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论坛
现在的时间是 周一 5月 25, 2020 8:04 pm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四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01, 2020 8:18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594
《昨 天》第一四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3月30日第149期

本期目录

〖山西文革专辑4〗

史林一叶

余汝信 曾 鸣 1967-1969年山西驻军“支左”综述
一、山西驻军基本情况
二、山西驻军支左机构
三、1967年至1969年山西文革中的军队支左

书海泛舟

赵 瑜 处决在战场之外(《牺牲者》选读)

——————————————————————————————————
【史林一叶】

1967-1969年山西驻军“支左”综述

余汝信 曾鸣

一、山西驻军基本情况

1967年1月至1969年12月,山西境内先后驻过8个军级单位或军级单位的下属部队:山西省军区、陆军第21军、陆军第69军、总后大同办事处、空军第10军、陆军第1军(下属部队)、陆军第28军、陆军第63军。此外,还有几所军事院校:驻大同的装甲兵学院(兵团级,代号总字211部队,以下简称装院),驻太原的空军第10航空学校(代号空字025部队,以下简称10航校)、驻临汾的空军第12航空学校(代号空字027部队,以下简称12航校),驻大同的解放军汽车学校(代号后字251部队,以下简称大同汽校)等。
全省105个县、区中,22个县均驻有建制不同的陆、海、空军单位。各市、县驻有隶属于军分区的独立营、县中队。

(一)山西省军区

1.省军区领导机关
文革期间,山西省军区及其下辖各军分区和市、县(区)人民武装部,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介入地方文革,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年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取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简称1·12夺权,下同)。24日新华社播发《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向全国和世界宣布了中央承认山西的1·12夺权。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宣称山西省这一行动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进行的 ,又称:“山西省委内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他们“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并称“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在《人民日报》这一社论的鼓噪下,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卫恒(省委第一书记兼)1月30日自杀身亡。策划、组织1·12夺权的“革命领导干部”刘格平先后出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支持1·12夺权的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张日清出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陈金钰任职至1968年11月,后调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赵冠英、谢国仪、曹玉清、张纯德、张一波、王祥云、徐绍华、李金时、秦永寿;副政治委员李佐玉、智生元、刘世洪、高世平、郭永彪、范普权、徐守恒。
2.山西省军区司、政、后部门和直属部队的主要领导人
司令部参谋长王祥云,袁涛。
政治部主任洪达。
后勤部部长曾传桴,政治委员范长增。
省军区独立师(4540部队)师长张耀,政治委员贺华胜。该师辖6个团:步兵第1团(4541部队)驻雁北、朔县,第2团(4542部队)驻晋中,第3团(4543部队)驻原平,第4团(4544部队)驻太原清徐,第5团(4545部队)驻太谷、介休,第6团(4546部队)驻晋东南和长治。
山西省军区辖5个军分区:雁北、忻县、晋中、晋东南、晋南军分区,又辖太原市人民武装部,均系师的建制。
1968年省军区有过几次大的变化:
(1)8月中央军委命令以太原市人民武装部为基础,并从第69军、省军区独立师抽调部分干部,组建山西省军区太原警备区(简称太原警备区),第69军司令部参谋长曹西康调任太原警备区司令员,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刘世洪任太原警备区政治委员;
(2)11月,第69军副军长谢振华调任省军区司令员,陈金钰调北京军区任职;12月,徐守恒任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3)由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一批应退出现役的军官没有退役,加之又派出大批军官甚至士兵开展三支两军工作,并提拔了一批军官,综合这些因素导致从省军区到军分区和县、市、区人民武装部严重超编。
3.下辖军分区、人民武装部
(1)太原市人民武装部——太原警备区
太原市人民武装部是省军区下辖的唯一师级武装部。辖清徐、阳曲两县和北城、南城、河西、郊区等县、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刘生恺,第一政治委员袁振(市委第一书记兼,任职至1967年1月),第二政治委员李世昌。1968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该部的基础上成立太原警备区。
(2)雁北军分区
1967年至1968年雁北军分区辖大同市及大同、阳高、天镇、广灵、灵丘、浑源、怀仁、应县、山阴、朔县、平鲁、左云、右玉等13县、市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冯福林,第一政治委员王铭三(雁北地委书记兼,任职至1970年),第二政治委员刘明溪(任职至1969年11月)
(3)忻县军分区
1967年至1968年忻县军分区辖忻县、原平、代县、繁峙、五台、定襄、静乐、岢岚、保德、五寨、河曲、偏关、神池、宁武、兴县、岚县等16个县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朱光(任职至1969年7月),第一政治委员徐志远(忻县地委书记兼,任职至1967年2月),第二政治委员贾如胜(任职至1967年7月)、朱敏仁(1967年7月至1970年8月)。
(4)晋中军分区
1967年至1969年晋中军分区辖榆次、寿阳、盂县、平定、昔阳、和顺、左权、榆社、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中阳、离石、临县等20个县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陈尔云,第一政治委员王绣锦(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兼,任职至1967年1月),第二政治委员崔冰(军分区党委第二书记,任职至1968年8月)、刘生毅(1968年8月至1969年5月)。
1969年5月,晋中军分区与河北保定军分区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同时,晋中军分区下辖的20个县人民武装部也分别与保定军分区、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市、县人民武装部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
(5)晋东南军分区
1967年至1969年晋东南军分区辖长治市人民武装部及长治、潞城、襄垣、武乡、黎城、平顺、壶关、陵川、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长子、屯留、沁源、沁县等16个县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武天明(任职至1971年5月),第一政治委员王尚志(晋东南地委书记兼,1966年12月自杀身亡),政治委员刘凤皋(任职至1969年2月)。
(6)晋南军分区
1967年至1970年晋南军分区辖临汾、霍县、汾西、洪洞、永和、大宁、隰县、蒲县、吉县、乡宁、安泽、翼城、浮山、曲沃、襄汾、石楼、运城、新绛、绛县、稷山、万荣、永济、夏县、闻喜、平陆、垣曲、芮城、河津、临猗等29个县的人民武装部。司令员先后为黄祖清(任职至1968年5月)、刘健(1968年5月至1970年4月),第一政治委员李广耀(晋南地委书记兼,任职至1967年1月),第二政治委员梁建功(任职至1967年1月)。
1969年5月,晋南军分区与河北邯郸军分区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同时,晋南军分区下辖的20个县人民武装部也与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县人民武装部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

(二)陆军第21军

1.军领导班子
1967年1月军代号4897部队。军长胡炜,政治委员施义之,副军长彭思忠、苏锦章、刘江亭,副政治委员刘建功,司令部参谋长马友里,政治部主任梁济民。
1966年8月,军长胡炜出席了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的省城太原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1967年1月,该军支持1·12夺权。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后,第21军以“驻晋部队”的名义和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山西省军区联合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2月10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关于扩大核心小组成员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称:“经过我们讨论后决定,将原报中央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由五人增至九人。即刘格平、张日清、胡炜(二十一军军长)、刘贯一、袁振、陈守中、陈永贵、徐志远(原忻地委书记)、刘志兰(原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组成过渡期间全省工作的党的领导核心。谨此报告,请予核示。”由此可见,山西方面已经将胡炜作为省核心小组成员上报中央。但是,15日中央军委命令第21军全军移防陕甘,所以,中央在给山西核心小组的批复称:“中央同意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名单: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组员刘贯一、袁振、陈守中、陈永贵、徐志远、刘志兰。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驻军69军参加核心小组的同志,由你们同军队商定,并报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胡炜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2.下辖部队
(1)陆军第61师(4731部队)
师长徐春阳,政委孙长兴,副师长刘正昌、尹庆丰、马学俊,副政委费龙山、姬从周、洪意宁,司令部参谋长许效民,政治部主任王克卿,师部驻大同。在1967年1月雁北和大同市部分群众造反组织夺取地委、专署与市委、市人委的权力过程中,第61师没有表示态度。1967年2月中旬,第61师奉命移防至陕西西安地区,归兰州军区建制。
(2)陆军第63师(4558部队)
师长孙玉水,政委魏宏武,副师长魏新民,副政委刘建德,司令部参谋长魏骑象,政治部主任朱恭文,师部驻榆次县。
1966年12月,为避免造反派抢 “黑材料”,根据省委文革办公室的指示,晋中地委副书记苗枫、地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弓国栋与63师领导联系,提出将地委机密档案和干部人事档案暂时放在该师,师领导陪同他们在营房内寻找放置档案的地点,因为没有找到合适之处,只得离开师部另觅其它地方。
1967年1月18日,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部声称夺取了地委、专署的领导权,遭到晋中另一派组织的强烈反对,导致这次夺权破产。对此,第63师未表态。同月31日凌晨,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晋中总司)宣称夺取了地委和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该师虽然没有表态支持这次夺权,但派出部队在榆次街头巡逻维持社会秩序。师政委魏宏武和该组织保持联系了解情况。晋中军分区坚决支持这次夺权。2月11日,省核心小组召开研究晋中问题的会议,师长孙玉水参加会议并发言,称这个组织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支持晋中总司的夺权行动,从而使省核心小组和刘格平肯定了晋中总司“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
接到军委2月15日的命令后,第63师即移防至西安以西和宝鸡地区、甘肃天水等地。该师担负的支左工作移交给第69军第107师。

(三)陆军第69军

1.军领导班子
1967年1月军代号4642部队,1969年11月改为1650部队。
军长先后为董其武(1952年12月至1968年9月)、萧选进(1968年9月至1972年5月),政治委员曹中南(1964年5月至1970年3月)。第一副军长萧选进,副军长先后为谢振华、冯梓、钟辉琨、李金时、王一,曹西康、周衣冰,副政委先后为张宗文、戴秉孚、乐时鸣、周发言。司令部参谋长先后为曹西康、张广有,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戴秉孚、李玉如。
文革开始以后,第69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在河北省保定专区和保定市执行支左任务。1967年2月,遵照军委命令进入山西接替第21军防务,同时在山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曹中南被批准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12月被批准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张宗文任省革委会常委。
1969年11月,第69军移防至大同、雁北地区和内蒙古集宁等地,军部由太原移驻大同市。
2.下辖部队
(1)陆军第28师(4641部队)——第205师(1654部队)
1967年2月,陆军第28师由河北新城地区移防至山西雁北地区和大同市,接替陆军第61师的防务。师长张广有,政委罗国斌,副师长杨茂林,副政委吕树品,司令部参谋长王怀保,政治部主任刘一元,师部驻大同。所属步兵第82团(4662部队)移驻太原市北营,步兵第83团(4663部队)移驻大同市,步兵第84团(4664部队)移驻阳高县,炮兵第585团(4665部队)和坦克第233团(4666部队)移驻大同市。
1967年5月至1968年1月,83团、84团和82团2营在师领导的指挥下,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担负三支两军工作。第28师在大同期间,参加了雁北地区1967年3月15日的夺权行动和同月16日大同市的夺权行动。这两次夺权均得到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的认可和批准。师长张广有任雁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共雁北地区核心小组组员,师政治委员罗国斌任大同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同市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大同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根据第69军党委的指示,第28师还派出部分部队到太原地区、内蒙古部分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9年11月,第28师移防至内蒙古集宁,第28师改称205师,师长罗保田,政委刘一元。师部驻集宁。
(2)陆军第107师(4655部队)——第207师(1660部队)
1967年2月,陆军第107师由河北满城县移防至山西晋中和晋南,接替陆军第63师的防务。师部移驻榆次县,师长丁汝勤,政委刘新田,副师长靳万起,副政委李华。司令部参谋长张恒才,政治部主任周云涛。代号4655部队。所属步兵第319团(4656部队)移驻祁县,步兵第320团(4657部队)移驻临汾地区,步兵第321团(4658部队)移驻洪洞县,炮兵第586团(4659部队)移驻太谷县,坦克第312团(4660部队)移驻榆次县。
该师进驻晋中后,公开表态支持晋中总司的夺权行动,和晋中军分区一道视这个组织为晋中的掌权机构。经山西省核心小组批准,师长丁汝勤出任中共晋中核心小组副组长,师政治部主任周云涛、师后勤部政治委员胡金锁出任晋中总司常委。还派出任振东等一批军官参加总司各部门的工作,掌握《晋中造反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派出部分部队对汾西矿务局、榆次东方红(晋华)纺织厂、红卫(经纬)纺织机械厂等大型工矿企业和铁路、交通实行军事管制。
第107师党委成立晋南指挥部,由师政治委员刘新田、副师长靳万起、28师副师长杨茂林负责,领导该师在晋南的三支两军工作。刘新田出任中共晋南核心小组组员和晋南区革委会常委,杨茂林出任晋南区革委会副主任。对一些大型工矿企业和铁路实现军管。
1969年6月,丁汝勤、刘新田一行四人乘军用吉普车由榆次到军部请示工作,途经北营时被内燃机车撞翻,丁汝勤牺牲,刘新田等3人负重伤。这是69军进入山西后因公牺牲的最高领导干部。
1969年11月,第107师改称第207师,移防至大同和雁北地区。师长靳万起,政治委员李华,师部移驻大同市卧虎湾。步兵第319团改称步兵619团,步兵第320团改称步兵620团,步兵第321团改称步兵621团。
(3)工程兵第6工区——陆军第206师
1969年10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6工区改编为陆军第206师,所辖工程兵建筑第164、165、166团,依次改编为步兵第616、617、618团,并组建师炮兵团。改编后,归陆军第69军建制。由河北石家庄地区移防至内蒙古丰镇地区。
(4)工程兵第1工区——守备第33师——守备第1师
1967年2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1工区调归陆军第69军领导。1969年6月,第1工区改编为守备第33师,调归内蒙古军区建制。10月,守备第33师调归陆军第69军建制。11月,番号改称北京军区守备第1师,隶属北京军区建制,由陆军第69军领导。在内蒙古化德、土牧尔台地区担负要点守备任务。

(四)总后大同办事处

代号后字202部队。1960年5月,总后决定将集宁办事处由口岸办事处扩建为地区办亊处,称总后大同办事处,负责全军华北地区的战略后方基地建设。1969年1月,办事处由大同迁至太原市,改称总后太原办事处,是总后所属驻山西各后方基地的指挥机关,负责组织实施后方基地建设和管理储备战略物资,组织领导自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等。
大同(太原)办事处主任:李文光(1961年1月至1968年2月)、白振华(1969年10月至1975年11月),政治委员:丁力(1965年1月至1969年1月)。曾派出部分下属部队参加山西的三支两军工作,政治委员丁力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常委。

(五)空10军

1969年1月6日在大同组建,军长张宪章,政治委员高德襄,军部驻大同市。下辖空军第7机师(驻地大同),空军第15师(驻地定襄),空军第23师(驻地怀仁)。

(六)陆军第1军

1967年至1969年,军部驻河南开封市,代号8172部队。辖陆军第1师(驻安阳市)、第2师(驻商丘市)及第7师(驻明港地区)。军长徐文礼,政委聂济峰,副军长赵静生、王时军,副政委夏伟,参谋长阴允,政治部主任张光汉。1968年,陆军第1师在师长张霖的率领下奉命到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制止武斗,次年7月至12月又在晋南地区落实“7·23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张霖任中共晋南核心小组组长、晋南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晋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等职。

(七)陆军第28军

1969年11月17日,奉命调防山西。军长康林,政委徐光友,副军长黄冠亭,副政委董立芳,参谋长唐诚,政治部主任孟子英。从20日起,军部率第82、83、84师和军直炮兵团、独立坦克5团,分两路乘火车北上,至12月9日,全军顺利到达山西洪洞、临汾、侯马、运城一线。军代号改1670部队。具体布防是:
军部率直属分队驻临汾市;第82师师长李毓田,政委宋振春,师部(1675部队)率直属分队驻洪洞县城,步兵第244团驻临汾县城,步兵第245团驻霍县,步兵第246团驻洪洞县甘亭,师炮兵团驻临汾县屯里;第83师师长高希山,政委王善基,师部(1680部队)直属分队驻运城县城,步兵第247团驻夏县,步兵第248团驻运城县安邑(后移至半坡村),步兵第249团驻临猗县,师炮兵团驻运城县解州镇;第84师师长王毅、代政委周立学,师部(1685部队)率直属分队驻侯马市,步兵第250团驻襄汾县,步兵第251团驻新绛县,步兵第252团驻曲沃县,师炮兵团驻闻喜县冷泉;军炮兵团驻浮山县,独立坦克5团驻河南省郏县。
陆军第28军参加了晋南部分地区的支左工作。

(八)陆军第63军

1969年11月,遵照军委命令,由河北石家庄市移防山西太原市,接替第69军防务。军长徐信,政委刘炎田,副军长曹步墀、阎同茂、余洪信,副政委宋双来、刘信、田荫东,参谋长张枫,政治部主任李立,军部驻太原,军部改代号1577部队。军直炮兵团代号1558部队。
第187师(1561部队)驻榆次地区,师长余洪信,政委曲凤图。 率步兵第559团(1562部队)、步兵第560团(1563部队)、步兵第561团(1565部队)、炮兵团(1566部队)。
第188师(1567部队)驻忻县,师长王根成,政委杨书兴。率步兵第562团(1568部队)、步兵第563团(1570部队)、步兵第564团(1569部队)、炮兵团(1571部队)。
1969年10月,北京军区工程兵第2工区改编为陆军第186师,隶属第63军建制;同年11月,改称第189师(代号1572部队)。师部及直属分队驻原平地区,师长房淑瑜,政委徐世忠。步兵第565团(1575部队)驻繁峙县,步兵第566团(1574部队)驻代县,步兵第567团(1573部队)驻宁武县,炮兵团(1576部队)驻崞阳镇。
陆军第63军参加了太原市和晋中地区的支左工作。

二、山西驻军支左机构

(一)省军区主导的支左工作

在山西,最先介入当地文革的是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1967年1月上旬,刘格平从北京接受领导夺权和组织山西核心小组任务回到太原后,经过刘贯一的牵线和张日清见面,策划夺权事宜并成立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组成的山西核心小组。同月12日山西省委和省人委被夺权,张日清派出省军区部队担负警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驻地的任务。这是军级领导干部中第一个站出来参与和支持地方省级夺权的主要负责人。随后,陆军第21军等部也先后表态支持山西省的1·12夺权。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下达后,驻晋解放军各部队纷纷建立了专司支左的机构。山西省军区首先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其下属各军分区、人民武装部也成立了相应机构。
驻晋各部队团(含团)以上单位均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后来,毛泽东提出军队要管工业交通,要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各部队的支左办公室遂改名为三支两军办公室,行文和对外交涉一律使用这个名称,但习惯上仍称支左办公室,实际上对各级银行、邮电、电台、仓库和铁路、交通等部门都实行了军管。经省核心小组批准,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行使省公检法的权力,张日清任主任。这个委员会陆续发布了一个通告和六个布告。
因为张日清支持夺权的行动受到毛泽东、林彪的肯定,当时山西虽说没有成立全省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实际上三支两军工作是以省军区为主,其它部队为辅的。据周恩来1967年4月在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说,“你们搞军管会是管工厂,又搞了个总的军管会,这就不对了。”关锋此时插话:“现在你们成立省的军管会,这就不对了。”张日清当场否认此事。 我们至今亦未见到山西还成立过一个全省性的军管会这方面的资料。不管怎么说,1967年7月以前山西驻军支左的挂帅人物是张日清。
然而,事情在发生变化。1967年7月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文革小组组员关锋。这是中共高层第三次召开有关山西问题的会议。与前两次会议不同,虽然这次会议名为“座谈会”,实际上张日清及其下属晋中军分区领导人崔冰等人却成为批判对象;被批判的还有核心小组组员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和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敏(时任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对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批语称:“山西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六十九军:中央同意《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认为这个《纪要》是正确的,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纪要》指控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执行错误路线的少数负责人”,“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在“支左工作中同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纪要》还指责山西“某些军分区、人武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对于在派性斗争中陷入一派的空军025部队(总部)和027部队,《纪要》则认为他们“在支左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会议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这次会议令张日清失去在山西的话语权和支左中的主导权,被要求接受“革命左派”的批判斗争。省军区系统支左办公室有的改组,有的撤销,不少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人被批判斗争,机关被冲击,档案被抢走,也导致了支持张日清的群众造反组织惨遭镇压,支持刘格平、陈永贵的群众造反组织扬眉吐气。

