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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五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5月 03, 2020 8: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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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五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4月30日第151期

本期目录

〖陕西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杜钧福 陕西文革述略
余汝信 陕西驻军的“三支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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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陕西文革述略

杜钧福

陕西省在文革开始时辖西安市和榆林、延安、渭南、咸阳、宝鸡、汉中、安康、商洛8专区。1966年8月原属于渭南专区的铜川市、宝鸡专区的宝鸡市升为省辖市。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党政领导是: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中共中央西北局驻西安,第一书记刘澜涛。省军区司令员胡炳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政委霍士廉。
关于陕西文革,学者白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为本文重要参考资料。此外未见更为系统的论述。但是全省各地的新编志书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多数县志辟有专门章节叙述“四清”及文革过程,少数县志只在大事记中记载。将地方志内容结合民间文献可窥见该省文革大致轮廓。因本文所引地方志均来自网络,因而未能注明相应纸质版页数。

一、序幕

“四清”运动

1966年文革开始时,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和一度主政陕西、此时已经离开的胡耀邦都在挨批,已不在行使职权。这涉及陕西省文革前的一些政治事件,主要和“四清”(或称“社教”运动)有关。
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农村“四清”问题,并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即“后十条”。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安排,按陕北、关中、陕南3个片区,将延安、长安、西乡三县确定为全省“四清”试点县。此外还把西安市的阿房区作为城市试点。
关中地区的长安县还是西北局的“四清”重点,杨尚昆、刘澜涛、胡绳都曾在那里蹲点。当时实行大兵团作战,全县也就40万人,派去工作队万人左右。工作团估计有些地方的百分之七八十基层干部都是敌对阶级分子,或者是漏网地富、国民党残渣余孽、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对那些“坏干部”,还叫他们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犯错误”,有点像如今所说的“钓鱼执法”。结果呢冤狱遍地,一个县,不到三个月,自杀人数超过500人。“有人背后说,这是土改、合作化以来自杀人数最高的纪录。”
最后在这个县补划地富3271户,为原来地富户数的1.2倍,共占全县总人口的9.2%。被重新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348人,新查出四类分子4305人,被关、管、斗3275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础”的1931人。
汉中地区的西乡县的“社教”试点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受陕西省委直接领导,1964年11月派遣了8000多工作队员,于1965年5月结束。“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员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西乡历史上少有。”第二期在汉中地区社教总分团领导下进行,从1965年9月开始,于1966年3月下旬结束。
西乡县城乡在“四清”运动中共查出有经济问题者17651人,占全县总人口23万的7.8%,其中干部10101人,占干部总数的76%。运动中共查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11人,批斗“当权派”399人。如果加上一般干部、教职员、生产队干部,则共批斗1140人。戴上各种“分子”帽子的185人,依法管制41人,捕办50人。运动中共发生自杀事件182起,死亡152人。“西乡社教执行左的路线,打击面宽,教训极其深刻。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时至今日,部分干群谈社教色变,仍心有余悸。”
在延安县,工作队以达到“共同富裕”为名,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原则,说“按劳分配使人多劳少的贫下中农吃了亏”,片面强调“各尽所能”原则,推行一种更加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他们在一些试点大队按照每个劳动力的强弱,结合其他具体情况 (如婚否、阶级成分等),评定出各劳动力每月应出勤的天数,叫做基本劳动日 (一般以工分计算)。一般情况下 ,劳力越强, 定的基本劳动日越多。基本劳动日完成可获得基本口粮,超过有奖,完不成受罚。这种制度实行后,“多劳多得”原则主要表现在现金分配上。但实际上现金收入不多,意义不大。这种制度也贯彻“阶级路线”,对地富家庭不利,地富家庭也不能得到干部退赔的分配和救济款项。对于这种不利于生产积极性的分配制度,工作队寄希望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显然不能取得理想的结果。
据统计,在三个试点县,1964年逮捕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捕30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双开”)的脱产干部660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4500多人。
1964年11月至1965年5月,集中在上述四个点开展“四清”运动,时称第一期社教运动。1965年初“二十三条”公布,情况有所松动。但是“西北局领导同志”在西北局的一次大会上坚决回击了对于长安“社教”的责难,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局势再次严峻起来。1965年9月至1966年3月,开展第二期“四清”运动,由点到面,形成全省的运动。
陕西省的“四清”运动对后来进行的文革运动影响极大,所造成的影响在文革中爆发为激烈的冲突。在很多地区,“四清”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遗留问题决定了文革中的派别分野。在关中的蓝田县,“四清”尚未结束,文革即已开始,甚至将一些工作队员揪出批斗。后来在这个县,基本是按照“四清”运动中的地位分为不同派别的。
文革初期在一些县打击“翻案风”。长安“社教”后一些被错整的人连续向中央、西北局、省、市反映、申诉。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又因“翻案”而受打击。韦曲公社侯彦海家在“社教”中被定为“恶霸地主”,过后家属向各级党委申诉,被指控为“组织翻案集团”。1966年8月,全县召开斗争宣判大会,将有关12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

胡耀邦“新政”及其结局

1964年11月,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军区政委张德生病危,中央派胡耀邦前去陕西接替张德生的职务,并兼西北局第三书记,1965年4月4日张德生病逝后任第二书记。
胡耀邦主陕,让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许多干部感到突然。因为张德生病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已经安排了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同属北方局系统的王林到陕西省委,名为帮助工作实为主持省委日常工作。胡耀邦到陕后,刘澜涛要其住西北局而胡坚持住省委。胡按刘澜涛指示与王林谈话,王林即指责赵守一等“右倾”,使胡感到情况复杂。与此相关的矛盾贯彻文革始终。
胡耀邦到达陕西之际,正是“四清”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之时,全国各地各领域的工作均向“左”的方向迅速倾斜。除此以外,在陕西省还对当地局势的判断多出两顶帽子,一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很深”,即指曾长期在陕西省工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流毒未肃清;二是由这一判断出发,又认为土改、镇反等政治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需要补课。文革后曾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说:在“社教”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任何其他省份。
胡耀邦到达陕西后,发现城乡各地“左”的倾向非常严重,打击面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生产形势也十分严峻。粮食总产量连年保持80多亿斤,距离1956年水平还有23%的差距,单产全国最低,还不如西藏。社员的口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靠自留地。 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决定从抓生产做起,并对清洗干部和“民主补课”提出了不同意见。1965年1月22日,他在省委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认为社教有五个缺点,要“三个暂停”(抓人、夺权、“双开”),“四清”坚决执行“二十三条”,要求干部抓生产,抓粮食、棉花。
他在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大)的一次会上指出,中央决定不在知识分子中划阶级,对知识分子不要重成分、重历史、轻表现,而要重表现;出身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第三位的,表现是第一位的。
他首先到情况较严重的安康、宝鸡等地区调查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在安康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处分;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这些“新政”得到省委和地方许多干部的支持并在部分地区取得良好效果,但刘澜涛认为不妥。
按胡德华的概括,胡耀邦的“新政”包括这几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大力发展生产、开放农贸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多种经营。以后批判时给他加上的罪状是“不抓阶级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包庇重用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坏人”。
1965年2月16日晚,刘澜涛与杨尚昆通电话,认为胡耀邦《电话通讯》有不当之处。第二天,他又与彭真通电话,就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内容交换意见,认为“干部四条”处理办法会引起翻案风。彭真问:为何不请示西北局?接着,刘澜涛同在汉中的胡耀邦通电话,告诉他《电话通讯》内容里有些不妥当的地方,会使下面产生混乱。胡耀邦表示“不会吧,可以注意”。
《电话通讯》下发后,西北局就上报了中办,中办把西北局来电送给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彭真看后,觉得不够确切,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时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后说:除了“干部四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
西北局有了依据,就开始批判胡耀邦。3月7日在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批判,并牵连到赵守一、李启明等人,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西北局、反对中央”。胡耀邦作了检讨,但6月11日在陕西省委常委会上对被指责的八个问题进行了辩驳。
从1965年5月30日至6月18日召开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又开始对胡的批判。这是批胡的第二阶段。会上,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做了长篇发言《我们必须分裂》,抨击胡耀邦对抗西北局的批评。舒同原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因在“大跃进”中犯错误调到陕西省,在这次反胡耀邦运动中充当了先锋。
此时胡耀邦身体也不好,适逢叶剑英携张爱萍、张宗逊到陕西视察,看到他的困境,决定带他回北京。6月20日胡耀邦以医病为名请假搭乘叶的专机回京。
胡耀邦离开陕西后,西北局又在兰州召开第三次批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舒同抛出重磅炸弹,揭发他与胡闲谈时,涉及毛、刘在“四清”问题上的分歧。针对刘少奇1964年11月批转李雪峰的一封信,胡耀邦说:“中央关于反右倾的那个批示,是少奇的意思,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不赞成那个批示。”这句话成了胡反对刘少奇的铁证。这些材料上报后,中央于1965年10月2日免去胡耀邦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霍士廉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此后,陕西对胡耀邦的批判并未停止,一直持续到1966年3月。 胡耀邦被批判后,陕西省纠正了“偏差”,恢复了左倾那一套。在第二期“四清”运动中,推广长安“社教”经验,强调“民主革命补课”,致使不少农户被补定为地主、富农,很多干部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或被“双开”,还有一些被拘捕,甚至迫害致死,形成人人自危的紧张局面。

二、文革初期

“西北三家村”

文革开始后,北京揪出了“三家村”,各地也竞相揪本地“三家村”。西北局有现成的材料,就把已调离西北的胡耀邦和赞成胡政策的赵守一、李启明捆绑在一起,制造出一个“西北三家村”。从1966年6月1日到7月11日,西北局在西安召开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揭发、批判“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实际把赵守一、李启明作为“彭、高、习”的代理人,把胡耀邦作为头目进行批判。
5月15日,西安市委按照上级指示,将常委丛一平当作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抛出。7月又决定对副市长张少康进行批斗。
7月8日,省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再作具体部署,对当时陕西形势的分析和估计认为: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即镇反不彻底,土改不彻底,党内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在文化战线上,绝大多数领导机关一直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所统治。
从7月15日到8月17日,陕西省委又召开扩大的省委会议,按照西北局会议调门继续批判胡、赵、李。7月17日,陕西省委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和批判赵守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切反革命罪行”。8月3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大中小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王林宣布赵守一是“陕西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总头目,是黑线的总根子”。随后,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省委委员、《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省委党校副校长兼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李宗阳,西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云等一批领导干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撤销职务。
与此同时,西北局指定舒同负责举办陕西“文化大革命座谈会”,后改为“干部集训班”,将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干部40余人拘禁于此,作为“西北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这个“集训班”从6月13日一直开办到9月18日。9月21日,又将其秘密转移到耀县的一个山沟里,使这批干部长期失去自由。对于赵守一和李启明则长期隔离审查。 后来红卫兵抄出了一份整他们的“黑材料”《关于胡耀邦同志和反党分子赵守一等相互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材料》。此时刘少奇、彭真等已经变成反面人物,其中就不再提胡耀邦反刘少奇的话了。
西北局组织的这一批判很快被汹涌而来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打断。1966年12月中旬,红卫兵发现这个软禁了十几名干部的秘密集训班,就前去予以解散,并把其中的重要成员送到几所大学里审查。1967年7月,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写出文章,揭露胡耀邦一案的内幕。他在两派群众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西北局第一书记和胡耀邦之间斗争》的长篇讲话。文革后给这些被迫害的干部彻底平反,事实上肯定了文革中解救他们的举动。

西安交大“六六事件”

陕西的学生运动根源较深。1966年4月初,西安石油学院师生掀起了学大庆的高潮。学生们自动起来办展览,搞忆苦思甜,参观“领导院”,给学院提了六千多条意见,而且要求改组学校领导。对于这种学生主动参与政治现象,西北局惊惶失措,看作是“闹事”,多方加以限制、压制,甚至把一些师生打成“反革命”,把这一群众运动压下去了。 所以文革开始后,西安交大爆发出震惊全国的学生运动也不是偶然的。当时西安有17所大专院校,其中有几所国防院校。所以在初期,文革运动是学生主导的。
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西安交大的学生立即贴出大字报,仿效北大,矛头指向校长彭康。6月2日,校方抛出著有《反对个人崇拜》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宣布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6月3日,省委提出“大字报不要贴在校外”、“不要上街游行”等五点规定,同时派工作队到各高校。在西安交大,派出以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为首的30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起初受到学生欢迎,后来因无所作为而受到攻击。工作队反应强硬,更引起学生的反感,于5日再掀高潮,贴出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并酝酿组团赴京汇报。
6月6日,工程物理系学生李世英等贴出《工作组十大罪状》、《工作组十大阴谋》、《冒牌工作组》等三张大字报,宣布“陕西省委——工作组——校党委是一条黑线”,要求“坚决赶走省委工作组,彻底挖掉省委、西北局反党黑根”。接着几名研究生贴出《一场令人深思的通话》大字报,揭露工作组向邮局追查给毛主席发报事。李世英是该系三好学生、班长、党员,他的大字报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有部分学生冲出校门,到车站、机场要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有的到电信局发电报。其中一封电报有1683人签名。另有一批学生由学生会主席杨克剑、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等带领到西北局,求见第一书记刘澜涛,要求解决交大工作队的问题。工作队如临大敌,急忙派人四出拦截。下午,学校广播了西北局、省委给全校师生员工的公开信,声称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并将“六六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又将李世英等5名学生打为反革命分子,组织学生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6月8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紧急抽调500余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组成工作团进驻,宣布接管学校大权,按照“先易后难,先扫外围,后打尖子”的部署,组织全校各系开始对“尖子”召开大小斗争会,将李世英等戴高帽子游校,并在其他学生中普遍采取“查上当,放包袱”的做法,“穷追幕后指挥人”。学校一片恐怖气氛,在一个月时间里有1000多人被斗。省委同时指示其他各院校工作队:“交通大学上街闹事,交大学生到各院校来贴大字报,把名字记下来,把大字报留下来,把人扣起来(或扭送派出所)。让他们打电话让工作队来领。”
李世英在这样大的压力下于6月9日自杀未遂。另一名挨整的女学生王永婷不堪侮辱,于7月9日跳楼身亡。工作组对此秘而不宣,但逐渐为人所知,引起普遍的反抗情绪。此时期社会上和其他各校的造反活动仍在继续。8日上午市三中有学生到市委请愿并联名致信徐步市长,反映学校领导和工作组的问题。
1966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被江苏省委撤销一切职务的消息,并发表了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省委决定改变策略,于6月17日宣布彭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党委副书记林星和凌雨轩也被定为三反分子。6月18日工作团在校召开万人大会,揭发、声讨彭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省委将“六六事件”说成是校长彭康暗中策划的,在6月18日的《陕西日报》上宣称:“以彭康为首的一小撮黑帮分子制造了反革命的舆论以后,接着在6日这一天,实施了更加猖狂的反革命行动。”“这批黑帮分子煽动、欺骗一部分人上街闹事的反革命活动,当场引起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机关干部的极大义愤,立刻遭到了迎头痛击。”
6月20日以后,很多省市开始“反干扰”,而陕西省委受“六六事件”的冲击仍在退却。6月28日,西安市委召集市级机关党员大会,传达了省委关于揭发批判赵守一、丛一平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的部署。到了7月,市委宣传部和文化系统的一批干部以种种罪名先后遭到批判。7月18日,省委宣布对“六六事件”不再追究。
7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北京各校工作组撤出。8月3日在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西安市委书记肖纯和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讲话,宣布工作组不适合大、中学校,决定撤销工作组,称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团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但仍声称赵守一是陕西省的“黑根”。8月5日晚,西北局、陕西省委在交大召开万人大会,宣读工作团和严克伦的检讨。8月8日“十六条”公布后,交大被打为“反革命”的学生全部平反。因赵守一已被打倒,8月15日中央任命李瑞山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造反运动的兴起

工作队撤出后,许多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一些学生开始批斗学校领导和教授。学生们之间不同思想开始交锋。
8月13日,交大举行万人辩论大会。历经磨难的李世英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的意见是:第一,反对校园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反对极端的侮辱人格的游街、罚跪、活人展览;第二,反对校园里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特别是出身好的学生批斗出身不好的学生,反对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谬论;第三,全校要一致对上,“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提出要通过深挖工作团的问题,深挖出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里的黑根黑线。
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交大师生几乎每晚自发地在行政楼402会议室就文革重大问题举行辩论会,气氛热烈,并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这一系列会议使得相当多的同学思想趋于一致,并产生了以李世英等为首的学生领袖,也使得交大以后的学校秩序比较平稳,运动发展比较健康。
1966年8月中旬,西安文革进入高潮,以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矿业学院为首的造反派把斗争矛头直指西北局和省委,提出“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的口号,并把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大标语往大街和省委门口张贴,与一些围观群众发生冲突。8月14日至16日,连续三天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殴打学生的流血事件,省委内打人者提出了“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西工大的宣传车也在街上被打、砸。这一事件在当时被称为西安的“八一五事件”,震动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前来西安支持当地学生们的斗争。
8月16日下午两点左右,交大、西安矿业学院等校学生到省委门前向省委提出8项要求,省委一直没人出面答复问题,学生们就在省委门前的马路上静坐示威。因不断有人参加,最多时达到六七万人。直到8月18日早上,刚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的刘澜涛出来讲话,基本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静坐才告结束。学生回到学校后领导小组受到围堵。当晚周恩来知道情况后,令兰州军区给他们解围,并用飞机送往北京,于当晚接见了他们。
然而只隔一天,8月20日下午,交大学生在参加了西北局、省委召集的大会以后游行返校,又受到一些人的冲击、殴打。西工大、矿业学院的学生闻知此事,立即来校慰问并向省委要求严惩凶手。
8月下旬工作团撤走后,西安交大造反派学生改组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由李世英任主任。改组后的文革委员会称“文革总会”,并随之成立了“交大红卫兵总部”。此时,校长彭康已被打到,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将已全部平反,校内重大问题已无争论,所以保守派组织一直没有成立起来,因而没像其他学校那样呈现两派对立局面。这样,尽管思想基础不同,除了“黑帮”以外,全校师生都容纳到这个“总会”之中。
8月20日铜川市发生几百名学生围攻市委大院和民警鸣枪事件,省委被迫撤销铜川市委书记、副书记职务。8月21日在西安地区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上,霍士廉对省委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检讨。8月24日西工大、交大、陕西师大等14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上提出了“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反,造中共陕西省委的反”的口号。
8月25日到26日,西安交大和西安公路学院的学生2万余人涌到陕西日报社,痛斥该报25日刊载文章中的“帝国主义”、“纸老虎”等字样正好对准报纸背面的毛泽东像的“罪行”,声称是一桩“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一说因8月17日《陕西日报》刊登文章中有“我们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好教师”)。他们向省委提出六项要求,并冲进报社打砸抢,将代总编辑、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李一松批斗达7小时。此事称“八二五陕报事件”。事后报社方面发出传单自我申辩,也有少数单位对报社表示支持,斥责交大学生没有道理。交大学生则继续挑《陕西日报》的毛病,把事情闹得全国都知道。西北局和省委只得组织检查组进驻报社检查,报社方面也做出检查但仍不能过关。这事情一直闹到年底,于1966年12月31日报纸被造反派查封。
这一事件的影响极其恶劣,树立了在报纸字里行间寻找“反革命”、随意罗织罪名的先例,使得全国各家报纸的编辑们每日胆战心惊地反复检查排版,类似的“文字狱”事件随之层出不穷,实质是“红八月”暴力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6年8月29日,《陕西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平反西安交通大学所谓“六六”事件》,并发表署名文章《彭康黑帮死心塌地反对教育革命》和《彭康黑帮毒害青年十大罪状》。
此前的8月22日,中央批转的公安部《严禁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文件中也提到了西安发生的事件。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针对性的《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社论。9月7日,毛泽东在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的来信上批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1日,中央将毛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对不准工农干涉学生运动做出四条具体规定。中央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西安的学生运动也影响了其他群体,使整个局面发生逆转。
9月6日西安交大学生声援西安工业学院造反派,在陕西省委门前进行静坐绝食。9月7日晚,省委书记霍士廉出面接见了绝食学生,同意了他们的六点要求。交大学生撤回学校。另外许多学校代表认为,光答应不行,要兑现才能算胜利。交大与其他学校首次出现分歧。这些学校学生200余人继续绝食,其中24人坚持到9月9日晨。此时,周恩来打来电话,并派人接他们到北京,于9月15日接见了他们。

