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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九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4月 03, 2022 8: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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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九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3月30日第197期

本期目录

〖湖南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谭合成 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与湖南文革中相关的人物、事件
一、杨第甫、杨曦光父子
二、革干子弟批判“血统论”
三、张平化从支持造反到“抓黑鬼”到认错平反
四、“2·4批示”和杨曦光第一次牢狱之灾
五、“湘江风雷”翻身与工、湘两派分裂
六、学习毛泽东搞社会调查写出《中国向何处去?》
七、“1·24指示”和“省无联”的覆灭
八、杨曦光狱中幸会刘凤翔
九、建新农场劳改与杨曦光肺癌的病根
十、刘凤翔成为杨曦光的精神导师
十一、刘凤翔与湖南文革中的右派翻案活动
十二、“一打三反”运动和刘凤翔之死
十三、长沙第三次宣判大会突然被叫停
十四、遭遇同案难友告密
十五、杨曦光“恶攻”为何没遭深究
十六、走出牢房走向世界

萧 象 阶级灭绝——1967年湖南道县的集体杀戮事件

口述历史

陈秉安 泪飞之陵——接履桥惨案调查

生逢乱世

杨岸达 小学生亲见华国锋处理“八一九”事件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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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与湖南文革中相关的人物、事件

谭合成

《昨天》编者按:本篇是谭合成先生去年在一个微信群所做的文革史讲座,经谭先生同意,将原讲稿略做修订整理后提供给本刊发表。
作者简介:谭合成(左为近照),1949年5月出生,湖南平江人。从事过农民(知青)、工人、教师、编辑、记者、商人等职业。发表过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约200余万字,担任过三部电视剧的编剧。现为抗日战争史、文化大革命史研究者。代表作为《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杨曦光何许人也?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大都会通过文革中的著名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对他略有所知。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就知之甚少了。如果我说另一个名字杨小凯,知名度就大多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应该有所耳闻。其实杨曦光与杨小凯就是同一个人,杨曦光是学名,杨小凯是乳名(小名),杨曦光因《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在文革中获刑十年,1978年刑满释放后,著名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曦光的名字,已经影响到他的求学和就业,在父亲杨第甫的建议下,他使用乳名杨小凯作为本名,杨曦光这个名字就此消失了。杨曦光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把杨曦光变成了杨小凯。”
关于杨曦光有三个形象:
一、身穿褪色旧军装,肩挎黄书包的红卫兵小将杨曦光;
二、穿着破旧的劳改棉袄,裤子和衣背上都印着黄色油漆大字“劳改”,头发被剃得光光的劳改犯杨曦光;
三、穿着黑色博士袍,头戴博士帽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
在这里我只讲第一、第二个杨曦光,第三个杨曦光,也就是杨小凯,他的夫人吴小娟女士已有十分全面和精彩的回忆录。
此外,我还想重点地讲一讲杨小凯的牢友、右派分子、精神导师刘凤翔先生。为此,就要涉及到湖南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件大案。

一、杨第甫、杨曦光父子

杨曦光出身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杨第甫、母亲陈素都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文革开始时,杨第甫任省农垦局党组书记兼局长,陈素任省总工会副主席,家住在省委7号院内。
杨曦光自幼敦而敏慧,父母对他寄望甚厚。读小学前,其父杨第甫就专门请名师为其讲解《论语》。读中学前,他便已养成阅读成年人报纸和啃大部头小说的习惯。1962年,杨曦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市一中初中,1965年考入该校高中。长沙市一中是湖南省级重点中学,重点中的重点,也是省委省政府子弟云集之处。毋庸讳言,高干子弟像杨小凯这样靠硬本事进入一中的只是一小部分。杨曦光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长沙市一中成为湖南省文革风暴的台风眼。杨曦光的很多同学都成为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比如湖南省最早成立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其政委就是杨曦光的高年级同学王虹霞,其父是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又比如,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英雄”、同样是高干子女的谢若冰,8月初, 谢与8名同学赴京“告工作组的状”,8·18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得到接见,毛泽东还在谢若冰的笔记本上亲笔签名。
一中校园,万众瞩目,风生水起。但杨曦光一直都在冷静观察,积极思考。究其原因,或许与杨曦光的性格有关,杨曦光一直都是一个勤于思考而拙于行动的人,同时也与他父亲杨第甫的官场际遇有关。
杨第甫192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河口镇中湾村的一户乡绅家庭,说白了就是家庭出身地主。1938年,在湖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延安。抗战胜利后,派往东北接收日伪政权,曾任南满解放区敦化县县长。1948年10月6日,杨曦光出生于此,正逢南满解放军打了一个小胜仗,因此杨第甫给他起乳名小凯,学名杨曦光。1949年,杨第甫随林彪大军南下湖南,作为湖南省委的重要干部接管湖南,担任湘潭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工作期间得到黄克诚、周小舟两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赏识,1951年升任省委副秘书长,1952年任省委秘书长。1954年,因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受到批判,调任省工业厅副厅长。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揪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湖南省委顺藤摸瓜,揪出周、唐、杨、方反党集团,周是周小舟,唐是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杨就是杨第甫,方是省教育厅长方用。杨第甫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西洞庭湖农场劳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对1959年“犯错误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杨第甫获得平反,降格使用,担任省农垦局党组书记兼局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杨第甫等人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人物,再度被省委抛出。8月18日湖南省农垦局召开全局干部群众大会,对杨进行了批判揭发。
第二天,文革中第一次震惊湖南省的8·19事件爆发,所谓8·19事件是指1966年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张贴标语,宣传“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决定》),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与保卫人员发生冲突。当时湖南省委正在省委蓉园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闻讯震惊,认为是“一小撮右派学生”闹事,定性为“匈牙利裴多菲式的反革命事件”,责成市委第一书记孔安民前去处理。孔安民身穿军装站在市委二楼上严厉斥责学生。市委通知附近厂矿“工人赤卫队”火速赶来,驱逐“右派”学生。工人赤卫队实际上就是文革前的基干民兵组织,文革开始以后,在省市委的指导下改了个名字。工人们赶来以后,与学生展开辩论,并“出于义愤”拳脚相加,致使数名学生轻伤。
8·19事件是湖南省文革的第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湖南省的文革运动牢牢处于省委的掌控之下。由于学生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并斥责长沙市委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剧情完全反转。大量工人、市民,特别是青年工人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声援学生。8月27日,湖南省2000多名高校大学生冲进省委大院静坐示威。湖南省委迫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被迫改组长沙市委。长沙市出现了第一波造反高潮,并波及全省各重要城市。
湖南省第一波造反高潮实际上是围绕着拥护和反对“三相信”进行的,所谓“三相信”是“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以“红色政权保卫军”、“工人赤卫队”等省委御用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群众拥护“三相信”,以长沙市十二中学学生胡宜民等“红卫兵小将”为代表的造反派群众反对“三相信”。
杨曦光对“三相信”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还在冷静观察、认真思考中。
1966年8月30日,杨第甫经过反复考虑,冒着极大的风险,把杨曦光约到一中附近的烈士公园烈士塔下的一个亭子里,父子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杨第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我分析“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生死搏斗,我和他妈妈都是当权派,是打倒对象,对儿女一定有不利的影响,要他不参加造反和造反组织,如果参加对他本人不利,对父母也会产生不好的作用,他叔叔在沈阳部队司令部工作,姑妈在中央部门工作,可以到北京、沈阳去和兄弟姊妹一道学习,有叔叔和姑妈教导,我也放心。当时去北京也要我所在单位开个介绍信,他找到农垦局政治部,被那位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骂了一顿,还恶狠狠的说:“你这个黑鬼崽子,还想去北京啊,不准。”作为一个一直在党的培养下,一心紧跟毛主席闹革命,追求进步的青年,当时的苦闷心情是可想而知。

二、革干子弟批判“血统论”

杨曦光这辈子最敬重的人就是父亲的杨第甫,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即使后来被投入牢笼中,对毛泽东爱恨缠结的复杂心理依旧长久地纠缠着他;最信服的人就是后来在监狱里遇到的右派分子刘凤翔。其妹杨晖女士在怀念哥哥的文章中写道:

印象中,小凯对毛泽东青少年时的雄才大志很是敬仰,特别对于那句毛泽东也推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儒学警句牢记于心。寒冬季节,他在家中和在学校都多次像毛泽东那样洗冷水浴,中学时每天上学都坚持跑步。而鼓动几个同学到橘子洲头去畅泳和横渡湘江,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之一。

从小到大,直到文革开始之前,杨曦光的人生之路都优于其他平民出身的同学,然而此时,因父亲的问题他被打入另册,彻底边缘化了。“长保军”(长沙的保守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成立时,他被拒之门外。学校组织革命学生进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他又在不准之列。
1966年7、8月,那副被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北京传到了湖南。一中又是首当其冲,校园里出现了打骂、体罚出身“黑五类”同学和勒令同学到劳教农场报到的现象。杨曦光隔壁班上有三位同学(两女一男),看到勒令后,经过商量,真的就打上背包去了长沙县长桥劳改农场,其中那位男同学姓何,原先在班上当班长,其父是长沙市十三中校长,1964年“四清”运动中作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他的班长也随之被撤掉了。当班长期间,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了一些同学,现在人家要给他这个趾高气扬的“狗崽子”一点颜色看看。
同学之间针对“血统论”进行了一次大辩论。辩论中“红五类”同学意气风发、咄咄逼人,“麻五类”、“黑五类”同学引经据典、小心翼翼,深怕说错了话。有两个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甚至上台承认自己是“混蛋”,并表示愿意接受“红五类”同学的监督和改造,自觉抵制反动家庭带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争取成为合格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杨曦光作为反“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上台对“血统论”做了精彩批驳,在一中的革干子弟中仅此一例,在整个湖南省也是反“血统论”的家庭出身级别最高的干部子弟。由于时间久远,当年的辩论细节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但杨曦光在辩论中掷地有声地说出“血统论”就是“特权论”的观点,至今同学们还记忆犹新。杨曦光也由此卷入文革造反之中,而且越陷越深,可谓情非得已,身不由己。

三、张平化从支持造反到“抓黑鬼”到认错平反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湖南省委(包括整个中南局)受益很大。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升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第二书记王延春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都调到中央。当时北京已经揪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很明显陶铸、张平化、王任重都是去填补空缺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倚重。当时,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基本上都顺延向上提了一级或半级。但是张平化走后,王延春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在处理学生“奉旨造反”的问题上进退失据,造成了湖南省委十分被动的局面。
1966年8月,张平化请示毛泽东,从北京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回长沙,处理湖南问题。29日,张平化乘专机降落长沙县大托铺机场,先驱车悄悄回到省委大院,召开了一个省委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和交底,当即又悄悄返回大托铺。第二天从大托铺驱车直接到了位于(湘江)河西的湖南大学,接见学生造反派领袖,并在湖大东方红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张平化说他是毛主席派回来的,回来的任务一是请罪,二是造反,并且说:“你们这里空气比河那边好,我就住在你们这里好了。”很多学生激动得流下眼泪,原来喊得很响的“打倒张(平化)王(延春)苏(钢)三家村”的口号暂时停止了,目标转移到其他几个省级单位的领导头上。
不久之后,张平化风闻中央对文革有新的指示精神,便派华国锋进京摸底。华国锋从北京返回长沙后,错误地向张平化传达了中央要反击“右派”和“抓黑鬼”的精神,实际上这是陶铸和王任重等人的意见,不是毛泽东的精神。张平化等人误认为1957年“反右运动”的剧本将要重演,9月20号,省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动员“抓黑鬼”。会议上,王延春故作恍然大悟之状:“我原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革,原来是这样啊,抓啊!”他双臂张开,手作爪状,在主席台上伸向下面的干部,“你们放手抓吧!”
9月24日,张平化在湖南剧院召开全省广播大会,向社会公开宣布省委“抓黑鬼”的决定。这就是湖南文革史上著名的“9·24抓黑鬼报告”。
会议刚结束,一名几天前跳得很高的团省委的青年干部走出会场,直接走到小吴门铁路上撞火车自杀了。
全省上下各级党政干部闻风而动,几天功夫就抓出两万多名“黑鬼”。
1966年9月27日,农垦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省文革小组勒令杨第甫停职反省的决定。主持人指着杨第甫的鼻子说,“1959年被你滑过去了,这次再不会让你滑过去!”从此,杨第甫进了“牛棚”,失去人身自由。
“9·24抓黑鬼报告”出笼前后,湖南省以工人为主体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保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相继成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指挥部”(简称“长保军”)于1966年9月28日宣布成立。刘爱华(湖南农院学生,全省著名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学生)等人为总负责人。当天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到会祝贺,张平化被聘请为“长保军”顾问。“长保军”组织庞大、纪律严明,有“工人总部”、“大专红卫兵指挥部”和“中学生总部”(即原先已经成立的“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以“红五类”子弟、党团员、老工人为主体。这些保守组织成员大多数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和依靠对象,有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和阶级斗争理念。文革初期,批“三家村”、揪“小邓拓”、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老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师生等,都由他们所为。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大多数人不具备这个资格。
张平化很快发现华国锋传达的中央精神有误,想刹车,但是此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抓“黑鬼”已经不是单纯的组织行为,更是一种有切肤之痛的自觉要求,令已行而禁不止。据统计,全省被抓出的“右派”、“小爬虫”、“黑鬼”以十万计。这批人大都在10月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成为造反派组织的骨干成员。
9·24报告后不久,《红旗》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打击的“黑鬼”纷纷赴京告状。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平化完全了解到中央的态度,他于10月12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示湖南省各级领导为前端时间抓出的“黑鬼”平反。
1966年10月,文革史上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上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全盘否定了湖南省委的做法。10月14日,长沙地区造反派组织以搜查“黑材料”为名,强行冲击、搜查、封闭省委和省人委机关办公大楼,并继续冲击、查封《湖南日报》、《长沙日报》和省公安厅、省法院。对省委办公楼的查封持续10余日之久,省委许多领导人或被揪出批斗,或离开机关躲避。由此开始,湖南省委基本瘫痪。
曾经喧嚣一时的“血统论”也成了“反动观点”,被迫转入幕后。

四、“2·4批示”和杨曦光第一次牢狱之灾

1966年11月25日,杨曦光和妹妹杨晖如愿以偿从长沙经武汉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参加接见的红卫兵有250万人。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心中偶像,杨曦光激动万分拉着妹妹的手说:“我们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6年10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大量运动初期受到打击迫害的群众和“9·24抓黑鬼报告”揪出来的“黑鬼”得到了解放。湖南省大型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于1966年10月15日成立,主要负责人詹先礼(矿冶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党员)、余定成等。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东方红总部”)于1966年9月7日成立,主要负责人刘定安(长沙市曲艺队相声演员)、熊正吾(长沙市木帆船社工人、党员)、唐自明(工人),“东方红总部”系长沙成立最早的群众性造反组织之一。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湘江风雷”)于1966年10月14日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和李党育的直接帮助下成立。主要负责人叶卫东(长沙市一中教师)、张家政(长沙市银星电影院美工)等。
“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其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主要负责人谢若冰(女,长沙市一中学生、预备党员)、李筑银(女,长沙市一中学生)、谢东子(长沙市12中学生)等。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于1966年8月29日成立,系长沙最早成立的造反组织。由胡宜民(12中学生)等为领导核心。成立之初为十二中的一个小团体组织,10月之后,成为取代“长保军”的最大的中学生造反组织。
(右图:杨曦光和妹妹1966年11月串联路经武汉时留影。)
1967年1月16日,《红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点名批判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和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是反动组织。
1月22日,周恩来在接见来京群众的广播大会上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捍卫军’、西安‘红色恐怖队’、‘北京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反革命组织。”
“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顷刻分崩离析。极少数成员成为钢杆保皇派,一部分成员成为逍遥派,大部分成员“反戈一击”投入革命阵营,极少数人成为激进的造反派。
杨曦光的妹妹杨晖女士说:

杨曦光从北京回来以后,正组织同学步行串联到瑞金,并且还准备沿途进行农村调查。那时的那股劲头很有点像我们终于赶上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这种气氛一直维持到1967年上半年。我此时也参加了和哥哥一样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长沙红中会”。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杨曦光写出了大字报《夺权必须夺军权》。此时湖南省军区奉命“三支两军”,介入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省军区经过调研,认为“高司”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而当时湖南最大的也是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当时全省“湘江风雷”成员已超过200万余人)机构庞大,人员成分复杂,其中混有大量“公安六条”点名的“21种人”及其家属,被省军区认定为一般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不服,与省军区日益对立。
以“高司”为代表的稳健派与以“湘江风雷”为首的市民激进派在对待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书记的看法上,在为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员平反的方法上,在与当权派斗争的方式上和以谁为核心的权力分配上产生了分歧。1967年初的“望江楼协议”和“1·15”大会,导致矛盾公开。
“高司”是高等院校的多数派,领导人大多为原学生会干部,组织严密。学生思想单纯,普遍家庭出身好,由于高校录取长期贯彻阶级路线,至1966年,高校学生出身“黑五类”的已经很少,大部分集中在62届。张平化“9·24”报告后,“高司”总部按照中共的传统作法,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宣传队分赴各地、市和各大厂矿,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写出大量的调查报告,整理出大批材料。这些报告、材料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告了“9·24”报告所产生的恶果,控诉了资反路线的罪恶,为大批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干部,群众平反。但高司对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市民造反组织有与省军区类似的看法,自然矛盾重重、摩擦不断。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后,“高司”更是以湖南文革的“救世主”自居,以我划线,打压其他造反派组织。由于省军区的态度,在对待解放军支左的问题上,“高司派”与“湘江风雷派”彻底分道扬镳。
1月下旬,省军区写出调查报告,上报中央文革。2月4日,中央文革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
接到批示后,省军区引而不发,先与“高司”等组织商议后,2月5日凌晨零点整,“高司”数十辆宣传车出现在长沙街头,高音喇叭反复播报“中央文革2·4批示”,省军区突然行动,两三日之内,“湘江风雷”包括“红旗军”支队长以上的骨干成员一万多人被一网打尽。抓人的时候,“高司”和很多原“长保军”成员扮演了“带路党”的角色。
杨曦光不是“湘江风雷”成员,但因《夺权必须夺军权》这篇大字报也成了抓捕对象。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牢,关押在省公安厅第一看守所,这个地方位于当时长沙市的北部,原来是国民党时期的省立模范监狱。
但随着全国性的“反击二月逆流”渐入高潮,湖南省军区阵脚动摇。
3月中旬,杨曦光等学生与大批“湘江风雷”的中小头目陆续被放了出来。这次短暂的坐牢,并没有让杨曦光真正体会到恐怖、屈辱的滋味,反而更像一次惊险、刺激,甚至还有几分自豪的经历,但还是让他近距离地接触到大量活生生的底层生活的残酷面。而这群天真烂漫的年青人居然还在牢房里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高唱为《革命烈士诗抄》中一首诗谱写的歌曲——《我们愿把牢底坐穿》:“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世界打翻,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出狱后的杨曦光于3月下旬再到北京串联,他与北京农大、北京外语学院的“5·16”小团体建立了联系,同时也参加了“5·16兵团”的部分活动。“5·16兵团”实际上是一个激进学生的小团体,人数很少,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怀疑和打倒周恩来,认为周恩来是毛主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是“红色买办”的总代表,是修正主义官僚的总后台;它与后来1970年开展的“清查5·16”分子运动的清查对象基本不相干。后来所谓的“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借“5·16分子”之名清洗造反派头面人物的政治运动。
当时长沙市一中与杨曦光持有相同“反周”观点的还有相当一批人,其组织名称是一中红中会钢“3·19”,其代表人物是湖南文革中著名的“红卫兵八小将”之一的黄杏英。因为杨曦光的母亲陈素曾在40年代初担任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要秘书,当局曾高度怀疑陈素是“幕后黑手”。实际上陈素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是钱瑛而不是周恩来,对周恩来所谓的历史路线错误并无知晓,即便有一鳞半爪的听闻,以陈素的谨小慎微也会守口如瓶。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这股“反周”的暗流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揪出了刘少奇,揪出了陶铸,为什么就不能揪出周恩来呢?而且周恩来在当时的形象也远远不像文革后捧得那么高。黄杏英后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当年反对周恩来,我们没有上面的示意,也没有什么幕后黑手,我们是通过调查张平化的问题,发现陶铸的问题,由调查陶铸的问题,发现周恩来的问题。”
此时杨曦光已经开始思索关于文化大革命更多深层次问题,不单从“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角度,而更注重从当年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看文革的兴起。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揪斗走资派的运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这些人所形成的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文革的兴起,伟大领袖登高一呼,天下响应,体现的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新的剥削阶级——吸工人、农民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或曰“红色资本家”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杨曦光并据此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做出了极其严重的估计,提出必须重新审视“十七年”时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史。
从北京回到长沙以后,杨曦光决定学习毛泽东,进行一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或江西苏维埃《兴国调查》式的社会调查活动,但因为连续发生的“为湘江风雷翻案”活动和之后接踵而来的“大武斗”而延迟。

五、“湘江风雷”翻身与工、湘两派分裂

“湘江风雷”翻案活动实际上在1967年的3月份就暗流涌动,进入4月份,已经半公开化。“首都三司”驻长沙联络站从中起到“参谋本部”的作用。陆续出狱的“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互相串联,组织了一起又一起的翻案活动。1967年4月15日,由长沙市各大厂矿产业工人按单位、按系统自下而上联合组成的“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长沙工联”)成立,主要负责人胡勇(湖南省汽车电器修配厂工人)、唐忠富(湖南省曙光电子管厂干部,党员)、雷志忠(长沙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党员)。副省长章伯森、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一批干部随即“革命亮相”,支持“工联”。当时有一种说法,“工联”的成立标志着湖南省的产业工人真正地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长沙工联”一登上政治舞台,就被卷入了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大潮之中。“东方红总部”下属三个演出队,排练歌舞剧《湘江风雷战歌》,四处公演。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时,“高司”将它称为“湘江疯狗”,此时,“唤起‘疯狗’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的巨幅标语,贴满长沙的大街小巷。还有一幅标语,没有这样响亮,但更值得玩味:“湘江风雷是二十世纪的义和团!”
1967年5月9日,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属于“湘江风雷”派)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造反派与省军区矛盾进一步升级。“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绝食斗争。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学生方面的代表为19岁的汤建平(长沙市三中学生,“红中会”头头)。谈判时,崔林建议学生先进食再解决问题,遭汤拒绝。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首肯。多家厂矿“工联”组织也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学生。次日谈判,汤建平等人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答复,将实行“三停”。崔林说: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说:走着瞧。大有鱼死网破的势头。此时戚本禹从北京打电话给章伯森,希望他通过“工联”去做绝食学生工作。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后,采纳了“工联”常委、“文攻武卫”指挥部政委周国强(市总工会干部、工人理论家、“东方红观察哨”负责人)的建议:以砸抄“省红联”(即全称“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此时中央文革给绝食学生发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的电报,绝食斗争遂顺势宣告胜利结束。
1967年6月3日,省军区发出通告,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但不得恢复原来的组织和活动。
6月4日,“湘江风雷”在劳动广场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复旗大会,宣布重新恢复组织开展活动。
6月6日,震惊湖南的“6·6惨案”发生,“湘江风雷”、“工联”与“高司”两派群众组织在长沙中苏友好馆(今为长沙市口腔医院)发生武斗,打死10名大学生。这是湖南文革以来第一次严重的惨案。自此“高司”派失去河东市区所有据点,退回河西大学校区,并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
武汉7·20事件前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并传达毛泽东指示:“可以武装左派”。长沙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各自同观点部队支持下“抢夺”枪支,成立专业武斗队。武斗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7月上、中旬,湖南省武斗不断升级并达到高潮,长株潭交界地区几乎天天有武斗。参加的有工人、学生、农民,动用步枪、机枪、六〇炮,甚至出动消防车和坦克,时有伤亡,粮车被抢,轮船被劫,邮路一度中断。
196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给驻湖南的47军发电指示,决定由47军领导湖南文化革命。自此,47军正式取代湖南省军区,成为主导湖南文革进程的支左部队。
在这之前的7月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知湖南各派主要群众组织、地方干部和支左部队代表赴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的谈判。两派群众组织在长沙频繁武斗,实际上是展现实力,给谈判制造压力。
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俗称“8·10决定”,认定湖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有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省军区,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为首的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求认真做好“受蒙蔽”的群众组织的工作,坚决制止武斗。认定“长沙工联”为革命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等为革命群众组织。
在此说明一句,“8·10决定”是中共中央在1967年8月10日签署的。正式宣布是在8月16日。实际上在之前的7月27日已经尘埃落地,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参加湖南问题谈判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宣布了中央对湖南问题决定的主要内容。高司代表詹先礼当即站起来向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发问:“你说我们是‘受蒙蔽’组织,请问我们是受谁的蒙蔽?2·4批示是谁批的?要说受蒙蔽,我们是受湖南省军区和中央文革2·4批示的蒙蔽。”此时周恩来已没工夫搭理他了。因为“高司派”“红色电讯兵”的头头刘秀英听到周总理的宣布,嚎啕大哭起来,周恩来拍着桌子命令卫兵将刘拖将出去。
作为革命“三结合”的群众组织代表,“工联”成为最大赢家,占据了“省革筹”群众代表的大多数席位。湖南省最早起来造反的组织相对席位较少,“东方红总部”甚至一个都没有,这为“工”、“湘”两派分裂和即将发生的解放路大武斗埋下了伏笔。
1967年8月19日,湖南赴京汇报团全部成员乘飞机返回长沙。飞机上“工”、“湘”两派所坐位置明显出现对立的形态。机舱里气氛紧张微妙,几个月前,甚至二十几天前,那种并肩战斗的情怀已经荡然无存。其中一位乘客多年后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的事情沾上一个钱字,一个权字,味道全变了。当时我们大家都穷,钱字上好像还带得过,碰到权字就你死我活了。”
恰逢这时,在长沙,位于长沙市解放路第三招待所的“东方红总部”和“工联”下属的“六号门”(市搬运公司)为了几桶汽油的事发生矛盾。“东方红”扣押了“工联”两部汽车。“六号门”几次派人索要未果,并且受到“东方红”成员的羞辱。“工联”在曙光电子管厂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给点颜色让“东方红”看看。派出“工联直属兵团”,由“六号门”武卫部长尧宝(张正尧)带队,准备用枪杆子教育“东方红”的人怎么说话。“东方红”立即动用了总部警卫连予以还击。双方死24人(包括数名无辜群众),伤十余人,烧毁湘绣大楼,直接经济损失58万元。“东方红总部”阵亡7人,买了8口棺材,因为一个头部中弹的重伤员被抢救回来了。但空出的这口棺材也没白买,在为7名“烈士”出殡的过程中,机枪走火,打死一人。
工联头头胡勇对解放路大武斗有一句精妙的评论:“他们咯是在发输气。”

六、学习毛泽东搞社会调查写出《中国向何处去?》

湖南省文革像其他各省份一样,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运动,波澜壮阔,云诡波谲。在此只能说一些概况。实际上讲的是“工联”和“省无联”分裂和斗争的前奏。下面我们回到杨曦光的课题中来。
1967年9月,湖南省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闹革命形成高潮,知青问题成为杨曦光社会调查的第一对象。他与“齐卫东”的同学一起走访了下放江永的知识青年群体,以及知青成立的文艺宣传队“红一线”,收集到大量关于知青生存状态的材料,和中共农村农业政策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我的朋友谢几何先生当时在省委招待所成立了一个名叫“湖南知青造反联络站”的知青造反组织,他为杨曦光等人的调查提供了大量线索和帮助。谢几何告诉我,当时杨曦光完全就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派头,连说话的语气都像那么回事。杨曦光曾与谢几何探讨过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是怎样被“走资派”篡改的。可见这时他已经在反思“十七年”的道路问题。杨曦光在其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湖南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同时写出一评、二评、三评、四评《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关于组织和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些文章在学生造反派中反响很大。
1967年秋天以后,随着“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推进,造反运动渐入颓势,被打倒的干部逐渐恢复职务,造反派头头们卷入了革委会的席位之争,争得头破血流。革委会并没有使政权带来新气象,很多人失去了方向,逍遥派越来越多。当时社会上流传一段顺口溜:“凤是凤,鸡是鸡,凤凰落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起,凤还是凤来鸡还是鸡。”一些对文革怀有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年们感到困惑,他们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我们以极大热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何在?文化大革命如何继续下去?中国向何处去?
当时流传的一段毛泽东的话激发着青年人的思考和探索:“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思考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一大批青年从马、列、毛著作中寻找社会批判的武器,写出了富有探索精神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在文革后被称为“新思潮”,当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异端思想一旦成为思潮,就会按照自身逻辑发展,就会突破毛泽东思想的局限成为它的对立面,它们表达了青年们对文革现实的不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甚至毛泽东。而杨曦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就是在1967底至1968年初酝酿并完成的。
据杨曦光的中学同学,文革时的亲密战友吴映衡先生回忆:

《中国向何处去?》的完稿应是在湘乡调查回来、去宁乡农村之前,时间约在1968年1月7日左右。
我的父母老家在湘乡县农村,从吃“公共食堂”起我每年都要去一趟……当杨曦光提及去农村,我一口应允。此前我们作了思想上与经济上的准备。此行目的主要是了解农村与农民的现状,对国家粮食政策统购统销作大致的研讨,附带了解人民公社存在的作用和意义。1967年12月21日,我们各自骑上自行车出发了。因为早几天下了大雪,天空寒雾浓郁,所以车速较慢,天黑后才过了湘乡县城到达山枣镇,当夜便宿在虎形生产队我的堂姐家,由此开始了第一次访谈。姐夫家是地主成分,说话很谨慎,在我们的旁敲侧击下吐露了少许怨言和实情,主要是农村干部的作风、口粮分配的不公正、地富子女的待遇低下等情况。我因疲惫先入睡,杨曦光却在油灯下兴致勃勃地写日记。翌日,我们骑车到湖山公社我叔叔家吃的中饭,我叔叔是有问必答,什么粮食亩产多少、上交多少、爱国粮多少、工值多少、队上分配给社员后留多少、包括平常的劳动分工等都作了详细叙说,杨曦光很满意地不停记录。傍晚我们又徒步赶往洪圹公社泥湾渡我外公家,这是我们预定的主要访问地。
我外公是一位本分敦厚的农民,在16位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九,他十几岁从军,去过武昌,到过西安,闯过云南,上过青岛,最后当了个连部军需官逃了回乡,因而他见多识广,能说古论今,是我最崇敬的人。外公像一部万宝全书,每夜给我们讲述知识和见闻,令杨曦光大开眼界。说到的内容有1959年的大跃进、公社食堂、水肿病,吃观音土、糠粑与土茯苓屙屎不出等事例。杨曦光问得细致,记录很详尽,他对湘乡县在三年“苦日子”饿死数万人很感兴趣,外公也讲得动情,因为在他的叔伯兄弟子侄中死去或逃荒的也有六七人。……我们走访了十多户人家,问男人也问女人,问老人也问同龄人,每晚还有我的儿时伙伴上门聊天,我们特地召集十几位农民开了座谈会。年近六旬的生产队长李少白是主角,他把土地的收益、政府的政策、社员实际生活状况讲得头头是道,联系到蒋介石时代土地税率,认为那种“1亩田1年交1光洋的税”好得多。当时我估算了一下,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共和国初期的粮食价格最高才两块多光洋一石,1元光洋相当于50斤稻谷,按亩产500斤计,1元光洋的税收仅占收成的10%,而如今的上交粮实际高达40%,加上“爱国粮”及其他名目税收则超过50%(后来我下放湘西得到具体论证),怪不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怨声载道、心底里不满,当时只不过不敢发泄而已。
12月26日,杨曦光与我返回长沙一中。杨曦光开始写《中国向何处去?》。办事迅速是杨曦光的一贯作风,他不管文章好坏先写出来再说,略加修改便刻印散发。回校后我在白天很难看见他,他都是凌晨才回寝室休息。我俩都是睡上铺,因此也曾见他躲在被窝里写。大概一个多星期后,他才将所写的文章给我看。我说:你是按照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思路写的,连口气语调都一样。我对标题并不感到吓唬人,反而对署名有些不解: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我问:为何不敢落名字。他说:一是蔑视,一个兵就能与他们斗;二是“夺军权”太吓人,隐蔽些好。为何要加“钢”字,因为在一中造反派联合组成的“红造会”内部,存在有左、中、右三方,即“三·一九”、“3·30”、“文攻部”三派,“夺军权”自然更左,因而为了区别造反程度而特意添上“钢”字。《中国向何处去?》由杨曦光与另一个同学刘某刻写,因匆忙而字迹欠端正,加上油印时用力过大,效果不好,印了七十几份,蜡纸就坏了。装订后杨曦光带走一部分,余下交给刘某收藏。那些天杨曦光各处奔走,凡是他认同并相信可靠者才送上一册,据他说仅送出16份。 紧接着,便有消息传来,公安机关在追查文章作者,他有些惶恐。
一天,他征求我的意见,说要出去躲避一下。我说有一个舅舅在湘江上驾货船,那地方漂泊流动,隐蔽性强。他说事情还不到那一步,他要做点事,去农村搞点调查,静观事态发展。我们班有十几位农村来的同学,经考虑选择家住最近的宁乡县同学谈某,因为谈的兄长在省军区食堂任管理员,凭借良好的政治背景,去宁乡一般情况下不会引人怀疑。大概元月十五六日,他们悄然离开,开始了宁乡的社会调查工作。

