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 天》第一六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1月30日第169期
本期目录
〖青海文革专辑3〗
史林一叶
尹曙生 文化大革命中青海的政治生态
杜钧福 青海文革述略
余汝信 青海：从“二二事件”到省革委成立
浩劫墓碑
不 平 青海省反抗文革的英烈与志士
故纸堆
中共青海省委 关于对王昭同志专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草案）
——————————————————————————————————
【史林一叶】
文化大革命中青海的政治生态
尹曙生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尹曙生著《冤案是怎样酿成的》（北京天禾佳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8年1月），该书收入其为《炎黄春秋》提供的文章26篇，本篇因《炎黄春秋》遭遇变故而未能刊出。
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在青海政坛引起强烈震撼。造反派与“保皇派”，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老干部”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间，经过你死我活的激烈的斗争，经过几次大的反复，到了1976年文革结束，双方都伤痕累累，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巨大代价，最后又回到原点：那些被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反复被批斗的人，除了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死而不能复生外，文革后都恢复了相应的职务，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的还升了官。而那些造反派头头，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过了几年的官瘾，“四人帮”粉碎后，被当作“三种人”（紧跟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受到严厉惩处，有的被逮捕判刑，从此再也翻不了身。经过十年文革的洗礼后，各就各位，什么也没有改变。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没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重用的积极分子没变，仍然是积极分子，有的还被提拔重用，文革前被边缘化的人更加边缘化，弱势群体更加弱势，仿佛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么，闹得天翻地覆、折腾十年的文革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我认为除了给众多的人带来灾难、痛苦和相互仇恨相互摧残，除了经济倒退十年、到了崩溃的边缘，什么也没有达到。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说，文革是为了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防止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复辟。196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说：“青海省以‘八一八’左派组织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从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在青海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终于从阶级敌人手中，把党、政、财、文大权胜利地夺了过来。”可十年文革结束后，青海省委内部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抓到，一个“修正主义分子”也没有逮到，更没有所谓的阶级敌人。省委5个正、副书记、11个常委，除第二书记、省长王昭被迫害致死，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余都在文革后重新走向领导岗位。而被《人民日报》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八一八”造反派的大、小头目，文革结束后，都成了清查对象，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送劳动教养，有的被判刑劳改。
让我们来看看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就能一目了然。
1966年6月3日，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青海日报》总编辑程光远，为了贯彻中央“5•16”通知和毛泽东在杭州、上海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讲话精神，组织策划，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社论全文杀气腾腾，充满火药味，和6月1日陈伯达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遥相呼应。社论一出，就像在沸腾的油锅里浇了一瓢冷水，瞬间炸开了。在社会上立即形成反对的和支持拥护“六三”社论的两大派别，互不相让，互相攻击，使相对平静的青海省政治形势顿时动荡起来了。由于社论策划者和作者的先知先觉，他们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又一次反右派斗争，而是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青海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如1967年8月12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所说：“造反有理，一反到底。您殷切的期望，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在1966年6月3日的《青海日报》发表了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决心紧紧跟着您老人家，誓当砸烂旧世界的闯将，永作开创新时代的先锋”，“您的伟大号召，给了我们必胜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们向青海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连续冲击，清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顽固堡垒。”这个“致敬电”也是程光远组织起草的，真实地反映了策划者、撰写者当时的真实想法。
“六三”社论发表时，青海省委还没有瘫痪，还有权威。大多数人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能给任何一级共产党的组织提尖锐的意见，更不能反对任何一级共产党组织，否则，反党分子的帽子往你头上一戴，你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六三”社论一出，报社的电话被打爆了，省委宣传部的电话被打爆了，责问社论的作者想干什么？由于得不到答复，他们就成群结队到报社、到省委宣传部去质问，贴大字报，说“六三”社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要求省委严肃处理。到报社去抗议的人群当中，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拥护省委领导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也有人为了入党、提干，争当运动积极分子而去声援的。而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或者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被边缘化的人，生活困难的工厂工人和市民，被政治狂热弄得昏头昏脑的部分学生，他们也到报社贴大字报，支持“六三”社论。
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是杨植霖，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中共西北局常务书记，此时正在西安。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此时被召到北京，检举揭发以“篡军、反党”罪名被解职、被批斗的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从1949年到1959年担任公安部长，而王昭曾为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和罗瑞卿关系密切，此时，他的处境十分困难。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六三”社论弄得青海省委不得安宁，危及王昭的政治安全。后院起火，迫使王昭火速返回青海灭火。他在和杨植霖商量后，报经中共西北局同意，6月12日中共青海省委做出决定，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予以撤销，派出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进行整顿，责令程光远和社论起草者陈逸停职检查，交代问题，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批判。
当时青海省委主要领导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就像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样，先鸣放，后抓右派。其实当时大多数党、政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决定派工作组、派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抓右派，抓到了蒯大富，给他惹了大麻烦。青海省委以批判“六三”社论为契机，布置反右派斗争。王昭在6月15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第二次反右派斗争，要围绕‘六三’社论深入揭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各部门、各单位党组、党委，都要做好充分准备，划分左、中、右，重点要放在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要准备在大、中学校至少划1%的右派。”
根据省委的部署，1966年6、7、8三个月各单位开展反右派斗争，抓了一批右派（在当年10月份以后的“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都平反了）。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反右派斗争进行得并不顺利。支持“六三”社论的干部、群众，不理会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高压政策，继续贴大字报，把矛头指向省委和各单位党委、党组。随着红卫兵大串联到青海，西宁市建立了多个红卫兵联络站。这些外地红卫兵，无一例外地支持“六三”社论，并将社论文本上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和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康生首先表态说：“‘六三’社论是革命的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此话传到青海，引起强烈震撼。首先是省委主要领导层分裂了：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植霖，表态支持“六三”社论；而王昭则“顽固不化”，坚决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指向他自己的这篇“大毒草”。以后在强大压力下，12月2日省委撤销了对“六三”社论的定性，但是王昭不改初衷。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后，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青海省那些支持“六三”社论的人，立即成立了以“八一八”为首的造反派组织；而反对“六三”社论的“保皇派”，则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两派群众组织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八一八”造反派以工厂工人，大、中学校学生和政治上、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为主体；“捍卫队”则以党政机关和公检法机关干部为主体。“八一八”组织人多势众，尤其是“六三”社论得到康生支持后，底气很足。“捍卫队”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处于被动状态，只好拿“八一八”队伍组织不纯，里面有地、富、反、坏、右分子说事。“八一八”主动清理门户，把“坏人”清除出去，还抓了几个确有劣迹的人送到公安局，堵住“捍卫队”的嘴。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八一八”占了明显上风。为了加强舆论攻势，1967年1月27日，“八一八”造反派到报社夺权，控制了青海日报社，通过报纸，宣传“八一八”的观点，攻击“捍卫队”，揭批青海省委，主要是王昭。并一鼓作气，在1月29日夺了省委、省政府的权力。这一次夺权行动得到了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支持。而王昭仍然“执迷不悟”，结果被反复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打骨折，还被非法拘禁。在公安厅警卫人员的秘密安排下，2月11日他逃离青海，改名换姓到洛阳骨科医院治病。
就在“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声势浩大，不可阻挡之时，由于省军区内部的一次“政变”，形势发生逆转。1月22日，支持“捍卫队”的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支持“八一八”的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领导，掌控了省军区权力，联合驻青海后字205部队领导张晓川等驻军部队，公开表态不支持“八一八”，承认“捍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针锋相对，把斗争矛头对着赵永夫，组织队员不断地到省军区游行示威。赵永夫不甘示弱，于1967年2月3日组织5千名军人、100多辆汽车的全副武装军人大游行，向“八一八”示威，并和公安机关内部“捍卫队”配合，抓捕“八一八”里面的“坏人”。“八一八”则通过青海日报社的控制权，在报纸上宣扬“八一八”的观点，批判“捍卫队”，批判省委，批判王昭，批判“军内一小撮”。
为了夺取被“八一八”控制的舆论宣传阵地，赵永夫以驻军部队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的名义，宣布对《青海日报》实行军事管制，勒令“八一八”退出报社。“八一八”在外地红卫兵的支持下，先后有1万多人日夜坚守报社，毫不退让。无可奈何，2月14日赵永夫以“联指”的名义，派军队将报社团团包围，使矛盾进一步升级。“八一八”遭到巨大压力，但是仍然不屈服，不动摇。双方在报社内外，架设高音喇叭，日夜互相对骂，整整僵持了9天时间，互不退让。赵永夫无计可施，于是决定使用武力解决。1967年2月23日，他以“联指”的名义，下令部队强行冲进报社，当场开枪打死169人，打伤200多人，报社血流成河。坚守报社未被打死打伤的“八一八”队员被罚跪在地上“向毛主席请罪”，后被非法关押。一不做二不休，赵永夫在公检法“捍卫队”的配合下，几天之内又逮捕、拘押了10000多人。“八一八”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被捕的人员遭到残酷的刑讯逼供和迫害，家属子女也受到牵连。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三”流血事件。
赵永夫将这一镇压行动报到中央军委，谎称“八一八”私藏武器，准备暴动，首先向部队开枪，部队被迫还击。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军委表示支持，称赞“打得好”！
