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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七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28, 2021 9: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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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七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3月30日第173期


本期目录

〖民间资料专辑4:四川资料〗

故纸堆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暴风雨中的成都

第一部分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情况
(三支力量,一对矛盾,形式变换,反复斗争)
第二部分 两条路线斗争中8•26派的舆论
第三部分 是谁顶住了二月份的逆流?
第四部分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渔歌子录入 李廖死党是怎样利用省公安厅破坏“11•13”大会的
渔歌子录入 武斗期间重棉一厂两派代表上访四川省革筹纪要
渔歌子录入 吴法宪1970年庐山会议前在成都的一次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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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暴风雨中的成都

王锐提供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说明:1967年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为此前的“二月镇反”中遭到镇压的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平了反,《决定》中有这样几句呼吁团结的话:“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但这样的文字表述反而激起了成都地区造反派群众组织自1966年底就分裂成的两大派——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为代表的八二六派和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代表的红成派更加严重的对立与相互攻击,两派对文件中“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各自作出不同的理解与解释,八二六派认为自己在“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镇压,是类似于农民运动中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这样的革命组织”是对“依靠对象”身份的强调,红成派自然就成了类似于中农那样的“团结对象”;红成派则认为中央称八二六派为“这样的革命组织”带有含蓄的贬意,意味着他们虽然得到了平反,但仍有不少问题,不是纯正的左派。此后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按照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态度大多偏向八二六派,省革筹办事机构大量吸收八二六派为工作人员,红成派在舆论上渐处劣势,红卫兵成都部队便撰写、印发了这篇重要文章,详细阐述了两派在“二月镇反”前后的主要分歧与发展演变经过,虽是站在一派的立场,但也保留了一些具体的(当然也是片面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成都地区两派的情况提供了参考。
本文作者署名为“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总部‘十一’战团 东方红游击队”,有前后两个版本,前一版本于1967年6月印发,对开大报八版,后一版本于7月3日印发,对开大报十版。后一版是增订版,前一版只有三个部分,后一版则将原第三部分“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改为第四部分,在这前面增加了一个第三部分“是谁顶住了二月份的逆流”,其他内容也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如前一版的日期数字全以中国数字表示,后一版则除了“二月逆流”“三月黑风”等专有词组外全部改成了阿拉伯数字。
本文按前后两种版本对照录入,原件插有一些图表与图片,有的在录入时改成了文字内容,有的与文中内容重复,没有采用。最后校订时因原件有个别地方文字缺损,得到小报收藏家刘培鼎先生热心提供完整照片得以对照补足,谨致谢忱!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毛泽东

第一部分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情况
(三支力量,一对矛盾,形式变换,反复斗争)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这一部分是根据我们在四月份上报中央的一份材料,经修改、补充而成的。这份材料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亲身参加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合学习伟大的《实践论》、《矛盾论》,观察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生动过程而写出来的。这是成都地区的生动的阶级斗争过程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也是我们对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基本情况的初步认识。
为了与战友们一道探索成都地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规律,以便运用它更好地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作不倦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我们现在把它公布出来,以供在四川、成都奋斗的战友们参考。
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事物要抓“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故这份材料主要是着重于成都几大政治力量斗争的分析,而不去讲个别事件的具体情况。尽管我们在本文中所提供的原始事实都是绝对可靠的,但我们仍认为,它并不能全面地、完美地反映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不但是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主要是我们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去认识客观世界。正由于此,它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请战友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更好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一)严重的群众斗争群众的现象

在成都,运动从开始到现在,人们从表面上往往不能明显地看到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运动,而严重的一大派群众对另一大派群众的大规模斗争,直到现在还在进行。这正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存他们手中旳权力,保存他们自己,在幕后挑起来的。他们这样做,既破坏了革命,又保护了自己,是很阴险的。群众斗群众,矛盾激化时,经坏人一挑动,便岀现武斗,伤害的是人民,破坏的是国家建设,搅乱的是革命阵线、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实在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在李井泉、廖志高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策划下,成都地区的群众武斗现象,一度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群众性的大动戈矛,阶级敌人乘机报复,枪杀、暗杀,劳动人民伤亡不少。现在这种局势,在成都地区还未完全消除,而在川南、川西的一些地方,还严重的存在着。武斗的总根子就是李、廖死党及其黑同伙,而武斗局势的恶化,则与活动在西南、四川地区的美蒋特务,本地区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伪军官、伪兵痞、流氓、阿飞等密切联系着。现在是李、廖死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垂死挣扎阶段,斗争是异常复杂和尖锐的。这一个斗争过程对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一派来讲,是一波未平,二波又起,敌人对我们是右边打,“左”边打,软的来,硬的来,轮换交替。我们在困难中战斗,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们也就在这斗争中领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毛主席的指引下,我们的前途光明得很,毛泽东思想普照大西南,普照全中国,普照全世界,这就是我们奋斗的前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一定能胜利!!一定要胜利到底!!!

(二)运动的几个大阶段的划分

毛主席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我们认为,在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整个长过程中,其中的根本矛盾同全国各地一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对矛盾的斗争,但是在四川、成都的特定条件下,它显出了几个大的阶段,大致情况如下表所示:(表略)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在毛主席的指引下,革命派队伍冲破重重阻力,由小到大,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获得了成长壮大。这时,敌人便立即组织保守势力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阻挡时代洪流。在这一时期内敌人用来麻木、欺骗人们思想的东西主要是:(1)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组织纪律”和反动血统论;(2)大讲他们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所谓经验——“先放后抓”。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实现大联合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而敌人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一系列社论的打击下,看到了单靠扶持保守势力以压制革命的办法来保存自己已经不行了,于是就拼命去勾结社会渣滓,喊着“彻底解放三四类”的口号,打进革命造反派内部,打着极“左”的旗号,在原来的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搞“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拉出一批人马,妄图瓦解革命派大联合,而由他们搞假夺权乃至抢权。同时暗中保存“保”派实力,并向农村发展力量,提出他们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积蓄力量以待反扑。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省委书记、副省长杨超出面,公开复活“保”派势力,掀起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反攻倒算,在基层反夺权,在上层则搞反革命的“三凑合”。井动用他们手中还控制着的专政机构,残酷镇压革命派,但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沒有屈服,沒有离开成都战场,对敌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公布,就是这段斗争伟大胜利的总结。
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各派政治力量正在新的条件下围绕着省、市委的权而斗争。李廖死党的党徒们利用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革命派內部普遍制造“少数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阴谋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条件下,他们所代表的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抬头,牛鬼蛇神正在大肆出笼活动,如自由市场、投机倒把、盗窃、抢劫、杀人行凶……与此同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削尖脑袋,拼命往“三结合”里钻,妄想重新上台。这一阴谋正在遭到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迎头痛击。

(三)三支主要力量的基本情况

在成都的群众中现在实有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Ⅰ)叫“四川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是它的主体,原“成都市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指挥部”和后来的成电红旗是它的马前卒,在成都简称“产派”。
(Ⅱ)叫“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它的主体是很多大型国防工厂的革命工人、贫下中农、省市机关革命干部,其先锋队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在成都简称“红成派”。
(Ⅲ)叫“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它的主体,川大8•26是它的先锋,在成都简称“8•26派”。
现在一一介绍一下它们的阶级组成和分布,并介绍他们彼此如何互相矛盾、互相依赖的关系。
阶级组成及其分布:
8•26派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成都市区内较早地起来造反的工人组织之一。在刚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欢迎学生串联,支持“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他们是反对产业军的。它主要分布在成都市的老市区内,主要有“街道工业分团”、“公汽(公共汽车)分团”、“市中心分团”、“退职压缩分团”,“九八(三轮车)分团”、“城建分团”、“财贸分团”、“居民分团”……其成员部分是国营工厂的产业工人外,绝大部分是由市区的原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服务社职工等单位以及一些街道居民组成的。究其社会阶级成分,根据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属于小私有者,是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系统又很复杂的群众组织,有的组织严重的不纯,有一些牛鬼蛇神,如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伪官吏、伪兵痞、劳改释放犯、投机倒把分子、甚至流氓阿飞削尖脑袋混进了这个组织,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领导权。这些坏人,混在兵团的广大革命群众中,打着“造反”旗号,大喊“反右倾”,行动上大抄、大砸、大抢,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直至欺骗兵团和8•26的革命群众冲击公安局,围攻解放军,舆论上则处处针锋相对与中央对抗。如在他们所霸占的《四川日报》上把党中央提出的“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本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篡改为“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把党中央提出的把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篡改为把“一切权力夺过来”。他们公然宣称“军队中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更恶毒的是他们指着我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黄、灰、蓝服色和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接见革命师生时穿的草绿色军装,狂叫要“砸碎一切白骨精,管他是绿的还是黄的,管他是黄的还是灰的,将他们统统砸碎”,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些思想是非常反动的,这是他们背着兵团和8•26的广大战士干的,直到现在这些家伙还没有向兵团、8•26广大战土们交待,并且还在继续欺骗他们。他们利用川大8•26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大搞原来的革命组织的“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到了2月4日他们还在大喊:“我们认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产业军派——保守派,主体是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大中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贫下中农中的思想保守的人。他们自称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其实是中黑《修养》的毒很深,奴隶主义非常严重。左右其政治方向的是混在其中的或在幕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坏头头。这个组织的基本群众出身一般较好,主观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虽然由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苦难,他们一般地说来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伪官吏、伪兵痞之类牛鬼蛇神社会渣滓是很恨的,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斗争特点及其主要对象是很不埋解的,因此他们易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使他们对两条路线斗争缺乏识别能力,长期思想麻痹而不能自拔。他们的力量常常集聚在成都市郊农村里活动,这就是李井泉和其中的反动头目们搞的“农村包围城市”。这批人在一月革命风暴前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等革命口号,处处与革命造反派对抗。12月份内大打出手搞武斗,打伤我革命战友不少,有的长期残废。元旦社论发表后,其组织暂时未公开露面活动,顽固分子潜伏了下来,暗中参加了分裂革命派的罪恶活动;觉悟了的部分,加入或站到了红成派一边;有的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旗子一换,从右边一跃而站到8•26派一边,也跟着大喊特喊“红卫兵成都部队‘右了’、‘修了’”;有的当“自由战士”;有的借长征串联,逃避斗争。2•17以后, 产派在军区个别负责人的扶持下全面复活了,在各学校、单位向革命造反派反夺权,同时以杨超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出面搞“三凑合”,妄图假夺省、市委的权,掀起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而8•26一边的,有的在这时把旗号一变,又一个180°转弯,投入到产业军怀抱中,如先是伙同8•26派攻击红成,后又投入产派怀抱,继续攻击红成派的政治投机商成电红旗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产业军这一派就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御用工具和“镇反运动”的急先锋,在李井泉及其同伙的操纵下,甚至动用民兵武装,枪杀、活埋我革命战友。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要为革命立新功”。
反革命复辟逆流已被打退,现在这支力量已退居到成都市周围的广大乡村之中,继续搞他们所谓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计划。
这支力量中有成都的土联动“保爸派”、“保妈派”红卫兵7468部队之类在内。
“地区总部”——红成派,它主要是由成都地区若干重型大企业、大工厂的革命工人组织自下而上联合组成的,它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像雨后春笋般地蓬勃成长起来的一林春竹。有几十个国防工厂工人为主体的红卫东成都部队;有成都铁路系统的毛泽东思想二七、五一、防腐厂纵队、木综厂的红色风暴等革命组织组成的红色造反派成都部队;有成都市区内的若干大中小型工厂的工人组成的红色造反工人成都部队;有教育系统的工人及一些大中小工厂的工人组成的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有新都机械制造公司的星火造反兵团,249信箱的二四九联合总部,成刃厂的八路军和八一革命造反兵团,成都工人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红建兵等等成千或者上万的工人组成的各大型革命组织,有贫下中农成都部队,有红色卫生成都部队,文艺兵成都部队,新闻兵成都部队,省、市两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等。这些再联合组成了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地区总部”。它的先锋部队是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些组织中,有许多是成都地区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工人组织。他们一起来,就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革命学生的一切革命行动。如:二四九联合总部的工人,在去年9月初“胜利口事件”中,就反对李廖死党挑动围攻成地革命学生,红卫东成都部队的工人在9月初就揭了西南局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迫害成电革命学生的“肖海云事件”的阴谋,而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则是和红成同时诞生、并肩战斗的第一支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地区总部”所属工人组织是成都地区工人阶级的中坚,是“抓革命、促生产”、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模范。它在运动第一阶段与保派斗争,在运动第二阶段,与在革命派中大搞“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8•26派作斗争。在2月17日以后又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搏斗直至四川十条下达。
上述这三股力量互相矛盾,互相依赖,其发展变化如图所示。(图略)
我们认为,攻击红成派这一方的保派和8•26派中的广大群众都是在主观上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真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但是,保派的保守思想严重,常常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来转移斗争大方向,而8•26派内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思想严重,常常会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指出:“被资产阶级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阶级,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会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当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人民内部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警惕自己,不要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当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四)学生组织的情况

在成都市共有大学十二所。大学生组织的基本情况是:各校都分两派,界线分明。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各校都有一个支队。除了川大外,其余十一所革命派的绝大多数(90—95%)都在红卫兵成都部队一边。他们一直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现在由他们在学校夺了权,掌握着权。
在各校夺权的大学生组织的基本情况如下表(原件为图表):


成都地质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地院支队
地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
保守派——
“东方红”公社

四川医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支队
川医“9•15"战斗团
保守派——

“斗、批、改”战斗师

四川师范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
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保守派——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师

成都中医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中医支队
中医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保守派——
“斗、批、改”,“春雷”

四川民族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民院支队
民院红旗战斗团
保守派——
民院“东方红”

成都大学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成大支队
成大“8•31”战斗团
保守派——
赤卫队

成都工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总部
工院“十一”战斗团
保守派——
“联合指挥部”、赤卫队

四川音乐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音支队
川音革命造反兵团
保守派——
校“红卫兵”、“共产主义”

体育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体院支队
体院“8•21”战斗团
保守派——
体育“红卫兵”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电讯支队
成电东方红战斗兵团
保守派——
成电“红旗”(投机派)

农机学院
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农机支队
四川农机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四川大学

革命派——
东方红“8•26”战斗团
保守派——
“红旗”公社、“烽火”


中学有百来所,大概情况如下。革命派的五分之三在红成一边,五分之二在8•26一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立下了不朽功勋。“自由战士”很多,约30-40%。一般中学都分这样三大部分,只是有的是红成占优势夺了权,有的是8•26占优势夺了权罢了。
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在同李廖死党的生死搏斗中,冲破来自右和“左”的重重阻力而成长壮大起来的。
是谁在去年6月7日就贴出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四川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质问刘少奇贩卖的党校教育方针?是成都工学院赴乐山四清的革命师生。
是谁在学校里,运动一开始,就把斗争锋芒指向党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成都大学、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医学院等校的革命学生。
是谁在成都的大街上,8月23日早上就贴出了第一张揭发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廖井丹讲话是一株大毒草》?是成都工学院的革命学生。
是谁在8月底,就在人民南路贴出了“西南局、省市委中贯穿着一条反党黑线”的大标语,接着就首先喊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革命口号,并在省委门口猛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成都大学的革命学生,还有成地、成电,工院、川医等校的革命学生。
是谁在成都地区,7月份就赶走西南局、省市委用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工作组”?是成都大学的革命学生。
…………
革命学生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李井泉及其同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于是,围攻和反围攻、迫害和反迫害的激烈斗就开始了:
8月30日,成大、成电、工院学生在英雄口宣传十六条,被围攻10多小时;
9月2日,成电学生在成都旅馆被围攻一昼夜;
9月3日,成地学生在胜利口写大标语,被围攻24小时;
9月2且至9日,成地、成电、成大、工院等校学生,在首都南下学生的支持下,又在西南局门前造李井泉及其同伙的反,受到围攻谩骂达一周之久;
9月11日,除川大外的其余大学的革命学生首次在人民南路集会,被诬为“暴徒”、搞“匈牙利事件”,又受到谩骂围攻。
还应该提到的是,川大的革命学生,这一时期在本校揪斗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川大四清工作团团长、李井泉的心腹杜心源(现8•26派的“亮相”干部)方面是有成绩的。他们在全市各大中学校和首都革命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参加下,曾于去年8月27日凌晨,造了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假批判真包庇川大黄流工作组大会的反。但是,在发生上述一系列事件的8、9月份里,在社会上是基本上见不到川大的活动的。
…………
“反革命”的帽子铺天盖地而来,“右派翻天”的压力接踵而至。但是,革命学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压,不怕迫,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1966年国庆节,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他们,给了革命造反派师生以无穷无尽的力量。在1966年《红旗》13期社论的鼓舞下,一个坚强的革命学生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就在去年10月1日应运而生了!
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小将们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以高昂的斗志,更加英勇地、顽强地投入了战斗,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
红卫兵成都部队高举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深入工厂、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粉碎了以“红卫兵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为代表的保守组织,第一次击退了以产业军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进攻。
红卫兵成都部队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旗帜,粉碎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新反扑,胜利展开了基层的夺权斗争,痛击了敌人瓦解革命队伍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反动谬论。
红卫兵成都部队高举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英勇不屈,顽强斗争,坚决顶住了2、3月份的狂风恶浪,粉碎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又一次击退了以产业军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进攻。
…………
祖国的成都,是暴风雨中的成都!
红卫兵成都部队就在这暴风雨中诞生!就在这暴风雨中成长!就在这暴风雨中发展!就在这暴风雨中壮大!

