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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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五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6月 07, 2020 8: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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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五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5月30日第153期


本期目录

〖上海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顾训中 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

书海泛舟

叶昌明 对《工总司文献汇集•导读》的一些感言
钱昌明 从“中教司”到“教联会”(《雪泥鸿爪话文革》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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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

顾训中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领导者》杂志2014年第6期(总第58期),此次重新发表时略有个别修订。
作者简介:顾训中,历史学者。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师承王年一、林蕴晖教授等,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等职。热心从事文革史研究,曾参与《二十世纪纪实文学文库》编纂工作,是第三辑“文革十年”(1966-1976)共四本(《神圣与荒诞》,《虔诚与迷乱》,《疾风与劲草》,《炼狱与圣火》)的主编。曾发表《“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中共党军体制的历史考察》、《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等重要论文,《访谈朱永嘉》、《访谈文贯中》、《访谈忻鼎亮》、《“九一三事件”十问十答》、《上海市委平反王申酉冤案的前前后后》、《我在空军部队经历“九一三”》等研究文章,以及关于文革思考的一些随笔作品。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毛泽东1967年5月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曾评价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此前的1966年6月10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他还说过:“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
其实,远不止“姚文元发难”(准确地说,应该是姚文元在毛泽东、江青的指使下发难),推动这场被称为“史无前例”运动起步的几个重要会议,例如1965年12月整肃罗瑞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66年2月被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都是在上海举行的;1966年的3月,毛“住在上海西郊宾馆,直接指挥了对北京市委的批判和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斗争’” 。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运动,并非偶然。他曾这样讲述了选择上海的“无奈”:“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引者注),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 江青则用更直白、更积极的语气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无论是“无奈”、还是“亲切”,都透着毛泽东这一选择的深谋远虑,值得做一番深入剖析。

毛泽东力排众议发动文革

毛泽东的选择与他发动文革运动的初衷和处境密切相关。
人们已经深入探究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种种动因,可以归结为他的多重目标——清洗他设定的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以及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安排好接班人问题;清除中国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反修防修、永不变色”的问题;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建立他的乌托邦理想国……在文革推开一年多之后的1967年5月,他自己概括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毛泽东思考这些问题已有很长一段时日了。
首先,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2月召开的“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随后,苏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改变斯大林时代的错误。这一切对斯大林死后开始谋求国际共运新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极大刺激。他将苏联出现的变化看作是“修正主义上台”,并担心自己身后也会有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来“鞭尸”。为此,他不惜公开与苏共的分歧,发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斗争”。
其次,由于“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产生的种种严重后果,中共党内围绕毛倡导的“三面红旗”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毛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也越来越严重。
不谙经济的毛泽东抱持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赶超意识,以乌托邦式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作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法宝,势必阻力重重,恶果累累,以致党内异议多多。毛泽东的对治办法是,以斗争方式强力排除,强行推进。1957年毛泽东公开批评“反冒进”,以“反右倾”为杀手锏强势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稳步推进主张压制了下去。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的名义,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彭德怀及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干部打压下去,并以此为开端发动了进一步整肃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但是,随着经济与政治严重问题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各地非正常死亡现象的日益严重,党内不同声音仍然存在,并在1961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后再次高涨。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为纲,更进一步将这些分歧看作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表现,而这是最危险的阶级斗争。他认为,中国已经面临“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依此理论,毛还将中共执政后逐渐出现并逐渐严重的党群干群矛盾、干部贪污腐化、官僚主义问题等统统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认知。
再次,他逐渐对“第一助手”刘少奇产生了怀疑,直至认为他就是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必须予以清洗。
其实,刘在中共党内地位的擢升,全凭毛的一手提拔。这个早在1920年代初与毛泽东同时期参加革命运动的资深共产党人,长期只是个地区负责人,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是在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整肃王明、周恩来两大派别,并辅助其确立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地位的坚定盟友。刘还率先在党内倡导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新的指导思想。正是这些重要表现,使他得到了毛的完全信任,被毛越级提拔。从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刘少奇一直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把手,在毛外出时还多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毛曾明确宣布:“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 在1960年代初期的某些官方报道中,还常常出现了“毛主席、刘主席”并提的现象,以示刘已获得了与毛并列的殊荣。这是因为,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毛将刘少奇推上了一线主持中央工作,自己退居二线“研究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提议,1959年4月18日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这便一度出现了两个主席并列的格局。当时在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眼里,毛、刘已是并列的领袖。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就曾说过:“咱们党内有两位炉火纯青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问家,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少奇同志。” 党内甚至出现了关于毛泽东“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传言。
然而,至少在狐疑心极重的毛泽东那里,毛刘并非永恒的同盟者(纵观毛一生,其从无永恒的同盟者)。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在对待资本家政策上、在农业合作化政策上、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坚持上,毛刘之间都产生过严重分歧。毛甚至一度产生了以高岗取而代之的想法,并秘密派高岗调查刘当年在满洲地下工作时期的被捕情况。文革期间刘被打成“叛徒”,并非偶然。但毛一时还没有下决心换刘。上述关于“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以及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的说法,分别是在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被问及接班人问题时的作答,说明直到彼时,毛还在观察和思考中。但是,随着毛泽东竭力倡导并推广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严重经济困难的出现、甚至数千万人的饿死,党内分歧逐步激化。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公开认同造成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后又支持“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他甚至当面对毛说“人相食,要上书的” 。对于刘少奇这些越来越明确的不同见解,坚持“三面红旗”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法宝的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毛泽东曾说: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在随后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包括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等内容的“四清运动”)中,在运动性质如何确定、如何分析形势、如何确定打击对象、运动如何进行等问题上,毛刘再度发生正面冲突,并集中发生于1964年末、1965年初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即“二十三条”)时。这让毛进一步认定,中国党内已经出现修正主义,头子便是身处一线、与自己意见越来越不一致的刘少奇。他在此时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出于“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的需要,同时也出于防止身后出现“鞭尸”,永葆毛式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毛泽东下决心要开展一场从未有过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当然,毛在酝酿旨在“揭发黑暗面”的“大破”的同时,也在酝酿着“大立”,建立他的“理想国”,这便是他青年时代就深深打上印记的乌托邦理想。
青年毛泽东曾十分推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并积极参与了各种实验活动。他将这些理想与后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的描绘杂揉在一起,在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宏大意旨之下,逐渐明朗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国蓝图”。这就是青年毛泽东曾经绘制过的岳麓山脚新村建设蓝图、晚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再度加工的那幅图景。大跃进年代群众自发创造的人民公社似乎与他的这一蓝图十分接近,因而受到他的由衷支持并推广,也成为他后来竭力加以维护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他之所以将这场政治运动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缘由之一。他力图通过这场运动,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促使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人们的思想,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最终建立起一个消灭商品、消灭分工、消灭差别、绝对平均、人人能文能武、处处大公无私的乌托邦理想国。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是孤独的,少有人能体察他的心绪,更少有人能理解并支持他的想法。何况,毛要揭发的“黑暗面”是刘、邓等中央第一线领导。文革初期曾有对党政干部在面对这场运动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的描述,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当时干部中对毛文革部署的认知状况。文革后期毛自己也承认: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因此,寻找可能的同盟者,尽力推开这场运动,成为毛泽东当年最重要的考量。
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选择了上海。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倚重

毛泽东对上海的选择,不能不说到他对当时主政上海的柯庆施的赏识和倚重。
回溯历史,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经历中,柯与毛并没有很深的交集,相反,倒是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等其他中共要人有着更多的接触。
柯庆施1902年7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南乡竹溪村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家庭,自小便关注时政,不是个安分的学生。他因仰慕陈独秀而与之通讯,并受其邀请,于1920年10月赴上海加入了刚刚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CY),成为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之一。此后他留在上海,与刘少奇、罗亦农等一起在中共举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作留苏准备。1921年底,他随作为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其他两位成员是书记陈独秀、负责宣传的李达)、负责组织工作并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张国焘等一起,去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期间的一次会议上,他见到了列宁,是中共党内少数见过列宁的党员之一。也因此,他年纪不大,却在党内一直被尊称为“柯老”。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处长的曲琪玉说过:“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叫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 1922年夏季从苏俄回国后,柯即转为中共党员(CP)。此后,他长期在上海、湖北、河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做过工运、农运、兵运工作。
抗战期间柯庆施进入延安,担任王明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柯在中共北方局任组织部长时与书记刘少奇有过龃龉,还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他曾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受到关押、围斗,其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因不堪迫害而跳井自杀。事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给主持此事的康生打了招呼,柯才得以脱身。或许这是柯这位中共资深党员与毛的首度交集。
此后,柯庆施的命运获得了相当改变。1947年11月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当时尚称“石门”),这是当时中共占领的关内第一座大城市,被称“新中国第一城”,而出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的正是柯庆施。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三野部队渡江占领国民政府首府南京,5月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刘伯承任市委书记、市长。柯庆施被从华北调来,担任排名第一的副市长。1950年7月,柯接替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长,一个月后又接替唐亮成为南京市委书记。1952年8月中央决定南京市与苏南、苏北两行署合并重新成立江苏省,11月1日正式成立省委,柯庆施为江苏省委首任第一书记。这些重要职位的安排在在说明,当时的中央与毛泽东对柯庆施已有相当重视。
1954年6月,毛泽东决定调主政上海与华东的陈毅去中央工作 。同年9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中央决定,陈仍兼任上海市长。为了填补上海“一把手”的重要空缺,在江苏省委任职不足两年的柯庆施于这年10月被调往上海,出任市委第一书记,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接替陈毅主政上海。由于公开资料的缺乏,尚无法知晓此次柯被任命的决策过程,但就上海在中国大陆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言,显而易见当时毛与中央对柯的高度信任。在柯到上海上任时,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的谭震林专程来为其“站台”作介绍。亲历其境的一位老干部曾回忆,谭震林在会上说:“柯庆施同志在南京的工作就是比别的地方做得好。他原则性很强,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现在组织整顿已经开始了,他在南京对镇反、清理中层抓得就是紧,搞得彻底,上海就是要他来加强工作领导的。” 谭对柯的赞扬和肯定显然是代表毛泽东和中央的。
有一种说法,称“1950年,柯庆施从石家庄市调南京市任市委书记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同志,联名向华东局发过电报,发电报的时间是7月19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且不说所有已经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等)中均无此记录,也不说柯于早一年年中即已调至南京工作,假如柯果真是如此一个“政治不成熟”的“问题干部”,且有那么多中共“一级大佬”为其作负面背书,为何还会顺利出任南京党政“一把手”、后又执掌上海、获得如此重用?!
坊间又有一种说法,称柯是“靠着取悦毛夫妇上位”的,更有甚者称其为“善于揣摩圣意的政治天才”,所举事例却都是他在调任上海之后在“大跃进”期间发生的故事。其实,柯出掌上海、华东,已经到达他毕生官位之高峰。此后他得到的两个高位(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都是虚职,并未改变其地方要员的基本身份。
平心而论,柯庆施确实是个有胆识、有能力、能开拓的干部。他的才干在执掌上海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示,并未辜负中央与毛对其的倚重。
上海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逐次展开,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迅速跃升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甚至在当时的亚洲,上海也跻身于一流都市之列。但是,这一切在中共进驻上海之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一边倒”的国策指导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主旨,部署一切工作。因此,身处东南沿海的上海被当作反美反蒋的前线,并未列入国家发展计划。19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上海一个也没有分到。长期以来,国家对上海的投资也几乎为零。这样,上海原有的工业生产处于紧缩、内迁和维持利用的局面,许多工厂以备战、支援内地名义,先后搬迁至西北、西南、东北。这一切造成了上海经济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日渐萎缩。号称中国第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1950年代上半期的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55年上海工业总产值甚至出现了2.8%的负增长。(右图:毛泽东在听取柯庆施汇报。)
柯庆施到上海工作之后,利用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所提“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提法,开始重新规划上海工业发展方针,于1956年7月主持制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八字方针,即“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同时自力更生,依靠上海自身的财力物力,充分发挥科技带动生产的作用,对老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和重组,以使上海原有的工业基础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其从此时起到1965年文革序幕拉开的10年主政期间,上海工业从原来的萎缩、负增长已全然改观,重新成为中国第一大工业基地,这有以下数据 可资说明:
到1965年,上海的钢铁产量比1957年增加3.7倍,发电量增加1.5倍,自行车产量增加1.4倍。上海全市工业产值从1956年的113.92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52.04亿元,在严重困难的经济环境中,在没有任何外部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上海在10年间实现工业产值“翻番”,全市财政收入从1956年的3.057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62.903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额达52.64亿元。上海经济发展的亮点还在于,到1965年,全市已初步形成工业生产门类基本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工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缩小,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和尖端技术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有的已达到或接近国内外先进水平。1966年开始研制的每秒100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与日本同步,仅比美国晚5年。
更让毛泽东和中央满意的还有,在中央对上海少有经济支持的同时,上海却向中央提供了丰厚的财力支持:上海每年财政约87%上缴中央(以1965年为例,是年上海财政收入总额为62.9039亿元,地方财政支出总额为7.8348亿元,约占前者的12.46%,差额部分55.0691亿元即为上缴中央数额),约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473.3亿元的1/10强。而同期中央给上海的市政设施投资只抵上海财政上缴总额的1%。在错误执行“三面红旗”左倾政策、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五六十年代,上海无疑是中国经济一大亮点,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上海成为中央财政的主要支柱,一直延续至今,即自柯主政上海时期始。
与其突出政绩相似,柯的强势作风同样在当时的上海刻下深深印记。他的简朴节俭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要求严格乃至简单粗暴又引发种种不满,也在众多上海干部中留有不良纪录。时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徐铸成即以“那位‘一言堂’”名之 。有些干部曾对此大胆提出意见,随即因此而挨整。
使柯庆施在建政后中共历史中留下重要印痕的,还是因其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是少有的迎合毛强行推行左倾政治、经济政策的突出人物。这是毛对柯最为满意、亦最为倚重之处。陈云曾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这里的“西南”是指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里的“中南”是指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陈云的这一评说说明,当时地方大员中紧跟、迎合左倾路线的大有人在,也说明柯庆施是其中的最突出者。
1957年7月9日反右派斗争高潮中,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再次痛批知识分子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柯庆施在反右之初也对知识分子有过一段独到“见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直接“聆听”此番教诲的徐铸成直感“惊心动魄”!他说:柯庆施“真对毛泽东思想深通三昧,不愧后来称为好学生了”!
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否定“八大”的稳步发展方针,提出“要鼓起一股劲来”,要“多、快、好、省”,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此后又利用多个场合进行“反反冒进”,批判陈云、周恩来,逼迫他们作检讨。正是在此时,柯庆施在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长篇报告。柯在这一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序言的精神,提出要批判“反冒进”这种“右倾保守思想”和“不正常现象”,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潮,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涨”。 1958年初在广西南宁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工作会议期间,毛亲自对这个报告审阅修改并大为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会上毛还称赞道:“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只有上海“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毛还当场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毛的这一发问,以及随后发生的周恩来请辞风波,便引发了所谓“柯取代周”的公案,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对柯“取悦上位”负面评价的重要依据。其实,至今公开的资料中从未发现毛对“取代”一事有肯定性说法,更未见到柯有取周代之主观意图的任何证据。相反,此时毛事实上已经作出了架空周、甚至架空刘的人事安排,那就是毛自命“主帅”,并亲自选定“副帅”、辅佐毛领导“反右派运动”、指挥“大跃进运动”的总书记邓小平。在毛的设计下,在中共中央系统分别成立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统归书记处领导。同时确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政府机构只有“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之权。 如此这般,邓的权力已跃升至毛一人之下,统掌党、政、军全局工作。有学者提出,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国大地左倾路线盛行,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邓”,不无道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周恩来实已无法正常行使国务院行政职权,遂提出了“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委婉动议。
当然,虽则“柯取代周”查无实据,并不能减弱柯在左倾路线推行中的积极作用。
为了强行推行以“多快好省”、“三面红旗”为核心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一改建政之初带头倡导的“不要对个人歌功颂德”、“反对突出个人”,甚至将中共“七大”决议和党章中规定的“毛泽东思想”提法都去掉的做法,宣扬起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称:“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将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同并混淆,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提供了理论依据。毛的这番话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说的,当即引来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们对毛的一片颂扬之声,纷纷提出: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学者评论:“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中央高级领导人的这一片颂扬声中,柯庆施在成都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一语惊人。他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或许因为既精炼又形象,这句名言会后在全党迅速传开,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中共党内恶性膨胀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虽则有学者查阅成都会议记录,未找到柯说此话的文字依据,但多年之后,当年与会的胡乔木也谈到了这件事情说:“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
柯对“大跃进运动”不只与其他地方领导人一样“跟好、学好、做好”,还在经济重镇华东、上海努力积极推动。在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也曾大放“高产卫星”,提出华东五省市在1957年粮食总产715亿斤基础上要增长近70%,达到全年1200亿斤。最典型的还是柯主动提出1959年华东协作区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薄一波曾说,这对毛泽东最终下决心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而钢铁生产这一高指标则是带动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的“主帅”。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从开始阶段“反左”向“反右倾”转折的讲话中曾提到:“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搞六百万吨,我是全国搞一○七○万吨。” 间接肯定了柯对“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柯对毛左倾路线的迎合更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为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而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与会的柯庆施回到上海,立即布置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予以呼应。果然,毛泽东看到了此文后很是欣赏,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毛还亲撰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19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并着手从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这一斗争,从而掩盖“三面红旗”引发的严重经济困难直至否定从中吸取教训。柯庆施也积极予以配合,率先在上海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革命”。诚如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的徐景贤所评价:“上海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中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提出批评说:目前的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柯庆施在十多天后的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会上率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称“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他甚至武断地提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口号在同年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符合“双百”方针。代表上海与会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旨意,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只能反映十三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活。随后,柯亲自抓“大写十三年”的创作,一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他提出,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二是抓故事员问题,配合正在郊区农村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柯要求大力推进这一“红色宣传员”活动,并在城市中推广。柯的这一工作成绩以《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为题被刊登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同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2月12日,毛对此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严厉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便是当时推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著名的“两个批示”中第一个。这一批示使文艺界立即紧张起来,全国文联及其下属各个协会立即展开了整风。毛的这一批示是直接批给北京市委第一、二把手彭真、刘仁的,表明另一用意在用上海经验鞭策北京。柯庆施在上海立即予以呼应,在12月25日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断言“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15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这一讲话在媒体上立即刊出,在戏剧界、文艺界又一次引起了震动,也为上海的“文艺革命”再添了一把“火”。后来成为“高大全”革命文艺代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其中五个出自上海,并非偶然。
五六十年代柯庆施对毛泽东各项左倾政策的迎合和支持,其动因究竟是出于救难之恩、知遇之恩的报恩心态,还是同样奉持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缘由,已无从考证。但是,将其归结为“取悦”、“向上爬”……既无事实作依据,更是过于草率简单。
无论出于什么动因,柯的支持对此时此刻的毛泽东而言极为重要。因为,毛的左倾政策严重违背人民意愿、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即便是在党内也常常引发分歧,难以得到支持;更因为,毛需要面对的是“钦定接班人”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第一线。因此,当毛下定决心发动文革运动,“清除党内黑暗面”时,选择柯经营多年的上海为基地是十分自然的。
也正因如此,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成都的突然病逝,使毛十分痛惜。正在武汉的他听到噩耗后连续十多天饭量减少,乒乓球也少打了,每天沉默散步的时间却长了。 柯病逝当日,中共中央成立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位列委员第一名。据说,这是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为高级干部逝世组成的第三次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五常委之一的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十大元帅中第一位去世的罗荣桓。北京的柯庆施公祭大会是刘少奇主祭,邓小平致悼词,在京所有党政军负责干部悉数参加;一向深居简出的林彪也亲自出席了上海的追悼会。这一切是毛泽东和中央对柯庆施信任与肯定的又一佐证。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的欣赏