(二)成立以第69军负责人为主体的省支左委员会

在张日清失去支左的主导地位后,1968年1月3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命令:“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六十九军、各军种:根据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山西支左应该有统一的领导,由六十九军党委具体领导,召集在山西的其他部队统一安排。”
由此,第69军走向山西支左第一线。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决定经中央批准,增补谢振华为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陈金钰为组员;并决定在省革命委员会和第69军党委的领导下,成立省支左委员会,由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陈金钰、萧选进、曹西康、郭永彪、智生元、李凯夫(解放军军事学院系主任)、后字202部队首长一人、罗国斌、刘新田等十二名军队干部组成,谢振华任第一主任,曹中南任第二主任,张日清任第三主任,委员会下设若干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全省的支左工作;调整军队部署,充实支左力量,抽调3000到4000名干部分赴全省各地进行三支两军工作;关于各地的支左领导分工,大同、雁北以28师为主,晋中、晋南、阳泉以107师为主,忻县以军分区为主,均成立支左委员会;晋东南以晋东南军分区为主,并由省军区副政委智生元在长治统一领导;成立太原警备司令部统一领导太原地区的三支两军、社会治安和民兵工作;对太原市公检法三机关和山西日报社、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煤炭、铁路、国防工厂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厂矿,均实行军管;会议明确核心小组成员的分工:刘格平负责核心小组、革委会全盘领导,掌管政策研究、学习毛著和宣传工作,谢振华负责财贸、计划、人事干部工作和省级机关的整顿,张日清负责文教、外事工作,陈永贵参加省的集体领导、主要抓好大寨工作,袁振负责工交、农业、基建工作,曹中南负责政法、民政工作,陈金钰负责国防工业、科研工作,徐志远参加省的集体领导、主要管好忻县地区工作。
会议还决定,迅速加强军分区、人武部的工作,第69军派一批干部帮助他们工作,每县派10至15名干部帮助人武部;对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继续工作有困难的干部在全省范围内调整。
据此,全省各地、市、县也成立了新的支左领导机构,各地、市支左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太原市支左委员会主任曹西康,雁北支左委员会主任张广有,大同市支左委员会主任罗国斌,忻县支左委员会主任朱光,晋中支左委员会主任丁汝勤,晋东南支左委员会主任武天明,晋南支左委员会主任刘新田,形成了以69军为主的从省到县(区)系统完整的支左体系。 这一体系中不包括空军和海军两个军种驻山西的单位,因为它们的上级领导要求它们撤出山西的三支两军。省支左委员会对全省的支左重新做了部署,排除了曾经出现过的军队支左不统一的矛盾。第69军对设在太原、大同的两个铁路分局也不放过,这个军成立的支交办公室于1968年3月8日发出“通知”称:“一、大同分局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分局军管会审查,报大同市革命委员会和4661部队批准,并报4642部队和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大同分局下属各站段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各站段军管小组审查,报分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批准,报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二、太原分局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分局军管会审查,报省革命委员会和4642部队批准,报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驻太原市内下属各站段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各站段军管小组,报分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批准,报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北同蒲(至)各站段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各站段军管小组审查,报分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批准,并报当地革命委员会和北京路局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备案。三、南同蒲各站段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各军管小组审查,报太原铁路分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批准,并报4655部队及当地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和北京铁路局军管会或革命委员会备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六四二部队支交办公室(代章)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
但是,这也形成了对刘格平掌控山西省的威胁。同时,受到第69军暗中支持的一派有的重新活跃,有的“死灰复燃”再拉队伍,也有的大喊大叫“要重新掌权”,有的甚至成立一派的“革委会”,矛头指向刘格平、陈永贵及其支持者,有的在群众大会上围攻刘格平、陈永贵。所以刘格平、陈永贵急忙向高层求救。
1968年4月9日,林彪和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接见在北京的第69军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以及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接见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讲话,一致要求第69军、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必须坚决支持山西省革委会,坚决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在晋中要支持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林彪特别强调军队要走拥政的路,要拥政爱民,要支持新生的红色政权,支持刘格平、陈永贵。遵照林彪说的“军队不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就要犯错误,不是犯小错误,是犯大错误” ,北京军区和第69军以及山西省军区立即转弯,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态坚决支持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坚决支持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同年6月17日,文革碰头会成员明确指示山西把省支左委员会合在革委会里。以六十九军领导为主的省支左委员会仅运作了半年时间就寿终正寝。

(三)成立以刘格平为组长的山西支左领导小组

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中共第69军委员会、中共山西省军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撤销各级支左委员会的通知》,通知称“根据中央首长六月十七日指示精神,为了加强革命委员会一元化的领导,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工作任务,特此决定:一、撤销各级支左委员会,成立各级支左领导小组,其主要任务是在北京军区党委和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具体领导驻晋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二、各级支左领导小组由当地驻军和各军、兵种、太原警备区、军分区、市、县人武部的负责人五至九人组成。省支左领导小组由刘格平、谢振华、张日清、曹中南、陈金钰、刘世洪、曹西康、李凯夫和202部队负责同志十人组成。由刘格平同志任组长,谢振华同志任副组长(支左领导小组对外不行文)。支左领导小组下设一个精干的支地办公室,负责承办‘三支两军’工作中具体事宜。各专、市、县人武部协商提出当地支左领导小组名单报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和69军党委、山西军区党委批准(县可以报专批准、省备案)。三、各级支左委员会撤销后,支左领导小组下设的支地办公室即合并到革命委员会(革筹会)办公。”
在文革碰头会的支持下,刘格平将毛泽东签发的军委关于山西支左由69军党委统一领导的命令抛置脑后,把支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抓到了自己手里。各级支左领导小组也陆续成立,不过,地、市、县(区)支左领导小组的成员基本上是由军队干部组成,组长、副组长由军队干部担任。空字025部队和空字027部队负责人这次也未能参加省支左领导小组。
1969年7月开始,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主要由曹中南负责,直至1972年军队撤出三支两军返回营房,这个组织不复存在。

三、1967年至1969年山西文革中的军队支左

(一)毛泽东支持的山西1﹒12夺权

山西1·12夺权后的1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特刊登载《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毛泽东阅过这个通告后批示:“退王力同志。”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支持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夺权。
2月19日至20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山西省赴京代表团介绍夺权经验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参加,山西策划、组织和领导夺权的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杨承孝在会上先后发言。20日20时,周恩来在听取山西省赴京代表团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表彰山西的夺权称,最近两天听了山西总指挥部讲的情况,“讲的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山西是做得好的。”“各军区的领导同志现在北京开会。主席指示,在京西宾馆做报告,各军区同志也可以听听”,“主席决定,把山西夺权斗争的经验,介绍给大家,让军队的同志心里有个数。”周恩来还向与会者推广山西夺权的经验和做法:“山西三结合的经验,可以推广。一个省、一个市都可以三结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根据刘格平、刘贯一、张日清同志介绍的经验,不仅在省、市、地、县可以这样做,基层单位,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县、公社也可采取这个办法。”“省、市、地、县夺权,采取革命的群众代表、革命的领导干部和解放军三结合。基层的厂矿事业单位、公社,可以采取刘格平他们的经验。我们已经介绍给上海,上海说可以。”他又称:“我们希望各省夺权以后,对地、县的工作布置。像山西几位同志介绍的,不仅对夺权的布置、改组,对生产、农业、工业也要布置,能在二、三、四三个月看出眉目来。……刚才袁振、杨承孝同志的发言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夺权夺对了,是三结合、大联合,就会争取多数,就会使生产回升,而且会超过”。
周恩来的讲话和这次会议令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杨承孝等人身价陡增,名声鹊起。同年2月25日,陈伯达、王力将张日清写的《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送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参考。” 林彪阅后报送毛泽东。27日10时,毛泽东在陈伯达、王力的送审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了。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 这篇文章发表在同月2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
为什么山西省1·12夺权受到如此重视?
首先,是毛泽东指示夺取卫恒等人对山西省的领导权,取消他们在文革中的领导权、话语权。从刘格平若干年后写的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1966年11月间,我到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我,住北京饭店。住了几天,王力、关锋同志来住处,告诉我说,他们是奉中央最高领导之命来的,谈了报纸登载的一般情况,并说要我等着,中央要找我谈。”不久,刘格平见到周恩来。周对他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对省委的干部不熟悉有困难时,周恩来说“中央支持你”。 王力在他的《文革反思录》一书中声称,毛主席支持刘格平夺山西省委卫恒等人的权。尤其不能忽视的是196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宣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平地又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白纸黑字,说明山西省1·12夺权是毛泽东指示和支持的!这是贯彻落实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的具体行动,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实践,是一个极左的典型。
那种认为“1·12夺权”是“篡党夺权”、“反革命夺权”,显然是从一党一派的固定思维认识和对待这个事件,未能从根本上看待这个事件的实质。当然,这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问题,还是言归正题。
其次,刘格平历史上曾经被捕后长期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是同监的难友和同志。当1936年薄、安等61人遵照北方局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可以签字”时,刘格平等人拒绝签字,从而在文革中赢得了“坚贞不屈”的“美名”。所以当毛泽东决定把刘少奇拉下马,需要坐实刘少奇指使薄、安等61人“叛党问题”的时候,刘格平遂成为这一问题的最好证人,也成为毛手中的一张王牌。因此,毛泽东很看重刘格平。加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受到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给他的撤职处分,将他放中央党校“学习”,实际上是“改造”;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刘格平竟然没有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6月,刘少奇、邓小平在和乌兰夫谈话批评其“错误”时,邓小平仍然不忘记对刘格平横加指责,称“刘格平的思想不对头”,“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因而刘格平对刘邓二人强烈不满。这就是毛泽东要刘格平取代卫恒掌握山西大权的重要原因。
再次,张日清在山西刘格平、刘贯一等夺权的关键时刻,以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的身份毫不犹豫地参与其中,以武装力量保障了“1·12夺权”的成功。从而打破了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禁令,为毛泽东提供了军队介入文革的一种模式。他的这种超常规的行为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林彪也批准了1967年1月22日山西省军区《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 ,以此表示对他的支持。
最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等造反派是可以运用的力量。它们是总指挥部的主体,特别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最早提出“打倒卫恒”的口号,是最早冲击省委的造反组织,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中学生和部分大学生,思想单纯,最听伟大领袖的话,对伟大领袖坚信不移。他们支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等人造反行动,拥护他们领导夺权,这些群众组织也很容易被老道的政客忽悠和利用。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重视山西夺权的主要原因。
这样,刘格平被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的“榜样”,张日清被誉为全军“支左的旗帜”,他们二人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但是,1·12夺权以后,刘格平、张日清等人以此划线,凡是参加或支持1·12夺权的统统封为“左派”,凡是反对或对1·12夺权持疑议的一律打成“反动保皇组织”。同时,在“二月镇反”的气候下,取缔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山西革命职工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农民造反兵团”等一批造反团体,全省有2000多人因此被抓被捕,直到1967年7月以后才被平反释放。
随着刘格平、张日清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省城太原的各造反派组织出于派别利益选边站队,参加过1·12夺权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红总站、山西工人革命造反纵队、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组织积极支持刘格平、袁振、陈永贵,反对1·12夺权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则坚决支持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形成了山西互相对立的两大派造反势力。

(二)形势逆转,张日清“翻船”

1967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份之一,夺权成风,武斗成风,“乱纷纷来你方唱罢我登场”。“二月镇反”引起的反弹是冲击军事机关和支左部队,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进而发展到“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山西刘格平与张日清两派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发展到两派互相揪对方在省革委里的常委与委员,以张日清为主任的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也参与其事。为此,中共高层不得不派出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文革小组组员关锋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处理刘张两派的矛盾和问题。
康生、关锋主持解决山西问题的这次会议,始于1967年7月4日,终于同年8月5日,历时32天,在山西被称“七月会议”。会议分为大、中、小三种座谈会形式召开。大型座谈会是被指定的与会人员全体参加,中型座谈会是被指定的部分人员参加,小型座谈会是山西核心小组的全体成员参加。参加座谈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曹轶欧(康生办公室主任);山西方面参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永贵(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晋中总司常委,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大寨大队支部书记)、刘志兰(女)、萧聪慈(陆军第69军军部干部,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蒋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办公厅主任)、吴春久(原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任井夫(中共晋中核心小组组员)、张怀英(中共晋中核心小组组员)、王振国(中共晋中核心小组负责人)、陈金钰(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孟力(空军第12航校校长)、霍冰沉(空军第10航校校长)、任远明(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贺华胜(山西省军区独立师政委)、张耀(山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智生元(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中共晋中核心小组代组长)、郭炳章(晋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中总司常委)、徐志远(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共忻县区核心小组组长,忻县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郭永彪(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曹中南(陆军第69军政委、党委书记,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谢振华(陆军第69军副军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守中(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共太原市核心小组组长,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益三(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刘清瑞(山西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崔冰(晋中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晋中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段立生(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姜华(女,介休县群众造反组织“批挖站”成员)、李兆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喻振祥(晋中总司元四纵队主要负责人)、王庆英(山西大学数学系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成员)、郭红(女,太原五中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井冈山成员)、雷维林(山西省政法办公室负责人,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委员)、朱生和(原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干事)等人。 这么多人参会显示出“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重视!
但是,这种重视是“一边倒”,即康生、关锋及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完全站在刘格平、陈永贵等人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和晋中的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以及空军第10航校霍冰沉、第12航校孟力。“深揭猛批”张日清和山西省军区、晋中、晋南军分区及其所属人武部与支持张日清的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
康生、关锋及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等人给张日清罗织的“严重错误”主要是:(1)批准、支持刘志兰派人到天津揪李雪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破坏天津的文化大革命;(2)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取缔革命群众组织,逮捕他们的负责人,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群众和十月事件受害者;(3)支持钻进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坏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4)在部队内反对刘格平、陈永贵,将自己凌驾于核心小组之上,未经中央批准成立省军管会;(5)支持执行错误路线的某些军分区负责人;(6)在张日清错误影响下,有的军分区和人武部调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山西有重演“武汉事件”的危险。一句话,康生、关锋的结论是张日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严厉批判张日清等人“错误”的同时,他们不忘吹捧刘格平、陈永贵和任、王、张,康生称“刘格平是好同志”,他“有两个好处:第一抵制了刘少奇的叛党变节;第二在华东是反饶漱石的”,还称“中央认为陈永贵是真正的左派,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就支持陈永贵同志”;关锋称:“去年王振国来过,我和戚秘书给他讲,你是真正的革命派,回去斗争嘛。要是你回去后,我们接不到你的的来信,就是被陷害了,那时我们就要追查。他回去斗争了。” 又称:“晋中问题很清楚:支持陈永贵,支持任、王、张”,“晋中阵营很清楚,有陈永贵,任、王、张,有七百多受迫害的干部,局面很好打开”,在晋中“不支持任、王、张就要犯大错误”。
会议进行中的7月19日22点35分,康生、关锋向参加会议的人员宣布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69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69军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七月会议以刘格平及其支持派取得胜利结束。张日清作为失败者被要求回山西到群众和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中“检查错误,接受批评”。第69军被明确指示“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如前所述,会后的196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中发〔67〕263号文件即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山西省扩大会议纪要》。《纪要》一方面严厉指责张日清在“支左工作中同样犯了路线错误”,另一方面认为“空军○二五部队(总部)和○二七部队在支左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纪要》由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翻印10万份,地方发至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军内发至基层连队。
毛泽东批示“照发”的《纪要》是一把“上方宝剑”,刘格平、陈永贵等人拿着它在山西全省大力“揭批张日清的路线错误”,打击军队,镇压群众,肃清“流毒”,殃及无辜。
1.省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了“揭批张日清联络站”,它和10航校造反组织总部以及社会上的造反组织串联,在军区大院张贴揭批张日清的大字报,张日清被抄家被批斗,一段时间内被控制失去人身自由。 在10航校总部一次揭批张日清的大会上,与会者扒掉张日清的领章和帽徽,高喊“打倒张日清”的口号,霍冰沉听之任之,置之不理。省军区副司令员赵冠英、政治部副主任兰敏等一批干部受株连被批判斗争。
被康生、关锋指控为“执行张日清错误路线的晋中军分区负责人”崔冰、郭炳章等人难逃厄运,被分区内的造反派和晋中文艺界“狂飙”、榆次一中“虎山行战斗团”、山西轻工业学院“八一八造反兵团”、晋中农校“八二五”兵团等多次“拼刺刀”,揭发批判,强迫其交代“反刘格平、反陈永贵、反任王张的罪行”。这些造反组织以“查找整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同志的黑材料”为由,打、砸、抢分区档案室和保密室,把部分档案带出分区机关。由于分区内部造反组织的“揭发”,地委存放在这里的机密档案和干部人事档案也被上述群众造反组织查抄。部分干部战士也受到批判斗争甚至打骂。受到会议表彰的10航校造反组织总部和晋中总站等造反组织于1967年7月30日夺取了晋中总司掌握的大权,声称夺取的是“被军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崔冰及其黑地委二、三线人物窃取的一切大权”。 在晋中,除昔阳、祁县两个县的人武部外,其余18个县的人武部部长和政委都被批斗,有的被扒掉领章、帽徽并遭受毒打。特别是平遥县人武部更是被打、砸、抢、抄、抓,政委连一民和王廷文等部领导因“策划平遥反革命暴乱”被长时间关押批斗。
省核心小组指控晋东南军分区“在支左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执行了张日清的错误路线。对程首创没有坚决支持,在许多问题上军分区凌驾于革命委员会之上,对革命组织打一派拉一派,排除和打击了部分革命组织”。这种指控导致军分区瘫痪,下辖的10个县、市人武部受到红字号(1967年2月21日成立“华北地区为王尚志复仇大军”,后改名为“晋东南红色造反大联合总部”,被称为红字号,以下同)的严重打砸抢,一度占领了军分区办公楼,被揪斗的干部战士305名,其中团以上干部46名。其它县的人武部也受到红字号不同程度的打砸抢,不少公社武装部长同样被红字号组织揪斗,著名的抗战民兵英雄黄小旦也逃脱不了被批斗的恶运。
晋南军分区及其28个县的市人武部同样受到群众造反组织不同程度的打砸抢,不少干部战士被揪斗。
阳泉市人武部领导和部分干部战士也被群众造反组织揪斗。
“揭批张日清及其黑爪牙”的大字报小字报比比皆是,“张日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山西的陈再道——张日清”的大标语铺天盖地。最高指示“69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69军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的铅印件随处可见。
2.用政治和组织手段“肃清张日清流毒”。刘格平、陈永贵首先扩大省核心小组成员,被扩大的成员是:陈金钰、谢振华、孟力、霍冰沉、张怀英、任井夫、李学敏、刘向东、吴春久,同时保留张日清的副组长职务,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交群众批斗后除名。8月17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呈报这个名单,但中共中央和文革小组没有批准。其次重建省核心小组机构,撤销八个办公室,重建一个综合办公室,设秘书组、资料组、组织组、机要译电组,共编55人,比原有工作人员精减3∕4,安插亲信担任要害部门的一把手,张怀英兼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任井夫任政法办公室主任兼公安厅长,李学敏任太原市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赵并州任核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决定孟力、霍冰沉、李学敏、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石珉等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丁磊(女,刘格平夫人)任省人事局副局长。再次,进一步明确支持忻县区徐志远、晋中区王振国、晋南区石珉、晋东南区程首创、阳泉市安克等“革命领导干部”,又确定了核心小组的分工:曹中南、谢振华分管大同市、阳泉市,陈金钰分管晋东南,孟力、霍冰沉分管晋南,张怀英分管晋中,任井夫分管太原市,从而夯实了刘格平、陈永贵在山西全省的支持力度。
3.彻底推翻张日清的支左体系。刘格平、陈永贵等在组织上“揭批张日清错误路线”的同时,还使出了杀手锏就是全面调整支左部署,同年8月成立隶属于以刘格平为主任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支左办公室,由省军区、驻晋各部队负责人以及各“左派组织”代表组成,办公室设在省军区。在这一措施的鼓动下,山西有的地方出现了“学生支军”怪事。在晋中,支持刘格平、陈永贵和任王张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榆次一中“虎山行”战斗团,在中共晋中核心小组授意下,派出部分学生进驻军分区支持“打倒崔冰”的人们。刘格平、陈永贵还在支左中重用10航校、12航校、海字0115部队,吸收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加入省革委支左办公室等。晋东南红字号的下属组织也进驻晋东南军分区办公楼长期不撤。
第一步,废止1967年3月10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山西省军区、4642部队联合发出的《关于军队管理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通知》,废止山西省军区发布的军管字第1至17号布告,撤销各级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今后军管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办理。
第二步,同意中共山西省军区委员会《关于解除、调整、加强军管工作的报告》,全省解除军管的单位463个,解除军管后改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单位41个,解除军管后改为保护目标的单位47个,继续实行军管的63个,其中包括8个厂矿企业和迎泽宾馆、6个邮电部门、38个省、专、市的监狱及劳改厂矿、农场,还有太原铁路分局、段、站也要继续军管。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支左办公室军管组领导军管工作。
第69军党委为了坚决贯彻《七月会议》,和张日清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向省核心小组提出关于调整加强第69军支左工作的报告。1967年8月29日省核心小组会议通过了第69军的这个报告。报告认为,前一阶段由于受张日清错误路线影响,第69军军管、军训面铺得过宽,军管代表管的太多,卡的太死。为了肃清张日清的错误,放手发动群众,加强领导,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搞好支左,建议:①宣布废止“关于军队管理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的通知”,肃清错误指导思想,按中央、军委关于军管的方针、原则办事。除对重大厂矿实行军管外,一般厂矿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②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不担任职务,集中精力搞好支左。③对现在军管、军训的厂矿、学校适当调整集中,拟将35个军管的厂矿、企业调整为22个,将军训的9个学校调整为6个,将“三结合”的17个点按口编为7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第三步,抽调10航校30名干部到省和太原市公、检、法机关帮助工作。要求12航校派人参加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处理运城问题代表团,赴运城边了解情况边开展工作,制止武斗,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实行革命大联合,恢复生产,防止事态发展。
第四步,10航校(总部)和12航校掌控部分地区的支左主导权。10航校和海字0115部队参与解决晋东南问题,10航校派出干部随刘格平到该区解决“红字号”和“联字号”(“太行工人红色造反大联合总司令部”和“长治工人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统称,以下同)两派的武斗问题,成立以10航校为主的晋东南陆海空三军联合支左办公室,负责晋东南的支左。 两家航校还为红字号负责人提供飞机往返太原—长治—临汾之间的空中通道,便于其派性斗争。 0115部队政委出任晋东南核心小组副组长。12航校参与解决晋南和运城问题。
4.拔高大寨,强化这个山村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压制、打击军方及其支持的造反组织和领导干部。
1967年9月10日至17日,山西省学大寨现场会议在大寨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作的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长篇报告,首先抛出“大寨是毛主席亲手树起来的”这一政治命题。他声称“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又称:“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原省委、地委、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大寨人民的死对头。他们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想把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大寨红旗砍倒。大寨这面红旗,所以越举越高,就是我们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斗争的结果。”
由此可见,陈永贵极力将自己包装成“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坚决斗争”的英雄,将大寨从生产典型拔高成政治典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更有甚者,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张益三在会上的总结报告竟然宣称:“学不学大寨精神,走不走大寨道路,不是一个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这样,陈永贵和大寨就成为打人的政治棍子。在山西,他们用这根棍子打了地方打军队,打了老将打小将。连林彪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文革碰头会大员也时不时地用这根棍子敲打陈永贵的反对派。
伴随着陈永贵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这根政治棍子发挥的作用涵盖了全国。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报告》,这根棍子才丧失了打人作用,被送进了“文革博物馆”。〔右图:《人民画报》1967年第5期发表的照片,文字说明是:在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夺权前夕,陈永贵和革命战友农业战线上的老模范李顺达(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太原纺织厂工人解悦(前右二)等一起,坚决支持了省城里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三)高压态势下的转弯

