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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四二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1月 30, 2019 9: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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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四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11月30日第142期(增刊)


〖山西文革专辑3:段立生专辑〗

书海泛舟

丁 东 一个可以引发不尽思考的人生记录(《坎坷当歌》序一)
孙 涛 窥小我可观大史(《坎坷当歌》序二)
李 辅 踏平坎坷当放歌(《坎坷当歌》序三)
石名岗 一代人的启蒙记录(《坎坷当歌》序四)

段立生 山西文革回忆片断(《坎坷当歌》选读)

第七章 “四一四”搞乱了山西(节选)
37.“四一四”风暴,党校 “东方红”的“五评”叫响省城
第八章 黑色的“七月会议”
40.进京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41.一边倒的“七月会议”
第十四章 批谢、曹的省委扩大会议(节选)
74.王谦落选
75.卧底刘贤志几次对我诱探
76.张、赵是那个年代中优秀的觉醒者,奋斗者
第二十一章 历史的责任(节选)
118.山西文革史在全国文革史中具有显明的独特之处
尾声 立秋之岁的梦想
后记
段立生著《坎坷当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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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一个可以引发不尽思考的人生记录
(《坎坷当歌》序一)

丁 东

最近几年,民间出现的与文革相关的个人回忆录日渐其多。虽然明知公开出版希望渺茫,仍不能泯灭志士仁人为历史留下证词的努力。段立生所著的《坎坷如歌》,就是这样一部沉重的回忆录。
回忆录份量的轻重,与两个方面相关。一是作者在历史活动中的角色,二是作者回顾历史的态度。段立生在文革中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山西一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一直处在山西政治漩涡的中心,这就使其个人活动的历史内涵,重于一般常人。作者晚年投身文革史研究,参与组织《文革在山西》一书撰写,历经数载,阅读了相当一批研究历史的论著。他借助当代史学成果,反观自身经历,也是加重本书份量的思想因素。
文革叙事大致可分为三种语境。第一种是邓小平语境,也是当今中国的官方语境。第二种是毛泽东语境,曾经是中国的官方语境,现在是“左派”坚持的语境。第三种是独立语境。本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自成一家之言。追求这种语境者多为民间治史者。近几年出现的杨继绳、钱理群、李逊的文革史论,是此种语境里的佼佼者。
《坎坷如歌》拒绝第一种语境。持第一种语境出版的山西高官回忆录,把段立生当作污名化的对象,他在这种语境下,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领袖撰写回忆录,选择第二种语境,仍然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作是非的准绳。段立生虽然以造反派领袖闻名于山西,但他没有选择第二种语境。他曾经信仰过毛泽东,早已幡然醒悟。《坎坷如歌》的追求,大体属于第三种语境。他要跳出官方叙事,在国家和民族的苦涩氛围中,讲述个人的悲剧命运。
这部回忆录最让人关注之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特殊年代的地方政治。
文革中,中国省一级政权都发生过权力更迭,有的不止一次。山西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刘格平取代卫恒,第二次是谢振华取代刘格平,第三次是王谦取代谢振华。
现在看得很清楚,地方的权力更迭,无不是源于毛泽东和中央的政治需要。毛泽东手中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从来不曾失控。文革初期宣扬大民主,宣扬自下而上的革命。其实,每一次权力再分配,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
启用刘格平夺山西省委的权,最高决策者只能是毛泽东,康生或关锋都不够资格,他们不过是出面执行罢了。刘格平本是资格最老的回族中共党员,仕途受挫,文革前安排为山西省副省长,是省级政坛上的一颗闲子。他和登报出狱的薄一波等61人的不同经历,让毛泽东一子二用,既可强化刘少奇重用叛徒的罪名,又可树立一个“一月革命”的夺权样板。这才是让他主政山西的原因。
然而,刘格平很快与一起夺权的军队干部张日清等发生分裂,他们使山西派仗打得不可开交。武汉720事件以后,毛泽东有了新的战略部署,不再寻找刘格平、王效禹这样的政坛闲子在各省进行权力洗牌,而是依靠军队重建秩序,力求天下大治。这样,山西驻军领导人谢振华取代刘格平就成为必然。
王谦取代谢振华并不是毛泽东亲自授意。中共十大,毛泽东为了坚持文革路线,决定让文革中涌现的工农代表进入中央领导层。陈永贵作为农民代表进了政治局。原来,陈永贵在山西省委班子里排名第三,现在成了谢振华之上的中央领导人。他在文革初与刘格平一派,和谢振华有宿怨,这就有了翻盘的机会。江青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所思所虑就是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她从进京演出的晋剧《三上桃峰》嗅出异味,罗织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加上谢振华在山西曾积极批极左,于是,政治局内江青派和陈永贵形成倒谢合力,导致1974年的山西领导层的权力更迭,谢振华被王谦取代。王谦文革前是省长,文革初本是被夺权的对象,这时转而投靠陈永贵。
1976年10月6日以后,陈永贵、王谦以为依靠华国锋便可立于不败之地,对山西接近谢振华的干部群众大面积整肃。不料邓小平东山再起,华国锋失势,山西政坛再次发生权力更迭。
这些更迭,构成了段立生命运起伏的背景。文革前,他只是山西省委党校的一名普通学生。文革初不幸挨整,为翻身而造反,成为本校群众组织的领导。省革委成立时要有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本是一种三结合的点缀,段立生因家世清白被定为常委,从此卷入山西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这一派组织因与军方亲近,使他在政坛上一度春风得意。局外人只知道他二十几岁暴得大名,却不知他曾想回归常人生活而不得。风光短暂,凶险却几乎伴随一生。政坛斗争的绞肉机运转不停,他已经无法置身局外。
毛泽东担心刘少奇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在身后否定他,不惜发动文革,让天下大乱;担心邓小平翻文革的案,临终前还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文革中两遭羞辱,刻骨铭心,他也担心身后生变,于是联手陈云清查三种人,把文革中参加过造反的青年人全部赶出政坛,以除后患。毛泽东和邓小平评价文革截然对立,但他们都十分看重身后事,为此不惜把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这是党国政治刚性逻辑的体现。胡耀邦、赵紫阳等想在三种人问题上有所变通,都力不从心。段立生后来的命运,不会因地方主政者的不同,出现其他的假设。可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然而,段立生毕竟有一度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过权力,曾经让权力有益于民生,在当地留下了正面的评价。他接触的政层要员,也非千人一面,而是具体的,鲜活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些往事记录下来,也可成为人们思考历史、观察现实的参照。读者可以通过一个著名造反派的往事回忆,引发不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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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窥小我可观大史
(《坎坷当歌》序二)

孙 涛

我退休后,为了写作《虔诚与疯狂》这部历史纪实作品,结识了许多太原地区文革时代的群众组织领袖,段立生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在未结识段立生先生之前,对这位当年红联站的“司令”,我早就知其大名,也风闻其不少事了。在山西那十年的疯狂历史中,省城太原简称为红联站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为兵团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为红总站的山西省批判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这三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如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一般,争斗不息,来回折腾,其各自的派性势力,绵延至全省各地基层。在山西的文革历史中,段立生无疑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是文革初期受迫害的党校大学生,奋起而成为造反派,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办学习班结业后,先下乡插队,后被山西省委提拔为太原市清徐县的县委副书记,在山西高层的政治斗争和省委第一书记的人事更叠中,他的政治命运沉浮起落,最终被山西当政者打成三种人,背负起了难以承受的历史责任。
当十年文革的云烟散去之后,那段历史正在国人集体的遗忘中,被固化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红卫兵、造反派和走资派这样一些政治概念。在一些年轻人的认识中,常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把走资派全部当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那十年历史的发展和走向中,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主席,所依靠和所打击的对象,也是随运动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我在《虔诚与疯狂》一书中,将山西的文革分解为五个阶段。下面,且将段立生个人的政治命运,放在这五个阶段里,略作介绍和分析。
一、由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文革。
从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同年10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全国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段时间不长,往往容易被一些文革的回忆者和研究者们忽视。这期间,虽然在中央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已经发生了如何领导运动的分歧,但在北京、各省和广大基层,文革却是在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下进展着。这种指导运动的思想,其实也是中央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毛泽东主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具体部署的思路。中央向首都一些大学派出的工作组,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所谓牛鬼蛇神和学生中的所谓右派。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山西省委先揪出了袁振反党集团,向太原市委派出了工作组,向各大学派出了观察员,又公开批判副省长王中青,公开批判作家赵树理,对一些下级也采取了“舍车保帅”的办法,如对山西大学主持党委工作的刘梅、宋华青,以及太原六中党支部书记李雪明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评。
这一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在党中央机关报的号令下,在山西省委支持下,全省各地大专院校组建起官办红卫兵,这批以血统论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父辈掌握着党政军的大权,当他们扮演起文革主力军的角色时,自认为是在继承着父辈们没有完成的革命使命。他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横扫四旧,在文化界教育界揪斗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在社会上不断制造着红色恐怖。文化知识界的精英,各界人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历史上在旧政权里做过事的,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小商小贩,右派分子,宗教人士等等,全成了横扫对象。与此交织进行的,是高等院校的党委和中学的党总支、党支部,给学生分类排队,已经将一些向校党委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学生们,内定成了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而出身为中农,刚刚考入山西省委党校的段立生,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被打成了右派。为了挣脱这种政治迫害,还自己一个清白,他成了造反派。按当时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其时的段立生是革命的小闯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区分,这是重要的一点。
二、由各种造反组织引领的文革。
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夺取省委大权这一阶段,文革的主力军,变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他们以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为造反动机,将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和各级党委。发起成立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的段立生、赵凤田等,发起成立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刘灏、郭红、李生全等,发起成立太原六中32111公社的李金渭、刘大康等,发起成立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李大纲、方培泉、侯光天、王守仁等,发起成立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李青山、杨保明、赵日昌等,他们在运动初期几乎都是挨过整的学生。他们与血统论武装起来的官办红卫兵不同,不热衷于横扫四旧,揪斗文化界教育界的反动权威和社会上的各种所谓牛鬼蛇神。他们革命造反斗争矛头所指,是省委和各级党政部门中的走资派。后来,社会上各个行业都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学生们的造反派组织和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相结合,成为引领文革的主流。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这一时期,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造反组织。
三、由掌权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领袖共同推动的文革。
从1967年元月的夺权风暴开始,到1969年中央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以刘格平为代表的进入各级政权的领导干部,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各级武装部支左的军队干部,还有红联站、兵团、红总站三大造反派组织在全省的派系队伍,形成了混乱的派战。各地“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支持不同的派性组织,已经不再是被专政的走资派,而是成了被一派拥戴、被另一派打倒的人物。不同观点的群众造反组织,都视自己为文革动力,视对立面组织为打击对象。在这种混战中,双方都认定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人都可能朝为英雄,晚为囚徒。拥军派在地方武装部的支持下,多数时期占上风。当这种混战演变成真刀真枪的武斗后,两派中的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个阶段,从段立生本人到红联站这个组织,成了刘格平的对立面,以至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犯了错误的群众组织。革命的小闯将段立生,也就成了被革命的对象。
四、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队支左干部领导的文革。
“七二三布告”前后,军队支左,全面掌控了山西政局。这是山西文革中一段较长的时期,由谢振华开始主政,到江青炮轰谢振华为止。从山西的高层政局看,这是一段相对平稳的阶段。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当年的官办红卫兵和后来学生中自发形成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不得不远离了文革的主流,成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社会上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大小领导们,也大都成了学习班斗私批修的对象。在落实干部政策中,全省许多走资派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随着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这些不间断的运动,文革的受害群体依旧在扩大着。69军派出的一些干部,各地区、各县的武装部支左人员,在选择依靠对象时,以“支左”为标准,对以前支持张日清和各级军分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往往另眼相看,有的干脆站在一派立场上去整另一派。原先虽然也参加过各种造反组织,但并没有出任过主要领导的许多政工干部们,这时成了各条战线上各类专案组的主力。知识分子依旧是革命的对象。其他被斗争、被专政的对象,则更加广泛。文革初期受到官办红卫兵专政的牛鬼蛇神们,再次成为清理对象;参与武斗的群众组织骨干们,特别是反对过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们;新挖出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各种阶级敌人们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历史上有些政治污点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求生计而做了点小买卖的所谓投机倒把分子,门类众多,难以一一计数。在谢振华主政的这个阶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意图,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们,头上都被戴上了不同的官帽。段立生便是在这个阶段,由插队落户的大学生,逐步走上了清徐县委副书记的领导岗位。
五、由地方干部重新掌权后领导的文革。
1974年3月8日,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之后,以王谦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为标志,军队干部全面退出山西政坛,地方干部重新在全省掌权。批谢运动中,要批“谢曹路线”和“肃清谢振华流毒”,一批谢振华主政时使用的干部,几乎全经受了被革命和被整肃。陈永贵成了山西的太上皇,反大寨成了一种罪名,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随时会被戴上反大寨的帽子,成为阶下囚。直到结束文革后的清查运动,王谦一个划大线、切西瓜的政策,又将全省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划进谢振华的所谓路线上,成了被清查和被专政的对象。曾被陈永贵挥舞着反大寨的鞭子,批斗过多次的王谦,此时却紧跟着成为中央首长的陈永贵,接过了反大寨的鞭子,狠狠地抽向了别人。也就在这个阶段,段立生不断地被打倒、被审查、被批斗,最后,终于被打成了“三种人”,断送了政治生命。
无休止的斗争,始终贯穿在山西文革的这五个阶段。构成革命动力的人员变化着,变成革命对象的人员也变化着,共同之处是,全没有刑法依据,没有司法监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做刀片和当肉丝的角色,在不断地互相转替。造反派们,当年造反的原因和动机不同。如组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刘灏,是要给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翻案,而参与组建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段立生,则是要为自个及一批战友被打成右派平反。但是从造反派这个社会群体而言,在文革后期,大多数变成了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文革初始即被造反派们打倒的省长王谦,文革后期跟着江青炮轰谢振华的调子,在取代了谢振华,做了山西省委第一把手后,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袖段立生、刘灏、郝廷云等,便统统被送进了监狱。在山西,十年文革最后的胜利者,不是造反派们,而是当年被造反派们打倒的原省委王谦等所谓的走资派们。
山西的十年文革, 足可成为全国的一个缩影。在这种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中,作为造反派中的一名成员,段立生在山西的政权更叠中,曾当过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里,当过挨批判的对象。他插队当农民后,又一步步走上县级领导岗位,坚持为地方乡亲们办好事,坚决不在学大寨运动中跟上刮极左风,但随着山西政权掌门人的变化,他还是被逐出了官场。
段立生没有在政治斗争的失败中沉沦,也没有消极处世,得过且过地去打发日月,而是在人生的坎坷中,寻找新的生活,即便苦涩和艰辛、却也要将坎坷当歌,昂首前进。于是,他又有了一份属于社会,也属于他自个的事业。他创办的那个科技类小微企业,在几经磨难后,已相对稳定地发展和运转起来了。出于个人的爱好,他创办的画廊“艺缘斋”,也成了省城闹市区中,朋友熟人们海阔可谈艺、天高任聊天的一个好去处。了解他那个小微企业的创业历程,在他精致的画廊里品茗赏画,可以体会出段立生做事井井有条、有板有眼的作风。可惜的是,他已然成了党组织的弃儿,无法再主政一方了。
记得是在去年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来到“艺缘斋”,在与段立生闲聊时,他告诉我,在他晚年的人生规划中,还有一件大事情正在进行,尚未做完,那就是为自己写一部自传。我当即对此表示了支持,鼓励他一定要全面、真实地写好这部自传。我一贯认为,好的自传,应当归入民间的一种信史。我在退休后,在完成《虔诚与疯狂》一书时,深深感到,任何社会代表性人物,他们如果有一部真实的回忆录,对后人研究他们所曾经亲历过的时代和历史,是何等的宝贵!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赵瑜先生,在读罢我那部书稿后,写给我的一封信《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致孙涛兄》,被我当作序言之三,收入书中。对赵瑜先生此文中关于写史要写人的观点,我是十分赞成的。
赵瑜先生如此写道:“多年以来,国内‘文革’研究成果本来就稀疏罕有,在仅有的少量著述中,又往往重事轻人,使得后来者看待‘文革’, 总是云里雾里,瞧不清庐山真面目,亦不知究竟是何种力量,推演民众‘文革’巨潮翻滚。而轻视写人或者不敢于写人的结果,只能是连基本事件也说不清楚。因为任何全局性运动,无不是由具体人物来推进的。省城‘文革’各大派领导,正是一批具体的历史人物。……不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便不能解释‘文革’运动的主流向背,也就不能看清‘文革’真相。推及全省、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很欣赏赵瑜先生的这种认识。为了写《虔诚与疯狂》,我在社会调查中,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业已离世,无法再对其做面对面采访的现实,便多次遗憾地想,那些离世的当事者们,生前为何不为自个亲历的一些历史事件,留下一点回忆文字呢。为了让真实的历史不至湮没,为了让后人写史时不再想象和胡编,段立生先生身为山西文革的一位重要当事人,其自传,必将为历史留下宝贵的记录。当然,我也向段立生强调,能否做到真实二字,是他这部自传有无价值的唯一标准。事件的真与情感的真,必然带来善与美,事件的假与情感的假,必然连着丑与恶。
中国人写史,重视写人,是一种传统。太史公的不朽之作《史记》,便开创了一种人物传纪体的写史先例。然而,对这部史书中一些想象历史的写法,也还是留下了被后人诟病之处。
《史记》的《孙武吴起列传》中,太史公写孙膑与庞涓斗智时使用减灶法的一段,有情节,有细节,读时总让人叫绝。宋代学者洪迈,却对此提出质疑。他如此批评说:“孙膑胜庞涓之事,兵家以为奇谋,予独有疑焉。云: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方师行逐利,每夕而行此役,不知以几何人给之?又必人人各一灶乎?庞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齐士卒亡之过半。则是所过之处,必使人枚数之矣,是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又云:度其暮当至马陵,乃砍大树,白面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遂伏万弩,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钻之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夫军行迟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于车中,既云暮矣,安知树间之有白书、且必举火读之乎?齐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见《容斋随笔》中《孙膑减灶》篇)
洪迈的这种说法,细想也着实有理。齐军前进,途中吃饭,何必要人人挖一灶呢?魏军追后,派人一个个去清点炉灶数目,这还象急行军吗?魏军行军的速度,根本不是孙膑可以预料的,怎么可以料定人家在日暮时分,会准时到达树下而不差分秒呢?庞涓坐在车中,天黑了怎么会看到树上有字呢?即便是步行的士兵先看到后告知庞涓,齐军的万箭都齐发了,庞涓怎么连那八个字都没有读完呢?
写小说可以想象,并不一定要与历史原貌一一相符,可写历史则应尽力与历史原貌相符。如果把历史写得比小说还好看,在这类“历史书”中,仅凭官家文献的片言只语进行演绎,或者将民间的野史打扮一番,再嫁接给历史。这种历史,便只能是伪史一类了。如果孙膑和庞涓各有自传存世,太史公写这段历史,岂不有了些依据?
还有例子呢,陈寿作《三国志》,在诸葛亮传里写到“木牛流马”,原文是:“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又道:“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何为“木牛”?何为“流马”?陈寿仅仅点到而未加细述,因为他不曾见过实物。同是不曾见过这种实物的范文澜老先生,在他那部没有写完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却对“木牛”和“流马”作了如小说般的想象。他是这样描写的:“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倾倒。‘人行六尺,车行四步’,就是人走一步,轮转四次。木牛能载一人一年的食粮,单行每天走几十里,群行走二十里,虽然很慢,推车人却不大劳苦。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流马能载四石六斗食粮,比木牛多载,一天大概也只能走二十里。”
“木牛流马”是啥模样,至今未闻有考古挖掘发现,范老先生写史时却根据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想象作了介绍。但一个独轮车四角再加四个木柱,这车还能走吗?读这样的文字其实与读小说一样。想象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大忌,范文澜老先生的这种想象,便是写历史留下的笑话。
其实,聊这些,无非还是强调我的一种观点,作为一个地区、一段历史的代表性人物,要想让后人在研究这个地区、这段历史时,不去合理想象你和编造你,你能写出一部真实的自传供后人参考,对历史,对自己和自己的后人,那将是何等的重要。当然,这里还暗含我的一种告诫,你段立生经历的事儿多,同仁、朋友和战友多,所知各种传闻一定也多。你写自传,就是写历史,可千万不要以传闻说事,想象历史、编造情节、推测他人内心,闹出如太史公和范老先生那种让人诟病的笑话来。在我而言,与他即兴聊过了,也就罢了。而事后我读过他的自传征求意见稿后,便明白我的这些告诫,实在是一种多余的废话和赘语。
是在今年春季的一天,段立生先生突然来访,并取出一沓子打印稿,称其自传已经脱稿,想请我看看,提点意见。同时,还诚恳地邀我为他的这部自传作序。我惊叹于他的勤奋与毅力,留下了他的书稿。我的职业,决定了平生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也年愈古稀了,自然能体会到同样年愈古稀的段立生,书写出这么厚一部自传来,是付出了何等的心血。出于对作者这种心血的尊重,我接过了这部书稿的打印件。于是,在这个春天,我随着段立生的文字,走入了他的人生。我终于看完了,且感到有话可说。
第一,这部自传很有特色,它涵盖了传主七十余年的人生经历。时序如一条线,一个又一个人生故事,或长或短,如各色珠子,顺着时序,串在一起。传主没有宏大叙事的官话和套话,有些小事,虽然是在宏大事件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只是叙述清这件小事即止,避免了文字议论的空洞和概念。而这一件件小事,却又能让读者体会到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小人物的真实言行及心态。
第二,对非传主经历的传闻之事,基本上都能交待明白出处。比如在山西省委召开的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曾召集部份参会的领导赴京,中央首长对山西省委现任一把手王谦,组织批前任一把手谢振华的问题,也有过讲话。段立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引用了李先念首长在会上的讲话。这话是当时与会者太原市妇联主任王焕新女士记在笔记本上的。类似传闻,不落实不可采信,这种态度是严谨的。
第三,七十余年的人生中,传主接触过许多人,被他一一写入自传中者,可以看出,是对他的人生起到过正面或反面的作用,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朋友或者同仁。对这些人,除了涉及到个人隐私者未用真名外,基本上全是以真名实姓入传。我赞成段立生写自传时的这种态度。如此,他对自传的写作,也必然有了一个自定的严格要求,那就是实事求是,因为任何编造,都会给传主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四,段立生先生出身于普通农家,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他记下了那个时代普通农家的生存状况。无论是穿衣吃饭,还是劳动和上学,很多细节,是当代中青年读者未曾经历,也难以理解的。至于文革时代的政治生态,传主的故事,就是一种生动的折射。就以吃饭而论,传主上大学前在农村吃什么?上大学后在大学吃什么?造反后赴京告状吃什么?参加中央办的学习班吃什么?被关进监狱后吃什么?改革开放后,他被逐出官场,进入商海走南闯北时又吃什么?虽非着意记述,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很多描写。至于农村知青的生活,官场的冷暖无情,人间的世态炎凉,因是亲身经历,如实写出,就已经十分生动了。再比如经商创业时,要办一个小微科技公司时,所遇到种种政府的、社会的、以及熟人间的刁难,也反映出改革开放后的另类社会现实。种种政治层面的官场行状,底层社会的百姓生活,加上传主人生起落中的亲身感悟,让他的这部自传,为读者和历史留下了许多曾有的原生态。
希望段立生先生在将这部自传付梓前,对书中所写到的大事小情,再一一核准、落实。段立生先生不是作家,也不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进一步提高这部个人自传的文字艺术水平,有点难,但做到对所述人与事的核准、落实,应该是不难做到的。而后者,恰恰是这部作品的生命所在。
段立生先生的人生,确实是够坎坷了。可贵的是,在这种人生的坎坷中,他总是将坎坷当歌,踏歌而行。也正是这种生活态度,他在年过古稀之后,竟能完成《坎坷当歌》这部自传。读他的这部书稿,让我时时有一种感觉,从传主的小我身上,看到了一种大历史的宏观变迁。于是,便写下了《窥小我可观大史》这个标题,也写出了上面的这些文字。如蒙段立生先生不弃,将此文作了序言,我希望得到各界读者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正。