三、城乡的劫难

破四旧

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以“破四旧”为中心的红卫兵运动基本与北京同步,高潮发生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初。在陕西,这一运动开始较迟,因为在西安的这一时期,学生造反派在街上和保守派斗争正酣。
一位当时西安的中学生回忆,工作组撤走后“红五类”掌权,把学生根据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红外围”、“黑五类”三级,等级制度明朗化,“黑五类”成为斗争对象。“‘十六条’公布以后,武斗不但没有被制止,反而比以前程度更甚。”8月18日的天安门接见成为“红五类”们的狂欢节日,更加疯狂地折磨“黑五类”同学。“手段、方式的残忍成了一个人革命性强弱的度量。人性完全泯灭了。”
暴力行为遍及各校。1966年8月,陕西师大一附中学生揪出该校校长史青云和一名副校长及该校的教导主任,由在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史校长和两名学校领导,逼迫他们跪在地上围着学校操场爬行。史校长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青紫和血痕。
在各所大学里,“十六条”发布后,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各校工作组撤出后,各校处于无政府时期,一些战斗队抓领导干部和老教授,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然后是抄家。8月中旬,交大校园成立了各种名称的组织。随即开始抓校党委成员游街,给他们戴高帽子,挂黑帮牌子示众。他们抓了22位老教授,挂“臭权威”的牌子游街,然后拉到图书馆前罚跪示众。他们冲进一些老师家中,烧毁他们的书籍,批斗从海外归来的老师,诬陷他们是美蒋特务。学生们相互间也发生争斗,主要是各班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织了红卫兵小队,对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六六事件”后全校处于高压状态,但真正变成“地狱”恐怕还在这个时期。 当时李世英这些造反派刚刚翻身,尚未掌权,无力阻止这些暴力行为。
在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曾被打为右派分子的高斌教授在文革中又被打为牛鬼蛇神,不堪忍受批斗,自缢身亡。另一曾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教师余学文也被迫自杀身亡。俄语教师艾小秋作为“保皇派”被批斗,和夫人一起自缢身亡。地理系一级教授黄国璋成为重点批斗对象,也与夫人一起自缢身亡。
暴力行动往往来自来此串联的北京红卫兵的鼓动。在西安儿童剧院,有人看到一名北京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正在撺掇那里的学生打人。他说:“我看你们西安光讲什么文斗、文斗,我看就得武斗……”“院子西面是五六间专供被揪出的黑帮住的没有窗户的小屋,屋门的上部被大字报封着,下面只留四五十公分高的一段空隙可以让他们爬进爬出,大字报上用黑色大字写着黑帮分子×××。”
暴力行为很快发展到社会:“入秋,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展开,附近街巷里已有个别老住户叫当地中学的学生抄了家。据说事先都由派出所和居委会提供线索,按照他们的唆使,学生们突然闯入那些被列为打击对象的家庭。他们随意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要找出枪枝、变天账、金银珠宝,以及一切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一次回家的路上,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破坏卧龙寺的现场。他们首先在寺门外贴上了一大张‘勒令’,罗列了寺僧的罪状,还有一幅革命宣言式的对联贴在那红漆大门的两边。”
据1966年10月初西安市委文革办公室的统计,“全市红卫兵共搜查地、富、反、坏、右、不法资本家11035户,搜查出反动证件1772件、武器76枝、弹药3104发、电台1部、反动日记变天帐1223本,并遣送地、富、反、坏、右、不法资本家2295户6689人。”用当时的话说,“整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天提心吊胆,威风扫地;整得那些牛鬼蛇神狼狈不堪。”甚至将他们折磨至死,许多人为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先后被红卫兵打死和自杀的共127人(其中头面人物有省政协副主席党晴梵、省政协委员李子健、省佛教协会主席朗照和尚、西安五金厂副厂长岳世川、区政协副主席田维均等)。被打死的有地主分子2人,敌伪党团骨干、历史反革命5人,资本家4人,地主和资本家家属5人,教师1人,共计17人。自杀的有地主分子20人,反革命分子16人,右派分子3人,资本家18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7人,敌伪军警宪和伪官吏10人,各种反动分子10人,五类分子和敌伪军警宪、资本家家属13人,其他13人。”
这股风迅速蔓延到外地。在武功的西北农学院,著名农学家石声汉的儿子回忆,在文革初期父亲被罗织罪名打为反动权威,“在那特殊的年代中,在不断升级的政治狂热的煽动下,人们联想之奇特,想象力之丰富,其荒诞的程度常常令人啼笑皆非。”“十六条”公布后情况稍好。“可是,还没等他喘过气来,9月1日,西北农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在高音喇叭中宣布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人为‘牛鬼蛇神’,即日起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强迫劳动改造。接着,红卫兵就对我家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将父亲全部书架都交叉贴上了白纸黑字的封条,所有的书都不准动。9月10日,全院‘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编劳改队。红卫兵将他们的头发剃成奇形怪状(有的是只剃半边光头的阴阳头,有的是在头发中间剃出一个十字),挂上写着‘我是牛鬼蛇神’的黑牌,让他们高唱《牛鬼蛇神之歌》,发配到西农北门外的农作试验一站去劳动改造。”
宗教界遭到毁灭性打击。西安汉代古寺卧龙寺住持朗照和尚惨遭殴打,不堪忍受自缢身亡。耀县著名宗教圣地香山、药王山的文物古迹遭到空前浩劫。香山寺和尚红参、东信自焚而死,药王山道士张信鸿自杀身亡。多名和尚被迫还俗。继而抄家风潮又起,游街示众、刑讯逼供。 著名古迹法门寺也遭红卫兵多次光顾,将其破坏一空。1967年又来了一拨红卫兵试图挖掘地宫,为阻止他们的恶行,7月12日住持良卿法师自焚殉教,保护了这千年宝藏免被破坏。

西安市红色恐怖队

与“破四旧”联系的是血统论。和北京一样,在西安,血统论最为肆虐的场所是中学。工作组撤走以后,宣扬血统论的“对联”传来。从此“红五类”走上政治舞台。9月5日西安全市“红五类”子弟举行辩论会。而一些学校的“黑五类”学生则被押往陕南秋收劳动。
西安市聚集了西北局、省委、省军区等领导部门。领导干部的子女大多集中在几所中学里学习。在“红八月”中,他们模仿北京的“西纠”,于1966年9月20日成立了“红色恐怖队”。成立时还专门请北京“西纠”人员来指导。其成员有90多人,主要是高干子女,来自西安市十中、二十中、西安中学、陕西师大一附中、二附中等校。司令是省军区副司令张开基之子张文光,组织部长是西北局干部孙克的儿子孙亚明。后期他们也曾找了几个工农出身的学生担任领导。他们利用抄家来的房子设立据点,用来审讯、关押抓来的“黑五类”,存放抄家抄来的金银珠宝和衣服、家具、收音机、图书、字画等。
“红色恐怖队”成立后就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抄家、抓人、打人甚至打死人。他们的成员戴着袖章,耀武扬威,成群结队,公然进行暴力迫害活动,而且以公开制造恐怖为荣,人见人怕,无人敢惹。到省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人士党晴梵家抄家和杀害他的一些红卫兵,打死三十七中教师王冷和退休教师王伯恭的主要人物,就是“红恐队”成员。
党晴梵曾是同盟会会员,担任过陕西靖国军秘书长。1948年他被王震接到陕北,建国后担任西北地区教育部副部长兼西北大学教授,1955年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1966年8月初,党晴梵在政协即遭批斗。从8月30日起,陕西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多次到他家抄家,并把他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9月3日,他家所有家具、书籍、衣物均被拉走,几乎没留下什么生活用品。9月4日中午,三名红卫兵进入他的卧室,离开后,家人进入即发现他满头血迹、奄奄一息。党晴梵很快死亡,时年81岁。他的遗体火化后,他的全家连同老保姆全部遣送原籍合阳老家。打死党晴梵的人,一说有两女一男,一说有一男一女,男的是西北局书记王林的儿子王申,女的是曾任西工大党委书记的刘海滨的女儿。
党晴梵被害时,他的学生、在西安五中任教的袁玄昭也被牵连而被红卫兵关押,遭受残酷殴打和侮辱。他逃跑不成,被抓回后遭到更大折磨,最后自杀身亡。
王冷原是西安三十七中教师,1966年2月调八中。因原校有人揭发她的问题,8月25日被揪回三十七中关押,下午押去陪斗并遭殴打。28日夜10点,王冷和其他20多名“牛鬼蛇神”被红卫兵赶进“专政室”,驱赶着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将这些人折腾拷打一直到天亮。29日,王冷被强迫劳动十多个小时。30日她两次被毒打,强迫她承认自己家庭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31日红卫兵专门组织斗争大会,给王冷戴上高帽子,强迫她站在高凳子上,再把凳子踹翻把她跌伤。反复几次,她昏了过去。红卫兵说她装死,用铁棍打、砖头砸,还在她身上踩,结果使得她腰骨破裂、头颅破损,鲜血从眼睛、口中流出。几个红卫兵把她拖着脚拉回教学楼,鲜血洒了一路,于9月2日惨死。
和王冷一起在8月31日被斗争和毒打的还有已退休的王伯恭老师,一天后死亡。他曾是黄埔军校学生,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教官,被指控是老反革命。当时,三十七中的红卫兵还打伤9名教职工,有一人因此精神失常。这一血腥的暴力事件在西安市影响很大,而该校距西北局很近。但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不仅没有出面制止,西安市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徐步还指示报社记者到三十七中采访“经验”予以报道推广。
死在“红色恐怖队”手下的冤魂还有简易居民区的居民徐自简。当地居委会向“红色恐怖队”举报徐的老婆有作风问题。“红色恐怖队”前去抽打徐的老婆。徐自简开头表示支持,但看这些红卫兵下手太狠,就和他们发生冲突。红卫兵把徐殴打一顿,关押起来。后来,红卫兵遣返“黑五类”及其家属时,把他们关押在火车站附近一间仓库里,每个人嘴里叼个鞋子,不许说话。但“红色恐怖队”感到不能这样便宜了徐自简,就在夜深人静时将其提出用木棍活活打死。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时期,三十七中的老师组织了一个“风雷激”的组织,调查了王冷的死亡经过,编辑印刷了名为《血与泪的控诉》,广为散发,社会影响很大,甚至传到国外。1967年2月中央军委曾专门派人来调查此事,但无结果。文革后群众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后来主要殴打王冷的罗建立被判处7年徒刑。
文革研究者余习广还揭露了一桩“红色恐怖队”制造的陈菊英案。家庭妇女陈菊英,家庭出身中农,住西安南大街。1966年9月,西安“红色恐怖队”伙同四中红卫兵以“揭发隐藏的阶级敌人”为名,对其抄家,先后七次对其侮辱、毒打。9月21日,他们严刑拷打陈菊英五小时之久。9月24日,他们又到陈家,用开水浇头等极其残忍手段将陈菊英活活折磨而死。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按新的中央精神在讲话中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北京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的‘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随即,西安“红恐队”被打成反动组织和“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黑子弟兵”、“刘(澜涛)家御林军”,其主要人员被定为坏头头,部分成员被审查关押。
文革结束后,陕西省委在讨论“红恐队”的问题时,认为该组织是“反中央文革、反对林、江集团的”,是“因为出身干部子弟被迫害,心中有气,对随意批斗、揪斗老干部不满,有些过激行为”。之后他们被平反,很多“红恐队”成员被解放,重新安排工作。

教师集训会

当西安市的大学生成群结队在省委门前游行示威、与拥护省委的工人、干部冲突的时候,在远离省会的县城、乡村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1966年夏,北京政法学院的几名红卫兵从北京出发徒步串联,最终目标是四川、贵州。当他们走到陕南的时候,已经快到年底了。在这里他们看不到大城市里轰轰烈烈的喧闹场面,但发现文革以另一种形式悄悄进行。
在凤县,他们听说,这里搞文革就是把教师集中在一起,交代和“三家村”的关系。那些老实巴交的老师如果交代曾经看过“三家村黑帮”的文章,领导就指使另外的教师批斗他们。有的老师被整得精神失常,甚至自杀。
到了勉县,他们看到街上贴有县委宣传部发出的《关于组织工农兵群众积极揭发我县文教战线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在不起眼的地方也看到小字报揭露工作组逼人致死的事实:一个校长和一个教师,就是在县委布置的“反黑线斗争”中被逼自杀的。
走到宁强,一位教师向他们介绍了这里的领导认为文革就是整教师。“县里抽调大批忠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干部,组成‘集训’工作组,勒令全县教师必须参加‘集训队’。集训期间,给每个教师戴上纸糊的尖尖帽、剃阴阳头、挂黑牌子,极尽攻击人身、侮辱人格之能事。向教师们进行‘专政’的那些干部们,还‘开动脑筋想办法’,发明了亘古未有的刑罚——‘炒菜’。”这种刑罚其实在“大跃进”年代里在许多地方就已实行,只是名称或有不同,就是把受难者围在中间,大家把他推来推去。
这里所说的教师集训会在文革初期遍及全国县级单位,一般从1966年暑假开始,持续多达数月,以教师为批斗靶子。因为教师被认为是“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集训会里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折磨。这类事件在陕西省绝大多数地方志中均有记载。
例如咸阳地区,从1966年7月先后召开为期两月的全区中、小学教师暑期集训会,共计到会18945人,其中教师14179人,农村积极分子2037人,学生代表2729人。教师集训会上,约17%的教师受到批判斗争,1200余名教师被列为重点对象受到了处理。集训会还导致18人自杀,其中中学教师3名,小学校长2名,小学教师6名,学校职工2名。
再以安康县为例。安康县委以“清理阶级队伍,纯洁教师组织”为名,于1966年7月召集全县中小学教师1840人举行“暑教会”。开会头三天,要求“人人向党交心”。然后号召大家用大字报形式相互揭发。再根据交心、揭发内容整理材料分类排队,选出重点批判对象。此时,地方上已产生红卫兵组织。在红卫兵协助下,批斗会的火药味愈浓。多名教师不堪折磨,自杀身亡。而且遭批判的多是些有造诣的骨干教师。这个“暑教会”一直开到10月才结束。在83天的时间里总共批斗了中学教师的44.6%、小学教师的21.8%。“暑教会”结束后,县上又将238名被批斗的教师集中等候处理。最终将192名教师戴上各种帽子开除公职,46名教师送往水库劳改。
和安康县一样,其他各地的教师集训会结束后,又从参加的教师中选部分问题严重的或未定性的再结成集训队送去劳改,一般直到1967年初才彻底解放,到1967年底、1968年初才予以平反。
在西安市户县,教师集训会于1966年7月24日开始,参加集训的教师1960多人,连同农村积极分子、学生代表共2200多人,实行门禁制度,无事不许外出。8月14日晚,户县一中300多名高中学生冲击集训会,并到县委请愿,其口号中有一条是“废除教师集训会的门禁制度”。集训会有几名教师支持一中学生的行动,被一些教师视为现行反革命,对他们进行批斗。15日,县委命令停止集训,组织教师会同农民向造反学生反击。 这一事件类似重庆文革中的“八二八事件”,但更典型:这些受尽折磨的教师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被折磨自己的人驱赶,将解救自己的人视作敌人对待。
在一些偏远农村,受迫害的不仅是教师。例如在延安地区宜川县,“9月13日集义公社流湾头生产大队发生游斗残害群众事件。以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赵××为首,私立法规,私设公堂,对受批判的严刑拷打,非法审讯。被整群众44人,其中戴纸帽子、拴铁绳、背石磨扇游村、游山的就有29人。有60多岁的老汉、老婆婆和8、9岁的小孩以及孕妇、病人等。被害者有的被磨扇压得口吐鲜血,有的被铁绳勒得昏死过去,惨景令人目不忍睹。蔓延到县城,震动全县。”

