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论坛
现在的时间是 周四 11月 14, 2019 5:43 am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三六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8月 29, 2019 9:16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562
《昨 天》第一三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8月30日第136期(增刊)

〖黑龙江文革专辑〗

史林一叶

杜钧福 黑龙江文革述略

余汝信 黑龙江驻军的“三支两军”

故纸堆

哈尔滨工程学院红卫兵“八·八”红旗战斗团五分团
我们是怎样捣毁极乐寺、斗争反动和尚静观的
——————————————————————————————————
【史林一叶】

黑龙江文革述略

杜钧福

文革开始时,黑龙江省辖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鸡西、双鸭山、鹤岗、安达八市,及嫩江、合江、黑河、绥化、牡丹江、松花江六专区,以及伊春、大兴安岭两特区。安达市即后来的大庆市,当时已经成立石油工业部和黑龙江省双重领导的安达特区,但是对外仍称安达市。因为大庆油田早已命名并对外宣传,文革期间即习惯称其为大庆市。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省长李范五。1965年10月29日中央决定原全国供销总社主任潘复生调任黑龙江接替欧阳钦任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专任东北局第二书记。
黑龙江省的文革是学生主导型。当时一些现代工业刚起步,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群众组织和夺权机构里的工人代表多是些技术员之类。之所以夺权在全国走在前列,一是学生运动发达,二是潘复生这个“革命干部”站出来比较早。二者之间的矛盾则造成夺权后的分裂和内战。所见文革材料有一些,不很充分。范正美《秋梦追思》 一书从他自己角度追述了整个文革过程并表达了一些见解,值得重视。《杨易辰回忆录》 涉及文革初期和后期的一些情况。一些地方志对各个地区发生的主要事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一、文革初期

1966年5月13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长春召开的东北三省文化革命座谈会精神,决定哈尔滨市大专院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由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直接领导。18日决定潘复生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书记处书记王一伦任副组长。
文革伊始,省委即抛出一系列文化界干部供批判。6月10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哈尔滨话剧院院长刘相如、副院长李默林、王志超等人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对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主任牛乃文、市委副书记郑依平也予以公开点名批判。6月19日,省委副秘书长邹问轩因“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吃安眠药自杀。6月25日 哈尔滨市委根据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宣布撤销《哈尔滨晚报》总编辑江村的职务,任命石青兼总编辑。《黑龙江日报》翌日发表署名洪流的文章《彻底批判〈哈尔滨晚报〉的资产阶级路线》。
6月22日哈尔滨市委召开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潘复生、李范五等出席。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力安代表省委讲话。
7月5日,省委撤销郑依平、牛乃文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化局长章子岗3人的职务,责令他们反省检查。6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署名富江的文章:《坚决挖掉哈尔滨市文化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根子——郑依平》。
省委力图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在7月18日召开有1万人参加的哈尔滨市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李力安在会上作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依靠和加强党的领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要警惕的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些群众的糊涂认识,利用党在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反对党的领导。

文革初期的几所大学

黑龙江省委首先关注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1966年6月2日刚从北京清华大学交换授课回来的研究生班贴出一张大字报《责问校党委把运动引向何处?》 ,当天就引起了激烈辩论并遭到了人身围攻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反击。过两天,有个参与撰写大字报的研究生受不了围攻和反击大字报的压力,自杀未遂,引起普遍的恐慌情绪。
6月5日省委召开第550次常委会议,听取关于哈工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决定哈工大党委书记高铁停职反省,派工作组帮助哈工大党委工作 。省委书记处书记陈雷来哈工大召开文革动员大会,同时为研究生的大字报平反。6月9日省委召开第554次常委会议,确定各级党委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的“黑线”、“权威”、“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省的重点是省直和哈尔滨市,部门的重点是“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重点的重点是哈尔滨市。
7月18日大中学校积极分子大会后,哈工大工作组召开动员大会,要“踢开绊脚石”闹革命。紧接着掀起全面的抓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矛头向下指向群众,类似57年抓右派一样,处于揭发、批判和斗争“绊脚石”的恐怖之中 。此时,学校抓出了几个赫赫有名的“绊脚石”,如一系的魏亚光,八系的石文跃,六系的夏承光和魏录元。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造反派骨干 。
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广播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也掀起大字报高潮。6月2日晚,各系召开党员大会布置反击,随即贴出大量反击大字报,有些贴院党委大字报学生受到围攻。“于是一夜之间反击的大字报像一股旋风席卷军工大院,比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还要厉害,气势更加磅礴,大有聚而歼之的势头。” 但学校领导表现尚比较理性,平息了这场争论。6月27日左右运动出现高潮,几百名学生到省委请愿,要求罢免党委书记兼校长刘居英。7月16日一些学生发起一场辩论会,矛头直指校党委。7月22日,省委工作组进驻,宣布刘居英退出院文革领导小组。
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师院),文革开始后校党委召集中层干部会,布置批判14名教授和中层干部,包括历史系“八大教授”,点名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学生认为他们在转移斗争方向,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其中政治教育系尤为激烈。经院党委批准,成立了干部和师生三结合的文革工作组领导该系文革。调干学生范正美也在其中。在中央关于北大“六一八”事件的九号文件影响下,7月14日,院保卫部向院党委提供了一份关于政治教育系情况秘密报告。7月16日,省委工作组进驻哈师院,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组长作报告。他声色俱厉,义正辞严。报告要点是:坚决支持院党委,把反对院党委的人揪出来 。此后运动转向抓前一阶段“浑水摸鱼”的人,将反右时受过批判的政治教育系教员牛德林当作典型予以批判,并秘密进行政治排队,派遣保卫部门和政工部门到处搜集材料准备整人。恐怖气氛笼罩全院,“人们三个人时不说真话,唯恐被人抓住辫子,抖落不清。”
哈尔滨其他学校里的领导人,如东北林学院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禹明、黑龙江大学校长于天放、东北农学院院长刘德本,也都被大字报攻击或被批斗。
各个中学也进驻了工作组。哈尔滨18中一名学生说:“工作组来到后,校党支部在同学中划分了左中右派,运动的步骤完全是按照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方式进行。”
省内地方上亦如此。从6月28日至29日,合江地区富锦县文革领导小组向开展文革运动的28个单位派出工作组。而且对运动做了4点部署:1、发动群众,2、加强对运动的领导,3、以文教界为主全面铺开,农村以太平川大队为重点,4、小学教师集训。在富锦三中,7月12日工作组与学校文革委员会召开教师会议,按照左、中、右编组。老师们都看出,他们是带着“反右派”的框子来的,要在三中教师中抓右派。8月21日,工作组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揭发与批判一名体育教师的“反党言行”。 在黑河地区瑷珲县,1966年7月中旬,根据省、地指示,开办中小学教师集训班,800余名教师参加,70余名被触及,被划为三、四类教师被送到农村劳动。 可见这种集训班是遍及全省各地的。
7月18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局势逆转。7月29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准备会期间,潘复生从北京给省委打来急电,传达毛泽东对不派工作组的指示,并对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下了四条指示:一、坚决撤销工作组;二、让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三、明天召开群众大会,省、市委要检查错误;四、省委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8月3日,省委命令各校工作组撤出。
毛泽东批判工作组、工作组撤离、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以及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等事项激励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文化大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在哈尔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起了先锋作用。

哈军工的历史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在文革前是和北大、清华齐名的学校,在文革中也起了带头的作用。它原来是所军事院校,文革前的1966年4月已经集体转业,改名哈尔滨工程学院,仍由国防科委领导,但仍习惯称之为哈军工。滕叙兖《哈军工传》 一书对这所学校的历史有较详细的叙述,包括文革时期。
这个学校的一大特点是学生中有大量高干子女。这自然与其专业的高度保密性有关,也因为原来实行推荐入学制度。当时自然有许多高级干部通过种种手段使自己的孩子上这所名校,但是学校不可能容纳那么多学生,况且一些高干子女在学校表现不好。学校当局将这种情况上报,引起学校和一些高干之间的矛盾,称为1961年的入学风波,也就是文革中所说的“走后门”问题。到了1962年,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严重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因家庭溺爱,缺乏教养,追求享受,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后更加腐化堕落,无心学习,每学期都有功课不及格。1962年8月,他以有病为名回家休息,居住在武汉高级干部疗养所,看外国电影,收听“敌台”广播,羡慕西方生活方式,最后竟然主动写信与美蒋特务机关联系,要求入伙。此信于1962年12月1日被湖北省公安机关查获,很快确定是陈东平所为。陈东平案惊动了中央。毛泽东在他后来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也谈到此案。
1963年3月,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率工作组北上哈尔滨,协助哈军工处理此案。学校党委根据总政意见将陈东平开除学籍、团籍、军籍,送去劳动教养。这样一个主动投敌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是普通老百姓,早就枪毙了,可是他却未受到任何法律惩处。陈东平的两年劳教“似乎是在住疗养院”,自然得不到任何教训,出来后恶习不改,最后在一桩刑事案件中毁灭了自己。
蔡顺礼的工作组同时调查哈军工学生的思想情况,特别是高干子女在学校的表现,写了份调查报告呈中央。但是毛泽东对这一报告不满意,认为负面材料不充分,不足以从中吸取教训,要求重写。哈军工党委立即组织人重写,于4月16日报中央。这个报告点了9名表现不好的学员的名字,也提出了9名优秀的学员予以表扬。这9名表现不好学员的家长中有三名上将、一名中将、一名少将、两名省委书记、一名省长。那位省长有两名子女包括在内。这一曝光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得罪了一大批实权人物。一位上将大骂刘居英,还到林彪那里要求将哈军工清除出军队系列。后来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哈军工后来被迫退出军队系列并导致肢解的命运也与这个得罪人的文件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实权人物的气焰是如何嚣张,致使在半个世纪以后尚无人敢于公开他们的姓名。当然,在这些人里,也不排除有思想上的异端。
这里所说的肢解开始于1969年备战期间。当时学校被要求内迁,1970年正式分迁。学校主体和院机关划归七机部迁往长沙,成立长沙工学院,即现在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把空军工程系划归三机部,迁往西安,并入西北工业大学。原子工程系划归二机部,迁往重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合并,组建重庆工业大学。海军工程系划归六机部,留原址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称哈尔滨工程大学)。至此哈军工正式解体。1973年,重庆工业大学内哈工大部份仍回哈尔滨,哈军工部份合并至长沙。一所名校从此解体。现在认为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传承了哈军工的衣钵,但昔日的光彩难于再现。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带头作用

文革开始以后,哈军工的高干子女首先响应。他们很多来自北京,消息灵通,和当地当权派没什么瓜葛,也看不上这些级别较低的地方干部,能带头造反。第二,他们的校长兼代理党委书记刘居英是刚被打倒的北大校长陆平的弟弟,被打倒是当然之义。从6月3日开始,大字报就开始攻击刘居英。院党委试图压制,将给党委贴大字报的称为“甲派”,批判这些人的称为“乙派”。但是经过半个月的辩论,“甲派”占了上风。后来该校率先成立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全国闻名,乃至哈尔滨市以至于全黑龙江省后起的造反组织全仿效这个名字。
1966年7月底,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说工作组妨碍运动。北京于7月29日开大会宣布撤学校工作组,全国局势大变。在哈尔滨,哈军工首先响应。8月3日,哈军工造反派在俱乐部开始举行辩论会。6日,保守派也在校内一个小树林里开辟阵地。林彪长女林晓琳上去发表讲演说:“我们和造反派的根本分歧主要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赢得很多学生的支持。国防科委和省里两方面做她的工作都不能使其改变立场。林彪得知此事后,于8月21日发布了一个“林副主席声明”,说“晓霖因长期不接受我们教育,屡教不改,处处与我们作对,而且还有后台指挥她,政治上非常落后……她一直表现不好,她一贯反对我。因此,她在外边的一切表态都不能代表我的意见。”他同时安排人将林晓霖弄到新疆软禁起来 。此声明于25日在哈军工公布,对刚成立的“八八团”是个严重打击。
8月6日,哈军工造反派宣布成立“红色造反团”,其前期领导是几位高干子女,后期领袖是边士军、冯昭逢、阎立梅等。保守派学生于8月8日发布“十六条”后,宣布成立“八八红旗战斗团”。其领袖是海军工程系的留校教员、工人子弟司锡才。此时从两大派的领导核心上看,大致可以说,“红色造反团”以高干子弟为主,“八八团”以工农子弟为主,党、团骨干大多集中在“八八团”, “八八团”领导阶层也有少数高干子女。此外,还有一个持中间立场的“东方红”,起的作用不大。8月19日从北京来哈尔滨串连的红卫兵与“红色造反团”联合批斗了刘居英和沙克(政治部主任、院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
两派在斗争目标上有明显的区别。“红色造反团”主张斗争矛头直指学院和省委领导,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八团”则把“破四旧”作为当前的主攻方向。“后来几天事态的发展则进一步证明了‘八八团’口头上喊‘高举决定,团结对敌’,实际上他们对的‘敌人’就是那些少数出身不好或以前有过这样那样问题的群众,而不是当权的‘走资派’。”
1966年8月中旬,在绥化参加四清的1965级学生回校,其中高干子女特别多,单独成立“六五兵团”,成为“红色造反团”的急先锋,积极参加对刘居英和沙克的武斗。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甫成立,就组织大队人马到哈师院“点火”。他们都是“红五类”,有血统论倾向,接过北京老红卫兵的口号,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给范正美的印象是有些粗俗、偏激。后来他们成员周涛等人到北京建立联络站,和干部子女谭力夫、贺鹏飞等关系密切,且卷入“十二月黑风”,给中央文革贴大字报。这是后话。
8月9日,哈工大举行“造反有理”大会。哈师院的造反派参加以后,回校于当晚举行了辩论大会。8月13日哈尔滨外国语高等专科学校(哈外专)也举行了革命师生造反大会。
8月10日,哈师院造反派成立了以范正美为首的“红卫兵战斗队”,后来于8月18日改名为“红色造反团”。在院党委主持下,8月18日保守派也成立“八一一战斗团”,后改称“八八团”。
在东北农学院,8月18日听取了北京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后也成立了以宋振业为首的“造反团”,以学生会干部为主成立了“八八团”。8月底又成立了以红五类为主的“东农团”,“八八团”和“东农团”开大会批判院系领导,“造反团”则砸档案柜,抢“黑材料”。 在黑龙江大学,“干部们大都参加了‘八八团’,一般群众参加了‘造反团’。”
8月20日进驻哈工大的由县团级军人组成的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检讨领导哈工大文革所犯的错误。讲话间几个被打的“绊脚石”冲上主席台抢下话筒,开始控诉和声讨工作组的反动路线,保工作组派也上台反抢话筒,造成会场一片混乱。最后要求平反的“绊脚石”在气势上占了上风,开始了血泪控诉,越说越激动,要求也越来越高,接着让工作组的全体人员先是在台下站起来到台上站着。8月22日哈工大这些造反派成立了“红色造反团”。鉴于当时形势,哈工大的保守派没公开成立自己的组织。
于是哈尔滨14所高校相继建立了“红色造反团”,而倾向相反观点的学生则相继建立了“八八红旗战斗团”。8月18日,哈军工等单位的“红色造反团”派“红卫兵”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设立“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开始时是哈军工一位高干子女当头,后来中央要求干部子女退出群众组织后,由哈工大的陈造反(原名陈轮鲧)任负责人,1967年1月又换黑龙江大学的张连科负责。 8月22日,哈工大、哈军工等49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在黑龙江省委门前联合发起并召开“火烧省委大会”。
9月18日,哈军工等单位的“八八团”派“红卫兵”宣布成立了“哈尔滨红卫兵总部”,形成全市性对立两派的红卫兵组织。
9月21日,周恩来接见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八八团”和“东方红”的代表,仍然要求对省委“一分为二”。11月17日,他又接见了哈军工“八八团”和“东方红”的代表。“八八团”这次进京,去国防科委造反,要求交出1965年社教运动中的“黑名单”,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破四旧”

1966年8月,受北京影响,哈尔滨的红卫兵开始“破四旧”运动。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就是在8月23日拆毁了位于市中心的圣尼古拉大教堂。这一古典歌德式建筑俗称“喇嘛台”,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1899年,1900年落成。这座教堂是哈尔滨历史上最宏伟的木结构建筑,也是世界上几座比较重要的东正教教堂之一。一天功夫,这座教堂就夷为平地,教堂存藏的典籍、经书、神像、神器等被砸毁而散失殆尽,成为“所有哈尔滨人永远的痛”。9月11日,开始在喇嘛台旧址修建纪念塔,并命名为“红塔”,12月10日,省委常委会议正式批准这一“红塔”建设。此塔于林彪事件后拆毁。
那么这是谁干的呢?谷丽娟的文章说:“八八团的头头们想摆脱自己的被动局面,在破‘四旧’中力争主动,8月23日捣毁了喇嘛台,使哈市永远失去了一处重要的文物;12月在全省游斗李范五,并一再反潘复生。” 另外还有赤卫队的参与和带领:“八八团在家里不批走资派,不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杀向社会,同一些中学生走上街头,大搞“扫四旧”活动,发起拆喇嘛台、姑子庙,到商店改标语、改街道名等等。哈尔滨市中心的南岗尼古拉大教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赤卫队领着拆毁的……。” 所说的“赤卫队”是市委组织的保守派工人组织。据目击者言,整个拆毁过程中由全国劳模、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工人苏广铭担任总指挥,还有一些劳模也参加了 。
据范正美记载,在“破四旧”问题上,他们师范学院两派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当时造反派主要搞校内问题,“八八团”却在社会上活动。在校内,“八八团”企图烧图书馆的书,被造反派制止了。
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主要批斗领导干部,“‘八八团’奋起直追,斗老干部比‘造反团’慢了一拍,斗老教授却抢在前边,抄起家来也绝不心慈手软,‘八八团’的‘破四旧’通令贴遍大街小巷。在抄家上,‘八八团’后来居上,比‘造反团’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子工程系有个姓杨的61级学员行为和土匪没有两样,简直就是抢劫。他第一次到老教授杨仲枢家抄家,只要值钱之物,如现金、首饰等,第二次单独来抄家,开口就要照相机、望远镜、猎枪,他看中杨教授留学回国时从比利时带回的一只皮箱,要强行抄走。杨仲枢不敢吭声,教授夫人王禄臻大着胆子说:“这不是四旧呀!”“那就借!”于是留下了一张“借条”,保存至今。
8月27日,哈军工文革筹委会召开批斗大会,根据事先准备的名单批斗了11名“黑帮”,都是教师,会后游街。事后北京北航的红卫兵来串连,认为不符大方向,于是在8月31日召开第三次造反有理大会,主要批斗领导干部。此后学校文革筹委会和党组织基本瘫痪。
在社会问题上,哈军工两派也有一致的地方。他们都翻印了谭力夫讲话。8月26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到市级各民主党派机关,宣布各民主党派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牛鬼蛇神的保护伞”,限期解散,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同时,哈军工“八八战斗团”冲击市民主建国会、市工商业联合会机关,将两会驻会成员200多人召到机关大院训话,部分两会领导成员被拉去游街。哈尔滨市第12中学造反派组织,于8月31日以“隐瞒家庭出身”和“私藏枪支”莫须有罪名,揪斗省、市优秀教师、市劳动模范杨治周,将其严刑拷打致死。
9月11日,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35所学校的红卫兵联合发出驱逐“黑五类”的第一号通令。之后抄家成风。在齐齐哈尔市,截至到10月10日,有2650人被驱逐。
9月17日,哈尔滨几个单位联合召开“黑龙江省无产阶级灭资造反点火大会”,红卫兵、赤卫队的代表揭发批判了邵越千等32名“反动资本家”的反党罪行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大会决定:烧毁资本家的定息本,取消定息;剥夺资本家、房产主在企业中的一切领导职务,取消他们的高薪制;砸烂工商联。

