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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八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3, 2021 9: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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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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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9月30日第185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文 理 “四清”运动对山西文革的影响
一、决定山西文革走向的晋中“十月事件”
二、“四清”被整者是天然的造反派
三、山西文革表象:一个劳模与另一个劳模的对抗

生逢乱世

蒋寄梦 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运动”与造反派的覆灭
孙守让 我在七十年代的红卫兵生涯
于向真 革命狂热中留在心底的困惑

史实考订
余汝信 军委《紧急指示》由来考辨

研余杂记
青 晓 参观“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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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四清”运动对山西文革的影响

文 理

“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在1963年5月至1966年5月(有的地方延续时间更长),时处文革的前夜。其实,“四清”运动与文革是连接在一起的,文革发动时,许多地方的“四清”工作组和帮助“四清”的大专院校学生还在农村的“四清”岗位上。因此“四清”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对文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就“四清”运动的目的而言,从前期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到中后期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及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的目标最终和后来文革的目标相合,所不同的是“四清”是用组织来整“走资派”,而文革是用“群众”来整“走资派”。但从具体情况来看,在文革中“四清”整人者和被整者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革的观点和分派。山西“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决定山西文革走向的晋中“十月事件”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发表后,山西省立即部署在祁县搞“四清”试点工作。196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公布,省委在洪洞、长子、阳高、文水、祁县、原平、定襄、五台八个重点县开展“四清”运动,山西省委社教总指挥部设在洪洞县城牛站街(1965年5月搬回太原省委机关,改称省委四清办公室),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亲自挂帅在第一线指挥,同时陶鲁笳在洪洞县马牧公社南段大队蹲点搞“四清”。1964年山西农村的“四清”运动全部铺开。1965年初,中央公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山西城市的重点企业也开始了“四清”(也称作“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1964年,在晋中地区的“四清”中弄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晋中乃至山西文革的大事件。由于事件发生在9月到10月间,后来在文革中被称作“十月事件”。该事件的三个主角分别是任井夫(晋中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曾任平遥县委书记)、王振国(晋中地委委员、地委副秘书长)、张怀英(文水县委书记),文革中被简称“任王张”。事件还涉及到一个大人物,这就是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事情还得从昔阳县说起。
1961年,山西省及晋中地区对昔阳县的领导作出了调整。担任县委书记多年的张怀英被调出昔阳,到文水县任县委书记。原盂县县委书记张润槐接任昔阳县委书记。
张润槐上任之时,正值全国纠“大跃进”之偏,反对“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的时候。新县委书记张润槐,“纠”过去工作中的偏,反“五风”,是其份内的事,这当然就得罪了原县委及基层一大批干部。再者,山西人本就有点排外,而老区人更是多少都有“山头主义”倾向,在战争年代,昔阳属晋冀鲁豫的太行区,盂县在正太路以北,属晋察冀的冀晋区,昔阳人对张润槐有着自然的“排斥”心理。还有,张润槐文化不高,做事认真,但工作方法简单,说话常“放炮”,与文化较高的张怀英形成鲜明对比。基于以上原因,久而久之在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里有了一定数量的反对者。
要命的是,刚来的张润槐与影响很大的全国劳模陈永贵产生了嫌隙。张润槐职务虽然比陈永贵高了两个档次,但陈永贵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却比张润槐高得多。在性格上,陈永贵是久经事故的老狐狸,张润槐是个“二杆子”,况且他们的分歧涉及到了党或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路线问题,他们之间是巨人与矮子的斗争。从这个意义讲,后来张润槐的失败是必然的。
概括起来说,陈永贵与张润槐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三点:
其一,大寨的土地问题。
张润槐上任七天就到大寨搞“小三查”,在当年开展的反“五风”过程中,张润槐曾带过几个人到大寨查土地、产量是否实在,查有没有搞浮夸。
大寨一向重视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造了一些新田,按惯例大寨在上报平均亩产量时未把新田计算在内,理论上相当于“虚报”了产量。张润槐要求陈永贵必须把新田计算在内,这样一来,大寨的亩产量就从六百多斤降到了五百多斤,这使陈永贵觉得张润槐是故意刁难。于是陈永贵委托某报驻晋中记者写信告状:“全县扩大地亩上不上账?全县上我们也上,全县不上我们也不上。”最后由地委书记王秀锦拍板,决定不增加新田面积,事情不了了之,但陈张芥蒂已经形成。
其二,对昔阳大跃进的看法。
张润槐对大跃进的态度,更使陈永贵和昔阳县的许多干部大为不满。
张润槐上任后调查昔阳大跃进中的问题,调查的结论说: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有四十七种刑法,大跃进中某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这一骂,骂到谁的头上呢?昔阳大跃进的虚火早已熄灭了,但“大跃进”中办过错事的昔阳各级干部都还在,陈永贵便公然反击了,说:“1958年以来成绩是主要的。老张把昔阳成绩和缺点颠倒啦。”
其三,对“三自一包”的看法。
陈永贵与张润槐的根本分歧,还是在执行当时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上。张润槐上任时,昔阳正闹饥荒。他到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这里的小块地开得很红火。社员们在安坪河的大荒滩上开出一块块私人小片地,种了庄稼蔬菜。有一位老汉开了三分荒地,种一分麦二分菜,解决了自己的口粮问题。张润槐十分兴奋,也顾不上回县,在安坪公社开了一次现场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广那位老汉开小块地的经验,他号召社员们每户要种一分麦二分菜。一个老汉闹单干,开小块地倒成了先进典型?陈永贵感到忿怒!  
1963年9月,昔阳县领导层内的矛盾终于爆发。导火索是县党代会选举。
9月25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在选举县委领导人员时,一些对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串联,不投张润槐的票。选举结果张润槐虽然当选,却少得20多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选举中有人投反对票这样的事,早已习以为常。可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重大政治性事件”!
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等大为恼火,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么?”随即派人到昔阳来调查。
1964年9月,在“四清”运动中,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将昔阳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决心利用这个时机查查昔阳县委的问题。1964年9月26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推广“桃园经验”,部署“四清”工作。会议解决了两个相关问题,一是任王张“反党集团问题”,二是关于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昔阳县委常委们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永贵当时只是县委候补委员,但他已是全国有名的劳模,又与此事有不少关系,便也被扩大了进来。
这次晋中地委扩大会议连开了40多天,气氛颇为紧张,形成了舆论一边倒,批判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反党集团”,批判以张怀英为首的昔阳反对张润槐的那些人,并给他们戴上了“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的帽子。中共晋中地委一位副书记训斥张怀英:“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么?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500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
会议免去任王张的职务,任井夫因作风问题被送忻县劳改砖厂监督劳动。通过这次地委扩大会议,全案涉及300多人,28名在昔阳的县委、县人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被调离昔阳。这就是所谓“十月事件”。
10月,由中央、省、地、县机关抽调的6000余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团,赴祁县、昔阳开展“四清”大会战。以晋中地委第二书记卜虹云为团长,地委秘书长苗枫为副团长的“四清”工作团进驻昔阳。地委副秘书长张子仪任大寨工作组组长。后来文革中批判张子仪曾污蔑“大寨红旗的旗杆上生了虫虫”。
12月,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起到了保护陈永贵和大寨的作用,尽管工作组扎根串连、丈量土地、挑剔“扫雪工分”(工作组对非生产的扫雪记工提出了异议),折腾了几个月,最后扫兴而归。
从另一角度看,所涉及的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既是选举,就应该允许别人有投票自由。至于纠偏问题,也应该给下面一定自由,不要“一刀切”。
可以说,晋中“四清”积累的各种矛盾,是晋中及山西文化大革命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四清”被整者是天然的造反派

用经典语言说,就是“四清”运动硬是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搞成了“敌我矛盾”,用过去犯错的方法来纠正犯错。事实上文革中许多在基层的造反者就是被这种方法“逼上梁山”的,如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
为了紧跟中央的部署,5月底,华北局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和解决华北地区的文革运动。会上,山西省委“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十月会议”的受害者任王张打成了“晋中的三家村”(效仿中央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并印了小册子,发至全省各地。华北局会议上,一面指示地委宣传部长刘松青,组织批判任王张等人的大字报,另一面省委书记亲自出面,大小会议点名,同时派卫逢祺(省委秘书长)到文水县,王荣(晋中地委监委书记)到平遥县坐镇指挥对任井夫、张怀英的批判。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县里的红卫兵组织去劳改队指挥劳教人员批斗折磨任井夫,致其脚跟溃烂,骨骼变形。张怀英被文水的群众组织从医院的床上揪回文水,吊打得昏死过去三次。任王张陷入比“四清”还惨的境地。
1966年10月间,省城太原的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联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直指山西省委,“十月事件”的“受害者”终于迎来了平反的转机。
当时山西两个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以大专院校为主,简称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中学生为主,简称兵团),注意到了“十月事件”,认为这是省委一项“罪行”,准备以此作为材料进攻省委。
为了保护当事人,红联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派人到忻县劳改砖厂搭救任井夫,据太工红旗的张玉峰讲,忻县劳改砖厂不敢随便放人,又惹不起群众组织,太工红旗是打了借条把任井夫借了出来。后来兵团、红联站把任王张集中安排在兵团太原五中井冈山驻地加以保护,在适当的时候杀回晋中。
1967年1月12日,山西省由副省长刘格平奉旨组成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人民委员会即政府)的权。1月23日,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和兵团的一部分人在车成林(决死纵队主要负责人)、王清英(山西大学数学系学生,兵团负责人)、郭宏(兵团五中井冈山负责人)的带领下,赴晋中行署公安处机要室,去抢当年整任、王、张的“黑材料”(作者按:应该是任井夫的材料,因为只有他受过劳教或劳改,其他二人的材料属于党内或行政处理,不应在公检法部门),计划为任、王、张平反做准备。结果遭到晋中军分区的阻止,并抓了车成林等人。这表明了晋中军分区对“十月事件”的态度与“黑地委”是一致的。
1月31日,晋中军分区组织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了晋中地委、行署的权。2月5日,任、王、张拿着刘格平的“令箭”回晋中地区所在地榆次,准备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并伺机建立晋中革委会。晋中总司对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人返回晋中表示了“热烈欢迎”。
但任、王、张拒绝参加晋中总司工作,并成立了由四清受害者(主要是“十月事件”受害者)组成的“硬骨头兵团”,打起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旗号,有反夺权的意思。
同样,军分区和晋中总司对任、王、张似乎也不“感冒”。一是晋中军分区政委崔冰是原地委常委,晋中总司负责人是原专署干部,故对任、王、张有本能的反感;二是晋中总司的负责人觉得任、王、张有“下山摘桃子”之嫌;三是任、王、张返回晋中后,非常张扬,好像被旧晋中地委打成“反党集团”十分光荣,以此作为资本,要职要权要待遇,作派很不靠谱,尤其是任井夫在生活方面要求很高,以当时的眼光看来很腐化。
此时,陈永贵领衔的昔阳县造反派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陈永贵为县革委主任。2月份把已调至省贫协负责筹备工作的张润槐揪回昔阳关押批斗。3月份,山西省革委成立,陈永贵任副主任,陈永贵回晋中开始支持任、王、张,在接见反任、王、张的晋中总司山西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兵团等组织时说:“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自始至终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我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急先锋。在黑省委、黑地委的统治下,只‘十月事件’中,就有七百多名革命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王、任、张回晋中来,他们对情况是了解的。但是黑省委、黑地委和他们的亲信对王、任、张也是了解的。王、任、张回来他们就不能活,没有他们的天下了。这样,他们是不是还要把王、任、张赶下去。”后来遭到晋中总司山西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兵团等组织的围攻辩论。
1967年4月14日,省革委内部发生军地干部的分裂。刘格平派发起“炮轰刘(志兰)陈(守中)刘(贯一)”的行动。4月16日,晋中总司发生了分裂,主流派开始炮轰任井夫和张怀英(后来又加上了王振国)。4月27日,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红总站)成立,这是刘格平的御林军。至此山西两大派基本形成,支持夺权支持刘格平的红总站、兵团、决死纵队为一派,反对夺权反对刘格平支持军队的红联站为一派,开始了长达多年的斗争。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上,康生、关锋严厉批判了刘陈刘、张日清、崔冰(晋中军分区政委)等人,在中央文革支持刘格平、任王张及陈永贵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任王张组织成立了晋中批刘邓联络总站(简称:晋中总站)与晋中总司相对抗。
张怀英是陈永贵老领导,可以说,大寨就是张怀英扶起来的典型,二人感情很深,因之张怀英的选边就是陈永贵的选边。尽管红联站曾极力争取陈永贵,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刘格平的一边。这样,红联站和晋中总司铩羽而归,刘格平一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8月初,平遥总司和联络站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陈永贵受中央文革指示前往制止武斗。由于陈永贵明确表示支持联络站,引起总司群众的不满,结果陈永贵被包围在平遥一中校内,要求陈永贵改变态度。中央得知此消息后,周总理指示六十九军负责解救陈永贵。谢振华军长率一个营的部队解救陈永贵出困。
事后,省革委组织了几万群众组织队伍“踏平”了平遥总司,平遥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平遥事件”把陈永贵推到了政治上的又一高度,1967年9月下旬,山西“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昔阳召开,会议上有了令人咂舌的行动。
会议把原山西省委、晋中地委、昔阳县委的领导全数押到现场进行批斗。陈永贵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题目是“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陶鲁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有讽刺意味是大寨正是陶鲁笳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推荐的)。会议给这些“走资派”挂上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游街示众,坐“喷气式”批斗,进而拳打脚踢。
原省人委秘书刘建基,在1996年10 月撰写的《“文革”中的遭难与见闻——揭露刘格平、丁磊在“1·12” 夺权中的暴行》一文中披露:王谦(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被打得嘴里直吐绿水,赵雨亭(省委书记处书记)被主持人用麦克风砸肿了右眼,并被打断了右臂,刘开基(省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被打得受不了,只好大声喊叫“你们把我枪毙了吧”——从昔阳返回太原牢房后刘开基都无法自己打洗脸水,可见打得伤很重,卜虹云(晋中地委副书记、省文革办主任)左手手指被折断,最惨的是曾在昔阳负责过“四清”的苗枫,被某红卫兵一脚踹下戏台,伤及内脏,10月6日含冤离世,卜虹云说这次会上打得也很厉害,苗枫是被活活打死的。
这次会议开创了山西省一个县级单位批斗省地领导的先例,也说明文革要比“四清”激烈得多,“四清”上层整基层,毕竟要讲些分寸,文革是下层整上层,而下层的激进分子报复心理要强得多,是不讲道理的。
劳模陈永贵以“四清”受害者面目出现,与提拔他的省地领导为敌,达到了造反者的顶峰。

三、山西文革表象:一个劳模与另一个劳模的对抗

就山西文革而言,至少有两个人握有尚方宝剑难以动摇,一个是刘格平,既是毛主席钦定的夺权人,又有毛主席六十九军“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的最高指示;另一个是陈永贵,有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到1967年9、10月间,两剑合璧,对立面甚感为难。
幸而,山西省军区和六十九军两个军队势力观点是相同的。支持部队一方除了红联站这个学生组织是造反派外,其余多是党团员为主的保守组织,在农村以武装部组织的民兵为多。相对而言,“四清”积极分子也多。在这些人中间自然也有许多劳模,其中最突出的是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
李顺达,1915年生,山西平顺县人。平顺县是一个贫困山区,又是一个革命老区,1948年李顺达就成为劳动英雄,1952年获全国劳动金星奖章,多次受毛主席接见。一个小小的平顺县,著名的全国劳模就有李顺达、郭玉恩、武侯梨、申纪兰等,李顺达和申纪兰还是一个村子的人,应该是山西省劳模最集中的地方。1965年以平顺县为主的晋东南劳模代表团曾经访问大寨,这些“老农民”很有经验,对大寨的土地数量问题提出了质疑,对大寨“虚报产量”就不太服气。
李顺达比陈永贵小一岁,但比陈永贵入党早十年(李1938,陈1948)。两人的经历截然不同,造成的路数、性格也不同。李顺达从当民兵开始,一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正统农村干部,而陈永贵担任过日伪时期的村长,在日本人的特务情报组织兴亚会当过情报员,社会经历比李顺达复杂得多,社会经验也丰富得多。
比较起来,李顺达性格像农民,陈永贵像甲长。遇到文革这样的事,李顺达只会按文件造反,做不出太出格的事,而陈永贵能干出类似于早年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大事。
1月25日,在晋东南军分区支持下,晋东南夺权,程首创任核心小组组长。军地分裂后,程首创的晋东南“红字号”拥护刘格平,李顺达的“联字号”反对刘格平。程首创历史复杂,类似“四清”受害者,被联字号攻击为“国民党特务”。新媒体人胡某曾经蹲点晋城(当时属于晋东南地区),采访晋城文革旧人,拍了一部反映文革历史内容的视频。其中有晋城矿务局(山西国家七大统配煤矿之一)古书院矿的情况。该矿的“联字号”大多为“四清”积极分子,“红字号”多为“四清”被整者,这同时也说明了晋东南两派组成成分的分野。李顺达自然而然成为山西军队及反刘格平派对抗刘格平、陈永贵的旗帜。
“反大寨”是山西文革中一个特殊的“罪名”,拥护刘格平的一派把它提高到了反毛主席的高度。当然,李顺达和反刘格平派也不会承认自己“反大寨”,但是实际上酝酿出了许多“反大寨”行为。
如:谢振华主政山西时,《山西日报》刊登了一篇由插队知识青年段立生(曾任省革委常委,红联站负责人)的一篇《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该信认为农村经济政策上的“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核算单位、自留地、农副业及粮食征购上。建议仍然把农村的核算单位恢复到队为基础、不要收回自留地、积极发展农副业、在完成征购任务的情况下“藏粮于民”,这些与大寨作法相反的意见是实际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段立生在清徐县平泉大队期间,顶风推行了一项与刘少奇“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及包产到户)政策类似的,叫做“三包一奖”(包工分、包产量、包土地,超产奖励)的经营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农副业生产。
又如:青年干部李辅到任山西襄汾县委书记后,看到许多社员缺粮吃,甚至连高粱也吃不上,不得不全家上阵,拉上小平车到临近的乡宁县拉煤,在城里卖了煤,换上一二斗红高粱,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判。李辅亲自跟随拉煤车上山了解群众的困难,决定放开政策,体恤民生。
山西出现了一个特殊局面,在“四清”中被整的成份复杂的“右派”,在文革中成了高举“大寨红旗”的“左派”;在“四清”中表现积极的成份单纯的“左派”,在文革中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拥护大寨与“反对大寨”(其实不是真正反大寨,只是不同意大寨的一些作法,“反大寨”帽子是对手扣上的)竟然成为山西文革的重要内容。
值得一提的,在“揭批清”时期,两者的关系完全颠倒了。反大寨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成为清查对象,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拥护大寨的一派成为清查骨干。历史真是会捉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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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运动”与造反派的覆灭