四、夺权和分裂

群众组织的成立

虽然造反派内部已出现一些分歧,但1966年夏秋之际,主要矛盾和冲突还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在此期间造反派成员主要是学生,保守派成员主要是工人和干部。他们开始组成政治性的群众组织。
因为西安文革的带头羊西安交大的造反派只成立了一个统一的“文革总会”,其他学校的群众组织往往模仿他们起类似的名称。但是在交大,也曾出现过一个反对派的组织叫“临委会”,成立不久就解散了。很多学校既有先成立、原来势力大的“筹委会”,也有对立的“临委会”。但哪个是造反派则有所不同。如西北大学、西军电的“临委会”是造反派,而西工大、陕西师大的“临委会”是保守派。保守派后来联合成立一个叫“文革联络站”的组织。由于交大的示范作用,西安群众组织冠以“红卫兵”名称的不多。
9月13日,西安交大等11所院校举行“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大会”,有工人农民参加。会后统一组织了“大专院校联合临时指挥部”,即后来的“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
9月15日,西交大、西工大等400多个院校和单位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斗争大会,斗争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锡奎。而保守派也在体育场召开一个斗争原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的大会。
省委、西北局决定9月17日召开“西安市炮打司令部”大会,霍士廉在会上作了检查。为争取主动,造反派抢先在16日先召开“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参加大会的有560多个单位,47000多人。
保守派方面,8月24日召开了第一次红卫兵大会, 9月18日成立“西安红卫兵司令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西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西安地区工农造反总部”(“工农总部”)等保守派组织。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之后,造反派学生组织于10月11日和13日召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很多工人、农民造反派组织参加。会后由40多个单位发起成立了“西安工矿企业文革筹备处”和以田杏云为首的“郊区农民文革临委会” ,后来发展成“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革造反联合会”(“工联”)和“西安地区农民造反总会”(“农总会”)。后来还成立了“复员转业革命军人捍卫军”(“捍卫军”),后改称“毛泽东思想捍卫军”。
10月29日“大专院校联合临时指挥部”改称“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成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同时还诞生了“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造司”。
11月3日至13日,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揭发和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澜涛、霍士廉在会上作了检讨,并在这一时期给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平反。
1966年10月15日,赴京的西工大、陕西师大等校“临委会”保守派学生200多人因受到中央文革冷遇,在国务院接待站门口静坐示威,并有陕西师大学生贴出《问陈伯达江青同志》大字报。因为与后来的“十二月黑风”纠缠在一起,大字报作者被批判并被投入监牢。
一些保守派也采取攻击当权派的策略。后来王林在检查中说;“我在处理户县电厂一一·二八罢工事件的问题上,也犯了很严重错误。去年11月28日户县电厂文革会(保守派)的250多人到了西北局,要求罢李培棠同志的官,我们不同意。这些同志脱离生产,一直在西北局机关住了十天之久。”
1966年12月,西安地区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长安县马兴公社发生大规模冲突,称为“马兴事件”。事发12月16日晚,西安造反派“红造司”等九个群众组织千余人分乘13辆汽车到县汽车第一保养厂支援该厂成立“临委会”,途中和马兴保守派组织“马兴工农联络站”遭遇冲突。“红造司”连夜派出10车人增援。“马兴工农联络站”则纠集当地农民三四千人将他们包围起来。次日上午,市委书记张国声等赶到现场调解无效。中午,西安“工农总部”派四五百人驰援“马兴工农联络站”,傍晚,西安“红造司”则增派近千学生、工人,把包围“红造司”和“马兴地区革命造反团”的“马兴工农联络站”和三四千农民包围起来。当夜至18日上午,当地农民和“工农总部”调来的学生、工人围斗“红造司”方面的学生、工人,打伤多人,“红造司”方面抓了“工农总部”的代表一人和“马兴工农联络站”负责人及农民39人。事后,“红造司”方面大造舆论,要求惩办肇事者。马兴方面亦动员几百名农民到市委要求主持公道。经西北局、省、市多方调解,周恩来亲自接见有关人员,此事件才渐渐平息。
到了年底,保守派基本消失,社会呈现出一种混乱而颇为自由的状态。观察者言:“1966年冬,我从街上张贴的大字报看到,工厂的合同工要求给他们转正,被动员到农场的社会青年要求返回城市,几年前因单位下马而失去工作的人要求复职,造反的洪流一时间冲开了这个社会严密控制的闸门,不同的群体或个人都顺势提出了涉及到各自利益的诉求。他们全打起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旗,把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与造反有理的行动挂上了钩,而把各自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都笼统地归罪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会上积压了太多的不平和怨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成了使用方便的公共杠杆,当权派一旦被拉出来当成靶子,谁都敢向他们开火。”

夺权和分裂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统指”于1月23日召开夺权会议,以“走资派刮经济主义妖风、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由,确定由陕西师大、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语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组织和“红造司”夺西北局的权,由西安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夺省委、省人委的权,由西安矿业学院、西安工业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等造反组织夺西安市委和市人委的权,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等造反组织夺取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权。以后又吸收“工联”、“农总会”等造反组织参加,组成各级接管小组,接管了西北局、省委、省人委、省公安厅和市委、市人委的权。此前1月16日以后,省委各机关已被机关造反派联合学生造反派组织夺了权。
“一·二六”夺权后,责令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处书记章泽、肖纯等彻底交代问题,揭发刘、邓和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问题。1月26日夺权小组正式对外办公,30日向各地、市县委、直属各党委、党组发出通知,宣布“今后陕西省委的一切权利归夺权小组行施”。
省内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揪斗和打倒。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变自首材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西安市建国路73号建立“监护管理所”,先后总共“监护”55人,其中省委书记、副省长以上干部28人。
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以及各地专员公署,市、县人委也相继发生夺权事件,但各地情况不一,有些地区是一派夺权,多数地区因派别斗争或多次夺权呈现混乱状态。少数县级成立革委会。军队介入后,于3月初成立各级生产领导小组,实际行使行政权力。
1967年初夺权阶段,多数省市造反派发生分裂。分裂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夺权的态度不同而分裂为好派和屁派。这样的省市例如安徽、江苏、重庆。其中有些偶然的因素,当然也和原来的一些分歧有关;第二种是对“二月镇反”态度的分歧,要不要给“二月镇反”时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平反。这样的省市例如河北、湖北、广西。而在西安,这一分裂似乎主要源于如何对待保守派组织。
1967年12月12日,西安大专院“统指”召开讨论会,从此开始了长达70天的“反右倾”大辩论。会上主要议题是如何对待保守派群众组织“联络站”。交大领袖李世英在发言中提出:我们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应该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和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通过“谈判”和他们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反对派简称其核心内容是“三句半”,即“大方向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谈判”。但是,以西军电、西工大等院校为首的多数院校认为和“联络站”的关系是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他们不同意李世英的意见,说这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折中主义和右倾思潮。他们主张乘胜追击,彻底摧毁保守派组织。在“联指”的11个成员中,有10个单位反对李世英,从此在全市造舆论“反右倾”。
这里所说的西军电指西安的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原来是军事院校,1965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不再列入军队系列,改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但文革中该校师生在外仍自称原名,社会上也习惯仍称西军电。
夺权过程中,两派分歧加重,演化为权力之争。当时濒于溃散的保守派“工农总部”拥护李世英的“三句半”,交大就指责夺权中没有工农代表参加。“统指”方面就增加了“工联”、“农总会”等组织代表到夺权小组中来。原“工农总部”成员则成为支持交大的主要力量。
1月18日,交大学生走上街头开始反击,两派斗争发展到社会,多次举行公开的辩论会。1月28日“统指”举行“反右倾”大会,两派发生激烈冲突。西安两派后来简称东派、西派。东派以交大“文革总会”和“工总司”为骨干,包括“农总司”、“文总司”、“中革会”等组织。工人主要来自西安铁路局、西安煤矿机械厂等厂矿。主要组成单位位于西安东郊,主要领导是李世英、马希圣等人。马希圣原是西安铁路局西站的职工。西派的学生组织主要是“统指”,包括西军电的“临委会”、西工大的“文委会”等,工人组织是“工联”,其主力是庆安公司、昆仑机械厂等厂人员,加上“农总会”和“红总司”,统称“四大组织”,此外还包括“机关总指”、“文总指”等组织。这一派的主要组成单位处于西安西郊,故称西派,主要领导是张培信、孙福林、安文保等人。张培信是庆安公司调度员,安文保是庆安公司工艺员,孙福林是西工大学生。西派还出了个姚连蔚,原是昆仑机械厂工人、劳动模范,文革开始后是“工联”领导之一,后来成为“九大”代表,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官至人大副委员长。
西安的冲突引起中央领导注意。西安两派头脑被召赴京,从1967年2月5日起多次受到周恩来、陈毅等接见。陈毅受中央委托解决西安问题,于2月5日和10日分别接见西安双方代表,做了一些劝解工作。
2月23日,周恩来在京接见一派组织代表时说:“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求他们回去团结起来,搞好革命三结合。 3月1日晚陈伯达、康生、王力、戚本禹、关锋等接见。3月2日下午周恩来接见时说,“打、砸、抢”口号是反动的,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宣传车上街,造反派内部要整风,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 还要求西军电、西工大、交大、冶院四所大学要集中军训,在整风与军训中勇于自我批评。此后“反右倾”告一段落,但矛盾并未解决,二到四周的军训结束后,冲突反而加剧。

“交老总”

上述“陕报八二五事件”暴露了西安交大造反派的一些问题。他们对报社的责难是毫无道理的、强加于人的。这使得我们对交大造反派予以特殊的审视。
最先造反、后来成为交大主要领导者的几位骨干在文革前都是学生会干部。当时的文革总会委员,都是各系、部采用“巴黎公社”方式推选的群众代表,这些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受党的教育多年,有较高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水平,也熟悉文革前一套传统的思想工作方法和理念。
以对待彭康校长为例。彭康校长在文革前不为“成份论”所限,敢于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优秀青年招收入校。在那个越“左”越革命的年代,彭校长这样做表现了他独立的人格,可是在文革中都成了罪状。
1967年12月28日交大“红卫兵总部”组织几十路红卫兵,对一些所谓敌特、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家庭进行大抄家,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12月30日校革委会召开“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会”,宣布对彭康、林星、凌雨轩等32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68年3月22日校革委会把彭康校长定为“大叛徒”、交大党内头号“走资派”。
从交大一派分出去的陕西工业大学指责交大不斗校长彭康,说你们不斗我们斗,于1968年3月27日开会斗彭康。翌日交大的“抗大战校”组织经“红卫兵总部”批准,也开彭康的斗争会。开了一上午会后,一些学生架着彭康飞跑。经这样折磨一小时后,晚上60多岁的彭康惨死于囚禁处。虽然交大一些人推托此事的责任,说他们从未将彭定为“叛徒”,但如此惨痛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文革初期的许多大学校长首先被当政者抛出当作替罪羊,如武汉大学李达、重庆大学郑思群、兰州大学江隆基。但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阶段,都有造反派为他们鸣不平,甚至翻案。但是在西安交大没有。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交大的这些造反派一开始就是靠造校长彭康的反起家的,和北大反陆平校长相似。而武大那几所大学,校长被揪出来时,还没有造反派呢。所以交大的“文革总会”类似于北大的“校文革”,在校内一统天下。但是李世英不同于聂元梓。他不整学生,所以这个“文革总会”能维持很长时间,不像北大很快形成分裂局面。当然这不仅是李世英、聂元梓本人的素养所致,更多的是两位校长在位时造成的学校风气不同。
李世英对校内不同意见学生宽容,对校外保守派也宽容,但在《陕西日报》问题上不宽容。这可能与他们的停止校内争论、“一致对外”、杀向社会的“大方向”有关。他们反对“打砸抢”,一般而言是对的,但是抢“黑材料”实际是中央默许的,而在交大校内,根本没有清理文革初期工作组的“黑材料”。
一位当时的交大学生说:“我刚到文革总会工作,就遇到少数红卫兵要到人事处档案室抢所谓省委工作团整的黑材料的事件。当时全国各地烧抢‘黑材料’成风,人事处王明志等同志告诉我,国家的档案材料必须保护, 绝不容许任何人随意抢掠烧!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李世英、武登才商量后,他们曾派了一些红卫兵来保护档案室,从而保证了我校档案材料的完好无损!”
他们反对打砸抢、反对抢学校里的“黑材料”,却在社会上抢“黑材料”。1967年1月,经“文革总会”批准,交大的“无产者战斗队”冲击陕西省沣峪口档案库抢“黑材料”,并3次抢西北局档案材料。 所以有的学生说他们学校“对外造反,对内保皇”。
学校的这些“黑材料”仍然保存在学校人事处手里,“完好无损”,到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里发挥了作用。交大于1967年7月1日成立革委会,11月解放军进驻。1967年底开始的“清队”运动仍由革委会负责。一位参与“清队”工作的成员说:“专案材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1966 年文化革命前,由原交大党委负责的内清办公室所掌握的调查资料;二是 1966 年6 月到 8 月期间省委交大工作团移交的调查、整理材料;三是省公安厅转办的有关‘内控人员’材料和敌特分子的专案材料。由于该组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因此本组工作人员,多系原交大党委内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文革前交大保卫处的有关同志组成。”
文革初期省委工作组整的材料里,肯定有李世英这样一批“浮上来”的“闹事尖子”的材料。但是这样一些关于毛主席钦定的“学生领袖”的负面材料肯定没在“清队”中应用。应用的材料是什么内容,从“清队”到“一打三反”被迫害致死的名单中可以推测。
在一份流传的名单中,西安交大在文革期间有33人死于非命,按照时间分为5期:①1966年7-8月,即工作组时期,4人;②1966年12月-1967年5月,2人;③1968年4月-8月,革委会领导的“清队”时期,10人;④1968年9月-1969年2月,军宣队领导的“清队”时期,11人;⑤1970年3月,“一打三反”时期,6人。如果不算工作组时期,这些牺牲者绝大部分是教师、干部,学生很少。在上述第二、三期,特别是革委会主持的“清队”时期,所造成的恶果,交大造反派应负主要责任。其中彭康校长被折磨致死,以及“两航”起义人员、化学教研室讲师钱崇伦一家三口集体自杀,尤为凄惨。
在工宣队领导期间的问题,也不光赖工宣队。例如物理教研室主任吴百诗,5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大,是中共党员,曾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中心工作,一贯表现良好,原为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工宣队进驻后沿用。但是一位他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同事贴出大字报,攻击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致使他被揪出批斗、抄家。整个教研室78名教师,揪出20名“牛鬼蛇神”。说明这样一些学生干部造反派基本上还是文革前传统的思想意识在起作用,对老师也不宽容。
所以在这些方面,西安交大的造反派,俗称“交老总”,和一般的造反派在造反理念上是有距离的,这是造成分裂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也绝对不同于保守派。他们在学生中反对血统论。在李世英的“三句半”中,“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共对待“民主党派”的方针,成为李世英的政治理想。倘能实现,至少在造反派方面,绝对不可能表现得和“民主党派”一样,实际上可能成为两党政治的雏形。当然这个前景是不能容许实现的。
在对外关系上,西安交大和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互相支持,但在河南支持“二七公社”。在省内问题上,各地保守派往往依附西安东派。
但是在邻近地区,交大支持真正的地方造反派。在造反派分裂之前,他们就和这些造反派“战斗在一起”了。例如在临潼,1966年“8月13日,华清中学造反派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西安交大学生前来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围斗了工作组长任兆俊,给教师整训会主任张安来戴高帽子游街,全城震惊。” 所以后来西安武斗最激烈时期,李世英曾考虑将队伍撤往渭南、临潼一带。与之相应的是,西派则支持这些地区的保守派,例如渭南的“八八派”。此种情况又有些像云南的“八派”和“炮派”。

从冲突到武斗

1967年初,西安各工厂均形成各种群众组织,产生矛盾发生冲突,后来逐渐与西安学生两派联系,同派之间相互支援,使得事态不断扩大。
西安晚报社被夺权后,1967年1月14日,西军电、西工大等校造反派与原西安晚报社造反派合作,创刊了《革命造反报》。该报一开始就陷入两派斗争,从20日起连续发表针对交大的《打、砸、抢好得很》等“反右倾”文章多篇。2月9日,西安电力机械公司系统“文革筹委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西安联络站等9个造反组织,共同发表《二九呼吁书》,呼吁停止反右倾,实现大联合,要求发表受到阻拦。午夜西军电、西工大等校大批人马冲进报社。2月10日双方对峙,险些发生严重武斗,《革命造反报》也寿终正寝。
1月28日,庆华电器制造厂发生武斗事件。该厂群众组织“文革临委会”和“造反大联合总部”两派因夺权问题发生冲突。“联合总部”称“临委会”要爆炸工厂,引起公愤,抓了一百多人关起来。等到次日早上,支援“临委会”的外单位人员赶到,“联合总部”撤退。陕西军区、西安军分区宣布这是一场“反革命事件”,拘留“联合总部”若干人员。但是由于此案牵涉到驻厂解放军问题,到了3月8日,省军区又发布布告将事件责任归结到“临委会”一方,宣布逮捕七名人员。
2月10日,西安东郊的西北光学仪器厂发生武斗事件。该厂“西光造反派临时联合指挥部”(“临指”)宣布夺权,并宣布解散另一群众组织“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红联”)。“红联”自然不干,于2月2日查封了“临指”办公室。双方于2月6日晚发生小型武斗。2月10日双方再次冲突,“红联”所属“临委会”从外单位调人支援,“临指”抓了其中一些人。“临委会”调集华山机械厂、西安机器制造厂等六个厂的“临委会”职工及西安厂无线电技校共五千余人,强行冲入厂内。双方围绕某保密车间争夺,从晚上11点打到次日凌晨3点,“临指”200多人被抓。事后,省军区于3月5日发布布告,宣布“二一○事件”是反革命破坏事件,逮捕了西光“临委会”何伟等六人。因当时认为这些人是受到西派“工联”东郊二分会支持的,所以涉入西安两大派之争,成为以后争执的焦点之一,最后此案被中央定性为“破坏事件”,将6人释放。 以上两事件均发生在全国性的“二月镇反”之际。
1967年2月18日,交大支持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但体育场广播站人员大部分是“统指”的,不让他们使用广播器材。交大学生和一帮工人冲进去砸毁并抢占了广播站。
第二天,另一派“统指”、“工联”、“农总会”等造反派也在市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成立西安革命委员会而奋斗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44万人。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西交大没有来参加。
2月26日,“工总司”开完“加强工农联盟,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后举行游行。2月27日晚,“工联”西郊二分会的工人们全体出动,高呼“反对‘大杂烩’!打倒‘工总司’!”的口号在大街上游行,大街上的许多的群众站在路边鼓掌,有的跟着呼口号。就这样,西安市的大街上几乎天天有两派的游行队伍,而且街道上的群众也分两派。
西安两大派经常分别召开群众大会,省军区都派代表参加。
在此时期,国内各省普遍发生“二月镇反”事件。在陕西,3月6日召开保卫工作会议,研究和布置“镇反”工作。全省自1月20日至4月15日,共逮捕774人,拘留809人。其中把一部分造反组织及其成员定为反革命。 此事在时间空间上颇为分散,似从执行中央1月13日颁发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文件(即“公安六条”)开始的。
在汉中地区,1967年2月,“汉中县、宁强县公检法机关还配合县委逮捕了数十名造反骨干分子,对战斗总部及其他造反组织强行解散。” 在宝鸡地区眉县,“67年4月眉县武装部控制下的公安局抓了眉县中学造反派头头穆哲、齐镇商业造反派头头秦铁山和眉县水电公司头头刘汉周。” 在铜川市耀县,1967年“3月20日,驻军与县武装部、公安局以‘组织严重不纯、搞打砸抢、大方向错误’为由,联合通令宣布‘红统’派邮电局、石渣厂、元石厂三个造反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26日又发出解散‘非法’组织‘红统’的通告。 在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21军支左

