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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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四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20 11: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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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四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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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2月29日第147期

本期目录

〖舒云专辑2〗

史林一叶

舒 云 “九一三”事件后的大清洗

最早被收审的程洪珍等三人
第二批被捕的李伟信、陈士印
被专机丢下的机组5人和李海彬在北戴河被囚
最早参加审讯空军人员的海军干部也遭关押审查
海军航空兵也被牵扯进来
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全部停止工作接受审查
北戴河成了“犯人”临时囚禁地
毛家湾成了林办人员临时监狱
三部分林办人员“会师”亚疗
林豆豆和林彪、叶群其他亲属的遭遇
胡萍和他家人、亲属的遭遇
总政工作组进驻专机师
空34师副团以上干部“全军覆没”
鲁珉与江腾蛟的不同待遇
亚疗成了“九一三”后被审查人员的监狱
小女兵鲁莹的十年兵史遭遇
江腾蛟秘书张发云给毛泽东写信表忠心仍被囚12年
“南逃”名单上的人被全部收审
空军遭到空前的大清洗
赵秀峰因“不相信”林彪出了事被关押折磨8年
空军学院也成了“九一三”监狱
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被加班逼供
空4军、空5军团以上干部几乎一网打尽
“九一三”十天后黄吴李邱被收审
黄吴李邱的亲属也被收审
总参谋部机关的大清洗
海军机关及舰队的大清洗
三位海军战斗英雄的遭遇
广州、武汉两大军区的清洗
成都军区与江西、新疆、贵州、山东军政要员的清洗
陆军被收审的另一些高级干部
空军被收审的另一些高级干部
机组5人又被关进空军学院
南苑机场的空34师“读书班”
“九一三”死亡的五名飞行员的家属遭遇
“九一三”一年后林办人员转移地点继续关押
毛泽东不满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
林彪专案经办人王良恩、李震相继自杀
周恩来被围攻和李德生被批判
毛泽东要李德生辞去中央职务
林彪保健医生的信与毛泽东护士长的泪
“四人帮”倒台后黄吴李邱被关进秦城
莫名其妙的“发射名单”和走了样的《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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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九一三”事件后的大清洗

舒 云

197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刚过去五天,许多真相尚不为人所知,事件性质还很难准确判定,毛泽东就急匆匆批准下发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57号)《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迅速给林彪事件定了性。
而在文件下发之前的“九一三”事件当天,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二次党政军大清洗 就开始了,这一清洗竟持续了十几年之久。
最初,毛泽东在1971年10月4日说:“反党集团,他们就是空军几个单位,人数就是那么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嘛!” “跟着林彪搞阴谋活动的死党不会超过100人,他是副统帅嘛!有些人是跟着犯了错误的。” 可是毛泽东领导的这场空前大清洗,却并非“几个人”或“不会超过100人”,而是导致军队系统从军委办事组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涉案者几十万,数以千万的亲属被牵连,甚至负责专案的周恩来、李德生(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李震(公安部长)等人都受到牵连。直到1981年夏,仍有上千人在等待“两案”结论,其中省军职以上干部上百人。

最早被收审的程洪珍等三人

9月13日凌晨,林彪专机即将飞出国境时,被周恩来派到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接到中办秘书处专人送来的电报,中央命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实行全国禁空。同时周恩来下令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民)用机场,迅速组织力量扣押没有来得及登机叛逃的人员。 林彪专机还在天上,大清洗就开始了。
9月13日当天,最早被收审的是在山海关机场未能登上林彪专机的程洪珍(空军党办一处秘书)、小张(南京军区空军上海某部女兵、20岁)、小袁(某军校女学员、18岁)。
小张、小袁是为林立果挑选的“对象”(有关人士私下称为“妃子”),是9月9日晚林立果让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副处长)和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分别从广州和上海带到北京的。叶群为林立果找对象(即后来所说的“选美”),兴师动众,派出过多路人马。后来何汝珍(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被收审亚疗时,就带了一个沉重的黑皮箱,里面有上百个信封,都是女青年正、侧面照片,以及身高、体重等资料。 而林立果及手下人也在“选美”,他们在马路上发现即将插队的小袁。林立果冒充招生单位负责人两次去她家,见过她妈妈和姐姐。1971年5月,小张被送到广州空军技术5团学习英语。 林立果在广州白云山时,曾两次把小张接到山上。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临时决定飞回北戴河,慌乱中却不忘带上小张、小袁,并告诉她们去广州。 到山海关机场后,林立果没有带程洪珍和小张、小袁去北戴河。当晚,程洪珍打发小张、小袁去睡觉,他则在李海彬(空34师调度室主任)的调度室与潘景寅(林彪专机飞行员、空34师副政委)闲聊。
潘景寅走后,程洪珍也走了。虽然事先程洪珍接到周宇驰让他跟着一起走的电话,可他如果不带上小张、小袁一起上飞机,怕挨林立果的骂。当他还在窗外喊:“小张、小袁睡了吗?飞机飞了!”三个人正不知所措时,中央警卫团干部进来说:“林立果绑架老子!”并把程洪珍叫出去。 程洪珍腰间的两支子弹上膛的手枪被收缴,程洪珍给小张、小袁的手枪也从她们挎包里搜出收缴了。
小张、小袁这两个无辜的女青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这次大清洗中的首批收审对象。

第二批被捕的李伟信、陈士印

9月13日3点15分,周宇驰拿着“林彪手令”,命令沙河机场的3685号直升机起飞。飞行员陈修文(空34师直升机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得知飞乌兰巴托,悄悄将组合罗盘扭了180度,飞回北京,他在空中被周宇驰开枪打死。6点47分,陈士印(空34师直升机大队副大队长)将直升机迫降在怀柔渤海所村的河滩地。于新野出舱后朝陈士印打了一枪,陈士印机警扑倒,周宇驰按住陈士印肩膀的左手瞬间滑落,子弹穿过他的左手腕,在陈士印的皮夹克和布工作服上穿了四个洞。陈士印侥幸没有受伤,但脸和衣服溅上了周宇驰的血,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样。周宇驰等人没有补枪,迅速逃离直升机。他们在玉米地走了一段后绝望了,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身亡。李伟信放了空枪,被警卫3师押到北京卫戍区办公楼的地下室,以后关押在北京军区看守所。
陈士印也被警卫3师押送北京卫戍区,转到中央专案组管辖的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86楼,后又转到丰台总后干休所关押点。1976年纪登奎、于桑(公安部副部长)都找他谈过话,表扬他做得好,说还可以继续飞行。 可就在这一年,陈士印被关进了秦城监狱。1980年12月,他拿到免予起诉决定书。 根据中央“不作结论不装档案”的意见,空34师党委给他留党察看处分。

被专机丢下的机组5人和李海彬在北戴河被囚

9月13日早晨,被专机丢下的机组5人是去空勤灶吃的早饭,午饭则是由专人送来吃的,他们看到外面的海军哨兵,才知道已被监控了。
自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坐专机后,林彪就成了空34师保证的一号人物,机组由各行业的尖子临时组成。副驾驶陈联柄(100团副参谋长),安徽人,1947年参军,他是在朝鲜战场被选中的飞行员,虽文化不高,但脑子灵活,飞行技术好。康庭梓(100团三叉戟中队中队长),河南巩义县人,他聪明刻苦,1964年作为优秀学员分到专机师,飞过包括三叉戟飞机在内的五种机型。陈松鹤(100团通信副主任),浙江人,精通多种外语,多次执行飞往国外的专机任务,曾荣获集体二等功。李成昌(大队领航副主任),广东梅县人,1951年参军,1953年以优异成绩从航校毕业,曾飞过十多个国家,并在越南工作了9个多月,带出越南第一批领航员,多次为胡志明主席的专机领航。 如果不是星期天的临时任务,这次去北戴河本该罗法粹(大队领航主任)去的。当晚罗法粹从城里家中返回,看见李成昌的钥匙扔在床上,牙具散了一地,看来他走得很急。 魏秀玲(空勤服务员)也是临时顶班。
每年暑期专机任务频繁,空34师调度室都要派人到山海关机场值班。沈庭来(空34师调度室副主任)家中有事,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就去了。以后沈庭来也被弄到亚疗,说清楚后回到南苑学习班。李海彬则作为“重犯”关押,他妻子是工人,在此压力下精神恍惚,1974年被卡车撞死,留下一个四五岁的男孩。 1976年12月,李海彬被关进秦城监狱,前后关押10年。

最早参加审讯空军人员的海军干部也遭关押审查

9月13日上午9、10点,刘继祥(李作鹏秘书)接到张兆发(海军航空兵5师师长)电话,问他知道山海关机场发生的事吗,刘继祥说不知道。张兆发要找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而李作鹏在人民大会堂不让接电话。董其采(李作鹏妻子、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要刘继祥说昨晚的事知道了,要张兆发报过来。张兆发说得比较乱,刘继祥要他整理一个稿子传过来。下午李作鹏回来,情绪很紧张,坐卧不安,叫刘继祥赶快清理文件,绝密文件转地下。刘继祥转报了张兆发的电话内容,李作鹏当场就说不对,他第一次电话说林彪专机四个人中一人同意可以起飞,第二次电话是纠正第一次,要四个人同意,否则没必要打第二次电话。李作鹏在张兆发报上来的材料上做了改动。
因为被丢下的机组5人要求不要把他们交回空军,以免被杀人灭口, 9月14日凌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要李作鹏把山海关机场的空军9人送到北京,并负责审查,注意安全和保密。李作鹏向肖云(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交代:1.要加强警卫,不能让任何人自杀和逃跑,不能让歹徒抢走;2.要他们写揭发材料,也可以面谈,你们派人前往记录,说什么记什么,说多少记多少,不准搞逼供信。 重点三个人,程洪珍、李海彬,以及女兵小张。 9月14日5点,肖云告诉陈伯华(海军政治部保卫部二处处长),空军跑了一架飞机,有几个重要的审查对象想放在良乡。陈伯华认为良乡太远,有事情请示来不及,还是放在海军大院东南角的看守所。
9月14日中午,张兆发带队,押送程洪珍、小张、小袁到北京。所有材料都被密封,用降落伞包好,移交海政保卫部。当晚机组5人和李海彬被押上软卧火车,到北京站每人一辆吉普车,两名“海军”一左一右“陪同”,关进里外三层岗、窗户封死的看守所,身上的贵重物品和腰带被收走,吃饭也有人押送。
9月15日,陈伯华让李福新(海政保卫部二处副处长)、曾维卓(海政保卫部二处干事)负责审查,他也去了两三次,负责审讯程洪珍。程洪珍交代林立果曾与其议论过所谓“起义”的问题,要求程洪珍起草“起义”口号,他的口供被中央57号文件用了很多,其他人没有实质性的口供。 李作鹏一字未改,将空军9人的交代和审讯记录密封送周恩来阅示。每隔两三天,他按周恩来指示写成综合材料,呈送毛泽东。
陈伯华主持的审讯持续到9月22日。9月24日上午李作鹏被捕,下午肖剑飞(军委办公厅主任)给刘继祥打电话:“李德生在亚疗等你们,问个事。”一路无话,刘继祥进了亚疗。 9月26日,萧劲光(海军司令员)让陈伯华办理移交。空军9人被依次押上大轿车,押到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86楼。李震对陈伯华说:“总理看过你们的材料,表扬你们了。”陈伯华则后悔不参加审讯就好了,否则也不会有后面的牢狱之灾。9月26日夜肖云被收审。10月14日陈伯华被收审,1972年6月29日被押送亚疗。陈伯华罪名之一是“执行了肖云传达的李作鹏关于包庇林彪叛逃、掩盖黄吴李邱反革命罪行的审讯指示”。陈伯华强调审讯程洪珍时并不知道林彪叛逃,但辩也无用,朱庆林(公安部处长)要指定的口供,他说一句让陈伯华记一句,几次写几句,越写越不像话,不写就往死里整。陈伯华被整得神经错乱,脑子里老是有人讲话。几年后机组5人放出来,而最先审讯他们的肖云、陈伯华却被关押6年多,又劳改3年多,之后被降职退休。

海军航空兵也被牵扯进来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海军指挥所通知王天保(海军北航副司令员),叫他带上保卫处长、航行处长赶快去山海关机场,没说什么事,只说不能打电话、发电报。因飞机停飞,他们坐车到蓬莱,当天中午坐海军快艇到山海关。王天保将潘浩(山海关场站站长)讲的情况写成信,让保卫处长送回北海舰队。 王天保是海军战斗英雄,他曾击落、击伤敌机4架。这趟山海关之行让他受到审查,但很快解脱。
比王天保先到现场的张兆发却深陷其中。潘浩向张兆发电话报告:“有个外部重大问题不好处理……”张兆发和刘斌(海航5师政委)商量后,坐火车从辽宁锦西赶来。他看到山海关机场有陆军哨兵,感到非同寻常,问谁批准起飞的,没人敢回答。既然无人批准,张兆发认定林彪专机是强行起飞,排除了山海关机场的责任。
山海关机场的8位当事人:潘浩、史岳龙(场站政委)、佟玉春(场站参谋长)、赵雅辉(副站长)、王学高(油料科科长)、王敬之(油料排排长)、刘三儿(司机)等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他们回机场上班。佟玉春曾让王学高、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去堵跑道口。如果两辆油车堵住跑道口,林彪专机不可能起飞。偏偏带车的王学高、王敬之借故离开,油车没有到位。奇怪的是“两王”并没有受到处理,反而是佟玉春被转了业。
沈阳军区要抓李万香(山海关机场调度员),说他没开标志灯。张兆发认为不能抓,因按照规定,上级没让开标志灯不能擅自开。李万香被处理转业,张兆发却进了牢房。按张兆发的说法,如果他不去山海关机场,不会有他的事。汇报材料因为要得急,由两人分别抄写,事后核对有20多处不一致,前面说有人拿枪逼着黑衣老头上飞机,后面又说有人看见林彪自己上飞机,叫油车走开。牵涉林彪专机这么大的事,谁都害怕。沈阳军区一追究,负责抄写的保卫干事作了伪证,说科长让改的,科长推给师长张兆发。 再加上报告北海舰队海航,导致王天保来山海关机场,李作鹏在汇报材料上做了修改,这些都成了张兆发的“罪行”。
张兆发28岁当师长,是海军航空兵飞得最好的飞行员、最年轻的师长。他家境贫寒,11岁上小学,担任村儿童团团长,12岁入伍,随四野南下,解放海南岛后又北上组建海军。张兆发几十年后仍然搞不清到底是哪里搞错了。马希波(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被作为“李作鹏的人”关进亚疗。张兆发则成了“马希波黑班子”的人,最后罪名竟变成“掩护林彪逃跑”,由此被关押8年——最终所有莫须有的罪名都被推翻。

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全部停止工作接受审查

9月13日凌晨1点,留守毛家湾的蒋廷贵(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接到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电话,问:林立果在吗?蒋廷贵说在,张耀祠又追问一句:是在吗?蒋廷贵说是在啊。张耀祠说不对,你去看看。蒋廷贵有些犹豫,警卫有纪律,深夜就更不好进首长家了。张耀祠说:“叫你去看你就去看,怕什么,快点!”蒋廷贵到警卫室一问,林立果下午洗完澡就走了。张耀祠说:“人家早跑了!我命令你,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占领制高点,特别要防止空袭。”蒋廷贵立即按响紧急集合铃,训练有素的警卫战士很快登墙上房,占领毛家湾的制高点,架好机枪。半小时后,张耀祠发出第二道命令:“林办秘书在班上的,不准离开,不在班上的就在家等候通知。从现在起,不管什么地方送来文件,秘书只准收,不准拆阅,也不准向外发送文件,派一个干部和一个战士在现场监督。”
9月12日本是阳地值班,他原是黄永胜秘书,1965年接替关光烈(林办秘书、后任43军127师政委)任林办支部书记,1967年2月调某独立师任政治部副主任。1969年毛家湾修地下工事,叶群又调他来帮忙。这天他有事和于运深(林彪秘书)换了班。因管理员小童说有几只乌龟养很久了,死了担不起责任,于运深不能擅自处理,当晚和叶群通过两次电话,向叶群请示一些事情后问这几只乌龟怎么办。叶群过了一会儿回电话,吩咐明天把乌龟送钓鱼台,请江青同志吃。平时值班于运深都是后半夜才睡,这个晚上事情不多,他处理完杂事,洗澡洗衣服后睡了。
刚睡下不久,于运深听到一阵吵嚷和杂乱的脚步声,他起来一看,警卫中队到处放岗,值班室也进来两个人,说“紧急战备”,宣布了一堆“规则”。于运深火了,他与叶群通话并没有感觉到异常,哪里会想到林彪出事。“不让我传阅文件,耽误了事谁负责?”警卫不回答。于运深去收晾干的裤衩背心被强拉回来,他祖宗三代都是贫农,没日没夜连个假日都没有,怎么就成了“犯人”?蒋廷贵向他传达张耀祠指示,于运深一听,几乎“傻”在那里了。
9月13日2点多,总参情报部获知,蒙古空中一个目标,从南向北,像一团火掉下来了,消失。飞机出了事?田宝山(总参情报部值班参谋)把佟长仁(总参情报部情报室主任)叫到办公室,说几次问空军,是不是飞机出边界了?空军答复现在不清楚。飞机出事要通报,空军居然说不知道。张挺(总参情报部部长)说:“倪煜(总参情报部参谋)不是在林办吗?打电话找他问一问。”更加奇怪的是,军委一号台说林办电话没人接。
9月13日,王焕礼(林办支部书记)、阳地都被挡在毛家湾外,不让进去上班了。王焕礼1971年夏调来,还不熟悉工作。不让上班,王焕礼、阳地就回家去了。李根清(林办保密员)急了,机密文件丢了他要掉脑袋的!他硬闯进毛家湾,把保密室钥匙藏到半导体收音机后盖里。经中央警卫团反复动员,他才很不情愿地交出钥匙。
9月17日,张耀祠召集毛家湾留守人员开会,说经毛主席批准向你们传达,党内出了大坏蛋林彪、叶群,要划清界限、揭发。然后把他们一个个全隔离了,要求写个人所知道的事情。一个星期后,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来毛家湾说:“有的人写了,有的人一个字也没有写。”于运深就一个字也没有写。
中央办公厅的两个“钓鱼”者奉命来到毛家湾,代替林彪秘书登记来电来访。“钓”了好几天,只“钓”到给叶群讲课的肖江(解放军政治学院教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肖江正在休假,休假结束他来毛家湾上班,刚进门就被扣下了,一扣近四年。

北戴河成了“犯人”临时囚禁地

9月13日一大早,北戴河林彪别墅岗哨遍布,全副武装的哨兵紧张万分,双手端枪,一律向外。李春生(林办秘书)、宋德金(林办秘书)、刘吉纯(军委办公厅警卫科副科长)、陈占照(林彪内勤)、张恒昌(林彪内勤)、王立彬(叶群内勤)、王克林(叶群内勤)、孙忠堂(叶群内勤)、穆宗文(叶群司机)、蒋葆生(林彪保健医生)等人往山下搬运床铺。张宁(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是9月7日和林豆豆、张清林(广州军区42军某部医生)、杨森(空政保卫部处长、负责警卫林豆豆)坐252三叉戟飞机到北戴河的,他们和住在山下破楼的张展(空政文化部处长)、倪煜以及抄写员也被监管,吃战士灶。
倪煜、张展和肖江一样,都是叶群请的教员。张展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解放初期参军,是中国历史的活字典。1971年4月,叶群再次召来张展,让他注释诗词卡片。倪煜第一次给叶群讲课是1970年5月20日,部长张挺指示他随叫随到。1971年9月7日14点半,李文普(林彪警卫秘书、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打电话叫倪煜来给叶群讲诺曼底登陆。叶群没让讲这个,却问蒙古国的苏联驻军有多少。叶群一边听课一边不断擦汗,说更年期了,倪煜则感觉她有些反常。之后几天叶群没有听课。9月12日23点多吃完夜餐,倪煜和杨振刚(林彪司机)下象棋。倪煜刚把杨振刚将死,电话响了,要杨振刚出车。倪煜和张展到凉台聊天,听有人喊着口令,看到一群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放下背包,集体坐在马路边上。林彪的“大红旗”开得飞快,四五十分钟后天上飞机响了。张展问:为什么这么急?倪煜猜想,是不是苏联有什么动作,他们去中央开会?他只知道首长说北戴河太吵,要动一动,要去大连。9月13日早上8点多了,倪煜、张展习惯出去散步,门口岗哨请他们回去。一连多少天,什么消息也没有,倪煜只是纳闷,怎么吃饭就他们几个人?
9月25日,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赖奎(中办机要室副主任)等三人到北戴河清查文件。查了三天后,把林办人员集中起来,宣布林彪、叶群有严重问题,你们要不要揭发,向谁揭发,由你们自己定。张展把整理的资料拿出来。倪煜揭发叶群问过皇姑屯事件、张学良,最近几天她不让讲各国概况,多次问起中苏边境有哪些机场,以及机场位置。倪煜不知道叶群用意,还从情报部要来一些图表资料。