蒋寄梦

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运动”,是文革期间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怪物,它开了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先河。虽然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力,最后成为工宣队围剿我们的突破口,将上戏造反派送入坟墓。

“狂妄”的初衷是教育革命

形势发展到了1967年秋季,在我们看来,走资派已经斗倒,文艺黑线已经批臭,文艺界的权力已经掌握在革命派手里,中央号召的“一斗二批三改”已经到了改的阶段,教育革命如何落实,已经历史性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为了发动大家群策群力发表意见,上戏革委会政宣组办了一份教育改革简报,简报题名为“狂妄”。这是根据老人家年青时候的一句名言:“——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上戏“狂妄”名号就这样牟然面世。
陆克是“狂妄”运动的首领,也是“狂妄”的精神支柱,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文艺戒毒”(文艺界“整风”,后被称为“文化小革命”)。当别人怕“走白专道路”不敢拿画笔时,陆克却另唱一调,说军人的武器是枪,我们的武器是笔,我们应当把思想革命化落实到绘画专业上。 在浏河“四清”期间,陆克作为班团支部书记,没经工作组批准,擅自召集团员开会,号召大家拿起画笔,把下乡以来的思想收获体现到绘画中去,为此他还挨了整。
1966年,我们三人发起成立“红画笔”,事情做得风生水起,以至于外界只知道上戏有红画笔而不知道造反组织“革命楼”,弄得“革命楼”一些头头十分恼火,说我们借革命的名义搞专业,是文艺黑线回潮。 为此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革命的创作好得很!”表明我们开展的专业活动都是紧密地配合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
到了1967年秋季,我们便可以教改的名义堂堂正正地鼓吹专业了,我在《狂妄》简报上发表了《论创作教育法》,提出把课堂办到革命的第一线,在实战中磨练技巧,从实践中学习理论。同学们也纷纷发表文章,许多人高喊走出去,走出高墙,走出书斋,去工厂、去部队、去农村、去海岛,走进工农兵,甚至恨不能直接变成工农兵。
现在来看这些观点未免偏激,我们片面地强调实践,而轻视了理论修养和各种知识的触类旁通。我们还提出取缔导演系,刺激了这个专业的同学。
当时我院导演系只有一个班,以张同学为首领,成立了“人未老”战斗组,与我们打起了笔仗。他们提出导演有许多特殊的专业技巧,需要在课堂上解决,我们则认为导演就像军队中的元帅,要从士兵中筛选,在实战中历练。
“狂妄”的骨干都是老造反,那时候风头正健,爱舞文弄墨,只图自己痛快,不顾对方感受,压得对方十分憋气。 张同学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三年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为工宣队依靠的骨干,将一腔怒火倾泻到我们头上,报了他的一箭之仇。
但不管怎么说,同学们对于教改方案各抒己见,争吵再激烈,也属于学术讨论范畴。但是从11月15日起,“狂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狂妄”运动与“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11月15日,大家集中在红楼二楼,聆听江青的最新一个讲话,那是11月13日作为中发[67]354号文件下发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在转发批示中说:

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分析了当前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并对文艺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和今后的任务作了重要指示。
现将这两次会的讲话记录稿发给你们,请组织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军队的文艺单位、大中学校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学习,并结合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江青的讲话中,除了讲文艺革命和样板戏之外,有一个新的重点,即不但要算“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还要算“十七年”(文艺黑线)的账,她说:“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有一些青年同志和革命小将,水平比较高,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江青的这个讲话,一下子扭转了我们的革命方向。就在15日晚上,学院剧场正在演出《海港风雷》,幕间有同学冲上舞台,激动地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今天的上海话剧中心)将牛棚里的陈恭敏请出来写话剧“一月风暴”,“一月革命”时他在牛棚里,怎么能写“一月风暴”?他只能写牛棚风暴!这样做是文艺黑线回潮!接着那同学号召大家明天去冲击上海人艺。
与此同时,美五班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老朽滚蛋!”这后来成为狂妄运动的主打口号,在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句口号的政治含义很不明确,还带点年龄歧视,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
11月 16日下午,上戏群众在革委会带领下,打着“狂妄”旗号,连续冲击上海人艺、上海越剧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歌剧院等几个文艺单位,宣传鼓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同学们一路呼口号唱战歌,情绪十分高涨。当晚全体回到学院开了总结会,指定陆文雄、梁定河、雷女生、马绘昌等为“狂妄”运动的负责人。就这样,上戏“狂妄”掀起了上海文艺界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一波浪潮,也开了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先河。
院办公楼底层的原团委办公室,也是一间开放式的会议厅,“狂妄”教改时,有斯坦尼研究专家王老师坐镇在内编辑印发《狂妄》简报。“狂妄”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以后,由于来访者急增,11月17日,这里就命名为“狂妄接待站”,宣传“狂妄”精神并分发有关资料。陆克还命我手书“狂妄楼”三字,做成一方匾额,挂在门上方。
我还想做点什么,就在“狂妄楼”里召集同学建立起了一个“作战组”。
所谓“作战组”,其实是个情报组,其成员多为以前的保守派同学。由于文革初站错了队,他们很想将功补过,便主动来投靠。于是我将他们派出去,白天到各文艺团体去摸情况,晚上回来以开会的方式进行汇报。由于派出去的同学与那里的保守派是老战友,反馈的消息大都是保守派提供的,于是我们的矛头就在不觉间指向了那些文艺团体的造反派,其中以“黄浦京剧团”最为典型。
1966年文革之初,黄浦京剧团与青年话剧团是上海文艺界的两个重点战场,两派斗得十分激烈。黄浦京剧团的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而保守派大多是根红苗正的青年演员,加上领导的支持,青年们奋勇作战以为胜券在握。不料中央号召批判资反路线,该团造反派取得完胜并且掌握了政权。这一伙青年憋屈了一年,上戏掀起的“狂妄”运动正好给了他们翻身的机会。
据我院去调查的孙、李两位同学说,该团领导班子第一把手周振邦是国民党员,家中可能藏有枪支。
我一听情况严重,就决定支持该团青年,把周振邦抓起来审问。
抓捕计划几经谋划,最后定在12月26日实施。
那是寒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我院小刘司机开的车到达北京西路的一个弄堂口。该团一名青年正躲在暗处放哨,他将帽子压得很低,领口向上翻起,完全是电影里常见的密探打扮。他说周振邦正在家中。
于是我们迅速走进弄堂,到了周振邦家的后门,一名青年抬头高喊:周振邦电报!
一会有人下楼来开门,一看正是周振邦,几名青年立刻捂起他的嘴巴将他拖到弄堂口塞进汽车,动作之快令我眼花缭乱,等我赶到弄堂口,小刘的汽车已一溜烟开走。
于是我徒步赶回学院,进了房间只见周振邦趴在地上喘着气,几个青年早已急不可耐对他动了手。我制止了他们,让周振邦坐起来回答问题,可还没等他说话,青年们又是一顿打,积聚了一年的仇恨此刻全都集中在他们拳头上了。我很生气,便去责怪孙、李两位同学,他们也看不过去,厉声道:你们再打,我们就不管了!该团青年这才有所收敛。但我看当夜问不出什么了,更不可能期望周振邦把枪交出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将周振邦押到黄浦京剧团团部,举行了一场大辩论。我院去的人很多,气势汹汹,言辞激烈,对方显然吃了瘪。会后黄浦区主管文艺的一位领导过来谈判,那也是一位青年,一见到我忽然同我打招呼。原来文革初期,他起来造反受到压制,来我院串联时,我接待了他,并且鼓励他坚持斗争。出于对我的信赖,他当即认同我们的革命行动,表态支持我们。
周振邦为首的造反派被我们打下去了。但世事难料,三年后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囚禁,一天黄浦京剧团有人来外调那几个青年的表现,说他们因参与“狂妄”运动被立案审查,而周振邦仍是该团的革委会主任。看来“国民党员私藏枪支”均为不实之词,我与那几个青年实在是咎由自取。至于那位区领导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我又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造反派刘贵琴。文革之初,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因为造反而受到迫害,被我们解救出来后住在革命楼。她带着女儿吃着大饼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至今还有记忆。
一天刘贵琴母女来到红楼204教室,见我正在画漫画,便要求我也画些贴到青年话剧团去,我照她的要求做了,据说反响强烈,刘贵琴几次见到我都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着同一句话:“他们一看漫画那脸都黄啦!”
在侯邦琪的联络安排下,刘贵琴秘密赴京见到了张春桥。因为刘贵琴出身贫苦,文革前被树为文艺界的标兵,张春桥主持过对她的宣传,此时便对她说:我以前支持你,现在也支持你。刘贵琴顿时被感动得泣不成声。
10月1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刘贵琴一场控诉震动了全上海,刘贵琴也许刺激受得太深,有点语无伦次,当有人给她递杯水,或者塞上一个坐垫,她便忘了前面的话。她那带泪的控诉几次哽咽着说不下去,极大地感染了全场的气氛。文化系统高官杨永直、孟波到场接受批判,两人被罚站在舞台一侧。有人冲上台要揍两人,被一旁的纠察拦住了。刘贵琴哭诉之后,市委领导梁国斌当场表态说:如果刘贵琴所说属实,必须予以平反。
一年后,作为青年话剧团一把手的刘贵琴却对本团群众实行起高压政策,演员们被整治得抬不起头来。一天她率领该团的“战斗文工团”来我院剧场演出,三十多岁的妈妈们挥拳蹬腿跳起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演出后刘贵琴指着一个个垂手而立的“亚非拉”,口若悬河大谈对她们的改造之功,让我不忍心看下去。此外还听说刘贵琴将祝希娟等人下放到郊县采取集中营式的管理,家属送去的鞋子都要撬开鞋底进行检查。于是我将刘贵琴画进漫画贴到了青话大门口。那是12月21日的一个夜晚,刘贵琴刚好从外面回来,她看着漫画愣了半天,忽然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放声而哭。我顿时慌了,反复地叫大姐,表示不该画这张画。但我坚持原则,希望她改变领导作风。双方一直谈到凌晨两点。也许这件事对刘贵琴的刺激太大,她始终没有放过我,还拿我的出身说事,一次在市革会对侯邦琪说我是革命楼的黑手。侯邦琪一回来就笑着冲我喊:“黑手!”可是我笑不出来,我体会到漫画这种武器的杀伤力实在太大,不能轻易对个人使用。
“狂妄”运动迅速发酵,波及全国其他省市。一度乱象丛生,也引发了许多事端。一些人高喊:“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是老朽,都要滚蛋!”还不断传来了私设公堂进行逼供信这类恶性事件。
为此,11月21日,陆克召集“狂妄写作班”,写作制定纲领性文件《对目前文艺界形势的分析》,简称“狂妄十三条”。陆克声称要写出中央为文革发布的“十六条”那样的文件,作为一系列的政策导向,来指引文艺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此文件格局宏大,气度不凡,十三个小标题分别为:

一、十七年
二、形势大好,问题严重
三、权
四、大方向
五、乱
六、主流与支流
七、干部
八、建军
九、揪坏人
十、立足本单位
十一、五十天与十七年
十二、目前不宜杀下去
十三、斗私批修,革命到底

“狂妄十三条”于11月23日正式向外界公布,同时还公布了23条标语口号,其中对于“老朽滚蛋”,附加了一个注解式口号——“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敌特、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和不能为社会主义、工农兵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遗老等老朽统统滚蛋!”以此界定了这次运动的清理对象。“狂妄口号”如下:

最高指示
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狂妄口号宣言

文艺界形势大好,问题严重!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狂妄精神万岁!
“狂妄”无罪!冲“黑”有理!老朽滚蛋!吓死保“黑”派!
(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敌特、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和不能为社会主义、工农兵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遗老等统统滚蛋!)
文艺界、艺术院校的革命小将联合起来猛冲文艺黑线!
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上艺司、联络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绝不允许派性混淆阶级斗争!
彻底炸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盖子!
文艺界必须清理阶级队伍!
文艺界大权必须掌握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打倒改良主义!
坚持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警惕文艺黑线回潮!
大破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大立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
文艺界滚到工农兵中去!走战斗文工团道路!
一辈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一辈子为工农兵服务!
工农兵、革命小将快来围剿文艺黑线!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打倒刘、邓、陶!打倒周扬、夏衍!
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争当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急先锋!
新文艺界是我们的!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狂妄》
1967年11月18日、23日稿

“狂妄”运动突兀而起,让社会各界一时无所适从。12月7日至12月8日,《解放日报》与《文汇报》先后发表文章批判“老朽滚蛋”口号以及“狂妄”运动的一些做法。陆克很为恼火,就在12月7日晚上率领大批群众去解放日报社辩论,还将一卡车“牛鬼蛇神”运去报社,说你们主张老朽不要滚蛋,那就全部交给你们。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了凌晨。
等到江青的讲话传达下来,清理阶级队伍成了大趋势,于是两报分别派人来打招呼与我们进行和解。
与此同时,《解放日报》于12月21日发表文章,标题为“反右倾,鼓干劲,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文汇报》则更为友好,特地用“邝望”这个化名(系“狂妄”谐音),在1967年12月31日发表小说《红画笔下厂》。小说是我院同学写的,我画了插图(见下图)。
为了进一步廓清人们的模糊认识,将“狂妄”运动纳入正常的轨道,12月5起,梁定河等同学开始筹建“狂妄战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外界称“狂代会”。会议于12月17日正式开幕。
由于会议代表来自一些外省市和地区,被外界看作是一次全国性会议,而全国性会议只有中央才有权召开,此举犯下了大错。
到1968年5月,应“武汉狂妄”之邀,陆文雄、梁定河等赴武汉进行调查,并且公开发表了支持武汉“狂妄”的调查报告。后来据上面通报,武汉“狂妄”内有反中央文革的“百万雄师”势力,此举又犯下一个大错。

张春桥亲临上戏了解“狂妄”运动

“狂妄”运动惊动了中央。一次市革委会会议上,张春桥对侯邦琪表示要到我们学院来一趟。 张春桥可不是随便说说的,1968年1月26日下午,他真的来了。
张春桥到我院,先上了原院长办公室二楼开了个小会。侯邦琪陪张春桥坐在沙发上,我们三十多名学生席地团团而坐。演出科的冯文治将录音机放进书包,不慎弄出了声音,被张春桥听到予以制止。但冯文治还在偷偷地录,又被张春桥发觉,张春桥生气地道:“这样做我不说话了。”侯邦琪对冯文治申斥一句,冯文治这才收手。
张春桥开门见山就问“狂妄”大队怎么回事。于是陆克向张春桥汇报了“狂妄”自从教改讨论到清队运动的经过。当说到与导演系“人未老”的论战时,张春桥问道:“那是些什么人?”陆克说是学生。张春桥说:“那当然人未老。”大家都笑了。
陆克汇报完了,张春桥就对“狂妄”的名号及其“狂妄”运动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告诫我们不要走极端。陆克分辩说“狂妄”的名号来自主席年青时候的一句豪言,不应有错。而张春桥说,他问过主席,主席说记不得了,实际上是否认了,劝我们不要再用。这么看来,“狂妄”运动还惊动了主席。
张春桥对我们的批评是善意的,他一开始就说:我这是在小范围内给你们提一点批评。那天张春桥的心情很好,到后来边抽香烟边跟我们聊天。他说朝鲜金日成不够朋友,当年美国大军压境,危急关头他不惜违反外交礼节,用中文写国书向我们求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抗美援朝的秘闻,很觉得新鲜。
张春桥正讲在兴头上,侯邦琪却打断了他的话:“老张,大家都在剧场里等着呢!”于是张春桥结束聊天,离开小楼进入剧场走上了大讲台,他当着全院师生的面,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他说:“上海戏剧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贡献的!”我那时候站在舞台侧幕边,一字一句听得十分真切。
我身旁站着张春桥的警卫员,是个大个子,他早已看好了撤退的路径。张春桥一结束讲话,就在他的引导下,从副台一扇边门迅速走出,登上了预先停在门外的汽车。