(五)红卫兵成都部队派二月下旬以来的政治处境

2月17号以后,在所谓的“二月镇反”中,军区个别负责人和保派也把红成打成“右派”、“反革命”,进行镇压。他们只承认两支力量。他们的划法如图①(图略)。这是由“革”和“保”的矛盾决定的。
而8•26派在四月份以来,又把红卫兵成都部队划成“保皇派”,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急先锋”、“帮凶”、“打手”、“叛徒”、“二老产”。他们的划法如图②(图略)。这是由“革”派和极“左”派的矛盾决定的。

(六)北地东方红赴蓉的人和成都的“内战”

成都革命派内的“内战”,主要就是因为8•26派要坚决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在社会斗争上,阶级实质是敌人破坏我们两支力量联合夺权)。公开分裂的起点,是8•26派造了11•13大会的反,根本原因是:北地东方红赴蓉的人生搬北京经验,要在成都建立个“三司”。他们错误地认为:“成都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像“首都一司”,红卫兵成都部队像“二司”,他们要建立个“三司”。但当时成都地区的大学学生中“革”派都在红卫兵成都部队一边了,要建立“三司”,不搞垮红卫兵成都部队就没有人。由于成都远离敬爱的党中央,又由于他们打的是“首都三司”的大旗和“大分化”一类谬论,欺骗了不少群众(中学生较多)。他们的错误言行得不到克服,后来被敌人利用,致使川大8•26在元月份终于从红成中分裂了出去,且在元月和二月上旬打、砸、抢、抄、抓成风。现在他们又在继续过去的作法,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蓉的人,到了成都以后,住在成都地质学院。他们在那里搞了一个“东方红公社”,这是全省臭名昭著的铁杆保皇组织之一,它在成都地质学院拼命反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地院支队。在1966年《红旗》14期社论发表之后,保守组织失去了市场,北地东方红把成地东方红一脚踢开,转而和全国闻名的政治投机商成电红旗勾结在一起,拼命反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电讯支队,同时又选中了具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的川大8•26,并纠集了各种反对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的社会势力,千方百计力图搞垮红成派。
现在,分裂造成了严重局面后,北地东方红的某些人,他们又把持了西南联络站,上瞒党中央,欺骗首都高校舆论,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下打着“红代会”大旗,用“北京来电”继续中伤红卫兵成都部队。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


第二部分 两条路线斗争中8•26派的舆论

旧的《四川日报》是李廖死党的反动喉舌,在四川犯下了滔天罪行。1966年12月15日,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开会决定在一周后查封旧《四川日报》,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当时留出一周时间是要为封报大造舆论,并作好在封报后及时出版《红色电讯》的准备。可是在12月17日,井冈山野战军川大纵队撕毁协议,单方面提前封了川报,造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被中断达半月之久。在四川日报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努力之下,冲破重重阻力,才在12月31日出版了《红色电讯》。《红色电讯》的出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到了元月13日,川大8•26派又破坏了《红色电讯》的出版,而到成都晚报社出版了一种他们办的《四川日报》。这份《四川日报》大放其毒,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给四川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激起了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无比气愤,一致要求出版真正革命的《四川日报》。在四川日报红色造反司令部的英勇奋斗下,在现在地区总部各革命组织的全力支持下,新的《四川日报》终于在元月21日杀了出来。于是,在社会上同时出现了两种《四川日报》。
毛主席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两种《四川日报》一比,比出了8•26派《四川日报》的破绽,于是他们就调动人马,连续几天地冲击破坏了四川日报社。双方争执不下,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便以军管为名,片面地只封了我们的《川报》,党中央的声音又在全省受到中断。2月17日后,军区个别负责人决定出版《四川日报》,但它不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而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于5月9日再次封了《四川日报》,而出版《红色电讯》到现在。6月14日首次刊登了《打倒李井泉埋葬李家王朝》等批判文章,8•26派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15日冲入《四川日报》社,一举焚烧了15日的《红色电讯》十万余份,破坏了《红色电讯》的正常出版和发行。这些就是川报问题上斗争的简单经过。
8•26派的舆论向来是不可一世,颇能迷惑人的。他们办了《四川日报》和其他很多报纸、广播。他们这些舆论究竟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符不符合斗争大方向,我们在这里将它们和党中央报纸对比展示出来,供革命同志们分析研究。

(一)8•26派的《四川日报》究竟突出了什么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們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和《改进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宣传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报纸的宣传方针,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而不得宣传那些同党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口号。”这是我们一贯遵守的原则。现在请看8•26派的报纸:
(1)我们知道,革命的报纸是革命阶级的喉舌,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见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但是,被8•26抢占的《四川日报》第2号(1967年1月16日)发的《热烈欢呼〈四川日报〉的新生》一文中竟说:“新《四川日报》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喉舌。”这份《四川日报》放毒不少,却大言不惭地说成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喉舌”,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对党中央、毛主席极大的污辱。请革命的同志们看完了我们编的这份材料后仔细想一想,8•26的《四川日报》,究竟是谁家的喉舌?
(2)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所属各军区,只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绝不允许一个群众组织随意给军区发布什么“命令”。但是,8•26派的《井冈山之声》第七期(1967年2月4日)发表的题为《我们对成都地区目前形势的看法》的文章中却公然说要“责令人民解放军、公安司法部门行使专政权力。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在《中八•二六炮声》(1967年5月18日)上,也俨然以命令的口吻,刊登什么《敦促成都军区镇压产匪叛乱集团》的文章。《井冈山之声》第九、十两期上连续发表所谓社论,题为《誓将军队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支持革命左派是解放军的光荣职责》,以此来指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不禁要问,文章的炮制者们,你们心目中还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吗?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国要学习解放军”,你们是向解放军学习,还是站在解放军之上,对解放军发号施令?是谁给你们这样大的权力,对军区发布命令?人民解放军是属你们领导,还是属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領导?
(3)8•26派的《四川日报》第12号(1967年2月7日)除了在第三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一文外,其他三版半的篇幅全部刊登了他们的《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成立的文件、消息报道和新闻图片,而扣发了当天全部新华社重要电讯稿、《红旗》杂志在发表《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一文所加的重要按语和《解放军报》2月6日社论《我军永远和革命左派心连心》(以上均参见1967年2月7日《人民日报》)。
我们要质问8•26派的头目们,你们究竟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放在什么地位?在你们办的报纸上究竟是应该突出党中央,还是突出你8•26派?
(4)请同志们再看看以下的两张报纸:一张是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发出的《紧急通电》,一张是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发表的《关于建立联络站的倡议书》。这是两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号召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为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而斗争,这是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件,《人民日报》第二版以半版大的篇幅用通栏大字标题发表。对于这样重要的文件,8•26派的《四川日报》不敢不发表,但又不愿意发表,因而他们只是在冷角冷落里发表一下,应付了事。他们这样作,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又是什么呢?
(5)在全国人民空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时候,全国所有报纸(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的报纸)无不均在报头上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语录或党中央重要文件、重要社论的摘录。但是,请看8•26派的《四川日报》(1967年1月24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此一家在报头公然不登毛主席语录,却登上了他们的什么《告读者》。
革命的同志们,《人民日报》在发表毛主席极为光辉的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时,在报头上用红色大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正表达了世界亿万人民的共同的心声。而8•26派的《四川日报》在刊登主席这篇著作时,报头上搞了个他们自己的《告读者》,这是为什么?这一天的报纸到底是你们自己的《告读者》重要,还是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重要?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6)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紧急通告》。
消息传到了成都。13日,8•26派匆匆忙忙地在人民南路召开了一个“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发表了一个《最紧急通告》。他们企图用一个“最”字,凌驾于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的被群众誉为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紧急通告》之上,他们在自己的《四川日报》上用头号大字刊登了自己的《最紧急通告》,再联想到他们在冷角冷落里用小字刊登上海的《紧急通告》,对比起来,这是何等的鲜明啊!他们这样作,是可忍,孰不可忍?
革命的同志们!看了上面铁的事实后,你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8•26派的报纸是在突出党中央、突出毛泽东思想,还是突出他们自己呢?他们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宣传工作,还是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呢?请同志们独立思考。

(二)8•26派的《告全省人民书》是个什么货色?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月13日,8•26派在封闭了《红色电讯》之后,在成都晚报社强行出版了他们自己的《四川日报》。在这个《四川日报》的创刊号上,他们用通栏大字标题抛出了一篇所谓《告全省人民书》。这篇《告全省人民书》的要害有三:一、“原来的各个群众革命组织,正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二、“旧的习惯势力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三、“右倾思想则是当前革命队伍中最主要的危险”,“要狠反革命造反组织内部的右倾思潮”。
这第一点是与当时党中央报刊的宣传唱反调的。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发表的重要社论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关键在于大联合》……等等。所有这些社论的主要精神,归结到一点就是:革命造反派内部,革命造反派之间,要加强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些社论强调指出:“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而8•26派胡说什么“原来的各群众革命组织正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不是针锋相对与党中央唱反调吗?
第二点,更是明目张胆地与中央相对抗。1966年《红旗》14期社论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也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这两篇重要社论发表以后抛出的《告全省人民书》,洋洋数千字,沒有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却大叫大嚷什么“旧的习惯势力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而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在不同程度上受了旧的习惯势力影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而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吗?
第三点,又是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毛主席亲自决定在全国广播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海的《紧急通告》,在全国吹响了“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进军号。这个《紧急通告》1月11日晚在全国广播,12日刊登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党中央并号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13日,8•26派匆匆抛出《告全省人民书》,公开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他们不是大力宣传反对经济主义,却别有用心地提出“狠反革命造反组织内部的右倾思潮”,这不又是在转移斗争的目标吗?
同时,党中央在这段时期强调指出: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而8•26派却针锋相对地提出“狠反革命造反组织内部的右倾思潮”。这不是又在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告全省人民书》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一篇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组织,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宣言书,是一发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磅炮弹。对于这篇大毒草《告全省人民书》,我们必须进行彻底批判。
值得指出的是,《告全省人民书》是1月13日出笼,15日,川大8•26就退出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另立一家。在一片“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叫杀声中,8•26对红成派实行大抄、大砸、大抢,展开了空前的规模的进攻。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告全省人民书》的出笼,决非偶然。

(三)要革命的大联合,不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这是运动的大方向。对此,阶级敌人必然强烈地反抗。他们的阴谋之一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制造反对派,大搞革命派内部的大分化,而8•26派在这个时期的舆论和行动却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
(1)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赞扬上海革命派“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并“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高司令部对全国人民的伟大号召。
当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指出:“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这是党中央对革命的大好形势的正确估价。
1967年《红旗》二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强调说:“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1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1月14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强调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联合起来!”
1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重要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指出:“只有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红旗》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同时指出:“一切革命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并提出警告:“否则,就会走错道路,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有人坚持这些错误思想和行动,发展下去,就可能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2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
1月30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中指出:“革命的大联合,必须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绝大多数人,首先就要搞好自己队伍的团结。革命的大联合,首先必须是无产阶级左派的大联合。”
上述都是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也是我们严格遵守的行动纲领。而8•26派却大唱反调,针锋相对。如:
8•26派的《四川日报》、《井冈山之声》、《八•二六炮声》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叫“原来的各个群众革命组织正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西南地区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他们鼓吹“为了联合,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内部首先必须大乱,乱就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只有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大联合。没有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等等。
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大联合,而他们则要大分化;党中央说革命派正在大联合,而他们硬说革命派“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解放军报》说“革命的大联合,必须首先是无产阶级左派的大联合”,而他们则说:“只有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大联合。”如此等等,这不是公开与党中央唱对台戏又是什么?
(2)当我们批评他们的错误时,他们还强词夺理,说我们是打着“大联合”的旗号对他们横加指责,说什么我们批评他们在“与党中央唱反调”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反而把我们的正确批评诬蔑为“卑劣行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表现”。
历史已经宣判,8•26派叫喊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和“大乱”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
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指出:报纸的宣传方针,应严格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而不得宣传那些同党中央精神对立的口号。例如:党中央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有的报纸强调革命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强调革命派必须大乱,强调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要打内战,打到底。我们一向按照党中央指示坚持革命派大联合,8•26派则坚持革命派中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不是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对中央指示置若罔闻,至今仍然继续推行他们“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错误主张。
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6月2日的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指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我们‘一月革命’的最宝贵的经验,是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胜利、巩固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当前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那种认为上海目前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的观点,是违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是完全错误的。”
党中央将这个决议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对全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不正给了8•26派中那些鼓吹革命群众组织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吗?

(四)夺谁的权?把权夺回到谁的手里?

毛主席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就是运动的大方向。在夺权斗争中,夺谁的权,把权夺回到谁的手里,这是各级党的机关报纸必须明确回答的两个原则问题。
(1)夺谁的权?(图略)
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明确地回答:“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
同一天,红成派支持的《四川日报》回答:“自下而上地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与《人民日报》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
可是,同一天8•26派的《四川日报》是怎样回答的呢?他们砍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样几个极其重要的字,而又别有用心地上了“彻底地”三个字,于是就成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
(2)把权夺给谁?(图略)
《人民日报》明确地回答:“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回答的,是完全正确的。
同一天,红成派支持的《四川日报》照样明确回答:“把财贸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与《人民日报》也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也是正确的。
可是,同一天8•26派的《四川日报》,却砍掉了“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几个极其重要的字,又别有用心地加上了“一切”两个字,于是,又成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把一切权力夺过来。”
更为恶劣的是,8•26派中办报的坏东西,居然篡改新华社1967年1月21日的电讯稿“要把财贸系统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一切权力夺过来……。”同一电讯稿,我们刊登的同《人民日报》只字不差,而且连标点符号也完全一样。可是,8•26派的《四川日报》却把同一电讯稿中的“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这几个极其重要的字又砍掉了,而篡改为:“财贸系统的一切权力夺过来。”在同一个新闻消息报道中,标题也篡改了,电文稿也篡改了,而且接二连三发生,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在这里,他们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和“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砍掉了,而又加上“彻底地”和“一切”,会不会是巧合?不是,绝对不是。所谓“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从纵的方面讲,就是他们是要从单位、从地方直向上夺,夺到他们想要夺的地方,从横的方面讲,就是他们各方面的权都要夺,正如他们在《井冈山之声》1967年1月23的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
革命的同志们,《红旗》杂志1966年12期社论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英明地指出夺权是要“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进行。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国家里能够“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吗?能够把一切权力都夺吗?他们既不敢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不敢说把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而狂呼乱叫要“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要把“一切权力”夺过来。那末他们究竟要夺谁的权,要把权夺到谁的手里呢?联想到当时他们在省委、市委、省人委、市人委、市公安局、省市电台、省市报社……等很多要害部门到处抢权、偷权,抢印、偷印,直至接管飞机场等种种活动,再看看他们在现在夺权的第三个回合中的所作所为,不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吗?
还是让《红旗》1967年第十期社论来作结论吧。社论指出:“十七年来,……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近几年来也是这样。这是完全必须肯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只是某些部分的问题,而决不是全体。”“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是错误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要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彻底打倒过去的一切,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由此导致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请同志们想一想8•26派叫嚷的“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把一切权力夺过来”,“军队中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这与“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丝毫本质的区别吗?