毛泽东选择上海发动文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对这里的两支“笔杆子”张春桥、姚文元的欣赏。
中共历来重视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因而对能充当其忠实喉舌之“笔杆子”都相当重视。行武出身的林彪都曾有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的名言。也因此,“笔杆子”尤其为毛所器重。“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文革运动也确实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起来的。无疑,“笔杆子”的作用更显重要。张、姚先后为毛所笼络,后来并成为毛钦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中央首长”,追随并效力于毛直至其病逝、文革运动落幕。
当然,毛对这两支“笔杆子”的认知有着不同的故事。
相比而言,张春桥可谓是个“老革命”,1938年20岁时便投身延安并入党。然而,由于张已是个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人物,因而在大陆公开史料中很难找到其参加革命经过的真实资料,大多是已被“妖魔化”了的说法,例如“拥蒋反共急先锋”、“恶毒攻击鲁迅”、“隐瞒身份混入党内”等等。在中共极其严酷的政审中,张如果真有如此不堪的“反共”经历,是不可能获得后来的高位的。曾有学者以史实为依据,考证了这些所谓“罪状”,并一一予以否定。 文革期间,在“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思潮鼓动下,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的张春桥也无可幸免,曾遭到两次“炮打”:一次是“一月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1月底的“一•二八炮打”,一次是1968年4月的“四一二炮打”。两次都曾涉及张的历史问题。但两次“炮打”都被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出面保了下来,且都与毛的亲自干预相关。第一次毛明确表态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 第二次毛特意要张立即进京,并亲自在门口迎候,说“无事”,将张轻轻保护过关。 这也说明,毛对张的历史问题至少是心中有数的。
无论如何,张为党内“笔杆子”当属事实。1949年,他以“新闻日报管委会成员”身份随军进入上海。此前,他曾先后担任过《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到上海后,曾先后出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
在张的革命经历中,曾两度与柯庆施交集,那就是石家庄时期和上海时期。先后主政石门、上海的柯庆施对张十分倚重并加以重用,乃属“一把手”对“笔杆子”作用的重视,理所当然。1954年秋,原本张春桥已获调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刚来上海就任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闻知后便立即拦了下来,留在身边,作为自己的智囊和“笔杆子”,人称“政治秘书”。
张春桥为毛所知,是上文已经述及的受柯庆施之委派、于1958年9月为创刊不久的上海《解放》杂志撰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严厉批判了所谓“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高度赞美了“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主张“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 文章得到了毛的欣赏。他看到后立即批示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嘱其全文发表,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称赞“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刊登张文的第二天,张春桥即被召来,登上了毛在天津杨村的专列,参加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会议,随后并多次随毛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会议。10月19日,毛又作出批示,钦点要张春桥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一起去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调研,为中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工作会议作准备,并指令派专机送他们。不到一个月的11月6日,毛再一次钦点张春桥与陈伯达以及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的李友九一起去号称三年即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山东范县去作调查。此时的陈伯达被公认为“党内一枝笔”,还兼任毛的政治秘书。毛屡次将张春桥与其相提并论,并亲自多次与其商议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亲自布置调研任务,在当时轰动一时。张也因此而于1959年1月上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开始跻身于上海领导层。有学者称:“‘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 就张履历而言,此时的张确实仅为一“地方人物”,但仅以上述史实即可窥见,至少在“伟大领袖”心目中,已对张及其观点十分重视。张亦并非“名不见经传”,至少自此已在毛那里挂上号了。
当然,张也没有辜负毛之期望,在上海努力为其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推进作贡献。
1963年12月当上上海市委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候补书记后,张春桥更加倾心于毛泽东倡导的“文艺革命”。前已叙述,在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之后,他和姚文元拼凑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面对面地与持不同意见的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辩论。他又被柯推荐而作为江青在上海进行“戏剧改革”的助手,直接领导了后来成为“革命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的改编工作,从此与江青结下了紧密合作关系。张为江青所赏识,还因为受柯庆施委派参与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被江青视为是“争取到批评的权利”后“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 尽管在与江青的共事中已经深感其刚愎自用、反复无常、难以伺候,但为了达到通过江“接近主席”的目的,张不但隐忍了下来,还想方设法迎合、奉承,投其所好,终于让“江青很高兴,两个人很谈得来,关系越来越密切”。
张对毛、江发动文革的最大“贡献”,无疑是直接领导姚文元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随着此文的发表,张春桥不只达到了“接近主席”的目的,更是愈加受到毛的器重,被毛指定参与了文革准备阶段的许多重大事件。甚至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中央文件起草、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五一六通知”等等,张都曾参与其间。文革期间随同《毛主席语录》而家喻户晓的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是由张起草修改的。
毛泽东对姚文元的青睐同样是从欣赏其文章开始的。
姚文元比张春桥小14岁。张中学毕业后从山东到上海闯荡的1930年代,姚还出生不久。顺便说一句,所谓“四人帮”中,真正出生于上海的只有姚一人。他于1948年10月中学时期便在上海加入了仍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也算得上是“老革命”,按照相关规定,本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但此时的姚还只是随着革命高潮到来而憧憬美好未来的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之一。让他头角崭露、脱颖而出的,是中共建政之初为稳定局势、收摄人心而连续不断发动的政治批判运动。
虽说历史学者曾用“凯歌行进的年代”形容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代,但对于众多因了种种缘由留在大陆的民国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的风雨飘摇时分。这样的政治批判运动,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批大大小小的忠实“笔杆子”。姚文元便是从批判曾经的“左翼文艺家”胡风及其“反革命小集团”的运动中崭露头角的。
原本由于父亲姚蓬子与胡风交往甚密,姚文元也与“胡伯伯”有过接触。甚至为了也成为那样的“文艺评论家”,他曾一度深入钻研胡风文章,热衷写作《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几乎成了“胡风迷”。然而,历史注定了姚不可能成为胡风。因为,姚既无胡之学养与历练,更不具备胡之独立人格与主观批判精神,而是恰如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许杰曾经评论的一般:“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地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 也正因如此,当他一旦闻知伟大领袖早已对胡风的梗直性情、不甘服膺有所不满,又闻知北京在毛授意下开始了新一轮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终于“幡然醒悟”,立即“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撰文予以猛烈批判。他于1955年初先后在北京的《文艺报》、上海的《文艺月报》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和《胡风歪曲主义的三套手段》等文章。由于对胡风及其思想十分熟悉,姚文元的这些文章显得更有“理论”,更加“深刻”。之后短短不到半年时间里,姚又先后撰写了十多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多数发表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一时间,姚俨然成了“青年文艺理论家”。
终于,姚的文章引起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注意,这便是他于1957年2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毛在文章发表后10天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夸奖姚的文章不错。来自北京的“金口玉言”使得尚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身价陡增,立即被紧急增补进了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上海代表团,跻身于上海文化名人之列,晋京去见“毛主席”。会议期间的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再次表扬姚文元的杂文“比李希凡、王蒙写的较少片面性” 。
随后发生的反右斗争成了姚文元再次大显身手之时。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反右派斗争拉开大幕。6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将《人民日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刊登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消息时的不同编排方法加以对比,别有用心地指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恶毒影射《文汇报》。姚文被正在寻找反右突破口的毛泽东信手拈来,大做文章,亲自撰写了《文汇报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下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与姚文一起于6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点名批判《文汇报》、《光明日报》,震动全国。半个月后,毛又亲自撰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再以《文汇报》的编排问题说事,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以及所谓“章罗联盟”的名,又一次震动全国,从此掀起反右斗争高潮。而姚文此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为反右斗争中抓取和批判右派言行提供了重要模式,祸害无穷!成为“伟大领袖”亲自捧起的“反右明星”之后,姚文元不负“圣意”,在此后的七八个月时间里,写出了反右文章多达七八十篇,“棍子”横扫之处,上海的王若望、施蛰存、许杰、徐中玉,北京的丁玲、冯雪峰、艾青、刘绍棠、陈涌、秦兆阳、徐懋庸、王蒙、邓友梅,四川的流沙河,江苏的陆文夫等等文化名人,以及《文艺报》、《新观察》等等报刊……纷纷中的。
经历了反右斗争“洗礼”,姚文元作为“左派理论家”更为成熟了。1958年,他被调入刚刚成立的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编辑部任文教组长,正式成为上海市委御用“笔杆子”。1961年底《解放》停刊后,他又调往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一直到1966年中文革爆发,调京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此期间,他或是揣摩、或是领旨,不只继续起着打击文化人士的“棍子”作用,又开始充当起上海滩鸣鞭的“舆论总管”角色,为后来在毛泽东直接领率下成为中华大地“舆论总管”作了铺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2月春节后,江青来到上海这一她心目中的“基地”,寻求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人选。受上海市委委托一直负责陪伴江青进行“戏剧改革”的张春桥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也不负所望,埋头苦干,前后大改十稿(一说为十三稿 ),终于完成了撰写任务。在随后1966年上半年渐次开展的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的批判斗争中,姚文元再度“一马当先”,写下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重头文章,为毛所称赞,并亲作修改。
姚文元的主观武断、蛮横无理、无限上纲、置人死地的“文风”被人痛斥为“棍子”。然而,江青却借此称赞姚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自己也受宠若惊,在1966年6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江青的这句话,并称江要用他这条“棍子”“参战十年”。 影响更大的是,姚氏这一“笔杆子听从党指挥”,一切以“贯彻领导意图,揣摩领导思想,紧跟领导精神”为基本信条,自觉成为党的喉舌和专政工具的作派,后来被总结为“姚文元道路”,成为毛时代适应“舆论一律”需求应运而生的千千万万“笔杆子”向往和学习的榜样,并渗透到了所有文化、新闻、出版、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等等部门,切实起到了控制舆论、扼杀思想、禁锢行动的恶劣效用。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顺利推开的必要基础之一。
《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记载了毛泽东1973年曾要姚文元读《旧五代史》中的《唐书》列传《李袭吉传》,借后唐武皇李克用赞扬“大秘书”李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辄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的故事,肯定和褒扬姚。该书还记载:1975年初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姚文元分别撰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毛在审阅他们的文章时,像一个老塾师替学生批改、评点作文那样,在两篇文章的题目上方一连画了几个圈,以示欣赏。”毛在姚文上还多画了一个圈,让姚暗自得意。 而曾经为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提供史料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时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组长的朱永嘉对毛利用姚这类“小人物”更是有着入木三分的评说:“在学术上,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有其积极意义,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小人物则往往成了工具。以小人物牵制大人物,‘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权臣的一种手段。对毛泽东来说,使用小人物还有其方便的地方,他可以进退有据。有了差错,可以说他们年青,有片面性;问题严重时,随时可以弃之一旁。而这些‘小人物’又尽心尽力、感恩戴德地效忠于他,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也正是‘小人物’最可悲的地方。而小人物有了毛泽东的支持,也会以势压人。”
应该说,毛泽东对张、姚从欣赏到重用,确实“慧眼独具”。文革能够在上海成功发动,此后又能以上海为基地,不断创造出工人运动经验、“一月革命”夺权经验、革命大联合经验、“文攻武卫”经验、抓革命促生产经验、教育革命经验……张、姚确实“功”不可没。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一部文革史是毛不断从上海创造或提取经验加以推进的历史。上海在文革十年中扮演的角色重于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包括贵为首都的北京,当为不争事实。
当然,毛对张、姚的期待远不止此。在毛晚年最为关注的接班人问题上,张春桥也曾是人选之一。引发林彪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1969年“九大”之后毛有一次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时,提及了张春桥。 有一种说法称,毛顾忌张的“历史问题”,才最终放弃了对张的选择。确实,对张不满的众多老干部一直不停地以张的所谓“叛徒问题”上告中央和毛,试图将其拉下,却始终没能成功。原因如前所述,毛对张的历史问题从来都十分了解,也从来没有当回事情。在毛晚年担任其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曾说,毛临终前最属意和看重的接班人仍然是张春桥。生前没能让张接班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张如同江青一样得罪人太多,难以服众。但毛又难以割舍对张的信赖和选择,曾在确定让华国锋接班之后,让毛远新向张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 意在劝张像毛那样,先安心做“军师”,待时机成熟再行“扶正”。只是,即便是“高瞻远瞩”的“伟大领袖”也没有想到,历史无法重演。他尸骨未寒,为他属意并期待“十年后接班”的张春桥以及由他亲自选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后成员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统统都成为了阶下之囚。