毛泽东对山西两派的头面人物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袁振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坚决执行其造反夺权指示。但是,这几个人之间却争权夺利,互不相容,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所以,七月会议后的山西虽然有短暂的平静时期,但是很快两派的斗争又“风起云涌”。“红联站”充分利用《纪要》钦定的“‘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和 “对‘红联站’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 这两条自以为有利的东西,再次将斗争矛头对准“红总站”、杨承孝的“决死纵队”及其支持者刘格平。1967年9月5日,“红联站”部分成员以“要求刘格平政委解决问题”为由,在省核心小组驻地大门外拦截其乘坐的小卧车,被省革委、省军区和第69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引发了“决死纵队”、“红总站”等所谓“左派组织”对在驻地太原十中“红联站”的武装围攻,打死该校学生孟玲玲等人。
这一事件再度诱发了山西省的派性斗争。晋东南、运城、临汾、大同、阳泉等先后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斗。特别是晋东南专区和长治市的两派武斗,更是动用了现代化的杀伤性武器,造成了不少人的死亡和公共财物的破坏。发展到1968年1月16日“红字号”组织武装绑架全国劳动模范、晋东南核心小组组员、革委副主任李顺达,护送他的解放军连队在“红字号”成员“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一片喊杀声中被悉数缴械,同时被伏击抓获的还有晋东南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和大企业负责人以及老民兵英雄等,共100余人。
“红字号”又组织力量阻拦69军和高炮61师的支左部队前往晋东南。同年2月4日,“红字号”总部所在地淮海兵工厂发生大爆炸,造成42人死亡,重伤42人。“联字号”组织则在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支持下对“红字号”在长治等处的驻地进行炮轰,甚至枪杀“红字号”的成员。晋东南南部五县的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两派武斗激烈,军分区、县武装部参与其中,他们支持“联字号”,针对“红字号”发起所谓的“五县剿匪战斗”。2月4日淮海兵工厂大爆炸和两派的这些恶劣行径引起中共高层的震怒,当天周恩来即在北京召集康生、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开会,研究处理晋东南问题,并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决定增派部队开进晋东南平息武斗,收缴武器,同时写一联合通告和晋东南群众直接见面。通告内容由周恩来用专门电话向刘格平、谢振华口授,要求他们抄录成文,立即电告萧选进和武天明转“红字号”组织,并印刷联合通告,由空军派出飞机在晋东南上空投撒。周恩来指定刘格平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在通告上联合签名。 通告全文如下:

联合通告
最高指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萧副军长、武天明司令员转“红字号”组织:
新进去的部队高炮61师602团及工程兵部队等,是根据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来长治地区执行支左任务的,是促进晋东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的,完全没有派性。你们把602团等部队大部分武器弹药抢走,是完全错误的,是违犯中央一九六七年“九·五”命令的。你们这么做就要走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望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程首创等坏人的当,应即把抢走的武器弹药全部交回部队,并立即停止向部队进攻和武斗,恢复革命秩序。如继续向部队夺枪或武斗,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了。那么,中央派去的支左部队就有权利执行“九·五”命令。
特此予告,望向广大革命群众宣布,力求贯彻执行。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69军军长谢振华
1968年2月5日

随后,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于2月17日向“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通知

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
为了尽快解决长治地区目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萧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往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进行谈判。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释放互抓的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缴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
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斗私,批修”,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不要再上一小撮坏人的当。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把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路线、反革命分子斗倒斗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认真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七日

同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69军发出《立即认真学习传达贯彻执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通知〉的通知》,全文如下:

晋东南及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驻军支左委员会转各群众组织:
二月十七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对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群众组织的通知,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晋东南和全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是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搞好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措施。望你们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坚决贯彻落实。
各地区凡有两派斗争的,都应立即全面贯彻这一通知,积极组织两派谈判,立即停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凡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归返原单位外,其它各群众组织抢夺的、自造的、和发给的武器应全部交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封存和上交。迅速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引导广大群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此通知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九军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七日

曹中南、萧选进手持这道“圣旨”,指挥由陆军第1师(师长张霖)、高炮61师3个团,第63军、第69军各一部,军委工程兵一部、省军区独立师一部、晋东南军分区独立团等组成的支左部队开赴长治地区。在曹中南、萧选进等军方领导人的主持下,“红字号”组织、“联字号”组织派出各自的代表进行谈判。从2月18日至28日的长时间谈判,双方达成《关于收缴武器弹药的协议》、《关于释放互抓人员的协议》。曹中南、萧选进等军方领导人就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抓革命促生产等重要问题对两派代表提出要求。通过军方奉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红字号”组织土崩瓦解,晋东南局势暂时平稳。可是,对刘格平、陈永贵及其支持派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灾难。因为此前刘格平、陈永贵多次表态支持“红字号”和晋东南革命委员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程首创。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不得不转弯,表示“坚决贯彻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然而时隔不久,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后,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对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和69军的负责人兴师问罪,横加指责。4月9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曹中南、谢振华等第69军军师两级领导干部和郑维山、张日清时重提晋东南问题和山西问题,江青称:“郑维山同志,你向中央要开枪权、要扫荡权,可以看出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几万人的大组织有群众问题,我说你们对九·五讲话的宣传不怀好意,你们不爱护群众,晋东南暴露了一个大问题,你们就是不爱护群众,你突然袭击了我,你郑维山要作自我批评,你光宣传九·五讲话,不爱护红卫兵小将,你们要很好地作个书面检查”,“你们要检查一下,在山西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军队是实力派,你们对准谁谁能受得了!两派搞武斗,有人操纵,没有黑手那才怪呢!刘格平、李雪峰是北京军区政委,中央接见你们未通知刘格平、未通知李雪峰,中央并没有撤他们的职嘛!”此时林彪插话问:“你们通知人家了吗?我听说山西有拥护革命委员会和反对革命委员会、拥护解放军和反对解放军的说法。”江青又称:“要有群众观点,抢枪有什么关系!张日清你对革命委员会退半步就解决问题了,山西成立革委会最早,是两层政权。”林彪称:“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的,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找陈永贵谈。陈永贵同志最顾全大局,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政爱民的做法都是很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啦!军队要拥政爱民。山西联合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不搞两层政权,要支持革委会,有缺点也得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委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很被动。”“北京军区、山西军区、69军都要检查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主要是军队大方向不对就要搞武斗。过去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中央路线。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决山西问题可以联系北京军区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
这是中共高层对军队在山西支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69军的严厉警告,令郑维山、张日清、谢振华、曹中南等人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他们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班全体学员会上检查,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在省核心小组会上检查,在山西省的有关会议上检查。检查内容无非是没有坚决支持刘格平、没有坚决支持陈永贵,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林彪等人的指示,要拥政爱民,要坚决支持刘格平、坚决支持陈永贵、坚决支持省革命委员会等等;严令下属不准有任何不利于革命委员会和刘格平、陈永贵的言行,要顾全大局,转变态度。
更令这几位军方大佬雪上加霜的是,同年5月16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对他们当面劈头盖脑的“批评”和指责。江青说:“个人野心家是无底深渊,谁要是掉进去就出不来了。”“你们对坏人阶级敌人不动手,我们动手”(指抓太原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罗枫奇)。周恩来说“刚才陈永贵讲的是无产阶级派性”,江青接着说:“陈永贵、刘格平都是联系群众的,你们有事要和陈永贵、刘格平好好商量。”陈伯达插话:“在山西你们要多听陈永贵的话。”江青又说:“你自己毁灭一个新生的政权怎么行!”“不要再干扰大方向了,再干扰我们就不客气了。”康生说:“全国学大寨,你们反陈永贵、反大寨。”“对彭、薄、安、陶,你们毫无仇恨,对自己人恨的你死我活。”黄永胜插话:“支持革命委员会谁也不敢提了,军队成了什么军队了?”姚文元说“革委会、解放军应有权威,你们不团结都没权威了”。康生又说:“在晋中区大反陈永贵、大反任、王、张,你们知道不知道任、王、张是受陶鲁笳、薄一波迫害的?你们和薄一波划清界限了没有?这是大方向问题。如果不改,你们就和薄一波搞到一起了。”周恩来说:“你们对好多反动的东西不管。”他又说:“你们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要有好的态度,问题还是会解决的。”
这些所谓的“讲话”被称为“中央首长5·16指示”,传遍了山西全省,成为支持刘格平、陈永贵一派的有力武器,再次掀起了攻击张日清、谢振华、曹中南等军队干部的浪潮。两大造反派组织斗争有增无减,十分激烈。其结果是,不少地区局势混乱,坏人嚣张,尤其是太原地区,武斗不断,各派群众组织有七八千到一万条长短枪,手榴弹、炸药很多,还有数百挺机枪和几十门大炮。不少厂矿企业的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太原钢铁公司、太原重型机器厂均系大型企业,担负着军工用钢和生产尖端武器的任务,因武斗大部分停产,几个大的军工企业也因武斗停产影响了国防和援外任务,西山煤矿按计划指数为日产煤12000多吨,实际生产不过2000吨左右,有的工厂不搞生产专门制造武斗工具,有的厂矿因武斗使设备遭到破坏,工人不能上班。1968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下降得很厉害。另一方面,由于武斗有发展趋势,坏人乘机横行霸道,任意开枪,行凶杀人,拦路抢劫,敲诈盗窃,强奸妇女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人们怨声载道,批评省核心小组领导人太右,批评军队太软,责怪他们“没有对敌人实行专政”。
面对此种情况,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1968年6月2日写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并北京军区的报告称:“经我们核心小组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最近数次接见我们时的指示,制止太原地区武斗,收缴各群众组织的武器、弹药,迅速稳定局势,是我省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建议从本省驻军内调集五至六个团的兵力到太原地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揪出坏人,促进革命大联合。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建议除在太原地区集中两个团以外,拟从一○七师在晋南搞生产的两个团中抽调一个(或两个团各抽一半);从太谷调炮兵五八六团;从晋东南抽调步兵五五九团(临时来太原执行任务,尔后转调阳泉煤矿支左),晋东南支左任务全部交给高炮六十一师负责。另外,拟请军委总后批准临时动用驻太原和太谷的两个工程团的大部分(最近因施工材料不足,他们工程任务不多),参加这一任务。”
报告又称:“上述部队调入太原后的主要任务是:一、深入各大厂矿、学校、街头,广泛宣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宣传‘四·九’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最近对我们的指示,组织群众一起大学毛泽东思想,以求贯彻我们发出的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紧急通知。二、采取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的办法,首先到若干大厂矿,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作好双方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双方谈判、达成协议,同时收缴双方的一切武器。并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三、发动群众对坏人实行专政。让群众自己动手揭露、揪出那些挑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社会治安的坏人、坏头头,以及乘机捣乱的地、富、反、坏、右和流散在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给予严厉打击。并引导群众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卫、王、王和王世英,以及各单位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四、在抓好革命的同时,迅速恢复各厂矿的生产,用超额完成任务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上半年因武斗没有完成的生产任务。” 高层虽然批准了这一报告,但是太原和山西全省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两派斗争依然激烈地进行着。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正值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及其支持者郑维山承受巨大政治压力之际,山西局势出现了微妙变化:同年5月2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接见参加全国煤炭会议直属矿和地方矿代表时,阳泉煤矿“6·28”造反组织(支持刘格平陈永贵派)代表梁宝贵发言指责军队“不支持我们的造反派组织,不支持刘格平,不支持陈永贵,不支持省革委”,当即受到江青的严厉批评:“当着这么多人你控告解放军,态度很不对,我们要团结,要打倒刘、邓、陶、彭、罗、陆、杨,我是戴红五星、红领章的,你这样控诉解放军,我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康生也对梁宝贵进行了严厉批评。 阳泉煤矿老工人王体因为在发言中不同意武斗、要求恢复生产,受到周恩来、康生、江青的称赞,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打倒“四人帮”后又被定为“四人帮在山西的代理人”。
这些所谓的“严厉批评”没有改变山西文革的实质,但是在当时却减轻了北京军区、第69军和山西省军区的政治压力,山西政局走向悄然变化。6月17日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张春桥、吴法宪等人接见参加煤炭会议的山西阳泉、河南平顶山部分代表和山西省核心小组全体成员的时候,发出了有利于军方的信息:“大同经验也很好,大同是六十九军搞的嘛”,第69军在“晋东南搞的不错,在阳泉、在晋东南六十九军做了很多工作”,“你 把六十九军搞得灰溜溜的,六十三军一去,就和六十三军干上了,哪是工人阶级的感情,工人阶级哪有这样的感情!”“要斗私批修,要大批判,把矛头对准敌人,不要搞自己人,要维护解放军,张日清有了错误,已经检讨了嘛!对张日清怎么能叫他灭亡呢!军队要拥护革委会,而革命委员会要拥护军队。主席是不轻易讲话的,接见时当面给你讲要拥军。” “我们要再说一次,六十九军做了几件好事,如处理大同、平遥,还有晋东南都很好嘛!” 谢振华、曹中南趁势推进该军在山西的支左工作,要求第107师加快在阳泉、晋中、晋南以及部分大型工矿企业的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步伐,要求第28师巩固和发展大同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
当时第107师负责的三支两军面广点多,晋中、晋南两个地区共48个县和阳泉市辖2个区(站上区、阴营区)都由它管。而且这些地方的重要厂矿企业如驻榆次的东方红纺织厂、红卫纺织机械厂、驻介休的汾西矿务局、南同蒲铁路、驻晋南的临汾钢铁公司、临汾纺织厂、中条山有色公司、第十二冶金公司等和不少军工企业也在它的工作范围内。第107师对这些地方和企业的两派组织负责人恩威并重、软硬兼施,特别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要求上述两派组织在北京学习班的负责人必须在1968年国庆节前达成大联合和三结合协议成立革命委员会,否则不许在京参加国庆节的重大活动,差不多的地区和企业都“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阳泉,由于“6·28”派主要负责人梁宝贵及其支持者安克被高层“点名批判”遭到看管,整个阳泉成为军方及其支持的“大联合”组织一派掌权的天下。
在晋中,总站派联系陕西、河南等地的造反派组成所谓的“68军”,对总司派展开武装“围剿”,造成大规模武斗导致数百人伤亡。但是,由于刘格平、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施加压力,在第107师和军分区的支持下,同年9月下旬总司派和总站派代表在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签署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协议,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晋中区革命委员会,设常委21名:王振国、宋志明、芦炳生、张哲生、刘汉儒、刘新田、陈尔云、刘生毅、胡金锁、刘燕飞、张健、李兆田、吴晋增、王乃德、黄金彪、丘高旺、王金海、刘顺义、周世刚(暂缺2名),主任王振国(晋中核心小组组长),第一副主任刘新田(第107师政委),副主任陈尔云(晋中军分区司令员)、刘生毅(晋中军分区政委)、刘汉儒(原晋中专署商业局局长,倾向总司派观点的领导干部)、宋志明(原文水县县长,硬骨头兵团负责人)、李兆田(晋中总司主要负责人)、王金海(晋中总站负责人)。 军方支持的总司派与陈永贵、任、王、张支持的总站派,实现了“对等掌权”。随之,晋中下辖的榆次、太谷、介休、灵石、榆社、和顺、平定、寿阳、交城、文水、汾阳、临县、中阳的两派也成立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昔阳、盂县、祁县、左权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存在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平遥、孝义、离石则是在第107师的帮助下,总司派对总站派单方面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进行所谓的“补台”,达到“对等掌权”目的。陈永贵、任井夫等人支持的晋中总站不得不放弃武力消灭总司的念头。
在晋南,因为第107师和军分区、12航校支左对象不同,它们之间分歧比较大:第107师支持“1·26”等在野派也是少数派,军分区、12航校支持“3·18”等掌权派是多数派,军分区和12航校之间也有矛盾。所以两派斗争异常激烈、残酷。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压力下,经过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曹中南的说服,第107师与军分区相互妥协,同意“3·18”和“1·26”两派“对等掌权”。两派代表在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签署了大联合协议,对已经成立的晋南区革命委员会实行“补台”,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晋南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由原来的103名增补到130名,常委由原来的27名增补到35名(增补齐有臣、陈百川、吕宝勤、李宝玉、宋林生、仇克勤、李嘉玉、畅瑞令。常委中解放军8名代表经调整后为吕树品、刘健、孟力、靳万起、杨力耕、王毅、徐静、张万祥),由吕树品任主任,刘健任第一副主任,张耀庭任第二副主任,孟力、靳万起、卫树廉(女)、齐有臣任副主任。
太原、晋中、晋南的不少大型厂矿企业两派造反组织,在军方的撮合下也都如法炮制达成了本单位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协议,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强大压力下,第69军虽然表面上顺从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旨意”,但实际上把山西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这一年的11月下旬或12月初,阳泉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人交代出陈永贵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日军组织的特务组织“兴亚会”,并担任过日军指定的大寨村代表问题。阳泉市主要负责人周云涛感到事关重大,即向谢振华、曹中南汇报。谢振华、曹中南和省支左领导小组成员研究,要求阳泉方面对这件事必须保密,责成在山西支左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刘旭等三人查实此事。调查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 由谢振华亲自找陈永贵谈话核实,陈永贵在太原迎泽宾馆向谢振华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过情报”等事,并表示“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谢振华宽慰他“不要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说出来”。当时在场的有时任第69军政治部副主任、山西省驻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甄连兴,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秘书、第69军政治部组织处干事黄祥初,刘格平的保卫干事、第69军政治部保卫处干事冯阁林等人。 12月,谢振华、曹中南决定以第69军党委名义写出书面报告上报,让在北京参加冶金会议的李金时向周恩来汇报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周恩来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第69军党委也向北京军区党委上报并转呈中央关于陈永贵参加日军特务组织等问题的报告 。