2019年5月于太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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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踏平坎坷当放歌
(《坎坷当歌》序三)

李 辅

小段的自传《坎坷当歌》,写出了他崎岖坎坷、跌宕起伏、奋力拼搏的经历,也写出了他不屈不挠、迎难而上、精彩纷呈的人生。“坎坷”道出了他一生的艰苦,“当歌”表达了他乐观的胸怀。
全书讲了一百多个故事,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读时,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皆有。实话实说,这是一部真实、深刻、悲壮、厚重、有趣的成功的大作,是继《文革中的山西》之后,忆写山西文革的深耕、补缺、精雕、细描的一部作品。在山西只有段立生能写出这样的书,这是由他独特的身份、独特的经历、独特的视野、独特的思想、独特的情感决定的。
段立生是一个有思想、敢担当、负责任的造反派。
十多年前,是他首先提出撰写山西文革史,是在他的带领下,十多个人的团队,经过五年的努力,由石名岗执笔,完成了全国第一部省域之内的文革史《文革中的山西》。著名的现代史学者丁东说,《文革中的山西》,“提供了毛泽东时代地方政治的一个珍贵样本”。文革史专家周伦佐说,“这部书稿的理论框架主要建立在马氏思想基础上”。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在《爝火不息——从地方文革看文化大革命》书中,对《文革中的山西》写了二万多字的评介文章。他写道:“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历史的当事人写下了自己的文革记忆与反思,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所在地区的文革的领袖和骨干,他们的回忆不但提供了已经逐渐被淡化、遗忘的非亲历者所不知的内幕与细节,而且其所作的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能给后来者以众多的启示。眼前的这本《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在类似的专著中论述最为全面、详尽”。
可以说,没有段立生的带领和组织,就不会有《文革中的山西》。
撰写《文革中的山西》时,段立生就考虑,《文革中的山西》主要写山西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先写好这个大框架。然后再写他的自传。用他在文革中的亲历,再深耕、细作、补充《文革中的山西》。他早年的策划和构思,以《坎坷当歌》完成了设想,兑现了承诺。
《坎坷当歌》中,最有历史和学术价值的当然是文革部分。段立生是党校“东方红”的主要领导,是山西红色联络站负责人之一、政治代表,是省革委的常委,他对群众组织领导层的思想、为人、决策、活动,对文革中省级政权的结构、运作,上层人物的个性、特点、相互关系、合作与斗争,了解较多。他蹲了三年多监狱,对人间最黑暗的地方,知之甚多,感受最深。他的家人亲属被牵连受害,在恐怖的煎熬中苦度日月的情景,令人心痛同情;改革开放后段立生被打入另类,他挣扎、拼搏,反映了造反派的生存状态。段立生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书中所写情景、内幕、秘闻、趣事,是文革的原生态,提供的是研究文革的原材料,十分珍贵。
造反派是研究文革的重要课题。造反派最有资格论述、讲明白造反派。
现在许多官僚言论、影视作品、小说文章对造反派多是歪曲、丑化,把造反派都弄成青面獠牙、凶神恶煞、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土匪,把“血腥八月”那帮打砸抢的红卫兵的暴行,移植到所有造反派身上。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一派”,它是多元的。笼统地给造反派扣上一顶统一的帽子,显然不符合历史和实际。段立生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
天下本无造反派。段立生在文革前是拔尖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青年。造反派是刘邓路线制造出来的。造反派是反迫害的产物,是遵循宪法要言论自由、要法定权利的有觉悟的公民。造反派的愚忠与迷信是老人家思想武装的结果,造反派的疯狂是老人家鼓动的结果,造反派的指向是执行《十六条》的规定。造反派是上层斗争的工具,是失去使用价值后被抛弃的抹布,是路线斗争失败者的替罪羊,也是邓、陈臆造出来的他们的掘墓人。《坎坷当歌》诠释了这些内容。
段立生在省委党校学习过程中,能独立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认识,被校领导秘密划成右派,列入黑名单。官方的阴谋败露,段立生才愤起造反的。
研究造反派一定要具体分析,看到造反派的变化、分化、转化、异化。造反派有变坏的,违法乱纪的,有在运动中变成逍遥派的,也有至今思想认识还在文革初期原地不动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研究在文革中就觉醒站出来反对文革的造反派,在文革运动中有思想、善观察、能反思、与时俱进的造反派。造反派中有推进社会进步、主张改革开放、求真务实的积极力量。
段立生在文革初期从学校走入社会后,以主流思想判断是非,以善恶标准确定立场,以法律政策支配行动,紧跟、捍卫、斗私、批修,自以为为真理而奋斗,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还“犯了方向性错误”。挫折教训了段立生,不得不考虑什么是政治,如何认识中央文革。像段立生这样的造反派是务实派,对两派无休止的争斗,极为反感。对中办学习班,最高指示的无效,浪费青春的无聊,他非常无奈。当1970年7月下放插队到清徐县平泉大队,立即以普通社员投入生产劳动,又以主人翁身份谋划着改变平泉的落后面貌。大战荒草滩,修建水稻田。筑坝引泉水,荒地变果园。打机井、抓命脉,实现自流灌溉。抓管理,改制度,实行“三包一奖”。关心群众,保护干部,关爱知青。抓教育,建新校。不搞人斗人的运动,大胆发展副业,增加社员收入等等,在平泉二年多,干了许多得民心的好事、实事。
1972年冬,段立生调城关公社副书记,就抓干部教育。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理论,写成报告,提出纠正极左的政策措施,形成提高基层干部的教材,经过培训,提高了农村干部学习的积极性,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1973年,段立生调任清徐县委副书记后,分管水利和农牧,他到大寨、西沟参观取经,向老同志请教,学习治山治水,带领群众治理了白石河,创建了全国小流域治理的典型。1975年担任十三个公社治理汾河的总指挥,指挥十万大军,在十八公里汾河两岸,排开阵势,修建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护河保地的坝堰。他对清徐的农村发展,以东湖为中心的城市建设规划,都提出过符合实际的建议。他还在省城奔波,给清徐要回钻井机,组建了机械钻井队,加快了清徐县的水利建设步伐,还一次要回五十台拖拉机,推进了清徐农业机械化……,短短几年,为清徐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段立生走到哪里,干到哪里,走一处,红一处。
他与百姓水乳相融,百姓的苦,就是他的苦,百姓的难,就是他的难。为救刘二维,他一天骑行自行车去太原往返两个来回,寻找抗生素,治了刘二维的胸膜炎,救了一条命,救了孤儿寡母一个家。领着绝望的赵双维,坐上拉粪车,去太原求医,请专家讲明先天性心脏畸形病况和发展,保护和保养,驱除了刘二维恐怖心理,又帮了一个人,救了一个家。插队干部石嘉谨,丈夫老李错划为右派,街道办事处要赶出城市,四个孩子将无人照看,流浪街头。段立生巧妙地接收老李到平泉落户,又安排老李为平泉在城里看厕所,管粪源。老李不用离家,逃过一难。
为了节省文字,我只简介小段帮人解难的个例。细看原文,你会被段立生那饱含深情、不辞辛苦、救人救命的菩萨心肠和舍己救人的善举所感动。段立生是维护人权、充满人性、重视人情的“三种人”。
文革中,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给优秀青年干部展示才能、锻炼本领、实现抱负、报国为民的机会和舞台,也是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传承帮带的有效办法。段立生在县社队领导岗位的表现和业绩,已经证明他是合格的领导干部。而在邓陈清算文革时,硬给像段立生这样的优秀青年干部扣上“造反起家”,拉下马、赶下台,毁了党长期培养的一批人才,为一批贪腐分子上台,空出了位子,也毁了“三结合”培养领导干部的路子。
文革中产生的造反派还异化出反文革派。段立生在书中,着意写了红联站中最早觉悟的先驱者,敢于举起真理大旗的英勇斗士张赵集团。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认为《宣言》指导下的继续革命,是折腾、空想、误国误民,国不安宁,民不聊生;应该改变现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向恩格斯《导言》的方向发展。张珉、赵凤岐为首的一批人,旗帜鲜明,反对极左、反对中央文革,异化为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捷足先登的改革派。看看张赵集团的纲领《论现状》,直到现在仍然是改革的现实内容和努力目标,没有过时,是名副其实的改开派。
造反派在文革中,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成不变。但是官僚集团把造反派都看成他们的政敌、天敌,不择手段,决意消灭。从王谦、陈永贵、李立功对段立生的种种迫害,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王谦、陈永贵,先是拉拢引诱,继而设套陷害、三次派卧底要把小段拖进“反革命集团”;对已捕的“反革命”逼供信,硬要审判人员把段立生“审成反革命”。将段立生先逮捕,无罪存疑,审判找罪。夜间突审、打闷棍,瞎咋唬。巡回批斗,高压就范。关押三年,拿出一直只晃不露的重武器,印有“机要”的密件,企图一下击垮段立生。结果拿出的是“送杏名单”,专案人员当作“选举名单”,幻想成段立生篡党夺权的组阁名单。闹了个大笑话,落了个一场空。李立功们要把段立生打成“三种人”,专案组找不到中央规定的定性材料,负责清理“三种人”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卢功勋说,“在山西不定段刘宋定谁!”专案组给太原市委书记王建功汇报:“没有事实,怎么定呀?”王建功当即指示说:“要什么事实,段立生文革时还是学生,……他后来插队入了党,当了县委副书记,省革委常委,这不是当了官,起了家。这不就是造反起家吗?还需要什么材料!”这帮人无法无天,公然踢开中央文件大抓“三种人”!段立生详细揭露了官僚集团的心毒手狠,不择手段,惨无人道、丧心病狂的迫害。残酷的现实使段立生清醒地知道,“在政治范畴里,永远是利益高于一切。需要就是政治。在政治问题上谈实事求是,不是白痴,就是幼稚”。看破了,想通了,所以,段立生从未上访申诉。段立生比我高明,我曾经还一直相信党总会实事求是,浪费了不少时间。
段立生被打成“三种人”,要上班,不让上班。上了班,又让停薪留职。自己创业,承包沪光服装店,搞得红红火火,传来薄一波“三种人政治上垮了台,绝不能让他们经济上发财!”省市县三级领导又强迫段立生复职上班。总之,他们硬要逼得段立生无路可走,困在牢笼。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段立生自认为“只有享不惯的福,没有熬不到头的苦”,有群众的信任支持,朋友们的关心帮助,段立生顽强奋斗,创新创业,在商海中翻腾,经受衙门前一次次碰壁,官僚们的一次次敲诈,付出了昂贵的制度成本后,最终成功创建了高科技企业“神华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畅销,特别是在非典时期为消毒灭菌、治病救人立了一功。段立生几十年闯荡市场的经历 ,尽显其智慧、品格、精神,故事精彩,妙趣横生。改革开放初期,“十亿国人九亿商”的市场乱象,在“猫论”催生下骗子丛生,段立生成为“讨债鬼”,与骗子较量,含辛茹苦,四处奔波,斗智斗勇,惊心动魄,没有亲历,是写不出神出鬼没、变幻莫测的商战场景。段立生在胜败变化中,摸爬滚打,摸索出的经营之道,深刻易懂,实战性很强,容易操作,是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段立生创业的经历证明,在中国创造财富的人最艰难。
段立生情趣高雅,爱好广泛,改革开放后,太原南宫古玩市场开市之初,就去捡漏寻宝,收藏字画。几十年收藏了千余件名家字画,也算是积蓄了一笔财富。二年前,又贷款投资置业开办了“艺缘斋画廊”。如今小段在自家画廊,品茗赏画,待客聊天,过着悦情怡志、舒适淡雅的生活,悠哉,悠哉!
读了段立生的《坎坷当歌》才真正了解段立生,了解他在文革中不为人知的故事;读了段立生的《坎坷当歌》才真正认识段立生,他不仅是文革中的闯将,而且是群众喜爱的干部、善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家;读了段立生的《坎坷当歌》,才会驱散雾霾,知道造反派被残酷迫害的遭遇,看清造反派及其领袖的真面目,进而跳出“彻底否定”的障碍,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
这几年,“反思”二字,常听常见。反思并不单单是检讨认错,赔情道歉。小段对文革中他伤害过的人都真心实意、诚恳地赔情道歉。但他没有停留,而是以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进一步从理论信仰、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人民生活多方面认识政党、政权、社会、国家,段立生的思想,与时俱进,总结出许多深刻的发人深省的理论。因此我认为段立生的《坎坷当歌》可当人生教课书,从政的、经商的、务农的、做工的、教书的、上学的……各色人等,都能从书中吸取营养,受到启迪,学会做人,做有尊严的人、做政治的明白人!
那些装作一直受害的“走资派”,如果也能真心反思,就不会到了“秦城”再反悔。没有去“秦城”的那一些如果真心反思,露点真意,讲点实话,捉刀的秀才为你们费力编造的“一贯正确”的回忆,就不会是文字垃圾,也不会从印刷厂直达造纸厂。
《踏平坎坷当放歌》,是我为段立生作序的文题,小段一生踏平无数坎坷,他虽然是官场的败者,但是是市场的胜者!他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他是“放在哪里都闪光的人”,一生坎坷,一路歌。我想他要唱的歌,不是悲歌、情歌,而是庄严的《国歌》,记住不愿做奴隶,不要做奴隶。唱的是雄壮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让思想冲破牢笼”,“要为真理而斗争”!
最后,希望小段再细致推敲,删去重复的语句,更精炼些,吸引更多迷恋“文化快餐”的人,读读这本含金量较高的《坎坷当歌》!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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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一代人的启蒙记录
(《坎坷当歌》序四)