毛泽东对上海市委和陈丕显的信任

在毛泽东选择上海作为发动文革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往往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毛以及“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上海市委和柯庆施病逝后主持上海工作的陈丕显的信任。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曾经广泛流传过一个说法: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背着上海市委搞的”。这一说法至今未曾消停。《陈丕显回忆录》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加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之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到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陈丕显的身份,加上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也说到组织写作评《海瑞罢官》文章时“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似乎更加印证了上海市委和陈丕显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说法。
这里涉及到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总体谋划以及对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是否信任的重大问题,不得不加以探究。
仅就能够收罗到的史料已经可以有力说明,类似说法是不准确的。
事实之一:陈丕显自始至终了解姚文的写作。
陈丕显在回忆中将从江青处知道“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的时间说成是1965年4月柯病死之后,这一时间点距离柯庆施因病脱离上海市委、陈丕显实际主持市委工作已将近一年。其实,江青早从1963年2 月即开始频繁出入上海,陈早已知晓其目的是来搞“文艺革命”,更知道代表上海市委配合江青工作的是张春桥。陈甚至还直接参与了江青到上海的具体接待事宜,陪同看戏,陪同到沙家浜看芦苇荡,陪同吃饭……这在陈的回忆录里都有记载,怎么可能直到1965年4月之后才知道“一些情况”?退一万步讲,即便此种说法成立,那么,江青是在这年2月的春节之后才到上海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是5月才开始动笔的 ,这也能证明陈从一开始就知道张、姚在奉命写作评《海瑞罢官》一事。姚文元的写作地点是在宛平路11号的华东局《内刊》编辑部,那里的同事们虽然不清楚任务的具体“来头”(同事们知道姚撰文一般都有“来头”,但都不会主动打听,已成习惯),但时间一长,大都知道他是在写作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写到第八稿时,姚甚至还主动请同一办公室的人看稿提意见。这些情况说明,姚文写作并非如陈丕显所说“像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后来陈亲自主持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姚文,又受张春桥之托充当“信使”将姚文送到北京江青处……这些情况都在在说明,江青的所谓“保密”是针对中央第一线的,更是针对批判对象北京市委的,从来不包括上海市委,更不会包括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陈丕显。
事实之二:姚文的写作和定稿曾得到陈丕显和上海市委的有力指导。
当年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徐景贤曾经回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对外是保密的,但整个文章的写作与定稿过程,上海市委却是始终参与并积极领导的。”他详细介绍了1965年9月间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会议室召开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文章最后两稿时的情况。会议由陈丕显主持,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全体出席。他说:“我参加姚文元的文章讨论会后的感觉是: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经整个上海市委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定稿的,由上海市委向毛主席集体负责。”虽然当时谁也不可能知道毛此举的最后目标是针对刘少奇的,“但是,整个上海市委书记处,包括主持工作的陈丕显在内,都会明确意识到毛泽东要通过这篇文章,采取‘甩石头’的做法,用上海市委整北京市委。对此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为姚文元写作提供史料的朱永嘉在回忆中也说:“市委书记处讨论稿子的会议我都是参加的!陈丕显很积极的,对着张春桥说:你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大事,不是一般的事情,一定要搞好!是作为任务交待的。这都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文章也是书记处讨论的,几个书记都在。”“整个上海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上都是非常积极、非常高兴和配合的。毕竟是毛、江青呀,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怎么可能对着干呢?不可能的事情!” “姚文元也不可能背着市委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尽管出面的是张春桥,但我看到他们都很起劲的!” 朱永嘉还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当天早晨,姚文元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 陈抢先向姚表达祝贺之意,当然是代表市委的,更有着显示市委领导作用的意味。
事实之三:文革初期的上海市委一直将姚文的写作和发表视作自身“功绩”。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但凡与所谓“四人帮”沾边的事,人人避之不及,批判《海瑞罢官》一事当然亦是如此。于是,便出现了“上海市委被严加保密”的说法。然而,至少在该文发表的当时,这是一件与“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相关的事情,当属“伟大功绩”,一直被此时的上海市委引以为豪。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下发时,有一份名为《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附件,其中多处正面提及上海市委的作用,例如“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等。这些提法说明,至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可了上海市委在姚文写作中的作用。此时的上海市委如获至宝,在传达学习“五一六通知”时扩大传达范围,在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普遍宣读这些内容,以证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这年6月10日,在市委召开的全市干部大会上,代表市委作报告的曹荻秋在讲话中列举了“市委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对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动势力,是不断进行过斗争”的业绩,其中赫然列上了“特别是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上海报纸发表了姚文元同志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公开的批判斗争” 。这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挟“红司令”造反有理之敕令,如天兵天将般降临上海,在上海刮起一股“怀疑一切”、“炮打司令部”的革命造反之风。上海市委自然成为他们的炮口所向。为了证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领导和支持批判《海瑞罢官》一事便被当作了有力的证明不时抬出来。徐景贤当时出任刚刚成立的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并带领写作班成员在延安中路市委门口值班接待北京红卫兵。他回忆说:“当时,上海市委对外接待的基本口径是: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因而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煽风点火,市委就布置我们以这样的口径对外接待、宣传。我以写作班笔名‘丁学雷’的名义接待北京红卫兵的时候,总是强调上海市委领导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质的不同。上海市委也乐意利用写作班作为应付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挡箭牌。” 当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伟志也回忆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市委×××和×××主持下写出来的。’还有位领导同志说得更具体,姚文中的哪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我等当时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 上海市委将批判《海瑞罢官》当作自己的功绩去抵挡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行为,后来被江青指责为“贪天之功”:“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右图:1964年陈丕显陪同刘少奇在上海视察工作。)
事实之四:陈丕显一直为毛所信任。
据张云所著《陈丕显传》记载,陈是在1929年5月朱毛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到达其家乡长汀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陈一直将毛视为“投身革命的引路人”。1932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并担任“少共儿童团书记”,毛从此认识并十分喜爱这个“红小鬼阿丕”。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丕显被留下打游击,直到四年后的1938年10月到延安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工作大会”,他才再次遇到毛泽东。此后,虽然陈一直在地方工作,与毛没有更多直接接触,但毛依旧对他十分信赖。《陈丕显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1950年,毛泽东要江青到华东搞调查研究。江问毛: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说: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江青来后不住当地招待所,就和陈丕显一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足可窥探毛、江对“阿丕”的信任与情谊。 1965年4月初柯庆施突然病逝之后,谁来接替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一重要职位,众人瞩目。这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央找陈丕显谈话,明确由陈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此时正是毛在紧张思考、谋划并布局发动文革的重要时刻,也是即将开始的以北京市委作为突破口、向刘少奇发起进攻,期待着“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的重要时刻,中国党政军高层人事从杨尚昆、罗瑞卿、彭真、陆定一等先后落马开始,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动。陈在此时出任被毛、江视为“基地”的“一把手”,不能不看作是毛对陈的极大信任,亦应视为对其支持完成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肯定和褒奖。
事实之五:文革初起,“无产阶级司令部”曾信任并多次希望陈“站出来”。
毛泽东对陈丕显和上海市委的信任,还可以从1966年文革运动正式开始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陈的重视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陈出来工作得到证实。
1966年3月,因在例行体检中查出“右侧鼻咽部原位癌”,陈丕显经中央批准开始住院治疗,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长曹荻秋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因此,文革风暴风起云涌时,是魏、曹等在第一线顶着,也因此招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强烈不满。这年10月以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叶群专程从北京打来电话,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林彪、江青希望陈丕显赴京开会,并派了专机来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同机前往。在京期间,叶群专程去宾馆看望,江青分别于中南海和钓鱼台两次请陈丕显夫妇吃饭。江在席间指责魏、曹“很不得力”,“全心全意”希望陈“跟上形势”、站出来“抓工作”。 已经在京就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也来看望,要陈回到上海后“站出来主持工作”。这年年底,上海发生了部分保守派工人要求北上“告状”、沪宁铁路瘫痪的严重局面。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来、张春桥直接打电话给陈丕显,表示“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要求陈迅速解决铁路交通中断问题。随后,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调查员”到上海,其间张再次找陈谈话,希望陈站出来主持工作。然而,此时的陈丕显十分担心因此而引火烧身,十分担心被“拉到第一线充当靶子”,因而选择了退让。这些情节在《陈丕显回忆录》里都有详细记载,只不过因为该书成书于“彻底否定文革”年代,角度和语气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变成了陈对林彪、叶群、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疑虑和抵制。无论怎么解读,在文革开始后的相当时间里,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曾经信任陈并希望他早日“站出来”,却是确凿无误的事实。
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运动,其中自然包括了对陈丕显和上海市委的信任。

结语:一个“地方攻中央”的样本

手握至高无上权柄、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党中央主席,却让自己的老婆极其秘密地到上海组织一个班子写篇文章,去批判北京一个副市长,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动文革运动,以打倒北京市委、进而打倒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这一匪夷所思、貌似十分荒诞的故事,竟然真实地发生在了1965年的中国大陆,让人不胜唏嘘、不胜感慨!因为,通常的、甚至包括马列主义的、中共自身的逻辑、规则、思路、习惯、经验等等,统统都无法加以解说。唯一能够勉强予以解读的,大概只有那一年毛一直反复提示和强调的“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的思路。
还在井冈山时期刚刚“落草”打游击时,朱毛红军就已经采用了“转圈子战术”,以避开强敌,攻敌不备。面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面对党内强大的反对力量,毛泽东将“转圈子战术”运用于文革运动的发动上来,具体而言,便是号召“地方攻中央”。
大约从1965年年中开始,毛便不时地提及这一话题。在9、10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出席会议的中央、国务院负责干部和大区书记们仍然在热烈地谈论经济计划、备战、小三线建设、“四清”运动等等问题时,毛忍不住打断他们的话头并插话,直奔主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上文引述的作为“五一六通知”附件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载的“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其中的“毛主席指示”,便是指这些关于“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讲话。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毛的“地方要造反”讲话与姚文的内在关联。毛让江青到上海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给中共干部们树立一个“地方攻中央”的样本。
之后发生的情况也证明了毛的这一考量。文章发表后,自然引起了北京市委、特别是其第一书记彭真的强烈反弹,演化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事件,试图将这场批判控制于学术范围;又演化出了中宣部负责人指责上海发表姚文不打招呼的电话事件……这一切终于激怒了毛泽东。1966年3月30日,毛发怒道:“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他再次重申:“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
不按牌理出牌的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震怒”,从幕后策划到亲自披挂上阵,吹响了“向中央修正主义进攻”的号角。
于是,以“造反有理”为旗帜的惊世骇俗、震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于是,将数亿民众当作打击政敌、实现理想的试验品,并被无情改变命运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2014年3-5月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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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对《工总司文献汇集•导读》的一些感言

叶昌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是作者对金大陆所写《运动、组织和事况——〈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1966.11.9-1967.11.10)导读》(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的供研究生参考的内部资料)一文的读后感。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项目《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之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上、下)》(以下称《文献》)近日刊印面世了。编者金大陆为这本《文献》写了题为《运动、组织和事况》的《导读》(以下称《导读》)。



看到这本《文献》,使我想起了这本《文献》的初始汇编者徐永德老师。
徐永德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师,当年瘦高身材已届中年的他,是1966年12月底前由“新北大”的孙蓬一介绍到“工总司”,在办公室帮助工作的。是他向王洪文提出建议,总部应设立资料室,专职收集保存“工总司”发布的各类通告等资料。经同意后,就由徐永德负责创设了总部办公室资料组(室),也由他负责此项工作。到1967年3月总部机构整顿和人员大精简后,资料室就只有徐永德一个人做此事了。到1967年7月,徐把整理汇编好的资料印装成册,分送总部主要成员征求意见。据我《工作笔记》中记录,徐永德在1967年6月初曾被安排到《工人造反报》帮助工作,但还挂名在总部办公室,可能是两边跑吧(见我《工作笔记》第199页)。约是当年年底前,徐永德老师返回交通大学,以后就没了联系。
说实话,从“安亭事件”后到1967年4月前,“工总司”总部是乱哄哄的。因为从总部主要成员到一般工作人员原来都是基层单位的普通群众,根本没有一点机关工作经验,也没有制定什么规则制度,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显得杂乱无章。总部人员众多,主要成员相互通气商讨问题少,甚至工作人员也可以“工总司”名义对外表态。对这本《文献》所收的资料,徐永德在他汇编的《文献》首页的“几点说明”中就明确指出:从这些文献中也可看出一些问题,“就是有些布告、通告、通令、通知,是没有经集体研究通过的,有些还是自相矛盾的。”(《文献》第4页)《导读》中也指出,有些署名“工总司”的文献并不是经总部负责人签发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这也是当时总部机关乱象的反映。
另外,由于总部当时的忙乱状况,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过要收集保存本组织工作中产生的资料,后来虽同意徐永德的建议设立了资料室,但事实上总部对这项工作并不重视,只是任由徐一个人去操作。徐永德在分送已印装好的《文献》时,在“几点说明”中特地写了“希望拿到这份文献的同志能认真负责地翻看一遍”,还提出“五点要求”,请“认真负责的给我们写一份书面意见”(均见《文献》第4页)。只是我们让徐老师失望了,总部主要成员没有对这本《文献》讨论过,且大多数人恐怕没有“认真负责翻看一遍”,更谈不上提出什么“积极宝贵的建设性意见”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实感有愧于徐永德老师!
相隔五十年后,竟有研究学者对这本已被大多数当事人遗忘了的《文献汇集》有兴趣,并重新编印、进行研究,我作为当年的当事人之一,要对几位学者表示深切感谢!



金大陆等学者对上海文革中“工总司”的《文献》进行汇编和研究,这也是研究上海文革(特别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认真看了他们写的《导读》,使我受益非浅,也想就其中的一些内容谈点感想。

一、作者在《导读》中提到:在上海的文革运动中,“上海的工人运动以绝对优势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上海‘文革’看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看‘工总司’”。 (见《导读》第1、2页)
在上海文革中,“工总司”能有这样的“地位”,这有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一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份在处理“安亭事件”时,签署同意承认了“工总司”组织,紧接着毛主席又表态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这就不仅使刚建立的“工总司”得以立足,而且有了很大的影响。二是毛主席肯定了上海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布的两份重要文献,并指示向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发出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署名的《贺电》,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工总司”在上海文革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其实,“工总司”在当时的作为只是在客观上符合了文革运动的发展大方向,因此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从“工总司”总部来说,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我前面讲过,早期的总部机关显得乱哄哄的,没有一定的规则、纪律,没有工作程序。总部主要成员相互沟通少,各自为政,甚至对外乱表态,造成有些区县局和基层单位有几个“工总司”的组织;在签发文件上,也会有某位总部成员同意发了,又被另一个成员否定的事发生;而许多重要文件签发时,也有未经集体研讨,甚至主要负责人不在场的。总部机关的这种乱象,要直到1967年4月人员大精简,主要成员集中学习整风后才有较大改进。“工总司”在这方面的进步是离不开张春桥的引领和指导的,在文革的前期阶段(1967~1968年间),张春桥多次接见“工总司”主要成员,他在讲话中对我们提要求,指出问题,批评错误,这些都对我们能在上海文革中发挥一些作用有极大的帮助。
以我在上海文革运动中的感受来讲,可以认为是存在着如《导读》中所提到的,“在上海完整地形成了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为主导,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首的工人运动为主体的构架”(见《导读》第2页)。但不能说成“上海是‘工总司’在左右局势”。上海工人运动确实在上海文革中占有着主导地位,“工总司”也确实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这并非就是“工总司”在“左右上海局势”。作为在现有体制下参加政治运动的群众组织,必须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行事,而在上海就必须服从市革会、市委的领导,更实际的就是要听从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所以真正能左右上海局势的,是在中央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讲到“工总司”左右上海局势,使我联想到《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十二章“王洪文的班底”中一些描述:1968年毛主席派出“工宣队”和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后,上海也组建派出了“工宣队”。“王洪文和张春桥商定”,把市革会各组办同时命名为“工宣队”办公宝,分别管理向各系统派驻“工宣队”事宜。“趁此机会,王洪文就把自己的‘小兄弟’们安插进了各个‘工宣队’办公室当负责人(徐文中列举了派进各办公室的人员)”,“至此,王洪文的班底可以说是全面掌控了上海市党政机关的各个重要部门”;王又通过“工宣队”和派出工人干部的形式,“掌握了上海各系统的党政权力”,“从工业、交通、财贸、科技、农业、地区到公安、检察、法院、民兵,以至工会、青年团、妇联及各区、各县,他们都掌握了实际权力”;“有些人虽担任副职,但实权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下图:文革初期在上海,左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
看了徐文的这些描述,不了解当年上海情况的人会认为,王洪文和他的“小兄弟”们已经“架空”了上海市委和市革会,“掌控”了上海的实际权力,当然“能左右”上海的局势了。但是,我要讲徐文这样的描述虚假成份太多,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首先,1968年底前的王洪文在市革会领导成员的排序中还在徐景贤和王承龙之后(据李逊《革命造反年代》记述,到1968年底张春桥“因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关注”,才把王的排名调整为在徐之前)。当年组建“工宣队”办公室时,从“工总司”调一些工人新干部去任负责人,是由市革会领导成员会议决定并经张春桥批准的,难道时任市革会副主任的徐景贤没有参与过会议吗?怎么可能是王洪文私下安插的?王能有这么大的权力私下安插人吗?其次,即使“工总司”有些新干部当时被调到了市革会组办任负责人(都是任副职的,后只有黄金海因原财贸组一把手是军人回部队后,黄升任一把手),他们也是作为市革会部门成员在工作的,怎么就成了王洪文(工总司)以此掌控了市党政大权?难道他们不是在市革会、市委领导下工作的?再者,组建“工宣队”时,人员的调配任命全是由市革会组织组和工交组负责,各有关局革委会(党委)具体落实办的,“工总司”都没插手过。徐文却把“工宣队”进驻单位的负责人都算成是王洪文(工总司)安插的,甚至把区、县都说成是王控制了实际权力。徐文这样的描述,是要把文革中的上海说成了似乎是王洪文(工总司)的天下了,那他又把张春桥和姚文元置于什么位置呢?
也在徐文的这一章中,他又写到张春桥十分重视“工总司”这支队伍,张通过“工总司”把上海产业工人队伍掌握在自己手里,张“对这些头头采取一种恩威并施的做法:一方面对他们施恩,提拔他们,扶植他们;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也会进行批评,甚至批评得很严厉,使他们很服帖。”徐文最后又讲了:不管是王洪文还是徐本人,“最后仍需向张春桥、姚文元作请示汇报”,最后的决定权仍在张、姚。既然上海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那王洪文(工总司)还能如徐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到处私自安插人员,甚至掌控了上海党政大权吗?徐文这种歪曲事实的描述又用意何在呢?