陕西省以后的事态发展和21军进驻大有关系。
1967年2月15日,中央军委命令21军从山西进驻陕西,隶属兰州军区建制,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按照军委和兰州军区指示,军部率61师进至西安、咸阳、铜川地区,63师主力进至宝鸡、蔡家坡地区。驻甘肃平凉的62师归还21军建制。部队于3月初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2月23日,21军军长胡炜进京领任务,当天周恩来接见作有关指示。3月1至2日,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接见陕西两派时给大家介绍了胡炜。经传达周恩来指示后,省军区、21军、兰空、总后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研究确定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左统一指挥部”,由省军区司令员胡炳云任主任,21军军长胡炜、兰空司令员杨焕民为副主任。
胡炜在京参加了军级干部会议后,于3月26日回到西安,和四个军级单位研究,决定把“西安地区驻军统一指挥部”改名为“陕西省军区和驻军支左委员会”,由3月2日新任命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为主任,胡炜、杨焕民为副主任,省军区政委袁克服、21军副政委刘建功、兰空副司令员方升普、西办主任白辛夫为常委(后增补省军区政委谷风鸣为常委)。西安、宝鸡、铜川三市的支左工作,由四家部队抽调干部共同负责,主要力量由21军抽调,各专、县的支左工作,则主要由军分区、武装部负责。
3月15至18日,西安驻军抽调人员开始对交大、西工大、西军电、冶院四所高校开展军训。4月中旬部队领导召集各群众组织听取意见,并将此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4月23日作了批示:“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作法。”“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支左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群众组织的联合。但西安已分为东西两大派,分歧很大。一些领导干部也有所倾向。以前支左主要由省军区负责,省军区和西办机关多支持东派,空军则支持西派。
正如38军进驻保定地区、69军进驻临汾地区一样,21军进驻陕西以后在支左问题上必然和原支左部队产生分歧。这也不奇怪,因为新来的部队与地方上没什么瓜葛,而且调来的时期全国局势有所变化。中央军委“十条”发布,造反派又占了理。而原支左部队很难转这个弯子。21军到达后,主观上尽量对两派采取对等的态度,客观上有利于原来被压制的西派,引起东派不满。一些派出人员也表态支持西派。由于军队的态度分歧,更加深了两大派的矛盾,终于演化成大规模的冲突。
西安两派矛盾的另一焦点是结合领导干部问题。由于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的表态有利于西派,西派力主结合霍士廉。而东派则力图将其打倒,于4月提出“打倒刘(澜涛)、王(林)、霍(士廉)”的口号。5月初交大成立“四二”专案组,组织人力外出调查霍士廉的历史问题。5月30日在交大召开批斗刘澜涛大会,霍士廉到会陪斗。批斗会进行中,突然宣布“霍士廉是刘少奇式的大叛徒”。当晚,霍士廉遭到游街和残酷批斗。 6月周恩来对批霍问题有指示,但支左委员会的传达引起纷争。以后周恩来和关锋的指示都是酌情可以批判,因为霍身体不好。但在如何掌握分寸上,交大一派对支左委员会意见很大。7月7日周恩来再次指示,霍士廉可以批斗,但最多一周三次,住在军区。后来西派在军方配合下将霍保护在西工大,并于1967年7月下旬秘密将其转移到北京。 霍士廉于1970年方得到任用,担任陕西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农林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任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

从“八五静坐”到“九二武斗”

1967年7月,四所学校军训刚结束,军民间不谐和的声音就开始出现。7月6日,西安大街上出现了针对胡炜和21军的大标语。交大300余人拥到支左委员会办公室,要找胡炜出来“谈心”。7月中旬,西派200余人冲到省军区领导人住地,要求释放国棉二厂的头头王文,交大随即组织了一批人到那里绝食,坚决反对释放。7月27日至28日,“工联”所属的数千人到省军区静坐。由于军方不能按照东派的要求交出霍士廉供他们批判,东派指责军方违背周恩来指示。到了8月,积累的愤慨终于爆发。
8月5日,交大等东派组织向支左委员会提出要求斗刘澜涛、霍士廉而得不到。恰巧这天支左委员会通知同意矛头指向东派的“红总司”《红卫兵报》复刊。此前陕报“红工委”配合武汉“钢二司”印发了一期《武汉烽火》涉及西安问题,引起两派争议,现在他们又出了第二期,登载了攻击东派“机总司”的文章。
这一天,交大“文革总会”各级组织开会,分析了《解放军报》的“八一社论”,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这篇社论是指向军内走资派的信号,陕西驻军负责人有问题,由此决定采取行动。 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八五革命造反司令部”,并给军区发出《照会》,分别就《红卫兵报》、《武汉烽火》、揪斗霍士廉和武斗问题提出四点抗议。晚11点,他们组织了一支4000人的队伍到支左委员会门口静坐。同派其他学校学生也赶来参加,当场组织了“八五造反总指挥部”,并在他们的《造反声明》中对支左委员会提出五点“强烈要求”,包括要求支左委员会作检讨。到6日晚,静坐人数已达七八万人。“指挥部”命令静坐人员撤出支左委员会大院,转移到建国路口的大差市一带,并将舆论攻击集中到21军。此时部队内部的分歧也明朗化。21军、独立师公开表态反对“八五”静坐。而省军区和西办机关的一些干部则贴大字报表示支持。后来揭发,在武斗中两派都有地师级干部在背后出谋划策。
8月7日晚,21军发表《对西安地区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对几个问题作了说明,并声称支左委员会是几家办的,21军不能单独答复对委员会的意见。交大方面看不能达到目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竭力扩大影响,制造事端。他们继续坚持静坐,到11日声称人数已达到98000人,799个单位。另一方面冲击省军区、21军部、陕西日报社,派人进京造舆论,并策划抓回霍士廉。
“工联”方面,本来的应对策略是“不与对方发生冲突,在政治上让他们充分暴露,在理论上搞臭‘八五’静坐,使其走向反面”,也于13日发表《严正声明》予以斥责。8月18日以后,双方在郊区多次发生冲突并发展成武斗。到了8月底,局势愈加紧张,双方加紧备战,相互寻衅。8月26日“工联”等组织开会,布置迅速建立各级联防指挥部。28-30日,“工联”连日开会研究“文攻武卫”问题。27日“工总司”所属“西铁联”抢劫铁路公安处武器弹药库。29日“八五指挥部”40多辆车开赴西郊,放火焚烧西航劳动技校。
8月30日凌晨1时,自湖南来陕西串联的5名红卫兵和西安“工总司”工人乘西安交大汽车,携带武器去西安秦川机械厂预谋抢枪,行至城东韩森寨地区时被对方发现后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打死2人,伤9人,造成了西安地区第一次开枪武斗的事件。晚上他们武装控制了城内钟楼至建国路一带。
8月31日,“八五指挥部”为支援本派,出动千余人攻占北郊的关中供电局,抓住对方100余人游街后,押往该部,致使城市大面积停电。
双方的战略目标都是直取对方大本营。西派企图袭击东郊,拿下火车站。而东派则计划攻取西派的主要据点西郊的庆安公司。双方都想控制北郊,控制城内制高点。开始时双方都取攻势,但9月2日的主要战斗发生在西郊。
8月31日关中供电局和胡家庙地区发生武斗后,东派马希圣等人经过策划,派遣大批武斗人员乘40辆卡车开往西郊544厂为同派解围。“西派”张培信等人则调集数千名武斗人员,开赴庆安公司,对东派武斗人员实行包围。
9月1日凌晨4点,“工联”等组织千余人攻打东郊筑路机械厂、机械化公司和西北金属结构厂等,双方各有伤亡。下午4时,“八五指挥部”调集2000余人、近50辆汽车、消防车,绕道丈八沟攻打并占领西郊544厂、制药厂、缝纫机厂、柴油机厂等,从三面对庆安公司形成包围。
1日晚上支左委员会召集“工总”、“工联”负责人开会,三方达成三点协议:1.所有参加战斗人员立即撤回,保证今晚不发生武斗;2.双方抓的人员负责释放;3.以上两条由支左委员会制止武斗,划片单位监督执行。
协议墨迹未干,2日凌晨3时许,“八五指挥部”方面开始冲击庆安公司,推倒围墙数百米,动用土枪、土炮、燃烧弹等,占领部分厂房和驻厂部队营房;庆安公司“工联”一方在西郊其他工厂和西工大、西军电学生参与下,又将“八五指挥部”方面大部分人员包围缴械。冲突中双方互有死伤。到了上午,双方继续派人支援,对峙至晚。此役西安两大派群众组织,有工厂、学校、机关和军队的人员参加,出动武斗人员近万,坦克4辆,汽车百余辆,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体育用枪等常规武器,造成交通中断,社会治安秩序大乱,机关、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关门。双方56人死亡、290余人受伤。
9月2日晚8时,周恩来就此事件指示:“中央完全同意9月1日‘工联’和‘工总司’达成的停止武斗的三项协议。从昨夜起在庆安公司周围发生的武斗和对庆安公司的包围,对人民解放军一个连和宣传队的包围是错误的。中央迫切希望‘八五指挥部’立即从现场撤走。有关双方保证‘九一’协议立即向下传达,保证认真实施。希望得到双方回答。”支左委员会立即于当晚召集双方传达总理指示,至次日凌晨2时30分,双方才达成如下《紧急协议》:1.双方保证坚决的、无条件的立即传达和贯彻周总理的“九二”指示;2.双方保证坚决执行9月1日达成的“三条协议”和“十条协商”;3.鉴于9月1日晚已发生严重武斗事件,双方保证从即时起绝对不再开火。对于牺牲、受伤的人员立即移交对方进行妥善处理,任何一方不得扣留。
但紧张局势没能一下子缓解,双方仍在抢夺军火加紧备战。9月6日,“工总司”两位常委兼“八五指挥部”副总指挥发表《造反声明》,反戈一击。但“八五指挥部”却于9月7日起策划了一个“九二烈士尸体展览”,制造对立情绪,影响很坏。事后周恩来要求交大方派代表去北京,并要求他们撤出静坐人员。9月11日双方在京又达成了一个《关于贯彻“九五”命令的紧急协议》,但签订后双方仍在互相攻击。
9月16日,在支左委员会的主持下,“工联”、“统指”、“红造司”和交大、“工总司”再度达成《关于贯彻‘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九一三’通知的补充协议》。9月17日交大一方终于完全撤出剩余的静坐人员数十人。9月18日周恩来、康生等在京接见交大和工总司代表时对他们进行批评,劝他们不要再任性了,再滑下去就危险了。这之后,虽然双方仍有小的冲突,但大体上平静了。
直到1968年1月17日,支左委员会才派部队进驻被两派武斗人员长期控制的西安四个城门楼制高点,并成立了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办公室。
1968年5月1日陕西省革委会成立,李瑞山任主任。此时西安相对平静,但各地方武斗正酣,实际上成为局部战争。直到1968年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特别是针对陕西的“七二四布告”发布后,局势才逐渐缓和。

五、地方局部战争

陕西省由北向南,大致可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区域。陕北包括榆林、延安两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是陕西省比较贫困的地区。1970年初,周恩来从北京下放到延安地区的知青周秉和(周恩来侄子)、何立群口中了解到延安地区现状和知青的处境,指示国务院于3月10-26日在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会后,北京市和各部开始对口支援延安地区发展“五小”工业。北京市还下放了一批干部到延安地区专门做知青工作。但贫困面貌一时难于改变。
1972年后,榆林地区连续三年大旱,“他们那里滴雨未下,地里的浮土可以没过脚脖子,种籽放在仓库里根本种不到地里去。所有能吃的东西,粮食、麸糠、油渣,甚至树皮都吃光了,人们已经在挖观音土吃。”不少人逃荒到甘肃、宁夏,在当地又被当作“盲流”驱赶回乡。这种“有组织有计划地断绝老百姓生路”的行动也当作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运动的一部分。

榆林

在榆林地区,文革开始时主要受到外来学生的鼓动。例如横山县高镇中学受外地运动影响,围攻校领导,迫使校长出走,按发生日期称为“六二六事件”。在米脂县,几名当地社教工作队员、西军电学员闯入县广播站,播送炮打省委的稿件,后被认为是“匈牙利事件”,人员被社教工作团处理,称为“八二九事件”。
本地的造反运动开始较晚。1966年10月22日,榆林中学第一个学生造反组织才成立。1967年1月22日,榆林造反派成立“榆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榆造司”)。而以党政干部为主的保守派则组成“红旗造反司令部”,并于1月24日夜夺了地委和榆林县委的权。部队介入后,在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情况下表态支持“红旗”,并发表“一·二五协议”试图解决两派争端。但来榆林串联的西安交大、西军电学生支持“榆造司”。两派力量不相上下。
1967年3月,军分区和专区公安处联合对“榆造司”实行专政,逮捕了几名领导人,并瓦解了下属各县的基层组织,使得“榆造司”名存实亡。此事件后来称为“三月逆流”。3月19日,“红旗造反司令部”和同一观点的“红色职工造反司令部”联合,组成“二红总部”。
4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公布,局势逆转。4月11日,西安交大“塞上柳战斗队”和西军电、西工大等校组成的“赴榆造反队”再次返回榆林支持造反派。月底,本地“榆造司”派群众相继恢复并成立社会各界造反组织“榆林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榆林地区工交革命造反司令部”和“榆林地区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统称“红工机”,成为陕北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后来甚至派队伍参加邻省山西的武斗。
5月25日,为要求释放“三月逆流”中逮捕的本派人员,“红工机”派开始静坐示威。6月30日,因军分区拒绝“红工机”平反、释放被拘留人员等五项要求,“红工机”2000余人宣布绝食抗议。7月4日,省军区来电同意其五项要求,绝食结束。在此期间,兰空、省军区先后两次派飞机给绝食群众运送药品和医疗人员,也极大地鼓舞了“红工机”一方,但是“二红”一方不服,仗着人多势众,对“红工机”发起多次武斗。在7月31日一次打死“红工机”三人,攻占了对方最后据点。“红工机”被打散,部分人员逃往北京、西安告状。
在榆林的“三月逆流”里,所属各县中只有米脂武装部支持造反派。他们于1967年1月26日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一○一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并继续坚持这一立场。这一支左典型被发现后,中央于8月14日下发了有关的245号文件,19日中央台又播出此文件的附件《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的红旗》。8月24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兰州部队党委下达了《关于榆林问题的指示》。9月1日陕西省军区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发表了“九一声明”,宣布“誓做‘红工机’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认定榆林“七二一”第一次武斗事件为“二红总部”“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事件,榆林军分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红工机”派受到上级肯定和部队的支持,欢欣鼓舞,大举进攻,压垮了米脂、横山、定边、府谷等县“二红”系组织。榆林、清涧、吴堡、绥德、子洲等县两派力量相当,都在积极筹备武斗。佳县“二红”系“指挥部”先行抢枪,在县城取得主动。定边“红工机”系“八八公社”则发生内讧,分化成两个派别。
1967年11月到1968年1月,榆林地区各“二红”派被迫相继撤出本县,退往佳县,组成“陕北联合大队”固守。1968年1月10日,佳县“东方红”、米脂“一○一”、绥德“十大指”和榆林“红工机”等组织,联合围攻佳县城内的对立派“指挥部”,历时18天。炸毁县汽车站、洗劫县医院,损失惨重。6月5日,榆林专区革委会组织除定边、神木外的10县与佳县“东方红”同派的武斗人员成立“榆林地区民兵联防指挥部”,下设“联防司令部”,抽调1500人,组成三个团,对佳县城实行第二次围攻。因佳县地势险要、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围困时间长达98天也未攻下。武斗中双方死亡近90人。
最惨烈的一次武斗发生在6月29日晚,佳县城内“陕北联合大队”派出300余人出城偷袭榆林县“红工机”武卫营,不料反遭包围,酿成鲍家坬惨案,这次武斗仅“陕北联合大队”一方即死60多人,其中被俘后打死近30人。
榆林专区革委会于1968年4月8日就成立了,但未能制止武斗,反而组织武装围攻佳县。直到9月,省军区派三个武装连队到达佳县,才最终制止武斗。

延安

在延安地区首府延安县,1967年1月26日学生造反派“联合造反总部”宣布夺了地委、专署的权。1月27日延安县委内的群众组织取得县武装部、军分区的支持,宣布夺权。夺权后形成两大派,延安县“联合造反总部”(“县总”)反对“一·二七夺权”,延安县“联合造反指挥部”(“县指”)支持夺权。与此相应的两地区组织称为“联总”和“联指”。对于支持哪派组织,军分区领导意见分歧。7月1日,“联总”游行庆祝中共诞辰,遭受对方冲击,双方多人受伤。9月以后两派武斗升级,年底达到高潮。12月16日、延安“联总”用机枪、炮火攻占“联指”武斗队驻守的清凉山和东关,双方共死亡19人,“联指”撤退,“联总”独占延安城区。延安城乡武斗全面展开。
进入1968年,双方仍在延安郊区和周围各县交战,死伤严重。按照周恩来指示,双方于3月在北京、4月12日在马家湾达成协议,但此后冲突未停。
延安地区的武斗,大致可分为北线、东线和南线三个“战区”,双方均分别组织了相应的联防指挥部,跨县作战。居于延安地区北部的志丹、吴起、甘泉(也属于南线)、安塞四县,“联总”方曾组织“志、吴、甘、安”四县联防指挥部,从1967年底、1968年初开始武斗,在临近延安的安塞县反复争夺、鏖战不止。
在东线(延安、延长、子长、延川),“联指”一派势力较大,曾长期占领延长、子长县城。“联总”派于1967年12月18日在绥德“十大指”帮助下攻占子长县城瓦窑堡。
在延安地区南七县(甘泉、富县、宜川、洛川、黄陵、黄龙、宜君),1967年11月开始武斗,各县一派被赶出县城。其中黄陵、宜川被“联总”派占据,其余五县被“联指”派占据。各县在野派在郊区聚集力量伺机反攻,冲突不断。
1967年12月12日,延安地区“联指”派南七县会议在洛川召开,决定解决宜君、洛川的对立派后,七县联合攻打黄陵。12月27日“联指”召集黄陵、洛川、宜君三县在宜君召开了攻打黄陵对立派“造反司令部”的会议。12月29日凌晨4点,黄陵本地“联指”派“工农兵总部”两路武斗队分别直插黄陵县城。当天,武斗最残酷的场面发生在凤岭山上。此役双方死亡25人。武斗结束后,“联总”的“造反司令部”弃城逃往白水县。
1968年夏武斗转剧。在东线宜川,“联指”派“宜总指”联合各县同派800余人,其中武斗人员约580余人,由延安“联指”头头指挥,于6月13日晚乘20辆摩托车和4台拖拉机,由黄龙、富县两路出动,占领军事要地,包围了“宜地总”占领的宜川城。14日攻方炮击“宜地总”阵地,经3日激战,16日晚“宜总指”部分人员持枪冲入城内。但由于榆林地区“红工机”和黄龙“205派”的支援,加之“宜总指”总指挥被炸死,17日“宜总指”和同派武斗人员撤离宜川。这次武斗双方死亡14人,伤21人。
此后“联总”转入攻势。1968年6月16日,甘泉“兵团”武斗队员20余人配合“联总”攻打甘泉、富县。
1968年6月23日和24日,延安“联总”召开各县战斗队会议,讨论打通延安南县的有关事宜。28日在延安“联总”所属战斗队、黄龙“205”、延长油矿“红联”、北片联防等组织共300余人配合下,洛川“造反总部”收复洛川城。另一支队伍由黄陵县“造反司令部”协同其他县武装人员共1000多人,乘80多辆卡车在6月25日与黄陵对立派“工农兵总部”战斗至深夜,共打死12人。次日攻打“工农兵总部”主要驻地,双方死5人。“工农兵总部”逃往宜君。
1968年7月,省革委在西安举办延安两派头目的学习班制止武斗。8月18日延安专区革委会成立,军代表许效民任主任。