与“作战组”有关的几件事

张春桥来上戏讲话之后,陆克就收起了“狂妄”名号,改称“狂飙”,因为主席有诗道“狂飙为我从天落”。陆克同时命我将“狂妄楼”的匾额,改写为“狂飙楼”。
而我们这个“作战组”依然留在楼内,群众把它看成了一个权力机构,甚至当成了派出所,以为我们有权抓人或者动手打人。
一天作战组来了个军人,是65届表演系的,分配在南京前线话剧团。他穿上军大衣朝椅子上一坐,顿让我们这间会议室蓬荜生辉。
但此人却没安好心。一次当大家正在讨论文艺界的形势,他忽然插嘴说,学院内就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我听此一惊,问他什么事。他说表演系66届某男生玩弄女生。我一听是生活问题,就没了兴趣。因为无论过去的“四清”运动,还是文革时期,中央都明确规定“生活问题一律不整”。虽然觉得这几个字出现在庄严的中央文件有点怪,但中央的政策是必须遵守的。所以对于他的举报,我“不予立案”。后来我知道他因为争风吃醋,企图借我们之手报他的私仇,幸亏我没有上当。但后来他去别人那里捣鼓,把那男生抓起来大打出手,闹出了很大的动静。这件事直到八十年代余秋雨当院长时才予以解决。因为打人者不仅打男生,还将那女生屈打成招,给余秋雨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由于当时上戏是造反派掌权,余秋雨便多次在媒体指责“造反派打人”。这真是冤枉了我们。
后来又有几位女生跑来举报某系某女生在外面搞不正当恋爱。我一听又是生活问题,加上那女生是个弱者,有点同情她,就说这不是政治问题,是个人道德问题,我们不办。举报人觉得很扫兴,就反驳道:阿尔连采夫难道也仅仅是道德问题吗?她说的是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中的反面人物,那人绝对很坏,我一下被问住了。但最后还是“不予立案”。
但我却把美三班的程同学“立案”了。
那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野鸡小分队”,借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招摇过市,还乱搞男女关系,那里面一片乌烟瘴气(那些人中的一些角色在五十年后跳起了广场舞)。举报人说程同学打着“革命楼”旗号,也拉起了这样一个小分队。我一听这可是政治问题,就立刻将他传唤。
下面便是记忆中的“审讯记录”:
问:你最近在做什么?
答:没做什么。
问:是不是组织了一个小分队?
答:是,那又怎样?
问:你在里面干了什么?
答:宣传毛泽东思想呀!
问: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
答:绝对没有,你们可以去调查。
问:(诈)我们调查过了。
答:查出什么?
问:要你自己交待。(诈)有一个姓张的,和你什么关系?
答:(中招)我和她一般关系,很正常。
问:肯定正常?
答:肯定正常。
问:(给他一把剪刀),敢不敢把头发剪下来作为保证?
程同学立刻拿起剪刀,剪了一綹头发放在桌上,而后飘然离去。
我知道不会问出什么结果,也不会对他动手,就找个台阶下了。
此后程同学在农场的“一打三反”运动时期,干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因为程同学不改他的浪漫本性,和外语学院的林女生好上了。但好过了头,让林女生怀孕了。林女生起初还将肚子扎紧,坚持出工干活。但肚子越来越大,已经隐瞒不住。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林女生潜回上海分娩,程同学则留在农场应对军人。
连部发现林女生失踪,去问程同学,程同学推说不知。程同学口风极紧,这件事连他最好的朋友都没告诉。正好钱塘江上游飘来一具女尸,军人急忙跑去察看,发现是一场虚惊。于是连部军人加上工宣队全体成员把程同学叫到连部办公室进行审问,我正在隔壁写交待,听得一清二楚。
程同学真是好样的,事情明摆着,他百般抵赖死也不招,弄得一名工宣队大怒,高声叱道:“你以为自己出身好,头上没辫子屁股没尾巴?告诉你,长出来了!”
程同学干扰了“一打三反”大方向,给了我一点喘息的机会,这一刻我在暗中感激他。
到了1972年底,为了分配问题我同他常常在工宣队办公室相遇。他已经同林女生结婚还有个女儿,按理应该照顾留在上海或者靠近上海的城市,但因为不受工宣队待见,被分配去江西。
以我的政治身份,没有资格提任何条件,自然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宁夏。但我有个亲戚在安徽当官,于是走他的后门,那边文化局点名要我。但那边要,这边不放。后来这边提出再搭一个人,安徽方面同意了,工宣队这才将我分配去安徽。
那天程同学正为自己的事情发愁,一听说我改去安徽,立刻绽放出笑脸,祝贺我说:那好!那好!
他是由衷地为我高兴,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他一颗善良的心,同时也为我曾经对他做过的事而感到内疚。
程同学因不服从分配,失去了工作,也断了经济来源。为此他想出一招:带个照相机去给农民拍照,据说很受欢迎。他白天摄影,晚上关在暗房冲洗,日子一长,后来患上了糖尿病。一次当导游时,因没有及时注射胰岛素,竟死于武夷山一座深潭边。
程同学是个美男,嗓子也好,又能讲各地方言,多年后上海文化局给他落实政策,分配在上海滑稽剧团,可说是人尽其才。但他还是不甘寂寞,利用空余时间去旅行社当导游,一位风流才子,就这样“香消玉殒”,令人扼腕叹息。
这都是后话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以上也算是给这位已经在许多人记忆中消失的人物立个小传。

从顶峰坠落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有一句名言:“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狂妄”运动标志着我们这群造反派由顶峰开始向下坠落,直至灭亡。
第一个打击,是上音革委会策动的“一·六事件”。
1968年1月6日清晨,我还在睡觉,上音C女生突然推门而进,她局促地向我道一声歉,便仓皇奔向套间里的陆克,哭喊道:“他们抄了我家!”
C女生是陆克的女友,六年前两人是上音附中的同学,C女生学钢琴,陆克学大提琴,而文化课是在一起上的。陆克默默爱上了她。她是一个娇小姐,他像一个乡巴佬,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两人会走到一起。1962年,C女生进入本科钢琴系,陆克则考入了上戏。陆克给她寄去了一封求爱信。她与一个闺蜜认真商量后,回一封信客气地拒绝了,同时规劝陆克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就这样四年过去了,两人并无往来。1966年文革爆发,C女生参加钢琴系“小人物”造反组织,受到了压制。一天她来上戏串联,“革命楼”接待站的一个同学在介绍学院运动时,把陆克描绘成了英雄。C女生听得心潮澎湃,立刻跑到204教室来找陆克。
那天我正在教室,发现陆克走出门口,站在走廊里听一个女生说话。陆克竟然有女生来找他,这使我大为惊讶。
时当秋末冬初,C女生穿一件绿色棉袄,毛线编织的围巾下,闪着一双炯炯大眼。她不停地诉说,而陆克却低头沉默,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不久陆克忽然消失,两人结伴外出串联了,这应该是当时最佳的革命恋爱方式。等回来,C女生便以陆克女友的身份,公开在我们面前亮相。
C女生走进了我们男生的世界,也为我们这个战斗集体带来了温馨和快乐。她常常在四楼排练厅的一架钢琴上练琴,常弹的有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肖邦的《叙事曲》和《谐谑曲》等等,让我听到了西洋古典音乐的顶尖作品,也让我领略到了人类最微妙的情感脉动。每当这时,陆克总是徘徊在排练厅的一角,琴声似乎把他带回到了昔日的美好时光。
但现实是严酷的,上音革委会建立之后,“小人物”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据C女生说,院党委老班底控制了新政权,他们想方设法压制真正的造反派,为首的便是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原党委成员李江。
陆克为了支援“小人物”,就策划了一个行动,将李江绑架到我院进行审问。
1月4日晚,我院出动一部卡车,悄悄地开到上音住宅区李江家的附近,几个同学上前拍门。开门的正是李江,一个同学顺手抓起床上一条围巾塞进李江嘴里,几名同学捉住李江四肢,将他抬到卡车上,一会儿运抵我院,架进“狂妄楼”,我和大家正在楼内等着。
车上李江有过激烈的反抗,开口咬伤了一人的手。那人狠狠地给了李江一皮带。李江进到楼里,对着满屋子虎视眈眈的人,神色有点紧张。一会他提出要上厕所,那时陆克还没下楼,我就带他去了。等将他带回会议室,上音大队救兵已气势汹汹登了门。我见状正要将李江带离现场,他也似乎顺从地要跟我走,却不料上音的大个子燕凯一步冲上前,插在我与李江之间大声吼道:“不许动我们的革命干部!”
李江被他们救回去了。但事情还没有完,不一会于会泳闻讯而来,参加了上音革委会主任陈中华与陆克之间的一场舌战。
陈中华谴责陆克对李江的绑架行为,陆克历数李江的种种不是,两人唇枪舌战相持不下。于会泳自然站在陈中华一边,批评陆克不该跑去他们学校抓人,但于会泳的口气要缓和得多,我猜他心里是站在陆克一边的,因为他曾经被李江他们整得很苦。
两天后上音的报复开始了,1月6日凌晨,他们突袭了C女生的家。
事实证明,比起李江一类的政治老手,陆克还嫩得很。绑架李江只是出了一口气,并无实际收益。而对方的突袭却奏得奇功,他们抄出了陆克写给C女生的几封情书。
与其说那是情书,不如说是陆克的政治自白,为了捕获恋人的芳心,陆克披肝沥胆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比如他说毛泽东用枪杆子打了天下,他也要用笔杆子来打天下。又说这场运动使他发现领袖不再神秘,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再神秘,他完全有自信一展抱负,创造自己的历史。信件的内容迅速上递下传,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陆克的狂妄野心吓坏了很多拥护他的群众,也让上级领导觉得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小将。
对方紧接着射出了更具杀伤力的一发炮弹,宣称C女生与某男生在苏州开过房间。
消息传来,陆克如遭晴天霹雳。我与陆克都住在院办公楼的三楼,这一晚他嘱咐我先别回房间去,他要向C女生问个明白。
我在外面徘徊许久,等到差不多的时候才回房间。我进门时,C女生正要离去。她的双眼哭得又红又肿。陆克一向感情内敛,这一刻却显示出了他的无限柔情,他站到楼梯口,目送她拾级而下,直到她在视线中消失。
陆克告诉我,这件事确实有过,她一年级时,高年级一位男生约她去苏州游玩,却开了房要与她上床。她极为害怕,坚决不从,就在床边坐了一夜,此后就不再理睬他。
我觉得C女生的话是可信的。C女生身上有一股刚气,她是不容易被人征服的。这从四年前她回绝了陆克的求爱,以及五年后掀翻与陆克的婚礼决然离去可以证明。再说她与那男生如果有过这种关系,就会继续交往,但大多数人对此并无印象,直到这时因为内斗需要,这件事才被扒拉出来。
但此事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C女生的名声已然被恶意搞臭,也让陆克的尊严遭遇空前的挑战。C女生对陆克说,如果你不要我,我只有死路一条。她是陆克的至爱,我相信陆克不会那样做,相反的是那些日子,陆克与她患难相守,对她的情意更为缠绵。陆克还告诉我,因为C女生的出身很复杂,游雪涛(市革会群运组副组长,被外界称作张春桥的大特务)劝他离开C女生,陆克当即表示,如果C女生会影响他的政治前程,他宁可什么也不要,专心去画画。
这期间的一天,我去上音打探情况,只见“小人物”的首领赵晓生正在大礼堂被勒令站起来回答问题。赵晓生是钢琴系的业务尖子,但文革一开始,他的兴趣就转入了政治。他个子不高,带一副眼镜,思路敏捷,语速很快,语音带点沙哑。问题一个接一个,赵晓生很紧张,说话也不连贯,失去了以往的潇洒和自信。但他没有屈服,只是沉默了。
自C女生被抄家的“一六事件”之后,半年之中,“小人物”被整得不轻。但整人者也逃脱不了被整的下场。到了这年8月,张春桥突然发飙,怒斥上音革委会有敌人。上音领导班子立即瘫痪,陈中华以下一干人员都陷入了绝境。有人被逼疯,燕凯、李江等数人相继自杀走上了黄泉路。
燕凯是一名高干子弟,身高马大,性格暴烈。据说他躺在帐子里割脉,鲜血直冲帐顶,死得极为壮烈。
燕凯的女友是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曾经和仲星火的女儿到我院了解“狂妄”观点,我接待了她俩,在“狂妄楼”里谈了一个多小时,气氛颇为融洽,临走对我的评价是我很会说话,其实我不过是背诵“狂妄”十三条而已。想不到姚姚红颜薄命,母亲自杀,男友自杀,自己因为出身原因分配成了问题,多年后当终于落实到一个单位时,却死于一场车祸。
“四人帮”倒台后,李江的子女在人民公园对面的大批判专栏贴出一张大字报,诉说父亲的冤情。我于一个晚上特意跑去看,字里行间满是悲切之情。回想当年的血腥岁月,我深感更应该悲哀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亿万民众被一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十年来斗来斗去,最后连这个独裁者在内斗得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无一人是胜者。

手足相残

到了1968年的3月,上海戏剧学院造反派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危机,所谓“侯派”与“陆派”的矛盾日益突出。
侯邦琪此人名声在外,实际上政治素养不高。文革之初他没什么建树,学院的造反局面是赵全国和陆克开创的。我曾经把首都三司的特派员江涛带到侯的面前,他却有眼不识泰山,失去了驰骋上海滩的大好机遇。“刘贵琴事件”是我班的郑大炮和郭源发起的,侯邦琪坐顺风车在上海文艺界露了脸,为此当了上艺司(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却不久被人排挤出来,被外界讥讽为“草包司令”。在“革命楼”内,他带着出身偏见对待“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战友。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但我有陆克罩着,他奈何不了我。而张炼等同学在“革命楼”过得很憋气,就投向了赵全国的“上三司”(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侯邦琪在“一·二八”炮打期间,与胡守钧联手反张春桥,高喊:“坐牢也要炮打!”他的失误,让“革命楼”当了半年的“政治黑户”。一年后他为了效忠张春桥,拿赵全国、胡同学、张炼等战友开刀,酿成手足相残的痛心局面。
这场清查运动一开始,侯、陆之间就发生了分歧。侯邦琪主张严办,陆克不赞成。陆克甚至说,与其让我依靠保守派,我宁可依靠赵全国。
但侯邦琪执意要行,为了整治胡同学和张炼,他把爱将孙大刀派进了表三班。
这个班的两派矛盾十分尖锐,胡、张作为造反派,此时正掌着权。而孙大刀手持尚方宝剑自空而降,让保守派如遇救星,他们立刻举报胡、张,说两人问题严重,不仅反张,并且反毛。
举报的事发生在1966年的“七七”之后,这个班开会要大家对这个事件发表意见。由于保守派占据了绝对优势,几乎所有的人都谴责赵全国而拥护院党委,剩下胡、张两人没有表态。在一再催促之下,胡同学冷冷地道:院党委也不能说完全正确。一个姓刘的同学上前追问:为什么?胡同学说:这很简单,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刘同学又问:你是说谁都有错?胡同学说:是的,谁都可能有错。刘同学追着又问:那毛主席呢?胡同学一下被问住了。
胡同学当然知道怎样回答可以保证自己安全,但胡同学是一个讲究理性的人,他要维护一个常识,他不愿意撒谎,所以他沉默了。胡同学沉默了,刘同学却兴奋了,他将面孔凑近胡同学,一遍又一遍大声问道:毛主席呢?你说毛主席呢?胡同学被逼无奈,只好说:毛主席一不小心也有可能犯错误。胡同学讲完,全场静默片刻,忽然有人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在全场一片口号声中,胡同学的脸上被打上了反毛的印记。由于上面有指示,学生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所以当时没有对胡同学采取措施。胡同学后来参加了造反派,还参与赵全国“上三司”的“反夺权阴谋”,此时老账新账一块算,胡同学被宣布为隔离审查。
一天夜里,几个人走进了隔离室,他们喝令胡同学站起来对老人家的画像低头认罪,胡同学照着做了。胡同学刚刚站稳,背后有人往他的踝骨上一踢,胡同学失去重心,手一伸,跌倒在地。那人叫胡同学重新站立,站好了照样又是一下,胡同学还是手一伸倒在地上,几次下来胡同学便习惯了。哪知道对方就是要让他有这个习惯性动作,当胡同学再一次伸开手臂时,对方捉住他的手腕往后用力一抽,胡同学的身体打起旋转,脑袋“砰”地一声重重摔在地板上,还吃了一嘴一鼻的灰尘。那人是表三班特请的外援,他个子不高,白白净净,属于当今小女生火热追捧的那种“小鲜肉”形象。可是人不可貌相,他学过擒拿,身上有功夫,今天是拿胡同学开练来的。胡同学吃不住这样的打击,认了命。他们将胡同学搞定之后,接着就去对付张炼。
张炼被隔离审查后,关在院内的一间地下室里。一天清晨5点多,几个男生走进去,没问什么话就一顿拳脚将她毒打了一顿。我去看望以后向有关同学发了一通火,我的话很快汇报到侯邦琪那里,他立刻下一道命令,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准进入隔离室。接着又放出话来,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要拿我开刀,并以此向陆克施压。张炼的问题可能要引发革委会的公开内讧,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为顾大局,我们停止了对张炼的救助。
张炼遭到如此毒打是有原因的,因为她不仅抗拒革委会对自己的审查,还抗拒上面对她母亲的审查。张炼的母亲不仅是右派,还是潘汉年集团的成员,其政治面目深不见底。
这个案子据说是游雪涛关照侯邦琪办的。游雪涛手下有一个“扫雷纵队”,主要是对付反文革势力,维护张春桥的安全。他怎么突然关心起了几十年前的潘案?又怎么知道上戏有个女生,她的母亲曾经是潘汉年的同党?这件事十分蹊跷,至今还是个谜。我只能猜想有人抛出了张炼的档案,企图借游雪涛之手来毁掉张炼的全家,所谓毒蝎之心,莫过于此。
就在张炼被隔离的同时,她的父母带着小女儿逃离上海,躲到杭州亲戚家里。专案组向张炼索要地址,张炼骗他们说人在苏州。几个男生去苏州奔波一天无果,知道上了当,怒气攻心,这才连夜赶回来进行报复。后来他们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了地址,便将张炼的父母抓来学院。几个同学上前喝令张炼的母亲交代问题,张炼的母亲什么也不说。有人上去要对她动手,张炼母亲突然眼珠一瞪,大声说道:当年鬼子也是这样打我的!那人一惊,似乎从她的眼光里看到了什么,那捏紧的拳头也松开了。
这件事传到我耳中,我颇觉得好奇,多年以后我见到张炼母亲,这才知道了这位谍海女杰的传奇经历。
张炼的母亲姓吴,原籍苏州,早年受到地下党以及进步学者的影响,与几个学生千里迢迢参加抗日,随部队辗转于中原战场。后来被党组织派往江南新四军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样板戏《沙家浜》中那“芦苇荡里的新四军”,就是她所在的部队。但在一次突围中,吴女士不幸被捕。在日寇的严刑拷打下,她坚贞不屈,决心以身殉国。可就在临刑前,奉潘汉年之命打入敌伪内部的袁殊同志设计将她救出,并安插在自己手下。吴女士并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于是袁殊常常“一时疏忽”使得重要情报落到吴女士手中,吴女士则通过专门渠道送达组织,多年来吴女士身处敌营巧妙周旋,为抗日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解放后,因受潘汉年案子牵连,这位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不仅失去党籍,还被划为右派,之后又丢掉公职,沉冤达三十多年。1978年袁殊出狱后找到吴女士,将实情汇报于组织,在胡耀邦的直接关心下,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吴女士还获得了中央颁发的一枚纪念章。
张炼与她的母亲,这两代女性的遭遇十分相似,她们人生的最美好的岁月都是在冤屈中度过的。有人说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就是两例。但是我们不能说她们的青春都已经虚掷,苦难也是一剂营养,它能栽培出芬芳奇异的花朵,这两位女性的生命因苦难而变得更为充实,张炼的异彩人生就是从“美丽园”(上戏校园)的铁窗中开始的。