七、“1·24指示”和“省无联”的覆灭

“省无联”全称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于1967年10月7日,成立公告上落款的日期是10月11日。它实际上是由湖南省一批在省革筹中没有席位的老造反派组织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工联”分庭抗礼。通过对“省无联”的组织结构分析,不难看到,它的身边确实聚集了一大批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和政策灾难造就的边缘人群,但主体还是一群所谓的“老造反派”,其中不乏湖南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同时它的核心集团中还有一批对社会改造抱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例如周国辉(湖南大学学生,“高校风雷”负责人)、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矿冶井冈山”负责人)、杨曦光(长沙市一中学生,“红中会夺军权”核心人员)等。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8·10指示”公布以后,“高司”派出局,“长沙工联”成为革命群众组织的左派代表,造反派分裂为“工”派和“湘”派,“省无联”实际就是“工”、“湘”两派斗争的产物。
“长沙工联”步步紧跟中央战略部署,于1967年9月27日,“工联”宣布解散总部,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走自下而上按行业、系统实现大联合的道路。而“湘江风雷”反其道而行,发出《在大联合中不解散总部的声明》。“工联”显示出不争席位、不当核心的“高姿态”,因为他们已经是核心,已经大多席位在手。而“湘江风雷”等一大批老造反组织,看着当初的后辈造反者登堂入室当了老大,气得牙痒痒。
“省无联”的筹建过程一波三折。1967年9月28日,由“长沙工人政治部”代章,“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孙大圣挺进军”、“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6个湘派组织发出通知,邀请各造反组织共商大联合事宜。翌日上午,会议在解放路三招待所“东方红总部”召开,决定各总部联合成立“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之后数次协商,10月5日,在“东方红总部”召开正式会议,会议采取“巴黎公社”组织原则,各组织一人一票选举“省无联”领导机构。周国辉等人当选常委。当时周国辉并未与会,他应广西造反派邀请到南宁考察文化大革命形势去了,仍以高票当选“一号勤务员”。杨曦光因知名度太低,未能进入候选环节。此后两日继续开会,商议成立大会具体事宜,决定于1967年10月14日,“湘江风雷”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召开盛大的“省无联”成立庆典。
10月10日,周恩来在武汉召见湖南省革筹领导小组成员,当晚47军军长黎原传达了周恩来接见湖南代表的讲话,明确表示不同意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合,肯定了“工联”解散总部搞联合的大方向。
10月11至12日,“省无联”在“东方红总部”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省无联”的出路,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把工联吸引进来参加“省无联”;中策,冒着被吃掉的危险继续干下去;下策灰溜溜地散伙。最后决定采用中策。至此,“省无联”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0月19日,“省无联”在“东方红总部”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决定创办一家报纸——《湘江评论》,但不以“省无联”的名义,而以《湘江评论》编辑部的名义印刷发行,委派三中学生周一之为主编。张玉纲说:“《湘江评论》就是列宁的《火星报》。”之后,周国辉、张玉纲等人将“省无联”的招牌挂到了“红旗军”总部的四楼,并把《湘江评论》也从省人委大院迁到这里。张玉纲领导一帮青年学生与杨曦光一起在这里开会交谈。他们白天下厂串联工人群众,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晚上关起门来,采取集体学习的形式,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提高理论水平。
鉴于“省无联”中有大量湖南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47军最初的设想是进行分化瓦解,将部分有影响人物以补台的形式纳入即将成立的省革委,做了大量工作,并且成效明显,相当一部分原“省无联”成员宣布退出。
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恰在这个时候出笼。“工联”得到了杨文的油印稿,立马组织麾下的秀才班子(工人理论家和省委“永向东”的笔杆子)进行研读,认定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工联”头头、工人理论家周国强讲:“这下好了,有批判的靶子了。”《中国向何处去?》被迅速交到华国锋等人手中,华国锋立即向数名省委老干部征求意见,一致认为文章的思想很反动。华国锋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这就是‘省无联的黑纲领。’”并立即以省革筹名义上报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见湖南省革筹领导小组成员与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批判“省无联”的反动纲领《中国向何处去?》,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的大杂烩。号称“党内头号理论家”的康生,在讲话中几次点名“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还断言:“我有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也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要把他背后摇鹅毛扇的陈老师……之流揪出来。”
“1·24指示”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
我的一个小学时的好友李自强,当时是长沙市饮食公司的青工,文革中参加了“青年近卫军”,并在其中担任所谓的“后勤部长”。1967年9月28日代表“青年近卫军”参加了“省无联”的筹备会议并留下签名。“省无联”覆灭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抓进长沙市革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操练了三个月的小字(写检讨),交待揭发“省无联”罪行。出来后,他对我说:“省无联”的所有罪名都是假的,只有“大杂烩”绝对正确。
1968年1月25日,杨曦光在宁乡搞社会调查回到长沙,乘轮渡刚过湘江,就听到五一广场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广播“中央首长1·24指示”,开始他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有“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的口号声传来。他发觉事情不妙,连忙折回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同学葛某联系。天黑后,葛某来到约定的地点,给杨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副平光眼镜。从葛某的口中,杨曦光第一次听到了母亲不幸去世的消息。他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葛某,仿佛没有听明白他说的话。葛某又把从杨曦光妹妹杨晖那里听到的事情缓缓地重复了一遍,杨曦光的目光从惊讶变成痛苦。他的头慢慢地埋了下去。 葛某又告诉了杨曦光,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中央首长1月24日接见湖南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筹负责人的情况,说现在长沙市,“工联”的人四处在抓他。
从此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中学造反派的朋友们把他安排在可靠的人家里,他白天在家里看书,晚上在街上用手电看大字报,他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都很安全。
杨曦光根据以往的经验估计,半年后,形势可能波动回来,那时“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1967年初“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后,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杨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他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了解,也许会更安全。但与他估计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只相信中央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他,于是杨曦光到武汉没几天就被人检举抓捕,由长沙市公安局派人押回湖南,关押在长沙南区左家塘看守所(俗称“四科”,当年那是长沙市无人不晓的地方)。这是杨曦光第二次身陷囹圄,距第一次被捕入狱刚刚过去1年。很快他就明白了,上一次的被捕那是闹着玩的。
杨曦光被抓后,他藏匿在同学吴映衡家的《中国向何处去?》底稿、《反杜林论》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也被抄出。他写在《反杜林论》上的一些读书心得也被断章取义摘下进行批判。《中国向何处去?》被抄写成23张大字报张贴在五一广场的湘绣大楼东边墙上,并加上编者按:“奇闻共欣赏,专供批判用”。署名不再是“一兵”,而是“杨曦光”并打上一红叉。
但是把《中国向何处去?》说成是“省无联”的“黑纲领”,“省无联”所有头头异口同声地反对。周国辉说:“虽然我与杨曦光的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但要把《中国向何处去?》当作我们的纲领,我第一个不同意。”
官方重点批判“省无联”的三株大毒草:《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国向何处去?》比较后两篇,思想更激进,理论色彩更强,但实事求是地说,它只是杨曦光个人的征求意见稿,并未经“省无联”领导集团完全接受而成为纲领性文件。
今天,回过头看《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历史的后知后觉者我想谈几点心得:
第一,它的贫血和高钙性。由于年轻幼稚,思想框架单一封闭,缺乏异质思想资源关照,并且强调理论的彻底性和革命的彻底性,《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论述有结论先行,论证在后,干瘪空洞,脆硬易碎之嫌,形象地说就是贫血高钙。
第二,它反迫害反特权的特质。《中国向何处去?》通篇洋溢着反迫害反特权的光芒。它的实践根据是对文革前“十七年”道路的考察和反思,杨曦光得出的结论是“十七年”道路造就了一个与工人、农民尖锐对立的特权阶级,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执政党完全食言了对人民最初的承诺,因此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那么中国向何处去呢?杨曦光说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而这个“中华人民公社”是一个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体结构,高度民主、高度平等、高度自由,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做出这种判断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马克思等人对巴黎公社政治组织的设想,而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路径,杨曦光则依据毛泽东关于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向其夺权的一系列最高指示,顺理成章地提出要“武装左派”,实现“三重建”——“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然而,这个设想显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更为整个官僚阶层不能容忍。杨曦光因此获刑十年亦不足为怪。
第三,与《中国向何处去?》前后出现的类似文章中,《中国向何处去?》不是水平最高的,但是影响最大。一是它的语言模仿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行文风格,极具煽动性和感染力。二是他的理论结构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三是康生等中共高级官员对它的严厉批判,加速了它的传播性和知名度。使它为更多人关注和研究。《中国向何处去?》通过香港毛主义激进分子翻译和传播,很快就被放在了世界各著名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法国大学中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深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反有理”等毛语录影响下,第一次通过《中国向何处去》了解到一名中国学生在文革中的思考。“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变得广为人知。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风暴”运动,法国工人和学生的矛头就是对准以戴高乐为首的军事威权主义政府。“五月风暴”结出的硕果之一就是直接导致戴高乐及其内阁下台,警察与媒体对社会的管控作用大大削弱,社会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杨曦光的母亲陈素时任湖南省总工会的副主席,文革初期她受过一些冲击,因身体一直不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正在住院,后被“革命群众”揪回单位接受批判。1·24指示传达之前,湖南省革筹已经知道中央态度,高度怀疑陈素是杨曦光背后的黑手,指示省总工会造反派(“工联”)严厉追查。省总工会造反派通宵审讯陈素,1月23日上午八九点钟,陈素在巨大的压力下自缢身亡。杨第甫在自传体回忆录《吹净狂沙》中写道:

陈素一死,“省无联黑手”的帽子,就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了。关押我的房门口贴出海报揪斗“省无联黑手”杨第甫,我早上开门出来就看见,气得我口吐白沫,“省无联”是什么?是个人,还是一件东西,我毫无所知,怎么就成了“黑手”!我质问农垦局造反派,他们说:“你不要辩解了,你是杨曦光的父亲,康老点了你的名,你不是“省无联黑手”谁是“黑手”?现在你同我们的矛盾已转化为敌我矛盾了。”于是把我拖到楼下,把手扭到背后跪着拍了照。又把我两手插到墨汁里,染成一双黑手,游街示众。有一次在东风广场开十万人大会,斗争我们后,挂着牌子游遍长沙城,过河到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等处,极尽丑化侮辱之能事。经过几次批斗,我对自己的“罪名”才摸到一点头绪。原因是我的小儿子杨曦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征求意见稿)的文章。
当时,我对“文化大革命”已有所认识,当然不会听从这种先整老子再整儿子,回头再整老子的摆布,就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我说:我从1966年9月27日起就被关了起来,请假回家取东西还派人监视,我的13岁小女儿找我要粮票,都被你们推了出去不准见面,我连杨曦光的面都见不着,我这个“黑手”又怎么操纵的?他的文稿,我连看都未看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中规定,中学生一律不整,只对杀人、放火、放毒的打砸抢分子实行专政。杨曦光是中学生,写了这样一篇征求意见稿,即令反动,也只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刑事犯罪,为什么硬把他作为反革命整,还要株连九族呢?由于我义正词严,他们被问得瞠目结舌,他们的淫威也不能屈服我。尽管如此,他们逼死陈素,囚禁杨曦光后,还是把我作为重点专政对象送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专我的政。押着我去省委7宿舍取行李时,已为进驻兵团所进驻,睹此纷乱局面,感慨口占一绝:“城上旌旗变幻来,蓉园犹是旧楼台。当年煮酒论文处,不见梅花斗雪开。

“省无联”的覆灭标志着“湘”派造反组织的彻底失败,在追查和批判“省无联”的过程中,有人把“省无联”的全称“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有意无意漏掉了一个字,变成“湖南省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原本一个长沙市的造反派联盟变成了湖南省的全省联盟,追查和批判的范围也随之覆盖全省。
1968年2月26日,省革筹在长沙举行大会声讨“省无联”,并宣布予以解散。湖南文革史上的两派斗争中,继1967年“2·4批示”之后,再次动用国家机器,抓捕“省无联”的头目、“黑手”和骨干分子。
2月21日长沙市20万人集会庆祝市“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原“工联”、“湘江风雷”等12个群众组织宣布“撤销总部”,所属人员各回本单位实现大联合。至此湖南省政治舞台上存在将近一年半的各种“造反”组织逐渐解散。

八、杨曦光狱中幸会刘凤翔

右派分子刘凤翔被作为杨曦光写《中国向何处去?》的幕后黑手也抓进了牢里。实际上杨曦光直到关进左家塘看守所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杨曦光所著《牛鬼蛇神录》中这样记叙(有所删节):

1969年一个早春的日子,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审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像苏联1917年革命后的“契卡”。他们中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对‘省无联’的指示。我今天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1·24’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转变了题目,“你认不认识一个断了右手的人?”“不认识。”
“杨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吗?”又是声色俱厉。我反问他:“谁是这位断手人?”较年轻的记录者提醒我:“你不认识刘凤翔?被人称为‘舵手’,极会写文章的。”黄脸又厉声道:“没有刘凤翔,你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他们这样又盘问了好多遍,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刘凤翔是一个比陈老师更神奇、危险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种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难道《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有这位刘凤翔才写得出来?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神秘的“舵手”产生了好奇。

文化大革命有别于以往各次政治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反复性,社会上称为“翻烧饼”,湖南省文化大革命已经经历过两次大的反复。杨曦光等人在牢里还期盼着毛泽东第三次为自己平反,但形势的发展与他们愿望完全相反。1969年9月份,毛泽东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至此,“省无联”案尘埃落定。
1969年10月底,分别关押在看守所各个号子里的“省无联”案犯被击中到23号监房。按照惯例,这标志着案件的审理过程已经结束,马上就要宣判了。杨曦光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刘凤翔。刘凤翔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一位穿着中式对襟棉衣,没有右手的新来者。”“他肤色黑黑的,嘴唇厚厚的,说一口岳阳腔很重夹着长沙腔的普通话。”一同被关押在23号的同案犯还有周国辉、毕建(红旗军司令)、张家政、宋绍文等。刘凤翔右手残疾是在株洲劳教时一次工伤事故中被绞断的,右派中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断手”,文化大革命中,右派分子中的一些人借着“断手”谐音叫他“舵手”。在23号,杨曦光与刘凤翔有了初步的接触。刘凤翔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观察力给杨曦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9年11月初,所有在23号关押的“省无联”案犯被押上卡车到长沙东风广场开宣判大会。
所有人都被铐上手铐,胸前挂上一块大牌子,从牌子上可以看到罪名和被判的刑期。杨曦光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十年徒刑”。张家政、宋绍文、周国辉的罪名也是“现行反革命”,张家政的刑期是二十年,宋绍文是十五年,周国辉是七年。刘凤翔和其他“省无联”的黑手们的罪名除了“现行反革命”外,还有“右派分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刘凤翔的刑期是十五年。
杨曦光的宣判词中,对他刺激最大的是关于他家庭出身的陈述:“杨犯曦光出身反动地主家庭,其父杨第甫1959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兄杨曙光、其舅陈明是1957年的大右派,其母陈素于文革中畏罪自杀。杨犯曦光一贯思想反动,仇恨共产党……”刘凤翔的宣判词斥责刘是“省无联”的黑手,鼓吹“走省无联”的道路,并游说“省无联”头头“上山为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右派闹翻案等等。
杨曦光在《牛鬼蛇神录》中如此记载:

回到23号,我一心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对判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机会参加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推翻这个可恶的政权。等我冷静下来,我开始谋算怎样在劳改队越狱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许我必须下决心学会扒窃的本事。那天夜里,我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刘凤翔。意外的是,他竟反对我的打算。他温和地对我说:“我这是第二次被判刑,1957年第一次受到打击时,我的反应与你一样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对于政治犯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如果政治局势不变,你跑出监狱或满了刑,你的处境一点不会变好。就像我们三年劳教刑期满了一样,政治迫害和歧视一点也不会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势变了,20年刑期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深思熟虑的话语不紧不慢地从他那厚厚的嘴唇出来,那沉着的音调本身对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顿一顿,继续道,“你这种反应也许反应了你对政治局势的一种绝望和没有信心。你知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动人场面吗,好多知识分子发狂地支持赫鲁晓夫的批斯大林运动,特别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天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就用不着策划逃跑了。
从那天晚上,我对刘凤翔有了一种崇敬,我从心底里爱他。

从那天起,杨曦光和刘凤翔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多,越来越长,越来越深入,有时通宵达旦。刘凤翔谈到文革前的中国时,说“十七年”的道路是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路线,它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毫无共同处,它没有给中国带来平等、富强和民主,相反地产生了一个所谓“特权阶级”,它不是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更不是最好的选择,中国应当有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这与杨曦光所进行的社会调查高度吻合,也是他写作《中国向何处去?》的初衷。刘凤翔还预言了毛、林反目的可能性和中国内部出现真正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必然性。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当时杨曦光曾有过一种“孤苦无告,树党诉求”的冲动心态。刘凤翔冷静地为他分析道:“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要搞地下政党活动而不被破获,几乎是不可能的。”
两个身处绝境的读书人关心的居然是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前途。

九、建新农场劳改与杨曦光肺癌的病根

1970年1月2日,“省无联”案犯30余人,发配湖南岳阳建新农场劳改。解送那天,天降大雪,洞庭湖畔白茫茫一片。刘凤翔对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悲怆地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建新农场是湖南省几大劳改农场之一,位于南洞庭湖地区,距长沙200多公里,是一个血吸虫病流行区,当时关押了两万左右犯人。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人急剧增加,人满为患,农场不够用,决定在农场前的外湖筑堤为堰,围出一块土地,再增加三个劳改大队,每个大队一至两千人。这里冬天退水一片滩地,春天来水一片汪洋,十分荒凉,堤堰必须赶在春水到来之前筑好,否则春水一来工程就白费了,当地人叫“泡汤”。据说“泡汤”这个词汇就是这么来的。农场调集九个大队的精干劳力进行抢修,全省各劳改单位也派人支援,杨曦光等人全部编入第十大队。按照共产党监狱的规矩,同案犯是不能分配在一起的,但由于抢修堤坝,时间紧任务重,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杨曦光、周国辉、毕建、刘凤翔、宋绍文分配在一个组,这样杨曦光和刘凤翔又获得了一个多月亲密接触的机会。
当时在这片荒凉的湖滩上,除了野鸭子外聚集了两种人,一种人剃着光头,穿着破旧的棉袄和裤子,棉袄背上,裤子膝盖上用黄油漆印着“劳改”两个大字,一个个都形容萎缩,面目狰狞。另一种人,身穿军大衣,手里拿着一根酒杯粗的茶树棍,棍子上刻着刻度,这根棍子有三个作用,一是拐棍,二是丈量土方的计量工具,三是犯人偷懒时用来打人的刑具。常言道:“湖风吹老少年头。”这些管教干部从早到黑吹着冰冷的湖风,面对着这群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犯人,心里火气大得很,动辙就打人。杨曦光等人没少挨打。
修堤的犯人都有劳动定量,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组平均每人每天定量4立方米土方任务,乙等3立方,丙等是老弱组,两立方。凡修过堤的都知道,一天两方土也并不轻松,两方土相当于非劳改单位一个劳力一天的工作量。杨曦光等人刚从看守所出来,身体虚弱被分配在丙等组,依然累得喘不了气,累得实在不行想歇下来喘口气,看守上来劈头盖脑地就是几棍子。一个从咪江茶场调来支援的老犯人对他们说:“这样下去不行,不累死也被打死。”他手指着一个抽烟的犯人说,“你看,他歇怎么没挨打?不是跟看守关系好,是在抽烟,这些看守都是老烟鬼,香烟一天到晚不离嘴,当然不会打抽烟的人。”于是杨曦光等人立马从老乡那里花五块钱买了半麻袋旱烟叶子,自己不会卷烟,关在一起的“红旗军”头头毕建,每天收工后给他们卷10支带在身上,这样,干一天活可以歇十次气,时间虽短,但总算有了喘气的机会。
2004年7月,杨曦光(杨小凯)在澳洲墨尔本因罹患肺癌辞世,享年56岁,由于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巨大成就,以及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殊荣,世界各大报刊纷纷发文纪念,《南方周末》也发了一篇纪念文章,记者文中喟叹:天妒英才,杨小凯烟酒不沾,无任何不良生活习惯,竟然患上肺癌。杨曦光的同牢难友周国辉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那是写文章的记者对杨曦光太不了解了。杨曦光不但抽烟,而且是个烟鬼。那时候坐牢的人不抽烟不行,没气歇。他不抽烟是出狱后戒掉的。我原来也不抽烟,也是在修堤的时候学会的,到现在戒不掉。那个时候,由于抢修围堰,建新农场管理比以前松散,劳动量又大,两头不见天。有很多犯人逃跑了。堤修好以后,农场开始整顿,批判两种人,一种是逃跑抓回来的,一种是讲怪话,散布“反革命言论”的。每天晚上收工以后,批斗对象一个‘大’字捆在监房外墙的铁栏杆上,犯人坐在牢房里进行批斗,每个人嘴里叼一根烟,号子里乌烟瘴气。我和杨曦光都一样,勾起个脑壳叼根烟,拼命抽。要不然那个日子过得下去?修完大堤后,我被分到了水稻组。水田里有蚂蟥,有血吸虫,当然政府也发了防护用品,如靴子和一种防虫药膏,但靴子又大又笨重,水田里面挪脚不动,防虫药膏只是个安慰剂,犯人一般都不用……犯人不得血吸虫病的很少,我自己就得过三次。得了病怎么办?打针吃药。那个时候治疗血吸虫病的药已经比较成熟了,疗效很好,就是副作用大,伤肝伤胃,一般人最多只能治四次。四次以后身体就彻底不行了。所以农场里,如果不是有意整你,一般犯人得了三四次血吸虫病后,都会调离水稻组。我一直在水稻组。杨曦光开始也在水稻组,后来他这个高干子弟的牌子可能起了点作用,管教干部高看一眼,把他调到棉花组。棉花组一般都是老弱病残,劳动量小,轻松些,但也不是什么好路,五黄六月热得死人。特别是打农药,洞庭湖一带种棉花虫害特别严重,不打农药棉花没有收成,当时农药毒性很大,虽然戴着口罩,还是呛死人。杨曦光在棉花组里算是强劳力,打农药的事肯定要走在前面。有段时间他一天到晚都在田里打农药。我敢断言,他的肺癌就是这时候留下的病根。修完堤大概是1970年2月份,我跟杨曦光就分开了,我分到一大队,他分到三大队。一大队是现行反革命犯大队,三大队是历史反革命犯大队,当时我还有点奇怪,怎么我是现行反革命,他是历史反革命呢?几年以后,我才在三大队的大堤上又见到他。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匆匆交换围巾作为纪念,匆匆分手。”