正当赵永夫得意忘形之时，各地住西宁联络站的红卫兵们把真实情况源源不断地反映到中央文革，最后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调查。结果真相大白。1967年3月24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康生、江青、戚本禹、杨成武等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二二三”事件真相调查汇报，和赵永夫当面对质。杨植霖、王昭和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等在场。在周恩来的严厉质问下，赵永夫理屈词穷。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主要内容有：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青海驻军在处理青海问题上由刘贤权司令员统一指挥；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和王昭有关；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会议结束后，赵永夫、王昭、张晓川被控制，随后被押解到青海，监禁起来。不久，王昭经过周恩来亲自批准，被正式逮捕关押在青海省公安厅看守所，直至1970年死亡（详情见《省长王昭之死》，2010年《炎黄春秋》第10期）。王昭和“二二三”事件毫无关系，因为事件发生前后，他都不在青海，秘密逃到洛阳治病。逮捕他主要是受到罗瑞卿案件的影响。同时被周恩来批准逮捕的还有省委常委、秘书长王仲方。他给罗瑞卿当了十年政治秘书，受牵连而遭此劫难，平白无故地坐了7年监狱，死里逃生。十年文革中，经中央领导批准正式逮捕的青海省委领导，只有王昭和王仲方两人，都和罗瑞卿案件有关，和在青海工作关系不大。他们都是1961年后由中央从公安部调到青海，去收拾青海在大跃进年代留下的烂摊子的得力干部。
1967年4月4日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西宁市15万军民，在市南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省军区司令员兼省军管会主任刘贤权主持召开，宣读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部署贯彻执行的意见，“八一八”造反派代表控诉王昭、赵永夫、张晓川和各单位支持“捍卫队”打压“”八一八”的罪行。由于“二二三”事件的血腥、恐怖，由于在一个月时间内“八一八”组织成员及其家属受到非人的待遇，激起全场群众强烈愤怒，当场就有几十人被殴打，包括省公安厅一位支持赵永夫、镇压“八一八”的副厅长，当场被打断三根肋骨。会后将王昭、赵永夫、张晓川等押上汽车，在西宁大街上游行示众。王昭被“八一八”造反派捆绑在卡车上，负责押解的造反派将还未熄灭的烟头赛进他的后背里。游行结束，王昭脊背被烧十几个血泡。4月9日，西宁市又召开一次几万人群众大会，悼念“二二三”事件中死难的“八一八”队员，并追认他（她）们为革命烈士，把他（她）们分散埋葬的遗体和骨灰集中起来埋葬到西宁市革命烈士陵园。这两次群众大会不仅确立了“八一八”造反派的政治地位，而且使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从此以后的10年间，青海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就一直牢牢掌握在以刘贤权为首的省军区手里。由于得到中央的肯定，由于以刘贤权为首的军队全力支持，所以“八一八”为首的造反派组织一家独大，无任何其他组织敢于和它抗衡。所以1967年以后，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局势一直相对稳定，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反复。
1967年8月1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刘贤权任革委会主任，张江霖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持革委会日常工作。“八一八”造反派以死伤300余人，致残200余人，一个月内被关押10000余人惨遭迫害的巨大代价，换来了4个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共有7个副主任）和几个常委的位子。工人出身的“八一八”造反派总司令马集文，冲锋陷阵，是名副其实的闯将。是他率领“八一八”战士坚守报社的，为“八一八”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军队冲进报社的过程中，他被5颗子弹击中，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赵永夫为了“保留活证据”，下令军队和地方医院医生全力抢救，才保住了性命。他得到的回报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在革委会中排名第四把手。原省委副书记薛宏福，作为革命领导干部被结合担任副主任。“六三”社论的策划者程光远得到的是不久以后成立的中共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后改为省委常委），官升一级，由厅级升到副省级，进入省委领导核心。他继续干他的老本行，控制青海省的宣传和新闻舆论导向10年，有“青海省的姚文元”的“美称”。
1968年刘贤权官升一级，被调任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到任），以后又调任铁道部和济南军区主要领导职务，但是仍然兼任青海省党、政一把手（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直至1977年。刘贤权调走以后，张江霖担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政第二把手（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实际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直到1977年。1971年经中央批准，省军区政委宋长庚担任省委第三把手（省委书记），直至1977年。原省委副书记薛宏福任省委排名第四的省委副书记。造反派进入省委核心的是原青海省畜牧兽医学院的造反组织“昆仑红旗”（“八一八”派）头头达洛，为省委副书记，排薛宏福之后。在省委常委里面还有4个驻军部队领导。
自从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省委常委）成立后，直到文革结束，省委最高领导核心没有变，一、二、三把手的“三驾马车”，都是省军区领导；省里的核心部门也都被军队控制，如公检法机关军官会主任曾征，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军衔少将）。以军人为主体的省委领导班子，在文革十年中，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部署，在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问题上，紧跟中央，毫不含糊。在这些运动中，他们主要依靠“八一八”造反派，十年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四人帮”粉碎后，冤案才得到平反。
就在“八一八”造反派成员感到无比惬意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了。接着“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青海省的政治局势再一次发生逆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清理“三种人”，“拨乱反正”的日子里，“八一八”造反派的大小头目，成了重点清理对象，而原“捍卫队”成员则成了专案组人员。他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八一八”曾经对他们使用过的各种非法手段也都用上了。那些被定为“三种人”的人，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送劳动教养，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自杀。这里面有多少冤假错案，不得而知。“八一八”一号头目马集文，当了九年多革委会副主任，被开除公职，逮捕判刑。从此他再也翻不了身，除非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当上省委副书记的造反派头目达洛，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人程光远。他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真心拥护、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在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他亲笔写道：“昆仑山高，您光辉的形象更比昆仑山高，青海湖深，您天大的恩情更比青海湖深。以祁连山森林作笔，以青海湖水当墨，也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感激，无限敬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真诚地紧跟毛泽东，用他那如椽之笔，在“砸烂旧世界”，“砸烂青海省委”，“砸死”王昭上立了大功。文革结束后，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据笔者所知，王昭到青海工作后，对他是信任和重用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对王昭也是很尊重的。他在策划“六三”社论时，把矛头主要对着王昭，是他嗅到了王昭和罗瑞卿的关系是致命的，逃不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同时王昭到青海工作后，在纠正前青海省委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年代极左路线的错误时，积极配合杨植霖，以左反左，在平反大跃进年代旧的冤假错案同时，又制造了很多新的冤假错案。尤其是在“四清”运动中，积极贯彻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提出的深入开展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把大跃进时期中央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路线在青海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青海省饿死20多万人，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归咎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归咎于各级党委内那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企图通过“四清”运动把中央的决策错误统统转嫁到地方各级党委和基层干部头上，为中央开脱罪责。原省委17个常委，有9个被批判撤职，有的被开除党籍，如副省长薛克明，6州1市的第一书记被全部撤职，42个县委书记被撤职处分39个，全省被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有16个，涉及几千人，还把一些人打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在青海的代理人。海晏、祁连两个县委被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几乎被一网打尽。祁连县28个公社书记、社长，27个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同时在处理青海省平息反革命叛乱中的违法违纪问题上，借助罗瑞卿（总参谋长）处分原省军区司令员孙光等人问题上，得罪了军队领导人。所以王昭在青海工作的几年中，一方面得到广大基层群众的拥护，被誉为“王青天”，但是在党内、军内树敌过多。这些党内、军内被整的人，势必要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报复。程光远了解内情，知道他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所以把矛头集中对着他，也在意料之中。而身为第一书记的杨植霖，对“以左反左”造成的恶劣后果，应负主要责任。但他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像王昭那样“执迷不悟”。他最早表态支持“六三”社论，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组织，支持他们夺省委、省政府的权，所以受到以刘贤权为首的军队欢迎，受到“八一八”造反派的欢迎，还准备把他作为革命老干部结合进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名单报到中央，康生看了后批示说“杨植霖被国民党逮捕后，有叛变自首嫌疑”，所以未能如愿，被专案审查十年。因为他一直支持“八一八”造反派，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所以“八一八”也没有过分为难他，他没有受到大的折磨，安然度过文革关。文革结束后调任甘肃省委书记。
原省委副书记薛宏福，在文革中作为革命领导干部被结合进入省委领导核心，任省委副书记，可谓“三朝元老”，文革结束后到宁夏当省委书记，所以被人称为“不倒翁”。在政治运动频发的中国，能够明哲保身，是要有政治智慧的，实属不易。
掌握青海省党、政、财、文大权的青海省军区领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先后退出政治舞台，但是境遇却大不一样。刘贤权“犯有严重错误”，但他以大军区副职级别离职休养。张江霖被指控“支持造反派、紧跟林彪、‘四人帮’、对王昭被迫害致死负有直接责任”，而被连降四级，由10级降为14级，改离休为退休，并被剥夺授予2级红旗功勋荣誉章。宋长庚调离青海，后以正军级离休。刘贤权调离青海后，张江霖是军区司令员，但他文化程度不高，“点子”不多，而宋长庚是军区政委，以后又担任省委书记，在青海省是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是摇鹅毛扇子的人，文革后安然无恙，不知张江霖有何感想。张晓川被监禁多年，“四人帮”粉碎后，担任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主任，官复原职。
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二二三”流血事件的赵永夫的结局。赵永夫1967年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被当场摘去人民解放军领章、帽徽，控制起来，押解青海，被监禁十年，受过无数次批判斗争，饱尝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侥幸地活了下来。他的妻子受株连，被批判斗争，因为忍受不了折磨，卧轨自杀身亡，赵永夫家破人亡。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说，在“二二三”事件中，赵永夫“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应负主要责任”；“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务安排”。赵永夫原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应该是副军级，而不是正师级。不过这没有影响他的级别待遇。在叶剑英的直接过问下，不久他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级待遇离职休养。他和被连降四级以退休处理的张江霖，形成巨大反差。
1979年3月改组后的中共青海省委，报经中央批准，撤销1967年3月24日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于这个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同时，新的青海省委又做出决定：取消在“二二三”事件中被枪杀的169人的烈士称号；遗骨从烈士陵园移走。这样一来，似乎“二二三”事件就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些“八一八”造反派，被196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誉为“青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钢铁战士”，忍饥挨饿，坚守报社9天9夜，换来的是被枪杀，死后遗体先后被挪了三次，真乃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青海省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而且更加全面、更加残酷，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都是以整人为目的，都是以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告终。其政治生态就是：你斗我、我斗你，大家都挨斗；你上台、我下台，大家轮流来。