毛家湾成了林办人员临时监狱

北戴河的天气越来越凉,包括警卫战士都还穿着单衣,没有办法解决。10月2日,军用大卡车把林办人员押到秦皇岛火车站,包了一节车厢,“警卫”足有两三倍,封锁住车厢前后门。李文普面容憔悴,吊着一支胳膊,也一起上了火车。傍晚火车开进北京站,一辆破旧公共汽车将他们押进毛家湾。毛家湾如临大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然成了临时监狱。
10月4日,北戴河遣返者被押入客厅,与毛家湾留守者“会师”。秘书、内勤、外勤、警卫、帮工、做饭师傅、花匠、锅炉工等30多个人,一个不少。王良恩夹着黑色公文包进来,叹了一口气坐下,拿出中央57号文件,盯着文件呆了好一阵子,然后开始念,会场安静极了。第二天,张宁用头猛撞门上的铜把手,自杀未遂,重度脑震荡,头上缠满白色绷带。
每天8点半,中央警卫团牛指导员按照上级指示,将林办人员集中在一起,从9月7日林豆豆到北戴河开始回忆,每个人都必须说清楚每天几点几分的位置和所见所闻,重点在林彪的言谈举止有否异常,以及林彪、叶群、林立果的对外联络,试图从中找出蛛丝马迹。不知对了多少遍,以后在亚疗又多次面对面对质。北戴河秘书和内勤发言不多,他们已经写了很多交代材料,但上边很不满意。毛家湾留守秘书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更揭发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

三部分林办人员“会师”亚疗

1971年10月11日,林办人员被押到亚疗,按原来的工作性质,编成秘书、帮工、勤杂三组。帮工中两个专看哲学书,一个专看外国古典作品,两个专给叶群找书、画表,两个装裱字画,其中有叶群找来给林彪写庐山讲话稿的姜思毅(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曾任总政宣传部部长),他不满意亚疗的审查,提了意见,被隔离,以后他家属去世被保了出去。 杨向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也来帮过工,林彪让他查中国古代儒、法、道三家是怎样论述人际关系的。 杨向奎是否被囚,没有记载。储冉(军委办公厅干部)是金陵大学高才生,1949年参军,叶群找他来给林彪写诗,对他青睐有加,常单独叫他到办公室。储冉被收审后吓昏了头,乱说一气,被关进监狱10年。
已经调离的林办秘书也从全国各地抓到亚疗。1959年前走的吴欣峰,1964年走的李德,1965年走的周衍盛,1967年走的赵根生,1970年走的张益民、张云生,以及吕贵民(林办管理员)、罗孝礼(林办警卫参谋)等,被集中关在亚疗一座楼里。郭连凯(林办党支部书记)、李文普、于运深是林办人员中的清查重点,被单独关在丰台总后干休所关押点。于运深是“九一三”时的值班秘书;李文普是林办最后见到林彪的人,他半途下车自伤;郭连凯1970年离开毛家湾,与“九一三”毫无关系,可是他的交代材料一次一个样,引起中央专案组的高度怀疑。以后张云生为他开脱,说他吓坏了,又不会写文章。
林办人员被关押在亚疗西北角破旧的三层楼的二层,一层是警卫战士,三层是中央专案组的三个人。唯一的阳台门被封闭,楼梯口放一张条桌,看守24小时值班,除上厕所和每天16点的放风,“犯人”就只能窝在小屋里,窗户被钉死,玻璃被报纸糊严,白天也像黑夜。不过比起主楼的黄吴李的秘书们,他们还是相对宽松的。
看守不能与“犯人”说话,以防“串供”,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批。有一次看守好奇地问:“你们在林彪身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秘书们都摇头。张宁问:“你们怎么写这么长时间还写不完?”林彪秘书答:“怎么写得完?没有的叫写,有的不准写。”有个老秘书被逼得没办法,写一串串“头衔”充数。
“背靠背”一无所获。11月5日,亚疗宣布结束隔离状态,鼓励“串连”,联名或单独写。同时“面对面”排查,都是当事人,谁说谎当场就能拆穿。 每个人态度都很认真,中央专案组负责人在现场听了一个星期,居然收效甚微。“背靠背”有可能钻空子,“面对面”怎么也查不出林彪逃跑的证据?林彪内勤24小时在林彪身边,竟然不知道林彪“两谋”?中央专案组要求林办人员站在新角度揭发,叶群做的坏事要算在林彪账上,没有林彪支持,她做不成事。于运深说:“林彪身体差,叶群又是林办主任,许多事是她出面处理,林彪并不过问,甚至不知道。所有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都经主席审批,政治局讨论,然后林彪签字,我们照章办事,谁也想不到里面有什么问题。现在全翻个了,叫我们做秘书的怎么说?况且是主席批示过的,更不好讲了。”李春生说:“那也不一定,有些事情林彪就是背着主席干的。”于运深、王焕礼一齐问:“那你说说看,哪一件事是背着主席干的,我们不知道?”李春生左右摇头,眼望天花板,干笑两声。中央专案组让林彪内勤陈占照、张恒昌发言,陈占照满脸通红吭哧半天,眼望众人,没有说一句话。张恒昌说:“我跟小陈一样,没什么说的。”继而也胀红了脸,一个劲摇头。王焕礼打破沉默说:“叶群没有林彪当后台,当然办不成事;重大事情林彪不点头不签字,叶群个人没那个能耐。但这里面的弯弯绕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太复杂,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久不发言的李文普说:“叶群干的许多坏事有后台,林彪推卸不了责任。林彪通不过的事,叶群转着弯来,拿我们顶缸的事多啦。林彪成天坐在屋里,外面的事知道什么?还不是叶群说什么就是什么!骗林彪就像家常便饭,我们是习以为常。不这么办没有办法,给叶群缠上了那可没完没了,反正上面有人顶着,天塌下来不关我们的事,要是逆着叶群,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于运深说:“唉,他们夫妻不和,吵架的事,我们不好管,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我们充其量是个小小的跑腿办事的秘书,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叶群跑钓鱼台(江青住处)为倒杨(成武)的事,林彪大发脾气,不准她去,我们敢插嘴吗?叶群照样去,叫我们骗林彪她休息了,其实她早溜了。连我们也帮她撒谎,林彪哪知道真假。嘿,很多事不好讲。”这类材料上送后,秘书们被批“中林彪流毒太深”。亚疗的伙食开始还说得过去,半个月后就成了残羹剩饭。有一天晚饭,新兵蹬三轮车把两大桶剩饭送往猪圈,饿得发慌眼巴巴望着窗外的李春生连忙问,新兵说:“班长只叫我送到后面,我看这剩饭只有猪能吃,哪想到‘后面’指你们。”

林豆豆和林彪、叶群其他亲属的遭遇

“九一三”之后第四天,9月17日,林豆豆、张清林被姜作寿从北戴河“护送”回北京,软禁在警卫森严的玉泉山5号楼。 周恩来让谢静宜(北京市委常委、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陪伴”,毛泽东对谢静宜说:你见了林豆豆代我向她问好。她和她父母是有区别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应该由子女来承担。父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革命;父母是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是反革命,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
林豆豆软禁玉泉山期间,只有谢静宜一个人能接触。谢静宜特意“提醒”,正在养病的汪(东兴)主任为了给你们腾地方刚搬走。言外之意这是汪东兴的地盘,不能揭发他。林彪“手令”是林彪“两谋”的唯一证据,而林办没有一个人看见林彪写过这个“手令”,更何况它语焉不详,也说明不了什么。谢静宜让林豆豆鉴别,林豆豆说“像”,谢静宜泼妇般大发火:“不是像不像的问题,就是林彪写的!”张清林用铅笔起草林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回忆》,先念给谢静宜听,由谢静宜决定哪些让写哪些不让写,像林彪说“我死也死在北戴河”这样的话就不让写,也不让写林彪不知道。谢静宜审查张清林的草稿,做了大量改动,强令林豆豆抄写。中央关于林彪的三批材料出来,张清林吃惊怎么篡改成这样子,后悔上了当,当初什么都不写就好了。他当时真想跑到厨房拿一把菜刀砍谢静宜。张清林质问谢静宜是谁派来的,谢静宜说是周总理派来的。这之后林豆豆的待遇就变了,自己到战士灶打饭吃。
1972年8月14日,周恩来写信报告毛泽东:遵主席前次面嘱,我拟同李德生、谢静宜两同志约林(豆豆)、张(清林)面谈一次……毛泽东圈阅。26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与林豆豆、张清林面谈,要他们分别参加空军报社、总后卫生部学习,党的关系和工作分配均归总政管理。 周恩来专门问:你们是不是对小谢有点误会?她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代表毛主席。
9月1日,空军报社宣布停刊两年的同时,林豆豆从玉泉山回到空军报社,仍由谢静宜及苏延勋(谢静宜丈夫、空军机要局参谋)负责审查,两名女看守寸步不离。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约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再次同林豆豆、张清林谈话,二人认识和表现尚好,愿意与群众一道学习。毛泽东圈阅。
1974年2月批林批孔运动中,林豆豆服安眠药自杀未遂,被关进窗户钉死的小房间。地上泼敌敌畏灭蚊,导致她严重过敏和神经功能紊乱,牙齿掉了六颗,体重只剩30多公斤。经好心人暗示,她给毛泽东写信。7月31日,毛泽东批示:“解除对林豆豆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来往,他们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政治局决定让林豆豆到开封某师农场养猪、干零活。1975年10月,空军要林豆豆转业。政治局批示:“恢复(林豆豆)党籍、真名、组织生活,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要大胆工作。”林豆豆要求留在部队,答复是如不走,从10月30日停发工资、粮票。邓小平在空军提出的郑州、开封、孝感三地中圈了郑州,林豆豆转业到郑州汽车制造厂,挂名革委会副主任。由于没办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没有购粮本、副食证,也领不到工作证。1976年5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她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
“九一三”凌晨,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要李际泰(北空司令员)把叶镇(叶群弟弟、北空高炮7师副政委)抓起来,李际泰一时没搞清哪个叶镇,吴法宪急了:还有哪个叶镇!……叶镇被关进北空看守所,9月20日押进亚疗,1978年8月转到山西劳改农场。
叶颖(叶群大妹)也在亚疗关了好几年。
林欣然(林彪侄子)被关押4年。
林从旭(林彪侄子)被关押7年,双目失明。
林育菊(林彪弟弟)夫妇、林吉(林彪侄子)、冯祥原(叶群小妹夫、南京四机部14所)等林、叶亲属也悉数被关押。
林彪父亲林明卿早在文革前的1962年逝世,葬于北京福田公墓。他也没有逃掉噩运,墓碑被砸成四半,扔在墓园里。

胡萍和他家人、亲属的遭遇

9月13日天还未亮,全副武装的陆军已经包围空34师调度室和100团。当天上午,梁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召集该师团以上干部会,问林彪专机上都有谁,谁值班,飞机是几点从西郊机场走的,以及准备飞机的详细情况。 9点,胡萍(空司副参谋长、空34师党委书记)被一辆小汽车“接”走,关在中央警卫团的营部。
李德生来了,问吴法宪怎么回事,吴法宪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胡萍百口莫辩。两天后他被押到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86楼,以后被关到北京军区看守所。胡萍是空34师第一任师长,第一个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专机任务。他始终认为他是正常派遣专机,没头没脑说周总理让他揭发,他没有写。直到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部长)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刘继馨(胡萍妻子、西郊机场幼儿园园长)带着7岁女儿正在青岛疗养,10月初她被通知回北京。到了西郊机场,却被拉到俱乐部软禁了四个钟头,原来专案组忙得把她忘了。刘继馨回到家中,除一间外屋,都上了锁,还有看守。10月3日,刘继馨被关进空军学院,一人一屋,窗户糊死,睡觉开灯,日夜被监视。家中只剩下小女儿和近90岁的婆婆,胡萍姐姐把她们接回山东老家。审问者不止一次说:“本来是斩草除根的,让你们活着,是毛主席‘一个不杀’的宽大政策。”1974年夏刘继馨被赶到空军学院勤杂工的小平房,小得转不开身。时念堂(空34师师长)的家属和李振军(空34师副师长)一家与她为邻。她立即回山东老家接回女儿。因为是反革命家属,刚上初中的女儿常被欺负,头也总被打破。刘继馨抱着女儿泪流不止。没多长时间,专案组把她们遣送山东老家。
李汝良(刘继馨妹夫、102团副团长)也受牵连被停飞。师长说:你离婚就留下,要老婆就转业。他转业到山东某县气象局。
胡耀萍(胡萍大儿子、空军一航校飞行学员)1968年14岁入伍,先在南空某师,后到哈尔滨学习飞行。他已经单飞,且飞得非常好,却迟迟不分配,最后被处理复员。胡幼萍(胡萍小儿子、空13师机械员)1970年入伍,也被处理复员。如何安置他们,专案组颇费一番心思。胡耀萍被安置到良乡养蚕场,胡幼萍则被安置到顺义劳改农场开拖拉机,两地相距六七十公里。那时交通不发达,兄弟俩见一次面至少要四五个小时。

总政工作组进驻专机师

9月14日深夜,总政工作组在组长魏伯亭(总政干部部部长)率领下进驻西郊机场,核心任务是防止黄吴李邱外逃,同时也要防止再跑飞机。 9月15日凌晨,总政师以上干部紧急集合到京西宾馆,听李德生传达“九一三”事件,并要求所有与林彪等人有过来往的机关干部,都要作出说明与检查,在查清楚以前,不能参加工作组。某副部长与林彪并无联系,但抄过署名林彪的诗词《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还是作了检讨。有人揭发某部长9月12日跟与林彪关系密切的某省军区领导打过电话,怀疑与反革命政变有关。李德生专门派人到通信兵部长途台查话单,没有查到,他要求再往前查半个月,还是没有发现,这才排除。
黄志勇(总政副主任)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好几天后才知道,他非常吃惊,甚至不敢相信,林彪会叛逃?叛逃干什么?1972年底,北京各单位组织参观毛家湾,黄志勇也去了。以前他去过毛家湾三四次,林彪客厅除几个沙发外别无它物。他脱口而出:“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嘛。”此后黄志勇被关进亚疗,他想不出触犯了哪条“戒律”,想了很久,他猜想是在毛家湾参观时说的那句话被人打了“小报告”。
9月15日,王克卿(总政群工部群工处处长)正在内蒙古检查民兵工作,被吕村夫(总政群工部部长)招回北京。李平(总政群工部副部长)对他说:“魏伯亭有事走了,李主任要我找一个有部队经验的处长去专机师当工作组组长。”王克卿在内蒙古边防听战士说,前天夜里有一架大飞机飞往蒙古,飞得很低,声音很大,大概有两台拖拉机那么响,看来是这件事。李德生交代:“你的任务有三条,一是清查林彪死党分子,二是稳定部队,三是保证专机安全。”王克卿到专机师时,工作组有总政干部部的三个人:李庆坤(副处长)、徐太和(秘书)、赵丛(干事),他又要来马友云(总政组织部干事)。王克卿拿到专机师81人的嫌疑名单,除上送中央专案组的胡萍、陈士印、机组5人外,还有白明祥(胡萍司机)、孙福荣(女,空勤服务队副队长)、亓爱玉(孙福荣丈夫、空34师作战科参谋)等。他认为有打击面扩大的倾向,胡萍司机有什么问题?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下边拥护很自然。总政工作组在专机师半年,81人名单中没有查出一个“林彪死党分子”,事实上也没有。
曹庆章、龙振泉、安治梁、孙福荣是专机师的重点人物,关在空军学院。孙福荣被认为是重要知情人,因为在9月12日晚,她三次被胡萍派到工字房找周宇驰。有人反映,她经常随林彪活动,曾提一个黑色手提箱乘专机去上海,被人接走一个多小时,回到西郊机场又被毛家湾的汽车接走。总政工作组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情况。孙福荣承认确有其事,只是黑色手提箱没有秘密,装的是林彪喜欢吃的黄豆,她专门到上海著名的炒货店炒黄豆。 9月26日,孙福荣被“升级”到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86楼。中央专案组问她:“九一三”之前10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在哪里?9月11日、12日在干什么?孙福荣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写不出来。一个月后她“升级”到亚疗,一年后她随林办人员到团河。 亓爱玉被审查一年,说他态度不好,不让他睡觉,身体被彻底搞垮。
王基地(空34师组织科科长)1965年被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成为师政治部党委委员,机关党委副书记。1971年9月28日,李纯厚(“九一三”后空34师政治部主任)让他去南苑学习班,说时间很短,王基地信以为真,老有错觉三天后让他出去工作。他与“九一三”毫无关系,但他和周宇驰是同学,这让他心中不安;他又认为自己要求严格,得罪人太多。三天过去了没放,王基地的脑子就乱了。专案组问他:是不是毛主席儿子?是不是刘少奇侄子?他都说是,在王基地看来“是”就是“不是”。他主动交代他是林立果“小舰队”的骨干分子,说9月12日师党委会谈了政变。专案组找胡萍核实,胡萍笑了:“这种事还开会?谁敢开会讲政变?我没有听人讲过。”有人主张把王基地抓起来,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污蔑毛主席。 王克卿认为王基地的神经出了毛病,没有相信他的交代,也没有把他当坏人看待。 王基地被单独关在空军学院3年,还在261医院精神病科治疗了很长时间,以后又进了空军看守所4年。
杨庆升(101团政委)被攻击得最厉害。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后,他接到师里传达的周恩来禁飞令。政委负责把守空中防线,因后半夜没有飞行任务,他想等天亮再传达也不迟,结果3685直升机飞走了。杨庆升这就被揪住不放,说他故意放走直升机。王克卿专门到101团召集全团干部讲话,明批暗保,重点批评杨政委抓部队管理不好,教育不够,表明工作组并不怀疑他。这样闹得很凶的战士就闹不起来了,他们也找不到故意放走直升机的证据。 1973年5月杨庆升还是被办了学习班。空34师新班子向李德生汇报,谈到3685直升机被劫持。李德生拍了桌子:“什么劫持走的?明明是放跑的!”高德明(空政保卫部长)一定要办杨庆升的学习班,这样,杨庆升、李丕成(103团参谋长)都进了空军学院学习班。 几个月后结论是政治上有错误,到南苑机场劳动。
9月12日夜,李克修(100团参谋长、代理团长)按照胡萍指示,安排六架飞机9月13日早上飞往广州,他向空军航行局申请了航线。因为夜深了,李克修建议是否明天早上再下达任务,得到胡萍同意。此举无意中保护了六个机组的30余位空勤人员,使他们避免审查,也就避免了以后的停飞、转业。但李克修和安治梁(100团政委)却因9月12日晚按规定到机场送林彪专机去北戴河而被收审。李克修和王进忠(空34师副师长)、周连珊(102团团长)等被安排在南苑机场劳动。 保卫干部出身的安治梁则因态度“恶劣”被关押8年,先关在南苑,以后“升级”到空军学院,几平方米的漆黑小屋,几年不放风。安治梁明白,他是被牵涉到一个大事件中,上边不解决,他的问题也很难解决。想通了,他就安心坐穿牢底,每天围着小屋跑步,锻炼身体。后来待遇好一点,每天放风半小时,还可以订一份《人民日报》。安治梁仔细阅读报纸,并在报纸的空白边写诗,藏在棉衣和被子里,保存下来。
盛岳献在“九一三”后任100团政委,他1952年曾任打“虎”队长,上边说谁是“老虎”就打谁,结果“老虎”全是假的,全平反了。这让他一辈子印象深刻。他说,安治梁被收审后,安妻来过多次,他当时要是在,不会这么处理,都是工作嘛。有几个人要办谭家贵(100团机务主任)、朱家富(100团领航主任)等人的学习班,盛岳献和团长商量,这些人问题到底有多大?林彪跑了跟他们没有关系,上层问题下面不可能知道,包括师长、政委他们知道啥?学习班要有人“陪”,还是不办。但有人不依不饶,盛岳献决定成立核实小组,最终没有查出问题,就没办谭家贵等人的学习班。1978年后他升任空34师政治部主任,师里没有再处理“九一三”人物。

空34师副团以上干部“全军覆没”