石名岗

在“人类”从野蛮到文明,从弱肉强食的动物界到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人类的过程中,经历着无数的坎坷。如果把启蒙定义为人类的成熟,那么人类的每一次坎坷都是一次成熟,即一次启蒙。同时,时势造英雄,在人类的每一次重大坎坷中,总要涌现一批弄潮儿,一批“英雄”,而启蒙思想就在这些对立或斗争的弄潮儿或英雄中间孕育、产生。可以说,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坎坷之一,这个坎坷的弄潮儿就是造反派。如果我们把改革看作是文革启蒙的结果,文革和改革就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主要经历。段立生先生的《坎坷当歌》一书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风雨沧桑。
作为一代弄潮人,段立生先生在文革中从批资反路线开始,成为山西一大派造反派组织——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领袖,担任过省革委常委、县委副书记,曾被“倒清查”,坐过监狱,成为“三种人”,是一代造反派领袖的典型,体现了造反派的悲剧结局;在改革中,被下岗,打工、经商、创业,在生物制药方面小有建树,七十岁创业人工培育虫草,七十五岁创画廊,又是一代下海人的典型,体现了下海经商的艰辛和乐趣。段立生先生的经历决定了他的心路历程。
段立生先生在文革中,属于造反派中的温和派或保守派,即“四一四”思潮(由文革中清华大学“四一四”派而得名)派。文革开始时是山西省委党校65级的学生,由于被打成右派而造反。但他保护过著名“右派”陈仲平先生的夫人黄慧蓉,使之成为山西省委党校唯一没有住过“牛棚”的党支部书记。他还保过当代中国“一分为三”哲学理论的倡导者、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葛莱先生,体现了本来的人性。
段立生先生在文革中作过两件非常出彩的事情。
一件是在清徐县平泉期间,经过对农村工作实践的总结,顶风推行了一项与刘少奇“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及包产到户)政策类似的,叫作“三包一奖”(包工分、包产量、包土地,超产奖励)的经营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农副业生产。
在此基础上,段立生先生写了一份给山西省委的《调研报告》,对当时流行的以大寨为代表的农村经济政策上极“左”倾向,提出了异见。这份《调研报告》于1972年11月5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山西日报》的头版头条,《山西日报》加了编者按。
段立生认为:“农村经济政策上‘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核算单位,自留地,农副业关系和粮食征购问题上。”其原因是“把将来可能做到的事情,硬要拉到现在来做。离开我国农村现阶段的阶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员群众的觉悟程度,主观地出点子,办事情”。段立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适合当时实际的农村政策;自留地应该返还农民自种;反对单打一,“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反对征过头粮,征购任务五年不变,“藏粮于民”。
另一件是1974年底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落选四届人大代表事件。
1970年,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执政山西后推行了一条与文革、大寨路线相左的路线,批“极左”,发展生产。到1974年上半年因为“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邓小平语),受到以江青为首的政治局成员的批判,加上陈永贵、王谦的“助纣为虐”,而被迫下台。1974年底山西省革委扩大会议,对谢振华空缺出的四届人大代表位置进行补选。由于王谦追随“极左”路线的作法不得人心,结果是中央指定的出席四届人大的山西代表团团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落选,只好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会。对于这一“民主”事件,时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震怒,批示:“这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严重政治事件”。作为事情的积极参与者,后来段立生被当时的中央点名批评。
显然,这两件事体现了文革后期段立生思想的变化,也说明从1966年的“八一八”到1976年的“四五”,一代人启蒙的思想变化。
前者是段立生在农村工作中实践、探索、思考得出的结论,与六十年代初中央为了渡过经济困难时期采取的“三自一包”临时调整政策如出一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为“五十年不变”的改革开放的长期政策,不能不说段立生当时已经具备极强的“逆潮流”的独立思考精神;后者体现了初步的民主思想意识,懂得了用民主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段立生除了文革初期批资反路线时造了一阵子反之外,十年文革有八、九年站在了反文革路线方面,被批判为“反大寨”、“替刘少奇翻案”等等,成为山西反“四人帮”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文革后,清查“与‘四人帮’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中,又被当作“四人帮”的人被投入监狱,受到“倒清查”,1984年又被打成“三种人”。
像段立生这样的遭遇,应该不是个例,而是一代造反派的命运。这一代人是历史上最无辜的造反者。他们的造反并非像黄巢、李自成一样自发起来造反反对朝廷,也不像黄巢、李自成一样烧杀抢掠。他们是按党中央“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起来“炮打司令部”(毛泽东语)的。如果把党比喻为“朝廷”,把走资派比喻为“贪官”(这里是一种比喻,“走资”与贪官或官僚是两个概念,其实走资派是上一代的造反派),他们的行为是按朝廷的旨意反对贪官,或者是明显具有“反贪官不反朝廷”的性质。
毫无疑问,对于段立生这样的造反派来说,至少有两方面的不公。一是文革源头是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都属于下层的士兵,如果把文革的责任推给平民出身的造反派,就相当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士兵,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二是按党的政策是“重在政治表现”(即: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把平民出身的造反派,不问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即使反“四人帮”,也一股脑儿打成“三种人”,岂不成为新的“血统论”?
从段立生被“推下海”的经历,可以映射出造反派在改革中的表现。这批人在文革中是强者,在改革中也是强者。好像一位山西的干部说过:造反派头头在政治上投机不成,又在经济上大发其财。其实多数造反派在改革中大大小小都有些成就,对造反派在改革中的研究,应该是文革研究的延伸,从文革思想到改革思想的转变,不但是干部面对的课题,也是造反派面临的课题。段立生在改革中的行为至少是很大一部分造反派走的路径。
《坎坷当歌》从细处展现了文革和改革几十年间的历史画卷,也从细处展现了文革和改革几十年间社会思想的启蒙和变迁。客观地讲,文革和改革中的思想启蒙和变迁有着形形色色的思想理论基础,不尽在一个层面上。如马(马克思)氏客观论的层面,认为文革和改革都是历史的必然;又如民主理论的层面,认为民主将是历史的必然;还如人性的层面,认为暴力革命应该不主要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方式;再如反官僚层面,认为再革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一个主流思想逝去之后,一个大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信仰混沌的局面,这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好在“百家争鸣”可以体现思想的繁荣,使社会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坏在如果没有合适的信仰“保驾护航”,就可能导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片面的拜金思想主流。所以需要思考的是今后的社会思想主流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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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山西文革回忆片断
(《坎坷当歌》选读)

段立生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段立生著长篇回忆录《坎坷当歌》。
作者简介:段立生(下图为近照),男,1944年生,山西祁县人。1965年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政治系,文革中是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总勤务员,山西以大专院校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负责人之一。1967年代表红联站进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任常委,1970年被安排到山西省清徐平泉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任清徐县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被任命为清徐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清徐县委副书记,1976年底以参加文革罪被关押审查,1979年底结束审查释放,1980年被开除中共党籍,1983年5月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中共党籍,1984年6月再次开除中共党籍,定为“三种人”,安排一般工作,1992年起自主创业至今。

第七章 “四一四”搞乱了山西(节选)

37.“四一四”风暴,党校“东方红”的“五评”叫响省城

1967年3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山西夺权的胜利。就在大多数造反派还沉浸在夺权后的喜悦当中。红色政权的各个部门还在忙于组建,或忙于组建后工作职能的完善,建立新的工作秩序时,由我负责的筹备省“红代会”的工作刚刚开始。突然间,4月14日清晨,太原市的大街小巷,特别是在号称太原文化大革命运动风向标的五一广场和迎泽大街两侧的墙壁上,铺天盖地地贴满了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万炮齐轰刘志兰”、“打倒刘志兰”、“刘志兰是埋在省核心小组的定时炸弹”的大标语。大标语的落款单位大部分是曾经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轰旧省委阶段,同红联站联合作战的“兵团”下属组织。其中五中“井冈山”、六中“32111”,显然他们是这次行动的主力。紧接着的几天内,太工“永红”、太机“四野”、省歌“1128”、“东风兵团”、“电业兵团”,以更大的阵势参与进来,这部分力量,因背景更为强势,行动目的更明确,经济实力更为雄厚,所以贴出的大字报大标语无论数量还是势头,都强过兵团的几个主力站团。省城太原一下子热闹起来,浊浪滚滚,成为了他们自己宣扬和标榜的“四一四红色革命风暴”。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四一四”红色风暴是刘格平、袁振抓住刘志兰擅自派人到天津揪李雪峰,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为检验犯过错误的老干部复出后,能否坚持正确路线,能否正确对待群众的战略部署的问题。特别是嗅到康生、关锋对此十分恼火,于是,刘格平、袁振一齐授意他们可以直接操控的“御林军”,分别由刘格平的老婆丁磊、袁振的老婆鲁克南出面策划和组织了一次为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夺回自以为已经旁落的权力,而上演的一场政治闹剧。“四一四”的出现,把山西刚刚统一的政治局面,瞬间扰乱。同时也把刚刚统一到省革委的造反派组织,分裂成了牛蹄子两瓣子。
这个横空出世突如其来的“四一四”风暴,把红联站搞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把红联站逼到一个必须迅速作出判断,又必须立即作出反应的悬崖边。红联站总勤务站立即召集下属各战斗队负责人开会,分析这突如其来的“四一四”事件。这种会议少不了红联站的主力部队之一的党校“东方红”,更不能少了代表红联站参加省革委工作的我。遗憾的是,自省革委成立以来,我就被省革委政治部派去筹备省“红代会”,对社会上和各大群众组织的新动态,新状况,和他们之间在平静之下而实际涌动着的政治诉求知之甚少。对于像“四一四”这样一夜之间大字报大标语贴爆省城的行动,其背后和密室中的动作,更是两眼一抹黑,我只有秉承毛主席的教导,“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办事。在会议讨论中,只能凭直觉,凭其他战斗队所反映的信息,作出以下三点原则性的判断和建议:一、这件事非同小可;二、其来头有背景;三、这件事仅仅是开头。所以,不论是红联站,还是党校“东方红”,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抓紧调查研究尽快解开这个谜。会议当中不少下属组织的头头,提供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和动态。大家一致赞同我的初步判断和意见。
好在总勤务站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通讯机构,如红联站通讯社、红联站尖刀战团、红联站专案组等,这些组织各自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也培养出自己的一批情报高手。更何况群众组织就是群众组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搞清楚“四一四”的真相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果不然,不到一周的时间,从各个渠道汇集起来的情况看,“四一四”的出笼没有逃脱当初大家的判断,是一场真真切切的权欲旺盛者为满足权力欲利用政治对手的失误,而操纵群众组织,发起和组织的一场再夺权的演习。对于“四一四”发生的背景、实质和后果,在孙涛先生大作《虔诚与疯狂》和石名岗先生执笔的《文革中的山西》等山西文革专著中都有较详细的叙述,在此不再赘述。
对于“四一四”的真相,原兵团高参汤建中在其口述资料《汤建忠自述》中以那场事件亲历者的身份,明确地印证和揭示了红联站和党校“东方红”当时的一些预感和判断,也更接近历史真相。
汤建忠在自述中说“四一四”的简单情况是这样,山西夺权以后真正夺到权的是张日清,刘格平没有多少权(21页),4月份(1967)中央就立即通知他们四个人(注:指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和袁振)到中央来汇报,这就是“四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是批评了张日清、刘志兰。”(22页)对于会议内容,刘格平就告诉了他(注:指郝廷云,红总站第一把手),实际上“四一四”就这样发生的。(22页)
对于兵团来说,介入“四一四”的背景,汤建中在《自述》中有如下的描述:“在北京农学院那儿,碰上叶纪凯,我就告诉他们,天津的那个事情呀(注:指刘志兰派人到天津揪李雪峰),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本来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是袁振和鲁克南亲自给我说的。”(20页)
“实际上袁振也不是只对我一个人这样说,并对他们(注:指兵团的其它头头)都这样说。”(22页)
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刘格平、袁振这样高级领导干部,应该十分清楚,像中央召集省一级领导干部的小范围会议,其内容属于高层次的机密,是不能随意向党外人士透露和扩散的。而不论是刘格平还是袁振,却为了自己的权利欲,明知故犯地去煽动和利用自己认为可操纵的群众组织,无所顾忌地向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宣传和扩散是十分错误的。汤高参的回忆录,具体而明确地揭露了这一点,再一次印证了文革中红联站党校“东方红”在其“五评”中所揭露的东西,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刘格平、袁振干的最不明智也是最不漂亮的事,是各自利用自己的夫人,赤膊上阵,操纵指挥,从而使这些组织赢得了正确的大方向,和革命左派的桂冠。但同时也暴露了刘格平和袁振灵魂深处的不正派、不光明的阴暗心理。
对于一向比较循规蹈矩,总是强调独立思考的红联站来说,这一次,却因过分相信张日清栽了跟头。在汤建中《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时(注:四一四前后)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史纪礼在五一广场把四月会议的情况透露出去了,也就是把中央怎么批评刘志兰的事说出去了。而没有说张日清,把张日清的事给掩盖了,只是把批评刘、陈、刘的事讲了。红联站的头头啊,就是段立生,他们就去问了张日清。你知道张日清怎么回答的?他说:“史纪礼造谣,没有这回事。”汤建中的这段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原貌的。既讲明了史纪礼完成了袁振和鲁克南的意图,将中央批评“刘、陈、刘”的事扩散到社会上,造成“刘、陈、刘”三个人在政治上的被动,也洗脱了兵团战士曾经受刘志兰之托,也曾到天津去揪李雪峰这一不光彩的痕迹。张日清对“四月会议”打了埋伏,把史纪礼的真话说成“造谣”,确实蒙蔽了红联站的广大群众。
“四一四”发生之后,我和红联站的一些头头,不止一次地专门去军区,向张日清政委询问中央批判“刘、陈、刘”的情况,一直追问,是不是有一个“四月会议。张日清一直斩钉截铁地说:“史纪礼造谣!”张日清这种为保自己、为保自己政治联盟的“造谣说”,确实给一向相信解放军、尊重解放军的红联站,造成了一定的误导,也使红联站的广大群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甚至血的代价。“七月会议”上的红联站的被动,“九五”事件的发生,除了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为主导的因素之外,张日清的“造谣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
从文革后期所揭示出来的不少文革内幕的材料看,张日清不仅在“四月会议”问题上,向红联站的革命小将打了埋伏,说了假话,对“四月会议”前的“二月会议”的内容,更是做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掩盖。幸亏红联站广大战友素有独立思考的传统,信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常常能从繁杂的社会表象中,透过现象,看清一些问题的实质,才在尖锐的政治冲突中,保持了语境的客观性,使其舆论能赢得底层广大群众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客观地讲,张日清这种在支持他的一派群众组织面前,对中央针对山西领导班子中的问题召开的小范围会议的内容,在中央没有授权向外传达之前,采 取三缄其口的作法,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是党性强的表现。张日清当时这样做法,从政治纪律上讲,是无可指责的。但在史纪礼大庭广众之下,透露了“四月会议”的部分内容之后,张日清应该采取适当的方法以正视听,而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说一句“史纪礼造谣”就完事大吉。这样的做法,既显示了张日清政治手腕的欠缺,也表现出其政治斗争的天真幼稚。同时也暴露出张日清在重要关头考虑自己主动被动为多,考虑支持自己的一派组织的安危主动被动为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反映张日清政委这一弱点的另一件事,就是在指导红联站有关发展工人队伍问题上的幼稚。山西“一·一二”夺权之后,特别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设想,各地新政权建立之后,各行各业都应该归口闹革命,学校更应该复课闹革命。刘贯一代表山西核心小组所做的“三二六报告”和《山西日报》的“三一二”社论,也反映出这种思潮与趋势。当红联站从夺权前后工人队伍的重要地位中,逐渐体会到纯粹的学生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不与工人队伍相结合,就会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性和不坚定性。所以以赵奋田为首的总勤务站提出红联站要发展工人队伍,以壮大红联站实力的口号时,受到了张日清的批评和限制。张日清几次把红联站的一些主要骨干叫到军区,反复强调红联站要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带头复课闹革命,不要搞什么跨行业的组织。张日清政委的这些要求,使红联站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以赵凤岐、李松山、刘和平、单思科为代表的工人领袖,仍主张要尽快发展工人队伍,以壮大红联站实力;二是以段立生、赵奋田和王家玑为代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张按张日清政委的要求,保持红联站以学生组织为主体的单纯性,因为张日清政委的主张,符合党中央归口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的精神。从之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史看,毫无疑问,赵凤岐、刘和平等工人造反派领袖的看法准确,反映了工人阶级在关键的时刻的远见性和坚定性。而以段立生、王家玑为代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造反派的眼光,短浅而软弱,是刘贯一“三二六”报告思想的追随者。由于我和赵奋田、王家玑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盲从和坚持,直接造成了“七月会议”之后,在刘格平、丁磊夫妇直接策划和指挥下,于九月五日对红联站的血腥镇压时,因没有自己强大的工人队伍作后盾,使红联站下属组织的广大群众遭受到残酷的镇压,付出了血和泪的沉痛代价,使两位红联站的优秀战士太钢的李成义和十中“七一”的孟玲玲惨死于“九五”镇压之中。如果不是由于我和当时红联站总后勤站中同我一样思想右倾,政治理念幼稚的同志,坚持红联站学生组织的所谓纯洁性,而是依照以赵凤岐、刘和平、单思科等工人代表的意见,抓住时机,发展和壮大红联站的工人队伍,或许刘格平、丁磊不敢那么猖狂,那么肆无忌惮地向红联站开刀。即便出现像“九五”镇压那样的政治风险,也许不会像“九五”抗暴那么悲壮。至今反思这件事,自己心中的自责与内疚仍挥之不去。
“九五”事件后,新产生的以张岷、赵凤岐、魏润福为首的红联站总勤站,虽然吸取了上届总勤务站在发展工人队伍方面的教训,加强了红联站职工部的组织建设,可惜为时已晚。当时兵团在袁振点拨和汤高参的具体参谋和策划之下,利用红联站面临的“七月会议”政治高压下而产生的严重困局,将原有大多数支持红联站观点的工人组织,悉数收编,扩充进兵团工总司麾下,兵团工总司迅速扩大成为山西文革中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张岷、赵风岐、魏润福等人的觉醒,虽然没有按计划完成红联站工人队伍的扩充壮大,但由张岷、赵风岐亲自组建的“自卫小分队”,在“七月会议”之后的山西两大派的政治博弈中,对保护红联站各下属组织的生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张日清政委及山西省军区的多数高层领导都对“四一四”的出现,抱有广泛的不理解,不赞成。不支持刘格平、袁振在新政权成立不足三个月,就又支持造反派组织炮轰新政权中的这个,打倒新政权中的那个,普遍持逆反的态度。所以,都十分赞成红联站观点,非常同情和爱护凝聚在红联站大旗下的学生娃娃。不少像赵冠英、曹玉清、李佐玉、刘世洪、梁建功等一大批省军区老红军老将军们都反复接见红联站的代表,希望他们擦亮眼睛,看清方向,站稳脚跟,同分裂新生红色政权的逆流作斗争。
一方面有张日清对中央文革在“二月会议”、“四月会议”中对他及“刘、陈、刘”批评的隐瞒,另一方面,又有部队那么多老红军老将军老领导的热忱关怀和无私支持,使红联站不少人都陷进了盲目自信之中。特别是以我为首的党校“东方红”,是这股盲目自信中的代表。在我的支持和组织下,党校“东方红”中的一些理论根底比较深厚的师哥师姐们根据红联站下属的一些通讯机构,和“东方红”自身组建的情报机构每日收集到的各种情报和动态简报,梳理出了有价值较可靠的信息,深入研判之后,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对“四一四”事件进行了系统的记录和评述。
5月6日党校“东方红”发表的“一评”,即《“四一四”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正式在社会上播出。太原五一广场在文革中是省城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新闻的首发地,也是省城最敏感的政治风向标的展示地。在那段时间,每当党校“东方红”的宣传车开进五一广场,守候在五一广场上的“马路兵团”就会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5月6日党校“东方红”宣传车上的广播员张正言以类似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那种字正腔圆的声调,慷慨激昂地播出《“四一四”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的文章时,广场上聚集的上万名群众围绕在广播车周围,像当年倾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九评”一样,倾听着党校“东方红”的文章。当时上万人的五一广场,竟听不到一点嘈杂的声音,静得像寂静的山林一样。当文章播完之后突然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围在广播车周围听广播的“马路兵团”,就会发出“再广播一遍,再广播一遍”的呐喊,众情难却,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广播。宣传车返回学校时,常常是夜阑人静,星空万里。
为了应对广场上广大群众反复请播的要求,党校“东方红”只好又增加了一名播音技巧及音质情感与张正言不相上下的播音高手张晓瑜上广播车。党校两位张氏美女播音员的字正腔圆的铿锵之声,在文革过后的几十年里,都还是山西一代文革人的美好记忆。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党校东方红《“四一四”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简称“一评”)会在社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能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听得出文章的矛头所指,不是别人,是刘格平的妻子丁磊和他们为伍的袁振,同时也间接地批评了刘格平。党校“东方红”“一评”的出笼,实际上也为红联站的舆论攻势统一了口径。
党校“东方红”《一评》的初战告捷,大大加强了党校“东方红”以及整个红联站下属组织的必胜信心,促使党校“东方红”陆续写出了不断揭示出“四一四”事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实政治目的。“二评”、“三评”……一直写到“五评”,把“四一四”的真实政治目的和背后黑手揭露得清清楚楚。只是由于中央再次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召开,使“东方红”以后计划出的其他几评胎死腹中。
令人想不到,党校“东方红”文革中在太原五一广场所发表的几评“四一四”,不仅在山西文革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在山西一代文革人中,留下了浓浓的兴趣与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一直到现在,文革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向我询问有关当年党校几评一些写作细节和背景人物,打听他们的下落与命运。
有关几评“四一四”的写作,实际上是党校“东方红”组织中的即将毕业的政治系61级的师哥师姐们的毕业佳作,写作骨干是当年的支部副书记班长赵生荣(后曾任省水利厅厅长)、武惠恩(后为晋城市农委主任)、高凤英(后为晋城市委讲师团团长)等。我虽然在其中也曾参加过一些文章的讨论,但真正凝结出文章晶体的主人是那些执笔的高人。