这就是青海文化大革史，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个缩影。
——————————————————————————————————
【史林一叶】
青海文革述略
杜钧福
青海省在文革开始时辖西宁市和黄南、果洛、玉树、海南、海北各藏族自治州，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另外还有一些直属县和自治县，分布在青海湖以东，西宁市附近。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第二书记、省长兼省军区政委王昭，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因杨植霖兼西北局书记，经常在西安工作，实际主持政务的是王昭。青海省的文革资料和研究工作比较缺乏。官方材料包括地方志内容均比较简单。民间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六三社论”、“二二三事件”等几起主要事件上，缺乏全面系统的论述。尹曙生、孙言诚二位分别对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事件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文革前史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1966年文革开始后，各地红卫兵串联到青海，当他们深入到广大乡村的时候，发现这里的景象，特别是农村的衰败和老百姓贫穷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这都是1958年“大跃进”的遗产，经过几年的恢复已经有所改善，但看起来仍然触目惊心。
“大跃进”给全国各地带来了大灾难，但在青海省尤甚。这当然与当时的领导者高峰有关，但是西北局也应负一定责任，因为在西北的甘肃、宁夏等省区也发生过类似情况，虽然程度不同。
1957年反右期间，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高峰把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打成右派。省委书记扎喜旺徐则被认为犯了地方民族主义错误，受到批判、处理。孙作宾是陕北干部，打成右派的主要缘由是他关于民族政策的一份报告，被诬告而蒙冤20多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
1958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以水利化为前导，一场“大跃进”开始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遍及全省，继之以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共产风，1958年秋各地农业“高产卫星”相继出现。9月以后又在全省大办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且耽误了秋收，使很多粮食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开始显现。
1959年2至3月中央召开郑州会议。因高峰患病不能出席，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参加。会议基调是反左、纠正“一平二调”和“共产风”。张国声回省后，省委按此精神贯彻。但是当年7月，庐山会议上形势突变，从批彭德怀的进言开始，会议精神从纠左变为反右，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高峰开会回来后，立即开展对张国声和副省长张毅忱的批判，把他们打成“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最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此案牵涉到一大批领导干部，总共打了265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任的省长袁任远也受到批判。在农村打击富裕中农，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然后制订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不切实际的指标，并且提出要引进移民、大开荒地。
三年连续的“大跃进”，不顾青海省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差的特点，违背经济规律，农牧业遭到致命打击，造成严重后果。开荒侵占了牧民的草原。新开垦土地也不适于种植，收成不够所播种子数量，而且造成自然环境的恶化。1960年粮食总产量4.13亿公斤，比1957年减产29.36%，平均亩产仅44公斤。牲畜头数从1957年的1500万头降低到1960年的930.79万头。而由于盲目发展各项事业，吃商品粮的人数达到约100万人，占全省人数约41%，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和粮食供应能力，造成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普遍饿死人事件发生。
1960年早春，在黄南州尖扎县康家公社已经发生饿死人现象。此地农民每日供给粮食不足3两，树皮全被剥光。公社人口4315人，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3月死亡218人，包括患病死亡者，还有5人自杀、3人暴食而死。
尖扎县的这种极端贫困现象延续到文革中的1970年代。当时下放当地的干部看到的景象是：“过去群众从来不吃粗粮，现在却不得不吃从外地调来的苞谷（玉米）”，“沿途牲畜尸骨遍野，冻死饿死的牛羊到处可见，景象十分凄凉！”
到了1960年下半年，饥荒在省内全面爆发。青海日报社记者在原来很富庶的民和县亲眼看到吃人肉的惨象 。整个饥荒年代，青海省究竟饿死多少人？一说是20万。但是据尹曙生说：“据我所知，1958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0万，到62年下降到205万，减少55万。减去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还有50万。除了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0万左右，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
在这场浩劫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服刑人员处境最为悲惨。1958-1960年，公安部从内地调来20多万已判刑的人犯到本来就缺粮的青海，叫他们开荒种地。从1958年到1961年，仅省公安厅直属劳改、劳教单位共死亡“三类人员”（劳改、劳教、刑满就业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的30%。西宁市周围的十几家劳改工厂死亡“三类人员”8000多人。
“公安大跃进”
1958年各行各业全都“大跃进”，公安工作自然也不落后。“公安大跃进”是公安部提出的，各地纷纷跟进，提出不同的“五无”、“六无”之类，都是无各种犯罪。但是，犯罪的人早就逮起来了，或投入监狱，或送去劳改，如何“大跃进”呢？那就是扩大逮捕范围，把可能犯罪的人也逮起来，保证他们不会在社会上犯罪。
青海省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面。正如当时的法院院长杨子蔚所说：“青海省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特别是双反运动以后,在全国各方面工作大跃进的鼓舞和推动下.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局面。在实践中,完全否定了那种认为司法工作不能跃进的保守落后思想。” 1958年4月9日，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得更具体：“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还说：“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青海省在1958—1960年3年中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
1958年7月1日，互助族自治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其实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会上1075名，机关77名。”
1958年6月22日，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指标。其中规定：“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原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销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神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并提出时间要求：“6月25日开始至7月15日结束，6月20日先逮捕一批，7月3日至5日再捕一批，最后于7月12日至15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以上说的主要还是农区。在几个藏族自治州的牧区，滥捕的情况更为严重。1958-1960年三年在玉树州逮捕15402人，占三年平均总人数的15.3%，在果洛州逮捕6593人，占三年平均总人数的8.77%，在海南州逮捕9682人，占三年平均总人数的4.78%，在黄南州逮捕7866人，占三年平均总人数的5.28%。 这联系到下述“平叛”事件。
循化事件
与各藏族自治州大规模逮捕相联系是1958年发生在这些自治州的大规模“叛乱”和“平叛”事件。青海省的“叛乱”始于循化事件。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当时已经实现农业乡的合作化，1958年开始在牧区推行合作化。为了“防叛”，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委通知各自治州和自治县“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于是该县副县长、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宗教上层人士被请到县城办“学习班”，控制起来。此举在藏族乡引起极度恐慌。1958年4月17日刚察乡藏族群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第二天抗议升级为武装冲突，工作组组长被打死。随后撒拉族民众也加入冲突。4月24日，各族民众共4000多人在撒拉族头人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的带领下包围县城，并发生殴打干部，抢劫商店等暴力行为。
4月25日拂晓，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奉命渡过黄河，围歼“叛匪”。其时，韩乙奴和韩乙四夫所率领的武装人员已连夜逃走，被解放军包围的基本上是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的民众。解放军赶到后，不容分说立即开火。短短4小时内，“反革命武装叛乱”胜利平息，民众死伤719人，其中“击毙”了435人。战事结束后，紧接着开展大搜捕，一个下午就“俘敌”2499人，其中包括1581名撒拉人，537名藏人，38名汉人和343名回人。当日，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后，在“学习班”里忿而自杀，死后被认定为循化事件的组织者。
循化事件是非常典型的事件。它发生在十世班禅的故乡，加乃化仁波切曾是班禅的老师。循化事件及造成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班禅的“七万言”上书。这一事件也直接导致了中共民族政策的改变，推动了“宗教制度改革”。
牧区的合作化不同于农业区。农业区被“合作化”，即被政府收回的土地是生产资料，而牧区被政府收回的牲畜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牧民主要靠肉食和奶制品维生。现在牲畜被充公，严禁宰杀，而粮油经收购后所剩无几。例如在兴海县，收购后每年人均粮食仅为78公斤，人均油脂为0.06公斤（1.2两）。而且牲畜经集中放牧后大批死亡。所以当时以省委常委书记张国声为首的“反党集团”“污蔑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都是1959年批判他们时揭发出来的语言，说得哪点不对？实际上早在1955年玉树地区一些头人就秘密集会，结盟发誓：“共同反对共产党，坚决不走合作化。”说明促使他们造反的主要原因是合作化。
循化事件以后，“叛乱”事件蔓延到各自治州。发生“叛乱”的另一原因是推行“宗教制度改革”。1958年6月29日《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一文件作出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7月5日，青海省委将《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上报中央。8月27日中央对这一文件作出批示，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批示首次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为接下来的全面摧毁寺院的“宗教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现在未看见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制度改革”文件。一开始它是针对伊斯兰教的。1958年5月27日至6月7日，在青岛召开了“关于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会上形成了《关于在回族中改革宗教制度的意见》，报中共中央批准后，于1958年8月10日由中央统战部正式发出。
这个“改革宗教制度”很快从伊斯兰教发展到藏传佛教。1958年12月18日，第1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青海代表杜安华做了《关于青海省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向大会报告说：“从8月开始，到11月统计，全省859个喇嘛寺庙，有731个解体；54287名宗教人员，有24613名还俗参加生产。”除去摧毁寺院以外，许多原来支持新政权、被委任各种职务的宗教上层人士被以办“学习班”名义诱捕，不明不白地死去。
“叛乱”和“平叛”
1958年青海省的这些“叛乱”是如何发生的，举一个黄南州的例子。
1958年5月3日，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发生“局部反革命叛乱”。这个县大部分是藏化的蒙古族，过着部落制度生活。此县总人口10500人，绝大部分为牧民。牧民中大多数反对合作化但不敢抗拒，只能采取逃亡的对策。他们从5月3日起，开始结队在柯生托洛草滩集合，准备渡过黄河迁移到甘肃玛曲县的欧拉草原。他们携带帐篷，赶着牲畜，携家带口，集体行动。其中少数男人带有枪支。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部落而言，这种迁徙是常有之事。然而对于当局而言，这种逃亡就是“反革命叛乱”。早在4月7日，黄南州委即开会准备“平叛”，两天后，州委和军分区即发出备战通知并成立平叛指挥部，实际此时并未发生任何意义上的“叛乱”。
6月1日凌晨，解放军骑兵第一师渡过黄河，迅速包围了集结在草滩上的部落牧民，占领了周围的制高点。此时帐篷里的牧民正在酣睡，谁也没能料到灾难迅速降临。刚刚拂晓，随着信号弹的升空，枪声大作，“子弹和炮弹像雨点般地落在牧民居住区，整个山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柯生托洛草滩围歼战”。当时部落持枪的男人进行抵抗。河南欧拉部落也派几百人前来增援。但是在解放军空军参战的情况下，两部分武装人员全部战死，战斗于下午结束。未被打死的老弱妇幼在枪林弹雨驱赶下纷纷跳进黄河。
这场“战役”一共打死多少人？《黄南藏族自治州志》记载：“至5月31日，在该地共集结7487人，其中，可充作战的叛匪1732 人， 所持各类枪1357支， 战马2335匹。”其他几处记载“歼敌”一千多人，系指“可充作战的叛匪”。那些不“可充作战的叛匪”即被“裹挟”的老百姓被“歼灭”或跳进黄河的有多少，则不可知。因为没有任何官方资料显示事前这些部落对政府部门和工作队有过攻击行为，所以完全是一场预谋的针对平民的大屠杀。这里没有任何“叛乱”，也无所谓“平叛”，更谈不到“平叛扩大化”。
