’旗,授象征文攻武卫的刀,并不构成挑动武斗。难道人家锄头、长矛砍下来、扎下来,只能把头伸出去任其宰杀不成?”
我强调说:“那些一次次打人、杀人的凶手,你们一个都不追究。少数派一再被杀,忍无可忍才被迫起来自卫,如今一个个都被抓起来追究刑事责任。……粉碎‘四人帮’后,被抓的全是造反派,屡屡挑动农民进城的幕后策划者和那些杀人凶手一个都没抓。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难道一派是八路军,一派是日本鬼子吗?你们检察院究竟代表法律,还是代表派性,还是代表某个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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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考订】

当代县志记载的青浦武斗与我们所知的真相

卞 权 执笔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卞权、陈恩伯、杨宝财、洪国钧、钟宝根等多人回忆,卞权执笔,并经叶昌明修订的《上海青浦文革亲历实录》。

有关文革中上海市青浦县的武斗,我们查阅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和方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两种《青浦县志》(以下分别称上海版和方志版),有些不同看法。
《青浦县志》(方志版)第1307页写道:“今天,‘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作为史志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青浦县这一时期发生的一切非常事件真实地记载下来。”青浦的史志工作者有这样的态度当然很好。但工作中是否做到了“有责任”地“真实地记载”?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历的那些历史真相如实写出来,留下一段真实的史料,以补正《青浦县志》对青浦文革中诸事件记录的不足。
青浦县在文革中发生严重武斗,主要是在1967年2月到1968年7月这段时期里,起因就是当时掌握着青浦文革运动主导权的青浦县人民武装部第二政委顾仲良等人,支一派压一派,煽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多次违背中央禁令,调动农民进城武斗,使青浦两派长期对立,冲突不断,造成严重恶果。

“冲击”县公安局

《青浦县志》(上海版)第40页:“4月11日 上海‘工总司’小分队及青浦‘工青联’、‘青中红旗’等,再次冲击县公安局。”

《青浦县志》(上海版)把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县公安局外面要求释放“二月镇反”中被抓捕关押的造反派的抗议活动,写成“再次冲击县公安局”,是对史实的曲解。
这一事件的背景,亲历过青浦文革运动的老人都知道,1967年2月14日青浦发生了大批农民进城打砸“青浦红卫军”的“二一四事件”,2月17日又发生了更大规模地打砸“青浦联总”等群众组织的“二一七事件”。其组织规模之大、打砸手段之劣,绝非一般群众组织能做到的。“二一四”砸“青浦红卫军”、“二一七” 砸“青浦联总”,就是先有县人武部顾仲良以“支左”名义策划、表态、安排“农革司”调动农民冲砸群众组织和扭送其头头至县公安局拘捕、关押的“冲砸事件”,紧接着就是在青浦镇压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二月镇反”。
1967年4月1日中央发出中发【67】117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时称“四一指示”),明确宣布:“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4月6日又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十条),宣布“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在中央这一系列新的指示精神鼓舞下,上海师大“红革会支左调查组”的卞权同学,即请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组织负责人侯邦祺帮助,翻印了500份中央“四一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全文的传单,火速奔赴青浦,在城厢镇广为张贴散发。人们奔走相告,大量传抄、翻印,将中央“四一指示”和军委“十条命令”迅速传遍青浦城乡各地。从上海市区来青浦调查情况的造反派和青浦本地的造反派,为了要求释放在“二一七事件”后被打成“反革命”而抓捕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及骨干,以及“反逆流兵团”被取缔后关押的成员,由上海无线电26厂“红中技”(厂技校红卫兵组织)赴青小分队,配合“工总司”小分队,将上师大“红革会”驻青浦代表卞权同学执笔的《支左调查报告》和《中共中央“四一指示”》、《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等文件,先在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里抄写成三十多张大字报,然后到青浦张贴在县公安局门外的围墙上,并派红卫兵日夜守护大字报,使大字报持续保留多日。
当时,县城街头马路边争看大字报的群众围得人山人海,很多人热泪盈眶,真实地感到了“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但顾仲良等人还是大肆宣传,说中央“四一指示”是针对安徽的,不适用于青浦,拒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人员。
鉴于青浦公安局拒不执行中央“四一指示”, 以上海无线电26厂 “红中技”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在县公安局门前静坐抗议,后上升为绝食抗议,有数名学生红卫兵因绝食而晕倒,送青浦红十字会医院救治。“工总司”小分队的黄兆祥、吴解福等人在公安局门前宣传演讲,看到“公革会”(青浦县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安局的保守派组织,曾在“一月革命”风暴中自动宣布解散,在“二一七”事件中又恢复了,并且以群众组织名义行使专政机关职能镇压造反派)人员进出就与其辩论。上海“工总司”小分队、“红西南”赴青调查组、“红东北”赴青调查组、“红中技”赴青调查组、“新复旦师”赴青调查组、“交大反到底”赴青调查组等市区来的造反派和青浦造反派紧密团结,共同斗争,向青浦“公革会”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释放和公开平反被抓的造反派人员。造反派并在县公安局门前装了几只高音喇叭,反复宣读中央“四一指示”,一时间“砸烂青浦公革会”、“青浦公革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呼声响彻青浦城。
这一抗议行动连续进行了十多天。最后,青浦“公革会”迫于当时的形势,才不得不开始释放抓捕的造反派人员,在5月17日释放了洪国钧同志,但有的一直拖到6月中旬才被释放。青浦“公革会”拖到6月18日到7月初才先后发出了五份所谓的平反公告,对“二一七”事件后被抓捕的革命造反派人员作了所谓平反。之后“县革筹处”顾仲良等人还要自欺欺人地说什么“当时抓得对、现在放得对”。青浦“火线”指挥部、“工青联”为此都发表了严正声明予以驳斥。
在这段时间里,上海“新复旦师”、 上外“野战军”、 一医“红卫兵师(筹)”、 华纺“红师(筹)”、师院“红革会”、华师大、上师大、交大“反到底兵团”、同济“东方红兵团”等大专院校组织,以及上海“红东北”、“红西南”、“红中技”、“红反会”、“红上司”等全市中学红卫兵组织,还有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对立的两派“红旗”与“红纵”,还有上海市区的“手工业总部”、“版司”、“上艺司”等四十多个群众组织,都纷纷派出调查组、小分队来到青浦,声援、支持青浦的造反派。全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还于1967年8月4日晚上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纪念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彻底粉碎党内最大走资派的新反扑,坚决支援青浦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复辟斗争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工总司”赴青调查组,上海各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上海各系统、地区的群众组织代表,以及青浦革命造反派代表,共计数万人。

附:
上海市青浦县反复辟火线指挥部发言人声明

上海市青浦县反复辟火线指挥部发言人奉命就“青浦公革会”六月十八日的所谓平反公告发表严正声明如下:
(一)“二一七”反革命事件后,“青浦公革会”在其幕后指使者策划下,假借所谓“镇反”将数十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打成“反革命”,非法拘捕数月之久,充当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打手和帮凶。这是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二)青浦旧县委和旧公安局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大肆拘捕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必须揪出,斗倒斗臭。
(三)六月十八日“青浦公革会”迫于当前锐不可挡的革命形势,发出了五份“公告”, “公告”中施展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卑劣伎俩,对于这种假平反、真反扑的阴谋特别提出强烈抗议!对于“青浦公革会”负隅顽抗继续对抗中央“四一”指示,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的恶劣行径,必须予以充分的揭露、批判。
(四)必须指出:“青浦公革会”只是一个群众组织,它无权抓捕、也无权释放。但是在“二一七”及以后一系列事件中,“青浦公革会”充当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忠实打手,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青浦公革会”一小撮混蛋头头必须承担罪责,并且作公开检查。妄图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保留向上级(直至中央)反映情况的一切权利,并将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革命行动。
(五)同时,要求青浦县人民武装部及警备区小分队责成监督青浦公安局及有关方面切实遵照中央“四一”指示及公安工作六条规定,不折不扣地对非法拘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彻底平反,并对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予以依法查办。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
严正声明