十、刘凤翔成为杨曦光的精神导师

当时的围堰工地,因为是野外作业,犯人们并未关到监舍里,而是住在工地上临时用圆木和芦苇搭起的大棚,一个大棚长约30多米,里面用木料搭成两层两排通铺,这样杨曦光又获得了一段与刘凤翔亲密交谈的时间。杨曦光说:“这时,我已从内心深处把刘凤翔看成是自己的导师。”他们的谈话从17年的政治体制的弊端,进入对毛泽东(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政策批判,以及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杨曦光后来进入经济学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刘凤翔的影响。刘凤翔在经济学领域的渊博知识和深刻洞察力给杨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时间杨曦光也了解到了刘凤翔的家庭情况,并见到了他美丽的妻子张铁军。
当时“政治犯”一旦判刑,妻子(或丈夫)大多会选择离婚,以示划清界限,不离婚的很少,而张铁军是在明知当局正在追捕刘凤翔的情况下,选择与他正式结婚的,为的是在他坐牢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来照顾他。这样的女人别说当年,即便在今天也是凤毛麟角。张铁军每个月的探监期,都会乘着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地来探望刘凤翔,每次来都带着很多牢里无法一见的好吃的食物,花生、肉食、白糖等等。而刘凤翔每次总是慷慨地与大家一起分享。“省无联”的同案犯都把她看成是心中的圣女。杨曦光是俄罗斯文学的爱好者,他用俄国著名诗人阿·涅克拉索夫歌颂十二月党人妻子的长诗《俄罗斯女人》,称张铁军为“俄罗斯的女人”。
刘凤翔,1931年出生于岳阳县毛田乡一户耕读传家的传统农民家庭,家里田产不多,其父是一名乡村教师。这样的家庭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又免于日后沦为地富子女的厄运。1949年,林彪大军南下,刘凤翔受到新生政权的感召,投身革命,分配在浏阳县工作,1952年入党,20岁便担任浏阳县委办公室主任。1955年6月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调湘潭地区机关报《建设报》担任报社肃反五人领导小组组长。1956年湖南省委决定撤销所有地区报纸,合办为一份面向全省农村的《湖南农民报》。刘凤翔被点名调入《农民报》,担任编委,实际上就是执行主编。《农民报》虽然是一张独立的报纸,但行政上隶属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其总编辑也由《新湖南报》一位编委兼任。1957年反右斗争中,《新湖南报》社揪出全国最大的右派窝案,全社一百多名采编人员中有54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总数的50%,如果加上把“帽子”拿在群众手上的十几名中右分子,将超过全社(包括《农民报》)人员总数的60%,接近70%。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还是沿用延安整风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54人中,12人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反右斗争中最重的处理,刘凤翔名列其中;11人监督劳动,其余的人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团籍,撤职降级等处分。
刘凤翔的主要问题,第一件是《农民报》报道阴暗面太多,第二件是给省委写信,恶毒攻击党的组织人事制度,这都是些欲加之罪。唯一拿得出手的是第三件事,《中国青年报》的大右派刘宾雁写了一个《本报内部消息》,刘凤翔在《农民报》搞了一个《本报内部消息续编》。然而,这也正是刘凤翔值得尊重的事情。
刘凤翔开除党籍公职,发配湖南省株洲新生工程队劳动教养。其妻也随即与他离婚。
1959年是建国十年大庆,中央政府大赦天下。新生工程队数千名劳教右派,有49人获得“摘帽”,刘凤翔有幸成为49人之一。而他并没有获释回家,而是继续留在工程队,成了所谓的“新工人”。成为“新工人”后,刘凤翔被派到上海学习开粉碎机。学习回来后不久,他的右手在操作时不慎被粉碎机粉碎了。这次工伤给他带来了很可怕的后遗症,医学名称叫幻肢痛,即右手肘关节以下已经不存在的部位,在幻觉中依然感到剧烈的痛楚。必须经常上医院进行治疗。由于长期服用镇痛药物,肝脏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人变得又黑又瘦。
对当时的处境,刘凤翔留下一首七律《自嘲》:“安步蔬餐兴有余,不弹长铗叹无鱼。之乎者也千章熟,聋哑痴呆一代愚。离恨骚愁随雁落,旧亲新贵断鱼书。而今舍我其谁也,夫子胡为不豫乎。”
刘凤翔在看病求医的过程中,认识了张铁军。张曾经是刘住院时的一名病房医生。张铁军也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当时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儿独居。刘凤翔的人品、学问和忍受痛苦的男子汉气质使张铁军又感动又同情,不久他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铁军的老父亲因历史问题再次受到打击。张父是1946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中共地下武装湖南人民解放湘中支队的领导人之一。这支游击队是由湖南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成立于1948年,人数一度达到两千多人。但由于人员成分复杂,解放后被湖南省委认定为反动游杂武装,大部分领导人受到严厉整肃,张父便在其中。1967年10月,文革造反的高潮中,张铁军在刘凤翔的鼓励、支持下,赴京告状,为父申冤。张铁军的这次告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对张父问题做出了具体批示,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还专门接见了张铁军母女(女儿张娜当时8岁),并合影留念。
刘凤翔本人也利用陪同张铁军赴京告状的这段时间,在北京,用贬义词来说就是“上窜下跳”,四处串联,他拜访了一些“右派”中的头面人物,寻找造反派中的激进组织,弄到了一批1957年反右时的内部文件和资料,组织右派朋友抄成大字报,印成小传单,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等为名,在北京、长沙等地的街头巷尾张贴和散发。刘凤翔对张铁军说:“结论不重要,真相最重要。把真相揭示出了,告诉了人民,总会有人做出是非判断的。”
早在1967年之前,刘凤翔就清醒地认识到,反右运动实质就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是一场现代版的“焚书坑儒”。当时他早已“摘帽”,而且是“第一批回到人民怀抱中”的“摘帽右派”,他比95%以上的右派分子都要幸运得多。但他认为,“右派分子”摘不摘“帽”不重要,甚至是不是“右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右派”不平反,整体中国知识分子永远都是“臭老九”。

十一、刘凤翔与湖南文革中的右派翻案活动

从1966年5月到1967年7、8月,文化大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刘凤翔却一直在冷静旁观,没有任何行动。究其原因,我想,大约1957年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公安六条”的威慑就在眼前。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直到1967年7月,军队深度介入文革,“湘江风雷”翻案已成定局,刘凤翔终于决定卷入文革,为自己也为广大57难友讨还公道。当时,《湖南日报》的一些造反派正在为1957年右派窝案闹翻案,刘凤翔也介入其中,并成了核心人物。当年抓右派时,报社现场总指挥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官建平,官建平秉承省委主管书记周惠的旨意,要把案子做大做全,要彻底摧毁旧《新湖南报》,有错误言论当然要打,没有错误言论的,内查外调拿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说事,打出个全国第一的右派大窝案。省委宣传部长唐麟亲自坐镇报社,作报告,发指示。文革开始时,官建平已经升官为省委统战部长,唐麟因1959年庐山会议彭、黄、张、周案,被打成右倾机会分子,贬到宁乡县黄材公社当副社长,1962年调到湖南大学当了个挂名的副校长。
刘凤翔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官建平和唐麟展开内查外调。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官建平居然姓名、年龄、籍贯都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此人解放前曾是“反共救国团”的帮凶,抓过农民领袖,打杀过共产党人,后又成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特务,后又被提升为工作队分队长,后在四十年代投机革命,混入党内,成了地下党湖南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别有来历”的人物。此人命太好了,几十年隐瞒历史,放肆整人,步步高升,及至后来被查出了底细,也不过是保留待遇安享晚年。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吗?或者官建平还有什么不足与外人道的身份便不可知。唐麟历史上没什么大问题,1959年被打成湖南省委周、唐、杨、方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1966年文革开始,再次被省委某些人当作“走资派”的样板抛了出来,从此就没有伸过头,批斗挨打成了家常便饭。痛中思痛,他专门来到湖南日报社向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自己说了很多过头话,做了很多过头事,把很多不该打成右派的同志打成右派。他甚至激动地说:“支不支持湖南日报社被打成‘右派’的同志翻案,是执不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试金石。”
一年之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唐麟为他这段轻率的表态付出了惨重代价,被打成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的幕后黑手,湖南省右派翻案风的黑后台。比杨第甫的罪名还多一条。
1968年2月18日晚11时,在一次批斗会后,唐麟在关押他的湖南大学科技馆跳楼自杀。湖大科技馆只有两层楼,一般来说,跳下去很难致命,唐麟是倒栽葱跳下,颅骨粉碎,当场毙命。
刘凤翔介入右派翻案的另一案是杨美兰案。杨美兰被打成右派那一年才18岁,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长沙市一所小学当老师,工作上认真负责,政治上积极靠拢组织,是市教委重点培养的对象。她被打成右派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问题就出在那些讨论题上。在反右之前,有个整风运动,市教委把各区小教老师集中起来向党提意见,出了几十个题目,这些题目看起来都没什么太敏感的,但里面都带钩子,如果卖弄小聪明,不按标准答案答题,很容易出问题。比如其中有一道讨论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成绩是五分制好,还是百分制好?粗一看就是一道低水平的学术题,但是里面关系着对苏联老大哥的态度问题。当时中国正在搞全盘苏化,教育界贯彻学习凯洛夫教育法,五分制是凯洛夫教育法里的一项主张。杨美兰根据自己的教学心得说,五分制和百分制各有长处,在考察学生的一般学习状态时五分制好,但在重大的考核时,百分制更准确,更能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比如80分和100分都是5分,其中差别就非常大。这个问题答得不好尚不致命,但接下来讨论中苏关系时,杨美兰说:“苏联老大哥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说话不算数。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同志说过要把沙皇侵占我国的土地全部归还我们,但是到现在还没兑现。”这个问题性质就严重了。以这一条为核心,再找一些莫须有的东西加上,杨美兰在接踵而来的反右斗争中,被扣上攻击苏联先进的教育方法、污蔑苏联政府、破坏中苏友谊的大帽子,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长沙县长桥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天真的杨美兰把这次打成“右派”看成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一次严肃考验,她在劳教农场拼命劳动,认真改造,决心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身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污垢”。
1959年中苏分歧公开化,市教委和市统战部(那时候右派问题归统战部管),决定给杨美兰“摘帽”。但右派摘帽有一个先决条件,首先必须认罪服罪写出深刻检讨。可是杨美兰这个年轻的姑娘,从小到大养成个认死理的毛病,她说,说错了话当然要写检讨,可是我亦没有说错话,这个检讨怎么写?但是根据组织原则,不写检讨就不能“摘帽”。结果一个不肯写,一个必须写,成了一个死扣。后来又有两次摘帽的机会,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摘不下来。“四清”运动开始之前,长沙市又给一批改造得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市委统战部王部长亲自找杨美兰谈话,要她认清形势,写个检讨,马上给她摘帽,并保证让她重返教师队伍。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杨美兰一句话把王部长噎住了:“现在我再写检讨,说苏修做得对,我说错了,不又变成反动言论了?”
此后,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戴上帽子就是敌人,杨美兰的右派帽子就像长在头上,越长越牢。不但不能摘帽,而且成了反改造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刘凤翔建议她找教育界的造反派组织反映情况,把走资派的盖子揭开来说话。在刘凤翔的帮助下,杨美兰找到一个名叫“省教联”(“湖南省教师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以小学老师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省教联”宣传部头头梅嘉陵看了杨美兰的申诉材料,非常同情,当即采访了杨美兰和她身边的一些人,并通过东屯渡农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核实,写出名为《十年造反,一片丹心》的报告文学,把杨美兰拔高为受走资派迫害的反修英雄,刊登在“省教联”小报《战地黄花》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之后又由“省教联”牵头,联合“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十多个长沙市有名的造反组织,在湖南剧院举办了四场“杨美兰《我的控诉》报告会”。
杨美兰与我有数面之缘,当时她28岁,身材高挑,面目姣好,特别是清纯的气质像一泓纤尘不染的秋水,剪着齐耳短发,看上就像二十来岁正在学校念书的大学生。
梅嘉陵是当时湖南省著名的业余作家,他的生花妙笔,杨美兰的清纯形象和极好的口才,报告会空前轰动,台上台下群情激愤,要求为杨美兰平反的呼声响彻三湘大地。连省革筹的领导都听了杨美兰的报告录音,省革筹第一副组长、省委副书记华国锋委托省革筹常委、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代表自己接见了杨美兰。梁春阳当面传达华国锋的指示:“杨美兰的问题我们管定了,不仅要平反,而且要树旗帜。”
《新湖南报》右派集团案和杨美兰案在湖南掀起了一股势头不小的“右派翻案风”,并影响到周边各省,比如江西省一个叫“万山红遍”的造反组织,就专门组团来长沙取经学习。但后来形势变化,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杨美兰和《新湖南报》的两名右派翻案急先锋分别被判处三年和十年徒刑。
关于右派问题,在此我想提一个问题: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定性为右派分子的317.8万人。1978年,中共中央发出55号文件,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已摘掉右派帽子的55293人,予以改正的55.2万余人,不予改正的96人,扩大率(错划率)达99.998%,比黄金的纯度还高。以上两组数据相减,21年间,262万人到哪去了?
根据判断,右派分子的死亡率应当不会有这么高。那么,死了多少?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中右分子有多少?这批人的命运又如何呢?

十二、“一打三反”运动和刘凤翔之死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中共中央1970年发出的3号、5号、6号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其中“一打”是要害,“一打”就是镇压现行反革命,说白了就是镇压文革中的政治异己分子。
有研究表明,“一打三反”是文革这一大运动的各个子运动中官方杀人最多的运动。作为文革亲历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觉也是这样的。
1970年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31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当天这个文件就以中发【1970】3号文件下发了。
“一打三反”运动在湖南刚开始叫“三清三查”运动,后来改称“一打三反”运动。湖南省各级革委会、各个单位都成了“三号办”(落实中央3号文件办公室)领导和主持工作。3号文件将杀人的批准权限下放,提出“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当时,《长沙晚报》的社论,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时称“九杀令”。
杨曦光于1970年4月上旬被省革委人保组来人从建新农场押回长沙,重新调查“省无联”罪行。他在押解途中得到刘凤翔等人被枪毙的消息,不禁又惊又悲。
他在《牛鬼蛇神录》中讲过当时悲凉的心情,把刘凤翔称为杰出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今天回过头看,由于时代局限,生存状态的困境,异质思想资源的缺乏,刘凤翔(也包括杨曦光等人)思想的锋芒始终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中挣扎,但其独立思考的精神,追求真理的勇气,社会观察的敏锐,高贵的人品,对下层人民的悲悯情怀,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体制都值得人们深深景仰。
刘凤翔比杨曦光早二十多天押回长沙,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2号监房。1970年4月4日,在长沙市东风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刘凤翔、雷特超等四人以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判处刘凤翔、雷特超等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刘凤翔生前好友、同报社右派分子朱正先生在刘凤翔遇难不久,也被关进“四科”,恰巧住进的又是2号监房,2号中几位曾与刘凤翔关在一起的人犯都还没走,从他们嘴里,朱正得知了刘凤翔人生最后半个月的情况。他在自传体回忆录《小书生大时代》做了如下记载:

在1969年末宣判“省无联”的大会上,刘凤翔被判了十五年徒刑,被押往岳阳建新农场服刑。大约是1970年3月16日,他正在堤上出工,一辆吉普车开到堤上抓他,然后直开长沙左家塘看守所。根本没有让他回到监房去取东西,衣服、面巾、牙刷等等日用品他都没带。此前不久张医生去农场探监,送进去的一大瓶油炸花生米,凤翔当天带到了工地,预备中饭时候吃一点,这东西倒是带进了四科。进看守所搜他身的时候,干部把这一瓶花生米倒在一张报纸上,包好递给他,说:你快点吃完吧。广口大玻璃瓶不让带进来,想必是怕他用锋利的玻璃碎片自杀罢。
凤翔被关进了2号。干部没有给他指定床位,只是从门口扔了几件破旧的棉囚服进来,让他垫在号子中间空地处的地上睡。号子里的人见过这种情况,推测他也是一两天之内就会被“崩”掉的,结果是时间估计错了。他在号子里吃花生米的时候,有人嘴馋,提出来要同他买一点吃。凤翔说:不用买,大家分着吃吧。他把花生米按人数均分,每人一份,分完之后,他把自己的那份也给别人吃了。
一天,凤翔在号子里看到一张公布“省无联”罪行的印刷材料,其中有一大段是说他的,说他是个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组织了一个叫做“中国劳动党”的反革命组织。当初宣判“省无联”的时候,这材料曾在长沙街头张贴过,我看见过的。凤翔原先没有看到过,他一看到就很紧张,连忙写了条子要求提审。号子门口没有人经过,条子递不出去,他急了,就使劲踢门,踢得嘭嘭直响,这才有人过来接了他的条子去,不一会就有人来提他。他刚离开号子,一个干部进来,训斥道:是谁把这材料给刘凤翔看的?号子里的人说明:这材料是上次发给号子里学习的,没有收回去,并没有谁拿给刘看,是他自己看见的。那干部骂了一顿之后,把那材料收走了。没有多久,凤翔回到号子里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劳动党这回事,他已经向干部请求把这事调查清楚。他在号子里说,这件事如果调查清楚了,他就没有什么事;如果不弄清楚,他就会被“崩”掉。号子里的人也只能说一些那不会那不会之类的空话来宽慰他。这次提审的经过如何,凤翔回号子以后没有跟人讲,想来那干部为了稳定他的情绪,总也说了要去调查之类的话。事实是根本没有过什么调查。几天之后,4月4日,凤翔以组织劳动党的罪名被枪决。

刘凤翔是《湖南日报》54名右派中最后一位获得“改正”的,其中就是因为“中国劳动党”这个案子。1984年11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复查,认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1985年8月5日,《湖南日报》社发了一个“湖社发(1985)028号文件”《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正式为刘凤翔“改正”。
下面,我要讲的是这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究竟是什么情况,为尊重历史,尊重刘凤翔本人,我认为必须把历史的真相合盘托出。这也是杨美兰女士临终前的遗愿。
在2016年我对杨美兰的一次采访中,说到刘凤翔的事。杨美兰女士将深藏在心底48年的秘密说了出来,她说:“有些事不应当带进坟墓里。”
杨美兰告诉我:“1968年,我们搞右派翻案时,刘凤翔,还有雷特超,主要是他们两个人就有了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的想法。‘中国劳动党’这个名字就是雷特超起的。雷特超是省公安厅的一个右派,反右的时候是公安厅机要处处长,和刘凤翔一样,都是红得烫人的角色,都打成了右派。他们搞“劳动党”的时候,刘凤翔还找我谈过话,征求我的意见。刘凤翔跟我讲,他这个‘劳动党’的指导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低任务(纲领)是为受走资派迫害的右派翻案,最高任务(纲领)是引导中国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道路。我以我妈妈从小教育我的‘君子不党’,拒绝了。以后刘凤翔就没有和我再谈过这个事。(19)68年底,时间记不太清楚了,天气已经很凉了。一个叫李鸣高的右派分子托人约我晚饭后在天心阁城墙边见面,有重要事情找我。李鸣高你应当认得,搞文艺研究的,名气很大,现在住在文联大院里。李鸣高跟我一样也是极右派,反右时《湖南日报》用通栏大标题的文章批判他,说他是‘匍匐在林希翎石榴裙下的小爬虫’。我们走得比较近,他对我有一点那个意思,但没有挑明。当时我租了一间房,住在天心阁下面的古稻田,离天心阁城墙很近。我们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问:杨美兰,你参加了刘凤翔他们那个反革命组织吗?我说:你胡说什么啊,把话讲清楚点。李鸣高说:你没有卷进去我就放心了。美兰,我们和刘凤翔他们虽然都是右派,但我们本质上不是一号人,我们是受冤枉的,我们内心深处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刘凤翔他们才是真正的右派分子……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检举他们。我这里写了一个检查材料,你看一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李鸣高把材料递给了我,一共16页,十行纸写的,密密麻麻的。我找了个有亮的地方,急急忙忙看了一遍,里面指名道姓地举报刘凤翔和雷特超,讲得很具体,我看得心里直发凉……与李鸣高分手后,我连忙去找刘凤翔,刘凤翔当时因为肝病发作,正在住院,张铁军贴在他身边。我在局关祠边上的一个小旅社里找到他们。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刘凤翔衣冠不整、光秃着手肘的形象,头发凌乱,又黑又瘦,坐在床上,看上去就像个鲁迅。他听了我的讲述后,非常激动又有些慌张,挥着光秃秃的右手肘说:‘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只要活下去我就有希望。’稍微平静了以后,刘凤翔说,我死不足惜,不能连累你们。他交待我,切断和他的所有联系,以后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要承认我们认识。又要跟张铁军断绝关系。张铁军哭了,说我生是你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你坐牢我跟你送牢饭,你枪毙我陪你上杀场。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与刘凤翔见过面。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在枪毙人的布告上看到他和雷特超的名字,那时候我也因为右派翻案的事情关进了四科,但提审的时候,公安局的人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关于‘劳动党’的一个字。要是他把当年我们那些谈话透出来一句半句,恐怕我就没有机会今天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了。”

十三、长沙第三次宣判大会突然被叫停

杨曦光大约在1970年4月6日被押回长沙,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13号监房,因为这所监狱由六栋房子组成,所以又叫“六栋”。3年之前的所谓“二月逆流”中,他也是关押在这里的。这次“二进宫”,心中特别凄凉。他在乘坐警车押送看守所的路上,看到街头张贴的大幅标语“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张家政!”让他切切实实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走进13号号子以后,他发现这个从前至少要关8到12个人的号子,只关着他和另外一个白头发的老头,这是一个犯了投机倒把罪的经济犯。凡了解中国监狱规矩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一般拟判死刑的罪犯,监狱当局总是把他单独关押开来,并派一个比较信任的轻刑犯关在一起监视,以防死刑犯自杀或出其他意外。而且在杨曦光押回长沙前,长沙市区已经开过两次公判大会,杀了两批人,包括“省无联”黑手、“中国劳动党”头头刘凤翔、雷特超,以及“青年近卫军”基层组织头目廖为政、罗刚等。每次都是杀二三十个人,大部分是反革命犯,再搭上几个罪大恶极的刑事犯,以彰显镇压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杨曦光关进“六栋”以后,第三批宣判死刑的犯人名单已经勾决,宣判名单已经下发基层单位讨论,六十多人,其中就有张家政(“湘江风雷”头头)、张正尧(工联“六号门”武卫部长)等。但这次宣判大会突然被叫停,参加宣判大会的所有人员被紧急通知大会改期。
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是当时正在长沙视察的毛泽东叫停了这次宣判大会的召开,据说,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这之后,各单位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布的17号文件(转发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等三个文件,“落实政策”又成了一项重大任务。
杨曦光真是吉人天相啊!很多比他罪名小的人都毙掉了,他却有惊无险地在“六栋”住了10个月,于1971年2月被送回了岳阳建新农场。

十四、遭遇同案难友告密

1971年的“9·13”事件,林彪折戟沉沙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林彪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也改变了新中国历史的走向。
湖南省委、省革委也因林彪事件引发一系列重大人事变动。1972年开始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主政湖南的军队干部卜占亚,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被揭发上了林彪的“贼船”。7月29日,卜占亚代表省委进行关于错误地宣传林彪等问题的检查,但对自己所谓上林彪“贼船”的问题拒不承认。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卜占亚省委书记职务,派已调中央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回湘领导批林整风运动。
1973年1月26日,湖南省委发文指示:批判林彪,肃清他的反革命流毒,以及揭批卜占亚的错误,是1973年的“头等大事”。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批林整风的专门文件,认为卜占亚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继续留在湖南工作有所不便,决定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为加强湖南省的领导,调张平化回湘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毛泽东开玩笑地对张平化说:“张平化,你又复辟了。”
对杨曦光而言,他也从中小小地有所获益。第一,他从“强劳组”调到了较为轻松一点的棉花组,第二,他的父亲杨第甫开始按月给他邮汇十元钱,这表明杨第甫的处境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好转,同时也能帮助杨曦光在严酷的劳改生活中过得好一点。第三,劳改大队的图书馆也恢复了,犯人可以借阅图书和自行订阅符合规定的报刊杂志,杨曦光订了三份杂志。这在犯人当中绝对是超级大手笔。
建新农场改变了政治犯和刑事犯混编混管、利用刑事犯监管政治犯的传统做法,对在押劳改犯进行政治犯、刑事犯分编分管。一至五共五个大队专关反革命犯,六至十共五个大队专关刑事犯。宋绍文(省会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头头,“省无联”黑手)从第十大队调到了杨曦光所在的第三大队。一般来说同案犯是不允许关在一个大队的,但“省无联”案人犯较多,不可能每个大队只关一个。
宋绍文和杨曦光是老熟人,也可以说是老朋友。宋绍文是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当时在造反派中的知名度比杨曦光大得多。入狱之前他是湖南省话剧团的导演兼编剧,高级知识分子,每月工资三百多元,比杨曦光父亲的工资还高得多,相当一个省委书记的工资。宋绍文的夫人梁器之是湖南省文艺界著名的大美人,话剧团演员,著名女高音歌手,也是高薪阶层。文革之前,毛泽东每次到湖南视察工作,湖南省委都要接梁器之到蓉园陪毛主席跳舞。两口子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艺界首当其冲,湖南省话剧团的前身是国民党文化部的演剧六队,宋绍文本人又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到过缅甸,被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抛了出来,关进牛棚,多次批斗。长沙8·19事件发生后,他不顾牛鬼蛇神的身份,跳出来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张平化“9·24”抓黑鬼报告后,他又成了“大黑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得到平反,又牵头成立文艺界“红色造反团”造省、市委的反。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2·4批示”,“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宋绍文作为“湘江风雷”幕后黑手被抓进了省公安厅看守所,与杨曦光关在一个地方,但不在一个号子。杨曦光等学生3月中旬都释放了,宋绍文一直关到6月份才放出来。宋绍文在看守所表现非常勇敢,不但带头闹事,而且绝食三天抗议湖南省军区的无理逮捕。搞得看守所的士兵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捆起来强行灌食,最后又给他戴上脚镣手铐。看守所外面,给“湘江风雷”闹翻案的群众,把一辆宣传车开到监狱门口,高音喇叭对着里面喊口号和播放“北京来电”之类的小道消息。梁器之坐在宣传车里,高唱文革中最流行的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鼓舞丈夫的斗争意志。
宋绍文出狱后,积极支持长沙红中会里激进的造反派学生贴周恩来的大字报,成了湖南省著名的反周人物。1968年,中央首长康生等人的“1·24指示”出台以后,宋绍文虽然不是“省无联”的领导人,但他所在的“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是“省无联”主要发起单位之一,他本人又直接参加了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以“省无联”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刑15年。宋绍文判刑以后,梁器之与他离了婚。
1972年,杨曦光在三大队与宋绍文重逢时,宋已经从一个细皮嫩肉的白胖子变成了皮糙肉厚的黑汉子,“没有人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他过去是那种拿着高薪的高级知识分子。”两人重逢当然会是感触良多。实际上杨曦光对宋绍文印象一直很好,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深入探讨问题的朋友,甚至还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杨本人也像宋一样从养尊处优的环境中直线坠入人生的炼狱。
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杨曦光对宋绍文的看法,从此二人成为陌路。杨曦光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中专门辟出一章“宋导演”来写宋绍文,可见此事对他打击之大,伤害之深。杨曦光写道:

1973年初,复旧正是高潮时,我在一个下雨的休息日子去宋绍文的号子看过他一次。他睡上铺,我爬到他床上,上铺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犯人都在下面下棋、打扑克和做别的事情。
“老宋,你注意没有,江青最近灰溜溜的,而批判‘极左’,周恩来却是‘众望所归’,得意得很呀!”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俩听见的声音问他。老宋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要迟钝得多,他“嗯”了一声,眼睛里没有过去那种分析政治形势的敏锐。我又轻声说:“我最近看完了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现在玩的权术很像历史上帝王在‘后党’和‘朝官党’之间玩平衡术的手腕。”我看看老宋的反应,他眨眨眼,眼神里似乎有了一点火花。我想他一定明白“后党”是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这帮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朝官党”是指周恩来派。看到老宋眼里有了火花,我又解释:“毛泽东在后党和朝官党之间见风使舵,看见后党太强就抬朝官党,而看见朝官党势太盛就抬后党。目前朝官党势大盛,毛泽东很可能会支持后党反击朝官党。”我知道老宋在文革中是支持毛泽东,反周恩来的,我这样直呼“毛泽东”,对毛泽东算是很不尊敬了,老宋能接受吗?但我一转念,他也是有知识懂历史的人,我的讨论是不带褒贬的客观分析,他应该能懂吧。老宋向我靠了靠,面色由麻木转活跃,十分有兴趣的样子:“那江青他们可能反击吗?”我马上解释:“以往的经验,凡是江青不活跃,很少公开露面的时候,她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大行动。这次我看她和毛泽东最好打的政治牌就是清查5·16问题。周恩来清查5·16时那么活跃,林彪垮了以后,他把清查5·16运动推得很远,好多造反派因此受到了打击和迫害。”“是的,去年外调我的人多得不得了,都是查造反派与5·16的关系。”老宋看来在1972年与我一样有很多外调的经验。我轻轻叹口气,心里感到沉重,不知如何解释对江青正在策划的阴谋一半是喜一半是忧的心情。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当年的造反派,经过复旧的秩序,读过很多世界历史后,我已是一个政治上对一切革命反感,而懂得保守派的价值的人。但我很怀疑老宋也能理解我的心情。我试着用他能理解的造反派的感情向他解释:“这两派由于卷入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问题,因此与历史上的后党、朝官党又不同,平反问题与人权问题有关,造反派也很像法国革命时的第三等级、英国革命后的‘辉格党’,而周恩来支持的保守派就很像英国革命后的圆颅党,这两党要能共存政局才会稳定下来,一派压一派总会留下动乱的祸根。”老宋看去对历史没有兴趣,对我的评论没有多少反应。他打断我的话,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母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去了,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去了,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老宋告诉我,梁器之与他离婚不久,他老母亲就因为又气又急而去世。他的儿女有一个女儿被法院判给他,其他都属于梁器之。这个女儿最近有了男朋友,女儿曾来农场看过他。

杨曦光万万没有想到,宋绍文竟然把这段话的内容向管教干部打了“小报告”。杨曦光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被宣布“戴铐反省”,同时召开全大队犯人大会批判斗争。
“戴铐反省”是劳教队中比戴脚镣和关小号子稍轻一点的惩罚。戴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铐,一种是反铐,顺铐相对而言要轻松一点,反铐比较难受。杨曦光的言论已经属于“恶攻”的性质,当然要反铐了。双手铐在后面,睡觉要匍着睡,虽然不舒服,却还不是太大问题,问题是无法自己吃饭和方便,需要有人帮忙。如果无人帮忙,或同监犯人因某种原因,不愿意或不能帮忙,那么吃饭就只能把饭扣在桌子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大小便只能把裤子剪开,做成一个开裆裤。
杨曦光人缘好,同组的犯人都十分同情他,所以洗脸、刷牙、吃饭、方便都有人来帮忙。每当别人给他喂饭、脱裤子、擦屁股时,杨曦光都会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羞辱和打击。这种感觉甚至比他关在四科时,无数次的批斗、游街都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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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九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4月 03, 2022 8: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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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杨曦光“恶攻”为何没遭深究

杨曦光的“戴铐反省”期大约是半个月。据我了解这也是相对较短的时间,或者说是起码时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监狱领导并没有在这里大做文章的打算。中国监狱,犯人有种两种行为是最严重的,一是越狱,二是散布“反动言论”。杨曦光的言论已经属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放在前两年加判个5年、10年徒刑都是家常便饭。而这一次对杨曦光的处罚也就是批斗、反省,到此为止。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此我想作一点粗略的探讨。
第一,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时,翻烧饼,煎了这面煎那面,已经开始失去人心,再也鼓不起运动初期那种你死我活的劲头。有些人甚至有了上当受骗被人当枪使的感觉。落实到建新农场,大多数监狱干部们对政治犯,特别是政治犯里的运动犯,对运动犯中的思想犯,基本上不再刻意打压,更失去了深挖余罪、挖坎寻蛇打的劲头。
第二,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是运动治国。当时正在进行的运动,开始叫“批林整风”,后来叫“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点不是打击这些所谓的“新老阶级敌人”,而是清理林彪派系人物,进行权力再分配再平衡。运动的进行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出现了暗潮涌动,捉摸难定的诡异形态。
别的省市情况我不甚了解,谨以湖南省为例谈一谈。
在此之前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和与之关联的清查“5·16”运动中,湖南造反派(曾得到官方认可的正统造反派“长沙工联”)的头头们,总部撤销,组织解散,大多数剥夺了权力,一些人挨整,一些人被送进了牢里。“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再次聚集起来,要求平反,要求销毁被整材料,要求恢复原有的革委会职务。其中最活跃的有三人:
胡勇,原长沙汽车配件厂工人,“长沙工联”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
唐忠富,原曙光电子管厂干部,“长沙工联”核心领导人之一,时任九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常委;
雷志忠,原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干部,“长沙工联”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
“九大”以后,群众组织不复存在,但各级工会基本上由他们把持着,他们用工会作为集结力量的阵地。1973年2月,唐忠富从北京回长沙,传达了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唐忠富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又说:“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斗争。”唐忠富、胡勇等人将原来与他们对立的“湘”派人员又团结起来,共同争取翻身。由此,叶卫东等原已经被边缘化的正统“湘江风雷”造反派头头也随之东山再起,恢复了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一些已经入狱几年的造反派头头,也被保释出狱。建新农场就有四名原造反派头头被释放。
1974年2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唐忠富与胡勇、张厚(时任长沙市委书记)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任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进常委。其他一些造反派头头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
为领导批林批孔运动,湖南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事业单位,都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简称“运动办”),很多“运动办”为造反派所控制,成为事实上的向各级党委施加“压力”的指挥部。