二、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

1967年1月,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成为全国耀眼的“新曙光”,其中有三个人物起了关键性作用,就是潘复生、范正美和毛远新。

潘复生

在文革史中,潘复生是一个异数。他本来是山东干部,后调冀鲁豫区,建国初曾任平原省省委书记。1952年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58年因反对浮夸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1962年平反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65年10月29日调黑龙江省委任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并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他在河南执行符合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深得民心。当年民谣云:“来了潘复生,一天吃一升;来了吴芝圃,一天二两五。”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刚调黑龙江,没什么前科,和省里领导干部也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和牵扯,这种情况就为他后来在仕途上的一路猛进准备了条件。
潘复生在文革初期也受到一些冲击,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立场发生很大转变。据省委书记杨易辰后来揭发,潘复生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后,并没有在省委传达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十一中全会精神,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且,就在8月16日他回哈尔滨那天下午,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通过了开展“省委是不是革命的”问题辩论的通知。这通知发布后,自然在群众中引起激烈的争论。
可是过了两天,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变。据当时目击者言:“我第一次见到潘复生是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现场实况由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哈军工大院里的广播喇叭刚停下不久,两大群众组织的队伍就浩浩荡荡走向大直街,开始庆祝游行。我跟着红色造反团的大队伍走向北方大厦正门广场,出来接见我们的正是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中等身材,花白寸头,白衬衫蓝裤子,一口浓重的山东话。他以最能煽动人心的演讲表达他对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革命小将’的坚决支持,他说‘省委的八一六通知是错误的,要批判’。潘复生旗帜鲜明支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让‘革命小将’们激动万分,马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标,会场一片欢腾。潘复生造反了,他和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结成战斗同盟。” 这一天,他连续接见了哈尔滨14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一些中学红卫兵,毫无倦意。
他就这样把他的同事远远甩在后面。其实他的同事也并非不想跟上伟大领袖的脚步。8月9日哈工大召开造反有理大会,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说省委7月18日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哈师院造反派回校传达,发生争执。他们又到省委请来省委常委、副省长陈雷前来。陈雷也表示支持。
8月23-25日,哈工大、哈军工等49个单位的造反团在省委机关门口联合召开“火烧省委大会”,提出要罢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一伦的官,并且当场把李范五从主席台上揪下来。从此开始揪斗领导干部成风。8月25日,哈军工等单位的“八八团”也开大会批斗李范五、王一伦。8月28日,黑龙江省委呈请中央并东北局,建议撤销李范五一切党内外职务进行反省。
8月29日,哈工大、哈军工等院校召开号称70万人参加的“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省、市一些领导被揪斗,马明方、潘复生出席大会并讲话,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
9月4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发起召开十几万人参加的“炮打司令部,进一步揭发省委问题大会”。李范五、王一伦、陈雷等站在椅子上弯腰90度,挂着牌子被批斗。李范五当场被剪成鬼头。后来统计,李范五在文革中总共被批斗两千多次,后被关押,于1979年平反。
就在9月4日这次会上,有人揭发陈雷“杀害抗联战士”,一群学生蜂拥而上,把陈雷打了一顿。哈尔滨第二工具厂工人当场和学生发生争执,翌日在街上有市民、工人和学生辩论,“八八团”乘机反攻。9月7日,工具一厂和二厂工人上千人找到省委表示抗议,称“九七事件”。陈雷的历史问题,后来哈建工的红卫兵组织到北京外调予以澄清,但此事涉及抗联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为后来潘复生打击这些干部埋下了伏笔。
此后几天,运动陷入低潮。9月12日,哈尔滨14所高校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显示自己的力量。9月13日,省委发表《告全省人民书》,检讨利用市民、工人围攻学生问题。9月23日,中央责成东北局解决黑龙江省委问题,组成以潘复生为首的临时省委。9月25日,中央宣布撤销李范五一切职务,东北局宣布王一伦、陈雷、任仲夷停职反省。
黑龙江省的潘复生、杨易辰和哈尔滨市委书记王观潮参加了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周恩来等领导人还专门接见了潘和杨,要求杨易辰支持潘复生,也有使用杨易辰的意思。回到哈尔滨后,因潘复生多病,主要是杨易辰在维持局面。然而,后来成立省革委会后,杨易辰不但未被结合,还被打为“黑帮”。潘复生后来在对待“炮轰派”这种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上,也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下图:1967年初黑龙江省夺权后的一次省革委会议,前排左1为汪家道,中为潘复生,右1估计是主持会议的红卫兵领袖范正美。照片原载《人民画报》1967年第4期。)
据潘复生晚年反思,他认为“犯错误”来源于在河南的教训。他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 他这种反思,未免过于肤浅。潘复生在文革中的错误自然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也有些文革期间的省市领导人不比他更善良,却能顺利过关或者全身而退。潘的主要问题是在党内斗争中自己缺乏实力或过硬的靠山,却自我膨胀、刚愎自用、工于心计、四面树敌,落得个孤家寡人的结局。

范正美

范正美是“正统”造反派的代表和样本。所谓“正统”造反派指完全忠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的造反领袖,但是并非盲目的忠,而是对这一“路线”有自己的理解和理性的分析,例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逻辑的怀疑。但这一理解和分析还是基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在他写的回忆录的序言中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在中国重演、改变中国的历史前进方向,终因违背民主建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搞封建的册封接班人制度、恢复旧的体制而失败。”
范正美是湖南农家子弟,当时是共产党员、哈师院政治教育系调干生,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宣委。因为出身农家,又参加了农村“四清”运动,认识到社会的黑暗面,认同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说法,在文革初期便和政治教育系其他一些学生一起造反,在学校起了带头作用。后来在8月10日哈师院造反派成立组织的时候被选为领导人。(右图:当年的范正美,选自哈师院联谊群相册〔二〕https://www.meipian.cn/8a9mlsx。)
他认为院党委书记杜若牧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具体表现可归结为:1,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学毛著;2,反对政治挂帅;3,美化现代修正主义;4,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政治路线,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5,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鼓吹智育第一,排挤工农干部和工农学生。” 又因为他在文革中镇压学生运动,他们“红色造反团”将杜的材料报省委。省委立即将其停职反省。杜若牧在10月30日参加一次批判会后自杀身亡。死后省委下发文件认定其叛党,开除党籍。
从他对杜若牧的判断来看,他的思想没脱离文革前的主流意识。但同样是认同党的路线,他又和保守派有什么区别呢?他在回忆录中说:“在中国,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反对党委,哪怕反对党委中的某个成员,就是反对党,反对党中央,甚至在基层,反对某个党员就是反党。这种认识,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地灌输到中国每个人的心里,变成了中国人的神经,并且已经形成不言而喻的共同的铁的规范。” 他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显然认为是不正常的社会生活现象。这就是他与保守派的区别。
实际上,一般的保守派根本没他想得那么多。他们只是尊重权威、恃强凌弱,缺乏独立思考意识。在1966年10-12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范正美的这种造反派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他领导的“红色造反团”首先为有前科、参与造反而被打为反革命的教员牛德林翻案。然后,他们又给一位有所谓历史问题的历史系老教师平反。这位教师给党委写了张大字报也被说成反党。再以后,他们组织了一些人,专门调查那些所谓历史不清的教师,为他们澄清了多年未解决的问题。 这些教师未必参与前段的造反运动。这些举措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哈师院,工作组进驻后,党委拟定的欲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名单有180多名。其中“红五类”子弟仅占70多人,绝大多数是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问题的人。所以在后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主要受惠的是这样一批人。
范正美的理想过于“纯正”。他说:“群众中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无比崇信的质朴感情,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纯真信念和理想追求,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利欲目标、乌七八糟的私图倾向,同时在大潮中被激活,……。”所指的大概就是临时工、合同工的“经济主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红色造反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就是从经济斗争开始的,然后才走向政治斗争。
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发起人之一任万新是政治教育系党史教师,处事稳健。在他影响下,“红色造反团”比较讲究政策。他们召开整风大会,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以争取多数。1966年11月《解放军报》记者前来采访,写成长篇通讯报中央。1967年1月1日中央以1号文件转发,使得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和范正美威望大增,在哈尔滨代替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领先位置。
尽管范正美等能“掌握政策”,他们这个“红色造反团”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一样,也有暴力倾向。造反派得势以后,对“八八团”一些骨干进行批斗,并采取抹黑脸、戴高帽等侮辱手段,致使中文系学生王敏自杀身亡。

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烈士子女,哈军工60级学员。1964年7月5日暑假中,毛泽东在中南海与他谈到“接班人”和教育革命问题。这一谈话经学校整理上报、国防科委转发到所属各校后,首先在一些干部子女圈子内传播,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思想资源。
据说毛远新在校期间表现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于1965年毕业后在云南导弹部队服役,1966年8月15日左右奉命回到北京,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首次检阅红卫兵活动。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他于9月上旬回哈军工参加运动。当时学校里两派斗争正酣,他并未马上明确表态。国庆节后,潘复生找他谈话,传达中央意思,叫他带领一批人到小兴安岭林区搞调查,历时两个月,回来后回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这次去的目的我们不知道,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到了12月,他又奉命去延边建立联络站,实质是去夺权。
1966年12月11日,毛远新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在大字报中,他回顾了回校参加运动以来的思想历程,检讨了自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然后又去执行这一路线的错误。他说:“几年来我确实为领导整过不少人的黑材料,抓住别人的毛病,偷偷向支部汇报,有时先定了框框再有选择地收集某人的材料;平时不开展正当的批评自我批评,到了运动就抓小鬼,新帐老帐一起算。特别是64年反不良倾向运动,整过班里几个人,甚至组织过班里斗争会斗争过‘不听招呼’的党员;在党小组会上伙同上级干部竟把某人定为反党性质。” 在大字报的后半部分,他向造反派提出一些“忠告”要他们思考。这张大字报影响很大,有力地支持了“红色造反团”。大字报公布后,一些“八八团”成员找他辩论,同一系的一位实验员写了一张《我为什么参加八八团》与之唱对台戏,但此时他已去延边。(上图:毛远新〔右〕与陈锡联。)
毛远新的第二张大字报写于省夺权之后的1967年1月20日,标题是《给全团同志的一封信》。这大字报表示完全支持造反派夺权,并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巩固夺权问题。第二个是斥责周涛等的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要求与其划清界限。第三是警告“八八团”不要对抗夺权、对抗造反派。这个大字报发表后的第二天哈军工“八八团”就宣布解散了。
黑龙江省革委会建立之后的1967年3月8日,毛远新写了第三张大字报《必须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张大字报篇幅很长,具有理论色彩,分为三部分:“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永远坚持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总结经验教训”、“破‘私’立‘公’,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远新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有自我批评的成分,到了第三张,就有些以领导者自居的意味,但是内容空洞,套话连篇,影响不大,很少为人所知。此时他可能意识到,他已承担很大的责任,而且将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也许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已经完全成为执行中央指示和意图的工具。范正美在1967年再看到他时,已经感到他官气十足了。

三、夺权和分裂

夺权

到了1966年底,在学生组织的鼓动下,很多厂矿企业的工人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到1967年1月中旬,哈尔滨市先后成立了31个各个行业的造反总部。
省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先后成立了“造反”组织。最先是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干事牛成山组织的“红炮战斗队”和财贸部组织的“东方红战斗队”。随后,其他各部委也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战斗队。12月26日,在牛成山等人的串联下,成立了“省委机关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各部委的战斗队陆续成立或改组为其分团。
此时哈尔滨的局势相当混乱,省委权威和机能失掉以后,各派势力旗帜林立。1月9日,哈军工出现贺铮、周涛等27人的大字报《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向江青同志提几个问题》。他们质问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什么批不得,轰动了哈尔滨市,甚至流传到外地。对此事件毛泽东亲自批示:“表面上是给江青提意见,实质上矛头是对着我的。” 一个月后,27人中6人被捕。半年后,在周恩来过问下被释放出狱,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6年12月初,和外地相仿,也许有某种组织联系,在哈尔滨出现了复员军人组织“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通称“三军”,自称造反派。其中“战备军”由预备役人员组成。12月5日他们组织了几千人的游行,闹到12月8日。到了1967年初,他们也准备夺权。1月15日晚,“三军”决定成立“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17 日,“红旗军”向已被造反团夺权的公安局冲击,进行反夺权;1月23日“荣复军”袭击友谊宫。此种情况,经造反派上告中央,中央于1月18日电告省委,立即停止“八八团”、“赤卫队”和“红旗军”等的活动,并逮捕其主要头头。省委立即解散这个“三军、一团、一队”。
1967年1月28日,因造反派内部矛盾,通过公安局将公交系统“红色造反团”头头崔占成逮捕,解散这一造反团。因为这一工人组织主要是哈工大“红色造反团”帮助成立的,此事件也成为导致后来哈工大分离倾向原因之一。此外,和其他各省市一样,社会上出现了“经济主义”问题。
基于这种混乱的局面和上海夺权的榜样,哈尔滨各主要造反派组织开始考虑夺权问题。几个大学的“红色造反团”于1月12日接管了《黑龙江日报》社,后又到公安局夺权遇到一些抵抗,但最终夺权成功。
1月16日,23个造反组织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声称“一切大权归红色造反者”。
1月28日,31个造反派总部开联席会议,商议夺权问题。多数单位代表赞成立即联合夺权,只有哈工大的刘录认为时机不成熟,要结合的干部还未经考验,工人阶级还没有起来。会议最后决定于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29日联合总部又召开会议,在范正美缺席情况下,选举他为“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班长、石油配件厂夜校教员刘雪峰和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游兴懋为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成员。后来游兴懋因为和写江青大字报的人有联系,并且秘密整潘复生的材料以反革命罪被捕而除名,退出政治舞台。
1967年1月31日上午在省城哈尔滨举行夺权大会。除去已确定的领导班子外,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书记喻屏、驻省23军军长游好扬等领导干部出席。大会宣布“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发布关于夺权的“第一号通令”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宋任穷是受周恩来的委托来哈尔滨的,在大会上讲话亮了相。潘复生、游好扬也讲了话表示支持夺权。
1967年2月2日,中央台和《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黑龙江省夺权的消息,并发表了夺权大会上宣读的几个文件及几位领导的讲话。《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在社论中强调了黑龙江省“三结合”的经验。
3月初,周恩来打电话给潘复生,要求黑龙江省革委会到京汇报工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于3月9日接见了坐飞机先到达北京的潘复生和汪家道。16日戚本禹一人接见代表团全体群众代表,建议革委会由潘复生挂帅、汪家道为副。代表团当然接受了他的建议。3月19日周恩来等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代表团于21日返回。此后,潘复生、汪家道改称革委会主任、副主任,“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然后是省内各地县夺权,大致在3月底前完成。据2月统计,按照范正美的标准,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鸡西、双鸭山、松花江、绥化、苇河是左派掌权,佳木斯、鹤岗是保守派掌权,伊春、大庆军管。全省65个县中已夺权的,左派掌权25个,保守派掌权11个。