以后青海的“平叛”基本照这个模式进行。对手不是正规军，而是集体逃亡的部落。少数带枪的男人和他们的家小携带帐篷及其他生活用品，赶着牲畜，翻山越岭，在解放军追赶下一路逃窜。而军队在围歼的时候，飞机在轰炸扫射的时候，也无法区分“叛匪”和他们所“裹挟”的群众，只能一并歼灭。有些部落翻雪山、过荒原，一路长途跋涉到西藏境内，把希望寄托在拉萨这块他们心中的圣地上。但是历经艰险到了那里，已是1959年西藏“叛乱”开始以后，拉萨早已今非昔比了。
“叛乱”遍及几个自治州。由于地形险要、交通不便、供给困难，解放军不可能投入很大兵力，后期“叛匪”有美国中情局空投支援。在解放军空军帮助下，到了1962年，这场进行了四年、很少为外人所知的战争才宣告结束。结束后就是大逮捕。“当时全省以平叛、防叛名义共捕办了5万余人，达到牧业区藏族蒙古族总人口的10%。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曲麻莱县没有发生过叛乱，而捕办人数竟高达总人口的21%。由于大量捕人，监所人员拥挤，条件恶劣，生活困苦，造成在押犯人成批死亡。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错捕错办人数为44556人，占捕办总人数的84%。因错捕错办和在集训中死亡的有23260人，错杀了173人。” 在集中营里死亡一半人，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奥斯维辛！捕办21%的牧民什么概念？就是全部成年男子。“寡妇村”到处可见。在一些村落，当政府去捕最后一个男人时，当地妇女跪地苦苦哀求道：给我们留下人种吧！
实际上，过去中共对此并非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例如1954年10月《中央批发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所说的：“民族地区的叛乱自然是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分不开的，但它常常是带有民族性、群众性的，概不可视同一般的土匪问题，也不可视同一般的反革命叛乱。因此，不能把民族地区的叛乱当做一般的反革命叛乱去处理，而应主要当做民族问题去处理。” 如果按照此方针去处理，后果自然会好得多。但是1957年反右以后，极左路线的泛滥走向极端的专制统治，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也许不是偶然的。
“在那片被‘阶级斗争’魔咒镇住的土地上，遍野杀劫，生命贱如草芥，没有人注意塞外藏民的苦难。青海牧民与外界的联系比康区更少，在青海发生的大屠杀和大逮捕，外界更是一无所知。只有大山托出的‘错温布’——那片青色的湖，承接了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的眼泪；只有世代养育他们的草原，见证了他们的悲伤。”
有人把这次战争和当年欧洲移民对付美洲印第安人相比，也有几分像乾隆“十全武功”中的大小金川之役。但是到了20世纪，这样惨烈的战争尚属鲜见。虽然我们也知道，不能完全以道德标准解读历史，丛林法则至今未完全失去作用。但是，正如海涅所言，历史没有垃圾桶，这起似乎已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事件给未来中国深深播下了不祥的种子。
王昭从纠左到极左
“大跃进”和“平叛”的空前浩劫给原来就贫瘠、落后的青海省造成民不聊生、哀声遍野的局面。中央对此有所闻。1961年4月将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青海省任第二书记。8月免去高峰第一书记职务，由王昭代理第一书记，主持青海工作。翌年调内蒙古自治区书记杨植霖任青海省代理第一书记，常驻西北局。1961年7月11日至8月4日，中央在兰州召开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在肯定1958年以来在西北牧区民族宗教工作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承认存在违背政策的现象，要求检查纠正。
王昭到任后，面临危局，采取果断措施，首先把几十名问题严重的干部予以处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的副省长薛克明被撤职、开除党籍。省军区司令员孙光降职。公检法机关大换班。但省委领导层的基本格局未变，仅由从公安部带来的王仲方为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新省委随即开始落实宗教民族政策，清理、纠正了一些错案，深入农村制订措施、放宽政策，减轻农牧民负担，进行整风整社，停办食堂，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另一方面，调整国民经济，加强农业，缩短基建战线，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大跃进”时调入的人口基本都回去了。经努力工作初见成效，大量饿死人情况迅速扭转。两三年后工农业有所发展，人民生活初步改善。一些老百姓很感激救他们于水火的王昭，呼之为“王青天”。
王昭是个“死心眼”，工作克勤克俭、身体力行，敢作敢为，但一味执行上级指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重提阶级斗争。西北局紧跟中央，强调高岗、习仲勋在西北阴魂不散，民主革命也不彻底。青海省的工作马上向左转，并且制造了一批新的冤假错案。王昭在不同场合下说：“前省委烂了，下面干部也烂了，顶少要处理60%～70%才行，青海要重新建党。”结果省委17个常委有9个被批判、撤职、甚至开除党籍。全省六州一市第一书记全打掉，42个县委书记被处分撒换了39个。全省被打成“反党集团”案件达16起。
在这些“反党集团”中最大的是以省劳改局局长张贵德为首的“反革命集团”。1961年省内就有人揭发张贵德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问题，经调查后没有发现问题。但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青海省领导人杨植霖、王昭将其和“写小说反党案”的习仲勋联系起来。全会9月27日刚闭幕，10月2日张贵德即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然后寻找罪名，逼迫他承认在1958年彭德怀来青海时接受的彭的旨意，又把他历史上策动国民党县长郝登阁起义一事是“假起义，真潜伏”。污蔑他在青海劳改系统组织一个“反革命集团”，然后在全省劳改系统进行夺权斗争，挨批判、受处分1000多人，14人被批斗致死，拘审、批捕、劳教近200人。对屯垦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德令哈农场场长郝登阁被逼死。张贵德被关了18年，却从没有被判决过。直到1980年习仲勋平反后，此案才结案。 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领袖聂树人因“五一六”问题在1979年被拘禁在西宁看守所的时候，还看见不少张贵德案“犯人”在那里长期监禁。
1963年青海省委改组了西宁市委，派李宁为市委书记，原市委书记康建西降为副书记。1964年8月17日至9月15日市委会议上，康建西等8人对市委提出一些意见。经李宁反映后，杨植霖说西宁有两个市委，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阴沟里，是阴沟市委，将康建西等打为“阴谋反党集团”。文革中康建西等组成造反派批判省委，翻“反党集团”的案。
1963年底青海省开始开展农村的“四清”运动，1964年发展到牧业区。“四清”和“五反”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为文革所打断。结合“四清”，还进行了“民主补课”运动，新划了一批地富分子。而且，还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责任转嫁到基层干部身上。由于“大跃进”时基层干部只顾贯彻上级指示，不顾人民死活，在“四清”运动清算他们的时候，比土改时斗地主还要厉害。农牧民在“大跃进”受的苦难和冤屈在“四清”中得到发泄，所以在以后的文革中，很少听见对“大跃进”引起灾难的控诉。相反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48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3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30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在这场运动中，王昭和“大跃进”中搞极左的干部们结了怨，在文革中遭到报复。
“四清”运动的同时进行所谓“无神论教育”，对宗教进行毁灭性打击。1964年十世班禅被撤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及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以后，1965年8月17日，青海省召开为期55天的全省民族宗教界人士座谈会，揭发批判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的“反革命罪行”。以此作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补课的重要内容。同年11月22日，省三届三次人代会罢免了喜饶嘉措副省长、省人民委员职务，文革开始后遭到进一步迫害。
二、文革开始阶段
“六三社论”
1966年5月3日，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布置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14日成立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杨植霖为组长，韩明、午人为副组长。16日省委提出首先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的“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罪行，批判《格萨尔王传》等“坏作品”。18日杨植霖在党员干部会上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从此揭开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青海日报》1966年4月以后大量刊登批判“二月提纲”和“三家村”的文章。5月29日，该报独出心裁，刊登了来稿批判“三家村”而未登载的约3000余名作者的名单。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社论《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引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虽然也是在贯彻当时的中央精神，但是火药味十足，例如“要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搞得天翻地覆”，“烟云滚滚”，“六神无主”，等等。但是这种激进主要表现在措辞上，而且是比喻性的，在政策上并无新的提法，但有强烈的煽动性。
这篇社论由《青海日报》总编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主持，该报记者陈逸执笔撰写，另一报社干部雷经农参与。社论发表以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不断有人或打电话或上门询问文章有什么背景、什么意图，也有中学生上门贴出批判大字报，省委办公厅也来电话询问。开始时，可以看出有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后来几天贴在省委大院的批判大字报越来越多，而且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高度。在社会上，大家根据经验全都意识到一场新的反右斗争即将到来，于是“无数封读者来信和电话纷纷地涌向青海日报社，大字报几乎席卷了整个省委大院（那时报社在省委四楼办公），要求交出执笔人，查出黑后台的声浪，直振瓦宇。”
随着舆论升温，省委于6月11日正式决定撤销这一“六三社论”，宣布其为向党进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并派遣一个五六十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报社。
此决定当然主要由主管全省工作的王昭作出。程光远虽为其嫡系，但是社论发表时王昭正在北京，深谙当时形势，知道不这样作过不了关，只能出此下策。王昭是从公安部任上调到青海的，原来和罗瑞卿关系密切。现在罗倒台了，他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他紧急返青，做出此决断以图自保，和其他省市领导在文革初期“舍车保帅”同一个道理。
工作组进驻报社后，组织对程光远、陈逸的批判，并牵连到其他一些干部。陈逸被批斗、抄家，然后送去劳改，和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为伍。社会上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直到1966年8月下旬，外地红卫兵来青海串联，一般都支持“六三社论”，舆论才有所转向。对于这一社论的态度成为后来青海两大对立派别的分水岭，而青海日报社成为重大事件的发生地。
“六十事件”
事情缘于位于海南州兴海县正在建校的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河卡分校。文革开始以后，看到报纸报道的消息和反映的中央精神，学生们发动起来，开始先给一些教师贴大字报，然后逐渐转向领导。6月9日，从西宁传来消息，说学院党委发布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提出“人人都要翻箱倒柜”，“查讲义，清理图书”，积极参加“学术讨论”，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势压人”等等。这些话听起来像是正在批判的“二月提纲”里的语言，引起学生们的怀疑和不满。党支部开党员大会决定派人回西宁向学院领导反映意见，并选举了一个五人代表团。领头的是刘明乾。他是党员、学生会主席，还是部队送来代培的。另三名学生代表是团员、部队代培生王中山，以及学生党支部书记史国宝和学院党委委员冈得仓。一名教师代表是政治课教师孙定华。这个决定和代表团名单公布后得到学生的一致支持。
6月10日，这个五人代表团携带了学生们写的一些大字报离开河卡，下午到达西宁本校，贴了部分大字报。下午4时学生会开会，代表团介绍分校情况和对学院的意见。会后他们即发现情况有变。原来学院党委根据省委指示已经作了部署，各党团支部开了会，统一了思想，要把这个代表团当作回校夺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声讨批判。
6月11日早上，学校就贴满声讨这些“反党分子”的大字报。代表团不服，把带来还没有贴的大字报全部贴出。其中有些内容受到“六三社论”影响，与其词句相似。一些领导找他们谈话，虽然比较缓和，但都指出他们的举动是“不要党的领导”。这已是很严厉的罪名了。6月12日，省委撤销“六三社论”以后，学校又掀起新一波批判大字报高潮。学校党委整了这几个人的材料，而且要进一步抓“幕后人”。这个“幕后人”的目标就是副院长、河卡党支部书记达洛。事情发生时，达洛不在河卡。代表团回校也未与其接触。
6月中旬，省委向西宁地区14所大专院校派工作组。6月15日，省委派出工作组到达畜牧兽医学院，三位领导中两位是学校主要负责人。他们改变策略，特别是在6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大学匡亚明事件，并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以后，力图把这一批判说成是学生自发的，而且不再针对代表团里的四名学生，而集中攻击教师孙定华，并点名批判了几位文革初期揪出来的“学术权威”，掀起了第三次批判高潮。
代表团当时的政治主张，可以从他们向学院党委提出的四条意见看出。这四条意见是：1，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表明态度，积极领导群众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我院的一切牛鬼蛇神。2，向全院师生员工公布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动言行和罪恶历史。3，公布哪些家属是四类分子，并按照党的政策立即处理。4，把在河卡参加建校的师生提前调回，投入文化大革命（建校劳动任务保证提前完成）。 他们这次“造反”的某些方面有些像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学生的“造反”，但矛头所指，仍然是“牛鬼蛇神”、“学术权威”和四类分子。