(五)8•26派长期以来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1967年《红旗》五期社论指出:“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也是区别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1)1967年1月21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篡夺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很明白,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夺回被阶级敌人篡夺的党政财大权,根本没有要我们去夺取军权。
恰在第二天,8•26派《井冈山之声》就发表社论《誓将军队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叫嚷什么“军队中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为什么他们和党中央号召针锋相对,连军权也要夺?
(2)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
1月26日,8•26派《四川日报》社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文中说:“砸碎一切白骨精。管他是绿的,还是黄的;管他是蓝的,还是灰的,将他们统统砸碎!”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篇政治论文,难道是没有政治意义的五颜六色吗?不是!为什么人们一提颜色就最能想到的红、黑、白都不提呢?是政治论文就有政治含义。既有政治含义,那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黑线难道伸的还不深吗?那些骨子里打着反社会主义的白旗的人难道还少见吗?他们为什么不砸碎这样的黑的和白的,而偏偏要砸碎绿的、黄的、蓝的、灰的呢?鲁迅先生讲:“凡事要研究才明。”联想到他们上两天讲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又看他们抢占双流飞机场,调动和指挥人马去冲军队和专政机关,在文化宫门口用六七部宣传车,围攻解放军的宣传车,还高叫要“砸烂军区黑司令部”,等等。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他们说的“绿的”、“黄的”、“蓝的”、“灰的”是针对我们的解放军说的。我们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的军装是黄色,海军部队的军装是灰色,空军部队的军装是蓝色,公安部队的军装是绿色。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接见百万师生时穿的是什么军装?草绿色。同志们,他们说的是黑话,其用心何其毒也!
(3)1月28日,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第五条中明白规定,对于军事领导机关“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可是在第二天,8•26的坚强后盾——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又在个别坏头头的唆使下,冲击了成都市公安局。
(4)1967年1月30日成都军区逮捕了抢劫市公安局的七名首要分子,1月30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战斗团发表五点声明,即第一号声明,认为“1•29事件”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五点声明内容是:
①我们坚决支持成都市人民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对此事件所发表的《最紧急呼吁》,一切革命造反组织应该积极支持和协助他们完成这一案件的破案工作。
②坚决支持解放军成都部队镇压这次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动,……部队对这次反革命事件实行镇压是完全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意愿,这一行动干得及时,干得坚决,干得好。
③公安局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假借搜黑材料为名,煽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次事件的幕后和现场指挥者及首恶分子,必须按照中共中央文件〔67〕19号的规定严加惩处。
④在这次事件中,凡是受蒙蔽的群众应该向有关组织揭发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追回被盗国家机密和枪支弹药,挽回国家损失。
⑤……
1月30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三期社论,第五部分专门论述了镇压反革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社论中说:“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又说:“有的地方,这些反动家伙,正在重新组织他们的反动队伍,聚集地富反坏右分子,搜罗社会渣滓,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他们还“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社论又给我们揭示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社论最后号召我们:“一切革命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混进来捣乱。要在统一指挥下,配合专政机关,担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1月30日的第一号声明,是符合社论精神的,我们为它叫好!
可是《红旗》三期社论刚一发表,8•26派却在1月31日撕毁了他们头天的声明,重新发表了第二号声明说“1•29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成都军区部队逮捕的不是反革命分子等,而是“镇压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以后的《兵团战报》上,又声称逮捕的这七个首要分子,是兵团的“中坚”、“基层骨干”等等。
在成都市,我们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了“兵团和川大8•26这样的革命组织”在短短二十来小时内竟发表了这样两个完全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声明。我们记得,是川大8•26、北地东方红和川地红色造反兵团等于1月29日深夜派人去成都军区再三要求才请来军队配合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镇压“1•29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并发表了第一号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解放军镇压反革命;然而又是他们这伙人在相隔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又发表了第二号声明,谴责成都军区是镇压了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难道说在十多小时内,就能通过调查,把自己本来已经结论为盗劫国家机密,抢了信号枪和七发子弹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转眼就否定成为是革命行为吗?对于8•26派如此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成都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是川大8•26一手炮制起来的,而兵团中的街道工业分团又是川大8•26的坚强后盾,他们三者本来是亲如一家,为什么在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上,会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他们之间有什么微妙的关系,川大8•26又起了什么微妙的作用,很值得人们深思。
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8•26派的第一号声明发表在《红旗》三期社论发表前十来小时,第二号声明发表在《红旗》三期社论发表后十来小时,而《红旗》三期社论第五部分正在强调指出,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扫除一切害人虫”,为什么8•26派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恰恰选中了这个时候与《红旗》三期社论相对抗?
现在,他们正在大喊大叫,“为1•29事件彻底翻案”,说什么“1•29是白虎堂事件”,如果真是“白虎堂事件”,那么很明显,军区个别负责人和成都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就是高俅啰!那街道工业分团就是受害者林冲啰!请问,那与高俅和林冲双方都有联系的,把林冲引到“白虎堂”去的神秘人物——陆谦,又是谁在扮演?
(5)1月31日,《红旗》三期社论中肯定:“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发表了社论和文章,都指出了当地驻军负责人要参加“三结合”。可是2月4日《井冈山之声》发表社论《粉碎新“神圣同盟”的大阴谋》,文中把镇压“1•29事件”的行动说成是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大合唱”,影射成都军区形成了新的“神圣同盟”。同时刊登的井冈山野战军的声明中说:“目前,西南局、省市委、成都军区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无形中结成一个神圣同盟。”
这天《井冈山之声》上还发表文章,把镇压“1•29”事件的解放军战士诬蔑为“受蒙蔽的解放军”,诬蔑军区是在“煽动不明真相的战士”。
8•26派的一些人为什么要在中央提出了革命的“三结合”夺权以后,特别是强调了解放军在夺权斗争中所起到的极其重大作用之后,把斗争矛头开始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6)2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总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再次肯定了当地驻军负责人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大方向。但是8•26派在这段时间内,对人民解放军的攻击正达到了最高峰。8•26派在大街上大量写出“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砸烂韦杰、甘渭汉的狗头”、“成都军区是贺龙的老巢”等标语。
2月11日,《八•二六炮声》共四版,全部登的是攻击成都军区的文章,其中:第一、二版是《成都军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第三、四版是(之二),这两篇大事记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8•26派这样的群众组织,能如此详细地知道成都军区从军队未介入地方的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初旬每项重大事件呢?可见他们要搞成都军区是蓄谋已久的。
2月14日,《惊雷》发表社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其中说:“现在不造反,更待何时?现在不把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砸个粉碎,更待何时?”“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揩干净身上的血迹,迎着刺刀和枪口英勇地向着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冲锋了!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砸!砸!砸!”他们还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例如他们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文中又说:“成都军区内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一当他们识破李廖死党及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就会奋起造反,就会同军区外的革命造反派一道,彻底砸烂军区黑司令部。”
2月15日,《八•二六炮声》共四版,也全部登的攻击成都军区的文章,第一版的《八•二六严正声明》竟然叫嚣要“彻底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不达目的我们誓不罢休,死不瞑目!”“我们也热烈欢迎成都军区真正革命同志,冲破黑纪律的罗网和我们一道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八•二六炮声》评论员文章《向军区黑司令部宣战,把黑司令员揪出来示众》中叫嚷:“向军区黑司令部宣战!”“砸!砸!!砸!!成都军区这个黑司令部我们砸定了!”“我们就是要造反!我们就是要翻天!把成都黑军区闹得大乱,夺回刀把子!”“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就是要揪住不放,一追到底,彻底砸烂!”
第二版通栏标语:“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打倒李文清!”
在题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记八•二六战士在军区门口的斗争》一文说:“造反造反!我们要大造军区黑司令部的反,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今天,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一帮混蛋,只不过是在历史的垃圾堆上拣了几样破烂的武器而已。”“拼死支持摇摇欲坠的李家王朝的军区黑司令部,我们不砸谁砸!”
第三版通栏大标題:“看!成都军区司令部究竟是谁家天下?”
本版登了这样几篇文章:《私招黑兵,图谋不轨》、《阴谋政变,罪责难逃!》,《黑兵的遭遇》。
2月16日《兵团战报》刊登的所谓北京来电,造谣说“军委文革很支持我们搞成都军区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蒙蔽群众。
(7)与此同时,8•26派在对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上更是使人万分气愤,请看:
①1月28日深夜一点钟,司机蒋某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记者到九眼桥采访,行至骡马市街口,被兵团城建分团数十人拦劫,将车推至该分团指挥部盘查,记者被非法搜查近三小时之久。
②1月28日晚一点,司机李某驾驶华沙牌轿车一辆,送两位领导同志去西较场执行任务,行至骡马市街口又被兵团城建分团数十人拦劫,除将两位领导同志押入一间小黑屋子刺探军情外,还多次逼迫司机交出车子电门钥匙,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才放走。
③1月29日晚十一点,兵团一、二、四分团约三十人,在鼓楼北三街口设四道防线,拦劫军车,将军区一尼桑牌小车(车号1-01-86)抢走,井将司机余某和参谋胡某,强行押往分团,后转兵团总部进行绑架、拷打、磕头,审讯等。
④1月31日下午,军区十八位同志,乘宣传车到东风路、人民南路、解放路、英雄口等地执行任务,一辆造反兵团的宣传车始终紧紧尾追,进行干扰,到了英雄口,又开了另一辆宣传车将部队车辆一前一后围起来。这时兵团中一小撮反革命暴徒竟敢蜂拥冲击解放军的宣传车,撕毁宣传品,对宣传车人员扯衣服、拉裤脚,又挤又推,辱骂他们是“胆小鬼”、“黑司令部”、“刽子手”、“保皇军”、“保皇狗”,并盘查身分、姓名等,这次围攻前后达四小时之久。
⑤2月3日晚,军区一辆宣传车在文化宫门口,遭到兵团城建分团、街道工业分团等单位的六辆宣传车的围攻,有些暴徒爬上宣传车进行破坏,涂写张贴侮辱性的标语,进行恶毒谩骂,什么“你们是李井泉的兵”、“是国民党的烂丘八”、“保皇兵”等等,特别严重的是胆敢把浆糊倒在一位解放军女战士头上,并出手打解放军宣传人员,围攻时间长达一天一夜。我红卫兵成都部队驻文化宫小分队,冲破重重阻力,想尽一切办法去给车上的解放军同志送饭,送水,那伙暴徒把碗、盅盅给我们抢了,又大骂我们是“新老保”。
⑥2月7日晚12点,司机梁某驾驶吉普车一辆,送两人外出执行任务,行至玉龙街口被兵团二十余人抢劫,将车押至顺城街一指挥部内,殴打盘查车上人员,车上人员钟某被押入暴徒指挥部时,一进门就遭到拳打脚踢,直到第二天五点左右才放出。
⑦2月8日晚,军区体工队一辆宣传车从晚上九点起,先后在文化宫、顺城街、骡马市街等处,遭到8•26派的宣传车连续围攻,直至第二天早上五点,时达八小时之久,他们强行冲入宣传车,抢走麦克风,破坏播音设备,将宣传人员挟持下车,殴打辱骂,开动宣传机器,放肆丑化、攻击人民解放军,对送开水慰问解放军宣传人员的革命群众也进行围攻、侮辱。同时,竟敢把写有“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牌,也统统砸烂。
⑧兵团和川大8•26这样的革命组织,自从“1•29事件”以后,就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大造舆论。在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欺骗大量群众,调动大批人马开始围堵冲击成都军区。北地东方红围堵成都军区东营门,川大8•26围堵南营门,时间长达六天七夜之久。
至此,8•26攻击解放军的舆论和行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解放军的声誉降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使得解放军根本无法执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他们作出了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
面临着这种严重的局面,我红成派出自对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和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在清醒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之后,我们认为,必须坚决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定地维护解放军的崇高声誉,以任何借口把斗争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极其错误的。正基于此,我红成就对8•26派的上述立场和态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高呼:“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在全城大街小巷大刷上述内容的大幅标语。我红成派各革命组织都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几次组织全市性的声势浩大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正基于此,8•26派对我红成派恨之入骨,到处围攻我红成战士,辱骂我们是“新型保皇派”,调集人马先后抄砸我红成总部和支队团部多次,难道我们支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罪吗?
(8)4月3日,《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解放军和广大革命群众欢呼《红旗》评论员文章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四版文章《抓革命促生产——山西省军区某部协同太原第一热电厂无产阶级革命派管理工业的基本经验》。
4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軍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部队某部负责人杜方平、吴大胜写的文章《我们是怎样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4月7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旗帜》。《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用毛泽东思想建设政治边防》。
4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世界革命人民的光辉榜样——世界革命人民盛赞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4月10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黑龙江省军区支持革命派的经验《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派,坚定不移地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社论和文章几乎天天都在歌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8•26派在这时候,大叫大嚷“彻底、完全否定二月镇反是当务之急!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根据4月10日晚8•26派在成都大华广播站的广播录音整理,他们叫嚷说:“什么军队内部?这是谁的军队?是毛主席的军队还是刘少奇的军队?有什么外部内部?什么不要介入?……就是要介入,就是不准你们搞地下活动!也只有介入,军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才能暴露……军队才能成为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柱石”。“‘干涉军人’,什么样的军人?哪个阶级的军人?是革命的军人还是反革命军人?”广播还咒骂成都军区指战员“你们保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破坏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攻击《解放军报》2月18日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是全国性反革命复辟的动员令”。
1月28日毛主席签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规定: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2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他们为什么那样想“介入”军内,干涉解放军呢?他们为什么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热情歌颂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时候,又开始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呢?
(9)《解放军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一文中说:“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可是,4月14日,8•26派在《屠刀和绞索》的文章中却咒骂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说:“你们不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你们是土匪,你们是宪兵!你们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一旦有一天美帝、苏修打进来了,你们绝不会是去打美帝,苏修,而是里通外国,把枪口对准人民,对准革命者,对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那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你们来保卫。”同志们,这篇文章与《解放军报》4月11日社论精神难道不是针锋相对的吗?近来他们又在大叫大嚷什么“武装保卫成都”,什么他们“沒有革命的武装作后盾”,原来他们早就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来保卫”。
(10)4月1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4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重要文章《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可靠保卫者》。
4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军民永远团结在一起》。
4月2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江青同志讲:
“自从毛主席指示、林彪同志坚决支持,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项工作,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干部、战士做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初步的成绩。”又说:“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革命群众要正确地对待军队,要拥军。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沒有人民的一切。’1月28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
4月26日,8•26派要员黎××在给兵团×分团的报告中说道:“四十多天全市性、普遍性的军管,各单位的军事代表,是拿枪的工作组,必须彻底粉碎。”
4月28日,8•26派发表《“二月兵变”在继续中——对目前时局的一点看法》的文章说:“目前成都地区和整个四川地区的形势……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险,这就是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兵变,在继续和发展中。”又散布恐怖气氛说:“使社会变成一个火药库,反革命政变的枪一响,就可以一触即发,猖獗暴乱。”“拿枪的刘邓路线,或是蚕食政策,或是鯨吞政策,软硬兼施,文武结合,控制整个四川,就是搞反革命政变。”还说什么“我们认为,严重的是对‘二月兵变’的继续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可以说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
为什么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大力宣传颂扬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最可靠的保卫者的时候,江青同志讲了必须正确对待人民军队的时候,他们提出“二月兵变在继续和发展中”,同时把成都描写得恐怖万状,到底是何居心?
(11)4月28日,《红旗》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发表了。社论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革命群众必须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要拥军,要积极拥护和支持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行动,要主动帮助他们把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做好,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对于他们的支援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与人为善的、实事求是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又说:“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如果怀疑这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或者怀疑其中的一个相信、一个依靠,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1967年4月29日下午,8•26派的大字报《成都就要爆炸——2•17的红灯又亮了》遍布成都大街小巷。说什么:“特别单位(按:指军区)的汽车”一辆辆运送××ד向成都飞奔”。“而×××的家属则大批向龙泉驿的方向转移,以防误伤”。恐怖性地煽动说:“浓浓的火药味,臊鼻的血腥味,一阵阵扑面而来。”“敌人疯狂了,暴风雨就要来了,即2月17日亮过的红灯,今天又亮了……”“成都,暴风雨前的沉闷!决战前夜的靜寂,疯狂的野兽……成都就要爆炸!”
4月30日,8•26派又写出了《论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意义》一文。表面上高喊“拥军爱民”,实际上又对成都军区和成都市作了极为恐怖的描写:“××××把造反派占优势的单位的武器全部运走或控制了”。“××××的家属正在日夜不停地向山区转移,”“市场空前紧张,粮食、肉类正通过车船向山区集聚。”“××××在绘四川大学的精度平面图。全国各地的反动势力正在成都汇合。”“电台、银行、机场、火车站、邮电、交通完全被军事管制。”(按:以上××××均系指成都军区)“多少间密室的灯火彻夜不灭,天花板上晃着几个人影,窃窃私语,交头接耳,巴山蜀水千重嶂,灌锦江上雾霭霭。”“山雨欲来风满城,种种迹象表明,一场空前暴虐的血腥镇压,一场赤裸裸的政变,看来就要爆发在四川、成都的五月。”“就在这种奇怪的沉闷中,就在这死一般的静寂中,2月17日高塔上的红灯又亮了,一闪一闪的……”
同志们,当毛主席、党中央又一次号召革命派必须正确对待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时候,8•26派却偏要把进行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的成都说得如此恐怖,把成都军区描绘得如此黑暗,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12)4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文中说道:“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大多数,就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地向解放军学习……”
可是5月1日,8•26派在成都大华广播站却叫嚷什么:“军官太太、大人向龙泉驿转移,你们打你们的,打不到他们身上。”
5月2日,8•26派写出文章《导火线点燃了》,又进行恐怖性的煽动,说:“2•17的红灯又一闪一闪地发着冷光,预示着一场充满腥风血雨的大风暴即将来临!”“成都就要爆炸!成都就要爆炸!”“5月1日的武装示威中,传来了导火线燃烧的吱吱声。”“一辆辆满载着荷枪实弹武装人员的军车,在蓉城的主要通道嘎嘎地行驰……”“随着一根根乌黑发亮的枪口的晃动,恐怖的气氛不断地增浓,温度急剧上升,压力随之增加,这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闷雷声!”“现在导火线已经点燃,爆炸的时刻不久就要来临!”
同志们,在他们眼里,成都、四川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13)4月30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5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通栏大标题《坚决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第四版刊登《人民日报》记者文章《学习人民解放军,实现革命大联合》。
5月1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通栏大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
5月9日,8•26派写出《保卫成都》一文。在他们笔下成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什么“硝烟还未散,腥风尚在吹,阶级敌人又举起了滴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热血的沉重屠刀,从成都的四面八方,从我们的前后左右,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政变在疯狂升级,反革命暴乱在加速进行,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成都危急,革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保卫成都!保卫成都!!保卫成都!!!”又渲染什么“李廖死党谭赵之流,在战略转移之时窃走大量武器、弹药,调来大批人马,建立据点,包围成都……”“反革命暴乱沒有停息!”……
(14)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了,决定的第十条说:“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
5月11日,8•26派的支持者北地东方红以红代会名义发表所谓《红代会关于上交武器弹药的声明》。其中说:“成都军分区武装部最近装出一副要执行中央决定的样子,开始向我们革命造反派收枪了。但是,请且慢。”明明是中央十条叫交枪,可他们的《声明》又说:“成都军分区武装部,你们不是和苏修一样,也主张越南人民先放下武器,再呼吁美国侵略者停止侵略吗?”井声称他们“决不能轻易把枪交出”,同志们,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十条决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吗?
(15)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文中强调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的工作中,“他们的成绩是巨大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主流。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甚至怀疑这一点,那就要犯方向的错误。”还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要经常想到,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动这场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有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民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社论再一次提醒我们:“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十条命令去破坏八条命令。如果用十条命令去破坏八条命令,那就错了。”
5月13日,又在《八•二六炮声》上刊登了5月11日的《武装保卫成都》和《红代会关于武器弹药上交的声明》,同时还刊登了《成都还要爆炸》一文,说什么“每一个人发出霹雷般底嘶吼,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滿篇文章充满着“可怕的”、“魔鬼”、“刽子手”、“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等字眼,把成都描写得异常凄惨,什么“历史掉头流泪,老天爷目瞪口呆”,故意把人民群众写得一个个胆小怕死,说什么“和平的老太太,被吓成了疯子,住进了疯人医院”。这简直是肖洛霍夫的徒子徒孙的一篇“杰作”!
5月13日,8•26派还写出《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之一——挺进凡尔赛》,说什么“今日之成都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何其相似乃尔!”他们把受蒙蔽的产业军集聚的市郊区称之为一八七一年的凡尔赛,号召人们武装起来战斗,杀出成都“挺进凡尔赛”。十七年来,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可是自称为高明的文章炮制者,竟将今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成都郊区比喻为一八七一年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凡尔赛,荒唐!荒唐!与其说他们是在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还不如说他们在丑化今日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16)5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通栏大标题《彻底批判〈修养〉的要害,坚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5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通栏大标题《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都给我们指明了要坚决保卫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5月17日,8•26派的《井冈山》却抛出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武装保卫成都》,这篇文章的要害正是不相信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他们在文章中说:“今日之成都与当年的巴黎公社是何等相象啊!革命者占领了城市,而残匪军携枪窜逃城外……”“在政治上失败以后,他们孤注一掷,抛出最后一张王牌——武装暴乱”,像川大8•26“这样的革命组织”居然也像受蒙蔽的产业军一样煽动武斗说“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文章一方面煽动要解放军去镇压保守派群众,一方面高声叫喊“武装保卫成都,这是成都地区的阶级斗争的必然,这已经严重地提到斗争的日程上来了”,“武装保卫成都,这是夺权胜利的必要过程”。文章最后公然叫喊:“全民动员,拿起武器,严阵以待,保卫成都!”这是他们企图把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人民群众之间互相残杀的“武斗”局面。
(17)5月17日,公开发表党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文件。第二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专门为此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党中央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通过学习这个文件,结合当前斗争的新形势,结合一年来的斗争经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月18日,《中8•26炮声》刊登了《敦促成都军区镇压产匪叛乱集团》的文章。文中说:我东方红8•26战斗团财政学校分团……要求成都军区拿出你们镇压革命群众的那种‘气概’来立即镇压产派叛乱集团……坚决要求把产匪所用的枪支弹药赶快收回,敦促你们火速行动,立功赎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否则……将采取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完全责任!”看,这是何等嚣张!
5月19日,8•26派《井冈山之声》刊登观察员文章《粉碎反革命武装叛乱》,文中说:“暴力代替和平,枪杆代替笔杆,一场血与火的决战来到了。”5月19日《新北大——长缨》上又重新刊登5月13日8•26派的文章《成都还要爆炸》,煽动群众:“武装起来,保卫成都!”
5月16日,8•26派又在《武装保卫成都》的文章中叫嚣:“血流成河,仇恨冲天,忠魂不散,刻骨难眠。我们的烈士在牺牲前伸出双手对着苍天高叫:枪!枪!!给我一支枪!”“这是何等的深刻啊!就是因为我们沒有武装,在敌人屠刀面前,我们除了死伤,还是死伤。”接着又叫嚷:“英雄的蓉城人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起武器来!大刀、长矛……一切可以拿到手的武器都掌握起来,”“产匪动刀我动刀,产匪开枪我开枪。”“端起土枪洋炮,挥动大刀长矛,保卫成都!挺进四川!解放大西南!”
同志们,党中央这时正在号召我们深入学习5月16日《通知》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展开全面深入的大批判,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们却“号召”人们用“大刀长矛”、“土枪洋炮”来“武装”自己,展开大规模武斗,把矛头对准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党中央正在号召我们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他们却“号召”人们“掌握”“一切可以拿到手的武器”。为什么又是恰恰和党中央的精神背道而驰?
(18)5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给我们指出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就是把矛头集中指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说:“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掉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把它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批深、批透、批臭,这样,才能消除最大的隐患,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
第二天,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发出《紧急动员令》,要8•26全团“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成都。敌人动刀我动刀,敌人开枪我开枪,把敢于来犯的产匪彻底消灭”,说什么“四川文化大革命从政治斗争到经济斗争,最后是武装解决问题,这个趋势再明显不过了”,硬要人民群众互相残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
同天,8•26派满城贴出大字报《兵变!兵变!!兵变!!!》,说什么“这天晚上成都军区代表到川大收缴枪支”,“这天晚上离城八十里的地方已在调集大批人马,汽车逐渐对成都实行了包围”。造谣说什么“同样,在这个时候,张、梁司令员被软禁”。“而就在这前一天,韦杰召集心腹干部进行密谋,制定了大规模的血腥计划。”“产匪准备在20日屠杀成都!兵变!兵变!!兵变!!!”文章最后叫喊:“紧急动员起来!紧急行动起来!!紧急武装起来!!!”“保卫成都!保卫红色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无论石头、棍棒、砖头、瓦块,无论铁钎、扁担,也无论是大石条、水泥滚,更无论菜刀、利刃,特别是枪支弹药!枪支弹药!能够武装的一切,一切能够武装的,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把住每一个街口,村镇,及每条桥梁,守住四门,检查一切来往行人和车辆、昼夜警惕!”还扬言“占据一切厂矿,控制一切要害部门!”“全民动员!全民动员!!全民动员!!!”
解放军同志们,革命战友们,从表面上看来,这就是他们叫嚣的“兵变”和对待“兵变”的办法,骨子里是不是这样呢?《人民日报》刊登的贵州军区支左经验中说:“至于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他们常常使用漂亮的词句,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经济主义,招降纳叛,横行霸道,对机密文件、档案资料、枪支弹药很感兴趣。”这一段话,对于那些醉心于“枪支弹药,弹药枪支”的人的描绘,是何等的深刻啊!
(19)5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不要忘记政权》,其中说:“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又说:“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地广泛发动群众,才能够把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断地清除出去,才能够在斗争中提高广大群众防修反修的觉悟。这样,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巩固,才不会丢掉。”
5月21日,8•26派发表《不用枪杆子、一切等于零》的文章,他们说:“为什么会遭到血腥的大屠杀?因为我们沒有枪,沒有革命武装的后盾!”“枪!枪!倒在血泊中的战友在呼唤:给我一支枪!”“当前成都是枪杆子解决问题,不用枪杆子,一切等于零”,“不用枪杆子,对产业军的政治攻势等于零……不用枪杆子,就不能粉碎成都的反革命包围,就不能制止成都地区大规模的武斗,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流血惨案!”“一句话,现在成都和四川是枪杆子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而关键的关键在于成都军区。”
同志们,在他们眼里,现在成都的文化大革命已不是《解放军报》社论讲的“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解决问题,而是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安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成武化大革命吗?
试问,在我们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哪个阶级才会感觉到“没有枪”“没有武装的后盾”?“沒有枪杆子”“政治攻势等于零”,这是什么话?我们的政治攻势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文章的炮制者竟敢如此放肆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真是万恶不赦,这笔账我们迟早是要算的。
(20)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社论突出地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是全国亿万人民所要求的政策。”社论特别要求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可是,“左”得可爱的8•26派,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于不顾,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中央指示,蓄意挑动武斗。看:
5月23日,8•26派的《红五一》报发表文章《打破反革命围剿》,说什么:“看吧,成都平原敌重重,军情忙”,“随着匪首们的狂叫,随着××××(指成都军区)红灯的闪烁,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革命围剿正在加速进行。”“看到刀光剑影在闪动,又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又听到导火线嘶嘶的燃烧声……”这天《红五一》报还登有《革命的武装粉碎反革命的武装》一文,又竭力宣传恐怖气氛说:“……随着四川各地的警报,蓉城又敲起了‘成都要爆炸’的警钟!……成都四周刀光剑影……成都正处于血与火的搏斗中……”“保卫四川!保卫成都!”“面对着敌人带血的刺刀,面对着敌人的反革命武装,我们革命派必须针锋相对,也拿起武器来,拿起一切能够拿起的武器来。”“产匪行凶我还击!产匪开枪我开枪!”
5月23日,8•26派的报纸《首都红卫兵》(蓉城增刊)第一版重新刊登了5月19日写的《武装保卫成都》,第二版重新刊登了5月20日写的《不用枪杆子,一切等于零》,第三版重新刊登了5月20日写的《兵变!兵变!!兵变!!!》(改题为《斩断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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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七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28, 2021 9: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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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8•26派要坚决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