空34师有四个飞行团,三个机场(西郊、南苑、沙河),共七个团级单位加一个师部,有2000余名干部。任世信(南苑场站政治处主任)说:“‘九一三’事件后,团以上干部都在家里待命,交代问题,一个一个过关。” 师里副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全部遭到处理,重则被关押10多年,轻者关押若干年转业。 孟献斌(空34师干部科科长)说:“师里副团以上干部全部转业。本来还准备派一批飞行员去美国学习,也不了了之。”
1971年8月中旬,44岁的时念堂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周恩来指示,运送中央歌舞团出访欧洲各国。9月6日8点30分,他率包括民航在内的三架伊尔18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9月9日14点40分返回北京。他哪里想到这是最后一次飞行。9月12日晚,时念堂被吴法宪叫到候机室,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总政工作组在时,他还是被依靠对象,正常工作了一个多月。
10月,有人纠集101团、203团13名飞行员给毛泽东写信,说专机师有右倾情绪,捂(师长)盖子不让揭。江青用蓝铅笔批“毛主席阅”,毛泽东用红铅笔批:“德生处,你们看一看。”李德生立即叫李学清(“九一三”后空34师副政委)跑步前来,痛批一顿。10月28日,空军指令李学清陪时念堂到空军谈话。时念堂对李学清说:“我恐怕回不来,我家属胆子小,请你保护。”时念堂被送到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从此被关押,并两次被押到师里批斗。
总政工作组一分为四,进驻空34师师部和南苑、西郊、沙河机场,这次声势浩大,群众有揭发就办学习班,谁敢包庇?到年底更多的干部被办了学习班。
马兰藻(空34师政委)由副政委提升政委才几个月,也没有被保住。他是三八式干部,资格老,但在以飞行为主的专机师没有地位。有人说他跟胡萍比较紧,是“救火队长”;也有人替他说好话:老糊涂啦。 1972年8月马兰藻被免职,给了处分,后又撤销。
曹庆章(空34师副师长)分管专机,9月20日他被隔离,是继胡萍之后师里第二个被关押的干部。曹庆章是陕北人,每天埋头苦干。他只知道林彪要从北戴河回北京参加国庆。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事情,但还是被收进空军学院学习班。批斗大会帽子满天飞,不允许他说一句话。曹庆章吓坏了,在厕所切手腕自杀。地上流了很大一摊血,他昏倒在地,被抬了出来。以后曹庆章被转到南苑学习班,“轻犯”可以自己去吃饭,而他是“重犯”,只能“坐享其成”。
副师长王进忠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被停职停飞,以后做地面工作,很早就离休了。
张子甲(空34师副师长)没给处分,靠边站半年多,被安排在南苑劳动,与空司某干部同住平房。过春节盛岳献去看他,张子甲掉了眼泪,表示不愿意在那里。盛岳献回来向师长、政委汇报,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好。当时空34师旁边正建空军干休所,让张子甲病退进去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王焕今(空34师副师长)、陈锦忠(100团团长)等人正在苏联接收新飞机。王焕今是周宇驰的直升机飞行教员,如果他在国内,就轮不到陈士印上3685直升机了。中央专案组搞不清王焕今是否陷进去,将他提前召回国内,连家也没让回,送到招待所揭发、交待问题。王焕今1947年16岁在哈尔滨参军,分配到38军野战医院,随四野转战大半个中国,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后被选到空军一航校学习飞行,1953年毕业。1955年他带两个直升机组调入空34师,成为直升机专家。1974年7月,王焕今结束劳改,停飞分配到空军二航校担任副参谋长。不久他接到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第十次路线斗争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行政降一级。”
龙振泉(空34师参谋长)被收审半年多,1972年6月被释放,转业到安徽大别山林场任副场长。
刘万祺(空13师副参谋长、原空34师副参谋长)和王洪智(空13师师长)关在一个学习班,三个“警卫”日夜监视。
胡国光(空34师训练科长)说:师机关干部几乎都换了,只剩下他一人。前任训练科长刘锐因出身不好,吓出了精神病。 张振民(师领航科长)、于学太(师管理科长)、王冬至(师保卫科长)、郭兆恒(师政治部副主任)、陈华芳(师宣传科干事)等都被办了学习班或受到审查。师政治部组织科、干部科、保卫科的干部全换了。刘福柱(师修理厂厂长)因安放电影架子也受到审查,场站有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战士曾被叫到毛家湾帮工,也被审查一番。
9月12日早上,师作战值班室值班员蔡长松(作战科参谋)接刘树明(作战科参谋)的班,9月13日他交了一上午的班也没有交清楚。仅一天之差,刘树明成为审查者,而蔡长松成为被审查者。 蔡长松原是领航科标图员,是胡萍把他调到作战科的,他妻子陈宝珍(301医院高干科护士)也是胡萍介绍的, 这让他更说不清楚了。
吴鉴清(空34师工程部副部长)技术好,和胡萍一个机组,成为重点怀疑对象,说他是胡萍的红人。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前回到西郊机场?吴鉴清说不出来。梁玉成(100团机务主任)9月12日路过机场,看见有人守卫林彪专机,他好心让他们回去,他来守卫。结果他被关进学习班,以后转业。吴鉴清回来后也想去看一看正在改装的林彪专机,转念一想上班再说吧。他父亲是右派,所以他谨慎惯了,否则那处理肯定比梁玉成要厉害得多。专案组没有抓到吴鉴清什么事,但仍让他靠边站,马拉松般地审查四年。有一天,杨扶真(“九一三”后空34师师长)对他说,你还得抓机务工作啊。他这才算官复原职。
沈宝发(林彪专机地勤机械师)以前谈了十几个女朋友都吹了,因为他太忙,“九一三”前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365天每天都是专机任务。1971年6月26日,沈宝发终于领了结婚证,结婚前一天他从254调到256三叉戟飞机上,不放他回家。沈宝发拍了桌子,才给了7天婚假。结婚第6天,他就被电报招回。256被确定为一号专机,它本是一架旧飞机,7月2日郝彦述(100团三大队政委)正式通知沈宝发负责。下了死命令,不能有任何问题。之后三个多月,沈宝发一直在改装,地毯式扫雷般过了一遍,包括发动机,换的东西太多了,从库房、别的飞机上拿最好的换。先说一个月,后又说两个月改装完毕。沈宝发根本没有家的概念,饭都在飞机上吃。夜里10点停水,他只能两手油污睡觉。改装快到两个月时,告诉他最近要用。地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飞机摔了,首先问罪机械师。沈宝发心事重,一直失眠。他根本不知道他维护的256去了山海关,更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到空军学院游泳池,上边没顶,床板放在地上,“邻居”是陈晋忠、李克修。他的性格不允许说半点假话,结果说他态度不好,叫他老实交代。拿沈宝发的话说,那是想象不到的审查,(审查者)不是国家是小人。20天后,宣布256坠毁与他无关,但还是审查了一年多。
1974年3月15日,何汝权(空34师机械师、何汝珍弟弟)父亲肿瘤手术,他提出能否缓一年复员。不由分说上来四个战士,把他的胳膊往后一拧,宣布他在政治上有重大问题,押到招待所,窗户全糊上。又来了六个战士,把他按在桌上,要他老实交代问题,说他要炸飞机,逼他交代与林彪、何汝珍的关系。

鲁珉与江腾蛟的不同待遇

9月14日中午,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李德生正准备在京西宾馆午睡,电话响了。军委一号台告诉他,鲁珉有急事找首长。李德生有些奇怪,他到空军两天了,一直没有见到这位作战部长,他来干什么呢?鲁珉一进门就放声大哭,说他“犯了滔天大罪,杀头之罪,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李德生听后非常吃惊。鲁珉说他为了逃避,在武杠桥(鲁珉妻子、空司门诊部医生)帮助下,用盐水擦红眼睛,当晚急诊住进了空军总医院。 鲁珉是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曾击落敌机5架。1956年6月23日凌晨,他在上饶附近击落入侵蒋军RB-17侦察机1架,首创我军在夜间无光空域击落敌机的作战记录,获国防部通令嘉奖。周恩来对李德生说:“鲁珉的揭发交代很重要。”李德生让鲁珉留下,不派专人看管,允许他和妻子、孩子同住,自由活动。
9月14日14点,谢恒玉(北京军区保卫部警卫科副科长)正在司令部保卫科参加会议,接到龚杰(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电话,叫他立即带一个干事到司令部招待所85楼,准备一个监房,先把人看起来,不要出事。谢恒玉不到10分钟就收拾好了,进来一个“蓝裤子”。85楼是高干楼,安排鲁珉住进去,既是措手不及,又体现一种“优待”。鲁珉无人看管,春天可以到外面种萝卜。
鲁珉提到江腾蛟(空政党委书记、原南空政委)。9月14日下午,李德生派秘书去接江腾蛟,交代一定要把他带过来。江腾蛟住在北京灯市口附近的一座四合院内,路上江腾蛟问:“李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啊,要谈点什么?”他走进空军办公楼党委会议室时满头是汗,听到李德生说林彪飞机摔下来了,脸色陡变。当晚江腾蛟被送到亚疗,一个劲地唉声叹气,坐立不安。 江腾蛟是第一个关进亚疗的,谢恒玉奇怪,怎么又来一个“蓝裤子”?他派了4名战士守卫,夜里不关灯。 李燕平(江腾蛟妻子)也被收审。她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送湖北红安县劳动改造。

亚疗成了“九一三”后被审查人员的监狱

“九一三”事件突然涌现出的大批“犯人”,关到哪里?李德生让北京军区想办法,仓促之中北京军区大院南边二三里的亚疗成了监狱。9月14日快16点了,龚杰又来电话,叫谢恒玉到亚疗开几个房间,安排在一楼吧。
亚疗全称是“国际学生联合会亚洲学生疗养院”,位于北京西山八大处路,据说是周恩来选定的院址。1951年2月21日奠基,1954年11月25日开院。文革开始亚疗移交北京军区,1971年成为北京军区司令部第四招待所。它本是封闭式大院,没有围墙的地方拉上铁丝网,门口新设两座岗亭。院子漆黑,谢恒玉安排电工装路灯,服务员打扫房间。以后买了四五十支手电筒,还有饭盒,弄了个2513信箱,第二天报纸就送到这个邮箱里了。谢恒玉还专门去秦城参观,学习管理方法,犯人都隐去姓名,叫房间号。
亚疗没有秦城监狱的几重大铁门,所以每个“犯人”门口都有看守24小时监视。案情由中央专案组统一管理,北京军区只是负责警卫,并不知道看守的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案情。后来揭发材料多了,缺一个管材料的保密员,审查非常严格,最后经陈先瑞(北京军区政委)批准,把秦庆生(北京军区司令部保密室保密员)抽来,只管收文字材料,上交中央专案组。
军委办事组的“犯人”陆续来了,两三个人安排一间房子,由总政保卫队看管。一块吃饭,开了一个中灶,每天交一块钱。这时谢恒玉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以为是飞机出事,龚杰猜可能还大。警卫本想只调一个排,陈政委让调一个连。看守从北京军区最近的部队通信团抽调四五十人,由参谋长带队。开始只有四五个“女犯”,谢恒玉从通信总站要了8个女兵,以后看管“女犯”的看守不够,又从各医院抽调了十四五个护士。除陈绥圻(吴法宪妻子、吴办主任)关在空军学院外,项辉方(黄永胜妻子、总参办公室主任)、董其采(李作鹏妻子、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胡敏(邱会作妻子、总后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也都关进来了。胡敏被编为第6号,她关押亚疗7年,经常吃不饱。因规定不能剩饭,要了饭吃不下也要强塞,这样就只能少要,吃不饱只好喝开水充饥。规定6点起床,9点睡觉,若早睡5分钟,看守要逼着起来穿上衣服,衣服还没有穿好,睡觉铃响了又必须脱衣睡下。早起几分钟也不行,也要叫你脱衣睡下后重新起来……除了这样折腾外,还要受到严厉训斥,根本没有做人的尊严。
9月14日后,梁军(国防科委参谋长)、何汝珍等一个一个被收审到亚疗,谢恒玉还是那几句话:“招待所刚成立,一会儿首长找你谈话。”
9月15日上午陈先瑞来了,问谢恒玉情况怎么样,给你增加三个人,不能跑,不能死,不能见面。临走又说:“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龚杰对谢恒玉说:“陈政委不让我回去,也不让你回去,有事就找沈永权(李德生秘书),他住在姚伦(公安部预审局局长)隔壁。”9月16日晚放了鲁珉揭发的录像,谢恒玉才知道林彪摔死了。他对警卫连说:“没有我发话,机关干部谁也不能进来。陈政委在会上讲了,这些人涉及国家机密,他们吃饭的表情、穿衣服、说梦话都要报告。”
9月17日下午,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在指挥所找到王飞(空司副参谋长、党办主任),交给他一纸条:“王飞同志,请你到我处一谈,李德生。” 谢恒玉和沈永权把王飞押到亚疗后,就站在门口看。王飞低着头,小声说不知道,纪登奎拍着桌子大喊:“你是空司副参谋长,飞机上哪去了你不知道?”他一把扯下王飞的一个领章,往沙发上一扔,示意谢恒玉把王飞另一个领章也扯下来,王飞一句话也没有说。谢恒玉对通信团林副参谋长说:“纪政委发脾气了,你可要看好王飞。” 王飞没有挨打,但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最长38个小时不让睡觉,弄得他很难受,产生幻觉,这问题那问题一个劲往外拱,叫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不由自主讲了,好像机器掌握脑子,说是特务,我们就是特务,我们是红色特务,究竟怎么回事弄不清楚。 肖新(王飞妻子、一机部四局干部)被关到空军学院,王鲁宁(王飞大儿子,空13师运输机副驾驶)也被停飞收审。
王飞收审当晚,孙水森(王飞秘书)下班刚到家,梁璞找他,说北京军区首长找他谈话。他出楼门就被一边一个夹住了,关到亚疗,纪登奎叫他写几日到几日在哪里。孙水森迷迷瞪瞪写了三四天,有一天中午叫他看鲁珉的交代录像,才知道“南逃名单”上有他。在亚疗关了4个多月后,孙水森被关进北京军区看守所,他的神经出了问题。年底放回空军,关在老司令部一层,由科研部的人管他。过了一段又把他送到空军学院关起来。孙水森给周恩来写信,他没有邮票,就贴上人民币,把编号记下来,不许别人拆。他盼了很久没有回音。
9月22日,武汉军区接到通知,“护送”关光烈到北京。关光烈被押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谢恒玉去接他,说去谈点事情。关光烈说:我有两只手表准备在北京修一修。谢恒玉答应有时间帮他修。关光烈被送到亚疗关起来。 因为在9月11日他曾被林立果叫到北京,当晚林立果要他调防化连和火焰喷射器。关光烈并不知道林立果要干什么,他当场回绝,说调动一个班进京,都要有军委命令。 李德生对关光烈说:过去你给林彪当秘书,是组织上的安排,但林立果叫你到北京来,就不是组织安排了。 关光烈进亚疗后开始时和鲁珉一样,可以在院里自由散步,这让“犯人”们羡慕不已。后来鲁珉、关光烈就与亚疗所有“犯人”一样待遇了。
9月28日,宋城(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第二处长)正在起草向部队传达“九一三”的文件,有人叫“老宋你来一下”,从此被关十年。宋城对“九一三”事件一无所知,也没有参与任何阴谋活动,就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曾领一帮人替陈伯达找马列语录,替黄永胜、叶群写检讨。就这么点事,完全是工作关系,在亚疗就搞清楚了,但就是不放。1976年宋城被转押秦城监狱,领章帽徽被扒掉。 史楹(宋城妻子,北空466医院病理科医生)被劳改,她白天下地干活,或喂猪,晚上看病理片子,只因技术好被留了下来。
截止1971年9月30日,亚疗收审的高级干部有:王秉璋(空军副司令员、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梁军、王飞、赵启民(国防科委副主任)、韦统泰(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机部副主任)、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李丙令(军政大学副校长)、张秀川(军政大学政委)、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吴瑞林(海军副司令员)、刘丰(武汉军区政委、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程世清(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雷远高(云南省军区政委兼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纪亭榭(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肖云、薛安祥(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鲁珉、关光烈、时念堂、叶镇等。
因为“犯人”太多,亚疗关不下,总后勤部收押了邱会作秘书、工作人员等。1971年9、10月,总后副部长伊文、张明远、丁先国、王希克(兼供应部长)、陈庞、严俊,戴金川(总后副政委),靳来川(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曹根慧(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被总后收押。常汉英(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因“九一三”前奉命到北戴河给林彪诊治,虽未收押,但成为内控对象,评职称、晋级都受到影响。

小女兵鲁莹的十年兵史遭遇

李德生从李伟信嘴里得知,空司有6个人到广州去了,立即通知广州军区追捕。6人中的鲁莹(鲁珉女儿,15岁,空军外训队学员)本在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两三个月后因身体不适回到北京。林立果说空军外训队4、5月开学,可以让她去。鲁珉不同意,但又不好驳林立果的面子,就让鲁莹去了。9月12日晚看电影《山本五十六》,鲁莹嫌不好看半截出来了,正巧碰上陈伦和(空司外事办翻译),她和陈伦和的女友小郁(空军外训队学员)被陈伦和拉走了。
9月12日21点左右,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空军党办副主任)、鲁珉、贺德全(空司情报部部长)、朱铁铮(空军司办二处处长),郑兴和(空司军务部处长)等人开会,拟定了空军机关第一批31人“南逃”人员名单,分别带黄吴李邱。王飞为总指挥,负责向黄吴李邱传达林彪命令,贺德全负责警卫,鲁珉负责监督领航……23点左右,王飞接到周宇驰来电话,说暴露了,不搞了。 李伟信到空军学院,让王永奎、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陈伦和、王琢(空司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长)、鲁莹、小郁转移到空军二高专待命。9月13日上午没有任何消息,王永奎估计林立果到广州去了,他们随即坐火车去了广州。
9月15日晨,6人到达广州,没有找到林立果,就在广州郊区一个基层单位住了一夜。王永奎等人商量去上海,王琢则表示要回北京。9月16日晨,他们到距离广州68公里的源潭火车站去买到上海的火车票。这时广东省保卫组已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通缉令,王永奎等人在源潭车站候车室被抓获,押回广州。
鲁莹被抓时收走了腰带、鞋带,她还没觉得什么,直到关进有铁栏杆的黑屋子,她才感到震惊,这不是监狱吗?怎么把我们关到监狱里来了?10天后发了腰带、鞋带,押上火车,一人坐一格,上厕所要报告。押回北京,他们被关进北京军区86楼,据说房子是给四届人大代表准备的。快过国庆节时纪登奎来了,看见鲁莹,脱口说:“这么小?”鲁莹听纪登奎传达中央57号文件,吓了一大跳。她按照要求写了四五遍检查,没什么说的,车轱辘话来回写。鲁莹先后被关到亚疗、团河,1975年被送到成都空军雷达修理所,又转到空军灌县疗养院,先在空勤灶,因飞行员追求她,疗养院院长紧张了,把她调到洗衣房。鲁莹就这样“当兵”10年后复员,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她没有签字。

江腾蛟秘书张发云给毛泽东写信表忠心仍被囚12年

“九一三”事件后,总政工作组和空军领导分成若干小组,夜以继日找空军机关的干部谈话,谈一个隔离审查一个,吃小灶的部长、处长越来越少。少一个男的,就多一个男战士打饭,少一个女的,就多一个女战士打饭。空军政治部腾出一批办公室,做隔离室用。某副秘书长负责验收,有一天刚验收一个办公室,就不让他走了,原来这个“监房”就是给他预备的。
9月13日早晨,张发云(空政秘书处处长、江腾蛟秘书)夜里没睡好,昏昏沉沉到办公大楼上班,他发现楼前停着很多车,有的车挂着陆军牌照。办公室人来人往乱糟糟的。李瑞昌(空政干部部部长)瘸着腿对他说:“跑飞机了,上面有周。”张发云以为是周恩来,没想到是周宇驰。 王德春(空政群工部副部长)从大连疗养提前回来,搞不清空军大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去张发云家打听。张发云躺在床上,嘴里连连说“我要当反革命了,我要当反革命了”。王德春什么消息也没有打听出来,反而更糊涂了。
章镇(《空军报》副总编)看到空军大院被陆军站了岗,感觉不正常。《空军报》当天还是出了报纸。李同云(《空军报》副总编)参加部党委会回来,没直接说,只说少登林彪的东西,不要登“永远健康”。
那几天下边老来电话,说机场开进了全副武装的陆军,跑道被堵了,机关也被陆军占领了,请示怎么办。可是首长全找不到了。张发云给毛泽东写信,大意是报告“敬爱的毛主席”,现在空军机关很乱,找领导找不到,好多事不知道该怎么办。作为一个秘书处长,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工作,特向您报告。但我知道,我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多年后,张发云说:“江腾蛟对毛泽东比对林彪好。”这可能是张发云给毛泽东写信的一个注脚。作为江腾蛟秘书,他在信中没有明确表示和江腾蛟划清界限,但他要让毛泽东知道,他是忠于他老人家的。不久张发云接到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叫他到亚疗谈话。别人到亚疗都是两个夹一个,而张发云是自己去的。李德生、纪登奎告诉他,毛主席把他的信批给周总理。周恩来批:“李、纪:请速找张发云同志面谈。”李德生、纪登奎提出让张发云主持工作,首先稳定秘书处,稳定空军机关和部队,保证不要再跑飞机。张发云立即表示不行,说完不成这么重要的任务。李、纪请示周总理后决定:1.张发云回去准备一个办公室,让李、纪去空军办公。2.设一部电话直通周总理办公室,随时与总理保持联系。3.派周总理的黄秘书来空军协助张发云工作。9月中下旬,张发云又被通知到亚疗。这一次他等了很久李德生、纪登奎才来。李德生说总理需要一个了解空军情况的人,有什么事随时询问,叫他留下来。从此张发云被囚12年。他被关在亚疗南楼一层10号,邻居是黄志勇、梁军。