青浦县“公革会”在自青浦“二一七”以来所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利用专政工具非法拘留、扣押了大量的革命群众,已堕落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中央“四一”指示、中央军委十条的下达,给青浦“公革会”一小撮头头当头一棒。但是青浦“公革会”竟公然违抗,拒不执行,在广大革命造反派再三的严正抗议和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释放了无辜的革命群众,后又不得不在六日十八日贴出了几张公告。名为平反,实为向革命造反派反扑。更为甚者,竟恶毒地把一切错误转嫁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抓得对,放得也对”的谬论制造舆论,实令人发指。
青浦县“公革会”本是一个群众组织,它根本无权平反。“公革会”出面平反,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脱罪责,企图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关。纯粹一副保皇嘴脸,并原形毕露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青浦县“公革会”就是明目张胆地歪曲中央《规定》,为此我们再次严厉警告青浦“公革会”一小撮头头,必须悬崖勒马,向革命造反派作认真检查,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以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青浦县联络站
1967.6.22.

附:
最高指示
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为钟少翔等同志平反书

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不好,因而在六月十八日为“青浦反逆流兵团”平反的公告中,没有真正做到毛主席要求我们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钟少翔、洪国钧、马震亚、吴永福、姜鹤鸣、王晓棣六位同志在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做过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情,犯过不同程度的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我们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这些问题看得过分严重了,因而在二、三月份分别将上述六个同志拘留,这是严重的错误。
根据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和中央、市革委会的有关指示,现宣布:
(一)把“青浦反逆流兵团”当作反革命组织取缔,并印发取缔公告;把钟少翔等同志进行拘留;以及在各种不同场合把有些同志宣布成反革命分子,都是错误的,一律予以平反,并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二)钟少翔等同志在拘留以前和拘留期间所写的检查交代材料,全部退回本人处理。其他检举材料、调查材料、审讯材料等,按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规定,由承办单位负责集中清点后,在县政法办公室和本人所在单位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今后,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我们一定要狠抓思想革命化,狠触灵魂,认真改造世界观,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同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青浦县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
(青浦公革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1967年广播站“五五”事件

《青浦县志》(上海版)第40页:5月5日,县广播站被“造反派”占据。6日,县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当晚,王洪文、黄金海等人在青浦剧院召集1000多人开会,挑动派性斗争。
《青浦县志》(方志版)第1311页:冲击县广播站 1967年5月5日上午,由造反组织“工青联”与“红西南”策划,由上海“工总司”赴青浦小分队头目指挥,“青中红旗”等造反组织冲击县广播站。下午3时,被另一方“农革司”反击,并占领县广播站。正常广播被迫停止,广播站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当天晚上,上海“工总司”头目王洪文、黄金海等七八人驾车到青浦电影院(城中南路465号),召集1000多人开会,发表挑衅言论,挑动两派斗争。翌日,广播站由“支左”解放军接管。

我们所知的史实是,青浦县广播站从“二一七事件”后,就不再播送不符合以顾仲良为代表的青浦当地领导人胃口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事实上县广播站已变成“红色派”的派性宣传阵地,搞武斗打砸抢时调动人员的通知站。
5月5日上午,县广播站对徐经“五四”事件又在作片面的、歪曲事实的派性宣传,欲继续挑动农民斗工人和学生。“青中红旗”红卫兵果断地“采取革命行动”,占领了广播站,宣布了广播站制造城乡对立、制造工农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状。在“县革筹处”的幕后指挥下,“红色派”调动大批“红色造反队”和“打刘兵团”人员,以及不明真相的农民,冲击被红卫兵占领的广播站,又强行夺去了县广播站的控制权。
上海市革委会对青浦发生的“县广播站事件”非常关心,当天市革委会、警备区、“工总司”等领导到青浦,分别对两派做工作。晚上在青浦剧院召开造反队员大会,市革委会、警备区、“工总司” 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会上王洪文、王承龙、戴立清、黄金海等讲了话。
5月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制止武斗紧急通知》(十条) ,其中明确由驻青部队接管县广播站,不准搞派性宣传,要“县革筹处”正确对待两派群众,搞好青浦文化大革命等内容。但“红色派”人员却在“县革筹处”驻地机关招待所围攻市革委会领导,把汽车轮胎气放掉,“县革筹处”主任孙全福还讲:坚决不承认“十条”。
很明显,《青浦县志》不但没有将青浦县广播站“五五”事件“真实地记载下来”,反而是隐瞒了真实情况,对事实作了“按需裁剪”的叙述。

1967年青浦“五一八事件”

《青浦县志》(上海版)第40页:18日下午3时,上海市区的几所中等学校的“红东北”、“ 红西南”和“红中技”等红卫兵组织,同青浦“火线”下属组织,冲击城厢地区一个“造反队”。当晚,在青浦剧院的“红东北”等红卫兵组织被围,双方发生冲突,有40多人被打。19日“火线” 一派将5名干部、4名群众关在上海国棉31厂,进行拷打。
《青浦县志》(方志版)第1311页:1967年5月18日下午3时,上海“红东北”、“红西南”和“红中技”等红卫兵组织,同青浦“火线”下属组织,纠集200多人冲砸城厢地区一个“造反队”。当晚,驻扎在青浦电影院的“红东北”等红卫兵组织遭到被砸一方红卫兵的围攻,双方发生冲突,有40多人被打。5月19日凌晨,“火线”一方将青浦5名干部、4名群众绑架到上海国棉三十一厂,进行拷打,大搞逼供信。到次日中午才放回青浦。