《红旗》杂志1966年15期社论指出:“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
去年11月13日,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召开了一个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批判李井泉的大会,被北地东方红和川大8•26的同志们借口“右倾”造了大会的反。12月25日红成又召开大型批判会,他们又以同样的借口造了反。从此,红卫兵成都部队被诬为“右”了、“修”了,他们的斗争锋芒也转而指向红卫兵成都部队,恶毒中伤,放肆攻击,并在解放大西南广播台中喊出了“要打倒李井泉,必须先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错误口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红卫兵成都部队认为是内部矛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保持了克制的态度。但8•26派的攻击有增无减,在今年元月13日又因他们强行控制《四川日报》的出版,而把分歧公诸于世,接着元月15日,川大8•26独自退出了红卫兵成都部队,自立一家,独占山头,分裂了出去。他们依仗他们拥有很多报纸和广播的优势,开动其所有宣传机器,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幌子下,坚持要在不同意他们观点的革命组织中推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错误政策,他们把两派之间最初本来属于枝节问题的争论,不断升级,无限上纲,硬推上了对抗性矛盾的地位。
8•26是怎样恶毒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还是让他们办的报纸来作见证。他们说:
“右倾思想则是当前革命队伍中最主要的危险。”(8•26派《四川日报》第1号,《告全省人民书》)
“要反革命造反组织内部的右倾思潮。”(同上)
“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小撮领导人,完全堕落成了革命的叛徒。……必须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这是夺权的需要,……这是联合的需要。……‘反右倾,反保守,革命到底不回头’,我们已经横了心,……打倒右倾投降主义!”(《惊雷》1月14日,《反对投降,血战到底》)
“右倾机会主义者充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反夺权的马前卒。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中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充当了这种可耻的角色。”(《井冈山之声》1月28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谁夺权?》)
“在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下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现在已经走上了极为危险的道路。……他们的种种作为,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狂反扑的新形式,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夺权的表现,是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的新阻力。”(同上)
“化悲痛为力量,誓与红卫兵成都部队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到底!”(《八•二六炮声》创刊号,1月28日)
“现在历史可以宣布自己的判决:红卫兵成都部队必须垮台!”(《八•二六炮声》1月28日,《背叛革命的道路——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现在彻底清算这支资产阶级政治队伍对革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刻已经到了,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踢开红卫兵成都部队这块绊脚石,把革命进行到底!”(同上)
“红卫兵成都部队中某些领导人已经使成都部队堕落为西南局、省市委的御用工具,他们最近的一些行动,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因此必须坚决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井冈山之声》1月28日,《亲者痛,仇者快》)
“右倾机会主义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它是革命营垒中的主要危险,是一种新型的保皇势力!”(《惊雷》1月31日,《认清形势,乘胜挺进》)
“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某些领导人……成了运动的绊脚石,起了老保皇现在所起不到的作用……对于这种修字号的司令部,难道我们不应当砸烂吗?”(同上)
“在当前我们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势所必然,是为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奠定基础,是符合客现规律的。”(同上)
“我们与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斗争,决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也决不是什么‘革命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是当前夺权和反夺权的阶级大搏斗。”(《井冈山之声》2月4日,《我们对成都地区目前形势的看法》)
“我们严正警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小撮领导人,你们要再执迷不悟,死不悔改,顽固地与真正革命造反派对抗,就要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论处,责令人民解放军、公安司法部门行使专政权力。”(同上)
“各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矛盾,是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两种(原文是个‘种’字)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惊雷》2月8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破坏革命派大联合的蛀虫,是当前成都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危险。”(《井冈山之声》2月9日,《无产阶级革命的盛大节日》)
…………
…………
以上这些就是8•26派长期恶意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部分铁证。在四川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方,不咎既往,以革命造反派的团结为重,曾于3月下旬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刷出了大幅标语:“支持川大8•26广大战士挺起腰杆起来干革命!”4月初,当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刚刚被击退,8•26派的某些人又展开了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攻击,什么“就是右了”呀!“就是修了”呀!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帮凶”“打手”呀!是“叛徒”呀!这些舆论就开始出现于北京和成都。其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5月8日的《关于成都地区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和其他若干声明及所谓北京来电当中。这个声明声称:“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广大战士是四川地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支造反力量,但其领导机构在李廖死党的拉拢腐蚀下,已经由严重的右倾发展到右倾投降主义,在这次反革命军事政变中充当了可耻的帮凶,而且执迷不悟,近来更迎合阶级敌人的需要,用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来掩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用出卖其广大战士来为其总部捞取政治资本。……红卫兵成都部队及某些支队领导人,必须向四川革命造反派和其广大战士低头认罪,悔过自新。”很明显,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他们眼中根本不是一个革命组织了。这是他们明目张胆地否定5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在上述8•26派部分报纸的部分摘录中,有几点是很清楚的:
(1)红卫兵成都部队“右”了、“修”了,必须狠反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右倾和投降。
(2)右倾投降是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是“夺权斗争的阻力”,因此反右倾投降是“势所必然”,是所谓“符合客观规律的”。
(3)红卫兵成都部队是“一种新型的保皇势力”,是李廖死党的“御用工具”和“马前卒”,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斗争不是内部矛盾,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因此,必须“踢开这块绊脚石”,而且,他们说,历史已经判决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必垮台”,“必须打倒!”他们还要动用行使“专政权力”,依法论处为“现行反革命”(按:当时市公安局是由8•26派夺了权的)。并且“已经横了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革命的同志们,如果我们把这些行为分析为8•26派气势汹汹,虎视眈眈,是必欲将红卫兵成都部队置于死地而后快,想必不算过分。
这就是成都地区造反派“内战”的真正根源。
红卫兵成都部队是一个革命组织,而不是“保皇势力”,这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已经作了清楚的肯定,利用群众报刊,甚至利用《四川日报》这样的省报来攻击革命组织是错误的行为,这在中共中央文件中也已经作了明白的结论。文件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绝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解放军报》4月10日的社论也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会犯方向的错误。”尽管8•26派同志至今仍未承认他们的严重错误,我们相信他们在回顾历史的教训中,会自己教育自己,我们不再在这里多所批评。
那末在大联合、大夺权阶段,8•26派提出了右倾投降是革命队伍的“主要危险”,是联合的“阻力”,是夺权的“阻力”,反右倾投降是“势所必然”,是“符合客观规律”等“理论”又站得住脚吗?这些“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呢?现在让我们还是向中央报纸的社论中去寻找答案。
正是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鍵时刻,党中央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就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伟大指针。接着党中央报纸发表了很多社论,为我们革命派大联合指明了前进方向。例如:
2月10日《解放军报》在《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编者按中指出:“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和革命造反派地位的改变,本位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开始滋长,并影响到他们当前的斗争,对于这些错误思想,如不及时警惕起来,坚决加以纠正,将会严重妨碍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
1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又指出:“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由于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组织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有些革命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这些都影响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妨碍和影响了我们进行胜利的夺权斗争。”
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来。例如:在1月28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重新发表时,《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中,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的五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的五篇社论中,一直到最近不久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打倒无政府主义》、《正确区分两类社会矛盾》和《红旗》、《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等很多文章中,都指示我们,就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而言,妨碍大联合、大夺权的,是在我们头脑中和团体中反映出来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头脑中“私”字的权,革“我”字的命,打倒风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读遍了今年以来的社论和文章,我们沒有找到8•26派坚持要在革命派内部“反右”、“反修”的半点理论根据。显然,这是他们别出心裁、巧立名目之后编造出来的谎言。因为我们不相信8•26派的方针、政策和理论还会比党中央更高明些,所以我们一直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中央社论办事,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于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他们眼里,就更是“右了”,“修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沒有找到半个字眼证明要“反右倾”,但是在1月12日《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却告诉我们:“他们还常常狡猾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自己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现在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惺惺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指向革命群众……”这就是教育我们要严防从“左”边跳出的阶级敌人。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又告诉我们:“正是这些人,在他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和反动的组织纪律被广大群众冲破的时候,他们就煽惑一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否定无产阶级的权威和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又一次教育我们要严防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阶级敌人。
读读这些社论!对照对照8•26派的言论,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到底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右了”呢,还是那些处处对抗中央指示的人们“左”了呢,这实在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七)8•26派主要政治主张