“南逃”名单上的人被全部收审

“九一三”之后第七天,9月20日凌晨1点,李德生找吴法宪和吉士堂(空6军军长)、司中峰(空6军政委)谈话,追查王飞9月到空6军的情况,看他是不是秘密到了北戴河。3点李德生又找吴法宪、梁璞,让他们辨认“南逃”名单。上边的人都是空司的,梁璞知道。李德生说:“周总理指示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送亚疗监管。”他立即去亚疗准备地方负责接收,吴法宪和梁璞负责抓人,梁璞具体承办。等这件事办完,天也就亮了。
“南逃”名单是在3685直升机上缴获的。王飞9月12日晚召集“南逃”会议半途而废,他让刘世英把“南逃”名单撕碎,冲进马桶,忽视了于新野拿走的名单草稿。据知情者说,撕碎的名单有黄吴李邱,而被缴获的名单草稿上没有。大部分人名是刘世英写的,一部分是于新野写的,分成9组:
1.王飞、鲁珉、贺德泉(全)、刘世英;
2.于新野、朱铁铮、朱铁生(笙)、孙水森;
3.娄巨芳、李雅光(划掉王级三、陈洪杰);
4.徐永、王玉林(划掉李×峰、陈光荣);
5.代(戴)中立、王守忠、赵祯;
6.柴竹岭、邱志安、李贡(恭)、李二坤、张发云;
7.(划掉傅英豪、唐旦);
8.郑兴和、郑今古;
9.许秀绪。
右下角还有:吴达云、阎永林(琳)、何兆林、陈光荣、夏冬令(划掉陈洪杰)、王级三。
名单上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上了“南逃”名单,但无一例外被收审,连名单上已经划掉的人也没有放过。
亚疗关不下,“南逃”名单上的李雅光(空司作战部参谋)、许永(空司情报部参谋)、王玉琳(空司情报部参谋)、王守忠(空司军训部处长)、邱志安(空司军训部副处长)、娄巨芳(空司作战部处长)、郑今古(空司军校部处长)、阎永琳(空军党办秘书)、吴达云(空军党办秘书)、李二坤(空司汽车队副队长)等人被关在空军学院。
9月17日,赵祯(空司第二通信总站站长)得知林立果跑了,他认为自己就是给林立果安了电话,没什么关系。当夜12点,梁璞秘书打电话给他,说参谋长叫他过来一下。赵祯进会议室,白云(空司副参谋长)还和他握了手。梁璞告诉他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都是反革命,你和他们关系密切,希望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况提供一下,给你找个地方好好想想,口头、书面都可以。赵祯说:“我爱人在河南五七干校,小孩在蓝天小学上学,没人管。”回答说“有组织安排”。当晚赵祯被关在空军绿楼地下室,以后转空军学院,与朱虚之(空司副参谋长)、张明辉(空司政治部主任)、傅英豪(空司雷达兵部部长)关在一个单元。专案组说他很有名气,赵祯始终搞不懂自己怎么会“很有名气”,将近5年后出狱,才知道自己上了“南逃”名单。
9月17日早上,郑兴和妻子上班走了,10岁的大女儿也背着书包上学去了。郑兴和正准备上班,家里来了几个人,把他监禁在家中。两间屋子翻得乱七八糟,连被褥也翻来覆去用手细细摸过,看里面有没有藏纸片。保姆带着5岁的小女儿无处躲藏,吓得直哆嗦。等到郑兴和妻子下班,他已经被带走,关进亚疗,这一走就是10年。第一年还发工资,七扣八扣没剩下几个钱,也有人代郑兴和要衣服,要零花钱。因为他态度不好,第二年关到秦城就不发工资了。郑兴和认为发枪是执行命令,有什么错?专案组本想从他身上挖证据,提审时发现他太硬,所以只提审一次。1972年8、9月,中央专案组对郑兴和说准备让他回空军接受教育,却始终没有放。原来周恩来讲对这些人赶快放,放得越早越主动。可是1973年张廷发(空军副司令员)从干校回来后,说这批人不能放,一放就乱了。放回空军学院的四五人照样押着,而且更残酷,不交代就被蒙在被子里打,谁打的不知道。有的跑到楼上就跳了楼,死了两个,住院好几个。
夏冬令(空司军务部兵员处参谋)上了“南逃”名单,他本人毫不知情,却被关在办公室三天,因精神高度苦闷,患上神经官能症,腿也不能走路了。1976年10月批判“四人帮”,夏冬令以为又要整他,精神再次失常。翟淑琴(夏冬令妻子、三机部机要打字室负责人)被下放干校,所有亲戚都受到牵连。
李恭(空司第二通信总站电话站副站长)的罪名有二:一是给林立果安装电话,二是上了“南逃”名单。安装电话是正常工作,而上“南逃”名单是别人写上的。但无人理睬李恭的辩解,还是把他关进空军学院。李恭是淘汰的飞行学员,身体还不错,但不让他睡觉,逼他说为什么“紧跟”,挖“反动思想”,李恭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他被关进空军丰台看守所后老是闹,看守认为他在装疯,就不停地打他。上厕所回来,看守把他往门上一撞,李恭就骂:“你们国民党,我不是反革命!”冬天故意把他关到没有暖气的囚室,直到5月也脱不了棉衣。1974年1月,李恭被定为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5年,关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因李恭脑子错乱,不能参加织袜子的劳动,狱方将他转到延庆监狱,延庆监狱医院诊断他为精神分裂症,送到安定医院鉴定。因服用过量的安眠镇静药,李恭神智不清,嘴张不开,吃不了饭,四肢僵硬,也走不了路。
9月18日,柴竹岭(空司干部处副处长)被叫去“谈谈”,就不让回家了。当晚梁璞拍着桌子说:“柴竹岭!你跟王飞、孙炳超(空军司办主任)、张明辉搞什么鬼?”柴竹岭本来对自己无故被抓就一肚子气,他大声说:“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党委批准的,都有记录可查!”梁璞更加生气:“党委说话算吗?”柴竹岭说:“你是司令部党委书记……”梁璞害怕被牵涉进去,不由分说把柴竹岭关进空军学院。专案组问柴竹岭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上‘南逃’名单?”柴竹岭说:“我怎么知道我上了‘南逃’名单?”
傅英豪和妻子唐旦(空司雷达兵部副部长)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同学,一起投奔延安,一起进北京。1955年绝大多数女兵转业,据说彭德怀只点了两个女兵授衔,一个是女少将李贞,一个是女中校唐旦。1970年傅英豪、唐旦研制出雷达预警机“空警一号”,可以提前预报敌机入侵,保证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及时撤离。如此忠心耿耿却被关押近7年。傅英豪罪名之一是介绍叶群入团,空军结论却是介绍叶群假入党,还说他向林立果汇报过工作,吹捧林彪。傅英豪、唐旦被关押10年。
空政有十多个人关在空军学院,其中有朱铁笙(朱铁铮弟弟、空政秘书处副处长、江腾蛟秘书)。1973年8月1日,王德春还和朱铁笙一桌吃囚饭,相互还笑了一下,之后就不见了。 朱铁铮被捕后很吃惊,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抓错人了?朱铁笙突然坠楼身亡,朱铁铮始终认为他不是自杀,是被害死的。
空军机关发生多起自杀事件,或上吊或跳楼,有的不明不白死了,有的终身残疾。戴中立(空司军训部处长)不知道自己上了“南逃”名单,他就是到毛家湾看过几次电影,但他刚抓进去,天不亮就跳楼身亡。邵金水(空司机要局参谋)关在空军学院,1972年初,让他作假证,连续三天三夜逼供信。他乘看守不注意跳下四楼,双腿跌断,空军总医院给他打上石膏,仍被关回空军学院。田广林(空司警卫营营长)关在他对门,看着他遭罪的样子,想自杀也不敢想了。

空军遭到空前的大清洗

9月17日,吴法宪在7楼会议室主持空军司政机关干部会议,由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会后李德生留下尚登峨(空司航行局局长)等人谈话。尚登峨详细汇报了周宇驰要航图的情况。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后,他被紧急叫到空军指挥所,看到标图版上的飞机轨迹,近似北京到乌兰巴托,突然想起9月9日周宇驰曾向他要过苏联航班图,经王飞同意,他让人绘制了一份200万之一的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班图交给周宇驰。3685直升机起飞后,尚登峨得知周宇驰在直升机上,感到问题严重,他向梁璞汇报,并绘制了同样的地图。李德生批评他也是老党员了,也不问个为什么。之后尚登峨参加从三叉戟残骸照片推断失事原因的研讨,并参与处理了调度室值班参谋傅本理(空司航行局参谋) ——空军指挥所调度室白天两人值班,晚上一人值班。9月12日晚班是傅本理。那天晚上,调度室一排电话红灯乱闪,一会儿吴法宪,一会儿中央,一会儿李德生。傅本理紧张得接不过来更记不下来,全乱套了,还没有录音。他把原始记录撕掉了,想根据回忆追记,结果成了毁灭罪证。9月13日早上没有交接班,雷达信号员用红笔在透明有机板标出的红线每次飞行完都要擦掉,而这一天标到蒙古境内的红线没有擦,怎么回事?谁也没敢问。从这一天起傅本理就不值班了。尚登峨主持航行局总支大会,有人提出对傅本理双开(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22岁的李本记(空司航行局参谋)是傅本理同学,他说:第一,傅本理是不是反党集团成员?如果他是,你枪毙他我都同意。我听传达反党集团的名字,没有傅本理,所以不应该这么处理。第二,他撕值班记录,是值班中的错误。第三,梁参谋长都没有双开,下边小参谋为什么要双开呢?他还年轻,应该给他机会。这一番话有理有据,无人反驳。以后傅本理被党内记大过一次,复员回家。
尚登峨也在1972年3月13日被关进空军学院学习班,与曾国华(空军副司令员)、何振亚(空司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共一个单元。一人一间。
李之城(空司通信部副部长)也因给林立果安电话被收审。“九一三”时他正在广州出差,9月19日他被叫回北京,没让回机关,说到北京军区指挥所开会,就关进了亚疗。李德生、纪登奎问他在广州干什么,李之城回答:“按照党委计划,抓业务工作搞调研。”谈话中止。直到国庆节半夜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才感到震惊和极大的愤怒,连夜检查做了什么错事。他没有惊慌,因为他与林彪毫无牵连,只是1971年5、6月,赵祯要给林立果在毛家湾安电话,李之城向总参通信兵部申请,很快屈培雍(总参通信兵部参谋长)批准。这件事被专案组虚构成私调12对线。为此,空司通信兵部几个处长刘志武、王翰书、韩吉宽被转业。 孙淑娟(一号台排长)撕了“九一三”当天的话单,也被开除党籍,复员。李之城则被关押8年。
雷达兵部几乎人人过关。“九一三”事件前,晏孝达(空司雷达兵部副处长)出差去兰州部队,他给基层送苹果,说是代表林(立果)副部长来看望大家。回北京又买兰州白兰瓜,说是代表基层送给林副部长,其实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林立果根本不认识他。
张舜甫(空司干部处处长)1933年生,1951年初师范学院毕业,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参军。1971年10月下旬被关进空军学院,1976年转到湖北潜江农场。他的问题就是根据上边指示,帮助林立果“选美”。1978年给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复员回原籍江西晋安。因为他在潜江农场患上哮喘,不能劳动,回去一星期他就返回北京上访。全家7口人就靠于桂荣(张舜甫妻子、空军第一研究所干部)的55元工资生活。“九一三”后于桂荣也被单独关押写检查,年底放回空军一所,还是让她揭发,她什么都不知道,最后被复员。
1975年11月25日,空军开大会批斗张明辉、王圣兰(周宇驰妻子、空司门诊部主任)、孙水森,撕掉他们的领章帽徽,宣布逮捕法办,关到空军丰台看守所。孙水森两大罪状:林彪死党,盗窃国家机密。10年关押中只提审过他一次。孙水森反抗,不在逮捕证上签字,狱警把他四肢反铐在一起,人呈包子状。叫他劳动他不干,说干不动。1976年冬天特别冷,故意把他牢房的暖气关掉,门上、走廊打洞,屋里到处结冰。
王圣兰1971年10月4日被关押,先在门诊部关了一个月,又在亚疗关了一个多月。她什么都不知道,空军专案组总说“你和周宇驰说的不一样,对不起来啊,态度不如周宇驰好”。直到1972年1月,看实在诈不出来了,才告诉她周宇驰死了,把她关到空军学院。一年多后,王圣兰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关到丰台空军看守所。1975年11月正式逮捕关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判了20年。一屋大通铺14个人,杀人、盗窃什么犯人都有。
陈隆银,1965年入伍,江西南昌人,工人家庭,吹拉弹唱都有一手,曾在万人大会上领唱。字写得漂亮,文章也写得好,是空司门诊部的“才子”,嘴又很紧,深得王圣兰和齐武善(空后卫生处处长)的喜爱,送他去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王圣兰被抓,陈隆银也成了重点,说他是周宇驰内定的空司门诊部接班人。1971年10月12日,周恩来陪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到广州访问,他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九一三”的汇报时,点了陈隆银的名,说要查一查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才上大学一年多的陈隆银立即被押起来,关进广州军区学习班,他什么都不知道,审查了三个多月,让他继续上学。1972年底,陈隆银毕业回到空司门诊部,担任内科医生。他的医疗技术有口皆碑,却提不了干。
王兴隆(曹里怀秘书)1972年2月被关起来。潘勤学(王辉球秘书)转业云南挖煤。邱富昌(王辉球秘书)也被处理转业,有人揭发9月12日下午4、5点看见他的背影,专案组反复叫邱富昌写9月1日到9月15日的活动安排。郝昌照(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到兰州一个基地当副政委,被弄回来降成正团转业。乔巨理(空司情报部副部长)转业到张家口,王鹤岩(空司机要局局长)转业到长沙计算机厂,他和妻子杨曼玲(空军党办机要员)都被双开。张明辉曾任刘亚楼秘书,关押多年后转业丰润。 陈尔程(空司二炮部长),黑龙江哈尔滨人,被办了几年学习班后,1979年11月降级转业……
空军有2400多人因“九一三”事件被审查,空政副处以上的干部全换了,空司更利害。 陆续被收审的有:吴法宪、曾国华、梁璞、王飞、胡萍、王秉璋、白云、何振亚、朱虚之、陈绥圻、鲁珉、贺德全、李之城、尚登峨、陈尔程、傅英豪、唐旦、张舜甫、王连城(空政副秘书长)、赵光第(空政组织部副部长)、杨达夫(空政组织部副部长),李瑞昌、杨富民(空政干部部副部长)、何汝珍,王德春、龚新治(空政组织部组织处长)、杨森、官伟勋(空政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张展、李同云、王启夫(《空军报》副总编)、章镇等。空政按敌我矛盾处理两个干部:陈昭(空政干部部任免一处处长)、魏光明(《空军报》摄影记者)。杨达夫、杨富民、赵光第、王德春等人被开除党籍。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杨富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疗养。9月21日,空政保卫部一位处长带一人来青岛,客气地把他“护送”北京,直接关到空军大院一座楼里。窗户糊满报纸,每天送饭,由机关干部看守。过了一些天,杨富民、杨达夫、王连城、王德春等“犯人”被集体押到一个房间,听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杨富民并没有慌张,他没有接触过林彪,只在上海见过林立果两次,并有记录,完全能说清楚。但空军专案组断章取义,只说杨富民“忠于林彪”,这问题就大了。1972年3月7日,杨富民被放回家,拿些换洗衣服,第二天又被送到空军学院。他以为是学习,哪里知道是进了监狱。
赵光第发现他的邻居张发云、李瑞昌都不见了,他也被带到办公室,让他到亚疗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自杀的东西。赵光第自己就去了。过两天亚疗的人问:“怎么把你也送来了?”赵光第说:“不是送的,是我自己来的。”赵光第16岁参军,解放战争立有大功,他没有多大的事,有些情况写写,两天就够了,却关了十几年。1973年后亚疗对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了,赵光第被送到丰台总后干休所关押点,郭玉峰的秘书找他谈,在这里呆着,清理清理思想,总有影响。毛主席批了,连鲁珉也要工作,现在不要回去,空军很乱,工作也不舒服。1978年的一天晚上,突然宣布赵光第为死党,开除党籍,送东北监督劳动。
1982年复查,有些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仍然维持开除党籍、行政处分、转业不变。在这场天外横祸中,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贫病交加,求告无门,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含冤早逝。

赵秀峰因“不相信”林彪出了事被关押折磨8年

9月22日晚,空军司令部二级部长以上开会,王飞等人都不见了,与会者就十来个人。李德生传达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摔下来。赵秀峰(空司气象局副局长)脑袋“嗡”地一下,难道是真的?9月13日早上他去上班,气象室主任说跑飞机了,估计是林彪专机。他去指挥室,看标图板一个个圆圈(直升机轨迹),认为是演习,不一定会出什么事,更没想到林彪跑了。赵秀峰对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印象深刻,老帅都打倒了,就剩这么一个,从长征到现在好几十年了,毛主席一直对林彪很重视,选他为接班人,能看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是不是在考验林彪,能不能站得住?赵秀峰认为“九一三”这事不是真的,此前不久梁璞主持司令部大会批判陈伯达,宣扬林彪如何紧跟毛泽东,看对林彪态度如何,决定如何处理。所以他对真的假的始终没搞定,脑子也懵了。王海(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中途到会,他前几天已经知道“九一三”事件,加上他在文革初在空5军挨过批斗,听赵秀峰说“不相信”,站起来就打了他两耳光。
吴法宪回忆:会后我和王辉球(空军政委)、邝任农(空军副司令员)、梁璞找赵秀峰谈话,赵秀峰仍然表示“不相信”。我让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这时已是9月19日凌晨了。 周恩来对吴法宪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这样,有的人可能这个弯转不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告诉王海同志不要打人。”后来王海回忆:司令部领导当面批评了我,我冷静下来也觉得这种举动实在不妥,对不起同志,非常后悔。下班后,我特意在办公大楼下面等这位同志,向他当面道歉。这位同志很好,不仅痛快地接受我的歉意,还真诚地说:“哎,没关系,你打得好,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
但赵秀峰说:何来道歉?王海一贯是英雄,他不可能当面承认错误,更不可能道歉。赵秀峰是河北安平县人,1923年生,1939年7月入伍,原是空司军训部计划处长,1969年底调气象局。王海是赵秀峰调走后才来军训部的,所以他们并不熟悉。赵秀峰比王海大两岁,参加革命早五年。赵秀峰说当时会场很紧张,没多久就散会了,他被留下,关在司令部,孔勇(气象室主任)对赵秀峰妻子说赵局长要出差,来拿铺盖。
这个“不相信”还有比“打耳光”更残酷的后果。赵秀峰回忆:我与林彪、林立果一伙没有任何接触,在党的会议上发表看法,又不是幕后活动,我更加怀疑有没有“九一三”这件事。吴法宪找我谈话,拿出林立果找对象的照片给我看。我心想:“你说我是叛徒?林彪有问题,你还跑得了吗?你还给我做工作,谁不知道你紧跟林彪。”隔离一两天后,我思想混乱,也挺紧张,这不是小事,我口头、书面都承认自己不对,应该相信中央。这样我被放出来,回到气象局。我还是感到这事不对头,到底是真的假的?9月30日,空军五人小组的梁璞、白云、王海找我谈话。我怎么想就怎么说,还是说不相信有这事,思想上有反复,真的假的闹不清楚。真有这事,我跟毛主席走,林彪活着我没跟他,他死了我更不可能跟他。第二天下班,白云问想得怎么样,我说一夜之间没多大变化。他说那好,走吧,就把我隔离到绿楼7层。还专门找一个打呼噜特别厉害的人守在屋里,我整夜不能睡觉,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根本不是隔离,门锁拿掉,窗户大开,看守还专门示范往窗外看。意思是叫你走,跳楼也可以。看守一关灯,我就坐下,你们可以把我推下去,我自己不去跳楼。我没有自杀的必要,我在党的会议上说的,并没有搞阴谋。十多天后,看我没有什么动静,就把我关到一层。孔勇问:你是不是认为林彪死是毛主席逼死的?我的脑子当时就炸了,这性质就变了,这不行。我说“不相信”打我两耳光,我要说这话,你们还不把我吃了?我当时就绝食反抗,魏坚(空司科研部部长)对我说:你不吃饭,找个地方叫你吃饭。把我关到空军丰台看守所,捆绑吊打,无所不用。关了一个月的样子,又把我送到空军学院,有一个班看守。叫我写9月30日与梁璞等人谈话的材料,写一次不行,再写一次还不行,这里面有问题,我不写了。我刷牙不许,洗脸也不许,我拿着脸盆走出去,三个人把我按倒,开始打我,要我承认林彪走是毛泽东逼的。到晚上我躺在床上,四五个战士进来,把我从床上扯下来,五花大绑,嘴堵上毛巾,铐在暖气上,站不起来,又坐不下去,整整折腾我3个钟头,弄得我一两个月不能直腰,不能走路,直到现在我的腰还有伤。1976年唐山大地震还是逼我写,不写就折磨你,理发用断齿推子连推带拔,简直难受死了。饭经常是生的,我胃不好,只要求饭是熟的。看守要我写,我就写他们的暴行,他们把纸笔收走,还是给我吃生饭,经常一碗饭只能勉强吃半碗。我抗议也没用。我开始第二次绝食,五六天没吃饭,七八个小伙子把我按到床上,往我的鼻孔塞胶皮管鼻饲,每天往里面打一次饭,我一拉胶皮管鼻子就流血。8个星期后,我答应吃饭。1979年6月我被放出来,送到农场劳动,还是逼我写,我在监狱8年都没写,现在再写更不可能了。从空军大院扫地出门后,我搬了四五次家,1988年叫我按副师离休,给了退休金,不给房子。就为一句“不相信”,8年“抗战”,9年等待,前后搞了我17年。里里外外查了个遍,没有查到我与林彪、江青有任何关系,结论是不给党内处分,恢复组织生活。我心想你们在大会上宣布我是反革命,现在连个平反都不说,我没在结论上签字。