第八章 黑色的“七月会议”

40.进京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次日早上6点多,火车刚在北京站靠稳,李参谋就从车窗内看到站台上来专门接我们的省军区张日清政委的司机小王。我们赶紧下车,乘张政委的专车,直奔八大处。我和李参谋及司机小王,在军区招待所食堂草草吃了几口早点,李参谋就领我到军区招待所贵宾楼去见张政委。当我们迈进张政委的房间时,见到太原纺织厂的劳模解悦正在给张政委汇报什么。张政委见我们进来,也没回避我们,说了句“来的正是时候,一块儿听听解悦同志介绍的情况”,同时用眼睛示意我们坐下。
我们进去后,解悦大概又讲半个多小时,才算把太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汇报完。我从来没有介入过太纺的文革问题,虽然坐着听了半天,却连一件事也没听明白。最后只听张政委说:“解悦同志,你讲的这些都十分宝贵,也很重要,这两天趁还没开会,你好好整理一下,等开会时,好好向中央反映反映,如果整理文字你感到困难,我可以派人帮助你整理。”正在这时,张政委的随身秘书韩耀俊推门进来,只朝我笑了笑,径直走到张政委身边,趴到他耳朵边说了句什么,张政委马上说“好好,我马上过去”,然后转过脸来,对着我和李参谋说:“叫你们来北京,就是准备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扩大会议。这次两派的头头都来了,你们红联站,特别是党校‘东方红’对山西的问题比较了解情况,又有自己的看法。段立生你要认真准备一下,到时候在会上好好讲讲,别总在太原充英雄。”我干脆地说:“没问题。”张政委边穿衣服边对我说:“我还有事儿,你们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各自准备自己的发言材料吧。”我见张政委要走,马上向政委请求说:“政委,这里离市区太远,离开太原时走得太急,没带什么资料,我还是去市里住吧,这样和太原联系方便一些,和其他人讨论什么也好往一块儿凑。”张政委因急着要走,只好说了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不过,别误了正事。”我见张政委准许了我的请求,高兴地说:“一定。”于是,我和李参谋乘郊区公交车回到市里。不一会儿,就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位于北京景山后街的山西驻京办事处。
在山西办事处一落脚,我就赶紧到位于西单附近的电报大楼用长途电话与家里联系,一方面与红联站总勤务站联系,告知我已安全抵京,住在景山后街的山西驻京办事处,并请总勤务站立即准备“七月会议”上的发言资料,确定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另一方面,又与党校“东方红”其他领导取得联系,让他们立即联系和安排党校毛泽东思想教研室的王沛老师迅速到京,帮我准备“七月会议”上的发言稿。
王沛老师还没到京,早期来京和迅速抵京的其他学校的同学,当得知我已到北京时,立马呼啦啦地向办事处靠拢过来。这时我才发现,不论是准备“七月会议”上的发言,还是暂时将此地作为红联站进京会合点来说,都不太适宜。一来红联站来人,人多嘴杂,空间狭窄;二来,在此地交换意见、讨论问题,十分不便,连个适合写材料的房间都找不出来。我们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早已在京的太工“红旗”张玉峰和山医“红革联”李一平推荐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北京政法学院不远的铁道部党校,另一个是位于北京复兴门外的北京广播学院的旧校址。前一处已有红联站的人在此居住。后一处北广的大多数同学已迁入了新校址,旧校址基本无人。李一平的亲戚,也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的北广新闻系的大二同学常立刚还留住在北广旧校址,可以给我们提供比较宽敞的教室,供我们住宿,开会,此地交通也十分方便,人员稀少,环境安静。我和张玉峰、李一平都认为,这两个地方都比景山后街山西驻京办事处方便适合。于是我们商量决定,下一步红联站来京人员,还是以铁道部党校为主要会合点,而来京写材料的人和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放在广院的旧校址。
大概过了三四天的时间,党校的王沛老师,带着党校另外两位同学一同来到北京,正准备在广院旧校址安营扎寨、准备“七月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我接到据说是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到广院传达室的电话通知,让我立即住进景山西街中组部小招待所,准备参加“七月会议”,于是,与王沛老师一同住进中组部的小招待所。
我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的当天下午五六点钟,一位身穿解放军军装,自称是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同志找我,正式向我传达了要做好会议发言的具体要求。一听说来人是总理办公室的,赶紧把从山西带过来的材料,拣重要的问题,向来者呈报,同时尽量详细地向其倾诉红联站方面对山西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四一四”风暴的一些看法。让我奇怪的是,我还没讲多长时间,这位同志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脸的不耐烦,一个劲儿地说:“行、行,我看材料吧,我看材料吧。”不到半个小时,就告辞走了。
第二天上午,又有一位身着军装、自称是《红旗》杂志记者的同志,到中组织部招待所找见我说,要听我对前段山西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的个人看法。我一听来人的自我介绍,心中一阵高兴,这下,可以好好说清楚我们红联站的社会观点了。于是,我十分认真地一五一十地向其陈述起来。一方面,想在陈述中尽最大可能,让来者能接受我们更多一些观点,另一方面,又拟在我讲述中,能尽量多地从来者提问题的口气,或对我反映的事件认可与否的表情中,探觉出一些对参会有用的信息。通过两位来自上层的相关人士对红联站参会人员的冷暖反应中,我似乎预感到,中央这次会对张日清,特别是对“刘陈刘”不太有利。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央对支持他们的红联站也不会有什么兴趣。出此考虑,我和王沛老师商量,为我准备的上会发言稿,观点要明确,但措辞要平和。对“刘陈刘”的功过,我们不做具体评价。对待张日清的态度,关系到要正确对待解放军的问题,对其要明确地表示支持。发言稿的重点,放在刘格平、袁振一伙为实现他们各自权力欲,不珍惜山西来之不易的夺权成果,对新产生的红色政权任意践踏。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刘袁为实现它们各自的权力欲,竟不顾山西百姓渴望结束社会动荡,实现安定团结的现实,各自支持自己能掌控的群众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发起针对自己政治对手的所谓“四一四红色风暴”。此举不仅分裂了山西党的核心小组,也造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这对夺权后的山西,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所以说,“四一四”不是什么“红色风暴”,而是一股黑色逆流。如果对这股逆流打板子,这板子应该首先打在刘格平、袁振的屁股上。
至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不在群众,也不在两派群众组织,而是在山西的领导层,在省核心小组。他们的分歧解除了,他们的团结问题解决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就会相应地得到解决,两派群众的团结就会迎刃而解。
会上发言的总体思路搞清了,捋顺了,王沛老师只用了一个整宿,就将初稿拟出。初稿出来之后,为稳妥起见,我专门分别找到在京的红联站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及北京赴晋造反大队的邢晓光等人,进行了认真的斟酌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稿子基本上反映了红联站人的立场和观点,对即将召开的“七月会议”仍充满必胜的信心。
在当时的情况下,红联站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必胜的错觉,盖源于对中央曾于二月份、四月份两次召开的解决山西核心小组内部团结的重要会议内容的被封锁和无知。这样就使红联站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文革结束之后,从不同人员,不同角度不断揭示出的有关文革的各种信息中,证实了当时不仅有一个为解决山西核心小组内的团结问题的“四月会议”,之前还有一个“二月会议”。这两次会议,基本上都贯穿着一个精神,即根据当时所谓的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和当时上层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山西夺权之后,必须无条件地支持刘格平,这是中央的大局,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毛泽东的大局,中央文革的大局。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利用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当作击垮刘少奇的原子弹,而刘格平正是这个61人叛徒集团中的炮捻子人物。据说刘格平是61人叛徒集团中唯一一个没有写自白书的人。只有让刘格平这个炮捻子发出火苗,整个61人叛徒集团这颗原子弹才能爆炸发威,致刘少奇于死地,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对于这一点,当时红联站没有看到,张日清和“刘陈刘”没有看到,由此陷入被动,甚至埋下严重的政治隐患。
不仅如此,在对待去天津揪李雪峰问题上,由于刘志兰过重地考虑了个人恩怨,利用了红卫兵小将淳朴的革命热情,策划和组织了兵团和红联站的个别红卫兵小将去天津揪李雪峰,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她没有看明白,李雪峰到天津执政,是毛泽东要检验一下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干部,在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和批判后,让他们重新站出来执政,这部分人会有什么变化,群众会有什么反应,看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干部身上灵不灵。没想到,李雪峰刚到天津,就被刘志兰策划和安排的红卫兵,进行了干扰。一个反对刘格平,一个去揪李雪峰,两错累加,怎能不让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恼火。再加上刘贯一的“三二六”报告,自作聪明地宣布“要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和做法,背离和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央就把刘、陈、刘串到一起,在“七月会议”上,来了一个一锅烩。
据兵团高参《汤建中自述》中反映,老谋深算的刘格平和善于察言观色的袁振,当时都比较敏感地看到这一点,而且都立即抓住刘、陈、刘的过失,动用自己的御用力量,煽风点火,大造声势,扩大事态,完成了对自己政治对手的致命一击,置他们于死地,趁机夺回被他们掌管的权力。不论是刘格平,还是袁振,都在第一时间,将“二月会议”和“四月会议”的有关内容,向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进行了透露,并分别让自己的夫人丁磊和鲁克南披挂上阵,共同策划和发动了轰动山西的所谓“四一四”革命风暴。
而在如何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二月会议”和“四月会议”问题上,张日清却走了和刘格平、袁振相反的一条路,使他在中央召开的“七月会议”上深深地陷入被动,栽了政治大跟头。
在即将召开的“七月会议”上,我作为山西持红联站观点的一大派群众组织的首席发言人,在会上讲什么,不讲什么,要讲的东西,讲到什么深度,把握到什么程度,至关重要,不能有半点掉以轻心。尽管在大家讨论时,对会议充满期待,也信心满满。但从我接触到的,不论是总理办公室派出的联络员还是来访的记者,从他们的言谈神态中,总让人隐隐约约地感到,对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和所持有的看法,不是那么感兴趣。虽然也在认真地听,认真地记,但从未表现出应有的同情与认同,更谈不到支持。为了进一步探求中央即将召开的“七月会议”上,中央领导人的倾向性和关注点,我又在发言稿拟草的后期,抽空找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总部,求见了一次穆欣同志。在与穆欣的交谈中,虽然明显地感到穆欣同志的态度要比以前接触过的相关人士热情得多,但也没有听得出穆欣同志对我们所诉求观点的认同。这次走访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让人宽心的信息,反而进一步加重了我对参会的忧虑。
所以我返回驻地后,将我进京之后的一系列感受和由此带来的种种忧虑,向为我起草发言稿的王沛老师一股脑地讲了出来,王沛老师说他和我有同感,于是我和王沛老师商定发言稿定稿之后,再根据发言稿的总体精神,再拟一份提纲式的重点摘要,以应对会上的不测变化。这一招在会议上还真起了有益的作用。

41.一边倒的“七月会议”