1966年6月20日以后，在全国展开对前段造反运动的反击。6月23日，刘少奇在转发中南局、西北局的报告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畜牧兽医学院对“六十事件”当事人的迫害再次升级。这次他们主要攻击“后台”达洛。但达洛和这一事件没有关系，就追查他原来在海南州工作时的错误，无限上纲，把达洛、孙定华和学院一些领导干部及老教师送进“牛棚”，挂牌劳动，接受批判。后来在揭发出的“黑材料”中发现当时学院人员排队的名单，共定右派54名，占全院教职员工和学生总人数350多人的15％。
1966年8月，各校工作组撤出，劳改队由新成立的文革筹委会接管。虽然工作组被批判，但由于社会上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对他们的迫害反而升级，押他们戴高帽子游街。只有在8月底，学院成立筹备组代替筹委会以后，情况才得以松动。以后历经曲折，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以后的10月26日，省委才正式给“六十事件”平反。
“六三社论”和“六十事件”两案迟迟得不到平反，是因为在一些单位党委并未瘫痪，仍在主持局面，很难改变原来的定性。而省委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省委书记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比较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回来后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所以后来比较早支持造反派。而省长王昭根据以往经验，反对为“六三社论”翻案。比较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副省长韩洪斌在8月24日说的：“如果他们胜利了，我们就成了修正主义！”
红卫兵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形成
1966年8月中下旬，红卫兵运动传到青海，首先是“破四旧”、迫害“黑五类”和知识分子，遣送他们到农村。这一运动实际上是省委指挥的。此期间省长王昭在会上说：“对喜饶嘉措你们可以开个万人大会拉出来斗争，我大力支持。你们要材料，我给统战部打个招呼。西宁的黑人黑户有几千户，你们可以和四清工作团取得联系，搞这些人的迁返工作。” 此后喜饶嘉措大师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11月1日去世。 还有许多担任公职的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被停发工资，生活陷入困境。原河南蒙旗亲王、省妇联副主任、省政协副秘书长扎西才让不堪迫害自杀身亡。原海北州州长、白佛寺活佛夏茸尕布，在西宁拉人力车直至“文革”结束。
在西宁，红卫兵“破四旧”，将东关清真大寺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砸毁了其中的讲经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元代建筑藏传佛教的大佛寺被拆毁。在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从省城来的红卫兵砸毁了历代悬挂的全部匾额，烧毁了大量经卷和部分木刻印版。本来他们还要烧毁整个寺院，经地方请示国务院后予以阻止。在海西州拆毁了藏传佛教的香日德寺、都兰寺、阿汗得勒寺，以及香日德中庄、希里沟两座伊斯兰教清真寺。
与此同时在各大中学校进一步迫害教师和干部，对他们抄家、批斗、劳改。在青海师范学院，直到10月中旬，被送进劳改队的教师和干部达到95人，占全院职工的三分之一以上，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到了8月下旬，情况有了变化，更多外地红卫兵来青海串联。无论他们在本地持什么观点，在青海都一致支持“六三社论”。在本地，首先由中学生发起，组织了“八一八”红卫兵，一些工人组织也开始出现。他们也持支持社论立场。而且，由外地红卫兵带头，逐渐把矛头指向省委，并指名道姓点了王昭的名。8月26日，221厂技工学校学生徐国源等十余人在省委对面墙上贴出《正告王昭》大字报。9月10日，由外地串联红卫兵主持，在人民剧院连续召开关于“六三社论”的辩论会。
来青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倒中央文革，取得当时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后，青海“文革”形势大转。 造反派迅速组织起来，后来形成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八一八红卫兵”，和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的“八一八工人造反团”。他们于9月28日成立全省性的组织“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后又于10月20日成立“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马集文原为省交通厅汽车7厂工人，隆光前原为西宁供电公司工人。达洛、隆光前后来都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保守派红卫兵则于10月8日成立“大中院校红卫兵总部”，王昭和刘贤权参加了成立大会。此后又成立了保守派工人组织“青海省毛泽东思想捍卫队”（简称“捍卫队”）和农民组织“贫下中农红卫军”。
西宁市另一闹得比较厉害的地方是青海民族学院。该校从1966年5月就开始批判一些有海外关系和政治历史问题的教师。“六三社论”发表后，教师傅诚信、陶正如等给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戴金璞贴了大量大字报，因而在师生中形成对立两派。该校红卫兵原属于“红卫兵总部”，后来投奔了隶属于“八一八”的“十一民族团结战斗团”。保守派则成立了“延安战斗团”，大部分教师属于这派。后来局势发展，省委决定戴金璞停职检查，“延安战斗团”就揪斗省委副书记兼民院书记韩洪斌。青海民族学院成为“政治运动的大漩涡”。戴金璞副院长于1968年4月自杀身亡。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后，随着造反派势力的壮大，工作组撤出青海日报社。10月20日晚，由“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和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等20多个组织发起，在人民剧院召开了“西宁市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一些单位代表发言对省委提出批评。王昭也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11月30日，在省委三干会期间，西宁地区9个群众组织向省委提出为“六三社论”平反的要求。省委于12月2日决定撤销对“六三社论”的处理决定，恢复了程光远的报纸总编辑职务。但以后青海省的事件仍然围绕青海日报社展开。
一系列重要事件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相继发生了“六三社论”事件、“六十事件”，到年底前又发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事件。其主要的是：
胡天申事件：1966年9月到10月，青海两派势力比较均衡，但是在关于“六三事件”的辩论会上，支持“六三社论”的舆论占了上风。在9月16日的第5次辩论会上，省委农牧政治部干事胡天申以揭发省委为名上台发言，但结果因发表肯定省委的意见遭到痛打。省委和保守派借此事件大肆宣传、组织慰问，攻击造反派。
孤儿事件：大饥荒期间，青海湟中县是最严重的地区。1960年底该县县委书记刘择西揭发说：“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 多年后仍见空无一人的村庄。1960年西宁市对这一“湟中事件”进行处理，调拨粮食、落实政策，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孤儿进行救助，在当地办了孤儿院收留残存的孤儿，后来该院移到李家山称为福利小学。文革开始后，当地和外省市红卫兵到该地串联，看到学校里孤儿们形容枯槁、瘦骨嶙峋，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过着非人的生活”，极为震惊和愤慨，在湟中和西宁等地张贴《看，李家庄福利学校是人间地狱！》，控诉批判省委迫害贫下中农子女。他们在9月23日将51名孤儿送到北京内务部上告，又继而将留校的126名孤儿送到西宁，在西宁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诉苦。为对付此事，县委副书记刘兴甲以群众名义写了公开信，印发出来派人到北京和西宁张贴，并组织200余农民到西宁和红卫兵辩论。送往北京和西宁两地的孤儿到10月始送回。此为“孤儿事件”。
大通桥头事件：12月7日，西宁附近大通县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毛泽东思想捍卫队”两派在大通桥头史家庄的青海煤田勘探一三二队发生武斗，称“一三二队事件”或“大通桥头事件”。
民和事件：12月9日，省委办公厅将一批文件运往兰州销毁。造反派认为省委是在销毁“黑材料”，将其截获。根据省委通知，民和县副县长崔志浩率百余人将文件车堵截在甘青公路楼子沟桥并开至县委大院。次日省委第二书记王昭等来民和处理此事。省县及兰州市各路造反派组织约5000人、汽车150辆集聚该县上川口镇，引起社会很大震动，后称“民和事件”。
这些文件总共23麻袋，它们究竟是不是“黑材料”？后来造反派将这些材料坐火车运到北京，在北京地质学院存放清理，省委常委韩明亦被带到北京作证。清理中发现确实其中有整群众的“黑材料”。“二二三事件”后戚本禹在接见青海代表时也提到此事件。另据刘贤权夫人安绍杰回忆，她按照省委组织部吩咐，将省管干部档案送到省军区保存，以防“八一八”抢劫。
地方上也发生一些事件。9月6至9日，海西州德令哈的州建工队一派将德令哈农场造反六团的游行队伍堵在巴音河桥头，相持3天之久，双方聚集上千人。冲突造成12人轻伤，也称桥头事件。
三、“二二三事件”
夺权和军区“支左”
1966年底以来，由于“六三社论”翻案，青海日报社控制在“八一八”派手中。1967年1月4日保守派“红卫兵总部”等群众组织封闭《青海日报》，将报纸改为无地方稿的《新闻电讯》。1月12日，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上海造反团体的贺电的第二天，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北京“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接管青海日报社。15日新的《青海日报》正式出刊。
1月19日省委办公厅“红色造反大队”、省文联“红色战斗团”等群众组织呼吁造反派联合夺权。23日“八一八”夺了广播电台的权。同日省委副秘书长王德凯将省委印章交“八一八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是为“交印事件”。24日杨植霖通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交权”问题。29日，“八一八”造反派宣布夺权。但实际上，他们所能控制的只有一个青海日报社。中央未承认这一夺权，也没有领导干部站出来参与。
在青海主持工作的王昭于1月7日跌伤住院，后到洛阳避难，以后又转到西安，2月6日离开西安去北京。此时省委处于瘫痪状态，能够控制局面的只有省军区了。1月22日省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上，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主张支持“八一八”，但会议认为待正式文件传达后再决定。23日继续开会并正式传达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决定，统一了意见决定支持“八一八”，无人反对，但决定报告中央和兰州军区前暂不公布。可是会后不到三小时，消息泄露后一些军区干部便拉起了群众组织“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表态支持。这个“司令部”逼迫刘贤权改变党委决议，使得刘连夜召开党委紧急会议，将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这个修正决议两边不讨好。军区“造反司令部”宣传车上街喊出“打倒刘贤权”的口号。得知消息后，西宁两派群众组织也上了街，“八一八”认为这个决定调和折中，声称军区是“两面派”。刘贤权支持“八一八”可能与他和王昭的矛盾有关，他在1966年11月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揭发过王昭很多问题。
1月24日，“造反司令部”成立五人领导小组，赵永夫实际控制了军区大权。他们将刘贤权软禁在家里，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放“捍卫队”进军区大院揪斗他。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驻青海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总后青藏办事处（对外称后字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积极支持下，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主要指责“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这个工人组织，说它组织不纯，不要党团员，为“四清”运动翻案。在压力下，“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把杨守礼等几名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反倒给对方提供了借口。这个“八一八”派工人组织主要成员是青海省运输公司在西宁的九个汽车厂的工人，后来死在报社现场的也主要是这些人。
军区副司令员张江霖于1月29日从兰州回到西宁，表示反对赵永夫的做法。31日“造反司令部”把军区领导都叫到他们办公室，要领导们表态支持他们造反，并野蛮地动手撕掉了不支持他们的常委的领章、帽徽，有的还强迫罚跪。此后，凡是不支持他们的军区领导、干部、战士甚至家属都遭到围攻。
在军区内部，司令员刘贤权和副司令员曾征、张江霖、副政委林山等都支持“八一八”，不同意赵永夫等人的行为。副司令员刘斯起、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高志岳站在赵永夫一边，积极支持“造反司令部”夺权。为什么军区领导大部分不同意的情况下，赵永夫等人却能得逞呢？这和当时军队“造反”的大气候有关。当时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冼恒汉均被下面的军区造反组织批斗，尚“困身在‘四大’余波中”。所以赵永夫等人后来不听兰州军区的命令有其特定背景。此外，赵永夫曾于1月26日派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请示。徐向前当时还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说，你们联合行动是对的，刘贤权和刘志坚、梁必业有关系。这使得赵永夫等人有了底气。
此时“军委八条”已下达。2月3日，军区组织了250多辆战备军车，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同时公安机关将从“八一八”中抓获的几名“坏分子”游街示众。“八一八”出动队伍拦截，在张江霖调解下未发生大规模冲突。
刘贤权想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但赵永夫不允许他发报。他只好让他妻子于2月5日到兰州给林彪发报，说刘贤权已被监禁。但是此时兰州军区亦在“四大”，局面混乱，电报没发出去，只能用信邮寄，一个月后才到北京。又据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刘贤权给中央军委写信被徐向前扣押，直到“二二三事件”发生后，才从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此时一些“八一八”地方组织被取缔，定为“反革命组织”。但青海大学的“八一八红卫兵”仍然张贴针锋相对的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占据着青海日报社，在仍然出版的报纸上和报社的大喇叭广播上宣传他们的主张。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在两次军区党委会上没能通过。11日军区副政委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2月14日赵永夫借口报纸上的一点毛病宣布军管报社并成立了军管小组。但是由于报社内“八一八”人员的拼命抵抗，而且支持他们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报社外边安营扎寨日夜驻守，军管的人根本进不去。在赵永夫策划下，军区党委开会同意派军队进入报社接管，但须兰州军区批准。