(四)诡异政局面前的莫衷一是

文革局势变化多端,政局走向难以捉摸。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在山西再掀恶浪。会议的公报还未公开发表,陈永贵迫不及待在大寨传达“开除刘少奇党籍,批判二月逆流,召开九大”等内容。在太原,“红总站”负责人抢在新华社发布公报前出动宣传车高调宣扬“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坚决拥护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等口号。
虽然此举受到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严厉谴责,但是不甘心“对等掌权”的总站派以杨承孝为代表于1969年1月5日用“太原工人”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坚决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砸烂镇压造反派的‘对等掌权’”,“宣言”呼吁造反派联合起来,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誓与反动的二月逆流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血战到底”。在“宣言”的煽动下,已经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太钢公司、第十三冶金公司、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铁路系统以及远在晋南的中条山有色公司、第十二冶金公司等大型企业原总站派的部分负责人重拉队伍,另立门户,打出的旗号五花八门:“太原工人”、“山西工人”、“产业工人”、“铁路工人”、“冶金工人”等等。而且,杨承孝等组织几万人上街游行,进驻山西日报社查封报纸。与此同时,原兵团红联站派纷纷成立所谓“护厂队”、“护校队”之类的组织,摆出一副“保卫红色政权”的架势。
在晋中,总站派打出“晋中总站留守处”旗号,用武力占据原榆次县委办公楼,与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对峙,总司派也以“群专指挥部”名义拉起队伍和“晋中总站留守处”相对抗。在晋南,原“3·18”派负责人以侯马为基地,同驻临汾城的晋南地区革命委员会对立,并在侯马以南开通以“3·18”命名的列车,中断和临汾、太原的铁路交通,“1·26”派也不甘示弱与之针锋相对。
山西又一次出现了混乱局面,两派开始新的武斗。
这些动作无疑是对69军和省军区前段支左的全盘否定,更是对谢振华、曹中南、张日清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当头棒喝。此时,军方的唯一办法是求助于高层发指示下命令制止两派武斗,“维护大联合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他们通过第69军、山西省军区和北京军区参加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支左人员向中央文革碰头会反映山西问题。
针对这些情况,1969年1月30日22时23分至31日凌晨3时40分,周恩来通过接见第十二、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出席冶金工业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的讲话发出了明确要求:“山西夺权是第二名,紧接上海‘一月风暴’,现在是落后了,落后了就要赶上去。”他要求两派搞“五不协议”:“不动气,不动口吵架;握手不动手;不带枪;不动枪。要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导的‘五不’去执行”,重申:“你说他保,他说你保,我都不管。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两派不管什么派,反正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恩来避开杨承孝等人早前提出的“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等口号,反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其用意十分明白。他当面指示杨承孝等人,必须放行被拦截在十三冶给西山地区运送粮食的一百余辆汽车,要求占领设在榆次525军用仓库的“一把火”组织必须撤出来。
然而,以杨承孝为代表的总站派将周恩来的要求当成耳边风,继续我行我素。周恩来为主持人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不得不再次接见参加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耳提面命地“教育”和指责有关人员。同年2月16日17时38分至20时30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温玉成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这些代表。周恩来说:“我们今天不想多说什么,现在会议继续开。冶金会议开了半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以后,其他单位都回去了,就留下山西的四个单位,十三冶、十二冶、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太原钢铁公司。还有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十二个单位留下来,有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和十个兵工厂都留下了。”“为什么把你们留下来?因为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山西在今年一月份又出现了分裂。”“本来山西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两年前夺权了,把卫、王、王打倒了,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山西的代理人卫、王、王都打倒了,夺权了。你们夺权早,占头几名。上海张春桥同志在这里。上海第一个夺权,你们响应得很快。但是两年来,你们好的继续好,不好的还是不好。大同不是很好嘛!六十九军支持,晋东南解决以后很好阳泉也好。问题是在晋中,首先在平遥,有部分人揪住陈永贵闹,谢振华同志去解围,军民关系搞得很好。但是,这个传统没发展,停顿了起来。既然停顿了,我们就要做工作。所以把你们留下来,把你们负责人留下来”。接着,周恩来、康生先后指责参加会议的杨承孝。周恩来对杨承孝说:“你在学习班回去五次,康老很生气!”康生说:“上次在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上,你回去了五次。我赞成你回去,你回去吧!暴露给大家看一看,你杨承孝是什么人。”“今年一月五号杨承孝还在那里拉队伍,还在那里发‘宣言’,搞分裂,这是革命吗?杨承孝同志,你这个人我过去保过你,是不是保过?那时你是造卫、王、王的反,造陶鲁笳的反,那时我们保过你。因为当时另一派的矛头是对着革委会的,我保你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山西的革命委员会,为了山西的革命问题。现在是另一回事,要狠狠批评你。前年十二月你从东北回来后,我看你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要好好检查,你现在官做大了,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据北京卫戍区反映,你在北京有好多杨公馆,杨承孝公馆(杨承孝:没有)。你不要说这个话,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周恩来插话:“任何单位来的人,只能在中央指定的学习班学习,你自己不能到处搞联络站,开旅馆,那不行。”“你要做好点!康老是谆谆教导你。” 江青称:“山西的主要问题是归口大联合,你们要和社会脱钩,每个厂自己搞自己的,听来听去,山西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工人不搞生产,到处乱窜,这叫什么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山西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就是晋中有一条带子,这条带子的纽扣要自己解,不是说形势不那么好,就是晋中、晋南有个侯马,其他地方形势都是很好的。” 康生插话:“晋中,主要是太原。”针对第107师支左干部王世文发言中有支持兵团派的倾向,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大谈山西军队支左:“驻山西的军队同志要顾大局,山西支左有些是有错误的,有的地方很好,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现在要拥政爱民。拥政,就是要拥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保卫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爱民,就是要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革命群众,不能只爱哪一派,什么‘红总站’、‘兵团’、‘红联站’,除了少数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革命群众,你们都得爱,只爱哪一派都是不对的。希望你们屁股要坐得正一点,要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一碗水要端平。……山西是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现在落后了。……我们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一下支左工作,把春节拥政爱民工作搞好,把一碗水端平,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好,把生产搞上去,赶上全国先进地区、先进工厂。”随后,周恩来让参加会议的陈永贵、曹中南发言,他们做了自我批评。接着周恩来说:“刚才陈永贵、曹中南同志都讲了话,他们都做了自我批评。同志们应引起注意。他们都是革委会成员,他们都检查了自己有派性。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最近几个月,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陷入派性,被一派利用,对一派听得多讲得多,亲一派,疏一派。我看过那些材料都是一派的,把陈永贵的讲话夸大加以歪曲,支持自己这一派,挑动派性,这怎么行哪!革命委员会成员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来执行,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办事,不能另外成立一个中心,支持一派。这个自我批评很重要,我们欢迎他刚才的这种态度。刚才曹中南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也是讲的军队的态度。军队有时没有把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加深了两派对立。当然不是所有军队都是如此。领导上有这个倾向,下面就受影响。这两个同志的自我批评我们是欢迎的,希望他们回到革命委员会后,使核心小组加强团结,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听毛主席的话。”当与会的十三冶金建设公司造反组织陈士法说他是支持大寨红旗、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时,针对这个说法,周恩来称:“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刚才陈永贵同志讲了他自己有派性,你不能学习他的派性。” 周恩来等人如此长时间面对面地同山西领导人和造反派头头讲话,在山西文革史上实属“空前绝后”。
可是,这些人对于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在太原,“红总站”、“山工总”、“太司”、“左联”等组织在厂矿、机关、学校、招待所等处设立武斗据点,构筑武斗工事。“兵团”、“红联站”、“兵团工总司”等组织以“自卫”为名,也设立武斗据点,构筑武斗工事。两派武斗频发,造成工厂停产,交通中断,阻碍了城乡物资交流,市场供应紧张;市民半年多吃不上肉,买不到肥皂、火柴、电灯泡等日用品;市内垃圾满街,路灯不明,电车、公共汽车又少又脏。在晋中,总站派组织的13县“联防军”不断挑战总司派。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当天晚上,驻介休的汾西矿务局两派武斗,伤亡数十人。总司派于同年5月11日,调集了六、七个县同一派的武斗队,对在榆次的总站派基地发起“攻击”。这场武斗造成百余名人员伤亡。不久,两派又在太谷县孟高庄武斗,总站派伤亡20人。在晋南,“3·18”派绑架第107师官兵4人,调集各县武斗人员,包围、进攻临汾,挑起大规模武斗。“1·26”派抢夺解放军的大批武器弹药,在临汾城大搞武斗。两派组织在南同蒲铁路沿线拦截列车,搜查旅客,殴打铁路职工,甚至杀人越货。
中共九大前后山西发生的这些恶性事件,引起中共高层的再度震怒,又一次准备开会解决山西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山西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再来110人,其中太原两派各来30人,晋中各来10人,晋南、侯马鱼雷厂各来5人,中条山铜矿各来5人,十二冶各来5人;中条山铜矿军管会1人,十二冶军管会1人,侯马鱼雷厂军管会2人,太铁、太钢、西山矿务局军管会各来1人;地方干部9人:李顺达、王体、韩英、徐志远、李学敏、王振国、王金贵、刘汉儒、谭海水。共来126人。1969年7月1日以前在北京民族饭店报到,不许携带任何武器,准备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
将山西这么多的重要人物召集到北京,表明中共九大以后的高层要对这个派性“重灾区”动“大手术”了。

(五)“军管”山西

山西问题愈演愈烈。虽然毛泽东1968年先后两次当面指示刘格平、张日清,第一次是6月3日,毛对刘格平说“你要拥军,他们才能拥政”,对张日清说:“你要拥政。”对他俩说“你们应当把山西工作搞好”。但是,刘格平传达的毛泽东指示是:“你们应当把山西工作搞好。你们要拥政,军队要拥政。” 第二次是同年8月15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干部学习班时问刘格平:“你们有希望吗?”刘回答:“有希望!”毛再问:“还在大打吗?”刘答:“好多啦!因为有主席批示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七·二八’讲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指示刘:“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九大以后,毛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称:“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 林彪、周恩来以及文革碰头会成员的也多次接见和指示山西核心小组成员与部分造反派负责人,但是无济于事,山西仍然大乱不止。而且令高层不能容忍的是,九大前后山西还是炮火连天,武斗不息。
同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在北京开会,决定处理山西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在高层的掌控下会议认为: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是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各支一派压一派,使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和省核心小组向中央的六项保证、十项措施,不能得到落实,太原市、晋中、晋南地区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会议根据中央负责人指示的精神,提出解决山西问题的13项措施:1.加强省核心小组领导,建议增加李顺达(中央委员)、王体、韩英(中央候补委员)、萧选进(69军军长)、徐守恒(山西省军区副政委)、汪治平(独立师师长)、罗国斌为省核心小组成员。2.改革省革委会办事机构。为了深入进行机关的斗、批、改,决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现在省革委会办事机构人员和原省委、省人委机关人员全部调出来学习,学习后另行分配工作:请求中央或北京军区帮助山西办一个大约6000人的学习班,其余2000人由省革委在雁北的山阴办学习班,也请北京军区派一部分干部,加强学习班的领导机构。建议从军队调300名比较优秀的干部,组成精干的省革委会办事机构。除从山西驻军独立师和28师调120名干部外,请求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派180名干部。办事机构下设办事组,汪治平负责;政工组,徐守恒负责;保卫组,张纯德(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负责;生产组,韩英负责。3.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由69军党委统一领导全省支左工作的命令。建议由各总部和各军种、各兵种驻山西部队的负责人组成省支左领导小组,由曹中南任组长,谢振华、萧选进任副组长。4.所有中央、省属厂矿、院校、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政治思想工作,统由所在地(市)革命委员会领导。5.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指示,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办的学习班上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谁也不准破坏。对凡是破坏协议、制造分裂、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的一切组织,如“太原工人”及其所属的各行业的“工人”组织,晋中“一把火”组织,由一派建立的所谓“民兵”“护厂队”之类的组织,一律不予承认,要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组织一律取消,归口抓革命,促生产。6.太原市、晋中、晋南的两派,要坚决支持根据1968年9月以来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协议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某些还不完善的革命委员会,可本着充分协商的原则,加以充实。对晋中驻榆次城的地区革命委员会、晋南驻临汾城的地区革命委员会、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应予承认、支持。离开这些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应一律回来。晋南地区县以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晋中的昔阳、祁县、榆次、孝义、介休、平遥、盂县、左权等八个县的革命委员会和太原市阳曲、清徐、古交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太原地区各厂矿企事单位、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两派都应予承认,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晋中的太谷、汾阳、灵石、中阳、临县、榆社、和顺、平定、文水、交城、寿阳等十一个县,应把两派群众的代表集中起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签订协议,搞好革命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请求中央办这十一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晋中离石县和太原市电信局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问题,由省革委会办学习班解决。太原市的重机、十三冶、山纺以及侯马八七四厂,汾西煤矿、中条山铜矿、十二冶,必须坚决执行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7.坚决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立即停止一切武斗,拆除一切武斗据点,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武斗队,上缴一切武器。对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展开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追捕归案法办。除昔阳外,太原、晋中、晋南民兵的全部武器,都要上缴人民解放军保存。8.大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律不得侵犯。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交回。对绑架、杀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都应宣布是反革命行为,要依法惩办其主犯。对挑拨军民关系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革命委员会,保护人民群众。9.坚决执行中央颁布的关于铁路交通的一切命令。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抢劫火车、汽车,袭击车辆,冲车站,抢劫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抢去的车辆必须立即无条件交回。南同蒲铁路必须立即无条件恢复通车。取消非法的“3·18”次列车。10.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抢劫商店、仓库,霸占和私设银行,非法派粮派款,向群众敲诈勒索,残害人民,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其首恶分子必须严加惩办,并追回其抢劫的全部财物。11.对于煽动、威胁工人离厂,破坏生产设备,制造停工停产事件,以及强迫农民进城武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分子,要严办。对于一般离厂、离社、离机关的人员,动员他们在限期内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在一个月内不回者,工人、机关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停发口粮。如职工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将视情况给予处分,直至开除。12.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打击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犯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太原市所谓“弟兄们”的流氓集团,应坚决取缔。其成员要集中起来劳动改造。对其中罪大恶极者,要列出他们的罪状,交给全市群众家家户户讨论,依法惩处。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应判处死刑。13.为了迅速制止武斗,彻底解决山西问题,请求中央再派一部分部队协助山西驻军完成这一任务。同时请求中央发一个布告。
对此,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以“中发6942号文件”下发,山西传达到县团级领导班子。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九大以后的第一个布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简称“七·二三布告”),以“中发6941号文件”下发全国。在山西,这个《布告》用飞机散发全省,并在不少城市的大街小巷张贴。第69军等山西驻军和第1军、第63军等派往山西支左的部队,手持这道“御批”深入到太原市、晋中、晋南地区的大小单位、武斗据点,执行《布告》规定的任务。到8月13日,仅太原、晋中、晋南三地收缴枪支近50000条、炮2000门,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其它装备。
为了贯彻落实中发6942号文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北京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举办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地区班,要求太原、晋中、晋南三个地市的两派负责人和省核心小组、省革委会各机构人员,原省委、省人委,原太原市委、市人委机构人员共8000余人到这个学习班“斗私批修”、落实“七·二三布告”、“批判刘格平、张日清的严重错误”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和山西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全体人员以及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等人被要求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一切活动并接受学习班的领导,参加这个学习班的还有太原、晋中、晋南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地方领导干部等人。根据周恩来等人1969年7月的指示,谢振华主持山西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全面工作。
谢振华,曹中南不仅掌握了山西支左的领导权,而且取代了刘格平、张日清在山西的领导地位,成为山西名副其实的实权派。至此,全省从省党政军领导班子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第一把手几乎全部是军人,而且班子里的成员军人占近一半。且看地、市级第一把手的配备:刘世洪(时任省军区副政委)担任太原市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周运涛(时任107师政治部主任)担任阳泉市核心小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刘秀杰(时任第63军第187师副师长)担任晋中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晋中地委书记,武天明(时任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担任晋东南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晋东南地委书记,张霖(时任1师师长)担任晋南核心小组组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只有徐志远、王金贵、康伯成、赵连胜四名地方干部分别担任忻县地区、大同市、雁北地区、长治市的党政一把手,但是给他们配备的第二把手均系军方人士:忻县地区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敏仁是忻县军分区政委,大同市核心小组副组长罗国斌是省核心小组组员、第69军第28师政委,雁北地区核心小组副组长刘明溪是雁北军分区政委,长治市核心小组副组长赵成旺是长治市武装部政委。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1969年中共中央有关山西问题的两个文件,实际上是对山西宣布了军管,在军管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谢振华、曹中南为核心的第69军和山西省军区。虽然当年10月至12月驻山西的部队有所调整,谢振华、曹中南主持山西全面工作的格局并没有变化。当时通过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山西局势得到平稳,是因为毛泽东下了最大的决心,彻底解决山西问题。然而平稳下面隐藏着暗流。这股暗流就是贯彻落实“七·二三布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一打三反”、“清队”、“清查五·一六”等产生的许多冤假错案。因而,形成了对以谢振华、曹中南为核心掌控山西的第69军和省军区一种潜在威胁。这是后话,本文就不叙述了。

2019年7月25日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四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01, 2020 8:20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594
【书海泛舟】

处决在战场之外
(《牺牲者》选读)

赵 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著名作家赵瑜完成于2007年的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系列之16,该书全景式、深刻而又生动地记述了文革中晋东南的大规模武斗,因属所谓“敏感”题材,至今未能出版。本刊此前已经节选发表过该书稿中一些片断,在第22期(2013年9月30日)发表了《震惊各方的山西长治“一•一六”事件》,第25期(2013年11月30日)发表了《是谁杀了王尚志》,第31期(2014年3月30日)发表了《虐杀生命》,第72期(2016年6月30日)发表了《山西文革中的几份死难者名单》。文中提到的晋东南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叫红字号,其所属组织名称大多带有个“红”字,虽被一些人视为“老保”,但因靠上了省城最大的造反总指挥部,得到省革委主任刘格平和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贵等及驻晋空军、海军部队的支持;另一派叫联字号,建立了地、市两级造反总指挥部,以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为代表,得到省革委副主任、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和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等及驻晋陆军部队的支持。当其他地方的群众组织都称这派那派的时候,晋东南却偏偏将不同派别称为不同“字号”,赵瑜对此有个说法:这“别开生面,令人想到了悠悠晋商辉煌创业的传统称谓”。

……文革大乱进入第三个年头,形势已是今非昔比。在对待各路造反派包括老红卫兵问题上,高层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化。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到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面对遍地烽烟,认定必有“坏人”从中捣乱。大联合难以实现,革委会失尽权威,斗批改无从进行,若非“坏人”捣乱,还能是什么问题?——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要求从群众组织当中揪出坏人,正是为了弹压乱局。晋东南程首创以及高平县乔高升等干部,成为山西头一拨牺牲品。红字号因而在政治上找不到支撑点。

追悼亡灵与徐公达惨案

值得记述的一件事,要说长治市联字号于3月19日举行了大规模的战后追悼会。其他县区追悼活动未见记载。这天,三万多名联字号战士汇集英雄台广场,全副武装,沉痛哀悼在长治市区战死的战友。这批死者不包括阵亡的解放军指战员,不包括郊县参战民兵,不包括同派非“联总”组织的死者,也不包括16个县的阵亡将士,单指“联总”长治市内的牺牲者,共计56人。会场上,众多死者的黑白放大照片排列在主席台,连成几大排,令人震惊。极大的黑布挽联垂挂在主席台两侧:漳河怒涛千重浪,上党挥泪悼英魂。气氛肃杀,哀歌阵阵。主祭人王法书在一片“打倒国民党大特务程首创”的口号声中,宣布大会开始,他很悲壮:“今天我们在这里愤怒声讨程首创以及红字号坏头头的法西斯暴行。炮火连天鏖战急,胜利的号角声中,我们无法忘记牺牲的战友,他们在牺牲的最后瞬间,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他们把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红色政权,献给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恶的屠刀只能杀害我们的躯体,却永远毁灭不了我们革命的赤胆忠心。一个个战友倒下去,千万个战友站起来!”
口号声惊天动地,震撼着上党古城。
专业广播员出场。正式悼词空洞而煽情,是一篇典型的文革派战祭文:

阵阵腥风扑向革命派,淋淋血雨洒遍晋东南。红字号中的法西斯暴徒们,疯狂地向我们举起了屠刀。程贼的机枪,像毒蛇一般,吐着腥红的舌头,舔着造反派的鲜血;程贼的炮弹,像魔影一样,掠过和平的天空。我们的战友,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中,我们的同志,一个个惨死在程家牢房……我们怎能想到,亲爱的战友啊,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学习最高指示,今天,我们胜利了,你却离开了我们;今天,程贼打倒了,你却没能看到这一天。战友啊战友,当今天悼念你们的时候,我们心中有着无限的悲痛,我们胸中燃起了万丈怒火!死难的战友们,我们誓要为你报仇,我们誓要为你向程贼讨还血债。
太行山,是红色根据地,太行山,是革命大摇篮。
英雄的太行人民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八路军、解放军的鲜血洒遍了每一座山头;而今,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优秀的“联总”战士的鲜血,浸染了上党古城的每一寸土地。你们的鲜血,和革命先烈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你们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不愧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女,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不愧是晋东南人民的优秀之花。你们的光荣牺牲,比泰山还重!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们为你感到自豪!
今天,在你们英勇献身的地方,红旗漫卷太行山,东风吹遍上党城,迎春花朝着红太阳正在怒放,胜利歌声在长治上空飞扬!战友们,你们可知道,咱们胜利了,咱们胜利了!毛主席为我们派来了亲人解放军,党中央为我们下达了《二•一七通知》,你们日日夜夜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是你们的鲜血,染红了这火红的一天……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死难烈士万岁!