空军学院也成了“九一三”监狱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重犯”关在中央专案组管辖的亚疗,“轻犯”关在空军专案组管辖的空军学院。1969年2月,军队的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被撤销。 空军学院空了,美其名曰是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其实是一座残酷的监狱。空军学院专案组下面还分有司令部、政治部、空34师等专案组,上至空军副司令员,下到基层干部,关有三四百名“犯人”。空34师专案组占据54号楼,刚开始四五十人,后来二三十人。司令部专案组的“犯人”最多。许才旺(空军司办秘书)被逼承认参加写《“571”工程纪要》,被关进北京市第一监狱。他“咬”了好几个空司秘书,“咬”一个抓一个。
空军专案组挖空心思把问题往大里整,不承认当时的历史背景,不承认事实上正常的工作关系,不许说明情况,不许澄清事实,否则就是“态度恶劣”。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基本上就是两条:一、你态度不好;二、你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抓了几个态度恶劣的定为“反革命”样板,如孙水森、赵秀峰、王圣兰等送进北京市第一监狱。
因为空军学院“犯人”太多,看守不够,“重犯”才有人送饭,“轻犯”分几拨排队去食堂就餐。一拨吃完,另一拨再来吃,自己洗碗。虽不许说话,但能见面。“男犯”中有杨富民、李瑞昌、王德春、王连成、曲作舟(空司政治处干部处长)、赵志明(空政干部部福利处处长)等。“女犯”中有唐旦、周蓓(周建平女儿、空司第二通信总站副指导员)、章佩(空司第二通信总站指导员)、肖新、刘继馨、李燕平、李雯(于新野妻子)、张萍(刘沛丰妻子)、孙玉兰(刘世英妻子)、杨曼玲(王鹤岩妻子)、邵金辉(空政文工团演员)等。
“犯人”一人一间,24小时看守。窗户钉死,玻璃上糊满报纸;大小便也要开着厕所门,由看守瞪大眼睛监视,有人从此落下大小便困难的毛病。夜晚睡觉也不许关门,不许关灯,夏天不许挂蚊帐,不许放风(到1972年下半年,才一天放两次风)。不许回家,不许家属探视(1974年春节才让一小部分人的家属探视过一次)。家属写个条子,送点生活用品要经过专案组翻检,凡是他们认为不合适、不需要的,一律退回。写材料的用纸要编号,少一张也不行。指甲刀、针线都要收走,更不许使用水果刀、剪刀、剃须刀了。“学习班”本无学习,只让看一本《毛泽东选集》,许多人没有什么问题,很短时间就说清楚了,几个月没人理,可就是不放人,一关几年。
“九一三”事件当天,曾国华(空军副司令员)被从大连叫回北京,关在空军学院,隔离审查六年多。他分管作战训练,与林立果没有私下接触,找不到“罪行”,但就是不放人。1977年12月,曾国华心绞痛却不准住院。他气愤地说:“你们干脆让我见见家属,以后随我怎么样,死就死了吧。”12月12日他才住进北空466医院内科。12月31日19点左右,曾国华突发脑梗塞昏迷,1978年1月3日病逝,享年67岁。1978年8月结论是“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生前认罪,态度尚好”。1982年第二次结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工资不补发,内部处理,上交国库”。1984年第三次修改结论。刘时铁(曾国华妻子、空军报社印刷厂副政委)先关在家里,以后关进空军学院,由陈绥圻专案组代管,两男两女四个看守。1972年她精神分裂,专案组说她装病。曾国华的儿女都被处理转业。曾林辉(曾国华女儿、南苑机场气象台预报员)1971年12月被办学习班,1972年11月发配幼儿园。她哥哥(沈空政治部保卫处科长)一直关到1975年才放出来。
1971年10月5日,王海在空司值班室找空司警卫营田广林及教导员、一连连长、指导员谈话,说决定你们隔离审查,今晚就到南苑劳动。田广林问:林彪跑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答复,也没有人管,监督劳动了七八个月。田广林1970年患肝炎,出院后病休一年,种地拉粪车,吃不消,他提出看病,结果被送进空军学院,与上了“南逃”名单的陈洪杰关在一起,自己去饭堂吃饭。1973年又逼田广林承认攻打钓鱼台,他死不承认,说根本不知道。于是被严加看管,屋子里住进两个看守。

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被加班逼供

“九一三”之后第五天,9月18日22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王洪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等人开会,要许、王二人把中央57号文件带回去,解决空4军、空5军的问题, 要防止王维国(空4军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励耘(空5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逃跑。
9月20日,王维国接到王洪文电话,到上海锦江饭店来看文件。他刚走进会议室,就被肖永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人戴上了手铐。 同日,王洪文打电话给陈励耘,说中央有一个重要文件到了上海,叫他到上海锦江饭店来看。陈励耘到时已是20点,王洪文等他看完中央57号文件后宣布:“根据毛主席指示,逮捕你。”陈励耘还没有反应过来,旁边跳出两个人,一人抓住他一条胳膊,还在他腰上摸了一下,看有没有枪。陈励耘被押到地下室,床板放在地上,床上有一床被子,地上有一只马桶。半夜两个看守突然把陈励耘叫起来,用一件军用雨衣蒙住他的头往窗外塞,外面两个人把他搬上一辆卡车。陈励耘从雨衣缝中看到车厢里全是兵,还架着两挺机枪,前面一辆卡车也一样。卡车开进南京通信学校,陈励耘被关在一间8平方米的“牢房”,24小时看守。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指着身后两位中年干部对陈励耘说:“这是中央来的温副处长,这是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你的案子由他们负责。” 同日,周恩来致信李德生、纪登奎,告王维国、陈励耘二人已从上海解往南京,要求在审查王、陈过程中“不许搞逼供信”。
9月21日,王大章(王维国儿子、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杜贵珍(王维国妻子、空4军后勤部副政委)被隔离审查。杜贵珍是河北永年人,1938年1月,13岁的她跟着哥哥参军,在延安入党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以后曾任上海同济大学人事部门负责人。她进学习班不久,被冉某某(空4军保卫处长)拍桌子吓得患上严重精神分裂症。1979年她获释后仍幻听幻视,且不认识儿女。
9月25日,鹿才(陈励耘妻子、空5军干部)和陈新(陈励耘儿子、某部干部)被送进南京军区学习班,母子相距只有10米,却连个招呼也不能打,仿佛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鹿才很快被移送亚疗。 陈平(陈励耘大女儿、某部军医)也受到批判审查。一年后,陈平从看守所放出来,打发到县里当护士。
9月底,周建平(南空副司令员)被隔离审查。戴慧英(周建平妻子、南空后政副主任,因病未到任)1940年参加新四军,任粟裕机要员。文革初任上海虹口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时被批斗,经王辉球批准调进南空。女儿周蓓被关在空军学院,周勤(周建平大儿子、福空某部炮排排长)正在休假,和妈妈戴慧英一起被弄到南空学习班,关了3个月。
1971年底,南京军区首长在学习班动员:“现在南京‘两谋’还没有突破,大家不要过年了,吃得好些,加加班,争取突破。”加班加点逼供,逼得一个二级部干部跳粪坑自杀。陈励耘被逼无奈,承认于新野谈过暗杀毛泽东。1972年春节后,南京军区学习班宣布南京“两谋”问题突破了,还是陈励耘态度比较好。会后戴慧英、周勤第一批放出学习班,戴慧英去了蚌埠干校,就住在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空司令员)妻子住过的土房子里。周建平的三个孩子周蓓、周勤、周俭(周建平小儿子、独5师战士)都被处理复员。
1972年春,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分别被押送北京亚疗,南京军区专案组说他们的问题在这里说不清楚了。陈励耘在中央专案组翻供,说他并不知道暗杀。 “两案”审判,陈励耘、周建平被免于起诉,王维国则因态度“恶劣”被判刑14年。

空4军、空5军团以上干部几乎一网打尽

有了毛泽东要许世友、王洪文解决空4军、空5军问题的指示,这两个军就惨了。
文化大革命前,空4军下属3个飞行师,2个高炮师,1个导弹师,2个雷达团,1个探照灯团,2个医院,还有通信营等。1971年9月底在探照灯团办学习班,机关干部以及团以上干部几乎都进去了,有一二百人,营房住满了“犯人”。据知情人回忆,除胡开德(副军长兼参谋长)、蔡园(副军长)、蔡子午(后勤部政委)、冉某某、陈国梁(通信处长)、蒋国俊(雷达2团政委)还在岗外,先期进空4军学习班的有:姬应伍(空4军第二政委),郑长华(空4军军长)、胡景升(后勤部长)、杨中立(副参谋长)、梁锦中(参谋长助理)、陈德夫(干部处长)、刘青峰(组织处长)、李松亭(警卫处长)、宫健(空军455医院政委,解放战争英模)等。后期进学习班的有:郑刚(副军长)、武超然(副政委)、张启文(政治部主任)、马金元(副参谋长)、贾超(作战处长)、肖舟(宣传处长)等。空4军各师进学习班的有:飞行26师师长、政委,独5师师长、政委,飞行15师师长、政委,高炮3师师长、政委等。
王维国被关押的第二天,9月21日以开会为名,郑长华、姬应伍等被收审,在空4军揭发批判了一个多月。1972年春节后,许世友提出把他们弄到南京,而王洪文不同意,把他们押到北京。因为亚疗关不下,郑长华、姬应伍被押送丰台总后干休所关押点。郑长华是战斗英雄,被保释后按副军离休。姬应伍则一直关到1978年9月,结论是积极参与林立果阴谋,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河南黄泛区国营农场监督劳动。
1971年10月2日晚,李松亭结束了国庆节值班,还没有推开家门,就被上海市委的人抓走。他只是负责警卫,哪里知道什么“两谋”,更不知道《“571”工程纪要》上有他的名字,极尽逼供他也讲不出来。李松亭认为,他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下决心宁肯冤死也不胡说八道。王洪文认为他顽抗,停发工资,押送亚疗,将李松亭妻子也赶到干校。李松亭一直喊冤,放风他不回“牢房”,躺在地上打滚。两个看守抬他就蹬腿,干脆一人拖一条腿硬拖上四五十级台阶,根本不管他的头重重磕在台阶上,几次后就整天把他关在屋里。
胡景升原是探照灯团团长,王维国提拔他任空4军后勤部长,所以专案组认为他是王维国亲信。在专案组重压下,胡景升在学习班割喉自杀。救活后,医生给他安装人工喉管。因声带损坏,说话沙哑、吃力。 10月22日,47岁的高文明(空军上海第3医院院长)也在学习班自杀。熊秀坤(高文明妻子)五天后才得知,已经找不到他的骨灰了。以后熊秀坤被作为反革命家属遣送老家。
空4军曾根据叶群、江腾蛟指示,组成“八人小组”为林立果生活服务,也为他找对象。成员有蒋国璋(军务处长)、袭著显(组织处长)、陶崇义(保卫处副处长)、过全(管理处长)、唐剑鸣(保卫处副处长)、郭永诚(秘书处副处长)、张兆玺(干部处副处长)、小卢(空军455医院护士)。“八人小组”无一例外被收审。袭著显、蒋国璋被开除党籍、公职,没有户口;过全、郭永诚等被当战士复员。
9月21日,空5军领导班子悉数被隔离审查,冯健(空5军副军长)、王是桥(空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运河(空5军副军长)等被关进学习班。冯健因黄疸被关在454医院传染科,窗户钉着木条。马运河关在前面的病房,他是鄂伦春族飞行员,因心脏病报了病危,吉普车把他和冯健运到上海455医院,冯健还是被关在传染科,几天后才转到外科。亲属多次上访,医院才为冯健开刀,确诊胰腺癌。徐茹(冯健妻子、芜湖市委干部)被认为划不清界限,交代不过关,下放到新华印刷厂当工人。冯晓军(冯健女儿、空28师无线连台长)被认为不适合在机要部门,下放生产队劳动两年多,复员到郊区工厂。
南空和空5军学习班设在南京某中专学校。张荣根(南空大校厂场站副政委、1971年秋到1975年底在南空清查办材料组)说:专案组主要是南京军区管,对象是南空直属机关和空5军一部分,有80多人,陆军派一个营警卫。四座大楼全住满了“犯人”,一个“犯人”有七八个人看。在专案组逼供下,空5军学习班与江腾蛟关系好的竹墟(师政委)被打得胡说,说要在黄河大桥上放炸药。某场站一位连长被逼疯,马建中(师长)等三四十人都被逼承认“罪行”。

“九一三”十天后黄吴李邱被收审

9月23日23点半,毛泽东让汪东兴向周恩来了解黄永胜等人的情况。他在9月14日说:“看他们(黄吴李邱)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周恩来立即与汪东兴到毛泽东处汇报,说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就处理黄永胜等人的问题约李德生、纪登奎谈话。 之后周恩来命令吴忠、杨俊生组织指挥,强调一定要留“活口”,防止发生意外。吴忠从逮捕、押送、看管班子的组成,住地安全保密措施,到生活上可能发生问题的细小环节,都作了具体安排,并规定由师团主管首长负责,做到不死、不跑、不被抢走,绝对安全、保密。除黄吴李邱外,北京卫戍区还关押了林彪集团重要成员,省军区以上高级干部十多人,以及林彪集团“小舰队”数十人。吴忠亲自负责,参加执行这项任务的干部多达200余人,直到1976年底将他们送到秦城监狱止。
9月24日6点半,黄吴李邱分别接到通知,8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按原安排,9月24日一大早,周恩来、李德生、邱会作等人去首都机场送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阎仲川(副总参谋长)等人出访越南,不好更改。送走李先念,周恩来对邱会作说:“8点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指示。”邱会作说:“知道。”周恩来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你还回家不回家?”邱会作说:“那我也不回家了。”周恩来说:“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邱会作估计林彪叛逃,他们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性最大,但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捕,更不会想到被囚10年。他笑着对周恩来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人民大会堂北门是两重门,门与门之间的短过道站着一个警卫干部,他把邱会作拉到旁边的屋子去了。邱会作以为有紧急电话,没想到是搜身。他看见两个人拽着他的警卫员小朱向西边走去,一切都明白了。以后张自贵(邱会作司机)说,把他们扣押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他又气又纳闷对警卫员小朱说:“还敢扣押我们?准是反革命政变了。”
邱会作被押进福建厅,被指定坐在南面四张沙发靠东面的位置上。他刚坐下,高振普(周恩来卫士)进来对他说:“总理叫邱总长到河北厅去谈话。”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立即说:“等会一块谈,我给总理解释。”过了一会高振普又来了。杨德中有些不高兴地说:“告诉你不谈了,怎么又来喊?”高振普边走边嘟囔:“是总理叫我来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来没有在上午召开过,吴法宪感觉凶多吉少。7点半,他坐汽车刚进人民大会堂北门,中央警卫团干部就拿走了薛帮喜(吴法宪警卫员)手中的皮包,对吴法宪说:“毛主席有命令,今天开会不能带枪。”毫不客气地搜了身,把吴法宪的眼镜、钢笔都收走了。
李作鹏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下车,一停车他就感觉与往常不同,中央警卫团两个干部守候在车旁,一人押李作鹏的警卫员和汽车向东去了,另一人拿着他的公文包,用力把他推进警卫室。李作鹏大喊一声:“这是干什么?”有人立即高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要进行检查。”两个军人正在搜李作鹏时,黄永胜也被推了进来。他们衣服口袋内的香烟、火柴、眼镜、语录本、指甲刀、擦汗手帕、卫生纸等全部扣下。检查完毕,李作鹏被押到福建厅。大厅中央摆着一圈马蹄形状的沙发,沙发后都坐着两个“警卫”。李作鹏进去时,吴法宪、邱会作已经坐好,悲剧的命运就此开始。
9点,周恩来、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缓缓地进来了。看上去周恩来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周恩来和黄吴李邱之间。周恩来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这几天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电报,你们都看了。上海、陕西、天津的意见很尖锐,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指江青一伙),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周恩来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话时前后并不很连贯。主要指责黄吴李邱不该跟着林彪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九一三”事件后又久久不表态。“出事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吴法宪支吾着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5点送出去的。”周恩来没有表态,接着说:“不知你们在想什么?”“主席说过,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情况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触目惊心。毛主席决定让你们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专门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主席说等了你们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黄吴李邱都没有说话,邱会作认为,检讨在毛主席那里过了关,以后没有再犯新的“错误”。“九一三”的事的确一无所知,写什么?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周恩来好久没有说话,拿起茶杯喝了好几次水,一边喝水,一边想什么。他对在座的人说:“大家都说说嘛,只我一个人说?”叶剑英张了一下嘴,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周恩来强调代表毛泽东讲话,他说:“(林彪)已经上了党章的,现在很被动。你们现在不能指挥部队了,另外安排有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几天,到那里去好好睡个觉,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们不交代怎么行呢?林彪还准备了一架飞机,准备把你们带走,不走就绑架你们。”以后再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提到“绑架”两字,而成了黄吴李邱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周恩来问黄永胜前几天让他辨认过的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否认看过,态度强硬。……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和黄永胜握手,一边说:“你先走吧。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时还在胸口拍了一下以示强调。实际上黄吴李邱的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很快都被抓起来。
周恩来接着对吴法宪说:“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吴法宪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周恩来马上与吴法宪握手说:“你也走吧。”然后周恩来坐下来对李作鹏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周恩来问起张学思(海司参谋长、张学良弟弟)之死,又问:“听说海军层层站队搞得很厉害?”谈了不到半个小时,周恩来又喊:“作鹏你走。”李作鹏站起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和他握了手。
邱会作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他看到了黄吴李邱被捕的全过程。听周恩来提问以及“鸡毛蒜皮”的事情,他的脑子“嗡”的一声。原来毛泽东早就决定抓他们了,所谓等了10天,不是胸怀大度,而是在搜集他们的“罪状”。周恩来有些生气地问邱会作:“你怎么也搞进去了?”……临走邱会作含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自己。”周恩来看了他好久说:“好!”邱会作用双手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希望再见到总理”。周恩来又看了他一眼,低沉着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带两个武装干部,把李作鹏押出福建厅,再乘电梯到地下室的出口,那里停着三辆车。前面是北京吉普,中间是伏尔加卧车,后面是老式卧车。李作鹏被塞进伏尔加卧车里,左右各一警卫夹着他。李作鹏无法理解今天这种处理办法的含义。第一,毛主席批准了他们关于庐山会议问题的检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也通过了,还检讨什么呢?第二,关于海军层层站队问题,海军党委曾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简报全部呈送毛、林、周。这种问题是文革中的普遍现象,不是敌我问题。第三,林彪叛逃问题,这才是最大问题,他们要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最大。
吴法宪关在警卫2师驻通县某连,铁门铁锁,窗户临时焊上铁条,门口双岗。先是一个班看守,后来增加到20多人。王团长当新兵时在苏北新四军见过时任3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法宪,所以对他格外关照,每天都有炒鸡蛋或炒猪肉,还把团卫生队技术较好的医生调来与吴法宪同住。按吴法宪的要求,每天给他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还允许他看书,学习英语,练习书法等。
黄李邱关押在顺义警卫3师,邱会作有周恩来关照,关在师部,条件相对较好。黄永胜关在7团,张前进(警卫3师7团团长)不了解情况,牢房选在路边,吴忠说不行,赶快腾营房后面的房子。第二天把黄永胜押过去,直到1976年12月被押进秦城。 李作鹏关在炮团,他的牢房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马厩,屋里放一张硬板床,生了草虫的潮湿稻草上放一床脏得发臭的褥子,以及一条被子。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痰盂,一把暖壶。不大的窗户被稻草堵死,顶棚很低,跷脚伸手就能够到,白天光线阴暗,屋里地势低,四分之一的地面汪着浊水,小青蛙跳来跳去。李作鹏有严重的心脏病,住在马厩里感到胸闷,医生是由化验员改行的,翻书治病,饭菜质量也极差。邱会作刚开始吃战士食堂,总是洋葱土豆老白菜,米饭砂子非常多,两个多月他掉了20多斤。毛泽东看了李作鹏要求改善伙食的信后讲:“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有资格吃好。”从1971年12月1日起黄吴李邱吃小灶,不是吃不饱,而是吃不了啦。
1972年春节头一天,周恩来召集看管人员及有关师团干部开会,说他是看管小组第一组长,李震是第二组长,吴忠是第三组长,你们各个工作小组就是第四组长。我们一致努力把这件事办好。这件事是不能办坏的,如果让我们看管的人都病了或者死了,我是无法向毛主席交代的。这里我要向你们交个底,毛主席对他们几个人都是很了解的,他们是路线问题嘛,你们了解这个底,就会更好办事了。第一保证安全,第二保护身体,第三保证生活。有周恩来这番“不是敌我矛盾”的话,邱会作与监管的关系相当融洽。1973年后,他与他们一起打羽毛球,或当乒乓球裁判,打扑克的记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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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四七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01, 2020 11: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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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吴李邱的亲属也被收审

黄吴李邱被收审时,周恩来当面向他们拍着胸膛说过:“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可是当晚他们“都是革命的”亲属就被控制,随即关押审查。除前面提到的黄永胜夫人项辉方、吴法宪夫人陈绥圻、李作鹏夫人董其采、邱会作夫人胡敏、黄永胜儿子项阳、李作鹏儿子李冰天外,还有吴新潮(吴法宪大儿子、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邱路光(邱会作大儿子、54军干部)、刘伟钦(军事博物馆美术员、李作鹏大女婿)等。
陈绥圻生于1923年,1941年1月入党,6月参加新四军,1955年转业到民航任生产计划处处长,1968年调空军。1971年11月30日,空军成立陈绥圻专案组,把她关到一个8平方米的小屋,窗户糊死,晚上开灯。六个女看守24小时守着,甚至守在床边,打呼噜也记录在案,持续七年。因整夜失眠,她的眼睛几乎失明。 吴法宪两个未成年女儿,14岁的巴璀和11岁的梦璀被赶到一个简陋小楼。10年中每人每月只有8元伙食费,星期天食堂不开伙,她们只好饿肚子,受尽冷嘲热讽。吴法宪两个大女儿仲秋、京秋,1973年转业,仲秋分到昌平县北郊农场,京秋分到良乡蚕种场。1977年、1978年京秋两次高考,分数过线却不予录取,后经胡耀邦批示才得以进入大学。仲秋调到北京内燃机总厂职工医院当医生。
1971年10月10日晚,吴新潮被通知立即到指挥所,张雍耿(沈空副政委)对他说,吴法宪犯有严重错误,已隔离审查,遂将他关到潮湿阴暗的地下室整天交代问题。1972年5月才将他挪到招待所。沈空是林立果没怎么插手的地区之一,只因吴新潮在沈阳飞机制造厂任军代表,王毓淮(沈空司令员)、莫阳(沈空参谋长)以及曾国华儿子、侄子等50多人被收审。沈空党办主任前一天还在抓别人,第二天自己也成了“犯人”。1972年10月,沈空关押的人大部分放了,吴新潮和党办主任等五六个人转到沈阳军区又审查一年多。经王洪文批示,吴新潮被押送北京,关到空军学院13楼。1975年10月经张廷发批准,吴新潮被送到张廷发劳动过的陕西大荔县兰空农场。1978年吴新潮被勒令转业,安排到深山中的湖北京山县国营农场。经过艰苦上访,他才被安排到山东艺术学院。
李作鹏被收审后,海军专案组住进李作鹏家,24小时监视董其采,几次抄家,想搜就搜,连小孩被子都撕开检查。10月23日董其采被关到亚疗,子女也被各自单位隔离审查。正在上小学的李炎天(李作鹏小儿子)被赶到筒子楼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以后又被赶到房山海军农场。
9月26日,中央办公厅赖奎等人到邱会作家搜查,27日胡敏管制组住进邱会作家,胡敏从此失去自由,随后被送到丰台仓库附近关押。 10月6日,邱会作大儿子邱路光(54军干部)被从家中抓走,关在总后3年,又因“私闯钓鱼台,谋杀江青”的莫须有罪名被关进北京市第一监狱,在单人牢房关了3年。1976年他被押到甘肃山丹军马场,劳改3年被送回原部队监管。1981年让他转业江西兴国县,在万里(国务院副总理)、叶子龙(北京市副市长、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过问下,才分配到北京商学院。 邱承光(邱会作二儿子、广州军区某团宣传股股长)清华大学毕业后参军,结束审查后转业到苏北县城当教员,又到无锡采煤机械厂工作。邱光光(邱会作三儿子、某部参谋)、邱小光(邱会作四儿子、某部排长)也都进了学习班,并下放农场5年。邱光光1978年复员,干了几年装卸工后下海经商。邱小光复员后干修理工,2012年还不到60岁去世。邱京京(邱会作女儿)在父母被囚时才13岁,1974年2月7日,她被赶到河北井陉3502工厂上学,每月20元生活费。高中毕业后,她给胡耀邦写信,才被分配到石家庄军械学校实习工厂当学徒工。
邱会作老母亲正在301医院住院,被搬到一个简陋的小房子,取消特护,停医、停药,减少食品供应,不到半年竟病饿而死。周恩来派人了解情况后对李德生说:“邱会作母亲是红军的老根子,整死她干什么啊!?”