(1)1966年11月13日到1967年2月17日之间
红卫兵成都部队“右了”、“修了”!
誓与红成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到底!
彻底批判红成的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狂反扑的新形式!
原来的各个群众革命组织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为了联合,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内部首先必须大乱;为了联合,革命的群众性组织之间也必须大乱。乱,就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红卫兵成都部队已堕落成了革命的叛徒!
踢开红卫兵成都部队这块绊脚石!
红成领导人已堕落成为西南局、省市委的御用工具……必须坚决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打倒李井泉必须首先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
我们严正警告红成的一小撮领导人……你们要顽固地与真正革命造反派对抗,就要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论处,责令人民解放军、公安司法部门行使专政权力。
彻底地自下而上地夺权!
把一切权力夺过来!
军队中的党、政、军大权非夺不可!
砸碎一切白骨精。管他是绿的,还是黄的;管他是蓝的,还是灰的,将他们统统砸碎!
成都军区是哪家司令部?
成都军区是反党篡军分子彭德怀、贺龙的老巢。
成都军区是李井泉的保皇兵、黑部队!
万炮齐轰成都军区党委!
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与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血战到底!
成都军区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毛主席的,一当他们识破李廖死党及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就会奋起造反,掉转枪口,反戈一击,就会同军区外的造反派一道彻底砸烂军区黑司令部!
现在不把成都军区黑司令部搞个粉碎,更待何时!这个权不夺过来,革命造反派就会千万人头落地!
我们就是要翻天,把成都军区搞得大乱,夺回刀把子!
(2)1967年2月17日到4月1日之间
砸烂8•26、兵团黑总部,建设新总部!
我们(指8•26)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欢迎解放军来我校帮助我们(指8•26)揪黑后台!
支持解放军镇压反革命!
“2•17来信”是党中央对8•26和兵团的无限关怀和爱护!
(3)1967年4月1日到5月之间
“全盘否定二月镇反”是当务之急、是当前的大方向。
“1•29”事件是白虎堂事件,为不为“1•29”翻案是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岭!
红成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帮凶、打手!
成都要爆炸!
2•17红灯又亮了!
成都爆炸了!
(4)1967年5月7日以来
成都还要爆炸!
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向凡尔赛进军!
“二月兵变”在继续中。
兵变!兵变!!兵变!!!
粉碎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向左派解放军学习!
保卫成都!
四川文化大革命从政治斗争到经济斗争,最后是武装解决问题。当前的四川、成都是枪杆子解决问题。
武装保卫成都!
无论是石头、棍棒,无论是铁钎、扁担,也无论是大石条!水泥滚,更无论是菜刀、利刃,特別是枪支弹药!弹药枪支!!能够武装的一切,一切能够武装的,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武装起来!!!占据一切厂矿,控制一切要害部门!把住每一个街口,封锁每一个桥头,守住四门,检查一切行人车辆!昼夜警惕!全民动员!全民动员!!全民动员!!!
老子就是要武装保卫成都!你不拿枪我拿枪,你爱红装我爱武装!
不用枪杆子,一切等于零!
军民联防,文攻武守,武装保卫成都!
韦杰、甘渭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打倒甘渭汉!绞死韦杰!
必须全盘、彻底否定二月镇反!
1•29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打倒李文清!
打倒红成“二老产”!
打倒“蠢猪(成都)”部队!
砸烂红成黑总部!砸烂地区黑联总!
红成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罪责难逃!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毛泽东

第三部分 是谁顶住了二月份的逆流?

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时候,8•26派的某些负责人置革命大局于不顾,蓄意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发起了新的进攻。他们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恶毒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急先锋”、“打手”和“帮凶”,咒骂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叛徒”,恨不得置红成于死地而后快。
究竟是谁顶住了二月逆流、三月黑风,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在二、三月中红成的英勇斗争