十六、走出牢房走向世界

1975年春节过后,“省无联”一号头头周国辉刑满出狱,杨曦光托他去看看老父亲,顺便请他的哥嫂送一点东西到牢里来。杨第甫当时已经“解放”,在省轻工业局当了一个挂名的顾问,虽然还是继续被边缘化,但级别不降,工资照拿,过得还算滋润。杨第甫见到周国辉,非常高兴,一定要留他在家吃饭,并打发人去买了条鱼割了点肉,这在当时都是要票证的,光有钱买不到。周国辉盛情难却,也打算留下吃饭。到饭菜上桌的时候,厨房里走出一位保养很好、气质优雅的女同志。周国辉在牢里呆了7年,失去了准确判断女性年龄的能力,以为是杨曦光哥哥杨曙光的老婆,站起来叫了一声“嫂子”。对面的女同志扑哧一笑。杨第甫连忙介绍,这是杨曦光的继母,你可以叫他周阿姨,叫小周也可以。周国辉感到非常失礼,饭也不吃,执意告辞了。
过了几天,当年搞“省无联”的一位“红中会”女同学来看他,还带着一位周国辉不认识的女同学。交谈中,聊到了杨第甫,周国辉说:“这个老官僚,老婆死了,儿子还在牢里受苦,他都不关心,只晓得自己图快活,找了个年轻的老婆。”没想到与女同学同来的女同学就是杨第甫后妻的女儿,这话传到了杨第甫的耳朵里。杨第甫一笑道:“我这辈子别人送了我好多顶帽,只有周国辉这一顶最合适。我就是一个老官僚,货真价实的老官僚。说我是反革命,我是老革命嘛,说我是‘省无联’的黑手那更是胡说,他们搞的那些东西都是造我的反的,我一个字都不能同意。”
实际上,当时周国辉对杨第甫这么多年的经历并不了解,杨曦光在牢房里受苦,杨第甫在牢房外过得也不轻松。文革一开始,他就被作为“黑帮分子”抛了出来,保皇派斗罢,造反派接着斗。特别是1967年知识青年回城造反,省委领导安排他代表省委接待造反知青。杨第甫既无解决问题的权力,又无法回避尖锐的现实矛盾,处于一个被质问、谩骂、殴打的地位。最严重的一次打断两根肋骨,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省无联”被中央点名以后,他又变成“幕后黑手”,老婆自杀,儿子坐牢,他本人被头戴高帽子,双手涂满墨汁(以形象显示他的“黑手”身份)牵出去,满长沙市游斗。1968年10月,群众造反派“小兵归营”以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省革委一声令下,原省直机关9000多名干部统统集中到河西原省委党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里分革命学员和专政对象两种,杨第甫是专政对象中的“一号”。经过反复批判揭发和内查外调,没有查出有价值的东西。1969年11月宣布将他下放汉寿县清水坝“五七干校”,编进第三连“专政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其实也跟坐牢差不太远了。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他的处境才开始慢慢好转。1973年初批准他恢复组织生活。同年3月,杨第甫回长看病,原来省委七号楼那个宽敞明亮的家早已被夺占,在东塘一个小修理厂里给他安排了一间破屋。杨第甫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里面。好在虽然为官多年,生活能力还强,不至于衣食无措。1975年,邓小平搞全面整顿,他被安排到省轻工业局任顾问,房子也换到现在住的地方,这里原来是解放前一个国民党官员的公寓,条件虽然赶不上省委大院,比起东塘的小破屋就是天上人间。在这里,经人介绍杨第甫与省委干部幼儿园的周园长结了婚,将近9年飘蓬不断的生活总算稳定下来。
1976年7月底,天降异兆,唐山发生大地震,24万人罹难。9月9日,毛泽东逝世。祖龙薨,泰山崩。10月6日,华国锋在以叶剑英为首的老干部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实际结束(正式宣告结束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紧接着,举旗抓纲,逮捕“四人帮”骨干分子,清查“三种人”。湖南省以唐忠富、胡勇为代表的正统造反派“工联”头目与骨干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抓进看守所,大部分被关进“学习班”接受审查。与“工联”关系密切的一批老干部也受到了整肃。至此,湖南省硕果仅存的造反派势力彻底覆灭。
杨曦光在建新农场冷眼旁观地看到了这一切,仰天长叹道:“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出现了,可是老刘却死了。”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他在《牛鬼蛇神录》中写道:

我刑满的那天,妹妹杨晖赶来建新农场来接我,她端庄而美丽,脸型很像妈妈。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十年,她一直代表全家与我保持联系。差不多每年要来农场看望我。我们也有过争吵。她听说我在劳改队与干部发生冲突的消息(那次因宋绍文打小报告使我受斗的事)曾写信劝我顺从,字里行间透出她为我的处境担忧的疼爱心情。但我却托就业人员寄给她一封信,指责她“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在暴虐面前顺从,在无辜面前专横”。我在信中自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绝不会对迫害我的人顺从。”

宋绍文也在此前后走出了建新农场,他的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平反。出狱以后,他两次托周国辉带话给杨曦光,希望能见一面,希望得到他的原谅。杨曦光对周国辉说:“我已经不恨他了,但我绝对不会原谅他。”周国辉感到已经无话可说,反复地感叹道:“宋绍文不应当是那样的人!宋绍文不应当是那样的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杨曦光在1968年到1978年十年的牢狱生活中,通读了《资本论》一至三卷,以及大量马列原著,自学了英语,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写了六十多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是以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为原型创作的,名字叫《同时代的人》。
关于经济学家杨小凯的故事,我期待着更为熟知他的人继续讲述。在此我借花献佛,谨以“走出牢房,走向世界”八字献给他。
2022年春节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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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阶级灭绝——1967年湖南道县的集体杀戮事件

萧 象

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发生了一场由区、社基层政权组织的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杀人事件。1984年在零陵地委(今永州市委)领导下,道县县委按照拨乱反正的要求对当年杀人事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于1987年11月形成提交上级党委的《中共道县县委关于道县一九六七年“文革”中杀人情况的情况报告》(本文中所述史实与数据,除标注引文的外,均来自该报告,载程鹤主编、宋永毅协编《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该报告披露:在1967年8~10月两个月间,全县十个区、一个镇和三十六个公社,无一不出现杀人问题;519个农村大队,有468个队杀了人,占当时农村大队总数的90%;全县共死亡4509人,其中被杀4070人,被迫自杀439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1.18%。被杀了的户数为2778户,占当时全县总户数的2.8%,其中全家惨遭杀绝的207户。在死亡总人数中,十三岁以下的386人,六十岁以上的324人,分别占比8.6%和7.2%;四类分子1977人,地富子女2145人,贫下中农和其他成分387人,分别占比43.8%、47.8%、8.6%;国家干部、教员、医务人员和职工202人,占比4.5%。
杀人高峰期间,每日尸体顺潇水而下,汇入双牌水库,数量之多,堆于坝前,致水道堵塞,使发电一度无法正常进行。道县杀人,震骇天下,惊动中央,成为文革有名集体杀戮事件之一。

动乱的文革背景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蓬勃发展而又混乱无序的第二个年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掀起“一月风暴”,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得到中央肯定和支持。《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于是,全国各地纷纷仿而效之,群众造反组织全面夺取省、地、县以及各基层单位的党政大权,各级领导干部一一被打倒,党政机关陷入瘫痪。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月13日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四条专门针对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规定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第三条和第五条则提出,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或拘留革命群众的,为违法行为,对这些违法行为和散布反动言论的,一般情况的,由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教育和斗争。“公安六条”点明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的社会存在,再次拨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并对社会上开始出现“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作出回应,明确提出“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为“群众专政”客观上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乱斗、乱打、乱杀打开了方便之门。
造反夺权和“砸烂公检法”,社会一时间进入权力失控与法制失落的“无政府状态”。
不惟如此。各地形形色色的群众造反组织,尽管在紧跟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最高目标上高度一致,但基于对待当地党政领导的不同态度,大多形成对立的两大派系,相互之间观点尖锐冲突,从文攻发展为武斗,致流血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动乱。7月20日,武汉发生著名的“七二〇事件”。毛泽东主席根据形势判断,在此前后提出“给左派发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266页),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并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卜伟华《砸烂旧世界》,577页)各地随即出现大量抢枪事件,武斗升级加剧,社会进一步陷入动荡不安。
8月上旬,造反派始于7月初在北京中南海周围开展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揪刘火线”活动,为时已达一月之久,产生巨大影响。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写于一年前此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以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指出“顽固的阶级敌人”“还在负隅顽抗,疯狂反扑”,“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就是给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同日,北京举行百万军民集会游行,欢呼《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8月10日中央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湖南最大的造反派“湘江风雷”正式平反,引发对立派的很大不满。8月19日零陵发生当地最严重的一次武斗“八一九事件”——“湘江风雷”的对立派四代两站伏击一辆进城卡车,将满载的长沙知青误会为“湘江风雷”,枪击致使9人死亡,14人受伤,震惊遐迩,轰动一时。
8月的中国社会,在大批判、大斗争、大武斗的鼓动刺激下,如同盛夏的高温天气,大有随便一根火柴就能将其点燃之态势。

杀人事件始末

如同全国各地一样,道县的群众造反组织也分为两大派,一是“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红联),一是“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革联,属“湘江风雷”一派)。红联成员出身根正苗红,以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为骨干,人多势众,得到县武装部和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革命委员会成立前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支持;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教师、市民和少数干部组成,成分较为复杂,势力范围集中在县城。
8月8日,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被革联抢夺,8月9日红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商量对策。8月11日,各区武装部和红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攻打革联总部,同时强调严格管制四类分子,对“乱说乱动”的坚决镇压。同一天,全县召开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议,县委副书记、县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熊炳恩布置“双抢”生产任务之后,再次重复8月5日他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内容,强调说武装部被抢了枪,阶级敌人要翻天,“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8月13日,两派发生武斗,两人(一为“红联”,一为路人)死于枪击,“红联”抬尸游行,誓以“血债要用血来还”,激发对“革联”的仇恨。
就在这一天,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党支书、文革主任、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贫协主席有关加强阶级斗争的会议。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根据公社文革主任徐善明从区抓促领导小组长陈智希领回的意图,对下坝大队党支书朱家训提出,有人反映其大队四类分子朱勉写反动标语,搞秘密集会,拿刀杀大队干部,趁此机会要把他搞掉。当天晚上,下坝大队分别召开党员、干部、贫下中农代表会和四类分子训话会。朱勉在训话会上不承认对其列举的错误事实,出言不逊,传至另一会上,激起群愤。三十多名干部、民兵涌入训话会场,把朱勉五花大绑,拳打脚踢,将其打死,丢进石灰窑,用土石垒埋。次日,区长李来文得知朱勉被打死,说道:“贫下中农起来了,打死了就打死了。”陈智希则称:“杀得好。”“朱勉被贫下中农干掉了,这个土改杀脱了的人,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杀不了他。”
同一天,四马桥区杨家公社“红联”司令蒋经文召开郑家等四个大队主要干部和“红联”负责人会议,传达先天公社有关“红联”下乡和防备四类分子暴动的会议精神。郑家大队治保主任反映其大队情况复杂,地主富农在“湘江风雷”成员钟佩英家秘密集会。大队民兵营长郑会玖问蒋经文像钟佩英这样的人怎么搞?蒋回答说:“钟佩英哪时起来暴动,就哪时搞掉她。”其后郑会玖与他人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8月15日晚,郑会玖等召开大队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训话会,指责钟佩英外出不请假。钟佩英辩说她是子女,不是分子,不需要请假。郑会玖借口钟不老实,以押送公社反省为由,带领民兵在路上用锄头扁担将其打死。随后又再将钟的两个儿子(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从其家中拉到山上杀害。事毕,杀人者重返钟家,宰杀钟家鸡鸭,一锅熬起,作为夜宵。
朱勉是道县第一个被杀者,但知者有限;而钟佩英全家母子三人被杀,不胫而走,传播迅速,影响广泛,产生了耸动听闻的新闻效应。随后,全县有关四类分子要造反,要杀贫下中农的谣诼蜂起,诸如“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等等说法广为流传,有的地方还喊出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口号。于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杀风四起,泛滥开来。
8月17日上午清塘区召开千人大会。区武装部长郑有志会上讲话说:“六区(清塘区)出现了新的反革命,提出先杀党员,后杀干部,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要提高警惕,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敌人擦枪,我们也要擦枪,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先动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周仁表说:“真正罪大恶极的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干掉时,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也不要报告。我们也不管的了,最高人民法院是贫下中农了……”会后当天该区开始杀人。
8月21日上午公坝区召开公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武装部长、“红联”负责人会议。区“红联”副司令王盛光在会上说:“现在地富很嚣张,妄想搞阶级报复,梅花有的四类分子捣乱被干掉了。郑家大队也杀了四类分子。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我们这里有罪大恶极的也要杀一两个,越快越好。”随后,该区层层传达会议精神,部署杀人。
由于多数区、社组织部署杀人,全县杀人很快形成风潮并达到高峰。8月22日至8月30日,仅九天时间就杀害323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72%。其间,不少公社召开过杀人“现场会”。有的杀人后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张贴布告,甚至挂出了“桔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的牌子。
道县杀人如燎原野火迅疾向周边县域蔓延。受其影响,当时零陵地区所辖零陵(今零陵、冷水滩、双牌)、东安、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等七个县也全都发生大规模杀人事件,七县所杀人数合计4322人(包括自杀)。
在整个道县杀戮事件中,油湘公社跃进大队一次性杀害61.5人(其中一名孕妇,腹中胎儿算半个),名列杀人榜首。是次杀戮不仅人数众多,手段残忍,且杀人仪式颇具特色,值得一录。8月29日上午,该大队将地富分子及子女61.5名(其中地富分子10名,子女51名,18岁以下未成年人33名)全都集中了起来,一个个套上绳索捆好,由大队支书何芳乾带队押解,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走去。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这些人的死刑。随后,大队会计点名逐个验明正身,一阵刀砍梭镖戳,推下三口窖眼里。被害者中有一名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奶崽的青年妇女哭着哀求道:“别拿刀砍我,我自己跳。”抱着孩子跳进窖里。有些人见状也跟着自己往窖里跳。全部下窖后,又将稻草淋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烧,最后盖土掩埋。至此,加上此前已经“处决”的2人,跃进大队大跃进,共杀63.5人。整个油湘公社在文革大屠杀中共杀128人,跃进大队占了一半,一举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谭合成《血的神话: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道县杀人传至零陵,零陵军分区8月21日派出一副司令员与在当地支左的6952部队一连长来到道县进行调查。返回后,将调查情况用《社情电报》报告了在湖南支左的四十七军,内中说:“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部门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各地从七月底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号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炮、锄头、扁担等共杀四类分子二百零七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是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
8月26日,四十七军将此《社情电报》加按语——“中央文革:转发零陵军分区反映道县的四类分子活动情况,对四类分子的反动活动要严加注意,但也要劝说农民按政策办事。”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并转发零陵军分区。四十七军转发的电报传达到各县,不少地方却断章取义,或曲解其精神,把“四类分子不宜滥杀”曲解为“对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可以杀”。“很快引起一些地方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请示要求杀人。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全县都相继出现了杀人事件。”(《中共新田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8月29日,6950部队(四十七军下属一个炮兵团)进驻道县,主持道县全盘工作,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使恐怖的杀人风潮在9月中旬基本得到制止,其后出现的零星杀人于10月17日完全终止。全零陵地区除个别县在1968年仍有杀人外,其他各县的杀人到10月底陆续结束。
道县为主体的杀人事件,杀人动机和目的,公开的和主要的,是将阶级斗争观念发挥到极致的阶级仇杀,其中也有一些是借阶级仇杀的名义掩盖的报复杀人、夺妻杀人、谋财杀人等。
阶级仇杀——以贫下中农名义大规模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是这一集体杀戮事件的根由,也决定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绝大多数杀人案件属于这一类型,前述朱勉和钟佩英母子三人被杀即为代表。
报复杀人——也具有相当比例,最典型的是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的一桩杀人案:该大队贫农唐从蛟在1964年农村社教运动时,因揭发大队支书唐共求为首的几位大队干部贪污集体钱物与多吃多占的问题,被唐共求等怀恨在心。杀人风潮中,唐共求等人借口唐从蛟之子唐和安参加了“革联”,是反革命,将唐家一家9口斩尽杀绝,包括不满周岁的孙子和怀有身孕即将分娩的儿媳。
夺妻杀人——审章塘公社张家村的杨景芳和朱金姣1965年结婚,刚开始夫妻感情融合,第二年本村蒋得得与朱金姣勾搭成奸,致杨朱夫妻产生矛盾,婆媳关系不睦。杀人风潮中,蒋得得遂起杀夫夺妻之心。除杨妹一人以外,蒋得得将杨景芳及其父母、兄弟一家五人全都杀光。其后,公然登堂入室,鸠占鹊巢,与朱金姣正式结为夫妻。
谋财杀人——蓝山县龙溪公社堡干大队肖宋烈对其伯父招入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罗培良为婿,自己得不到家产,而怀恨在心,在杀人风潮中亲自把罗抓到大队交给造反派打死,企图达到继承其财产的目的。(《中共蓝山县委贯彻省委(85)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原因与教训