总参谋部机关的大清洗

10月30日,总政治部针对林彪在军队的不同影响,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清查“九一三”的方案,对控制严、影响较深、问题较多的单位,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查清问题。12月,中央军委同意黄吴李邱直接控制的机关作为重点清查对象,叶剑英、张才千(副总参谋长)负责总参谋部,李先念、余秋里(国家计委革委会主任)负责总后勤部。军以上单位成立清查小组,党委主要负责人挂帅;师团两级有一名常委负责,要把问题的来龙去脉一件一件检查清楚,重点九大、九届二中全会后。
总参谋长黄永胜被监管的当天,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出访越南。按计划他应继续在越南考察,但他还是被要求和代表团一起回国,接受审查。1972年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随后被关押7年半,给了结论,降两级。
胡备文(总参三部部长、傅英豪二姐夫)、朱桂淑(胡备文妻子、傅英豪二姐、总参三部九局处长)被隔离审查,胡备文是重点。专案组说《“571”工程纪要》被拿到了胡备文家,朱桂淑非常气愤,纯粹莫须有!1974年8、9月,朱桂淑在审查期间,分别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申诉信,贴上4分邮票扔到邮筒。周恩来看后非常生气,当场拍了桌子,说傅英豪都不知道《“571”工程纪要》,胡备文怎么知道?毛泽东转战陕北,军委2局为保证中央安全,组织了五六十人的技术侦察情报班子,代号昆仑纵队二大队,胡备文任大队长。破译敌密码,截获敌情报,保证了毛泽东等人的安全,毛泽东奖励二大队100万元边币和两匹马,周恩来也奖励二大队150万边币。有周恩来说话,胡备文终于“解放”,但也没有工作,当了个顾问后离休。
1974年8月,张挺(总参二部部长)被揪出来,关在地安门总参家属院10个月。起因是怀柔迫降的直升机上发现林立果打着林办旗号要的6.6万美元,中央专案组一直认为美元是王秉璋和梁军给的。王秉璋否认他批过,梁军则不停申诉,只给了3.6万美元。另3万美元出自哪里?查到张挺头上,郑丙贵(总参二部管理处会计)经手了空军情报部的3万美元。贺德全请示吴法宪,托总参二部在香港购买器材。最后没买,贺德全又把钱要回去了。 6.6万美元牵涉了梁军、王秉璋、张挺、贺德全4位高级干部。虽然没有查出张挺的问题,但专案组还是说他执行林彪指示,还被林彪确定为副总参谋长,是走资派。张挺家被抄,保险柜中的笔记本、文件、照片全抄走了。伍修权(副总参谋长)要开除张挺党籍,刘光甫(总参二部部长)则认为,那是林彪的事,与张挺无关。
给叶群讲课的倪煜随林办人员从北戴河押回北京时,给家人捎了一包苹果,里面夹一张纸条,说一切都好,请放心。他想让家人通知总参二部,救他出去。但在那种情况下,谁敢救他?倪煜在亚疗关了一年,又关到团河农场,他终于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倪煜对董学良(中央专案组成员、后勤学院干部)说: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对熊向晖(总参二部副部长)说,黄吴李邱对总参隐瞒,连总参二部部长都不让知道。 倪煜据此辩解说:“毛主席明确说我的领导都不知道,我这个参谋能知道吗?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限制人身自由、通信自由。”1973年4月12日,王道义(团河学习班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通知倪煜,总参党委决定他回去批陈整风。倪煜以为自由了,谁想又进了总参旃塔寺学习班。一两天后,张才千、向仲华(副总参谋长)找倪煜谈话。张才千说:“倪参谋这么年轻,要协助总参搞好批林整风。”向仲华说:“你也不是一清二白的。”倪煜火了,凭白无故关押两年,本来就一肚子气,他说:“你查我祖宗十八代,我是孤儿,我家人被日本人杀光了……”彭清云(总参政治部主任)说:“倪参谋,你别发火,再揭发一次。”倪煜被按人民内部矛盾又进了总参二部学习班。批林批孔中问了他很多问题,他很警惕,你问周总理干什么?有人指手划脚要撕掉倪煜的领章,倪煜说:“你敢,你怎么撕掉你怎么给我安上!”出学习班时他戏称博士后都毕业了。
费四金(黄永胜警卫参谋)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总参的。“九一三”事件前,费四金调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命令下了,警卫参谋小汤也接了班,只剩部分经济账还没有交完。他领了结婚证,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9月24日后,项阳(黄永胜大儿子、又名黄春光,北空防突办副主任)让他到西山拿一点生活费,费四金哪里知道黄永胜的住房被查封,进去就被扣了。4年后费四金出狱,喜糖都长了毛。

海军机关及舰队的大清洗

“九一三”事件后,海军机关根据中央“摸底排队”的指示,揪出一大批“紧跟李作鹏”的人,按“罪行轻重”分别由中央专案组、海军专案组等立案审查。
海军受牵连的有: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吴瑞林(海军副司令员)、李凯(海军司办主任)、董其采、车文义(《人民海军》报社社长)、刘中华(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李静(海军舟山基地第一司令员)、张逸民(海军舟山基地政委、战斗英雄)、薛安祥(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易耀彩(北海舰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副政委)、马希波、王天保、张兆发、舒积成(海航4师副师长)、麦贤得(汕头水警区管理员)……李作鹏的几个秘书都被关了几年之后复员,谭安(李作鹏秘书)复员到山东乳山县五金工厂当工人。
李冰天(李作鹏大儿子、北海舰队某舰航海长)被关在青岛崂山仓库,11月5日押送济南,参加揭批林彪、李作鹏的师以上干部学习班。学习班有200多人,有十几个师以下的知情人。1972年1月中旬,学习班领导宣布:“周总理说李冰天是海军的林立果。”2月3日,宣布北海舰队是重灾区,清查出李冰天等14名“李作鹏死党及追随者”,列为专案审查。
1973年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4号),点了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济空司令员)等人的名。易耀彩被押到亚疗,没审查出什么问题,退回北海舰队专案组,被监管7年后,结论是不予处分。范景明(易耀彩妻子、青岛海军疗养院干部疗养科主任)被关押5年,无罪释放。
舟山基地司令员李静被整10年,其中坐牢7年半,告状1年,还有1年半放在那里没人管,自己看《资本论》。最后的结论是对林彪错误宣传,李静不服:哪句话超出《人民日报》的宣传范围?
海军画家吕恩谊画过一批林彪到海军视察的彩画,被说成是阴谋文艺。文化大革命中海军领导指示画一批宣传画,反映毛泽东、林彪视察海军。任务分配到各舰队,因为毛泽东和林彪画得不太像,领导指示吕恩谊修改。吕恩谊1956年接受总政文化部的任务,创作过十大元帅油画像,刊载在《解放军画报》上。林彪瘦很难上画,经吕恩谊加工,比本人好看,有人曾为他请功,“九一三”事件后成了“罪行”。1977年11月,吕恩谊被关押。他当过右派,小心谨慎,有人揭发他说过一句反动话,找不到旁证。

三位海军战斗英雄的遭遇

张逸民、麦贤得、舒积成是李作鹏主持海军工作时的战斗英雄,曾被毛泽东单独接见。“九一三”事件后都成了反面人物。
张逸民是电影《海鹰》的原型,他曾创造击沉美制蒋军战舰三艘、重创一艘的辉煌战绩。1971年10月25日,他到南京军区炮兵学校参加团以上干部学习班,这一走就是16年,家被抄,魏淑霞(张逸民妻子)病亡,而43岁的张逸民从此离开工作岗位。1972年1月10日,他被隔离审查。按先抓人再取证的专案组惯例,搜罗张逸民七大“罪状”,其中有林彪找他谈过话,让他当总政主任,还给他一块手表;叶群1970年专程到舟山基地向他“布置政变”;在李作鹏直接授意下,参与林彪“南兵北调”、“另立中央”的阴谋……张逸民遭受200多次批斗后,1972年12月31日被押送军区炮校葛湖农场劳改。1975年初夏陆续放人,只有张逸民、李静还在关押。1976年4月中旬,东海舰队结论,开除张逸民党籍、军籍,降三级转业。张逸民对清查办说:我宁肯在隔离中含冤死去,也决不在违背事实、无限上纲的结论上签字。粉碎“四人帮”后,张逸民又被划进“江青集团”。他先后10次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但也无奈地结束了海军梦。
麦贤得因1965年“八六海战”负伤,被评为一等残疾,他口齿不清,遇到刺激,就要犯癫痫。1971年10月,他听到林彪摔死,顿时精神失常说胡话。有人揭发他的战斗英雄称号是林彪通过李作鹏搞的,因为毛泽东接见时林彪在场。还有人说他的事迹是记者胡编的,根本不可能脑浆外流还坚持战斗三个多小时。那一段时间,麦贤得经常大小便失禁、抽搐,甚至打人骂人。夜间他常做噩梦,醒来就大喊打敌舰,没有罪!……我不认识他,我是真的!……
舒积成,四川合川县(今属重庆)人,1950年10月参军,1955年7月毕业于空军第4航校,他先后击落三架敌机,两次荣立一等功,1965年4月5日,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十大代表,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十余次的接见。“九一三”事件后,舒积成被关押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学习班,说他在庐山支持设国家主席,参与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舒积成不承认有人教唆,不存在“自觉”参加的问题。关了一两年后,舒积成被押到农场劳改。
陆其明(新华社驻海军记者站记者)曾被定为林彪、李作鹏的人,靠边七八个月。他非常同情舒积成,写了关于舒积成情况的报告,1975年12月15日,海军和南京军区党委上送,12月24日毛泽东批示:“人民内部矛盾,本人已交待,不要再追究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舒积成再次被看管,并押到街上游斗。说他在中央第一期读书班时,王洪文和他谈了话,是“四人帮”骨干分子,“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由副师降为正团。周世秀(舒积成妻子)也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舒积成不断申诉,因为专案组找不出他的问题,将结论改为“犯有错误”,不久又改为“说错话,办错事”,不做组织结论,不装档案,恢复副师待遇。舒积成每天锻炼身体,学习业务,准备重上蓝天。
1983年10月,陆其明到东海舰队拍摄纪录片,看到舒积成仍住在漏雨的木板平房里,11月12日,他给刘华清(海军司令员)和李耀文(海军政委)写信,反映舒积成被任命山西长治海军飞行学校顾问,一家五口分居四处。他和麦贤得是国防部授予海军的两名战斗英雄,建议将他调到海军装备技术部重庆办事处当顾问。刘华清、李耀文将信批给海政干部部。1984年4月底,舒积成调到重庆,退休定居深圳。

广州、武汉两大军区的清洗

广州军区三个重点人物:李维英(政治部副主任)、赵国南(政治部保卫部长)、刘如(司令部副参谋长)。刘如被关在家里,电话撤了,门口双岗,每天写交代材料。1974年批林批孔中,给毛泽东盖房被诬为给林彪“另立中央”盖房。专案组逼刘如承认给林彪盖指挥所,刘如坚决不承认。他的问题升级,每天到办公室接受批斗,谁要你干的?多少电报?多少电话?你是具体办事的,你讲了你就没事了。专案组逼刘如的另一件事是林彪“南逃广州”,广州军区准备迎接。卜占亚(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在张春桥逼迫和利诱下,违心承认迎接林彪“南逃”。可是广州军区还没有突破,专案组重点攻刘如。刘如坚决不承认“另立中央”,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就是以组织名义,也坚决不承认,没有就是没有。刘如顽强申诉,讲明真相,写一遍不行,再写一遍。很多年后刘如见到卜占亚,对他说:首长,你“揭发”了,解放了,我们呢?如果不是刘如坚决顶住,不承认为“另立中央”修建指挥部,广州军区从上到下不知要有多少“冤死鬼”。
1972年3月,刘兴元由广州军区政委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1975年10月被免去省委、省革委职务,任成都军区司令员,虽然他跟林彪、黄永胜关系很好,“九一三”之后总算还是过了“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的关。但在打倒“四人帮”后却被重新审查,并在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被以“黄永胜伙同刘兴元”等提法多次点名。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解耀宗(空12军军长)正感冒高烧,没有上班,他毫无所知,却被双开,关押在广州军区沙河监狱,很快转送亚疗,关押7年多。以后由华国锋下令逮捕,又转押秦城监狱关押3年多。老马(解耀宗妻子)成了反革命家属,也进了学习班,勒令她离婚。老马不从,被开除公职,全家遣送农村。重压下老马想到自杀。但孩子们还小,而且她坚信解耀宗决不会反党,总有一天会落实政策,全家团圆。
9月13日凌晨1点,周恩来给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说九届二中全会首先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孩子往北面跑了。你们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所有飞机停飞,关闭机场。曾思玉要求肖前(武空政委)实行空禁,把拖拉机、汽车停在所有机场的跑道上。武空所属空13师是运输机部队,机场很快被陆军接管,连飞行大队也驻上了陆军,挖战壕。高炮17师调到机场,占领跑道两头。没过多久,周恩来又打来电话,要曾思玉立即拘留空13师师长王洪智。
王洪智是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在牡丹江跟日本人学的九九高级教练机,开国大典他驾驶C46运输机接受检阅,他还是开辟拉萨航线的功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王洪智和妻子正在青岛疗养,易耀彩电话中说,周总理问你身体怎么样?第二次又问武汉有个扩大会议,能不能参加?过一两天王洪智被秘密逮捕,白布单子一蒙,手枪往后腰眼一顶,扣上手铐,从青岛押回武汉。王洪智被定为林彪死党,但是什么罪证也没有,最后无罪释放。
郭学思(空13师政委)曾任刘亚楼秘书,传达中央57号文件时他带头喊口号,台上人说,不要喊了抓起来。谭某某(空13师副师长)、姜之彰(空13师训练大队大队长)以及副大队长、大队政委都进了武汉军区学习班。四五个人“陪”一个,门口还坐一个端冲锋枪的战士。陈远程(空军当阳场站参谋长)是国民党投诚过来的,被定为王洪智死党。两个看守押他吃饭,路过后厨,他问,菜刀快吗?说快,刚磨的。他抓起一把菜刀,两个看守上来夺,他撞开他们,使劲在脖子上一拉,鲜血冲上屋顶,他当场身亡。
11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来京参加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11月18日,顶了3天的刘丰开会时间到了仍躺在床上,他安眠药吃多了。此事报告周恩来后,按畏罪自杀未遂处理。 曾思玉在会议上说明林彪、叶群有关的一些事情的原委,从思想上进行自我批评,并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检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大有进展”,并汇报了刘丰自杀的情况,说:“从现在的情况看,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不宜再拖下来。”建议毛泽东近期接见他们,毛泽东阅批“同意”。 11月20日晚,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刘建勋(河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市委书记、空15军军长)等人。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赞成你们的方针,赞成你们的检讨。武汉军区,包括湖北、河南两省,曾思玉同志讲的比较清楚明白。方铭不会写文章,写了好几遍,这样也可以。”方铭说:“我检讨不深刻。”毛泽东说:“可以通过。他们那个司令部说我把曾思玉拉走了 ,你(曾思玉)没有报告,我不过是游说各路诸侯。”“我讲话你不在,垄断情报的是刘丰。”“我料不到刘丰他送情报那样快,第一个送情报的是刘丰。我看曾思玉守纪律。”“不要讲了,改过来就好。你们是跟着的。死党只有几个。”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 后来湖北有人在批判曾思玉、刘丰时就称之为一个活党一个死党。

成都军区与江西、新疆、贵州、山东军政要员的清洗

1971年10月至1973年上半年,党中央在北京分别召集武汉、成都、陕西、新疆、浙江、四川、贵州、江西、湖南、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海南等省、自治区及驻军负责人座谈(汇报)会。毛泽东接见了一些会议的代表,并作重要指示。中央批转了浙江、四川、江西、山东等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汇报材料,用以指导全国批林整风的运动。
1971年10月2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批林的情况,一致认为武汉、成都军区问题较大,需中央给以帮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准备在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学习文件,深入批林。 同日,中央召集张国华(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李大章(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四川省委书记、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等到北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梁兴初如实汇报了1970年庐山会议他在西南组的发言,并报告了他在文革期间两次到林彪住处的详细情况。梁兴初说:“第一次我是和张国华一起去的,林彪说,四川我们不放心,你们两人去了,就放心了。然后留我们喝了茶。第二次是请我们看电影。这次人很多,林彪只和我握了握手,什么也没有说。林彪搞政变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跑了10天以后我才从中央文件上知道详细情况。”
11月14日晚,毛泽东接见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陈仁麒(成都军区政委)等人时说:……你们的事,我也有责任,没有找你们谈,当然,东北、西北也没有谈,他们没有出事。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你们那里也是个别同志嘛,冲一下也必要,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要分清,我看你们比武汉爽快,武汉的报告还未写出来,他们有点顶牛。顶牛也好,不做墙头草,林的事发生已经两个多月了,你们开了半个月的会,我看你们的报告不错,写得好,不拖泥带水,回去开开会,继续做工作,没有什么问题了,错了改了就好。 毛泽东指着梁兴初说:“你喝了林彪的茶,不是林彪的人嘛。”六天后,梁兴初、陈仁麒还是被隔离审查,门口有岗,“批斗”会持续一个多月。
1972年2月19日,张国华心脏病复发。周恩来指示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赶赴成都抢救。2月20日凌晨张国华逝世,年仅58岁。成都军区6人联名上告,说张国华是任桂兰(梁兴初妻子、成都军区司令部门诊部主任)害死的。梁兴初又多了一个罪名。2月26日,梁兴初心脏病发作,中央批准他到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
3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4号)点了刘锦平和成都军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四川省委书记、成都军区第三政委)、温玉成(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等人的名,其中说:“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梁兴初作深刻检讨后,1973年3月26日在总政干部部和保卫部的两名干部押送下,到太原义井化工厂劳改。陈仁麒被撤职审查,深刻检讨后,到兰州炼油厂劳动。谢家祥也被审查。
1972年4月2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来京开会的浙江党政军负责人起草的报告。4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6号)点了南萍(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军区政委)、熊应堂(陆军20军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名。
4月27日,中央关于江西来京座谈会的批语:要有步骤地揭批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毛泽东阅批“同意”。同日周恩来和政治局成员约见程世清、杨栋梁(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等人。程世清因被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7号)点名,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7月18日,刘秋萍(程世清妻子)也被隔离审查,6个人监护,里外套间,不许出门。直到1977年下放监督劳动,5年间她想不出有什么问题。 杨栋梁也被审查多年。
7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6号)点了龙书金(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李万春(空9军军长)的名。龙书金被免职,下放到郑州砂轮厂劳改。战争年代他的左臂肱骨被打断,不能弯曲,二等甲级残废,62岁的老人,如何劳动? 龙胜(龙书金儿子)在关押期间偷跑到罗浮山,十几天后被抓获,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
9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38号)点了蓝亦农(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第一书记)、张荣森(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名,“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因周恩来此前问过韦统泰为什么蓝亦农迟迟未就“九一三”事件向中央表态(在重庆支左时韦统泰是54军军长,蓝亦农是政委),在1972年5月21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报到后,韦统泰到蓝亦农的房间叙旧,转告了周恩来的询问,说:“九一三”这么大的事情,都过去半年多了,你是四野的,又作为省委书记,应该马上向中央写个报告表态。当晚蓝亦农在给中央的报告写道:“根据韦统泰同志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 这个报告不仅牵连了韦统泰,也牵连了周恩来。江青等人借机向周恩来发起攻击,说总理背着中央搞了小动作。1973年8月,蓝亦农被下放工厂劳动7年。
1973年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4号)点了易耀彩等人的名;还提到“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指的是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委会主任),袁升平(济南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中央专案组在北戴河林彪别墅查获文电、录音、影像等材料数万件,其中有许世友、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1972年底,江青认为这是“这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她状告毛泽东:“他们整我的材料,封闭我,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但情况不告诉我,材料不报给我,还在背后搞黑材料。”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查三上将的问题,说周恩来也参与了,扣压效忠信。中央军委通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进京接受审查。 杨得志、许世友多次检讨过了关,韩先楚、袁升平没有过关。毛泽东认为林彪经营解放军这么多年,他对这些司令员是不放心的,所以才有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陆军被收审的另一些高级干部