二、解决有关区县联络站与局联络站的矛盾,也即解决按系统归口大联合的问题,是总部当时最主要的组织整顿工作,在做了大量工作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为什么会是地区先于系统建立联络站这个问题,我在反思“工总司”建立和发展时有过困惑,却一直没有认真想过。这次看到《导读》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这里还真有过去不知道的客观原因。
《导读》中指出:“工总司”的地区先于系统(局)建立联络站,不能简单地归之为“是‘区域位置’的便利” (见《导读》第12页)。《导读》中分析:原因之一是上海文革之初,工交系统处于“严掌控、高运行”中,“自上而下的位序、管理和权威,仍然是封闭和强势的”,而地区“则是一段‘薄弱环节’,……恰为工人造反派寻求组织挂靠和组织发展的突破处”(我理解为即市属单位不受地区管)。而另一重要原因是上海工人运动受红卫兵运动影响很大,“甚或就是红卫兵运动带动起来的”,上海的红卫兵在市和地区都建有组织,“这不仅为工人革命造反派突破地区管理的‘薄弱环节’在组织上提供了示范和样本,更在政治上形成了呼应和依靠”。(均见《导读》第13页)
回顾“工总司”的组织发展,《导读》的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安亭事件”后,各区的联络站(名称各异)迅速建立发展,大致到1966年底前区县联络站都已建立。查我最早的二本《工作笔记》,在1966年12月11日后记有“交运局指挥部”名号,在12月21日后记有“海运局联络站”名号,加上已有的铁路局(分局)“铁联”,这应是在1966年底前最早建立的几个局联络站。值得注意的是,运输系统的局联络站远较工、建系统局联络站成立得早,这大约与运输系统的竖向结构紧密有关。
大多数局联络站是在“一月夺权”中或之后建立的,局联络站建立的情况各异,有少数是参加过几大事件的老造反队,原先挂钩在区组织的,后转到局里发展,更多数的是在“康平路事件”后,社会政治趋势已明显倾向造反派,而此时区县已有了组织,但局(公司)大多还是空白,于是乎一些老造反、新造反纷纷进军局(公司)系统建立组织。所以在发生区县组织与局系统组织矛盾后,区县组织是很不服气局系统组织的,甚至认为局系统组织的一些人有“投机造反”之嫌。

三、关于分地区和分系统“归口大联合”的必然性,《导读》也给出了一个我没想到过的原因:造反派虽然在各单位夺了权,但从市到局(公司)再到基层企业的行政格局没变,“依然在体制上具有归属和统辖的功能”。也就是说文革中可以造反甚至夺权,但这些“终究是在国家体制之下”进行的,“不可以在体制、所有制、行政归属和管辖等方面有所动作”。(均见《导读》第15页)所以在造反之初建立的那些跨地区、跨行业(系统)、跨单位的群众组织,必须按照行政归属“实行归口联合”。
对于《导读》的上述分析,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在《革命造反年代》一书的“读后感”中也讲到过,我们在文革中的“造反”是一种在现行体制内的“革命”,没有要改变体制。文革中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革命大方向,而按现行体制的归属搞大联合,正符合当时文革运动发展的方向。但在1967年上半年中搞归口大联合时,我们还没有想到过《导读》中的上述理论分析,而只是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也就是学习青岛和贵阳的革命大联合经验。较遗憾的是《导读》中没能提到这点,其实当年在学习青岛和贵阳经验搞革命大联合时,对“工总司”而言有一段曲折的过程,在《文献》中就有不少反映当时一些情况的重要资料,我在后面一节专题讲一下这个问题。
“工总司”早期的组织系统是很混乱的,其主体结构虽分市级(总部)——区县局级(联络站)——公司级(联络分站)——基层单位(不论大小厂均称造反队),但总部之外有所谓“兵团”,而在一个区县局或基层单位内有二个(甚至更多)同属总部组织的情况也不少,这种混乱情况必然发生矛盾。此外,由于“工总司”建立之初在组织体制上并无地区和行业系统的限制,故在文教科卫等系统中也有总部的直属组织(联络站),这与并存在这些系统中的其他群众组织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导读》中指出,“一个‘乱’字是状况,是现象,恰是符合革命造反性质的‘群众运动’风生水起、泥沙俱下的特征和本质”(见《导读》第14页)。确实,“工总司”是由一群基层的普通群众在红卫兵学生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根本没有建设和掌控组织的工作经验,只能在文革运动的实践中摸索,在实践中发展,力求越做越好。
为了解决组织混乱状况,更为了贯彻中央关于“革命大联合”的重要指示,总部下了很大决心,釆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做好这项工作。第一,总部在1967年的3、4月间进行机关人员的大精简,为此总部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通告》(见《文献》第390页)。主要核心成员集中学习整风,统一思想认识,建立了总部组长会议为核心领导班子和集体议事规则,解决政出多门对外乱表态的问题,这使组织整顿和实行大联合有了基础(可参见我《工作笔记》第70页起的记录,以及我对《革命造反年代》的“读后感之四”)。第二,总部对区县局联络站的现状,结合筹备工代大会的需要,作全面的调查摸清了情况,随之在5、6月间办了一系列的区局(部分公司和大厂)负责人学习班,解决对实行大联合的思想认识等问题,还召开大会介绍对大联合工作做得较好单位的经验(可参见我《工作笔记》第四冊的有关记录)。第三,采取组织调整措施,明确凡市属单位的造反队必须归属到局(公司)联络站,区属单位造反队则留归到所属的区公司(局)联络分站;还明确规定了现在区联络站工作的市属单位人员可继续留区任职,这就解决了这部份人员不安心工作的不滿情绪。第四,积极主动地做好文教科卫等系统中“工总司”组织的归口大联合工作。总部首先把原分散在各区联络站的财贸单位造反队,集聚成直属总部的财贸联络站,隨后促使与财贸系统的另一组织“上海财联”在3月下旬实行了大联合,组成了上海第二大的造反派组织“财革会”(见《文献》第380页、第425页);6月13日总部发表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决定“现在尚与本部挂钩的不属于工业、市政、交通系统,如文艺、教育、医务、科研、出版等革命群众组织,迅速脱钩,归口闹革命,实现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见《文献》第458页)。在处理好“工司版联”与“版司”发生的武斗后,最终促使他们实行了大联合。对于不属总部的其他系统的一些联络站,经再三做工作后也都回归本系统,全部完成了上述《决议》的要求。

四、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公开发表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于3月19日发出“特急通知”:中共中央的信“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工人阶级最大的关怀,这是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战斗号角”,要求每个造反队员“必须立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此后,“工总司”又接连发出了有关的《通告》、《决定》、《公开信》等:3月22日《关于响应毛主席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决定》,3月23日《给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封信》,3月24日《关于实现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通告》,3月25日《紧急通告》,3月31日《关于“精兵简政”的通告》,4月25日《通知》,4月30日《关于组织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5月12日《紧紧把握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夺取五月决战的伟大胜利》。还据市革会的指示,为筹备“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职工代表大会”,先在上海纺织系统进行试点工作,于4月21日发出《关于筹备“上海市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派职工代表会议”的通知》(上述各文在《文献》下冊第364页至第427页间)。“工总司”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就同一问题密集发文表态和采取相应措施,说明了这个问题对我们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就是“革命大联合”。
中共中央给全国职工和干部的信发表后,总部主要成员照例及时、认真学习。对当时中央报刊广泛宣传和推崇的青岛、贵阳革命大联合经验,我们也认真学习了。通过学习,我们从中央的《公开信》和青岛、贵阳革命大联合经验中领悟到,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倒旗大联合”问题,也即是“取消各群众组织(倒旗)”,通过召开各级“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各级“工代会”(即工会)。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讲,我们陷入了一种“两难”的矛盾境况!这就是:一方面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重要决定),我们不能不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知道青岛和贵阳经验的实质是要取消现有的群众组织,通过群众选举成立新的组织。我们从报刊介绍的贵阳棉纺厂大联合经验中知道,该厂从班组到车间再到厂级,原有的各种群众组织实行联合后,取消了原有组织的名号(即“倒旗”),再一级一级召开职工会议(职工代表大会),由群众选举产生同级的“工代会”。而这个“工代会”组织,已不再是原来的各种派别的组织了。如果按照贵棉的做法来贯彻落实,那么至少在基层单位的“工总司”造反队都要取消,甚至区县局级联络站也得撤掉,因为在这许多单位中是有二个甚至更多个群众组织的。对这种可能的结果,我们是不愿意的!
虽然已临“两难”境地,但面对这个重大事情,“工总司”也必须表示态度。于是总部在3月19日先发出“特急通知”,要求下属各级组织“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又于3月22日发出《关于响应毛主席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总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冲破了“资反路线”设置的障碍,打破单位、部门间界限,“建立了一支跨单位、跨部门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前一时期的上海文革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跨单位、跨部门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于当前的斗争需要”,因此总部决定“按照贵阳、青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经验,我们要坚决实行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在《决定》中,总部还规定了“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造反队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实行了大联合以后,可以宣布同上一级组织脱离领导关系,上一级组织要对他们采取坚决支持、帮助、鼓励、欢迎的态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横加干涉和阻挠”。在《决定》中,总部最后还宣布:“一旦上海的工人革命派实现了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作为跨单位、跨部门的组织,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见《文献》第364页、第374~376页)总部在3月23日又发出《给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封信》,要求认真学习青岛和贵阳的经验,“坚决实行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进行革命大联合”,再次强调在实行革命大联合问题上,“你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不受上一级的影响和管辖,完全可以和上一级组织脱离关系”(见《文献》第377~379页)。
党中央《公开信》发表和青岛、贵阳经验介绍后,引发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应。由于宣传上有某些片面性(如突出强调群众组织的“倒旗”联合),再加上总部3月22日的《决定》和3月23日的信,使社会上的反造反派势力一度又嚣张起来,提出要取消造反队,解散“工总司”,不少单位发生压制造反派的情况,有些单位甚至有向造反派反夺权的事。我在3月底的一次会议讲话中,就谈及有一些“走资派”和顽固执行“资反路线”者“趁这机会,借学习青岛、贵阳的经验为名行资产阶级反扑之实”,“上海一些地区,特别是郊县及一些工厂中出现了反夺权现象”(见我《工作笔记》第67页)。当时不断有基层造反队和区县局联络站向总部报告,王洪文在总部学习整风期间布置当前工作时,也要求调查了解对造反派的“反扑情况”(见我《工作笔记》第75页)。在这段时期中,“工总司”各级组织的人员思想有些混乱,甚至有人形容造反派当时是“军心涣散”、“士气低沉”,我们总部的主要成员感受到极大压力,也很困惑:该怎么办?
总部主要成员通过结合上海具体情况,认真学习分析青岛、贵阳经验后,逐渐对上海如何贯彻革命大联合的问题形成新的认识:我们认为青岛和贵阳两地的情况是从上到下存在有几派的各种组织,而上海却与此不同。上海的群众组织在市一级上就是按系统分立的,“工总司”按市革会指示正准备筹备开工代大会,已明确范围在工业、交通、建设三大系统内,现还属“工总司”的外系统组织已决定要划出(财贸系统在3月下旬划出),而这三大系统中并无另一个市级组织;在区县局级也没有另一派别的组织,只有都属“工总司”的组织(原有的“兵团”等组织也在2月份解决了),总部对有二个所属本部组织的问题正在解决中。至于有些基层单位存在几个派别的组织,我们从实际调查的情况知道,这些组织都愿意被联合进“工总司”系统中。也就是说,在上海没有要“工总司”与其他组织搞联合的问题。
4月12日市革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精神,其中提到“要是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守势力结合起来的话,我们应当去发动群众。我们要的大联合是斗争的大联合,不是孤立静止的大联合。要抓住几个这样的典型去发动群众斗争,使造反派的志气高昂,通过斗争才能使大联合、三结合搞好”,还提到“总的一条要支持左派,大联合和三结合都要支持和壮大左派”,“大联合是革命派的大联合,红代会、工代会是革命组织的代表会,不是全体工人学生的代表会,不能由全体工人学生来选举”。他们还指出“上海形势是非常好的,条件是非常好的”,“还要进行二条路线的斗争,还要进行新的创造”,如“大联合还可创造新的形式”(见我《工作笔记》第81~82页)。4月底张春桥接见市革会赴京代表团时,还对“工总司”代表讲,“全国运动发展不平衡,不要跟着别人跑,上海形势好,要根据上海情况自己创造经验”。(见我《工作笔记》第91、92页)
总部主要成员在学习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精神后,更统一了对革命大联合的思想认识,经慎重商议后,总部于4月30日在《工人造反报》上发表《关于组织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这篇《解答》首先回答了广大造反队队员十分关心的问题:实行大联合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解散不解散?基层工人造反队解散不解散?”回答是:“不解散!”“总部不解散,基层工人造反队也不解散。不但不解散,而且还要巩固、提高、发展、壮大”,还可以“发展工人造反队员”。对于基层单位的工人造反队同其他群众组织实现联合后,“可不可以不脱离总部?”回答也是:“可以!”且《解答》重申了造反队与其他群众组织联合后,可以宣布与上级组织脱离关系,绝不允许上级组织“以任何方式横加干涉和阻挠”。但《解答》也说明若联合后的组织“愿意同总部挂钩,作为总部所属的基层单位,我们同样表示热情的欢迎”。《解答》还强调:一个单位内若有二个及以上同属总部的组织(包括原为“兵团”等所属的组织),应“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基层单位造反队应按系统归口,组织关系仍在区县联络站的市属单位造反队,“应立即从区(县)归口到各系统联络站”;各级工人造反队(联络站)“要接受同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凡已夺权的单位还没有实行大联合、“三结合”,而由造反队暂代行职权的,“要尽速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见《文献》第415~418页)。至此,围绕“倒旗”大联合的问题可说从思想认识上基本解决了,而要真正解决组织上的大联合,还是存在许多实际问题(困难)需要解决的,总部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化了极大精力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由于这两个月来“工总司”组织中从上到下的头头们都憋着一股气,在解决了“不倒旗”问题后,都想要“舒展”一下。于是总部主要成员商议后,决定借“工总司”成立“半周年”之机,5月9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庆祝大会。这个庆祝大会实际上就是造反派向当时保守势力进行反击的“示威大会”,我们在向下布置时特意明确通知各单位到时要撑造反队大旗进会场,所有参会人员都要戴造反队袖章,其用意也就是工人造反队要“重振军威”!“5•9大会”后,徐景贤在电视台的一个讲话和《文汇报》的一篇文章里,都对这个大会有所讥讽,因“工总司”对此不满又引起一场小风波。(可参见我《工作手冊》第122页、第180页、第189页)
另外,在这段时期中还有一个我当时不知道的小插曲。据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中披露:1967年3月24日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召开,3月25日北京市工代会成立。马天水想到上海的“工总司”,“是否也能通过工代会形式规范化”,他找来市总工会机关造反派的施鉅康,要他派人去北京“取经”。“但是,派出的两人去北京后发现,北京三大派工人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虽然参加了会议,却一个也没有进工代会领导班子;进领导班子的是文革前的一些工会干部,以及老工人、劳模先进人物。两人回来后向施汇报,施觉得难办,这样的人员构成,在工总司那里肯定通不过”。于是他们没敢向上汇报,就此不提(见《革命造反年代》第1022页)。对这件事,我是看到李逊的书后才知道的。施和派出的两人约在1970年就到“工总司”(后改名工代会)来工作,直到1976年10月还在,但我从没听他们提到过此事。我估计王洪文也不知此事,他如知,应会告诉我的。我只是有点奇怪,不知马天水当时为何会涉此事的。