炮轰派和山上派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一切似乎都很美满,东北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新曙光。支持革委会的是成熟的、强大的、在全国有影响的造反派队伍。主要领导潘复生是文革早期就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没什么包袱,而且在河南现代历史上看来是一位体恤民情的好干部。由于中央支持,军队也站在夺权一边,和造反派没什么矛盾,因此后来没发生类似别省市的“二月镇反”。
更换革委会“班长”,在中央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戚本禹在接见代表团时说,其他省市的革委会均是干部挂帅,黑龙江不能例外。而且,潘复生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怎能只当个成员呢?范正美无条件接受这一安排,但是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
至于其他革委会成员和造反派领袖可能对此更为反感。一些造反派想到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如今群众组织领袖连一个副主任位置都不给。所以后来的“炮轰派”喊出这样的口号:“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潘复生攫取造反派的胜利果实绝无好下场!”
1967年1月31日晚,哈工大“红色造反团”召开形势辩论会。会上总团代表刘录、魏亚光等和红9团的陈造反、刘佐文等因意见分歧发生争执,总团认为潘复生没有完全亮相,建立权力机构时机不成熟,工人造反派受压。陈造反等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双方争论激烈,称“一三一事件”。革委会潘复生、汪家道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于次日派遣上千名林学院、农学院、黑龙江大学学生涌进哈工大围攻总团。这更激起刘录等人的反感,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进行了许多宣传活动,称“新曙光”为“新鼠光”,经革委会调解无效。后来陈造反等另立“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形成对立局面。
此时,北京发生“二月逆流”事件。当中央反击“二月逆流”消息传到哈尔滨时,潘复生、汪家道立即将刘录等人认作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的代表。于是在一次哈尔滨市反击“二月逆流”大会上当场将刘录、魏亚光等十余人逮捕。到了4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公布,一些省市在“二月镇反”中被逮捕的造反派纷纷出狱。刘录等也被释放,但结论是“抓得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所以,黑龙江批判“二月逆流”一事倒是有“二月镇反”的意味。
范正美等造反派领袖也不同意刘录的观点,但是不赞成将这一派赶尽杀绝。而潘复生却容不得任何反对派。分歧从此产生并很快发展。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哈建工)“红色造反团”领导人说:“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的腐化生活、霸道作风和卸磨杀驴的手段,使得以‘老造反’自居的造反派群众和社会上的广大支持者们深恶痛绝。” 说明分裂有更深刻的原因。
哈建工这所学校的文革有其特点,就是他们的“红色造反团”的重要领导和骨干都是文革前的学生干部,有些类似于哈师院。原因是文革开始时,大部分学生都在农村参加四清,等到他们回校的时候,造反已成气候,于是顺势参加了造反派。后来原来的造反派都出去串连,造反组织瘫痪。他们重建“红色造反团”,就成为主要力量。夺权以后,因为原来都是学生干部,自然积极解放与他们熟悉的干部。这时引起许多出身不好的中年教师的不满,联合受他们影响的学生成立“串连会”与之对抗,形成新的两派对立局面。后来省革委支持“串连会”,使得他们加入了“炮轰派”,并成为中坚力量。
全市造反派组织上的分裂开始于4月中旬,源于黑龙江大学。当时黑大要成立革委会,准备结合原校长、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于天放。于以前从事革命工作时曾被捕,其地下工作故事“曾经引当代青年人为之景仰” (按:笔者也曾是于天放景仰者之一,他在我初中上学时曾来我校作报告),但因其档案内有不良记录,省革委会没有批准结合于。黑大造反团调查到已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原省委常委兼政法部长赵去非的一些历史问题和不当言论,开始炮轰赵去非。而造反团内部反对派在省革委支持下,成立“打倒于天放联络站”。黑大造反团从此分裂,反对派成立“红色造反团总部”。而哈工大造反团在刘录事件后就已分裂。另外,哈外专造反派由于给省革委贴大字报,也发生分裂。几个学校内反对省革委会的势力形成了“炮轰派”。
省革委以群众组织出面成立了针对性的“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部”,简称“捍联总”,并于4月27日开群众大会,揪斗于天放并当场将其逮捕。5月3日,于在狱内自杀身亡。而对立的三校“炮轰派”又联络了其他几个学校的造反派,正式成立了“炮轰赵去非联络站”。全市对立两派正式形成。被边缘化的许多“八八团”成员纷纷加入“捍联总”。哈尔滨各工厂出现三百来个“新曙光”拥护省革委会,潘复生亦说这多数是保守组织,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内部,在省革委会支持下,从一系到六系成立了“韶山兵团”、“井冈山兵团”、“庐山兵团”、“罗霄山兵团”、“宝塔山兵团”、“泰山兵团”等组织,于4月底借造反团整风之机攻击院革委会和造反团领导边士军等人。因为这些组织均以“山”命名,就称属于“捍联总”的派别为“山上派”,相应称“炮轰派”为“山下派”。
两派之争很快向全省蔓延。“首先在外市县夺权的过程中,与省军区系统的人武部门往往意见对立,各支持一派,如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拜泉等地就是如此。” 支持外地造反派的自然是哈尔滨造反派,支持外地保守派的是省领导干部。
后来的“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造反派声援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大会”对黑龙江省当前严重局势的《严正声明》中说:“以军工,师院,工大,黑大,建工,航校‘五一六’等红色造反团联合组成的‘哈市大中专学校红色造反团造反到底总部’,以第一机器制造厂‘红色造反团’及‘红色机车’等联合组成的‘工人红色造反者总司令部’,鸡西‘三司’,大庆‘工总司’,佳木斯‘八二五’,齐齐哈尔‘二九公社’等是坚定的革命组织,是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这就是黑龙江省“炮轰派”的基本队伍。
作家梁晓声有一本纪实性长篇小说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书中主人公是一名中学红卫兵,先是保守派“八八派”,后来参加了“炮轰派”。他分析参加“炮轰派”的原因时说:“‘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

“六九事件”和“六二一事件”

两派武斗首先发生在外地。在鸡西,1967年2月1日成立了“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三司”)。2月22日成立对立派别“红色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红联总”),翌日宣布夺取市委、市人委大权。3月19日,“三司”联合矿务局一些工人组织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联总”),酝酿反夺权。4月初“红联总”方面调大批农民进城,与“三司”冲突,发展到武斗。4月30日,省革委会指示鸡西“红联总”,指出“三司”大搞武斗、殴打解放军战士、抬棺游行,要求宣布“三司”罪行,命令他们停止武斗,还要求揪出凶手和后台。结果在翌日,即5月1日,双方庆祝劳动节游行时引发更激烈的武斗,造成9人死亡,44人重伤。同日,省革委、省军区请示中央后,发表《告鸡西人民书》,宣布鸡西“三司”为非法组织。
当时有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宣传队到鸡西区支持“三司”,被“红联总”的“棒子队”殴打和拘留。于是“造反团”向鸡西“红联总”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开会期间,本校“井冈山”引来外校人员冲击会场,发生殴斗。
武斗很快发展到哈尔滨。当时哈尔滨港务局的“红色造反团”分裂为二。一派仍称“红色造反团”,因人数少,称“小红色”,为“捍联总”派。另一派称“港口造反团”,称“大红色”,为“炮轰派”。1967年4月28日,发生“大红色”向“小红色”的夺权武斗。5月19号“大红色”和“小红色”再次武斗,省革委会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派公安局到港务局抓罪魁祸首,调集全市许多单位上万人帮助“小红色”围攻“大红色”,打伤“大红色”100多人,25日,市、区革命委员会再次调集上万人的群众和干警,围攻、冲击港务局,帮助“小红色”夺权,拘留了“大红色”张相臣等13人,并向全市发布通告,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强加于“大红色”,称“大红色”制造了所谓“五一九反革命流血事件”。
1967年6月5日下午,哈军工“炮轰派”二三十人到省革委会办公地点门前,要求潘复生、汪家道接见汇报鸡西问题。潘、汪拒而不见,“炮轰派”静坐两天后,潘复生派“捍联总”几千人将大部分静坐者驱走。
在此期间,潘复生策划颠覆哈军工由“炮轰派”掌握的革委会。6月9日凌晨,按照潘复生布置,哈尔滨“捍联总”组织2000多人,冲进哈军工院内,围攻“炮轰派”,造成流血事件,夺取了“炮轰派”掌握的学院革命委员会领导权。这次行动由“捍联总”头头、省革委会常委韩潮指挥。他本是省林业厅的管理员、复员军人。此后,“捍联总”又于6月11日攻陷了黑龙江大学。
“六九事件”发生后,许多被本校赶出的“炮轰派”学生聚集到市中心的哈建工。6月20日,韩潮组织数千人,将集中在哈建工的各院、校学生先行围困,于6月21日凌晨开始攻打建工楼内的“炮轰派”,发生激烈武斗,20多人受伤。“捍联总”占领了哈建工大楼,关押各院、校学生400多人并进行所谓的“政治审查”。这次武斗砸坏了该校的多种教学仪器和设备,损坏和丢失大量图书,给学校造成严重损失。
“捍联总”不但扫荡了全市高校的“炮轰派”据点,而且借助政权的力量对反对派实行全面专政。“‘捍联总’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权力方面,不但对‘炮轰派’实行‘专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轰派’的家属们。粮店停止供应‘炮轰派’家属粮食。医院不给‘炮轰派’家属看病,不接受他们的家属住院。小学校不许‘炮轰派’的孩子跨入校门。街道委员会不发给‘炮轰派’家属一切购买票证。” 当时学校里的学生面临毕业分配问题。省革委会发一个文件,规定成立革委会的地方由革委会分配,没有成立革委会的地方由掌权的群众组织分配。这样各校的“捍联总”就掌握了分配大权。
“炮轰派”在哈军工和建工学院的根据地尽失,便把总部移到哈尔滨第一机器厂。这个厂简称哈一机,是个生产坦克的军工厂,由“炮轰派”的“红色造反团”掌权。到了1967年7月中旬,“捍联总”开始包围哈一机,双方便开始了军备竞赛。先是打造冷兵器,很快厂里“炮轰派”自行焊制了装甲宣传车,“捍联总”则使用了燃烧瓶。最后“炮轰派”甚至出动了坦克上街游行。为了长期固守,哈一机的“炮轰派”到周围地区武装抢粮、抢菜。最大两次抢粮事件发生在7月18日和22日。“捍联总”方面也抢劫了武装部的军械库,获得大批枪炮弹药。8月4日至9月6日,“捍联总”在哈一机与“炮轰派”先后发生多次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等武器,出动坦克、装甲车30多辆次,致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哈一机在这次武斗中部分厂房被毁,后果极其严重。
8月12日,哈工大“捍联总”在校门前与哈尔滨港务局“炮轰派”发生武斗,当场打死3人,伤100多人。8月28日下午,哈尔滨市“捍联总”同“炮轰派”在松江罐头厂发生武斗,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翌日,市20万人在人民大厦广场集会,声讨哈一机“炮轰派”。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1967年8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等到哈尔滨串连,亲身体验了当时哈尔滨的混乱局面并领教了“捍联总”棒子队的淫威。她们乘坐的火车还没到哈尔滨,在一个小站涌上一帮穷凶极恶的中学红卫兵,穿旧军装戴红袖章,挥舞着皮带随意抽人。他们喊叫:“所有北京来的黑五类和反革命狗崽子都给我听着,我们是哈三中红后代红卫兵,现在勒令你们立即下车,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并质问旅客家庭出身,将一批乘客赶下火车,重现了一年前“红八月”的情景。到哈尔滨后,她们住在哈师院,第二天是8月18日,跟着师院的队伍上街游行庆祝“八一八”接见一周年,途中遭遇“捍联总”棒子队袭击,冯敬兰的臂骨被打断且被抓获。后来历经周折,经周恩来过问,他们才把这几名北京学生释放。

“反革命叛乱”事件

说黑龙江省完全没有“二月镇反”恐怕不很确切。在《杨易辰回忆录》中谈到文革后落实政策,有这样的内容:“关于各地方的一些重大事件。例如所谓伊春、苇河、克音河‘反革命叛乱’或‘反革命暴乱’事件等,是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昭雪。”
这里说的三事件,均不见文革后的任何文献记述。但是苇河一事在文革中曾公开报道。在196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上,有《粉碎黑龙江省苇河林区反革命假夺权阴谋——刘英俊生前所在部队坚决支持革命派夺权斗争》文叙述此事件。刘英俊是23军某部战士,于1966年3月15日在佳木斯因拦惊马救儿童而牺牲,被追认为烈士,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人物。苇河林区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处在尚志县和五常县境内,境内有大型企业林业局。这篇文章说:“苇河林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纠集一批牛鬼蛇神,网罗了一批社会渣滓,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挂着‘联合总部’的招牌,在1月18日假夺权。”他们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色造反团”和前来串联的东北林学院革命师生,密谋在2月8日“血洗”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刘英俊生前所在部队“受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委托,在省军区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一举摧毁了盘踞在苇河林区的反革命组织——‘联合总部’,打退了阶级敌人假夺权的新反扑,有力地支援了当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显然,这就是《杨易辰回忆录》所说的发生在苇河的“反革命叛乱”。从所描述的事实看,显然属于两派斗争事件。即使某组织有不当行为,也不应该把整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文革后平反是应该的。从所述事件的内容和所用语言来看,应属于“二月镇反”的一部份。
发生在伊春的事件呢?在《伊春市志》中记载,1967年“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奉命进驻伊春,对伊春特委、政府和各区局厂矿院校等进行军事接管。”“3月1日驻伊春部队军管会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八二八学联后盾革命小组’、‘荣复军’、‘工人大军’、‘浮闲人口总部’、‘延安’、‘尖刀’、‘燎原’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 后于7月7日撤销除去“八二八”以外各个组织的决定。这期间可能发生重大群体事件。
1967年4月9日潘复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说:“伊春是出木材较多的地方,原不归省管,情况比较复杂,人口有百分之十到四十来历不明。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一次反革命暴乱。军管前,左派力量很小,反革命、保守派掌了权,把左派打散了。他们抓家属打小孩,实行白色恐怖。军管部队五点进去,八点被他们包围军队夺枪,并抓走我们的干部,后继部队被围在火车上。以后我们派飞机去撒传单,开展政治攻势。群众看到飞机和传单,说,这一定是毛主席派来的,包围解放军上当了。于是,便都回去了。随部队去的近一些造反团的学生,同他们辩论,反革命右派向学生开了枪,把一个同学打伤了。当时部队坚持没有开枪,仍然进行政治攻势。群众觉悟了,揭发了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军官、杀人犯的罪行。在群众要求下,由公安机关出面,抓了几个首恶分子。被欺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情况好转。”
这一事件发生在1967年4月以前,显然就是杨易辰所说的伊春事件。此事和苇河事件类似,也发生在林区,动用枪炮。但是潘复生还说:“红旗军在伊春特区、哈尔滨道外、铁路,有三个支队,号称三十万,实际上二、三万人。他们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失败后上山打游击。他们的头头被我们逮捕后,被蒙蔽的群众觉悟过来,自己杀回马枪,解散了组织。”所以这一事件也许与“红旗军”有关。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网上流传一篇来源已不可考的文章《文革十大武斗事件》,因其内容有明显夸张不实之处,学术界均不采信。其中说到:在这“十大武斗事件”中,第二件就是伊春武斗事件。全文如下:“1967年7-8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以前认为此文所述死伤人数太多却无任何旁证而不可相信,而且此次武斗事件发生在1967年7-8月,显然也不是潘复生4月所说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但是现在看来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1967年4月以后,各地在“二月镇反”中被镇压的造反派纷纷翻案。到了7-8月则发展成大规模的武斗。伊春地区在4月前被镇压的那些群众组织肯定不能善罢甘休,作为镇反事件的反弹,必然奋起抗争,要求平反,以此酿成更大规模武斗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如上文所述,1966年国庆节后,潘复生找毛远新谈话,传达中央意思,叫他带领一批人到小兴安岭林区搞调查,历时两个月,回来后回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查小兴安岭“是松花江以北的山地总称。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伊春市乌伊岭区中北部和嘉荫县的西南部交界处”, 可以说就在伊春。类似于吉林省延边发生的事情,在毛远新于1966年前去活动后,在1967年夺权阶段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两件事是否有联系,应该进一步查实。
至于克音河事件,尚无线索可寻。克音河是一条河,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是松花江的三级支流,也是一个地名,位于黑龙江绥棱县境内,是农业区域。
以上所述三事中,苇河事件、伊春事件是落实的。它们的性质是类似的,而且看来造成巨大伤亡。而巨大伤亡只有动用枪炮才能造成。这也是这些事件至今讳莫如深的原因。上述《文革十大武斗事件》文章内容虚虚实实,也许是作者故意为之。
网上可见长篇纪实小说《红卫兵》 描述邻近伊春的萝北县(文中称万才县,万财是萝北县的一个镇,萝北县曾驻于此镇)在1968年靠近边境地区发生的两派武斗事件。其中有中学生组织一千多人、名山农场和青年农场(疑指共青农场)转业兵数千人、云山煤矿(疑指云山石墨矿)1700人,木材厂若干人,还有数万人的农民军参加,在几次大型武斗中,每次死亡人数动辄几十人到近一百人,当然性质似与上述三事件不同。所以看来,在此期间,在黑龙江省发生过多起武斗事件,有些异常激烈惨重且性质恶劣,因地域偏僻遥远,多数至今不为人所知,而且就因为死伤人多而成为禁区。我们只能托庇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才对苇河事件的轮廓有个大致了解,当然死亡人数是极端避讳的。《杨易辰回忆录》上说的是“平反昭雪”,我们可以想象在隐蔽的历史深处有多少冤屈死去的灵魂。

“大联合”的实现

在哈尔滨造反派分裂初期,省革委会委员范正美和宋振业并不支持炮轰派,而且按照潘复生的安排,都成为“捍联总”的负责人,但是他们不赞成对刘录等人采取过于严厉的处置方式。6月9日“捍联总”对造反派中坚力量哈军工武力夺权事件以及6月21日再次攻打哈建工事件发生后,他们的立场发生转变。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和革委会原来属于“捍联总”一派,现在也认为6月5日以后问题的性质改变了。于是在7月13日的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范正美发表讲话,认为前段对待反对派的高压政策是方向性的错误,应当纠正。宋振业也表示同意范正美的意见,并揭发潘复生谎报中央说哈建工装有电台,天天与苏修联络,调“捍联总”攻打占领,也没发现什么电台。
潘复生事先已经作了布置,于是对他们,主要是范正美发动了三天的批判。这样做的结果是,哈师院和农学院的“红色造反团”也相继发表《炮轰宣言》,正式加入“炮轰派”,震动全市。在哈师院的《炮轰宣言》中,他们宣布炮轰革委会“某些负责同志”和“赵去非之流”,要求潘、汪检讨、批斗赵去非、解散“捍联总”,要求给打成“右派组织”的“工交系统造反团”、哈工大“红色造反团”、齐齐哈尔“二九公社”、佳木斯“八二五红色造反团”平反。
范、宋深知,按照潘复生的一贯做法,他们必然会被进一步陷害,于是秘密前往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实际中央已通过不同途径,例如通过《解放军报》记者了解到黑龙江省现况。范正美等人在北京等待了一段时期以后,终于在1967年9月6日,周恩来、戚本禹、吴法宪等接见黑龙江双方代表团。“炮轰派”方面有范正美、宋振业、边士军等参加。“捍联总”由潘复生、汪家道带队,刘雪峰、聂士荣、陈造反、阎立梅等参加。省内其它主要地市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大庆、汤原等地也有代表参加。会议主要根据双方各自提出的初步方案签订《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协议共九条,内容应该有利于“炮轰派”这样较弱的一方。协议签订后,周恩来还派了监督小组和调查小组前去哈尔滨监督执行,并继续做了一些工作。
8月两派准备谈判时期,中央文革驻哈尔滨记者站应上级要求,写了一份《驻哈记者站关于解决黑龙江“捍”、“炮”两派斗争问题的几点意见》上报。其主要几点是:省革委会的成绩是主要的,犯了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团结起来;潘、汪在对待两派斗争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应深刻检查、认真改正;赵去非应从革委会中清除出去。此报告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由周恩来负责贯彻执行。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显然未被采纳。
“但是潘复生并不把协议放在眼里,他仍然我行我素,悍然在10月6日、10月12日,继哈军工、哈建工之后,又指挥捍联总发动了对哈师院、哈一机的武装夺权。” 他们使用步枪、手榴弹武力攻陷了哈师院,打死一人,打伤40余人。经长期围困和激烈战斗,他们继而攻陷了哈一机,打死5人,打伤百余人。至此,“炮轰派”在哈尔滨的据点尽失。“捍联总”出面大肆抓人。11月19日抓捕了八一农垦大学革委会主任刘西科,又抓捕齐齐哈尔市“二九公社”代表刘福山。哈军工的冯昭逢、哈师院的穆国兴都是抓了以后,经周恩来亲自过问才释放。哈一机攻陷后,将该厂“炮轰派”主要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李金义在全市多次游斗。
1967年11月24日、25日周恩来、戚本禹等先后接见“炮轰派”和“捍联总”代表以后,12月1日,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为实现大联合,在事实上不平等基础上在北京达成《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协议》(即“十二条协议”)。12月16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组成贯彻“协议”监督小组进行监督。哈一机、哈师院、哈军工等单位内部也达成相应协议。“炮轰派”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潘复生、汪家道于12月7日提交了一个文过饰非的书面检查,只是承认犯了“严重错误”,不承认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上报后被作为中央文件转发。12月23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接见了东北三省代表并发表讲话。周恩来在他的长篇讲话中强调东北地区局势的严重性,要警惕内外敌人,强调各省两派都是革命组织。
此后,按照“捍联总”刘雪峰的说法:“谁都知道,捍、炮两派斗争是以炮派的失败而告终的。除了几个主要头头保留了席位,在基层班子里的炮派几乎被清洗殆尽。”
中央派的监督人员离开后,潘复生就开始在全省反攻倒算,利用以后的一连串运动清除异己。毛远新在1968年4月给潘复生、汪家道写了一封信,被潘发表,称为“四月来信”。信中指责黑龙江省“炮轰派”又在搞活动,也作为潘复生整“炮轰派”的武器。“1968年夏,潘、汪利用毛远新的‘炮轰派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一句话,借助工宣队,将炮轰派整垮,批斗了其头头。”