人类社会历史上因宗教、种族、政治等因素冲突而发生过宗教屠杀、种族屠杀、政治屠杀,道县及周边县域区社基层政权有组织有预谋地针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集体杀戮,与其不同,针对的是社会一特定阶层的大规模杀戮。按照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书中的定义,它属于典型的阶级灭绝。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乃是强调阶级斗争而基层政权极端化表现的一种结果。
1949年共和国建立迄至改革开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国家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尖锐斗争,这一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四类分子属于打倒的反动的剥削阶级,与资产阶级一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既为专政对象,理所当然地人身要受到限制,不配享有他人应有的基本权利,贫下中农不仅有权对其进行监视和监管,且每当政治运动时还可以根据需要对其展开批斗和惩处。所以,四类分子既是被设定为代表一种敌对势力的政治角色,又是时刻被监视监管不得乱说乱动的社会贱民,还是矮人一等被仇视鄙视的劣等群体。
因此,到了天下大乱的1967年,造反夺权,公检法被“砸烂”,管治和规范社会行为与秩序的机构与制度不复存在,群众专政开始兴起,加上愈演愈烈的大批判大武斗,这就给那些政治上嗜血的狂热分子与社会上逞凶作恶的不法之徒走极端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于是,把这些视为阶级敌人而又毫无反抗的四类分子拎出杀掉,以显示当下阶级斗争的激烈性和展开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同时杀人者凶残嗜血的兽性和不可告人的私欲又能得以宣泄和满足,这样杀人就变得轻而易举,顺理成章。虽没有上级单位对这一方面的具体指示,但这些基层干部和杀人者出于被激发的“阶级仇恨”或以自己对文革的理解,自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符合这一运动潮流精神的,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是一致的,所以杀起人来便觉理直气壮,可以公然行之。
道县杀人还带有历史上杀地主的影子。陈智希称第一个被杀的朱勉是“土改杀脱了的人”,令人闻而色变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复制于土改镇压反动地主与恶霸分子的“人民法庭”,有基层干部则直接将杀人事件说成是“第二次土改”。建国初土改,据学者近些年研究,不少地方杀了不少地主,过程中不无血腥与暴力,杀人权下放到区一级,一个区长就握有定人生死的大权,难免不出现滥杀和冤案。而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模式也让杀人组织者获得某种启示。在一次区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部长会议上,郑有志特意购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与会人员学习;会上人们把用锄头、扁担、长矛打死四类分子的暴行,比着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描绘和称赞的农会行为,说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谭合成《血的神话》)
其三,由于长期实行左倾路线,全社会由是而形成了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的一种外在表现,就是遇事只看立场与观点,不问是非与善恶。人们普遍缺乏人权意识与法治观念,在对待杀害四类分子一类事件上,杀人者以为是革命行动而胆气自壮,不再觉得有何道德压力与良心谴责;闻说者出于“阶级立场”则表现出轻描淡写,并不视为一种严重事态,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于后者至少没有及时阻止)此类杀人之风的蔓延,这甚至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在内。如1966年8月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话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同月陈毅在外交部讲话中也说:“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也就算了。”其后北京出现大兴“八三一”杀黑五类事件。而零陵军分区上报四十七军的《社情电报》其行文遣词之所以让下面产生误读,不能不说也与此有关。
此外,零陵地区位居湘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道县历史上一贯民风强悍,如当地顺口溜所言:“唱不过祁阳,打不过东安,巧不过零陵,蛮不过道县。”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抡锄头把子的地域民风,易于惹是生非造成事端。
正是上述诸种因素碰撞一起,叠加交织影响,道县发生了这场由区、社基层政权组织的针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并蔓延及周边县域。
作为地方文革最具悲剧性的事件之一,道县杀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惨痛教训,值得深入反思与长久记取。
首先,对阶级斗争需要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核心是阶级斗争,在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的认识水平较为低下的时代环境中,它能激发人的阶级意识,唤起人的仇恨力量和造反精神,具有不可比拟的强大功能,因而成为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群众的一件法宝和用以克敌制胜夺取政权的一大利器。然而,当共产党取得政权,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扮演的历史角色发生了变化,承担的历史任务也不同于以前,这时党的指导思想就需要与时俱进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历史条件环境,一如马克思所说“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应当创造合理的环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转引自杜光《阶级斗争:历史、理论与实践》)
遗憾的是,执政者没有“创造合理的环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而是受斯大林影响,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将会表现得愈加激烈和复杂,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结果,便是人们所亲历和看到的,历史以惩戒的方式让国人不得不痛饮十年文革这杯自酿的苦酒,让诸如道县之类的众多集体杀戮悲剧成为难以忘却的记忆痛点。文革结束,中央高层痛定思痛,对阶级斗争有了新的正确认识,英明而果断地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治国方针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才有了今天社会的别开生面与繁荣发展。
其次,需要牢固树立人权与法治观念。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生命和自由,不受奴役和酷刑,发表意见和言论自由等各项权利。请注意,所谓“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然包括四类分子在内,除非其人经法庭审判成为罪犯,才能被剥夺其中的某些权利。一种权利如果只有部分人享有,另一部分人没有,那不叫人权,叫特权。法治则是严格遵循依法办事的原则,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和社会秩序状态,是保障人权得以落实的条件与基础。人权是法治的目的,法治是人权的护卫。如果人权得不到保障,意味着法治受到破坏,而法治受到破坏,则人权就失去了保障。
文革之前虽说社会谈不上法治,但有管治社会的政法机关在维持着基本的法律秩序与社会行为规范,文革“砸烂公检法”,基本的法律秩序和社会规范遭到破坏,人的基本权利也就不能得到保障。对那些打入另册而低人一等的四类分子尤其如此,他们一直处于监管之下,平时安分守己,无甚过错,对现实已不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仅仅由于身上的政治标签就成了攻击泄愤对象,平白无故地惨遭杀戮,且杀人不分青红皂白,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尚在襁褓的婴儿,全都不能幸免。道县集体杀戮事件以鲜血和生命代价诠释了法制遭破坏人权被践踏时所造致的社会惨象与人间悲剧。
人权与法治是现代国家民主化的标配,也是国家文明进步程度的体现。道县杀戮的施害者,几十年过后进入到新世纪仍有不少人对当年的杀人不觉悔悟,坚持认为是革命行为,并为之辩护。足见阶级斗争极端化熏染,浸骨入髓,泯灭天良,不可救药;亦见人权与法治观念普及天下,深入人心,何等艰难,仍需努力,尚待时日。
最后,有一点需要指出,零陵军分区《社情报告》认为杀人起因是“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此说不对。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说:“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其中“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亦应为当年的不实信息所误。
1980年代年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已调查清楚:“被杀的九千多人(指全地区,含本文未提及的当时属衡阳管辖的祁阳县杀人数——引者注)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谭合成《血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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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泪飞之陵——接履桥惨案调查

陈秉安

经过调查,可以确认,1967~1968年发生在湖南道县等地的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及其子女)的大屠杀,最先并非起源于道县,而是起于零陵的双江桥村,其范围至少涉及到湘南的12个县……
为此,我特地赶到了零陵调查。
零陵,传说是舜帝南巡后,埋葬的地方。《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所以,史学家认为“零陵”,实际上就是“舜之陵”。
那么,“零”又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零”就是“无”。“零陵”就是“无陵”,“无”者无限,表达舜帝陵大之无限,以颂其伟。另外的看法反过来了,“零”就是“没有”,那是告之世人,舜帝根本就没有“陵”,免得盗墓者起歹心。
但另一说不同意以上的看法:“零”作为数字看,那已在明代之后的事。在此之前的人,是不会把“零”视为“无”的,只把“零”,看成“涕零”(落泪)。传说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千里迢迢来到九疑,找不到舜帝的陵墓,伤心落泪,以致泣血。这才是“零”之本义。
“零陵”,应为落泪之地,“零陵”即是“泪飞之陵”。
(上图:当年永州市处遗小组副组长、湖南省委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意见》一文起草者谢承年〔左〕接受本文作者〔右〕采访时合影。)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我来到在这个舜圣归天,二妃飞泪,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地方时,找到的却是另一番“飞泪”——那是受尽了冤屈的文革幸存者悲哭的“飞泪”!

史志办主任为什么为难

我一到零陵,就闻说到一桩惨案;杀人凶手用铁丝穿过被害人的手心,然后拉去枪杀。事情发生在一个叫“井里桥”的地方。
事情太残忍,太叫人愤慨了!这叫我不能不把去双江桥的计划放一放。
这个传闻是否属实?被害者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还有没有遗属存在……这一切都需要落实。
“你想要了解什么呢?”零陵区史志办公室主任把我朋友的信放下,很客气地问我。
“啊,我在做一个历史的选题,想了解一下零陵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如果我一开始就问“手心穿铁丝”的传闻,那一定会惊走了他。
“文化大革命?”主任很精明,“陈老师,你想了解零陵县文化大革命哪一方面的事呢?”
我只能把目标说近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永州十一县都发生了屠杀地主的事件,我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啊……”他的脸色便有点紧张了,又拿了我的介绍信看了看:“哎呀,你找的这个事情,很敏感的啊。”面有难色。
我再三向他解释,我只是作个记录,40多年了,这段历史要再不作记录,可能就要从史书上消失了……
我说,我知道,零陵史志办是收集过这方面的材料的,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哪怕是不借走,就在这儿看看都行……
主任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材料我们当然是有的,但不能给你啊,不是我们不想帮你,杀人风的事,市里宣布了纪律,谁公开谁负责,陈老师,还得请你原谅啊。”
虽然在意料之中,我还是有些失望。
我发现,我的采访常常是因为我的真诚而被打动的。
他沉思了一下说,“这样吧……这件事我不介入,但人家介不介入,那是他的事。我让另一个人来同你说吧,他是公认的零陵通,什么都知道。又是退休了的,管不着他。”他最后含笑瞟我一眼:“这事我可没说啊……”
半个多小时后,六十岁左右,精干、机灵的邝宗庸先生(右图),出现在我的面前。
“听说——”我一开始就接触到目的,“有一个被杀者,是双手心被铁丝穿过,拉出去杀的,有此事吗?”
邝宗庸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是真的。”
我问:“能找到那个村子吗?”
邝宗庸:“能,我就是那个村子的人。”
啊,是这样!
“你们村子叫……”
“接履桥村。”
“接履桥……”看来是我把地名听错了。不是“井里桥”,是“接履桥”。
“死者还留有家人在吗?”我问,这点很要紧。
“有,有一个妹妹。”邝先生露出凄惨的表情说,“她叫张美银,她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好不容易啊!”
看邝先生的模样,分明后面有许多的辛酸。
“能找到她吗?”我问。
“能,她是我小学的同学。应该还在接履桥村住,前些日子我还看见她。”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告状种下的祸根

接履桥村静静地坐落于零陵与道县相接的道路上。由于隔得近,自古以来,就有客商从零陵挑了布匹,到道县去卖。慢慢的,赚了几个脚力钱的接履桥人便不再靠挑扶卖力,有人开始留下来,在道县的街边租下一两间小小的店铺,做起了生意,把零陵挑夫们挑来的布匹接过来卖。
这中间就有一户姓张的人家,叫张德福(音),常去道县做生意,也在道县开了店铺,张老板拿卖布挣的钱,在接履桥买了4亩7分田养家。农忙的时候,就会放下布店的生意,赶回家来,卷起了袍子下田插秧割禾。这半农半商的日子倒也过得平静满足。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年,张老板生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取名张迪光,女的取名张美银。都聪明伶俐,喜好读书。
共产党取得了大陆政权后,农村搞土改了,要划阶级成分。照说,一家才4亩7分田,怎么也划不成地主。还有,张德福亲自下田,犁耙还是把好手,靠自己劳动的,怎么能算是地主?可是村中的贫农协会主席说,张家有“田”还有“铺”,过年的时候一篓篓的道县柑子背回来,家里还挂着腊肉,不是地主是什么?一定要把张德福家划成“地主”,两家人跺着脚在禾堂坪里吵翻了天。后来张德福便告状到了区里,说贫农会陷害他,区里还真的派人来。经过工作组的评判,还是把张德福划成了地主。
阶级成分一定,张德福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敢吱声。这张德福本来还在道县参加了公私合营的,到了60年代搞四清了,地主分子不能留在“革命队伍”中,他被“清洗”回家,从此老老实实在接履桥村下田务农了。
再说张老板的儿子张迪光,此时正在道县一中上高中。父亲被“清”回去了,总算还有个儿子,一家的眼光都盯在迪光的身上,盼望他能出人头地,给家里争口气。
再说那张迪光,这少年出奇的聪明,在学校门门功课都拔尖。此时更出落得一表人才,1965年考大学的时候,道县一中的老师都来帮他选自愿,都预测,照张迪光的水平,上不了“清华”也能上“中南矿冶”。
高考完毕,张迪光在家盼通知,盼啊盼,眼都望穿了,盼来的却是一纸“条件不合格,未能录取”的通知。显然,“条件”,指的就是他家的“地主”成分。
这仿佛如同一记晴天霹雳,张迪光的精神受到了刺激。
从此之后,村里的人们就发现,张迪光有点精神恍惚了。整天就是写告状信,往县里送,往省里跑。不管是谁,他抓住人家就问:“你说说,4亩7分田,算不算地主?”人家说他是精神病,常挣脱他,他又会追着问:“有地主劳动的么?有地主能犁能耙的么?”
谁知道,张迪光的告状信竟然起到了作用,国务院的某部门真的给他回信了!还盖着红通通大印,最后是温婉地告诉他:“请同当地政府联系。”
果然,不久区政府的干部就到了村中,找到当时的大队支书张×荣商量,说上面来指示要甄别了,张家的成分是不是土改时定高了。又说,张迪光是个人才啊,他的档案我们都看了,高考的成绩平均有90多分呢,要是让他去,上个清华都不成问题。
大队干部张×荣听了上级的话,心情复杂。张×荣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土改时贫农协会主席的儿子,可说与迪光家是有着两代积怨的。
区干部走的时候特意叮嘱:“放下宿怨,秉公办事。下半年农闲的时候,就结合讨论把人家的成分再评一次,材料交我们,上报上级决定。”
张×荣年纪虽不大,却是个有心计的人。这事不能阻拦,谁阻拦都是“抗上”。所以表面上,他站到了迪光一边说话。他说,张家的成分,我们要实事求是。迪光的父亲是挑过布卖的嘛。迪光是个才子,不能埋没了人家。暗地里,他却在思考找寻时机。
要是事情顺利发展,到1966年的下半年,张家的成分本可以重新认定的。谁知道,在这年的上半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情况突然逆转!

幸存者的哭述

沿着接履桥公路边荒草中的小路,我们看到路边有一处小村子。
“这里就是张美银住的地方……”邝宗庸指着树荫中的瓦屋说。“只是不知道张美银会不会出门了。”
一棵大树下,有个帅小伙在用水泥抹着地面。邝宗庸走过去同他聊了几句后,向我招手,高兴地对我说;“人在,这是张美银的儿子,机会好,她就在后面挖土。”
邝宗庸朝着竹林那头的田峒喊:“张美银——”就听见挖土的声音停了,一个粗重的女声答道:“哪个——”
一会儿,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随声走了过来。她就是张美银。
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听说是来了解他父亲和哥哥的死时,还没等坐定,她就猛地大哭起来,仿佛积聚了多年的山洪,终于得以爆发:“我盼你们都盼了几十年啦,你们终于来啦!我爹我哥死得好惨啊……”
费了老大功夫,我们才使她平静了下来。
下面,是张美银口述的接履桥村张德福、张迪光一家被杀的经过。
采访时间:2012年4月
采访地点:零陵县接履桥村
被采访人:张美银,时约六十多岁。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家改成分的事就再不提了。道县那边杀人不久,我们这边也开始杀了,第一次想杀我屋里的人,我哥哥出门了,到我屋里来抓人,没抓到我哥,抓到我老子。
那是阳历9月了,双抢了,我老子下在田里打谷子,张×荣他们大队上的人就喊,张德福,上来,去大队开会。结果我老子两脚是泥,一上田来就捆起了。推起到门口的禾堂坪里来审。我老子会说,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儿子参加了“湘江风雷”。我老子说,他冇参加,就是参加了,也是一人犯法一人担,与我何干?就要挣脱。我老子还有点武的,他们怕把绳子挣脱了,有人就喊,会跑了,会跑了,割掉他的筋。就几个人把我老子摁住,用镰刀割断了我老子的脚筋……(失声痛哭)
我老子走不动了,有人说,拉起出去打了——就是枪毙了。有人就拖我老子走,拉着他去枪毙。拿绳子把手吊着,他不肯走,倒着往红土岭——就是你们来的那地方过去一点——拖……(失声痛哭)
我是看到他被拖着走的啊!他是不甘心的啊!不肯走,拿脚勾着路边的石头,不走。我和我老娘想赶过去帮他,他们民兵就上前拦着。不让我们去。我冲过去,他们又把我拖回来,硬关进了一间窗子是铁栏杆的屋里。我哭天喊地也没人理了。
后来,我苦命的老子,就是给打死在红土岭上的。那天的断黑时分,我和我老娘是听见枪响的啊……(失声痛哭)
(张美银哭得死去活来,吞了一口气,又继续说)
杀了我父亲,又要杀我的哥哥了。那时,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哥哥没在家,他不是自己回来的,是给他们抓回来的。他们说,你地主狗崽子还想翻天,看你还翻不翻案了!他们是一定要搞掉我哥哥的,他们说我哥哥是有本事的人,要是让我哥哥翻了案,他们一个个都会让我哥哥搞死的。
怎么杀我哥哥的?你看他们好残忍啊,他们从公社把他押解回来,看我哥哥不肯走,拿绳子捆还不行,就拿这么粗(用半个小拇指打比方)的铁丝,从我哥哥的手心穿过去,扯着我哥哥走,你说痛不痛啊?走一路,滴一路的血。后来我逃走,走的也是那条路,还看到路上都是血呢……(失声痛哭)
(右图:张美银向采访者哭诉。摄像截屏。)
他们拉着我哥哥,往红土岭去枪毙,你问是哪些人吗?还不就是张×荣他们这帮人!后来我听人说,我的哥哥走不动了,走到半路,就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就在这里打死我算了。张×荣就说,这里是路边上,不行,上好的地方,便宜了你!到了红土岭了再打你。
我哥哥又说,我好渴,你给我喝口水再死行不行?路边有间小屋,小屋里有个姓刘的老婆婆,听他这样说,看他可怜,就拿个桶,提了水出来给他,他咕咕咕就喝了半桶,像头牛一样呢,喝了那半桶水。老太婆对张×荣他们说,这么年轻,你们就别杀啦?杀个老的也好过杀他呀! 张×荣说,他是个老反革命!老太婆就说,那你们别杀在我屋门口,我晚上怕。我哥哥说,老人家,你是好人,我不死在你门口。我哥哥就要求再往山头上走远点。
也怪啊,这时,突然就天昏地暗,黑云遮天,下暴雨了,真是天也在哭啊!我哥哥泥一脚水一脚地往山上去,一只鞋子都掉在泥里了,扯不出来,他就把鞋子摔得远远的,就像是张飞一样的呢。
他就光着脚走,走到了山边了,就不动了,站到一棵树下边去。等着他们开枪了。
两枪。一枪打的胸,我哥哥还没倒下,第二枪是开花子,打了脑袋。我哥哥就倒了。(突然再迸发出山洪似的哭声) 我父亲、我哥哥好惨啊……