决定后来流血事件发生的另一重要因素可能是继“军委八条”发布后，2月9日，中央军委又在内部颁布了林彪2月7日送审、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此文件共六条。其中第一、二两条都是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第四条是“对杀人、防火、防毒、抢劫等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或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以开枪镇压。” 其中第三条，虽说“临战时下达”，但实际上在此期间，召集了各军区包括省军区领导先后到京口头宣读了全部内容。例如2月10日左右，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宸奉命进京在京西宾馆看文件，但只许看不许笔记。与他同时看文件的是同属华东军区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各大军区都去人了，好像是分期分批看的，看完后立即回去传达、落实。
这个秘密的第三条的内容，据水陆洲分析，可能就是王年一所说的：“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作了书面批示。大意是：绝不容许右派群众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可以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可以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解放军的一再忍让认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这个批示，林彪看过后转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在他主持的一个小型军委扩大会上作了传达。
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把“支左”的对象从通常说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无产阶级革命派”置换成不同含义的“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第二，这一文件虽然是个“不准任意开枪”的文件，但是开了可以开枪的口子。
2月15日，兰州军区一天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问题，最后回复不同意军队接管报社，同时质问为什么从1月23日后，有关文革的问题及活动没有刘贤权同志参加？兰州军区同时作了三条指示：“第一，军队主要是摸清情况，分清敌我，宣传政策；第二，为了避免事态发展，主动撤出包围报社的部队；第三，报纸的事军队不干涉。”
接到兰州军区电报后，赵永夫封锁消息，严令不许传达这三条指示。但“八一八”已经知道了并在西宁市广播了这三条指示。此事一说是刘贤权将消息泄漏给“八一八”，一说是兰州军区将指示用电话传达给西宁的“八一八”和首都“三司”联络站。总之没有不透风的墙。“八一八”更坚定了守卫报社的决心。赵永夫不死心，派遣副司令员刘斯起率12名部队干部到兰州军区静坐、绝食、请愿，要求收回三条指示，被兰州军区拒绝，并批评了他们 。
军区又对报社加强封锁，层层围困，不允许运送物资进去。“八一八”继续守卫报社，连续九天九夜。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包括干部、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内众多“革命群众”便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青海日报社保卫战。人员除报社200多人外，还有外单位人员2000多人。从后来统计的死亡名单来看，西宁市各汽车厂和公路局的工人居多，还有一些大中学生和北京红卫兵参与。
2月17日（一说18日）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成立“联合指挥部”，核心组由5人组成，由副组长赵永夫主持工作。组长为核武器研制基地司令员贾乾瑞，但他基本没参加这个组的活动。组员还有总后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55师师长陈如意和独立师政委张震宇。
2月19日，“八一八”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途经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八一八”的车辆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2月20日，“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2月21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10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双方在青海日报社僵持的几天当中，青海省军区向中央发了十几份电报，但未获明确指示。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知道后，“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
“二二三”流血事件
1967年2月23日在西宁青海日报社发生震惊全国的“二二三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许多媒体或历史书籍仍在歪曲、掩盖事实。只有《西宁市志》用一句话客观概括了这一事件：“2月23日上午8时，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等违抗兰州军区不许军管地方报社的军令，指挥调动13个连围攻报社，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
在湖南、四川等地“二月镇反”的影响下，赵永夫、张晓川等人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决心一意孤行，用武力解决青海日报社的问题。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13个连。其中8个连围住青海日报社，5个连在市区警戒。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里指挥，省独立师师长陈明友在前线督阵。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局势极为紧张。
2月23日晨八时全城戒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广播通令，宣布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上午11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下午近2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门先后发出信号弹（一说扔了手榴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大批死亡，几百人倒在血泊中。20多分钟屠杀结束，院内到处是死尸和伤者，现场惨不忍睹。幸免遇难的一千余人全被押送到操场跪在地上备受凌辱，要他们跪着往前挪动，夜间被送进牢狱。据后来处理青海问题的中央文件说，共打死打伤300余人。据《当代青海简史》说，共伤亡347人，其中死169人，伤178人。 因为形势混乱，死者包括一开始开枪误伤的3名解放军。
在报社行动的同时，军队在“捍卫队”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在西宁的各主要组织所在地，将“八一八”骨干逐一逮捕。西宁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八一八”工人领袖马集文身中5弹，生命垂危。军方指挥部为了“留活口”，将其救活。“八一八”其余领导悉数被捕。
事件发生时，杨植霖、王昭均不在青海。省委常委、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王仲方听见枪声后，找到值班的省委秘书长张文芳，要他打电话给军区，要求停止开枪、和平解决。张文芳表示无能为力。
2月23日事件发生后，青海民族学院两派冲突转剧。24日保守派“延安战斗团”谎称“十一民族战斗团”要杀人，深夜将两个连的部队引进学院，包围了两座学生楼并进楼搜查。楼下部队开枪将三名藏族学生打死、九名学生打伤，逮捕了20多名“十一民族战斗团”骨干。其余学生全都被赶出楼，高举双手，下跪5个多小时，天亮以后才被释放。
事后，赵永夫掩盖真相，制造了许多谎言，造谣说报社内的造反派有枪，事后搜查了多日一杆枪也没有搜出来。这个谎言被揭穿后，又有人说是一场误会，不是赵永夫下令开枪的。现在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仍经常看到这种说法。而韩明夫人王秀明回忆那天和前一天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事件完全是事前精心准备的一场大屠杀。她说：“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即1967年2月23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50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10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
赵永夫等继续“平定反革命暴乱”，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全省逮捕13414人，监狱人满为患。“一个牢房是两层铺， 原来最多住二十四人，但塞进了七八十人，甚至有塞进一百多人的。有个牢房由于关人太多，上层铺坍塌，压碎一个人的脑袋，当即死亡。看管人员说：‘反革命死了也活该。’”未被逮捕的“八一八”成员则送到“群众专政”，受尽折磨。被捆绑吊打的有17293人。
他们继续迫害支持“八一八”的军区领导，押送刘贤权、张江霖到报社现场“请罪”。张江霖观察现场弹孔都是从外边射入的，就知道报社内部没有枪支，推断赵永夫肯定完蛋。
2月23日下午2时，总参作战部给青海军区打电话询问发生什么事，打不通，又给兰州军区打电话询问。兰州军区给青海军区打电话同样不通，后来通过兰空系统才和青海军区通了话。青海那边是王文英接的电话，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询问赵永夫后按照赵永夫的口径解释了事情经过。晚8时，赵永夫给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紧急电报，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赵永夫打来电话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不知为什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 变成了“林副主席”。后来秘书向林彪报告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了一笑了之，不加评论，不置可否。
2月24日，兰州军区将赵永夫和55师师长陈如意用飞机接到兰州。赵永夫汇报时没有提到“林彪来电话”事，陈如意单独做了汇报。张达志、冼恒汉感到事情有异，给中央军委打电话未通。
2月25日，叶剑英办公室通知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到北京后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他被安排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平定反革命暴乱 ”的经验。叶剑英建议赵永夫和王昭一起回青海工作。
3月6日，总政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到北京。他们于8日被押送到京，9日住在京西宾馆等候处理。
中央调查会
西宁“二二三”发生后，死里逃生的“八一八”人员、外地来串联的学生、死难者家属纷纷外逃。很多人设法逃往北京反映真实情况。当时的西宁火车站被“捍卫队”围得铁桶一般，赵永夫还布置人在青海、甘肃交界处拦截。不少人跳进黄河冒险泅渡，淹死的不少，当然也有一些人到达北京，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了血案的真相。中央文革也通过几期简报报道了群众所反映的情况。
据戚本禹回忆，来京群众的告状信像雪片一样收到，从青海逃回的北京红卫兵、孩子被打死的北京家长上门哭诉，从驻青海的解放军记者那里也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他感觉问题严重，就找关锋商量。商量结果，感到事件关系到军方，非同小可，应报告中央进一步调查。于是，主要由戚本禹起草，写了份给毛泽东的报告，又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请他们也签了名，通过江青递交毛泽东。毛于3月11日作出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这使得“二二三事件”有了转机。至于毛这样批示是否与刚刚发生的“二月逆流”有关，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3月20日，林彪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在3月13日，由戚本禹和关锋召集在“二二三事件”现场的红卫兵了解事件经过。第二次在3月21日，参加的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穆欣、萧华等。主要集中于“八一八”是否有枪问题。第三次在3月23日，由周恩来主持，江青参加，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和北京及各地驻西宁红卫兵。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也参加了。会前周恩来已经对枪支问题单独做了调查，已有预案在胸。他给毛泽东写了个条子：“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调查会后周恩来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研究如何向毛泽东汇报事。康生翻出了赵永夫的历史问题，说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还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叶群则宣布，林彪和林办没有接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有回过电话。
当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后，又召集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青海问题，向他们交底。徐、叶可能在这次谈话中作了检讨。 从24日夜到25日凌晨，周恩来又主持了第四次调查会，实际是个定案会。除上次参加人员外，还有青海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青海省副省长）、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独立师副师长）。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主要是报社内是否搜查出枪支的问题。赵永夫一开始推脱责任，但是在周恩来追问下，很快无话可说，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真相大白，被周斥责为：“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张晓川也承认，2月23日的武装镇压，是联合指挥部决定的，现场由赵永夫、陈明友指挥。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接见，但没有说话。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赵永夫隔离反省，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解放军当场把他们三人押了下去。王昭临走时大喊：“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3月25日晚，周恩来召集小型会议，有冼恒汉、康健民、刘贤权、张江霖、陈如意等参加，安排布置了筹建青海省军管会等有关事宜，要求首要任务是贯彻好中央决定，稳定青海局势，并同意让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到西宁协助工作。他要刘贤权回西宁后住在55师，要陈如意保证刘的安全。55师原来比较支持“八一八”，后来虽然也参加了赵永夫的“联合指挥部”，但赵永夫指示55师一位副师长派两个喷火班参加对报社的围困，被陈如意知道后撤回了。