四、一连串的整人运动

潘复生从上台那天开始,就面对两股强大的敌人。一是明目张胆反对他的“炮轰派”,一是被打倒但极具潜力的省委及各地原来掌权的老干部。如果不能将这两股敌人彻底斗倒斗臭,他就坐不稳江山,所以他发动了一连串的运动整这两部分人,当然也捎带整各类牛鬼蛇神和传统阶级敌人。这些运动都是大运动套小运动,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深挖“叛徒”

1967年6月28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省革委立即响应执行。1968年1月25日,省革委向中央上报《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本省深挖“叛徒”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已经“发现叛徒线索7273名”。2月5日,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照学习。此后,黑龙江省的深挖工作继续深入,从7月25日到8月17日挖出漏网走资派、叛徒、特务、暗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4483人。
实际上,他们的深挖运动早就开展了。1967年5月,经潘复生批准,将原省委书记李范五等人以“苏修特务”罪名抓进监狱,把前省委领导与苏联方面的一些正常外事活动诬蔑为向苏联提供情报,制造出“欧阳钦、李范五里通苏修叛党集团”。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杨易辰、李剑白、任仲夷、陈雷等被打成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1969年2月4日,潘复生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省正式宣布了这一“叛徒集团”案。
这一案子的案中案是欧阳湘的被迫害致死事件。欧阳湘是欧阳钦的独生子,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至长春的中科院光机所工作。文革中,他看到给他父亲贴的大字报,不满潘复生在黑龙江的倒行逆施,于1868年11月28日化名洪新建给汪家道写了一封信,揭露潘复生的问题。汪家道收到信后,当天交给潘复生,立即被列为重大反革命案件。案件很快侦破,将欧阳湘押解至哈尔滨开大会批斗。批斗的照片保留至今,其状惨不忍睹。总共在哈尔滨关押了20天后押回长春,继续关押在光机所。一天,他从三楼关押处跳下而死,真相至今不明。此后,潘复生在1971年下台,历经汪家道、刘光涛两个朝代,虽经家属不断申诉,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公正解决。直到1978年8月才彻底平反,但此时欧阳钦已经去世3个月了。

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

1968年3月30日,省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题是“反右倾”。潘复生在会上说,全省65个县的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不在我们手上。他们首先从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的“右倾翻案”事件着手,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当场逮捕23人,其中2人在狱中死去。以这个经验为基调,全省开展“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运动。一时间,以政权名义制造的“红色恐怖”笼罩全省。很多已结合的干部惶惶然怕再次被打倒。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潘复生又接过针对这个事件的口号,进行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新三反”斗争。
4月29日,省革委会常务会议决定,彻底揭发批判原副省长杨易辰的“三反罪行”,将其打为黑龙江省翻案风的代表人物。6月以后,在工交系统展开“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斗争。潘、汪亲自到各地检查这一运动的开展情况,打掉了一大批已结合的各级领导干部,给他们加上“杨易辰反革命翻案集团”、“王一伦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帽子。潘复生在8月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
全省各地开展了两个“反三右”运动。在哈尔滨,1968年5月,指责市第一百货商店存在严重的“翻案复辟”,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闭店、停业,揪出了所谓的“翻案复辟集团”才准予恢复营业。7月,哈尔滨市第四百货商店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被指认为“复旧复辟的典型”,经80多天的闭店反右倾,将结合进商店革委会的4名干部打成“漏网走资派”或“右倾翻案黑司令”。同时期,果品公司发生部分西瓜积压腐烂的“反革命西瓜事件”,将四名责任人判刑。11月,又将以市革委会副主任耿涛为首的几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复辟集团”。
1968年5月到1969年1月,在“反右倾”中,哈尔滨市共查出“反革命复辟集团”、“右倾翻案集团”、“反革命阶级报复”等案件240起。逮捕了224人,判刑47人。
在齐齐哈尔市,1968年4月19日由群众组织出面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批斗原市长章林等315名干部,黑压压一大片,会后押上60辆汽车,浩浩荡荡在全城游行。全市继而掀起揪出“漏网走资派”热潮。
在大庆市的“清理、深挖’运动中,1968年1-4月自杀15人,5-6月自杀36人,打死7人。12月革委会、军管会联合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复辟罪行揭发斗争大会”,又抓了油建红二站和红卫大队两个“反革命复辟”典型。
经潘复生、汪家道到各地检查“三反”运动,在嫩江地区,把已结合进革委会的原地委5名书记、专员全部撤换,黑河地区所属6个县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撤换。

清理阶级队伍

黑龙江省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持续时间很长。1968年初,各单位已经开始这个运动。到了1969年初,国内其他省市正在迎中共“九大”之际,黑龙江省革委于2月4日召开会议,提出“打好清理阶级队伍这一仗”。8月2日,省革委又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号召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抓深、抓透”。到了11月底,已挖出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10万多人。这一运动产生许多冤假错案,造成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
在1967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黑龙江省提出要深挖“三特一叛”,即深挖美蒋、日本、苏修特务和叛徒。
当时哈军工成了“大绞肉机”,成立了几百个专案组。其中一个大案称为001专案,由池必卿的儿子池太峰任专案组长。现在国防科大的赵伊君院士当时也是该案嫌疑人。
“从1968年春到1969年春,哈军工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年。‘清队’运动使大院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院革委会接连组织了三个战役。首先把矛头指向15名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他们加上“右倾翻案”的新罪名,重新立案审查、批斗、拷打,遭受最残暴肉体摧残的是院务部政治处主任郑梅庭。第二个战役是把矛头指向16名所谓“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拘留,有的在刑讯和苦役中死亡,有的在走投无路时自杀,受刑最苦的是罗时钧教授,死得最惨的是马明德教授。第三个战役是打击炮轰派的大小领导骨干。刘居英则被潘复生以“三特(日特、苏特、蒋特)、一叛(革命叛徒)”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下狱。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院内遭批斗的领导干部占领导干部总数的56%,遭批斗的老教师占老教师总数的87%,经院革委会批准建立的专案557个,遭隔离审查和刑讯折磨的有636人,经省、市公安机关拘捕的有46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4人。
1968年夏,潘复生利用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机,算1967年武斗的帐,将哈一机“炮轰派”领袖李金义等逮捕。
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哈师院革委会主任穆国兴于1968年8月5日自杀身亡。潘复生说他是畏罪自杀,乘此机会成立“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专案组,打击范正美和哈师院“炮轰派”。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哈师院制造了15个“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造成许多冤案,打击了大批无辜干部和群众。 在哈师院“清队”运动的“三次大围剿”中,开了三次“宽严大会”。“职工、学生、工人,有上吊的,有卧轨的,有跳松花江的,失踪的,据说共死了16人。”
农学院“1969年7月清队结束,全院前后被揪斗者343人,约占全院教职工三分之一,非正常死亡8人。” 1968年10月,全院下放汤原县办学。1970年招收350名工农兵学员,因条件太差,无法开学,将招收学员退回。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搬回哈尔滨。
1969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刚刚收场,1970年初又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在“一打三反”中,全省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有592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043人、叛徒61人、特务172人、地富坏1705人。
哈尔滨市七○三研究所照相员于勇,早在1964年曾提出过一切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的学术观点。清理阶级队伍中,旧事重提,并联系他参加了“炮轰派”,把于勇定为反革命分子,有关的“炮轰派”组织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1970年3月于勇被判处死刑,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2人被判徒刑,受株连群众达100多人。

柳河“五七”干校

文革中遍及全国的各类“五七”干校起源于黑龙江。1967年夺权后,革委会的编制较前省直属机关缩减了四分之三,就产生了一个多余的干部去哪里的问题。当时的想法是充实基层或下放劳动。1968年初,省直机关的“斗批改”基本完成之后,这个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3月,省革委决定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办一所干部学校。地址选在绥化地区庆安县的柳河镇原来的省委机关农场所在地。1968年5月6日,省革委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决定建立这个“五七”干校。5月8日,首批学员141人入学。学员以劳动为主,并组织学习,要求“斗私批修”、结合实际改造世界观。
1868年9月,黑龙江省办“五七”干校的经验被《人民日报》的内部通讯刊载。9月30日,毛泽东看到了这一文章,给姚文元写信称赞这一做法。
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加姚文元拟的编者按。此后,全国陆续推广了这一经验,兴办了大量“五七”干校。
毛泽东的批示极大鼓舞了省里的领导干部,立即要求干校扩大规模,接受更多的学员,并且陆续在全省各地兴办“五七”干校。至1968年11月初,全省已建立起110所“五七”干校,入校学员达20880人。到1970年6月,全省各级各种“五七”干校已发展到3160所。到1974年1月,全省先后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干部已达10.5万人。直到文革后这些“五七干校”才停办。

五、一些市县的前期文革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第二大城市,1954年以前曾为黑龙江省省会,设有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等校。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原是哈工大的一个学院,后改为此校名,简称东重,位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文革开始后,这一学校就将大批判矛头指向中老年教师和少数党政干部。1966年6月2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发表后,马列主义教研室9人联名贴出《横扫一切障碍,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运动转入对院领导的揭发批判。
1966年6月13日,东重学生停课贴大字报,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7月中旬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其他各学校、文化单位,以及个别的工交、财贸单位。7月下旬,全市各类学校停课搞运动。
7月底,全国文革形势发生变化。市委于8月3日决定撤出东重工作组,组成临时党委筹备小组领导运动。8月15日,市委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东重学生干扰,中途结束。8月16日,东重学生给部分领导干部戴高帽游街,在街上与一些工人冲突,称为“八一六事件”。8月18日,富拉尔基医士学校学生200余人到东重支援造反,与市委派出人员冲突,称“八一八事件”。8月20日,东重造反派学生成立“文革临时指挥部”,夺取运动领导权。同日,东重和医士学校学生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因东重原属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学生300余人赶来参加。后称此会为“第一次造反大会”。
8月中旬,市委机关“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立,俗称“民办文革”,负责对“八一六”、“八一八”学生揪出的领导干部看管、强迫劳动。
8月21日,东重“文革临时指挥部”召开“第二次造反大会”。副省长陈雷出席,并代表省委宣布市委第二书记宋望平停职反省。此后全市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东重、医士学校、化工学校、师范专科、哈工大等校于8月23日成立“红卫兵齐齐哈尔市大中院校文革运动临时指挥部”,简称“大中院校指挥部”。他们于24日、25日连续召开第三次、第四次“造反大会”,又有一批领导干部被罢免。29日,“大中院校指挥部”在东重成立“监改队”,即“牛棚”。
在“大中院校指挥部” 9月5日召开的“第五次造反大会”上发生意见分歧,一些参加者指责另一些人“右倾”。自此学生造反派发生分裂。到了11月,学生造反派中两大派正式形成,“大中院校指挥部”解散。
10月1日,“齐齐哈尔市红卫兵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10月7日,宋任穷在哈尔滨召开齐齐哈尔市各派红卫兵代表会议,商议组建以市长章林为首的齐齐哈尔市委新领导班子问题。这个新领导班子于10月17日成立。
1967年初,东重红卫兵组织按照不同观点联合成两派,即“革命造反团”和“红色造反团”,并成为齐齐哈尔市和富拉尔基区两大派组织的核心,左右着运动的发展。
1967年1月26日,北满电厂、热电厂、东重、化工学校、市八中等单位群众组织人员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成立“齐齐哈尔市临时接管委员会”,称“一二六夺权”。1月27日,东重造反派“红色造反团”总部联合其他社会组织成立“齐齐哈尔市革命左派大联合筹备处”,后改称“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处”,反对“一二六夺权”。全市两大对立组织正式成立。以后几日连续发生冲突事件。
齐齐哈尔市电台曾被造反派夺权,1月15日实行军管后军管小组扶植保守派再夺权。造反派于28日提出抗议,造成“一二八炮轰电台军管小组事件”。
2月9日,“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处”成立“夺权指挥部”。重型机械厂“红色造反团”、东重“红色造反团”、化工学校“红色造反团”等组织300余人到市委机关夺权,即“二九夺权”。次日,驻军表示反对这次夺权,于凌晨出动军队、警察,配合保守派势力围攻夺权的造反派,逮捕夺权指挥者7人。2月13日,参加“二九夺权”单位73人到军分区门口绝食静坐要求释放被捕者。此后,于15、16日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25日,“市临时接管委员会”宣布“二九夺权”和“二一三静坐”是“反革命事件”。此后又将119个“红色造反团”解散。
1967年4月4日,齐齐哈尔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市武装部长张宝增为革委会主任,23军69师副政委金炬、建华机械厂党委书记李在长为副主任,群众代表几乎都是保守派。成立大会发出“第一号通令”,宣布“红色立新军”、“红旗军”、东重“金猴”、电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因形势变化,这一通令于5月11日撤销,
5月22日,以“红卫兵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为基础,成立“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兵团”(“红炮司”)。31日,与军医学校“革命联合指挥部”(“军医红联”)发生冲突,称“五三一事件”。6月3日,在市革委和驻军支持下,“红炮司”、重型机械厂“新红色造反团”(“新红”)、热电厂“八二七”等24个群众组织成立“齐齐哈尔市革命群众捍卫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和省城哈尔滨不同,齐齐哈尔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捍联总”几乎完全是保守派。
6月21日,东重“红色造反团”、重型机械厂“红色造反团”(“老红”)、化工学校“红色造反团”、四中“红色造反团”等11个群众组织成立与“捍联总”对立的“二九公社”,属于黑龙江的“炮轰派”。27日,“二九公社”举行武装游行,与“捍联总”多次冲突,称“八二七流血事件”。
7月3日,重型机械厂“新红”、“老红”两派武斗。“红炮司”出动20多辆汽车,砸了“老红”团部。8月8日,“二九公社”成立“文攻武卫大队”。此时期,武汉“钢二司”及北京造反派等200余人来到齐齐哈尔市支援“二九公社”。
1967年8月16日,为纪念“八一六事件”一周年,“捍联总”和“二九公社”分别在不同地点召开大会。会后游行,两支队伍遭遇发生冲突。据说是重型机械厂“老红”人员使用小口径步枪枪杀“新红”两名成员。次日“新红”集合队伍前去报复。“老红”且战且退,退至嫩江江畔罕伯岱村一带,部分人逃散,部分人乘船过江,因超载船翻,6人遇难。“新红”胜利而归。这是造成该市伤亡最严重的武斗事件,又称“罕伯岱事件”。
此后齐齐哈尔完全是“捍联总”的天下,“二九公社”的人只能举行突发性的“飞行集会”显示自己的力量。1967年9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东北三省代表时,齐齐哈尔“二九公社”代表说,齐市的情况和省里不同,是在宣布的三起“反革命事件”、镇压了造反派之后建立的革委会,所以我们的口号是“砸烂伪革会,建立新政权”。周恩来说齐市问题单独处理。
1968年1月3日,东重两派武斗,“红色造反团”一名成员被“革命造反团”抓去审讯时被刺死。12日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3人死亡,51人重伤,省革委会决定对该厂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4月17日,市革委会就宣布“炮轰电台军管小组”、“二九夺权”、“二一三静坐”为反革命事件,宣布“红色立新军”、东重“金猴”、电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以及把三起事件说成是“反革命逆流”向省革委作了检讨。同日,市“捍联总”和“二九公社”在哈尔滨签订大联合协议。
此后时期是老百姓新的灾难的开始。从4月起,掀起“大刮十二级台风”运动,大抓“漏网走资派”,制造冤假错案。5月,进一步开展“忠字化”运动。市革委会组织第一批工宣队,进驻151个“老大难单位”,揪出大批“阶级敌人”。“从此,全市‘文化大革命’进入极左思潮横行,残酷打击陷害干部知识分子,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阶段。”
1968年9月15日,利用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机,市革委在水师营公社哈拉马屯召开“落实中央两个布告,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现场会,当场逮捕无辜群众,造成一桩严重错案,称“哈拉马案件”。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文革期间武斗和冤假错案造成268人死于非命。其中直接被打致死的21人、武斗致死的12人、自杀身亡的198人。