张炼的异彩人生(一)

张炼因腰部受伤,只能趴着睡,可是她的眼睛没闲着,她在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是一栋半埋在地下的钢筋水泥建筑,除了那扇沉重的铁门,天花板下还有一方窗户与外界相通,可是窗户太小,又接近地面,狭小的空间,几乎都给冬青树的树叶塞满了。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六六六粉的浓浓气味,令人窒息,张炼决心将这扇铁门打开。
张炼挣扎着从地铺上起来,她靠在门上,用拳捶,用脚踢,并大声喊叫,这时张炼已经绝食达七十多小时,她尽着最后一点力气坚持闹,最后终于将专案组闹烦了,只好过来谈判,在张炼答应停止绝食以后,铁门打开了。
张炼来到外面走廊上,这才发现,这里面关着不少人,有本院的师生员工,也有院外的陌生人。张炼不清楚他们犯什么案,只见他们一个个神情十分沮丧。演出处处长胡醒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说他关进来不要紧,可家里九个孩子怎么办?另一个冯文治,是演出科的造反派头头,还是院革委会委员,他正激动地走来走去,精神极为亢奋。张炼很为他担心,上前劝他冷静。冯文治伸手向门外一指,大声说:你听,我能冷静吗?张炼侧耳一听,不远处果然传来了批冯的广播。没过几天冯文治吊死在厕所窗台上。
那天是表演系二班的胡女生值班看管冯文治。冯文治说要上厕所,胡女生就将他带到学院前门房的厕所,在门外等候着。胡女生久不见冯文治出来,便绕到窗外去看,却见冯文治已挂在窗台上。胡女生因为不能进男厕所,只好跑到大门口叫人,情急之下光打手势,却说不出话来。等人们明白过来进去救人,却因冯文治身高体重,一时间抱不下来。后来一位电工用老虎钳铰断了铁梁上的电线,才将他放倒,但已经过了最宝贵的七分钟。
等我知道消息赶过去,冯文治正躺在大门口的担架上喘最后一口气,那脸色已经发暗。等他被运去医院,我就走进厕所,抚摸着他上吊的双股电线,将断口拼起,还挂上自己的脖子试了试,因为我不明白,他坐在窗台上怎么也会成功。也有人分析,他本不想死,只是故意作态以示抗议,没想弄巧成拙自绝于人生。
另一个谭立平同学的自杀也很奇特。
张炼自从停止了绝食,便不时有人偷偷地给她送来食品。班上的钟女生拿来八个煮熟的鸡蛋塞进她的枕头下,张炼舍不得自己吃,决定同难友们一起分享,于是她一个个地送,当送到一个叫谭立平的同学那里,铁门刚好没关,谭立平默默地对着一面墙壁坐着,张炼将鸡蛋放到门边一捆书籍上面,并朝他作了个手势,谭立平没有反应。张炼敲了敲铁门,谭立平才慢慢转过身来,他的脸色极为阴沉,让张炼吃了一惊。
谭立平为导演系学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举止很显得文雅。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办了一份小报,转载各地的消息以及报章内容,类似于今天的报刊文摘。后来他去舟山支援那里的革命,学院里久不见他的人影。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把他揪回来关进了隔离室。第二天谭立平上厕所回来,正好与张炼打了个照面,张炼悄声问他究竟为什么事,谭立平摇摇头,惨然一笑,答道:说不清楚。
谭立平的囚室没有窗,那铁门也总是禁闭着,它隔离了空气,也隔离了人气。一天晚上,谭立平用一根带子在床架系成个圈,把脖子挂了上去,他竟坐在地上完成了这件事,等早上发现时,已经浑身冰凉。在他衣服口袋里找到一份遗书,竟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是欠我20元钱,让专案组变卖他的书籍后还给我。其实那也不是我个人的钱,一年前我带了几百本《红画笔》画册去舟山推销,乘机一路上玩过去。谭立平住在定海一个地方剧团的楼上,我顺便去看了他,并把余下的画册交给他代卖。那天谭立平还陪着我去看海,并拍了几张照。据说谭立平的问题就是拍照,因为他有海外关系,就有人怀疑他在海防前线搜集军事情报。
冯文治的死,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时任革委会主任侯邦琪的主要罪状,侯邦琪被判获十三年徒刑。然而谭立平的死,有关部门却一直没有追究其冤头债主,好像上戏根本就没有谭立平这个学生。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吊诡之处。
谭立平自杀之前,地下室的另一房间关进一个外单位姓傅的女子,傅女士一进来就哭,说自己15岁就参加革命,哪想到今天会被当作反革命被抓起来审查。她越哭越伤心,怎么劝也不行。张炼见她心理落差太大,精神近于崩溃,怕她会出什么意外,很为她担心。
这时,恰巧革委会副主任马绘昌下来巡视。马绘昌不知为什么脾气很大,他一个个房间视察,一路训斥过来。待走到张炼面前忽然住了口,那眼睛也没抬起来。马绘昌是舞美系一年级学生,年纪小,思想单纯,张炼把他当作小弟弟,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如今突然面对,马绘昌有点尴尬。张炼见他没有恶意,就提出让傅女士搬过来与她同住一屋,马绘昌把两个房间看了看,答应了。
这一下张炼有了伴,傅女士也心宽了许多,没过几天谭立平的尸体被抬了出来,傅女士目睹此情景顿时打了个冷颤,她呆立了半天,然后对张炼说:要不是同你在一起,我也会这样被抬出房间的。
谭立平的尸体被盖上一张白布,陈放于地下室门口。一会儿侯邦琪陪同一名公安走了过来。公安掀开白布看了看,朝侯邦琪问了一句什么话,侯邦琪便伸手指指张炼她们,公安将手一挥:放掉!
那已是1968年5月的中旬,正是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可是我的心境却很糟糕。我这才感到革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我的精神开始疲软,热情渐渐消散。残酷的现实使我萌生了退意。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此后的一年多里,我们这群造反派随着文革运动的惯性继续下滑,直到在“一打三反”中粉身碎骨。

上戏造反派的最后之战与侯邦琪、游雪涛被捕

1970年春夏,上戏67届以陆克为首的造反派,在乔司农场被军人和工宣队击溃,战友们一个个被枪挑落马,而学院里的战争却硝烟正浓。
在我们下农场的两年里,上戏69届造反派在革委会副主任马绘昌的率领下,与工宣队对着干,几经反复而屹立不倒,这在全国学校中可算是个特例。工宣队怕我们回到学院与69届合力反攻,就将我和陆文雄、费良琼秘密转移至复兴东路的一所别墅内,陆克和张炼转移至雁荡路的卢湾区民兵指挥部。
66届的侯邦琪也在泰州农场被隔离审查,这一天被押往上海。马绘昌得到消息,怕被工宣队秘密转移,就率领队伍冲进北站劫车。车还未停稳,同学们在月台奔跑大喊:“老侯!”侯邦琪闻声立刻挣脱看守跑出车厢,最后在众人拥簇下风风光光走进校园,重现了当年拿破仑百日复位那精彩的一幕。
侯邦琪的重要性这时候才显示出来,看来政治上不作为才是真有作为,他除了“一·二八炮打”有过动摇,其他没有辫子可抓,工宣队完全拿他没有办法。
上戏革委会不倒,我们的境遇也有了一些改善。工宣队被迫将我们送回学院,并且被允许搬回到宿舍,1971年的春节我也是回家过的。
然而风云突变,1971年3月23日,侯邦琪被上海民兵指挥部带走“传讯”。
据说那天深夜,一大群头戴柳条盔手持长矛的工人将侯邦琪的住所团团围住。侯邦琪将大门紧闭,举起一把斧头往桌上一剁,声言要与他们拼命。这时学院保卫科的邢健走上前,委婉地劝侯邦琪把门打开,侯邦琪一开门就被铐走了。这个情节,在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中也得到了印证。徐景贤说,当王洪文派民兵去抓游雪涛的左右手时,他们把斧头都已经准备好了。
此后游雪涛也被铐走。由于他一直在幕后支持上戏造反派,被工宣队恨得咬牙切齿。
游雪涛被人看作“张春桥的大特务”,但他是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被抓的,此事始终让人不解。直到1992年的一天,侯邦琪带我去见了游雪涛,我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
原来在1968年的一个晚上,游雪涛与侯邦琪,以及复旦的谭启泰三人关起门来聊天。游雪涛忽然心血来潮,说毛泽东有点像晚年斯大林,还说了一些大不敬的话。说完游雪涛关照不许外传,说传出去他也不认账。然而在复旦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谭启泰受不住压力将此事交待出来。案情上报,徐景贤大吃一惊。徐景贤与游雪涛都是解放后培养的青年干部,两人关系密切,且都是张春桥的铁杆部下。他没想到老朋友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为了不受牵连,就批示将两人传讯审查。还说不管有没有问题,查一查也好。
此刻侯邦琪的又一个闪光点亮起,他紧张思索之后,判定游雪涛不会承认,因此咬紧了牙关死扛。结果两人拒不承认,谭启泰的口供就成了孤证,法律意义上就不能定案。
但是谁都明白游雪涛说过这话。多年后当他被释放时,一位审案人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以后说话千万要小心,别自己找死啊!
然而在“传讯”期间,两人的苦头可是吃大了,我曾经根据侯邦琪的口述,写了下面一段文字:
关押侯邦琪的民兵指挥部,位于外白大桥北堍原苏联领事馆的一幢洋楼,侯邦琪就关在楼内的地下室。室内三面为墙,一面是门,4平方面积,安下了地铺,尚余2平方米供侯邦琪起居活动。
侯邦琪体格魁伟,目如炬,声如钟,天生一个司令员的料。可是他那硕大的体积此时却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好比狗熊钻进了鸡笼里,转个身都感觉困难。屋顶上有一盏25瓦电灯泡长明不熄,至使在关押的一年多日子里侯邦琪不知道门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地下室隔一堵墙就是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口,侯邦琪站立时在水线之上,横身躺下则在水线以下,潮涨潮落,窽坎镗鞳。苏东坡《虞美人》词云“波声拍枕长淮晓”。这才是道地的一座“枕流公寓”。
日子一长,侯邦琪出现了幻听,老觉得有人对他说,几月几日会放他出去。接着又是幻视,打开宝书,字里行间就写着释放他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了,可总不能兑现,连老人家的话也不算数了?这甚至使他产生了可怕的信仰危机。头上的灯泡坏了换,换了又坏,等换到了第十九只灯泡时,他才被带离这间地下室,转押于中国纺织机械厂。这时候他的眼球、声带及全身的骨骼都产生出了不同程度的病变,并从此落下了终身疾病。
游雪涛也是一条硬汉,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他每天打坐做气功,靠内心的定力度过难关。当1980年对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公审时,当局要他出庭作证人。他说:你们可以枪毙我,我决不出庭。
当我得知侯邦琪如此遭遇,对于他的一切怨气便烟消云散。因为他也是在代我们受过。侯邦琪在文革中没做什么事,工宣队抓不到他的辫子,就把“狂妄”运动的罪责硬扣到了他的头上。他一被抓,工宣队就发动全院群众,掀起了一场批判“狂妄”运动的高潮。
1971年5月13日下午,全院大会批“狂代会”。陆克示众居中,郑大炮、陈惠群陪于两旁。
陆克等被押走后,过了十分钟,突然剧场一侧喊声响起,侯邦琪被民兵押了进来,这是侯邦琪被抓后第一次露面,在口号声的此起彼伏之中,他双手铐在背后跪在台上,却死也不肯低头,并且张口喊叫(听不清叫什么)。后来他的脑袋被几个人强行压下。等被押走时,他还对着台下强作一笑,接着被押上门外的一辆吉普车。
侯邦琪被抓不久,我与陆文雄、费良琼也被关到了红楼401教室。
此后,孙大刀被铐进了拘留所,马绘昌、梁定河、石同学、彭同学、张同学等相继被隔离,加上赵全国、陆克、陈惠群、郑大炮、张炼,区国樑,隔离室已关了11个学生。加上被囚禁在“学习班”的审查对象,上戏造反派已经全军覆没。

“九一三”前非同寻常的审讯

1971年9月11日深夜,我在睡眠中被喊醒,工宣队连指导员王宝林命我起床。待我穿好衣服,他对另两人说声“带走”,于是前面一人,后面一人,将我夹在中间下楼。两人均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要押往哪里,内心很是恐慌。
出了红楼,便踅进一条小路,进入灰楼后面的一个房间,灯光下,只见一排汉子,其中有几个陌生人,正虎视眈眈看着我,我刚一坐下,他们就大声喝令我交代“重大罪行”。
与此同时,一批住在家中的同学,也在半夜里被押到学校,连夜突击审问,他们被勒令必须在天亮前交代所有重大问题,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审问中有人拍着桌子厉声喝道:“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们二专办不是吃素的!”
“二专办”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控制下的市级专案组。王维国则是林立果“小联合舰队”的核心骨干,后来被定为“林彪死党”。那晚,军方控制的专案组与上海工总司合谋,进行了这场非同寻常的审问。
在他们一连串的发问中,其中最为吊诡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围攻春桥同志”。
我前面已经说过,1968年张春桥来上戏时,对“狂妄”运动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张春桥的态度是善意的,我们也是尊敬他的,与“围攻春桥同志”风牛马不相及。
专案组要我们交代这场“围攻”,其实是别有所图,通过我们的交代,他们便可以搜集到张春桥的言论,然后经过一番“化学反应”,转换成张春桥的罪行。
与此同步,林立果正在部署暗杀毛泽东,一旦得逞,他们会如何编造故事,我们又会被诬以何种罪名成为祭品,都很难想象。老天有眼,让林彪折戟沉沙,我辈小命也得以保住。
9月13日一过,专案组不再找我们,但警戒却更为严密。
国庆之后,形势趋缓,又见看管我们的同学不时地低声议论,神色很是异样。一句“接班人”飘进我的耳朵,我心中一动,某些预感似乎有了应验,最后终于知道了真相。

陆克的至暗时刻

我的隔壁关着张炼,张炼的隔壁是排练厅,那里面关着陆克。
陆克自从在农场被宣布隔离审查,态度极为强硬。他不写交待,批判会上对于别人的诘问,也一概不予回答(就如后来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态度)。
但后来陆克变了,变得很突然。
那是一个傍晚,看管陆克的一位女同学慌慌张张跑来说出事了,把看管我们的丁同学叫走了。过了很长时间丁同学一脸阴沉回来,久久不语。丁同学对我们一直抱有同情,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先是不肯说,后来告诉我,陆克精神出了问题,他在排练厅把鞋子从这头扔到那头,又从那头扔到这头。
陆克发病的原因是遭遇了重大打击。当时全国正声势浩大地清查“五一六分子”,据说那是个神秘组织,要履行填表宣誓等等一系列手续。本来我们都以为“五一六”远在北京,与上海不搭界,与“革命楼”更没有关系。但突然传来周恩来一个内部讲话,他说凭罪行就能定“五一六”。
周恩来是1970年11月9日,在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说这番话的。他说:“……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周恩来又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专案组将周恩来这个讲话传达给陆克,陆克就崩溃了。
我后来问陆克那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已经记不清了。我网上查了一下,他的病大概属于“一过性精神障碍”,一过就过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发生的事都会遗忘。
于是我想象陆克发病时的情景,揣摩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排练厅里有一架钢琴,曾经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关押的时间没个尽头,那孤独的日日夜夜,只有这一架钢琴与他为伴。当他得知难逃“五一六分子”厄运,政治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绝望之下,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视,耳际响起了幻听。肖邦的音乐从C女生手中流泻而出,把他带向了波兰爱国者的战场。也许只有战死疆场,才能表达自己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陆克于是把鞋子当成了手榴弹……
那天晚上我的心很痛,是夜无眠。不久我便看到了陆克在批斗会上的表现,他终于低下了倔强的头,也开始交待问题。这之前他曾经通过张炼传了一张纸条给我:“苦战四年得此结果,甘心否,笔答。”我没有回答,将纸条放进厕所冲走了。这件事他也交待了。
当专案组来问我时,我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刻,将纸条之事和盘托出,也松了一口气。
如今两个主犯都已招供,张炼这个从犯甚至不用讲话,点个头就能使这桩串联案的侦破打上个圆满的句号。可她偏不肯配合,于是一场批斗不可避免。(详情请见《昨天》第178期蒋寄梦专辑中的有关记述)