又是一番口号震天。台上台下,抽泣声阵阵。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遥远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那篇小说《变形记》,人何以被环境异化成瓢虫呢?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联想……
会后,“联总”战士端着战友遗像,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长治街头岗哨林立。三万人的队伍一路向南,朝着“太行太岳烈士陵园”进发。这批死者成为继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以来,安置在烈士陵园内的新一代文革幽魂。生者举枪朝天鸣放,完成了隆重的祭奠安放仪式。
《太行红卫兵报》辟出专版,连载这批牺牲者的姓名及死亡简况,无形中为历史留下了一项记录。在我的采访中,红字号阵亡名单曾经发现不少,而联字号一派的死亡名单,却只找到长治市“联总”这一份,似乎还缺失了几位死者。其语言风格,恕我保持了原貌,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两派对立之水火难容和那种不可名状的神圣:

1.苗顺和,男,河北磁县人,长钢战士。1967年10月14日,苗顺和同志到长治去张贴大字报,途经太锯,被太锯一小撮匪徒开枪打死。时年40岁。
2.李效田,男,武乡县人,长钢战士。1967年12月30日,在轴承厂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
3.李昌,男,河南许昌人,中共党员,长钢战士。1967年12月30日,在轴承厂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4.司双旭,男,沁源县人,长钢战士。1967年12月30日,在轴承厂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5.吴富堂,男,沁县人,长钢战士。1967年12月30日,在轴承厂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6.李纪狗,男,长治县人,长钢战士。1967年12月30日,在轴承厂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7.张安德,男,黎城县人,长钢战士。为截回被红字号匪徒抢走的汽车,在黄碾至潞城的公路上,被太锯匪徒杀害。时年26岁。
8.李金钟,男,长治县人,长钢战士。在长治县韩店战斗中被红字号匪徒杀害。
9.王相海,男,襄垣县人,潞安矿务局五阳矿战士。王相海同志曾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过功劳。在文革斗争中,为捍卫红色政权,他始终战斗在最前线。1968年1月8日,在长治农校被红字号匪徒杀害。时年37岁。
10.李怀保,男,长治市人,共青团员,晋东南印刷厂战士。1968年1月15日,红字号匪徒疯狂炮击印刷厂并发起猛攻,李怀保同志冒着枪林弹雨,连续数次冲进库房抢救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几次轻伤不下火线,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岁。
11.曲进华,男,山东黄县人。晋东南印刷厂战士。1968年1月15日,在抢救红宝书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6岁。
12.郭立胜,男,沁水县人,共青团员。晋东南印刷厂战士。1967年12月15日被红字号匪徒暗杀。时年22岁。
13.王秋书,男,壶关县人,共青团员,长治一中战士。1967年11月27日被红字号匪徒用手榴弹杀害。时年22岁。
14.高祥春,男,长子县人,共青团员。长治一中战士。1968年1月15日,在保卫红总司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19岁。
15.申金山,男,长治市人。潞安中学战士。1967年12月31日,红字号匪徒攻占手管局大楼,把申金山同志抓走。在西招待所白公馆里,他正义凛然,宁死不屈,于1968年1月2日被害。时年21岁。
16.于秋玲,女,阳城县人,共青团员。潞安中学战士。于秋玲同志在炮轰黑地委和1•25夺权中,做出了巨大贡献。1968年2月11日,在沁县至武乡的公路上,不幸因公牺牲。年仅19岁。
17.王文初,男,黎城县人。太行中学战士。1968年1月8日被红字号匪徒用手榴弹炸死。时年20岁。
18.牛连生,男,平顺县人,共青团员。长治师范战士。在文革斗争中冲杀在最前线,是长师联总主要负责人。1968年1月8日在学校被红字号匪徒杀害。时年23岁。
19.贾承怀,男,沁水县人。长治农校战士。1968年1月6日凌晨,在学校被红字号匪徒杀害。时年22岁。
20.段书贤,男,武乡县人,长治三中战士。在文革斗争中始终战斗在最前线。1968年1月15日,红字号匪徒野蛮进攻红总司。段书贤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1岁。
21.蒋文才,男,四川成都人,红星机械厂战士。1967年12月23日下午,为解救战友,在长治一中被红字号匪徒炸死。时年22岁。
22.杨金锁,男,长治县人,红星机械厂战士,1967年11月28日,为保卫国家财产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2岁。
23.韩天福,男,沁水县人,共青团员,红星机械厂战士。1967年11月28日,为保卫国家财产在战斗中牺牲。时年32岁。
24.朱登岭,男,河南杞县人,中共党员,红星机械厂战士。1968年2月7日,朱登岭同志冲破层层封锁,到西街粮库拉粮,被红字号匪徒开枪杀害。时年26岁。
25.杨化兰,女,天津市人,共青团员,太行锯条厂战士。1967年9月24日,在赴省汇报我区文革情况返回途中,不幸遇难牺牲。时年23岁。
26.杨俊铭,男,天津市人,共青团员,太行锯条厂战士。1968年1月3日,红字号匪徒野蛮炮击红总司,杨俊铭同志为保卫红色政权光荣牺牲。时年32岁。
27.徐恩承,男,天津市人,太行锯条厂战士。1968年1月3日,红字号匪徒野蛮炮击红总司,徐恩承同志为保卫战友光荣牺牲。时年27岁。
28.赵金虎,男,天津市人,共青团员。1968年2月19日,红字号匪徒进攻广播电台,赵金虎同志为掩护战友撤离险境,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
29.李文宏,男,江苏清江市人,专粮食局战士。1968年1月16日,红字号匪徒400余人袭击粮食局粮票仓库,炸开后院,冲入库区。李文宏同志誓死保卫国家财产,在战斗中全身中弹几十处,英勇就义。时年22岁。
30.张炳臣,男,河北胶河县人。红旗粮机厂战士。1967年8月8日,张炳臣同志为保卫《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纪念大会,被红字号匪徒用砖头猛砸头部,于12日牺牲,时年39岁。
31.徐公达,男,浙江慈溪县人,红旗粮机厂战士。1968年1月6日,徐公达同志因事外出,被红字号匪徒绑架到西招待所,受尽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时年39岁。
32.张忠生,男,湖南人,红旗粮机厂战士。1967年冬被长治缝纫机厂红字号匪徒开枪杀害。时年20岁。
33.朱士升,男,山东平原县人,中共党员,淮海机械厂战士。1968年1月15日,在轴承厂被红字号匪徒杀害。时年28岁。
34.张德才,男,吉林长岭县人,中共党员,淮海机械厂战士。张德才同志是淮海厂革委会委员。1967年12月24日,在车间被红字号匪徒活活打死。时年38岁。
35.李忠义,男,和顺县人,中共党员,清华机械厂战士。1968年1月28日,为捍卫红色政权,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6岁。
36.秦玉瑞,男,甘肃定西县人,中共党员,清华机械厂战士。1968年1月28日,为捍卫红色政权,在战斗中英勇献身。时年27岁。
37.李兴富,男,潞城县人,中共党员,市建公司战士。1968年1月6日,红字号匪徒武装进攻市建联总,李兴富同志在战斗中惨遭杀害。时年32岁。
38.左根锁,男,长治县人,中共党员,金星化工厂战士。1967年5月被阶级敌人折磨致死。时年32岁。
39.祁国祥,男,北京市人,郑州铁路局长治北机务段战士。1968年1月26日,在长治南站被红字号匪徒枪杀。时年33岁。
40.史孝芳,男,沁县人,中共党员,原晋东南地委战士。史孝芳同志对敌斗争最坚决。1967年9月24日,赴省汇报返回途中,不幸遇难牺牲。时年32岁。
41.史世亮,男,沁源县人,专建战士。1967年8月27日被淮海厂红字号匪徒绑架,惨遭毒打,于9月5日释放后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时年44岁。
42.张春林,男,黎城县人,中共党员,长治电厂战士。1967年8月17日,红字号匪徒手持凶器,野蛮殴打张春林同志,惨遭杀害。时年35岁。
43.祁月德,男,晋城县人,共青团员,长治汽车修理厂战士。1967年12月29日,为捍卫红色政权不幸牺牲。时年27岁。
44.张善清,男,沁县人,共青团员,长治汽车修理厂战士。1968年1月28日,红字号匪徒野蛮炮击汽修厂,张善清同志不幸牺牲。时年33岁。
45.申凤珍,男,潞城县人,共青团员,专木材公司战士。1968年1月10日,申凤珍同志为捍卫红色政权,在战斗中英勇献身。时年27岁。
46.杨水全,男,黎城县人,共青团员,长治轴承厂战士。1968年2月被红字号匪徒杀害。时年37岁。
47.胥保超,男,江苏睢宁县人,共青团员,晋东南药材公司战士。1968年2月17日,红字号匪徒炮击建设路小学,胥保超同志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8岁。
48.贾锁云,男,长治市人,锻压机床厂战士。1968年1月9日,贾锁云同志被红字号匪徒暗枪杀害。时年23岁。
49.张双考,男,平顺县人,作物所战士。1968年1月15日,为保卫国家财产被红字号杀害。时年28岁。
50.李贵昌,男,内蒙古包头市人,内燃机厂战士。1967年9月因公不幸牺牲。时年39岁。
51.张荣保,男,潞城县人,漳村煤矿战士。1967年12月21日被红字号匪徒用手榴弹暗害。时年27岁。
52.申印惠,男,原平县人,毛皮厂战士。在红字号野蛮炮击总司驻地时,不幸牺牲。时年35岁。
53.常富材,男,八一水泥厂战士。1968年春不幸牺牲。
54.芦得喜,男,文化宣传队战士。1968年不幸牺牲。

真是你死我活的一场恶战。从以上史料看,死者当中年龄在40岁以上的只有两人,年龄最小的19岁,大多数是20多岁到3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职工45人,学生9人。很显然,名单对郊区农村里的死难者未做统计,因而也见不到阵亡的民兵们。在这批城市死难者当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达25人,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不知该如何分析此现象。从籍贯上看,有35位死者为山西籍,有19位死者为外省市人。他们的籍贯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浙江、湖南、吉林、甘肃和內蒙古。真是五湖四海,多达12个省市自治区。如果算上红字号以及解放军的牺牲者,全国各省市的英魂就要在晋东南会齐了。
联字号在战后还做了一件大事,即高度重视和宣讲粮机厂工人徐公达之死,也就是名单序号第31位死者。公开地、长时间地在市中心展览徐公达残缺不全的尸体,给返城群众心灵上带来极大震动。
一时间,人们把徐公达当做联字号死难者当中深受残害的代表。
徐公达尸体之残酷,世所罕见,目不忍睹。我和我的小兄弟们从展区看罢出来时,每个人的小脸吓得惨白,半天说不成话。
这是一位中年男子,看得出来生前健硕结实,中等身材。他的尸体被置放在市中心工人文化宫一个展台上,赤身全裸,供千万人流动参观,旁边是荷枪实弹的守卫战士。整个尸体呈现一种青灰颜色,从头到脚伤痕累累,兼有一片片紫黑色斑。眼睛被挖成两个黑洞,舌头和鼻子被割掉,模样极恐怖。小腹部以下,生殖器也被割掉,那部位一片糊烂。解说员告诉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红字号长期占据专区西招待所,设为指挥部,那里就是国民党残害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滓洞,徐公达等好几具尸体,就是在我们解放了白公馆以后发现的。”以徐公达尸体为重点,联字号出版了一种16开的宣传册,系统地“揭露声讨白公馆内红字号匪徒的暴行”,配发图片近20幅,散发给前来参观的人们。材料中披露:红字号在西招周边修筑炮楼11个,暗地堡1个,射击枪眼87个,战斗掩体13个,通往专建地道1条,设置探照灯5个,120大炮及160大炮各一门,60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和肩扛式40火箭筒众多。在南楼驻扎四个战斗连队。北二楼2号套间、3号套间为赵震元、杨万盛、付安荣等人的住所及机要室,设电话总台和无线电报话机,控制全市九大武斗据点。西招军火库同时是一个全市军火转运站。北三楼设楼房,驻扎侯小根、牛迷有及“六月天兵”小分队,即“马路兵团”,占据楼口四个房间,负责看押联字号重要俘虏。里头六个房间,就是关押牢房了。徐公达、申金山等人即在这里被打死,后者的双眼也被挖掉。
徐公达确实是在西招被红字号打死的,对此两派没有争议。但红字号坚决否认挖去了眼睛、割了鼻舌和生殖器,宣称如此残忍的暴行,是联字号自家在徐尸体上做了手脚,要借此进行煽动性宣传。整个事件肯定相当复杂,我这里只能把初步调研所得尽力报告给读者们:
1968年元月6日,天刚蒙蒙亮,红字号长运据点前哨部位,发现联字号粮机厂一个三人战斗小组靠近,喝问口令时,对方答不上来,却报以枪击。这时,红字号据点内一支九人巡逻队赶到这里,双方当即展开枪战。长运守军迅速包围了粮机厂三人。其中一个姓郎,是头头,一个姓范,再一位就是徐公达。郎、范、徐三人于凌晨时分从西街驻军4546部队大院出发,要返回北郊粮机厂。中途在长运前哨发生此战,并陷入包围。战斗中,郎、范二人脱险,徐公达则跑入了一所废弃的饲养院。红字号守军追击至此,徐公达已无法逃脱,藏在院内不动。据多人材料称,当时红字号战士向院内喊话:“你小子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啦!”同时向院内投掷一颗手榴弹震慑。爆炸之后,徐公达那边仍无动作,悄无声息。这时,长运据点又有数十名援兵赶来。红字号队员持枪入院搜查。徐公达钻入了一大堆的玉米秸秆内。在冲锋枪掩护下,有队员上去搬弄玉米秆,终将徐公达搜出。红字号发现徐身上携带简易战斗地图一张,手枪子弹30余发,即向徐追问手枪哪里去了,徐交待手枪藏于玉米秸秆内。红字号把枪找出来,押解徐公达返回据点。先把徐关在长运食堂大菜窖内,进行突击审讯,随即向“红大”指挥部报告,复解往西招待所。徐公达惨遭严刑拷打,从而走向生命尽头。
前面章节里讲到,徐公达所在粮机厂联字号武装,去冬曾从火车站抓获该厂红字号骨干文水,将文水毒打致死,红字号在英雄台召开追悼大会。文水的妻子挥泪登台控诉,造成较大影响。该厂红字号发誓要为文水报仇。而该厂为联字号武装所占领,红字号这批人打不回去,此时,他们正在西招驻扎,接受指挥部统一指挥,日夜参加战斗。
据有关人员回忆,平时,红字号总部频繁接到北城防御报告,总是离不开粮机联字号据点的频繁炮击和高强压力。粮机厂驻扎西招的红字号战士,平时仇恨满腔,谈论最多的,总是离不开誓为文水报仇,迟早要杀回粮机去等等。而徐公达正是该厂联字号骨干,是重点复仇对象之一,这时候被抓到了西招,其严重后果不难想见。
徐公达遭受酷刑,惨死于西招,属毒打致死无疑。
故事讲到这里,只有一半。红字号对于打死徐公达并无争议。但究竟是谁对徐挖眼、割舌、削鼻、切掉生殖器,还需进一步分析。
1968年8月12日,红星厂红字号骨干关岱淑,在关押中写出一份材料,记载了红字号总指挥赵震元当年对于徐公达惨案的看法。这份材料是关岱淑向联字号交待用的,内中对于赵震元的说法,有多人相继证明。关写到:
“1968年3月20日左右,赵震元等五人从外地回到长治,回到了淮海厂。他一听到徐公达尸体展览的事,就坚决否认西招指挥部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在红字号联席会议上讲:我听说从西招发现了一个联字号的尸体,联字号利用此事大搞宣传,说我们把这个人割了鼻子,割了耳朵,割了小便!我们根本不可能干这样的事。赵说,我向69军肖选进副军长提出了要求,坚决要求让我看一看尸体。肖说不用看了吧,我说那不行,我赵震元向你们保证,我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如果真有,算我赵震元干的!肖副军长说,此人已经埋掉了,我说可以刨出来验尸嘛!肖说,可能把尸体运到红星厂联字号总部了。我说,送到红星厂我也要求看。肖说,你敢去红星厂吗?你去了很危险!我说,两大厂闹对立我不怕,为了弄清真相,不管多危险我也要去!我长期在西招,是总指挥,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让我或者我们的头头去看一看?为什么不做法医鉴定?把人搞得这么惨,为什么不把凶手抓出来?我们可以帮你抓嘛!结果,肖副军长还是那句话:现在你们要管好自己的事,你们淮海厂应该怎么办?尸体就不要看了吧!”
这份材料留存在赵震元死刑案的案卷中。
情况复杂了。的确,联字号执政中只是追究宣判了在长运战斗中抓捕徐公达的人,却没去追究西招残害徐公达的人。试想,如果挖出红字号的凶手来,势必公诉于世,这样更加有利于宣传效果。然而却没有这样做。
2004年采访中,我得到一份长治市委干部刘冠英书写的《徐公达尸体真相》一文。惨案发生时,刘冠英身在西招,为红字号重要成员。1975年春,他曾经冒极大风险,在长治街头贴出大字报,披露他所知道的徐公达事件,并公开要求与联字号辩论,让公众旁听,很有些不顾性命的劲头。
刘冠英《真相》一文重点如下:

1968年春,中央解决晋东南问题的《二•一七通知》下达后,我被西招指挥部留守人员公推为“红大”对外事务的代表,负责接待支左部队。随即69军一个营武装占领西招。在三月份的一天早晨,该营一名连长姓严,把我叫到了营部。营长姓朱,营教导员姓车,他们都在场,共同与我谈话。说西招存放着联字号徐公达等人的尸体,需要处理,现在联字号派来几个代表,想把尸体领走,所以跟你商量。他们还告诉我联字号已经开来了一部汽车。我当即回答说:“按照我们国家的风俗习惯,不管人是怎么死的,尸体都应该通过其生前单位,转交给他的亲属,妥善埋葬,在部队监督下拉走尸体,当然是可以的。”一段谈话后,我就把他们领到了存放徐公达尸体的汽车库。联字号代表来了四个人,其中两个都姓王。汽车库大门是用铁丝栓着的。打开以后,见徐公达的尸体停放在一张木板床上。当时,进入车库的有解放军严连长,还带着两个班长,联字号四个人都进去了,我站在旁边。联字号代表亲自动手检查尸体,首先把徐公达的上衣解开,往上推到胸脯,接着把皮带解开,将裤子脱到膝盖,在对其腹、背、上、下进行详细检查后,没有提出任何问题。这是一个完整的尸体。徐公达生前我不认识,他是怎样死的我并不知道,我对尸体的印象是身材不算高,但其肩膀宽大,肢体粗壮,可知生前是个很结实的人。检查之后,严连长把我叫出车库说:“联总代表要把徐公达的尸体拉走,你看还需要办些什么手续?”我说,应该办一个移交手续,由军代表和两派代表三方面签个字。严连长同意后,说自己文化低,让我起草一下。我便用一张比较厚大的白纸,写了个条子。最后的签字和格式都是竖写的:
今移交:
徐公达尸体壹具。

移交人:红大代表刘冠英
接收人:联总代表王××、王××
监交人:解放军代表严××

一九六八年三月××日

三方签字以后,联字号四个人,把徐公达的尸体抬出了车库,又抬上了门口的汽车,然后开出了西招。在此期间,西招院内始终有二十多名群众围观,汽车开走后散去。尸体移交到此结束。
我没有想到,此后不几天,联总武装在支左部队协助下,大举抄洗了西招待所。我束手被擒,绳捆索绑,蒙住眼睛,先后更换了四个地点,对我进行严刑拷打,身上装的东西物品和徐公达尸体移交手续,全被搜走,始终没有归还。最后,把我解送到襄垣县集中营,关押两个半月,又转回市委大楼关押一个月。在此期间,徐公达尸体被展览一事我并不清楚。只是在襄垣县关押期间,该县一个排的民兵到长治参观展览,回来后有个民兵曾经在我的牢房里,质问过我:你们西招待所是怎样残害徐公达的?……等到我回家养伤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这时,我的房东沈双梅女士告诉了我一些情况,她对我说:你被抓走以后,联字号在英雄台召开控诉红字号残害徐公达暴行的万人大会,徐的妻子在大会上控诉,哭得可厉害了。而后举办了徐公达残尸展览。沈女士也亲自到文化宫看了展览。据她讲:徐公达被割掉了舌头,剜了眼睛,敲掉了牙齿,还割掉了小便,胳膊和腿的骨头都被打断啦,又使用了电刑,把人都烧成黑青烂紫的啦,手指头全被烧焦啦,解说员讲得可详细了!沈女士还说,联字号调集了不少外县的人,来长治参观徐公达尸体,多少天都是人山人海的。
我说,徐公达之死,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当时移交尸体时,已经发现尸体上挖割了多处重要器官,那么,军人和联字号代表如何确认这就是徐公达呢?又怎么会愿意拉走一具极不完整的尸体呢?
为了揭露邪恶,弄清事实真相,我曾于1975年春季,在长治市中心区张贴出《关于徐公达尸体真相》的大字报,我公开声称:任何一个群众组织和团体,任何一位徐公达的亲属,或者是原来那四位联字号的代表,任由你们指定时间地点,允许社会上广大群众旁听,进行一场关于徐公达尸体真相的辩论会,弄清1968年春季在文化宫展览的徐公达尸体惨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这份公开的大字张贴出以后,至今没有人对大字报进行反驳,也没有人敢跟我公开辩论。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我始终认为,晋东南地区在文革中的两派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无罪的,而制造全区大对立的幕后策划者和幕前指挥者,是有罪的。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事件已经过去多年,我也无力再想多说些什么,唯一的愿望,就是给记载上党文革历史的铜鼎上,增添几行真实的文字,以利于后人鉴别真伪。

这个材料刘冠英已经公开写过多次。我所见到的这一份,刘冠英签名落款日期为2000年9月5日。内容孰真孰假,我不好评说,但这个文本至少说明了事件的无比复杂性,也说明了市委干部刘冠英,在晚年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当年亲手办理的一件文革惨案。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无论徐公达的尸体惨状系何人何派所为,其悲惨现实,都是令人无法接受、无法容忍的。红字号也好,联字号也罢,也许并非关键,令人不必去追问了。而把人残害到如此地步,则是反人类的暴行,是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的恶果。
牺牲者如徐公达等等,带给我们的,惟余巨大痛苦。
倘若真如刘冠英所写,疑为联字号活着的人,对战友徐公达的尸体做了这么大的“改造”,那更是可怕到了极点。
悲剧进一步发展,掌权后的联字号把参加了那场长运战斗并俘获徐公达的红字号栗省田、王银虎等五人,判处了重刑。而他们从未参预过西招审讯徐公达。他们把活人送过去,就返回了长运,甚至连送交徐公达,都未必是这五个人的事。无奈,悲剧扩大到更多家庭。
此案真相,始终未弄清楚。让我们牢牢记住文革的残忍。

烈火焚楼小麦焦

医专教学大楼焚毁一案,又是一个谜团。红字号副总指挥付安荣等人因此被判罪服刑。
读者已经知道,这所大楼系联字号“红总司”总部,由王法书率军驻守。1968年2月14日凌晨,大楼起火越烧越旺,火光映红了古城东部夜空,观者无不惊心动魄。
对于这场无名大火,战后也产生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联字号的控诉,说红字号燃烧炮弹击中了大楼以至焚毁,造成价值数百万元的严重损失,是红字号发动战争的罪行之一。并紧急上报省里及中央,斥责红字号暴行。大力组织群众参观,藉此展开舆论攻势。
第二种是红字号的说法,完全相反:在整个武斗冲突期间,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燃烧弹,淮海军工厂也从未生产过燃烧弹。是联字号城内武装要撤退到北郊去,举行联合大反攻,为了进一步给红字号制造罪状,威逼和欺骗中央下令开枪进剿,于是,自己纵火烧毁总部大楼,然后强加到红字号和程首创头上,以利于造势。而夜半起火时,红字号早已停止炮击至少半小时以上。更令人置疑的是,红字号频繁炮击联字号各据点,数月不断,该大楼侧旁的大礼堂,同为砖木结构,其上落炮弹甚多,打出许多窟窿,却从未引燃大火,而在联字号总攻长治前后四天之内,竟连续发生三场大火。第一场是医专大楼被焚毁,第二场是地区药材公司价值数十万元的总库被焚毁,第三场是面粉厂四百万斤小麦被焚毁,哪能这么集中这么凑巧呢?据当时关押在医专据点内的多名红字号俘虏称,大楼起火时,本无炮声,联字号大小头头们不慌不忙站在空地上观火,毫无救火迹象。以往一出事就拿俘虏出气,此次大火过后却没有前来惩罚俘虏。正说明是他们自己纵火,反诬红字号。这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引出旁枝,表面上比较中立,也是文革后期一批参与调查者的判断:大火始于二楼北侧第三室。此房间是医专政工档案室,内中不仅有历年来教职员工的旧人事档案,还有文革初期党委和所谓“刘少奇资反路线工作组”整学生造反派的新档案,甚至还有从地区公安处抢搬过来的部分敌伪档案,这就不排除有人在战乱中放火灭档的可能。调查中,联字号住楼者没有人证明,那天晚上本楼直接挨了炮弹。而楼内如中弹,居住者不可能没有感觉。因而怀疑有人趁乱纵火烧档案所造成。
对于以上三种不同观点,我在2004年和2005年间,也做了若干调研。“红总司”司令王法书先生讲:大楼焚毁之夜,他自己在军分区,不在现场,看到东部天空大火映照,还很痛心。王法书知道要反攻长治,自己还要带一批人到北郊集结,但是从来没有决策说,要放弃医专。因为医专是把守红字号淮海大本营通往市区的咽喉据点,放弃了太可惜。同时也是护卫军分区的东部屏障,从这里可以和地处东郊的军分区教导队沟通,也舍不得放弃。医专据点里还有一批学生和工人等非战斗队员,不可能全部转移到长北去,他们还要依托这里坚守抗敌。事实上,王天池他们始终没有转移。王法书说:我到长北后,又到过防爆电机厂,一方面配合挺进到城北捉马村的“前指”,攻打长治红字号各据点,派向导为部队带路,一方面还时常潜回医专来哩!咋会放弃总部、烧楼撤出呢?
“红总司”副司令王天池,是当时身在现场的头头之一,他亲历了这场大火。他说,我自己长期在医专,反攻前后也去过长北,但是我从未接到放弃医专而撤退的命令。打得那么凶时,军分区都舍不得放弃医专嘛。那天半夜里,有人发现二楼北部一个家着了火,当时法书不在,所以报告给我。我急忙从一楼跑到二楼观察。一开始火并不大,想组织抢救吧,黑更半夜,没有工具,连水都没有。二楼往上,多是木质结构,来不及多想,火已经烧大了。冬天里西北风一刮,风助火势,哗哗地一下子就烧了起来。好在我们平时为了躲炮,只住一楼,二楼并不住人。一楼的人跑出来,就没啥危险了。我们只能持枪站在楼外空地上,眼看着大火在燃烧。最后烧得只剩下一排排楼砖墙,二楼往上全部烧光。人字形的楼顶,把木梁一烧,你救都没法救嘛!至于后来把责任安到了红字号头上,这倒是毫不奇怪的。
王天池的说法,至少证明起火并非燃烧弹所致。一路采访中,我还问过了不少人,都没有什么更新鲜的说法。极端地看,就算联军高层决策“烧楼嫁祸”,出于文革中白热化斗争的需要,也不稀奇!知道的人肯定极少极少,一辈子都不会讲出来。
可叹红字号中不少人,身负罪名,吃尽了苦头。为此,红字号副总指挥付安荣被判了七年徒刑。
令人深思的是,当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律相信这座大楼是红字号用燃烧弹摧毁的,这还用说吗?并且也未曾听到广大民众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几十年过去,我们似乎学会了怀疑,人们不再轻信了。
对于种种复杂宏大的文革事件而言,我这里不过是进行了一点“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讲述,真正弄清事件真相,则万般艰难。后人能不能说清楚呢?
我进而选取一件在山西文革中具有巨大影响的案子,做出粗浅报告。
这就是位于长治西关的面粉厂400万斤小麦焚毁案。万户千家不得不数月吞吃“程首创面”。粮食究竟是怎样被大火烧焦的?红字号刘周娃等三人因此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他们的死,曾经让无数人日夜牵挂,生出无尽猜测,这件往事,同样很难讲述。
先看一下史实概况。1968年2月17日,长治古城炮火隆隆,硝烟笼罩大地,空中飞机盘旋,抛撒漫天传单,中共最高当局针对晋东南地区发出了《二•一七通知》。在文革战场上,中央给一个地区单独发出通令并空投至该地区,应不多见。
大火发生在西关。案发头天,联军攻克红字号西关轴承厂,进而占领西关物资局红楼。红字号为了镇守城西门户,当晚重新夺回物资局红楼,反过来俘虏了长子县武装部一名军人及民兵多人。次日早晨,即2月17日,红楼争夺战再次打响。按照战前部署,攻占城西任务归长子县民兵团。这时,该县大堡头公社民兵一部,在公社武装部长翟永泉带领下,向红楼攻击推进。同时有该县城关公社等民兵,配合攻打。而红楼西南一侧,正是长治面粉厂所在地,厂内大量屯集着尚未加工的小麦和玉米。由翟永泉指挥的大堡头民兵,带两挺机枪,首先占领此地,迂回登上面粉加工楼制高点,在楼上建立机枪阵地,向不远处红字号驻守的物资局红楼射击。双方展开激战,从上午打到中午。红字号设立在城墙上的观察哨,紧急要求长运据点炮火支援,向面粉楼上民兵机枪阵地实施炮击。红字号长运据点的淮海炮队120重炮阵地,即向面粉厂联字号民兵开炮多发。
红字号长运武装的头头之一,名叫刘周娃,也是一位复转军人,原在某车队担任指导员。这一天炮击西关面粉厂,他身在长运。所发120炮弹,确有5至6发打在了面粉厂内。前头讲过,红字号炮手多为淮海兵工厂技工,打炮甚为熟练,且训练有素,开炮的准确程度超过了军队正规炮兵。
而物资局红楼处在严重攻击之下,准确的炮火支援亦不能解围。午后,联字号民兵攻克此楼,红字号武装仓皇而去。当民兵们抬着一名牺牲者撤离战场时,面粉厂内的粮垛大火已经烧起来了。
大火烧了四天四夜。从判决书上看,共计烧毁小麦4205120斤,玉米60000斤,麻袋1500条,枕木1000根,苇席3600领,平房三间。后来,省地市联合调查组核实认为,以上烧毁小麦及玉米的数字略有夸大,但毁粮数字相加仍在400万斤以上,足够万余百姓生活一年。
联字号执掌政权后,于1970年4月12日对此案做出判决,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大案,对红字号长运头头刘周娃、淮海厂驻长运炮队队长张坤、炮手赵文富三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判处另一名炮手龚年生重刑20年,判处同案王海水有期徒刑五年。炮手龚年生死于狱中。
文革惨剧,太行悲歌。红字号长年申诉不止。
在国务院敦促下,此案于1975年元月及同年夏季,由省地市三级联合调查组进行过两次复查,结论不一。次年元月,省地市进行了第三次复查,仍未得出准确完整的结论。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了这一大案,并以晋法刑一(1977)96号文件,对此案做出批复。文件很短,全录如下: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你院报核的长治市面粉厂火烧小麦复查一案,经中共山西省委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研究决定:此案属于错案,应撤消原判,予以纠正。
一、此案是武斗案,不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原定性是错误的。
二、对当时判处死刑的刘周娃、张坤、赵文富和病死在狱的龚年生的家属,应做好善后工作,被判处徒刑和免刑人员,一律由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予以纠正。
三、关于火烧小麦一案,应交由公安机关,继续侦破。
请将执行情况具报我院。
抄送:晋东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盖章)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