大庆

大庆油田是我国1950年代末期发现继而开发的大型油田,位于绥化专区的安达县。1960年将安达县的萨尔图等油田区域划出成立安达市。1965年1月撤安达市设立安达特区,由石油工业部和黑龙江省双重领导,对外仍称安达市。因为大庆油田早已命名并对外宣传,文革期间即习惯称其为大庆市。
由于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大庆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和大寨并列的耀眼明星。又由于“铁人”王进喜这个标兵的树立,大庆的名声传遍四海。到了1966年初,“工业学大庆”运动越发声势浩大。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刊载关于大庆经验的文章。3月在全国工交和工交政治会议上首次提出“大庆式企业”的概念。4月,大庆成就展览在北京革命博物馆展出,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大批人员涌到大庆参观学习,应接不暇。
文革开始以后,首先是学校的学生开始造反。大庆地区有东北石油学院、安达特区财经学校等大中技校,还有13所半工半读学校。在外地串连红卫兵,如北京石油学院、哈军工等校的红卫兵鼓动下,他们提出“打倒宋陈季王”的口号,即指向大庆工委副书记、会战指挥部指挥宋振明,工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陈烈民,工委委员、武装部政委季铁中和工委委员、会战指挥部副指挥王新坡。此外也出现否定“大庆红旗”的言论。官方即组织了工人的“赤卫队”与造反派对抗,任命劳模王进喜为指挥,又任命另一劳模张洪池为官办红卫兵指导员。省里的“八八团”和“红旗军”也到这里发展组织。
造反运动于1966年8、9月达到高潮,但尚未触及到王进喜。他还于10月1日国庆节进京到天安门上观礼。后来李富春1967年2月26日在听取大庆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汇报时总结了这一段的运动状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大庆地区是比较慢的,压力比较严重的,所以发展比较突然、比较快。”
到了1966年底,油田各级党组织已基本瘫痪。12月31日,王进喜进京向石油部、周恩来汇报情况。1967年1月8日,周恩来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讲了话。他说:“在进行路线斗争中,你们许多单位,比如像石油学院,比如像大庆油田,还有其他的单位,曾经受到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压迫,以至斗争、围攻,甚至于错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这一切应该由部党委、院党委和前工作组他们来负这个严重的责任。” 表示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但赞扬了在座的王进喜。
1月10日在一些首长接见北京高校红卫兵代表时,周恩来说大庆:“可是后两年骄傲了,当时余秋里,主席点将把他调到计委搞计委工作。这责任主要在石油部康世恩,他听不进反面意见,石油工业部和大庆油田,后两年铺张,结果抵制这次文化大革命,整个工委都抵制了文化大革命,不让串连,现在七万多职工,又让一万多职工(大部分学徒)出来串连,要钱有钱,要车票有车票,这是经济主义,但还好,王铁人同志站住了脚,他决定回去把这条反动路线改过来,这面红旗一定要举高,张洪池这次栽了跟头。”
周恩来既要保大庆这面旗帜又要支持造反,只能说大庆近两年不太好,“骄傲了”,并把责任推给薄一波、陶鲁笳、康世恩,保了李富春、余秋里。后来北京红卫兵要砸大庆成就展览,也是认为这一展览美化了这些“走资派”。
但是王进喜于1月10日回到大庆后仍被批斗。2月4日,油田召开“打倒政治大扒手王进喜誓师大会”。全油田设下一百多个分会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大庆工委书记徐今强参加陪斗。2月21日,军方按照周恩来指示将正在井下小学接受批斗的王进喜救出,送至北京,3月返回大庆。
1967年2月9日除夕,东北石油学院“东方红造反团”联合安达一中“三司”等单位批斗安达县委、县人委主要领导人。2月24日,“三司”等造反派对县委、县人委夺权,成立“联合夺权委员会”。2月25日东北石油学院两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争执。安达县“造反联合总部”支持学院“东方红造反团”反夺权,派出5000多人于27日包围学院“红色造反团”总部,双方相持不下。28日清晨,安达特区军方宣布“红色造反团”是“反革命夺权”,勒令解散,抓了70多人,20多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6人被捕。还将第八工读学校“八二八”宣布为反动组织,出动军队,组织了万名工人农民进行围攻、搜捕。
3月13日,安达县革委会成立。20日,县“捍联总”、“贫代会”成立。大庆的群众组织和省里的派别相联系,也形成两大派,双方多次发生武斗。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对大庆实行军管,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在批阅这一决定稿时,周恩来注明:“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这一决定。” 经毛泽东批示后,1967年3月27日,大庆军管会成立,23军副军长安怀任主任,同时调16军46师、46军409团进驻大庆地区。 因各学校均在安达县境内,军管以后即要求他们“返校闹革命”。但是6月发生造反派在军管会门口静坐示威事件。
大庆革委会迟至1968年5月31日成立,16军原副军长褚传禹为革委会主任,两位劳模王进喜、张洪池皆为副主任。1969年2月21日,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组长褚传禹,副组长任云峰。
这一时期,大庆油田原主要负责人宋振明等已被打倒,生产主要由军管会负责,大批技术人员下放,科研工作中断。加之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褚传禹1969年11月调任内蒙古军区后,这一关键职位长期空缺。由于管理不善,新开发的杏树岗油田出现“两降一升”(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含水量上升)的紧急情况,整个油田地下情况也不容乐观,
1970年3月,任云峰、王进喜进京向石油部、国务院汇报情况。石油部军管会经过研究,写出《当前大庆主要情况报告》,以绝密文件上报国务院。周恩来18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告上批示:“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所说的“两论起家”是指在“大庆经验”宣传中,说大庆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起家的。
1970年4月石油部军管会派员到大庆传达总理指示并组织扭转被动局面。4月5日,沈阳军区任命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丁继先为大庆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宋振明、陈烈民等相继恢复工作
此后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逐渐恢复工作,生产管理部门和技术部门也逐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岗位责任制度。从1972年开始增加注水量。到1975年,原油日产量比1972年增长34%。经过三年艰苦细致的工作,扭转了油田“两降一升”的状况,全油田开发形势明显好转。从1966年到1975年,全油田共生产原油24757万吨,完成财政上缴233.2亿元,为支撑内乱中的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1976年以后大庆油田进入年产 5000 万吨的高产稳产阶段,持续多年 。

佳木斯市

文革开始后,佳木斯市委也派遣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各校停课闹革命。8月3日,各校工作组撤走,成立师生革命委员会领导运动。8月25日,佳木斯农业学校成立“八二五造反团”。以后,师范学校、农业机械学校、卫生学校和一中、二中也相继成立“八二五造反团”,并以这几个组织为主体成立全市性的“红卫兵总部”。
8月26日,市委召开万人大会,当场揪出“牛鬼蛇神”274名,戴上高帽,进行批斗。会议进行中,一些学生冲入会场,张贴大字报,抢夺扩音器,宣读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会议在混乱中结束。
9月8日,“红卫兵总部”在市委门前召开大会,批斗市委第一书记赵云鹏等领导干部。此后,造反派中意见发生分歧。师范学校、农业机械学校、农业学校和卫生学校等四个学校的“八二五造反团”联合成立“佳木斯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总部”。
12月4日,佳木斯市“临时工造反团”召开大会,揪斗市委、市人委及劳动局领导干部,又于27日强迫劳动局长签署关于临时工、合同工的福利待遇的28条要求的纪要。
11月22日,省文化革命办公室通知,停止市委第一书记赵云鹏一切职务。12月9日,省委决定王玉代理佳木斯市委第一书记,但是他到职后不久就遭到揪斗。
1967年1月进入夺权阶段后佳木斯市情况比较混乱。1月16日,“红卫兵造反总部”和“为革命造反团联合会”去邮局、广播电台夺权,被“红色工人造反团”阻拦。1月22日,“红色工人造反团”和“临时工造反团”宣布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
2月16日,合江军分区开始介入,成立“三支两军”小组,军管公安局、广播电台,向一些单位派驻军代表,成立生产指挥部。3月14日,公安局军管会认为“红色工人造反团”是反动组织,勒令解散,逮捕47人。随后,“临时工造反团”、“为革命联合会”、“红卫兵造反总部”相继解体。市委、市人委为本机关造反团控制。3月31日,22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佳木斯市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此后半年,全市形势为其所左右。
4月,四个“八二五红卫兵”从“指挥部”退出,与之对立。又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从“八二五”中分化出来,站在“指挥部”一方。
5月15日,四个“八二五造反团”召开“踢开指挥部,彻底闹革命”大会。混乱中,“指挥部”方面一名中学生被轧死,事后“指挥部”方面举行隆重殡葬仪式以示威。
5月26日,“指挥部”方面全面接管市委、市人委一切权力。6月30日,“指挥部”集结近万人,进攻“八二五”派据点师范学校,械斗5小时,双方死亡3人,伤残150余人,学校建筑破坏严重,“指挥部”方面取得胜利,将校内所有学生抓了起来。当时“八二五”方面在全市有三个主要据点:师范学校、农机学校和一中广播点。攻陷师范学校后,“指挥部”又进攻农机学校和一中,几乎是不攻自破。事后“指挥部”在全市搜捕“八二五”和“红色工人造反团”成员,进行批斗。几次武斗,基本解除了学生炮轰派的武装。 1967年11月17日,市革委会成立。主任为合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和子明。
1968年2月10日,主要由原“红色工人造反团”人员组成的“联络站”和“指挥部”在电机厂、农机厂、木材加工厂、粮库、港务局、木材转运站和拖拉机配件厂七个地方进行大型武斗,参加者计1900人,“动用步枪227支,冲锋枪101支,轻重机枪4挺,八二迫击炮1门,手榴弹109枚,各种子弹3519发,汽车55辆。” 从晚5时激战至次日凌晨,死亡7人,伤残119人,一些设施破坏严重。
2月27日,“联络站”在鹤立镇抢劫军用列车上的武器,被驻军包围,全部缴械,逮捕主要头头。至此,“联络站”完全解体。3月25日,“指挥部”自行宣布撤销。
1968年佳木斯市还发生一件事:郊区西格木公社强行驱赶从外地流入的住户,受到一些人反对。公社于5月28日召开大会,批斗被撵户和反对者。7月23日,省革委会常委韩潮认定是一桩“打击贫下中农事件”,在当地召开大会,拘留公社革委会主任,将4名当事人判刑。文革后韩潮倒台,此案平反。
1950年代后期以来,内地许多农民,或因政治原因(成份不好),或因生计问题(粮食不够吃),很多人举家移民到内蒙、黑龙江等地广人稀、管理疏漏地区落户。开始时当地政府抓这些“盲流”,以后来的多了,也就管不了了。他们与当地农民发生矛盾,在文革中,往往与派性联系在一起。

鹤岗市

比较齐全的地方文革史叙述见于鹤岗,一座中等煤矿城市。原载鹤岗网有《十年文革》长文,作者佚名,似是一中老师或学生。 像其他一些中小城市一样,一中是鹤岗的“最高学府”,在文革中起了领头羊的作用。8月,红卫兵运动开展,先是“破四旧”,后来于8月28日将全市三四十个干部游街,“高帽林立,白花花的一片。”
9月15日,从哈尔滨、北京来的红卫兵,联合本地红卫兵召开“点火大会”,批斗一些市委领导。
1966年10月25日,在北京来串联学生策动下,中学生红卫兵殴打一位据说谩骂毛主席的叫张明振的人。“其中,担任主审并打得最多最重的是一个叫李文革的北京红卫兵。他边打还边向哈尔滨、佳木斯、鹤岗的红卫兵们介绍说,这类人在北京等地已让红卫兵处置了不少。”结果张明振被打死,是鹤岗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人。事后追究此案,李文革早跑掉了。经各方协商,处理意见是:“一、红卫兵保卫毛主席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张明振骂毛主席是错误的;三、红卫兵以后不准打人。张明振按公亡处理。”
12月,鹤岗成立红卫兵总部。他们到哈尔滨揪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范五。当时保守派“八八团”和“红旗军”也要揪斗李。怕他们抢,也因为李范五到鹤岗后病了,于是找一个人穿上李范五的大衣冒充李范五游街,谁也没认出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有些群众组织竞相批斗领导干部只是为了走个程序,显示自己革命,并非保守派。
在“哈军工”红卫兵支持下,一些未能参加“红卫兵总部”的组织于1966年12月31日成立了“红卫兵总工部”,简称“总工部”。张明振事件后,“红总”内部意见分歧,一些红卫兵退出“红总”于1967年2月初成立“鹤岗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革司”)。“红革司”成立前后,“红联”筹备处也成立了。“红革司”、“红联”筹备处一成立,即得到市人武部的坚决支持。2月22日,在武装部支持下,由群众组织出面查封了“总工部”,酿成“二二二事件”。对于此事件的不同立场,形成“红联”和“总工”两派。双方支持的领导干部也不同。
武汉720事件后两派开始冲突。10月10日,发生开枪伤人事件,武斗升级,双方抢占据点,构筑工事,抢劫武器,制造多次大型武斗事件。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六○炮、手榴弹和炸药,造成多人伤亡。
12月23日,“总工”派划分两个“战区”,同时攻打“红联”派。北区攻打南山矿,爆破攻占大楼,打死1人,打伤7人,俘虏多人。南区攻占十三厂,殴打俘虏致死2人。
1968年1月,两派代表在哈尔滨谈判期间,在鹤岗又发生多起严重武斗事件,致使多人丧命。1月9日,两派在哈尔滨签订停止武斗协议。12日又发生“总工”攻打市委大楼事件,死6人。以后基本没再发生大型武斗。
在文革中,鹤岗非正常死亡109人,其中武斗致死19人,武斗致残38人。还有一些无辜的百姓和学生惨遭横祸。非正常死亡人数中其余部分,多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迫害致死的。
1968年3月两派实现“大联合”,5月成立市革委会。革委会里面的形势是“从上到下,各级革委会里军代表都是说了算的人物。被结合进去的较少的领导干部,只能小心翼翼地工作,稍有不慎,随时可能被以‘复旧’等罪名揪出来。而群众组织代表则是代表一派说话的。后来,于健、霍方侠等老干部相继被‘解放’,结合进革委会。但在那种大气候下,也难以有所作为。故此,在革委会掌政的相当一个时期,经济继续向着崩溃的边缘下滑。”这是很典型的情况。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三六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8月 29, 2019 9:17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562
汤原县

汤原县属于合江专区,距离佳木斯很近。据说在黑龙江省,除了哈尔滨、佳木斯、鸡西以外,就属汤原县两派斗争最激烈。
文革初期,运动的发展和别的地区相似,开始亦有造反团、捍卫团之争。1966年12月,造反派开始分化。12月14日成立“一二•一四红色造反指挥部”。12月29日,一中、朝鲜中学的学生组织,以及一些工人组织召开第二次炮打司令部大会,后成立“汤原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形成另外一派。
1967年1月,进入夺权阶段。1月底,“一二•一四”强行夺了县委、县人委的大权,又于2月夺了县公安局的权。与之对立的“联合指挥部”则联合了另外一些组织,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联合总部”,简称“三司”,于4月16日从“一二•一四”手中夺了公安局的权。
6月12日,当地驻军表态支持“一二•一四”,致使两派斗争加剧。6月18日,“一二•一四”2000余人攻占“三司”据点大修厂和商业大楼。7月6日,在鹤立镇和胜利公社两地同时爆发大型武斗,各有数百人参加,分别死亡2人和1人,伤者多人。
8月1日,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一二•一四”的人打了“三司”的人,引起冲突。“三司”退守农机修造厂,被“一二•一四”包围。“三司”决定调农民进城支援。翌日“三司”方的“农民联合总部”2000余人,其中两支马队共130余骑,冲进城内。“一二•一四”退守邮电大楼及商业大楼。“三司”久攻不克,此时对方农民也进城了,他们于次日凌晨撤退。此后“一二•一四”占领全城,“三司”退至郊区。8至9月,连续发生多次大型武斗事件。
1967年10月1日,由“一二•一四”掌权的县革委会成立。成立后,即宣布“三司”为非法组织,勒令其成员登记。到了年底,黑龙江对立双方签订联合协议,汤原双方代表也在上面签字。但是武斗仍未能平息。1968年初,胜利公社又发生武斗,一位“一二•一四”派农民被打死。4月12日,全县召开“肃清‘三司’流毒点火大会”,揪斗300余名对立派群众,“三司”头头多数被抓。此后全县掀起肃流毒高潮。先后有4173人遭到迫害,多人被投入监狱,打死16人,自杀13人。
从1967年6月18日到1968年4月17日,汤原两派共发生十次大型武斗,致使24人死亡,4人致残,340人受伤。
1968年9月初,由省革委会副主任宋振业、韩潮等率领的省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汤原县,集中清理文革中的问题,处理了一批武斗干将。9月末,省地宣传队撤出,原驻军调防,局面始趋于安定。

延寿县

牡丹江地区的延寿县有记述历史的优良传统,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也不例外,从延寿县的地志办编写的《延寿县“文化大革命”十年录》 中就可以看到。这篇著作的宗旨是:“力求史实准确,主要以档案资料为主,对于所涉及事件的时间、地点及具体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考证”和“尽量做到去伪存真以事实说话只记述运动本身的因果关系,对于生产和政治方面不予涉及”。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给后人留下了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
从1966年4月起,县里就联系县评剧团的《稻花香了》剧目开展学术批判。5月30日召开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广播大会。会后县委向城镇各中学派出工作组。这些工作组直到10月23日才撤出。
6月20日,延寿中学学生贴出第一张联系本校情况的大字报,29日又有学生贴出针对县领导的大字报。7月以后,各开展运动单位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学校里开始揪斗教师。7月26日,全县525名中小学教师到县城集训。
8月,一些学校学生开始建立群众组织,一开始称“小组”,后来普遍称“红色造反团”。随后,城乡各地纷纷成立各种群众组织。8月25-27日,红卫兵、教师集训班人员等到社会上“破四旧”,焚毁评剧团的“各种戏装402件,古装道具90件,布景16块”。
8月29日,红卫兵开始外出串连。“10月27日,延中学生张国福等4人组成的延寿-北京长征红卫兵前导队徒步去北京。于12月7日,历时42天,路经4省27个市、县,长途跋涉3000多里抵京。”11月“7日下午,全县城乡各中学师生‘赴京参观代表团’乘汽车出发。代表团由全县各中学红卫兵369人和教职员37人,共406人组成。另外,有随团医生1人,县委派代表2人,县委文革办3人负责生活。代表团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4个中队,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和团支部,又组织了卫生队和纠察队。”他们于10日抵京,在西直门下车,住清华大学。在京期间,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到各单位进行串联,于24日返回。
到了1966年底,县里主要领导干部被批斗,但是群众组织林立,没能组成全县性组织。1967年1月30日,部分群众组织开大会宣布夺权,县长、副县长也同意交权。但这次“一三○夺权”受到多数造反组织反对而宣告失败,县委文革办公室也一直行使职权。军队介入后,主要由县武装部主管工作。
1968年3月29日,县文革办向县直各群众造反团体印发了“战斗团队登记表”,对县直各战斗团队的名称、成立时间、人数等进行了统计。据统计,县直机关、事企业单位共有职工3824人,成立86个战斗团队,有1805人参加。延寿中学有1509名师生,4个战斗团,1271名师生参加。办公室对这些群众组织的宗旨、行动以及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认真的分析。认定有35个战斗团队是保守派,有1160人;观潮派组织18个,有491人。经过多方面工作和“全无敌”战斗团的点名批判,纷纷解散或并入“左派”团队。
1968年4月30日,在武装部支持下,各群众组织召开“重新夺权大会”,5月30日成立县革委会。
成立革委会后,又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反回潮”、“反派性”、“深挖”、“反复辟”等运动。“仅在县革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期间,就揭发出‘现行反革命’案件43起、历史反革命案件11起、‘三特一叛’案件3起、敌特嫌疑案件1起、重大历史问题6起、土匪案件6起、幻想变天案件8起、黑枪案件4起、投机倒把案件6起、黑手案件2起、破坏生产案件7起、隐瞒成份案件13起、偷听敌台、贩卖毒药、种大烟、打大烟针、赌博、不服管制、来历不明等案件52起(以上案件数不包括延寿镇、玉河、加信、平安4社)。共计174起案件。使一些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后来予以平反。”