毛主席说:“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1)在“二月镇反”中,与军区个别领导人的斗争
攻击红成的极“左”派们,揪住红成曾经支持过解放军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一点不放,妄图借此把红成打下去。在大联合大夺权的大决战中,该不该镇反呢?我们认为,完全应该,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红旗》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1月31日发表)写得何等的好啊!就是这社论的第五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问题。社论明确指岀:“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又说:“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贵州等省夺权斗争的经验,也强调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更分别于2月17日、2月18日发表了《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和《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这些社论,都强调了镇反的必要性。
8•26派攻击红成的钢鞭材料是红成配合解放军去戒过一次严,个别支队去抓了一次人,抄过一次8•26总部,还有少数同志说过8•26是反动组织,就是如此而已。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我们认为看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红旗》第三期社论、2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和2月18日《解放军报》社论都先后强调指出了,当时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一股反革命逆流,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积极配合专政机关镇压反革命。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就是严格按照党中央报刊的这一系列社论办事,在一段时间内投入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这是无可非议的革命行动。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在1、2月份,当8•26派攻击红成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早已把红成打成比李井泉还要危险的“敌人”,他们“横下了一条心”,要坚决打倒红成,并且声称要“行使专政权力”,向红成进行专政。事实上也直接参加了军区个别负责人在1月28日镇压成电东方红的罪恶活动。他们搞打、砸、抢、抄、抓成了风,曾多次调集人马,抢、抄我红成派革命组织,绑架毒打我红成派战士,甚至致于死命。据现在不完全统计,他们当时抄过红成派各组织16次(其中红成总部和十•一战团团部各达三次),抢了自行车、收音机、广播器材、现金等很多种财物,红成的十余辆宣传车当时被砸坏抢光。根据他们这些行径,再加上所谓“2•17”后,8•26倒挂战旗,下跪请罪,他们自己成立“镇反委员会”、“专揪后台勤务组”,又提出“砸烂8•26,揪出黑后台”,又提出要“揪出8•26中一小撮反坏分子”,说“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并且也确实“从内部揭发岀了不少令人怀疑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的同志,确实把8•26的错误看得很严重,怀疑它是一个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动组织。采取了某些可能是过头的行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难道能够说8•26派自己抓捕过江海云和北科大、北地东方红的人就是革命行为,而我们去戒了一下严,却成了“帮凶”吗?难道能够说他们自己要“砸烂8•26”就是革命行为,而我们仅仅去抄了他们一次总部就成了“打手”吗?天下哪里有这样荒谬的逻辑?
然而,即使在我们与8•26的对立情绪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在镇反问题上,我们与军区个别领导人也有着原则的分歧和斗争。我们很快就发现成都镇反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以镇反之名,行镇压革命造反派之实,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从此我们与军区个别负责人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2月18日晚,我部队配合解放军执行戒严任务,后发现只有我部队战士而无解放军出动,我们就立即撤退了。此后,各支队还多次拒绝了派人去“抓人”的“请求”。
2月19日,军区韦杰、李文清等人首次同我总部勤务组接触,我总部勤务组代表武陵江同志当时还义正词严地指出:“你们军区支左工作犯了错误,支持成电红旗,打击成电东方红,完全是颠倒黑白!空字028红色反总团等是革命组织,冯德华等人是最早起来造反的,我们不同意你们对028‘红总’的同志进行殴打!”韦杰理屈词穷,只好假惺惺地说:“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我们调查不够。”与此同时,我部队各支队写出了大量的“支持028‘红总’一切革命行动!”的大标语,表示坚决反对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作法。就在这一天的谈话中,针对产业军疯狂地抓人的情况,我勤务组代表又严正指出:“现在产业军大搞阶级报复,大抓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镇反应该依靠广大的革命造反派,镇反必须保护左派,打击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可是军区个别负责人根本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指挥四川省公安厅筹委会和8•26派的成都人民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中的少数保皇分子,依靠保守组织产业军,对革命造反派大搞反攻倒算,大肆逮捕造反派的同志。对此,我红卫兵成都部队曾多次发表过有关文章反对这种极端错误的作法。在韦杰接见我总部勤务组的会上,我勤务组代表质问韦杰:“镇反不是运动大方向,为什么至今还说镇反是当务之急?”并警告:“这样下去,必定犯方向的错误!”而韦杰却指责我们:“你们对敌人恨不起来,对右的敏感,对‘左’的看不到。”韦杰等仍然继续残酷地镇压革命造反派,进一步大抓川棉红旗师、成铁“二七”、红卫东成都部队、星火造反兵团、二四九联合总部等组织的领导人。抓了人就进行大规模游街,向革命造反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拼凑了川棉红旗师、“成铁二•七”的所谓罪状,妄图把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产业军等保守组织则狂呼乱叫,要砸烂“红旗师”、“二四九联总”、“二七”、“红卫东”、“星火”、“硬骨头”等“黑总部”,闹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在这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红旗师”、“二四九联总”、“二七”、红卫东、星火、硬骨头、八路军等革命组织。当“二七”第一次被抓了人以后,3月4日下年,我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石福全、汪和生就前往“二七”讲形势,肯定了“二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为了搞掉红成的后盾,进一步打击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铁公安处就在几小时以后在“二七”大逮捕,又抓了60多人,下午我们就到城里写出“向‘二七’学习、致敬!”等革命大标语,对红卫东等其它组织也是这样。抓一次造反派的革命同志时,我们写一次向他们学习、致敬的标语。产业军等保守组织疯狂地咒骂他们是反革命组织的时候,我们就写“红卫东、二七、星火、二四九联合总部、硬骨头、八路军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等标语,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每当我们这样作的候,都受到产业军等保守组织的残酷围攻,一围攻就是十几小时,有时遭到毒打甚至被扭送公安局。在这种情况下,我总部及各支队仍与“二七”、红卫东、星火等组织的勤务组同志定期碰头,秘密联系,互通情报,互相鼓舞,并肩战斗。与此同时,我部队广大战士又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各种阻力,深入工厂,了解情况,鼓舞造反派工人的斗志。我红卫兵成都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怕围攻,不怕挨打,专门到工厂为革命造反派宣传、声援、慰问。在2、3月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红卫兵成都部队不屈不挠的斗争,给成都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以极大的鼓舞,不少革命战友从心底里喊出了:“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好样的,我们誓作你们的坚强后盾!”
我们的行动,激起了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不满,被诬蔑为:“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在军区个别负责人的授意下,产业军在大街上写满了“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绝没有好下场!”“支持红卫东与红卫东同罪!”“为反革命喊冤叫屈就是现行反革命!”等标语,对我红成施加政治压力,白色恐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3月17日,军区甘渭汉、韦杰等人又和我总部勤务组谈话,我方代表又一次指出:“当前,老保翻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镇反不依靠革命造反派,公安局伙同产业军抓人,一个革命组织内抓出一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后,就搞连锁反应,人人过关,革命造反派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星火还抓走了老工人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席话惹得军区负责人之一×××恼羞成怒,他厉声问道;“是否镇反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镇反就是打击了造反派,扶植产业军,破坏了文化大革命?是否镇反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的这一席话,恰好证明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后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名义抛出来一篇大毒草《驳镇反扩大化的谬论》,送到我总部政治部,硬要我总部广播,又一次施加政治压力,被我们断然拒绝了。
在对待川大8•26和兵团的问题上,我们与成都军区也有原则分歧。2月19日,韦杰等对我部队勤务组代表说“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右派组织”。我勤务组同志毫不含糊地说:“我们认为川大8•26中广大战士是革命的,我们欢迎他们革命,他们一行动,就认为是新反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并针锋相对地指出;“不应该把川大8•26打成反革命组织,就连贵州的红卫军,贵州军区也是把他们一些基层单位作为造反派组织处理的。”3月8日,我总部还借宣传车给首都赴蓉同学去声援川大8•26,而且我们还写岀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广大战士挺起腰杆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热情地鼓励兵团和8•26广大战士起来坚持革命斗争。
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总理与陈伯达同志在北京工代会上的讲话,吹响了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进军号。我部队广大战士和革命工人纷纷上街游行,在蓉城首先高呼“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战斗口号。
4月1日,我总部召开欢呼毛主席接见红成半周年大会,向全市人民庄严宣告:向刘邓路线的新反扑全面反击,向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全线反击!
4月2日,我总部勤务组武陵江等五位同志,前往川大,同8•26领导人交换意见,殷切希望和川大8•26广大革命战友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4月4日,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召开支队长会议,决定发表声明,为兵团和8•26大喊大叫,肯定了他们是革命造反派,表示希望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
4月6日,我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勤务组王振孔和段鑫等一行30余人,带着慰问品,前往太慈寺慰问受迫害的革命战友。此后,又“大闹太慈寺,狠揪张锡田”(公安局处长),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轰动了蓉城,震动了四川。
(2)在产业军问题上的分歧
我红成一直认为产业军是保皇机构,2月13日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发表的关于“1•29事件”的声明中指出“不准产业军及形形色色的保皇组织反攻倒算”,阐明了我们的鲜明立场。2月18日,成都军区翻印红卫兵成都部队声明后抛出一个《紧急声明》,说什么“红卫兵成都部队对产业军的看法不能代表成都军区”,明显地表明了在产业军问题上一开始我们与军区个别负责人就存在着原则分歧。
2月19日,产业军抄了我“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红成驻地区总部的代表和其他革命战友一起立即发表了《强烈抗议 严正声明》,指出产业军这次行动是李廖死党所掀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同日,军区韦杰等人和我勤务组成员进行谈话时,我勤务组一致认为产业军是保守组织,我们与产业军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军区韦杰却说什么:“产业军中有五多,他们对党感情深厚。”还煞有介事地说:“产业军是我们团结帮助的对象。如果不去团结,我们就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也许昨天是左派,今天就走向自己的反面。”但我勤务组毫不动摇自己的观点,对韦杰的谬论一一进行了驳斥,并强调指出:“产业军最近抓人,对兵团工人进行报复。”就在这会上,围绕着对产业军的看法,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2月26日,产业军在人民南路召开一个所谓控诉“12•31”事件的大会。产业军在某些人的操纵下,要求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参加,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坚持原则,戳穿了阴谋,以参谋部名义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会议,并警告产业军,起来干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可以的,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那是不行的。镇反开始不久,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就发现成都地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苗头,在2月27日晚上,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就布置在全城写满了“粉碎刘、邓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大字报和标语。我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和各支队又普遍写出大标语:“红卫兵成都部队决不拿原则作交易。”3月5日,红成总部政治部、宣传部发表了《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而斗争》一文,又一次指出:“不准刘、邓路线翻案”,“产业军上台还在向右转。”
3月1日,红成勤务组开会,研究了打产业军的问题。在这一天,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支队长会议上,决定责成由被产业军列为打击重点的工院十•一战斗团在全成都大量散发、宣传了关于产业军问题的严正声明,目的在于促使产业军暴露表演。声明强调指出:“产业军是地地道道的官办保守组织,产业军必须对以前所犯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公开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公开向全省、全市人民认错。”接着各支队也相继发表类似的声明。
3月10日,《红旗》五期社论发表,传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但当时成都还在白色恐怖之中,街头巷尾都流传着“解放军支持产业军”、“谁把矛头指向产业军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等等谬论。在这种情况下,我红成召开了热烈欢呼《红旗》五期社论发表的大会,毫不犹像地喊出:“产业军必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产业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旗帜鲜明的战斗口号。
3月10日下午在与军区某负责人的谈话中,我总部勤务组成员石福全同志首先发言,开门见山指出:“原来的保守机构又起来了,造反派又受到压制,被否定了大方向。产业军过去是保守组织,现在又吸收了不少铁杆保皇分子和早就对我们是刻骨仇恨、准备秋后算账的家伙。产业军的队伍愈来愈不纯。”然而甘渭汉却说:“产业军有点右,根本不是你们的危险,要给以一定的原谅,他们的心是好的。”还说:“成都任务很重,阶级斗争复杂,不要相信,有冒充产业军的。”军区另一个负责人又说:“建议你们搞臭风头主义,否则,必然走向反面。”但是我红成态度鲜明,坚持原则,认为产业军根本不是联合对象。
3月13日,在民族学院召开的支队长会议上,作出了决定:现在坚持对老产打局部战争,专打进行反攻倒算的老保。次日,产业军在民院驻军代表的怂恿下召开控诉造反派大会,我民院支队造了这所谓的大会的反。
3月14日,省级机关联合总部,在军区某些人的授意下,邀请我红成代表和产业军代表会谈。机关联总极力调和产业军与红成之间的矛盾,闭口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企图否定“红卫东”、“二七”等革命组织的大方向,搞反革命的“三凑合”。我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决不拿原则作交易,严正指出:“产业军过去是保字号组织,现在又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我们对老保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旗帜鲜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允许老保翻天,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就是对革命的犯罪。”会议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红成代表石福全最后警告说:“必须警惕有人借口‘三结合’大搞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成都地区存在着这种危险。”
3月26日,“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大章大会,韦杰硬要我们联合产业军召开,说什么:“你们联合了,还可以派军队来保护。”老产和省级机关联合总部找我红成勤务组谈了三小时之久,我勤务组始终坚持原则,寸步不让。蔡文彬同志严肃指出:“我们不能与保皇派坐在一起开会,不能搞合二而一。”拒绝了他们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
3月28日,我部队在川医又召开了战士代表大会,统一认识,决心要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坚决打倒产业军。自此以后,我们就转入了全面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狠揪四川谭式人物的斗争。
雄辩的事实说明,红卫兵成都部队对产业军从来没有抱有任何幻想,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的正确立场,从来没有放弃我们的原则斗争。
(3)坚定捍卫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3月9日,《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了,照亮了成都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道路。文章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进来。”可是军区个别负责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硬要把大联合搞成大杂烩,千方百计拼凑反革命的“三凑合”。在我总部勤务组先后十余次与韦杰、甘渭汉等的接触中,他们无不谈到“产业军五多”、“组织纯洁”、“只是开始有点保”,等等,振振有词地为产业军及其他老保组织招魂,软拉硬压,妄图使红卫兵成都部队与产业军“联合”起来。我总勤务组始终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指出对产业军只能分化瓦解,决不能联合。3月29日,我总部政治部以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剑波战斗队”署名发表的一篇题为《乘东风破万里浪——谈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对军区个别负责人在大联合问题上的错误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批判,并强调指出:“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过程中,必须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日下午,我勤务组代表武陵江同志面对着韦杰,再一次重申:“联合应当按照《红旗》五期社论精神办事,联合是为了更好地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那一小撮坏家伙,决不是为了后期好收场。”
3月15日,在军区某些领导人的精心策划下,由支左办公室的胡永昌副参谋长和×主任出面找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二七”和省级机关联合总部讨论军区某些人预先泡制的所谓成立四川省革命筹委会的方案,准备匆匆忙忙地筹备成立四川省革命筹委会。按照军区某些领导人预定的框框,筹委会由五个组织(即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或是“二七”、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省级机关联合总部)和重庆两个组织(即重大8•15、财贸8•15)组成七人小组。军区的某些领导人还硬要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杨超也拉进筹委会来。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勤务组成员蔡文彬等同志立即严肃指出:“只有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才能夺权,保皇派无权参加夺权,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都没权参加夺权,筹委会不能搞大杂烩,现在决不能调和、折衷。”我勤务组成员王定荣同志说:“现在不能搞拼盘。”而省级机关联合总部代表却说什么:“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迟,产业军人那么多,应该参加。”于是围绕着产业军问题与省级机关联合总部的代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议历时四个半小时之久,我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二七”等革命组织的代表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识破了反革命复辟的大阴谋,这次所谓筹备四川省革命筹委会就这样宣告破产了!3月16日上午,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和红卫东、“二七”、“五一”(还有一个军代表)又再一次商量夺权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夺权不是领权。现在成都有人不愿意看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产业军是一切保皇机构的收容所,产业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他们参加了夺权,就是刘、邓反动路线的反扑。尔后,重大8•15的代表来到成都,我们立即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共同勉励,坚持原则,坚决斗争。到4月1日,在红卫兵成都部队召开的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半周年的大会上,总勤务组代表的讲话针对军区某些领导人在大联合大夺权中大搞调和、折衷、合二而一,指出:“现在有些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大搞调和主义、折衷主义、合二而一,我们坚持原则,坚决反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竟有人诬蔑我们是风头主义,甚至企图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这就给军区某些负责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给了有力的回击,戳穿了四川地区谭式人物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种种阴谋诡计,捍卫了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4)粉碎软拉硬打的阴谋
二月逆流、三月黑风中,四川的谭式人物,对我红成软硬兼施,又打又拉,阴谋分化,残酷镇压。
3月初,韦杰、甘渭汉等人利用我们响应党中央号召进行整风的机会,大搞其反攻倒算,妄图否定我们的大方向,借以搞垮红卫兵成都部队。
整风刚开始,李廖死党操纵产业军等保守组织,向我红成射出了一支又一支毒箭,千方百计地要把红卫兵成都部队打成“反革命”组织。军区韦杰等人赤膊上阵,利用我们整风的机会,抓住一些缺点,无限上纲,恶毒攻击。3月17日,韦杰公然跑到我总部,面对工作人员及来访群众破口大骂:“你们工院不讲卫生,到处拉屎”,“你们的小学生见到老师就吐口水”,等等,简直把红卫兵小将诬蔑成一群乌合之众。他还说:“你们的大方向只能是基本正确,你们与反坏分子划不清界线,文风也不正。”甚至还说:“你们把廖志高的名字倒着写,就打倒了啊?你们喊砸烂狗头,人头就是人头嘛,怎么是狗头呢?”产业军、成电红旗、7468、市委联合总部等一群铁杆老保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声嘶力竭地叫嚷:“红兵成都部队必须悬崖勒马!”“红成的大方向错定了!”还叫嚣:“把红卫兵成都部队冲国防部的罪魁祸首揪出来示众!”“砸烂红卫兵成都部队黑总部!”真是帽子满天飞,棍子满地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我红卫兵成都部队面临坐牢杀头的危险,面不改色心不跳,“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3月11日,成都军区作战部×部长为整风问题专门把我总部勤务组成员王定荣等四人叫去,×部长想方设法要把我红成与红卫兵大专院校指挥部、成地东方红和川医“斗、批、改”等保守组织拉到一起开会,听韦杰的整风动员报告,王定荣等同志立即严肃指出:“我们不能和老保坐在一条板凳上开会,决不能搞两种组织、两种旗帜在一起开会,只有造反派能通过整风纠正不良现象,保字号组织不是整风的问题,而是转向的问题。”×部长无法,便大和稀泥,说什么:“以后开了学还不是要坐在一条板凳上啊!”随后军区又把2000张入场票送来我总部,硬要我总部发给各支队。我总部进行坚决斗争,毅然扣下军区的票,拒绝参加会议。
军区某些领导人,千方百计想通过整风来束缚我们的手脚,不准我们打“老产”。3月24日,军区支左办公室宣传组开会,一个军区领导人极力为老保们辩护,说什么“他们是善意的,提意见难免出现过头话,他们只是有些提法不太好”云云。世界上哪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道理?我部队坚持边整风、边战斗,对翻天的老保及时进行了还击,打得他们狼狈不堪。我们这一系列的斗争惹得军区个别领导人暴跳如雷。3月18日下午,韦杰在军区草坪接见来访群众时,大发雷霆说“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领导傲慢”。甘渭汉3月20日在工交三干会议上的报告,更是以很大的篇幅恶毒攻击我红成,破口大骂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整风是“越整越疯”,并且扬言:“再搞下去,我就要上报中央,在成都实行军事管制,不准他们这样干下去。”甘、韦等人的威胁并没有使我红成屈服。因为我们是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压力有多大,我们也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红成战士冒着被围攻(有的长达十几小时),扭送公安局、派出所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刷出了“我红成绝不拿原则作交易”的大标语,表达了红成战士“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英雄气概。
甘、韦等人眼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转而实行高压政策。他们支持和怂恿保守派到处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诬蔑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个支队是“白公馆”,那个支队是“临时监狱”,某某支队又是“地地道道的反动组织”。尽管2月下旬以来我红成已有数百人被捕入狱,这时,派到各校的军代表又公开扬言:“你们组织中的一小撮还要抓,要作好思想准备。”并且在谭式人物的策划下,公安黑司令部作好了进一步镇压我红成和地区总部其它组织的部署,准备在3月底进行大逮捕。我总部勤务组、各支队负责人和广大战士仍然威武不屈,坚持斗争并作好了坐牢的充分准备,决心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只因为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及时下达了,这个逮捕计划才未能得逞。
二月逆流,三月黑风,使我红卫兵成都部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就在这艰苦的日子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地重读着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没有被反动势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相反,我们在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时期,继续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迎着凶猛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冲上去了!让那些恶毒地咒骂我们“右了”、“修了”、“充当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打手、帮凶”的极“左”派们去狂吠吧,历史将无情地嘲笑你们!