张炼的异彩人生(二)

张炼也是1970年在农场的“一打三反”运动被隔离审查的。张炼的母亲是右派,自己又有“反夺权”的前科,按规矩她应当低调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再说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我们这一派,她完全可以避开风头自保平安,可是她倔强的性格注定了再一次受难。
那天傍晚张炼正躺在床上休息,有人叫她去参加一个会议,大概又要进行忏悔认罪一类的表态, 张炼一口予以拒绝。运动开展起来后,军人正想树一个反面典型的靶子,于是她“躺着中枪”。
这时候我正在囚室里写交待,忽听得广播喇叭响起,一个尖利的女声划破夜空:“张炼你要干什么!”紧接着就是严厉的批判,最后宣布将她隔离审查。
张炼被囚禁后,始终顽固抵抗不肯认罪,直到离开农场那一天。
那天上午,军人与学生进行告别会餐,食堂里频频传出欢声笑语。她被押进一间屋子,是连部的“忠字室”,为了防止她与别人串联,仅有的一扇窗户也被报纸封住。黑暗之中,只有忠字台上的毛主席像,幽幽地看着她。
忽然,她所在的连副指导员闪身而进。他掩上了门,对张炼低声说道:“你们要走了,我有句话不说就没机会了。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母亲就是阿庆嫂,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也没什么问题,但你要注意态度,不要硬顶……”
副指导员说完迅即离去。张炼被这突如其来的慰问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一会门又开了,女排长进来了。她端来一碗粥给张炼作早餐,说吃了就上路。张炼气呼呼表示不吃,女排长就开口批评张炼,要她端正态度。张炼听得性起,一手接过那碗粥,接着连碗带粥,全都扔到了女排长身上。
女排长懵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而一起进来的同学怒了,一边喊口号,一边将张炼押上门外的一辆卡车。张炼对着卡车周围喊口号的同学,昂着头报以冷笑。
这时候,导演系王同学登上了车,他面无表情看了张炼一眼,忽然一脚踏住张炼脚背,双手猛力一推,张炼猝不及防,踉踉跄跄退了几步,撞在背后一个箱子上,一阵钻心的疼痛,腰带顿被撞断,她站不起来了。这时工宣队一位女师傅叫大家退后,随后上车挡住大家的视线,让张炼在车上换了一条裤子。
张炼被押回学院后,关在图书馆的二楼,却忽然发起了高烧。几名看守她的同学将她押去华山医院看病。张炼被烧得昏昏沉沉,她不让别人搀,扶着街上的围墙一步步走去。医生一量温度说要住院,但是工宣队不准。
可是张炼高烧持续不退,第二次去医院就诊之后,医生对工宣队顾卫国连长说,再不住院怕有生命危险,谁来负这个责任?顾连长这才过来对张炼宣布:“今天对你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准许你住院。”
张炼因连日出汗,浑身已经发臭。她推开别人,坚持自己换衣服,结果穿了一半就晕倒了。迷糊之中记得自己被抬到一辆车上送到医院,进入危重病房。一会张炼清醒过来,顾连长对她说:“你把父母的地址告诉我,有必要时叫他们过来见你一面。”
顾连长接着又一脸严肃地问张炼:“你好好想想,从小到大,有没有说过三反言论?”这显然要张炼进行临终忏悔了,或想在最后时刻获得张炼的有罪证据。张炼当场拒绝了他。
张炼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此刻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父母,正在伤心,忽然医生兴奋地过来告诉她,在血液中找到了疟原虫。原来张炼患的是疟疾。只要对症下药,此病可治。
张炼的病被控制住了,一天夜里她打算逃跑,躲到中学一个同学家里。然而张炼扶着楼梯走到一半,实在没有力气走下去,就又回到了病房(多年后她见到这个同学,同学说,那时候你来,我一定会帮忙的)。
张炼出院时,顾连长对她说:“今天送你一个地方去养病,你要配合。”接着张炼被两名女生押上一辆三轮摩托,车上还装着她的行李。摩托车向着学院的反方向开去,停在一栋楼前,张炼被带进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一股令人窒息的霉臭味扑鼻而来。
屋里,有一个年轻女子捂着脸低头坐着。张炼问这是什么地方,女子却不回答。张炼见这种屋子怎能住人,就用脚踹门。顾连长跑来怒道:“怎么,毛病好了是吗?”张炼坚决要求换房间,顾连长皱皱眉头,就把她换到了二楼,那女子也跟了上去。
女子告诉张炼,她来自于崇明农场,因为全家被审查,已经在这里关了5年。女子还说她去楼下打扫卫生时,见到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估计也是你们学校的。张炼猜想那一定是陆克。女子还说上面不准她同张炼说话,接着给张炼看她屁股上的伤痕,那是因为同张炼说话被打的。
张炼为了打破屋子里的沉闷气氛,就大声唱戏,女子在一旁欣赏。一名老工人过来申斥道:别吵,这里关着很多人。张炼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老工人回答是雁荡路,卢湾区民兵指挥部。
老工人还对张炼说,她是戏剧学院特地安排来的,生活待遇与别人不一样,每餐给她两种菜选一样。张炼见女子吃不饱,就常将自己的饭菜分给她。
张炼照样大声唱戏。一天跑来两名汉子,喝令她不许唱。张炼说我是文艺战士,江青同志教导要天天练。汉子拿出一副手铐进行威吓。张炼对他们伸出双手:“我还没尝过手铐滋味,正好尝尝。”汉子见张炼硬的不吃,就放了软,恳求张炼别唱,张炼这才停了口。
一天,女子告诉张炼:“你要走了,上次送你来的两个女生正在楼下,还带着一辆车。”
女子说的没错,张炼当天被押送回学院,而后与费瑛关在一起。
费瑛身为党委书记,却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还在浏河四清期间,有人反映张炼看外国小说,她就把张炼叫来,一边打着毛线,一边叫张炼对她讲小说。张炼讲了半天,她没有表态,让张炼走了,后来对别人说:“小姑娘,蛮有思想。”
文革爆发后,两人成了对立面,而今朝夕相处,又成了知心难友。费瑛对张炼说起自己的感情经历,她曾经爱过一个人,却因为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未能走到一起。现在的丈夫很爱她,婆婆也对她很好,文革以来屡屡替她担惊受怕,包括我那幅漫画对她老人家造成的惊吓。
张炼还帮费瑛分析案情。因为干地下党的,文革中无一例外要当特务叛徒来审,而费瑛审来审去也没个结果,于是张炼对费瑛说:依我看你就要出去,还是当你的书记。费瑛一听,似乎触动了内心的思绪,她抬头看一眼张炼,却没有说话。张炼的预言三年后得到了证实,上戏工宣队的领导亲自将费瑛迎进了党委办公室。
张炼是个爱吃零食的人,日子一长嘴馋了,就开列单子,要费瑛替她办来。费瑛于是动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吩咐原党委成员叶露茜到静安寺去买。不料此事被张炼班上的两个女生知道,立即向工宣队告发。叶露茜慌了,急忙告诉费瑛,费瑛告诉张炼。张炼微微一笑:“别紧张,让他们来找我,谁告发的,我就说是谁替我买的。”费瑛怔了一会,说道:“小姑娘,亏你想得出!”
1973年张炼被分配到内蒙古京剧团。197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正要上场演出,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抓。张炼顿时泪流如雨,一句话也说不出,脸上化的妆全都毁了。
领导着急了,立刻吩咐化妆师过来补妆,一边对张炼说,今晚上的演出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明天你就去上海。
张炼获得平反后,调至杭州市京剧团,1977年到北京移植京剧《蝶恋花》。我恰巧也从安徽赴京移植此剧,与张炼相遇,此后一直保持联系,至今时常相聚。

陆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陆克的政治结论下得很重,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往前一步,就是戴反革命帽子,成为四类分子的一员。
在结论未下达之前,陆克竭尽全力挽救自己,如同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把运动初期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寄给了张春桥。
1966年6月22日,我班六个同学因为支援赵全国而被全院讨伐。到6月23日晚上,我们正在校园的一角聚会,赵全国拿来了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写着赵全国和陆克收,内页像是用左手写的,署名“一群马列主义者”。
作者很有水平,先为我们分析形势,指出院党委违背中央部署犯了大错,鼓励我们顶住压力,继续斗争。接着说如果院党委坚持错误,就上告市委。如果市委官僚主义,就直接向中央反映。那时候市委在我们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可见其立意之高,已预见半年后的形势。信中还告诫我们时刻不忘学毛著,学中央社论,还要写大事记,我们都一一予以照办。
这封信的作者一直是个谜,陆克估计为中央文革,认定上海有他们的观察员。
陆克曾经向我描述他同张春桥的第一次见面。在市革会举办的一次外事宴会上,侯邦琪把他带到了张春桥身边,当侯邦琪说出陆克的名字时,张春桥遽然回头,眼睛一亮,这一刹那让陆克相信,张春桥早就认识了他,并且坚定地相信,那封信与张春桥不无关系。
在1968年发生的“四一二”炮打事件中,陆克还有过一次不凡的表现。
1968年4月12日,《文汇报》异乎寻常地在第三版以超过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五条大号黑体字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预示着一件惊天大事将要发生。
果然,当天上海的主要马路出现了大量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刷标语的大都是复旦学生。他们一律保持古怪的沉默,对于市民滔滔不绝的质问,他们表示要抓人跟你走,但不回答任何问题。
据说复旦各派又一次高度联合炮打,还传出不少消息,比如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曾经被日寇逮捕叛变,西北干部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等等,看来张春桥处境不妙。
到傍晚,传来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三点意见:一、贴张春桥大字报是错误的;二、部队不要上街游行;三、不要反击。
李作鹏的态度显得很暧昧,他以张春桥是南京军区政委为由,不同意军内贴他的大字报。他这是在稳定部队的秩序,并没有对张春桥作政治定论。更蹊跷的是一直没有人代表中央或中央文革站出来说话,所以炮打派并不因此停步。于是4月12日晚上,在市革会礼堂举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与会者一千多人,包括市级领导以及文教系统的各单位负责人,侯邦琪与陆克也出席了会议。会上以徐景贤为首的保张派,与以市革会政宣组长朱锡琪为首的炮打派公开对垒,双方剑拔弩张。
朱锡琪是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的首领,1967年1月3日,他带领报社成员奋起造反而震动全国,他因此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也进入了市革会领导核心圈,他对张春桥的反戈一击,震惊了上海滩。
会议一开始朱锡琪先声夺人,他带领“星火燎原”全体成员齐齐站起,先是颂唱“东方红”,全场跟着他们一起唱。唱完了“东方红”,再唱“国际歌”,可是很多人背不下歌词,而“星火燎原”却早有准备,人手一张歌纸,于是大家就看着他们唱。等唱完,朱锡琪开始发言。
朱锡琪的发言火药味十足,他连问了十个“为什么”,对张春桥的政治立场和行为进行质疑。比如他问张春桥为什么不批“揪军内一小撮”,为什么不支持第二军医大学的“红旗”,又问张春桥为什么这几个月不敢去北京,等等等等。最后问徐景贤敢不敢回答他这十个为什么,又问徐景贤敢不敢将他这十个为什么,印成二十万份传单向社会公开散发。
朱锡琪说完,徐景贤发言。他说今天朱锡琪的气焰嚣张到了二十万分的高度。接着徐景贤逐一批驳朱锡琪的言论。比如说,朱锡琪明明知道张春桥在上海的任务是筹备明年的九大,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这几个月不敢去北京”……
徐景贤刚刚讲完,陆克突然高呼:“打到朱锡琪!”
全场为之一惊,一时无人响应。朱锡琪于是冷笑一声,对徐景贤说:“你要对此负责!”
陆克继续高呼:“打倒朱锡琪!”这时候有几个人跟着喊了。陆克再次高呼:“打倒朱锡琪!”大约有半数人跟着呼喊。陆克继续高呼,响应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朱锡琪与他的队员们也开始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
会议开了半个小时便乱哄哄地结束。等朱锡琪回到报社,就被工总司派来的人抓起来隔离审查。当陆克再一次看到朱锡琪时,只见他神情萎靡,在会上做起了检讨。
关于这个会议的时间,朱锡琪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说是4月13日,而徐景贤在《十年一梦》里写的是4月12日。那么我在4月12日当晚就听陆克描述了会议的过程,所以我确定这个会议开在4月12日。会后徐景贤说: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又一场“四一二政变”。陆克的表现无疑给了张春桥和徐景贤极好的印象。四个月后张春桥对上音革委会兴师讨伐,大概算是对陆克投桃报李。
张春桥此举还可进一步探究——
上音革委会用搞臭C女生名声这种方法来打击陆克,这无疑也触了张春桥的心境。因为张春桥的妻子有历史污点,张春桥的政敌常常拿这事压他,这成为他长久的心中之痛。陆克的遭遇让张春桥感同身受,对于上音革委会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他带着一腔怒火发难,将上音革委会一干人员逼上了绝路。
基于以上种种猜想,陆克对张春桥抱有希望,以为张春桥看到这封信后,能够记起当初同舟共济的岁月,念及旧情,伸手拉自己一把。但是此信寄出如石沉大海,张春桥没有任何反应,陆克照样被宣布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4年,陆克被分配到上海建工局下属的浙江长兴采石场,在工地上与“各类分子”一起推车运石,从事重体力劳动。“四人帮”倒台后落实政策,他回到上海市郊一所工厂搞广告设计,没过几年就下岗回了家。

侯邦琪后传

侯邦琪自1971年被“传讯”关押,1974年放出来,住在学院对面一栋别墅房内。他是66届毕业生,1968年作为革委会主任分配留校,也分到了这间房。1975年我从安徽回上海探亲,陆克带我去见他。他已经结婚,与妻子正在吃饭,我带着对文革的反思,很想同他作一番交流。但他误会了我的动机,以为我想利用他的东山再起谋取政治利益,所以对我很冷淡。
侯邦琪的骄傲是有理由的,他那时候正踌躇满志。因为他没查出什么问题,并且对文革当局依然忠心耿耿,于是上面正打算重新起用他。
一年后市领导作出决定:侯邦琪作为革委会代表进入上戏领导班子。数十年风水轮流转,他又将恢复革委会主任一职。
可是这个决定还未正式公布,“四人帮”就倒了台,东山再起成了侯邦琪的一枕黄粱。
“四人帮”倒了台,侯邦琪这时候应该缩起脖子低调做人,让别人忘记自己。可他却轰轰烈烈贴出一张大字报,撇清自己与上戏“狂妄”的关系,声称“四人帮”毫无道理迫害了他。这张大字报贴在热闹的淮海路,几乎让全上海文艺界人士都看到了,并一齐想起了这个已经被许多人遗忘的上艺司司令。
于是侯邦琪又一次被捕,并被法庭正式起诉。但检方搜罗了所有的证据都不足以定他的罪,只好把冯文治自杀案硬扣到他头上,侯邦琪判获13年徒刑。
侯邦琪服刑期满出狱,被一个同学接到了家中。那同学正好与我母亲家在一个小区内,于是我请他过来吃了一顿饭。因为狱中长期挨饿,三块大排他眨眼就下了肚。侯邦琪为当年的事向我作了道歉,他还让我转告,要向张炼当面道歉。但他对张炼的伤害太深,张炼不愿意见他。
侯邦琪的毕业证书经过多年的折腾已经遗失,就去上戏要求补办,时任院长的何添发亲自接待了他,为他顺利补办了。于是侯邦琪去工商局申领了广告装潢营业执照,开始了他的创业新征程。
可惜侯邦琪一直没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当年的一些战友过来投奔他,但不久纷纷离他而去。就这样打拼了数十年又回到了原点。最后侯邦琪南下广东惠州,取了个艺名侯嵩垠,干起了画画老本行。
侯邦琪一度研学“易经”,身上藏有几枚测算运气的古币,并善以姓名笔划给人算命,我也请他算过,好像比较准。他自从有了艺名侯嵩垠,生活与事业似乎有了起色。如今他以写实派油画家的名声传播于当地,还在一些艺术社团中担任名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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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八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3, 2021 9: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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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七十年代的红卫兵生涯

孙守让

我最先看到的红卫兵,是1966年在我们老家湖北省洪湖县铁牛人民公社的长江干堤上,每天都有红卫兵串联的队伍走过,他们打着红旗,手捧《毛主席语录》,背着背包,肩上斜挎着一个黄色的小包,背带上还挂着一个搪瓷杯。每次看到他们,只感觉他们个个都非常疲惫,像战场上溃败的逃兵似的,步履蹒跚,一支人马稀稀落落,不成队形。但是即令如此,他们还要拿出油印的革命传单,分发给我们这些看稀奇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们。好在沿途都设立了接待站,供给他们食物和饮用水,还提供地方给他们住宿,他们才能够顺利地进行美名为“长征”的串联活动。
当时我还小,虽躬逢其盛,但是还没有能力跟他们一样四方串联,特别是不能够到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那个时候,我们的愿望就是加入红卫兵,然后去经风雨,见四面。去北京去见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个目标太远大了,大概不能够实现吧,但是到县城去见见我们县的县革委会、军管会的头头们的目标倒是可以实现的,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而且这个愿望不久居然还实现了。