六、农村、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

农村

黑龙江省虽然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文革时期有不少农村农民的生活依然很贫困。例如离哈尔滨不远的通河县,一些农民家买不起食用盐和发面用的碱,只能吃“白食”。一位省里干部于1975年下放到绥化地区肇源县搞“路线教育”,发现此地普遍存在“拉帮套”现象,即一位丈夫全年劳动挣的工分养活不了全家,不得不招进第二个丈夫共同承担,恰如一头牲口驾辕不够,还需要另一头“拉帮套”,故有此称。这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老百姓失去最基本的尊严,像牲口一样生活。
后来成为学生领袖的范正美在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见到一些“苦农”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他在回忆录中说:“村里许多人见到我们,恰如鲁迅笔下的闰土一般。既有些麻木,又有些哀怜,目光里充满某种期盼。”
总的来说,黑龙江省农村未发生大规模“停产闹革命”情况,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对“三自一包”的批判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影响。1968年初,省革委“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认为,从生产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是必然发展规律。后来有部分地区少数社队实现了这一过渡,没取得好的效果。还有些社队收回自留地,甚至禁止社员经营副业、养猪,使得文革时期社员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
文革中的各种运动对社员的社会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在牡丹江地区农村,“运动深入到全县农村的各个角落,是文革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纲绷得最紧的时期。我大队刮清理阶级队伍的台风主要触及三个层面的人:一是批斗地面上的阶级敌人,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二是向地面以下深挖,挖出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清理‘阶级异己分子’即‘三特一叛’及各类‘牛鬼蛇神’;这是运动的重点。三是教育不服从领导的生产队社员,包括贫下中农、中农及其子弟和‘黑五类’子弟。”
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冲突事件,黑龙江位居“反修”前线,局势极为紧张,特别是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对敌情估计十分严重。有领导说,黑河地区沿黑龙江至少有苏修特务一个师。由此估计,在沿江各县都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设立了群众专政组织和拘留所,人称第二监狱。
在沿黑龙江地区,居住着部分原来“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他们在1900年前后被沙皇政权驱赶屠杀,土地被强占,历经苦难逃过江,居住在这一带。现在由于这段历史,被认为是苏修“特务”的产生土壤,家家被逐户审查,经历了沙俄时代的老人尤为重点,再经磨难。第二部分居民是原住民,因为经历了伪满时代,也没参加过抗联,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而那些近年来从关内迁移过来的农户或自流人员,则怀疑为国民党军队或有其他历史问题的人。
这样一来,整个屯子里就没有几个好人了。在有些地区,怀疑对象占了居民大多数,只能依靠从外地前来插队的知识青年主持审查和生产活动。这里的大多数村民白天被人领着在地里干活或没完没了地学文件,问题严重的那些人则在夜晚被关在几间由马厩改装的一个个小监号里反省。到晚7点以后街道上就没人了,黑漆漆的一片。晚上通通不许点灯或串门,因为这些行为都被怀疑特务在联络信号。 整个黑河地区有2957人被“看管”起来,成了一个“红色恐怖”世界。在沿江的孙吴县,全县16400人中,有823人被看管,104人被拘捕入狱,非正常死亡49人。
为了进一步保障安全,将边境地区一些政治不可靠的居民内迁到距离边境较远的地方。于是在这些地区产生一个称为“内迁户”的劣等公民群体,备受歧视,一遇运动就遭受打击。

国营农场

在黑龙江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建立很多国营农场,文革中多数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在文革初期,农场的运动开展和地方上类似,而且互相影响。在兵团阶段则吸收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
这些农场大致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俗称“北大荒”的广袤黑土地带。最初的成员主要是解放军转业军人,包括1958年的“十万转业官兵”。另外还有大中专毕业生、政府组织的各地支边人员和移民、流入人员、劳改人员等。到了1967年,全省国营农牧场已发展到102个,总人口为103.8万人。1962年以来,农场连年增产,成为全国的粮仓,但基本上是广种薄收,平均亩产200斤左右。
1966年3月之前,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分属东北农垦总局(驻佳木斯)和黑龙江省农垦局。1966年3月,鉴于中苏关系紧张,为加强边防,沈阳军区抽调万余名复员转业军人组建两个农垦师,称为农建一师和农建二师,又称黑河一师和合江二师。
由于组建过程仓促,两师编制不全,采用“插场插队”的组织形式。例如在原来的二九○农场,单独成立一个农建二师二九○独立连。文革开始后,一些干部、战士造反,要求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兵团体制问题,甚至认为兵团是未经中央批准的“黑兵团”。1967年,农建一师新华团的“六七一三”和北方团的“六六三”两群众组织到黑河造反。一师专职副师长周全有陪同13名代表到沈阳军区上访,澄清了这个“黑兵团”问题。1967年3月,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又召开了兵团代表会议予以安抚。
各地方农场职工造反更早,基本与地方同步。1966年8月,各农场中学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破四旧”,又组成大大小小的“长征队”走出农场到各地串联。此后,分局、各农场、生产队都成立了造反组织,各级当权派“靠边站”,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垦区全面卷入文化大革命狂潮。
实际上在此期间,和地方一样,也发生镇压群众事件。例如1966年“10月,萝北县军川农场发生所谓破获反革命集团事件。在全场抓‘反革命’327人。其中有94人被拷打、6人致残、57人轻伤、3人死亡。1967年2月10日省公安厅、合江军分区、合江专署公安处组成‘军川专案组’,经调查宣布所谓‘军川反革命暴乱案件’纯属假案,给被害者平反。” 这应是个比较大的事件,未见别处记载。
造反和外界影响有关。1966年12月16日,北京农机学院一名学生来到友谊农场煽动造反。之后该农场出现了上百个造反团体。1967年1月26日,129个群众组织夺了友谊县(即友谊农场)的权,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接管委员会”(简称“大联合”)。3月15日与其对立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县武装部公开表态支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和“红色派”两派开始争斗。1967年6月,友谊农场“红色派”拆毁了位于农场场部的“中苏友谊纪念碑”。
1967年2月,各农场先后夺权,和地方一样,群众组织多分裂成两大派。如虎林分局分裂为“无总”和“红联”。梧桐河农场分裂为“红联”和“红汽”,实现联合后又分出一个“红贫”。二九○农场分裂为“红色造反者总部”(“红总”)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无联总”)。2月9日“无联总”宣布夺权,后来得到驻军的支持。
1967年9月25日“九三农垦局红色造反者大联合总部用了7天时间游斗‘走资派’及‘牛鬼蛇神’24人。接着全局层层游斗541人,造成35人非正常死亡,7人自杀未遂。” 这一农垦局位于黑河和讷河境内。从这一事件和前述军川农场事件可见有些农场的文革较地方更为惨烈。
1966年学校放暑假时,位于萝北县的宝泉岭农场党委办了中小学教师政治学习班,对教师进行清理,指使群众斗群众,开展“四大”整老教师。此时北京支边人员、青年教师杜玉玺等贴出了第一张矛头指向领导的大字报,将教师政治学习班的计划打乱。学校停课闹革命以后,学校团支部发展了官办红卫兵,杜玉玺等也在高年级学生中组织了造反派红卫兵,写了《踢开学校三块绊脚石》大字报,并在8月30日那天领着红卫兵队伍上街示威游行。大串联和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后,杜玉玺等成立“八三〇造反团”,冲击社教工作组和农场机关。1967年1月3日,“八三〇”在游行中和对立面“继红造反团”及一些工人冲突,称“一三事件”。接着,又由于夺权引起双方激烈冲突的“一三〇事件”。事后“八三〇”派联合成立了“八三〇造反者联合总司令部”,对立派联合成立了“贫下中农红色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贫联总”。从此宝泉岭农场有了全场性的两大派对立性组织。知青是“八三〇”一派的基本群众,“贫联”那一派以重庆步兵学校的老退伍兵为骨干,人数较多。进入夺权阶段后,“八三○”派于1967年3月10日经合江军分区批准成立了单方面的宝泉岭农场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此后两派于3月12日、8月27日、8月30日、9月1日和2日,进行大规模武斗,双方共死亡8人,其它非正常死亡24人。 北京清华大学等校的学生曾组成北京“三司北上战斗队”去该农场支援造反派。 直到1968年10月9日,才在合江军分区撮合下,成立两派联合的革委会。从1966年到1968年,虽然两派激烈斗争,但在基层两派大多和平相处,所以该农场的生产未受很大影响,连续三年盈利。
在各国营农场的两派斗争中,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国营农场职工究竟是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一般来说,保守派比较倾向是农民,所以各农场称为“贫协”或“贫联”者多为保守派。
黑龙江省有很多劳改农场。1950年代,根据中央“南犯北调”部署,有十几万“犯人”从各省押解到黑龙江。劳改农场最多达到44个。很多右派分子在这里度过了极其艰难的岁月。特别在饥荒年代里,他们中不少人埋骨在这遥远的北大荒。后来由于时局变化,一些“犯人”疏散至其他地区,在文革开始时缩减到39个。在这些农场里,政治犯主要是反革命犯占主要成份。著名作家丁玲、艾青、聂绀弩等都曾流放至此。这些“犯人”刑满后多在农场安置,称就业人员,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1964年,全省安置就业人员近十万名。文革开始后的1968年冬到1969年初,将大批就业人员及其家属送到农村安置,位置由下放的知识青年填补。1972年落实政策,大部分下放农村的又回到农场。 如黑河地区的龙镇农场 。文革开始后,按照上级指示,劳改系统不开展文革运动,领导组织“赤卫队”护场,但也遭到外来红卫兵冲击。1967年1月开展运动,成立群众组织,揪斗当权派。2月农场开始军管,并在军管会控制下实行夺权。3月整风,群众组织第一次分裂,于9月联合。1968年1-2月,由于对解放干部问题有不同意见,群众组织发生第二次分裂,3月办学习班解决分裂问题。5月5日成立革委会,由部队首长任主任,群众组织解散。革委会成立后即开展“深挖”运动,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并进行了两次“反右倾”斗争。此后,农场从劳改农场改为国营农场,知青逐渐成为农场主力。
1966年秋,东北农垦总局受到冲击,局长王正林被打倒。原局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也被从哈尔滨揪来批斗。1967年6月15日成立“红色造反者接管委员会”行使权力,又于7月以后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维持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虽有文革的干扰,直到1967年,粮食产量仍保持持续增长。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鉴于东北各国营农场的混乱情况以及中苏边境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央决定建立统一的东北农业生产建设兵团。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发(68)98号文件《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这一批示经毛泽东批示后,沈阳军区于6月30日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派遣3000名现役军人进驻到北大荒垦区,将原属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原省农业厅所属大部分农场,连同上述两个农垦师,组建这个半军事化的兵团,共辖五个师,58个团,职工255万人,耕地面积1280万亩。一师在黑河地区,二师、三师在合江地区(以松花江为界),四师在牡丹江地区,五师在嫩江地区。1969年,兵团大规模开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抚远,在当地又增编了第六师。
兵团的组建将本来属于地方政府主管的各个部门完全接收过来,统一管理,成为党、政、军合一,工、农、兵、学、商一体的一个大而全、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和半军事化组织。兵团主要领导干部由省军区负责人兼任,以下师、团的主要干部由现役军人担任,在兵团内部,干部有现役、非现役之分,劳动力也有兵团战士、兵团职工、兵团职工家属、监督改造人员之别。
但有部分农场仍归地方所有。1972年又重新建立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收回下放地、县的农场和部分劳改农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任务是“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建设强大的政治边防,确保祖国反帝反修前哨的安全”,“同时进一步开发边疆,建设边疆”。这个任务概括起来为四句话:“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1969年3月中苏间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发生以后,处于前线的黑龙江边境局势骤然紧张。兵团紧跟形势搞战备,在各团组织武装连、值班连,进行军训、拉练、演习。
这种措施,有些类似向文教单位派驻军宣队。派驻以后,对于开发边疆、巩固国防、消弭派性、稳定局势自然起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人对大规模农业生产不熟悉,生产情况每况愈下。除1968年盈利外,以后五年连年亏损。办大型企业需要科学与文化,可是这些军人在1969年4月解散了密山县的八一农垦大学,后来又解散了宝泉岭农业机械化学校和地处三师的农垦总局农业科学研究所,说这些院所都没用,研究所“绝大多数人不可靠”,把这些地方据为己有。
另一个问题是,生产建设兵团因搬用军队的组织形式,机关架构臃肿,比原农垦总局和农垦厅的编制增加了一倍。由于功能超全,领导机构急速膨胀,其中只有少数机构管生产。兵团机关设司、政、后三大部,共 25 个处,直接管生产的只有三个处 59 人,仅占机关总人数的 8%。
从1968年到1973年,国家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7.3亿元;拥有的拖拉机增加49%,职工人数增加50.8%,耕地面积扩大34.8%,粮豆播种面积扩大17.5%,而单产却降低41%,总产减少30%,上交商品粮减少69.5%。兵团成立当年盈利1347万元,第二年就开始亏损,五年累计亏损5.37亿元,其中1973年亏损近2亿元。1973年10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对黑龙江省粮食局《关于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和预计交售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明年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我想兵团的全体指战员是不会甘心长此下去的。”“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
有作者评论道:“实际上,用军队的方式来管理一个超大型国企,企业办社会,职能包罗万象。一般国企的弊端应有尽有,而且由于功能超全而更加严重。兵团甚至可以实施抓捕拘留的司法行为。这样的超大型国企,其经济效益低下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当然这种情况也和这几年气候条件以及主要精力用于抓备战有关。
为改变这种情况,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73年4月13日,国务院批准恢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大学(八一农垦大学)。1973年8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兵团交给地方,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改名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此后两年,特别是1975年整顿以后,兵团连年增产增收。
1968年夏秋,北京、上海等地3万多名知识青年进入刚刚组建的兵团。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的知青便蜂拥而至。1969年,全兵团接收知识青年19万余人,加上上年安排的3万人,共22万余人,总数已达兵团成立前原有职工人数的80%以上。到1972年底,仅仅3年多时间内,兵团就安置了知识青年31万余人,占职工总数的50%(当年兵团职工60万人)。 文革期间兵团安置知识青年近40万人。兵团职工人数的突然大幅增加,也是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改变农场面貌、丰富文化生活、提高精神层次等等方面,知青起了很大作用。知青给农场带来了城市的生活风貌,为农场职工子弟开阔了眼界,也为农场中小学提供了较高层次的师资使学生们受益匪浅。
一般说来,下放到兵团的知青较下乡插队的知青生活更有保障,因为有固定工资。但生活仍很困难,劳动艰苦,又由于管理不善,事故频出。例如1970年4、5两月,就发生如下事故,造成人员死伤:4月28日,39团扑荒火,出动1500人,伤亡140余人,其中牺牲知青徐秀桂等25 人。4月27日,43团扑荒火,出动1300余人,牺牲孙连华等3人。5月28日,一师独3营2连在黑龙江翻船,死亡 6人。 在下乡插队青年中还涌现了一位“革命烈士”金训华。他是上海知青,1969年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8月15日山洪暴发,他因抢救国家物资而遇难。
1972年2月25日,黑龙江省委转发了国家农林部《关于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自1968年起,黑龙江省共接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和本省知青77.4万人,其中77%(52万人)分配在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到农村插队的有15.7万人。3年多来,知识青年共死亡978人,其中省属农场及插队青年死亡456人,兵团死亡522人。
下放到兵团的知青被欺凌的现象亦屡见不鲜,特别是奸污女青年事件频出,以至于1973年6-8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对罪大恶极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973年2月8日至10日,黑龙江省委在甘南县召开坚决打击阶级敌人迫害知青的现场会。8月22日,沈阳军区在二师16团即伏尔基河农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因犯奸污女知识青年(几十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罪行的原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死刑,立即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104号文件,将此案通报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以图起震慑作用。但是文革后的1983年,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复查认为原定事实有出入,量刑过重,撤消原判决,把他们认作正常死亡,恢复了军人待遇。
后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了较大发展。鉴于中苏关系的缓和等因素,中央决定再次改变管理体制。1976年2月25日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在佳木斯成立,同时撤销兵团和省农场管理局,全省国营农场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