五、在谈及《文献》中数篇反经济主义风的声明、通令等时,《导读》认为这是“工总司”等革命造反派以“占据着‘路线’和‘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认”是市委“走资派陈、曹耍阴谋”,“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转移斗争大方向”,将“政治斗争引向单纯的经济主义斗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等。《导读》问道:“难道事实真的就如此‘单向度’吗?”在列举了一些民办学校教师“造反”要求有“正式编制”,一些地区出现的“抢房风”后,《导读》着重提到:“再据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记载:自张春桥签署‘五条’承认工总司为革命造反组织后,‘工总司的一些头头,不断向市委、市人委勒索大量经费和物资’;‘与工总司挂钩的各级造反组织,也纷纷向区、县局各级领导机关要经费、要物资、要汽车等等’,‘不少基层造反队头头’,更是‘强迫基层的领导人签字同意’各种经济要求。” 据此,《导读》认为:“由此可见,以工总司首签《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为标志的所谓反击‘经济主义风’,绝不是当权者施放、造反者反击的‘单向度’的过程,而是当权者和各色各类的造反者,在‘革命造反’的形势下,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相互利用,又共同推托、共同促成的结果。” 继而“再被造反者中一批颇具政治视野和革命理想的群体所把控、所指导……最终成就了这么两篇代表‘国家意志’和‘管理职能’的‘宣言’”。(见《导读》第5~6页)
我很不同意《导读》中的上述表示,讲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我看过《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以下简称《史话》),其内容很多是歪曲真相、编造“事例”的,特别是《史话》中所述的“事例”往往不注明日期、地点、来源,使人无法查核。就以本文中所引用的,“工总司的一些头头,不断向市委、市人委勒索大量经费和物资”为例:市委在“安亭事件”后同意向“工总司”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物资,还在市委工业政治部成立了一个与群众组织联系的“联络组”,有专人与“工总司”联系供给事宜,这本是正常情况,怎么变成“勒索”了?(我的《工作笔记》第28页上有个记录,就是与市委工业政治部联络组李鸣岐商谈解决经费和物资问题的,我们要求是:“1.经费问题:拨100元周转金。2.纸张、笔:用光后调拨(通过市委)。在市内设一个广播站,提供一套设备。宣传车一辆(回去商量)。3.办公用具。4.电话:催一下快来装”。这个记录没标明日期,但紧接着的记录标明是12月5日的。另,我回忆当年总部没有设过“广播站”,故此要求应没办到;总部文艺小分队有辆宣传车,但原是“二兵团”的,“兵团”撤销后归属总部。)再说何为“大量”,是个什么数量?《史话》为什么不举具体事实来讲讲呢!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8日接见我们时,一方面同意供给必要物资,一方面又強调“工人阶级应该朴素,现在国家还很困难”。(见我《工作笔记》第14页。我记得在这次接见后,总部第一次收到了市委工业政治部联络组送来的物资,约有十辆自行车、一些免费的公交车月票、一台手摇油印机、若干纸张和笔墨等宣传用品。)遵照张的指示,“工总司”还是较注意这个问题的,在《革命造反年代》中就提到“在整个经济主义风潮中,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工总司总部除了要求文革活动经费外,没有提出过明显的经济要求。而且在后来制止经济风的行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见《革命造反年代》第657页)
第二,对《导读》上述有些拗口的讲法,我对此的解析就是:是造反派们提出了各种经济要求(甚至是“勒索”),当权者迫于压力(甚至被“强迫”)只得签字同意。也就是说造反派们的“经济要求”是当时“经济主义风”的起源,当权者的无奈同意最多只是为解脱造反派们的压力。而被毛主席高度肯定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也就变成“造反派”与当权者间“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相互利用,又共同推托、共同促成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就被造反派中有“政治视野”(或许应读为“政治野心”)者利用了。
当年的真实情况是否就如文中所述?我感到遗憾的是,《导读》在本文中也犯了“单向度”毛病,对“当权者”们怎样煽风点火搞“经济主义”的事实一点不提,却一再强调是“造反派”提出经济要求的!那么“经济主义风”是否真的“起源”于造反派?只要知道当年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坚决反对、反击“经济主义风”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就会给以否定的回答!上海“工总司”是个庞大的群众组织,下属造反队员上百万计,其中会有极少数人(甚至会有一些小头头在内)向当权者提出些经济要求,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他们的行为也绝不能代表造反派的),关键在于当权者该如何正确处理好。从现已知材料来看,当权者大多以“压力”为借口而许之,坚持原则反对者未闻。
我的《工作笔记》上记录有1967年1月3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一次会议,梁国斌副市长主持,市委和市府主要部门、各主要局负责人参加,“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主要成员也参会(见我《工作笔记》第47~51页)。这次会议虽然主要是讲有关“赤卫队”和“三停”的事,但当时社会上“经济主义风”已刮起来了,而参会的梁副市长和其他市、局当权者无一提起此事。我们以后才知道,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这二级当权者曾开过不少会、签了不少字(如张承宗副市长在1月6日,陈丕显在1月10日还签字,见我在后抄录的资料)。交通部北方海运区局党委书记李广在这次会上有个发言,讲什么现在形势很好,为了把文革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保卫生产的安全。但正是这个李广书记在本局系统签发了大量补发工资和福利费,严重影响了港区装卸生产,结果后来被造反派揪送到“工总司”总部(戴立清回忆录中有记述)。
1967年1月7日“工总司”发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令》(见《文献》第76页)。如果说,以前确有当权者受到一些“造反派”提出的“经济主义要求”压力,不得已无奈签字,那么现在上海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们明确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风,上海市委和区县局党委,完全应该积极响应和主动纠正错误了。但至今还没见到过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及其领导成员(在被夺权前)有开会布置或发文件、发表讲话要求反对、制止经济主义的资料!文革结束后,曾见有人撰文,以陈丕显签字同意印发《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就把“功劳”归至于陈。但是,却从未见有陈召开过一次市委会议,发表过一次谈话,反对当权者乱签字、滥发钱物的材料。相反地,陈却在1月10日又“签发同意人力装卸运输工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这正说明,即使有了造反派们反对经济主义风的行动,一些当权者们还是不顾造反派们的反对,依旧搞他们一套。
第三,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的第十六章“经济主义风潮”(该书第617~663页),对上海文革的这段历史有较详细的记述,其中既有闹经济福利待遇组织的活动内容,以及一些基层群众提出经济要求的情况,更有文革后不再提起的、一些当权者当年如何煽风点火搞“经济主义”的记述。因该章记述的内容太多,下面只能从中摘录一些当权者的主要行为,有兴趣者可自查阅该书中的内容。
① 1966年11月6日,市委签字同意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这是市委在文革中“第一次做出的经济上让步”。12月19日市总工会“同意吸收刚转为公办的小学教师入工会”。
②11月中旬,市委成立工作小组处理下放工人问题,为此“需由上海地方财政每年拨款二百万元”。
③11月29日,市委成立“劳动工资接待小组”,曹荻秋对为首的副市长说“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搞一个全面方案”。这个小组打算“将全部集体所有制近六十万职工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提高劳保福利,报中央文革”。12月1日副市长宋日昌同意郊县下放工人和临时工万人大会要求,并将支农回乡职工的七条要求一起“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④12月11日,陈丕显在养病后第一次主持市委各部委、区委负责人会议,陈在会上宣读了陶铸的指示:“现在很被动,要争取主动,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解决。……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必然要冲击到经济问题,看来上海群众运动中的经济制度、体制等问题势必冲破,看来顶不住的。……要独立思考,独立作战,灵活处理。”
12月中旬,对于各区地段(街道)医院人员要求改为“公办”,陈丕显说:“民办中小学已经改了,地段医院也可以改,又不是生产单位,改了没关系。”
陈丕显参加了1月8日的“衡山饭店会议”,知道造反派们为反对经济主义而起草了《紧急通告》,且也由陈签字去付印的。但1月10日,陈丕显却又“签发同意人力装卸运输工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
⑤12月13日,宋日昌在市接待站工作人员会议上要求:“不要搞对立,造成重大事件,发生了问题都要市委负责的。”市劳动局长说:“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很自然先是经济。”会后市劳动局即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劳保福利制定新方案。12月25日,宋日昌和劳动局负责人起草了两个方案,以及一个暂行处理意见,共七条上报得马天水同意。
⑥1966年12月31日深夜12时至1967年1月1日,曹荻秋在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召集几位市委和市府领导人开会,曹讲:“现在这些问题,请示中央也没有用,还是自己先干起来吧!”这个会议的内容被归结为五条:“一、1958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二、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三、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四、郊区五类地区的工资可以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五、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这个会后来被批为“香山路黑会”,说是贯彻了陈丕显的意见:“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在会后二三天,各有关部、委、局都向下传达贯彻“五条”。
1月6日,张承宗副市长签字同意“民办学校教师月工资从22元增加到43元”。
⑦1966年12月27日,上港九区部份学徒工发现一份有关学徒工工资的文件,“对照这份文件,他们认为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到上级管理局的北方区海运管理局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局党委书记李广签字,同意补发一年。”上港九区为此共发出9.5万元。之后其他港区学徒工也纷起仿效,其中“第四装卸区一次补发近四万元”。从1967年1月1日到9日,北方区海运局在沪各单位共发出现金148万元,“但日装卸量却由9万吨猛降至3.5万吨”。
⑧海港补发工资的消息一经传开,各单位的职工纷起效仿,“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如:“上海园珠笔厂工人,提出过去评级不合理”,要厂领导同意提级和补发工资,“共补发了七万多元”;市二商局“补发工资63.7万元,主要便是用于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年这一项”;上钢三厂为1958年后进厂青工提升工资级别,补发了60余万元,又相应为老工人调级而补发近130万元;上海内航周家渡船厂为18个工人补发工资差额2.26万元;上海铁路分局到1967年1月9日共签了63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高达3050万元。”……
⑨经济主义风潮很快蔓延到郊县,“川沙县补发工资等费用支出136万元,金山县支出100万元,嘉定县支出52万元。”……
⑩“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人群,仅1月3日这天就有几百个单位到银行提款。全市银行1月1日至7日,共支出3800万元。”由于提款人多量大,“上海各银行现金几乎被挤兑一空”。
我在读了李逊所写的这章“经济主义风潮”和“小结”后,当时曾在书中写了几点“感想”,也抄录如下:
①本章较详细披露了一些当权派放纵“经济主义”的行为和造成的后果,这些确凿的材料在那些官方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中是没有的,甚至还有反咬一口诬陷是“工总司”造反派们带头刮经济风的言论。本章的资料能还历史真实情况,是值得赞扬的。
②作者对刮经济风,认为是“真正自发的群众运动”等观点,还是需要探讨的。我认为对临时工等一类群众的遭遇,确有值得同情和要适当解决的一面,但在彼时彼地的那种行为(已超过了理性限度)是不应同情的。因为,这是被某类人物利用来歪曲、破坏当时文革运动的方向;这也是当年的社会经济所不能承受的,成了一种破坏力量,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当时已显现出来了。
③对于经济上的要求,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用这种破坏性的方法来达到的。

写于2019.3.2.
2020.1.18.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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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五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6月 07, 2020 8: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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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从“中教司”到“教联会”
(《雪泥鸿爪话文革》选读)

钱昌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雪泥鸿爪话文革:一名老造反的经历与书证》(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钱昌明,1936年1月生,浙江宁波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上海市文建中学、上海市第八中学任历史教师。1989年调任上海市卢湾区教育学院,1996年1月退休。上海市历史学会会员、上海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曾被聘为上海市第二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上海市老年大学、上海开放大学副教授。著有《历史星空探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国近代史讲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等。

“造反司令”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又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明确指出该文件适用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其中特别强调:
“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紧急指示”为运动初期被整的所有革命群众平反,进一步促使这些被整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动路线的反!11月,很快在全国范围掀起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并出现了各类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
11月9日,在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与支持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文化广场成立。
11月29日至12月9日,“红革会”(“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为要求将《红卫战报》第九期随《解放日报》一起分送给每个订户,以求肃清上海市委“资反”路线流毒,发生“《解放日报》事件”。最后在工总司等各造反派组织的共同支持下,市委书记王一平、常委宋季文,在谈判中答应了造反派的所有要求,大长了革命造反运动的气势。此后,各类“革命造反”组织,在上海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早在12月20日,就在我最后一次去华山路上市委接待站,接受席承基以“谈话纪要”方式为我平反那一天,我就发现了市委接待站对面的农业局门口突然多了一块牌子:“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中教司)。这一名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脑子里一闪:“怎么,中学教师也有革命造反组织?我可以参加吗?”
12月24日晨,我特地去“中教司”总部联系了一次,受到该组织负责人李向东的热情接待。他向我了解一些有关我的基本情况,鼓励我参加他们的组织,一起与“资反”路线作斗争。我随即填了表格,李向东又通知我:明天就是我们“中教司”召开成立大会的日子,希望我能组织一些人去参加。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中教司总部,遇见了总部的一些其他负责人。主要的有周加林(他是与“上三司”红卫兵挂钩、联系的主要负责人。其时“中教司”在组织上是附属于“上三司”红卫兵的下属组织,“上三司”是“上海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还有钱江、郑利根等人。正是这次联系,我接受了筹建“中教司”南市区分部的任务,口头上被任命为“中教司”南市区分部负责人,成了一名“造反司令”。
晚上,我与“中教司”总部的同志一起去文化广场出席“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中教司)成立大会。
12月26日,我同李杏宝老师谈了自己获得市委书面平反的事;同时鼓动他与我一起参与筹建南市区“中教司”工作,负责“政宣组”工作。我认为,我虽然已经平反,但上海地区,特别是我们南市区的“资反”路线远没有得到深入批判,还有许多老师仍在做“牛鬼蛇神”!我们已获得解放,我们就更有责任去冲击“资反”路线,有责任为他们的平反、解放而斗争!
从12月28日起连续几天,我按照“中教司”总部曾经接待过的有关人员名单,先后前往塘严、蓬莱、敬业、大同、嵩山等学校串联,在那里建立了“中教司”的基层组织;并与塘严中学的郑浩(党员)、蓬莱中学的冯长云,一起组成“中教司”南市区分部三人领导小组。
区“中教司”的筹建,除了人员的组织,很重要的一件事,得有一个办公地点。12月30日,我在同区房管局打交道中,终于获得他们的同意,让我自己去找空房子。只要我能找到,他们“一定支持”。
几经转折,我终于发现老西门方斜路16号一处三上三下的房子是空闲的。它原是一所职工业余中专,其时学校已停课。我立即要求区房管局履行诺言,要求把第一、第二层的房子借给我们(第三层留给原单位使用)。因为已有言在先,房管局又怕背上“不支持造反派”的名声,遂半推半就地答应了。当晚,我即调动塘严中学的十几个造反派红卫兵,进屋布置了办公桌、椅等,第二天清晨就挂出了“上海市南市区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南市区“中教司”)的牌子。
30日,我们召开区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仿照总部的组织机构,在“三人小组”领导下,建立两个部门(政治部、司令部),并作了初步分工:
政治部(郑浩):
——组织组(郑浩):组织发展,联络、接待。组织发展的原则是:大胆放手,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政宣组(李杏宝):情报,资料,积极开展各项文宣活动。(不久又成立《中教造反报》编辑部,编辑部成员有孙树棻、陆汉民、陈漱石,后《中教造反报》划归总部。)
司令部(冯长云):
——参谋组(冯长云):决策研究,行动指挥,通讯。
——秘书组(郑昌扈):会议通知、文件处理,负责人活动安排。
——后勤组(陈天健):总务、财务、交通。
初步确定的两大任务是:一、发展组织;二、批判“资反”路线,为受迫害的教职员工平反。
政策掌握上:除了地富反坏右、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外,都应平反。
具体任务执行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红旗》社论、元旦社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
1967年1月1日,“中教司”南市区司令部正式开张。第一天,就接待了6批来访者,都是南市区各校受迫害的教师的申诉。当天我看到最为触目惊心的一份材料,当数继光中学贝管成老师受迫害的事件(贝已自杀身亡),联系自己的遭遇,深感唏嘘。
当天晚上,接到市总部要求:配合上三司“夺权”行动,组织造反队员到《解放日报》执行警卫任务。我即亲自带领十余人进驻《解放日报》社,通宵帮助报社的造反派,一起参与印报车间的一些辅助劳动和看管工作。三天后完成任务被轮换撤出。
1月5日下午2时,我去“中教司”总部开会,讨论“中教司”参与由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井冈山、哈军工等发起,声援上海受打击老师平反,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筹备会议。
1月6日,我与郑浩、冯长云等一起举行“三人小组”会议,针对组织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商议。最后确定审批“造反队员”的五条原则:1)“老保”不批;2)当权派、地富反坏右资不批;3)有重大政历问题者(黑六类、反动党团等)不批;4)有组织处分者不批;5)有严重“三反”问题者不批。
此后,我就很少返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市、区“中教司”的工作中去了。

“中教司”内部造反

到1967年1月初,上海中学教师系统的造反群众组织已有七个。它们分别是“中教司”、“教革会”、“工司教”、“中教联”、“中革会”、“红反团”、“教工纵队”。这些组织大多是依附于红卫兵或工人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
如“中教司”依附于“上三司”红卫兵组织,“教革会”依附于“红革会”红卫兵组织,“工司教”依附于“工总司”,“红反团”依附于“红反会”(中学红卫兵造反委员会),“教工纵队”依附于工总司卢湾区分部,等等。
“中教司”原是由周加林、郑利根等几名中等学校教师,在北京串联时相识后得到上海戏剧学院造反组织——“上戏革命楼”赵某的支持而成立的。当时在组织上是从属于“上三司”的。“《解放日报》事件”中,我们就是以“上三司”名义去支援入驻的。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工总司、红革会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包括分会场)有百万人参加的“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1月8日,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在锦江饭店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又起草一个《紧急通告》,提出反经济主义的9条措施,共有32个组织签字。《紧急通告》在1月9日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同时刊登,并由《人民日报》转载。
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和《紧急通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32个群众组织发了贺电,称赞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文革史中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
中央向上海32个群众组织的《贺电》发表后,“32个群众组织”的名单曝光。“教革会”因得到红革会的支持,成为中学教师系统中唯一在列的教师群众组织;反之,曾积极参与“《解放日报》事件”与反“三停”斗争的“中教司”,却被排斥在外。这直接引起了基层广大成员的强烈不满(周加林曾多次向“造反队员”们拍胸保证过,“中教司”是“32个夺权发起单位之一”),从而普遍产生了一种“被头头欺骗了”的感觉。
在强烈的不满情绪主导下,1月20日下午,由南市区的郑浩和我,联系黄浦区的仓公瓒、杨浦区的王令宝、青浦县的徐恒儒等人聚集总部,纷纷向主要负责人周加林兴师问罪。当场决定召开各区县负责人会议,让周加林在会上作出解释。周作了一些辩解,终于道出原委——方知这中间夹杂着“上三司”同“红革会”之间的一些矛盾与斗争。在谁代表中教界的问题上,最后“中教司”败给了“教革会”(实际上是“上三司”败给了“红革会”)。
为此,周加林表示担负责任,主动宣布辞去“领导职务”,由郑利根代理。会上又决定“中教司”正式退出“上三司”,使教工组织摆脱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纠纷。
2月21日,各区分部负责人会议继续进行,决定改组总部领导班子,成立新的“临时委员会”(由各区负责人组成),让原领导班子成员听候审查,后实际上去职自行离开了总部。
3月1日,鉴于新的“临时委员会”没有产生主要领导人,开展工作困难,又决定重新改组,再由各区分部负责人会议选举总部的领导人,最后成立了以钱昌明、徐恒儒、仓公瓒三人为核心的领导小组,我就这样做了市“中教司”的“司令”。
3月4日,全市中教司在陕西路市体育馆召开整风汇报会。我代表“核心小组”面向全市“中教司”战士,作了《我们对中教司内部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的报告,提出完善组织、进一步增强战斗力的一些要求。这次整风汇报会,得到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群运组(该组织后来成为市革会群运组)的支持,并有“群运组”组长王绍玺到会发言。