军事化训练

1970年初,刚刚进初中的时候,我终于成为了一名人人羡慕的红卫兵。那个时候学校的原少先队、共青团组织都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优秀少年组织叫红小兵,优秀青年组织叫红卫兵——当然已经不完全等同于群众造反时期的那种红卫兵了。当时我们班有四十几位同学,但是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的只有四位同学,我就是由老师在这四十几位同学中推举出来的,因此我感到非常光荣,非常自豪!
1969年,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的珍宝岛上发生了一次军事冲突,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中国的上空,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我们加入红卫兵之后,要做的事情当然是军事化的训练,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备战,在全国形成全民皆兵的形势。军事化训练,首先得有一支枪,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枪支,我们训练的时候手中的所谓枪支是一根圆圆的木棒,上面涂着油漆,白色的底子,然后上面饰以红色的条状花纹。带领我们训练的老师是一位刚刚退伍的军人,年龄大概二十七八岁,白白的脸庞,高高的颧骨,一脸严肃,显示出军人的刚毅和坚定,特别是训练的过程中口令简短高亢,激越响亮。训练的项目无非是齐步走、向前看、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左转、向右转之类。其中最具声势的动作训练是“杀”——每人手持木棍,右手持木棍后端,左手持木棍中前端,身体呈前倾状,先两脚并排立着,指挥我们训练的老师用高亢的声音提醒我们说:“前边就是美帝,就是苏修,就是阶级敌人!”然后大声喊道:“杀!”于是每人左脚跨出半步,重重地踏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震响,然后我们一齐高声喊道:“杀!”那种气势,震天动地,的确令人振奋不已!最难做好的动作就是蹲着作射击状,也是要右手握着棍棒的后端,左手托着棍棒的中前端,然后眯着左眼,睁开右眼,瞄准前方某个目标。训练的时间长了,腿没劲,手也酸,要坚持下去,还得有一定的毅力。
当初我们红卫兵训练实际上是为了对所有中学生进行军事化训练的前奏,我们的红卫兵训练完全是为全校的军事化训练或积累经验,或培养骨干。同时,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扩大,加入红卫兵的同学越来越多,参加后期训练的同学也越来越多。而到了1971年1月放寒假的期间,所有的同学都要留下来进行军事化的训练,按照上级的指示,旧历年的年前和年后各训练十天。这个期间的训练不仅仅是站队、刺杀和射击了,领导跟我们交代,我们要像真正的军训一样要求自己。
旧历年(春节)前的一个半夜时,忽然军号吹响了,我们不得不从暖和的被窝中钻出来,然后摸着黑穿好衣服和鞋子,在不到八分钟的时间里集合好。大家就像军人一样,敛神屏气,动作麻利迅速,不一会大家就站成队列,然后排成方阵。领导简单地讲话,表扬我们同学们紧急集合动作迅速,完全符合要求,特别提到红卫兵组织在其中起到了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等到集合完毕,重新回到地铺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在幽暗的煤油灯下,我们有不少同学发现在慌忙中穿错了衣服和鞋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春节后我们还进行了一次拉练训练。也是半夜时分,军号吹响,大家纷纷从被窝中钻出来,将自己的被子捆成方形背包,然后将背包背在肩上,开始拉练行军。晚上,乡村的土路上,坑坑洼洼,高高低低的,大家走路的时候还背负背包,还是非常辛苦的。大家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言不语,如古代军人衔枚疾走,队伍里只听到脚步声。大概行军十公里左右折返,回到学校的时候,东方已经曙光初露,旭日跃出地平线,大家非常高兴,也就淡忘了行军的苦累。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红卫兵组织中的同学们主动搀扶那些身体素质差,走路蹒跚的同学。如果有人掉队,也是我们这些人主动落在后边,陪同和督促他们前进。

第一次参加公判大会大开眼界

在“光荣地加入红卫兵”之后,和一般的同学相比,我们也有一些特权,那就是能够到外边去开会,增长一些见识。我记得1971年的春寒料峭的季节,我们县城举行公判大会,我就是因为拥有红卫兵的身份的缘故,荣幸地参加了那次大会。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起床了,简单漱洗之后,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设在县城广场的会场。远远看去,主席台上的会标非常醒目:×××公判大会。我们走进会场的时候,会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会场的主席台上,当时的县革委会和军管会主任,以后曾担任过湖北省副省长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汉章,穿着一件黄色军大衣,在麦克风前大声地吆喝着,他在指挥着会场上人员流动的走向。他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官员,当时心情不禁有些激动,我可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这样的大人物啊!
不一会儿公判大会开始了。大会宣布十几名罪犯的名单,然后他们一个个被军人押解到主席台前的站台上示众,他们的胸前都挂着一个招牌,上面用毛笔书写着他的罪名和姓名,如“反革命罪犯张某某”之类。工作人员宣布县公检法军管会的判决书,判决书列举了这些罪犯的罪行和判决的结果。
这群犯人中有一名是要执行死刑的,他和其他犯人待遇不同的是他的被反绑着的两臂分别为两名军人的双手架着。当宣布他的死刑的时候,工作人员便将一块长长的“斩标”(有人称之为“亡命牌”)从他的后背的衣领插进去。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即将被处决的罪犯的名字叫向世才,被捕前是某供销社的采购人员,据说他利用职务之便,携带巨款妄想越境潜逃,最后在中苏边境上被抓获。听到宣布要对罪犯立即执行死刑,顿时人群骚动,个个引颈朝前。我当时年纪很小,个头不大,踮起脚,伸长脖子,但总是看不到前边。不一会儿,只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声,人群中更加骚动不安了。不久,大会宣告结束。很长时间人群都没有散去,都涌到死刑犯的尸首旁边看热闹。
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人群才逐渐散开,我也就终于获得了一次机会,上前仔细察看了死刑犯的尸首。他的双手还是被反绑在背后的,尸首侧躺在地上,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撕破,后背和前胸露出来,后背有一个被子弹击穿的小眼,大概有一颗黄豆那么大,是为入弹孔。而胸前却有一个小酒杯那么大的洞口,有好多血从那里流出来,是为出弹孔。他的肤色惨白惨白的,大概和被放了血的猪肉的那种颜色差不多。我看到旁边有几个老太婆心里很难过,她们边走边看,边用手帕擦拭着眼泪。这时候,有几个十几岁的小孩用树枝在尸首的胸前的洞口上戳了几下,然后用力搅了搅,里边还有血往外流。

林彪事件的震惊

1971年,我上初中二年级了。当年的9月12日这天是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后,星期天下午回校,准备第二天上课。当天晚上,我应该是在学校学生寝室的统铺上睡觉,而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年少的我们瞌睡多,脑袋只要贴着枕头就能够酣然入梦。半夜过后,也就是在9月13日凌晨,在中蒙边界的温度尔汗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那就是林彪事件,我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那时当然浑然不觉,因为大家都沉睡在梦中。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往常一样,慵懒地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到水池边洗漱,然后懒洋洋地走进教室。第一节课开始了,老师还是像往常一样健步走上讲台,仍然按照惯例说了句:“同学们,上课。”说完,他右手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并紧紧地贴在胸口上,转身面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画像肃然地站着。这时候班长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口令:“起立!”同学们的屁股极不情愿地慢腾腾地从凳子上挪开,然后勉强站直身体,班长挥动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大声说道:“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大家一边挥动右手中的《毛主席语录》,一边非常整齐地跟着班长大声喊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紧接着班长又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同学们继续挥动手中的“红宝书”跟着班长齐声喊道:“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说实在话,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位副统帅,党章中明确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不仅长期以来身体并不健康——怕风、怕雨、怕阳光,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已经命丧异域,一命归西了。
不过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就让我们感到了一些不同寻常。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是国庆节,当时国庆节是一年一度中最重要的节日,按照惯例,报刊上要刊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大幅合影照片,《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有场面非常壮观的庆祝活动——白天游行,晚上燃放焰火。国庆节我们放假回家了,当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甚至连收音机也没有,当然不知道北京发生的任何事情,但是一到学校,看到当时的报刊,令人大失所望。国庆节那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没有刊登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没有发表代表官方立场的社论,只是在第四版刊登了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在颐和园、张春桥等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同北京市群众联欢的照片,国庆节的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也被取消了。本应该热烈庆祝的国庆节,为什么冷清到如此地步?……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让人感到有些神秘。10月底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有一批人开了一整天会,中午时分,我们竟然没有看到他们到附近公社机关的食堂吃饭。这些人大概是公社的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和各大队的党支部成员。我们当时下课以后一般是喜欢逗逗打打,追追赶赶的,但是当靠近会议室的时候,我们遭到了会议保卫人员的阻拦。下午我们放学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担任洪湖县委委员的秦世秀(因为她是当时我们当地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大家都认识她,当地老百姓对她熟知的程度可能仅次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斜背着一个小包从会议室前的走廊中走过来,然后一干人马从会议室里鱼贯而出,从走廊里慢慢走出来,他们个个脸上毫无表情,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边走边说话,更不要说附耳交谈了。我当时就想,他们这些人究竟在干些什么,原来不管是开庆祝会还是批判会,都是大声嚷嚷的,唯恐人家不知道,唯恐声势不够大,甚至还要使用高音喇叭以助声威,这次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让这些当官的神秘兮兮,鬼鬼祟祟的?
大概是10月底或11月初,我周末回家,吃完晚饭后,我一个人端坐在我家的后门旁边,望着幽深的夜空发呆,忙完一天劳作的父亲走过来问我说:“你知道吗,林彪死了?”听到这句话,犹如一声惊雷,让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忙反问了一句:“林彪死了?”父亲说:“是死了,在飞机上炸死的。”
这下子我似乎找到了好多天来一些不正常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必须向全党和全国老百姓有所交代,但是为了减少震动,传达的顺序是先高层,后基层;先党内,后党外。当平民百姓都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离完全公开已经为期不远了。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并不喜欢林彪这个人。我记得,正当林彪炙手可热的时候,我的一位远房的叔叔有一天在劳作之余到我家喝水,看到我家神龛上供奉的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摸了摸下巴,慢吞吞地,同时也是愤愤地说:“我左看右看,这个林彪尖嘴猴腮鹰钩鼻,可见是一个奸臣。”听到这句话,我内心不禁有些震惊,同时也感到他有很强的洞察力,他的这一席话似乎也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我还记得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后,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的媒体——报纸和广播上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社论还是新闻报道,都毫无例外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我想,说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是正确的,但是说以“林副主席为副……”是不是有些多余?用我们家乡的一句粗俗话来说,是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当时在我们心目中认为最值得尊崇的是周恩来,这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这个人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而且还在于他不争名不争利,当毛、林、周三人集体亮相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我发现周恩来总是和毛泽东、林彪保持一定的距离,绝不越位。
不过,当骤然听到林彪的死讯时,我还是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同情。我端坐着,面对门外幽静的树林,仰望冷寂而幽深的夜空,似乎感到林彪就在我的前方,手持短枪,猫着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似乎还在警告我,不要向外界说出他就躲在我家的后园的事实。
到了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在想些什么呢?我在想这个林彪作为军人,乃常胜将军,消灭了多少国民党的队伍,打死了多少敌人,时至今日,没有善终,是不是冥冥之中的一报还一报?我还在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打倒刘少奇,我们都认为毛主席伟大,毛主席英明,是刘少奇太坏,想复辟资本主义,那么这次难道又是林彪太坏吗?又是林彪想复辟资本主义吗?这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到天亮的时候才勉勉强强睡着一会儿。
到了学校,我第一个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我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他当时也感到惊悚,甚至不相信,待到我将种种过往的迹象告诉他,他才慢慢平复受到震撼的情绪。我告诫他,这件事你千万不能够说,说出去有可能会受到批判甚至有可能作为谣言被追查。他听了我的话,点点头意。只是每当上课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的时候,他都要扭过头来和我对对眼神,然后会心一笑。当然我不知道,也不敢确定我们同学当中是不是还有人知道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大家都来狠狠批”

大概是11月中旬的样子,学校有一天说要到附近生产大队去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我猜想,应该是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了。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要开会,听党中央,或湖北省委,或洪湖县委的文件传达,平时一般是在学校开会的时候传达,从来没有专门到生产大队去听文件传达的,这一次可是例外。上午,我们还在上课,每节课都敬祝毛主席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我当时就想,今天下午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明天至少就不会敬祝林彪身体健康的了。当然,后来的结果是,上课的时候,“敬祝”这个仪式完全终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种待遇也被生生地剥夺了。
这一天正是初冬的时节,太阳灿烂地照着,气候比较温暖,我们的身上都还没有穿上冬装。我们列队走进了会场,找到一块空地坐下来,不一会,会议就开始了。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铁牛公社和铁牛大队的几位领导。会议主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主要材料包括:中共中央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共中央6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和中共中央6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林彪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李伟信等人所乘直升飞机迫降的过程。所谓传达,也就是宣读中共中央的文件,会议的主持者并没有也不敢有任何随意发挥的空间。到这时候,我们才大致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能是由于大家已经了解到了林彪事件甚至于事件的一些细节,整个会场上并没有唏嘘惊叹之声,大家都非常平静地接受了看来似乎难以接受的事实。
从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这些文件就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和之三。为了清除人们心目中迷惑不解的情绪,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现在看来,当时发表毛泽东写于文革初期的一封信,主要是为了说明他老人家对林彪的反叛是早有预见的,作为一位料事如神的先知先觉者,他自然能够察狂飙于青萍之末,只是囿于当时的形势,没有公开揭露罢了——当然现在也有些呆头呆脑无事找事的人还要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当年似乎并没有理解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我也只是对当中的一些话颇感兴趣,这些话和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迥乎不同,比如:“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等。同时我也知道了“白云黄鹤”是指武汉,“武林”是指杭州。发表这封信与毛主席要达到的目标,实在是相距太远,真的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由于林彪事件,后来又引发了批极左和批极右的争论,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遭受到了自五四以来最严厉的批判,连有“新儒家”之称的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也反戈一击,披挂上阵,充当批林批孔的急先锋。年轻一辈的学者,当时还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的冯天瑜(现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写了一本名为《孔子教育思想批判》的小册子,影响很大,据说还受到毛主席的好评和推荐。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也是当时的红人,他的以儒法斗争作为主线,图解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简编》一时也洛阳纸贵。那些文章和书我们都学习过,尽管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地学习的,许多东西学过就忘了。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中小学生来说,印象更深的是当时一首流行的儿童歌曲:

叛徒林彪、孔老二,
都是坏东西,
嘴上讲仁义,
肚里藏诡计。
鼓吹“克己复礼”,
妄想搞复辟。
红小兵,齐上阵,
大家都来狠狠批!

学习热情再次被“革命大批判”新高潮打断

林彪事件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人们已经从林彪事件中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开始怀疑和反思文革,尽管这种怀疑和反思还处于自发阶段,但是大家的政治热情锐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1972年,我已经升入高中,成为文革时期的第二届高中生。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意识到应该重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于是老师开始专注教学,学生们开始专注学习。当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当下午自习课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急急忙忙地跑到教室里来讲课,当先进入教室的老师刚刚开始讲课的时候,落在后边的老师也走进来,然后识趣地走了,彼此之间用微笑表示了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在这样的坏境下,红卫兵组织自然受到了冷落,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居然没有人说起这个组织来,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活动了。
想不到的是到了1973年的下半年,很长时间没有展开的红卫兵活动又重新开展起来,其主要原因是所谓“智育第一回潮”又遭到批判。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这几句顺口溜。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心理承受不住,投水自杀。江青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到河南重新进行“调查”,他们将马振扶公社中学诬蔑为“智育回潮”的典型,说张玉勤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凶手”。
在这种政治坏境下,我们的学习当然不能够再搞了,生活又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不上课,主要工作就是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智育第一”。批判的对象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智育第一”的思想之外,还要批判一些重视智育、专心搞教学的老师。一时间,学校的墙壁上,教室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可以说,这个阶段又掀起了一次“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不过我们当时还是挺感激老师的,他们顶住了压力,全心全意教书,实在很不容易。因此我们有的同学名义上是批判老师,实际上是表达对老师的尊敬和爱。譬如,有的大字报批评老师只顾工作,没有好好休息。这当然是一种另类的大字报,但在当时林林总总的大字报中,这种大字报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吃狼奶长大的,其实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从骨子里,我们这些社会下层子女还是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的,这也许应了孔子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

我被“组织”拒之门外

文革时期,“组织”这个词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对于成年人来说,组织就是共产党,所谓加入组织,就是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对于青年人来说,所谓组织就是红卫兵组织,加入组织就是成为一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重新开展组织活动的一个标志就是要对红卫兵成员进行重新登记。作为初一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的我,自然属于老资格的红卫兵了,所以对这件事情我不是很在乎。重新登记,还要写加入红卫兵组织的申请书,我当时就随便写了一份就交上去,属于交差性质的吧。最后名单下来,居然没有了我的名字!我真的气坏了。
班长和我私交很好,他到主管红卫兵工作的熊老师那里去问了问情况,最后得到的信息是,当时他们研究名单的时候,看到我的申请书过于简单,简单到连加入红卫兵这个组织的认识都没有写,所以就拒绝了我的申请。
其实对红卫兵组织的认识我还是有的,我知道,红卫兵组织是优秀青年组织,我们当初加入红卫兵,就是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经过林彪事件后,我们似乎对文革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尽管还是一种不自觉的思考和模糊的认识。我当时没有把加入红卫兵当成一件什么神圣的事情,所以在写申请书的时候也就马马虎虎应付,没有特别在意如何写,如何去讨好有权有势的人。
没有重新加入红卫兵组织这还是一件小事情,紧接着的事情就越来越不是我能够想象的了。
1973年年底,共青团组织恢复活动,要吸收一批优秀青年加入团组织。但是学校规定,加入这个组织的同学必须首先是红卫兵,这下就将我彻底关在团组织之外了。我心想,我当初加入红卫兵的时候还是一懵懂少年,那个时候少年得志,神情何等昂扬!而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牛高马大的青年了,居然还要首先解决加入红卫兵的问题才能谈加入共青团的事情,这又是何等令人沮丧和难堪!
于是我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方面的追求,自甘“落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有加入共青团这个光荣的组织,完全成为了当时的“后进青年”。在以后的人生中,我没有加入共青团,没有加入共产党,当然也没有机缘跻身单位的领导层。现在我总是想,这次组织对我的拒绝,是不是我人生旅途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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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革命狂热中留在心底的困惑