铜川

陕西的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市、渭南、咸阳、宝鸡专区和铜川市。
1967年初,铜川市不同群众组织多次夺权,最后市直机关群众组织在武装部支持下于2月3日夺了权,并于2月19日成立“铜川地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简称“铜总司”,又称“二一九派”),成员多为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主要领导人为铜川矿务局工人姚荣斌。反对派是此前于2月12日成立“铜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会”(简称“铜总会”,又称“二一二派”),成员多为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亦有许多工农群众,主要领导人为铜川矿务局技术员郭传铭。两派斗争激烈。
21军进驻陕西后,由于“铜总司”倾向西安东派,迫使军方改变立场。8月19日,省军区、21军联合发出《关于铜川问题的公告》,公开支持“铜总会”,使派性斗争不断升级。两派分别组织武斗队伍,设立指挥机构和武斗据点,以大同桥为界,将市区分割成南北两部分。8月29日至10月14日,两派组织先后发生过4次大的武斗。10月14日两派400多人持枪武斗,死25人,伤60多人。武斗造成渭北煤矿停产,交通中断,电厂存煤告罄。
为解决铜川问题,中央于1967年9月5日以特急电报的形式发出中发[67]289号文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随后,中央将两派头头召集到北京,举办学习班,签订《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11月9日中央发出《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决定抽调兰空工程兵一个团加强铜川支左力量,制止武斗,封存收缴两派武器。由21军派得力干部,吸收兰空、市武装部参加,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省军区和21军对“八一九公告”作公开检讨,宣布撤销该公告。同日中央发出《中央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至此,铜川的派性斗争有所收敛。
1968年5月20日,铜川市革命委员会及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军代表丁克任主任委员兼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渭南

在渭南地区形成的两派与“四清”运动相关。以蓝田县(当时属于渭南专区)为例,1966年底,“红卫一中‘临委会’派员到农村调查社教运动情况,形成一个揭露社教运动的《斑斑血泪、血泪斑斑》的调查报告,并制作了《社教中施用的22种刑罚》图片,公之于众,大造否定‘社教’舆论。红卫一中的对立组织‘造委会’,也深入农村联络贫协组织,提出‘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誓死保卫社教运动伟大成果’、‘只许贫下中农造反,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等口号,使蓝田的两派斗争更加明朗化。” 1967年3月武装部支左后,将红卫一中的“临委会”解散。这些造反组织后来结成全县性的“蓝田五一六”,宣布支持西安的“农总司”,其对立派于8月成立“蓝田八八革命造反派”,加入西安“农总会”。
渭南“红联指”、蓝田“八八”、大荔“红六司”、合阳“鲁迅兵团”、华县“华联指”等组织本属地方武装部支持的一派,但与西安“西派”联系,也与铜川“二一二”以及延安“联总”一派相互支持。而与其对立的渭南“七大统指”、蓝田“五一六”、大荔“联指”、合阳“井冈山”、华县“联总”等组织则与西安“东派”结盟。这种情况说明,在武斗阶段,各派着重的是现实利害,原来的政治主张已经无关紧要。
1968年 5月31日,属于渭南“红联指”系统的澄城“联统”主办的《新澄战报》登载县、社两级20名领导干部发表《关于澄城当前文化革命运动中有关形势、冲击人武部、夺枪、冲击革委会、站队等问题的声明》。从文章题目可以判断他们批评的是造反派。9月18日,省革委会负责人在省革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对这个《声明》进行了严厉批判。9月21日至23日,《陕西日报》连续发表了新闻报道和三篇社论,将此文件称为“一桩极其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事件”和“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最后两派斗争结果形成南北两大军事集团。南线集团以蓝田“八八”和渭南“红联指”为核心,将对立派渭南“七大统指”赶出渭南。“七大统指”屯集大荔,和大荔“联指”等组成北线集团。战斗主要发生在蓝田-渭南-大荔-合阳一线,以争夺渭南为中心。1967年11到12月,渭南两派开始抢枪,武斗升级。12月初,渭南“红联指”和蓝田“八八”协助大荔“红六司”攻打对立派。他们又于1968年1月10日攻打合阳县城,返回途中遭到对立派大荔“联指”伏击。激战中双方死39人,伤39人,烧毁汽车4辆。
1968年5月2日,华县“华联指”与渭南“红联指”到华县抢枪。驻扎大荔县的渭南“七大统指”得到华县“联总”的报告,组织武装人员对华县城实施包围。5月3日渭南“红联指”组织增援失败。5月4日上午,华县城内“华联指”及渭南“红联指”败退突围。这次武斗双方共死25人、伤30余人。
1968年5月17日,渭南“七大统指”及大荔、富平、韩城、合阳、澄城、蒲城、华县、蓝田等9县同一派别武斗队联合,以护送渭南“七大统指”回渭南为名,攻打渭南“红联指”。战斗异常激烈,至5月23日晚,“红联指”最后据点渭南纺织机械厂大楼被炸,各县武斗队进厂,“红联指”人员被迫突围。这次武斗双方共死27人,枪杀31人,重伤数十人。6月11日,渭南“七大统指”方面乘胜追击,于12日发生战斗至晚,双方共死30余人,伤数十人。
1968年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后,两派逐步上缴枪支,渐走向联合。8月全区武斗基本结束。9月3日,地区和渭南县革委会同时成立。其间的8月1日,由于潼关县“农总司”一派予以对抗,部队在代子营地区对其包围,交火后打死16人,缴获了枪支弹药,称为“代子营事件”。

咸阳

咸阳市于1966年并入西安市,所以文革运动的发展大致与西安同步。地区所属各县的文革主要是由西安来串联的大中学生煽动起来的。1966年底,各工矿企业人员也被发动起来。1967年1月2日,西北国棉七厂760名职工赴西安请愿,生产车间大面积停车6天,直接经济损失达85万元。
1967年1月5日,西安造反派组织乘20多辆汽车来咸阳游行,返回时被咸阳群众组织堵截在渭河公路大桥上,使过往汽车3万余辆不能通行,西兰路中断3日之久。7日,持同一观点的西北国棉一厂、二厂、七厂、陕毛一厂等的部分工人给被围在桥上的西安工人群众送水、送饭,造成停产。此事件被称为“反革命一七大罢工”,并认为是地委书记张景文等一手策划的。
1967年1月底、2月初,咸阳地委和专署相继被夺权。群众组织经分化组合后,形成“工联”和“联总”(“咸阳地区文革联合总指挥部”)两大派。在专署和地委驻地兴平县,夺权后形成“统指”和“联总”两大派。“统指”属于咸阳“工联”派,以学生组织“兴造司”为中坚,受到1967年4月进驻的21军的支持,在9月4日的一次武斗中将“联总”赶出县城。“联总”在城郊西南囤积力量,曾于1968年6月7日攻城。咸阳地区双方均组织武斗的13县联合指挥部。但“工联”派较占优势,在兴平、礼泉、武功等县曾将对立派赶出县城。
在咸阳地区的文革中,邻近西安和咸阳的泾阳县和三原县最为典型,三原县的两派斗争最为激烈。该县“红五类”的“红卫兵司令部”在1966年8月成立。另一些学生在西安红卫兵的支持下,在9月成立了“红卫兵三原地区造反司令部”(“红三司”)。1967年1月8日,“三原地区工农革命造反司令部”(“工农司”)成立,宣布支持“红三司”。 1967年1月31日,“红三司”、“工农司”派组织宣布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受到对立派反对而流产。军队介入后,于3月1日成立“三原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三筹”),宣布不承认1月31日夺权,并逮捕了“工农司”的三名领导,摧垮了除学生组织外的“工农司”一派群众组织。参加“三筹”的十大组织于4月15日统一为“三原地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
4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公布,开始反“二月逆流”。5月1日,“红三司”在公安局门口静坐要求释放被捕人员。驻本县的空军技术学院(原15航校)的造反派“红纵”夺权后支持“红三司”一派,于5月8日出动数千学员和“红三司”及相同观点群众游行示威,还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已宣布解散的“工农司”东山再起,按系统也成立了十大组织,并于10月联合组成“三原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联指”)。公安机关释放“工农司”被捕成员后,“联指”于1967年7月20日召开大会并组织游行。游行中两派发生冲突。当晚“总指”包围了南郊中学,发生武斗,各伤20多人。8月8日,“联指”召开庆祝“十六条”颁布一周年大会,邀请西安两大派组织的代表和“红纵”参加。大会结束后游行中双方发生冲突。8月16日“总指”组织万余农民开进县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文攻武卫司令部”,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南郊中学,与“联指”成员发生激烈武斗。拖拉机站“联指”工人开来改装成坦克的拖拉机支持“联指”突围至空军技术学院避难。此次武斗双方受伤100余人。
1967年8月27日,避在军队营房的“联指”人员要求回城。“红纵”出动11辆军车、400余人员,包围县委、县人委大院,开枪打死11人。事后“总指”向空军司令部告状,空司派调查组前来,只处理了安置死者家属问题。
1968年以后,三原双方武斗进一步升级,影响大的枪战近十起,打死100余人。6月8日,“总指”向县医院发射炸药包,失误落在松香包上引起火灾。虽经周恩来指示抢救,终因火势过猛,致使2782吨松香付之一炬。7月21军派一个团兵力来制止武斗,局面才有所缓和。
据统计全咸阳地区发生武斗事件107起,打死干部、群众540多人,致残124人。 1968年9月3日,咸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在兴平县正式成立,军分区司令员武治业任主任。
对于抢夺武器问题,周恩来曾对陕西省有过两次指示。一次在1967年9月4日,指示21军、省军区,要求他们阻止兴平县“联总”所属“农民造反司令部”抢劫该地302国库枪支。后来又于1968年1月9日指示说:“抢夺304库武器,不能下发,要立即封存。听候处理。”又于10日凌晨指示:“责成工总司把武器全部交回来。”但要求军队不要开枪。

宝鸡

1967年3月以前,“宝鸡地区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工矿总部”)和其他行业的“总部”相继成立,合称“十大总部”。1967年3月初“十大总部”建立起“宝鸡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总指挥部”(“总指”),其核心组织仍为“工矿总部”。此时,与其对立的“宝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总司”)也宣告成立。“工矿总部”和西安“工联”派联系,“联总司”和“交大派”联系。3月初21军63师进驻宝鸡地区,和地方干部联合建立生产领导班子。
6月17日,驻宝鸡地区部队、宝鸡军分区联合发出“坚决地支持工矿总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通告》。 此后两派武斗不断升级。8月15-17日宝鸡市两派在市区武斗,受伤40余人。由于军分区的支持,“工矿总部”在整个地区占优势,在扶风、麟游等县都将另一派赶出县城。区内发生过几次重大武斗事件。
在陇县,1967年初先后成立了对立的“陇县革命造反总部”(“县总部”)和“陇县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县红联”)两个全县性造反组织。8月25日以后两派开始武斗,27日“县红联”调动上千农民进攻“县总部”几处据点,打死1人,打伤多人。“县总部”向宝鸡“工矿总部”求援,“工矿总部”出动8000多人乘180余辆汽车于28日赶来,交战三天中死16人,伤数百人。直到1968年县革委会成立后仍不断发生武斗。除去武斗打死外,全县非正常死亡103人,其中被毒打致死76人,被批斗、威逼自杀27人,致残33人。
11月21日,宝鸡市虢镇地区两派从晚上10时持续至次日早7时武斗,参加者2000余人,出动汽车9辆,土坦克、摩托车各一辆,各种枪械173支,长矛220多把,其他器械130多件,当场死7人,伤残220多人。6月6日,岐山县蔡家坡地区大规模武斗,涉及到岐山、扶风、眉县、陇县、凤翔、宝鸡等6县1市30多个单位,参加武斗800多人,动用不同口径的土炮40门,各类枪支500余支,手雷近千枚,及坦克等重型武器,当场死20人,伤残32人。
宝鸡专区和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分别于1968年2月28日和3月26日成立。直到1968年8月,各县革委会相继成立,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局势趋于平稳。

汉中

陕南武斗,以汉中、安康两地区为最为惨烈,由于地处偏远,省里鞭长莫及,难于及时制止。但是尖锐社会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发展成激烈的对抗,实为文革的典型样本。
到1966年底,在汉中市形成三大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但未形成对立局面。1967年1至2月,相继在各领导部门和职能部门,以及所属各县夺权。2月中旬部队介入,军分区及各县武装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代行原来地委专署及县委职能,造反派被抑制。
1967年3月以后,逐渐形成两大派组织。以“统一战斗队”、“工矿企业造反队”、“汉中大学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等组成“汉中地区统临矿革命造反指挥部”,简称“统临矿”或“统派”。以“联合造反队”、“汉中大学新文革委员会”等组织组成“汉中地区联新革命造反指挥部”,简称“联新”或“联派”。“统临矿”的支持者大多为城市平民和工矿企业成员。“联新”的支持者大多为机关人员与文革前既得利益者。“联新”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统临矿”力量也不弱,特别是北大汉中分校在其中起着骨干作用,这使两派力量大致势均力敌。战斗集中发生在汉中市区,使这座古城几遭灭顶之灾。
北大汉中分校卷入地方两派斗争,有两条线索。一是北大分校学生对专区公安处干部尚德俊在3月1日一次群众大会上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一场持久的争论;二是当地保守派到北大分校要求揪斗“反动学术权威”、副校长周培源,形成对立局面。这样北大汉中分校就加入了与他们观点相同的“统临矿”,哲学系教师高云鹏成为这一派中举足轻重的领导成员兼高参。
从两派在各县的所属组织也可看出组成人员的成分。例如在宁强县,属“统临矿”一派的称“宁强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成员大多数为非党政机关干部。属“联新”的称“宁强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成员以党政机关干部为主。
1967年7月初,汉中两派斗争转剧,气氛紧张,武斗人员开始集体住宿。双方均有人被打死,武斗升级。“统临矿”派高云鹏开会布置“文攻武卫,内紧外松”方针。他们于8月19日用一汽车的炸药炸毁对方一座楼房,致使32人丧命。此后双方到处抢劫军火,全区发生抢夺武器事件224起,抢走各种枪支9.5万支,子弹7.8万箱,以及一批火炮(主要是迫击炮)和大量炸药、雷管,足够装备两支强大的军队。9月12日,两派在北大街、中山街第一次真枪实弹武斗,死5人,伤多人。9月17日,两派又在北大街莲花池浴池武斗,从上午10时直打到下午3点多,双方死13人,伤30多人。10月6日起连续4天在东大街武斗,城内商店停业。此后两派划分势力范围,以北大街、中山街为界,以东为“统派”区,以西为“联派”区。
1968年4月中旬,武斗局势进一步升级。4月18日两派为抢占古汉台大打出手,5人死亡。4月23日“联派”的“森工兵团”部分武斗人员返回留坝县时遭“统派”袭击,被当场打死28人,25人被俘后遭枪毙。5月1日,“联派”攻打“统派”占据的汉中汽车运输公司,双方死10多人,打死无辜群众7人。此后双方加紧抢劫、储备战略物资粮食、食品、药品、汽车、推土机,抢银行,抢精密作战地图。
5月底,“统派”攻占洋县,杀死对方几十人。“联派”的“洋县总部”退守山区。6月1日,“统派”追击遭“洋县总部”伏击,死12人,伤24人。
5月19日,宁强、勉县“联派”人员以及略阳、四川广元的武斗组织联合攻打两省交界的阳平关,意在独统宁强。经一天激战,统派“红铁军”被包围,暂避当地驻军处。“联派”包围驻军大楼,动手抢解放军枪支,解放军鸣枪驱散,复又与驻军持枪对抗,“勉联”死伤各一人后撤离。
6月2日,“勉联”在抢夺驻军武器时,一名武斗人员被打死。“勉联”向驻军进攻,武斗人员被打死10人,伤10余人。当晚,“勉联”以谈判为名,诱骗驻军放下武器,下楼谈判。驻军4人走下楼来当即被打死。“勉联”人员冲上楼,14名战士,除1人逃离外,13人惨遭杀害(一说其中4人重伤)。
此时,“统派”企图仿效榆林、延安,实现一派掌权,策划大型武斗。6月13日调动大批武力,分三路进攻,但由于“联派”早有防备,形成胶着状态,从此汉中城内天天枪炮不断,炸、杀、烧、抢持续两个多月,许多街道成为废墟,珍贵古建筑变成一片瓦砾。事后统计烧毁房屋19000多间。
从1967年8月19日“炸大楼”事件开始,到1968年7月30日“联派”炸掉汉中米厂为止,汉中地区共发生803起武斗事件,死亡人数大概在1390人到1400人之间,烧毁房屋1.9万多间。
7月24日,中共中央制止陕西武斗的“七二四”布告发表。汉中军分区及驻汉部队强令两派于8月初停止武斗。9月2日成立专区革委会。主任为军分区政委罗铭。