附一:
我们对中教司内部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
——在中教司总部的讲话提纲
钱昌明
同志们:
我代表2月21日产生的“临委会”核心小组发言。
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既然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这种斗争就必须会反映到革命队伍里来,反映到造反派组织内部来。
我们认为,中教司成立以来,总的说来,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狠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因而战斗力不强,机会主义思潮反映得相当严重,导致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
这种机会主义思潮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组织路线上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
12月22日,我们的同志冲破了资反路线的束缚,杀了出来,在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工司、上三司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由于核心成员中有上三司的成员,不少同志头脑里也存在着“依靠上三司打天下”的思想,借用“上三司”的袖章,听从“上三司”的调动,这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表现。
从此,无论是宣传工作,还是对外联络工作,都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严重束缚、影响了上海中学教师造反派战斗力的发挥。
必须指出,尽管当时我们不少同志对机会主义思潮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但还是作了不少的斗争。1月20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同志都揭发了上三司的问题,促使原主要负责人周加林离开了中教司。从此,我们在组织路线上清除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中教司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上海中学教师革命造反组织。
二、政治上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
1.1月15日接管上海市委的问题。
由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导致行动上的盲动主义。1月15日,中教司接受上三司的要求,调动人员一起去康平路接管上海市委。这实际上是“小联合”接管,是上三司小团体主义的表现,更是中教司机会主义的集中反映。
2. “二•二”、“二•三”、“二•一一”会议。
(经过情况略)表面看来,这是几个工作人员的错误(擅自在小联合“夺权宣言”上签名,未能在大联合夺权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签名),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实质上这正是机会主义思潮的典型表现。诚如前总部的一位负责同志所讲:“这是驼子跌交,两头不着。”
3. “二•二○”吴淞事件(反“三停”)上的动摇。
犹豫、不坚定,长达4小时不全力支持。
下面汇报总部三次内部造反的情况:
一、第一次内部造反:
1.起因:
外界对“二•二”、“二•三”、“二•一一”会议的反映,讲到“致敬电”是“大联合委员会”上署上了名,结果却不是,引发不满。
2.通宵辩论:
是否大方向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
3.结论:
改组领导班子,成立新的“临时委员会会”(各区负责人选举产生),原领导班子成员听候审查。
二、“二•二一”与“三•一”造反大会:
1. “二•二一”是一次斗争的反复,改变了“改组”的提法,但再次肯定了原领导成员“听候审查”。
2. “三•一”造反大会是针对新“临时委员会”开展工作有困难,从而实行第三次造反。结果,重新肯定了“改组”的提法。
结束语
以上是向各造反派组织、造反兵、红卫兵的汇报与检查。
今后将继续整顿思想,整顿组织,为大联合作好准备。
(3月4日在市体育馆开门整风会上的发言)

3月8日,中教司总部继续进行整风会。听到了很多意见,概括起来的是:
组织不健全,上下通气不够;
总部工作人员工作不够踏实,许多该做的工作不做,诸如未能及时拟订战斗口号等;
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对照、检查,批判修正主义;
拖拉作风必须改变;
总部工作人员要相互通气。
末了,市委机关联络站群运组长王绍玺同志作了讲话。

附二:
王绍玺同志(市委机关联络站群运组长)讲话

整风很重要,是革命大联合的前提。
一般的斗争是积极的,但多是单纯军事观点,政治上注意不够。
中教司同志在开门整风,这是很好的。阶级斗争很剧烈,在造反派内部制造分裂,要想恢复他们的统治。
对中教司战士还面临着大联合大夺权,杀回老家去复课闹革命的问题。复课是革命的战略进攻,决不是单纯的恢复旧秩序。是新的条件下,进一步组织队伍,向资产阶级进行批判与斗争。
中学的资反路线未很好批判,未揭深、批透,不杀回学校去,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
联合必须以革命左派为核心,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否则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合了可能还会分,但不要紧,经过几个分合,就牢靠了。
造成分裂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阶级敌人的破坏。
建议回去搞搞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苦。
有些学校设备破坏了,但我们必须看到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否则就会回到1958年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去。
要注意深入到学生中去!
关于反逆流问题:
以红革会为首的一些人搞得很猖狂。我们的观点已反映在小册子上的《写在前面》里。
会上点了红上司、红三司、炮司、教革会四个组织,这是与领导同志研究过的。
教革会表现得很恶劣,“反击”,是反动的反扑。中教司战士是做了些工作的,是完全对的。教革会以“人民公社”为大旗,这是完全错误的。
是保卫上海人民公社,不是攻击上海人民公社。根本没有肯定过他们,这是胡说八道。我讲的倒是负政治责任的。中教司没有把握政治方向,做了一些工作,也犯了一些错误。如接管市委,“二•二”、“二•三”和“二•一一”会议。希望通过整风,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坚决斗争不够,但也没有同流合污。
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这是对的,好的。
建议中教司同志,要考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利益,对广大中教司战士的政治生命负责。
对我们极大多数同志来说,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处理不好,就会发展成对抗性矛盾。

“中教司”经过内部造反、领导班子改组后,此后一直在市革会群运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总的说来,大致有这样一些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中央和市革会的各项指示,召开、参与各种大中型集会;配合中心工作出版、发行《中教造反报》,开展文宣工作(诸如印发传单、刷大标语、大字报);受理、调查基层学校老师的申诉;搞专题调查研究;处理组织内部事务;等等。其间,除同“教革会”之间的矛盾、斗争与竞争比较激烈外,同其他一些教师组织则有一定的协作关系。

批旧市委“资反”路线

为了响应中央最新号召,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1967年9月5日,在市革会教卫组、地区组的领导下,由原市教卫部革命造反派组织、原市教育局革命造反派东方红公社,联合市中学“红代会”(筹)、七个市级中教组织,一起组织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中学革命师生员工迎头痛击刘、邓、陈、曹、杨假检查、真反扑电视斗争大会”,彻底揭露、批判了原市委在中学系统顽固推行“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大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设中心会场,搞了电视转播,大会筹备处与中教司主办的《中教造反报》还出版了《大会专刊》。整个大会在全市、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教司、教革会等中教组织会议筹备人员的努力下,曾经搜集到了上百件深受旧市委“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材料。经过大会筹备处材料组的筛选,确定发言名单。上台进行控诉与揭发批判发言的有鲁班中学沈涛老师、市北中学卢英老师、文建中学的我,其他还有闸北六中、北郊中学、敬业中学、青云中学、虬江中学、大同中学、市三女中等校的师生代表。
我遭受的“资反”路线迫害较深、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我在会上所作的发言《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一度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全文如下:

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

——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中学革命
师生员工迎头痛击刘、邓、陈、曹、杨假检查、真反扑
电视斗争大会”上的发言

曹荻秋这个混蛋说:“上海市委没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上海没有将群众打成‘反革命’的”。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就是上海成千上万被刘、邓、陈、曹、杨之流亲自打成“反革命”的一个。不是一次被打成“反革命”,而是四次被打成“反革命”;不是一般的被打成“反革命”,而是被动用专政机关,以伪造罪证,炮制匿名检举信,进行政治陷害打成“反革命”的。
我为什么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呢?就是因为我听了毛主席的话,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去年6月初,我贴了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怀疑并揭发了旧区委的问题,先后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戴上了“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等大帽子,和我比较接近的革命师生被打成“钱昌明反党小集团”。
去年8月,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党中央公布了《十六条》,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从8月下旬起,我们甩掉了陈、曹之流强加给我们的“反革命”帽子,第三次炮打党支部和工作组,并直接炮打了旧区委。这期间,我去市委反映了十多次情况,都杳无音讯。我又两次写双挂号信给曹荻秋,附了一份6万多字的材料,系统地反映了我区、我校的情况,明确地指出南市区委有问题,要他们派人查处,给我们平反。可是,陈曹之流不仅不严肃处理此事,相反,竟把我反映区委的材料原封不动地朝区委一转,还下令调查我是不是“漏网右派”。
在曹的直接指使下,于是一场伪造罪证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事件发生了。他们派出一个特别工作组,偷偷地开进文建中学进行罪恶活动。工作组用莫须有的罪名公然把我拘禁起来,剥夺了我的一切人身自由,查抄、没收了我的全部财物,还几次抄了我亲戚的家。通过抄家,他们七拼八凑地胡乱上纲,搞了许多所谓“罪证”。尤为卑鄙恶毒的是,他们一手炮制了四封假信,冒充“贫下中农”、“浙江省湖州革命群众”、“上海历史学会革命群众”和“历史研究所革命群众”的名义,污蔑我“隐瞒出身”,是“现行反革命”,写过为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文章等等。
特别是那封冒充“湖州革命群众”的假信,是区委书记王新华亲自策划,由公安分局副局长起草,侦察科长让人抄写后亲自前往湖州投寄的。这封信上公然写上“钱昌明是一个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曾参加过一个‘中国农民同盟’的反革命组织,并有过现行反革命活动”。就这样,我第四次被打成了“反革命”!
天大的冤屈啊!谁人与我伸雪?
是毛主席!是革命群众!毛主席和革命群众会给我伸雪天大的冤屈,能证明我这个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童工是革命的同志。一想起毛主席,我浑身是劲,于是在10月29日晚上,我冲出了陈曹之流拘禁我的黑牢,抱病化装,经过种种艰难险阻,终于逃出上海,于11月1日胜利到达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世界革命的中心,祖国的首都北京。
在北京,我处处感受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到处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信任、关怀和支持。
11月4日上午,11月11日下午2时30分,这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最最幸福的时刻,我两次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激动得直流眼泪,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的接见,林副统帅的讲话,给了我进一步斗争的力量。11月14日,中央接待站按照我提出“保证人身自由;保证申辩自由;保证由组织给我核实作出有无参加过反革命集团结论”的三项要求,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希望我能回来斗争。
同志们,中央接待站这样热情地接待我,可是陈、曹之流却这样残酷地镇压我,这是一种何等鲜明的对照啊!
责问陈、曹、杨:你们将我打成“反革命”,这难道只是认识问题吗?不,这是路线、立场问题!旧上海市委还没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吗?
铁证如山,你们抵赖不掉!
南市区文建中学教师 钱昌明

后来据说,开这次批判会时毛主席正好也在沪。他在电视里看到这次批判会的批判对象陈丕显、曹荻秋和杨西光,都有座位,认为这样的批判会比较文明。

市“教联会”的成立

当时,在上海中学系统共有七个教师群众组织,真正影响较大的组织其实是三个,这就是“中教司”、“教革会”与“工司教”。这三个组织基本上在全市各学校里都有自己的基层组织。至于其他教师群众组织,有的学校里有,有的学校就没有。
“教革会”是依附“红革会”建立的教师组织,是“32个”夺权单位之一,自然影响较大。但它的政治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受“红革会”左右的,这使它直接卷入了1967年的“一•二八”和1968年的“四•一二”两次“炮张”(即“炮打张春桥”)政治事件。
在政治倾向上,“中教司”建立初期,比较多地关心为受迫害教师的平反问题,其后在“炮张”问题上同“教革会”持对立态度。为此,两个组织一度在社会上开展过“炮张”与“反逆流”的标语战、宣传战,在全市造成重大影响。所以如此,因为改组后的“中教司”领导层,受我的影响较大。本人因受刘邓的“资反”路线迫害较深,且是通过直接上诉中央文革接待站而获得平反的,自然对身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具有一种感情上的信任感,因而竭力反对“炮张”;另外,其时我同市机关联络部的王绍玺(早先由复旦郭仁杰老师的介绍而认识)相识,也受其一定影响。
教革会的“炮张”与中教司的“反‘炮张’”(又称“反逆流”)斗争,进行了好一阵子,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基层教师中两派的对立。最后“炮张”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但两派教师的对立情绪却遗留了下来。这一矛盾一直持续到“九月大联合”后才逐步淡化。
1967年3月7日,毛主席批转《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批文如下:

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3月7日

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发布后,学校的运动实质性转向,即由校外转向校内,进行军训、大联合与复课闹革命,并在这一基础上搞“斗批改”。于是,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陆续走回课堂“复课闹革命”。我们教师群众组织,自然必须围绕这一大目标开展工作。
9月,毛主席又发出关于“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号召,我们七个教师组织负责人(中教司的我、教革会的项明辉、中教联的余长义、工司教的戴立新、中革会的夏金生、红反团的周世华、教工纵队的钱美玲),在市革会群运组的主持下举办学习班,终于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成立全市统一的中学教工大联合组织——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教联会”),并由原七个组织的负责人组成“市教联会常委会”,作为集体领导班子,统一领导开展工作。这是上海市按系统实行大联合的第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1967年9月19日的《解放日报》曾以头版新闻予以宣传报道。
市“教联会”成立后,各组室除留有必要人员进行轮流值班、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他所有教师一律“杀”回基层原单位“复课闹革命”。常委领导班子也不例外,七名成员分三组在总部轮值,有事互相通气,解决问题。

反对“教革会”的分裂

市“教联会”的领导班子,实行“七常委”的集体负责制,也未明确主要负责人。常委开会议事,以各常委轮值方式担任召集人。这种领导体制引发了原“教革会”头头们的不满,他们觉得“教革会”成立早,资格老,基层组织成员多,在社会上影响大;如今组织不分大小,搞了一个“平均主义”,每个组织都只能推出一名常委,这是不公平的。说穿了,因为“教革会”原有“头头”们的“乌纱帽”都落空了!故他们迟迟不愿解散原有的“山头”,相反,还自上而下地加强了活动。
1968年1月,时离市“教联会”成立(中学教职员工七组织大联合)已整整三月有余,“教革会”的头头们居然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分裂活动,以“教革会”名义向全市原基层组织发出通知,拟定于1月14日假福州路上的市革会大礼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开中教界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以此在全市范围重立“山头”。
在得悉这一信息后,我立即会同其他几个常委商量对策,最后决定采取两大措施:一是立即向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汇报情况,要求明确表态反对这种分裂活动;二是立即动用所有宣传手段,揭露“教革会”搞分裂活动的错误性质。
针对上述两大措施,立即安排人员分工落实,付诸行动。
1月12日,由我代表市“教联会”偕同联络员一起,完成专访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陈琳瑚同志,就“教革会”的分裂活动一事要求明确表态,并形成书面材料。随后印制传单,组织人员在全市散发。同时由市“教联会”常委出面,做“教革会”主要负责人项明辉的工作。
下面就是当时印发的“反分裂”的《严正声明》与传单:

最高指示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上海市“教联会”就原“教革会”某些负责人
重拉山头破坏革命大联合事
严正声明

一、查“教革会”等七个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派组织,早已于一九六七年九月高潮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其庄严的协议见之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的《解放日报》、七月二十日的《文汇报》。当时明确宣布,立即铲除七个小山头,成立上海市教联会(全称“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并得到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充分肯定。
二、由于原“教革会”的某些人出尔反尔,撕毁协议,破坏革命大联合,因而,直至今天,尚有部分原“教革会”同志还没有进到“教联会”来,我们愿意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解决矛盾,以进一步完善革命大联合。
三、为了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今年一月份市革会才允许尚未联合进来的原“教革会”的部分同志继续报销车费,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促进他们更快地克服派性,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四、可是,原“教革会”的某些人竟借此大捞稻草,公然大拉小山头,以“教革会”名义,发票至早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基层,召开非法的“‘1•14’分裂会议”,蓄意破坏各基层的革命大联合局面。这是对革命的犯罪!
五、原“教革会”的某些人必须悬崖勒马,从速改正错误。否则,由此引起的严重恶果,均由“教革会”某些坚持分裂的人负责。

上海市中学教职员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印)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

附:传单
就“教革会”重拉山头,破坏革命大联合
访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陈琳瑚同志

时间:一月十二日下午
地点:文化革命广场,主席台上
“教联会”同志问:你支持大联合,还是支持小山头?
陈琳瑚同志答:当然支持大联合。
“教联会”同志问:昨天许多基层收到具名“教革会”的会议通知:一月十四日晚八时在市革会大礼堂开会。你是否知道?这样一做,已经实行大联合的基层“教革会”山头,重新要拉出来了。
陈琳瑚同志答:我不知道。怎么能这样,不行!
“教联会”同志问:现在许多基层要去冲这次大会,希望你能做些工作。我们“教联会”的意见这次大会不能开,你看如何?
陈琳瑚同志答:为了革命大方向应大联合开。

其后,由陈琳瑚出面,经过对“教革会”某些人的“工作”,终于同意取消“‘1•14’会议”,这一场“反分裂”斗争取得了胜利。那以后,“教革会”负责人项明辉,也接受了市“教联会”常委职务,并正式前往总部上班。

“中教司”成立后,从总部到各区,一般都设有“接待室”,接受基层教师因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申诉(口头与书面)。接受申诉受理后,一般都会派专人同相关学校联系、核实,只要不属于“公安六条”人物,只要不是明显具有“三反言论”的,就向其单位宣传《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十六条”精神。反复强调: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中的第七条更是明确指出: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影响不断扩大。这就吸引了大批受迫害教师,在获得平反后加入这一造反组织。
“中教司”的这一斗争与影响,招来了一些具有极左偏见的人们不满,更引起那些保守派(老保)组织的攻击。他们就污蔑说:
“‘中教司’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
“‘中教司’头头是‘牛鬼’司令!”
“钱昌明是‘牛鬼’司令!”