七、从潘复生倒台到文革结束

潘复生的倒台

潘复生在黑龙江独断专行、排斥异己,连周恩来也奈何他不得。但是他终于碰到克星,就是军队。最近原黑龙江省领导人李力安说:“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潘复生未经中央批准,对汪家道和沈阳军区支左的一批军队干部进行批判。陈锡联、毛远新为此对潘复生不满,认为他打倒老干部一大批,打倒军代表一大批,打倒造反派一大批。1971年6月沈阳军区决定对潘复生免职审查,认为他被捕坐过监狱,给他定为‘叛徒’‘走资派’,党内外职务一抹到底,下放到沈阳农村劳动改造。”
潘复生和军方的矛盾可能由来已久。1968年12月省革委会派到哈军工的工宣队按潘复生的旨意,开展了针对汪家道的所谓“反右倾分裂”运动,对亲汪的院革委会主任穆栋材等进行批判、审查。后来又根据省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制造了“兵工署潜伏特务集团”的冤案,在荒唐的逼、供、信中有21人遭到迫害,3人被迫害致死,受牵连的有一百多人。沈阳军区则于1969年2月令黑龙江和辽宁两省军区的独立二师对调。 这个新来的独立二师不买潘复生的帐。他们“贯彻毛泽东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潘复生斥责他们来黑龙江省‘不了解情况’、‘在鸡蛋里挑骨头,在肉里挑刺’……” 至于毛远新不满潘复生,可能也是事实,因为在范正美书中也曾提到。
在贯彻“九大”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上,潘复生责怪汪家道对他支持不够,大搞清查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些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例如陈造反、阎立梅等,也遭受批判和冲击。这件事促使汪家道和“捍联总”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潘复生不满。潘复生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但更加恣意妄为,制造了一系列恶性案件,什么“洪新建事件”、“西瓜皮事件”等等。
1970年,中央派沈阳军区副政委刘光涛来省,于5月26日调整了领导班子。刘任领导小组第三把手,增补了一位“炮轰派”代表宋振业为革委会副主任。此后局势稍有松动,但潘复生仍大权在握。
1970年7月2日,周恩来指示整顿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指出:“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此后,该省工作实际由军区领导人负责。” 7月23日,周恩来当面批评了潘复生,但潘复生拒绝检查。1971年3月16日到6月6日,全省召开为期近三个月的县团级干部会议,批判潘复生,陈锡联亲来主持,毛远新、江拥辉(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到会。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免去潘复生党内外一切职务,进行审查,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这一年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九一三”事件后又开始批林,在黑龙江都是联系实际揭发批判潘复生,落实政策,给被潘打击的干部群众平反。1971年哈师院为“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案平反,1972年11月为潘复生在该院制造的15件“反革命事件”平反。
1971年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经沈阳军区审查,潘复生在1932年被捕时写过悔过书,于是在1972年将其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反共分子”。文革后的1979年,他的“叛徒”问题平反。

批林批孔

1974年1月30日 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传达贯彻中央1号、2号文件,深入批林批孔广播大会,“批林批孔”运动在黑龙江省开始展开。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一些地方的原造反派乘机而起,闹得很厉害,称为“第二次文革”,但大多针对要求落实政策等具体问题,各地的情况各异。在黑龙江,原来的两派造反派都有动作,但实际矛头所指有所不同。
1973年10月28日到11月16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十大”精神。对原“捍联总”派、省革委会委员牛成山有所批评。牛成山、聂士荣、刘雪峰等在批判“右倾回潮”运动期间,于12月29日贴出大字报《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斗争》予以反击。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展开后,牛成山、陈造反等人写出一张“反复辟”、“反回潮”、反省委的大字报。随后,哈尔滨市大街上出现大量所谓“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大字块,公然提出“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直接点名攻击中共黑龙江省委的负责人刘光涛。
从1973年到1976年,牛成山等先后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写了十多封信。1974年3月21日,牛成山、聂士荣等指使哈一机等厂80多人冲击省委,围攻省委领导人,要求公布江青等人对刘国成信的批示。 江青的批示是批评他们这些人的,所以后来不提其内容。1974年12月24—25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8次全体委员会议,也遭到聂士荣等人的冲击。
针对这种情况,范正美等没有从正面表示反对,而是在1974年3月23日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参加的达10万人。范正美在会上发表题为《打击革命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讲话,阐述了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看法,也批评了省委。会上有的发言则直接批评汪家道挑动群众斗群众。他认为,这实际上帮助了刘光涛和反对汪家道的一些老干部。 所以在两派活动背后,有省革委会内矛盾斗争的背景。
1974年12月,中央免去汪家道的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省革委主任的职务,回沈阳军区工作,由刘光涛主持黑龙江省工作。但是直到文革后的1977年2月,他才被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结局

粉碎“四人帮”后,毛远新当即被捕,黑龙江全省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热潮。1977年5月,刘光涛提出毛远新是“四人帮”死党、东北地区“太上皇”,应予揭发批判,同时揭批造反派范正美、宋振业,以及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等。省委常委张洪池原是大庆的劳动模范,第十届中央委员,于1975年参加了王洪文组织的青年干部学习班,也被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清查中的一系列做法,几乎与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毫无二致。” 实际上,在1976年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省里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也表现得相当积极。
1978年对牛成山等人的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1982年4月,哈尔滨市法院对牛成山、聂士荣、韩潮等判处有期徒刑。
然后轮到刘光涛自己。1977年12月,中央任命杨易辰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撤销刘光涛的职务。刘光涛几次检查通不过,被认为在各方面执行了“毛远新那一套”。“现在来看当时对刘光涛的问题上纲上线很严重,采取的方式和文革期间一派夺取另一派权力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 所以说,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的。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其它的方式。
至于学生领袖范正美,在一系列的审查后,于1984年3月被开除中共党籍,保留公职,另行安排工作。 但他并未消极,而是对自己文革中的经历进行了回忆和反思,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
【史林一叶】

黑龙江驻军的“三支两军”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余汝信正在撰写中的书稿《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第四章中一节。本刊已在2018年7月30日出版的第114期选发了作者此书稿的第一章,在2019年3月30日出版的第126期选发了此书稿的第二章,在2019年6月30日出版的第131期选发了此书稿第七章中一节 。作者将部分书稿提供给本刊先行发表,以便征求更多读者的意见,进一步作好修改。

一、黑龙江驻军简况

1967年1月至1968年12月,黑龙江省内军以上单位4个,即陆军第二十三军、黑龙江省军区、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另陆军第十六军等亦负责黑龙江大庆地区的“三支两军”。
(一)陆军第二十三军
领率机关驻哈尔滨市,代号3026部队。军长游好扬,政委张午,副军长孙云汉、翟仲禹,副政委谷凤鸣、傅奎清、夏光亚(1968年5月任),参谋长江运发,政治部主任夏光亚(1968年5月免)、陈承恩(1968年5月任)。 辖陆军第六十七师、第六十九师、第七十三师。
陆军第六十七师师部位牡丹江市,代号3027部队。师长黄浩,政委汪涛,副师长偶正安、姜克忠(1968年9月免)、王叶青(1968年9月任),副政委朱平,参谋长陈思歧(1968年9月任),政治部主任俞克。辖步兵第一九九团、第二○○团、第二○一团及炮兵第三四七团。
陆军第六十九师师部位齐齐哈尔市,代号3057部队。师长袁俊 ,政委段铭 ,副师长刘登富、陈震,副政委金炬、许惠民(1968年9月任),参谋长任奇,政治部主任许惠民(1968年9月免)。辖步兵第二○五团、第二○六团、第二○七团及炮兵第三四八团。1968年12月,移驻哈尔滨市地区。
陆军第七十三师1965年4月改编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师,调出二十三军建制。1968年2月恢复为陆军第七十三师,归还二十三军建制。师部位哈尔滨市,代号3065部队。师长张斌,政委陈承恩(1968年5月免)、沈平东(1968年5月任),副师长王吉泉(1968年8月免)、宰纪来(1968年9月任),副政委沈平东(1968年5月免)、李万平,参谋长王世广(1968年9月免)、陈增祥(1968年9月任),政治部主任路荣朝。辖步兵第二一七团、第二一八团、第二一九团及炮兵第三四九团。1968年12月,移驻齐齐哈尔市地区。
该军军史称:
一九六七年
一月
二十五日 我军派出八个半连队,七十六个班,共七百九十五人(其中干部一百四十五人,战士六百五十人),去黑龙江省三个市、十六个县的六十三个军管点(工厂九个、仓库五十四个)执行军管、警卫任务。
二十七日 奉沈阳军区命令,我军第二○○团第三营赴伊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二十九日 奉沈阳军区首长转周总理的指示,我军与黑龙江省军区联合组成前指,率第二○五团(欠重炮连),开赴伊春林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二月
八日 六十七师前指率一九九团团部及两个营开赴苇河林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三月
一日 全军抽调干部二百零三人(内有班干十九人),组成七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一个医疗队,分赴黑龙江省七个县、二十六个公社、四十八个生产队执行支农任务。
三日 毛主席对《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简报》作了重要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十一日 六十九师前指率二○六团全部和二○七团一个营开赴牙克石林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十四日 军抽调干部战士一百五十人,组成训练团,到哈尔滨工农兵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进行军政训练试点。
八月
十七日 我军奉命派出部队,进驻滨绥、哈佳、滨洲铁路沿线,执行护路任务。
十 月
二十一日 军党委作出《关于向黑龙江省军区学习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
二月
一日 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恢复为陆军第七十三师,归还我军建制。炮三四九团和第七十三师高炮营归还第七十三师建制。
本月 全军派出干部战士一千零三十人,分别对五所大学、九十二所中学、二十五所小学实施军政训练,促进革命大联合。受训师生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九人。
十月 全军接收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八百四十七人,分别去各师、军直农场劳动锻炼。

(二)黑龙江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哈尔滨市。司令员汪家道,第一政委潘复生(1967年5月后沈阳军区政委兼),政委郭强, 副司令员谢长华、曹子平、杜国平、王明贵、张万春、王中军、安怀,副政委任允中、黄明清,参谋长马锐锋,政治部主任张多树。
辖牡丹江、合江、黑河、嫩江、绥化、松花江6个军分区和哈尔滨市人民武装部、伊春特区人民武装部,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
独立第一师,1965年4月由陆军第二十三军第七十三师(不含炮兵第三四九团及高炮营)改编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师,移归黑龙江省军区领导。师部驻哈尔滨市,代号3065部队。1966年6月改称独立第一师。师长张斌,政委陈承恩。1968年2月1日起,恢复为陆军第七十三师,归还二十三军建制,代号不变。1968年9月,根据总参指示,重新组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部驻绥化县绥化镇。师长王云进,政委武守端。
独立第二师,1966年6月30日,黑龙江省公安总队改编为黑龙江省军区独立第二师,7月1日起正式启用新番号。师部驻哈尔滨市,代号3385部队。师长江礼洪,政委黄廷廉。
据省军区组织史资料称,“从1967年1月23日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省军区成立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先后派出7,457人(其中干部3,292人,占干部总数的41%)进入黑龙江省及所属地(盟)、市、县(旗)党政机关和公安、电台、铁路、大专院校、工厂、矿区、油田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并选派1300多名干部参加各级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8日和1970年3月28日,省军区领导汪家道、刘光涛先后任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后,参加‘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三)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
领率机关驻加格达奇镇,代号总字505部队。司令员何辉燕(铁道兵参谋长兼),副司令员沈鸿林,副政委苏超,参谋长宋瑞章,政治部主任徐诚之。
该指挥所主要负责大兴安岭特区的“三支两军”。
(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6月30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7月5日,经中央批准,军委命令:汪家道兼任兵团司令员,潘复生兼任兵团第一政委,郭强兼任第二政委。1968年10月,任命颜文斌(陆军第四十军副军长)为第一副司令员,曹子平(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刘竹轩(旅大警备区后勤部部长)为副司令员,程克廉(辽宁省军区副政委)为第一副政委,李子文(绥化军分区第二政委)、蒋寿鹏(原东北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为副政委。
(五)陆军第十六军等负责大庆 “三支两军”
1967年3月,沈阳军区会议决定陆军第十六军负责军管大庆。大庆油田军管会主任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担任,十六军副军长禇传禹、军政治部副主任周的民任副主任。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大庆特区革委会,主任禇传禹,周的民、第四十六师副师长齐健敏、第一三七师副师长张绳武等任副主任。

二、1967-1968年黑龙江文革进程与军队

1967年3月1日-6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军区联合召开抓革命促生产春耕工作会议。这是省红色造反者革委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工作会议。潘复生、范正美、张万春(省军区副司令员)在会上讲了话。
19日,中共中央决定,齐齐哈尔铁路局实行军事管制。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齐齐哈尔铁路局。
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的双重领导。
31日,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上,要结合批斗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陈雷、李力安和哈尔滨市的任仲夷、吕其恩。
4月27日,“捍联总”(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的简称)在哈尔滨召开批斗“炮轰派”黑后台大会。1月31日,曾发生哈工大造反团形势辩论会事件,潘复生调动1万多人,围攻哈工大主楼,造成工大造反团分裂。2月,黑龙江大学红色造反团又因不同意赵去非进革委会召开炮轰赵去非点火大会,被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以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体育学院的红色造反团也相继分裂为两派。反对赵去非进革委会的一派成立 “炮轰联络站”(简称“炮轰派”);潘复生则指使另一派组成“捍联总”。从此,在黑龙江掀起了两派斗争以至多次发生大型武斗。
30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电示鸡西市3066部队 转“红联总”(红色造反者联合总指挥部的简称),指出“三司”在鸡西市大搞武斗,打死打伤革命群众,甚至停水,破坏交通,殴打解放军战士,抬棺游行示威,严重地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求向广大群众宣布“三司”罪行,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孤立一小撮坏分子;揪出凶手和后台。
6月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确定省革委会委员暂定185名。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92名,占50﹪;解放军代表37名,占20﹪;革命领导干部56名,占30﹪。常委33人,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2名,占36.4﹪;解放军代表8名,占24.3﹪;革命领导干部13名,占39.3﹪。
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决议:(1)潘复生、汪家道负责全面工作;张多树、赵去非、毛远新、范正美、宋振业、孙宝生、韩潮负责政治委员会;张万春、刘雪峰、王文国、关舟、于杰、陈剑飞、王逢源、燕文卿负责生产委员会;陈海山、聂世荣、于军、唐金枝负责群众工作委员会;郭强、游好扬、张午、张魁印、解云清负责武装委员会;余弘达负责办公室;陈俊生负责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王维之负责松花江地区。(2)省革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凡涉及全省人民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常委集体讨论决定。常委实行三班轮流值班制,常委会暂定两周一次,临时性事情,通过常委办公会议解决。
5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呈送《关于增加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常委名单的请示报告》。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委员185名;常务委员33名,现已选出29名,他们是: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现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去非(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长,现任省革委会委员)、关舟(原省委委员、副省长)、燕文卿(原省商业厅厅长,现任省革委会委员)、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现任地区革委会主任委员)、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现任省革委会委员)、于军(女,原绥化县半脱产副县长,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宋振业(东北农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聂世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省革委会委员)、孙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省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治委员)、游好扬(二十三军军长)、张午(二十三军政治委员)、张万春(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委员)、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省革委会委员)、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在常委人选中尚缺4名,正在从贫下中农、大庆油田工人、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中物色。8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185名委员、33名常务委员组成。
7月6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决定,《黑龙江日报》从今天起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我省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欧阳钦。诬称他是“中国赫鲁晓夫”在东北地区和黑龙江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理人。同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欧阳钦!》。
12月1日,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代表为实现大联合在北京达成《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协议》(即“十二条协议”)。周恩来接见了双方代表并同他们谈了话。16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组成贯彻《协议》监督小组,由郭强为组长。
1968年1月12日,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由于造反组织先后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3人死亡,51人重伤,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对该厂实行军事管制。
13日,根据中共中央1967年12月9日《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黑龙江省对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实行全面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省军区副司令谢长华为军管会主任。此后,全省各市、县均相应建立了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2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1967年10月27日发出的关于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精神,潘复生、汪家道向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请示报告》。建议由11人组成省核心小组,潘复生任组长,汪家道任副组长。
3月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军区向毛泽东、中央作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筹建情况的报告》。提出,生产建设兵团拟编5个师,辖58个团,176个营,1,293个连,共有职工24.5万人,耕地1,239万亩。生产建设兵团受沈阳军区领导,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代管。兵团机关驻哈尔滨市。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6月30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军区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以上干部代表大会,宣布兵团正式成立。
3月30日—4月2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分析了本省阶级斗争形势,强调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潘复生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提出要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还说全省65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在此期间,潘复生亲自抓了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右倾翻案事件”,逮捕23人,批斗几十人,8﹪的区、公社革委会干部,60﹪的大小队干部被反掉。这一“经验”推广后,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运动,抓了数起阶级报复案件,许多刚刚被“解放”的干部又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重新被打倒,全省共有5万多名干部被揪斗。
4月14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呈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罪行材料(之一)。4月16日、5月11日、21日,省革委会又连续向中央呈报宋任穷罪行材料之二、之三、之四。5月24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批判“东北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任穷电视、有线广播大会。
2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34次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彻底揭发杨易辰 的“三反罪行”,打退“右倾翻案风”,查清为其进行翻案活动的集团,揪出“黑手”。
5月2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75次常委会议指出,黑龙江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集中表现是“右倾翻案风”。
5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76次常委会议。批准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因毛泽东“五·七”指示而得名)。7日,柳河“五·七”干校正式成立,首批140多名学员都是省直党政机关干部。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了编者按,称赞黑龙江省“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
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此后,黑龙江省各级清理阶级队伍组织相继建立,在不断反右倾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出现“清队”工作的严重扩大化。
30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81次常委会议,决定对全省体育系统实行军事管制。
同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大庆特区革命委员会。至此,全省地、市、特区、县82个单位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6月1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社论:《红太阳普照黑龙江——热烈欢呼全省实现革命三结合一片红》。
6月10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38次常委办公会议决定:(1)同意对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实行军管。(2)同意为北京、上海、天津3市安置知识青年3.5万名,其中北京1.5万名,上海1万名,天津1万名,全部安置到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单位。
8月13日,潘复生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又说:“现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主要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具体表现是翻案和反翻案,破坏和反破坏,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提出“揪漏网走资派”口号。
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27日,哈尔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万多人举行誓师大会,进驻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翌日,工人宣传队开始进驻14所大专院校。
本月,潘复生去嫩江、黑河地区视察,沿途大反右倾。嫩江地区结合到革委会的5名地委书记和专员全部被罢官,38名局级干部被撤掉31名;黑河地区6个县革委会主任被撤职,2,160名农村生产大、小队干部被撤换。
11月30日,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大会,宣布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新建”即欧阳钦之子欧阳湘。11月24日,欧阳湘化名“洪新建”给汪家道写信,揭发潘复生问题,被公安机关侦查逮捕。12月19日,欧阳湘被押回长春305研究所批斗,后含冤而死。
12月9日,齐齐哈尔军医学院和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根据逼供的线索,成立“05”专案组,以“国民党齐潜小组”特嫌为由拘留19名医务人员。此后又有41人被隔离审查,并株连了200余名干部群众。在刑讯逼供下,造成9人死亡,1人双目失明,1人精神失常。
本月,潘复生为在全省打一场反右倾“总体战”,亲自去双城县参加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会期由5天延长到21天,人数由5,000人扩到7,000人,批斗了已调出的两名县委书记,1名县革委会主任,1名武装部长。后在全省推广双城县经验,揪斗大队以上干部中的“漏网走资派”2.9万人。