安康

在安康地区,1967年2月至3月形成以黄必智为司令的“安康专区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和以焦建国为司令的六大“司令部”的联合体(简称“六总司”,又称“八大总部”)。“六总司”的人“大多政治背景不好”,而“红三司”受到地方武装部的支持,所以颇占优势。
这些组织的形成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例如石泉县社教一直持续到文革初期,“这样一个庞大的社教工作团,在石泉县进行了半年多的社教运动,主要是查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加之受‘文革’运动的冲击,极‘左’路线的干扰……出现了许多极‘左’行为和死人事件。” 石泉县于1966年8月13日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开办集训会。会上有183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黑七类”,受到批判斗争、体罚和人格侮辱。同时“四清”运动还在继续。8月17日社教工作团在池河制造了“七路军”惨案,被打成“反革命”的多达5228人,不少人被揪斗致死、致残,家破人亡。这些案件直到1967年8月才平反。但积累的矛盾很快爆发出来。“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夺取了‘四清’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成为造反派组织批判、诘难当权派的口实,致使不少人受到迫害。他们视这些材料是整人的‘黑材料’,要求当权派平反。而另一派群众组织则在街上贴出大字报:‘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坚决不准四不清下台干部翻案’。各造反组织以不同观点,各持己见,这样就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 5月30日成立“炮打司令部联合委员会”(“炮联”)。他们于9月抢劫并烧毁“四清”材料,并在1968年3月17日成立的县革委会中占据优势。
在石泉县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岚皋县干部回乡后也招兵买马,在1967年2月20日成立 “岚皋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部”),参加安康的“红三司”。他们利用在农村的优势,控制全县大部分地区。
又如紫阳县,“一派名‘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紫联站’),又称‘二一派’,成员多为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一派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无联司’),又称‘二六派’,成员多为机关干部和工人、农民。”前者和六总司一派,后者和红三司一派。
安康武斗可以划分两个阶段。1967年夏季到1968年初为第一阶段,范围主要在安康及其附近地区。1968年4月后为第二阶段,范围扩大到全地区。
1967年8月19日,“六总司”为抢整群众的“黑材料”,围攻地委、专署,抢走了部分档案,和“红三司”发生冲突。从此工厂停工,机关停止办公。“以后‘六总司’控制安康新城和老城,‘红三司’撤出城外,控制农村,形成‘红三司’包围‘六总司’的态势。从8月23日起,双方武斗人员开始真枪实弹射击,互有伤亡。”此后战斗移到安康以东的平利、旬阳。“红三司”在这些地方占优势。“红三司”雇用了很多农民参加武斗队伍。“大多数农民则是看中了当武斗队员的经济利益,因为他们每天的工分生产队照记,伙食也比农民甚至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干部、工人家庭好得多:白米干饭、白面馒头、豆腐粉条尽饱吃,每天还有一顿荤。如果打仗,每人每天补助五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或公社书记三天的工资),受伤住进医院,仍然享受打仗的经济待遇,阵亡的则按烈士对待(这些‘烈士’的称号及待遇后来自然被取消,成了可悲的牺牲品)。”
1968年4月4日,安康再次大规模武斗,“红三司”把“六总司”的大部分成员围困在安康老城内。4月9日“六总司”发起反击,包围“红三司”控制的安康土西门。4月16日,“红三司”两次向“六总司”控制的安康老城发射各种炮弹800余发、“飞行炸药包”100余套,炸毁房屋878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私建筑遭受惨重损失。4月29日,安康“六总司”动用电台向中央呼救。到30日,老城区一半建筑被夷为平地,居民四散逃亡。
4月12日和13日,周恩来两次指示,要求安康两派停止武斗,派代表赴京谈判。4月23日中央派来两架直升机将两派和军方代表接到北京,由中央主持于24日达成停火及供应粮食协议。然而停火协议墨迹未干即被撕毁。5月9日,周恩来第三次发出指示,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这时两派虽发出了停火命令,但大规模武斗仍继续进行,“六总司”人员和几万居民被包围在东关一隅。
此时西线的宁陕、石泉控制在“六总司”派的“炮司”手里。汉阴于1967年8月26日被“红三司”的“红总部”占领,但1968年4月22日“六总司”偷袭汉阴城成功。“六总司”在外人员为了挽救安康危局,于5月2日在西安举行联防会议,决定采取“内外夹攻”计策。这一派9日在汉阴组成西线指挥部,集结了600多人一路东进攻打汉阴涧池,15日攻打紫阳汉王城,22日攻打安康叶坪,26日攻打恒口越岭关,27日攻打“红三司”后方指挥中心恒口。“红三司”方面紧急调动部队封锁汉白(汉中到白河)公路,阻击对方。 在此期间,在南线的紫阳和岚皋“红三司”颇占优势。6月19日-7月13日, 安康“红三司”所属“八县联委东线指挥部”下辖平利、白河、岚皋、旬阳、镇坪等5县武斗人员270多人进攻镇坪县的对立派“镇三司”。
5月25日,省革委派出以副主任身份的西安东派头头马希圣带领8人乘飞机来安康调解,但他们实质上采取了亲一派疏一派的做法,只与“红三司”接触,不仅未解决安康武斗问题,反而对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8年5月至6月,21军根据中央指示有一次军事行动。大致过程是:5月19日,汉中两派阳平关武斗,还有四川来的数百人参加,危及当地的一座战略油库的安全。油库负责人通过石化系统上报,周恩来电话指示21军采取措施。21军派63师孙玉水师长率驻宝鸡的187团两个营乘卡车赶往阳平关。考虑到路程遥远,又命令驻略阳的该团两个连由副师长魏新民率领乘火车先期到达。因从略阳赶到凤县乘车遇雨有所耽搁,赶到时武斗事件已经结束。而另一路由于当时秦岭地区交通的不便,到达陕南已是5月底了。所以胡炜回忆该事件是6月中旬的事,也是有原因的。 据《中国共产党石泉简史》记载,省军区领导黄经耀曾于5月29日到达石泉。 石泉位于汉中、安康之间。所以估计这支主力部队到达陕南时,阳平关危机已过,改为派至安康地区制止武斗。
据《安康地区志》,“1968年6月2日,中央决定由兰州军区派解放军8163部队来安康,与安康军分区、总字282部队和各县人民武装部一起,强行制止武斗。”部队开进后,首先用装甲车隔开武斗双方,并设置警戒,然后强行将所有防御障碍物摧毁。安康城内外枪声渐稀,城区始见平静。
仅据安康县统计,武斗期间总计非正常死亡922人,其中武斗中死477人;发生乱打滥杀事件248起,致死425人。一次武斗最多打死30余人。
1968年9月3日安康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由军队干部魏新民担任。

商洛

1967年3月以后,商洛地区基本形成了“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大联合委员会”(“红大联”)和“商县地区三八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八”派)两大派。“三八”派加入了西安的“交大”派,“红大联”则加入了西安的“工联”派。1967年下半年两派斗争转剧。在商县,10月以后,“红大联”总部占据商洛剧院、地委、专署为据点,而“三八”派则占据县幼儿园、新华书店、服务楼等地。11月1日双方发生冲突,“三八”占领“红大联”各据点。“红大联”败退后,在军分区默许下抢劫了军火库,于11月14日组织队伍反攻。枪战中死5人,重伤6人。“三八”派被驱出县城,在游击战中攻下了柞水城。
1968年5月,双方又发生两次武斗,有人伤亡。6月,在支左部队的安排下,在外飘泊了半年之久的“三八”派回到了商县。9月6日专区革委会成立。
在同一时间里,区内其他6个县的两大派组织也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其中在1967年11月19日商南县第一次武斗中死11人,伤19人。全区武斗致伤2300余人,致残67人,致死166人。

六、屠杀事件

这里说的屠杀事件包括两类:武斗时期的集体屠杀和革委会成立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屠杀。“清队”中正式处决的人数不多,但自杀人数可能是最多的。

集体屠杀事件

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事件有两类。一类是两派激烈武斗时屠杀对方人员。一般来说,杀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第二类是在武斗时期屠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两类现象,在陕西主要集中在安康地区和汉中地区。
最残忍的事件发生在安康地区。“安康有个‘红三司’,现在提起这个名称浑身都是鸡皮疙瘩。那是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王汇聚的、专门杀人的、最革命造反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口号是:先把安康所有的地、富、反、坏、右、资杀光、杀绝,再去杀全国的!但是在实际杀人过程中往往扩大化,连这些人的子女、亲属也杀,甚至把全家、沾亲带故的几家全部屠杀,比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彻底得多!安康附近各县的五类分子闻风丧胆,有的已经跑到深山躲藏起来。其他各项武斗死的人也比汉中多得多。”
在1968年安康武斗正酣时候,“红三司”在恒口中学关押对方人员一二百人,类似一所监狱。6月“六总司”派出小分队增援安康,眼看到达关押地。“红三司”领导商量三种处理办法:一是情况紧急来不及撤退,就将关押人员全部炸死;二是将里面的党员和学生随看守人员撤退,其余的人炸房埋葬;三是情况比较缓和,有较充裕的时间,则只把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且年龄偏大的人处死,其他全部转移。最后因“六总司”增援部队受阻,执行了第三方案,只把拘禁的13名主要是曾被打成右派的和家庭出身不好的,活埋在恒口中学操场。
武斗停止以后,此事暴露引起公愤,纷纷要求严惩肇事者。为急于安定局面,1968年11月11日在安康及各县宣判了200多名武斗事件主要罪犯,其中50多人公判大会后立即执行枪决,包括这次事件主要责任者。
1968年5月“红三司”开始大规模屠杀对立派群众和“四类分子”(称作“尖子”),首先在安康、紫阳等县开刀,然后在各县同派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各县代表回去也按照安康的做法杀人,叫做“打尖子”。例如在白河县,“白河一派头目从安康回县后,便召集全县各区、各机关同观点的负责人会议,介绍了安康做法,并发挥说四川、紫阳等地把四类分子杀光了,连子女也杀了,斩草除根。又说:‘我们不能再右了,太右了,要吃亏,就要掉脑袋。’‘现在公、检、法(机关)瘫痪了,我们不管谁管,对“尖子货”要发动群众搬它几个。’”
从6月17日到9月初,该县5个区30个公社中,有26个公社,以“打尖子”为名,打死82人。其中地主分子19人,富农分子14人,反革命分子28人,一般群众21人。“后经‘路线教育学习班’查明,县、区、社参与策划者16人,直接凶手170多人。事后,除对主要报复杀人的凶手判刑外,其余都以检讨、批评教育结案。”
在岚皋县,“1968年5~8月,‘总部’发出所谓‘打尖子,刹住资本主义复辟的歪风’、‘大刹资本主义黑风,狠抓阶级斗争,对尖子货要狠狠打击’、‘打击四类分子中最突出的人,以示威风,吓唬对方’等派性指示。6月,副政委、副司令带武斗队员11人在麦溪公社‘打尖子、刹黑风’中,枪毙地主分子郑大明,令农民何明斋陪杀场。28日,‘永红区司令部’头头带人到榨溪公社‘打尖了、刹黑风’,将马鞍大队中农廖代贵当靶子批斗,毒打致死。7月18日,红星公社枪毙甘在得。同一时期,东风、民主、城关区打死36人。在‘打尖子、刹黑风’中,全县发生抓、打、杀事件41起,搞抓、打、杀主要凶手63人;造成致伤14人,致残6人,枪杀7人,致死38人,逼死3人。”
屠杀之惨烈仅次于安康的紫阳县,在1968年5月后,和安康“红三司”同派的“二六派”残杀对立派群众及家属“四类分子”共400余人。在平利县,11月28日“红三司”系“十五总”组织100多人的武斗队搞武斗游行,从普济公社出发经秋坪等6个区12个公社,沿途捆绑吊打“四类分子”和不同观点群众。
这一时期在流经安康县的汉水中,几乎每天有尸首漂过,有人看见最多一次漂来八具。当地人员每捞出一具掩埋,区公所发给五元钱。一位参与捞尸的民警说,当时捞的那些死人,估计大多都是石泉县和紫阳县以及安康县流水区境内的,因为这些地方,当时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牛鬼蛇神集中在汉江岸边后,少部分用枪打死了,大部分是用绳子捆绑后再绑个大石头扔进汉江里,人淹死后,石头一脱或者说没有捆好,尸体就漂浮上来了。
一个安康地区镇子里的居民记载:“1968年4月,在安康武斗急剧升级的影响下,我们镇子里也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杀人狂潮。先是一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纷纷被杀,后来掌权的造反派又杀了一批他们的敌人(不同观点的造反派)。一时间小镇乌云遮蔽,腥风血雨,人人自危,茶饭不思,慌不择路。”同年6月,在一个叫水田坝的地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开处决,一位叶姓战斗英雄、老党员当众进行杀人竞赛表演,一连砍了六个人头,获得冠军。“1968年的7月,小镇的五类分子已经杀得差不多了(有的看势头不妙就自杀了),全区(区公所)十个公社的五类分子也杀得差不多了。”
汉中地区宁强县有一则记载:“1968年6月27日,时‘联指’已赶走‘总指’,独家占领宁强县城,但在指挥部的造反人员,闲暇耍得无聊,这天就有人提议搞几个‘五类分子’来审一审解闷。后来一女学生叫来地主分子胡中衡审问,胡拒不承认自己是所谓‘五一军’这凭空杜撰出来的反革命组织成员,联指的审问者就动手拷打,女学生也不甘示弱。胡中衡大喊冤枉,引来了‘联指’四五十人,群起而殴。住在粮站的‘联指’武斗一班闻风赶来,用枪托、枪筒乱捅乱打,刹那间胡中衡就一命呜乎。事后为了欺骗社会舆论,次日还召开了公判会,宣布胡中衡罪状。” 一个人的性命就这样被断送了。“联指”系“宁强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于1967年9月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体成立,属于汉中“联新”一派。
在渭南地区的蓝田,从“社教”起家的“八八派”在革委会成立之前就办起了“群众专政”并实行“镇反”。因为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有一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的话,遂决定在自己管辖区域实行。12月20日“八八派”举行常委会议,通过了一个主要针对地富反坏右和“四清”下台干部的《镇反公告》。1968年5月2日在公安局办公室举行“镇反动员会”,会后有17个公社先后召开“镇反大会”,开创了蓝田群众组织“专政”、乱杀人的先例。以这个公告名义,用石头砸、抢托砸、枪毙等残忍方式先后打死35人。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全省武斗停止,革委会成立,老百姓还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就立即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9月18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要求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1968年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在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时提出,陕西有“三条黑线”: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以彭德怀、高岗、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和以解放前中共临潼党组织为首的“叛徒”、“内奸分子”的反动势力长期盘踞在陕西。
在这一运动中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的就有40多万人,挨整干部6.2万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仅在省级机关、庆安公司、部分大专院校等16个单位中就揪出所谓“反革命集团”93个。
在学校里又重现了“红八月”的景象。在西安交大,1967年12月28日学校“红卫兵总部”组织几十路红卫兵,对一些所谓敌特、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家庭进行大抄家,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12月30日校革委会召开“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会”,宣布对彭康、林星、凌雨轩等32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68年3月22日在校革委会和有关专案人员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彭、林、凌的定性材料,把彭康校长定为“大叛徒”、交大党内头号“走资派”。因此产生大量自杀现象。
学生也成了整肃的对象。一位交大学生回忆:“9月全校学生致力‘清理阶级队伍’,相继揪出一批‘反动学生’,叶梦华、王平洋、陈为习、姜亚兴等学生被公捕;林秉香仍被隔离审查,我班为之成立专案组。”
在西军电,“‘文革’中、后期,学院各班还出现一股‘揪反动学生’的风潮。有的同学抓住某些学生对‘文革’特别是对江青不满的言论,把这些学生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学生’。
西安市从1968年5月开始“清队”运动。“西安市第四中学在‘清队’中,揪出20多个所谓‘阶级敌人’,并拿其中12人搞‘活人展览’,肆意侮辱人格,进行人身摧残。对这样的胡作非为,市革委会主要领导人竟亲临现场,赞扬‘搞得好’,号召各单位参观学习。西安、咸阳、户县、长安、临潼等地,有7万余人参观‘展览’。此后,西安地区‘清队’扩大化更加严重。截至1969年1月底,全市共清理出所谓阶级敌人35141人。其中,‘叛徒’504人,‘特务’2158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949人,现行‘反革命分子’3316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19397人,其他8817人。”
地方上情况更惨。汉中县当时人口31.32万人,成人中平均15个人中就被揪出1人,全地区被揪斗82212人。不少地方出现捆绑吊打、关“牛棚”、罚跪、挂门板、吊石头、猴儿抱柱等残酷刑罚。略阳县揭出一个惊动中央的“盖天党”假案,致使2人死亡,2人致残,8人重伤。全地区因刑讯逼供致死384人。
在宝鸡地区千阳县,革委会成立后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在“社教”和文革中,全县批斗农村干部和社员1501人,其中打伤6人,致残2人,致死96人(“社教”中16人,文革中80人,其中“四类分子”8人),多数是“清队”中发生的。其中“国民党千阳中学区党部案”含冤自杀身亡10人。
在汉中南郑县,1969年5月,县委派工作队进驻里八沟公社搞“清队”试点,施用20多种酷刑,硬打出两个“反革命集团”,涉及3个区5个公社374人。仅里八沟公社就有209个干部和社员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其中在对涉“平新党案”121人批斗中,打死15人,打残11人,拘留5人。在对涉“七一案”70人的批斗中,打死11人,打伤6人,关押13人。
在普遍实行的刑讯逼供情况下,冤假错案频出不穷。1969年在宝鸡地区制造出“西府地下党”案件。西府指关中平原西部,即宝鸡专区一带。1949年以前在这个地区曾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并进行游击队活动。到了1969年初,宝鸡专区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清查西府地下党,并定名为“001”专案,把麟游县作为重点,派去了200多人的工宣队,清查历时近三年,共查出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原地下工作人员696人。因此案而致死27人,致残1人,拘捕6人,开除党籍5人,开除公职18人,株连家属就更多。