除前面提到的黄永胜、邱会作、刘丰、韩先楚、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袁升平、卜占亚、温玉成、南萍、熊应堂、龙书金、蓝亦农、韦统泰、韦祖珍、杨栋梁等人,陆军因“九一三”收审的高级干部还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王新(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白斌(原54军副军长、国防科委第21基地司令员)、杨大易(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昭剑(武汉军区29师政委、武汉警备区副政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董占林(陆军第11军军长)……
1971年1月24日,郑维山、李雪峰被关押,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77号)点了他们的名,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林彪的“两员大将”。李雪峰被软禁家中,11月他被押送安徽六安独山镇关押8年。1977年2月,李雪峰确诊胃癌,被允许家人探视,他才知道1973年“十大”被开除了党籍。1979年1月中央同意他回北京治病,他不停地申诉。 郑维山没有被开除党籍,他在安徽山区的部队农场劳改8年,孙景波(郑维山妻子、262医院院长)带小儿子“陪伴”,她得了精神病。郑维山子女和三个秘书都被处理转业。
周赤萍文革前写过《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刊登在《中国青年》1960年第8期。1971年重印发行几十万册,中共中央认定此书是为了配合林彪篡党夺权。
1971年9月,白斌被关押。杨大易、张昭剑则受到批判。
1973年2月,韦祖珍因1970年庐山会议不指名地向张春桥开炮,离职审查,被监禁4年。
原属四野的军以上干部在“九一三”后极少不被审查。董占林被审查批斗2年,1975年等待分配。
梁军1971年9月28日被隔离审查,1972年7月6日,经中央领导人批准,他被关进“亚疗”。梁军认真学习毛著,记了21本笔记。1974年5月1日,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确实不知道,我坚信历史一定会证实这一点的。……但遗憾的是心脏病不断折磨着我。”梁军几次因心脏病被送到301医院抢救,1977年10月13日,他死在亚疗监房的门边,抬走时他的军衣上仍有领章。

空军被收审的另一些高级干部

空军是“九一三”事件的重灾区,除上面提到的江腾蛟、王飞、胡萍、曾国华、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姬应伍、郑长华、冯健、马运河、王是桥、方铭、丁钊、吴宗先、李全春、王洪智、宫健等人外,空军陆续被收审的高级干部还有:梁璞、王璞(广空司令员)、龙道权(广空政委)、林虎(广空副司令员)、顾同舟(广空参谋长)、陈伯羽(广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米家农(民航广州管理局政委)、解长林(武空副司令员)、查全伦(福空副政委)、王绍渊(兰空副政委)、刘懋功(南空司令员),胡立信(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南空政治部副主任)、牛润武(南空副参谋长)、季鸿(南空副参谋长)、张永亮(空3军政委)、吴云山(空5军参谋长)、吉士堂、司中峰、解耀宗、沈科(空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守恩(空12军副军长)、马进修(空12军政治部主任)、马杰三(空军昆指主任)、张进凡(空军昆指政治部主任)等。他们与“九一三”事件毫无关系,却被关押若干年。虽“不予起诉”,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给了党内处分、降职降级,离休改退休。林虎是个特例,他降职为空军昆明指挥所副主任,后来一路提升,出任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副司令员。但他闭口不谈因“九一三”被免职审查、降职处理的经历。
1973年3月18日,空军党委召开四届五中全会,认定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梁璞上了贼船,陷得很深。 梁璞被进一步审查,曹里怀、邝任农有错误,仍任现职,但要写检讨。王以洪(空军干部部调配处干事,后任部长)帮助曹里怀写检讨。王辉球被免职,到江苏淮阴劳动一阵,以后到沈阳军区当顾问。
“九一三”事件后南空学习班好几百人,许世友派一个营站岗,二楼架机枪。牛润武被关押。9月底,季鸿被叫回南京,10月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认为与自己无关,更揭发不出什么。1972年春节前季鸿被抓,被勒令打扫了一个多星期厕所。6月底学习班结束,郝宝章(南空政治部文化部长)、刘世英(南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杨恒贤(南空司令部通信处长)等几十人被押到陆军60军农场劳动。1973年10月,南空司令部通信团学习班还有六七十人,年底大部分回家,季鸿则被勒令到修理厂劳动。 胡立信被关在连队,不让回家。办他一个人的学习班,吃剩饭,可整苦了。他说他在学习班说的都是假的。
“九一三”事件对兰空的冲击波不大,毕竟兰州远离北京。副政委王绍渊是1970年3月被吴法宪派到兰空任职的,因此被关押审查。全是大帽子,没有任何具体事实,一年多后他被放出来。毕竟牵涉到“九一三”,没人敢用,他只能赋闲家中。
广空有200多人进了学习班。被中央文件点名的王璞被打成林彪死党,理由是他在解放战争中是东北警卫团团长。王璞先关在亚疗,1976年底移送秦城监狱,1979年3月他被保外就医,住在广州458医院,后转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他被开除党籍(后恢复),级别从兵团降到副军,本该离休,却以退休安置,干休所给了一套副军房。1988年王璞装心脏起搏器需要1万元,而补发的钱远远不够,家属到处找人,最后空后批了1万元。靳淑礼(王璞妻子、广东省委组织部人事科长)因人缘好,被下放到广东省供销社。王汉青(王璞大儿子)、王汉林(王璞小儿子)被勒令复员。
米家农被收审后,吕国贤(米家农妻子、民航广州管理局劳资科长)也被收审。她1963年调民航,在总局任命前负责文艺汇演,1964年赴北京调演获四个大奖,所以1971年文艺会演仍让她负责。宣传队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林立果得知宣传队缺少乐器,给了两台香港进口的录音机,宣传队为此写了感谢信。1971年10月26日吕国贤被隔离审查,1972年12月25日被关进沙河监狱,成为广州地区所谓问题最大、最严重的女人。“四人帮”准备把她定为反江青罪处死。纪登奎批示:“吕国贤的问题不一般,暂不处理。”广州军区把她送到广西鹿寨空军农场监督劳动。王斌(民航广州管理局局长)、刘某(广空技术5团政委)也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活动,而吕国贤是死刑犯,由民航三四个女兵监管。她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折磨、刁难,无数次想到过死。
每一个被审者的背后,都牵连了亲属、部下、好友,涉案者呈几何级数增长,这让人想起一句话“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机组5人又被关进空军学院

被林彪专机丢下的机组5人从海军大院被押到岗哨林立的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86楼,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一人一间,晚上不关灯,康庭梓把一块手绢盖在脸上,被膀大腰圆的看守一把打落在地,恶狠狠地说:“你要干什么!”
“九一三”事件10天后的深夜,纪登奎、李震把机组5人叫去汇报,并让他们写出林彪专机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的经过。此后晚上睡觉就可以关灯了,并从一楼搬到三楼,陈联柄和康庭梓一间,李成昌和陈松鹤一间,服务员魏秀玲一间。但仍是“犯人”,房间里只有床、小桌和椅子,唯一的窗户被钉死并糊满纸。楼道口、房门口仍有陆军24小时警卫。一天三顿饭被送到房间。理发在楼内,理发师只准用推子,不准用刮胡刀。
11月进入初冬,机组5人仍穿着单衣,中央专案组弄来军大衣。机组5人要求家里送棉衣,这样在“九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后,家人才得知他们还活着。棉衣经空34师、中央专案组送到他们手里。放风时,康庭梓注意到同在86楼的胡萍、陈士印仍戴着领章帽徽,而他们的领章帽徽却被扯掉了,领子上还残留着红线头。
一段时间后,中央专案组决定让机组5人集体学习。他们再次搬到另一栋楼,4个男飞行员住一大间。项阳、小袁、小张,鲁莹、小郁也参加学习,主要是学报纸和中央文件。一年多后鲁莹等人被关到亚疗南楼,鲁莹妈妈武杠桥也被关在这里,以后武杠桥和于秀芬(王永奎妻子)转到丰台总后干休所关押点。鲁珉被关在亚疗中楼,鲁莹见过他两次。
1972年春节前,中央专案组把机组5人叫到办公室,说上级同意放他们回去过春节。但空军专案组把机组5人接到空军学院,并没有放他们回家,而是又进了“监狱”,重新“享受”一人一间的“待遇”。不同的是窗户没糊纸,因为人手不够,门口也没有看守,只有晚上有人“陪睡”。吃饭排队到大约300米外的食堂,严禁交谈。机组5人除吃饭、睡觉、放风外,就是继续交代。在漫长的审查期间,康庭梓连续接到两封“母病危”的加急电报,第三封电报是“母病故”,他多次请求,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家中,寄钱为母亲办丧事。
1972年底魏秀玲“出狱”。她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工作就是在飞机上端茶倒水,一问三不知。机组另4人仍然关押。本来256三叉戟飞机两个驾驶员就够了,胡萍临时把康庭梓作为第二副驾驶,否则他不会有牢狱之灾。康庭梓早淡漠了“专机任务”的光荣,反而有了某种程度的犯罪感。他按专案组提醒检讨白专道路,政治嗅觉不灵,不能在关键时刻识破反革命阴谋。经过近两年审查,1973年7月,康庭梓带着“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在机组5人中第二个“出狱”。他被安排在远离飞行大队的家属招待所,虽无人看管,但出机场大门要经保卫部门批准。没多久康庭梓被打发到沙河机场的砖厂劳动,比他先“出狱”的魏秀玲也在这里。正值盛夏,康庭梓头戴草帽,身穿背心裤头,搬运一块块沉重的砖坯。砖厂位于机场跑道边上,每次听到飞机声,他总要站立好久,心中不由自主地体会着飞行动作,幻想重上蓝天。

南苑机场的空34师“读书班”

1973年冬,砖厂停工,康庭梓转到南苑机场,参加空34师专案组的读书班。机组5人中另三人也“出狱”了,他们的结论却多了一个“严重的”形容词。
空34师专案组设在空军学院家属区,被收审的都是与“九一三”两架飞机有关的师、团、大队的主管领导,如曹庆章、龙振泉、安治梁、李克修等。因为“犯人”太多关不下,南苑读书班有20多名“轻犯”,如陈锦忠、陈殿杰(沙河机场调度室主任)、周廉珊(102团团长)、韩海兰(100团伊尔18飞行大队政委)、杨志高(空34师医务主任)、李湘伯(空34师军务科长)、蔡长松、陈延彩(空勤服务队队长)、王玉清(西郊场站站长)、童德仁(空34师气象台长)、何汝权、团机务处主任、副站长等。
中央57号文件传达后,陈延彩被勒令在招待所写交代材料。10月7日她和西郊机场一些人被押到南苑机场招待所,一人一间,不允许与人接触。半年后,她和韩海兰、梁玉成、陈殿杰、张淑琪(陈士印妻子、空勤服务队副队长)等人转移到沙河机场劳动。几个月后陈延彩被安排到南苑机场服务社,结论是“犯有错误”。肖健中(陈延彩丈夫、空34师调度室参谋)没有被收审,但被说成“胡萍红人”,停职检查。空勤服务队一个队员被说成“妃子”(即为林立果物色的对象),而她自己并不知道此事,骤然得知,于是疯了。
李湘伯对“九一三”事件毫不知情,李延良(“九一三”后空34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对他说:事情出来了,让你去学习班,说说清楚就行了。进了南苑学习班就不一样了,“两个”看“一个”。李湘伯在学习班半年多没让回家,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 周廉珊被审查1年,王玉清等40多人被审查3年,统统处理转业。邵红年(空34师作战科长)被认为态度不好,1976年4月处理转业。
魏秀玲在机组5人中最先结束“读书”生活,被安排在西郊机场卫生队,不久复员到北京某报社印刷厂,当了8年工人。到1975年,只剩下包括机组4人在内的团以下飞行干部。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折合黄金与飞行员体重差不多,选到专机师的飞行员更是尖子中的尖子。当初进学习班容易,问题查清了,却没有人敢下令复飞。康庭梓弟弟本来已被兰空列为预提干部,空34师出具的外调材料说:“经审查,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康庭梓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有联系。”“尚未发现”不等于“没有”,这样康庭梓弟弟只好复员。
1976年3月,机组4人被安排转业。本来飞行员可以就地安置,但他们只能回原籍。陈联柄回到安徽,陈松鹤安排在浙江的县卫生院。李成昌被安排在上海自行车厂供销科成品库当工人,1980年改为工会主席。康庭梓因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他选择了距离北京最近的怀来县农机修配厂。怀来上空有一条空中航线,每天他看着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就不停地上诉,希望撤销结论,到民航当飞行员,但直到退休仍是梦想。

“九一三”死亡的五名飞行员的家属遭遇

在“九一三”事件中,空34师的两架涉案飞机共死亡5名飞行人员。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死亡后一直没有结论,骨灰盒存放在空34师干部科的档案柜里。有人给陈修文家属出主意,给主管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写信。1978年12月,中央军委授予陈修文“忠诚战士”的光荣称号,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烈士陵园。
“九一三”事件是中央定性的反革命事件,林彪专机上的九人都按叛国处理,家属都是反革命家属。孙祥凝(潘景寅妻子、北京海淀医院护士)被关在北京市卫生局4年。她爸爸瘫痪在床,只有靠她妈妈管,还要管五个孙辈——潘景寅大女儿12岁(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二女儿11岁,儿子2岁,还有孙祥凝妹夫王玉良(空34师飞行员)夫妇被转业沈阳后留下的1岁、3岁两个女儿(因一直是孙祥凝的母亲带)。而家中全部收入只有孙祥凝爸爸的几十元退休金。两个大一点女孩每天放学要做纸盒、喂羊等,帮助家庭度过难关。
李平(林彪专机机械师、100团三大队机务中队长)家在天津,“光荣军属”的牌子被砸掉了。他妻子是纺织女工,要上班,还要带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还不满2岁。李平妻子多次带孩子到空34师上访,要求解决实际困难。 邰起良(林彪专机特设师)妻子姓李,被下放到热电厂图书室,她患有严重的硬皮症,在大女儿18岁时病亡。陈希融(“九一三”后空34师100团政委)去了好几趟热电厂,讲清楚,房子要给,孩子要养起来,部队也要管。陈希融每年都要去看望两三次,管到大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小女儿读完高中,送去当兵,调回西郊机场,以后又转业到民航做空姐。张延奎(林彪专机机械师)新婚不久,妻子奎某某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外事部售货员,正怀着身孕。“九一三”事件后她流产、改嫁,闭口不谈这一段经历。张延奎父亲来找过部队领导,哭诉他家三代贫农,儿子年年立功受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公社把我们当反革命家属对待,老伴哭瞎了眼睛,家里连口粮都没有了。陈希融动员机关干部捐粮票和100元钱,并嘱咐他不要对任何人说。
空34师对三位空勤机械师的处理,关系到军心稳定。1978年5月22日,李平、邰起良、张延奎的家属拿到了总政颁发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结论是“随机坠毁死亡”,侧页写道:“……是林彪叛逃飞机从属人员。经空军党委研究决定,按正常死亡对待。其家属的抚恤金按病故干部的有关规定处理。”李平家属拿到了230元的抚恤金。
1980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邓小平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话。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潘景寅)是个好人。”孙祥凝拿着这份《人民日报》上访,1981年12月23日,终于也得到一张总政颁发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归还了抄家物品,补发了7000元。残疾的大女儿安排了工作,二女儿被调到海淀医院。潘景寅、李平、邰起良的妻子相继病故,而他们丈夫的遗骸至今仍在蒙古温都尔汗。
林彪司机杨振刚糊里糊涂搭上性命不说,还背着“林彪上飞机托了一把”的罪名,被开除党籍。1974年王兰多(杨振刚妻子)和三个孩子被赶回农村。 王兰多逝世后,笔者曾陪杨军玲(杨振刚大女儿)、杨军梅(杨振刚二女儿)去军委大楼上访,接待人员说恢复党籍有什么用,置之不理。

“九一三”一年后林办人员转移地点继续关押

亚疗常年有300多名看守,四个“男犯”队,一个“女犯”队,每队十多人。因为“犯人”有进有出,确切数字只能等待中央档案馆解密。“犯人”分三六九等,林彪与黄吴李邱的身边人员主要是学习和检举揭发。毛泽东曾说:(林彪)这些秘书,是党派他们去工作的,林彪搞阴谋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情,要区别对待。这个讲话传达后,“犯人”们深受感动,促进了他们深入揭发和交代问题。
1971年底,中央专案组释放第一批人,包括林彪、叶群的厨师、水暖工、管理员小童、两位裱画师等,1959年调离林办的秘书吴欣峰也放了。可是一年快过去了,不再有释放迹象。几乎每个“犯人”的家属都受到牵连,孩子又小,家庭生活遇到极大困难。不安的情绪笼罩着,时间越长危机感越深……
1972年9月20日,中央专案组上报《关于整顿对审查对象和学习班人员管理工作的请示》:“拟对与林彪一案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学习班人员分别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或回原单位、或分配工作、或继续隔离审查、或关押。”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穿着陆海空军装的男女老少集中在大会议室,台上坐着中央专案组的李震、郭玉峰、王道义。李震传达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2]37号),他强调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照发的。大意是:全党、全军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揭批查的工作尚需进一步深入。根据专案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在原学习班的基础上,将林办、黄吴李办人员以及与林案有关人员,集中起来办另一个学习班,由中央专案组直接领导,工作人员由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选派。任务是学习马列,深入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并进行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时间暂定一年。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政策性强的工作任务,中央要求必须把它做好。李震宣布新学习班设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由王道义负责。前一段学习班的成绩应予肯定,并提到林办工作人员在林彪逃跑的关键时刻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如果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立奇功。”
两辆军用大卡车装载50多人,从西郊亚疗开往南郊团河劳改农场。 团河学习班的工作人员有100多人。与亚疗一样,有两套班子,一套是27军派来的军人班子,除专管行政生活和劳动的干部外,有一个炊事班,一个警卫排,负责看管。还有一套专案班子,由公安部、中组部、团中央、总政等干部组成,组织学员学习,以及政治审查。
团河学习班编了六个班。一班主要是“九一三”之前已经调离毛家湾的秘书,班长张云生,副班长李德,班员张益民、赵根生、周珩盛、邹常健、罗孝礼(林办管理员),外加一个黄永胜的儿子项阳。二班是在位的林办人员,班长阳地,副班长王焕礼,班员有李春生、李根清、蒋葆生、宋德金、王克林、王立彬、刘文儒(林彪内勤)。三班主要是帮工,班长肖江、副班长刘吉纯,班员张展、倪煜、杨森、穆宗文。四班是黄、李办以及陈伯达秘书。班长吴玉琪(黄办秘书),副班长朱占友(李办秘书),班员吕增辉(黄办秘书)、费四金、郑道永(黄办秘书)、谭安(李办秘书)、温东盛(李办秘书,后任海政秘书处长)、王文耀(陈伯达秘书)。五班班长张叔良、副班长刘继祥是李办秘书,班员是吴办秘书张启尧、马崇祥、张云龙、李珩富,还有周如津(吴办保密员)、刘伟钦。吴办前秘书王南山、蔡秉霖等人也被召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没人管理,但要揭发。蔡秉霖1969年8、9月调离吴办,他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揭发的事情了。1972年5月,他打电话找李德生秘书,问是不是可以回去。李德生秘书说:你们还在啊?你们可以回部队。他们就回去了。 六班是女班,班长辛淑珍(黄永胜护士),副班长小郁、孙福荣、小王(301医院护士)、小张、小袁、鲁莹、张宁、王淑媛(林办服务员)。
团河大院有三栋低矮的鸡舍,比普通住宅开间大,却只有一个没有玻璃的小窗户,房门是不刷颜色的粗木,黄土墙,鸡屎遍地。学员们领了扫帚、锤子、铁锹和糊墙的旧报纸各自打扫。每个班两间鸡舍,第一栋一、二、三班,第二栋四、五班,第三栋六班。团河的冬天特别冷,屋里要生煤火炉。公共厕所在平房东面几十米处,饭是连队炊事兵烧的大锅饭。兵营式生活,早上出操跑步。晚饭后可以看书,自由交谈,给家人写信,可以散步但不准出院,更不准男女来往。
团河院子里有很大一片果园,有很多葡萄树、桃树等,还有一块几十亩的水稻地,分成六大块种蔬菜,自给自足。学员们半天种菜、管理果树。周一、二全天学习马列,开始半年还比较活跃,到1974年学习被批林批孔所代替,再以后就放任自流了。