(二)8•26在逆流黑风中的妥协投降行径

毛主席说:“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
现在,川大8•26的某些负责人,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攻击红成,另一方面又极力打扮他们自己。他们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们号称蓉城革命造反派的“精华之精华”,“全国少有的”左派。他们处处以“英雄”自居,时时以“左派”自诩。
但是,谎言掩盖不住事实,历史是无情的。在二月逆流、三月黑风中,川大8•26的某些负责人在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屈服了,投降了,颓废了,消沉了,做出了不少很不光彩的事。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他们缺乏“坚忍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他们的“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废、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下面,我们就来翻一翻川大8•26某些负责人在2月下旬和3月份的家底:
2月17日的信件下达以后,8•26到处写巨幅标语:“2•17信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8•26战士的最大关怀!”“我们誓作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的模范!”“欢迎解放军进驻川大镇压反革命!”等等。
2月19日下午,中文系分团在校内游行请罪,化学系分团在军区门口请罪。
2月20日上午,勤务组写出给毛主席的请罪电:
“……由于我们对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错误认识,对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针对您老人家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罪恶阴谋和反革命逆流缺乏认识,因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并且更严重的是到军区门口静坐示威持续了七天六夜之久,把矛头指向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迎合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新反扑的需要,中了阶级敌人的奸计,给四川地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党和人民犯了罪……”
当日下午,数学系分团开大会揪后台,分析犯错误的原因。
晚上,全团开辩论会,通过《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请罪电》。会议的发言,曾决定退出“解大联总”(鼓掌通过),认为兵团极不纯;有人提出兵团是反革命组织,产业军是革命组织,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8•26大方向错了。在会上,还有人大做投机生意说:产业军、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都在争取8•26,若8•26与产业军联合,则军区支持8•26,8•26便是“左派”云云。
2月21日,8•26战斗团上街请罪,在人民南路,一声口令,全体跪下,去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以示请罪。晚上,全团大会,拥护军区提出的三点请罪要求,表示坚决照办。历史系提出坚决“砸烂8•26,揪出反革命黑后台”。有人提出向产业军学习,报以热烈掌声。有人上台勒令解散11•13战斗队。在这个会上还把勤务组成员弄上台,然后一个一个地回答问题,像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样。有人递纸条叫“把畏罪潜逃的江海云抓出来”,有个战斗组建议把游寿兴、江海云、尹正良等所有勤务组的人由公安局管起来,不准与外界联系。
2月22日,成立了“专揪后台勤务组”,追线索,抓后台。有人建议“专揪后台勤务组”应有解放军参加,大多数同意。同天,8•26《多壮志》写出题为“砸烂8•26,揪出反革命,揪出黑后台”的大字报,当天,8•26《要武纵队》同川大老保《红旗公社》一起捆绑逮走了他们的亲密战友陈龙康(北科大)。
在这段时间中,川大8•26先后成立了“镇反委员会”,“镇反小组”等组织。
3月1日,8•26《小号兵》写出《跳出8•26的圈子,把立场转变过来》的大字报,文中说:“目前每个8•26战士面前摆着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彻底批判战斗团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清理思想根源,坚决镇压反革命及其黑后台呢?还是……”
3月4日,《小红兵》战斗组严正声明:
“1.东方红8•26战斗团被一小撮反坏分子操纵,把斗争锋芒指向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妄图夺取军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反革命的行为。……”
“2.东方红8•26战斗团被一小撮反坏分子利用,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去,这绝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川大8•26战斗团,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这绝不是偶然的。”
“东方红8•26战斗团已被一小撮反坏分子操纵,成了反革命的工具,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的接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我们必须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把它彻底打碎。”
“我们向广大8•26革命战友呼吁:发扬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砸烂8•26,彻底闹革命!”
“揪出8•26中一小撮反坏分子!揪出黑后台!”
3月6日,《小红兵》在“坚决支持”一文中说:
“今天上午,烽火战团(按:川大老保组织之一)在我组部分同志的协助下,对我班反坏分子黄忠鉴(已扣)进行查抄,这个革命行动好得很!好得很!我组全体战士坚决支持烽火战团的一切革命行动。”
“我们严正警告,将黄犯忠鉴开除出我组,并对其反革命罪行进行深入揭发,同时也希望全校革命同志深入揭发黄犯的滔天罪行,对该犯进行彻底淸算。”“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镇压8•26中一小反撮反革命分子!”
3月8日,8•26有人指出:“江海云是六十年代甫志高式的江姐。”
3月10日,《东方号兵》声明:
“1.……我队战士原是8•26战斗团的,宣布退出该团。我们的口号是:砸烂8•26,彻底闹革命!”
“2.……但是8•26战斗团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趁大部分外出长征的机会,篡夺了战团的领导权。”“这一小撮反坏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我们坚决拥护解放军和公安机关为镇压反革命所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动。”
“3.对于以前保守组织中的同志,我们认为他们大部分认识了错误。他们配合解放军镇反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现在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凡我队战土……,坚决支持并积极协助解放军和公安机关镇压反革命,揪出8•26中一小摄反坏分子及其黑后台。”
“砸烂8•26,彻底闹革命!”
“揪出8•26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及其黑后台!”
3月22日,8•26《晨号手》在经过修改定稿的《历史的教训》一文中写道: “战团的领导班子没有高举毛泽思想伟大红旗,不贯彻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甚至被一些个人野心家和坏分子操纵利用。”
“坚决揪出8•26战团中一小撮反坏分子!”
8•26的“精华之精华”11•13战斗队不少成员写了许多揭发大字报。11•13队员宋××在《黑幕后的魔影》中写到:“8•26战团在其黑参谋部、反动组织11•13战斗队的控制下,走上反革命道路,11•13对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是任何死硬分子也抵赖不了的。”
“中央军委指示信下达后,通过事实的教育和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越来越多的同志与8•26决裂,起来造一小撮反坏分子的反了,这是一件大好事。”
“游寿兴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种‘老实人’,乌龟有肉在肚子里头,游寿兴是削尖了脑袋钻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满肚子坏水,是有一套货色的。”
“2月11日,早上发生的成都军区派出军队逮捕部队中一小撮反坏分子,竟变成了8•26战斗团反革命头目策划围攻军区的借口。”
在一个11•13成员所写的《11•13战斗队的黑手》一文中说:“反革命分子游寿兴、文世安之流操纵的11•13战斗队是川大8•26战斗团的黑参谋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动组织。”
另一个11•13的成员李××指出:“早在一月份,解放大西南联络总站勤务组成员就说过要夺军权。”
8•26自己抓住了江海云后,还写成《特大号外》,全城张贴,表示自己镇压得力。《特大号外》全文如下:
原川大东方红8•26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政委江海云,在我东方红1•29战斗团及其革命群众组织战士协助下,公安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于2月23日10点20分,捕捉归案。
成都十九中东方红1•29战斗团
(即东方红8•26十九中分团——转抄者注)

8•26派的《红十三》竟然写出《产业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期,极“左”派的8•26突然变成了十足的右倾投降,由“左”得可爱一下变成了右得可悲。2•17以后,不少人纷纷退出8•26战斗团,从3月1至4日,退出者即达600多人(均指大8•26),另外还有10多个战斗组(队)退出。串连返校的8•26战士,有的人未到寝室就先从背包里拿出早已写好的退出声明,张贴好后,才回寝室。大名鼎鼎的尹正良自动归案。被抓去的人纷纷请罪、检讨。现在被8•26某些人吹捧为江姐式的“英雄”的江海云,在监狱里大哭,悔恨当初不该起来造反,一连三次检讨,四次请罪。无情的历史,给了那些吹捧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历史的本来面目是:2•17以后,在蓉城基本上听不到8•26战斗团的声音了,消极、颓废、悲观、绝望情绪一度统治了8•26。在8•26某些领导人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川大8•26的不少人逃避火热的阶级斗争,不搞文化大革命,成天坐茶馆、逛公园、吹牛、照相、打球、睡觉,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叫做篮球8•26、乒乓8•26、自行车8•26、收音机8•26、坐公园8•26、睡觉8•26,等等。
所有这些,正是对8•26某些负责人的自我吹嘘的绝妙讽刺。因此我们奉劝8•26的某些负责人,再不要拿自己的历史来吹嘘了,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认真地进行锻炼吧!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

第四部分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揪了出来。阶级敌人的营垒正在土崩瓦解。他们的失败、灭亡是注定了的。但是敌人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关键时刻,他们必然会以百倍的疯狂,拼死地向我们反扑。他们必然还会玩弄新的阴谋诡计,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为了将四川、成都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在上面将成都地区一年来文化大革命基本情况和重大政治斗争情况作了一个概要的回顾,目的是给广大革命派的同志们提供一些情况和事实,以便大家分析研究,明辨是非,探索规律,共同战斗。
根据一年来我们的亲身体会和实践,还感到有下列问题,需要提出来与革命的同志们共同思考。
1.为什么每当我们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李井泉及其同伙的时候,总是有人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千方百计地转移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2.为什么恰恰在毛主席发出了军队支左的伟大号召以后,就有那么一些人立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打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且至今这些人都还在明的、暗的、直接的、间接的这样干?
3.为什么红成派长期以来总是不受到这方面的打击,就是受到那方面的打击?
4.为什么长时期以来与党中央的指示一贯唱反调的那种思潮,至今仍然有相当的市场?
5. “8•26”派和“红成”派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分歧和斗争。这些分歧和斗争是枝节问题还是一系列原则的问题的争论?两派之间究竟谁对谁错,谁真正体现了斗争的大方向?
6.长期以来,李井泉及其同伙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使干部队伍中阶级斗争的盖子至今没有完全揭开。是谁在大夺权的时候,匆匆忙忙地要搞反革命的“三凑合”,或乌七八糟的“大杂烩”,妄图实行假夺权,以适应李井泉及其同伙的需要?
7.是谁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帮助刘结挺等同志翻了案?当刘结挺等同志从过去受压制的地位变成了当权的地位以后,是谁岀来为刘结挺等同志捧场,为刘结挺等同志歌功颂德,妄图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
8.党中央和毛主席不断提醒我们,要在革命队伍中克服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潮,常常会干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危害革命的大联合,并为资产阶级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在成都地区,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究竟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应该如何警惕和防止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
9.毛主席教导我们:“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处在当权地位的同志,特别应该充分发扬民主,听取革命群众的批评。最近,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一派对于刘结挺、张西挺二同志的错误,提出炮轰火烧,完全是出于对革命领导干部的爱护和帮助,而进行的认真的批评。为什么就有那么一些人不让人讲话,反诬红成派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行为”?
10.川大8•26的人数那么少(不到成都地区大学学生的10%),而活动能力却表现得那么大,手法又如此乖巧,以至于常常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给四川、成都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难道是一个小小的学生组织干得出来的吗?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的情况介绍,暂时就在这里结束了。现在,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一派的政治处境尽管是困难的,下一步的斗争会是相当的艰苦。但是我们坚信,我们一直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虽然我们在斗争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高压、打击、孤立又算得了什么!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愿付出一切代价,愿承受一切牺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手挽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向着那太阳升起的东方,奋勇前进吧!
(一九六七年六月初版、七月修改补充再版于成都)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四川新华印刷厂《新华》编辑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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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李廖死党是怎样利用省公安厅
破坏“11•13”大会的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说明:本篇原载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主办《红色造反者》第11期,1967年7月23日出版。
所谓“11•13”大会,指1966年11月13日(星期日)上午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商定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的“万炮齐轰西南局、省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由红卫兵成都部队主持,李井泉、廖志高分别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在会上向群众为前一段时间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作公开检查。但是没想到大会刚开始不久即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蓉联络站和八二六派的一些学生、工人冲击主席台造反,引起混乱,导致李井泉“失踪”。后来才知道李井泉是在早有准备的公安人员保护下离开会场转移躲避起来了。到底当时李井泉是怎样被保护离开会场的,这一材料有具体讲述。

去年(1966年)十一月十三日,由红卫兵成都部队、工人硬骨头战斗团等七个组织所发起召开揭发、控诉李廖死党所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被李廖死党破坏了。他们是怎样利用省公安厅来破坏这个大会的呢?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揭发如下:
会前几天,由李廖死党的爪牙、省公安厅副厅长周宏逵召集了几次会议,制定了几个方案,并向赵苍璧(省委书记处书记)作了汇报,决定派出副处长田常礼在李井泉身旁保镖,又一副处长郭金生配合,根据赵苍璧指示制定了警卫方案,在图上绘制了警卫人员的哨位分布,并且准备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李井泉的逃跑方案。召集省公安厅人员在锦江宾馆作了布置,郭金生还专门在省公安厅厅长秦传厚面前表了决心,千方百计都要保证李井泉的安全,发生了紧急情况时,一定要把李井泉保走,“宁愿不当处长,坐班房,也要保证李井泉的安全。”
十一月十二日,根据周宏逵的安排,由公安厅通过市邮局、市电台偷出一副喇叭线(表面看是电话线)拉到市人委市长办公室,准备在大会进行时,用电台将实况转播给公安厅,供躲在公安厅的赵苍璧、许梦侠(省委地下临时指挥部)收听。通过市人委办公厅参与大会服务,供应开水、物质等为名,搞到十多个服务证,混入主席台。
在市人委办公室准备了床位,数十名公安人员11月12日就在里面过夜。同时根据赵苍璧的主张要程子华、阎秀峰、廖志高、李大章、廖井丹等在市台办公室过夜,只有程子华来了,其余未去。
13日会前,全部公安人员在周宏逵、郭金生的带领下进入了明远楼,分别开始执行任务。
程子华和市公安机关数十名干部在市长办公室设立临时指挥联络点,用有线和无线电与西南局、省市委和公安厅及李井泉当时“避难”的132厂联系,在明远楼的地下室安装专用电话,以便在紧急情况时随时打出去。
会议刚一开始,郭金生向赵、许汇报了两个情况:①北地东方红、北农大要造大会的反;②重大8•15准备了一辆大卡车,在会后将李带到重庆批判。同时,公安厅“三办”也向市长办公室报告了同样的情况,当时研究决定伺机将李井泉抢走。
会开始不久就造反,会场很混乱,郭金生就与田常礼研究决定将李井泉抢走。由郭金生出面以公安机关名义,威胁成地驾驶员×××说:“我是公安机关的,要你倒车,如不倒车,首长中途出了问题,我要枪毙你。”驾驶员就往后倒入明远楼内,里面早已聚集了很多保守派群众,郭就爬上大卡车,向周围群众说:“李井泉要解小便可不可以?”群众答:“可以。”郭当即把李井泉从车上抢下来,由田常礼接住,立刻抢入早已准备好的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内,并由田陪同李井泉一道坐入车内,郭趴在车顶上从明远楼后面急驶而出,走出明远楼后门时,对外面的群众说:“李井泉现在休克了,要马上抢救,请你们马上让出一条道路。”群众让开,郭从车顶上跳下来,李的车就直奔民航局招待所,晚上开回132厂(白天怕暴露目标)。郭送走李后,就跑到市长办公室向程子华作了汇报,并向赵、许、秦三人也作了汇报。开始他们误听为李被人抢走了,还抱头痛哭了一场,演了一场保皇丑戏。以后赵指示说:不要声张,无论任何人,只谈李被到会工人抢走了,同时有意在街上散布谣言,说李病了,被工人抢走了。当天晚上谣言四起,有说李井泉住院休克了,有说李正在吊盐水针,造成群众围攻红成总部和红成小将几天几夜。
这就是李廖死党破坏11•13大会的部分情况。

四川省公安厅红色造反总团
王友康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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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武斗期间重棉一厂两派代表上访四川省革筹纪要

渔歌子录入

说明:中共中央于1968年2月18日发出当年第3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其中第四条里规定:“职工、学生和机关干部,都不得擅自离职离校。已经外出的,要按当地实际情况规定限期,动员他们回来,过期不回来的,一律停发工资和助学金。”因这一规定过于笼统,所谓“当地实际情况”可站在不同立场作不同理解,“过期不回来”也会有不同的复杂原因,因此重庆在1967年7、8月两派大规模武斗期间被迫离厂的职工陆续返回原单位后,就涉及到离厂期间的工资发放问题。重庆第一棉纺织厂(简称重棉一厂)位于八一五派控制的沙坪坝区,该厂是八一五派掌权,离厂的反到底派人员返回后,是否照发工资,就成了两派争执不下的难题,而这一问题不妥善解决就会直接影响到该厂两派大联合及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因当时主持重庆工作的市革筹组是片面支持八一五派的五十四军掌权,反到底派不服市革筹组的意见,相持不下中,最后决定到四川省革筹上访。1968年4月中旬该厂两派代表共五人到成都上访时,刚好是中央“三一五指示”传达之后,这个指示的核心内容是严厉批评了成都的红成派和重庆的八一五派在全川发起的“打刘张”(打倒省革筹组负责人中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运动,甚至上纲到了“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康生语)、“就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语)的高度。在这样背景下的上访,结果可想而知。这一材料是该厂八一五派代表回厂后写的汇报,从中可了解到上访情况及来回路途中和在成都逗留期间的一些亲历见闻。原件为打字油印件,原件中所称的附件(省革筹工业生产指挥部接待室给重庆市革筹的便函)缺失。
为帮助理解,录入时略加了一些注释。

为全面贯彻中发〔68〕31号文
上访省革筹工业生产指挥部接待室纪要

重庆第一棉纺织厂两派经市革筹工业生产指挥部介绍上访省革筹,上访人员:8•15派代表张文祥(财务科长)、徐广鑫、赖永灿,反到底派代表:谢鉴超、沈有成。
我们五人,于4月16日由渝出发,18日上车,21日下午抵蓉,经省革筹工业生产指挥部转该部接待室。上访情况简要汇报如下:

(一)赴蓉途中见闻二则:4月18日下午7时许,列车停于永川站,据悉该站为8•15派占优势 。至晩有携枪人员上车,声称是搜查武器的,并表示如有趁机拿走旅客财物的,大家可以以财扒 论处。经检查后,又要旅客下车受查,实际下车后没有检查又上车。检查人员确搜出有匕首等武器示于群众。
4月20日列车停于内江车站(系8•26派势力),大批荷枪实弹人员上车声称是查票的,查到一些无票旅客,只要说是重庆江北反到底派的就过去了。查到我们这里时,我们出示车票后,还要看工作证,出示工作证后,被这群身份不明的人用枪逼着喝问是哪一派的?幸好反到底派代表以全部是反到底派重庆东方红公社的而过了这一关,否则……据悉重纺东方红公社在内江没有 “联络站”。
4月21日下午抵蓉,我们立即去找住宿处,到上× 街接待所时,接待人员要我们出示证件,当出示市革筹介绍信后,即被一口谢绝,说早已“客满”,经我们再三要求均无效。果然“客满”吗?否!事隔一日经反到底代表去联系,仍在该处住下了,据反到底代表透露,招待员告诉他们说:你们以为市革筹好吃香么,关不到火 !以后我们就未在任何地方出示过市革筹介绍信。