三、各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与军队

1967年下半年,黑龙江省辖6地区、9省辖(地级)市、1特区。1967年11月9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称,“我省的嫩江、松花江、牡丹江、绥化、合江、黑河等六个地区,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五个市和哈尔滨铁路局,先后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原省辖的佳木斯市划归合江地区,牡丹江市划归牡丹江地区,安达市改大庆特区,省辖6地区、6省辖市、2特区。1968年6月2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报告并报沈阳军区称,“我省至五月底各地、市、特区、县已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哈尔滨市
1967年2月16日,“哈尔滨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在红卫兵广场举行。大会宣读了“公社”的《宣言》和《第一号通告》。《宣言》称,“公社是各革命左派组织、人民解放军驻哈部队、市党政机关协商推举组成‘三结合’的临时委员会行使领导权力”,“废除原市委、市人委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公社”。2月26日,“哈尔滨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召开“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命名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哈尔滨人民公社更名为哈尔滨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公告》。4月11日,市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为“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8月22日,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宣布:由省军区副参谋长王文贞主持市革委会工作。
(二)松花江地区
1967年1月23日,地直机造反团首领陈云生等串联农业办、财贸办等5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决定杀出“联合总部”单独夺取地委、专署领导权。第二天,陈云生等人去松花江军分区汇报了夺权经过,得到了军分区领导的支持。陈云生又串联成立了“新总部”,选出班长陈云生,副班长张志祥(专署司机)等。夺权以后成立了“临时接管委员会”,“新总部”正副班长为“接管委员会”正副班长,“新总部”成员都是“接管委员会”的委员。2月27日,松花江军分区派薛兰岗(军分区政委)、凡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国枢(军分区机关协理员)、冯英举(军分区动员科科长)、王景衡(军分区干部科科长)5人到地专机关“支左”,介入了地专机关文革运动。3月25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松花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地革委举行了首次全体委员会议,会上选举王维之 为地革委主任委员,薛兰岗为副主任委员。
(三)绥化地区
1967年1月24日,绥化地区接管委员会成立,夺了地委、专署的领导权。3月26日,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军、干、群“三结合”的绥化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绥化军分区司令员丁子峰为主任委员。
(四)双鸭山市
1967年2月4日,市“红色造反团”接管市委、市人委。成立双鸭山市“红色造反者临时接管委员会”。2月12日,市武装部表态支持市“红色造反团”,并开始筹建市革命委员会。3月27日,双鸭山矿区实行军事管制。3月29日,召开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省革委会为此发来贺电。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告》,撤销市接管委员会,一切权力归市革命委员会。 市革委会主任卢泽民(原双鸭山市委第一书记),副主任袁维(市武装部政委)、邓永泰(原市人事局副局长)。
(五)牡丹江地区
1967年1月18日,地直机关造反团总部等组织夺了地委、专署领导权。1967年3月30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何承华(原副专员),副主任张春和(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李文奎(原地委监察组组长)。1968年2月6日,地革委根据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地、市机构合并,撤销牡丹江市领导机构,仍称牡丹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和。
(六)齐齐哈尔市
1967年1月26日,当日午夜,北满钢厂、热电、东重、化校、市第八中学的造反派,联合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自称为“齐齐哈尔市临时接管委员会”(亦称革命造反接管委员会筹委会)。后称“一·二六”夺权。
2月9日,“齐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成立“夺权指挥部”,总指挥张喜臣,副总指挥李富勇。当晚10时左右,重机厂“红色造反团”、东重“红色造反团”、化校“红色造反团”等组织,共300余人到市委机关夺权,即“二·九夺权”。次日凌晨驻齐3057部队介入反对这次夺权行动,当场逮捕了夺权指挥者李富勇、马维金等7人。
4月4日,齐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委任命市武装部部长张宝增为市革委会主任,驻齐3057部队副政委金炬、建华机械厂党委书记李在长为副主任。当日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召开25万人参加的大会。省革委的代表向大会宣读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的批准书》和贺电。大会宣布“砸碎市委和市人委的机构”,并当场烧毁市委、市人委的两块牌子,竖起了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同时,大会还宣读了市革委会成立的公告和市革委会发出的“第1号通令”。“通令”宣布“红色立新军”、“红旗军”、东重“金猴”、电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为“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
1968年8月30日,省革委决定,段铭(3057部队政委)任齐市革委第一副主任。
(七)黑河地区
1967年1月27日,黑河红旗中学、黑河师范、黑河地委机关3个“红色造反团”联合夺取了地委、专署领导权,成立了“黑河地委和黑河专署接管小组”。4月9日,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批准,成立黑河地区革命委员会。 主任刘祖裕(原黑河地委副书记),副主任彭绍先(黑河军分区政委)。
(八)嫩江地区
1967年4月16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史治平(原嫩江地委副书记兼副专员),副主任程跃德(嫩江军分区政委)、黎悦林(原嫩江地委副书记)。
(九)牡丹江市
1967年1月16日,市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成立市人委接管委员会。4月19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牡丹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缺,第一副主任童德山(市武装部部长),副主任罗士良(原牡丹江市副市长)。1968年2月6日,地、市机构合并,撤销牡丹江市革委会和工作机构。
(十)伊春市
1967年1月28日,陆军第二十三军对伊春特区实行军事管制。5月5日,省革委会批准撤销伊春特区建制,设立伊春市,组建伊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谷凤鸣(陆军第二十三军副政委,1967年5月-11月)、孙云汉(陆军第二十三军副军长,1967年11月任)。
(十一)合江地区
1967年1月28日,专员公署被地专机关“接管委员会”夺权。4月25日,经省革委会和省军区批准,成立合江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9月15日,正式成立合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李清正(合江军分区司令员)。1968年4月8日,省革委会决定并于同年7月30日开始,将合江地区革委会与佳木斯市革委会合并为合江地区革委会,对外仍保留佳木斯市建制,8月30日开始合署办公。主任李清正。
(十二)佳木斯市
1967年5月26日,市委、市人委被造反组织夺权,6月7日,成立了“佳木斯市红色造反者接管委员会”。7月28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了佳木斯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同年11月22日,成立佳木斯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子明(合江军分区副司令员)。1968年7月30日,根据省革委会决定,合江地区与佳木斯市两个革委会合并,称合江地区革委会,撤销市革委会。对外保留佳木斯市名义 。
(十三)鸡西市
1967年1月,市党政机关被夺权,陷于无政府状态。4月,鸡西市实行军事管制。同年8月21日,经省革委会批准,组成鸡西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25日,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鸡西市革命委员会。 主任缺,副主任姜文远(原鸡西矿务局局长)、黄程飞(原鸡西市委书记)、吴雅麟(鸡西市武装部政委)、韩玉喜(省军区独立一师步兵第一团政委)、刘玉保(原鸡西市委农工部部长)。1968年7月,李万平(陆军第七十三师副政委)任市革委会主任。
(十四)大兴安岭特区
1967年2月9月,铁道兵总字505部队和特区人民武装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和群众的决定》和沈阳军区的命令,成立联合“支左”办公室。由总字505部队参谋长宋瑞章、宣传处长梁青、组织处长吕新川、保卫处长冯进祥、青年处长丁宪帮、办公室副主任周逸隆、特区武装部副政委郑洪文、部长陈殿元、副部长王惠文等人组成。总字505部队和武装部负责特区机关;铁道兵三师负责松岭林业公司;六师负责新林林业公司;九师负责塔河林业公司。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陆续进驻各单位,实行“三支两军”。
4月上旬,由支左部队和“红联”等群众组织决定,成立“大兴安岭特区‘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简称特区“三结合”第一线指挥部)。指挥部由“支左”部队宋瑞章、周逸隆,武装部郑洪文和原特委委员、林管局副局长王永生及“红联”总团代表等人组成。
6月5日,特区机关“红联”等36个造反团、队,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联合“夺了特区党委、人委和林管局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宣告大兴安岭特区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宋瑞章为主任。
11月16日,经省革委会常委会讨论,省革委会发出通知,批准成立大兴安岭特区革命委员会。由宋瑞章等59人组成;宋瑞章为主任委员。
12月7日,在加格达奇铁路机车库举行“庆祝大兴安岭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十五)鹤岗市
1967年2月12日,市内各单位夺权斗争全面展开,各级党、政机构逐渐被迫停止工作。3月28日,3026部队奉命对鹤岗市实行全面军事管制。1968年5月22日,由解放军、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三结合”的鹤岗市革命委员会,经省革委会批准,宣告成立,并发布原市委、市人委、矿务局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归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号通告。 主任汪涛(陆军第六十七师政委)。
(十六)大庆特区
196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自1967年3月27日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的双重领导”。1968年5月31日,大庆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禇传禹(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副主任周的民(陆军第十六军政治部副主任)、李荆和(原大庆工委第一副书记)、齐健敏(陆军第十六军四十六师副师长)、张绳武(陆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副师长)、王进喜(原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张洪池(原钻井指挥部测井中队指导员)、陈俊(原会战机关计划处处长)、刘淑媛(原采油一部工会干事)。

1968年7月前,以上16个地、市、特区革委会,除1个第一把手空缺不作计算外,其余15个,由地方干部任第一把手的5个,占33%;由军队干部任第一把手的10个,占67%。军队干部中,省军区系统6个,占40%;二十三军2个,占13%;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和十六军各1个,各占7%。1968年年7月后,地、市、特区革委会调整为14个后,由地方干部任第一把手的4个,下降至占29%;由军队干部任第一把手的10个,上升至占71%。其中省军区系统5个,占36%;二十三军3个,占21%,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和十六军不变,仍各1个各占7%。
——————————————————————————————————
【故纸堆】

我们是怎样捣毁极乐寺、斗争反动和尚静观的

哈尔滨工程学院红卫兵“八·八”红旗战斗团五分团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件为打字油印传单,未署日期,时间应是1966年8月底。

极乐寺,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地区,长期霸占着约10000平方米的土地,庙内三底大院,四个大殿,苍松白桦,古典建筑。第三殿的背后挖有“胡仙洞”,阴森寂静。庙内长期隐居着二十七个老和尚。方丈静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实际上他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日本特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多少年来,他无恶不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包庇窝藏国民党军官、特务、汉奸达九名之多;多少年来,他利用宗教信仰,毒害人民,不知害死了多少人;多少年来,这块地方在他的把持下成了东北三省扩展宗教的反动中心,成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顽固堡垒,成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窝巢。当地革命群众,一提极乐寺,没有一个不恨之入骨的,广大民群众说:“极乐寺,极恶寺”。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扫四旧,立四新的伟大号召,捣毁了极乐寺,斗争了反动和尚静观,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这个反动和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八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了人民日报发出的“好得很”社论,我们红卫兵小将们听完之后,走上街头,来到极乐寺,兵分两路,一路闯进了极乐寺,包围了各个鬼殿,控制了电话台,把二十七名和尚集中起来,说明了来意:扫四旧立四新,学习了十六条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交待了政策,同和尚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另一路在极乐寺的大门外,组织哈市的工人、农民、学生等革命群众,进行题为“极乐寺该砸不该砸”的辩论。我们在同和尚的辩论中,在众目睽睽、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有些和尚抡起 铁锤,把铜像、泥菩萨打翻在地,而反动和尚静观却迟迟不动,问他“为什么不砸?”他回答:“你们砸,可以砸,我不能砸,我信了这么多年,感情上过意不去……”大家一听,气愤万分,一拥而上,厉声喝道:“混蛋!”“阶级敌人的本性是不变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有的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接着大家你一拳,我一脚,他一棒,把搬出来的铜像、木像,打得七零八落,把五十多年神圣不可侵犯的极乐寺打得落花流水,翻天覆地。与此同时,我们另一部分红卫兵对极乐寺各殿进行搜查,当场我们搜出了静观的欢迎大日本帝国佛教参观团的大旗和“日本远东军区第四司令部特务机关”的委任状,还搜出了伪省长的照片,卖国贼段祺瑞送给的大匾,匪军旅长的大匾……一位68岁的老大爷,见此情景含着热泪告诉我们:“这里是一个大贼窝,我十八年了,都没有进来过,你们造得好……”

二、调查研究,熟悉情况

极乐寺的阶级斗争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怎样来揭开极乐寺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呢? 唯一的方法是按主席教导的那样——“向社会作调査”,我们在扫四旧临时勤务团的领导下,一方面组织小分队,深入到极乐寺周围的群众当中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了解群众呼声,收集反映,另一方面,我们组成了对静观和尚和对其他和尚的政策攻心小组,分化瓦解内部,揭发极乐寺的问题。同时我们还派专人和公安机关、哈市宗教管理局取得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并征得他们的支持,我们向公安局的同志提出: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红卫兵按主席最高指示办事,自己处理解决,若发生敌我矛盾的问题,我们马上通知公安机关,再求援协助解决。公安局的同志完全同意这样做。
通过各方面的了解和综合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里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的,静观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坏人钻空子,于是我们派出纠察队,夜间站岗放哨巡逻。

三、举办展览,教育群众

为了彻底认清极乐寺的反动内幕,为了扫除人们脑海里的四旧,为了进一步教育群众,使毎个革命群众都带着对敌人无比仇恨心情上阵,在工人同志的建议和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决定举办展览。当时碰到第一个问题是:人力不足,参加极乐寺的人马两班倒,毎班不到四十人(因为当时我团是立足院内斗黑帮,绝大多数同志都在院内)。一要了解情况,二要对敌斗争,三要进行搜査,的确搞不过来。在这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学习了“群众路线”的语录,心里豁然开朗了。我们把六十三中、十三中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起来,共同搞展览,维持秩序,站岗放哨。中学生红卫兵小将们,干劲更大,他们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完成展览任务,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指挥员,还是宣传员。毎天几万人的流通量,在整个展览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偷窃事件,谁也不敢捣乱。工人同志反映:“中学生发动起来,真是了不得,往常四月初八日赶庙会,这里乱得很,小偷流氓很多,可今天这样有秩序。”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领着她的七、八岁的小孙子看展览,就是我们红卫兵小将一一给介绍的,看了整整一上午,看完后,老大娘感动地说:“你们这些毛主席的好孩子,给我们贫下中农出了这口气……”

四、政策攻心,分化瓦解

极乐寺的第二把手兹发,是我们政策攻心的重点之一,为什么选中他了呢?(一)看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是第一个抡起铁锤打铜像的,他又是主动交代自己问题的。(二)在交代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他与静观有矛盾。(三)从公安机关得知他是一个 比较开明的和尚。因此,我们区别对待,反复给他交代政策,一共找他谈了五次,他口头、书面向我们交代了静观的二十五条反动罪行,并在斗争大会上发言,揭发静观的问题。

五、两次斗争大会

第一次斗争大会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在极乐寺门前召开的,参加大会的有大、中、 小学校学生,有工人、农民、市民等四、五万人。主要是把静观揪出来,当着他的面,把铜像砸碎,杀敌人的威风。我们虽然会上准备不足,但很多革命群众主动上台控诉静观罪行,使我们深深感到群众具有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下图:斗争大会现场。李振盛摄。)
第二次斗争大会是在八月二十六日在文化公园召开的,会前(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我们主动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提出了我们开斗争会的目的。(一)紧跟北京的形势,在哈尔滨大造扫四旧声势。(二)把静观游街示众,杀一儆百,大灭阶级敌人威风,大树红卫兵的革命志气。 (三)当场逮捕反动和尚静观。提出了对静观的斗争、逮捕、游街的设想后,公安局的同志完全同意,大力支持,他们说:“你们这样干不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而是一天等于五十年。”“我们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举双手赞成。”当晚七点,我们向哈尔滨市发出海报,并通过哈尔滨广播站,向哈尔滨市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上午十点,斗争反动和尚静观大会正式开始,贫下中农、工人同志直接参战,发言多数是受害者,他们苦大仇深,斗争性强,他们对敌人的愤怒最强烈。有一个贫农老大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控诉反动和尚静观,会上很多群众流了泪,这时,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和工人同志、贫下中农激起强烈气愤,汇成斗反动和尚的汪洋大海,使阶级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魂飞胆丧。当揭到静观曾经讲过“你们扒我的皮可以,但是我的僧衣不能脱”,台下革命群众强烈要求,给他把僧衣扒下来撕碎,这时工人、贫下中农和红卫兵同志一拥而上把他的僧衣扒下来,撕得粉碎。真是大快人心。台下“打倒静观”的呼声震天动地。
最后,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把一些反动和尚和尼姑押在汽车上,把一些铜像、泥菩萨装在汽车上,游遍了整个哈尔滨市,红卫兵小将们一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高唱凯歌,真是大快人心。我们每到一处,革命群众把反动和尚静观团团围住,控诉他们的反动罪行,大家同声高呼:“打倒反动和尚静观!”“打倒反动特务静观!”“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多少受害者感动地流下眼泪,多少革命群众拍手叫好。有的向广播车里送开水、汽水,有的工人同志把苹果硬塞给司机和广播员同志……有的革命群众齐声高喊:“极乐寺砸得对,反动和尚斗得好,好得很。”(左图与下图:被砸毁的佛像及被批斗示众的和尚。李振盛摄。)
有人说我们“斗和尚”,对!我们是斗了和尚,不仅斗了和尚,而且还押着和尚游了街,最后还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反动的静观和尚。有人还说我们“不斗黑帮斗和尚,转移视线”,这完全是造谣,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紧跟全国形势,抽调一小部分同志(前前后后平均不超过八十人,其余人马绝大部分立足院内斗黑帮),捣极乐寺、砸铜像、斗和尚、扫四旧这是转移视线吗?你们了解不了解极乐寺的阶级斗争情况?你们参加没参加当时当地的斗争?老实告诉你们,不是我们转移视线,而是你们的眼睛被蒙蔽,你们视线被遮住了。我们警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谁想要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捞一把,其结果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1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cron
Powered by phpBB © 2000, 2002, 2005, 2007 phpBB Group
简体中文语系由 PHPBB中文翻译小组 维护制作