《青浦县志》(上海版)和《青浦县志》(方志版)对“五一八事件” 的“记载”,不讲事情的完整经过情况,也用“按需裁剪”手法来混淆是非,掩盖真相。
青浦“五一八事件”,是在“县革筹处”孙全福、顾仲良等领导人策划下,由县机关干部为主的“红色派”组织“县机联”与“工革司”、“农革司”、“打刘兵团”等大批人员,手持铁条、木棒、竹棍、砖头等凶器,用所谓“摸鸡棚”的方法突然袭击青浦剧院,对毫无准备、手无寸铁、正在休息的红卫兵学生进行残暴殴打。“县革筹处”主任孙全福还亲临了围殴现场。
5月14日“县革筹处”召开会议,孙全福作报告,分析当前形势的特点“实质是夺权和反夺权”,己经“打了一个多月持久战”,“缺点是回击(不力)”。5月17日,以机关“红色派”为首的“红色派”头头,在“农革司”开会商量如何对付“火线派”,如何把上海市区来的“红卫兵”赶走。
5月17日下午,支持“火线派”的上海“红西南”、“红东北”、“红中技”各赴青调查组学生在街上新华书店门口,发放《中学运动》第七期《“青浦事件”专刊(1)》。下午约二时左右,“红色派”的“青中打刘兵团”,出动百余人员到新华书店门口,抢去这一千多份《中学运动》报,并当街焚毁。
5月18日凌晨2点,“红色派”又调集大批人员冲进青浦工交局,砸掉了“工青联”的办公室,将办公室里的物资、材料等抢劫一空。当天下午,“红西南”、“红东北”、“红中技”在青浦的学生才冲击了“打刘兵团”。“火线派”的“青中红旗”学生也冲击了县委机关“红色造反队”,并拿回了“联总”、“ 青中红旗”在“二一七”被砸时被“红色派”抢去的材料。同日下午“红色派”组织游行,游到青浦剧院时高呼“二一七好得很”口号,驻在青浦剧院的红卫兵就高呼“二一七好个屁”,双方各呼口号对持了一会。
5月18日上午、下午和晚上,以“县革筹处”机关“红色派”为主的“红色派”骨干连续在“农革司”开会,“炮联”学生郑再生主持会议,研究如何对付支持“火线派”的市区来的红卫兵学生。
他们商定的行动计划是:一路队伍由“工革司”的俞钦文带领冲进青浦剧院,参加人员在晚饭后先到县人委集中,另一路由机关干部曹开荣负责,在党校(“农革司” 驻地)里把学生、工人、小分队、农民组织好“保卫农革司”,再一路由“工革司”的丁裕春带领一部分“工革司”人员与城西农民冲房管所,打算先切断电源再抢几份材料。
“农革司”头头朱鹏飞从“县革筹处”回“农革司”吃晚饭后,就打电话调农民晚上到“农革司”集中。“农革司”头头吴妙英写纸条派人送城西公社古石大队,叫头头徐家桢马上回“农革司”。
到晚饭后“红色派”开会时,人武部的朱元良到“农革司”,叫几个主要头头(有机关的王纪林、唐启安、“农革司”的徐家桢、吴妙英等人)到县武装部去一次。其实在18日中午饭后,机关干部陆德其就叫唐云、陈均希通知机关人员晚饭后在县人委食堂集合。“工革司”头头张国良在18日下午3时就通知了“工革司”基层单位,晚上派人到县人委集合,上自六厂王××就是在下午3点钟接到晚上要集合的电话通知的。青浦“财革会”的赵正华在白天就接到了要集合人员的通知。
同日,白天“县革筹处”主任孙全福在召开各公社社长、书记会议时,告诉他们“今晚上你们不要出去”,“死了人也不要管”。
那天下午,“火线派”一方已经听到“风声”,为了避免双方工农群众发生冲突,也通知造反派的工人、农民、群众全部撤离青浦剧院,只允许住在里面的学生红卫兵留在剧院里,认为这样“红色派”就不会冲击剧院了,但最后事实证明,“火线派”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5月18日晚上9点钟不到,“工革司”队伍在县人委集中,五金电器厂的俞钦文上台作“战前”动员讲:“考验锻炼我们的时候到了!”青浦“财革会”集中二百多人在烟糖公司,头头虞星辉在作动员时讲:先冲粮食局招待所(住着上海“红西南”的红卫兵),后冲房管所。晚上10点半钟,哨子吹响了,一场由青浦“县革筹处”策划、煽动、指挥的“五一八流血惨案”随之在青浦剧院发生。
“县机联”、“工革司”、“农革司”调动数千名“红色派”的队员,有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分兵包围了青浦剧院。县机关干部负责外围,“县革筹处”主任孙全福等多名领导也亲临现场。“红色派”工人、农民武斗人员手持铁条、木棒、竹棍、石头等凶器,撞开了剧院大门,在一片叫喊声中冲了进去,对正在休息、睡觉,毫无准备也手无寸铁的“红西南”、“ 红东北”、“ 红中技”、“青中红旗”的红卫兵学生劈头盖脑地打去。那些只有十六、十七、十八岁的学生,其中不少还是女学生,只有挨打之份,毫无还手之力。在一片“打死他”、“打死他”的叫嚣声中,剧场里很快就有二十多个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当场被打昏。这批打人者有的揪住学生头发拳脚交加,有的拎起学生再扔到地上,有的用带铁钉的木棍在学生人群中猛抽乱打,有的用方砖往学生人群中乱砸。众多学生中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渗透了三件衣服,有的唇裂齿断,面颊破损……他们为了保护二楼的战友,为了护卫插在三楼上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面大旗,手挽手阻挡在楼梯口,许多人被打倒在血泊里,又顽强地站起来,头上、身上、口里、鼻子里流着鲜血,鲜血浸透了军帽、衣裤……在有同学不断倒下时,他们仍手挽着手,坚持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闻讯赶到现场,用身体护住学生,让拳头、棍棒落在自己身上,但疯狂的“红色派”打人者却置之不理,照样动手殴打。“红色派”打人者甚至还要殴打正被送上救护车的学生。残暴的行凶直至19日清晨2点左右才结束,在这次事件中受伤的红卫兵学生超过百人,其中重伤三十多人,剧院设施被大量损毁,财产遭严重损失。
5月18日当天,青浦的城厢、练塘、蒸淀、沈巷、商塌、重固、徐泾、方家窑等公社(镇),几乎同时发生围攻造反派的殴打流血事件。
5月19日早上,就有群众自发地把疑似昨晚挑动武斗的几个人抓来送到青浦剧院, 被红卫兵学生暂时看押在剧院后台。约8点钟时,又有一个女子被抓送来,据说是烟糖公司的职工,还是个“地主婆”,昨晚“红色派”人员冲砸剧院时,她曾在现场叫喊。在把此女押到剧院台上时,有的学生上去打她,但也有学生阻止打人行为,然后把她也关押到后台。后来由“工总司”小分队黄兆祥决定,把这些被抓的人送到了上棉三十一厂,想进一步搞清楚昨晚事件的内幕真相。
第二天(20日)上午,黄金海知道后就到三十一厂问明情况,批评“火线派”擅自抓人是不对的,明确要求马上放人;至于“红色派”冲砸剧院、殴打红卫兵学生的事情,“火线派”可以写报告给市革委会,要求市革委会处理。所以在20日上午,就把送到上棉三十一厂的几个人都放了。
“五一八事件”发生后,青浦城厢地区很快出现了大批“红色派”人员声明退出“红色”造反队。广大群众亲眼目睹了“五一八”流血事件的发生,连续三天有群众自发地到剧院来慰问红卫兵学生。有个在现场看到全过程的群众,写了署名“马成龙”的大字报,题目是《血和泪的控诉——青浦“五一八事件”真相》,讲了他看到“县革筹处”主任亲临围殴现场的事实。还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胡新等人也写大字报公开揭露批判某些县委机关当权派到剧院围殴现场的恶劣行径。
但是,“县革筹处”一伙当权派却动用专政工具,要县公安局追查署名“马成龙”的大字报 ,要查明“马成龙”是谁,对写大字报的群众进行恐吓和威胁。


1967年重固“六四事件”
——青浦文革史上第一次打死人的惨案

《青浦县志》(上海版)第40页:6月4日重固的两派“造反”组织发生武斗,死1人,伤多人。
《青浦县志》(方志版)第1312页:1967年6月4日,上海“工总司”头目黄兆祥带领调查组去重固,为占领重固变电所做准备,重固两派“造反”组织发生冲突,引起武斗,双方伤者甚多,1名造反队员被打致死。