(二)4月22日上午我们五人到了省革筹工业生产指挥部接待室,接待简况如下:
(1)正式接待之前,当我们在等候接待时,反到底派代表沈有成携介绍信一封(内容不详)交给该室一解放军同志(在对话过程中知道是金参谋),他看后即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走来,劈头一句就是:“谁是8•15的当权派?”反到底代表指着张文祥同志说这是8•15的财务科长,这两位是8•15的代表。一听是8•15派的,马上围上来约20余人(系8•26派上访人员)七嘴八舌地说什么8•15的老保来了。
金参谋手指着张文祥同志盛气逼人地斥责道:你是8•15当权派,你们学过3•15指示没有?反到底派大方向始终正确,反到底在重庆那么受压,没有反到底重庆将要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反到底捍卫红十条,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以张、梁、刘、张为首的省革筹有什么罪?8•15打刘、张为李廖翻案,为刘、邓复辟,方向路线错了,你们要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再不改就要走向反面。你们到现在还不给反到底的工资呀!你们回去要马上发,立即发,一个也不能少!方向路线对了一切都对,其他都是枝节,方向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8•15受了蒙蔽,要猛醒过来改正错误。你们看(用手指四周墙上的打倒谢家祥 、打倒四川的变色龙——谢家祥等大幅标语),街上那么多标语,告诉你们四川的变色龙不是已经揪出来了吗?谢家祥是什么货色,谢家祥搞了些什么鬼不是都清楚了吗?你们不能再受蒙蔽了!
金参谋回过头来对着8•15代表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8•15的头头,过去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认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不要再受蒙蔽了,你们不能再压反到底的,再压一定要走向反面。你们说省革筹算老几,我们这里都是刘家兵 ,刘家店你们一贯不相信,这是非常错误的!
8•15代表插话说:请首长冷静一下,听听我们的汇报好不好?到底那个说的省革筹算老几?我们如果不相信和拥护省革筹,就不会到成都来啰。
这时金参谋语气稍微缓和点,接着说:当然,我的态度生硬一点,8•15还是造反派,去年在成都产业军还喊重大8•15滚出蓉城去。我是为了你们好,希望你们改正错误。南充的反逆流指挥部,永川红旗,重庆反到底都是受压的,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你们回去要立即发给工资,一个也不能少!就是这么个原则。
当我们要求金参谋听听我们汇报,帮我们解决问题时,一群上访人员把他拉去解决其他问题去了。金参谋说,过半小时我再和你们谈谈。你们找接待员是一样,我们是一致的,过几天我们还要正式发个文给市革筹的。(说着就走了。)
(2)6号接待员接待情况:
我们随即来到6号接待室,6号接待员接待情况如下:8•15代表赖永灿首先汇报:我们是坚决拥护省、市革筹组的。关于中发31号文,经过双方十二次谈判,并经市革筹解决,由于反到底派不同意市革筹处理意见,才来省上访。我们的立场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发〔68〕31号文、省革筹27号文和市革筹45号文,主要分歧是对31号文第四条的理解,反到底认为在限期前(4月2O日)回厂,不论什么情况均应照发工资。而我们认为文件精神是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中央重申必须在限期内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如仍在发工资的今后停发,市里规定若以往按考勤制度执行的继续不变。
我8•15派认为双方理解不一致可以通过协商和请示上级专案处理。但不能不签署而影响全厂生产和几千职工生活,或一面签署一面协商请示。至于武斗期间工资,中发〔67〕30O号文中第五条规定 应放在后期处理。我厂系未停产单位,不存在因武斗离厂问题,既然因武斗停产单位都要调查后以后补发,我厂更应该有个调査期,经调查清楚,经上级批示才能发给工资。否则,将影响在坚持生产、坚守生产的8•15和反到底革命职工的思想,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接着反到底派代表谢鉴超汇报,表示必须全面落实,条条按31号文办理,不能采取实用主义(含义是工资后期处理是实用主义),不同意市革筹45号文,因为45号文不符合中央31号文精神。必须立即发放武斗期间所有出走人员的工资(不管什么原因)。
接着大量例举8•15逼迫反到底出走的大量事实(注:所谓事实是混淆是非,我一厂8•15战斗团可以一一驳斥),包括67年11月25日罢工事件的图片等。
6号接待员对双方的汇报均未作只字的记录,只说了一句:图片他看到过。
6号接待员接着说:(大意)要解决工资问题,还是要以3•15指示为纲,反到底大方向始终正确,8•15派大方向错了,打刘张是为李、廖翻案,是为刘、邓复辟,不能离开路线斗争看问题,方向路线对了一切对,其他都是枝节,方向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
300号文和31号文精神是一致的,300号文第四条(略) 第五条(略) 都明确规定了,省革筹27号文更加具体,要坚决照办。
擅自出走就是没有带政治性,是指现在已实现大联合,还长期无故不回者。
那么不管什么原因被迫出走工资一律要发。
我们说反到底还是要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相信反到底的同志是会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的。
凡是搞了武斗的以后查清还要扣回,话又说回来,一般武斗的主要还是教育,群众有意见,工资可以暂时不发,以后发。
武斗的挑起者和幕前幕后指挥者,以及参加武斗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工资一律不发,除此都要发。
党的政策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出走是复杂的,但要用3•15指示来分析、解决。
1.如果为捍卫红十条、红五条,拥护以张、梁、刘、张为首的省革筹而被迫出走的职工,工资要发。
2.不愿搞武斗,避免武斗而出走的两派职工,工资要照发。
3.为了怕武斗,请假或未请假出走的职工工资都要照发。
4.阶级敌人,武斗的指挥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参加武斗者,工资不能发,发了也要扣回(查清后)。
5.因武斗,出走人员在限期内不能回厂,或因中途遇到武斗不能按期回厂,也应照发。
至于你们(指8•15代表)谈的种种出走原因,主要是教育问题。当8•15代表反映如果按此发给工资群众会有意见,影响生产时,6号接待员说:你们要相信群众,要首先搞好革命。
8•15代表要求写个证明以便回去汇报,6号接待员既未作汇报记录,亦未经请示,立即写了给市革筹的便函(见附件)。
反到底代表要求双方立即就发给工资签字,8•15代表表示:我们不能代表市革筹,回去后一定按省、市革筹的指示办理。
6号接待员在接待后说,今天我对8•15批评得多些,心是好的,希望你们改正错误。谢家祥肯定是要打倒的 ,你们是造反派(指8•15派),要言行一致,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双方代表协商同意,回重庆后立即交市革筹组处理。反到底要将接待室的便函拍照,8•15派代表同意交给反到底派代表,于是一道离开了接待室。

(三)蓉城见闻点滴:4月21日到4月23日火车站因武斗未开车,我们暂住蓉城,4月26日离蓉返渝。在蓉逗留期间在街上看了一些情况。成都市形势一片大好,街头在粉刷洗垢,换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幅标语,人民群众都在议论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喜事。成都警司4•19通令后,在陆续收缴武器。到处都在反右倾翻案风,揪黑手,揪小爬虫 。每天大街小巷都有游行队伍,队伍前面总有挂牌、手倒剪、口含稻草一束的人,牌上写的“走资派”、“小爬虫”、“黑干将”,据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红成头头和持红成观点的基层领导干部,而且是一大批,我们亲眼所见到的一次就装有32辆卡车,每一车上有2-3人,据说最多的达到7O辆。
4月28日我们回到重庆,下午5点半钟途经牛角沱面粉厂,遇到一伙荷枪实弹不明身份的人,架了机枪两挺,为首一人身着红色棉毛衫,佩戴重庆纺织兵团胸章,手提步枪,当我们经过时,用枪逼着要检査武器,并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当反到底代表说我们是8•15时,一个家伙吼道:“8•15的给老子站过来,要来整!”随手一刺刀刺向8•15代表徐广鑫同志,徐用棉衣拦住未刺入,随后又是枪托打来。同行的反到底代表谢鉴超见势不妙,才赶快说:“打不得,打了脱不倒手。”并说明我们是代表几千职工去解决31号文等情况。暴徒才住手,但仍将徐广鑫同志抓到一边训斥道:“你回去再压反到底,不规规矩矩的话,下次老子碰到放你的气。给老子滚!”我们方才脱险回厂。大白天竟有这样的“造反派”冒充8•15纺织兵团拦路抢劫,简直无法无天。

纺织兵团一厂8•15战斗团(公章)
196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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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吴法宪1970年庐山会议前在成都的一次讲话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说明: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在西昌礼州接轨,当天在渡口举行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典礼,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为中央代表出席庆祝大会。会后吴法宪视察了几个地方,在成都应邀对部队营以上干部作了这次讲话,谈了国内外形势及对当前批判刘结挺、张西挺问题的一些意见。这大概是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之前最后的公开讲话。原件为手刻油印件,无刻印单位,原件略去了讲国内外形势的(一)、(二)点。

吴副总长在省革委、成都军区营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1970年7月10日下午3时至7时半
地点:成都东方红剧场
(根据回忆整理)

这次成昆线全线通车是个大事,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黄总长叫我来主持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典礼。来四川后看到你们这里贯彻“12•25”批示,取得了很大成绩,取得了很大胜利,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这是贯彻“12•25”批示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黄总长向同志们问好(大家热烈鼓掌)!
今天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都军区党委张政委、李大章同志他们要我来给同志们讲讲话。我要讲的已经在核心小组讲啦,没有什么可讲的啦。今天我要给同志们讲的主要传达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要指示,请大家不要作笔记,也不作传达,我讲的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原话,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的精神,供同志们在今后工作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参考。
(一)(略)
(二)(略)
(三)我想讲一讲当前四川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这次我同张政委、李大章同志到了几个地区看了看,前天才从绵阳回来,我们到了西昌、渡口、绵阳、江油。这几个地区总的来看,革命在发展,形势是好的,但是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12•25”批示不落实,生产上不去,逍遥派很多,资产阶级派性还很强,一些单位还陷在派性之中,成天吃饭不上班,江油县机关每天有80多个人钓鱼,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离“12•25”批示的要求还很远。
这些地区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凡是形势好的都是坚决执行“12•25”批示,革命生产面貌一新,凡是搞得不好的,就是没有认真贯彻“12•25”批示,有的走了过场。“12•25”批示是中央政治局经过几次讨论产生的,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修改和批准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对待“12•25”批示一定要条条落实,句句落实,这是中央的文件,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反复学习,反复落实。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方针是要“姿态高,信心足,步子稳,方法细”。我们落实文件一定要姿态高,有些领导同志姿态不高,羞羞答答,搞派性,没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碗水没端平。在他们那里,两派不灵,一派才灵。这是个怪事。我认为要解决问题,首先要领导同志解决问题。西昌去了一个副师长,姿态高,解决了问题,搞得轰轰烈烈,革命生产都很好。我还听说简阳武装部开始姿态不高,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武装部长重新作了检查,姿态高,群众就联合了嘛。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工作。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方针就是要“依靠军队,加强团结”。军队团结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军队不团结,就不解决问题。我认为领导班子的问题和军队的团结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当前贯彻“12•25”批示,不落实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刘结挺、张西挺的错误没有很好批判(经久不息的热烈鼓掌),我这话还讲对啦(雷鸣般的掌声)。
刘张的错误不批判,影响未消除,四川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五条错误,刘张条条都有,而且是主要的。有的人说中央为什么不点名啊?中央不点名的原因,一是对刘、张要一分为二嘛,运动初期人家反李井泉嘛。二是中央的文件散发到群众中去,容易泄密,点了名就会被坏人利用嘛。但是,中央给你解释了嘛,周总理给你们解释了嘛,已经口头点出是刘、张了嘛,你们要正确理解中央对刘、张的方针。周总理代表中央讲了嘛,对刘、张是“一批、二保、三帮、四看”的方针,首要的是批字当头,批都不批,保什么啊?保是保他正确的东西,是要按八三四一部队“三条原则”办事,这样才能正确的保嘛。帮是帮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帮他改正错误,不使他倒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顽固下去,坚持错误,继续滑下去,继续倒退;一种是痛改前非改正错误。有一种说法,不是攻击,是别有用心,说批判刘结挺、张西挺,不许批判刘少奇、李井泉。谁不叫你们批刘少奇、李井泉?刘少奇、李井泉是敌我矛盾,要长期批,各个领域都要批。刘、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当前贯彻“12•25”批示,主要是批判他,批判不是打倒他,是要挽救他嘛。
还有一种说法,我们批判刘、张是步步升级,中央说不点名,你们点了名。谁说我们升级啊?升了什么级?还不是批判他那些错误,又没有说打倒他嘛,升级升到哪里啊?
有的说,批判刘、张又要抓小爬虫。我们北京学习班没有抓小爬虫,你们这里,我也没有听说谁抓了小爬虫。抓小爬虫是刘、张过去搞的啊。现在我们没有这回事。实际上这些人是以所谓抓小爬虫来抵制批判。还有的说批判刘、张联系实际是打击一大片,怎么打击一大片啊?是联系了你们头头,还是联系了群众?我看没有打击一大片嘛。中央要求你们只批上,不批下嘛,下面只作自我批评就行了嘛。
这些说法都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怕联系自己下不了台。你们作自我批评就行了嘛,检查了就好了嘛,矛头对刘、张,没有对你嘛,群众主要是作自我批评就行了嘛。
中央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们有不服气、翘尾巴的情绪,现在还存在不服气、翘尾巴。翘尾巴是骄傲情绪,不服气也是骄傲情绪。都没有自我批评精神。自我批评不会垮台,自我批评威信就高。为什么不服气、翘尾巴?还不是争正确,争输赢。正确是谁呢?还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你们哪个还正确啊?争正确,不作自我批评,是私心杂念,私字作怪嘛。自我批评,一不丢面子,二不丢官,三老婆不离婚,四给工作做。你怕什么啊?人家干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难道你自我批评还怕吗?你怕什么?
我希望你们在座的同志回去很好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认真作自我批评。
北京学习班,批判了刘、张,总结了九个论点,很好。我给你们念念标题:1.以我为核心;2.一派掌权论;3.造反派领导一切;4.受压就是左派论;5.全面复旧论;6.党员落后论;7.武斗有理有功论;8.军队支保支错论;9.造反派无私可斗论。
刘、张的九个论点都要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两派的团结联合,是为了大家紧跟毛主席,为了教育刘、张。我觉得有的单位没有搞好,就是对刘、张的批判没有搞好。
我认为当前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很好研究,不懂就要请示。例如说,武斗打死人的问题,有的要追,怎么追得清啊?
有些武斗人员的坟墓,还写上了毛主席语录。你们去扒,就要惹祸。这些问题放到清理阶级队伍后搞嘛。
总的来说,一定要批判刘、张,只有批判刘、张,才能帮助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把薄弱的地方、薄弱的单位搞上去。一定要把四川搞好。毛主席已经答应人家,要什么给什么。你们搞不好,拿什么给?
四川的阶级敌人大大存在。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搞好。绵阳地革委办了个学习班,狠批刘、张,八百多人都拥护,只有八个人认识不一致,占1%,怕什么啊?还有西昌,也是狠批了刘、张,革命形势就好了嘛,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我很感动。过去我们在北京了解情况少,这次下来跟同志们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同志们把毛主席指示早落实,把“12•25”批示早落实。我就说这点不成熟的意见。下面呼几句口号: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起来,加速斗批改!
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团结起来,打倒美帝!
团结起来,打倒苏修!
团结起来,打倒各国反动派!
团结起来,解放台湾!
团结起来,支援世界革命!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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