1967年7月12日下午,我在中组部景山西街招待所接到下午7点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通知。由于是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又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心中不免产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忐忑。好在参会的人大都认识,再加上文革开始后的这一年多的风风雨雨,多少也见了些世面,没表现出太大的恐惧。我和王沛老师在街上不多的几个国营小饭店里,随便买了几个馒头就着水,胡乱填了肚子,不到七点,就步行去人大会堂西门,刚从长安街拐进人大会堂西侧的小胡同,就见会堂西门附近,已经站着不少的人。等走近,才看清楚几乎都是山西来,有不少红联站下属组织的负责人,像太工“红旗”杨保明、赵日昌和冶校“东方红”孙发松等,以及北京赴晋造反大队的朱永庚、邢晓光等,已早早来到。人到的不少,阵线也经纬分明,红总站和兵团的代表,显然要比红联站的人多,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而且个个显得轻松自在,春风满面。而红联站和市工代会(筹)的参会代表,明显地少了一大块。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从每个人脸上的表情看,几乎没有一个人流露出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的惊喜与兴奋,反而是一脸的困惑和忧虑。一直到晚上8点,才在有关人员的带领下,鱼贯而入,七拐八拐地被领到门楣上挂着“安徽厅”的大会议厅。
一踏进人民大会堂,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无比宽敞宏大。走在里面人显得有些渺小。行进其中,可能是全在灯光下的缘故,无形中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草民能够进入的地方,所以在庄严肃穆中又给人一种进过人民大会堂的自豪。
当大家陆续进入安徽厅时,我没怎么意识到工作人员刻意的指引,参会的两派自然而然地左右分开,分别落座。左边成了持红联站观点代表的坐席,右边成了持红总站观点的坐席。当然,当时和“红总站”“决死纵队”持同样观点的“兵团”代表,自然坐在了“红总站”一派的坐席中。当大家各自坐定,把视线集中到会场正面的领导席上时,才发现领导席中,已坐着五六个人。定神看去,五个人中有两个人穿着军装,其中穿便衣的有一个戴眼镜的老者,似乎是康生,另一个是刘格平,剩下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当时不知道是何许人。而两个穿军装的一个身材魁梧,一个清秀瘦小,带着一副文人的眼镜。夺权以来,常听说关锋插手山西问题,这位坐在康生身边穿着军装的秀才模样的人,估计是关锋。
还在大家在各自座位上互相窃窃私语地作着各自推断的时候,那位秀才模样的人,宣布开会。他首先介绍坐在他左边的老者说:“今天来听汇报的是,中央首长康老同志、曹轶欧同志,还有北京军区的郑维山司令员。”随后,他没有介绍自己,也没有介绍刘格平。可能是在他眼里,在天子脚下开会,刘格平还不算什么领导。关锋介绍完,还没等他落座,康生就讲话了。他说:“我们接到王庆英同志的一个材料,她要见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今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有其它事情,今天不能来。王庆英同志来了没有?”康生话音刚落,马上听到会场右边前排的一个女生,清脆地回答:“来了。”于是康生接着说道:“王庆英同志先讲吧,我们把她的意见转告江青同志。”
康生的这个开场白,一下子就把持红联站观点的代表们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号称中央解决山西的会议,什么也没讲,就先杀出了个什么王庆英,还要让他先讲?王庆英何许人?当时红联站的人谁也说不清王庆英是何许人。大多数人在山西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什么重要的事,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让他先讲,康生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我马上低声问坐在我旁边的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的骨干人物,也是山西“一·一二”夺权第一号通告的起草者邢晓光:“她是干什么的?”邢晓光压低声音告诉我,她是山西大学的,是兵团山大“八八红旗”的,和“决死纵队”打得火热。我一听,一股凉意直冲胸口。既然与“决死纵队”打得火热,她首先发言,肯定来者不善,发言无善意。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她的发言肯定表现的是“决死纵队”观点。这样的开场戏,肯定不是好兆头。(下图:左段立生,右邢晓光。)
果不然,王庆英一开口,首先说,我先有个要求,要求山西军区政委张日清和专政委员会副主任兰敏在场。康生立即回答:“都在这里。”于是王庆英就愤怒地尽情地揭发控诉起张日清和兰敏(原六十九军保卫处处长、师级干部)对她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惨无人道的人生摧残和污辱。比如给她和一个叫郭红的五中女同学戴什么反背铐啦;什么进监号前将她们的裤带、鞋带都收缴掉了;什么一个月也没让她们洗一次澡啦,等等等等。在王庆英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控诉中,关锋、康生不断地随时插话,敲打张日清和兰敏,说张日清、兰敏法西斯手段(指给王庆英戴反背拷),说什么“我们对反革命也没有这么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赢得兵团和红总站的代表们一浪高过一浪地高呼:“张日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张日清迫害革命小将,绝没有好下场!”康生、关锋将一个汇报会开成了一个声讨张日清、兰敏的批判会。现在看来,康生、关锋这么做是早有预谋和策划的,目的是杀一下张日清、兰敏的威风(实际上是杀支左解放军的威风和威望);二来是警告和教育持红联站观点的代表们,让我们认清中央的态度,赶紧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在王庆英声泪俱下无限渲染地控诉时,坐在我旁边的邢晓光写了一张纸条推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下面写着两行字:“康老、关锋同志,我亲眼看到,王庆英……”落款为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邢晓光。我看后,邢晓光就让坐在前排的几位红联站同学,传递到主席台上关锋的眼前,关锋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放到桌子上,用手中的铅笔在纸上画了两下,顺手推到了康生面前,康生用手将眼镜摘下,拿起纸条看了一下,稍作思索,便对会场说:“王庆英同志,你停一下,我来问几个问题。我们听了这个同志(指王庆英)讲话后,且不说专政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也不说王庆英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们要问一下,专政委员会有没有这种刑罚?”不知是邢晓光的条子起了作用,还是康生已经觉得王庆英的控诉打不到张日清、兰敏的要害处。所以就赤膊上阵,急不可耐地要将修理人的大棒直接挥向他们要收拾的张日清、兰敏。实际上,是要敲向他们准备在全国要敲打的穿军装的人。所以接下来康生、关锋你一句他一句连珠炮似地追问着兰敏,一会追问戴背铐问题,一会儿追问专政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一会儿又追问调查杨承孝问题。当兰敏硬着头皮,一一对答,使康生、关锋始终抓不住他太大的漏洞,无法实现一剑封喉的机会时,康生竟然扯起了兰敏在延安时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问兰敏是坑上(煤窑)的,坑下的,想在鸡蛋里挑骨头。结果都被兰敏软硬兼施对付过去,没被老奸巨猾的康生和尖酸刻薄的关锋抓到什么有价值的把柄,令在场的人既为兰敏捏着一把汗,又对兰敏那种临危不惧、不卑不亢的骨气,敬佩不已。
翻阅当年由中央整理和印发的《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红头文件),康生、关锋当时活灵活现的表演和兰敏与他们的“隆中对”,可以看出,我的回忆与记述,远不如当时记录的详细和生动。
在康生、关锋利用王某某的所谓控告,尽情地敲打张日清、兰敏之后,会议才书归正传,让我代表持红联站观点的一派群众组织发言。其实会议开始之前,已告知我,会议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因为产生了前面有预谋的插曲,“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前面这一通开场锣鼓告诉我,这次中央所谓的解决山西问题的扩大会议,矛头已明,基调已定。看来康生、关锋这次要修理的不是什么刘格平、袁振,而是张日清、解放军。既然如此,和他们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和受他们支持的“刘、陈、刘”,以及红联站等组织,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另一方面,既然他们的基调已定,你再反映多少事实,讲出多少道理,他们也不可能再听进去什么。从刚才会议所采取的形式看,既不会让红联站的代表畅所欲言,更不会让你长篇大论地揭发刘格平。既然如此,我就只能用提纲发言了,这样还能主动一点。
果不然,我的发言还没讲几句,在讲到新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有坏人混入,这些人不是考虑怎么维护新生的红色政权,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跳出来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对这些人应该加强警惕时,在兰敏问题上得了过敏症的康生,竟然把我发言中说到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听成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马上插话问我:“同志,你说的要加强哪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对康生的插话,我愣了一下,因为我没有谈到什么专政委员会的事儿,可能是康生对兰敏的专政委员会过分敏感,所以将我发言中的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听成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于是,我冷静地回答说:“我说的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当时我真为“专政委员会”说句什么,说不定要受到康生什么样的批判,戴什么可怕的帽子。
第一次没被逮住,下一次又紧随其后,向我袭来。当我谈到太原的“四一四”风暴是红总站、兵团、“决死纵队”炮打革命领导干部时,关锋马上打断我的发言,质问道:“你讲的革命领导干部是指谁?”我冷静地回答:“刘格平、张日清、曹中南、陈永贵同志”。关锋见我没上钩,马上追问道:“还有谁?”我没有接他的茬,继续往下讲。当我谈到红总站和兵团要炮轰、打倒革命领导干部,要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时。关锋又一次追问我:“你说他们炮轰谁?打倒谁?要谁靠边站?”我意识到关锋步步紧逼的用意,所以我比较谨慎地回答道:“他们要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说张日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曹中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说陈永贵是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红总站和兵团看来,只有刘格平和袁振是正确的,是革命的。省核心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是有问题,不是应该打倒,就是应该靠边儿站。他们这样做,实际是分裂了党的核心小组,动摇和削弱了省核心小组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对稳定和发展山西省夺权之后的大好革命形势是十分不利的。而刘格平和袁振同志,对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所掀起的所谓‘四一四’‘红色风暴’,不仅不制止,不批评,不纠正,反而给他们透露许多所谓的小道消息,给他们吹风打气。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乱。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刘格平同志是有直接责任的。因为他是党的核心小组长。是核心小组一班人的班长。”
“其实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群众之间的问题好解决,关键是要解决核心小组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团结问题,他们之间的分歧解决了,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我还准备反映太原街头出现的一些情况,反映出自刘格平老婆丁磊和袁振老婆鲁克南之口的北京来电内容时,康生不耐烦地打断我的发言说:“内容要压缩一下,下面还有什么问题,还有许多同志要说话。”从会议开始到现在,在康生、关锋不断的插话中,已完全表明他们对山西问题的倾向性。对揭发批判军队的发言,他们问的特别仔细,甚至煽风点火,火上加油。而对反映刘格平、袁振的问题,不论大小,不论对错,一副不耐烦、不屑一顾的面孔。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反映得再多、再重要,也难让他们听得进去,也难起到什么力挽狂澜的作用。对于这次会议,我已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我决定不再继续讲下去,什么也不想再说,径直坐了下去。虽然在第二次开大会时,康生在会上也曾经说,“我觉得昨天段立生同志有一句话,其中半句还是对的,记得他讲,山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群众问题好解决,关键是要解决核心小组的问题,当然他说的核心小组问题是另一回事儿了,我只欣赏它的关键问题在核心小组。”康生在这里欣赏是假,否定是真。他所讲的核心小组问题的所在是军队,是张日清,而不是刘格平、袁振。
整个“七月会议”从1967年7月4日到8月5日,总共开了32天,大中小会共有几十次。其中小会是中央文革有关人员与山西核心小组人员的内部会议,中型会议是省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大型会议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重要的核心小组问题,实际上已在中小型会议上解决,定调,有所结论。大型会议只是形式上让各群众组织表明一下各自的看法,或者说,是让中央文革支持的一派,也就是刘格平、袁振以及他们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在会上揭发批判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军队一派,以及军队同情支持的干部“刘、陈、刘”,和支持支左军队、支持“刘、陈、刘”的一派群众组织,并以此“教育和挽救”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以及持红联站观点的一派群众。所以,整个会议期间,不论小会、中会还是大会都充斥着对张日清的批判,对兰敏的批判,对崔冰(晋中军分区司令员)的批判,充满了对“刘、陈、刘”的批判,以及对红联站及其下属组织党校“东方红”的敲打。而对红总站、兵团的一切行为,不论对与错,红与黑,一概给予肯定和赞扬。就连专政委员会从各个历史时期的敌伪档案和监狱档案中查实的坏人杨承孝的问题,康生和关锋都以种种借口予以否定,竭力开脱,反而对支持“刘、陈、刘”的太原市委的一名普通干部王承琚,无中生有地栽赃陷害,扣上一顶“带枪冲击中央会议”的帽子,霸道地当场宣布为“坏人’,使其会后锒铛入狱,屈陷囹圄达两年之久。康生、关锋在“七月会议”上的霸道、无理、信口胡言,政治帽子满天飞,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与会的红联站代表大跌眼镜,至今记忆犹新。“七月会议”的确教育了我,将我心中过去对中央领导的仰慕,神秘感,几乎一扫而光,确实让我明白了,哦,我们每天仰慕的中央文革,原来竟是这样的一些人,是这样的政治水平。
对于“七月会议”更加详实的记录,流散于民间的,多数系刘格平、袁振分别支持的红总站、兵团负责整理的“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扩大)会议纪要”。这些纪要的倾向性片面性显而易见。
会议期间还发生了红联站下属组织太工“红旗”和十中“七一”个别领导人,因在会议中知道了确有“四月会议”之说的情况,明白了张日清为保自己,故意隐瞒中央文革曾对他的一些批评,蒙蔽了群众,致使红联站一度陷入盲目自信之中,造成政治上的极大被动,因而对张日清的“史纪礼造谣说”产生了怨恨。一气之下,带领各自队伍数十人,冲击了省军区司令部,使已经在会上处于十分被动的红联站代表,更加陷入被动。当然,这其中也不能否定个别领导人中存在着的机会主义成分,即拟以此举表现出与张日清划清界限的幼稚想法。为此,大家都忐忑不安地准备承受来自中央文革的严历批评和惩罚时,七月二十日,就在红联站个别人冲击山西省军区的同一天,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矛头直指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七二〇”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其背后黑手竟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七二〇”的发生,一方面,使正在北京召开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的天平,进一步向刘格平、袁振一方倾斜。红总站、兵团的少数人趁机喊出了“张日清是山西的陈再道”的口号,从而使张日清和军队方面的政治压力无限扩大。而另一方面,也无意中减轻了红联站冲击军区的压力。因为冲击的是部队,无形中迎合了关锋、戚本禹煽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诡计。
按理说,会议当中,康生、关锋已经在明里暗里指责红联站犯了方向性错误,现在红联站还没有表示认错,又错上加错地去冲击解放军的领导机关,那不是罪上加罪吗?而事实恰恰相反,冲击军区这件事,康生、关锋反而没有深加追究的意思,只是轻描淡写、不疼不痒地批评了几句了结。真应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政治问题,事情的对错不在于事情的本身,而在于当权者的需要。
对于开了一个多月的“七月会议”,中央于8月2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263号文《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形式,予以总结贯彻。该文件一边倒地支持了刘格平、袁振,以及他们支持的一派组织,并将这些群众组织一律封为左派,否定了以张日清为代表的部队和他们支持的群众组织。对在山西文革中影响巨大的红联站,虽然没有像“刘、陈、刘”一样被列为敌我矛盾,还保留革命群众组织的地位,却给扣上了一顶“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大帽子。这次会议的成果和政治结论性的纪要,不仅没有解决山西省核心小组内部的思想分歧和政治矛盾,反而进一步分裂了群众,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更大对立,特别是中央文革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定性和处理,像一剂助燃剂,助长了山西反军思潮和反军势力的器张。《纪要》中一顶“左派”桂冠,使得刘格平和他支持的红总站、“决死纵队”,更加得意忘形,为所欲为。回到山西之后,更加无法无天,掀起一起又一起的“打砸抢”,使整个山西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武化大革命”。更令人揪心的是,回到山西的刘格平和他支持的红总站、“决死纵队”,不仅将屠刀投向了与他们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中的广大无辜的百姓,而且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稳定文化大革命和社会安定基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刘格平和被他御用的力量称他为山西最大的解放军的荒唐鼓吹下,红总站和“决死纵队”的个别头头,指令下属组织中的个别没有清醒头脑的人,不仅随意揪斗张日清,还随意揪斗和私自关押曾经表示过支持张日清政委的许多像赵冠英(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佐玉(省军区副政委)、梁建功(临汾军分区政委)、崔冰(晋中军区政委)等老将军和老首长,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一时间,山西反军狼烟四起。
没等《纪要》出炉,我就清醒地意识到,犯有方向性错误的组织,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会后可能遇到的政治后果。被批斗是肯定的,说不定,从北京回太原,一下火车就有被红总站“决死纵队”绑架走的可能。甚至考虑到,如果被“决死纵队”揪走,能否再留下一条活命,也在两说当中。为防不测,在回太原之前,专门跑到天安门广场,手捧毛主席画像,照了一张全身像,并让给我照相的同学回太原,洗出来后,直接寄给老家的母亲,大有悲壮之感。为防下火车后,出站台之前就有被绑架的可能,我专门在北京买了一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抱在怀里,预备在被人绑架时,增添绑架者拉扯我的顾虑,以此增加挣脱逃逸的机会。由于从北京到太原,有一帮红联站参会代表的簇拥,路上并没有发生我所想象的那些可能情节。次日上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党校。
让我没有估计到的,虽然在回校的路途中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但挨批判的命运却还在笼罩着我。我回到宿舍还不到一个小时,正准备洗一下身上已汗迹斑斑的衣服,红总站的骨干队伍、党校“东方红”的对立面“红色风暴”的一帮骨干分子,突然闯进我在党校的宿舍,不由分说地扭住我的双臂,连推带搡地将我押到了党校的500人教室。我抬头一看,500人教室已黑压压地坐满了一教室。看来,这场批斗我的大会是早有准备的。会议由“红色风暴”头头赵命柱一帮人主持,让我交代“死保张日清”、“死保刘、陈、刘”、“死保葛莱”的反革命罪行,并宣布说,中央文革已将我定为“反革命”,必须批倒,批臭。因为我是“七月会议”的亲历者。整个会议,没有谁说我是“反革命”。会上虽然康生、关锋在插话中说过,红联站犯了方向性错误,但并没有定红联站是反革命组织,还称红联站为革命群众组织。所以说,不管会场上“红色风暴”的头头们给我戴多少“反革命”的帽子,罗织多少所谓的“反革命罪行”,那都是一派的“派言”,我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思想压力。为了防止他们中的个别楞头青跑上来武斗我,我只好采取“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的原则,不论他们喊什么,骂什么,问什么,我坚守一条:不吭气。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在台上又喊又叫,唱了一个多小时的独脚戏。台下除几个我都认得的“红色风暴”和“反修兵团”的头头,以及几个活跃分子跟着台上的指挥一唱一和地胡喊乱叫外,多数人都以冷静的沉默,表示着对我的同情和对他们这一套的反感。
为了防止外单位红总站组织到党校绑架我,当天晚上在王荣、张国宁的护送下,我和山医二院的心血管专家、也是红联站勤务员的王家玑主任,一起躲到了红联站一派掌权的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门诊楼三层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这里真是闹中取静容易藏身的“灯下黑”,门诊楼白天闹哄哄的,人来人往,进出不易被人发现,相对比较安全。为了保险起见,我和王主任一般不到医院食堂就餐,每日一早由王主任的夫人、山西著名的儿科专家赵悦华主任,在家做好给我们带来。就这样,我们在山大一院门诊楼躲藏了一个多月,也没被红总站和“决死纵队”发现。就在这一个多月里,红联站的下属组织,一家挨一家被他们的对立面,在红总站或决死纵队支持下反夺权,或干脆被赶出学校。部分兵团的组织也趁机瓦解本校的红联站组织,以壮大自己的队伍。甚至有几个骨干院校的红联站组织,像冶校“东方红”、会校“井冈山”等,被杨承孝的“决死纵队”给砸地一塌糊涂。党校“东方红”更是红总站和“决死纵队”的眼中钉肉中刺。“七月会议”一结束,党校“东方红”的对立面——“红色风暴”就在“决死纵队”的配合之下,凡是“东方红”观点的师生一个不留赶出学校。没有及时撤出学校的持“东方红”观点的教职工,有的被揪斗,有的被停发工资,有些不愿顺服那些御封左派组织的人,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整个党校被“红色风暴”“反修兵团”搞成一片白色恐怖。
学校回不去,红联站下属组织一个个被反夺权,我和王家玑主任暂时藏身的山大一院门诊楼,也成了不可久留的危险区域。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两个一旦被人发现,通报给杨承孝和他的“决死纵队”,不出半个小时,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我和王家玑生擒抓走。所以,王家玑建议,我还是到外地暂时躲避一下为好。现在正在他们得志便猖狂的兴头上,避其锐气,保存实力还是需要和必要的。不这样,又有什么好办法。过去还可以找部队寻求一下保护,现在刘格平在康生、关锋的支持下,正在部署收拾军队,再加上关锋、戚本禹一伙正借武汉“七二〇”事件,竭力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七月会议”后的山西,不论是山西军区,还是各地市的军分区,全部处在被冲击、被打砸的腥风血雨之中。许多省军区的老首长老红军老将军都被他们随意揪走,肆意批斗。像省军区李佐玉、赵冠英两位副政委副司令员,被红总站太机“四野”揪走半个多月,批斗无数场,几乎给送命。在此背景之下,哪还有能力和可能保护红联站的学生们。
“七月会议”虽然对刚到山西的六十九军没有直接批评,但在刘格平支持下,早在“七月会议”前,红总站就在太原的大街小巷刷出“曹中南(六十九军政委)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标语。在会议纪要中,虽然没有明确指明六十九军在“四一四”问题上站错了队,而在肯定和表扬其他几个驻晋部队,准确地说是一些驻晋的军队院校时,只字没提六十九军。这实际给了六十九军一种无形的批评,给六十九军形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态势之下,六十九军也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只能看着污水横流,瞅着禾苗遭殃。
无奈之下,只能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办法。经和党校同学商量,决定先到同班同学李东海临汾老家躲避一段时间。为避开“决死纵队”和“红总站”在太原火车站设卡抓人,我们几个同行的人,决定骑自行车取道清徐到祁县(祁县是我的老家),再从祁县转乘火车扺临汾。准备好之后,从太原出发,一直到清徐,虽然路况十分糟糕,骑车上路还不算十分费力。但从清徐就拐进乡村道路,有几十里路还在汾河干渠的渠沿上。一路上,除了啃几口随身带的干粮,遇到浇地的水车,讨几捧水喝,再没有任何可以促劲加油的东西。所以,一跨进家门,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像散了架似的,将自行车往墙根一放,立即都瘫软到院子里的枣树下。母亲闻声从堂屋里出来,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只见三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着实吓了一跳,一边用腰上的围裙擦手,一边着急地喊:“可不行,可不行,浑身是汗,躺在冰冷的地上,要出毛病的。快起来,快起来!”老人家被我们这种唐突举动吓坏了,我们三个都不好意思地坐了起来。母亲问我:这是怎么了?放着火车不坐,怎么骑车子回来了?我不敢向母亲讲实话,只说最近事不多,想出来旅游散心,还想从祁县坐火车到临汾李东海家看看。母亲半信半疑地说:“兵荒马乱的,不好好在学校里多看看书,瞎跑什么?”母亲到厨房拿出暖瓶和三个小碗递到我手里,说:“你们自己先倒口水喝,我去给你们做饭。”正好我们都已渴得嗓子眼冒烟了,各自倒了一碗水,边吹边喝起来。
晋中人午饭多半是吃面,有现成的西红柿酱,下面时顺便往锅里煮点蔬菜,一般不再炒菜。所以不到半小时,我们三个就吃到母亲做的家乡饭。文革以来,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早一顿,晚一顿,没个准点,更没条件讲究什么味道好坏,突然吃到母亲亲手做的家常面的味道,感觉美极了。李东海和张国宁都是临汾人,吃馍蘸辣子是他们的最爱,今天吃上我们祁县的家常面,同样感到味道不一般,赞不绝口。也许是啃了一天干饼子,突然吃到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热面条,刺激了味觉的缘故。饭后,我们在院子里互相擦洗了一下身子,又喝了一壶水,顺便和母亲拉了一会儿家常话,天刚抹黑,我们就到东厢房休息去了。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我们正准备动身去祁县火车站,查看去临汾坐哪趟车合适时,在村子里碰上在祁县二完小教书的罗老师,他见到我显得有些吃惊,把我拉到路边悄悄对我说,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回来了?我问他怎么了,回来的不是时候?他略显紧张地对我说,你不知道,听说陈永贵在平遥煽动武斗,让平遥总司的人给绑架了。从昨天晚上开始,祁县火车站前面的318国道上,从太原下来的大卡车就没有断过。大卡车上全都是戴着柳条帽、拿着长矛的武斗队。今天天还没有亮,还有几辆解放军的军车也朝平遥方向开去。看来平遥出大事了。我听后,确实一惊,心想怎么这么倒霉,刚从一个漩涡离开,又遇上一个漩涡。看来平遥确实发生了震撼山西的大事,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离开村子,更不能从离平遥只有一步之遥的祁县火车站登车南下。祁县离平遥只隔一站,贸然乘车说不定会在平遥遇上说不清的大麻烦。我回家向李东海、张国宁同学谈了我的想法,他们一致同意,等眼前这个突发事件了解清楚之后,再做下一步打算。于是,我又找见罗老师,请他帮助进一步了解平遥到底发生了什么。罗老师知道我在省城文革中的身份,对山西文革又与我持相同观点,所以十分愿意为我帮忙,不假思索地应充了我,非常爽快地答应道:“你放心,午饭后,我准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果真,还没到午饭时刻,罗老师就风尘仆仆来到我家。一进门就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你还是赶快离开祁县吧,从太原下来的‘决死纵队’路过祁县时,把祁县总司派的办公室也砸了,还抓走了十几个人。他们不知道你回祁县了,如果听到你回祁县的风声,不来会善村(我的家乡)抓你才怪呢。”随后罗老师详细介绍陈永贵到平遥,怎么一屁股坐到持总站观点的平遥“联络站”一边,指责平遥“总司”。被激怒的平遥“总司”,将平遥城团团围住,要让陈永贵讲清楚“总司怎么就站错队了”。罗老师还告诉我,住祁县的六十九军某某团也出动了几百人,前去平遥搭救陈永贵。
我的老家会善村,是祁县城关的一个大村大队,距离县城不足三里地,与六十九军在祁县的营房毗邻。实际上六十九军在祁县的这处营区,就是占用我们村的地修建起来的。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村里,大多数人都认识我。文革开始后,村里的年青人都知道我成了省城太原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还一度以此自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村子里久待,除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外出、不露面,还可以封锁住我回到祁县的消息,保住一点秘密。如果我们一旦在村里走动,不出几日城里就会有人知道我回祁县了。祁县的红总站组织同样会借“七月会议”的东风,找上门来,将我抓走。为避免再生枝节,当机立断,我和李东海、张国宁立即乘夜间火车抵临汾。
我们三人没敢在临汾城逗留,张国宁回他洪洞老家,我和东海绕道回离临汾城20余公里的东海老家。东海的老家是临汾西山上一个幽静的小山村,一个典型的北方山村,因干旱缺水,村里的树木并不多,山坡上的土地也是绿一片黄一片。绿的地块是秋作物,而显黄的地块儿是收了小麦后,因缺水不再复播而裸露的黄土地,显得十分扎眼。因为村子在山头上,居高临下往东望去,临汾城尽收眼底。特别是夜幕降临,临汾城一片红光,仿佛是一片灯的海洋。
在李东海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整天度日如年,每天惦挂着省城红联站弟兄们的安危,思索着红联站下一步的命运,常常感到心烦意乱。只有到了晚上,小山村笼罩在夜幕之中以后,独自站在院子里,遥望临汾城,看那一片灯火灿烂,心中才会稍感一丝的光亮。有时,坐在院子里磨盘上,一直盯着那灯火一片的远方,一动不动地坐上一两个小时,一句话也不想说,脑海里却翻江倒海似的,回忆从“四一四”到“七月会议”之间的跌宕起伏。
几个月来,都是一些什么事儿呀?尽管我们每天在毛主席语录里找教导,寻根据,每天举着两报一刊找“方向”,用“教导”“方向”指导自己。怎么找着找着,跟着跟着,一到北京全都错了呢,还犯了方向性错误?这都是些啥事呀?刚刚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才几个月,就又出现了路线斗争;中央刚刚审查批准的省核心小组才刚刚工作几个月,中间就又出现了什么坏人。联想到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央文革成员走马灯似的人事变动,真是让人目不暇接,跟不上趟。几乎所有的红联站朋友,每遇大事,都先看“两报一刊”说了什么,讲了什么。都是从毛主席著作或毛主席语录中寻求答案,确定方向。怎么一到中央开会,这些东西就全变调了呢?甚至连指挥打砸抢的杨承孝也成了什么英雄,什么“左派”。他们领导的群众组织也通通成了“左派”组织,中央文革还要坚决支持。而敢于揭露他们、敢于与他们的错误行径作斗争的红联站,反而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还必须认真总结教训,改正错误。这都是一些什么原则、什么理论、什么做法呀!看来看去,思来想去,在中央文革眼里,对与错,好与坏,不在你坚持了什么、做对了什么,也不在于你哪个地方做错了什么,而全部都在于,中央文革根据当时他们的政治利益、政治需要,需要反对什么,需要支持什么。你做的是他们需要的,或者符合他们需要的,就判定你对了。如果你所坚持的,不是他们需要的,不能合他们的拍,或者干扰了他们的需要,背离了他们的愿望,那就该你倒霉,就会对你当头棒喝!不管你过去做对了多少,立有什么汗马功劳,都会被他们看得一文不值,都不重要,都不考虑。这就是方向,这就是路线,这就是政治。
在临汾那个近乎与世隔绝的静谧的小山村里的半个月,闭门思过,头脑里搅成一锅粥。所以康生、关锋主持召开的“七月会议”,进一步扰乱了山西社会形势,将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搅成了“武化大革命”。从此,武斗升级,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同时也搅乱了像我这样一批曾经真诚信仰,无限忠诚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红卫兵小将的思想,使他们陷入了久久的彷徨。
和我同样曾经是红联站领袖的李青山(太工“红旗”战斗队总勤务员),在他的博文里也生动地记述了他对“七月会议”的不解和失望,以及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他写到:

“七月会议”对我们影响是巨大的,原来按“两报一刊”社论办事并不可靠,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原来就是这样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在报纸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如果说“一·一二”夺权使我产生了许多想不通,而我总是努力去想通,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话,那么“七月会议”的现实,使我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特别是康生、关锋等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怀疑山西的革命完全是他们一手操纵的,有他们这样一些大人物在上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们怎么能跟得上呢?所谓文化大革命,所谓群众运动,完全是他们这些大人物定好调子,运动群众。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无法搞,也不能搞。对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危险性,有了全新的认识。

李青山博文中的这段文字,在山西的造反派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其实,由于“七月会议”现实版的刺激和教育,使不少红联站的同学陷入了彷徨,失去了对“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开始逍遥,进入了逍遥派的大军。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冷静下来,客观地分析和认识“七月会议”,以及分析引起中央文革务必要召开一次“七月会议”的真实目的,包括震撼整个山西的所谓的“四一四”“红色风暴”,这一系列的政治怪象,的确是一件很值得回顾和思考的课题。
应当看到,不论从“七月会议”的角度,还是从“四一四”事件角度看这些怪象的出现,应当说都不是偶然的。他们所造成的后果,不论对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来说,都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首先应当看到,“四一四”矛头所指,以及“七月会议”要解决的问题,表面上是针对“刘、陈、刘”,实际上,针对的是他们的后台张日清,是在“一·一二”夺权中真正掌握了实权的张日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支左的解放军。从这一视角往远看,不难发现,不论“四一四”“红色风暴”,还是“七月会议”,在康生、关锋眼里,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局限在山西的问题,而是针对全国在各地纷纷完成了夺权和政权重建之后,由于解放军支左的介入,在各级政权中,解放军的地位和作用,十分明显地突现出来,而这部分穿军装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在任何问题上,都和中央文革始终保持高度一致,甚至屁股坐在了与中央文革相对立的板凳上。这让中央文革中的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这样一些持极左思潮的人,感到十分的不舒服,难以容忍。再加上1967年春季,发生在北京怀仁堂的所谓的“二月逆流”,使康生、关锋一伙感觉到,若不给解放军一点颜色看,不敲打敲打,中央文革的权威就会越来越受到挑战,对全国夺权后的基层政权的掌控和发号施令,就有受梗阻的可能。因此就开始预谋“揪军内一小撮”。正巧林彪树立的全军支左的一面“红旗”张日清,不论夺权中,还是夺权后,都没有把康生树起的“全国第一夺”的刘格平真正放在眼里,于是康生就有了把矛头伸上山西的抓手,有了敲打张日清及他的助手兰敏的借口。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二月会议”和“四月会议”。
但是,军队毕竟是军队,而且军队中历来信奉山头主义,历来看重历史渊源。中央文革搞的所谓反“二月逆流”,矛头主要是针对老帅和部分副总理的。他们这些举动,不可能在军队中不产生负面效应,让他们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大人物越来越反感。张日清之所以对“二月会议”和“四月会议”中康生、关锋等人对他的批评置若罔闻,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屋漏偏遇连阴雨,张日清和部队同志所挨棍棒还没结束,偏偏在7月20日,出现了武汉“七二〇”百万雄师围攻绑架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所谓反革命事件,为康生、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找到了借口和理由。于是关锋在“七月会议”中,公开支持一些人提出的“打倒张日清”“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和“张日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甚至诬蔑山西省军区、独立师,各地市军分区人武部统统支持了保守派,压制了造反派。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把山西“揪军内一小撮”的腥风恶雨推向高潮。
建立一种信仰不易,放弃一种信仰更难。就是在“七月会议”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仍有不少血气方刚的红联站勇士,不服刘格平的高压,不怕刘格平的镇压,更不怕“决死纵队”的“打砸抢”,表现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久发生在省城太原的“九五抗暴”就作出了充分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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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四二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1月 30, 2019 9: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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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批谢、曹的省委扩大会议(节选)