史实真相是:6月4日,青浦县“火线”应重固“火线”分部的邀请,派文艺小分队去重固为支援“三夏”劳动宣传演出。那天下午3时,有“红西南”、“红东北”、“红中技”在青浦的红卫兵文艺小分队一行20人,乘上去重固的班船,4点半到重固。(根本没有《青浦县志》所讲“上海‘工总司’头目黄兆祥带领调查组去重固”一事)。重固公社“火线派”头头廖福兴(房管所)、田金宏(铁木竹社)、沈文(“贫革会”)等人接待小分队,并安排小分队人员在重联大队的农业中学(原为尼姑庵)休息。
谁知在青浦去重固的班船乘客中,有个姓曹的人是“红色派”重固排管站的头头(原“赤卫队”头目),曹一上岸就打电话给公社“农革司”,告诉有青浦红卫兵小分队到了重固。重固“红色派”经过策划,在晚上用公社广播站调动各生产大队农民到重固镇集合,要把青浦来支援“三夏”劳动的宣传小分队打出去。
当重固“火线”方知道“红色派”在通知调动集合农民后,担心红卫兵宣传队住在农业中学不安全,所以晚上9时左右有沈永兴等几人到重固变电所去看看,能否让红卫兵宣传队进去居住,因为重固变电站周围有较高的围墙,如能住在里面是比较安全的。当沈永兴等人刚到重固变电站,就被集结起来的大批农民包围(大部分是回龙大队的农民),接着大批农民就对重固变电站发起进攻,手无寸铁的沈永兴等人只能挨打,根本无回手之力。不久重固变电站被大批农民攻陷,沈永兴等几人均被打伤。
同时“红色派”还调动大批农民进攻农业中学,重联大队“贫革会”农民在北塘桥上阻拦“红色派”农民的进攻,以致沈文等多位“贫革会”人员被打伤。那天晚上被打伤的工人、农民、红卫兵有几十人。
在武斗发生时,青浦县派驻重固的卫生工作队曾到现场去宣传不要武斗,同时抢救伤员,卫生工作队负责人黄凤娣(当时她还没有参加造反组织)在宣传不要武斗时,她的一块手表也被武斗的农民抢走了。
6月5日凌晨,“火线派”把受伤的沈永兴等几十名伤员用船送到赵巷,再换乘汽车到上海华山医院救治。几十个伤者中,有多人被打成骨折或脑震荡等,而“工青联”队员沈永兴被打成颅骨骨裂,经华山医院抢救无效于6月17日死亡。那天晚上,青浦“火线”指挥部正在红卫兵剧院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青浦地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时,传来了沈永兴因伤重而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的消息,全场同志起立向沈永兴同志默哀。
沈永兴在重固供销社工作。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1959年参加工作,平时工作负责,任劳任怨,群众对他印象都很好。在“六四”流血事件中,沈永兴不幸遭凶器击伤,颅骨碎裂,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终年仅23岁。
6月4日从深夜至次日凌晨,“红色派”在朱家角镇召集了五六百农民,在镇上横冲直撞,殴打“火线派”人员,打伤二三十人,其中重伤者有十六人。上海警备区派驻青浦小分队的两名解放军战士在阻止殴打时,也被打伤。
6月4日在赵巷方家窑,赵巷“农革司”调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农民围攻东方红中学,把近百名“红西南”、“红东北”、“工青联”人员围困在一幢大楼内,“红色派”武斗人员先后三次向大楼进攻,他们用甩砖头、瓦片,喷氨水,又用火烧大楼,烧毁了集体宿舍内桌椅、被服等物资。被困人员再后退到屋顶平台坚守,“红色派”农民才未能攻上去。
“六四事件”的当天和随后几天,在青浦县的其他公社(镇)也发生了多起“红色派”挑动农民围攻、殴打“火线派”人员事件。
7月7日在上海警备区小分队的主持下,“工青联”与“农革司”签订了制止武斗协议。但7月9日就被“红色派”撕毁。“红色派”又在城西、沈巷、徐泾等地挑起武斗。

1967年青浦“七二一事件”

《青浦县志》(上海版)第40页:7月19日 凌晨,“火线”发出否认“县革委会筹备处”的“通令”,并冲砸“县革委会筹备处”。21日,两大派组织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死3人,伤多人,为本县“七二一” 事件。
《青浦县志》(方志版)第1312页:1967年7月19日凌晨,“火线”造反组织200多人,用武力冲砸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并在大楼内构筑工事。“农革司”造反队进行反击,与“火线”发生激烈武斗,持续到7月21日。武斗中被长矛戳死3人,400多人受伤,砸毁房屋430多间,经济损失达12.6万元。

青浦文革中所称的“七二一事件”, 实际是从7月18日开始到7月23日结束的,紧张气氛前后共有6天6夜。《青浦县志》避而不谈会发生“七二一事件”的真实原因,更没有如实记载“七二一事件”中“红色派”武力攻击“火线派”的情况,只是讲了几句自己需要的话。
发生“七二一事件”的前因是什么?
在青浦“二一四”、“二一七”事件以后,顾仲良以“支左”的名义扶持保守派,并通过“镇反”把造反派组织全部砸掉。到3月19日,就成立了只有“红色派”一方凑合成的“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简称“县革筹处”),顾仲良让原县委副书记孙全福任主任,顾自任副主任,并想在4月2日正式成立青浦县革命委员会。在中央“四一指示”发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曾多次指示青浦“县革筹处”,要对筹备处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补充,但掌控大权的“县革筹处”拒不执行。
3月下旬,被镇压掉的“工青联”基层造反队,在“工总司”总部的支持下先后恢复了组织和活动。但“县革筹处”还是对“工青联”及基层造反队采取“不承认、不支持、不给经费”的做法。
6月9日,在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警备区联合召开的关于处理郊县问题的会议上,市革委会领导王洪文在会上对青浦县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双方要做工作,先把组织问题解决。“县革筹处”不承认“工青联”,但“工青联”客观上是存在的。不管哪一个组织都应允许存在,“保”不“保”让大家来鉴别。
第二,“二一七”事件性质究竟怎样,双方坐下来讨论。坏人是有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教育大家,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来教育广大队员,团结两个95%,禁止武斗。大家坐下来学习“毛选”,交换意见。看来双方都有错误,“工青联”原来被压得太大了,通过学习来掌握斗争大方向,特别是调整好和农民的关系。
第三,组织在一道搞大批判。建议“县革筹处”给双方在大批判工作上便利。
(转引自《叶昌明工作笔记》第209页)