文件指出这是一桩错案,应予纠正。但是,刘周娃等四人俱已命赴黄泉,人死不能复生了。
文件仍然留下了巨大悬念:此案由公安机关继续侦破——熊熊大火究竟是怎样烧起来的?刘周娃等人当天确实发射重炮增援了战场,但120炮弹能否引燃粮食?如果不是炮弹引燃粮垛,又是何人纵火?当时,红字号集中在物资局大楼抵抗,现场只有联字号武装一方活动,如若纵火,又是何人下的命令?
这些问题,像太行山峦一样沉重。疑团一个接一个,多年缠绕在晋东南民众话语中,至今仍在继续。
以上,是本案概况。
我对晋东南文革历史的采访考察,当然绕不开这一重案。我在调研中得到了不少材料与线索,但我无力做出结论。我只能把相关材料客观地转述给读者们,藉此看一看文革所造成的两派斗争,到底有多么尖锐复杂,又是多么残酷。
先看一下被枪决的刘周娃。1968年刘周娃35岁,他是雁北地区代县人,说一口晋北话。参军吃粮,赴朝鲜打过大仗硬仗。转业到地方,是营连一级干部。文革爆发,刘周娃站在长运主要领导郭有山等人一边,与另一派对立渐深,逐步从单位走上社会,成为市区红字号首领之一。联字号在战后即1968年4月5日发出针对长运红字号头头的《通缉令》,第一名是长运“走资派”郭有山,第二名是长运红字号总指挥李天和,第三名就是刘周娃了。联字号通缉了长运八个人,形容他们的身材都是“身高五尺”,说刘周娃是个“元方脸”。刘在群众中威信较高,会打仗,很勇敢,兼任红字号西郊北郊联防副总指挥。头年冬,长运这个市内要害之地本是联字号占领的,年底一战,被李天和、刘周娃等率部夺回,炸毁了长运联字号总部,联字号被迫撤出。不久,发生了“1•16事件”,长运成为关押李顺达等数百名俘虏的第一站。在这里曾经捕获了粮机厂联字号头头徐公达。长运公司武装部和晋城四新矿及高平多个公社武装部一样,不听军分区的,却携手奋战于红字号阵营。据点里武器装备很强,计有轻重机枪六挺,多支40火箭筒,各种冲锋枪、步枪近二百支,手榴弹管够。为加强这一咽喉据点,红字号西招总部派出淮海厂一支120重炮分队,由王七孩、张坤等带领,长期驻扎,对付联字号从城区北部或西部的进攻。这支炮队有时也由刘周娃协调指挥,以压制和报复联字号粮机厂、党校等地的频繁炮击,同时火力援助红字号守城诸据点。从这里发射的120炮弹,均由淮海厂源源补给,先后开炮5000余发。以长运及英雄街为轴心,周边相互依存有红字号市运、市招、二中、手管局及市建大楼等据点,形成市区北部防御体系。元月16日夜间联合伏击作战,获得全胜。
刘周娃成了红字号城北守军一员主将。
双方打到2月底,联字号配合军队推进,红字号势成危局,各路将领聚集淮海厂开会,商讨对策。有文棋等人提出,红字号保卫长治的力量虽然不弱,兵力可达一个师,但据点广阔,分散守城,不利于机动作战,兵力形不成拳头。是否考虑先从整个市区撤下来,把精锐武装力量统一撤到南郊淮海厂,集中保卫这片根据地,然后等待时机,再从南郊反攻作战,重新夺回城市。针对此议,众首领反弹强烈,认为撤出城市就是承认失败,此议不妥。而情绪最悲愤的首领,要数刘周娃。据杨万盛回忆,刘周娃闻撤出之言当场就哭了,他说,长治城让人家打烂啦,如果我们撤出,怎么对得起无数的死难战友,怎么对得起千千万万红字号群众?撤出来容易打回去难,放弃长治城,我们这些头头怎么向老区人民交待啊!——从这个细节看,刘周娃这位复转军人,很有些憨实执拗的个性。
坚持到3月中旬,长治古城在烈火硝烟中被多路野战军和联军武装全面占领,红字号首脑骨干们,被迫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胜利者随即展开追捕通缉。据前述《通缉令》称,长运红字号几个头头“伙同长治银行坏分子,谋取国家巨资十二万元,携款潜逃”,也不知有无根据。
问题在于,武斗战火尚未完全停歇,各项大案不曾展开侦破,联字号在4月5日印制的《通缉令》上,便已经把400万斤小麦焚毁的罪责,明确安到了刘周娃头上。2月17日案发时,红字号重要头头、淮海炮队队长王七孩,人不在长运。否则,王七孩必将成为“首犯”。王七孩不在,刘周娃顶,《通缉令》先是列举刘参与策划了几大事件,之后即言,“该刘亲自指挥向粮机、大修、锻压、长缝、内燃等地炮击,发炮六千多发。仅往面粉厂开炮即烧毁国家小麦四百余万斤,直接影响了全市粮食供应。毁坏国家财产价值数千万元”。这项罪责居然在审理案件之前已经判定。 刘周娃最后怎样落入对立派手中,过程不详。总之,诸多红字号头头在外苦撑一年两载,大势已变,无法生存。中央迭次布告通令全国,谁也没有能力逃脱红色罗网。他们或被集体遣送回来,或先后被擒,或无奈间斗胆自返上党。时代管制严酷,生存环境逼仄,彼时的中国,足以令任何人走投无路。刘周娃和高平乔高升等人一样走不脱。
案件审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派战斗争的过程。刘周娃态度强硬,他只承认曾在武装冲突中向西关等地开过炮,但力辩淮海厂生产的120炮弹,不具备燃烧性能,不可能大面积焚毁好几垛粮食。到后来,他干脆拒绝乃至对抗审讯。有关材料证实了这一点。如1975年6月26日省地市三级调查组报告称,“经查阅原卷各犯口供笔录,內载刘周娃拒供,其余参加打炮的人先后供认打炮是实”。也就是说,在审理此案时,刘周娃拒不承认罪名。
最初的审理者,是以晋东南军分区侯副参谋长为首的地市公检法军管会。刘周娃很硬,军管会当然也很硬。大火现场只有联字号武装单方面活动,红字号如果不承揽炮火引燃粮食罪责,这案子简直没法收场。按照红字号说法,那一场场大火,是联字号为进剿红字号制造口实,蓄意纵火,反诬陷对方。联字号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
两厢对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坚持判处了刘周娃等三人死刑,并报请省公检法军管会核准,在长治市召开公判大会执行枪决,时间定在1970年4月26日。红字号干群闻讯,无不震惊焦虑。
紧要关头,又生故事。
采访中,我得到长治市老干部付安荣写于2000年10月13日的一份材料,他是红字号观点,他回忆了刘周娃等人死前的一些情况。付安荣写道:
“1970年4月,地市判决了刘周娃等死刑,省里也已经批准了。于是,长治市有人紧急到省革委向王庭栋和陈永贵副主任等领导揭露案件真相。王庭栋等同志很重视这一反映。当时,长治市即将召开公判大会执行死刑,时间定在4月26日。王庭栋等同志将案情疑点报告省核心小组,要求对刘等暂缓执行死刑,并迅速复查。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同意延缓执行枪决,并让王庭栋同志负责向晋东南传达延缓执行枪决的决定,枪下留人,同时由王负责组织复查。枪毙刘的前一天,王庭栋同志于4月25日上午从太原乘车,专程来长治传达延缓执行的决定,当日下午到达。不料,长治方面却在这天上午,对刘周娃等人提前执行枪决了。王庭栋同志刚刚没有赶上。”付安荣认为,这是省地一派人上下合谋对抗王庭栋传达的一个恶果。
这个说法并非付安荣一人所言,我在采访期间还听到了好多次。
刘周娃等三人提前一日被枪决。当时,我的不少老友还去了刑场,凑热闹,看行刑。据和平医院医生申永平先生回忆,当天上午他与多位伙伴跟着人流奔跑至东郊野地里,挤入行刑地点,他靠得非常近,亲眼看到刘周娃昂首走上刑场,保持着军人式的镇定。接下来的一幕让他终生难忘,他说,刘周娃头部中枪栽倒于地,脑浆迸裂四溅,人群哗动,突然,几个中年妇女,大概是肺结核患者,迅疾趋扑向前,慌忙掏出白面馒头来,蘸上刘周娃的脑浆就吃,还要趁热抢吃,生怕动作慢了吃不上,一位妇女吃得满嘴漓漓拉拉,白色的是脑浆,红色的是鲜血。申永平医生向我讲述此事时,呲牙咧嘴,满脸褶皱开花,仿佛他也吃了什么东西却咽不下去,“真恶心,恶心了我好多天哩!”申医生痛苦地强调说。
鲁迅先生笔下写了早期革命者夏瑜被杀后,脑血被华老栓当作治疗痨病的妙药,也吃了人血馒头。我找不出上述故事与鲁迅故事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处。文革中牺牲的战士们,也是一种革命者,他们所投身的那场运动,本身就叫文化大革命。
病弱妇女刑地争吃人脑,南北新旧故事似曾相识,不算稀罕了。而在晋东南文革中,还有一例,情景却有不同。武斗战后,各县市也在枪毙红字号骨干,某县坐阵指挥的军管会首脑姓张。他当然不会像山乡妇女那样不分场合,去争去抢,然而在人脑可以大补疗病这一点上,他与山乡妇女们却有共识。当该县郝国生、王文则两名红字号头头被枪决后,公检法的人,谨慎而恭敬地把那人脑用容器盛了回来,献给了这位领导。这是在家里吃的。他吃得很从容,不慌不忙,也许还采用了其他更香甜的吃法,或放些佐料……这一事实,文革后被揭发出来,诉状报到地区中院和省高院,也无法定什么罪名,不了了之了。我见过这些材料,因未经详察,不细说也罢。当年曾在该县工作过的老人,向我谈起过这桩事情。基本事实是一致的。
知广西文革两派斗争中,多次发生过人吃掉人的内脏器官之事:由于革命仇恨,也由于古远恶俗,有朋友据此写了著作加以披露。晋东南文革中,晋城长畛洼惨案和徐公达案,都发生了割掉生殖器的事,潞城县发生了一派用铁锹炒吃对立派头头生殖器的事,这不,又有军人从容吃掉了对立派人脑。刑场上,刘周娃的脑血亦被妇女们抢吃精光……
我们该说些什么好呢?去谴责具体的什么人吗?丹诺说过:“我恨罪恶,但从不恨罪人。”我们无奈,历史被掩盖着,没有答案。
刘周娃的生命结束在刑场枪弹下,脑血被人吃掉。而“小麦被焚”之争远未了结。我们接着分析此案:
定案之前,联字号公检法机构同样要做侦察补证工作。这倒不是因为法制观念有多么强,而是为了对付来自红字号干群以及高层对立派首脑的压力。两派有着针锋相对的指控,斗争尖锐,联字号必须把案子搞成铁案。
晋东南公检法实行军管,全区主官,是军分区侯副参谋长。这里将名字略去,简称公检法军管会的侯主任。侯主任身负一系列大案要案审定重责,他必须维护和完成联字号上层集团的共同使命,继军事冲突武装斗争之后,还要充分运用公开的法律利器,完全彻底打败红字号集团。激战之中,三日之内,长治连发三场大火,浓烟蔽日,损失畸重,万众关注。侯主任肩头担子不轻。
现场刑侦勘测,寻觅相关证据,就是要推演出对立派罪恶结论,有利于判决,防患于复查。
四百万斤小麦焚毁案,上下影响巨大,必须由刑侦专家拿出现场勘测依据。如此关键的工作,历史性地落在了一位老警察头上。这个人,就是地区公安处业务骨干,痕迹专家关顺义。他的另一个名字,恰巧就叫关键。此前两年间,关顺义并未陷入两派决斗,处在相对中立地位。地区公安处中层干部,大小算个“走资派”,老关早就靠边站了。
关顺义又名关键,平顺县人,抗日期间他还是个少年,为驻扎山乡的中共政权做事,是平顺当地最早入党的一批人,与著名劳模李顺达是熟识的。用他的话说,是共产党一手把我拉扯成人。在老关那里,党是衣食父母。他不要什么派组织。对于红字号和联字号两大阵营,他认为双方都已疯狂。关顺义在文革自述材料中写道:
“1967年7月,红字号围困军分区,还成立了为王尚志报仇大军。我对红字号的人说,你们这种说法不妥,王尚志案件并没有定性,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在并无结论,如果最后定性是自杀的,你们报仇不就错了吗?这一说可闯了大祸,立即遭到了红字号的围攻,并把我抓到专建进行威胁,要堵我这个刑侦人员的嘴。因此,我认为红字号认派不认理,不让人说话。
“过了一个月,到8月23日,公安处的联字号找我说,红字号今晚要来抢档案了,你必须躲一下。我说咱公安战士,保护档案是天职,怎能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其实这是联字号调虎离山,想让我走开,抢走档案再嫁祸给红字号。当晚,我没有走,联字号潞中红卫兵闯进了办公室。我明确表示,抢档案是反革命行为,当场遭到他们的围攻,本机关的联字号也来助阵。结果,他们强行把档案抢走,转移到了医专文革。联字号同样认派不认理,两派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通过以上两件事,我认为红字号、联字号都不讲理。所以我哪一派也不参加,不支持,我是党的人,维护党性,不要派性。”
这是老公安关顺义对待两派的态度。文革后期,地委书记公开表扬了关顺义,说如果晋东南多一些关顺义这样的人,文革就搞不到这么糟。
以下是案情关键。关顺义所写的反映材料,说明了围绕小麦焚毁案的恐怖情景。我有幸得到了这个材料,且是两份。一份是他文革中写的,一份是他退休后晚年写的,详略不尽相同,基本情况一致。材料开头说,“我出生于1933年7月6日,山西省平顺县阳高乡南庄村人。原任晋东南地区公安局政保处长和文检工程师两职。1985年撤地建市后,在晋城市公安局任同样职务。1993年退休”。以此推算,1968年大武斗时,关顺义是一个35岁的壮年人。
他写出了审勘此案的来龙去脉:

1968年2月,长治武斗严重。因怕两派到家属院抢走粮食,我把家里的口粮藏在了地区公安处办公室。2月下旬的一天,炮火未停,我去机关取粮。碰到了从淮海厂生还的李顺达,他和军管会侯主任在一起。侯便问我:“人家都参加两派战斗去了,你还在机关呀?”我告他们说,人家哪派也不要我。侯说:“那正好,你两派都没参加,现在派你去勘察几个武斗现场,要作好记录和证明。”我说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如果我在勘察现场被炮火打死了,你们要按烈士待遇。李顺达当即说:“这能行。”
我接受了任务。从第三天起,我开始到西关面粉厂等地进行刑侦工作。经过勘察发现,所谓红字号打炮烧毁400万斤小麦一案,完全不是事实。联字号的说法不过是为了给程首创和红字号造罪。面粉厂大院内从南到北有三垛小麦,最后一垛是玉茭,占地宽阔,全部烧焦。但落炮弹的弹着点并不在这里。而北面一个粮库,也垛着小麦,落了炮弹,却没有起火,小麦还是好好的。说明炮弹不能引燃小麦起火。我勘察了起火点,首先是从南数第二垛小麦烧着的,并发现麦堆有棉纱烧完后的痕迹,而且有机油味儿,说明属于人为故意纵火,烧毁了三垛小麦和一垛玉茭。

关顺义这位刑侦专家特地强调的结论是,“落弹的地方没有起火,起火的地方没有落弹,棉纱痕迹和机油味儿证明人为纵火”。这个判断对于联字号来说,万万不能接受。因为现场只有联字号一方队伍在活动。不仅此案,关顺义还对医专大楼焚毁案、地区药材总库焚毁案,也做了勘察,其结论同样否定了红字号打炮引燃的说法,所谓红字号三大要案,在一名刑侦痕迹专家这里被全盘否掉。
我们接着看一看关顺义的悲惨命运:

我将以上勘察结果一一向侯主任作了汇报。侯主任直言不讳,命我立即将三大案子一律改为红字号打炮引燃。我当场表示:这可不能改。公安工作只能实事求是。这样的大案,将来要写进晋东南的历史档案,我关顺义不能当历史的罪人,不能愧对上党儿孙后代。弄虚作假的事,我不能干。
侯主任一听就火了,说:“中央都确定了红字号的罪名,能叫你推翻?这里是我军管你,我叫你死你就得死,我叫你活你才能活。现在两条道路由你挑,你要把结论改过来,将来,公安处长由你当,你要是不改,你就当专政对象!两个选择,现在你给我明确表个态!”
侯主任这人我知道,他绝不是吓唬我,他从来说到做到。我考虑到了个人安危,又考虑到,如果我改变现场勘察的实情,那么,就不是打倒一个程首创的问题,而是凭借我的勘察报告,要杀掉更多的红字号群众,我也就成了刽子手!一想到这儿,我便答复他:这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咱们都是党员,现场记录不好改啊。
侯主任一听,气炸了,说:“什么是党?党派我来这里负责,我就是党,我叫你干啥你干啥,就叫实事求是!我叫你干啥你不干啥,谈什么实事求是?”他这样说,我更不改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分区副参谋长,能说出如此水平低下的话,还跟他争什么?最后我也火了,表示说,你就是杀了我的脑袋,我也不改!我本来就是冒着乱枪打死的危险,去勘察现场的。

二人彻底谈崩。关顺义为了坚持自己的勘察结论,甘当专政对象,冒了生命危险。老公安关顺义,十分清楚自己的险境,他必须采取措施:

我决定,立即回到平顺山区避难。当时,武斗刚刚平息,解放军还在全城戒严。万幸的是公安警察有军装,有领章帽徽,不然我是很难通行的。经过了69军的层层封锁线和联字号的一道道关卡,我总算回到了南庄村老家。想不到,联字号一个武装小分队,很快就追到了我家,二话不说,把我和我老婆一起抓到了县城。这些人荷枪实弹,并不再审问我什么,显然是执行上级命令而来。当晚,一个头头对我宣布:“奉地区公安处命令,我们必须处死你,现在就执行!”他们没有任何废话。这真是到了最后关头。我知道这一定是军管会要杀人灭口。怎么办?紧急时刻,我急中生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说,你们要杀我可以,但在处决我之前,我有个要求,我这次回来,李顺达同志是知道的,你们去问问老李,如果他说要我死,你们就杀,如果他不要我死,你们也算完成了任务!……是李顺达这张王牌,让我留下了性命。

关顺义虽然保住一命,却从此受了大罪。他无可逃避地成了专政对象。免去枪杀之后,他即被押解到了联字号襄垣县“五阳矿集中营”。前章有述,襄垣是胜利者惩罚对立派最集中也最严酷的地方,刑法千奇百怪。用关顺义的话说,“他们像对待炭块一样对待人。打手们一天不打人,就像大烟鬼抽不上大烟那样难受。我终生也忘不了那种非人的生活”。由于关顺义案情“关键”而又特殊,在关押他的同时,连他的妻子也一块关押进来。
实事求是,果然要负出惨重代价。
文革后一部国产电影,叫《带手铐的旅客》,说的正是公安战线上老关这类人的凶险命运。可见文革阴谋与公安职业之间,矛盾深刻而且普遍,生死攸关,最能考验一个人的魂灵。
关顺义必将继续经受考验。数月之后,他被转移到地区公安处后院儿禁闭室单独关押:

把我关进禁闭室,侯主任还是要我修改勘察记录,我死里逃生,早已下定决心不做这种昧良心的事。他们便采取饥饿办法,一连五天不让我吃饭,不许喝水。第五天,我已经饿得不知道饥饿,转入迷迷糊糊状态,连舌头都不会打转了。我心里清楚,在平顺时,是李顺达同志不让打死我,他们杀人灭口的目的才没有达到,现在要用饿死我的办法来杀人灭口。我挣扎起来,写了一个字条,把字条藏在鞋里,意在告诉亲友,我不是自杀,而是被蓄意害死的。
正在这时,李顺达同志派司机来寻找我,并通报侯主任说李要找我面谈。这才用车把我接出去,到防疫站谈话。李顺达竟然也劝我说:“烧小麦,烧药材公司,烧医专大楼,这三个案子中央都已经批了。你把你侦察的东西,改成红字号炮弹打着的,不就算了嘛。中央都批了,你改一改怕啥!”我对老李说,他们这是欺骗中央,中央不知道真实情况。老李说:“你不改有甚用?你又去不成中央反映!我就是当了中央委员,说话也不顶个事,你能咋?你坚持不改,人家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些大案的结论,都关系到军队在全区支左大方向,谁还能顺从了你的意见啊?”我说自己干了半辈子公安,从不敢跟党说假话,将来查清了这些案子,咱们怎么交待?老李你多年来总是教育我们要忠诚老实,如果我那样做了,也对不住你老李呀!我是相信李顺达的,包括他自己也是人家连哄带骗给拉进联字号的,他跟那些军政首脑们并不一样。
说到这里,老李不吭声了。我感激老李,是他在平顺救了我一命,现在又是他把我从即将饿死的危难中救了下来,我来生变牛变马也报不完他的大恩。这时他也很为难,就说:“不改就不改吧,但你决不能把案子实情往外头传播。你保证不往外头讲,我就去跟人家说说,保你一条命吧!”我不愿再让他老人家生气,就只好回答说,老李,不往外头讲,这一点我能办到,何况我现在住禁闭,又能给谁讲去?
老李叹气说:“可怜你从小就跟上了党,咱平顺人跟上党你是最早的,比我还资格老哩。”
吃上饭,喝上水,李顺达亲自陪我回到军管会,是地委司机崔和青开的车。老李专门来找侯主任讲情,我心里非常感动。
李顺达当住我的面,诚恳地对侯主任说:“那几个案子,关顺义不愿意改,我担保他决不会说出去,我看就算了吧!他很小就参加革命了,把他毁在咱们手里,不好啊。”侯主任听了,严肃地问我:“关顺义,你保证不往外说?”我做了保证,还是那句话,现在我这个样子,长期禁闭,让我跟谁说去!侯主任还是不放心,便指示警卫,仍押我回禁闭室继续关押。
1969年,直到清理阶级队伍之后,我一直被禁闭管制。因我原先管过敌特档案,其间,他们让我立功赎罪,命我揭发程首创的国民党特务问题。我实在揭发不出来。没有立功表现,仍依继续关押。
直到1970年,刘周娃等人被枪毙,又到了林彪事件以后,我才活着走出那间禁闭室,获得久别的自由。之后,我写了申诉材料,向党组织如实反映了以上情况。
1975年,地委书记李维彬曾在会议上公开表扬我。想一想在文革中,要保持不说假话,真是太难了。
文革过去十几年后,大概是1991年吧,这位侯主任癌症病重。我经过考虑还是去医院看望了他,想听听他后来的态度。我能去看他,他根本没有想到。侯主任在病床上流泪了,他握住我的手,痛苦地说:“谢谢老关来看我,那些年我害过你啊!但是,希望你也理解我,那是一个特殊时期,革命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我也难啊,你就不要太计较我啦!”