74.王谦落选
这一年的秋天,搁浅多年的四届全国人大准备召开。中央指示山西补选由于谢振华遭批离晋而空缺的山西出席全国四届人大的代表团团长。
1974年11月,山西补选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在省城太原的晋祠宾馆召开。省革委通知,省革委全体委员和各地市负责人均需参加会议,补选由于谢振华的变动而空出来的代表名额。应当到会人员大约有200余人,其中老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劳模代表占到应会人数的三分之二强,其余不足三分之一的名额,是在山西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中产生的省革委会的委员。其中有兵团的刘灏、宋捷、王庆英等,红总站的黄瑞菴、吴春久、雷维林等。而红联站由于“七月会议”上被康生、关锋定为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因此在“七月会议”之后增补省革委委员时,兵团、红总站都分别增补了十几名委员和常委名额,刘格平只象征性地给红联站增补了两名委员。所以,参加这次补选四届人大代表的省革委扩大会议时,红联站只有我和红联站赵凤岐、孙发松三人参会。
我是在清徐接到省革委通知的。当时我感冒发烧,正在办公室打点滴。因会议议题重大,又是批谢之后,省里召开的第一次由我们这类代表参加的会,如果不去,搞不好又会遭到王谦等人的无端揣测,以为我又在搞什么小动作,我只好带上药赴会。
等我在会上见到不少熟悉面孔时,大家已对这次会议要补选的人员名单,七嘴八舌地热议着。因我需要继续输液,报到之后,就到分配给的房间,等待宾馆医务室的大夫过来给我输液。因为输液限制了我的行动,别说为不选王谦去串联了,小组会上发言的权力,也迫不得已放弃了。
会议期间,我虽然多数时间是因输液躺在床上,但会议热议的东西,还是知道一二的。当时大家最大的兴奋点,主要表现在不同意王谦担任四届人大代表上,认为他这个人为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称霸山西),不惜丢弃人格卖身投靠,一心要将谢曹整垮赶走,是个品行不端、整人害人的主。这种人难孚众望,凡是有点正义感的人都不会投他的票。
因为是党的会议,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会议上可以畅所欲言的。当赵凤岐和孙发松到我的房间里和我交换意见时,我很坦率地讲明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我不同意串联,可以用宪法赋予的“四大”的权利,用大字报表明自己的态度。赵凤岐和孙发松将我们的意见和态度,写到一张不大的纸上,以小字报的形式张贴出去。
尽管在选不选王谦问题上议论纷纷,但我判断王谦不会落选。因为整个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200余人,其中老干部、老劳模、解放军代表就占了三分之二还多,这些人向来是听组织的,上面让他们选谁,他们就会选谁。即使兵团、红联站观点的委员、常委全投了反对票,也不会超过半数,无关大局。根据共产党党章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山西,现在的上级,不就是王谦。要想让,没戏。所以,在补选四届人大代表的晋祠会议上,除了身体原因外,思想上的保守和误判,使自己处在一种顺其自然的状态中,根本不存在后来有些朋友说的那样,是由段、刘、宋的“上下煽风,八方串联”造成的,更不是王谦一伙说的,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破坏选举的行动。
一直到投票的那天晚上,我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勉强到了会场,投了自己的那一票。没想到这一投,投到了众多坚持正义的票箱里。
计票结果出来了。事实证明我原先的预判是错误的,也揭示了我的保守。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当时既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兴高采烈,弹冠相庆,也没有预感到大难临头,只怀着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庆幸,回到自己主持的水利工程中。说老实话,王谦的落选,当时我只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事,是王谦在扩大会议上的倒行逆施所带来的相应报应。
从当时扩大会议参会的人员构成来看,当时参会的老干部类委员,绝大多数是文革后解放比较早的老干部。这部分老干部在文革前多是受旧省委冷落或排斥的干部,这部分人肯定对王谦不感冒,不投王谦的票是情理中的事;而参加会议的解放军委员,无庸置疑,六十九军和山西军区的具多,这些人都被王谦扣上是“谢振华的人”的帽子,他们不投王谦的票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到会的劳模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支谢和不支谢的人数不相上下,对王谦的落选起不到太大的失衡作用。从选举的结果判断,可明显地看出,不论是老干部委员,还是解放军委员,老劳模委员,他们心中的天平,还是充分地得到了体现。他们以实际行动表达出他们骨子里的党性原则的坚定与明确。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对陈永贵、王谦在七届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拙劣表演所不齿。恰好遇上无记名投票的机会,稍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都会借此表达一下自己的正义感和尚存的良心。所以,多数人不投王谦的票,完全是情理所致,正义所致,是王谦曾经的倒行逆施的必然报应,根本不是什么“段刘宋”作用的结果。这种说法,既夸大了“段刘宋”的有限能量,也高抬了“段刘宋”的作用。
尽管如此,山西人民的正义,却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恐惧与震怒。因为他们背靠着大树,位高权重风光无限;实际上他们心里并非踏实无忧,他们也清楚自己在广大干部群众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如果真让老百姓民主选举的话,像王谦这样的下场,重复在他们头上的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决不是只牵涉王谦一个人的事。如果任这种事情蔓延,这种落选的后果随时也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所以他们认为,此口不可开,此风不可长。他们认为选不选王谦这件事,决不可以掉以轻心,必须给予当头棒喝。
于是乎,王洪文和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在1975年1月12晚四届人大各代表团团长预备会上,王洪文说:“最近有个问题很重要,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我们不要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去。山西有教训。王谦同志是省委提名,中央同意的代表候选人,选时落了选。这是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作为一个省的主要负责人,省委提名,中央同意,回了电报,仍然落了选……那里〈山西〉情况很复杂,完全违犯党纪。王大任,你们事后要追查。”张春桥讲:“山西省委开革命委员会选代表,不开党员会,是两个党,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是不允许的。”王洪文紧跟张春桥的腔调,又来了一句:“共产党员不投共产党的票,是怪事!闹了一个大笑话。”
天啊,当时中国的最高层,竟是这样水平的领导人。
王洪文、张春桥的说法真够奇葩的。众所周知,不论是党的章程,还是国家宪法,都规定有,党员或国家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任何人被选上或落选,都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是符合党章和宪法规定的。怎么到了王谦这里,到了王洪文、张春桥嘴里,却成了问题,甚至成了“我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成了“违犯党纪”,成了“闹了一个大笑话”的“怪事”。更奇葩的,还成了“共产党员不投共产党的票”,“共产党不选共产党”。王洪文,张春桥这样讲,这样说,无疑在他们眼里,王谦俨然成了党的化身,王谦就是党,党就是王谦。不选王谦,就是不投共产党的票,就是不选共产党。这才是天大的笑话。按着现代小青年的说法,真是太八卦了。
就是这样的八卦,就是这样的天大的笑话,也是代表党中央,代表着最高指示,恰似“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当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传达到山西之后,清徐县委立即对我做出停职检查的决定,并且很快责令我到有关部门和单位接受批判。我不仅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回家探亲的权利,时间长达四五个月之久。每日批判检查,检查批判,车轮战术,搞得我精疲力竭,寝食难安。在我接受批判的日子里,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全国悲痛,四海悼念。我请求参加悼念活动,聊表对周总理的敬仰和思念之情。没想到,县委个别人竟以我正在检查之名,不准我参加悼念活动,在我再三抗争之后,才批准我参加了在东湖体育场举行的全县追悼周总理的群众大会。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那种压抑感和屈辱感别提多令人心寒。明明是王谦自己的不得人心酿出的苦果,却让一个无辜的人吞食,真是岂有此理,天大的不公。
祸不单行。一天晚饭后,我正趴在桌子上写检查。快九点钟了,突然,办公室的门被一个自行车的轮子给撞开了。心头一惊,这是怎么了?紧接着,爱人明应果风尘仆仆地推车进来。这么晚了,一个弱女子,披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色,骑车四十多公里,独自一人到清徐,一定遇到了要命的事。否则,怎么会做出这么冒险的事。见此情景,我立即扔下手中的笔,向明应果扑了过去,急忙问她:“出什么事了?!半夜三更地骑这么远的车,跑来清徐。”明应果见我完完整整地站在她面前,不由得两眼热泪像开了闸门的洪水,止不住地哗哗地往下淌。她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任由热泪飞淌。我死死地抱住她,多少天的憋屈压抑,也在此迸发开来。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泪,也不由地挂满滚烫的脸。
稍加平息之后,我再次急切地问她:“快说说,出什么事了?”明应果没有回答我,两眼紧紧盯着我说:“看到你还在,我和妈就放心了。”仍是一句不着边的话,我越发着急,更加迫切地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值得你一个人趁漆黑夜色、冒着生命危险,骑个破自行车跑上四十多公里,就为看我还在不在?我怎么会不在呢,我不在,我能去哪里?他们又会让我去哪里?”我连珠炮似地反问,让她感觉到,我确实着急了。就拿起我刚才给她倒的水喝了一口,随后反问说:“他们又会让你去哪里?实话告诉你吧,张岷、赵凤岐被王谦给抓起来了。”我马上反问她:“为什么?”“据说是反革命。”“反革命?!你听谁说的?”“什么听谁说的,单位正式传达的。你们清徐还没传达?”“没有。估计传达也不会传达给我。”到此,我已基本知道了她为什么会在风高夜黑天,独自一人,蹬上三四个小时的自行车,行驶三四十公里来看我,肯定是她和我老妈一听王谦抓了张岷、赵凤岐,马上联想到王谦是不是也向我下手了。所以,不顾一切地到清徐看看我还“在不在”。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夫妻情。为了自己的儿子,为了自己的丈夫,那可真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平静下来之后,我爱人才把她如何下决心来,一路上多么地提心吊胆,徐徐向我道来。当她真正落实了张赵确实被抓之后,心中那一捋怎么也抹不掉的担心,煎熬着她。这种吓死人的消息,告不告她的婆婆?告吧,怕她老人家经受不起。因为婆婆知道张岷、赵凤岐与她儿子的关系,他们一直是一个战壕里的哥们。他们出事了,她儿子能好吗?他们被抓了,能放过她儿子吗?老人家一旦知道张赵被抓,肯定会这么想。不告吧,又怕段立生真的也被抓了,这么大的事,不告诉老人,老人肯定会责怪她的。我爱人也知道,她丈夫在她婆婆心中的份量。思来想去,还是将张赵被抓的消息下决心告诉了婆婆。果不然,老人一下子就联想到自己的儿子会不会也被抓了。老人开始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老人家恨不得立即飞到清徐,看看儿子还在不在。明应果见状,立即意识到,如果不尽快弄清楚老人家宝贝儿子的现状,老人家马上就会急出病来。就是段立生没出事,弄不清真相,老人家也会急出事来。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迟缓!再危险,再害怕,也得走趟清徐,看看段立生到底出没出事。决心下定后,由我的莫逆之交、好朋友李显东陪她顺迎泽大街往西,跨过汾河桥,拐向通往清徐的公路。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迎泽大街上的楼房,只修到新建路口,即现在的铁三局大楼一带。再往西,便都是庄稼地。过了汾河桥,就意味着出了城。李显东陪明应果过了汾河桥后,见通往清徐的公路上,天色已灰暗下来。当时虽然只是七八点钟,公路上的人迹已逐渐稀少,便对明应果说:“要不,我陪你一块去吧。”明应果不知去了能不能见上段立生,所以,就壮着胆子说:“不用了,我一个人也行。”就赶紧蹬车消失在逐渐黑下来的公路上。没想到,车子骑了不到半个小时,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过了化肥厂,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又是第一次骑自行车走这条路,坑坑洼洼地把屁股颠得生疼。特别是第一次独自走这么长的夜路,心里那股紧张劲,别提多厉害。一路上,她希望能遇上一个人,可又怕遇到人。如果遇到个好人,还好。如果遇到个孬人,那可就倒霉了。过了晋祠后,前面似乎有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一边蹬车前行,一边大声唱着蹩脚的山西梆子。有这么一个前行的同路人,给了明应果一个很大的壮胆。因而,她不能和这么一个探路者拉开距离。所以,一路上她和这个高歌山西梆子的同路人,一直保持着一个相当的距离。这个歌者骑得快时,明应果拼命地追赶着他,不敢落下太大的距离。当这个歌者蹬得慢时,明应果也随之将速度放慢。一路上就这么不及不离地前进着。一直到清徐的北营,这位歌者往西拐上去平泉村的路,明应果才同这位不知姓名的同伴,默默地告别。
说到这里,明应果似乎也从惊恐中缓过神来,有点遗憾地说:“要知道这个人从北营(清徐)往西拐,那不就是去平泉的路吗,早知道是个平泉老乡,一路上我就不会那么紧张害怕了。”
听到这里,我跟随她一路紧张的心也放松下来,和她开玩笑地说:"那位一路上给你唱山西梆子的人,不是什么平泉的老乡,是平泉小峪寺的神仙,奉命前去接应和保护你这位贵宾。"明应果因为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年迈多病的婆婆和那两个可爱的儿女,在证实了我没被王谦抓走的事实后,得赶紧回家给年迈的婆婆复命,好让老人一直悬吊的心放回肚里。天一亮,又饿着肚子,拖着生痛的双腿,骑车返回太原。
其实,像这种突发事件引起的惊慌,不在少数。在整个扩大会议其间,明应果和我那年迈的老母亲对我的担忧,一直困扰着他们,几乎每天都处在恐惧之中,不知会在哪一天,一个大活人会突然回不来了。他们每天在想,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红军,王谦都敢往死里整,一个小小的县级干部,他们怎么会放过去。细细想想,当时那种恐惧加熬煎是多么地折磨人。说句老实话,当时在我的思想上并没有多大的恐惧感,因为不论涉及文革的问题,还是涉及张赵的问题,我都是坦荡荡的。既没有欠什么账,也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只是在许多问题上,都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更不愿随波逐流,不会昧着良心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我一直认为,就是陈永贵、王谦再恨我,真要抓我,也得拿出点东西吧。
明应果到清徐看我没几天,县委机关传达了《张赵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我从传达的材料附件中,看到了一句涉及我的内容。附件影印件中有这么一句话:“预审人员问赵凤岐,‘段立生为什么没参加过你们的活动?’赵凤岐说:‘段立生这个人很正统,他不会参加这种活动’。”其实,早在扩大会议其间,就已听到一些对张赵不利的说法,当时只是觉得他们对政治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只是认为张岷、赵凤岐看问题办事情有点走极端,但他们决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从我和他们相处的几年里,从来都觉得他们都是那种有责任感、敢担当、有正义感、敢仗义执言的男子汉。他们数得上是好人中的好人。按着当时我这样的思想基础,根本想不到他们会搞什么“中央二委”之类的事,也不会想到他们后来干出的那么具有戏剧性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这是后话。
后来,才回想起和意识到一件让我后怕的事。

75.卧底刘贤志几次对我诱探

扩大会议之前,红联站下属组织,山西大学附中的八一八“红旗”的勤务员刘贤志,三番五次到少年宫宿舍找我,谈什么张岷、赵凤岐在太原化肥厂搞什么“读书会”,探讨什么文革走向,还在会上谈论什么林彪、江青话题。
我记得,扩大会议召开不久,刘贤志到市少年宫家属院找我,和我谈起了分配到太原化肥厂的张岷、张跃明(刘贤志附中同学)和化肥厂的赵风歧等一帮红联站的弟兄们,在工余时间,常爱聚到一起侃大山,或摆龙门阵。有时还人五人六地研究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谈到忘情时,也有人对中央文革的一些人,像康生、关锋、戚本禹等说三道四。我第一次听刘贤志谈这些事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和兴趣。因为从文革走过来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回忆一些文革的事,是人之常情。发几句牢骚,抨击一下支持刘格平的康生、关锋,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谁让他们拼命支持像刘格平、杨承孝那样的坏人。不过,考虑到当时已悬在国人头上的镇压之剑“公安六条”的存在,我当时还是明确地告诫刘贤志,最好别参加这样的一些议论,同时也请他转告张岷、赵凤岐,最好也少参与这样的一些议论,小心踩了“公安六条”的雷。
大概过了一个来月,扩大会议正处在批不批“九条”的胶着状态下。一个周末的下午,刘贤志又跑到少年宫找我,又和我谈起了张岷、赵凤岐组织一帮分配到化肥厂的红联站小弟兄们学习马列和哲学的事,不仅再一次提到他们在学习中批判康生、关锋、戚本禹,还提到了江青等。因为正在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就是按照江青“我穿上军装,就是要炮轰谢振华”的指示策划召开的。再加上陈永贵、王谦秉承江青旨意,往死里整谢振华,已引起不少与会者的反感。我心里同样恨透了江青、康生一帮子,但囿于“公安六条”的存在,和我一贯坚持的“在任何情况,任何环境下,决不公开议论中央”的思想原则下,我十分明确、也十分坚定地劝诫刘贤志,希望他再也不要参加这类活动。并再一次对刘贤志说:"你见到张岷、赵凤岐,一定转达一下我的意见,请他们千万不要再参与这类活动,更不要组织什么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所谓的硏究和探讨。硏究什么,探讨什么?两报一刊说了多少年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还需要我们硏究探讨吗?这不是留着自在不自在,专门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不是自找着往‘公安六条’上撞吗?”刘贤志见我说得这么慷慨激昂,也不敢再往下说什么。临分手,我将他送出少年宫大门时,又停下来,郑重其事地再一次告诫刘贤志说:“你一定告诉张岷、赵凤岐,就说是我说的,咱们红联站内部,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在任何公开场合下,就是只有几个人,也不准议论中央领导。一方面,我们对中央的事了解甚少,多数是小道而来的消息,真假难辨。依靠这样的信息作依据,下判断,能不出偏差,不造成误判吗?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不少了,不要再做傻事,再搞什么冒险动作了。希望张岷、赵凤岐能听听我的这些意见。”刘贤志爽快地答应了我。直到这时,我既没有意识到张赵二人的确在搞什么组织,已在有意地撞“公安六条”这条红线,也没意识到刘贤志在我身上作什么文章。
扩大会议结束不久,又一个周日的下午,刘贤志第三次到少年宫找我。先聊了会他们山大附中几个头头的事,随后他又把话题转到化肥厂张赵身上。我一听,火不打一处来,立即板起面孔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小刘,你咋啦?我已经几次给你说过了,不要参与这样的一些事,你怎么又参与了?还跑来告我。我再一次郑重告你,今后别再在我面前谈论张赵他们搞的这些事。如果你非想说,别怪我把你撵走。”刘贤志见我真动了火,没趣地灰溜溜地走了。果不然,刘贤志在张、赵被抓之后,再没来见我。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我和张、赵以及办他们案子的原山西省公安厅二处侦调科科长阎逢碧,都因反对过王谦的倒行逆施,都被关进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看守所里。同为天下沦落人,都被王谦迫害,故而都能以诚相待。阎与我同为祁县老乡,所以他将不少有关张、赵案子的内幕,向我透露了不少。特别是阎逢碧曾和原太原十中“七一”的马尚文有段时间关在同一个“号子(牢房)”里,有机会把侦破“张赵反革命集团案”的来龙去脉,以及王谦在张、赵案子上玩的一切花招和险恶用心,毫不保留地全盘托出。马尚文以此为据,整理出一份比较完整的文字资料,给山西的文化大革命留下了一份十分真实、十分珍贵、十分难得的史料。
从这些真实而又珍贵的史料当中,我才清晰而完整地了解到,当时举报张赵集团三条线索之一,并早已是省市公安部门卧底的刘贤志,几次找我谈张赵问题,完全是为了探究我在张赵问题上到底陷有多深,在里面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甚至还可能是为完成王谦给当时办案人员下达的“审讯张赵一百次,二百次,也要把段立生挂进去”的指示而设的圈套。多亏我有生之年一直坚持一条“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处世原则,所以才能做到刘贤志三顾少年宫探底设套,我都没上钩入套的结果。如果我当时稍有不慎,或者出于好奇,要看一下张赵手里的所谓“文件”,或参与一次他们的聊天,那山西出现的将不是“张赵反革命集团”,毫无疑问,肯定是“段张”或“段张赵反革命集团”。否则,怎么会有王谦“审讯张赵一百次,二百次,也要把段立生挂进去”的指示呢?就是在王谦落选问题上,我虽然当时患重感冒,在选举酝酿过程中和投票现场,我都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到头来,王谦在向中央汇报时,不是照样把我排成“一号种子”,定为罪魁祸首吗?否则,怎么会从王洪文、张春桥嘴里冒出一个名垂青史、传遍山西的“段刘宋”呢?
由于刘贤志做了助纣为虐的亏心事,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若干年内,他从王谦那里讨了一官半职,成了省乡镇企业局机关的副处级干部。但在人生道路上失了德,很少在原红联站和山大附中八一八的老朋友老同学圈子里露面,成为一只离群的孤雁。

76.张、赵是那个年代中优秀的觉醒者,奋斗者

从张赵集团的发生,发展,被捕,判刑,到最终平反的整个过程看,张赵无疑是那个年代中,最早觉醒、最早觉悟、最早敢于举起真理的大旗,批判那些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的人和事的先驱者和英勇的斗士,代表了那个历史阶段先知先觉的一批热血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无愧是那个时代里难能可贵的火种,无愧是当年红联站战友中的光辉榜样,是红联站思想者中的佼佼者和真正的代表。我与他们相比,无疑是一个思想的落伍者,保守者,因循守旧者,过分强调策略的庸人。我既为红联站中能产生出一批这样的思想先行者感到骄傲,也为红联站中同时产生了像刘贤志这样的助纣为虐的糊涂人悲哀。更为红联站中还有不少像我这样的策略派、“识时务者”羞愧。
从现在揭示出来的多方面的资料看,如果当时没有像陶健、谷震、刘九祥、周政等一批良心尚存,正义尚存,头脑清醒,又敢于坚持原则的老革命老政法,坚持不懈地与陈永贵、王谦等人的巧妙周旋,据理力争,从而使张赵一案最终呈送到最高人民法院,才使事情有了有利的转机。如果按照王谦的初衷和安排,由太原市中院一审,然后报省高院二审(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由省里说了算,也就是由王谦说了算),按照当时杀人权已下放到省里,如果当时具体主持公、检、法的三位老者,刘九祥、谷震、陶健都抱着一种唯命是从的态度,你王谦是省委书记,你让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若真那样,张、赵都已被宣判死刑,到时,恐怕张赵的人头,早不在自己的肩膀上了。
当然,我也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省公检法的人之所以坚持要有省公安厅刑侦,省高检、高院审判,是因为他们害怕当替罪羊。因为判处张赵反革命集团时,已是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之后,历史早已宣判了“四人帮”的死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将明显是反“四人帮”的一群年轻人,还要砍他们的头,判他们极刑,显然是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傻事蠢事。王谦鬼迷心窍,死死抱着“四人帮”的阴魂,执意要完成“四人帮”的使命,那是王谦的事,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而陶健、刘九祥、谷震这几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敢于站出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最终将管辖权由王谦指定的由太原市公安局刑侦,市中院一审,改变为由山西省公安厅刑侦,由省高院一审。虽然按王谦的旨意判了张赵死刑,但张赵一上诉,案子就会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很可能做出否定的判决。这样做的结果,既保护了他们自己,避免了替王谦背黑锅,当替罪羊,也保护了像张赵这样一批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当时这几位老干部、老公安眼里,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事小,保住一批有志青年肩膀上的头颅事大。所以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策略,和他们高超的斗争艺术,赢得了全胜,同时也赢得了历史对他们的肯定,赢得了世人对他们的敬重。
从“张赵集团”整个案件的刑侦过程,预审过程,审判过程和平反过程,都具体而生动地告诉我们,斗争是需要胆量的,斗争也需要策略和艺术。斗争的目的,是要挫败敌人,战胜敌人,而不是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从现实生活来看,张赵等人用生命换来的成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若干年之内(也可以说至今),他们理想的社会光景,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兑现。甚至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反,更没有得到彻底的平反。时至今日,这个集团所有的人,几乎还在王谦之辈所把持的另册中,被冷落,被限制,被歧视。就连这个集团的首犯张岷,想脱离世俗的政治,去弘扬天主的仁爱,都被政府的有关部门设卡受阻,不能让其随愿。至于其它应该给予他们的补偿、福利等等,从来都是不沾边的事。
不仅如此,在山西,王谦的同伙们仍抱着王谦的阴魂过日子,继续对这些曾经提着脑袋与“四人帮”一伙做殊死斗争的有志者,坚持歧视的政策,甚至继续迫害。最为明显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原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李兆田身上。
李兆田是文革后被提拔起来的科技型青年干部。虽参与了文革,也一度成为晋中地区反对陈永贵一派的头头,但在文革的过程中,觉醒较早,对陈永贵推行的那一套极左路线,敢于奋起抵制和反抗。在文革的后期,因赞同张赵等人反对“四人帮”的理论和作法,曾帮助和保护过张赵。为此,被陈永贵、王谦投入监獄,判了十二年徒刑。张赵集团案在最高法院江华院长和当时的中央领导胡耀邦总书记、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总理等过问和指导下,给予了平反。但是,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无法逃脱死抱着王谦错误路线不放的省委领导李立功、卢功勋等人对他的继续迫害。李兆田同志仍被按“三种人”对待,不准党员登记(实际上是开除了党籍),不准官复原职(省水利厅副厅长),不予安排工作。李立功、卢功勋等人对自己的这些错误作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他们各自回忆录中,作为工作业绩,工作经验,加以吹嘘。由此可见,在娘子关内,“四人帮”的流毒有多深,极左思潮有多广,坚持正义、坚持公道有多难。难怪山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卖官买官盛行,贪污腐败四溢,最终成为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这一切的灾难,根子离不开李立功、卢功勋这些执掌省委大权的人。
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拨乱反正的形势下,由于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亲切关心和支持,山西展开了对陈永贵(包括大寨)、王谦一伙坚持和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清算和批判。中组部和中纪委派出的以毛铎、陈英茨为核心的工作组进驻山西。他们广泛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认真调查硏究之后,曾提出一项动议,准备以王谦在“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之后,还坚持判处反“四人帮”的英雄张岷、赵凤岐等人死刑为抓手,揭开山西存在的紧跟“四人帮”的人仍然吃香掌权,而反对“四人帮”的人仍在挨整受压甚至坐牢的盖子。毛铎、陈英茨两位老同志曾多次找张珉、赵凤岐沟通思想,交换意见,传递中央工作组拟以张赵问题为突破口,为抓手,揭开山西盖子的意图。这本来是对彻底扭转张赵问题上平反不彻底,对扭转山西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不公平状态,都是大好的事,但由于张赵集团的一些弟兄们长期被关押,长期在白色恐怖中形成的心理阴影,几位主要受害人均没有表达出愿意配合的意愿。当时在晋的中央工作组,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强有力的、足可以通过揭批王谦为契机揭开山西盖子的抓手和大好时机就这么白白地丢失掉。我几次与陈英茨接触,陈老都对此感到遗憾与惋惜。