杨振雄平反辩论会

1967年2月上旬,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我卷入了上海人民评弹团的一场“杨振雄该不该平反?”的辩论会。
其时“中教司”总部后勤组有一工作人员叫张伯琴,他是一位评弹迷,用今天的话说,是杨振雄的“粉丝”。那一天午餐后,他突然拉着我说:
“下午1时,人民评弹团有一场有关‘杨振雄该不该平反?’的辩论会,你是否跟我们一起去听听?”
加上旁边又有几个人一起怂恿、鼓动,我觉得去听一听,了解一下文艺界的运动情况也无不可。结果共有四五个人结伴,不由自主地一起去了南京西路的人民评弹团。一到那里会场,只见台下座无虚席,来参加辩论会的人确实不少,约有百人上下。
等了一会儿,台上出现了人民评弹团的两派辩论代表。由于双方立场对立,因此,一上台双方就互抢话筒,争夺发言权。就在争论不休之际,突然有人提议,为了让辩论会顺利进行,为保证公正起见,主张从听众中推举一位代表,上台主持这场辩论会。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全场人的热烈鼓掌通过。其时,张伯琴就起身发言,向在场人们介绍了我的身份——“中教司”造反组织负责人,就这样,在“闹哄哄”中把我推到了台上,成了这场辩论会的支持人。
我先背诵了两段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两段语录一背,会场果然寂静下来。接着,我宣布辩论会开始,双方代表轮流发言,进行辩论。
虽然在辩论过程中,双方发言人都情绪激动,甚至互有打断对方发言的情况,但均被我制止。整个辩论会的气氛良好。总的说来:
一派认为,杨振雄是评弹团里的一般评弹演员,虽然表演过含有封建主义内容的传统剧目,但也创作了像《武松》、《西厢记》、《白求恩大夫》等,宣传反封建的造反精神与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好剧目,他又不是“当权派”,其本人不是“反革命”,把他打成牛鬼蛇神,是“资反”路线的表现;
另一派则坚持认为,杨振雄一贯表演封资修剧目,是“反动学术权威”,他应该是运动的对象,坚决不能平反。
辩论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怎么办?最后,辩论双方居然都逼我表态。我思考了一下,就发表了三点看法。我认为:
“第一,我对人民评弹团的运动情况并不了解,对杨振雄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因此,对杨振雄这个人我不能妄下结论。
“第二,既然我们在辩论中不能一致确定杨振雄是属于敌我矛盾的牛鬼蛇神,那就应该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党的一贯政策。
“第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委紧急指示》明确要求‘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十六条’更是明确规定:群众中‘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有什么可急的呢?杨振雄究竟该不该平反?你们自己看吧,我的话完了!”
没想到,我的发言引来了全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次辩论会后,杨振雄在人民评弹团实际上获得了平反。杨振雄的平反又影响了文艺界,其后又引来了上海京剧团李玉茹的平反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上海文艺界的‘二月翻案’风”。

市“教联会”被封

毋容置疑,文革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思潮都在“革命造反”洪流的激荡下,鱼龙混杂,轮番上台表现,其中最有破坏性的一股思潮就是极左思潮。它集中表现在“唯我独革”、“怀疑一切”、“血统论”、革命队伍“纯之又纯”、“知识分子不可靠”……正是这一极左思潮,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直接造成了“‘3•24’市‘教联会’被封”事件。
1968年3月24日上午,由市“中学红代会”头头(上海市第六女中学生高静惠为首)出面,突然带领一批红卫兵,冲入香山路市“教联会”总部,封、砸了在去年9月大联合高潮中诞生的市级教工革命大联合组织——市“教联会”(筹建市革会的24个发起单位之一)。当天,又派红卫兵四出“传询”、“缉拿”市“教联会”七常委,并“勒令”所有总部工作人员限时到市中学红代会(淮海中路上汾阳路口的沪光中学原址)报到,举办所谓“学习班”。
就在“中学红代会”对市“教联会”冲击的同一天,《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揭开中学教师队伍的阶级斗争盖子》;并配发有关报道《师大一附中革命师生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盖子,揪出破坏复课闹革命的反革命小丑》,还配了一个质问性副题:“‘中等学校教工造反委员会’(按:指‘教革会’)的某些头头竟为此鸣冤叫屈,这是为什么?”
报道还公然把矛头指向市“教联会”,称:“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擦亮了师大一附中革命群众的眼睛。广大革命师生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终于把这个跳梁小丑秦×揪了出来。奇怪的是,就是秦×参加的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按:‘市教联会’)的某些头头,还在费尽心机地为秦×鸣冤叫屈。”(见1968年3月24日《解放日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市“红代会”对市“教联会”的冲击,绝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一定背景的政治事件。
市“教联会”,是上海市所有中学教职员的大联合组织(是上海市第一个进行革命大联合的群众组织,曾得到过《人民日报》的肯定);市中学红代会,是上海市所有中学红卫兵的大联合组织,它们同为市革会下属的两个市级群众组织。按理说,这是两个并列的群众组织,一个是中学教师组织,一个中学学生组织,既是一种“师生关系”,又是革命的同志关系,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可是,如今在极左思潮冲击与走资派的挑动下,这次又上演了一场“学生斗教师”的悲剧,两者竟然又成了敌对关系。
3月26日,“彻底揭开市教联会内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在市红代会开班。
“学习班”一开始,主持开班式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把所有市“教联会”常委统统拉到台前低头“示众”,并当众宣布市“教联会”为“不革命组织”、“牛鬼蛇神防空洞”。
市革会教卫组工作人员孙国宝、陈成秀和华茂标参加这个“学习班”(实质上在幕后操纵这个“学习班”)。孙国宝随即代表市革会教卫组作了发言,开宗明义表态,“支持红代会小将的革命行动!”公开宣布“市教联会是‘牛鬼蛇神防空洞’,勒令每人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实际上是代表市教卫组公然否定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
孙国宝所以敢这样表态,关键是得到当时市革会教卫组的负责人陈琳瑚的授意。谜底终于揭开,原来指挥冲击市“教联会”的真正幕后指使人,就是市革会教卫组的组长陈琳瑚!
陈琳瑚原为旧市委教卫部长,“一月革命”时期遭到过冲击。此人善观政治风向,在批判“资反”路线时,他能顺势而为,高调支持教师造反派,但在思想深处其实仍对教师造反派怀有“看法”。在“大联合、三结合”中,他也因“态度良好”,从而成为第一批“结合”的领导干部,坐上了市革会“教卫组长”交椅。
“清队”运动开始后,陈出于其对教师知识分子的偏见,认为中学教师队伍“复杂”。据说他曾多次向张春桥汇报,张曾经插过这么一句话:“教师还搞什么组织呀?不成了‘裴多斐俱乐部’了!”陈琳瑚就是凭着这样一句话,心领神会,唆使中学红代会冲击市“教联会”,把整个市“教联会”打成了“牛鬼蛇神”组织,并演化成为又一场全市性的迫害中学教师的政治行动!

现代版的“新婚别”

杜甫有名诗《新婚别》,讲的是新婚第二天,新郎被征赴前线作战,致使新娘无限幽怨感慨万千,形成这篇千古绝唱。不想“新婚别”的命运,居然也会降临到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我的头上,只是我的《新婚别》并不是为了“出征”,而纯属“走资派”对“造反派”的疯狂反扑而形成的一场人为迫害!
1968年3月18日,是我与妻子谭玉美(大学同学)的大喜之日。这天上午,我们俩去徐汇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中午回新房作些整理,下午即去安福路我大姐家。那时我们结婚不举办任何婚礼,只是由姐姐帮我在她家烧了三桌菜,请了双方的至亲一起聚一聚。随后几天,就是双方的同事、朋友、学生,分批到我们的新房去玩玩,吃糖、喝茶,热闹一番,仅此而已。
24日,我们本来就各自约了几位大学同学,打算当天下午一起来玩,“闹新房”。可是当天上午九时,我突然接到公用传呼电话,我匆忙接听,才知道是中学红代会“勒令”我当天前去报到,参加“封闭式学习班”,扬言如果我“不能准时前往”,他们就要派红卫兵前来“缉拿”,届时“所有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为了不惊动新婚的妻子,我只告诉她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学习,就带着被子前去市红代会(淮海路沪光中学)报到。名为参加“封闭式学习班”,实际上就此被“隔离”了!这天下午,我与妻子的十余位老同学前来“闹新房”,结果竟连新郎也没见到!当时我新婚还不满一周,新婚妻子被迫“守空房”长达一月有余,她只知道市“教联会”被封,我被“审查”,具体情况不明,其所受到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由陈琳瑚策动、市“中学红代会”出面举办的所谓“彻底揭开市教联会内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既是极左思潮的表现,更是一股十十足足的右倾翻案妖风,堪称形左实右的典型。
“学习班”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为时整整一个月。其间,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重蹈“资反”路线之覆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同志进行资产阶级专政。其后,只是鉴于上海市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客观形势的强大压力,才被迫宣布“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
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流毒全市,几乎涉及到所有区县基层组织。典型的如黄浦区“中教联”也遭到市“教联会”相类似的命运,其他各区教工革命组织也大都受到冲击。一些不属于清理范围的革命教师被揪斗,不少学校亦由此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导致这次“3•24”“教联会”被封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市“教联会”工作人员中出了“反革命分子”秦松,并由《解放日报》点了市“教联会”的名。可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阴谋!因为客观上,秦松根本就不是市“教联会”的工作人员。翻遍市“教联会”工作人员的花名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
可是奇怪的是,究竟是谁硬把秦松说成是市“教联会”的工作人员,把“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与市“教联会”挂上了钩的呢?究竟是谁向《解放日报》送稿子,在没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要求公开点市“教联会”的名的呢?显然,这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为了要把市“教联会”打下去而一手制造的阴谋口实。
在“封闭式学习班”上,他们大搞资产阶级专政,利用红卫兵搞武斗,先后“揪”出了以李鸿坤为首的所谓“秦松反党小集团”、以项明辉为首的所谓“右倾翻案小集团”和以周世华为首的所谓“贪污盗窃小集团”,其实都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之作。
4月20日晚上,学习班继续。他们居然要批斗我,说我是 “野心家”、“为牛鬼蛇神翻案的大黑伞”。我实在是忍无可忍,第一次冲破了学习班对革命造反派的资产阶级专政,抗拒斗争,并向大会发出愤怒的抗议,狂呼:
“我是童工、学徒出身,你们是些什么人?竟这样恨我?”
“我跟毛主席造反有什么‘野心’?!”
“今天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
“谁在搞右倾翻案?是你们!”
会议突然中断。孙国宝等人顿时慌了手脚,匆匆退出会场,经过短时间的密商,才被迫宣布:今天会议至此结束。同时改换口气对我说:“你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
没想到,经过我这一番抗争,这个学习班,就此于24日草草收场。在学习班结束时,孙国宝总算言不由衷地宣布:
“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市革会坚强的一翼。”并宣布今后市“教联会”由钱昌明同志负责。
整整一个月,我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新婚妻子,颇有恍如隔世之感。

向市革会申诉

学习班结束,教卫组虽然口头上承认“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市革会坚强的一翼”,但行动上迟迟不落实办公用房与经费,形同被实际取缔。
为了对全市几万名参加过中学教工造反组织的教职员工的政治声誉负责,也为了反击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我决定向市革会领导进行申诉。
5月,我终于写就书面申诉材料,直接向“康办”递交。全文如下:

一起流毒全市的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
——关于市教联会“3•24”被封事件及由此发生的一系列情况的汇报

市革会康平路办公室转张春桥同志
并市革会其他领导同志: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以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的正确领导下,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在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着全面胜利而迅猛前进。
可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总是不平衡的、曲折的。
在文化大革命迅猛向前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同全国的情况一样,前一阶段,上海也确实存在过一股右倾翻案风。“它的特点是: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一月革命,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翻案,并企图从组织上搞垮革命造反派,颠覆革命委员会,搞反夺权,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市革会领导成员《王洪文同志“4•11”报告》)
3月24日,由中学红代会小将(市六女中学生高静惠为首)出面,实际上由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的策划下,封、砸曾得到《人民日报》肯定过的、在去年9月大联合高潮产生的市级教工革命大联合组织——市教联会(市革会24个发起单位之一)。25日、26日,以举办“彻底揭开市教联会内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为名,竟然不分青红皂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所有市教联会常委统统拉到台前低头“示众”,并当众宣布市教联会为“不革命组织”、“牛鬼蛇神防空洞”。市教卫组的陈成秀、孙国宝同志均参加了这些大会。孙国宝还代表市教卫组宣布“支持红代会小将的革命行动”!公然否定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刮起了一股十十足足的右倾翻案妖风。
这股右倾翻案妖风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24日,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待革命同志的人鉴于上海市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客观形势的强大压力,被迫宣布“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为止,时间整整是一个月。
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流毒全市,几乎涉及到所有区县基层组织。典型的如黄浦区中教联也遭到市教联会相类似的命运,其他各区教工革命组织也大都受到冲击。一些不属于清理范围的革命教师被揪斗,不少学校亦由此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为了忠实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向市革会领导同志揭露教卫组某些同志的资产阶级立场,批判这一个由“3•24“事件所引起的流毒全市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决心永葆革命造反精神,写这份东西,恳请市革会领导同志支持。

一、由来已久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
“3•24”市教联会被封事件和右倾翻案妖风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错误地对待革命群众组织的错误政策的继续。
市革会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长期来瞧不起革命群众组织,违背毛主席关于革命三结合的指示,无视教工革命群众组织的存在。他们对从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出来的、在“一月革命”中建立过功绩的革命造反派缺乏感情。在这些同志眼里,教师的队伍是“复杂的”,教工造反派的队伍也是“复杂的”,有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也总是有问题的”,中学教师都是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因此,长期来对教工革命组织采取了一种不关心、不领导,排斥、分化,“谆谆诱导,自行消亡”的错误政策。
在我们的记忆中,除了今年年初,由于张春桥同志批评了市革会教卫组与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搞得不好,陈琳瑚同志曾召集我们开过两次座谈会以外,其他时间就再也没有主动召开过类似性质的座谈会。市教卫组究竟有无专门联系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同志?我们至今不详。
他们从不关心我们的工作,从不听取我们的意见,甚至我们找上门去了,还是推三堵四,一千个讨厌,一万个不情愿。甚至连去年9月高潮中,像市级教工组织搞革命大联合这样的大事,几次邀请他们也不到会,就是请不动。
他们拒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于“国门之外”,公开地多次“指示”我们:“要与各区、县组织脱钩”。他们排斥我们市教联会,越过我们直接向区、县布置工作,使我市教联会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中楼阁”,成为一个没有群众的群众组织。
早从去年3月开始,他们就一直或明或暗地要求我们自行解散组织,要我们杀回基层(其实我们都是不脱离基层的)。这次刮右倾翻案妖风时,陈成秀同志竟然幸灾乐祸地说道:“我早叫你们解散、解散,你们就是不解散。这次你们吃到苦头了!”
正是由于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对革命群众组织一贯持有这样“不关心、不领导,排斥、分化,谆谆诱导,自行消亡”的政策,因此,他们就必然与革命群众组织在感情上格格不入,以致一有机会,终于刮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把革命群众组织打了下去。

二、反革命分子秦松与市教联会

导致这次“3•24”教联会被封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市教联会“工作人员”中出了反革命分子秦松,而据说秦松事件又与市教联会组织有关,并由《解放日报》点了市教联会的名。
这实在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大阴谋!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所炮制的为了搞掉市教联会的一个口实。
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秦松根本就不是市教联会的工作人员。翻遍市教联会工作人员的花名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秦松乃原教革会的工作人员,据说早于去年11月就回原单位师大一附中。当然,他与已进入市教联会工作的某些原教革会人员认识,有联系,但他与市教联会根本没有组织关系,这一点,在市教卫组工作人员孙国宝同志是一清二楚的。
可是奇怪的是,究竟是谁向春桥同志进行了假汇报,硬把秦松说成是市教联会的工作人员,把反革命分子从组织上与市教联会挂上了钩的呢?究竟是谁向《解放日报》送稿子,在没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要求公开点市教联会的名的呢?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只能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为了要把市教联会打下去而一手制造的阴谋口实。