林彪可能也参加了这个会。现流传他在会上的讲话中说：“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似乎代表中央军委承担了部分责任。在谈到开枪问题时他说：“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九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
此日戚本禹还接见了青海“八一八”和到过青海的外地红卫兵代表。3月27日关锋、戚本禹召集“毛泽东思想捍卫队”、“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兵”等保守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开会，要他们转变立场，不要贴“打倒刘贤权”的标语。
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被捕的人员应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立即平反，为死难者恢复名誉，将“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说这一事件和王昭直接相关。决定赵永夫隔离受审，王昭、张晓川隔离反省。
在这件事情上，王昭确实是冤枉的。有人说，原因是刘贤权对中央作了不真实的报告。但以上决定称为“三二四决定”，在3月24日开会前中央已经作出。而刘贤权在参加这个会议时，心中还惕惕然，不知会议会产生什么结论，直到他进会场时才听说他是对的。但是王昭2月7日到北京，3月19日才给中央写信报告，作为省长，确实有些失职。
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发布以后，青海造反派到北京要求揪王昭回青海批斗。周恩来批准并指示说：“你们把王昭接到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这一指示反倒成为造反派折磨王昭的口实，每次批斗王昭都被打伤。1968年6月27日省核心小组决定对王昭予以批捕，经中央批准后，于7月21日在西宁召开大会，将王昭关进公安厅监狱。1969年10月20日，决定对王昭“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建议调出青海执行”。王昭在军管和被逮捕期间，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多次写信，申诉他的问题，提出逮捕他是一个冤案，要求中央直接审理他的问题，要求给他治病，均被扣压不报。王昭后被揪回青海批斗，直至1970年2月12日凌晨被折磨死于监所。
王昭在来青海初期和“四清”运动期间均得罪了一批干部。这些人乘文革之机落井下石。他的被批判和落难，还和1966年初在青海接待邓小平一行人有关。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大三线，主要到211厂。为接待邓小平，王昭做了精心准备，派了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上去打珍稀鸟类雪鸡，并安排邓小平住在高峰主政时给毛泽东盖的行宫胜利公园宾馆里。文革初期揭发，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来客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文革时邓小平已成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薄一波、刘澜涛也成了“大叛徒”，对他们如此高规格招待当然成了王昭一大罪状。
和王昭一起调入青海的王仲方在中央调查会期间被林彪点名说是罗瑞卿的死党，早王昭几个月被逮捕。赵永夫被判处无期徒刑。张晓川因为检讨得好，只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
革委会成立
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文件发布后，西宁和各地关押的“八一八”成员全部释放。他们的组织成了坚定的左派，不但在青海控制了政局，还援助甘肃、西藏的造反派。“捍卫队”虽然没宣布是反革命的组织，但是不少头头遭到残酷批斗。“二二三事件”的死者家属、伤者、被关押迫害者都把仇恨发泄到他们头上。一些支持他们的干部也被说成是“黑后台”，省军区246名干部遭到迫害。1968年3月，张江霖在一次会议上说：“平反以来，先后逮捕拘留的反坏分子254名，其中与‘二二三’事件直接相关的（占）60%。”
1967年4月3日，经中央批准，青海成立军管会，在全省实行军管。刘贤权任主任，张江霖、曾征、王文英等六人任委员。6月20日青海省革委会筹备组成立。8月12日革委会成立。主任为刘贤权，第一副主任张江霖，副主任刘明乾、马集文、王中山、达洛、薛宏福（原省委副书记）。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肯定了“以‘八一八’左派组织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8月17日，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刘贤权为组长，张江霖、薛宏福为副组长。
在成立青海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时，其中没有原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名字。在1967年1月青海省造反派夺权时，杨植霖是支持的，并因此受到保守派的反对，按理应当结合。但是在酝酿革委会成员时，中央来电话说他的历史有问题，从此他在青海政坛消失。杨植霖是内蒙人，早年参加革命后，在绥远一带参与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他撰写的报告文学《王若飞在狱中》曾风靡一时，文革初被选为西北局的代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也是由于“历史问题”很快被剔出。他的“历史问题”是康生提出的。康生曾询问贺龙：“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 可是到了1967年，贺龙也倒台了，杨植霖在“二二三事件”后在西宁被开大会斗争，挂了“大叛徒”的牌子，但中央并未予以定性，还参加了3月23日、24日的中央调查会。5月返回青海被批斗，7月又被揪到西安监护。监护期间，周恩来指示：“斗争可以，整死不成！”1968年押回青海，7月29日青海省革委会作出《关于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杨植霖的安排意见》。直到1973年12月3日解除监护，回到西安养病。文革结束后青海省给他重新作了结论，后安排到甘肃任省委书记。
在1967年3月中央召开青海问题调查会时，就拟将刘贤权调内蒙工作，但未到任。1968年3月刘贤权调京 。此后由张江霖主持青海工作，1969年7月张江霖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1971年3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
1967年10月，中央调66军副政委宋长庚为青海军区政委，1970年6月任命他为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海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3月，新一届中共青海省委成立，经毛泽东提名，周恩来传达，宋长庚任青海省委书记。此后，名义上的省委第一书记刘贤权在北京，青海进入张、宋双核时代。
四、“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
1968年青海省根据中央部署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些地方上到1969年才开始，又连接上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甚至滥杀无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初期，经省军区批准，“八一八”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关押了许多受审查的人，加以虐待。
典型案件
西宁市实验学校小学部教师贾正玉，因写信反对林彪，给刘少奇鸣不平而在1969年被捕，于1970年2月22日被执行死刑。此前西宁市东郊公社青年社员安文忠也因同样罪名于1969年9月23日被杀害。
省劳改局副局长吴濂，因在给好友的信中讲了“反动话”，1970年被省公检法军管会以“恶毒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判处15年徒刑。他这封信是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写的，当时正在挨批判和劳动。他批评封建专制统治，认为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排除异己的手段。他当时受了报纸报道的捷克、波兰民主运动的启发，认为物极必反。
另一典型案件是郑恩元案。郑恩元、吴几滨、曹庆善原是北大附中学生，1968年分配到青海农机铸造厂当工人。1967年他们在北京大学看到该校“共产主义青年学会”贴出的批判“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和“顶峰论”的大字报，很有同感，对批判这张大字报的北大“新北大公社红旗兵团”的大字报很不服气，回校后就以“共产主义战斗小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给“新北大公社红旗兵团”，批驳他们的观点，并阐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在信中他们站在拥护党的立场上反对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教条、把马列主义学说庸俗化，反对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并明确批判林彪的“顶峰论”。就因为这封信，在1970年2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郑恩元死刑、吴几滨15年有期徒刑、曹庆善5年有期徒刑。但是此判决在上报时，省里批复“从宽处理，免于刑事处分，交群众监督改造。”1971年林彪事件后，他们要求平反。厂里认为，他们虽反了林彪，但是也反毛主席，这是因为郑恩元曾说，他以前对毛的感情是真的，运动后没有感情了。后来他们跑到广西想去越南抗美，被拘捕回青海。郑恩元和吴几滨分别被判处12年和7年有期徒刑，关进监狱。
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还破获了一个“中国人民革命党”案件，因为是8月30日立案的，又称“八三○案件”。其主要成员和以上几件案件不同，多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祁连县的八宝农场、天朋农场等处劳教过的人，有很多右派分子或准右派分子，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般也有问题。这种劳教处分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执行中，和劳改犯没任何区别。而且，劳改是有刑期的，而劳教没有刑期，基本上是无期徒刑，就是结束了劳教也必须留场就业。所以他们对社会不满是肯定的，但是只有少数人敢于反抗。这个“中国人民革命党”极端秘密，彼此单线联系，但终于被破获。破获的原因是这个党吸收了一名汽车司机，是转业军人，他发展的人员中有人揭发了此案，使得全部人员被捕。这个“党”的总头儿叫汪永忠，一直关到文革结束以后。另一些成员后来被释放，文革结束后又被抓了进来。
从以上两个案例来看，与其他省市比较，青海在“一打三反”中掌握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像这个“中国人民革命党”案，如果在别的省市，光凭这个名字就能枪毙几个人了。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青海省主要清查两种人。一种是从北京分配来的学生或到青海串联的学生，另一种是曾到北京和这些造反派学生串联过的青海本地人员。后一类主要是“八一八”的。虽然“八一八”在青海当权，一些活跃分子如陈逸、孙正荃（《青海日报》记者）也被审查。这些审查材料在文革后的清查中都派上了用场。
“红成”事件
1968年11月初，果洛州久治县发生“红成”事件。“红成”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简称，本来是四川成都市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四川阿坝州发展组织，后来这个分支组织逐渐独立，活动在四川、甘肃、青海交界地区，参与了西藏的派别斗争。1968年11月3至5日，他们围困久治县城，要求汉人退出，据说有1400多人参加。
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久治县呢？因为1958至1960年遍及全省的灾难在这里达到顶点。当时的县委在这人口极端稀少、居住十分分散的小县推行“三面红旗”达到疯狂的程度。办公共食堂后，有些牧民为了吃顿饭要跑马几十公里。盲目开荒草原遭到破坏，很多人饿死在草原，包括1000多河南移民。“平叛”以后大肆捕人，在总人口5918人的县里三年逮捕1540人，死于拘留地点862人。落实政策时，通知康赛尔公社拘留人员家属来接释放人员时，只见出来27人，告知其余157名在押人员已经死亡，家属们当场放声大哭，悲痛欲绝。他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汉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1968年10月17日，成都军区向中共中央报告将其认定为藏人的“新叛”活动，并将该组织确定为“进行新叛活动的反动组织”。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0月27日电报批准同意后，11月４日开始“平叛”，解除了久治之围。据说是和平解决的，“受蒙蔽群众”自动解散。 但是事后在川、甘、青三省交界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最后于1969年６月结束，据说共打死200多人。
不过事情在久治县还没有完。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旧事重提，5月县核心小组决定成立“叛变投敌集团”专案组，负责调查1968年“红成”事件中“里应外合，企图颠覆人民政权”案件。至8月底，该案确定了一个“新叛内奸集团”，进行镇压，涉案人员161人。文革后予以平反。
221厂的劫难
位于海北州的221厂是我国核武器研发基地，对我国国防事业贡献极大。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所有职工的政治条件全都过硬，但是在文革中却遭到了空前的劫难。
虽说这个保密单位是对外封闭的，外界红卫兵不能进入。但是它是一个小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人员无所不有，所以文革开始后，什么红卫兵造反、抄家游斗、打派仗、武斗、夺权，一样不缺。在1967年“二二三事件”中，厂技工学校少数学生卷入了这一事件。军管后情况有所好转，但1967年7至8月，厂内又发生两次大规模武斗。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科学家受到冲击。总指挥部负责人也被揪出来批斗，厂里工作陷入瘫痪。
到了1969年备战时期，221厂决定搬迁。搬迁过程中先后发生两次爆炸事件，而且整理行李时发现一个工作笔记本不见了，向上汇报时说丢失了绝密文件。于是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于1969年11月派遣两位大员来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队破案”运动。两位大员一位是原空8军副军长，时任公安部领导小组、核心小组副组长赵登程，另一位是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他们来后不做任何调查就说有特务蓄意破坏和窃取了我国核心机密，是三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导致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例如职工用纸包樟脑球放在衣柜里储存，时间一长樟脑蒸发，只剩下一点碎末，被搜查出来说成是核爆炸现场的泥土，准备送到敌人那里化验以推断我国核武器能力。
他们到处抓人、私设监狱，整个厂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们声称这里的“特务、反革命一伙一伙的多”，“不杀人打不开局面”。于是在草原上召开现场杀人的万人大会。被枪毙的一个人是基地的外科医生，因发生医疗事故，本人又出身资产阶级，被说成是“阶级报复”而被杀。另一个是小青年，对军管会不给他提工资不满，在日记上发牢骚说要把车间炸了，日记被人偷看，定为反革命分子被杀。在三次“宽严大会”上共杀害了五名职工。