但“县革筹处”对市革委会的要求还是拒不执行。
青浦“红色派”为摆脱自己的“保守派”形象,决定以“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的名义,宣布于1967年7月18日召开全县性的万人大会,批斗原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上海市革委会在7月15日向“县革筹处”电话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但在7月16日,“红色派”的“农革司”却出面发出所谓《严正声明》,扬言在“万人批斗大会”前会采取一些“强有力的革命行动”,其中就有强令“青中红旗”于7月18日以前拆除在屋顶平台上搭的席棚,否则将采取强硬的行动,由“青中红旗”承担严重后果。这无疑是在为他们搞武斗找借口,妄图以人多势众和强硬口气吓倒造反派。(由于“红色派”经常挑动农民进城滋事搞打砸抢,所以“火线” 为了安全,把文革材料组放到“青中红旗”团部的屋顶平台上,有关人员只能上扶梯由楼顶方孔中到屋顶平台,而平时扶梯是拉在屋顶上的)。
7月17日,“县革筹处”收到市革委会转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但“县革筹处”扣押中央文件拒不下达。“火线”方把《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抄写成多份大字报在城厢地区张贴宣传,晚上“红色派”调动人员将大字报、大标语全部撕掉。
7月18日,“县革筹处”以参加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大会为名,组织、调动了一万多“红色派”“农革司”的农民集中到县城城厢镇。但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没有同意让陈丕显、曹荻秋到青浦接受批斗。所以“县革筹处”只是借了开批陈、曹大会之名,用以调动大批农民进城厢镇,名为批斗陈、曹的大会,整个过程只有四十七分钟,实际进会场的仅三千人左右。而调进城厢镇的大部分“红色派”“农革司”农民是被分派到了各街巷,去撕“火线”方的大字报、大标语,寻衅滋事、无事生非,以辩论为名挑动武斗。那天“红色派”以参加大会为名进县城的武斗人员,先后冲砸了“火线”方的“青中红旗”、“青中教联”、“机反会”等组织,还冲击了食品公司门市部、化肥厂等单位,打伤“工青联”队员和“青中红旗”学生二十多人。这是“红色派”制造的“七一八”打砸抢流血事件。
鉴于“红色派”的“县革筹处”自成立以来,一再违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文革运动的指示和政策,多次挑动本派农民进城打、砸、抢、制造武斗;这次“县革筹处”先是扣押中央文件不传达,又借口“批陈、曹”开万人大会,调农民进城来挑动两派武斗。青浦“火线”方头头于18日下午2点多钟在青浦电影院(后到“工青联”)开会,依据以前和近二天发生的情况,研究后一致同意用“接管”的口号占领“县革筹处”大楼。会上分工:杨宝财带房地、手工系统部分队伍(100人)接管“县革筹处”大楼,吴永福负责在接管后组织人员上街贴大标语、大字报宣传,及大楼上广播喇叭的安装和宣传播音工作(包括备用的小型发电机)。洪国钧、姜鹤鸣负责组织人员连夜写《接管通告》、“县革筹处”罪状和上报材料。由“火线”办公室赵友纯、杨森才早上乘头班公交车把材料报送上海市革委会。行动总指挥部设在“县革筹处”大楼马路对面的青浦中山公园里,有陈恩伯、洪国钧、沈永良负责。工交、财贸系统集中部分队伍(100人)在中山公园准备增援。向青浦中学借了100根体操棒,给接管和增援的两支队伍各50根体操棒。“青中红旗”守好学校本部大楼。晚饭后通知有关基层造反队,天黑后队员分散走进“工青联”,再从边门进青浦中山公园(曲水园),集结后向全体队员讲明了任务。
7月19日零点整,“火线派”打开中山公园大门,先出去二人翻围墙进“县革筹处”(即县机关招待所)把大门打开,接管队伍就冲进“县革筹处”大楼。在清查各房间时,见有几个值班人员睡在里面,就叫他们回家。整个“接管”行动很顺利也很平静地完成了,并非如《青浦县志》上说的“用武力冲砸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接着“火线”就发出了《接管通告》《“县革筹处”十大罪状》等材料,又在街上贴出了宣传大字报、大标语。
7月19日上午,“县革筹处”在原县人委开会,有人说,要八大组织采取行动,顾仲良讲:“不要随便行动,现在主要做政治攻势。”随后就有“农革司”等几个组织出面,向“火线”发出通牒,限令“火线”于19日下午撤离“县革筹处”大楼。同时通过县广播站调动了城东、城西等公社的几千“红色派”农民进城,集合在“农革司”里。下午“红色派”武斗人员封锁了通向房管所的周边道路,用石块、瓦片和铁棒冲砸了房管所,残酷地殴打房管所造反派群众,打伤二十几人。到晚上,集合在“农革司”的二千多人,人手一根铁棒,准备冲击“县革筹处”大楼,扬言要把大楼拆掉,把所有的造反派摆平(即打死)。由于市警备区宣传队的劝阻,“红色派”冲击大楼的行动当晚没有实施。但“红色派”人员在晚上对杨宝财、徐宗凯等“工青联”头头和队员的家进行了“摸鸡棚”式的袭击,即毁灭性的打、砸、抢的抄家,城厢地区许多造反派人员被迫离家逃到大楼和公园避难。
上海市革委会、警备区对青浦形势十分关心,7月19日当天就派人来青浦调查情况做工作。7月20日,市革委会、警备区提出立即制止武斗的两条意见:一是双方立即撤退,“红色派”农民先撤回农村,接着“火线派”撤出“县革筹处”大楼,二是要双方各派十名代表去上海谈判。
然而,“红色派”不但拒绝市革委会、警备区关于制止武斗的意见, 在当天又发出第二号通牒,限“火线派”在当天中午全部撤离大楼。同日下午又指使“红色派”农民武斗人员打砸城厢粮管所,打伤“工青联”造反队员五人。“红色派”继续通过有线广播从全县各公社调动本派农民进城,每个农民手里拿着铁棒、木棍、镰刀、三角铁、扁担、锄头、铁搭、长刀、鸟枪等各种凶器,城厢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一场大武斗就在眼前。
由于城厢地区局势紧张,进城的农民武斗人员大搞抄家、抓人、打人,又有大量造反派人员被迫离家到“县革筹处”大楼和中山公园避难。20日中午,“工青联朱家角分站”周亚英等人主动组织工人、学生一百多人,分乘几条拖船到青浦中山公园,声援“火线”接管“县革筹处”的行动,其中大多数是朱家角红卫中学“反到底”的红卫兵学生。
7月21日早上5点多,县“红色派”调动的数万农民,先封锁断绝了城厢地区周边的水陆交通,再从各个方向涌来包围了“工青联”驻地、青浦中山公园和“县革筹处”大楼。一路上凡见与“红色派”观点不同的人就拳打脚踢、棍棒交加,一个又一个“工青联”成员、红卫兵学生倒在血泊之中,有个老工人仅喊了声“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被揪住头发一顿毒打,最后竟把他身上的东西抢劫一空。城厢镇遭到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洗劫,房管所被捣毁了,装卸队被砸烂了,烟糖公司仓库内物资被抢一空……
在“红色派”头头现场直接指挥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包围了中山公园,开始了规模空前的进攻,一时间砖头、瓦片雨点般地向在这里避难的人们飞来……
“红色派”中午再次发起对“县革筹处”大楼、中山公园两地的全线同时进攻。在“县革筹处”大楼那边,武斗人员也上了与“县革筹处”大楼连接着的食堂屋顶和接近“县革筹处”大楼的县委办公楼屋顶,向大楼发起进攻。“火线”方只凭五十支一米长体操棒来反进攻。“工青联”队员吴志浩不幸被“红色派”用长竹竿戳中后从房顶上跌下去,下面“红色派”武斗人员一涌而上,用铁棒利器往他身上乱戳乱打,吴志浩顿时昏死过去。“火线”头头杨宝财立即组织人员,冲进食堂打退围打吴志浩的武斗人员,把受重伤昏迷的吴志浩救出,当时吴志浩已是五官出血,全身血肉模糊。县人民医院医生徐富良等人在招待所大门口紧急包扎了吴志浩伤口,做人工心肺复苏抢救,但大楼内无氧气等抢救设备,提出必须送医院抢救。人们把吴志浩放上担架,医生徐富良、教师姜鹤鸣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抬向医院,但都在东门桥头被“红色派”布置在此封锁桥路的农民拦住,农民不仅打抬担架的教师和医生,连躺在担架上已经昏死的伤员也要打,担架只能退回。即使后来由冲破包围到此的解放军抬着吴志浩去医院时,也遭打人者一顿毒打。吴志浩就这样未能得到及时抢救……
大批“红色派”武斗人员冲进中山公园,同时还有大批农民用几艘大船渡过护城河冲进中山公园。当时在中山公园避难或声援的众多“火线派”人员都是赤手空拳的群众、学生,哪里是有武斗工具的成千上万农民的对手。公园里伤员满地,有的伤员被扔到河里还遭石块投掷。在场的解放军去阻止打人者时,也被打手们拖开,有的医生在抢救伤员时还遭打人者殴打。
由于东门桥头路口被“红色派”农民把守阻拦,“火线”方伤员无法送医院,早上受伤的人员多放在公园河边的船上。“红色派”冲占中山公园后,又冲到船上,安置在船上的几十名“火线派”伤员再次惨遭毒打,有的伤员被打入水中还被用砖块、竹篙追打。“火线”李树源从公园退到船上后,被“红色派”打手们追打,李跳入河中游向对岸,打手们又在船上用竹篙打他。李树源就这样被打死在河水里。
工交系统造反派头头张永新有事到中山公园里去找工交另一头头华春友,因突遇农民围攻中山公园,无法出去,最后也被冲进公园的农民抓住,隨即被指认是原“红卫军”头头而遭围殴,在押送去“农革司”的一路上,张头颅被打破多处,血流如注,右边第七第八根肋骨也被打断。
“红色派”冲进中山公园,县锡剧团的施云奎等十多人退到公园的(九峰一览)四层高台塔顶,“红色派”有人堆起木柴,几次放火烧塔,后来还向塔顶喷洒浓氨水。当宣传队解放军上塔顶保护“火线”人员从塔顶撤下时,“红色派”打人者还继续毒打“火线”人员,多名解放军战士在阻止时也被打伤。
“火线”头头洪国钧本在装卸队屋顶上阻止对方进攻,被农民抓住认出后,即被一路殴打着押送去“农革司”。他被押到“农革司”政宣组小楼内审讯、殴打,要其承认“红色”是革命组织,“火线”是反革命组织。洪国钧当然不肯承认,就被把油墨塞到他嘴里,把他从小楼的水泥楼梯上踢滚下去,拳打脚踢铁棒敲,满身是血。解放军发现后,责成“农革司”头头徐家桢把洪国钧转移到食堂里保护起来,到晚上由解放军把洪国钧从“农革司”背出来到河边送上小汽船。
“工青联”的滕福根和造反队的徐伟二人7月21日中午从铁床厂出来,沿环城路走到南门桥附近,被“红色派”抓住,一路殴打到县人委,滕福根被打得头破血流,右手骨折,被单独关押起来。当解放军医疗救护人员发现后,用担架把滕福根抬到人武部,先安置在弹药库房內,后用救护车送上海,路上因有农民设卡阻拦无法开出而返回,到晚上警司的解放军另用小汽艇才把滕福根和洪国钧一起送到上海虹口区中心医院救治。
“红色派”当天也冲击了青浦县博物馆,还把博物馆里收藏的展览品刀、枪、子弹、手榴弹等物品拿出来,别有用心造谣讲:“火线”藏有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工青联”是证据确实的反革命组织,甚至还造谣讲朱家角中学“红炮联”一女学生被“工青联”人员割掉乳房等,以进一步煽动、蒙蔽农民,加剧武斗。
“红色派”在占领了中山公园后,即向“县革筹处”大楼发动了进攻。“火线”为阻止“红色”方从食堂屋顶上直接进攻大楼,把连接大楼的一间食堂屋顶拆掉。“红色”方在多次进攻未逞后,切断大楼的水、电管路,造成大楼里断电、断水。下午“工革司”头头指挥从东门消防队里拿来了消防泵、消防水带,运来一船含有1605农药的浓氨水,用消防泵向大楼顶上数次喷射有毒的氨水。楼顶上不少“火线派”伤员遭此袭击后呼吸困难,昏迷过去。解放军闻讯赶到船上去制止时,有人竟将氨水往解放军迎面喷去,造成两名解放军战士当场昏厥倒下。
在城厢镇,“县革筹处”唆使进城的农民大肆打、砸、抢、抓、抄,大量的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被砸被抢,大批“火线派”人员遭到了毁灭性的抄家,街上的人只要对此暴行稍有异议,就要被抓到“农革司”毒打一顿,造成了群众不敢上街,商店都关了门,人民医院大部分的医务人员也被赶跑……
7月21日下午,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上无26厂技校、上自六厂技校的红卫兵原赴青浦调查组学生得知青浦伤员很多的消息,就赶到市救护大队,通过上海市革委会,开了一辆大型救护车(可放16人担架)到青浦抢救伤员。他们闯过重重阻挠,先后救护了13个重伤员到车上,但是遭到“红色派”人员阻拦。亏得解放军20多人及时赶到,保护着车子和耐心劝说“红色派”让开车。但车子刚起动,在场的“红色派”头头却大叫拦车,于是又一批人围上来,向车内丢石头、瓦片,用铁棒敲打救护车,驾驶室玻璃也被砸碎。当时车厢内有一个重伤员呼吸已变短促,车上的医生和解放军见状,一面想法抢救,一面再向拦车的人说清情况,但他们就是不肯放行。这时连解放军都气愤地说:我们在战场上对俘虏还得优待,你们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就这样,救护车被围困了三个多小时还无法开走,车上的重伤员又被迫全部抬下来,被砸坏外壳的救护车空着开回上海。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得知青浦发生“七二一”事件后,专门开会研究措施,并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经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由海军东海舰队派出部队来青浦宣传、救护、制止武斗。22日,市革委会和警备区领导又来到青浦武斗现场,公开发表广播喊话,要求马上停止武斗。内容如下——