于向真

给毛主席写信那件事

北京49中位于城南,清朝和民国年间这一带云集着底层的杂役、小商贩,“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并非虚言,其中的南贫,刚好包括我校地处的崇文区榄杆市南面那一片平房区。1949年之后,各部委机关、部队大院争相抢占长安街及以西一线安营扎寨,我家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就在其中,紧邻空军、海军总部、军事博物馆和冶金部、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军政要地。崇文区冷清多了,1966年,我校附近除了仅有的国家体委和北京军区空军(简称北空),再无其他大机关了。
体委和北空的子弟比较生猛,风暴一来势必成为学生领头羊,我们初一的“小屁孩儿”跟着他们闹腾。文革初,我的第一件“革命行动”是跟着学哥学姐20多人跑到北京市政府前请愿,要求尽快给我校派驻文化革命工作组,闹到天黑才罢休。
不久工作组进校了,指导师生们“揭发校领导”。有人想起半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49中校党委书记交给我和海云一封信的事,几个高中生贴出大字报质问书记:“掩盖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罪大恶极!”校广播站高音喇叭把我和海云叫到工作组办公室。两个高中生和工作组副组长细细追问那件事,我俩如实道出事情原委:
海云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一起考进49中后住在一间宿舍,自然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俩1965年9月上中学时,海云爸妈是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参赞,我爸妈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父母不在身边使我俩长期感到孤独,小升初没被第一第二志愿录取的挫折,加上持续三四年的高调宣传爱国主义,我俩窝在学校里感觉憋屈,恨不能赶紧穿上军装开赴抗美援越前线去保家卫国。作文课上我写了给毛主席的信表达急切当兵的心愿,海云的字写得比我娟秀,她认真把信誊写好,我俩签了名,装进信封后感觉意犹未尽,又把一只用彩色塑料丝编好的精致的小花篮装进牛皮纸大信封。
深秋的一天,我俩来到天安门却投送无门,又闯新华门被卫兵拦住,值班门卫看了信和小花篮,指着西边不远处的电报大楼说:“到那里写好地址,贴足邮票,毛主席就能收到。”我们在信封写上: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中间写“敬爱的毛泽东主席 亲收”,落款“永远忠于您的×××、××”。
回来后把这事放一边了。大约一个月后,突然校领导传话我俩过去,详细询问“给中央写信”的事,然后从抽屉中拿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要求我当着书记的面拆看回信,我们立刻照办了,只见书记紧张的表情释然了,刚才书记可能怀疑我俩给中央写信告学校的状?那封回信是一张半透明的打字纸,四号蓝色的字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好的,大意是:“你们的信和亲手编织的小花篮我们很快会转交给毛主席……你们年龄还小,要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将来参军上战场,争当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后还是鼓励安心学习的一段话,总共半页字,下面是落款和日期,还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红章。
海云和我读了又读,都想保存,只得从中间裁开各自保存一半。同宿舍有人把这事说出去,事关红太阳毛主席,中央还回了信,这事在校园传得飞快,结果文革初期有人据此贴出大字报质疑校领导,工作组要检查原件,我俩不情愿地把各自保存的半页信交出去。
没料到工作组很快被冠以“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而赶出学校,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俩的那封回信随之不翼而飞。好在那件事我们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指责学校书记,连对书记怀疑给毛写信是告状都没多说,质疑校领导掩盖毛关怀学生“罪恶”的大字报很快就被覆盖了。

让热泪洗涤心底的耻辱

文革初期学校以及各单位的大字报用四个字形容最恰当——铺天盖地。我们49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同样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工作组撤走后,揭批校领导的斗争不降反升,连不少普通教师也被欲加之罪的大字报搅扰得苦不堪言。我也曾做过揭批班主任老师的坏事。
我们的班主任名叫张基兰,一位仁慈和蔼的中年女老师,她教授中文语法中规中矩,批阅作文也尽职尽责,不足一年她两次在班上当范文念过我的作文,评语也多为肯定式的鼓励。当运动来袭,我竟然稀里马虎随波逐流恩将仇报,在班级揭批张老师的会上胡乱发言,当有人说“张基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名字中的基,表明她信仰基督教,仇恨共产党。”这纯属牵强附会,我当时却认为张老师是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指名道姓跟着喊“打倒反革命……”的口号。
当我看见同学们踊跃怒揭张老师“罪状”,我竟然把上中学后的负面情绪推责给无辜的张老师,当时自己胡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煞有介事义愤填膺。我班每个同学几乎都加入这缺德的声讨,越到后面越胡说八道。
那次会后,班里几个同学连家都不回了,连夜分工写大字报,有位男生甚至发誓:“不写满60页(大字报纸),就剃秃瓢!”最终他并没凑够60页“罪状”,但我班揭批班主任张老师的大字报的篇幅创了我校纪录,围着教学楼转圈贴出后,舆论哗然,张老师倒大霉了,被学校造反派罚做苦工。
这事太缺德了,每次想起来都恨自己,班里其他同学也悔恨不已。1990年10月14日,老同学们凑钱买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开车到家门接上张老师到京郊怀柔慕田峪长城和雁栖湖聚会游玩,午后我们郑重地以瓶谢罪,当面向老师真诚道歉,弥合当年愚莽给老师心灵造成的重创。当张老师极尽师恩予以宽容,说“哪里能怪你们,你们那时还是小孩子”时,我的泪水突然涌出,转过头不去擦,让热泪洗涤心底的耻辱。
批斗迫害老师,是天下最无耻的行径,文革初期我们那拨喝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学生们无可饶恕地犯下此罪,天人共怒百身莫赎!后代当牢记此深刻教训,尊师重教天理良心。
当年我们49中大操场西边是整齐的4座楼房,最北边一层是教工宿舍,二层是女生宿舍,依次向南是办公楼、初中教学楼、高中教学楼。1966年到1967年,除了宿舍楼外,另三座楼全被层层刷新的大字报覆盖着。
我校的大字报充满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无端责难与恶毒漫骂,大体有三类:
一是乱扣帽子,污蔑历史老师“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外语老师教英语是“为美帝唱赞歌”,教俄语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数理化老师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等等;
二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比如老师批评学生被定性为“欺压无产阶级后代”;
三是公报私仇、毁人清誉,一些人趁乱揭发校领导或某老师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有海外关系等当时可怕的身份;有人捕风抓影造谣某老师和某某有不正当关系,让被害人无以辩驳。
这类混蛋逻辑与无聊内容,充斥在不断刷新的大字报上,越看越无聊,使刚开始热衷围观大字报的师生们,渐渐没了兴趣。
文革初期,头一回让我寒心的是那次全校批斗会,大操场上乌泱泱站满了人,被划为“走资派”的女校长、有“反动言论”的教导主任被学生反剪着臂膀押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有人用高音喇叭带领喊口号,“×××不认罪就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不翻身,打倒×××!”震耳欲聋。
我站在离主席台不远处跟着喊口号,旁观校领导被羞辱受折磨,耳膜都被震疼了。有人用剪刀当众将女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头发一缕缕剪掉,故意剪成半秃半糟的怪样子羞辱落难者。
突然,有人拎来贴大字报用剩下的半桶糨糊,炎炎夏日桶里的剩糨糊早已腐败酸臭,那人风风火火大步流星上了台,一路扬播着酸腐不堪的臭气。接下来的情景让我忍不住叫出声“啊——”,赶紧捂紧自己嘴巴,只见那人上台直奔女校长,抬起手臂将臭糨糊倾倒在大约和他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女校长头上,连噎带呛心力交瘁,女校长一下子瘫倒昏晕过去。
“真臭!”“真臭!”台下观众纷纷掩鼻,队列散乱开来,高音喇叭传出咄咄逼人的批判口号。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低着头气喘不匀,想不明白为啥要如此虐待女校长?不久前我们不是还恭恭敬敬向她打招呼吗?干吗要把她整成人不人鬼不鬼的?
胸口憋得愈发难受,我溜出操场回了宿舍。

第一次外出串联火车上

“革命大串联”是十年动乱初期,红司令恩准发给带头造反学生的一把糖豆。1966年8月下旬到12月上旬,红卫兵进京接受伟大领袖亲切接见或异地串联,坐火车、乘汽车都不用花钱买票,住进串联师生接待站的食宿费用也一概免单。七千人大会后刘邓主政推行宽柔政策积攒下几个钱,老毛一高兴,让小将们体验一把我年轻时游历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革命浪漫吧!
1966年8月30日晚,我们12名红卫兵拎着一捆捆油印的传单,挤在崇文区公安分局找的车里赶到北京火车站,凭一张盖着“北京49中学红卫兵总部”红印章的介绍信就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坐火车,上次是1958年底随进京工作的父母从郑州到北京,那次是从前门火车站下的车,当“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位于东单以东的北京火车站落成后,前门火车站关张了。上了火车我们特别兴奋毫无睡意,坐在硬座上谈笑风生,初二的刘胜利嘲笑我不会骂人,“革命斗志不旺盛”,我就跟他学骂人,他一字一顿教我:“你他妈的少他妈的找他妈的茬(挑刺),小他妈的心他妈的剋(揍)他妈的你。”
开始我说不顺溜,周围人笑的前仰后合。骂人,是文革期间的时髦,两次串联途中我学会骂人,一张口就妈呀妈的,直到年底回到家被姥姥好一通修理才扳过来、净了嘴。几年后进工厂有段时间旧病复发,嘴里又不干不净,交男友后才彻底根除。
次日上午醒来,迷迷瞪瞪听到敲盆敲碗声伴着“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反革命,我有罪……”的喊声,原来列车上其他中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连夜逐个车厢查访并虐待打骂遭遣返的“地主婆”和“反革命家属”,强迫那几个老年妇女顶着破报纸糊的纸帽子,在窄窄的过道里敲盆敲碗喊着自己“该死”、“有罪”,游遍一节节车厢。
我们守着准备散发的传单,没参与火车上的整人,也没制止“黑五类”车厢游。
当时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时我最亲爱的姥姥,也被郑州的红卫兵强行注销户口遣返回原籍。途中姥姥被一好心乘客告知“那边车厢有人被学生在脑门刻上‘地主婆’,血顺着额头往下流,眼睛都被血糊住了。”生性刚强的姥姥赶紧悄悄溜到厕所里钻出半截小窗,当车转弯速度慢下来时姥姥一松手让自己跳下去,脚脖子扭坏了,爬着回到老家……

在上海的两件事

到上海后,我们被引到复旦大学红卫兵接待处,安排我们住在一间阶梯教室,第一次见识宽敞漂亮、层层递进的教室,睡在铺了毯子的一阶阶的木质地板上,新鲜有趣。上午我们到南京路、淮海路散发传单,下午到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那些闻名遐迩的影星们被人把各种不堪的糗事写在糊满摄影棚的大字报上,喜欢看电影、悄悄崇拜电影明星的我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该相信揭发者还是该同情被卷入风暴眼中的倒霉蛋儿们。
在上海时遇到过一件小事。
一天清晨我们列队途经淮海路某弄堂口时,有位中年妇女站在路旁先是看着我们,随后跟着走在最后一个的我身边,小声问“侬是伯京来的红威军?”我使劲点点头,她一把拉住我,把手中攥着的一大串东西塞进我手里,说了句“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说完扭头就跑了。
我赶上队伍低头看,手里是长长一串黄白两色双股金属链子,中间镶嵌着十几颗色彩各异的宝石,在旭日的柔光下闪烁着妙不可言的璀璨。“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其中必有沉甸甸的含义,不能装进裤兜,我就用手使劲攥着,停止行进后赶紧汇报情况并交给领队荆晓飞。
直到2007年,有一次我们那帮老同学在花市大街“钱柜”聚会,唱KTV间歇时聊起大串联的事,我向两位同去上海的男生追问主教的项链,那宝贝的下落让我大跌眼镜:我们12人到武汉后,几个男生跑到汉正街一家古董铺用项链变现,买了12张武汉到上海的船票,“余下的钱我们几个吃了顿好饭。”
气得我要骂人:“好呀你们几个坏家伙,我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交了宝贝,你们却拿去解馋!”“哎,别不讲理啊,大头可是买船票用了,你不也坐东方红二号江轮了吗?再说,那人慌马乱的,我们想上交给谁去呀。”此话一出,我没词了。
主教的宝贝,文革时会认定是帝国主义走狗用过的邪恶之物,用它换革命小将的船票,这一是非岂是我能妄加评判的?
回头再说我们在上海停了三四天后,荆晓飞决定继续南下广州。离开上海前的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了批斗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大会。2007年11月,在今日美术馆看画展时遇到同在博联社写博客的博友王端阳先生,他送我一本书《一个红卫兵的日记》,端阳先生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好习惯,从那本书中我获知:在批斗曹荻秋时,天津来的红卫兵王端阳也在同一会场,他把当时的见闻记录下来。
王端阳的日记中记载:

9月4日 5 日 星期日
上午去轻工业学校。
中午到上海市委,这里又发生流血事件,北京三十多名红卫兵冲到市委大楼顶上。北京红卫兵在此等了四十小时,要求见曹荻秋,可曹不接见(只接见6名代表,对提出三个条件不答应)。后中央来电话让接见,但上海人又不叫接见……这才“逼上梁山”。我刚一到,就遭围攻。后又找市委一工作人员谈,他一点理也没有。工人支援北京红卫兵。在这里斗争到9:45曹不得已才出来,可是却煽动上海人斗北京红卫兵,把错误完全推到北京红卫兵身上。当场遭到我们极强烈的反抗,曹见大势不妙,马上逃走。事情还在继续。
我因事刚一出圈就被围攻两个小时。夜里下了大雨,上海人被冲走,还有一些有雨具的留下来。此时我们高喊:“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高唱歌曲。对此市委一点不管,只喊“快回去吧,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再待下去了”。上海人高喊“无理取闹”。矛盾加剧。
雨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停,衣服全湿透,很冷,已筋疲力尽。上午十点多才进市委,但上海人又连挤带拥不叫进,有人捣乱。此时,我们一共站了十多个小时。
2点半叫曹荻秋出来,可6点才出来。到会北京人又高呼“曹荻秋滚出来”“罢曹荻秋的官”等口号。曹实是被动。出来后做报告,肯定北京红卫兵大方向是革命的,冲上楼顶说是反革命是错的,是革命事件。但做法可以商量嘛。此外,还回答其他一些问题,比昨晚态度好多了,但也有问题。后上海人闯进会场,曹叫他们出去,说我很安全,这是北京红卫兵大会,以后再召开你们大会,北京红卫兵没有控制上海市委等等。可是这些自称革命工人学生的还不出去。曹说你们如相信市委,相信我,那就出去。他们还不出去,于是大会暂时休会。有很多上海学校的红卫兵支持我们。
我们出不去市委,有一些工人拦成人墙,他们说不是市委叫来的。可是权力很大,谁都不叫出去。后提出抗议,市委领我们从旁门出去。外面人还很多,他们根本不听市委、曹的话。我们十分疲劳,昨天淋了一夜,可是那帮人常换,打疲劳战。

看着端阳的日记,回想起那天我先是坐在会场的第一排靠右边的座位上,后来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率先冲上台,一群人指着曹荻秋市长狂喊乱叫“……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红卫兵大串联,就这样将暴力的“火种播向全国”。

到处都有人自杀

接下来,我们到了广州,传单没了,热情也褪去了,12个人在广州最开心的事就是买香蕉、杨桃解馋。那里的香蕉真便宜啊,每斤九分到一毛三,杨桃好像价更低。我们努力找机会想见到心中的英雄麦贤得却未能如愿,就上了火车回北京。
半路火车在武汉停下来,遇到一起卧轨自杀的事(前几天去上海,我们坐的火车刚驶离北京站没多会儿,在丰台就紧急刹车,司机下去拉出一名卧轨者摆在铁轨旁,车就继续开了,没想到武汉又出现一起)。
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就在眼前,我们索性下了车,走到大桥上看滔滔长江似磷光万点。在桥头堡,一位工人模样的男人阻止我们靠近大桥围栏,说“每天都有人寻死往下跳”,伸头朝下一看才知道,从这里跳下去不是江涛而是水泥路面,必死无疑。
想不到“红八月”风暴掀起后,竟然空前绝后如此多的自杀者诀别这革命狂热的世界。
那时自杀不是个案,很快我们就忘了,反倒是汉正街的繁华留下深刻印象。一天后,我们上了东方红二号江轮离开汉阳驶向上海。回到上海连码头都没出去,荆晓飞、刘胜利、李冀平三人跟停泊在码头的运送鱼苗的海轮船长套磁,船长居然破例应允带我们去大连!
喜滋滋连蹦带跳我们搭上这艘海轮,为报答船长的慷慨,在船上的两天,我们轮流帮着拉绳索,让装着鱼苗的大木盆里的水不停地被绳索系着的一根根小木棒不停地搅动,船员说:“水不流动,鱼苗很快就会成批死去。”于是我们更加不偷懒地一直拉呀拉。
船长和船员对我们非常好,腾出地方让我们休息,供我们饭菜和水,路过鸟岛附近时,还特意指给我们看。
在大连登岸时,我们全脏得跟小鬼儿似的,海上一度遇到强风,颠簸得非常厉害,吃不好睡不好干活又卖力,一个个精疲力竭,加上临近国庆节了,没心思观赏海景也懒得逛大连,直奔火车站洗把脸后就上火车,终于在国庆节前回到家,第一次外出大串联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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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考订】