毛泽东不满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

1973年春,毛泽东提出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5月20日至31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中共十大做准备。十大本应在1974年举行,因急需修改九大党章中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急需调整,所以提前召开。筹备十大有三份重要文件,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以及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毛泽东说:不应再搞那些烦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
8月20日,毛泽东阅十大政治报告稿后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同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读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 同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73]34号)下发。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毛泽东一向对中央文件要批“同意”或“照发”,却未见对《审查报告》有何批示。第二,处理高岗问题有七届四中全会,处理刘少奇问题有八届十二中全会,而处理林彪问题的九届三中全会空喊多年,却始终没有召开。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十大会议,自始至终没有提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11月2日下午,毛泽东对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说:十大解决了林彪的问题,他准备搞政变。 显然毛泽东坚信林彪是要搞政变的,但他并不满意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再看王良恩、李震的自杀,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遭受的围攻,李德生、纪登奎的调离和辞职,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林彪专案经办人王良恩、李震相继自杀

1973年1月3日至8日,中央办公厅召开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主要围绕王良恩与庐山会议华北组六号简报的联系、与林彪集团的关系及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进一步揭发。随着中央办公厅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提出王良恩与林彪集团扯不清的一些疑点,对他的“批评帮助”也逐步升级。毛泽东说:中央办公厅有坏人。王良恩吓坏了。 江青断言:“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王良恩四次检讨仍过不了关。1月26日,王良恩在家中卫生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否认与林彪集团有串通。 王良恩原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该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太多,只有死,没有办法。
无独有偶。1973年10月21日午夜,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向西30多米处,颈上有明显勒痕。 连云山(北空某部干部,曾任总政驻《人民日报》军事记者)抗战时期就认识李震,他认为李震是个大冤案,他不会自杀,怎么可能在自杀的当天上午还与林豆豆谈话? 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分析案情,认为李震没有理由自杀,中央在政治上没有不信任他,家庭也和睦,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纪登奎、吴德协助。1974年1月,公安部结论李震是自杀而死。 1977年3月,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赵苍壁(公安部长)为首的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中央批准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
李震亲自审问过包括黄吴李邱在内的所有“九一三”关键“案犯”。中央警卫团的卡车追着林彪专车冲进山海关机场,战士们端着上刺刀的枪急切要求把飞机堵住,说小林贼把父亲劫跑了。 追到山海关机场的刘吉纯也说林立果绑架林彪。 机组被丢下的5人对纪登奎、李震说,他们在山海关机场塔台听到中央警卫团领导用电话向北京报告“首长(林彪)让老虎(林立果)和叶群搞走了”。当时纪登奎义愤填膺地说道:“儿子、老婆能绑架老子吗?” 李震则没有说话。
李震曾专门讯问刘继祥:“九一三”这么大的事,李作鹏怎么去游颐和园?刘继祥说:那个星期天很平静,按惯例军委办事组不办公,李作鹏孩子提出去颐和园。本不想兴师动众,警卫员小刘说颐和园不开放,只能给颐和园派出所打电话联系。除了李作鹏,在西山的董其采、李小征(李作鹏二女儿)、李幼征(李作鹏小女儿)、李炎天,还有司机、警卫员都去了。他们在颐和园游了一上午,中午回来吃午饭。 这哪里像搞政变的样子?知情人也揭发不出黄永胜等人在“两谋”上有什么活动。至于吴法宪揭发1971年8月8日叶群说政变,却得不到另一个知情人邱会作的认可。纪登奎明确说:“九一三”谋害毛是有的,谁告诉林了?黄吴李邱也不能证明知道。 林彪秘书张云生推测,李震的死肯定与他介入林彪专案有关。林彪一案事关重大,疑点颇多,李震也许是由于天真,加上他办事过于认真,使他的言谈和判断都与“最高”的意图产生了不和谐音,他可能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政治死胡同,在绝望之下,以死解脱了自己。

周恩来被围攻和李德生被批判

1971年9月2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拟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林、陈专案工作小组,掌握和整理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摘要呈送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审阅,这个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但毛泽东还是要让周恩来负责林彪专案,9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1972年5月,积劳成疾的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但他仍在超负荷工作。
1973年11月17日,有人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谈话,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周恩来被江青、姚文元斥责为“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的代表”。12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周恩来谈话,这次会开得好,就是讲错了两句话,一个“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974年初批林批孔“批周公”,过度操劳和不断的精神折磨,加重了周恩来的病情。从3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不得不住进305医院,确诊癌症有新的发展。大手术后,他每天靠输血和其他治疗维持体力,但仍然坚持工作。
毛泽东放过病入膏肓的周恩来,转而修理4个月前当上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1973年12月12日19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20点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议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陈锡联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跟曾思玉对调;许世友跟丁盛对调;韩先楚跟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刚去,不要动。毛泽东转向李德生说:你是唱李铁梅 的,你一家出了个李铁梅,你是陪绑的。你也做些好事吧,将来上帝也请你喝烧酒。毛泽东说了一句顺口溜:李德生活到九十九,将来上帝也请你喝烧酒。“司令常来又常往”,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 12月12日至15日,毛泽东连续四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复讲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多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强调事不宜迟,他要让各大军区背对背揭发问题。12月23日中央确定,各司令员1974年1月1日上任。
1974年8月23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会议,一道谈一谈。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们,有少数同志或多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 王洪文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说的“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事后看,毛泽东之所以让李德生到沈阳军区,是因为毛远新(沈阳军区政委)在那里。从8月26日起,王洪文、毛远新向李德生提出十几个问题,逐个追查、批判、无限上纲,逼他“交代”。沈阳军区小组由毛远新唱主角,不仅想把李德生与林彪、黄吴李邱联系起来,还想把他与林立果联到一起。毛远新认定李德生是林彪司令部的人,“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3年半了,总政不仅没有抓好这个中心,而且吹捧林彪,为林彪干了很多事情。主席那么信任你,派你到军委办事组、北京军区掺沙子,你起了沙子的作用了吗?你起了黄泥巴作用,糊得更严了!主席叫你和他们划开,你却请黄永胜作报告,帮他们销毁罪证材料。你完全辜负了主席、中央的信任和希望。”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在会上连连发难,大会小会开了两个星期。李德生看出他们想罗织罪名,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他从大局考虑,9月10日在大会违心作了“检查”,才结束了会议。
李德生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1974年3月,经王洪文批准,李南征(李德生二儿子、二炮某基地副连长)从外地秘密押解北京,关在一间小屋里,冬天冷得打颤,夏天蚊虫叮咬,逼他交代李德生的问题。曹云莲(李德生妻子、总政直政组织处副处长)也遭到大会小会批斗。

毛泽东要李德生辞去中央职务

1973年春筹备十大时,议定了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的提名后,毛泽东提出是否还增加一个,副主席候选人中有老的,有青的,但还没有中年的。周恩来建议加李德生,毛泽东同意,与会者无异议。李德生当即表示自己不适宜做党的副主席,提议李先念。李先念轻声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8月2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李德生当选党的副主席。
李德生回忆:“我在中央工作4年,越来越感到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不参加中央活动,我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职务。我觉得这样比虚有其名好。中央派人同我交谈后,只同意我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职务。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提出上述请求,毛主席批示同意。”
纪登奎是另一种说法。1974年底,纪登奎、李先念奉命和李德生谈话,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前从未有过辞职先例,李德生很诧异,还在对“四人帮”整他的事生气。纪登奎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们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便不再说什么了。 1975年1月,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和李德生同为“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搭档北京军区,执行毛泽东“挖墙角”的命令。中央专案组清查“九一三”的日常工作是汪东兴和纪登奎,主要是纪登奎管到最后。李鑫(康生秘书)说:林彪专案不是小问题,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比刘少奇案还要大。纪登奎深知林彪专案很难,所以非常谨慎。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办完,1973年他就不管林彪专案了。纪登奎对儿子纪坡民说:毛老头就那么放心?他怀疑我们专案搞什么鬼,塞什么私货。不光这一件事,党内事很多。(批林批孔)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和我很被动,批了一个月,毛刹车告一段落。
纪登奎还对纪坡民说:掌握军权和当个文官,情况不一样。不再被信任,战争年代可以上战场拼杀以示忠诚,而和平时期只有辞职。1975年底,毛泽东指示“帮助”邓小平,指派纪登奎在内的八人专门开会批邓。邓小平感到毛泽东不信任他了,主动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比他被撤销党和政府的职务要早三四个月。纪登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挨了批。会后不久,他去找邓小平要求辞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邓小平表示挽留,最终因纪登奎的坚决要求,还是同意了。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部长)、王鹤寿(中纪委副书记)受中央委托,要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纪登奎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主动辞职。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纪登奎、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提出的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要求。

林彪保健医生的信与毛泽东护士长的泪

中央1972年以“红头文件”决定成立团河学习班时暂定一年,可是1973年8月十大开过了,也给林彪定了罪,中央专案组在《审查报告》最后说:“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同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10月21日负责团河学习班的李震死了,团河学习班处于“无人管”状态。1974年、1975年春节相继过去,仍然没有解散的迹象。秘书们年复一年种菜、养兔子、打乒乓球,无聊之极。
1975年2月下旬,毛泽东圈阅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关于专案工作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出释放90%的“五一六”审查对象,中央专案组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但林彪案有关人员拟放后一步处理,不包括在内。 3月8日,毛泽东批准,除林彪专案外的审查对象绝大多数解除监禁,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3月17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 ,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293名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但林案在押人员仍无人理睬。1975年8月17日15点,郭玉峰突然召集团河学习班全体大会,宣布毛泽东最新指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郭玉峰要求七天内必须结束学习班,不准拖延。要抓紧时间给每位学员作出审查结论,分配工作。军队人员由总政分配,地方人员由中组部分配。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如何发生的呢?这要从蒋葆生的一封信说起。
蒋葆生1955年毕业后分到北京医院,1956年进入院保健办,1961年黄树则(卫生部保健局局长)要他担任林彪保健医生。蒋葆生不愿意去,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1963年9月10日他到毛家湾上班。1967、1968年总后王之敬担任林彪保健医生,1969年1月又叫蒋葆生去了。因为林彪不见医生,所以蒋葆生基本上见不到他,主要由叶群张罗。“九一三”时蒋葆生在北戴河,随林办人员被收审亚疗,又到团河。团河学习班后期允许学员星期日轮流回家。蒋葆生回北京医院探家偶遇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谈起林彪几个内勤才20岁,在学习班一蹲三四年,以后怎么办。汪东兴听李志绥说后表示同情,转告蒋葆生如实写一下学习班的情况,他找机会转报毛主席。蒋葆生深知高层政治的复杂和风险,他简短写了几句。李志绥转达汪东兴的意见,他要的是团河学习班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蒋葆生本人的不幸遭遇。只带一笔那几位战士就行了,他管不了别人。信直接写给毛主席,不要露出由汪东兴代转。
1975年6月24日,蒋葆生在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原系北京医院医生,‘九一三’事件前经组织派往林彪处做保健工作。‘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决定我参加学习班,集中学习,到现在已近四年,而我的问题如同其他学员一样,至今仍未作出正式结论。当前,全国正遵照您的指示,认真落实政策,我感到十分鼓舞。渴望自己也能早日回到原工作单位,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其他学员同志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以后蒋葆生对张云生说,他本意不是为自己,他可怜那几个年轻的小战士。林彪内勤受蒋葆生的业务指导,他们困在这里几年,出路在哪里?蒋葆生认为只要毛主席说句话,放几个小战士出去,他就满足了。
毛泽东几次说过要给林办人员出路。1971年11月20日晚,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等人时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在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1973年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谈到批林整风问题时,说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以前就是有错误,允许改正,犯过错误的,应该向党说清楚。今天不认识,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认识,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的,只要自己承认了,允许改。……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被错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读书,得机会嘛。 毛泽东的说法一次一变。
汪东兴乘毛泽东不在,悄悄把蒋葆生的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几天过去了,毛泽东并没有理睬。6月30日,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提醒他有一封信。毛泽东问什么人写的,吴旭君说:蒋葆生多年给中央首长做保健医生,工作上兢兢业业,为人也老实。后来给林彪当保健医生,赶上了“九一三”事件,和林办所有人员进了学习班,一待好几年,家里有病人也管不上,实在可怜。吴旭君知道蒋葆生被关押时,他妻子刚生第二个孩子,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而毛泽东听到“林彪”二字,没有吭声。吴旭君见状流下了眼泪。毛泽东问她怎么了,吴旭君说,蒋葆生的现在就是她的将来。她在主席身边工作,因有主席保护,她有安全感。可是主席毕竟年迈,她一旦离开了主席,万一……毛泽东这才坐下看了蒋葆生的信 ,当即批示:“中央: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请讨论决定。”7月1日,关于林办嫌疑人员的处理问题,毛泽东批道:“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毛泽东这两个批示,不仅解放了团河学习班的全体学员,也解放了被中央专案组单独关押的于运深、李文普、郭连凯等人。蒋葆生本意只想给几个战士解围,没想到毛泽东高抬贵手,释放了团河学习班的所有人员。
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但不能回野战军,不能去要害部门,不宜从事保密性强的工作。王焕礼因在林办时间短,没做结论,平级到山东某军分区任政委。李德分配到后勤学院教哲学,以后按副军职离休。李文普降级转业,到山西某石棉矿任副矿长,郭连凯也降级转业,到山东聊城任体委副主任。赵根生转业到河北邢台水电局任副局长。李春生分配青海某县武装部当干事,以后转业回上海大学教哲学。周珩盛到黑龙江省绥化军分区,阳地到吉林军分区,张益民到铁岭军分区,张云生到抚顺军分区。
于运深到四川广安县武装部,降级任副科长。因结论是犯有严重错误,让他转业,并不断赶他走。于运深因此得了脑溢血。他到处写信,谁上台就给谁写,到北京探亲他专门到中纪委上访,马英杰(中纪委副秘书长)非常同情他。
蒋葆生虽有军籍,但他坚决不去解放军总医院,而是回到北京医院,从内科医生干起,一直做到北京医院医务副院长。陈占照在“九一三”前已经提干,回他的老单位泰安机场,进修后当了航医。 张恒昌、王立彬、王克林都是战士,分到解放军总医院,干得非常好,可惜报了几次,就是提不了干,最后他们都复员回了农村。
1975年7月初,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谈到毛泽东关于原林办人员的批语时说:政治局要议,现在是主席批一件,我们动一下。其实主席树立了政策,我们顺着去做。毛泽东说:关,不是办法。邓小平谈到要给林彪女儿林豆豆公开分配工作时,毛泽东说:好,赞成。 7月24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涉及林彪一案的被监护审查对象的通知。通知指出:“审查对象的结论和处理,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执行审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 毛泽东批示传达后,全国各地受林案牵连的上千人才得到“特赦”。

“四人帮”倒台后黄吴李邱被关进秦城

亚疗的“犯人”不断往外转,一般是头一天通知本人,由新来的人负责看管,第二天戴上手铐走了。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后,亚疗仍有40多名“犯人”。年底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周赤萍、刘丰、刘锦平、米家农、解耀宗等一批高级干部被移送秦城监狱。12月31日,黄吴李邱也被关进秦城监狱。
1980年公审后,李作鹏恍然大悟,当时毛泽东经过10天考虑后,确定他们隔离审查,是在毫无根据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决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以林立果伪造的林彪“手令”为据),其二,武断认为他们就是林彪“死党”,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乱的阴谋,但他们不主动交代(江腾蛟就主动交代了),其三,根据以上判断,防止发生“军事政变”。毛泽东没有发现黄吴李邱有什么发动“军事政变”的征兆,同时林彪摔死了,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企图也烟消云散。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样平静,全国特别是部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军委办事组已回到西山照常办公,处理全军重大问题。但是毛泽东心里仍不踏实,似乎还潜伏着重大问题未被发现,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交代报告问题,故采取“关押反省”措施,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军队领导的高度不信任。
1973年以后,因为没有查出什么名堂,审查也就停止了。监管邱会作的一位副连长对邱会作说:“1974年5月,要把你们安置在外地,后来没信了。1975年春节前,又决定把你们安置在外地,后来也没信了。总之,对你们几个人,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是当大事来抓的。”
黄吴李邱在北京卫戍区关押时一直佩戴领章帽徽,进秦城才换囚服。吴法宪实在想不出把他们送进秦城的理由,毛、周在世,恐怕是不会送他们到这里来的。他们没有参与“政变”,没有反对毛主席,翻来覆去查了5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吴法宪思前想后,能送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的,当时只有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有些情况不了解,也不怨他。汪东兴与黄吴李邱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很多事情是他鼓动做的,“四人帮”倒台了,竟然把黄吴李邱送进大牢。
1978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从江西迁入亚疗。亚疗最后的“犯人”张发云、时念堂、叶镇、李松亭等25人被押到山西,到了山西就分开了。张发云1980年转到太原,1982年释放回北京,交回空军政治部,按月发生活费,刚开始几百元,后涨到几千元。看病在空军总院实报实销。空政像他这样挂起来的还有王德春、赵光第、王启夫等。

莫名其妙的“发射名单”和走了样的《内部参考》

1975年4月,杨富民解除关押,9月他到济南军区农场劳动。1977年8月,他被召回北京,空军专案组的结论是“上贼船,犯方向路线错误”,发配到空军武功12厂任副厂长。杨富民二话没说,到武功12厂接上了组织关系,先下车间锻炼。他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平静过去,谁想“九一三”事件过去六七年了,蹦出来一个“发射名单”。其中提到杨富民等四人态度最好,被列入“发射方案”第一批名单。杨富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发射名单”,更没有听说过“小舰队”,却不由分说被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按副团职转业。他回到家乡山西芮城,担任公社副主任。
原来文革初被赶到干校的一些人“杀”回空军,发现刘沛丰笔记本上有一个机关干部“发射名单”,分核心骨干、一般骨干、外围。其实这是发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名单,刘沛丰写字潦草,空军专案组误把“放”当成“射”,成了发射导弹名单。张廷发说:“凡在‘发射名单’上的人一律开除党籍。”1978年6月,空政召开党员大会,宣布空军党委对空政一批人的结论及处理决定,同时在6月22日的《空军报》头版匿名批判。
1983年空军来人,改了杨富民档案里的结论,行政降一级,不恢复党籍。本来中纪委规定,涉嫌“两案”人员结论的上报材料,必须有本人意见和签字,而杨富民对给自己的几次结论毫无所知。杨富民妻子自他进监狱后,吓得吃不进去饭,1985年因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早逝。芮城县给空军写信,要求恢复杨富民党籍,空军不予理睬。杨富民到了年龄按副县级离休。
《空军报》在“九一三”后没多久就停了刊,章镇在办公室写交代材料。1972年8月,空军去干校的一些人回来后,章镇进了学习班。以后到定兴农场,又到孝感劳动,1977年他回到北京,10月到空军航修厂任车间副主任。1978年夏,空军给了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按副营职转业吕梁地区。以后改了结论,按副团转业,党内留党察看两年。《空军报》处以上干部除留用一名干部外全部转业。王启夫曾被报社安排陪林豆豆下部队采访,也成了他的罪行,他被关到1978年,复员回老家。
官伟勋1970年8月前离开毛家湾,与林彪、叶群再无联系,他没有进学习班,还参加了空军整理林、吴反党集团材料组。可好景不长,1974年1月批林批孔,空政机关“放火烧荒”,点了他的名,说他是“大军阀李德生”“包庇”下来的“黑教员”。苏延勋牵头贴出九人大字报,说官伟勋问题严重,“远远没有查清”。4月12日,官伟勋被停职审查,到南苑农场劳动,也没人管。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并做了摘记卡片。1977年8月让他转业,经他再三要求,才让他看了“结论”,说他在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还打印有“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的字样,时间是1977年8月3日。官伟勋表示他没有签过字,还是被哄骗到四川彭县空军工厂当车间副主任,1978年他转业到重庆市博物馆,以后调回北京在《中国农民报》 任编委。官伟勋不知写了多少次申诉信,根本无人理睬。1983年2月21日,空军给《中国农民报》上级主管部门寄来空政党委关于官伟勋“免做结论”的决定,请他们通知本人并清理其档案,将本人写的检查退还本人。
但噩运并没有完。1983年11月4日,新华社编发《内部参考》报道空军党委关于整党的消息,谈到原空军“三种人”受到地方重用,比如“原空政文艺处副处长转业,钻进《中国农民报》”。官伟勋分别给中央整党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写申诉信,指出这是对他新的诬陷,要求中央予以追究,并澄清、道歉!军委清查办负责人将信转交余秋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查问空军,空军党委说是新华分社编稿子走了样。官伟勋说:从37岁到57岁,在这个人生精力最充沛的生命段中,我却不得不一次次为这些诬陷写申诉信,足有一米高,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

舒云附记:本文根据本人72本采访笔记和相关材料写成,仅是“冰山”一角。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中央专案组始终没有找到黄吴李邱以及绝大多数知情人涉嫌“两谋”的证据,而涉案人员仍被关押几年、十几年,有的并被公开审判,定罪判刑。这只能说明人治是没有标准的。为这样的罪恶不再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启动复查,也希望更多的当事人勇敢站出来,留下记忆中的昨天。

2019年12月24日再次修订
2020年2月8日最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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