三、“3•24”事件与所谓的“学习班”

故意把反革命分子秦松从组织上与市教联会挂上钩,于是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一起流毒全市的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终于在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的具体导演下发生了!
3月24日,中学红代会小将封了市教联会,同时传询了全体常委,开宗明义宣布市教联会是“牛鬼蛇神防空洞”,勒令每人写交代和揭发材料。
26日、27日,接连召开全市规模(有各区各基层代表参加)的揭发批判大会。市教联会7名常委全部到台前低头示众。市教卫组陈成秀、孙国宝等同志出席大会,并由孙国宝同志代表市教卫组,宣布支持红代会小将的“革命行动”,驳斥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说法,公然将市教联会打成“不革命组织”、“牛鬼蛇神防空洞”,实际上将市教联会打成“反革命组织”。从那时起,又收缴了市教联会的房子、招牌、公章及一切财物,停发经费,剥夺了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和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取缔了市教联会。
这还不够,从4月3日到4月24日,由市教卫组孙国宝同志和接待站的华茂标同志具体负责,用红代会名义,又举办了所谓“彻底揭开市教联会阶级斗争盖子学习班”,以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混淆两类矛盾,小会批判、大会斗争,打击一大片的手法,“搞”出了所谓的三个小集团:李鸿坤反党小集团,项明辉右倾翻案小集团和周世华贪污盗窃小集团。还批判了钱昌明的“严重错误”,揪出了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大流氓孙树棻,取得了“赫赫战果”。
我们认为,由于中学教职员工队伍的复杂性,确实也决定了我市教联会队伍的复杂性。我们的革命队伍比之工人造反派的队伍,就显得不够“纯”,这是需要认真整顿的。然而,也必须看到,经过了近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经过教工革命组织自己的历次整顿,我们教联会里确实也存在一定数量出身较好,政治历史清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学教工革命造反派,他们是搞好中学运动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是红卫兵小将的同盟军,他们更是教育革命的依靠对象之一。因此,睁眼看不到教联会内部存在的阶级斗争,这是右倾;相反,无视教联会内的革命力量,把他们看得一团漆黑,这是极“左”。
我们认为,市教联会内历来存在剧烈的两条路线斗争,存在着“炮张”与反逆流,“支联”与“支东”,联合与分裂,抓阶级斗争与搞无原则的团结,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与大闹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且每次斗争的结果,总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的胜利而告结束的。这说明,市教联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能够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应当充分相信,在以整党为中心清理阶级队伍的战斗中,市教联会也一定能够打好这一仗。
事实证明,早在去年12月底,在春桥同志向我们提出“清理教师队伍的问题,请市教联会考虑一下”任务后,市教联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就着手抓了这一工作。今年年初,我们就向各基层发了关于立即开展清理教师队伍的倡议书和意见书《十条》,并在总部内批斗了坏头头余军,清理了富农分子黄进,同时,对常委中周世华的有关政治、经济问题作了专门的调查和清账工作。秦松事件发生后,尽管秦松不是教联会工作人员,但我们还是着手抓了这一工作,成立了一个以钱昌明为首的调查组,并组织力量打算批判秦松反动极“左”思潮的代表作《前进》。当然,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阻碍,我们在清理队伍和批判极“左”思潮的工作抓得很不得力,是有右倾情绪的。我们是多么希望得到市教卫组领导的帮助啊!多么希望他们来帮助我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我们克服派性,狠抓阶级斗争啊!可是他们就是不来,就是不干。
我们认为,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离开了毛主席关于本组织坏头头应由本组织革命群众自己来揪的原则,而一手包办代替、以“工作队”方式所搞出来的所谓“初步撕开市教联会阶级斗争盖子”的“赫赫战果”,是十足的右倾翻案的结果。
为了说清问题,现特分以下三点加以阐述:
1.以揪坏头头为名,混淆两类矛盾,打击一大批,否定革命造反派,对革命同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市革会领导成员之一《王洪文同志“4•11”报告》指出:
“要弄清阶级队伍的清理对象。这是指混入干部队伍和造反派队伍的以下人员:1)公安六条所规定的人员;2)走资派、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3)有严重政治问题没有搞清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很多坏事的。上述人员,如果窃据了造反队的领导职务的,才算坏头头。”
应该肯定,市教联会的极大多数同志,特别是大多数负责同志,都是从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出来的,在伟大的一月革命中立过功、能够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可是,所谓的“学习班”,一开始就否定革命造反派,以陶铸的“怀疑一切”为主导思想,对市教联会的全体常委实行“一律靠边”,又以集中学习为借口,对他们实行变相隔离,规定他们不许随便外出;当众宣布教联会总部工作人员不准与常委们接触、讲话(其中一位常委同志新婚不满一周,新婚妻子又身体不好,提出要求请例外照顾准予回家也不予同意),完全视革命同志为敌人。
负责学习班的孙国宝同志,以“彻底揭开市教联会阶级斗争盖子”为借口,以揪“坏头头”为名,基本上对全体常委实行“人人过关”,个个检查,并对抵制交检查材料的同志,公然通宵达旦地进行逼供信。
从4月3日到24日止,共开大小揭发、批判、斗争大会数十次,除了对常委钱昌明算作“严重错误”而批判、斗争以外,在其他常委中当作敌我矛盾“搞”出来有所谓三个小集团:
一个是以李鸿坤为首的所谓“秦松反党小集团”。
这一案件,重点搞到的有李鸿坤、金敏、奚荷清、柯一飞、谷云、唐家琪等人,涉及到的面是李鸿坤这一派教革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十余人。其中明确当作敌我矛盾性质对待的,有李鸿坤和金敏。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我们不认为有一个以李鸿坤为首的秦松反党小集团的存在。
我们认为,秦松是个破坏运动的黑手,他确实是一个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党分子。他打着“造反”旗号一度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教革会,散布过许多反动的极“左”观点,李鸿坤、金敏、奚荷清受到过影响,犯有严重错误,可以批判帮助。金敏本人又不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理该清理出革命群众组织。但从现有材料看来,不应该定他们为敌我矛盾,更不应该想当然地把他们硬同秦松联系起来,打成一个反党小集团。
一个是以项明辉为首的所谓“右倾翻案小集团”。
这一案件,重点搞到的有项明辉、吴宗明、吕学诗、黄秋晨、刘关良、刘崇智等人,涉及到的面是项明辉这一派教革会工作人员十余人。其中明确地被当作敌我矛盾性质对待的有项明辉、吴宗明。
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定其“右倾翻案小集团”的主要依据是:这些人曾在今年一月完善市教联会大联合的学习班上,曾经主张让原教革会头头赵永良(犯过“炮张”严重错误)也参加学习班,并可以到市教联会来搞些工作(当时遭到市教联会部分同志的抵制未成)。因而认为,这是为炮打张春桥同志反革命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小集团。这明显是无限上纲的结果。
我们认为,项明辉出身于历史反革命家庭,且对这些重大问题没有谈清楚,当市教联会常委不适合,可以拉下来。但毕竟是家庭出身问题,把他本人宣布为属于公安六条人物的坏头头,并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斗争,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一个是以周世华为首的所谓“贪污盗窃小集团”。
这一案件,重点搞到的有周世华、王仁发、陈冀祖等人,涉及到面的是原红反团的工作人员数人。其中明确地被当作敌我矛盾清洗的有周世华。
我们认为,周世华历史上犯过贪污错误,政历上有疑点。这次运动中又账目不清,挪用公款100多元,估计问题较大,可能是个坏头头,在“3•24”事件以前,我们已成立了以余长义为首的调查组,查周的问题。
可是,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看,马上定性其是“坏头头”尚欠足够证据,还需进一步调查。特别是把王仁发、陈冀祖等一起打成“贪污盗窃小集团”,那更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在工作人员中搞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大流氓孙树棻”(按:后为上海的著名作家)一案,那更是缺乏证据的。
如“现行反革命罪证”,仅仅是孙在遭到严重武斗(孙跪在地上,红卫兵以皮鞋脚猛跌其脸部血流满脸)后,在所写的《检查》中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语录,错写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漏写了“忘记”二字!);说他是“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曾经接受过香港资本家父亲一万元钱赠款(且当时就将六千元上交给国家);说他是“大流氓”,也仅是靠“抛档案”材料,说孙在念大学时曾犯过酗酒、打架错误。
可以这样说,尽管李鸿坤、金敏、项明辉、周世华、孙树棻等人,他们都存在一些甚至较严重的问题,他们的问题、错误可以批判,有的可以拉下马,有的也可以清洗出革命群众组织。但把这些人都定为敌我矛盾,当敌人来搞,这是违反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政策的,特别是又扩大了打击面,仅重点打击到的就有15人以上,把他们打成了三个小集团,这完全是出于为了把市教联会打下去的政治目的,从而炮制出来的政治陷害事件。
2.否定革命群众组织的政治大方向,否定一月革命,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翻案。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们只想举4月19日、20日晚上,两次对常委钱昌明同志进行的所谓“揭发、批判、斗争”大会上的一些表现就足够了。
在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的部署下,4月19日,他们从南市区请来了右倾翻案急先锋郑木通(此人是南市区中教口和中教联络站内刮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等人来揭发、批判教育界钱昌明的“严重错误”。
他们公然否定革命群众组织中教司的革命斗争大方向,把它污蔑成是专为牛鬼蛇神翻案的“牛鬼蛇神组织”。甚至把中教司去年为反对炮打张春桥同志而进行的“反逆流”斗争,也说成是“捞稻草”!
负责学习班的市教卫组工作组长孙国宝,也故意把中教司关于“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的革命口号(有当时的《通令》可以作证),故意歪曲成主张“人人平反,一律平反”的错误观点,从而宣布“中教司是平反起家的”,竟然一笔抹煞了中教司是靠革命造反起家的革命斗争大方向。
他们公然把南市区头号走资派王新华美化成革命领导干部,否定伟大的一月革命,说去年中教司在1月18日,为批判资反路线而召开的“打倒南市区委,打倒王新华大会”上,广大革命群众出于义愤,叫王新华下跪的过火行动,是对革命领导干部的“迫害”,他们抓住当时有个混入中教司的资方配偶曾上台控诉一事,硬说这个“1•18”大会是个“阶级报复”大会,他们把当时对区委副书记叛徒孙瑞英、教卫部长特务嫌疑分子、反革命两面派徐峰的斗争,叫全区中学当权派参加这次大会接受教育等革命行动,说成是“打击一大批革命干部”的“个人报复”、“极‘左’思潮”。把钱昌明执笔起草、由广大南市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签署的《王新华必须重新审查——告全区革命人民书》,说成是“1226反革命组织”的“宣言书”,把钱打成是“1226的黑后台”,公然为资反路线翻案,他们根本否定了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存在过刘邓的资反路线,公然把钱昌明在资反路线下进行消极反抗斗争的“自杀”行动,说成是背叛革命,完全站在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说话。
总之,他们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把革命造反行动打成“反革命”行动,把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公然为资反路线翻案,矛头直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对于上述种种明显的右倾翻案的典型说词,学习班负责人孙国宝、华茂标同志均听之任之。当市教联会工作人员中有人对这种“揭发”表示不满而喊了一句“要打倒派性”的口号时,立即遭到孙国宝的严厉指责。他们不许发言者对钱昌明称同志,也因为大会执行主席开始讲话中提了几声同志,结果就被指责为“右倾”。
这个会议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刘邓资反路线的志气,灭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威风。是可忍,孰不可忍!
20日晚上,会议继续。右倾翻案论调继续大肆泛滥,并公然斗争钱昌明同志,并把他打了个“野心家”、“为牛鬼蛇神翻案的大黑伞”。钱昌明同志忍无可忍,第一次冲破了学习班对革命造反派的资产阶级专政,抗拒斗争,并向大会提出愤怒的抗议,狂呼:
“我是童工、学徒出身,你们是些什么人?竟这样恨我?”
“我跟毛主席造反有什么‘野心’?!”
“今天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
“谁在搞右倾翻案?是你们!”
会议突然中断。孙国宝等人顿时慌了手脚,匆匆退出会场,经过短时间的密商,才被迫宣布:“‘1•18’大会的大方向正确”,“否定1•18大会就是为刘少奇翻案”,然而对其他右倾论调却避而不谈。
上述所举,是多么典型的右倾翻案妖风的表现啊!
3.勾结基层右倾保守势力,互供黑材料,在各区县掀起右倾翻案妖风。
这次“学习班”有个特点,叫“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他们专门“结合”的是基层的对立派,而这些对立派十有八九是基层的保守派。
这些所谓的基层对立派,往往是在运动中站错过队,在资反路线垮台后,他们表面上虽然认了输,但心里不服。他们对革命造反派横竖看不顺眼,耿耿于怀,只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节节胜利,无可奈何,翻不了案罢了。然而,只要一有机会,他们确实还是想把造反派打下去,从造反派手中进行反夺权。
如钱昌明同志,就是因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曾被南市区头号走资派王新华一手策划,以虚构“反革命”案件,采取伪造罪证手法,四次打成“反革命”,是一名从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下杀出来的造反派。他在本单位文建中学、南市区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他是校革会的委员(学校革命师生本想推他为革委会召集人),由于“3•24”事件和“学习班”的开办,一些早已没了市场的原保守派反钱势力,就大为活跃起来。他们主动向孙国宝提供早已破产了的黑材料,串通区里的“保王”势力,大造声势,大幅标语贴满南市区,再一次把钱昌明打成“市教联会伸向南市区的黑手”、“1226黑后台”、“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坏头头”,文建中学校革会也顶不住这股妖风,就宣布钱昌明“靠边审查”(直至5月7日才撤消“靠边”,校革会主任作了检查,认为这是右倾翻案表现),实际上将他第五次打成“反革命”,使文建中学和南市区中教口的运动遭受反复,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南市区许多中学的造反派与钱有联系,诸多学校以揪出钱昌明为缺口大揪本单位的造反派)。
据估计,几乎所有市教联会工作人员的学校,都不同程度发生了类似钱昌明那样的情况,严重地打击了革命造反派(有一市教联会工作人员讲,“早知如此下场,后悔当时不做逍遥派。”真是言简意赅),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以上三点说明,仅为极粗浅的梳理与介绍,如需进一步了解,我们还可以提供大批具体材料。

四、我们的要求

我们认为,从“3•24”市教联会被封,到红代会第四期“学习班”,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构成了一起流毒全市的典型的右倾翻案事件。这是一个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经过周密策划,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将市教联会打成“反革命组织”,将广大中学教工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否定一月革命,否定中学运动,为刘邓资反路线翻案,矛头直指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这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错误地对待革命造反派,错误地对待革命群众组织的必然结果,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一切牛鬼蛇神面临灭亡时的垂死挣扎。因此,揭不揭这个右倾翻案事件,敢不敢同这股右倾翻案逆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和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作为决心忠于毛主席,立誓革命到底的革命造反派战士,我们一定要以“头可断,血可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不可丢”的坚强革命精神,与这股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决战到底,不获全胜死不休!
值得提出的是,市教卫组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革命同志的人,直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他们的错误,4月24日,他们虽然在全市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言不由衷地宣布“市教联会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市革会坚强的一翼”,另一方面,却大耍两面手法,一个多月来,继续阻碍、刁难市教联会恢复工作,他们不还房子,不给经费,继续剥夺市教联会作为24个“发起单位”之一的一切政治权利,继续不让我们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他们害怕我们造这次右倾翻案妖风的反,大肆威胁我们:“不许搞翻案!”
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特向张春桥同志和市革会其他领导同志提出如下要求:
一、立即委派一至两名革委会领导成员接见我们,详细听取我们的申诉;
二、要求市革会教卫组有关同志立即作出公开检查,为在这次右倾翻案妖风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销毁黑材料;
三、积极帮助市教联会恢复活动(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和恢复其他一切权利,发还房子、财物,发放经费),准许市教联会恢复与各区、县分会的组织联系,健全组织;
四、要求《支部生活》刊登这份材料。
上述汇报及要求,未知当否?请指示。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右倾保守主义!打倒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打倒右倾投降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市中等学校教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市教联会)
常委 钱昌明
1968年5月28日

此件送至“康办”(康平路办公室),由康办联络员倪志良、陈佩章接待。经过约一个月时间的周折,后在本人出席的一次“市革会扩大会议”上,由王少庸出面表态解决问题,恢复“教联会”活动(另拨办公用房、按时批拨经费),并通知钱昌明作为“市革会”发起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资格,恢复参加市革会扩大会议权利。
恢复后的市教联会总部,设在延安中路上的康乐村7号(印度领事馆隔壁)。同年10月1日,1968年国庆节,我作为市“教联会”组织代表,与全市其他二十几个群众组织代表一起应邀上了人民广场检阅台。我的右边站着的是工总司的潘国平,左边比肩的是小幼教的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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