上海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的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农民同志们,我代表警备区向你们讲话:
一、双方立即撤退,农民先撤,回到农村,再撤工人。
二、凡是伤员,不管那一方,都送医院,不准拦阻。
三、造反队员吃饭吃水要保证。
四、双方不准再抓人,不准抄家,再发现抄家要严肃处理。
五、凶手要立即调查,严肃处理,并请群众组织协助处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王承龙的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现在代表市革命委员向大家讲几句话。
这次青浦县城厢镇发生这样的武斗流血事件,我们都很痛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警备区司令部一定要及时处理。
革命造反派同志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用棍棒、铁条打人是不解决问题的,主要是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刘邓陈曹!严肃处理挑动武斗的坏人!
现在大楼里的伤员很多,应马上抢救,我们市革命委员会、警备区司令部一定要严肃处理。伤员马上送到医院抢救。
刚才警备区张副司令员已经讲了,双方立即撤出现场。农民先撤,回到农村,再工人撤出,回到工厂,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人农民同志都是阶级兄弟。我们的矛头应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楼上被围困的同志,应该将面包、水送上去,给同志们吃,请农民同志不要阻拦。
最后让我们高呼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双方立即撤出现场!严肃处理挑动武斗的坏人!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7月22日下午,东海舰队海字301部队指战员奉命立即赶到现场来制止武斗,在“县革筹处”大楼门前的马路上,东海舰队指战员们手挽手拉起一道人墙,阻止“红色派”向大楼进攻,并向双方喊话宣传停止武斗。但“红色派”不听解放军的劝阻,继续甩砖头,以致有的解放军也受了伤。在解放军的坚持反复劝阻下,“红色派”才慢慢停止了进攻。但直到傍晚,被煽动的农民仍未撤走,仍围住大楼,切断水源、电源,还不断围住解放军的救护车,不让送伤员去治疗……22日深夜,在解放军帮助下,大楼里的水、电才得到恢复。
在“七二一”事件中,“火线”方被打死三人,吴志浩(城厢竹棕社)、李树源(船舶保养场)和另一人,被打伤的有四百多人,其中近百名重伤员住院,有的造成终身残疾。这次事件中,据统计有四百多间房屋损坏。
“红色派”在“七二一”围攻县城造反派期间,还在各公社、镇挑动本派农民围攻镇压当地的造反派。其残酷的程度在青浦也是前所未有的。金泽公社“红色派”在“七二一”晚上11时搞“摸鸡棚”的袭击行动 ,一批打手冲入金泽公社中心小学的女宿舍,把一名参加造反队的青年女教师拖到马路上,剥去她全身衣服,加以侮辱、殴打,还在石子路上倒拖几十米……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
8月30日,解放军青浦县人民武装部专门就有关“七二一”武斗的谣言发表调查说明,要求广大群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谣言。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 查 说 明
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挑动下,七月二十一日青浦城厢镇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斗,在武斗过程中,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革命群众组织《工青联》“藏有枪支、弹药、电台等等军用物资”,甚至造谣说“《工青联》是反革命组织”,还有人造谣说,“朱家角中学《红炮联》组织有一女同学乳房被割掉。”经我们调查,这纯属捏造,这些不堪用的枪支、弹药是青浦博物馆内阶级教育展览会的物资,有几支气枪是工人俱乐部内的。至于一个女同学乳房被割,根本没有此事。特此说明。
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复杂,我们希望各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请翻印、广泛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浦县人民武装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1967年赵巷“八二五事件”