军委《紧急指示》由来考辨

余汝信

一、刘志坚、王力、王年一、范硕说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以下简称《紧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文件。该文件原意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正如知名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害。”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则称,“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由于《大动乱的年代》的影响力,王年一以上说法,无形中似乎也就成为了《紧急指示》由来的“定论”。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从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的由来公开披露的时间,王年一早于刘志坚,惟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其他处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我们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传的版本,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版本。
1995年3月官方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与刘、王完全相同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演绎为:“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啰们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谓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甚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待。
王力在其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这样,我们也就得知,所谓“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 或“一个头头”等,指的其实就是陶斯亮。

二、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2015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斯亮。就笔者关注的有关她向毛、林告状的种种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颇远。
陶斯亮说:1966年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我父亲(陶铸)进来一会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余注:陶斯亮时为二医大军医系应届毕业生),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余注:陶斯亮反复强调,她是“十一”晚上见到毛的。查阅当天的新华社报道,林彪的确没有参加当晚的庆祝活动。)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啰们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针对坊间有邱会作得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告状而“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亮重申: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想搞什么偷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处宣扬,连同学们我也没有对他们说。那么,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哪儿得知的,我确实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三、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二医大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志杰。汪坦诚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一些实情:
1. 二医大学员“逃兵”问题
“1966年8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员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的代表,包括我和后来大名鼎鼎的钱信莎在内,大概十人左右。大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和担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钱信莎自告奋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带了两位同学启程。关于钱信莎去北京一事,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上册第473页)中称是钱信莎通过潘国平找到了张春桥,经张春桥同意后才去的北京并在张春桥的帮助下与全军文革取得了联系。邱会作说得活灵活现,迷惑了不少读者,但是这并不是事实!这一段内容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史料记载:上海的工总司是1966年11月9日成立的,潘国平也只是在1966年的11月11日安亭事件时才第一次见到张春桥。1966年8月的潘国平还在本单位“串联”,还是一名没有“杀向社会”的无名小卒;当时的钱信莎不仅不认识潘国平,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潘国平的名字。既然连潘国平都不认识张春桥,也不认识钱信莎,又怎么可能介绍钱信莎去见张春桥呢?钱信莎走后的第二天,整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将钱信莎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始显现并愈加明显。”
“钱信莎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于钱信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必须设法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九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要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点,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62级一名学员、军医61级的五名女学员(陶斯亮是其中之一)和海医62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9月1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余注:其实,总政于9月12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组织地分批上京串联。二医大校方为何没有及时传达总政的通知?不得而知。到了九月下旬,二医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抵北京。)
2. 红纵成立时间
“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了二医大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约有十余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我们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也能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校群众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搬别人什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余注:换言之,10月1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纵“一个负责人”、“一派头头”、“一个头头”向毛、林告状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3. 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务员,时间从1966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好三个月。陶斯亮的个性,与喜欢冲锋陷阵、登高疾呼的钱信莎大不相同,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参加红纵?1966年红纵在北京批斗邱会作时她在上海,1967年红纵二上北京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她已退出红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四、告状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是另有其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曾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连’。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了情况反映后口授的。”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钱信莎。但张、王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都搞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表》(见下图)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随同叶群同志来到的还有林副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和全军文革的工作人员。……代表们汇报由邱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事件时(余注:据汪志杰称,1966年9月27日,二医大学员住在后勤学院时,总后领导下令抓了军医系63大队的王香谷,之后又要拘留钱信莎,钱信莎要去找邱会作理论却遭到围攻,无法脱身,左冲右突之间对立面的人对钱拉扯和扭打,撕破了钱的军装和擦伤了她的皮肤),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钱信沙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林彪同志的女儿)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当年的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斯亮无关,而与钱信莎却很有些瓜葛。惟汪志杰以下的分析似更有说服力:“我认为,关于军队院校的文革如何进行,林彪应该是早有考虑,脑子里早已有类似于《紧急指示》的想法。‘九二七事件’最多只是促使他早下决心,最多只能算是一件导火索。”
王年一在1990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加了一个注释,说得也不错:“林彪下令,不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最后,笔者需要检讨的是,2008年5月,笔者写有《“钱信莎事件”释疑》一文,内中有关红纵成立时间及陶斯亮告御状的叙述,人云亦云,使用了不准确的资料。笔者借此机会向陶斯亮及读者诸君致歉!并声明:《“钱信莎事件”释疑》一文中有关上述两事或可能还有其他与本文不符之处,概以本文为准。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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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余杂记】

参观“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散记

青 晓

“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是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地方。2021年春我参加赴河南旅游团,很想去看看,但旅游团没有安排这个景点。
4月18日中午,当旅游车路经陈列馆附近时,经导游同意我独自下车前往,结果闭馆。只见过来了一队年轻人,在大门口拉起党旗、团旗拍照。
次日一早乘公交顺利抵达。离九点开门还早,便与铁栅门内一位长着国字脸、很热情的中年人聊了一会,他告诉我“这里地方很小,团队参观要预约”,知道我来自四川又说:“你们四川菜最好吃了,全国流行!”我在周边逛了一圈再回来时,见一辆旅游车正在下客,赶紧站到大门最前面。一大群老年游客围过来使劲喊:“开门!开门!”我问一游客:“你们团队要讲解员吗?”她说:“不用讲解,大家都知道。”看着这群喧闹的队伍,工作人员只好过来开门,此刻还差十二分钟九点呢。工作人员大声招呼:半小时就出来,后面还有参观团队。
这是一栋三层小楼,临街大门匾上是由薄一波题写的“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前院正面大门匾上是邓小平的题字“缅怀刘少奇”。前院左边墙壁上镌刻着刘少奇著名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手迹;右边是李先念、彭真、陈云等前国家领导人的金色题词,内容无非是“纪念、缅怀、褒扬”之类,落款均是1988年。
墙上还挂有十多块铭牌,冠以此地是某某机关某某学校的党史、德育、国防、爱国等等名目的“教育基地”(见下图)。可能是因为前厅里展出大量刘少奇生前的辉煌业绩图片,所以网上称此地为“红色遗址、红色足迹、红色故事、红色记忆”景点,而在稍有历史认知与思考的游客看来,将这浩劫遗址、悲剧足迹、血泪故事、惨痛记忆的黑色之地,硬加入红色展览,笼统称之为“红色景点”,反而给人有种说不出的怪异、荒诞之感。
走进后院,顿感阴森,北方灿烂的阳光,只能照到一小角。虽然四周只是三层的青砖楼,但天井实在狭小。据墙上文字介绍,这幢中西合璧的森严小楼,建造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长期作为民国地方政府的银行金库。1949年后归开封市政府所有。
刘少奇主席是1969年10月17日,已被彻底打倒一年之后,在重病中被秘密运到这里等死的,27天后含冤去世,终年71岁。
天井中塑有呈黑色的刘少奇半身铜像,安放在赭红色的基石上,仅镌刻着“刘少奇 1898-1969”字样。底楼正面是当年刘少奇的居所。狭窄的中厅挂着刘少奇大幅肖像,背景是党旗。左边小屋便是刘少奇在这里的临时病房了,目测不过十来平米,遗物非常简单:病床、暖气管、氧气瓶、痰盂、便盆,都很破旧,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也放不下。另还有一些小物件摆放在屋外小小橱柜上下:电炉、小铝锅、骨灰盒……都是普通廉价的。我想,在那一年前刘少奇主席已经被中央全会定性为“叛徒、工贼、内奸”并且“永远开除出党”,即是一个普通病人了,当然只能有这样的待遇。
网查,有关介绍“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图文,有这样的描述:

1969年10月17日晚,已身患重病的原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从北京中南海住处“福禄居”秘密押送至此,在这栋小楼的一楼南屋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7天。送上飞机时,因其衣服已经破烂,没人给补没人给换,因此就扔掉了衣服被人用粉红色的缎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条白被单,放在担架上,送上了飞机。他鼻子里插着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奄奄一息。

但不知为什么,这里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文字。而我相信是真的,细看展示的病例记录中,确实有“插鼻饲管、仍然昏睡”字样。
引人注目的是病床头的墙上一张刘少奇去世后的黑白半身遗照,瘦骨嶙嶙,头面光光,据说那还是他的老卫士前来给他收拾的。
网查“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图文,有这样两段描述:

在得知刘少奇去世后,他的老卫士长李太和火速从北京赶往开封,直奔老首长身旁。只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的头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颚一片淤血。李太和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眼泪,蹲下身去,给刘少奇减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又找一件普通的衣服给他穿上,然后就被人支开了。
刘少奇逝世后,15日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头面部全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拖到一辆吉普车上,开向开封市东郊的火化场。因为车厢装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所以两只脚只能露在车厢外。而火化场已得到通知,将要火化一个烈性传染病者,工作人员忙着喷洒消毒剂。20多个军人在火化场外实行戒严。吉普车到达后,刘少奇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

呜呼!这哪是正常对待一个逝者,倒像是处理一条无主死狗!又为何这般惊恐万状?!
以上文字这里也没有看到,但我相信刘少奇所遭受的冷酷对待是真的。从展示的刘少奇遗体火化证上填写的死者身份为“刘卫黄,烈性传染病人”,可见一斑。
国家主席如此下场,令人唏嘘不已!但一个老年游客却不以为然地说:这不算什么,古代帝王争权,手段更残酷。他也许说得有理,然而,一个国家主席被亿万人群起而攻之,众叛亲离,人格侮辱,对其精神上的摧残却是史无前例的!图片上:被煽动起来的北京各高校造反派组织组成“揪刘火线”,疯狂的人群包围中南海……
在刘少奇遗照下面摆放着两个鲜艳的假花花篮,拍照放大了才看清,一个花篮上面的红色挽联上落款名字为“刘爱琴 李讷 周秉德……”,刘是刘少奇的长女,李是毛、江的女儿,周应是周恩来的侄辈。众所周知,毛是倒刘的总后台,周是刘专案组组长,他们整刘是事实。现在他们后辈给刘献花,难道是替他们父辈道歉?忏悔?
对于共和国这个最大的冤案,图片介绍有限,文字介绍也含糊其词,连当年中央全会定性刘少奇“叛徒、工贼、内奸”、“永远开除出党”都没有写出,而写成“作了错误的结论和错误的组织处理”来搪塞,且迫害刘少奇的主体全部推给“林彪、‘四人帮’”。还有,网上介绍的“刘少奇遗体停放处”、“监视部门的一部与北京直通的电话机”,也没有看到。
一切都在淡化!不过,右边小屋内展示的几幅书画中,保留了一幅令人心悸的无题油画:刘少奇躺在病床上,上身赤裸,裹着被单,瘦骨白发,形容枯槁,唯有眼睛睁得很大,眼神眉宇间写满愤怒、无奈,又仿佛在无声地质问、抗议。其实,这是画家自己的想象。刘少奇在这里已长时间处于昏迷,奄奄一息,究竟有没有睁开眼睛、有没有这样的表情,谁知道?
曾几何时,尊严、人权在中国荡然无存!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下的政治贱民,生死无尊严,到文革登峰造极,上自国家主席,下至贫民百姓,一旦被打入政治贱民行列,必将境遇悲惨!
图文介绍:1967年8月,刘少奇被造反派围攻批斗,他拿出宪法竭力抗争:“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他并在宪法文本里勾画出“公民享受……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字句,但为时已晚。在实行个人崇拜的年代,宪法犹如空文,正是高层人物,首开了践踏宪法的先河。到文革运动,陷入狂热的毛泽东崇拜中几近癫狂的人们,更是无法无天、丧失理性,哪里还有宪法法制观念?
据资料,刘少奇早在延安时期就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秉承毛泽东旨意搞暴力土改。但他总算良知未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人道灾难时,刘少奇能够勇于承认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积极调整经济政策,扭转饥馑局面,使得经济复苏,百姓生活渐渐好转。因而刘在全党全国的威信胜毛,也因此埋下祸根。毛发动文革,将刘置于死地。
所以有人说刘少奇主席的遭遇有其果报的一面。他儿子有文说:父亲是被他竖起来的那根柱子砸倒的。不知刘主席在病中想过些什么?弥留之际是否有悔悟?
一个现代国家的主席竟然如此死无尊严,这样的事情恐怕只能发生在特色国度。刘少奇自身陷囹圄起身边就无亲人,他的孤独离世值得同情。他的悲惨结局发人深省!
我抓紧时间匆匆参观完,回到天井院子,竟然找不到出口,一时很着急,好一会才看见刚才进来的小门……真是个神秘之地!
回看前院墙壁上镌刻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内容,多处出现“共产主义事业”字样,他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是:无阶级、无剥削压迫、无自私自利、无尔虞我诈……是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今天看来,他的新民主主义理想落入毛掌控的阶级斗争现实,而企图换取一个所谓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失败的!连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
他的辉煌业绩、理论著作与其悲惨下场形成强烈的对比,更是极大的反讽!开封北土街10号楼这段短暂的历史,揭示出党内权力斗争的残酷,凸显绞肉机本质!
这桩“共和国最大冤案”的遗址,却只是属于地方保存文物,且经中央督查认可仅作为名人纪念馆,1993年对外开放。在由刘少奇儿子刘源敬书的、开封政府对该馆的简单介绍中,只说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并没有展厅图片介绍的“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而究竟谁是迫害刘少奇的主谋?恐怕天下人都知道。
毛死、“四人帮”倒台后,刘少奇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图片上看到刘家人寻找亲人骨灰盒悲痛无比的场面,亲人将刘少奇骨灰洒向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然而,曾几何时,毛、刘两家后人竟然握手和解,相对一笑泯恩仇,令我等小民目瞪口呆,无法理解:是出于真心还是另有所图?倘若刘少奇主席地下有知,能安心吗?
在刘少奇故去处,还展示两页王光美在1993年10月26日刘少奇诞辰九十五周年暨刘少奇铜像揭幕时的讲话原件,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在开封刘少奇同志故去的地方纪念他诞辰九十五周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少奇同志的一生是为人民解放和中国富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直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仍将生死置之度外,多次力求以自己的牺牲避免广大干部和人民蒙受灾难。
在少奇同志九十五岁诞辰之际,我们聚集在一起纪念他,证明他至死不渝的忠心得到党、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和永远的怀念。
而开封这个特殊的地点如果能警醒后人再不要发生那样的灾难,少奇同志的牺牲就是他最后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我们共同的心愿是不再发生“文革”那样的事!
希望我们都能记住作为一位历史伟人最后悲壮的一幕。少奇同志就像新矗立的铜像一样得到了永生,他永远活着!

据说,刘少奇一开始也并没有弄明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更没能阻挡文革的疯狂发展,自己最终成为这场运动最大的牺牲者,并株连千百万官民在文革中蒙难。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惊天地泣鬼神!王光美呼吁“不再发生‘文革’那样的事”,正是广大国人的心声!
又是几十年过去,如今文革的阴影非但没有驱散,相反还在聚集。如今许多经历者已忘却,而未经历者甚至认为文革运动还不错……且看社会上下,仍然延续着“成王败寇”思维,仍然在专制文化形成的牢固怪圈中循环。今天的人们大多已无兴趣了解自己国家近现代惊心动魄的历史真相,更无历史反思。
旅游团的大巴在旅途中歌声不断,有次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接下来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后我告诉领唱的同龄室友:舵手时代是禁止靡靡之音的,包括你这一大箱艳丽的服装,都会受到批判。她不以为然,似乎还怀念那个时代和毛伟人,我说“伟人造就的时代无比贫困,整人害人……”,她若有所思,遂讲出一段出乎我意料的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她的父亲是县干部,因为犯了一点错误,被降级搞劳动。那时正值大饥荒年,有一次她父亲偷偷拿了一点食堂的菜蔬给她婆婆,不料被人告密揭发,结果被判刑两年,送到地处云贵川交界的苦寒之地劳改,她父亲受不了苦役和饥饿,竟撞墙而死,才28岁!……这故事令人震惊!我想,不仅仅是苦役和饥饿,更有精神绝望:一个体面的年轻干部一下子成为劳改犯,该有多大的冤气才能一头撞死啊!我问室友:组织上后来给平反了吗?她说没人理睬,“唉,人都死了谁管你……”
那个年代“政治贱民”的悲惨遭遇,真是不堪回首!而普通百姓生存状态又如何呢?“缺吃少穿”是不争的事实。可叹许多亲历者“好了疮疤忘了痛”,还一味颂圣“愚乐”,令人无语!
汉语词典里有成语“认贼作父”、“数典忘祖”,是对极少数人行为的不齿,而如今这成语所包含的现象似已放大普及。因而有学者忧心“中华人种在改变”,并非危言耸听。
离开陈列馆,快步走在大街上。听从那位热情的管理员建议“你不要乘车,一路看看我们开封的新景点吧”,果然满眼尽是现代靓丽打造。此刻心情难以名状:这曾经的七朝古都,这共和国主席“下课”的地方……
终于找到本旅游团所去的“清明上河园”。顿时,五彩缤纷、热闹非凡扑面而来。
2021年4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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