一打三反

1970年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和“清队”不同,一开始就布置杀人,而且都是召开公判大会游街示众后执行枪决的。陕西省全省处决人数未见记录。
榆林地区:到1970年11月底,全区初步清查出“九种人”2308人,破获了14起反革命集团案,查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7034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区共逮捕、拘留1501人,判刑450人,处决52人。
在西安市,“运动开始仅2个月,全市就有89人逃跑,160人自杀(死亡125人)”。 所属户县于1970年5月11日召开公判大会,判处4人死刑,还有11人有期或无期徒刑。死刑犯中20岁的青年韩佑民,因出生地主家庭,备受歧视,对大队干部不满,书写和张贴“反动诗词”,又被加上其他罪名而惨遭处决。
渭南地区:召开各类批判斗争会7470余次,重点批斗5914人,其中杀38人,逮捕53人,拘留712人。 但这一数据不知是否有误,因为仅蒲城县大事记中1970年即记载:“9月23日,县召开5万人大会,判处‘二一’反革命案,处决案犯23名。1981年5月复查,对扩大化部分予以纠正。”
咸阳地区:1970年截至9月底,全区共定案处理九类“两大”案件6043人(案),占清出九类“两大”总案件的40%;落实“九种人”5292人,落实有百元以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9572人,牟利金额467万元,粮食(票)164万斤,布匹(票)24万尺,判处各种罪犯505人(死刑84人),逮捕661人,拘留929人。 “九种人”系指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各地区定义可能有所不同。
宝鸡地区在“一打三反”中共揭发重大案件554起。其中反革命集团案62起,现行反革命案391起。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千元以上的101起。已侦破落实反革命案92起,重点打击对象462人,退赔赃款209.4万元。全区拘捕1934人,判刑1539人,处决101人,畏罪自杀8人,潜逃13人。
反革命集团案之一例始于千阳县一位农民马启凤。他原是甘肃省清水县的,1958年因躲避“拔白旗”批斗而流落千阳,为人佣工,且有一些诈骗群众粮财行为。1965年,马被人怀疑揭发,遂被收容关押。文革中,军管组和县革委会政法组采取逼供讯手段,把马的“落后”言行和诈财活动,搞成“反革命活动”,把马曾联系过的31人打成“反革命纠合集团”,并上报批准。1970年8月25日,判处马启凤等6人死刑,另有2人被判无期徒刑,3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他20人被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改造。
陕南各地区没有总的处决人数统计数据。原因可能是杀人太多了。汉中地区的汉中、南郑、宁强、洋县、佛坪、镇巴6县有关资料记载,定案处理20738人,逮捕385人,处决26人。 这肯定是杀人最少的几个县。
仅汉中地区宁陕县,“一打三反”运动中处决人数就超过上述数字。该县处决了几批死刑犯。第一批4人都是宁东林业局的森林工人和当地农民,年龄20多岁,其中一个叫张弟学,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因用自制矿石收音机收听广播,被揭发收听境外广播,逮捕法办。另一名写日记说成是敌特传单。此后不到一个月,县军管会又宣布破获一起隐藏20多年的历史反革命案,枪毙9人,总共判刑的十几个人全是衣衫褴褛的农民。一个多月后又判处第三批,枪毙6人。1970年全县共抓不到百人即枪毙几十人,最多一次枪杀17人,全是普通老百姓。
安康地区亦无整体数据。但安康县有所披露。该县“一打三反”运动中,落实处理各类案件643起,904人,拘捕254人,杀掉27人,判刑4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畏罪自杀25起,死20人。9月26日,副县长雷云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同时杀害的还有县政协委员张开印。 雷云祺原为杨虎城部,参加过“西安事变”,1941年被胡宗南部以共党嫌疑拘禁三年,1949年曾配合解放军军事行动,以后当选为专署建设科长、农林局长、安康县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省三届人大代表等职。这样一位代表性人物,却被军管会完全不顾信义滥杀。
另一种典型是安康恒口镇青年农民朱友诚及其女友,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几十名青年,由于对现实不满,成立了组织,发表了宣言。这个组织很快被破获,原定处决六到七人,经省上审查减为朱友诚等四人,立即执行。其余几十人被判处死缓、无期或有期徒刑。
不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者并非完全都是无辜的,也有在武斗中杀人的主持者或执行者中的首恶分子。至于判处是否公平和有派性则另说。

“刘总师案”

商洛地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罹难人数亦无数据。在这里发生过一件大案,称“刘总师案”。该案起源于商洛地区镇安县,波及镇安、旬阳、安康三县边界地区农村多个公社。安康地区农民惠生厚,地主家庭出身,受到社会歧视,文革期间惧怕揪斗,化名全秀峰外出作木匠活流浪至商洛地区,住在镇安县农民蒋炎高家。一天蒋家来客江树均,称前一向听说安康有一帮人叫“六总”,保刘少奇,主张分田单干,跟1962年困难时那样,让大家随便开荒地,也不用交公粮。大家听了都说好。江说他联系了几个人,想成立个组织,但找安康“六总”的人没联系到。此时惠生厚自报了真实姓名,并自称是安康“六总”的参谋长,被“红三司”抄了家,现被“六总”总部派遣外出发展组织。其实他吹嘘的目的就是提高自己的声望。但几个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真信了,帮他挨家串联,封官许愿发展组织。游说的说辞就是否定“四清”、发展自由经济、保刘少奇。一夜,部分参加者在蒋家开了个“代表会议”,会上,惠生厚拿出他起草的文件《军纪二十二条》,末尾署“刘总三分队”。大家糊里糊涂通过了这份文件。
那个只和惠生厚见过一面的江树均回到他的公社后,也拉起了一个叫“八一六总第四连”的组织。另一个公社的张德虎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五湖造反兵团”,也声称是安康“六总”的下属。在这一区域总共成立了四个类似组织,但彼此间没有联系。
问题出在这个“八一六总第四连”上。他们与对立组织武斗,打死了对方的人,被官方围捕。负责人被捕后,供出了惠生厚。惠生厚被捕后,审问的人根据他那份署名“刘总”的文件,逼迫他承认“刘总师”就是“刘少奇总司令部”的意思。在严刑逼供下惠生厚被迫承认,株连了几个公社的一大批无辜者。于是全县上下迅速掀起抓“刘总”、镇压反革命的热潮。一幕幕惨剧相继发生。有一公社先后拘押了51人,47人被打成重伤,其中4人终身残疾,3人被打死,1人自杀。惠生厚所居住的蒋家4人集体自杀,死亡2人,生还的2人也被判处死刑。在1969年的“清队”运动中,这一典型案件共挖出所谓为“刘少奇鸣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198名,并威逼自杀56人,致残116人。
这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建制齐全的“刘总师”反革命暴乱集团案便成了铁板上钉钉的铁案。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又成为打击重点,于6月3日举行公判大会,判处惠生厚等24人死刑,立即执行,判处5人死缓、1人无期徒刑、29人有期徒刑。全案涉及648人。此案于文革后平反。
据镇安县志记载,1968年11月底发现有“反革命分子”集会,12月3日晚玉泉公社被砸抢,杀死千红大队党支部书记罗教荣。5日,县人武部以反革命杀人罪拘捕2名首犯。1969年10月,县军管组认定这个组织属“反革命组织”。在办案中私设公堂,非法审讯,残害无辜。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列为专案侦破,3月3日将此打成有反革命纲领、有目的、有军纪的“刘总师反革命暴乱集团”组织。6月7日,镇安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全案共涉及540人。在办案过程中大搞逼供信,有55人丧生,116人致残。
读此记载的人,可能多惊叹于此案的荒诞性和悲剧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的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偏僻山区的农民,不识字或粗通文墨,不知道“六总”是个组织还是个人,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颇为隔膜,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根本利益是完全清楚的,他们组织起来与损害他们利益的当权者抗争是值得赞许的。他们为自己的事业献身的意义可与张志新这些牺牲者相比,尽管他们自己未必理解这一点。此案也显示“六总司”这一组织存在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基础。

从清查“五一六”到“批林整风”

1968年各级革委会成立,群众组织解散,大学生分配,中学生下放。到1969年中共“九大”举行,文革的群众运动阶段基本过去。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战备空气日浓。为加强西北边防,1970年1月,21军军部奉命移防宝鸡市,63师移到甘肃平凉地区,62师移到宁夏中宁地区,61师移到甘肃天水地区。部队移防后,军支左办公室仍留在西安。1970年5月湖南的47军移防陕西,转隶兰州军区编制,军部驻临潼。
1971年2月28日至3月5日,中共陕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选举产生了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李瑞山被选为省委第一书记,胡炜、黄经耀为省委书记,萧纯、吴桂贤为副书记。吴桂贤原为咸阳西北国棉一厂的女工、劳动模范,后来出席“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官至国务院副总理。
在这一时期,与“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开展的还有清查“五一六”运动。胡炜在回忆录中说,“陕西没有抓‘五一六’。鉴于清队中出现了扩大化现象,当党中央发出关于抓‘五一六’分子的通知后,省领导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不开展抓‘五一六’分子的工作。” 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即使他们没有在省一级做具体安排,也不可能不逐级传达有关的中央文件,而各地区肯定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开展了这一运动。例如咸阳地区从1971年8月下旬“按照中央、省委有关指示精神,咸阳地区开展了以批资产阶级派性、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三批一清’运动。” 全区重点批判了880人,其中地区革委会委员以上11人,县革委会委员53人,另有原群众组织头头154人。全区重大事件中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的重点共263人,其中办学习班87人,隔离审查9人,拘捕15人。全区发现有“五一六”反革命线索嫌疑的46人,列为专案审查的42人,其中属本地区5人,外省转来的37人。
在汉中地区“遵照上级部署,汉中开展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277个单位中查出参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有嫌疑线索的379人,其中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19人,有严重罪行的54人。
这个运动在陕西省开展较迟,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就逐渐降温。此时有些地区将“三批一清”改为“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清除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坏人”。
这个口号实际来自“九一三”事件前的一次会议。1971年8月25日至9月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陕西省委常委汇报会议,21军、47军的军长、政委也参加,会议制定了《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指出陕西在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是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与兄弟省、市、区相比落后了。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作怪。
因此从1971年9月到1973年,这一《传达提纲》一直被作为陕西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来贯彻。这里为什么又提起“资产阶级派性”呢?因为在西安集中了很多军事院校。在文革初期,这些学校的学生很活跃,且主要站在21军支持的“西派”方面。在北京,他们和后来称为“冲派”的军内造反派相联系。1967年北京“五一三事件”后“冲派”失势,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杨成武垮台,“冲派”彻底失败,“三军派”掌握各部门大权,自然影响到西安各军事院校。不少学校原来的革委会被颠覆,对立派掌权,与21军产生矛盾。所以胡炜在回忆录中说这个汇报会和《传达提纲》是林彪的几位大将整出来的。
1971年“批陈整风”,1972年“批林整风”。1972年2月,省委召开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林整风会议,揭批林彪集团。因林立果搞的《571工程纪要》中,把西安列为“借用力量”,会议重点揭发清查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涉及到总后、空军驻西安单位的一些人员。
1972年11月18日,纪登奎打电话给李瑞山,传达总理指示说陕西批林整风情况不明,意指西安“借用力量”问题还没有搞清。省领导研究后把空11军、第二军医大学、空军通讯学院等单位的问题,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接着中央要李瑞山、胡炜到京汇报,汇报后中央确定召开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议于1973年1月20日开始,3月3日结束。
陕西省委于1973年3月21日至5月4日召开了“批林整风会议”,军队团以上、地方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会议。由于问题主要在军队,兰州军区领导皮定钧和冼恒汉也参与指导。会议传达了总理的指示、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和中央15号文件,结合各单位的实际,揭批了林彪集团的有关问题,清查了一些有牵连的人和事。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白辛夫、47军政委刘凌在会上作了检查。
1974年“批林批孔”,一些原造反派负责人在全省组织了一些“上访团”、“汇报团”等组织,要求为前阶段“三批”活动中受批判的人和事平反。在群众运动压力下,省里提升了一些造反派担任领导职务。1974年“‘批林批孔’,咸阳造反派几万人到省委闹,要揪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省委常委章泽、省委宣传部领导小组组长刘宗卓到咸阳接受批斗。”

揭批查

1976年10月事件后,中央号召揭批“四人帮”及其党羽。1977年11月,陕西省开展“一批双打”(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运动,以文革方式结束文革。
“四人帮”没来过陕西,如何揭批?就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具体的就是清查给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写过信的人。在榆林地区,这样的人查出33个。其中26人的信与政治无关,其余7人是控告性质的。其中6人被“解脱”,1人因问题严重态度顽固被判刑。
所说的“打击敌人破坏活动”,就是指说国家领导人坏话。所说的“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还是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榆林地区“在‘基本路线教育’中,宣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部署了要解决‘五种人’(受坏人利用的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老好人,思想水平低能力差的人)掌权的问题,继续执行‘左’的路线。”
在有些地区,再次给中小学教师办起了集训班。例如1977年7月,潼关县再次办了“人整人”的教师集训会。好在这次集训持续时间不长。
真正算“四人帮死党”的可能只有在上海造反起家、被王洪文派到汉中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的张育生。他于1976年12月8日自杀身亡。
对于省内的“帮派分子”也开始审查批判。1977年5月令宝鸡市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单英杰停职检查并对其进行批判。1978年1月,令原中共咸阳地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世英停职审查。单英杰原为宝鸡212厂技术员,后任“工矿总部”负责人、宝鸡市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
在蓝田县的“揭批查”中,据1979年5月24日统计,全县共清查处理“打砸抢分子”124人。其中处死刑4人,死缓1人,有期徒刑76人,教育释放22人,逮捕16人,死亡3人,待处2人。
1978年8月20日至9月21日,陕西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转发的《陕西汇报会议纪要》和重要批示。中央批示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陕西形势总的是好的,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不清,顾虑较多,领导不力,致使陕西形势的发展比较缓慢。中央任命王任重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免去吴桂贤陕西省委书记、常委和委员的职务;调萧纯到中央党校学习,而后另行分配工作。李瑞山在陕西十多年的领导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也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有的还是严重的。他的错误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1978年12月10日, 中央决定王任重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王任重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后,12月25日中央又调马文瑞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于明涛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这一时期陕西省进入“揭批查补课”阶段。“补课”的主要工作,一是抓好重点单位的补课,二是抓好文革期间重大遗留问题和大案、要案的处理,三是整顿好领导班子,四是结合复查,纠正冤假错案。
1978年10月23日,宝鸡市逮捕了“打砸抢首恶分子”单英杰和曾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会奇,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12月15日,宝鸡市召开公捕大会,依法逮捕9名“打砸抢首恶分子”。
10月24日和12月15日,陕西省和西安市两次联合召开大会,依法逮捕了文革中“打砸抢首恶分子”24人。其中15日逮捕了李世英,以及“工总司”马希圣、“工联”张培信、“统指”孙福林。至此,进入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全都落马并被整肃。
1981年6月15日,省检察院考虑到李世英的犯罪行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已经关押教育,可以从宽处理,决定对其免予起诉。1982年11月19日,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开除李世英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马希圣则在1983年9月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1978年底,西安国防工业系统开大会批判曾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姚连蔚。《人民日报》不点名报道这次大会,说:“那个人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书写反动诗词,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受到群众的批判教育。但他拒不接受教育,经常发泄对党和人民的不满情绪。” 1979年2月姚连蔚被逮捕,1981年决定免予起诉,1984年被开除党籍。
1969年胡炜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21军军长,1973年10月调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并当上“九大”、“十大”候补中央委员。文革结束后受到清查批判被免职,后问题得以澄清,至1984年方办理以正兵团职离休手续(比原大军区副职略低)。虽然他1973年调京后对陕西仍有影响力,但涉入“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应不深。他的主要问题,可能是那个西安建国路73号军事监护管理所问题。那里实际上是个监狱,关押过很多省内甚至中央高级干部,而且他们饱受虐待之苦。其中有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陕西省省长李启明等人。1979年5月13日,陕西省委印发《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
陕西省文革有些类似河北省保定地区,由于部队支持不同派别,引起比较激烈的武斗。在陕南的经济落后地区发生过惨烈的“打尖子”集体屠杀事件。虽然由于地广人稀,被杀的地富及其子女人数可能不多,但是已占人口总数相当比例。有些地区基本将“黑五类”杀光。这一事件至今很少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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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五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5月 03, 2020 8: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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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陕西驻军的“三支两军”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余汝信正在撰写中的书稿《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第四章第十节与第八章第一节。本刊已在2017年7月30日的第94期选发了书稿中的第六章第六节“十二军入皖”,2018年7月30日出版的第114期选发了书稿的第一章,在2019年3月30日出版的第126期选发了第二章,在2019年6月30日出版的第131期选发了第七章中一节 ,在2019年8月30日出版的第136期选发了第四章中一节,在2019年10月30日出版的第139期选发了第八章中一节,在2020年1月30日出版的第144期选发了第七章第二节。作者将部分书稿提供给本刊先行发表,以便征求更多读者的意见,进一步作好修改。


一、二十一军移防陕甘

1967年2月15日,军委以作字80号命令告北京、兰州、沈阳军区称:

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二十一、六十九、三十八军的部署作如下调整。

(一)调二十一军进驻西安、宝鸡地区,归兰州军区建制。军部率六十一师进驻西安地区,六十三师主力进驻西安以西和宝鸡地区,以一部进驻天水,具体部署由兰州军区确定。驻甘肃省平凉地区之步兵六十二师 ,归还二十一军建制。

调六十九军进驻山西,接替二十一军防务。二十八师接替六十一师防务,一○七师接替六十三师防务。军部位于太原。

调三十八军归北京军区建制,进驻高碑店、保定、定县一线地区,接替六十九军防务,具体部署由北京军区确定。

(二)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二十一军、六十九军务于三月五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三十八军务于三月八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

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野战机动部队的第一次大规模调防。接到上述命令后,三个陆军野战军立即行动,按时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并随即介入驻地的地方文化大革命。

陆军第二十一军前身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1958年从朝鲜回国后驻防山西,隶属北京军区。接到调防命令后,该军即率所辖陆军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三师,由山西移防陕甘地区,由北京军区转隶兰州军区建制,成为兰州军区辖内唯一一支军级野战机动部队。军领率机关由太原市移驻西安市,原代号4897部队改8133部队。军长胡炜,政委施义之 ,副军长彭思忠、苏锦章、刘江亭,副政委刘建功,司令部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梁济民。

陆军第六十一师,由山西雁北、大同地区移防至西安、咸阳地区。师部驻西安市,原代号4731部队改8118部队。师长徐春阳,政委孙长兴,副师长刘正昌、尹庆丰、马学俊,副政委费龙山、姬从周、洪意宁,司令部参谋长许效民,政治部主任王克卿。所属步兵第一八二团移驻咸阳、兴平地区,原代号4804部队改8157部队;步兵第一八三团、一八四团 移驻西安市东、西郊,原代号4726、4736部队分别改8158、8159部队;炮兵第三四一团移驻临潼地区,原代号4762部队改8160部队。

陆军第六十二师,3月5日起归还二十一军建制。师部驻甘肃平凉县,代号8037部队。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副师长徐洪学,副政委孟移山,司令部参谋长魏尚友,政治部主任赵书堂。该师归建后,所属步兵第一八一团(代号8046部队)赴兰州市支左;步兵第一八五团(代号8047部队)、第一八六团(代号8048部队)仍在宁夏青铜峡、固原地区驻防;炮兵第三四二团(代号8050部队)在宁夏执行垦荒生产任务。8月,师部移驻宁夏银川。二十一军对该师只管部队工作,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陆军第六十三师,由山西榆次地区移防至陕西宝鸡、甘肃天水地区。师部驻宝鸡市,原代号4558部队改8145部队。师长孙玉水,政委魏宏武,副师长魏新民,副政委刘建德,司令部参谋长魏骑象,政治部主任朱恭文。所属步兵第一八七团移驻岐山县,原代号4559部队改8163部队;步兵第一八八团移驻宝鸡市,原代号4560部队改8164部队;炮兵第三四三团移驻宝鸡县,原代号4577部队改8166部队;步兵第一八九团移驻甘肃天水地区,原代号4576部队改8165部队,其“三支两军”任务由兰州军区直接领导。

胡炜晚年回忆称:

2月23日,我奉命赴京受领任务。当日下午,周总理当面指示说:“西安现在很乱,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的部队到西安后,要稳定形势,做两派群众组织工作,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两派负责人现均在京,你同他们见见面,了解情况,做点工作。”3月1日夜和3月2日下午,中央文革和总理先后接见了西安两派的数十名负责人,总理接见时将我介绍给大家,并讲了赞扬的话,他风趣地说:“这是小胡,他能文能武,你们要听他的话,支持他的工作。”这显然是为我们部队开展工作创造条件。3月2日夜,总理接见了我和陕西省军区王明坤副司令、兰空刘镇副政委、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西安市委书记薛焰,他询问了有关情况后,作了很多指示,主要内容是:现在陕西省党政机构已瘫痪,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稳定形势,促进联合,抓好生产,现在春耕期到了,要快抓农业生产,军队负责同志要和群众组织协商,让霍、薛及其他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出来,一面接受群众的批评,一面抓好生产。接见后,总理要我留京参加军级干部会议,其他同志回去传达指示,开展工作。我陆续将总理的指示精神,通过电话,向二十一军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并要随行的军党委秘书卢念足于3月4日搭乘兰空飞机回西安,向军领导同志进一步具体传达,提出要立即着手办的几件工作:西安驻军组成统一支左机构,派人到省领导机关组织抓生产,特别是春耕,对总理指定的四所大学安排军训,组织宣传队,立即制止打、砸、抢。因此,部队抵达西安后,各项工作于3月份即先后展开。王、刘回西安后,向省军区、二十一军、兰空、总后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大家研究后确定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左统一指挥部,由省军区胡炳云司令任主任,二十一军胡炜军长、兰空杨焕民司令为副主任,并初步研究了统一领导支左的有关问题。

在军内没有职务的周恩来,为什么可以对一位军长发号施令?胡炜未有说明。其实,周恩来并非是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而是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碰头会(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人身份向胡炜布置工作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周对军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此一斑,可窥全豹。

胡炜又回忆称:

军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我于3月26日回到西安,当日下午即向四个驻西安军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详细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和军级干部会议精神,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总理关于“做两派群众组织工作促进联合”和“稳定形势”的指示,作为我们工作的指针。并研究确定了以下事项:把西安地区驻军统一指挥部改名为陕西省军区和驻军支左委员会 ,由新任陕西省军区司令黄经耀为主任,胡炜、杨焕民为副主任,省军区袁克服政委、二十一军刘建功副政委、兰空方升普副司令、西办白辛夫主任为常委(后增补省军区谷凤鸣政委为常委),统一领导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由四个单位抽调得力干部组成支左委员会办公室,联络组、军管组、军训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分管各方面的工作,为便于各单位及时了解情况,以利团结协作,各机构的负责人均由四家各抽调1名负责干部共同组成;由四个单位抽调大批干部、骨干组成数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型企业和一些事业单位执行支左任务,并按照总理的指示对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讯学院 、西安冶金学院等四所重点大学展开军训 ;西安、宝鸡、铜川三市的支左工作,由四家部队抽调干部共同负责,主要力量由二十一军抽调,各专、县的支左工作,则主要由军分区、武装部负责。会后召开了四家部队的连以上干部大会,由我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和省支左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各家分别组织了学习讨论,陕西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二十一军是军委专门派到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理所当然地要全力投入这项工作。经军党委研究决定:军、师、团各级领导同志除留两人照管部队工作外,其余均以主要精力投入支左工作;我和刘建功副政委参加省支左委员会的领导,除留马友里参谋长、梁济民主任照管部队工作外,军其他领导同志也均投入支左工作;部队分驻各重要地区,视情况和工作需要随时准备执行支左任务。

二、陕西驻军的三支两军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陕西驻军简况

1967年5月至1968年5月,陕西省内军以上军事单位(不包括军事院校)共4个,集中于西安市内。

1.陕西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西安市。辖榆林、延安、渭南、咸阳、宝鸡、西安、商洛、汉中、安康军分区及铜川市人民武装部(1968年2月由省军区直辖),并辖陕西省军区独立师。司令员黄经耀,第二政委袁克服,第三政委谷凤鸣,副司令员闵洪友、王明坤、孙光、徐立树、邢荣杰、胡德利、熊光焰、苏锦章(1967年7月任命)、黄传龙(1967年7月任命),副政委李一松、吕明诰,参谋长刘德琛,政治部主任康应中。

陕西省军区独立师,1967年7月由陕西省公安总队改编,师部驻西安市,代号8134部队,辖步兵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师长黄传龙,政委萧秉公,副师长马俊成、何钧、王加印,副政委赵甫剑、郭志文、魏治平,参谋长安振家,政治部主任刘泽。

2.兰州军区空军

1967-68年,领率机关驻西安市,部队分布于西北及西藏五省区。所属军级单位为驻新疆的空九军,师级单位有空六师、空二十五师、空三十六师,空军高炮第十一、十二、十三师,第五、第十六航空学校,空军通信学校,空军和田、拉萨指挥所等。截止1969年底,共有17,521人(其中干部3,700多人)到1,796个单位“三支两军”。 司令员杨焕民,政委关盛志,副司令员袁学凯、杨思禄、方升普,副政委刘镇,参谋长郭健,政治部主任张翼。

3.陆军第二十一军

领率机关1967年2月移驻西安市后,军长仍为胡炜,副政委刘建功1967年7月接替施义之任政委,副军长彭思忠、刘江亭不变,苏锦章1967年7月调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梁济民不变。

4总后西安办事处

总后驻西安地区的办事机构,又是该地区后方基地指挥机关。军级单位,领率机关驻西安市,代号后字203部队。所属单位主要是工程建筑、汽车部队和后方仓库、医院等,分别驻陕西、河南两省境内的陇海铁路沿线。主任白辛夫,政委缺,副主任陈毅斋、李德安、魏文建、徐元彬、王茂发,副政委阎子庆、李孔亮,参谋长王拱,政治部主任刘琨如。

(二)从夺权到省革委会成立

1967年1月23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确定由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语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组织夺西北局的权,西安交大等单位造反派组织夺省委的权,西安冶院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夺省人委的权,西安矿业学院、西安工业学院、财院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夺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委的权,西军电、西工大、西北大学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夺公安局的权,会后成立了各级“接管小组”,夺了西北局、省、市机关的权。从此,各级党政大权相继被造反派组织篡夺。

2月20日,陕西省军区奉命对陕西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

3月2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简称支左统一指挥部)成立。支左统一指挥部由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陆军二十一军共同组成。胡炜、黄经耀、杨焕民三人任指挥,成员有袁克服、孙光、刘建功、方升普等人。3月9日,该指挥部改名为“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不久又改称“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并增加王明坤、徐立树、苏锦章、刘江亭、白辛夫等为指挥部成员。

3月6日,陕西省保卫工作会议召开,研究和布置“镇反”工作。全省自1月20日至4月15日,共逮捕774人,拘留809人,其中把一部分造反组织及其成员定为反革命。4月25日,支左统一指挥部召开办公会议,认为当前政法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捕人过多。其原因是办案不准,处理草率,手续马虎,任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会议指出,要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军分区党委要切实把政法工作抓起来,会议还指出,哪一级批办错了的,由哪一级负责纠正。

3月7日,陕西省军区对西安铁路局实行军事管制。3月9日,又对省广播事业管理局、省电台、市电台、西安电视台、西安晚报社、东方红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

3月8日,“西安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训练指挥部”成立,该指挥部是由陕西省军区、二十一军、兰州军区空军、总后驻西安办事处联合组成的。指挥部领导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是:二十一军副军长刘江亭、省军区副参谋长王辉、兰空训练部副部长储孔玉、西办副主任陈毅斋、六十三师政委魏宏武、二十一军炮兵副主任施夫俊等。领导小组组长刘江亭,副组长王辉、储孔玉、陈毅斋。办公室设在二十一军军部。3月15日至18日,“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抽调解放军干部、战士2,059名,进入交大、西工大、西军电、冶院4所院校开展军训。4月,西军电,交大等校军训先后结束。至10月,西安矿院、西安石油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院校军训工作也先后结束。

3月12日、“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决定:由二十一军派出57名干部和一个连队分别进驻省、市委办公厅、工交政治部及省、市各工业局等31个部门,并由二十一军副军长苏锦章、参谋长马友里、西安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文华等和分管工业的省委书记萧纯、副省长惠世恭、西安市委书记薛焰、颜志敏及3名副市长分别建立了省、市工业领导小组,即日起开始办公。至3月23日,在进驻的31个厅(局)中,全部建立了“三结合”的生产领导小组,并在厅(局)下属的51个处(室)、公司中建立了相应的生产领导班子。

4月23日,毛泽东批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第1940号登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该材料称,陕西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袁克服,驻陕部队首长胡炜等负责同志,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工大和西电革命派、交大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还支持保守派组织,压制革命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而是“采取压制的与世隔绝的方法”,搞“关门军训”,所以训练过程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在这段话后面,毛加括号注:“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并在这期《快报》的报头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5月23日,支左统一指挥部决定,成立“陕西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下设农林、财贸、工交、文卫等4个办公室,自即日起开始办公。

8月5日,西安交大造反派组织发动3,000余人,到支左委员会接待站造反。8月6日,又强行占领支左办公大楼,并成立了 “‘八·五’造反总指挥部”,贴出了“炮轰支左委员会,迎接阶级斗争新风暴!”“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等大字标语。当晚12时,“八·五”指挥部宣布封闭支左办公机关,并开始静坐。8月7日,“八·五”指挥部派出400余人,在二十一军军部进行静坐。9月17日,上述两处静坐结束。

9月1日,西安地区两大造反派组织“工联”与“工总司”于胡家庙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共死亡15人。

9月2日,“工总司”与“工联”两大造反派组织在西郊未央路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了步枪、机枪等武器,造成80余人死亡。

9月3日,“工总司”和“工联”等造反派组织分别抢了8073部队4个连队和郊区武装部、郊区公安分局军管会的枪枝弹药。

11月16日,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简称省支左委员会)。

12月7日,原陕西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12月8日,省支左委员会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已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在革命委员会党员中成立核心小组,其任务是: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指导组织生活,处理党务(发展新党员、处理党员转正等)。

1968年1月17日,省支左委员会派部队进驻被两派武斗人员长期控制的西安东、南、西、北城门楼制高点,并成立了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办公室。

4月12日,陕西省赴京代表团赴京向中央汇报关于准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问题。代表团由解放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造反组织和地、县代表150余人组成。4月24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代表团部分成员,就有关问题作了指示,并宣布“任命李瑞山同志 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4月30日,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宣读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当晚,代表团即乘飞机返回西安。

《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称: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 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一年多来,陕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了西北和陕西地区以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 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反革命老巢,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和陕西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起了促进的作用。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在西安市同时宣告成立。

6月2日,勉县一派造反派组织武装冲击绝密单位——三机部勉县档案馆,打死警卫战士9人,重伤4人,档案资料楼被炸毁一半,造成绝密资料暴露在外。同时,汉中一派造反派组织冲击了汉中监狱。

7月19日,西安西郊白家口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21人死亡。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布告指出,近来在陕西省一些地方,有人连续制造了抢劫国家银行、仓库,烧毁房屋建筑,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等反革命行为,为此,中央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和武器装备等必须立即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

8月6日,西安警备区发布限期收缴武器的第二号通令。8月14日,西安警备区又发出关于贯彻第二号通令的通知,指出各单位、各造反派组织要迅速主动上缴,违期不交者,将以对抗“七·三”、“七·二四”布告、私藏武器论处。截止9月17日,全省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收缴各种子弹近400万发。

8月8日,西安地区原“工联”、“工总司”、“工交捍卫军”、“工总革联”、“陕红联”等工人造反派组织,分别宣布撤销。

8月28日,西安地区由万名工人组成、有解放军战士参加的第一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继进驻西安音乐学院、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安公路学院、西安机器制造学校等院校、文艺团体。11月,西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近4,000人,分别进驻西安市中小学校和文艺、卫生系统的100多个单位。全省先后共派出3万多名工人,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组成600多个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全省800多个大、中、小学,科研、文艺、卫生和“老大难”单位。

9月,全省8个专区、3个市和93个县的革委会全部建立。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

(三)各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967-68年,陕西省辖8专区,1省辖市,并直辖铜川、宝鸡两市。各地、市革委会建立经过如下。

1.宝鸡地区

1967年1月中、下旬,宝鸡专区和宝鸡市党政机关均被宝鸡“工矿总部”等组织夺权。2月,陆军第六十三师(代号8145部队)进驻宝鸡。3月,宝鸡军分区先后成立机构负责管理全专区、市工农业生产。8月11日,造反派组织冲进宝鸡军分区,将政委杨建鼎拉到市区游街、殴打。8月至11月,宝鸡地区发生多起大规模武斗。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宝鸡支左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撤销军分区前此成立的地、市两个指挥部。1968年2月15日,成立解放军宝鸡专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宝鸡专署公安处、宝鸡检察分院、宝鸡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2月28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宝鸡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原宝鸡地委副书记黄志诚任主任。

2.宝鸡市

3月26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宝鸡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陆军第六十三师副政委刘建德任主任。

3.榆林专区

1967年1月30日,榆林专区境内米脂县人民武装部公开表态支持米脂一派造反组织——“101统一指挥部”。8月14日,中央发出中发(67)245文件,转发《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的红旗》一文,嗣后各中央媒体公开发表了此文。各县人武部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一派群众组织,使本区群众组织间的斗争更加尖锐。9月1日,省军区发表声明宣布:“誓做‘红工机’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榆林军分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对刘凤山(军分区政委)、成普(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予以停职反省,由军分区司令员仇太兴等负责地区支左工作。1968年1月,群众组织双方赴京代表达成大联合和制止武斗、上缴武器协议。4月8日,榆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仇太兴任主任。

4.西安市

1968年5月1日,西安市革命委员会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原陆军第六十一师政委、新任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孙长兴任主任。

5.铜川市

1967年2月3日,“铜总司”在市人民武装部支持下,声称夺了市委、市人委的党政大权,市委、市人委全部陷于瘫痪。8月19日,陕西省军区和二十一军公布《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公告》,公开支持“铜总会”,压制“铜总司”一派。9月起,“铜总会”与“铜总司”两派武斗频仍。9月5日,中央以特急电报形式发出中发(67)289号文件,要求铜川矿区造反派组织“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11月9日,为制止铜川武斗,中央发出中发(67)337号文件《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和338号文件 《中央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并抽调兰州空军工程兵、驻铜二十一军部队与铜川市人民武装部联合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对市、矿统一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5月20日,铜川市革命委员会和渭北煤矿革命委员会成立。 市革委会主任由铜川市人民武装部政委丁克担任。

6.延安专区

1967年1月26日,延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造反总部”对延安地委和专署夺权。3月,延安军分区奉命介入本区文革,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组成延安地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全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延安军分区对专区公安、检察、法院,以及邮电、电信等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3月19日,解放军延安支左领导小组成立。6月,陆军第六十一师到延安执行军管任务。8月18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延安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六十一师参谋长许效民任主任。

7.渭南地区

1967年1月,渭南地区造反派夺权,渭南地委和渭南专员公署陷于瘫痪,工作停顿,领导干部遭罢官、游街和批斗。3月,总后西安办事处(后字203部队)和渭南军分区介入渭南地区文革,进行“三支两军”。支左部队吸收少数地方干部成立有军、干、群三方代表参加的“渭南地区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地委、专署临时委员会”和“渭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分别掌管地区党政大权。1968年9月3日,经解放军渭南地区支左领导小组与两派群众组织协商,省革委会批准,正式成立渭南专区革命委员会。 总后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徐元彬任主任。

8.汉中专区

1967年1月,“一月风暴”夺权风刮入汉中,群众组织纷纷向各级领导班子夺权,全专区各级党政机关、各单位工作陷入瘫痪。2月,工程兵工程建筑第一○七团(代号8318部队)与汉中军分区奉命介入汉中地区文革,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全区“统派”、“联新派”两大派组织形式。3月10日,经省军区党委批准,汉中军分区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25日改为汉中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统一指挥领导全区工作。6月后至次年7月,两派武斗频仍。1968年6月2日,勉县“新联派”武装冲击三机部勉县档案馆,打死警卫战士9名,重伤4人。7月24日,中央发出“七二四”布告,汉中军分区和驻汉部队强令两派停止武斗。9月2日,汉中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汉中军分区政委罗铭任主任。

9.安康专区

1967年3月,安康军分区介入地区文革。是月,安康形成“红三司”和“六总司”对立两派。从1968年3月起,发生大规模武斗。从4月12日至5月9日,周恩来三次向安康两派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均未能奏效。6月2日,六十三师步兵第一八七团(代号8163部队)奉命进驻安康,强行制止武斗。部队开进后,首先用装甲车隔开武斗双方,并设置警戒,然后强行将所有防御障碍物摧毁。两派慑于部队强大压力,武斗气焰有所收敛,安康城内外枪声渐稀,城区始见平静。7月1日,由驻安康8163部队、总字282部队和安康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重新组成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加强对安康混乱局面的控制。7月下旬,在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中,驻军向两派做了大量工作,两派才公开表示愿意上缴武器弹药,解散武斗组织,停止武斗。随后,调集两大派头头到西安参加省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在安康支左领导小组主持下,经两派代表协商,于8月27日达成进一步全面、彻底收缴武器,实现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协议。9月3日,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安康专区革命委员会。 六十三师副师长魏新民任主任。

10.咸阳专区

1967年2月4日,地直机关“造反军”、“东方红”等十个群众组织宣布夺了地委、专署的权。3月7日,咸阳军分区党委成立军分区农业生产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区的农业生产。同月,军分区和步兵第一八二团(代号8157部队)奉命介入咸阳地区文革,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省军区派员组建军事管制小组,对地区公安处、检察分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机关的日常工作由军队主持。4月,由军分区主持,以军分区领导人为主,结合部分地方干部,成立咸阳地区生产领导小组,负责全区工农业生产和其他日常工作。从1967年7月至1968年8月底,全区11个县先后发生武斗102起,致死460人,致残124人。9月3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咸阳专区革命委员会在兴平县成立。 军分区司令员武治业任主任。

11.商洛专区

1967年1月下旬,商洛专区造反派组织夺地委、专署的权,各级机关陷于瘫痪。3月中旬,商洛军分区奉命介入商洛专区文革,成立商洛军分区支左委员会。5月,军分区牵头,吸收地委、专署部分干部参加,成立“商洛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全区工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6月25日,解放军商洛专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对商洛公安处、商洛检察分院、商洛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12月28日,“商洛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商洛专区支左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1968年1月上旬,全区自上而下开展“两挖一清”运动。全区挖出地主、富农近千户,反革命分子和叛徒近千人,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牛鬼蛇神”多达万人。全案涉及干部368人,被关、管、斗的干群中有56人丧生。2月28日,商洛专区公检法三机关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商洛专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行使审判权。3月28日,省军区党委批准,商洛军分区和驻商洛部队共同组成“商洛专区驻军支左统一指挥部”。8月下旬,支左统一指挥部组织两大派在西安达成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实行革命大联合与革命三结合协议。9月6日,商洛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商洛军分区新任政委慕明君任主任。

以上11个地、市级革委会,由省军区系统任第一把手的5个,占46%;二十一军4个,占36%;总后西安办事处1个,占9%;地方干部1个,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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