这是一段多么复杂而又恐怖的往事。而今,职业军人侯主任和老公安关顺义,还有李顺达,俱已先后逝去,我未能在此之前争取寻访他们,是为遗憾。他们之间的生死恩怨,教人长叹长思。
关顺义对于案子的侦勘结果,在联字号定案中当然不会采纳。悲剧在于,老关不按照军管会意图办案,毫不影响判决的实现,毫不影响利益集团重新组成专案组,把案子办下去,并且办得周密细致可供判决使用。关顺义忠于组织,坚持党性,而党在哪里?事实上,关顺义坚守了一个正直的太行山人的良知。地委书记说得对:多一些这样的人,文革就搞不到这么糟。
事态继续发展,高潮还在后边:自1970年4月枪决了刘周娃等人之后,围绕此案的纷争愈演愈烈。
武斗中,以退伍兵为主的长子县民兵团,开赴长治作战,在“前指”部署下打了一个多月。第一仗打掉了红字号市建公司据点,第二仗参加攻打轴承厂,第三仗从面粉厂突进,攻克物资局红楼,发生了小麦焚烧的冲天大火。民兵团总指挥由长子县武装部刘团长担任(略名),大堡头公社武装部长翟永泉是副团长,亲自率领独立连,为全团打主攻。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长子团的刘团长,文革中转业,被安排到长治市中级法院出任了副院长要职。如此一来,要通过法院复查小麦焚烧案,其立场完全可想而知了。刘副院长本人在那场战斗中也曾亲临面粉厂前线。
翟永泉率领大堡头独立连民兵,携带两挺机枪,通过面粉厂攻打物资局红楼,时间是2月17日上午,打到午后小麦起火,成为历次复查的重点。但在头一天夜里零点前后,实际上已有另一支民兵队伍约三十多人进驻了面粉厂,其中包括长子城关民兵连的人。当夜驱逐原厂留守职工,占领了该厂。这支队伍要干什么?与次日早晨前来的独立连民兵是否执行同一任务?在后来的复查中未见说明。前后两支民兵队伍,同属于长子县民兵团。先后参与此地作战的长子民兵,还有常张民兵连、城关民兵连、鲍店民兵连,战场上人员众多。
关注此案的人,都对长子县民兵团指战员产生了怀疑。战斗中,虽然还有其他联字号武装人员到过战场,但时间一长,人们也忽略了。从各种复查材料中可见,涉及最多的部分总是离不开长子县民兵团。
直接指挥战斗的副团长翟永泉,是个强健的山东人,1949年以前与国民党打过仗,随21军赴朝作战同样打过硬仗。文革战后被提升为公社革委会主任,坐镇大堡头。有一时期,红字号上下全垮了,此案表面上波澜不惊。翟永泉在武斗作战中挨过炮弹,脸部负伤。这时,伤口也已经痊愈,渐渐在脸上结出了一道疤痕。
这一切都过去了吗?不,到了1973年秋冬,翟永泉主持下的大堡头公社内部积累了许多新矛盾,且日趋尖锐,直至不可调和。进入1974年春夏,平地惊雷起,该公社曾赴长治参战的部分民兵,如班长李、机炮排张,以及一名姓胡的战士和两位姓常的战士和通讯员等,联合状告翟永泉,并先后赴地市公检法和省城太原等地,揭发翟永泉在战斗中纵火焚烧了400万斤小麦。
这些重磅揭发材料,通过家住长治的离休老干部李时哉,于1974年11月转寄给中共政治局周恩来、江青、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人,“并托交我亲爱的毛主席一阅”,引起高层重视。国务院遂于年底致函山西省革委会,责令查处。
李时哉是晋东南籍的老干部,行政十二级。文革之初曾被地委派往医专,担任工作组组长,是联字号造反派早期批判的老干部之一。现在他给党中央致信,内容简明扼要,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连续复查。起直接作用的,还是长子民兵的揭发材料。这些材料真真假假不好论断,却描绘了一幅罕见的农民战士进城武斗的文革战场图景,值得今人一览——
李班长写道:“在这次战役中,翟永泉亲手用炸药包炸毁了大楼一座。打下市建后,我们抢走市建四卡车财产,有电器设备、布匹、药品、电线等,拉回了大堡头公社。给我们每个战士加发工作服一套,也有拿两三套的。我们发现市建红字号据点还剩下两头猪,翟永泉便举枪对准猪头,连开两枪,一枪一个,打死了两头猪,杀了吃肉。配着白面大米,我们大吃大喝,在长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阶级弟兄互相残杀。”
常战士写道:“从元月份开始,公社就命令我们参加复员军人会议。集中进城,组建了长子县民兵团。专门把我们大堡头的退伍兵编成一个独立连,由翟部长带领打主攻,首先在长治打下市建就地驻扎。2月17日早晨,全连正准备开饭,动作快点的吃了个半饱,动作慢点的还没有拿碗,翟部长就来了个紧急集合,说团部紧急命令,要我们去解救常张公社的民兵,说他们昨日夺取物资局红楼后,又让红字号把他们反包围在里面了。我们立即出发去打这一仗。”
机枪手陈战士写道:“我所在的机枪班是四班,三个人管一挺机枪,我是正射手,两个副射手都姓任。先出发的两个班一共带了两挺机枪,还有手提式冲锋枪和七九步枪。我们从木材公司接近面粉厂,以战斗姿态前进到磨面楼下,听见楼上已有城关公社的机枪在射击,正往下抬一名伤员。我们也很快登楼,架起机枪向红楼射击,掩护翟部长指挥从地面进攻。”
胡战士写道:“进攻以前,刘团长和翟副团长拿着望远镜对红楼火力点进行观察,看地形。红字号火力很猛。然后,翟部长带领一个班迂回向红楼冲击。”
张战士写道:“翟部长带领我们班首先进入邻近红楼的一间北房。从北房后墙掏开一个窟窿口,我们决定从这里突出去。红字号的机枪立即封锁了这个口子。在火力中断的片刻,翟部长带少数战友从口子先冲了过去。对方继续射击,等到换子弹时,我们也冲了过去。一出去就卧倒。这时,对方向我们这一方连续打来了炮弹,把大楼上窗户玻璃震得直往下掉。”
翟永泉本人在交待材料中写道:“我带领战士们从北房后墙冲出来,对方火力很凶,无法接近红楼。我在隐蔽处派通讯员返回面粉厂,向坐阵指挥的刘团长请求援兵,说我们人太少,冲不进红楼去。通讯员冒着炮火回来传令,说暂时没有援兵,刘团长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攻进去。……我们又射击了一阵子,仍无回射,这才大胆向红楼靠近。后面留一挺机枪掩护。”
常战士写道:“我们接近红楼后,工事里面没有动静。见红楼西南墙上有一个缺口,可以打进去。翟部长当即向缺口里甩入两颗手榴弹。待手榴弹爆炸后,我们从这里冲了进去,是个厕所。红字号已经撤退了。在搜索中,见二楼楼板上有一具尸体,是我县常张公社的民兵,后来知道他叫牛翠英,身体像个大字一样死在那里。我们缴获了一个炸药箱,两箱手榴弹,两个掷弹筒。原先命令说让我们留守红楼,后来翟又传令说,仍由常张公社派一个排来守楼,我们撤下去。这样,我们就用担架抬上尸体,抬上战利品,撤离红楼。从原路返回面粉厂时,粮垛上的火已经不小了,突然有一个面粉厂的职工跑过来说,担架上盖尸体的棉被是他家的,我们没理他,被子也没给人家留下。这时,面粉厂里一片烟火,太阳就要落山了。”
胡战士写道:“几天前,我们在连部门口,刚刚给战友李小根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翟部长让大家脱帽,静默三分钟。全连战友都哭了。李小根是在打轴承厂时让炮弹炸死的。追悼会上领导说,打仗就会有牺牲,大家不要哭,要化悲痛为力量,为烈士报仇,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打红楼这一仗,常张公社牛翠英又牺牲了,他们那边也要开类似的追悼会。”
从以上诸战士的材料看,翟永泉部长主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前后历时六七个小时。诸战士在写了战斗经过的同时,也写了“翟永泉烧小麦”的经过。材料中说:“中午前,翟永泉命令一个班占据面粉厂大楼打掩护,又命令一个班出东门进攻红楼。两个班分配任务完毕,翟仍然留在厂院内小麦堆前。红字号尚未打来炮弹。这时我在大楼上亲眼看见小麦着了火,翟永泉偷偷摸摸从小麦东墙根一个窟窿口爬出来,火逐渐烧大了。”——另一名战士证明:“我看到翟在南边第一堆小麦的西南部,用点燃的油棉纱向上扔。”还有一名战士写道:“我在山墙角碰上翟永泉手抱棉纱往小麦堆走,路上也掉有棉纱。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看到麦垛上冒了烟,风往南刮,烟冒得很高,也往南冒。”另一名战士写得更具体,说:“一班出东门后,我从大楼上看到,翟一手提着手枪,一手将点燃的擦机器的旧棉纱往小麦堆上乱扔。麦堆上盖着苇席,所以扔上棉纱,就着起火来。过了一会儿,我再看时,小麦堆上一堆一堆的小火都着了。到中午左右,火越来越大了,差不多有一两间房那么大。”注意:油棉纱,这一点与关顺义的现场勘察不谋而合……有些揭发者还在材料结尾处表示:“此事发生以后,我一直很害怕,不敢对人说。经过批林批孔运动的学习,思想不断提高,认为隐瞒错误是不对的,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诚。现在我要以五不怕的精神把事件真相揭露出来。我所反映的情况,如果有出入,我负完全责任,如果是假的,我情愿受到国法制裁,罪加一等。”
老干部李时哉,就是将这样一批材料转给了中央,迭有大员批示追究。1975年元月至7月,山西两度派出省地市三级联合调查组,赴长治展开凌厉复查。次年元月,省地市组织了第三次联合调查。这一系列的追查审案,在晋东南两派高层和中层掀起新的波澜。其背景原因是:以江青狠批《三上桃峰》为导火索,坐镇数年的山西领导谢振华、曹中南,突然失势。同时,以陈永贵和老干部王谦为首的山西新班子上了台。整个局面翻了烙饼,联字号一派将要走背运了。再者,从1975年初开始,全国支左部队及军管干部,奉命撤出各级政权,形势大变。按常理看,这起重大案件应该水落石出了。但是,情况远比我们的估计要复杂许多。派性力量分外强大,一方公开查案,一方暗中活动,各种干扰顽强存在,办案步履异常艰难,致使历次复查均无一致结论。我根据1975年联合《调查报告》,为读者归纳出如下几条要点——
第一条,对联字号有利。原先积极揭发翟永泉纵火的民兵们,现在面对联合调查组,全面反水,众口否认了自己的揭发,宣称他们之所以揭发翟永泉,是因为大堡头公社内部宗派斗争严重,要告倒翟,只是为了夺权掌权,因此串通起来搞了这场假揭发,并称其中一名揭发者那天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翟永泉在关押中也极力洗刷自己无罪,详尽证实打仗那天的行踪。因而调查组于1975年6月,宣告这场民兵大揭发不宜采信。
第二条,对红字号有利。炮火引燃粮垛的原始定案大为动摇。原先判案采用看到落炮起火的多份关键证言,均被证人推翻。如原来说“亲眼看见麦垛上落下炮弹随即起火”,复查中则表示,“这是代笔人自己写上去的,我并没有看到落弹起火”。且有一位姓宋的证明人对调查组宣布“我根本就没有写过任何证明材料,那是别人代搞的”。还有几名原先“现场目睹”的面粉厂工人,在复查中证实“没有一个人在现场”。另有六名证明人表示“这些证明材料都是联字号办案者让厂长念一下,又让我们签名按手印的”。 这一来,枪杀刘周娃等人的原始证言失效。
第三条,又有新的情况。在复查中得知,事件发生前后,战场上同时另有联字号强悍武装分队活动,并非只是长子县翟永泉带领民兵独家打仗。一位民兵在材料中回忆:“中午前后,从附近西城墙上出现一支武装,是自己人,武器装备特别好,他们还和翟部长说了话。有人说可能是红总司的小分队。”另一位民兵在材料中进而证实:“进了红楼院子里,我碰见了那支战斗小分队,有八九个人,他们清一色都是黄军衣,全副武装,每人一长一短,端着半自动步枪,还佩着一支短枪,特别是他们人人戴着钢盔,很凶悍,非常少见,所以印象深刻。”——这就是说,长期以来,查案视线集中在长子民兵团,却不能排除还有其他特殊武装的隐秘活动。而这一点,几番复查组都没有列为一个项目去查,在最后的《调查报告》中也未见任何说明。从上述武装人员的精良装备看,的确不是联字号一支普通队伍,颇有些“特种兵”的意味。红字号方面,就有一支直接受总部指挥的特务连,常常执行特殊任务。复查组或可能没有精力去查,还可能并不打算去查。光一个大堡头民兵连,就已经把案情搞成一锅粥了。再说,即使去查这支特殊队伍,你能不能查清呢?
另外,长子民兵团刘团长曾在面粉厂督阵参战,然而他的具体位置和行为,也未见说明。
第四条,调查组特地对红字号发射的120炮弹进行了技术分析。认为正常装药情况下,这种炮弹爆速为每秒6000米,分裂成碎弹片2000余块,温度却不很高,因此只有爆破杀伤作用而无燃烧作用。只在装药条件有所改变时,才有可能引发燃烧。武斗期间,淮海厂红字号为节约火药,曾对一些炮弹装填过40火箭弹削平面时削下来的混合药,并有一部分此类产品送往长运等炮阵地发射。因而不能完全排除炮弹引燃物品的因素。不过,作为查案的重要物证——现场爆炸的弹尾等,已经找不到下落了。
1975年6月26日,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写出了以上长达数百页的《调查报告》。由于无法作出明确结论,便在报告中将上述诸项做了一番罗列,供上峰参考。而在十二名调查组成员之间,对《调查报告》的看法也不一致。于是,在《调查报告》之后,列出一份调查成员意见表,让大家签名表态。我看到,一部分成员对报告签署了同意,一部分人则不完全同意。例如,其中一位名叫施永祥和一位名叫王富勤的干部,在意见表中明确写道(此二人意见相同):
“我的意见是:一、起火点未中弹,中弹点未起火;二、120炮弹打燃苇席起火的可能性极小,原定案时的主要证明材料已被否定了。”
就这样,1975年的复查不确定结果。1976年元月份再调查,仍在此基础上展开,亦无明确结论。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4月,中共晋东南地委向省委再次提交《关于处理烧毁小麦一案的请示报告》。内中称:“经多次复查认为:第一,此案系双方武斗情况下发生,原判定现行反革命性质,是错定;第二,原定案的主要证明材料是假的;第三,炮击小麦起火无直接证据;第四,有人检举纵火应进一步查清。总的认为,此案存在严重问题。……建议首先对原案性质作出结论,撤消原判,予以纠正,对错杀错判者予以平反。建议对原先制造这起错案的专案组主要成员(此处人名略)必须彻底查清,严肃处理……。”
前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96号文件,便是根据地委以上建议,经省委批准后下发的。
这是一起多么庞杂的文革大案——至此,红字号方面被枪决了刘周娃等三人,狱中死一人,重判一人,牵连一大片人;关顺义侥幸于杀人灭口脱险后又被关押折磨数年,险些死掉;联字号方面,在文革后,长子民兵团刘团长、翟副团长被长期关押,联字号专案组骨干魏来根,又被重判20年徒刑。原来长治市公安局参与此案的赵小焕被吓成重病死去。原案负责人郭柳英也惊吓而死。又有一批人受到长期审查。真是悲剧连连,血泪斑斑。
究竟谁是火烧400万斤小麦的真凶,至今也没有定论。
许多年以后,我在长治市老公安人员当中采访文革事,有关双锁和王双锁等人在回忆王尚志案件的同时,又一次提到了火烧小麦一案。其中关双锁正是和地区公安处关顺义共同到现场勘察的老警察之一。如今他忆出一个观点,很耐人寻味。老关说:如果炮弹引燃粮食,其着火的方式只能是慢慢燃烧,长治话叫做“沤”烟哩,不可能引燃熊熊大火,而那天的情况是大火蔽日,显然属于人为添加了助燃物质;再者,如果称红字号改装的120炮弹可以打着粮食,那么同一种炮弹,当时还剩不少,可以实验取证,朝粮食垛上打他几炮,看看到底打着打不着?不就马上证实了吗?——而当时联字号掌权,不可能允许你这么做。
一位姓王的老警察也谈到,此案实为冤案。王警官说:当时,联字号重新组织了专案组,排除了地区关顺义和长治市关双锁,大换班了,地区公安处的联字号骨干魏来根、长治市公安局的赵小焕等人成为主要办案者。而枪毙了刘周娃等人以后,赵小焕一直精神苦闷,压力很大,闭口不谈案子。不久赵小焕被提拔为北郊马厂公社党委书记,离开了公安战线。后调张庄水泥厂当散装厂厂长。到了1976年,王警官回忆说,这一天他到水泥厂公干,去和老同事赵小焕喝酒。席间,他看出赵小焕心事重重。按说,赵小焕这位老公安派性并不严重,多年办案责任心还很强。但他和关顺义的坚守却不一样,两人也不能比,在军管会领导的焚毁小麦案中,诸警官往往身不由己,很可能办了违心的案子。我们几个人这一天喝酒过半,突然有人来报,说上边又派人下来复查小麦案,要给刘周娃平反,昨天抓了魏来根!赵小焕闻言,当场吓得不能言语,脑筋大受刺激,不待问清情况,赵忽然从椅子里下滑,一直“出溜”到了地板上!此后,日益病重,不能自理。当王警官再一次去看望他时,赵小焕神志不清,径直抓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大局翻了烙饼,新掌权的人,多倾向于红字号,人家本来也要抓赵,见他病成这般模样,不抓也罢。时间很短,赵小焕昏然逝去。王警官认为赵等办了小麦假案,导致精神负担极重而逝。
在采访中,吃尽苦头的联字号办案骨干魏来根先生向我反映情况。他文革后被重判20年徒刑,在祁县监狱关押三载,后“揭批清善终”时得以释放。他有他看问题的角度。他告诉我,受惊吓而死的不止赵小焕一人,还有一位女性叫郭柳英。郭的丈夫李贵达,是李顺达的弟弟。武斗后联字号执政,李贵达担当地区革委会政工组重任。其妻郭柳英,本是地区药材公司药材站的干部,因三起大火中有药材总库被烧一案,故在三案联合审理中由郭柳英全面负责,是一套班子,小麦案同样由她抓。1976年前后,省地市连续复查此案,连续关押涉案人员,郭柳英压力极大,在惊吓中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魏来根先生至今认为,小麦案子没有大错,他仍然认为是红字号炮击所致。可见早年间立场观点,一生都难以改变。
长子民兵团翟永泉副团长,也于数年前逝去。
在诸多相关历史材料中,我还看到联字号一位重要头头于文革后所写的一份长篇检讨书,又生一个新角度。内中披露:当他们得知上边又来复查此案时,头头们曾经聚集在联字号高参式人物范云章家里,认真研讨对策。遂决定一路人到军分区侯副参谋长那里沟通情况,听取指示,另一路立即到长子县大堡头公社去寻访翟永泉,告诉翟务必做好各项准备,以迎接审查。在范云章家里参与研究此事者,都是联字号地市主要人物,并有一位小麦案的办案者,人数六七个,这里不再一一细叙了。彼范云章,正是前述主办程首创冤案的重要人物。
冲天的大火,焦黑的粮食,尖锐的斗争,凶险的办案,凌厉的复查,巨大的压力,一条又一条死去的生命,一个又一个悲痛的家庭。
关于大火焚烧巨粮事件,我所能告诉读者的,只有这么多。未知今后会不会有人提供新的情况,把这个案底续补下去,终致真相大白?一切留给史家明鉴吧。
我永远不能忘却文革中焦黑面粉那无比苦涩的味道。
这不是什么执法办案,而是两派在战场以外的殊死博斗。

…………
我写这样一部书,已足够厚长,却难以对晋东南文革惨案一一做出详析。除了前述诸案之外,两派双方还触发了动用国防战备武器案,抢劫军粮案,地区药材总库焚毁案,大宗粮票案,回民马俊青死刑案,幼儿园炸死少儿案,高平及长治炸毁铁路案,晋城长畛洼残杀案,四新矿大楼炸毁案,地委干部董振义被杀案,黎城招待所炸毁案,黎城程家山杨志强死亡案,历次割生殖器案,屯留张店水库恶战案,沁源老红军傅正春死亡案,地县集中营虐俘案,抢劫军队武器案,多桩制造武器弹药案以及王创全案、程德胜案、范云章案、刘三年案、王天池案、李秉壁案、陵川秦福来案、屯留韩保娥案、高平王学科案、潞城李冬生案、黎城魏炳旺案、平顺郭永福案、晋城王保贵案等等数不清的人物要案。至于在武斗中造成伤亡又判处对方死刑或者重判监禁的案子,更是多得无法统计。红字号已经备受摧残,待到文革结束,天地翻覆,烙饼翻了过来,联字号头头们复被当做“四人帮”在山西的帮派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进一步造成大批惨案。总之,两派被枪决、判刑或被严重迫害者,在晋东南达到数万人,包括“揭批清扩大化”。双方的残杀报复真是悲惨到了极点。前述联字号头头徐志有,逃亡东北老林长达三年。全区十七个县市两派骨干们,几乎无一不被关被抓,形形色色,城乡悲剧,万家墨面,实在难以尽诉。两派将士们,要么牺牲身家性命,要么牺牲了全部青春。
殊可叹,法律公器在文革中,为派性决斗所充分利用。而历朝历代,国家法律公器,从来就是某些集团或个人维护利益的工具。内中各个环节运作,远非寻常力量可以遏制。古老中国,各种伪造难以堵塞,冤假错案平地横生。运动既来,上上下下恶弊最甚。想翻案吗?将来再说,乃至恶性循环。办案便是战场之外斗争的延续。
这里再说一遍,文革当中有四至五年时间,中国在准予死刑的权限上,并不需要报请北京最高法院审核,而是由各县市报至地区,接着由省里浸染派性的公检法首长打了红勾,就可以回文杀头了。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盲动执法,为派性报复肉体消灭,留下了极大黑洞。
文革后期乃至很久,全国涌往北京告状伸冤者川流不息,他们餐风宿露,不惧严寒不畏酷暑,成群结队,积案堆叠如山,其中极大比例血泪案,是全国各地在派性倾轧中造成的。全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己酿造出巨大苦果,为文革之初任何一个善良人所不能预料。对派战害人、派战杀人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在文革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我们往往把许多冤假错案,简单地归咎为“林彪、四人帮以及造反派迫害所致”。这对于深入探索文革时期社会状况,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真正认知由革命使命和阶级斗争理论所推演出的巨大民族苦难,也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真正思考批判由极权专制所导致的人性恶变,更是远远不够的。
无数革命战士牺牲在文革武斗战场上。
无数革命战士牺牲在文革武斗战场外。
全民族为文革之战付出了惨重牺牲。
暴力大革命,“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啊。哲人们悲凉感叹“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理律。红色阵营一旦分裂厮杀,最难记述。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4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Powered by phpBB © 2000, 2002, 2005, 2007 phpBB Group
简体中文语系由 PHPBB中文翻译小组 维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