在现场枪毙大会的威慑和严刑拷打下，不少人违心做了“交代”，于是雪球越滚越大，制造出“国民党西北派遣军”、“赵传国反革命集团”等假案，大批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受到残酷迫害，先后被点名批判4384人，占全厂职工总数25%。其中关押1315人，自杀109人，死51人，打死4人，关押致死3人，刑讯致残200多人。在这场浩劫中，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唐孝威等均遭到迫害。1970年11月基地搬迁到四川以后这个运动仍在继续进行。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赵登程因涉及公安部“中央非常委员会”案，被当作林彪死党遭到批判，221厂一些被监禁的人才放了出来。
对发生在221厂的惨剧，青海省委也有责任。枪毙一个16岁孩子的案件，因为当时张、宋不在，是薛宏福批准的。 人员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最保密的单位都查出这么多“阶级敌人”，其他单位的情况可想而知。
五、从“批林批孔”到文革结束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风波
自从1968年刘贤权调离后，张江霖、宋长庚当权，一些造反派领袖逐渐被边缘化，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遭到整肃。“清查五一六”主要针对从北京分配来的大中学生，称“洋五一六”，本地到北京串联过的学生称“土五一六”。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期间，这些人乘势而起，主要矛头指向张江霖和宋长庚。
2月14日省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由刚复出的原省人委秘书长马万里任主任。3月13日将这一办公室改组，由薛宏福任主任，程光远、张文芳、刘明乾、马集文等为副主任，执掌运动大权，此后批判升级。3月24日主要由《青海日报》系统和公路局发起，召开批判张、宋的群众大会。这批人主要是以马集文为代表的激进派。“八一八”还分裂出以刘明乾为首比较温和的“策略派”。
6月15日和20日，马集文召集二三百人批斗张江霖和宋长庚。张江霖被迫同意派100多人到北京上访。马集文率众上火车后，省委报告中央。按照交通部指示，铁路局在兰州将马等所乘火车扣留，动员他们于24日回青海。青海赴京人员在兰州下车后，化整为零去了57人到京。中央留下5人。此间另一派贴大字报批判省委违反中央指示，并有几十人揪斗达洛。马集文等回来后两派斗争愈加激烈。
1974年9月召开青海省委、革委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上斗争激烈。马集文等对张、宋的错误进行揭发。他们说张、宋要把几十名部局级干部打成右倾复辟势力。后来纪登奎来指示，说不要扯过去的问题，强调稳定。马等有所收敛。张文芳做了检讨。马集文没有检讨，说以后还要斗争。达洛借口有病没参加会议。他当了中央候补委员和省委副书记以后，以养病为名，到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游山玩水，花了三万多元。
张、宋的问题涉及九届二中全会“起哄”，以及和221厂“二赵”及河南王新的关系等问题，当然还有抓“五一六”问题。省军区请示兰州军区，兰州军区保了他们，度过了“批林批孔”这个关。
运动到了这个阶段，这种斗争不管如何激烈，基本上是上层的事，一般老百姓不再关心。老百姓曾寄希望于文革，后来发现越来越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没什么关系。1972年批林整风期间，人们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反映强烈，要求认真整顿。宋长庚在省委会议上对此尖锐批评，说敌人想把水搅浑，把矛头指向人民内部矛盾，动机值得警惕，主要任务还是批林。这个门一放开，走后门越演越烈。1972年12月西宁市一些单位招工。14日市委门口走后门、拉关系的小汽车排成队，行人都无法通行，院里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后来还有人要给宋长庚贴大字报，指责他给老婆安排工作等问题，被薛宏福制止了。这些事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基层更是如此。有人就民和县的情况说，开群众会的时候，“不管是县委领导作报告，传达中央文件，还是外地工人理论小组到县上宣讲儒法斗争史，会场上的情况都是一样：开始时是吵吵嚷嚷，说笑的说笑，织毛衣的织毛衣；过不了多少时间，人就走得差不多了。有些人根本不进会场，听半天报告等于放半天假，在家里干自己的事。”后来发现，自治州机关开会也是这个样子。虽然已没有造反派的冲击，基层党组织依然涣散。1972年一个农村公社里“六个支部中有三个支部，今年基本上没有活动。”老百姓也无精打采。在一个生产队里，五十年代以来，全队有65人被逮捕判刑，占总人数13%。其中反革命案36人、宗教问题11人、盗窃案19人、其他案件9人，有14人死于狱中。现在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消极反抗。
到了1975年，邓小平当政，开始全面整顿。6月青海省委召开西宁地区党员骨干大会，开始批判马集文、张文芳、薛宏福等，并指马集文有后台。19日的会上宣布马集文在“批林批孔”中犯有严重错误，必须认真检查交代。达洛、张文芳、马集文在大会上作了检讨。7月15日至30日召开省委五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后称“五七会议”，批判达洛、张文芳、马集文，最后决定将达洛问题报中央，撤去张文芳省委办公厅秘书长职务，马集文下放到互助县机械厂当工人，不能作领导工作。
可是到了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风向再变。2月27日马集文贴出《严正声明》，点了张、宋的名，说省委“五七会议”决议应推翻，这次会议以后，全省县以上干部被撤被调700余人，应该全部回来。3月12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会内外贴了不少大标语、大字报，还来了广播车。一些人围着张江霖辩论，致使会议无法进行而结束，只印发了张江霖的总结讲话。张江霖在北京期间找过王洪文。王说我们对你们青海省委是信任的，“五七会议”问题由省委常委讨论。1976年7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期间再次发生围攻省委领导事件，一些人要求为“五七会议”的处理翻案。
揭批查
1976年10月后，青海省开始揭批“四人帮”及“帮派骨干”。1977年2月中央任命谭启龙为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免去刘贤权名义上的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1977年2月免去宋长庚军区政委职务，3月后，开始结合青海情况揭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3月14日张江霖停职检查，3月19日免去程光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职务。5月免去张江霖省军区司令员职务，6月任命伍生荣为省军区司令员。6月5日至10日省委召开全省清查工作会议，宣布达洛、程光远、张文芳停职检查，同时清查重点人物151名。 8月任命王文英为省军区政委。10月29日停止隆光前党内外各项职务。到1978年底，揭批运动基本结束。
这次，青海政治格局彻底翻盘。马集文、程光远、陈逸、孙正荃等悉数被拘留。他们中多数人是文革以来第三次坐牢。
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22日批转青海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1967年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3月31日，省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刘贤权在青海工作期间所犯错误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揭发批判。后又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对刘贤权的继任者张江霖等人开展揭发批判，将其定为“四人帮”在青海的代理人。宋长庚则被批判为捂盖子、压群众、保护帮派体系。
刘贤权离开西宁后，仍一直兼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日常工作交张江霖主持。1971年3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70年4月起，又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5年邓小平主军时期，他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在青海开始批判刘贤权的时候，他已在1977年2月退居二线，后在济南军区当顾问。
1977年10月以后，省委陆续下发文件，开始清理文革中一些事件和领导班子里的“三种人”。这一清查工作一直持续到1985年。到了1986年底，尚有6.6%的清查对象没有结案。1988年底清查办公室工作结束，牌子暂且保留，剩余工作由省委组织部承担。1990年4月底，清查工作基本结束。整个清查工作进行了十几年，经历了谭启龙、梁步庭、赵海峰、尹克升四任省委书记，远超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持续时间，有人说它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全省处理县处级以上干部135人，大多是1983-1984年处理的。其中主要干部是：刘贤权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党内严重警告，离休改为退休。张江霖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党内严重警告，离休改为退休。程光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达洛撤销职务，降为一般干部。张文芳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党内严重警告，撤销一切职务。
定为“三种人”的有45位。其中重要的有：隆光前，1982年定为造反起家，取消党员资格，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马集文，1977年12月9日被捕，1980年判处有期徒刑7年，1984年开除党籍。刘明乾和王中山皆为现役军人，被开除党籍，转到地方工作，后按退休处理。
在处理“三种人”、给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干部平反的同时，也给在“大跃进”中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的干部“落实政策”。其甚者如当时的湟中县委第一书记柳一。1980年2月，省委批复湟中县委《关于柳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其中说：“柳一同志在湟中县工作期间积极执行了瞎指挥、搞浮夸、高估产、高指标、高征购，在工作中弄虚作假，追求个人名誉，造成社员大量死亡，其错误是严重的。但柳一同志能深刻检讨，认识错误，故免予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和原副厅级待遇和原行政工资十级，但降级期间工资不予补发（降级期间为十三级）。 这个板子打得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对大饥荒中的首恶分子尚且如此，遑论其他的不良干部了。王昭到职后纠左唯一撤职的副省长薛克明也平反了。很多当年在“大跃进”和“平叛”中搞极左，在文革中支持保守派的干部不但复出且得到重用。
“二二三事件”的翻盘
“二二三事件”在中央军委的主要支持者叶剑英，对中央的“三二四决定”一直不服。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以后，他认为时机已到，两次指示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叫他给青海领导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冼恒汉感觉为难，因为这是全国人人尽知的通天大案，而且是周恩来亲自办理的。他在叶的不断督促下，无奈将叶的意思转告青海的张江霖和宋长庚。张和宋也以为不能单凭叶剑英的一句话就放人平反。1976年夏季，叶剑英派总政两位干部来兰州督办此事。根据叶的指示，冼恒汉请青海张、宋两位来到兰州，当着总政干部的面传达叶的指示。但是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我们不好放人。于是冼恒汉要总政干部回复叶剑英，说最好有个中央文件，我们对下也好有个交待。
冼恒汉、张江霖对此事的态度无疑是坚持原则的，也是在为那死于乱枪之下的100多冤魂说话，但是却得罪了叶剑英。文革后，冼恒汉被打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等也被批判处理。
1978年８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称：“1967年2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347人（亡169人，伤178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还将“二二三事件”的责任分了相当一部分给刘贤权：“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总政这一决定仍然使用文革语言，指出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赵永夫是正确的，但对他犯的错误性质说成是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指出他作为军人，首要错误是违反军令。他将顶头上司刘贤权关押，违反兰州军区三项指示，虽说中央军委有人支持，但没有任何正式指令。就文革后对文革的评价而言，刘贤权支持一派也可以说是错误，但这个错误和“二二三事件”没任何直接关系。林彪说得好，为什么西藏没发生类似事件呢？
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以“六三社论”和“二二三事件”闻名于世。其中“二二三事件”是全国最大的一次集体屠杀事件，而且是周密计划的屠杀事件。个中的是非是很清楚的，但最后却落得这样一个颠倒黑白的结果，只能显示权力之傲慢，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二二三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原因是青海省军区内部的造反。而这一造反，和其他所有军内造反不同，和兰州军区内的造反也不同，是和社会上的保守派联系的。而站在保守派后面的是一贯执行极左路线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在文革后复归原位，以文革的手段结束文革，恢复他们的天堂。
举个例说明这个问题。1979年2月，在省委大院里发生杨小民案。杨小民25岁，本人工人，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儿子，因琐事残忍谋杀了同住一院的17岁少年王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区法院和市中级法院审理，判处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但是案件经省高院审查，省委批准，却改为死缓，后又改为无期徒刑。死者家属历经5年不断上诉喊冤无结果。后经新华社记者不畏权势、不懈努力，终于在1985年重审恢复原判，执行了死刑。调查、反映此案的新华社记者说，在青海省有一个特殊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人际关系网。如果触及这个网中人的利益，不但反应迅速强烈，而且可能不择手段。这个网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当初组织省级政权时，干部大多来自同一个部队或地域，彼此熟识。当时又从四川调来一批高中学历的女青年，后来多成为这批干部的配偶。所以青海省的很多领导干部是“四川婆姨陕北汉”，彼此间有双重亲密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结成历经数十年政坛风云的牢固利益集团，决定了青海省长期的政治走向。
再举个例。青海卫生系统有个干部杨涛，在文革后被定为清查对象，感到大难临头，无奈之中夫妻两人晚上登门找省里派来负责清查的组织部长马万里疏通。进门后，部长开始打官腔，拒谈此事并赶他们走，但是听到杨的妻子是四川口音，就攀上了关系，原来他和这位妻子的姐姐很熟。于是越说越亲近，并约好次日到办公室再谈。最后的结果是杨涛官复原位，而其他被审查者都是事先定性，事后削职为民，终生不得录用。 这个关系网就是如此重要。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孙言诚先生的无私帮助。作者特此表示感谢。
|
登录
注册
FAQ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