《青浦县志》(上海版)第40页:25日 赵巷地区两派发生武斗,死2人,伤数十人。
《青浦县志》(方志版)第1312页:“8.25” 武斗 1967年8月25日,“工总司”大新砖瓦厂造反队冲击赵巷公社“农红司”造反队,并抓走1名队员。为了救人,正在公社参加生产队长会议的人员跑出会场参加武斗,其中1人被武斗人员戳死。当天,赵巷东方红中学1名教师又被当地农民殴打致死。

我们所知的事实真相如下——
8月25日上午,赵巷(方家窑)东方红中学“火线派”的卜鸿钧老师带着四名红卫兵学生,到公社所在地贴大批判的大字报。而赵巷“农革司”一名头头带了人来撕大字报,以致双方发生争吵,“红色派”就动手打人,(理亏就动手是“红色派”以人多势众的惯用手段),由于五名师生是来贴大字报的,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武斗,也根本打不过众多农民。在手持长矛、铁棍、木棒的农民围攻殴打下,卜鸿钧老师被砍四刀,倒在烈日下的马路上,打人者还不准学生及群众进行抢救。大新砖瓦厂有个“工总司”造反派队员岑国荣当场向他们提出抗议,却遭到绑架。对于发生在公社所在地的这种暴行,正在召开所谓(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干部会议”的领导人没有一人出来制止和处理。大新砖瓦厂造反队闻讯后紧急集合了一些造反队员,火速赶到赵巷,却被已集结好的“红色派”拦截,双方发武斗冲突。
上述武斗起因于“红色派”人员寻衅殴打东方红中学师生并致卜鸿钧老师死亡,还绑架在场反对殴打师生的大新砖瓦厂造反队员岑国荣。而砖瓦厂造反队只是在已发生流血事件后前去救援,就成了“红色派”调动几千农民攻打大新砖瓦厂的借口。当天下午4时许,“红色派”调集几个公社的几千农民从四面包围大新砖瓦厂,高叫着“踏平大新厂、吃掉东方红”口号,发起进攻,最后“红色派”以人多的优势攻占了大新砖瓦厂,并在厂内大肆打、砸、抢,把一座办公室楼房内的设备都砸坏了,财务室的文件柜、办公桌砸烂洗劫一空,食堂内炉灶、炊具、锅炉等全部砸烂,仓库里的米、面、油、糖、夏令防暑的盐汽水等物品全部抢光,国家财产和私人财物受到严重的损失。“红色派”在围攻许金生、薛长钧等厂造反队员所退守的大楼时,还采用断电、断水、断粮,水火并攻的手段。从25日下午4时许,一直对峙到26日下午1点多钟,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兼市革会领导人张宜爱和“工总司”领导人黄金海赶到大新厂现场制止武斗, 并责成在武斗现场的“农革司”头头徐家桢立即撤退农民,释放被抓关押的造反队人员。在张宜爱、黄金海的劝诫下,“农革司”头头徐家桢也只得接受,下令撤退了农民的武斗队伍,赵巷大新砖瓦厂的武斗终于结束。
据大新厂原造反队头头许金生以后口述回忆,张副司令等人到楼上后,先向许金生问了一些情况,然后用绳子把他们七人“捆起来”,对外讲要带回市里处理,在农民的包围圈中用车把他们送往市区后,再把受伤的许金生等人送上海华山医院救治。
在“八二五”事件中,“火线派”东方红中学的卜鸿钧老师被活活打死在贴大字报的现场,大新砖瓦厂还有被刀砍重伤十人,轻伤廿余人,一百多工人被绑架关押。在双方冲突中“红色派”赵巷公社一名生产队队长周长根也在武斗中受伤死亡。

1967年砸“工革司”的“10·17事件”

《青浦县志》(上海版)第41页:17日 两大派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为本县“10.17”事件,延至18日,死7人,伤多人。事后,“农总部”一派带领数百人转到练塘、朱家角地区。
《青浦县志》(方志版)第1312页:1967年10月17日上午,“火线”一方组织队员200多人,砸掉“工革司”总部,又围困青中“打刘兵团”(设在城厢二中,公园路301号),还用汽油烧大楼。“农革司”从城西、朱家角等公社调来大批农民,为“打刘兵团”解围,于是双方发生武斗,有2人被打致死。次日,“火线”对“农革司”进行反击,在中山公园(现曲水园)门口和东门桥处戳死城东、朱家角公社上街的无辜农民4人,又将“工革司”头目绑架到上钢五厂,关押63天。