说到这里,张美银突然失去了控制,抱住采访者痛哭,泪飞如雨。我也支持不住了。

我很清楚,打了我哥哥,下一个就该是我了。后来我听人说,他们杀了我老子我哥哥之后,的确是准备把我沉塘的。说我性子火,留下来会报仇的。要斩草除根。
我不是给他们关着的吗?门口还派了人站岗的。站岗的人是张明忠(音)还有张和秋(音)。一个村的,怎么不认得,很熟的。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我听见张明忠开锁进来了,张和秋在外头站岗,我也不理他,他突然对我说,美银,你还想不想活嘛,我就哭起来了,也不回答他,你说,人哪有不想活的呢?他就说,我们同你哥哥都是朋友,你才16岁,不该死的,死了,你老娘都冇人养了。我们放你一条生路吧。我们不能放你从门走,他悄悄指着窗户说,那个窗户的铁栏是锈了的,扳得松的。等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走开,你自己扳开铁栏,跑出去吧!再不要回来了,他们马上要杀你了,你要快啊!说完,关了门就走了,我连感激的话都来不及说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好人啊!
好了,过了一会儿,他俩把牢门锁好,真的走了,吃饭去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去扳那个窗户铁栏,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那个铁栏真的一扳就松了,露出一个大洞,我赶忙就钻了出去。
一出去,我又茫然了,那时,天都黑了,我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往人多的地方去,我打算往零陵县城里去。怕村里的民兵发现,我钻进了树林里。临走的时候,跑到山上,突然就想到,摸也要摸到红土岭去,最后看我的父亲和哥哥一眼。
昏黑中,我慌不择路,一脚高一脚低,终于到了红土岭。找到了我父亲和哥哥的尸体,就那样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的啊!这些黑良心的,杀了人都不埋啊!
父亲叉开脚,倒着。还是像平日那样安详。哥哥的尸体远点,在一棵树旁边,脑壳给打烂了,人都认不出了。(痛哭声)
记者啊,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哭了,对着尸体,一点儿也不怕。不久,星星月亮都出来了,我就跪下去,对着星星月亮说,老天爷呀,你们太不公平了呀!我好恨啊!我又向父亲和哥哥的尸体拜了两拜,我想,只要我不死,总有一天,我要报这个仇!
走到山头上,一步一回头的,看看山下我们村子,心里一酸,想到父亲没有了,哥哥也没有了。也不知道母亲怎么样,自己这一走,很可能三年两载都不会回来了,这时,我才落泪了。
快走到零陵县城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在零陵呆,他们是要斩草除根的。就是在城里,也会有危险,我要走远点,远走高飞。
我把我穿在身上的一件灯芯绒的衣服卖了,卖了5块钱。在理家坪(音)上的车,随着车跑,就这样一直到了广西的全州。
我隐姓埋名,嫁到了深山里的一户贫农人家,深山里的人娶媳妇不容易,只要我愿意,他们就接受了我。
我的男人很忠厚、老实。对我也好。
我改了名,换了姓。整年整年的不下山。我就这样过起了被别人叫做“白毛女”似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山下云海茫茫,接履桥的老家,那些噩梦般的往事,不愿意再去想,好像都是隔在另一个世界的事了。
直到我们生了第三个孩子,我才把我家的遭遇全部告诉了我的丈夫。
我的老公说,现在下面都换了一个世界了,邓小平都搞改革开放了。不要怕了!那些杀人的人,不敢再做坏事的了。你应该回去看一看,不知道老娘她老人家还在不在呢。
30多年后,我带着我的老公,还有四个孩子回到了接履桥。我的一个孩子,你在屋边看见的,都30岁了。
回到村里,那些坏人看到我,一点事没得,连句道歉的话都没得,人杀了就杀了……我心里这口气,还是窝着的。陈主席,(指着胸口)我好怄呢!
你不是看到我儿子在刷地面吗?旧房子不能住了,住在里头也老容易想起那些事,伤心。我们打算建个新房,建给他们看看,也是为了给父亲哥哥争口气!
不瞒你说,我这辈子啥都不缺了。就是没有能替惨死的父亲和哥哥出这口气。

说到这里,张美银突然跪下,向我拜说:“你要是帮我写出来,你就是我的恩人,我的菩萨!”(右图为摄像截屏)我也含泪跪下,说:“不是,我是你的苦兄弟来了!”
张美银大姐的事感动了我,我突然感到不是在写文章,我是在替一些没法说话的弱者、冤魂申冤了!
采访到最后,我叹息了一声,问:“美银姐,你说的我都记下了,你能把自己最关心的一句话写下来,让我告诉世人吗?”
我发誓,一定要把张美银一家悲惨的故事写进我的书里!
她突然又嚎啕大哭,稍停后,冷静地说:“要得。”
她拿过笔来,在小本子上写下了一句话:“就这句,我要把我家的事告诉全世界……”
我听不大懂零陵话,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农妇,会说出如此有见识高度的话,便再问坐得靠近她一些的周云峰教授的夫人:“她……说什么?请你要她再说一遍。”
周教授夫人一字一句告诉我:“她说她要把她家的经历告诉全世界!!”
告别了那个篱笆中的小屋,我在心中暗祷:“美银姐,你放心,小弟笔力虽钝,却怎会忘记你们给我的重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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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小学生亲见华国锋处理“八一九”事件遭遇尴尬

杨岸达

说明:此文曾放在网上,题目为《那年小学生的我们在湖南省委大院看到文革中的一幕》,由于涉及到文革,文章很快就给屏蔽了,但是我自己还是可以看得到,不过后来就连自己也看不到了。现将原稿重新整理后交《昨天》发表。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小学五年级的我与大同学俊明(六年级)到湖南省委去求证一件事,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表现或所谓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点冲动吧。
省委大院这个地方,一九六五年来过一次,是在晚上,与父母公司单位的篮球队(市里甲级队,颇有名气,是该公司的篮球传统的象征及招牌)坐的解放牌大卡车进的省委大院,友谊比赛的对手是四十七军军级代表队。作为小观众,觉得这里看球没有我们单位热闹,没那个氛围,四周有些森严壁垒的味道,另外进出还要停车检查。当然,心情还是高兴的,我们公司球队又赢了,赢的还是解放军。哈哈。
这次进省委大院是大白天,感觉完全不一样。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出入也算方便,有军人站岗,但查证与询问并不很严格,没有上次那种森严壁垒的感觉了,三五成群的人中就我们两个是小孩,可能站岗的人把我们也看成省委大院子弟,让我们与那些出入的大人们一起进了大门。
进去以后,俊明与我就急于找一个类似文革接待站的单位,经大人指点,也没太费周折,就找到一个好像门口挂了一个接待处还是接待站牌子的办公室,进去后办公室里面有一两个叔叔,问我们进来做什么,找谁。俊明说,不是找人,是想来省里面问一件事,叔叔你们是不是可以接待我们一下。对方还算和蔼,抽了两张椅子要我俩坐下来说。我们说谢谢,不坐,问一下就走。一个叔叔回答,那好,请问,你们要我们回答什么问题。
俊明与我对视了一下,我还是鼔起勇气说,叔叔,现在社会上流行两个很大的口号,一句是“我们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革命群众”,一句是“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这两句话到底哪一句是对的呢?那位叔叔朝另一位叔叔看了看,沉默了一下,又正眼看了看我们,笑了笑(似乎有点“这些小屁孩也关心国家大事来了”的味道)说,我看两句口号都对。
俊明问,为什么?那叔叔接着带点开导我们的口气说,你们看呀,前面这个“三相信”,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革命群众,这肯定是对的呀!党中央,毛主席,革命群众,你不相信,还会去相信谁呢?而省委、市委、工作组,不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吗?你能不相信吗?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省委、市委与工作组,你不相信,而且还把他们对立起来,这就肯定不对了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三相信”都是对的,小同志,你们说是吗?
显然,这位叔叔的回答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他的这种答复,我们单位里的大人们与那些老三届哥姐们争论时,早就有人这么解释过。我们虽小,正因为还有这个疑问,就想到省里问个究竟。但我们一时又不知如何反问,低头无语,只好点了点头,又心有不甘地默默地离开了这里。
出了这个接待办公室,我们一时有些茫然,也不知还能做些什么,或者再到那里去问个满意的答案。我与俊明边想着心事边朝省委大院门口方向走去。突然,一阵口号声吸引了我们,俊明拉着我就朝那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起的方向跑去。
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幢办公大楼的大门前——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省委办公大楼,只见大门前面的草坪上,坐满了黑压压的一群大学生。
他们很有纪律,坐得端端正正的方队,好几百号人,清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他们每个人都是盘着双腿坐在草坪上,并自己把所戴的金黄色斗笠——有些像电影《东方红》里《十送红军》的那种——摘下来放在右腿上,一排排放眼望去,格外显得整齐有序,很不一般。记忆中大学生身后还拉着一些横幅,什么湖大土木系几级等等,以表示他们的所在单位。席地而坐的大学生不断此起彼落地喊着口号,大意是强烈要求省委主要领导人对八月十九号湖大学生反省委市委工作组的游行等等及当天发生的革命造反行为进行表态。
看到这些群情激昂的大学生,好感油然升起,使我想起了早几天另一个被称作小弟的六年级学生对我说的,他看过湖大学生与一些工人(“工人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前身)晚上在街头、在市委门口辩论的情景,好像也是争论什么“三相信”与“三不相信”(不相信省委,不相信市委,不相信工作组)等等话题及谁对谁错的问题。
我问是学生辩论赢了还是工人辩论赢了。小弟说,大学生辩论赢了,但被工人阶级轰跑了。我又问,怎么辩赢了还要跑呢?小弟说,人家工人多呀,人多仗势,学生都被工人围成一块一块的辩论,势单力薄呀。我追问道,那又是怎么会被轰跑的呢?小弟说,他看到一些大学生与工人叔叔争论,一些工人说不赢学生,人群中就有工人叔叔一个个的问那些大学生,你们是什么家庭出身?当有大学生被人问到时说,我是地主出身。那么工人群体中就会爆发起一阵口号声,“打倒地主崽子”,“不准地主狗崽子向我们工人阶级反攻倒算”等等。工人赤卫队人多势众的“打倒”声,压倒了大学生们的声音,他们也就只好散开了,撤走了。
我说,那大学生们不是灰溜溜的呀?小弟说,也不觉得灰溜溜呀,倒还觉得那些大学生很诚实,不会撒谎,是什么出身就说自己是什么出身。我说我也觉得这些大学生不错,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
思绪到这里,却被一阵更大的口号声与鼓掌声打断,循声一望,只见又来了一批湖大的学生,他们也是很有纪律地席地而坐,草坪的学生队伍更加壮大了,看那种架式,他们今天不在省委里面弄出个什么结果来,是决不会收场的。我与俊明孩子气地会心一笑,今天真的是没有白来。
忽然间,所有的口号声都停了下来,好像就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与俊明屏气凝神地观望着,只见大学生中有人宣布,有省委领导要出来代表省委表态,希望大家安静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我那时与俊明正半弯腰半蹲地在那大门边的一个大圆柱旁,无论是对草坪上大学生们的举动,还是对从大门走出来站到门廊台阶前的大人们的举动,我们两处都可以观望,就比任何角落的人群都要看得更清楚更真切些的。
只一会儿,就从大门里出来了一行人,大概有六七个人的样子吧,他们经过宽大的门廊走到台阶前站住了。其中一人对全体席地而坐的大学生们说,现在请省文革筹备领导小组的廖副主任(不知是否记忆有误)给同学们讲话,大家欢迎。
一阵鼓掌声后,草坪上全体席地而坐的大学生们也更是静下来了。我此时的感觉是哪怕掉了一根针到地上大家也能听到似的。只见廖副主任(五十开外,略胖,显得有些神情疲惫)拿出了一张稿纸,开始了他的讲话。因为是外地口音,有些不好懂,说些什么记不清了,大概是说湖大学生“八一九”闹事事件有错又没错似的。
但他的发言很快就被大学生们口号声打断了,而我和俊明此时看得更真切的是,廖副主任讲话开始时,拿着的讲稿就有些悉悉发抖,在大学生们强烈的口号声中,他双腿也微微颤动起来。显然,他的讲话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大学生们强烈要求省委领导给予湖大学生“八一九”革命事件明确表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类的呼声,一阵强过一阵,淹没了所有其他声音。
就在此时,又有人出来说,现在我们请省委书记华国锋同志代表省委讲话,请同学们安静下来。这次没有要求鼓掌,也没有大学生们主动鼓掌。
华国锋在几个人的簇拥下出现在省委大楼门廊的台阶前。口号声完全停顿了,可能是就目前来说,这是湖南省委最高代表的表态,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家也就更加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华国锋的一举一动了。
华国锋(后来才知道普通话应读“化”那个音),这是我与俊明第一次听到省委领导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他的模样。(后来“复课闹革命”上中学时,七十年代初华曾陪西哈努克亲王在长沙韶山路段坐敞篷车,检阅沿途夹道欢迎的革命群众时,我另一中学同学曾说他很近距离地目睹过车上的华国锋,但我对此事却没有留下一丁点儿印象,不知何故。这么大型的夹道欢迎,并且我们学校都去了,我却没留下一丝的记忆,可能吗?可见有些记忆经历是可以消解得无影无踪的,而有些记忆却是忘不了的。)
只见华国锋站在台阶前,用他那带有明显山西口音的普通话高声宣布:我代表湖南省委表态,宣布湖大学生“八一九”闹事事件是革命的行动!特别是“革命的行动”这五个字,略有些拖长并顿挫有力。
顿时,整个大楼前的草坪沸腾了,学生们跳呀笑呀欢呼呀,人群中有人高喊“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是对我们湖大广大革命师生最好的支持”……口号声又一浪接一浪地扑来:“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拥护省委的表态!”“拥护华国锋同志的讲话!”那种群情鼎沸群情振奋的气氛,使我与俊明也多少有些手舞足蹈起来。
正在大家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时,突然——又是突然,只见草坪中间有个瘦瘦的大学生几乎是跳起来一样,高叫起来:“同学们,同学们,请你们注意,请你们注意,我要揭穿华国锋同志一个大阴谋!华国锋同志刚才代表省委表态说,湖大学生‘八一九’闹事事件是革命的行动,既然是革命的行动,为什么还要说是闹事事件,既然还是闹事事件,就不是革命的行动; 是革命的行动,那就不是闹事事件!华国锋同志应该明确表态,说湖大学生‘八一九’事件是革命的行动!”
一刹那间,喧哗骤停,很快也有同学呼口号附和起来:“请华国锋同志纠正讲话!请华国锋同志重新表态!”我记得还有个别学生喊出“打倒华国锋一个大阴谋”的口号,但响应者不太多,可俊明事后回忆说不记得了。不过,明显地没有前面那种整齐划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一边倒的欢呼口号声了。
我此时没注意到华国锋是怎样的表情(事后深为遗憾),我完全被那个大学生的异军突起迷住了,用现在的时髦语言说,这个大学生简直是“酷毙”了。我想,人家大学生就是大学生,这么具有革命的警惕性与敏感性,作为湖南省委此时算得上最高级别领导人的华国锋,有着这么好的表态(至少作为小小少年的我,当时是这样地认为的),却还被这个大学生看出了问题,指出了阴谋,这么明确地要求把“闹事”二字与“革命的行动”划分开来,真太了不起了啊!
我目光一直在追寻那位大学生的身影,但他那一声喊后,别的同学也纷纷站起来一阵喊,然后大家振臂一呼喊完后,又齐刷刷地坐了下来。我就搞不清那个大学生是人群中的哪个人了。
我正感到懊丧时,俊明忽然拉了我一把:“你听!”我还没反应过来,俊明已经用力拉起我朝省委大院门口方向跑去,那边有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夹着锣鼓喧天声阵阵袭来,我们气喘吁吁朝前跑去,迎面看到的是一列列新开进来的大学生游行大队伍,有农大的,有师大的,有矿冶大学的,声势浩大,豪情满怀,个个振臂高呼,人人喜形于色,他们举着各自校名的红色横幅,举着各种当时的革命标语,特别是那个最显眼的横幅上写着“人民日报社论:广大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师生”(大意是这样)。后来我也想过,华国锋的表态是否与提前知道这个社论有关?
我与俊明此时的想法应该是同样的:大学生们的革命终于胜利了!

回家后,我与俊明赶到了机关院子食堂打饭。吃饭的人已接近尾声了。我妈妈一直在那里等我们,见我们回来打饭了,有些责怪地询问:你们去哪里了,听说这几天暑假作业一点也没做?我说,我与俊明去省委了。妈妈有些诧异,你们去省委干什么?我们回答说,我们想到那里问问,哪个“三相信”是正确的。
说话之间,还有些没离开食堂的青年职工与一些叔叔围了上来,很有兴趣地问我们,你们还为这事去省委了?问到结果没有?我们摇了摇头:没问出什么名堂,但我们亲耳听到了华国锋书记对湖大“八一九”事件的表态。
这么一说,引起了更多大人的关注。有人急切地问,华书记是怎么说的?俊明说,他说湖大学生“八一九”事件是革命的行动。妈妈问我,华书记真是这么说的吗?我说是的,我还模仿着华国锋那有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惟妙惟肖地说着:湖大学生“八一九”闹事事件是革命的行动。大伙听了都笑了,但我在那笑声中看到一些大人的目光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眼睛闪着兴奋的光,有的人愣着,张大的嘴半晌没合拢过来……妈妈拍了我一下小脑袋说,别说了,快吃饭,吃完早点洗澡,做做暑假作业。
当晚,我做了点暑假作业就去找俊明与小弟,特别是想与小弟分享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但在机关大院里面,却看到一些晚饭前在饭堂里围着听我们说话的大人在刷大字报,内容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农兵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支持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等,落款是“机关劲松战斗小组”——可是没过多久,这批刷大字报的人又被打成了“黑鬼”之类人物。再没过多久,又翻了盘,他们又刷出了“揪出反革命总后台张平化”(当时的省委一把手)之类的大字报,并把张平化的那个“化”字写画成了一个老鼠形象的字,极富创意……
晚上临睡前,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就问我妈妈,华国锋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么子书记?妈妈想了一下说,就她所知道的而言,在中国目前最年轻的省长,就是华国锋与赵紫阳了。就这样,我又记住了赵紫阳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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