第二十一章 历史的责任(节选)

118. 山西文革史在全国文革史中具有显明的独特之处

我之所以力主撰写山西文革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山西在整个文革中的情况既具有十分突出的特殊性,又具有十分明显的代表性,是中国整个文革史中不应短缺的部分。
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文革中的山西,在全国文革中具有其独特的历史特点和政治特色,使文革中的山西在全国文革中具有其突出的区域性、复杂性和代表性。
一、文革中,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一枚重型炮弹,就是“六十一个叛徒集团”,而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中唯一一个没有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履行手续出狱的刘格平,文革前因宁夏民族主义问题被贬山西。刘格平的老乡康生,认为刘格平既可以包装成打倒刘少奇的重型炮弹,又可以利用和支持刘格平成为全国首个省级夺权的领头羊和样板。康生的这个策划和点子,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康生的意图得以实现,山西终成“全国第一夺”。
二、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是全军最早介入文革,并支持地方夺权的军队高级将领,被林彪树为全军支左的一面“红旗”。
三、文革前毛泽东树立的农业发展的标杆单位和典型代表——大寨,地处山西腹地。“农业学大寨”成为陈永贵发迹的金字招牌和天价身份的政治资本。文革中,江青等人将大寨和陈永贵视为可靠的同盟军和政治打手,这在全国独一无二。
四、被毛泽东视为可靠接班人的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中坚力量。此人出生在山西,解放前长期工作在山西,建国后,又长期工作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地区,被毛泽东视为最可信任的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又是“两个凡是”的领军人物,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山西的陈永贵、王谦两股政治势力纠结在一齐,配合华国锋,誓死捍卫“两个凡是”,成为当时全国拥护“两个凡是”的桥头堡和稳固的后方阵地。
更令人发指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以华国锋为公安部长的公安部还依“两个凡是”为纲,将不少在思想上对中国社会弊端和文革负面,有先知、先觉、先悟的先行者,予以处决。其中,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所谓“张赵反革命集团”就出在山西,就是一股反“四人帮”,抵制陈永贵、王谦极左势力的革命力量。而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王谦还秉承华国锋这一路线,将“张赵反革命集团”数十人判处极刑和重刑。
五、粉碎“四人帮”之后,被邓小平视为可靠同盟军和得力助手,并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他得力打手的薄一波,也是山西人士,解放前曾长期在山西工作,与山西的地方权贵有着盘根错节的关联。而在对薄的长期追随者、侍奉者中,不乏陈永贵、王谦同类。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像李立功、卢功勋这样一些抱着“两个凡是”不放,抱着极左思潮不放的领导人,由于长期得到薄的庇护,毫发未损,一直倍受重用,盘踞重要领导岗位。所以,使山西经济长期落后于全国,最终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
六、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的清查“四人帮”和“清查三种人”运动,实质上是一次对紧跟毛泽东参与文革者的清算。在这次清算运动的初期,因上层还有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三位山西籍高官的庇护,使王谦取得了贼喊抓贼的机会。
王谦不愧是政治老手,为掩盖和转移自己紧跟“四人帮”的劣迹,又一次拿出了他一贯的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卑劣手段,利用“清理三种人”的契机,先发制人,在山西另搞一套,另立清查标准,扩大清查范围,把凡是曾经反对过陈永贵、王谦错误作法的干部群众,一律打成“三种人”,扣上“四人帮伸向山西的黑手”的帽子,关进监狱。以此封住可能检举揭发他们紧跟“四人帮”罪行者的嘴,上演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倒清查的政治闹剧。
上述这些因素的延续和重叠,使山西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天空,一直雾霾重重。不揭开这些面纱,不冲开这些雾霾,山西的天难蓝,风难正。我们这些曾经做过陈永贵、王谦阶下囚的倒霉蛋,不拿起笔刺穿面纱,扫除雾霾,正本清源,就会愧对三晋父老,愧对这段历史,也愧对自己。这也是我极力主张撰写山西文革史的动力之一。
《文革中的山西》,既是集体思索的成果,也是思想折中的产物。特别是在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政治运动和领袖人物的认识和评价中,是存在一些不同观点和看法的。这里只是在经过充分辩论之后,将比较一致的那一部分观点,以适当的文字表述出来,辑录于书中。对此,细心的读者是能体会到的。
历史学者周伦佐先生在审视了该书的观点、立场后,对该书作出的评价是“马氏客观论”。我粗浅地理解,周伦佐先生认为《文革中的山西》一书,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客观地审视社会,审视历史,诠释文革。给《文革中的山西》一书冠以这顶帽子,我认为是恰当的。参与编撰这部书的朋友们是否认同周伦佐先生对《文革中的山西》一书的评价,不得而知。我似乎觉得,我与执笔人石名岗是愿意戴这顶帽子的。
在整个撰写过程中,特别是在讨论中,大家始终坚持对人对事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即使一个人在某一事件中做对了九成,但有一成错的,那在认定事实上既要肯定九成是对,也同时毫不含糊地指出那一成的错。反之,将做错了九成、做对了一成的事情,也清清楚楚地指出其九成之错,肯定其一成的对。在明确是非的基础上,再以此基础为依据,做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只有这样,才叫实事求是。否则,就会陷入不公平,不客观。
当然,对与错的认定,还应考虑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再好的愿望,带来的是客观灾难,那样的主观是值得商榷的,不应界定为善。同时,在对客观事物评价时,还应当注意当事人(包括施政者和被施政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注意历史环境的客观性和时代的局限性。只有这样做出的评价和结论,才会客观、公正。否则,难免会使人产生苛求感、欠缺感,甚至脱离实际。

尾声

立秋之岁的梦想

岁月不饶人。进入古稀之年,体力渐衰,意识到在有生之年还有两件事要力争完成,尽快列入工作日程。
第一件事是,坐下来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趁头脑还算清醒,将自己的一生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作一些必要的总结与反思,并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样做,一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更加客观和清醒的认识,提高自己“自知之明”的高度,使自己有限余生,活得更清醒一些;二是可以留给后人翻阅,也许能起到些许“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作用。也算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对历史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第二件事是,搞一个画廊。将自己几十年来陆续收藏、积累起来的一些稍有欣赏价值的名人字画和工艺品,再返归社会,与社会共享。实现这样的梦想,一方面,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再展现一下自己一生中的另一个兴趣与爱好,充实一些老年生活的内容和趣味。也许能利用这个平台,广结新朋友,增加新知识,收获新的精神营养,提升自己的精神品位。
阿弥陀佛,在上苍和亲人们、众朋友的关心支持下,使我心想事成。至于画廊的受益,尚难估量,顺其自然吧。余生梦想的两件事,接近尾声。令我再一次体会到朋友多了,路好走;只有心想,才有可能事成。

后记

经过三年的努力,总算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划拉出来了,权作是自己一生的一个总结。既然是回忆录,就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客观的精神,把自己几个历史阶段的亲身经历,以真名真姓,一五一十地记叙下来,讲好自己坎坷而生动的故事。这样,既是给自己的一个交待,也是给自己后代的一个信息传承,更是给关心过自己,帮助过自己,支持过自己,且至今仍希望获得这个曾经关注过,曾经为共同信念追随过,并且在一个战壕里滚爬过的挚友亲朋的迟到的汇报。
无需回避,由于自己做人的信念深受中国传统理念的影响,深受正统说教的桎梏,从戴上红领巾始,就牢牢记住了“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的光辉教导,并以此当作人生的指路明灯。因此,当毛泽东主席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必然是义无反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并身不由己地当上了学校和省城以大专院校为主体的一大派群众组织——“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又演变为山西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段、刘、宋”中的段,成为文革中山西不可缺少的历史素材和历史符号。正因为此,使自己的一生被这段动荡的岁月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也让自己为此付出了悲痛而不公的代价。
幸运的是,中国传统“仁义”理念,“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古人训词,指引着自己,鞭策着自己,使自己保持着对良心的敬畏,保留住了做人的底线,保持住了清醒的头脑,才使自己能在险象环生的复杂环境中,能在顶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复杂政治变幻中,掌控自己,逢凶化吉,浴火重生。虽一生坎坷,却也生动活泼,故事多多,才为今天撰写这本回忆录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素材,深感坎坷如歌。
苦难是人生的补药,磨难是人生的良师益友,“不受一番冰霜苦,难得梅花放清香”。我感谢整肃我的人给我设置的场场冰霜,我感恩历史给我设置的种种磨难。这一切,都使我深悟了人间的冷暖,深悟到社会的复杂,认清了人世间的真善美,领悟了人间真情的珍贵。一生的坎坷,似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熔炼出了我的真性情,使我懂得了毛泽东主席讲给美国朋友斯诺的一句“天底下的事,就是那么一回事”,太对了。记住这句话,读懂这句话,可以消除你一切不必要的烦恼,可以解开心中一切纠结不请的疙瘩,可以使你急躁的脾性平静下来,可以使你忘乎所以的头脑清醒过来……总之,滚滚红尘,看破点。
庆幸的是,历史是公正的,群众心中的天平是公平的,时间可以大浪淘沙,可以证明一切。
“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中国政治神秘的面纱,擦亮了国人朦胧睡眼。正本清源,一批像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正直的中央领导,挥去了长期漂浮在三晋大地上空的层层雾霾,使山西的社会生态重见天日。邓小平对霍士廉说的一句:“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王谦夺了他的权。”还了山西历史的公正,破灭了陈永贵、王谦在山西搞独立王国、当土皇帝的美梦,也砸碎了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洗清了他们倾泼在我们身上的污泥浊水。历史归还了我们应有的清白。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上苍有眼,上天对我及家人不薄,十分地眷顾与厚爱。让我与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终身伴侣明应果都幸福安康,孩子们都学有所成,稍有建树,家庭和睦美满,从不让我们老两口操心费神。最令我们老两口开心的是,他们的子女都刻苦上进,学业优秀,不甘人后,一度被人称为“学霸”,真让我们当老人的替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对我段立生来说,有此结局,应说是大幸,大美,足矣。善哉,善哉!
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在我写作和成书的过程中,曾给予我真诚帮助、支持和指教的师长、学长、亲朋挚友。特别是丁东老师、孙涛老师、宋良图老师、李辅老师以及挚友石名岗、鞠克光、赵国增、王慷等,他们在百忙之中,顶着30多度的高温,审读书稿,悉心指导,提出了不少非常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并为书稿赐墨,使拙文平增光彩。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9年9月完稿于太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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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坎坷当歌》目录

段立生 著

序一:一个可以引发不尽思考的人生记录(丁东)
序二:窥小我可观大史(孙涛)
序三:踏平坎坷当放歌(李辅)
序四:一代人的启蒙记录(石名岗)

前言

第一章 童年

1. 妈妈羸弱的肩膀担起了哺育一双儿女的重担

第二章 返乡

2.返回故乡
3.艰难的融入
4.初级社的艰辛

第三章 幸运的中小学时代

5.小学总遇好老师
6.进入祁县中学
7.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进入校园
8.大跃进直接催生出大浮夸,大磨难
9.文峪河水库建设者中的幸存者
10.1961年,我们这个民族的深重灾难,永远不该忘记
11.难忘的高26班

第四章 以痛苦开头,迈入无法预测的社会

12.祸不单行,父亲离我们而去
13. 到母校代教
14.争取参加高考
15.完成高考,成为省委党校政治系的一名学员

第五章 省委党校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校

16.神秘的省委党校

第六章 文革,永远是一个沉痛的记忆

17.山雨欲来风满楼
18.为求政治解放,到北京取经
19.党校“东方红公社”横空出世
20.党校,“东方红”成为省委党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力军
21.中学母校书记到党校避难
22.政治系63、64级的返校,使党校的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新高潮
23.二次到省委请愿,要求罢李慰的官
24.第一次批斗李慰
25.段滋华事件,引发第一次到省公安厅请愿
26.红联站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声中诞生
27.“元四事件”
28.省城造反派冲垮“三干会”,党校“东方红”第二次到省公安厅请愿
29.山西“一·一二”夺权
30.陈永贵、解悦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派第二总指挥部”
31.公安厅实施夺权和军事管制
32.党校不准成立“革命委员会”
33.五百人教室的一场大辩论,辩垮了“反修兵团”
34.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阴差阳错地当了省革委会常委
35.代表省革委赴青岛参加山东红代会
36.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

第七章 “四一四”搞乱了山西

37.“四一四”风暴,党校“东方红”的“五评”叫响省城
38.轰动省城的党校“6·20”打砸抢事件
39.活捉杨承孝,解了红联站一口恶气

第八章 黑色的“七月会议”

40.进京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41.一边倒的“七月会议”

第九章 “九五”抗暴

42.物极必反,刘格平的“九五”镇压,使他从自己的政治巅峰上滚落下来
43.文水、交城、汾阳之行
44.兵荒马乱中,上帝馈赠给我理想的心上人

第十章 后勤学院学习班走了过场

45.后勤学院学习班是中央办的第一个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

第十一章 迈上人生新台

46.再简单不过的婚礼
47.中央办的第二次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

第十二章 插队,走五七道路

48.插队清徐平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49.运动教会了我如何对待运动
50.一个村用借到的5000元钱过了一个年
51.插队知青是一群了不起的力量
52.北京市副市长陆禹的女儿陆梅上学,真让人作难
53.帮老石摆脱困境
54.帮谢振华书记杜绝了一个失掉人心的大失误
55.老校长李慰亲临平泉鼓励我
56.平泉生产条件的改善,上级领导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第十三章 离开平泉,开始了变幻莫测的仕途

57.一份逆时势的调研报告
58.调县委工作
59.白石河治理成了全国小流域治理的典型之一
60.“老中青三结合”不是谁都可以理解的
61.清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机械化施工队在阵痛中诞生
62.一次就从昔阳帮手里忽悠了50台拖拉机
63.改变西四村蹲点王答乡
64.对人的处理是最重要的政策
65.知青工作让我费尽了心
66.七灾八难的龚怀强
67.刘跃辉艰难上学路
68.坚持不到阳曲县任职,是一步对棋
69.王谦、陈永贵追随“四人帮”迫害谢、曹

第十四章 批谢、曹的省委扩大会议

70.批谢、曹的省委扩大会议
71.批九条,陈永贵、王谦挨了棒子
72.陈永贵、王谦下功夫,争取我转变立场
73.在对待批谢、曹问题上,红联站内部发生了分歧
74.王谦落选
75.卧底刘贤志几次对我诱探
76.张、赵是那个年代中优秀的觉悟者,奋斗者

第十五章 粉碎“四人帮”之后,山西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仍笼罩在“四人帮”路线的阴影里

77.我被派去治理清徐境内的十八公里汾河
78.汾河工地上的知青事件

第十六章 想不到的厄运

79.王谦把我从治汾工地上抓走
80.被关进小店看守所
81.第一次突击夜审
82.我被转移到上马街看守所
83.专案组开始了对我的正式审讯
84.吴稼祥被王谦盯上了
85.我被转移回清徐看守所
86.批斗升级,“段立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87.在各种大型批斗中,有屈辱,也有欣慰
88.为了将我挂到“四人帮”线上,王谦把吴稼祥抓回山西
89.吴稼祥在痛苦中开始了与王谦一伙的接触和较量
90.组织张铁生报告的人清查听报告的人
91.省委党校和五七干校的几次批斗
92.轮流坐庄的市中级人民法院
93.坐牢也要注意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94.看守所里的几次抗争
95.关押两年后,第一次批准家属探监
96.在监室中滚出“号子元宵”,创造了监狱史中的吉尼斯纪录
97.转押高花信用社

第十七章 幸福且充实的晚年

98.长期的关押,造成了我对正常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99.入了一次党,被党开除了三次

第十八章 重新踏上为社会尽力的征途

100.重新工作
101.逼我办理停薪留职手续
102.文革中对立面的头头郝廷云的问题,也能株连到我
103.到县种子公司上班
104.到四川追债
105.运城追骗
106.晋城追欠
107.朱总理的“砸三铁”,砸到了我头上

第十九章 服务部队“三产”

108.帮二炮太原办事处到东北讨债
109.正式受聘于二炮太原办事处
110.二炮太原办事处安排我搞房地产
111.转战焦化厂

第二十章 真正走上创业路

112.筹建“神华科技”
113.万般无奈中,着手筹建太原神华
114.申报产品批文和生产许可证,比建厂的路更难走
115.神华科技的“PVP一l”在“非典”中经受住了考验
116.企业走上正轨,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十一章 历史的责任

117.编撰山西文革史,义不容辞
118.山西文革史在全国文革史中具有显明的独特之处
119.历史自会评说

尾声 立秋之岁的梦想

《坎坷如歌》读后
在逆境中磨练人生(赵国增)
决定他命运的关键外因(鞠克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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