我们所知的真相是——
“红色派”的“工革司”成立于1967年“二月镇反”后的3月22日,总部设在城厢镇支家弄2号(原红十字会医院)老营房内。刚成立二三天,其头头张国樑就在3月24日就带领所谓“支左击右”小分队到朱家角镇制造了“三二四”、“三二九”、“四六”等事件。“工革司”在1967年6月底建立了专职武斗小分队后,曾在7月中二次纠集打手冲击农具五金厂,欲抓“工青联”成员,致使双方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到8月初,“工革司”就在其本部修筑武斗工事,门口用装满黄沙的麻袋包围成一人进出的小通道,把底层窗户用砖堵塞,在屋顶上用毛竹搭起瞭望台,并在上面安装了大型弹弓,专弹铁螺母,射程可达几十米,到10月份时已多次用弹弓打伤人了。这条路原是房管所和修建队工人上下班必经之路,由于多次发生了殴打从此经过的“火线派”人员,有次还把一名房管所过路的工人抓进去打到手脚骨折。广大群众把这条路称作“阎王路”,工人上下班只好绕道行走。
10月17日上午,有群众多次到“工青联”反映,讲“工革司”又在用弹弓伤人,现已引起了民愤,很多群众自发地与“工革司”对抗,由于是无组织的行为,已有多人受伤。很多造反队员也到“工青联”来要求出面干涉。“工青联”把群众的反映及时电告武装部,要求解放军去阻止“工革司”的伤人行为,武装部也叫“工青联”去做劝退群众工作。“工青联”陈恩伯等几个头头即到现场支家弄口农业银行那边做劝退工作,在场看到了“工革司”人员还在弹铁螺母伤人,而支家弄路口有很多群众,有的在甩砖头,有的在骂。陈恩伯等劝他们撤退避免无辜伤亡,但情绪激烈的群众根本不听,反而大骂头头“右倾”。“工革司”也不听解放军劝阻,还是不断用弹弓弹铁螺母伤人。冲突延续到下午,被打伤的群众越来越多。
面对这情况,“工青联”头头陈恩伯、杨宝财、钟宝根、许才良等人开会商量,认为现在“工革司”已经激起民愤,群众自己行动起来了,可乘机把“工革司”砸掉。会议达成基本一致意见后,马上通知各系统组织队伍到“火线”大楼门前集合,由“火线”文攻武卫副指挥叶章才带队去砸“工革司”。约半小时后,砸了“工革司”的队伍回到“火线”大楼(招待所)门口时,有人高喊去把“打刘兵团”(设于城厢二中)一起砸掉,于是队伍中有一部分人跑上东门桥向城厢二中方向冲去,虽有头头劝阻也制止不了,陈恩伯赶紧通知“火线”头头开会商量,这时接到王洪文电话,问明情况后,要“工青联”把去二中的武斗队伍撤回来,不要去干涉学生。“火线”头头们即赶到二中操场转告“工总司”意见,动员队伍撤退。
城厢二中是一排独立的三层楼房,南面是个大操场,其它三面是道路和农田。“红色派”的二中“打刘兵团”也早就在大楼里筑了工事,把上楼扶梯通道用课桌全部封死,临时上下的竹梯已拉到楼上,所以在下面一时根本攻不上去。“火线”头头转告总部意见后,大部分队员马上撤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队员不肯撤。这时有人在课桌堵住的扶梯口旁用一堆稻草引火,想用火烧掉堵在扶梯通道上的课桌椅,“火线”头头看到后马上过去制止,并拿了一只灭火器把已燃的稻草火扑灭,可以说连一张课桌子都没有烧坏。《青浦县志》(方志版)第1312页却写成“还用汽油烧大楼”——而10月18日“红色派”围攻青中“红旗”时火烧“红旗”大楼,大火烧致钢窗、玻璃变形,史志工作者却避而不谈。
到下午4点钟左右,大批“红色派”武斗队伍从二中北面路上冲杀进操场,“火线派”尚未撤离的少量人员根本不能招架,只好向西面的水稻田里落荒而逃。在二中操场做撤退工作的“火线”头头洪国钧左肩膀被打伤。“青中红旗”头头盛卯全被“红色派”抓住,将其头按在水稻田里,旁边的人武部解放军也看不下去了,曾竭力去救,但被农民拦住,眼睁睁地看着20岁的盛卯全被活活溺死在水稻田里。叶章才在撤退时被“红色派”围住后一顿锄头铁棒当场被打死。“工青联”头头杨宝财在动员大家撤退时走在后面,被“红色派”在头、背、胸处砍成重伤,后被解放军送中山医院抢救。当时市革委会、“工总司”领导徐景贤、王洪文、黄金海到医院去看望,见杨宝财已不省人事,头、颈都肿得很大,浑身是血,经指示医院全力抢救才得一命。
当天晚上,“红色派”在全县各地调动大量农民进城。据新桥公社广播站负责人讲,在当天深夜(18日凌晨)2点左右,新桥公社“农革司”两个头头到广播站,叫广播站开机,讲要通知调动农民进城,还拍胸脯说“有问题我负责”。该负责人当场指出这是违反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该负责人为此在10月19日发表声明退出农革司。
当天深夜,“红色派”在沪青公路沿路设卡抓捕“火线派”,在城厢地区大搞“摸鸡棚”恐怖活动,大肆打、砸、抢、抄、抓。
18日凌晨,“红色派”把五金电器厂“工青联”造反队头头袁迪洪从家里拖出,活活打死在西门街上。
10月18日早上七时,一批手持武斗工具的“红色派”农民冲进青浦县人民医院,在一片叫喊声中对病房、办公室、男女宿舍、手术室进行搜查。在搜查太平间时,还对已被打死的盛卯全遗体戳上几刀。在混乱中,200多病人不得不离院逃命,有一个刚动过手术的外科病人也吓得离院。大批医务人员被迫逃离青浦,造成青浦人民医院关门停诊。直到下午5时市革委会和警备区有关领导来到医院,“红色派”人员才撤出青浦人民医院。10月18日上午,“红色派”还继续调动农民围攻“火线”大楼(青浦机关招待所大楼)和“青中红旗”团部大楼,对“青中红旗”团部大楼进行火攻。后来听在现场制止武斗的上海警备区张宜爱副司令员讲:“烧青中红旗大楼的火,把钢窗、玻璃烧到变形,不是一般的火。”
10月18日上午,“红色派”人员在县公安局门前围攻前来制止武斗的上海市革委会领导王承龙、王洪文和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等人,还砸坏市革委会、解放军的车辆。“红色派”人员冲进原县委机要室,许多机要文件被劫走,干部档案被焚毁。“红色派”人员在西门粮店抢劫国家供应居民的大米五千余斤,店内其它物品也被抢劫一空。“红色派”人员还把“火线”方设在原县委内的“工青联”等十几个群众组织的办公室抢砸一空。“红色派”纵火烧招待所食堂时,有三名解放军冒着生命危险去灭火,竟受到那些人的阻拦、围攻和殴打。
下午,“红色派”人员放火烧毁东门桥上国庆节前搭建的彩牌楼(彩牌楼上有毛主席像、五星国旗)。“红色”方还用拖拉机站的一节拖车,上面装满稻草,洒上农药六六粉,点火后从东门桥上利用斜坡滑向大楼,想火烧大楼,由于拖斗下滑时方向未把准,滑向了马路对面,但大量的农药六六粉烟味,吹进大楼也很呛人,大火把拖拉机站的一节拖车也烧毁了。

1968年1月青浦两大派实现了大联合,3月成立青浦县革命委员会。但青浦县的两派武斗,仍持续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还在不断发生。直到196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有关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中发【68】103号文件)之后,7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机床厂召开纪念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发表一周年的现场会议,青浦的杨宝财、赵友纯二人在会议上听了张春桥、王洪文等领导有关要宣传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讲话,回青浦后传达了张春桥在会上关于落实布告的讲话,杨宝财提出要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步骤,贯彻落实中央布告的内容,要主动上交武斗工具,为发展青浦大好形势作贡献。到会的“火线”头头听了杨宝财传达的会议精神和要主动上交武斗工具的提议,都表示一致同意。接着就召开“火线”各系统头头会议,经过会议的传达讨论,上下头头统一了思想认识,会后各系统立即向队员做宣传教育工作,同时敲锣打鼓地把武斗工具上交到县武装部。在“火线派”落实布告上交武斗工具的行动下,“红色派”后来也上交了武斗工具。从此青浦两派的武斗冲突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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